教育行政文化的转型

教育行政文化的转型（精选12篇）

教育行政文化的转型 篇1

摘要：政府形象作为政府的行政软资源, 是构成政府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之一。在影响政府形象的诸多因素中, 行政文化对政府形象的影响是最深入而持久的, 在分析传统行政文化对政府形象转型影响的基础上, 论述了如何构建与政府形象转型相适应的新型行政文化。

关键词：行政文化,政府形象,形象转型,影响

1 行政文化与政府形象之间的关系

文化在不同的领域表现出不同的形态, 行政文化就是文化在行政领域里的表现形态。所谓行政文化是指行政人员在行政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行政价值观、行政意识、行政理想、行政信念、行政态度等的总和。作为行政人员的思想内核, 行政文化是行政管理之魂, 对行政管理活动诸环节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 。文化的形成需要漫长的历史时期, 但一经形成便会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持续的影响, 这种影响可能是积极的, 也可能是消极的。具有两千年多年封建史的中国, 其受传统封建文化的影响更是严重, 尤其在行政领域。中国传统行政文化是在封建社会中长期形成的, 以自然经济为基础,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 儒、道、法等诸家融合互补。中国行政文化厚重的历史沉积, 使得行政文化持有浓厚的传统特征, 并以顽强的生命力固存于中国行政文化系统中, 对我国现代的公共行政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随着资本主义市场产品趋同化和市场竞争的加剧, 在西方企业中, 兴起了一种专门的组织形象管理方法——组织形象识别系统。这种形象管理的方法很快盛行于一些大型企业。企业管理和政府管理是虽然是管理的不同领域, 但具有相通之处, 政府公共管理往往借鉴企业管理的经验。正是在企业组织形象管理运动的推动下, 现代政府部门开始越来越重视政府形象的研究, 政府形象的理论研究成为一个全新的领域。政府形象是指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威机构的整体素质、综合能力、施政业绩等客观实在, 作用于公众的思想感情而获得的一种主观认知和评价。 政府形象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其由诸多的子系统构成, 主要包括:政府理念子系统, 即政府及其行政人员的基本行政理念、行政文化、行政价值观;政府行为子系统, 即政府对公民的服务表现及对内部公务员的管理约束;政府外观视觉子系统, 即政府的对外统一视觉标识, 如某些职能部门的统一标志、服装等, 政府形象系统可分为理念系统、视觉系统和行为系统三个部分。理念系统是核心, 反映了一个组织的基本价值理念, 是驱动组织成员行为的精神力量;行为系统是形象塑造和传播的关键, 体现在政府行政目标制定、各项决策的实施上;视觉系统是政府形象的视觉要素, 利用政府的建筑物、办公环境、办公用品、出版物等载体向社会公众明确传达政府作为公共管理角色的理念和行为的特征。政府形象的理念识别系统主要包括政府的价值观念、精神追求、发展定位、管理哲学、法律意识、道德观念、文化认同、审美理念等等。本文的政府形象分析主要针对的这一形象系统。

有许多因素会影响到政府形象的塑造, 其中文化是影响政府形象塑造的最深刻也是最基础的因素。传统行政文化在政府形象的塑造中也起到尤为重要的影响。政府形象产生于一定的文化生态环境下, 文化环境的不同必然衍生出不同的政府形象。

2 传统行政文化生态下衍生的政府形象

2.1 传统行政文化是重人治而轻法治, 轻法重德的倾向催生人治型政府形象

传统中国是受儒家思想支配的国度。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持人性善论, 所以他们主张以德教化人, 在治国理政方面, 提倡以德治国的柔性管理。儒家思想重视伦理道德, 表现在行政领域就是行政的伦理化, 重感化、重和谐、重仁爱, 却不太注意法制。这种思想一直影响到现代中国, 使得政府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偏爱人治的方式而非法治。人们的法制观念淡漠, 人治意识的影响根深蒂固, 现阶段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法不依, 执法不严的现象依旧广泛存在。具体而言, 政府的行政人员在办事过程中无规可寻, 往往是拍脑袋做决策, 暗箱操作。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并非大公无私者, 也是经济人, 所以, 如果没有健全的法律作制约, 必然滋生腐败。普通百姓也是法治观念淡薄, 当权利受损的时候, 不是诉诸于法律而是拉关系、走后门。在社会生活中, 官员的权力大于法律, 凌驾于法律之上。在公民心目中的形象是人治型的政府形象。

2.2 传统行政文化是重管制轻服务, 催生管制型政府形象

传统中国是一个君权至上的国度。政府在整个国家的建设中居于主导, 政府把公众当作统治与管理的对象。政府官员的“官本位”意识浓厚, 习惯以“父母官”的身份自居。在这样的行政文化架构中, 体现等级的“尊卑”与体现秩序的“礼序”成为社会稳定的维系因素, 一切均以是否有利于统治者统治社会为转移。如今, 这种思想虽已丧失其存在的制度基础, 但其在文化层面的影响尚有残留, 且往往以鼓励牺牲个人利益来服从行政意志的方式出现, 无须考虑政府是否真正为每一位社会成员提供了有效服务。在现代市场经济背景下, 管制型政府已经丧失了生命力, 各种弊端逐渐显露了出来, 如政府机构膨胀、行政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作风盛行、管理成本不断增长等, 这些问题的出现不仅损坏了政府的形象, 而且降低了普通百姓对政府的支持率及信任度。

2.3 传统行政文化的保守主义倾向, 催生封闭型政府形象

传统行政文化具有专断主义的倾向, 政府处于封闭的状态下运行, 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是单向度的, 普通民众只能被动的服从政府的政策, 没有一个正常的渠道伸张自身的利益。行政体系与外界是隔绝的, 行政决策过程中没有民众的参与, 决策的实施也没有民众的监督。这种封闭的政府运行状态, 一方面, 影响了民众对政府的认同, 引起政府合法性危机;另一方面, 阻碍了政府的变革, 以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型经济, 这就要求以市场化改革为导向的政府, 其施政也必须保持一定的开放性和透明度, 以利于与外界及时的进行信息交流, 增强自身的应变能力。

3 新时期政府形象转型的目标定位

3.1 从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政府应从“管制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 树立服务意识, 淡化权力意识。这是公民的合理要求, 也是各国政府改革的方向。服务型政府是指“它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 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 通过法定程序, 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 社会主义国家尽管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行政价值观, 但是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官本位”的束缚。传统的行政过分强调了公共权力的管制功能。服务型政府的提出, 就是要把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摆正, 重新塑造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新形象, 服务型政府的重塑要求政府以服务者形象取代以往的管制者形象。政府的基本职能也必须由过去重权力控制职能的“以政府为中心”转换到强调公共服务职能的“以顾客为中心”上来。具体而言:要求限制政府职能, 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政府主要职责是做市场和个人不能做、不愿做和做不好的事情, 把有限的行政资源放到该管的事情上去, 达到优化资源, 提高政府的效率的目的。政府应把主要精力聚焦于宏观调控、维护市场规则、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上来。

服务型政府的提出主要基于两个理论依据:一是从契约论的角度来看, 政府的公共权力来源于人民的让渡, 人民是权力的真正所有者, 因此, 政府权力理应为人民服务, 保护社会公众的共同利益, 维护社会的良性运转, 人民是裁判者。二是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政府的运转和活动是靠公民所交纳的赋税支持, 公民理应从政府那里得到相应的回报。以服务型政府为我国政府改革的目标, 实际上就是规范政府在运用公共权力过程中的理念、行为, 通过政府自身再造来改善政府在公众中的形象。总之, 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必须要树立服务社会、服务公民、服务企业、服务市场的新观念, 积极探索为人民服务的途径和手段, 实现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

3.2 从人治型政府到法治型政府的转变

1996年春, 江泽民同志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第三次法律知识讲座上首次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坚持依法治国”, 这是我党第一次正式提出“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党和人民在反思历史教训基础上的理智选择, 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行政, 要求政府严格依照宪法、法律和法规实施管理职能, 改变政府依靠人格化权力结构运行的人治局面, 依法行使对整个社会的管理权, 以及对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关系的调适。建立健全一整套廉洁奉公的法律和法规, 将公共权力强制性地拉入到规范运用的轨道中, 这是推动反腐斗争和廉政建设依法有序进行的有力保证。建设法治型政府是现代政府形象转变的关键性环节。

3.3 从封闭型政府到开放型政府的转变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 公民的政治参与度程度与受教育水平密切相关, 公民的文化素质越高, 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就越高。在现代社会中, 由于公民的受教育水平越来越高, 因此强化了公民的政治参与需求。但公民的政治参与是以政府的信息公开为前提的。要求政府信息公开, 不仅是人民拥有的基本权利, 更是政府的义务与责任。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积极的加快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制化建设, 制定和颁布有关信息公开方面的法律规章。从我国政府政务公开的实际情况来看, 社会成员对政府信息的需求与政府信息供给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有很多应该公开的信息都未能公开, 政府信息公开没有走上制度化的轨道。因此, 建设开放型政府的基础性工作是政府利用现代网络手段促进信息公开透明。

4 构建与现代政府形象相适应的行政文化途径

4.1 转变观念, 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和现代服务观念

观念是行为的先导, 行为受一定思想观念的制约, 反映个体的内在思想。正确的观念能够催生正确的行为, 反之, 则会产生错误的行为。政府的形象转变同样受到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和制约。一方面由于受传统的“官本位”思想的影响, 缺乏法治意识和服务意识, 习惯于利用简单的行政命令手段推行政务。正是基于此, 使得他们成为行政改革的巨大阻力, 不愿改革;另一方面, 长期生活在中央集权制下的普通群众, 习惯于被动地执行政府的行政命令, 对政府具有较强的依附心理, 客观上助长了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非民主作风。因此, 政府应积极打破旧观念对政府工作人员的束缚, 解放思想, 树立服务意识和法治意识, 尊重人民的意愿及其利益诉求, 切实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 视自己为人民的公仆。用企业家的精神来改造政府, 注重政府服务能力的提升, 视人民为顾客, 是服务的对象而不是管制的对象, 树立“顾客至上”的理念。进一步转变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 着力帮助老百姓解决最关心的实际问题, 为社会提供优质的服务, 想人民之所想, 急人民之所急。

4.2 建构现代政府形象, 离不开政府相应的人力资源支持

政府应努力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 为政府的形象转变提供人力资源支持。为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应做到:首先, 严把入口关, 杜绝干部选拔任用中的不正之风。坚持用德才兼备的标准来选拔人, 录用人, 防止任人唯亲, 在干部选拔任用中贯彻公平公正原则, 把那些工作能力强且作风过硬的干部选拔上来并委以重任。其次, 建立健全干部培训体制。可以综合利用多种形式对干部进行培训, 比如可依托地方高校和党校对干部进行轮流培训, 更新干部知识, 以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再次, 实行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能上不能下, 能进不能出”的潜规则, 使得相当多数的干部, 忽略了自身能力和素质的提高, 满足于现状。因此, 只有在干部任用中引入竞争淘汰机制, 才能使他们具有忧患意识, 才能使他们努力的工作, 提高自身的素质。

4.3 加快电子政府的建设, 推动公民的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民主政府中公民表达利益的途径。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推动了电子政府的建立, 民众的政治参与又增加了一条新的途径。电子政务提供了一个公民与政府互动的平台, 政府建立门户网站, 定期、及时的发布政务信息, 不仅公民接受、处理信息的能力得到了加强, 而且公民参与和表达利益需求的费用低廉, 公民的政治参与的可能性扩大。公民与政府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机制, 这种反馈机制一方面能使政府及时了解人民的需求, 确定其工作的对象与内容, 并推动政府不断改进;另一方面有利于公民监督政府的工作, 减少暗箱操作。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政府工作的公开化, 将会有效的减少行政人员的腐败。

正如希尔斯所言:“传统是不可或缺的;同时它们也很少是完美的。传统存在本身决定了人们要改变它们”。 在政府的诸多资源中, 政府形象作为政府的无形资源, 其有效利用的问题应当得到系统的研究。构建良好的政府形象是我国政府改革的重要目标, 其实现离不开特定的行政文化环境, 然而传统行政文化对政府形象的构建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 因此构建与现代政府形象相适应的新型行政文化成为政府改革的关键性环节。良好的政府形象不仅关系到政府的行政绩效, 还关系到政府在普通百姓心目中的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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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永丰, 鄢洪涛.寻找行政与文化的合理契合点[J].湖北社会科学, 2005, (4) .

[5]刘新林.我国行政文化研究述评[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06,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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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卫.中国政府形象管理研究的必要性分析[J].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4, (2) .

教育行政文化的转型 篇2

一、东北老工业地区文化转型存在的问题

东北老工业基地大多数基础设施是在“一五”计划时期形成的，蕴含其中的文化底蕴、思维方法及活动方式类似于当时的农业社会的文化模式，即经验主义文化模式。建立初期我国实行的又是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仍然按照传统文化的模式构建。虽然曾经历过几番改造，仍无法彻底消除传统体制弊端的影响，也无法从原则上改变传统发展模式。因此，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实际上是一次深刻的文化转型，而文化转型能否顺利完成，直接影响东北人民的命运和未来。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文化转型是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以工业文明为主导的文化精神逐渐传入了我国。工业文明的两种文化精神——人本精神和科技精神如果能够和谐发展，就能促进现代工业文明的进步。但自从20世纪以来，二者之间发生了冲突，并且在当今社会出现了种种弊端。西方以工业文明为主导的文化模式就是在陷入严重危机的情况下进入我国的。与此同时，东北老工业地区的文化是典型的移民文化，清朝末年，由于清政府的政策才导致大量山东、河北移民涌入这一地区。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再加上网络的迅速蔓延，加速了这几种文化精神的相互碰撞，正是这一系列的文化精神的冲突下，使生活在东北地区的人们时时会感到困惑和迷茫。

二、东北老工业地区文化转型的路径和对策建议

教育转型与校园文化重塑 篇3

建设校园物质文化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对周围世界的美感，能陶冶学生的情操，使他们变得高雅。”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充分发挥环境育人功能，就必须建设优美、文明、整洁、有序的校园环境,营造浓郁的校园文化氛围,实现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有机统一,协调发展,使师生倘佯在文化的气息之中。

科学规划校园，优化、美化校园文化环境。校园合理布局，力求做到教学区、运动区、生活区三区分离，以免造成相互影响。校园附设的建筑物比如校门、升旗台、花坛等，要从审美学的角度来设计，尽可能做到美观耐看。对于学校的校舍及一切的建筑物，应重视维护，到一定时期予以维修更新，以保持常新常丽。要做到校舍建筑美观别致，景点设置精心独到。充分利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使校园内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体现教育的引导和熏陶。学校的校训、校歌、校徽、校标等设计要体现学校的特点和教育理念。要充分利用板报、橱窗、走廊、墙壁、雕塑、建筑物等媒介体现教育理念，如张贴、悬挂名人名言，鼓励、展示学生自己创作的作品，引导学生从确立远大志向做起，从增强爱家乡的情感做起，从规范行为习惯做起，培养良好的思想品德。要发挥校园广播站和校园网的作用，不断拓展校园文化建设的渠道和空间。不论是校内小环境，还是校外大环境，都有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因素。为此，学校要自觉加强学校内外部环境的建设，努力净化校园环境、抵制消极思想的渗透和影响，抑制低俗文化和非理性文化倾向，引导校园文化向健康高雅发展。

建设校园活动文化

开展校园文化活动，要尊重中小学生的身心特点，最大限度地调动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学校要遵照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精心设计和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吸引力强的校园文化活动。利用入学毕业、入队离队、入团、成人仪式等有特殊意义的日子，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坚持每周一次的升国旗仪式，发表紧密联系学生实际、内容生动具体的国旗下讲话。保证学生每天一小时的体育活动，重视课间特别是大课间体育活动，强化课后科技、艺术、体育、娱乐活动，广泛组织多种类型的兴趣小组和学生社团活动，每学年都应组织体育运动会和各种形式的艺术节、科技节及读书、读报、演讲等活动，积极推广优秀少儿歌曲，开展多种形式的歌

曲演唱活动。

建设校园制度文化

校园制度文化是学校正常秩序必不可少的保障，它的建设应遵循教育规律和教育法规、政策。学校要建立起完整的规章制度，规范师生的行为，以保证校园各方面工作和活动的开展与落实。学校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重视发挥师生的主体作用，制定教师、学生管理常规，建立健全教学、科研、生产和生活等规章制度。重视民主管理，要建立教代会制度和校务公开制度，设置校长信箱，畅通师生倾诉渠道。重视学校管理工作的过程评价和终结评价相结合，规范师生校园行为，人人争做校园文明使者。

建设校园精神文化

全面开展校风、教风、学风建设。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学生总是把教师看作学习、模仿的对象，所以，教师

需要从小事做起，率先垂范，以高尚的人格感染人，以整洁的仪表影响人，以和蔼的态度对待人，以丰富的学识引导人，以博大的胸怀爱护人。只有这样，学生才会“亲其师，信其道”，进而“乐其道”，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建设热爱学生、为人师表、教书育人、钻研教法、不断探求的优良教风。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和引导，结合《中小学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小学生守则》，建设勤奋努力、积极向上、认真诚信、充满兴趣、乐于探究的良好学风，培养学生健康的人格，促进学生和谐发展。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还要注意了解和掌握社会文化动态，高度重视各种流行文化对中小学生的影响，及时发现、研究中小学生的文化热点，积极引导，有效地抵制粗口歌、不健康口袋书、非法彩票等不良文化。

校园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渗透于学校工作的方方面面，积累于学校发展的点点滴滴，体现于师生员工的一言一行。校园文化是一种动态文化，需要全校师生员工联动、全员参与，才能整体推进校园文化建设的健康持续发展，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教育行政文化的转型 篇4

关键词：社会转型,行政文化,传承,革新

一、序言

当前, 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市场经济的建立, 推动着我国整体社会的变迁, 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而这一转变的根本体现在于, 由原来的以国家政治权力为中心、以政府行政权力统摄一切的社会各领域合一的社会结构形式, 转变为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相对分离的社会结构形式。[1]这种领域的分离, 造成了政府权力的相对弱化, 同时也对政府的行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使其能够在适应社会的变革的基础上, 对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起到推动性的作用。

行政文化作为具有行政特色、反映行政风格、适应行政人员身心特点的一种文化形态, 包含着行政管理中所存在的从物质形态、活动方式到思维意识的一切文化现象, 是一个复合的、多层面的整体组合。[2]与此同时, 行政文化也是行政管理的思想的内核, 是一个由多种要素组成的的有机系统, 对行政管理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在转型时期, 政府对其行政行为的调整, 从根本上说, 就是对传统行政文化的传承与革新。

二、转型时期传承和变革传统文化的必要性

行政系统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 与外部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 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的变化, 对传统的行政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而行政文化作为行政管理的内核, 又从深层次上影响着政府的行政行为。因此, 在这一时期, 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革新不论是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行政实践方面都充分显示出了其必要性。

传承与革新传统行政文化的其理论意义在于能促进不同学科间的交流与融合。文化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所有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它不仅影响着、指导人行为动力, 同时也会受到来自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因此, 行政文化的研究, 不单单只是分析它是怎样对行政行为产生影响的, 更重要的是, 要将行政文化与各个学科有机的融合起来, 跨越学科界限, 扩大对行政文化研究的内涵, 并且将这些学科的理论研究方法运用要行政文化的研究之中。尤其在社会转型这一大背景下, 只有将行政文化的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研究进行有机的结合, 才能真正做到研究别的学科的基础上促进文化的研究, 才能从真正意义上促进文化和社会的共同进步。

在实践意义方面, 行政文化作为政府行政行为的潜在支配力量, 对影响和支配政府的行政行为的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 从宏观层面上, 行政文化的研究提高了政府公共行政的效率。从其性质来看, 行政文化有消极和积极之分。积极的行政文化可以促进行政行为的规范性与有效性, 增强行政行为在公共管理领域中的价值, 而消极的文化, 则会抑制社会的发展与经济的进步, 产生较为严重的影响。[3]在转型时期, 通过对行政文化的研究, 将其积极地性质发挥于政府的管理之中, 才会对整个社会的起到维护, 支持, 稳定和发展的作用, 才有利于政府公共行政效率的提高。其次, 从微观层面上, 培养具有时代特色的行政文化, 可以加强政府内部人员的行政素养。社会变革引起利益的重新分配, 无疑会对政府内部的行政行为产生影响, 甚至可能造成政府行政价值与目的偏离, 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行政行为的最终目标而忽视了行政行为的初始目的在于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的构建与对人民福利水平最大化的维持。行政文化的研究, 可以为行政人员创造内在的价值检验机制, 对其一味的只追求自身利益价值的观念产生冲击, 使其行政管理行为的价值核心建立在公共利益的基础之上。

三、传统优秀行政文化的传承

任何事物都是具有两面性,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也不例外。从本质上讲,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是一种伦理文化, 宗法社会的思想观念贯穿其中, 它一方面倡导仁政、亲民, 要爱民如子, 另一方面又强调权力至上, 致使官僚之风盛行;它一方面主张个人的修身养性, 号召仕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另一方面又推行等级观念, 训导人们养成唯上是从的行为习惯。[4]传统行政文化的遗传因素, 依然对当下的行政文化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纵观历史的发展, 由于传统行政文化的封建性、保守性、官僚性等弊端而造成的政府行政行为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和基本轨道相偏离的现象已屡见不鲜, 然而, 不得不承认, 传统的行政文化的精髓仍然是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 并且在转型的时代的背景下对这些优秀的文化进行传承与发扬将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儒家思想在历史上对中国的文化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儒家思想精华中促进现代社会发展部分的发扬。

1. 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重要的思想资源。在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中, 民本是相对于君本、官本而言的, 其原意是一种统治观, 基本思想表现为重民、贵民、安民等。[5]民本思想是行政权力合法化的有力手段, 应当说, 现代中国行政应加大对民本思想的认识, 它对于增强行政权力的合法性, 改进行政管理方法, 强化人民的主人翁意识, 都必不可少。

2.“德治”思想。

传统的行政文化是由“礼制”、“德治”和“法治”组合而成的思想系统。作为实现“礼治”的一种软手段, “德治”思想规劝统治阶级推行“仁政”。实现“德治”的关键是统治者先要有其德, “德治”要求行政人员“为政以德”, ———“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 居其所, 而众星拱之。” (《论语·为政》) 。如果说“法治”是行政行为的外在“硬约束力”的话, 那么, 德治思想就是内在“软约束力”, 在社会转型时期加强行政管理人员的内在道德修养, 强化其“以德行政”的理念, 才能从真正意义上促使行政人员树立正确的行政理念, 才能培育高尚的行政情操, 才能切实的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3. 变易思想。

变易思想要求行政人员要有随机应变的能力, 能够灵活处理由于各种不确定性因素所造成的传统行政行为失灵和失效的问题。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中的变易思想内容比较丰富:第一, 天地革。告诉人们只有认识和尊重自然界运动变化的规律, 才能确保人类的进步和发展。第二, 法与时转。法令为时代服务, 国家才能治理得好;制度与时代相适宜, 治国也才能取得好的效果。第三, 过犹不及。要求人们做事把握分寸, 适可而止。第四, 因地制宜。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第五, 与时皆行。主张人们主动去认识和适应自然与社会的变动, 在变动中把握事物的本质, 从而正确地处理所要解决的问题。面对社会转型的背景以及行政环境本身的复杂性, 对行政人员的变易思想在这一特殊时期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 继承传统行政文化中的变易思想不仅能够使行政行为能够顺应社会发展的要求, 在及时解决社会问题的基础之上, 促进了行政行为的灵活性与创造性。

四、传统行政文化的革新

历史的变迁, 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 然而, 作为开放系统的文化, 也必须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我国当代行政文化的革新应该是顺应知识时代的新需求、与政府行政管理的重点和时代进步的特点相吻合的。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 文化的革新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 官本位思想向民主型思想转变。

传统的行政文化中孕育着浓重的官本位思想, “一切为了做官”成为行政人员所追求价值所在, 造成了行政管理行为真实价值与目标的异化。在当前社会正处于转型阶段的关键时期, 更应根除官本位的观念, 确立行政人员的公仆意识和服务精神。在官本位思想向民主思想的转变过程中要增强行政人员的角色意识教育, 强化其民本位的行政理念, 加强自我教育与实践, 使行政人员明确国家机关的权力来自于人民的委托, 其自身的生存依靠人民, 为民服务是其职位应有之义, 充分实现官本位到民本位的转变, 真正树立起行政人员是人民公仆的观念, 养成奉公为乐, 谋私为耻, 清廉为荣, 利己为羞的从政风范。[6]

2. 封闭保守的行政文化向开放多元化的行政文化转变。

中国传统的行政文化起始于封闭的,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 因此造成了行政文化极大地封闭性与保守性。开放的市场经济需要大量的与外部的沟通行为, 而封闭的不开放行政文化, 将会成为制约行政管理行为有效性的瓶颈。在新时期各种来自自身和外部的因素, 对行政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势必需要行政文化由封闭保守向开放多元化转变。构建多元的文化体系, 在与外界充分交流的基础之上, 充分吸收先进行政文化的精髓, 克服不利于社会进步的行政文化的糟粕, 发挥多元化的行政文化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此, 在社会转型时期, 建立开放的多元的行政文化, 不仅是适应时代的表现, 更是是对传统行政文化中变易思想的有效继承。

3. 用法治文化取代人治文化。

法治型行政文化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行政主体必须树立法制观念, 把法律约束变成自身的行为准则, 二是行政行为必须要以法律为核心, 依法行政。在传统社会中, 往往将行政效果寄托于行政主体的人格品质上, “任人唯亲”, 因此导致行政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了行政主体的主观片面性。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为法理型行政文化的上升提供了契机, 创造了行政行为的自律性机制, 在保存行政行为其合理性的同时, 也能得到其他机制的补充, 从而使得整套行政体系趋向于法治化的管理。[7]“法治文化”是培育契约精神的土壤, 这将逐步唤醒社会公众的独立人格和公民意识, 打破对权力的依附习惯, 增强法律关系平等的观念。[8]

4. 由全能型观念向分化型观念转变。

与政府有责任包揽社会中所有的事物, 行政人员是全能的, 有能力管辖所有的行政事物的全能型的行政观念不同, 分化型行政观念强调, 社会是复杂多变的, 因此政府只需承担一定的行政职责, 剩下的大部分职责要由不同性质社会的组织力量来行使。美国行政学者斯塔林认为, 尽管很难界定政府的行政责任, 但政府责任或星恒责任所涵盖的基本价值在于:回应、弹性、能力与正当程序。市场经济的发展, 告诉我们, 政府的干预, 虽然对经济社会的有序性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过多的干预, 反而会阻碍经济的有效发展。在全能型背景下, 独立人格的缺失使得公民难以从自身的根本利益、权力资格和权力地位出发来对政府性质、地位做出合理的价值评判和要求。所以, 也要加大公民权力的行驶, 在决策中加强公民参与的力度, 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 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 使公民的基本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使全能型行政文化逐步瓦解, 限权型行政文化开始形成。在建立分化型政府的同时, 还要培养政府行政人员的责任意识, 建立有效的责任机制, 加强政府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的社会责任感。

五、结束语

数千年的文明使得中国行政文化有着丰厚的历史积淀, 但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 传统行政文化也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对传统行政文化的传承与革新是不仅是行政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必然要求, 同时其对维护和谐的行政环境、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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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谢君瑶.试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行政文化的创新[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 2006 (4) .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 篇5

摘 要：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但受其自身延续性的影响，对我国现代社会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促进传统政治文化的良性发展，本文从介绍传统政治文化的特点、存在的问题及转型的途径三个方面入手，争取为促进其自身的繁荣与发展提供合理性的建议。

关键词：传统政治文化；存在问题；转型途径

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概述

（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内涵

其实在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界定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但是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观点。以时间来界定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主要分为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是“过去时”。刘泽华、葛荃等人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传统的政治系统相对，即中国古代君主政治赖以生成、运转的文化条件和背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体已经消失，必须通过史料分析来展现历史人的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价值观，而现代政治文化研究的主体是现实的人”。他们强调“在研究传统政治文化问题是不能简单引用现代政治文化的研究方法，必须根据对象特点进行改造和创新，才能对该问题有清晰的认识”。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现在时”。朱日耀认为：“政治文化应该含有与政治相关的各个层次的文化，其中主要是支配和规范人的政治行为的政治思想，代表社会政治运行过程中起着潜在作用的社会政治心理”。

总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指中国所特有的、在过去产生、经过了历史的社会化过程至今仍在政治生活中活着的东西，是相对稳定地积淀在中国民众心理层面上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取向，是中国政治系统和政治运用层面的依托[1]。

由于中国所特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环境和地理条件等因素，使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表现出了所独有的特征。下面我们就具体分析一下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

1、以人文主义为基础

中国古代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所决定，宗教神权始终不发达，在古代文明的初期，没有经历过神权国家阶段，进入中世纪以后，也没有出现像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基督教神权统治，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以神权为本的文化很不发达。从商周早期政治思想产生的时候，就决定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当时由于人们的认识有限，往往把人事与王命联系在一起，西周时期的“敬天保民”思想就是其典型形态，但是就其思想结构来说，是实于保民而虚于敬天，当时的思想家们认为“人无于水鉴，当于民鉴”,其基点就是从人事去体察天命，而不是从天命中去体察人事，这就导致人们对人的认识的深化[2]。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条件下形成的诸子百家，他们在政治上千差万别，但是，其人文主义特征又是共同的。

不过，中国传统的政治文的人文主义精神与西方近代的人文主义精神是不同的。中国传统的人文思想是以人的本性为出发点的，古代的思想家们以道德为表准对人进行划分，形成性恶论和性善论两种不同的观点，而不论是哪一种观点，其归宿都是如何实现社会群体对于个人的约束。所以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人性论，所强调的往往是人的义务，而不是个人的价值，单个人的价值只有在群体关系中才能得到体现[3]。同时，由于社会政治制度的影响，古代的思想家们又以人在现实社会的不平等为依据，把人性分为若干个等级，从此，古代的人性论在政治上又为专制主义统治而服务。人文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有机结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思想与西方近代的人文主义思想的本质差别。

2、以礼治为手段

中国素称“礼仪之邦”，礼贯穿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始终。“礼”是关于社会生活的具体制度、规范和准则仪式，其中包括社会政治制度、伦理规范等，这些是维护宗法主义的等级秩序、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礼治可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进而维护社会和谐。其基本精神是“礼让”，尽量减少人们之间的斗争，理顺社会中的各种横向关系，维护社会的和谐。

在“礼治”中强调要以“三纲五常”为行动的准绳，把君与臣、父与子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强调“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样就把人 民紧紧的束缚在王权的统治之下。一方面稳定了社会秩序，使人们形成了共同的心理。让人们认识到的国家的重要性，形成了普遍的爱国观念。另一方面，从伦理学的角度讲各个等级对皇帝应尽的义务，而忽视了人们的权利。从一定程度上讲，这也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进而奴化了人们的思想。

礼其实更多的被看作一种治理国家的手段，正是礼的存在才使社会资源得以较为合情的分配，民众心理得以平衡，社会各阶级矛盾得以协调，国家秩序得以维持，社会安定得以实现，在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因此可以说“礼”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主旋律”。正是人们之间相互谦让、以礼待人的相处方式，才使我国具有了五千年的优秀文化，才使政治制度得以长期存在。

3、以经学为思维基础

不同文化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文化的发展路径和方向。自从儒学确立正统地位以后，其思维方式对我国古代社会的影响不断扩大，因而，经学的思维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体是儒学，而经学又是儒学的重要表现。在我国古代，经学一直被认为是最精深的学问。人们在主观上认定，儒学经典是一切科学与知识的源泉。经学的方法一言以蔽之，就是注解、阐发经传的方法，在中国封建时代，经学的思维方式备受推崇，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思想流派，但是他们也有着共同的价值观点。其一是把自己的思维视野囿于儒家经典之内；其二是把圣人之言、经传所云视为人的政治行为的规范和治理国家的准则。这样的思维方式同样体现在政治领域，受其影响，中国古代的政治家们通常从经典中寻求治国之道，例如汉末的王莽改制，宋代的王安石变法都可以从中找到复古的意味。

经学思维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来说，一个重要的作用是使传统得到最大程度的保留，但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也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缺少变革的机制，不能适应日益变化的外部环境，进而使中国传统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日益衰落。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本身出现了一些问题，为了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迫使它自身不得不进行相应的转型。我们只有了解传统政治文化本身存在的问题以后，才能够对其转型提出相应的对策。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存在的问题

（一）皇权专制

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形成于秦汉,一直延续至清代,几乎伴随封建社会的始终,历时长达两千余年,这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专制主义是中国历史的特点,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巨大。

首先，国家权力集中于最高统治者手中。统治者强调君权高于一切，朕即国家的强权理念。例如秦统一六国以后，秦王嬴政为了凸显自己的丰功伟绩和标榜自己的权威，决定重新议定君主的称号。他认为自己“德高三皇，功过五帝”，因此就把古代传说中的神和人最高贵的三皇五帝的称号合二为一，号称“皇帝”，并就有关皇帝的政务活动定出专门称谓，以突出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此外，还规定皇帝自称“朕”。在此基础上,秦始皇又通过其他配套措施，使皇帝总揽了国家最高大权。自此以后，皇权专制逐渐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最基本的政治制度，甚至形成皇权法典化，以渗入人心。

其次，皇权具有无限性。“王的权力是无限的，在时间上是永久的，在空间上是无边的”，这导致了权力滥用。因为皇帝权力没有任何形式监督和制约，最高统治者可以利用国家的权力为所欲为，不受任何人和任何形式的监督和制约，臣民也无权对他们进行监督。中国历代王朝，虽然都设有监察机构和监察御史，但他们仅是代表皇帝对下属官吏履行督责之权，是皇帝维护其对下属统治的工具。御史可以对皇帝执政方式和个人德行提出建议或意见,但这并不代表监督，只是提醒，其意见和建议能否被采纳，还要看皇帝本人。封建皇权专制，从根本上说，牺牲了绝大多数人的权利和利益来满足极少数人的私欲，最终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皇权思想的固化，对后世影响很大。中国历史上多次爆发农民起义，但不管哪朝哪代的农民起义，他们都具有浓厚的皇权思想，总要找到一个人作为皇权的象征，如汉代的“非刘不王”。而中国历史上也曾多次出现傀儡皇帝和幼年皇帝，他们并无任何统治管理国家的能力，但王朝并未因此分崩离析，尚可继承下去，这些都是极端皇权思想的存在导致的。我们是一个现代性的社会，是一个讲究民主、法律的国家，而这样的“皇权思想”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国家的需求，因此，若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要想继续存在，那么其自身必须进行相应的转型。

（二）文化专制

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君主统治的重要思想准则。我国古代历来讲究“克己”，即探索自我和修身养性、与内在世界斗争而与世无争的观念，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技术的萌生、发展，使政治文化观念倾向于形而上学。例如我国古代的“天朝上国”观念深入人心，正是本着这种思想，才使国家和人民都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中，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一味地否定外国的先进技术，不思进取，最终使原本强大的中国变的不堪一击。统治者通过纲常伦理等教条来限制人们的思想，还用暴力手段来打击所谓的“异端邪教”，例如“文字狱”、“焚书坑儒”等都是其典型的表现。这样的文化专制政策，使人们的思想逐步僵化，思维发展受其束缚，思维角度变得更为局限。思想是文化的派生物，思想专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文化的专制，最终使思想专制与文化专制形成恶性循环。

而这样的文化专制制度已经与我国现代的文化制度形成强烈的对立，现代社会中，文化强调“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国家也提倡要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要保留有特色的文化。显然这种古代传统的政治文化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的政治生活。

（三）官本位思想严重

官本位思想形成于家长世袭、专制权力、宗法等级为特征的封建社会，其实“官本位”的思想已经背离了儒家经典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初衷，变成了“官贵民轻”。这种思想无处不在，并且顽强的指引人性价值选择、社会心理取向以及人才模式的塑造。在社会中最严重的影响就是引起了人们对权力的崇拜。那些掌握权力的官员，他们会用尽各种方法来保全或者提升自己的官位，依次来增强自己的权力。而那些没有掌握权力的普通百姓，他们也会用各种方式来努力获得一官半职。例如我国古代就出现过“卖官”的现象，那些权力大的官员通过卖官来收取利益，而那些没做官的人通过手中的金钱来实现自己做官的愿望。这种对权力的狂热追求，一方面导致国家行政制度缺失，官员冗杂，办事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在社会中形成腐败现象。这些不良现象的出现，严重损害了普通民众的利益，使社会出现了“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畸形现象，最终导 致我国古代的封建政权一步步走向衰落。

“官本位”的思想容易导致权钱交易，在权力本位意识和物欲化倾向严重的情况下，容易诱发权力主体过分行使职权而不顾法度的行为。在现代化国家中，这种思想应该是严厉禁止的，特别是在政治领域。政府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为官员谋取私利的场所。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存在很多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就此否定传统政治文化的作用。其中许多不适应现代政治发展的部分，我们要用具体的方式进行改革，使其更好的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

三、实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转型的途径

（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传统政治文化转型的路径应当遵循“以经济发展推动政治文化发展”的策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实现现代变革的根本，便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彻底完成从自然经济形态向市场经济形态的转换，建立起公共权威和社会契约，建立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市场经济主要从三个方面完成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改造。第一，市场经济塑造公民的主体性，使大多数个人和社会组织摆脱宗法社会关系和传统政治权力的束缚，成为利益独立、非政治的生活主体。第二，市场经济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构筑了民主发展的物质基础，而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又使民主成为经济主体的自觉追求。第三，市场经济的运行，都需要法律来引导、规范、保障和约束，才能使市场成为有序的市场[4]。

但是，由于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相对滞后性，又由于各国具体国情的差异，决定了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转型的过程并不是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步进行的。为促进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转型，必须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推进。为此，首先要进一步规范政府的职能和行为，真正完成其从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强制干预向宏观调控、协调服务转变，完成万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其次，要以市场为依托，大力发展劳动力、资金、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建立健全市场法规，规范交易秩序，创造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创建法制经济、信用经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调节公民的社会政治心理

“政治心理是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测量社会改革的“感应器”和“晴雨表”,同时它又是改革理论向改革实践转化的桥梁”[5]。在我国现阶段，社会深层矛盾集中，社会问题相对突出，人们的政治心理非常复杂。由于政治心理具有互动性和冲击性特征。这些特征的存在既有利于改革，但同时又会因改革触及个人利益而出现不适应、困惑和迷乱，产生“失落感”甚至抵触情绪。如此种种，都可能形成对于改革的心理阻碍。消极政治心理如果得不到及时引导与调适，极易弥散和感染到其家庭成员及其他社会群体，引发大面积消极政治行为，严重损害改革、发展、稳定的政治心理环境，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心理根基，危害社会政治稳定大局。因此调解政治心理极为重要。现代政治理论认为，扩大政治沟通渠道，适当释放社会政治心理，是调控政治心理的有益方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相对扩大，但由于种种因素，目前政治沟通渠道相对狭小，不利于政治心理的调控。因此，我们应当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拓宽政治沟通渠道，比如完善政治协商对话制度、完善基层民主自治、完善舆论表达和监督制度等，实现政治心理的合理调控。另一方面，也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健全和加强新型社会规范，克服改革中的心理障碍。我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包括政治心理，如果人们在心中还是保持那种“天朝上国”的思想，这对我国的政治发展将会产生很大的阻碍，因此培养人们建立一个适应现代政治发展的政治心理是非常必要的。

（三）加强法治文化建设

我国古代实行的君主专制，主要是以“人治”为主，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人治中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大多数情况下是根据君主自己的想法来统治国家。如果是位开明的君主，那么这个国家或许运行的好些，甚至会出现“盛世”的局面，但是如果我们遇到的不是明君，那么这个国家的发展就会令人堪忧。因此，面对人治统治的不稳定性，我们要尽量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利用法律来治理国家有利于实现国家的稳定性，可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此外，国家文化的发展，本身也需要法律进行规范。我们知道，文化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比较大，但现在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人们的流动性较强，会受到不同民族、不同宗教文化的影响，而产生一些不适应我国政治文化发展的因素，严重者会引起一定的 骚乱，因此面对我国的政治文化环境，也应该加强管制，用法律的手段来保障我国政治文化的健康发展。

（四）合理扬弃传统政治文化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确实有很多弊端，但是其合理因素也很多，搞虚无主义是不对的。我们不能简单粗暴地硬性隔断历史，对于传统政治文化充耳不闻，一概排斥。我们应该用批判的眼光来对待传统的政治文化。我们必须立足于现实，着眼于传统政治文化中有益有用的东西，做到古为今用，为以科学、民主、理性精神为核心的现代市场经济文明提供切入点和生长点，并以此作为传统政治文化根本性变革的前提和基础。只有根据时代特征和中国社会政治现代化的需求，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积极因素和精华性成分进行改造和重塑，赋予它以新的内涵和时代意义，促进其向现代理性主义飞跃，进而把这些积极因素整合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体系之中，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有益成分，为构建和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服务。我们在创建一种新型的、符合我国现代化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时，也必须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使之能够将我国各阶层、各民族的人民团结在一起，更好的维护和促进我国现阶段及今后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为我国现代化国家的建设而服务。

总之, 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 传统政治文化现代转型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 吸收已有的西方民主宪政实践中的有益经验, 建设一种社会主义的现代民主政治文化。在现代化民主浪潮的冲击下, 坚持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同时, 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变革必须同时进行，具有制度保障的文化建设才不会缺失民族的特色。此外，我们也必须看到传统政治文化的转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只要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中，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一定会使政治文化呈现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参考文献：

教育行政文化的转型 篇6

就作者的基本倾向或最后结论而言，以往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作品大致可以区分为冲突论与融合论，而以冲突论者居多。但张西平的这本书很难简单地加以归类。究其原因，正在于张西平把这场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性质判定为平等的交流，把这一交流的过程判定为双向互动，把最后的交流结果断定为促使参与交流的双方自身文化的更新与转型，只是中国一方的文化更新与转型没有欧洲一方那么明显罢了。笔者基本认同张西平先生的论断，也赞许张著以大量的史料为他的基本判断作了有力的支撑。但也许是由于张著的类型属于史学类专著，因此没有从理论上对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再作探讨和总结。这虽然不是张西平在其著作中预定要完成的任务，但笔者读来仍感到遗憾。因为，在掌握了大量史料并得出上述基本判断的基础上，张西平先生本来是可以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从理论层面超越以往“绝对冲突论”与“绝对融合论”的僵硬对峙，进入文化互动转型的新境界的。

笔者所说的“绝对冲突论”，即以往学术界将冲突视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本质特征的观点与立场，而“绝对融合论”，即以往学术界视“无差别融合状态”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最终结果的观点与立场。在此我们可以依据文化互动转型论的基本理论来阐明应当如何看待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

文化冲突与对抗是由文化传播与交流活动引发的普遍现象。发生文化冲突与对抗的原因从理论上分析，无非就是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传播目的与手段的正当性、一种文化对异质文化的需要程度，以及对参与交流双方的权益能否得到有效的保障。我们对文化冲突要作具体分析，而不应加以笼统的肯定或否定。从整个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来看，以战争为文化传播通道所引起的文化冲突多于导致讨论和批评的文化冲突。但是，文化冲突带来的不良后果只能用来证明不同类型文化的差异和文化传播手段之不恰当，不能用来证明中西文化不可能会通或融合。

文化冲突是客观存在，不容否认，但人们对文化冲突带来的后果和意义的观察与评价则囿于人们的民族文化情结而具有强烈的主观性。文化互动转型论以不同类型文化之差异的缩小来观察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而以自愿接受还是强迫接受为判断文化传播手段之恰当性的标准。以往的中西文化冲突造成过巨大的灾难，但与此同时，它也起着富有成效的积极作用。可以预计，今后的中西文化交流仍将充满冲突，但是，前进的道路无论如何迂回曲折，千磨万劫，但它一定会持续不断地走向一个更加宽敞的新的文化世界。

除了承认文化冲突的必然性以外，我们还必须承认异质文化融合的可能性，这不仅是世界各大文化体系形成的历史告诉我们的事实，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否认世界文化的发展能达到无差别的单一文化状态，亦即绝对的融合。斯宾格勒否定文化融合的可能性。他认为，每一种文化代表了各自独立的象征系统，这种象征既是在本质上不同的，也是无法相互通融的，它们是自我幽闭的，只是在表象上存在着“交流”、“融合”之类的现象而已。然而，内部结构和外表形状相矛盾，只是对融合前后文化的对照观察，忽略了通过杂交产生新型文化这一事实。文化互动转型论不仅要考察文化类型及其根本差异，更要注重文化融合后输出方与接受方各种文化要素的组合、调适，乃至达到和谐，从而比旧文化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中，文化传播曾被用来反对文化宿命论。为了说明文化不会衰亡，学者们就用文化转移来概括文化传播的本质，认为文化传播导致文化不断地由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移，而文化的转移又导致了文化的不断进步。但文化转移论也有缺陷，因为文化类型的转移讲到底是指一种类型被另一种类型所取代，而不是文化的转型。在以往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解说中，两种主张针锋相对，然而，无论是主张以西方文化替代中国文化，还是主张用东方文化主宰未来世界，都是期望以一种文化替代另一种文化，实际上讲的还是文化转移，而没有涉及文化转型。还有一种解说主张中西文化各有所长，混而配之，构造出一种最优的文化形态。但这种解释以混合、取长补短为手段，没有讲到外来文化要素与本有文化要素之冲突和融合所引起的文化型变。就其本质而言，只是上述文化替代论在要素层次上的变体。

文化互动转型论否认文化宿命，承认文化更新。但它把文化延续的希望不是寄托在文化转移上，而是寄托在文化转型上。它认为文化转型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不是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之间的简单取代，而是通过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调和实施重组，从而产生新型文化。当一个社会处在文化转型时期，从这种社会文化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各个层面都可以看到这种转型的发生。文化就其核心内容而言，是不能加以简单替换的。但是，通过文化间的相互对话可以拓展文化视野，乃至于在不同文化间形成共同的视野。这种拓展其实是一个双向运动的过程。一方面，它通过文化之间的对话来发现自身文化的边界和局限，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对自身文化的重新解释来拓展自身的文化视野。这是一种反复的循环回答。对外来文化的解读，实际上是从本有文化的角度向外来文化发问，而从外来文化中得到的回答，又会促使向自身的文化传统发问，并进一步迫使本有文化以新的方式对外来文化作答，对自身文化作出新的理解。

文化视野的拓展，既是一个不断解读对方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对自身文化传统重新解释的过程。原来的文化鸿沟愈大，新的智力视野或文化世界也就扩展得愈大。因此，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的融合结果，并不是两者合二而一，而是通过各自的拓展达到视野上的融合。一方面，作为不同的文化体系，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将依然保有各自的特性；另一方面，文化视野的融合，意味着两种文化可以达到彼此理解对方文化的特定问题、评判方式和价值取向，并从自身文化的角度对其予以可被其他文化理解的内容加以评说。所以，文化的融合并不会创造一种单一文化的一统天下，而只会导致各种不同文化的共同繁荣和交相辉映。

四、宗教与哲学的双向交流

宗教与哲学的关系密不可分。在文化系统中，宗教与哲学同处于精神文化的核心层面。跨文化的文化传播有无宗教与哲学层面的交流与融合，是判定文化传播深入程度的标志之一。尽管张西平的著作涉及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多个层面，但宗教和哲学的双向交流是张西平这本专著的重头戏，也是张著超出其他同类著作之处。

张西平先生指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文化传播史和文化接受史是两个相互联结而又区别的不同方面。只有弄清传播史，才能摸清文化交流基本脉络，但仅仅停留于此也是不够的，因文化交流，尤其是哲学思想的交流，它是同交流双方国家的思想史联系在一起的，文化接受史实际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文化交流的传播，从而把文化交流史从一般性的历史描述深入到思想史的对比研究中和比较哲学研究中。当然，若不以传播史为基础，这种接受史的研究也无从谈起，没有历史便没有思想，历史是思想的摇篮。在这个意义上说，离开文化交流史、哲学交流史去搞所谓比较文化研究和比较哲学研究，只具有纯粹抽象的意义，而不具有任何实际思想史的意义。因为两种文化、两种哲学的相互接受的实际历史过程几乎是和书面意义上的、纯理论的哲学比较完全不同的。”紒紟矠 笔者认为，这段话含义甚丰，但最重要之处在于指出了以往研究结论中的一个通病：混同某种外来宗教或哲学自身的特性及其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

任何外来思想均有其自身的渊源和性质。中国学者们一般认为：“利玛窦传入的神学思想，属于中世纪欧洲正统经院哲学思想理论体系。”紒紡矠 这一判断是正确的。然而，对耶稣会士在华传播的宗教与哲学思想追根溯源以确定其本身性质是一回事，考察其在传播过程中对中国社会与思想起了什么作用是另一回事。在笔者看来，两种异质文化传统，尤其是宗教与哲学思想之间的沟通、了解，不论其媒体的主观意图如何，必然会在超出媒体的更大范围内发生作用。传播方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会针对接受方的实际情况对其宗教哲学、思想作形式和内容上的调整和修饰，而接受方则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外来思想作翻译、诠释、再创造的工作，从而引起建设性的传播、解释和运用。在具体的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实例研究中，这是最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方面。因为正是这种双向的诠释和创造活动，提供了精神文化融合的契机。而思想原本自身的性质如何并不对其能否发挥作用起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学术界以往对明末清初外来宗教与哲学思想的评价受到中国学术界某些“定评”的影响。有些学者认为，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所传基督教哲学是中世纪正统的经院哲学，其本身具有落后的性质，由此推论这种旧思想不可能对中国社会产生什么积极作用，进而感到难以解释晚明的一些儒生士大夫能够接受天主教的信仰，并利用传教士输入的中世纪的西方哲学思想作出有利于中国文化更新的贡献。而从文化互动转型论的视野出发，我们认为，耶稣会传教士的哲学本身的性质不能决定其影响的大小与正负，也不存在着中国人根本或完全无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耶稣会士比较平等的传教态度及其为了使中国人能够理解他们的思想而做的大量文化适应工作，为中国人（在当时的社会中，当然只能是少数有机会接触到西方哲学思想的儒生士大夫）理解和把握西方思想提供了条件。在基本理解的基础上，他们运用这些外来思想对中国传统思想（儒道释）展开批判，其中不乏创造性地运用外来思想的实例。总之，确定耶稣会士自身拥有的哲学思想的性质不应成为我们深入研究的障碍，而只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今后研究的重点应该是深入考察外来的基督教思想在中国文化环境中的嬗变，考察它与中国思想会通融合的可能性，考察它与中国思想磨合后产生新型思想的途径与道路。

张西平的著作不仅用大量的史料为我们介绍了明清间入华传教士翻译和传播的各种西方哲学和宗教思想（包括亚里士多德哲学、托马斯·阿奎那哲学、基督教神学等），而且发挥了他原先攻读西方哲学的特长，纠正了某些中国学者因缺乏西方哲学史的功底而造成的对该时期外来哲学理解上的偏差。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运用史料，具体分析各种外来哲学与神学在传播过程中发生的“信息本土化现象”紒紣矠 。以此为基础，他在总体评价各种外来哲学、宗教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时就能做到实事求是，不故意夸大，也不故意贬低，力求公允。

为了揭示该时期宗教与哲学的双向交流，张西平在其著作的下篇详尽地描述了中国宗教和哲学思想的西传过程，并具体分析了儒、释、道在西方的早期传播，以及这些思想对法国、德国、英国等西欧国家产生的文化影响。这方面的材料和研究是笔者陌生的，不敢妄评，但其结论令我振奋。张西平说：“就中国宗教与哲学在西方的传播来说，从１５９２年高母羡将《明心宝鉴》译为西班牙文到１８１４年１６卷的《中国杂纂》，即《中国人之历史、学术、艺术、风俗、习惯等等的考论》出版，前后近二百多年，中国宗教和哲学思想，文化传统，大规模地、系统地传入欧洲，中国文化成为催生启蒙运动的重要因素，中国宗教和哲学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深邃的哲学思考，深深影响了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家。”紒紤矠 我也相信，这一结论会令国内专治中国哲学或外国哲学的学者们受到启迪和鼓舞，增强走上世界哲学舞台的信心。

五、中国哲学要与西方哲学平等地对话

世纪之交易出惊世骇俗之言。我们清清楚楚地记得，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斯宾格勒大呼“西方的没落”；二十、二十一世纪之交，中国有人大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进入新世纪以后，当世界各国民众期盼上苍保佑，希望能过上太平日子的时候，震撼世界的“９·１１”事件发生了。这一事件似乎又一次无情地嘲笑了各种寻求文化融合的主张，也令笔者反思良久。然而笔者仍旧坚信：“文化冲突必然出现，但不能用来证明文化融合的不可能。”紒紥矠 从学者的使命考虑，文化冲突越激烈，越应该倡导文化融合。

张西平先生说：“百年烟云，沧海一粟。当今天东西方又重新回到一个平等的起点上时，当哥伦布所起航的世界一体化进程已成铺天大潮之时，回顾近四百年的中西文化思想交流历程，我们应从整体上对中西关系作一新的说明，或者说我们应当将中国放入世界近代化的进程中，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重新考虑中国的文化和思想重建问题。”紒紦矠 对张西平先生的这一基本态度，笔者从心底里认同，并愿有更多的学者能够接受。

无人否认人类社会在新世纪走向全球化的步伐会越来越快。全球化不仅使不同国家的价值观念、习俗风尚、生活方式等趋向于国际化，也将使哲学探讨的课题、哲学家的思维方式，乃至于研究方法趋向于一体化。未来世界哲学的发展，一方面受全球化趋势的影响必然从总体上趋向统一，然而另一方面，这种趋同并不排斥与否定不同国家或地区哲学的存在和发展。随着“欧洲中心论”的消解和世界哲学多元化发展格局的形成，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哲学，客观上都成为人类哲学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未来哲学的发展既不是西方哲学独占鳌头的时代，也不是东方哲学定为一尊的时代，而是在多元共同发展过程中走向统一，又在统一中存在多元发展的时代。

由此观之，中国学者在新世纪研究外国哲学的重要意义就不仅仅是向中国社会介绍西方哲学思想，为中国本土哲学的发展起一个桥梁作用，而应视为“中国人研究的哲学”走向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等哲学学科的划分着眼于研究对象上的区别，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哲学家的思想与著作，外国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外国哲学家的著作与思想，但我们决不会因为外国哲学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外国哲学家的著作与思想而认为其研究结果是外国人的思维结晶。

中国杰出的古希腊哲学研究专家陈康先生说过，如果我国学者研究西方哲学的著作，能“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这决非原则上不可能的事，成否只在人为！），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那时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始真正的昭著于世界。”紓紛矠 陈康先生在大约半个世纪前说出的这番话表达了中华学人立志攀登世界哲学研究巅峰的宏伟抱负和崇高理想。面对全球化的大趋势，中国学者唯有着眼于世界，努力向前。张西平先生的研究结论也能起到这种鼓舞作用，它将促使中国学者抱着平稳的心态去与西方学者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

紒紟矠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３２９页。

紒紡矠 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１９９６年，第２１７页。

紒紣矠 参阅《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６６页。

紒紤矠 参阅《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４８９页。

紒紥矠 王晓朝：《文化互动转型论——新世纪文化研究前瞻》，《浙江社会科学》，１９９９年第３期，第１０６页。

紒紦矠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８页。

教育行政文化的转型 篇7

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文化全球化趋势的愈演愈烈, 跨文化交流成了世界文化发展的主旋律, 这虽然有力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发展, 但同时也加剧了文化趋同化现象, 特别是对非发达地区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在文化全球化的大潮中, 我国的音乐教育尽管在吸收借鉴世界音乐文化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 但是却在民族化发展方面遇到了不容忽视的问题, 尤其在文化自觉方面问题重重, 这直接制约着新时期音乐教育的健康深入发展。本文以文化自觉理论为视角, 在阐释新时期音乐教育转型发展必要性的基础上, 对其转型途径提出几点思考。

二、文化自觉理论概述

“文化自觉”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的, 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 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 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 不是要“复旧”, 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从本质上说, 文化自觉是人类主体自觉性在文化方面的表现, 即人类主体对本民族文化的自我感知、自我反省和自我超越意识, 具有极为丰富的意蕴, 具体有:1.文化认同, 即认同自身文化, 在熟悉了解其历史起源、形成过程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 对其价值、特色和样式进行认同, 重在认同文化精神和定位, 这是文化自觉的根基和前提;2.文化对比, 即在认同自身文化和他者文化的基础上, 进行文化对比, 发现二者的差异、差距, 甚至矛盾, 通过对自身文化不足的认识引起“自觉”意识, 这是实现文化自觉的有效桥梁;3.文化批判反思, 即在他者文化的压力下, 我们要在认清自我、肯定自我的前提下对自身文化的不足缺陷进行深刻批判反思, 寻求与他者文化的区别和联系, 尤其注重对造成差距根源的批判分析, 寻求文化突围的途径, 这是文化自觉的核心;4.文化创新, 这是文化自觉的根本落脚点和文化自身发展的本质需要, 即文化主体要在批判反思的前提下, 借鉴引入他者文化精华, 革新发扬自身文化的优秀传统, 并大力破除自身文化的腐朽性。

三、新时期我国音乐教育转型引入文化自觉理论的必要性

作为艺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音乐教育在文化传承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特别是对于具有几千年音乐文化历史的中国来说其价值更高。但是反观我国的音乐教育, 尽管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这主要表现在与世界音乐文化的融合方面, 但同时由于文化自觉意识的不足致使其在民族音乐文化传承方面的挑战愈加严峻。从整体上说,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强势侵入, 我国的传统音乐教育体系逐渐瓦解, 并迅速构建成一种以西方音乐教育为主的体系。在这种体系中, 西方音乐知识成为音乐教育的主流课程, 包括基本乐理、作品分析、和声分析、音乐表演、器乐演奏等, 即处处都在体现着西方音乐语言、音乐思维、音乐价值观等, 这就剥夺了我国传统民族音乐的在音乐教育中的话语权, 即使在教育中涉及到了民族音乐材料, 也是运用西方音乐理论对其解构, 这就构架了一种“民族附加模式”, 那么这种课程体系中的民族文化自觉就无从谈起, 就像张旭东先生所言“现在, 中国任何一个现象都只能在别人的概念框架中获得解释, 好像离开了别人的命名系统, 我们就无法理解自己在于什么。我们生活的意义来自别人的定义, 对于个人和集体来说, 这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其实时至今日, 这种唯“西方话语权”是瞻的现象依然严重, 那么一个缺失文化自觉意识的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人才自然不会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自觉行为, 因此当今音乐界大多还是以西方音乐标准来评判音乐人才, 令人的费解或悲哀的是居然用西方的声乐体系标准来随意评定我国的民族声乐。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缺失, 非常不利于民族音乐的创新发展, 也就导致了民族音乐在音乐教育中长久以来处在尴尬的边缘地位。

四、文化自觉理论视域下新时期我国音乐教育转型的路径思考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引入文化自觉理论既是新时期我国音乐教育发展的形势需要, 也是音乐教育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这就对新时期音乐教育的转型发展提出了要求。近年来已有不少学校在音乐教育中注重文化自觉意识的挖掘和开发, 尽管尚未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但是这种尝试无疑为我国音乐教育的转型发展带来了缕缕曙光。在文化多元化发展的当下, 为了凸显民族文化自觉意识, 实现我国音乐教育的健康转型, 我们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在音乐教育中强化文化意识, 凸显民族文化地位, 为文化自觉意识发展奠定思想基础。首先, 从思想上破除长久以来形成的西方“唯技术论”观念, 既要看到音乐艺术的科学性和技术性, 也要看到音乐的文化意义;其次, 在具体的教学环节, 既要通过相关音乐文化课程的开始来普及推广音乐的文化价值, 又要激发教师在日常言行举止中传递文化意识, 使学生了解音乐与文化的多层联系, 促使其形成科学的音乐文化观念;最后, 强化本民族音乐文化教育, 即各学校要根据地方音乐文化特色和师资力量实际开设一些民族音乐课程, 使学生系统全面了解民族文化, 让其在认同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增强民族文化自豪感, 从而激发其民族文化自觉意识, 而且在教学过程中切忌盲目使用西方理论和方法来解读民族文化, 即一定程度上保证民族音乐文化的“纯正性”, 否则一切只是“形同虚设”, 还是跳不出“民族附加模式”的怪圈。

第二, 积极开展多元文化教育, 通过接触形态各异的世界音乐文化, 使学生在对比中透彻理解本民族音乐文化。纯粹地接触研究本民族文化, 势必会让我们的视域会受到限制, 这不利于对自我文化的全面理解, 因此在重视文化多样性的今天, 我们的音乐教育一定要让学生接触五彩缤纷的世界音乐文化, 不仅要让他们了解欧美等强势音乐文化, 而且要让他们接触相对弱势的非洲音乐文化、拉丁美洲音乐文化、大洋洲音乐文化等。通过视野的开阔, 学生会对比多种文化的异同, 他们既会看到本民族文化与欧美主流音乐的差距, 也会看到与其它弱势文化的相似性, 从而客观把握本民族文化的世界定位, 这在无形中会激发学生的民族文化自觉意识。需要注意的是, 在具体课程讲授与日常交流中, 并不仅仅是向学生展示不同的世界音乐文化, 而是要让他们理解不同文化的内涵, 以便培养其跨文化能力。

第三, 在认同本民族文化和实施多元文化教育的基础上, 通过音乐教育鼓励文化创新, 实现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发展, 这也是民族文化自觉的真谛所在。一方面要让学生在对比世界音乐文化的过程中, 学会反思, 形成批判性思维意识, 提升其创新能力;另一方面, 要通过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内容等一系列革新, 让学生领略音乐文化创新的魅力, 从而切实感受民族音乐的独特魅力, 比如在课堂上可以以大型民族歌剧《木兰诗篇》等具有创新意义的民族音乐为例, 就其创作背景、素材选取、民族唱法、表演艺术等进行系统讲解, 使其明白传统民族音乐文化的精髓, 同时要使其意识到作品中对西方美声、偏美声唱法的运用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 即要避免为了“标榜”而创新的不良现象。只有真正创新了, 我们的民族音乐文化才可以在世界舞台大放异彩。

总之, 我国的音乐教育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拐点, 要想实现良性转型, 必须从根本上改变, 不能局限在“技术”方面的“小打小闹”式变革, 而应当从文化的角度进行宏观转变, 其中引入文化自觉理论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是这种尝试才刚刚起步,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因此我们必须坚定文化自觉的信念, 以兼容并蓄的态度和勇于创新的精神, 循序渐进地推行教育改革, 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音乐文化才会在传承创新的道路上走得更开阔。

摘要：在文化全球化趋势加剧的当下, 我国的音乐教育取得了不俗成绩, 特别是在与世界文化融合方面成就突出, 但却在民族化发展方面遇到了严峻挑战, 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在于音乐教育中文化自觉意识的缺失。本文立足文化自觉的理论视角, 通过对我国音乐教育转型引入文化自觉理论必要性的分析, 就具体的引入路径提出几点粗浅思考。

关键词：文化自觉理论,音乐教育,多元文化,转型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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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05.

大学转型的本质是文化转型 篇8

一、创业文化

众创时代,创业文化成为中国大学的首要文化特征。这一特征把众创时代的中国大学与传统大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对于这一文化类型,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理解。

(一)创新创业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然要求

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和发展,中国高等教育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进入了它的大众化发展时代。中国大众化高等教育在其最初阶段只是量的而非质的变化,大学教育的价值取向及其支配下的专业结构并未从根本上得以改变,加之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也处于转型期,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变得越发突出和严峻。大学教育的专业设置与社会产业类型之间无法实现有效对接,大学与社会之间便出现了结构性脱离的现象,中国的大学生面临着一毕业就落入失业状态的困境。在这种境况下,单方面的调整已经无济于事,它需要大学和社会产业部门两方面积极做出相互适应的变革,以应对社会失业的压力和挑战,创业即是在这一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提出的一个社会学和教育学概念。自从这一概念被提出来,中国的大学生创业及其教育就成为整个社会创业发展工程的一个重要环节。

“创业型大学”是当代美国高等教育家伯顿·克拉克(Burton R.Clark)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路径》一书中提出的表征现代大学转型发展的一个关键性概念。伯顿·克拉克之所以使用“创业型”(entrepreneurial)而不是“创新型”(innovative)的概念来表征新型大学的特征及其行为,主要有四个原因[2]:一是创业“更有力地指向地方上经过深思熟虑的努力,指向导致改变组织姿态的行动。”二是创业是“全部大学及其内部系科、科研中心、学部和学院的”一个总体特征。三是创业本身含有“事业”的意涵在内,指向大学师生为了做好教育事业而积极主动地寻求学术的创新活动。四是在深层次内涵上,创业已经成为新型大学的一种整体的组织文化特征,指向了大学创业文化的建设。很显然,单纯的创新概念已无法包含现代大学变革的这些内涵。因为创新几乎是所有时代大学活动的基本特征之一,而在创业型大学,创新只是其中一个关键要素而已。在2004年出版的《Sustaining Change in Universities》中,伯顿·克拉克又根据大量的案例研究,进一步发展出创业概念的一个新内涵,即经由大学的创业教育及其创业行为,大学可以成为一个自力更生、自主创业和发展、持续变革的有机体[3]。这样,大学就可以更加有效地应对来自外部的各种挑战,更好地服务社会的各种需要。

(二)大学的创业活动必然具有教育性和知识性

大学的创新创业活动并不是单纯地为了创业而创业,它必须具备两个必要的特征。首先是教育性。只要学生没有毕业,大学里包括创业在内的任何活动都必须首先具有教育性。对于大学生创业能力的培养而言,尽管直接的大学生创业实践,比如学生休学创业是大学创业教育的方式之一,但它并不是创业教育的全部。切不可简单盲目地鼓励学生辍学创业,更不可用简单的物质利益绑架现代大学的学习和科学研究。如果学生的休学创业只是在低水平上重复了社会的简单职业,远离了学科知识的创新和发展,这种创业是不可鼓励的,否则我们就是在鼓励学生在其最富创造力的人生阶段浪费他的大好青春年华。而且这种浪费造成的损失不论是从个人角度还是社会角度都是无法弥补的。其次是知识性。大学生的创业必须建立在专业知识的基础之上,不能落后于他所学专业所达到的平均知识水准。以计算机专业为例,比尔·盖茨的微软创业、乔布斯的苹果创业、扎克伯格的Facebook创业等,都建立在他们所学专业最新发展成就的基础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创业所需要的相关知识已经超出了大学里教授的知识范围,大学里教授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落后于学科领域的最新发展。如果让学生从事简单的零售业等活动,去与农民工争岗位,就会从根本上失掉大学创业文化的本质。

(三)大学的转型是一种新型大学文化教育转型

大学的创业文化教育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内容,它主要是一种与学科相关涉的学习态度和创业素养的生成教育。其最为直接的目的是通过创业文化培育学生的创业意识、创业精神、创业观念和创业能力,使学生成为社会创业的新生力量和优秀力量,疏解整个社会的就业压力,释放社会发展的活力。中国大学自身也会在创业教育的过程中完成学科专业的结构性调整,实现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传统大学把纯粹知识的学习和研究作为大学存在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证明,大学本身也被看作远离社会的象牙塔。众创时代中国大学的创业教育则要求大学把知识看作一种生产力量,一种增加社会财富和社会福利的学术资本。这就要求大学的师生在知识学习和学术研究的过程中,要以社会问题和社会意识为中心,围绕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企业技术的改造升级、政治力量的优化和整合、人文信念的改组和改造、生态环境的维护和保持等,从专业的角度增加对社会实践的关注。唯有这样,我们才可能通过大学的创业文化导向现代人灵魂觉醒之本源和根基,引导现代人在创业中超越物质功利主义陷阱,走向诗意生存之境。

二、学术文化

崇尚学术是大学学术文化的核心特征[1],现代中国大学的创业文化要求大学的学术活动围绕创业活动展开。大学学术文化与大学创业文化相适应,互为表里,相互促进。

(一)大学创业文化的丰富性拓展了众创时代大学学术概念的内涵

现实的压力是理论探索的根本动力,受大学创业活动的影响,以及大学对创业价值的认同,高等教育家们自觉地对学术的概念和内涵加以重思和重建。自从当代美国教育家博耶(Ernest L.Boyer)于20世纪90年代发表Scholarship Reconsidered:Priorities of the Professoriate,把学术的概念扩展为发现的(discovery)、整合的(integration)、应用的(application)、教学的(teaching)学术等四个方面[4],现代大学对学术的理解和认识便被推进到了一个更加全面的阶段。至少在理论上,现代大学已经不再把学术仅仅与科学发现活动等同。另外四种类型的学术活动在大学里也取得了同样的合法性地位,尽管在实践中还有待于大学的管理者们去探索更加合理有效的措施对其加以制度化保证。每一种类型的学术都有它自身不可替代的特点,都有各自的学理演绎以及处理该学理的技术。这些学术类型之间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都是大学学术活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各自的领域诠释着大学的真理。只是在大学发展的不同时期或者同一时期大学的不同类型之间,这四种类型的学术各有侧重。如从整体上看,中世纪大学的发现学术要略逊于现代大学,但是不论是中世纪大学还是现代大学,发现的学术都是其学术活动的应有之义;同样地,在现代大学,尽管发现的学术较为突出,但是在一些应用技术型大学中,它们更加侧重应用学术。从大学学术活动与其所服务的外部环境来说,学术的概念正如梁启超所言,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5]723“学者术之体,术者体之用”[5]724。各种学术活动都在其终极的意义上服务于整个社会的创业活动。在这个路径上,不同的学术活动在直接服务社会的面向上又有着不同的侧重,教学学术通过教学培养人才服务社会,发现的学术通过学理的研究和观念的发明对于社会的伦理道德和人的心理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整合和应用的学术则通过技术的发明和改造直接服务于社会,等等。

(二)众创时代要求建立一种与大学创业文化相适应的学术文化

首先,要对学术活动有一个整全的认识,不可用其中的任何一种学术活动标准裁判另外三种。要充分认识到,上述四种学术活动对真正的大学都不可或缺,具有同等的价值和地位。任何一所大学,不论是何种类型都是在有所侧重的前提下共享着四种学术活动的思想资源和技术成果。在现代大学里,学术活动是其最高的利益所在。“现代大学在最高层次上全心全意并毫无保留地致力于增进知识、研究问题(不管它们源自何方)和训练学生。”[6]19四种学术活动除了各自具有不同的学理和技术的路径,它们还共有着大学之为大学的学术价值观,那就是对知识真、善、美的追求,借由学术的创造活动不断增加知识的财富,不断拓展人类解放的视界,以承续人类的文明。

其次,众创时代的中国大学学术文化正在向应用技术方向转移,这种转移具有世界高等教育实践发展的合理性,是中国大学创业型转型的必然逻辑,值得倡导和鼓励。问题在于,受中国实用主义思维方式及其价值观的影响,现代中国大学较缺乏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精神,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相对滞后。技术发明需要精益求精,基本学理的研究也需要愚公移山精神,代代接力。实用主义与物质功利主义相结合,使得中国大学的学术文化充满了功利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学术研究的应用取向和对策倾向较多,大学的学术活动完全被现实的政策和市场需要所左右,沉潜地关注基础理论和基本原理的研究则相对不足。长此以往,必将从根本上削弱中国大学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影响力。因此,在加强大学应用学术文化建设和倡导的同时,要谨防中国大学学术文化在创新创业教育的浪潮中加剧物质功利主义倾向,必须把发现的学术文化建设置于更加重要的地位,以平衡大学学术文化的健康发展。

第三,由于长期受到物质功利化学术研究及其评价的影响,大学教授们忙于争取各种课题和项目,忙于科研活动和成果评奖,忙于各种形式的外出讲学,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科生的教学效果。中国大学教学学术文化的隐而不彰,直接影响了中国大学的教育质量。纵观拥有本科生教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实践,它们都是把本科生教学视作大学发展的生命线,视作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石。如在美国大学,本科生教育一直是大学最为重要的使命,正是通过本科教育,美国大学把美国价值观以及民主社会所需要的知识和理性传授给了学生[7]61。离开了本科生教育质量的提升,大学的科学研究将会受到根本的削弱,因为“本科生教育和源于此的学术学科构成了学术的心脏,构成了我们大学的学术核心,经过一段时间,它们将会决定大学的声望以及大学在专业、科研和社会服务方面的实力。”[7]为中国大学未来计,众创时代的中国大学尤其需要加强大学的教学学术文化建设,彰显教学学术文化的魅力,以从根本上提升中国大学的教育质量。没有着眼于提升本科教育质量的教学学术文化,一如美国教育家刘易斯(Harry Lewis)所言,大学的卓越也只会是失去灵魂的卓越,大学也将会迷失教育方向[8]。

三、质量文化

大学质量文化是大学追求卓越的学术文化本质的内在要求[9]。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走文化强国之路,是众创时代中国大学的共识,也是中国大学对时代最为重大的承诺和使命。

(一)大学的知识生产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

何为高的高等教育质量,这是一个首先需要澄清的问题。否则,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就会成为一句空话,甚至也可能走入歧路,导致高等教育质量的整体下滑。要想澄明这一问题,又需要弄清楚大学最关心的事是什么。也即从对人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大学的存在具有怎样独特的价值,且这一价值又是任何其他社会组织无法取代的。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家、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创始人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认为,相对于其他社会组织,大学最主要关心的事情应是知识生产。“我认为,现代大学的最重要的职能,是在尽可能有利的条件下深入研究各种现象:物质世界的现象、社会世界的现象、美学世界的现象,并且坚持不懈地努力去发现相关事物的关系。”[6]18“现代大学在最高层次上全心全意并毫无保留地致力于增进知识、研究问题(不管它们源自何方)和训练学生。”[6]19当代美国高等教育家伯顿·克拉克(Burton R.Clark)也明确指出,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虽然很多社会组织因其对知识生产活动的依赖或参与越发接近大学,大学的知识生产活动仍然不同于其他的社会组织,高深知识依然是任何社会高等教育的目的和实质性核心,是大学师生共同操作的内容。“只要高等教育仍然是正规的组织,它就是控制高深知识及其方法的一个社会机构。它的基本材料的主题由各民族中比较深奥的那部分文化的高深思想和相关技能构成。”[10]可见,知识或者高深知识是大学的核心关怀,大学的一切其他活动都围绕着知识生产活动展开,大学的创业及其创业教育也必须以此为基础。既然大学是作为知识的生产者而存在,其最为重要的价值之一是为社会发展提供知识、观念和技术,那么它所提供的知识的有效性就自然成为判断大学乃至高等教育质量的最为重要的标准。

(二)科技知识和人文知识共同构成了大学生产的有效知识

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何种知识是最为有效的。在古典时代,最有效的知识是伦理知识,人类靠它才可以进行人禽之辩,彰显德性,以保持人类社会的繁荣稳定和健康延续;到了近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成为最有价值的,利用它人类可以驾驭环境,开发自然,直接增加看得见的物质财富,寻求确定性,保证生活的富足和安康。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走在科学技术知识大昌其道的路上,海德格尔说,“我们今天的世界是完全受现代科学的知识意愿所支配的”[11]。实践证明,这一意愿是借由科学的物化———技术的手段来实现的,科学技术知识也因其明显的功用成为支配人们思维的最为有效的知识。在支配和改造现代世界的同时,科学技术也构造了现代人的心理世界。在这个过程中,现代大学以其自身独特的知识优势成为这一改造工程的策划者和实施者。吊诡的是,塑造者总是被其所塑造的反过来加以规定,“大学作为‘科学研究和教学的场所(因此它们是19世纪的产物),变成纯粹的、越来越‘现实的’操作机构’”[12]。即使如此,科学技术知识并不是大学唯一合法的知识。仅就科学知识而言,并不是所有的科学知识都可以直接地物化为技术,能够被直接技术化的知识也只是整个科学知识宝库的冰山一角。爱因斯坦通过广义相对论所预测的“引力波”的存在,在100年后的2016年人类才通过实验验证。科学家们已经相信,这一验证必将会对人类未来的生活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如果用直接物化的标准衡量引力波的问题,今天的科学进步就是不可能的。海德格尔说过,技术性知识作为人之存在真理解蔽的一种手段,仅是一工具性存在。更何况在人类知识的宝库中,尚存有巨大的无法量化的关于人之心性价值探讨的人文知识宇宙。所以,大学的质量文化中除了包含可以直接物化、增加社会有形资产的技术性知识———它们是显明的创业教育及其创业活动的最为直接的智力支撑,无法量化的各类知识的发现也是其中的应有之义。如陶冶人之文化心理和人性的人文知识,这些知识无法量化,但是它们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正是这些人文知识才从根本上划定了人禽之界限,确立了人心之秩序,也定位了人在宇宙社会中的位序。因此,在一定情况下,无法量化的知识的生产活动更加值得关注,它们不惟是技术性知识赖以发达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决定了大学的心胸和气度,划定了人类存在的福祉范围。

(三)培养具有创新创业素质的高级专门人才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落脚点

创新创业是个体的一种外在能力,更是个体的一种潜在素质。在创新创业和个体的专业知识之间并不必然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个体的创新创业素质包含身体的、心理的和文化的三个方面,是个体的一种综合素养和整体智慧。从知识类型的角度,要想培养具有创新创业素养的高级人才,仅仅靠外显的可以物化的科学技术类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众创时代的中国大学,需要以创新创业教育为契机,把关涉人之培养的心性知识融入创新创业教育的全过程,使之成为创新创业教育的灵魂。除此之外,要想培养理想的、对未来人类社会发展承担责任的一代新人,众创时代的中国大学还需要在教育过程中注重学生兴趣———包含社会、心理、文化因素在内的兴趣的教育引领价值。毕竟到目前为止,人类生存的这颗星球仍然充满了无限的不确定性,这一包围着确定性的不确定性由于处在外围,它的界限更加的广大和深远。人类现有的知识相对于未知的世界永远不够,除了基于个体兴趣的知识学习和科学研究,大学别无选择。因此,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不只要教会青年学生必要的生存求职本领,它还需要不惜一切代价对关乎人类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保持持久深切的关注,变未知为已知,不断拓展人类存在的外围空间。同时,以此为参照,不断探测人性的深度。

四、引领文化

经由创业文化教育及其创新创业活动,现代中国大学走出适应论阶段,发挥主体性,日益彰显其超越性特点,彰显它引领时代文化发展的最高文化境界。

(一)大学存在于它所塑造的文明之中

自大学从中世纪产生以来的一千年间,大学始终是人类优秀文化的凝聚[13],是人类文明间互通的文化使者[14]。没有大学,我们很难想象我们的文明会成为现在的样子。无论未来的大学会变成怎样的形式,这一大学对新文明塑造的价值和作用总会是我们判断大学存在价值的最为重要的依据。在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处于内忧外患之际,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中国大学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设计得以在中国大地上扎下它的根基,担当起民族文化精神塑造的历史重任。短短20年间,在严复和蔡元培的先后领导下,北京大学迅速成长为中国文化赓续与新生的胚胎,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浪潮,民主和科学在中华文化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并开花结果。与北京大学倡导的新思想、新观念并举,张伯苓领导下的南开大学极力倡导“允公允能”“建设一个民主国”[15]80,把社会民主和公民道德的新观念深植于人们大众心中;梅贻琦掌校的清华大学提倡大学教育要以“通识为本,专识为末”,极力为国家培养工业建设急需的领袖人才[15]100-101,把工业技术精神注入中国社会的文化沃土;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提出大学是“社会之光”“海上灯塔”,要着眼于“服务社会”“组织改造”,坚守“学术自由”,实施“教授治校”,“物色前途有望的青年”,以“求是”为根本原则,为国家民族培养精英式领袖人才[16]351。不断地把科学求实的精神和健全理性扩展为社会发展所依托的鲜活力量。尤其难的是,民国时期的中国大学已经开始探索直接服务社会国家的有效途径。张伯苓的南开大学倡导“(一)各种研究,必以一具体的问题为主;(二)此问题必须为现实社会所急需解决者。”又“研究我国工商业实际之问题,利用南开大学之设备,辅助我国工商界改善出品之质量,俾收学校与社会合作之实效。”[15]82竺可桢要求大学办学要“联络省政府建、教各厅及中央机关,参照社会之需求,造就致用之人才。”[16]347“大学应为一地方的楷模。”[16]533正是经由民国时期中国大学的自觉努力,自由、民主、科学、公民、技术、理性等现代观念才有效植入中国文化的基因,成为现代中国文化机体的组成要素,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现代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中国大学再次融入社会变革的大潮,经由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不断地探索社会主义大学之道,努力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做出新贡献。在众创时代的当下,中国大学自觉投入到创新创业教育的大潮中,承担起文化创造和引领时代的重任,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以学科专业为基础,以科学研究为推动力,以社会需要为导向,以人的诗意存在为最终价值皈依,努力打造大学新文化,不断丰富和创新社会主义文化,提升社会主义文化的现实影响力。

(二)引领时代文化发展是大学文化的最高境界

大学经由创新创业活动对未来社会文明的塑造,决定了众创时代的中国大学文化从整体上讲是一种引领文化,引领社会文化发展成为其最为重要的文化使命[17]。这种引领文化具有如下的内涵。

第一,大学的引领文化是主动适应中的引领,不是高高在上、曲高和寡式的引领。离开了对现实的适应,是谈不上什么引领的。涂尔干说过,“教育的转型始终是社会转型的结果与症候”[18]。曾任美国密西根大学校长的杜德斯达(James Johnson Duderstadt)也曾说过,“现代大学改革的推动力主要是社会变革、经济要求、科学技术,这些力量也许要比现行教育机构的适应能力强得多。”[7]221这就告诉我们,大学首先需要作出适应社会的变革,但这只是问题的第一步。如果大学只是被动地适应社会,就会失去大学存在的意义。接下来大学还要在适应中担当起创业的文化使命,寻求和创新能够使我们的社会走向真善美的因素,把它们整合起来,形成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

第二,大学的引领文化是通过它所培养的人的实践来变为现实的。梅贻琦明确提出为中国社会培养它所需要的工业建设的领袖,领导一个即将兴起的工业社会和工业国家,以使中华民族走向工业文明,不再受外族的欺压。竺可桢同样意识到中华民族的崛起有赖于它的大学培养出一批批社会各界的精英,用科学和智识团结和领导社会各界的力量,这样,国家才会拥有一个持续繁荣富强的深厚基础。也就是说,大学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机构,就在于它拥有一个经由培养社会各界领袖引领社会发展的宏伟抱负。

第三,大学的引领文化集中反映在它的领导者身上。蔡元培是民主和科学的学术精神的体现,张伯苓是社会公德和民主实践的代表,梅贻琦是大师文化和技术理性的象征,竺可桢是科学文化的化身。这些大学的领导者本身就是先进文化的凝聚,是社会文化进步的风向标。一所理想的大学,它的领导者必然是引领文化的形象化象征。唯有这样,它的师生员工才有了凝聚力,才会形成引领文化的合力。

教育行政文化的转型 篇9

关键词：群众文化,传播媒介,文化馆建设

所谓数字时代, 是与数字化革命的概念密不可分的。数字化革命, 即第三次工业革命, 是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和可再生能源的应用为代表, 包括人工合成材料、分子生物学、遗传工程、太阳能、风能等高新技术的兴起和发展。数字化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 造成了经济结构的转型, 传统工业经济转变为以信息管理为主的知识经济, 使得获得信息和传播信息变得异常简单与迅捷。数字时代的来临, 极大地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和媒介, 原本的信息传播方式已经很难满足人们的需求。互联网的应用、新媒体的诞生打破了人们原有的生活方式, 许多原本只能在线下进行的服务, 变得可以在线上进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成为了当代文化馆服务方式的主流。为了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 提高当代文化馆等群众文化服务单位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更好地履行公益文化服务单位的职责, 当代文化馆的群文信息传播媒介也面临着必须转型的境地。

一、传播媒介的定义和分类

所谓传播媒介, 有两层含义, 一是指传递信息的工具和手段, 二是指从事信息的采集、选择、加工、制作和传输的组织或机构, 本文所说的传播媒介主要是指第一种含义。作为传递信息的工具和手段的传播媒介, 也可以再继续细分。传统的传播媒介, 包括报纸、杂志、电视、广播四大类, 而当代的传播媒介则可以根据媒体的性质分为纸媒 (包括杂志、报纸、书籍等) 、电子媒体 (电视、广播、电话等) 和第五媒体 (即新媒体, 包括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手机短信、移动电视、网络博客、桌面视窗等) 。传统的群文工作, 以传统媒介为传播方式, 主要采用的是纸媒的方式, 通过编辑报纸、杂志等纸质媒体来进行群文工作的宣传和辅导工作, 扩大其影响。在新媒体尚未兴起的时代, 这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传播手段。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 传统的传播媒介已经渐渐为时代所淘汰, 代之而起的是新媒体的发展。

二、纸媒的衰落和新媒体的发展

随着信息获得的途径越来越多, 越来越便捷, 纸媒的衰落几乎已经成为了一个必然的趋势。先是实体书和杂志的销售大幅下滑, 许多老牌的杂志纷纷停刊, 而后连报纸这种纸媒中销量最大的媒介也受到了波及, 2014年1月1日, 在上海创办了14年的《新闻晚报》宣布停刊。其余的传统媒体在冲击之下纷纷转型, 力图谋求与新媒体的合作, 在数字时代继续生存发展。

随着互联网和手机移动终端的日益普及, 新媒体正以其强劲的势头席卷整个媒体业。所谓的新媒体泛指利用计算机 (计算及信息处理) 及网络 (传播及交换) 等新科技传播的媒体, 相对于传统媒体来说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均产生了质变, 一般来讲, 具有数字化、互动性、超文本、虚拟性、网络化、模拟性的特点。

截止至2015年6月, 我国网民数量已经达到了6.68亿, 手机上网的用户已经达到了5.95亿。QQ、微信、微博等即时通讯工具的长足发展, 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异常方便, 这些迅捷的通讯工具的使用, 使得舆论不再为传统的媒体所垄断, 普通民众的话语权日益扩展, 影响日益扩大。可以说, 在数字时代, 网络和以网络为基础的传播媒介已经成为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不同于传统的“发布——接收”、只有一个权威的信息传递模式, 在新媒体中, 每个参与者都能够成为信息的发布者, 形成多中心的信息传递格局。这意味着每个参与者都有可能成为权威, 完全改变了传统媒体时代所存在的“一言堂”的情况。对于文化馆的文化服务来说, 原本单向的发布信息变为了双向的互动, 所有的服务 (不论线上线下) 都能以最快的方式得到反馈及评价, 而这评价又会以最快的速度在市民之中进行传播。可以说, 新媒体的介入对文化馆的服务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

三、数字时代文化馆群文工作面临的挑战

1.群文讯息传播方式的滞后

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 传统的以杂志、报纸等纸媒为主要媒介传播的群文传播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 虽然许多文化馆也在不断探索前进, 建立了自己的网站、论坛等作为与群众进行交流和传播群文信息的平台, 但是其内容往往设计的极为简单, 更新也较为滞后, 不能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多元化文化需求。如何通过更好、更方便的形式传播群文资讯, 群文信息, 扩大文化馆等群文文化单位的影响, 使得文化馆的服务对象不再集中于一老一小, 而是将更多的年轻人纳入到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的体系中, 是建设高水平文化馆需要解决的难题。

2.群文服务内容、形式的革新

文化馆的职责涉及到多方面, 就性质而言, “群众艺术馆是组织、指导群众文化艺术活动, 培训业余文艺骨干及研究群众文化艺术的文化事业单位, 也是群众进行文化艺术活动的场所。文化馆是开展社会宣传教育、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组织辅导群众文化艺术 (娱乐) 活动的综合性文化事业单位和活动场所。”文化馆的传统文化服务, 包含书法、摄影、乐器、声乐等艺术门类的培训与辅导工作及展览、演出, 而传统上, 这些工作主要是通过面对面的学习、交流而进行的。面对面的学习交流当然必不可少, 但只有这种传播方式则显得较为单一, 无法满足现阶段群众文化服务的需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改革的要求, 其中重要的一条, 就是要建设高水平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内容涉及方方面面, 对于文化馆来说, 如何更好地为群众所接受, 使得文化服务惠及更多的大众, 这是当代文化馆转型摆在面前的难题。多元化的文化需求在今天, 不仅仅意味着多样的、富于个性与适应性的学习内容, 也意味着多样化的传播途径。在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 依托网络而进行的多媒体教学已经悄然兴起, 成为了传统面对面教学的一个重要补充。网络似乎成为了解决以上问题的重要方式。而如何利用现有科技的力量, 将群众文化工作开展得更加有声有色, 使得群文工作的步伐跟上时代, 这是在群文工作改革过程中所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

3.文化馆文化资源的更新

文化馆是省、市一级重要的文化服务单位, 从立馆至今, 积累下不少的文化资源, 这既包括书籍、文献、视频等资料, 也包括一些硬件的配套设施。但是, 数字时代的世界是一个信息爆炸的世界, 不少文化馆的硬件配套设施和文化资料资源并不能与时俱进, 及时更新, 而是显得比较陈旧, 这造成了不少文化馆的服务与时代脱节, 难以满足人民现阶段的需要。

就艺术门类而言, 一般的市级文化馆都设有美术、摄影、声乐、器乐、戏剧、文学等门类, 但对于一些新兴而普及度极高的艺术门类, 如微电影等, 却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

四、变革与对策:建设当代服务转型的高水平文化馆

1.建设高水平群文交流平台, 推进线上活动与线下的结合

鉴于互联网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普及, 积极引入计算机人才, 搭建高水平群文交流平台已经迫在眉睫。高水平群文交流平台的建设能够使得群文工作者更好地了解群众文化的需求, 扩大文化馆公益文化服务的受众, 使得更多的民众能够接触到群文的服务, 了解群文的资讯, 极大地提升文化馆的服务水平和服务效率。就目前文化馆的情况来说, 虽说文化馆内业务干部占据主流, 但是配备有专业计算机人才的却很少。良好的网上平台能够集成多种服务形式, 比如培训班及日常活动的预定、退订、评价、个性化定制, 信息的采集与反馈, 甚至许多大型活动的报名、初赛、复赛与征集。互联网的普及与便捷使得它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合理地配置资源, 让原有的有限文化资源获得最大的效能。

2.资源数字化, 拓宽传播途径

馆藏的线下资源如果只能够通过线下传播, 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只能够服务于极少数人。因此, 从扩大资源的角度来说, 对于馆藏的一些资料和文献、视频, 能够进行数字化的尽可能数字化, 同时, 对于一些基础的普及性的培训内容, 可以组织人员摄制成视频教程上传网站资源, 方便大众学习和查阅, 不失为一个提高文化馆服务水平的好方法。

3.加强馆际交流, 共享文化资源

各地的文化馆经过数年的积累, 都有着较为深厚的资源, 而不同的文化馆依据各自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资源, 又有着极大的互补性。中国地域辽阔, 发展也极不均衡, 优势地区与弱势地区的差异也十分巨大。一地文化馆的资源固然是有限的, 很可能不能满足群众的需求, 但如果能够加强文化馆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合作, 分享文化资源, 就能够极大地拓展一时一地的文化馆资源, 从而提高公益文化服务的水平, 文化服务的档次。如果能够依托现有的各地区的文化馆资源, 集成一个大型的数据库, 那对于后期文化馆、站的建设, 将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

4.投入资金, 加强硬件、软件配套设施建设

文化馆的硬件设施无法跟上, 将会极大地影响到文化馆服务水平的提升。因此投入资金, 进行文化馆旧有设施的更新与淘汰是非常必要的。对于知识和资料及时更新, 引入最新的专业和教学知识, 也是提升文化馆效能的一个重要途径。只有走在人民的前面, 才能够更好地发挥文化馆在当代社会文化领域中的指引作用。

5.专业人才的进出与提升

新时代对于群文的业务骨干的专业素质和道德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才的一进一出, 是把握人才管理的两个关键。

就人才的培养而论, 组织业务骨干参与培训, 观摩学习, 能够很好地加强业务骨干的专业素养和服务能力, 使得他们不断学习并拓展原来的业务领域, 更好地为大众服务。

五、结语

本文从数字时代传播媒介的转变入手, 提出现阶段文化馆建设在提高服务水平、适应时代要求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和存在的问题, 并试图给出对策, 希望能够为促进高水平公益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略尽绵薄之力。文化馆的服务转型不是一时一地之功, 而是需要大量的政策、资金、人才投入, 以及几代人的共同努力的。但是文化馆作为群众文化普及的重要媒介, 对于提升整个民族的素质和文化水平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当代文化馆建设将是惠及民众的大工程。

参考文献

[1]《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15.7.

[2]周庆山.《传播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教育行政文化的转型 篇10

一、体育全球化

随着交通的便利、通讯技术的发展, 世界进入全球化发展时代。体育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系统, 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全球化的浪潮。体育全球化超越国界和地域, 打破了地域环境与人文壁垒, 使不同地域的、民族的体育以丰富的个性, 进行多元融合, 相互吸纳、补充发展为一种新的世界体育文化模式。在体育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每个国家都不是孤立发展的, 各国体育文化相互交汇融合。体育全球化给了中国体育文化的发展带来机遇, 也带来了挑战, 促进了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

(一) 体育全球化促使我们重视传统民族体育文化

体育全球化给了各个国家民族体育文化一个交流融合的平台, 同时各个国家的民族体育文化也给体育全球化注入了活力。

(二) 体育全球化促使体育人才大范围内流动

体育人才的大范围流动, 不仅可以使我们把更多的体育人才和体育理念引进来, 同时也可以是我国的体育人才走出去。更重要的是, 这有利于培养人们正确体育价值观, 有助于消解部分体育政治化和工具化的负面影响。我们可以看到, 在法国教练的率领下, 中国剑客仲满击败了法国对手;郎平教练率领的美国女排, 击败了中国女排, 但是在美国女排对巴西女排的决赛上, 中国观众会喊出“郎平加油”支持美国队。乌兹别克人, 33岁的丘索维金娜曾经是苏联体操冠军, 在北京代表德国取得了跳马银牌。中国也引进了大批外国教练, 来提高一些项目的成绩。

(三) 体育法规全球范围的制定、颁布和执行, 能促使人们更加重视规则, 加快完善国内的体育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建设

体育法规的全球制定、执行使得体育参与者的行为更加符合国际准则。全球范围的执法监督和处罚, 使任何触犯体育法规的体育运动参与者不能逃脱规则的制裁。统一的国际规则, 制定了统一的衡量技术动作、运动成绩、违规行为、参赛资格的标准, 确保了比赛的公平公正。在中国, 借鉴国籍法律法规的相关经验, 完善国内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 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经济市场化

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目前已经基本上建立了市场经济体系, 步入了市场经济国家行列。经济市场化不仅改变了整个社会资源的调配方式, 也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市场经济不仅刺激了中国体育的发展, 同时也对中国体育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 经济市场化使人们有更多可供自由支配的时间, 从而可以将更多时间投入体育运动

市场化条件下, 广泛的社会分工合作、机械化社会大生产, 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把人们从小农经济、手工劳动的低效生产中解放出来。人们在八小时工作之外, 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生活, 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体育运动中去。

(二) 经济市场化提高了人们的体育消费能力, 也增强了人们的体育消费意识

经济的繁荣不仅促进了体育基础设施的发展, 同时也提高了人们的体育消费能力。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恩格尔系数不断降低, 人们更加关注生活质量, 而体育运动无疑是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种重要方式。

(三) 经济市场化将体育纳入市场, 在促进体育繁荣发展的同时, 促使我们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一套完整的机制

体育本身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 在经济市场化环境下, 体育也逐步走上产业化道路。事实上, 在很多国家体育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颇有前途的产业部门。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 如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 避免体育完全被商业所操控, 使得体育产业良性发展, 是社会转型期中国不得不面临的问题。

三、人的现代化

人的现代化, 就是指“人从传统人格转化为现代人格的过程”。中国当前所处的社会转型, 本质上是从传统农业中国向现代工业中国转型的过程, 社会经济、文化、制度、人口及伦理价值观念等方面传统性到现代性的全面转变。在这个过程中, 人的主体性逐渐体现出来, 可以说, 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灵魂。具体来说, 人的现代化主要包括强烈的自主自立意识、有所作为的创新意识、积极进取的竞争意识、讲究效益的意识以及良好的法制意识等等现代化意识的确立。随着人的现代化意识的逐渐形成, 体育文化的发展现状越来越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 而期待更加科学先进的体育文化。

(一) 在人的现代化过程中, 人的自主意识觉醒, 人们越来越重视人作为个体的感受, 而不满足于作为社会生产和发展中的一个工具存在

我国竞技体育运动采取的“举国体制”。“举国体制下”运动员的培养完全是流水线式的培养, 虽然我国在国际体育赛事中, 金牌数量连连走高, 但是这种机械化的运动员培养方式, 越来越引发争议。

(二) 在人的现代化过程中, 人的独立性和民主意识加强

人们更加具备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 这一点变得尤其显著。同时, 人们更加注重自己的权益, 希望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得到应有的资源, 这显然有利于我们正视城乡体育发展差距过大、体育内部结构发展不平衡、民族体育发展薄弱的问题, 并促使决策部门对相关政策和制度进行调整, 从而实现资源的合理分配。

(三) 在人的现代化过程中, 人们更加注重全面发展, 注重健康的生活方式, 更愿意通过体育的方式来享受生活、享受人生

人们也具有更高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 来欣赏体育运动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美。最后, 人的现代化过程中, 积极进取、公平竞争的意识, 都可以通过体育运动进行展现和释放。

摘要：体育文化在社会转型中, 推动了体育文化的发展, 促进了体育市场化和运动员职业化进程。分析社会转型期促使体育文化转型的因素, 对于加强体育文化建设, 提高人们的人文素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关键词：社会转型期,体育文化,转型因素

参考文献

[1]安婕, 许嫒.世界体育环境的西方化倾向的初步研究.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 2008.

[2]陈晓宁.中国体育文化发展中传统精神文化传承的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10.

[3]黄玮.揭秘美国体育产业.时事报告, 2012.

[4]陈雄.当前经济环境下我国篮球产业化发展研究.现代营销 (学苑版) , 2012.

[5]邓春艳, 刘转青.学校体育边缘化的管理学思考.价值工程, 2010.

[6]刘长江, 王雪岭.高校体育产业属性归属案例分析.经营管理者, 2010.

王健林：转型路上的“文化旗手” 篇11

编织电影市场产业链

王健林不大喜欢看电影，更不可能有闲暇的时间坐在屏幕之前去感受一下随着影片故事情节的起伏所带来的心跳与脉动，但王健林会经常性地走进万达电影院，并站在观众入口的不远处热情关注着熙熙攘攘的人群鱼贯而入地进场情景。两年前，王健林就预测，2018年中国电影票房将会超过北美，而2023年中国电影市场将是北美市场的两倍。如今的市场结果却正在验证他的判断。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电影业创造了440亿元的总票房，年增幅达到48%，为最近5年来的最快增速。

也正是预判到了国内电影市场巨大的商业空间，王健林早在10年前就率先布局落子，而且如今做的风生水起的万达院线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了万达集团利润的主要利润管道。年报显示，2015年万达院线收入80亿元，同比增长49.9%，其中票房63亿元，同比增长49.6%；观影人次1.51亿人次，同比增长48.9%。

除了布局自有院线与屏幕外，为了将直接贴近观众的下游市场做足做强，王健林最近几年在这一领域更是投放了密集的资本火力。3年前，万达斥资31亿美元收购美国第二大院线运营商AMC的100%股权，万达院线一跃而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影院线运营公司，并一举拿下全球电影行业10%左右的市场份额。去年6月，万达院线又以22.46亿元全资收购澳洲第二大院线公司Hoyts100%的股权。数据显示，Hoyts是澳大利亚第二大影院运营商，拥有澳大利亚40家、新西兰10家复合式影院，屏幕多达420块。万达院线已将自己在全球电影王国中老大的位置完全坐实。

在国外列兵布阵的同时，万达还在国内影院市场不停地攻城掠地。2015年底，万达院线筹资21.8亿元，在收购了北京慕威时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同时，一口气买进了世茂影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所持重庆、福州、贵阳等14家公司的全部股权。最新数据显示，截止2015末，万达院线拥有已开业影院292家，2557块银幕，而慕威时尚有着多年电影行业数据研究和分析经验，可为万达院线建立更科学的经营指标与考核体系以及提高运营效率助一臂之力。与此同时，上述14家公司旗下拥有17家影院，万达院线市场覆盖半径由此进一步拉长。

当然，万达并不只有在院线领域腾挪翻滚的独脚功夫，其影视制作与推送的实力也相当不菲。除了万达影视传媒公司每年斥巨资投资超过10部电影作品并且已向市场推出了《新警察故事3》、《北京爱情故事》等多部重量级影品外，万达针对电影IP（知识产权）领域的资本加码大戏正在不断上演。就在不久日前，万达集团出资35亿美元（约230亿人民币）收购了美国独立电影制作公司传奇影业，创造了中国企业海外文化并购的单项资本最高记录。正如王健林所言，吃进传奇影业，除了获取众多的IP外，更重要的是“增加万达集团在全球电影产业话语权”。在王健林看来，目前全球电影市场基本由几家美国大公司控制，而只有通过将一些国际大电影集团收至麾下，才能一点点改变这种格局。王健林为万达确定的目标是，到2020年控制全球20%的影院市场。

三年前已经启动且投资规模高达500亿元的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目前正处于火热进行中。据悉，该产业园占地200公顷，2017年4月建成开业后将成为是世界唯一具有影视拍摄、影视制作、影视会展、影视旅游功能的特大型影视产业园。与青岛影视产业园相策应，万达还出资12亿美元中标拿下了洛杉矶比佛利山市威尔谢尔大道9900号地块，并将在此建成综合性地标项目，王健林将其作为万达进军好莱坞的重要一步。

当然，无论是影视制作品，还是院线市场开发，都离不开大力度的宣传营销。为此，在与梦工厂等研发公司合作从而通过借助衍生品挖掘会员经济和展开体验式消费的同时，万达院线还认购了时光网20%的股权，双方联手全面展开电影电商O2O业务，最终实现电影衍生品、电影推广与线下影院无缝连接，创造电影电商新模式。数据显示，仅以上两个举动，就使万达院线的“万人迷”会员突破了5000万人。除此以外，由万达领衔的五洲发行不断地在市场上打造声势，成立不到两年时间所发行的影片就位居国产片票房之首位。

从上游的影片制作，到中游的影视拍摄，再到下游的院线布局，辅之以线上与线下的营销推广，王健林已经将电影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全面覆盖，并打包捆绑成难以攻破的排他特质与成熟的闭环运行机制。

抢夺体育赛事话语权

虽然王健林不会像马云那样坐在观众席位上为自己喜欢的足球队扯着嗓门呐喊助威，但其对足球的钟爱以及信仰可能并不亚于马云。早在上世纪90年代，王健林就成立中国第一支职业足球俱乐部——大连万达足球俱乐部。虽然后因足协杯遭遇不公平的待遇，王健林愤然退出了中国足坛的坐席，但始终却没有放下刀叉。4年前，王健林斥资5亿元赞助中国足球，尽管最终与世界杯失之交臂，但也更加坚定了王健林振兴中国足球的决心。

让所有喜爱足球的国内青少年欣闻乐见的是，去年年初，万达集团出资4500万欧元购买了马德里竞技（以下简称马竞）足球俱乐部20%股份，并进入俱乐部董事会，这是中国企业首次投资欧洲顶级足球俱乐部。资料显示，马德里竞技是国际足坛传统豪门，除了在马德里市中心拥有自己产权的专用足球场和5个训练基地外，马竞在过去5年被国际足联连续评为世界最佳俱乐部，同时拥有10次获得西甲冠军的殊荣。据悉，在万达入股后，马德里竞技俱乐部承诺将出台专门针对中国青少年的培训方案，同时万达和马竞各出50%投资3000万欧元在马德里新建中国青少年球员训练中心，而且万达将与马竞合作在中国开办3所足球学校；此外，马技将从万达赞助留学西班牙的青少年足球人才中选拔优秀球员进入做自己的一、二线队踢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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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林将体育产业划分成三个端，或者说是三个层次，即A端、B端和C端。A端就是发布与举行重大综合或单项赛事的国际性组织，如国际足联、国际奥委会；B端就是负责全权代理运营A端赛事的转播与营销公司；而C端则是参赛的体育俱乐部。显然，在王建林的眼中，只有B端和A端才是体育产业中的真正高端。鉴于A端都是极少量的非营利性组织，而且家族控制很难，王健林强调万达在体育产业中发力的重点将集中在B端公司，即所谓的产业链上游，而很少投C端。

入股马德里竞技俱乐部的一个月之后，王健林果然在高端开始发力。首场之战就是牵头三家知名机构出资10.5亿欧元战胜了11家来自全球的竞争对手，吃进了总部位于瑞士的盈方体育传媒集团100%的股权，其中万达集团控股68.2%。资料显示，盈方是全球第二大体育市场营销公司，也是全球最大的体育媒体制作及转播公司之一，该公司所拥有版权的媒体转播总时长高达每年4000赛事-天，日均转播赛事超过10个（包括20个世界冠军级赛事），涵盖世界160家体育组织的25个体育项目。并购盈方让万达站到了体育产业的上游，同时使中国在国际体育产业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一个可以期待的事实是，2020年的国际冬奥会将在北京举行，万达将在强大东道主国家的支撑下一试身手，同时万达完成对盈方的并购也让人看到了2026年世界杯举办权落户中国的可能性。

相比于押注盈方而言，万达在去年8月独立斥资6.5亿美元拿下美国世界铁人公司（WTC）100%股权从而所取得的体育赛事话语权更加真实与饱满，因为它使中国首次拥有了一项国际顶级赛事产权，作为一项标志性背书也必将存留于中国体育的历史档案之中。资料显示，WTC既是世界最著名的铁人三项综合赛事（游泳、自行车、长跑）运营者，又是赛事品牌拥有者，占全球长距离铁人三项运动份额的91%，其在全球范围内组织、推广和授权运营铁人三项运动赛事达37年，每年运营250多项赛事。

切分旅游空间大蛋糕

今年即将在上海开业的迪斯尼是全球最大的旅游企业，而王健林却偏偏瞄上了这个庞然大物。王健林算了这样一笔帐：现在迪士尼每年到访人次是1.3亿左右，若以每年增加2000万到园人次计，2020年迪士尼到访人次能达到1.5亿到1.6亿左右。以此为参照，万达到2020年所要拿下的目标是，旅游到访人次达到2亿人次，旅游产业年收入超过1000亿元，超越迪士尼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旅游企业。

但人们所要追问的是，万达究竟拿什么与有着百年历史的迪斯尼叫板？据了解，总部位于纽约的世界旅游娱乐协会有会员近两万家，但协会却只有5个高级会员，包括美国的迪士尼、环球影城，欧洲拥有乐高主题公园和杜莎夫人蜡像馆的默林公司，而万达则是亚太地区唯一的高级会员，从中多少可以看到万达在全球旅游产业中的地位。另外，万达在几年前就创立了中国唯一的文化旅游规划院，300多位员工中有一半以上是外籍人士，其中也不乏世界级大师，如作为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外方舞美总设计、也是广州亚运会、伦敦奥运会开闭幕式舞美总设计的马克·菲舍尔，并且万达的首席特效工程师曾获得过四届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奖”。

当然，万达比拼迪斯尼的功夫并不只是以上的软实力。既然将迪斯尼确定为竞争对手，王健林所要建树起的万达旅游就不会复制对方的卡通形象路线，同时也不会走国内传统旅游公司的观光模式。在王健林看来，中国的旅游公司几乎都没有自己的旅游景点，于是，最近几年，万达开始在全国打造和布局自己的旅游目的地，即万达文化旅游城，而这种超大型的旅游场景当属世界首创。资料显示，目前万达文旅城在全国已有10个项目，其中长白山度假区、武汉中央文化区和西双版纳度假区等3个项目已开业运行。到2020年，万达城在国内开业数量至少在15家以上。根据王健林的估算，一个万达城至少是每年1000万人次以上的客流，15个万达城加起来，就能实现2亿人次的目标。

作为旅游行业中的服务供给品，王健林认为最大的奢侈品应当是酒店，其次才是飞机和游艇，正是如此，万达最近几年在国内不断建起了近百家豪华酒店，如已经开业的北京万达索菲特、大连康莱德等酒店是中国最奢华的商务酒店，而三亚康莱德、长白山柏悦等酒店乃为国内最奢华的度假酒店，此外，遍布于上海、天津等地的100多家五星级酒店也正处于紧张的施工推进中。旅游无国界。国际化是王健林为万达旅游确立的主攻方向，因此，在两年前斥资5亿美元收购了作为英国皇室专用品牌的英国圣汐游艇公司91.8%的股份后，万达还出资10亿美元在伦敦打造一座俯瞰泰晤士河的超五星级酒店。截止目前，万达还在纽约、芝加哥、洛杉矶、伦敦、悉尼、马德里等6个中心城市推进高端奢华酒店的建设，而且都是在地标地段打造地标，同时全部使用万达文华酒店品牌。按照王健林的设想，到2020年，万达将在世界12至15个主要城市建设万达品牌的五星级酒店，在此基础上，万达不排除在海外打造诸如主体乐园等超大型旅游项目的可能。

酒香也要吆喝。针对散落于全国的文化旅游城以及琳琅满目的娱乐项目，万达需要建立起自己的营销输出渠道与网络推广平台，于是，最近3年中，万达通过资本化运作在国内并购了十几家大型旅行社，预计到2020年，旅行社创造的收入就由目前的100亿元上升到400亿元。与此同时，万达还携手腾讯、中信等战略投资伙伴共同投资60亿元人民币入股同程旅游，其中万达出资35.8亿元，成为了同程旅游的最大股东。由此万达串起了从旅游创意、线下旅行社、线上渠道到旅游目的地这样一个综合性的旅游产业链。不过，在包括了吃住行游购娱的旅游六大要素中，万达似乎还缺“行”的板块，因此，一个强烈的市场预期是，王健林的下一步可能会涉足国内航空业。

再一次纵身起跳

从一个囿于大连的房地产企业发展成一个全国性的房地产集团，从一个纯粹的住宅公司转向为不动产经营实体，从一个单一的商业地产企业转变成一个综合性集团，过去26年中王健林带领着万达完成了风生水起的转体谋变，但对比历史上的转型，时下正在推动第四转型动作即从“重资产”转向“轻资产”恐怕跨度最大，同时对万达也最具战略意义。按照王健林的设想，未来的万达将由万达商业、万达文化、万达金融、万达电商四个板块构成，显然，除了商业外，文化产业将成为万达“轻资产”棋盘中一颗闪耀的明珠，同样也应该是万达转型升级的核心牵引之力。

在王健林的眼中，万达文化是一种“大文化”概念，主要包括万达影视、万达体育、万达旅游和万达儿童娱乐，为此万达在内部新设立了影视控股，体育控股、旅游控股和儿童娱乐控股等四大控股集团，综合形成了中国最大的文化产业集团。王健林给万达确立了一个名为“2211”工程的战略目标，即到2020年，企业资产达到2000亿美元，上市公司市值超过2000亿美元，企业年收入超过1000亿美元，净利润超过100亿美元。也就是说未来五年万王健林要再造一个万达。而在新开通的未来利润管道中，到时由万达商业、万达文化、万达金融和万达电商组成的服务业阵容须为万达集团贡献三分之二以上的总收入与总利润。

最新年报数据显示，2015年万达的资产规模达6340亿元（962亿美元），同比增长20.9%；集团整体收入达到2901.6亿元，同比增长19.1%。而在整个收入构成中，万达文化集团收入为512.8亿元，同比增长45.7%，万达商业收入为1904.5亿元，同比增长4.4%，前者增幅大大超过后者。同时，由于万达金融与万达电商目前还处于“养商”阶段，因此，对此四大业务板块发现，万达文化对集团的贡献能量正在显著提升并将继续放大。

如同26年前踩准了国家拉动与刺激房地产投资的政策鼓点一样，如今的王健林又一次站在了文化产业的巨大“风口”之上。

社会转型中的文化创新 篇12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

中国传统文化有极为丰富的内涵, 既使在今天, 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仍需要中国人的传统智慧, 诺贝尔奖获得者们“关于21世纪生存的温哥华宣言”所强调的思想在很多方面都与《周易》思想相似。英国历史学家A.汤因比认为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 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 21世纪可能是中国人的世纪, 而其判断的根据主要是出自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

这种智慧的伟大的文化传统, 由于差不多一个世纪的屈辱史而遭到了否定。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竭力学习西方, 一要赛先生, 一要德先生即科学与民主, 在中国一向受尊重的儒学成了新文化的进攻对象, 当时有“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种反中国传统的思潮影响极为深远, 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以破四旧为名而开始的, 在这漫长的10年中, 规范中国人思想的孔子始终处于被打击的对象, 孔子被称为秕糠, 并且有专门的项目叫“批林批孔”运动。我们祖先的智慧被说得一无是处, 伟大教育家孔夫子被辱骂为孔老二, 他的谦虚———“四体不勤, 五谷不分”———成了批判他的借口。并且引用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言论贬低孔子, 事实上, 在黑格尔的眼中, 欧洲才是世界的中心, 东方民族都是劣败的, 根本没有 (东方) 哲学。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性

直到八十年代, 随着邓小平同志所倡导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 传统文化才重新受到知识界的关注, 人们这时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不只是本土文化, 也不只是汉字文化圈文化, 而是世界文化。

当然, 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性, 并不是说它已达到了至善的境地。这种文化教人“知足者常乐”,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劝人不求进取的思想。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 说不定就是以此作支柱的, 按世俗的观念, 不管其处境多么不利, 多么可怜, 阿Q总能借助那个精神胜利法使自己得到满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数”是很重要的一个字眼, “心中有数”几乎有时相当于“胸有成竹”, 是指对某种事物很了解的意思, 但是, 中国人对自己的估量, 几个世纪都用“地大物博, 人口众多”这句话来表达, 却很少作数量分析, 直到世界进入可持续发展运动时, 中国人才发现中国的自然资源与众多人口的矛盾, 才发现这种矛盾是造成中国贫穷的原因之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至今仍在起作用, 其表现之一就是中国人所熟悉的“窝里斗”, 这是以一种负面效应释放能量的方式。中国国民素质所展示的正是这种文化, 在社会转型中其表现尤为突出。

三、中国传统文化创新

中国传统文化在五四时期遭到否定, 一直延续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待到改革开放, 特别是面临着西方文化的冲击、市场经济的冲击和社会腐败现象的泛滥, 人们才试图用中国传统文化去抵御各种负面影响, 所以在八十年代形成了一股强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热, 肯定传统文化成了一种新思潮。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 为中小学生编辑并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书, 特别是有关中国传统道德的书, 希望受教育者不要偏离传统太远, 增强民族自信心。

然而, 对待有古老传统的中国文化来说, 简单的肯定正象简单的否定一样是无效的, 重要的在于创新:吸收人类所有的优秀文化遗产以丰富中国的传统文化, 使之适应时代的需要。在这方面, 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是个榜样, 他率先肯定了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 社会主义社会同样适用, 这种经济是资源配置的有力杠杆。按中国的传统文化, 政府官员为老百姓的父母官, 而市场经济的确立将从根本上扭转这种传统, 这就是人们叫了几年的找市长不如找市场。

市场经济使政府的职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经济自身在世界上已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目前国内改变尚小) , 尤其是跨国公司经济, 其占支配地位的已不再是商品劳务的“现实经济”, 而是以货币作信贷的符号经济。据专家分析, 在跨国经济中, 90%以上的金融交易并非在履行经济学家心目中的经济职能, 而仅仅在履行金融职能。这一现实对文化提出了很多新要求, 至少要求本土文化具有开放的世界性。

除了体制文化、即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之外, 还有生态文化, 它对于器物文化的影响更为直接。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包含了生态文化的积极因素, 即天人合一思想, 但是这种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哲学层面的思考, 距离今天的生态文化尚远, 要真正使其容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还须作进一步的努力。在“五四”时期, 青年运动者们提出两条即科学与民主, 这是刚刚脱离封建统治的社会最匮乏的, 是当时中国转向现代化的前提。今天人们从历史的角度以西方工业化的经验为基础, 认为现代化就是在商品化程度很高的条件下所进行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在这里, 似乎用得着希腊先哲的那句话, 即人不能两次渡过同一条河流。在西方进入现代化的时候, 有所谓民主、科学、商品化已足够了, 而今天条件则完全不同了, 生态问题是公认的全球性问题, 今天谈现代化如果忽略了生态化已根本不可能了, 今天的生产方式需要生态化。关于工业的新陈代谢, 国际社会极为关注, 专家们指出应以经济手段加以控制这个过程:如果我们想给子孙留下一个健康的环境, 那么, 对环境中可以耗竭的资源定价过低的那种目光短浅的做法就必须加以制止。

生态文化要求人们以新的视角观察问题, 例如传统经济理论的应用领域必须作特别的限定, 一般地说它要让位于生态经济学, 必须假定资源的有限性, 使经济学真正成为优化资源配置的指南。

参考文献

[1]关于21世纪生存的温哥华宣言[A].中国科学报, 1990年6月1日。详见徐道一.周易科学观[M].北京:地震出版社, 1992.

[2]阿·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5.

[3]李春泰.中国哲学的世界意义——关于欧洲现代化的动力问题[J].自然辩证法研究, 1995 (12) .

[4]解思忠.国民素质忧思录[M].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7.

[5][美]彼德·德鲁克.新现实——走向21世纪[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3.

[6]李春泰.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关系[J].自然辩证法研究, 199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