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器的选择（共10篇）
转换器的选择 篇1
一、引言
《喜福会》 (TheJoy Luck Club) 是美籍华人女作家谭恩美 (Amy Tan) 于1989年出版的成名处女作, 作品采用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手法, 通过四位中国移民母亲与她们在美国出生的女儿轮流讲述故事的形式, 描写了两代华裔女性在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审视和认识彼此的过程。小说一经出版便好评如潮, 曾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达九个月之久, 获“全美图书奖”、“全美图书评论奖”及“1990年海湾地区小说评论奖”, 并被选入《诺顿文学入门》教材 (张瑞华, 2001) ;谭恩美也被推为一度是由汤婷婷为代表的亚裔美国人的发言人。
评论界和读者对《喜福会》的关注多集中研究作品的文化主题, 侧重探讨小说体现的中美文化冲突和融合, 思考作品的跨文化意义和华裔身份的建构, 或剖析母女关系的文化内涵等 (1) 。实际上, 作为华裔文学的代表作, 《喜福会》在语言上也具有新一代华裔文学的一个共同特征, 即“以汉字形象或直译或意译英译后置于文中” (胡勇, 2003:149) 。《喜福会》原文文本最引人注目的语言特征就是在英文行文中加入了大量以罗马拼音拼写的汉语语码。这种中英文语码转换在作品中频繁出现, 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成为该小说的一大特色, 值得深入研究。本文以《喜福会》中中英文转换的语言片段为语料, 用语用学的顺应理论分析作品语码转换运用的艺术特色。
二、码转换研究回顾
1. 语码转换的定义
语码指人们用于交际的任何符号系统, 可以是一种语言, 也可以是一种方言、语体或语域 (Wardhaugh, 1998:86, 转引自李经纬、陈立平, 2004) 。对于语码转换, 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定义。从广义上说, 语码转换 (code-switching) 指“两种 (多种) 语言或方言成分的并置” (McCormick, 2001:447) 。但在实际研究中, 研究者对语码转换的看法不尽相同。有的研究者用语码转换来指称句间的转换 (inter-sentential switching) , 即认为语码转换发生在句子分界处, 与此相对, 他们将句子内部的语码转换 (intrasentential switching) 称为语码混用 (code-mixing) (何自然、于国栋, 2001) 。但是Myers-Scotton (1995:36) 认为这样的区分在研究语码转换的功能或心理动机时完全没有必要, 因为“句间语码转换何句内语码混用……有着相似的社会功能, 所以它们属于同一框架”。实际上, 区分句间语码转换和句内语码混用仅仅是更有利于研究语法限制, 而在研究其语用功能时, 可以认为语码转换包括句间语码转换和句内语码混用这两种转换现象。
研究者在研究语码转换时, 还区分了借用或借词 (borrowing) 。Mesthrie (2001:41) 认为, 借用意味着事先并没有掌握被借用的语码, 而典型的转换却意味着已经掌握了被借的语码。Heath (2001:433) 给出了另一个理论上的区分标准:借词是指从别的语言吸收过来的词, 通常是单个词, 已经融入目标语的词汇系统;而语码转换则是自发地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临时转换, 与目标语界限分明。Poplack (1980) 列出了详细的区分标准, 即是否与基础语言在音位、形态和句法上融合。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 Myers-Scotton (1997:229) 认为, 借用和转换在目标语言里处于同一个连续体, 在讨论语码转换的结构制约时, 需要关注的是混合成分的形态结构, 没有理由将借词和单独出现的转换词区别对待。
由于以上三个术语本质区别并不大, 本文用“语码转换”作为包罗性的术语, 用来指同一言语交际中分属两个不同语法体系或子体系的言语交替现象。简单地说, 语码转换即“随着话语的进行, 说话人使用不同的语言变体的情景” (Akmajian, 1984:334, 转引自赵小沛, 2005) 。
2. 语码转换的类型
Poplack (1980) 从语言结构考虑, 区分了三种类型的语码转换:句间语码转换、句内语码转换和附加语码转换 (tag switching) 。如前所述, 句间语码转换发生在两个句子或分句的分界处, 而且每个句子或分局都分别属于一种语言。附加语码转换指的是在单一语言表达的句子或分句中插入另一种语言表述的附加成分。
Auer (1990) 从功能角度出发, 提出了两种语码转换:与语篇相关的转换 (discourse-related alternation) 和与交际者相关的转换 (participant-related alternation) 。前者以说话人为中心, 在言谈完成不同的交际行为, 后者以听话人为中心, 考虑的是听话人的语言喜好和语言能力。
另外, Muysken (1995) 将语言结构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纳入区分语码转换类型的标准中, 提出了交替 (alternation) 、插入 (insertion) 和词汇等同 (congruent lexicalization) 。交替是由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真正的转换, 涉及语法和词汇;插入表示在一种语言表达的语言结构中嵌入由另一语言表达的成分;词汇等同指两种语言享有同样的语言结构, 从而一种语言的词汇可以换作另一语言的词汇。
以上几种语码转换类型的区分多从语码转换的形式出发, 而没有关注语码转换的成因, 即语码转换的内在动机。根据Gumperz (1982:60-62) 的研究, 交际中有两类语码转换:情景型语码转换 (situational code-switching) 和喻意型语码转换 (metaphorical code-switching) 。情景型语码转换发生的原因是话题、参与者等情景因素的改变, 即使用的语码随着说话人所处的情景而改变, 说话人在不同的情景下使用不同的语码。一种语码或语言变体通常与特定的活动有关, 情景型语码转换反映了语言和社会情景的关系。而喻意型语码转换与主题或话语的变化有关, 语码由于说话的语气、重点或角色关系改变而发生改变。喻意型转换打破了与情景型转换并存的社会规范的约束和限制, 选择使用某种语码往往暗示了某种社会价值或感情色彩。
在语码转换的语用学研究中, 研究者多提及Gumperz对语码转换的区分, 从语境、话题、参与交际者的身份等因素, 分析语码转换中语码的选择问题。
3. 语码转换的研究路向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语码转换一直是社会语言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对语码转换的研究涉及面广, 研究的角度各异, 看法也不尽相同。何自然等 (2001) 将国外语码转换的研究归纳为四个路向:社会语言学、语法研究、心理语言学和话语分析。形态句法学是研究语码转换的一个出发点, 分析语用语言的流利程度, 但语法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强调社会因素或会话组织因素在语码转换中的作用, 把语码转换的社会功能引入了语言学的研究范畴, 但是这种研究路向没有涉及交际者使用语码转换的心理和认知因素;心理语言学的研究路向则试图解释语码转换时的心理过程;会话分析方法则通过对会话序列的研究说明其具体演绎过程, 但是会话分析方法所固有的解释力不足的弱点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这种研究路向 (于国栋, 2004) 。
语用学是研究语码转换的一个很好的选择 (于国栋, 2004) , 因为语用学既研究说话人利用语言和外部语境表达意义的过程, 又研究听话人对说人说出的话语的解码、推理过程, 还研究交际者在特定交际情景中传达和理解意义的过程。
目前, 国内不少研究者也将标记理论、适调理论、顺应理论用于研究语码转换, 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 研究分析了文学作品如《围城》、大学校园话语、报刊文章等汉语语料中外文语码转换现象 (2) , 但是对英语文学作品中汉语语码转换的研究还很少见。
三、语用学的“选择—顺应”理论
语用学研究具体语境下语言的使用与理解。在《语用学新解》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一书中, J.Verschueren提出了“选择-顺应”理论。他认为, 使用语言是一个不断进行语言选择的过程, 不论选择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 也不论是处于语言内部的原因还是处于语言外部的原因, 其中包括语言形式和语言策略的选择。人类之所以能够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作出种种恰当的选择, 是因为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 (于国栋, 2000) 。变异性指人类语言可供选择的种种可能, 商讨性指人类作出的选择都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的指导下作出的, 顺应性则是人类能够从所有可能的选项中作出商讨性的语言选择。Verschueren在此基础上, 对语码转换作出了如下解释 (朱丽, 2006) :
1. 语码转换是语言选择的结果
语言选择发生在语言结构的各个层次上, 也体现在不同语言或语言变体之间的选择上, 语码转换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策略上来讲, 都是语言选择理论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形式。对于一个具体的语码转换者来说, 在交际中, 对某种语言或语言变体进行选择, 其目的是为了顺应, 正是顺应这个巨大的推动力驱使语言使用者进行语言选择。因而, 语码转换是交际者顺应语境因素的具体体现。实际上, 语言和语言使用的语境之间是一种相互顺应的关系, 语言选择塑造了语境, 同时也被语境塑造。
2. 语码转换是一种交际技巧
语码转换是语言使用者在两种或多种语言或语言变体之间进行策略性的转换, 以实现自己的交际目的, 从而加强自己的生存能力。在某些语境下, 交际者就是期望通过语码转换以达到特定的交际目的。Verschueren还认为, 在跨文化背景下, 语码转换也表现了一个种族或文化群体的交际风格。当然, 语码或风格的转换可能会给交际的顺利开展带来一些问题, 因而交际参与者需要能适应这些问题, 以实现成功的理解与交际。换言之, 在交际中, 交际者不仅要对语码作出选择, 而且必须顺应他人所作的选择。
3. 语码转换是表明说话者的社会身份和地位的一种方式
语码的选择和转换往往取决于社会背景和说话人的意图, 即人们根据语言领域的变化和不同的目的进行语码的选择和转换。由于不同的语码代表不同的社会地位, 而语码与所表达的内容密不可分, 因而在某些场合, 用某种语码比其他的语码更合适。在交际过程中, 交际者对某种语码作出选择, 体现了顺应社会关系的目的, 蕴含了其建立社会身份和地位的心理因素, 反映了交际者的心理状态。
四、《喜福会》中语码转换的语用学分析
从上述“选择-顺应”理论看, 语言使用者遵循高度灵活的原则, 在多种策略的指导下, 对语码作出选择, 从而使交际接近或达到成功的语言特性。概括说, 语码转换主要是为了顺应语言现实 (linguistic reality) 、社会规约 (socialconvention) 和心理动机 (mental motivation) 。
1. 语言现实的顺应
顺应语言现实取决于两种语言词汇的可及性程度, 有时需要用一种语言弥补另外一种语言在某个方面的空缺。如果某个思想、概念或词汇只存在于一种语言之中, 而在另外一种语言中找不到表达方式或确切的对等词汇, 语言使用者在语言语用的过程中, 就要动态地顺应这样的语言事实, 进行语码转换, 实现自己的交际目的。按照Gumperz的区分, 这种语码转换多为喻意型语码转换, 往往随着交际主题的改变而变化。
在《喜福会》中, 谭恩美描写了两代华裔的生活, 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的跨度非常大, 其中涉及大量的中国文化、宗教历史、风俗习惯等。有些概念在英语中没有对应的表达, 因而作者在母亲一代的人物语言中使用了罗马化的拼音, 以期让读者从语音上理解她未能直接用英语表达出的内容。呈拼音形式的汉语在原文中的出现绝不是随意的, 而是出于作者独具匠心的安排。例如, 在描述“红木”时, 作品中出现的是“hong mu, which is so fine there’s no English word for it” (Tan, 1989:11) , 因为作者无法用英语中明确对等词进行替换。文中还有许多这样的拼音形式, 例如关于麻将的用语:Mah jong (麻将) , Pung (碰) , Chr (吃) ;称呼语:Nuyer (妞儿) , Laopo (老伯) , Yitai (姨太) , sz tai (四太) , Aiyi (阿姨) , amah (阿妈) , dajia (大家) , meimei (妹妹) , jyejye (姐姐) , old Mr.Chou (老周) , Syi Wang Mu (西王母) 等。这些汉语拼音语码的呈现使读者领略到中国背景下大量的中国文化专有项, 增强了作品的文化价值。
此外, 由于英语和汉语属于不同的语言系统, 汉语地名也无法用英语中原有的词汇表达, 因此, 《喜福会》中, 作者将中国地名按照汉语语音以拼音呈现在作品中, 例如kweilin (桂林) , chungking (重庆) , shansi (山西) , tientsin (天津) 等。
在描述母亲一代语言时, 作者对一些表示感叹的语气词也使用了汉语拼音, 因为对以母语为汉语的移民来说, 她们脱口而出的语气词毕竟和地道的英语表达有所差异。从语音系统来看, 她们使用的还是汉语的发音和语调, 而不是英语中现存的任何语气词。对此, 作者通过语码转换手段进行了标记, 例如Aiiya (哎呀) , ah (啊) 等。这些语码的转换体现了移民语言的特点, 表明了作者在语言选择中对汉英两种语言的顺应。
为了减少读者阅读的困难, 作者在许多汉语语码后, 还用英语进行了解释或给出句子的直译形式, 帮助英语读者理解, 避免了含糊不清和歧义。例如, 提到“粽子”时, 作者先给出了拼音语码, 接着用通俗易懂常见的英文词汇进行了解释:“A woven hamper filled with zong zi———thesticky rice wrapped in lotus leaves, some filled with roasted ham, some with sweet lotus seeds.” (Tan, 1989;71) 且不论粽子到底如作者所说是用荷叶裹就, 还是如我们所知用芦苇叶包裹, 作者通过语码转换基本实现了表达的目的, 读者从阅读中大概知道了zong zi为何物。又如, 讲述“孝”这个概念时, 作者也使用了类似的技巧:“My auntie, who hada very bad temper with children, told him he had no shou, no respect for ancestors or family.” (Tan, 1989:35) 作品中这类语码转换也相当多, 例如, 饮食文化:wanton (馄饨) , dyansyin (点心) ;物件:houlu (火炉) , tounau (汤药) ;中国传统风俗、礼仪和道德观念:Ching (请) , Tyandi (天地) , ni (逆) , 等等。毫无疑问, 作品中频繁出现的语码转换体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 也暗示了中美两种文化的对立与冲突, 对作品主题的确立发挥了巨大作用。
从语码转换广义的定义来看, 它不仅包括两种语言的转换, 同一语言不同语体的转换也属于语码转换, 这在小说《喜福会》中有明显的体现。小说中母亲一代在一般的交谈使用英语, 但她们的英语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标准的英语, 有大量一顿一顿的短句, 且句子主语经常省略, 在语序方面也不符合标准英语的句法。例如, “Al-ready cooked enough for you.See?One soup, our dishes.You don’t eat, only have to throw it away.Wasted! (Tan, 1989:195) ”作品中这种语码转换正反映了移民的语言现实, 作者借助语码转换的技巧, 既保留了汉语的节奏特色, 显示了隐含的汉语句法, 又通过英语词汇的叠加实现了行文表达的目的。
2. 社会规约的顺应
对社会规约的顺应主要是指交际者由于对某个特定社会的文化、习俗和规约等的考虑和尊重而进行的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或语言变体的使用。语言使用者是生活在具体社会中的人, 他们自觉接受社会规约对行为, 包括语言行为的约束和制约行为。为了顺应社会规约, 交际者以语码转换为手段, 避免社会性的尴尬, 即在公共场合谈论非自由话题时, 通过语码转换, 实现传达信息的告知意图。顺应社会规约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文化的制约, 语言使用者以语码转换为策略, 回避隐含含义。通常, 这类语码转换随着交际者所处的情景而改变, 语码根据特定情景所能接受的准则而转换, 为情景型转换。
《喜福会》中, 通过语码转换顺应社会规约的一个典型例子是Kai gwa (开瓜) :
“Kai gwa?”———Open the watermelon———he said, poising a large knife over the perfect fruit.
...My face turned from embarrassment, because at that time I did not understand.
Yes, it is true I was a wild girl, but I was innocent.I did no know what en evil thing he did when he cut open that watermelon.I did not understand until six months later when I was married to this man and he hissed drunkenly to that he was ready to kai gwa. (Tan, 1989:27-278)
这里, 语码转换的运用不仅实现了避讳, 顺应了社会规约, 而且激发了读者, 尤其是英语读者思考其中体现的中国文化和蕴含的意义。
3. 心理动机的顺应
对心理动机的顺应是指除了上述两种情况之外的所有语码转换, 交际者可以用语码转换实现多种心理动机, 如避讳、创造幽默、标志身份、间接回答、缩短心理距离、排除其他交际者等。在解释会话中顺应心理动机的语码转换时, Giles提出了“言语顺应理论”, 分析语码转换中的趋同 (convergence) 和求异 (divergence) 。该理论对书面语中的语码转换不是特别适用, 但我们可以从另一角度出发, 即Gumperz所称的喻意型转换, 通过研究语码转换的语料, 分析作者使用语码转换的文体价值和情感价值, 探讨作者运用语码转换期望获得的艺术效果。
(1) 为文化的传达寻找载体, 强调语义。
如上文所述, 在《喜福会》中, 作者对一些中国文化专有项的传达别具特色, 她在用拼音表达后, 接着用英语进行解释。固然, 这类同义语码转化有其顺应语言现实的一面, 但同时也有顺应心理动机的一面, 即作者希望通过语码转换, 将英汉两种语言结合, 对中国文化进行诠释, 并通过语码转换突出语义, 达到强调的目的, 使读者真正理解文化因素的深刻含义。例如, butong, not thesame;no shou, no respect for ancestors or family;ni, a traitor to our ancestors;Chunwang Chihan, If the lips are gone, the teeth will be cold;dangsying tamende shenti, which means“take care of them”or literally, “watch out for their bodies”。
(2) 使作品陌生化。
《喜福会》中, 作者运用了大量简短的附加语码转换, 例如, Nikan! (你看!) , Chiszel (气死了) , Ching, Ching! (请!) , Shenma? (什么?) , Jrdaole (知道了) , Yi ding (一定) , Nale!Nale! (哪里哪里!) , Swanle (完了) 等。这些语码转换本身作为一种交际策略, 体现了使用者语言趋同的交际目的。同时, 从作者写作的角度出发, 用罗马化的拼音呈现一些附加语, 成功地实现了作品的陌生化, 适当增加了英语读者阅读的难度, 又不会造成作品的晦涩难懂, 从而使小说的文本风格别具一格。
(3) 刻画人物形象, 表现移民语言特征。
综观《喜福会》中的语码转换, 我们可以发现, 作者对语码转换的运用大多是在对母亲一代的人物语言的描述中。作品本身是通过各个人物讲述故事展开, 因而人物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从上文所引各类句内语码转换、句间语码转换和附加语码转换可以看出, 通过语言或语体的转换, 作品中人物, 尤其是移民到美国的母亲们的性格更加鲜明, 她们的性格特征也更加突出。
同时, 汉语表达方式与英语的发音规则和语法相调和的语码转换形式, 不仅表现了语言符号所渗透的思维定势和文化内涵, 而且创造了一种具有图的韵律节奏和美感的移民语言形式, 显示了移民文化在语言上的体现, 对小说主题的深化也不无作用。另外, 语码转换也使得作品描写生动形象, 获得了某种戏剧性效果。
五、结语
美籍华裔作家谭恩美在其代表作《喜福会》中, 大量使用了语码转换。本文根据顺应理论, 分析了作品中语码转换对语言现实、社会规约和心理动机的顺应, 探讨了语码转换的艺术价值, 即传达文化、强调语义、刻画人物形象、表现移民文化、实现陌生化效果。当然, 本文对《喜福会》的解读还不够透彻, 文中列举语码转换的语料相当有限, 分类也不够细化, 不足以更深刻分析小说中语码转换的语用功能, 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
转换器的选择 篇2
当你获得了一个非常详尽的产品列表，你希望通过上面提到的决策过程来从这些所有的产品中选择出一个你认为最好的。
这可不是一件轻松和让人觉得愉快的工作!
这种情况会导致社会心理学家所说的选择超载[Choice Overload]。总的来讲，当人们面临好几种选择得时候，他们总是放弃所有已经找到的东西，而转向其他的东西，或许他们并不期待找到需要的十全十美，可内心还是会期待相对的完美。这也许就是现实版本的猴子掰包谷。
Sheena的试验结果显而易见地证明了上面的理论，拥有24种选择的人们有97%选择了什么都不买，而只有6种选择的人们则有30%购买的至少1个产品。
品种繁多至少在两个方面对营销商不利。首先，太多的选择让消费者更难找到自己喜欢的品种，对购买造成潜在阻碍。其次，大量的品种会增加每个选择都被 “负面光环”笼罩的可能性，“负面光环”是一种被强化的感觉，好像每种选择都会让你放弃一些你想要的而且其他某个产品可以提供的功能。
减少选择的数量不仅 会提高人们做出决定的可能性，而且会让人们对自己的选择感觉更满意。
基金转换需要选择合适时机等 篇3
今年以来，随着股市回暖，不少投资者开始将货币基金或债券基金转换成股票基金，从而分享到股市反弹带来的回报。不过，理财师提醒，投资者随意转换基金不一定能取得良好效果，进行基金转换需要选择合适时机。
首先，投资市场出现重大变化是进行基金转换的最佳时机。如果股市看跌，投资者应将高风险的股票型基金转换成低风险的债券型或货币型基金；股市向好，应将债券型或货币型基金转换为股票型基金。
其次，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发生变化后最好进行基金转换。如果因为失业、疾病等原因造成个人风险承受能力下降，投资者应将股票型基金转换为债券基金或货币基金；反之，如果因为升职、加薪等原因使得收入状况改善、个人抗风险能力增强，投资者可考虑将债券基金或货币基金部分转换为股票基金，以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
最后，尽量在同一家基金管理公司进行基金转换。由于基金转换涉及到费率的调整，为了使投资者节省转换成本，现在一些规模大、实力强的基金公司都推出了开放式基金相互转换业务，而且转换费用优惠。
6月股市红火依旧基金遥指3000点高地
国内端午节假日期间，外围股票市场、国际商品期货市场联袂走高，国内成品油价格也开始上调。在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昨日沪深两市股指高开高走，上证指数报收于2721点，大涨88点，涨幅为3.36％，两市成交额同比大幅放大，沪深合计成交额近2300亿元。
指标股引领大盘
以中国石油、中国平安、中国神华等为代表的权重指标股对股指推动作用最为明显。大智慧超赢资金流显示，全天市场资金净流入67.56亿元，其中有色金属、银行及钢铁三大板块合计净流入资金达到44亿元。
根据指数贡献功能显示，中国石油全天对股指上扬贡献18.62点，而银行、保险、房地产、有色金属、券商以及钢铁等具有权重指标作用的板块相继走强，提振市场做多信心。午后，中国平安出现涨停并带动保险股走强，另外，大同煤业、金地集团、江西铜业、海通证券以及鞍钢股份等品种上扬对相关板块也起到带动作用。
股指遥望3000点
“3000点相当于3倍PB(市净率)，达到是有可能的，但需要经济数据的进一步配合”。—位基金公司的高层向记者表示。
他认为，如果房地产的强劲表现能持续，将会对经济有较好地拉动。目前，经济运行路径明确还需要等待数据，如果复苏实现，年底股指点位可能高于目前水平。
中银中国精选混合型的基金经理孙庆瑞认为，近期公布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数据，显示宏观经济已经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好转迹象。市场流动性最差时期已经过去，整个工业生产活动正在增加，经济活力正在增强。在流动性极度充裕的背景下，宏观经济基本面持续回暖的趋势将进一步支撑投资者的乐观预期。虽然仍可能出现反复，但也不会再创新低。从当前情况看，市场整体估值水平处于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大市值行业和板块处于估值的较低端，具备了较好的投资时机和一定的投资价值。
与上述观点类似的是，广发聚瑞拟任基金经理刘明月也认为，3月以来防御类品种没怎么涨过，大金融类股包括银行、保险、券商等的估值也非常合理，有些甚至有低估。大周期类股的估值目前最多在25倍市盈率，大部分不到20倍，而目前又是宏观经济周期的底部，如果未来经济转好，有一些如房产、汽车、旅游业的业绩上升会很快，市盈率会降下来，因此目前市场的估值并不算高。
IPO或本周末开闸
在开门红的大涨过后，IPO的重启则是摆在大盘前行途中的一道门槛。中国证监会于5月22日就《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新股发行体制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意见，时间截止至6月5日。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结束并正式发布后，即会安排新股发行。这也就意味着，最早本周末。可能会有新股发行的开闸。
统计显示，去年4月至9月期间，共有32家拟上市公司通过证监会审核等待上市，拟发行股本总计超过143亿股，此外还有超过300家企业已递交IPO申请，排队等待过会。不少投资者担心，IPO重启后股票供应量的增加可能导致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等不利因素的出现，从而给二级市场带来冲击并进入新一轮的震荡调整。
转换器的选择 篇4
为数据转换器应用选择时钟源时,首先要了解您的需要。驱动放大器噪声和失真等要求可能较易于确定,如同直流电源的电源抑制比一样。但是,当为数据转换器选择时钟源时,选择范围可能介于微不足道与难以达到之间,甚至不可知。不过,通过简单地拆分问题,用类似于确定驱动放大器要求的方式加以解决,选择时钟源并非很困难。
首要任务是识别应用的重点。针对不同应用,提出下列问题:
●宽带噪声是否重要?
●杂散性能是否重要?
●采样时间精度是否重要?
●采样频率精度是否重要?
●采样相位精度是否重要?
当然还有其他问题需等待,但第一步是确定对性能至关重要的因素。根据以上问题的答案,各方面的重要性有所不同。以下段落将这些问题划分为两个方面,分别涵盖精度和纯度。精度一节集中论述以时间、频率和相位域所需精度为中心的问题,而纯度一节集中论述对信号再现保真度重要的问题。一般而言,无论是将模拟波形数字化还是从串流数字信号源建立模拟波形,这些论述同样适用。
精度
采样误差
时间、频率和相位本质上相互关联,很难只讨论一者而罔顾其他两者。不过,大多数要求仅根据应用指定其中某个域。
时域
当指定时域内的采样时钟时,通常有两种规格需要关注:孔径抖动和孔径延迟。孔径抖动会导致本底噪声增加,这将在时钟纯度段落中予以讨论。孔径延迟(AD)是用于衡量模拟路径与样本路径之间延迟差异的一项指标,对ADC和DAC均有重要意义。在必须得知准确采样时刻的应用中,孔径延迟很重要,对输入迅速变化的应用尤其如此,此时模拟信号可在短时间内迅速变化。
孔径延迟的重要性有许多原因,主要是由于时钟和模拟信号具有某种形式的同步,而且与其他信号的关系也很重要。在同步信号时,意外的时间延迟会导致数字和模拟信号不能按预期再现,如以下两个应用所示。
在第一个示例中,以两种不同时钟对瞬态事件进行采样,并比较所得结果。一组样本中,信号是在预期时间上采样。另一组中,采样提早半个时钟周期,即AD是时钟周期的-0.5。虽然信号得以精确采样,可以看到,当样本彼此堆叠时,得到的数字信号不同。在ADC应用中这可能很重要,容许时序误差与模拟输入的最大压摆率及容许误差相关,如以下公式所示:
试举一例,考虑2.048V范围的8位ADC,将同步瞬态事件与63 V/μs的最大压摆率进行数字转换。如果所需精度为1 LSB(0.008 mV),则孔径延迟必须小于127 ps!
图2眼图显示的是孔径延迟的另一示例。眼图在通信信号内产生,通常与复杂波形相关(例如假想信号I和Q)。其目的是对开放程度最大的眼部中心内的眼图进行取样。如果采样过早或过迟,眼部部分闭合且采样信号较小,出现误差的概率较高。大多数通信系统能够对系统重新定时,确保实现最佳采样,但必须具有足够的余量来涵盖信号链内的预计延迟。
除转换器AD外,其他考虑因素包含PCB(印制电路板)材料和时钟布局。典型PCB布局可能以每英寸150～200 ps的延迟传播时钟信号(假定使用标准FR4材料和50Ω走线)。因此,即使是小型PCB走线,也可增加预期时钟延迟。如果孔径延迟对您的应用很重要,则应注意让时钟长度彼此匹配,并确保时钟和模拟长度也彼此匹配。设计恰当的布局应提供长度和几何形状均匹配的走线长度,同时小心避免大角度和不必要的过孔。当路由模拟和时钟信号时,通常这些线路具有最高优先级,首先接受路由放置。遵循该原则可获得最佳性能。有关路由模拟和时钟信号的细节在指导手册布局段落中详细论述。
频域
大多数系统对所使用的各种频率有精度要求。这些要求也适用于类似ADC和DAC这样的采样系统。如果提供给这些系统的采样时钟有频率错误,则会转化成转换后信号的频率(及时间)误差。例如,如果DAC额定具有500 MSPS时钟,产生100 MHz模拟输出,则时钟频率内的任何误差将直接转化成输出频率误差。如果采样时钟关闭100 ppm(百万分率),则所得模拟输出也会关闭100 ppm。因此在使用数据转换器时,所选择的时钟精度必须匹配DAC的所得模拟输出或ADC的模拟输入。
相位域
时钟内的静态相位误差会呈现与上述孔径延迟相同的误差。但在对信号相位信息敏感的应用中,这一点变得很重要。由于固定时间延迟在不同频率下产生不同相位误差,在相位域内,宽带信号将在整个频谱上呈现线性相移。在相位内包含大多数信息的应用中,例如视频和通信,必须考虑这一由时间延迟引起的相移。许多系统中,目标信号可分散在5 MHz或更高频率上。某一路径上的延迟会在整个频谱上引入频率相关相位延迟。
幸运的是,该延迟是线性相位延迟,可以用多种方式进行校正。不过,必须了解时钟或模拟路径内的延迟是如何导致额外相位变化的。时钟和模拟路径之间的差分延迟会随频率变化产生相位误差,计算公式如下:
θ=2πf∆t(公式2)
如上所示,这是与频率成函数关系的线性延迟。通常,线性相位延迟无需担心,除非有多条路径正在进行匹配,如相控阵或MIMO(多输入多输出)系统。即便如此,只要路径间的误差相互匹配,也不会造成问题。当延迟以非线性方式随频率变化时,问题就出现了。群延迟是衡量不同频率的信号在给定路径中的传播速率的指标。由于延迟变化,相移不同于线性相位,难以进行校正。群延迟通常更多地与滤波器路径而不是系统时钟相关,因此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时钟纯度
了解时钟纯度十分重要。关于这一问题,有许多应用笔记可供参考,如本文参考文献部分所列出的笔记。时钟纯度涉及几个基本成分,其中包括宽带抖动和宽带相位噪声。虽然此处予以单独考虑,但它们在真实应用中具有组合效应。
采样过程在时域中是一个乘法过程,因此在频域中是一个卷积过程,就像混频器。我们来看看采样过程。模拟输入在时间上是连续的,虽然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但采样时钟(尽管可能来源于正弦曲线)最终却是用于在编码信号过零处以等幅、有限持续时间的假定单位脉冲驱动样桥。该过程的结果是将该单位脉冲与时域中的模拟输入相乘,也即频域中的卷积。
在图4示例中,x(t)表示连续时间模拟输入波形,p(t)表示理想采样函数,xp(t)表示采样输出。
利用这些项,可将输出样本表示为:
xp(t)=x(t)p(t)(公式3)
其中:
(公式4)
在频域中,该公式可表示为:
由于p(t)为时域中的脉冲序列,因此同时也是频域中的脉冲序列,表示为:
将上式代入前面的公式可得:
该公式显示,采样模拟输入频谱以采样速率ws的整数倍无限重复。
该关系既适用于宽带噪声也适用于杂散,因此在考虑时钟对采样过程的效果时很有用。(未完待续)
摘要：本文分析了用于ADC和DAC的时钟/时钟源/时钟驱动器的特点。
关键词：时钟,精度,纯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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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unson J.Understanding High Speed DAC Testing and Evaluation.Analog Devices Applications Note AN-928[R/OL].www.analog.com
[3]Analog Devices,Inc.A Technical Tutorial on Digital Signal Synthesis[R/OL].www.analog.com
[4]Brannon B,Barlow A.Aperture Uncertainty and ADC System Performance.Analog Devices Applications Note AN-501[R/OL].www.analog.com
转换器的选择 篇5
【中文摘要】随着“生态”一词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视野,获得全世界范围内的关注,人们开始关注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共处。生态学科也逐渐与其他学科结合:生态美学、生态政治学、生态哲学、生态经济学等。除此之外,生态学也开始同语言学相互结合。以生态视角研究翻译活动的学者也大有人在。但是首次提出生态翻译这一系统性论述当属清华大学的胡庚申教授。翻译是人类文化的产物,正如生物之于生态环境,翻译也是根植于它所存在的环境之中,并受其制约。“只有适应或顺应了文化环境或语境,翻译才能使自身存在下去。”(蔡,2006: 59)胡庚申教授将达尔文进化论中的“适应与选择”理论引入翻译研究,提出了翻译适应选择理论。翻译适应选择论可以说是生态翻译学发展初期的基础性理论研究。该研究以译者为中心,以为“适应与选择”为指导,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等做出了全新的诠释。胡教授紧扣这一主题陆续发表了一系列专题论文。生态翻译学理论这一跨学科理论也逐渐成形。生态翻译学是一种生态取向或者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的实质是译者为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做出的选择活动。而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英文摘要】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the word“ecology”has made archives into the vision
of the public, and gained attention around the world.Harmonious coexistence with nature is emphasized.Ecology is gradually combined with other subjects, such as ecological aesthetics, ecological politics, ecophilosophy, ecological economics, etc.Besides, ecology is also integrated to linguistics.There plenty scholars study translation activities from the angle of ecology.But the first one to put forwar...【关键词】翻译生态环境 适应与选择 多维度转换 《孙子兵法》 【英文关键词】Eco-translatology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translational eco-environment The Art of War 【目录】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孙子兵法》英译研究Acknowledgements8-12
4-5
ABSTRACT5-7
12-16
摘要
1.1 Research 13
1.3 Chapter One IntroductionBackground12-13Research MethodologyThesis14
1.2 Research Questions13-14
1.4 Significance of the
14-16
Chapter 1.5 Layout of the Thesis
16-26Two Literature ReviewSunzi16-18War18-19
2.1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2.2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Art of 2.3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Art of War and Its
19-22
2.4 Relevant Studies on The 22-24
2.5 The Reasons of English TranslationsArt of War and Its Translations
Choosing of Minford’s and Lin’s Versions24-26Three Theoretical FrameworkEco-translatologyEco-translatologyEco-translatologyTranslating30-32
26-2828-3030
26-36
Chapter
3.1 The Background of
3.2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of 3.3 The Definition of 3.4 The Process of
3.5 Translation Principle and 32-34
3.6 Evaluation CriterionSummary34-36
Chapter Four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36-74
4.1 Minford’s and Lin’s English VersionsAdaptations to the Translational Eco-environments of the Two Versions37-47Text37-39
4.1.1 Adaptation to the Source 4.1.2 Adaptations to Personal
4.1.3 Adaptations to the Publishing 4.2 Adaptive Selections of the 47-69
4.2.1 Adaptive Selections in 47-5353-61
61-69
4.2.2 Adaptive Selections in 4.2.3 Adaptive Selections in
4.3 The Evaluation of the Intentions39-43Houses43-47TranslatorsLinguistic DimensionCultural DimensionCommunicative DimensionTwo Versions69-7469-70
4.3.1 The Degree of Multidimensional 4.3.2 The Reader TransformationFeedback70-72Quality72-74
4.3.3 The Translator Chapter Five Conclusion
74-78
5.1
Findings74-75Suggestions76-78
5.2 Limitations75-76Bibliography
78-81
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时机选择 篇6
关键词：制度变迁方式,诱致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
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处于转型期,其中制度变迁方式是影响和确定转型效果和效率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处于转型期中国的制度变迁进行分析,以探寻出合理的制度变迁方式,充分发挥制度变迁的效果。同时,由于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不同特点,不同的制度其变迁方式也各有不同,同一制度在变迁进程中不同阶段适用变迁方式也不同。这里主要解决具体制度的变迁进程中不同阶段适用的制度变迁方式。由于不同制度变迁方式的效果不同,其变迁的时机选择和确定比较重要。
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现状
为了追求制度变迁收益、降低制度变迁成本、提高制度变迁效率,必须选择合适的制度变迁方式,这个问题就转变制度变迁方式选择问题和不同制度变迁方式的时机选择问题。本文主要讨论的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时机选择问题。由于诱致性制度变迁是自发进行的,无法选择和控制,强制性制度变迁在一定程度是可以控制的,所以不同制度变迁方式的时机选择主要是指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进入时机和退出时机,具体指强制性制度变迁取代诱致性制度变迁(进入时机)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取代强制性制度变迁(退出)这两种情形。
有的学者从制度创新均衡价格角度来对制度变迁方式进行划分[1],其实是从另一角度对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转换进行分析,突破了传统的成本——收益分析和制度变迁的供求分析思路。有的研究突破了制度变迁方式的线性角度,运用熵理论从非线性角度对制度变迁方式进行了分析,再次证明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不是对立的,而且是互补的。[2]有的学者分别以农业制度变迁和国有企业制度变迁为例分析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进入时机和退出时机。[3][4]有的研究从替代地方政府部分功能的经济和政治组织的形成角度分析了诱致性制度变迁替代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充分条件。[5]有的学者分析了中国的证券市场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不利影响,包括上市公司产权和治理结构的扭曲、证券市场的制度规则混乱和市场结构缺失和功能扭曲、以及竞争、约束和激励机制缺乏等问题,论证了证券市场的制度变迁方式应由强制性制度变迁向诱致性制度变迁发展。[6]有的研究通过分析税收收入增长的制度变迁方式,以说明税收制度变迁在我国税收增长中的重要作用。[7]不同学者的论著有不同的侧重点,有一点是肯定的,一般学者都认同制度变迁方式分为了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并且在分析两种制度变迁方式特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互补和替代关系。
二、制度变迁方式之间的转换
(一)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特点
拉坦(1994)分析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概念是从稀缺资源的相对价格变化、技术进步和知识增进对需求与供给的影响入手进行了解释,“对制度变迁需求的转变是由要素与产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化以及与经济增长相关联的技术变迁所引致的;对制度变迁供给的转变是由社会科学知识及法律、商业、社会服务项和计划领域的进步所引致的”[8](P328)。拉坦侧重从制度变迁的需求和供给来分析诱致性制度变迁,认为制度变迁的需求动因主要包括:“……新的收入流是对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原因”,“新的收入流的分割所导致的与技术变迁或制度绩效的增进相联系的效率收益,这是进行进一步的制度变迁的一个主要激励。”(P335)制度变迁的供给动力在于“社会科学及有关专业的知识的进步降低了由制度效率的收益所形成的新收入流的成本”。也就是制度变迁的需求主要在于追求潜在收益;制度变迁的供给动力主要在于降低现行成本;由此出现了制度变迁需求和供给共同作用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不管是追求潜在收益,还是降低现行成本,最终目的都在于“潜在的外部利润”(戴维斯,诺斯,1994,P282)[9]。
因此,拉坦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强调了内生变量的影响,强调了首先利用经济体内部导致非均衡的力量自发的进展,然后沿着非均衡的发展路径再给予一个类似于强制变迁的外部推动力,就能保证改革沿着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相一致的道路加速前进。这样,诱致性变迁不但充分发挥了个人选择和民间力量对改革的原始推动力作用,而且借助于强大的垄断的政府资源的后续拉动力,源及自民间的原始变革需求和初始的改革措施就能够迅速扩展。
对诱致性制度变迁给出了明晰定义的是林毅夫(1989,P384)[10],他认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这个概念包括了以下要素:(1)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实施主体是个人或一群(个)人。这里的个人或一群(个)人包括了个人、由个人组成的群体、企业或政府;其中个人、企业是初级行动主体,或第一行动集团,他们的决策支配了制度安排创新的进程(杨瑞龙,1993);政府(或其代表的国家)是次级行为主体,或称第二行动集团,也是一个决策单位,其作用是帮助初级行动团体获得收入进行一些制度安排(杨瑞龙,1993),推动制度变迁。(2)实施动力是获利机会。即获得“潜在利润”(林毅夫,1989,P392)或“外部利润”(戴维斯、诺斯,1994,P282),或者说是“潜在的外部利润”。用林毅夫的话就是“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引起”。(3)实施特征是自发性和渐进性,是一种自下而上,从局部到整体的制度变迁过程。(4)实施方式是制度安排的创新。创新的含义包括了用新的制度安排替代旧的制度安排、变更现行制度安排或是创造新制度安排。
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特点有时是优点,有时可能转化为缺陷。如盈利性,当制度变迁主体自己的收益基本满足后,可能会缺乏变迁的动力,致使变迁进展缓慢,或者由于路径依赖而降低效率。自发性同样如此,一方面会出现制度变迁的供给动力不足,另一方面会出现制度效率低下,包括无法触动核心制度等。而渐进性一方面给了制度变迁主体、制度变迁作用对象以及制度安排本身等时间来适应,但在适应期间会出现搭便车、外部效应以及寻租等现象,而不利于制度变迁的持续进行。
(二) 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点
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方式可以是渐进式,也可以是激进式的[11](P319)[12]。激进式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点是以政府为主导,政府是制度变迁的主体,变迁程序是自上而下的,变迁时间较短,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实现制度结构的大变革。相对来说,这种方式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优点:一是制度安排的速度快,二是节约了制度实施成本;三是变迁力度大,直接触动核心制度;缺点:一是破坏性比较大;二是缺乏弹性的修正的合理时滞;三是容易引起社会大的震荡。渐进式强制性制度变迁中的渐进因素主要包括:一是在单一制度的变迁轨迹上又具有一定的渐进性质;二是在核心制度和配套制度安排上有先有后,而且还有一定的时滞;三是注意交替使用强制性制度供给满足制度累增的需要。
相对来说,渐进式强制性制度变迁比较温和,不管是对于制度需求主体来说,还是对制度安排本身而言,抑或针对制度作用对象。从制度需求主体来说,有一定的内生需求时间和空间;制度安排本身有一定的调整余地,避免制度震荡和破坏性;制度作用对象也有一定的时间来适应,减少制度作用对象对新制度的抵制,降低制度摩擦成本。渐进式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要缺点:一是由于强制性制度作用的时间比较长,增加了利益集团的寻租可能性,以及搭便车现象;二是由于采取渐进式,所以制度变迁的强度相对不足;三是由于相对来说制度的内生诱致还不是很够。因此,在这种方式下,应注意处理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变迁的强度;另一方面是根据制度需求的累积情况,安排好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时机。
(三) 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关系
这里基于对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分析,探讨制度变迁方式的转变。制度变迁方式之间的转换主要包括了两种情形:一是强制性制度变迁替代诱致性制度变迁,即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进入;二是诱致性制度变迁替代诱致性制度变迁,即强制性制度变迁的退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进入又有两种情况:一是某种制度其变迁乍开始进行,且进行之初主要方式采用的是诱致性制度变迁;二是某种制度变迁已经进行并取得一定的发展,但目前阶段其制度变迁方式正好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范畴,且处于制度变迁方式变换的临界点。同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退出也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开始采取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二是制度变迁进程中变换为强制性制度变迁,而现在又有必要进行制度变迁方式的转换。以上情形的制度变迁方式的转换如图1所示。
制度从原来的均衡状态,由于各种原因,逐渐处于不均衡状态,由于外部利润的存在(对于强制性制度变迁而言,可能不一定存在可内在化的外部利润,而仅仅是对原有利润的再分配),从而进行制度变迁。由于制度变迁的主体以及变迁方式等的不同,具体的制度在变迁之初便采用了不同的变迁方式,如中国的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更多的是诱致性制度变迁,而国有企业改革、证券市场、银行制度等的变革更多的采用了强制性制度变迁。正如本文一开始所提出的,主要研究内容是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之间的转换,而不是某种具体制度合适的制度变迁方式。
三、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进入时机——强制性制度变迁替代诱致性制度变迁
(一)强制性制度变迁进入的适用
强制性制度变迁替代诱致性制度变迁,显然适用于已经进行制度变迁、且正在进行制度变迁方式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情况。由于这里不对具体制度适用方式进行讨论,因此主要分析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进入时机,“进入时机”最恰当的理解就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效率大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效率。效率的含义包括了收益和成本对比后的效益和实现同样数量效益的时间(即速度),制度变迁的效率也包括了这两层含义,但又比这个复杂,原因在于制度变迁的收益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能否实现问题,如外部利润的内在化。
(二) 强制性制度变迁进入时机的分析
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效率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效率进行比较,分析方法首先假设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效率(包括效益和成本)不变,再来分析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效率变化。强制性制度变迁取代诱致性制度变迁,而进入的话,就说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边际效率开始递减。
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制度供给是一种边际制度安排。一般情况下,在制度供给效率达到顶点前,边际效益应该递增的,只有当制度供给的边际效益等于边际成本后,制度效率才从总体上开始下降。诱致性制度变迁效率下降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一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已不能提供新的制度创新,或者说制度创新效率已经开始递减了;二是制度供给的边际效益递减;三是制度的结构效率趋于零。在核心制度没有出现突破的情况下,或在仅依靠需求诱致性制度结构已经出现了边际效率为零的状态下,就必须实施强制性制度变迁,否则就会影响效率的提高。
(三)强制性制度变迁进入时机的条件
1.诱致性制度变迁已经为新制度安排奠定了意识等基础。
制度变迁之初采用渐进式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根本原因就是希望在既定条件下,以最低的成本和最小的风险,从而创造一个合理的知识传递和积累机制,为制度变迁主体和制度变迁对象创造相当的缓冲和适应时期。在诱致性制度变迁中制度变迁的微观主体对各种制度的需求探索和自发的非核心制度的争取,以及制度安排对象的适合,一定程度上为新制度的安排积累了经验;同时,又为强制制度变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避免或减少强制性制度变迁进程中的低效性和破坏性。这就表明诱致性制度变迁已经达到了该制度摸索和经验积累的极限,只要政府主动地安排该种制度,就可进一步提高制度供给效率,更大程度、更大范围推动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强制性制度变迁的风险已经通过诱致性制度逐步实践而最小化了。如果此时再不及时进行强制性制度安排,已经最小化的制度变迁成本就会再次升高,阻碍最佳制度安排时机。
2.制度变迁已经到达了核心制度变革阶段。
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最大特点就是实施增量制度供给,即在保持核心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在核心制度外围实施和安排新的制度,通过新制度来逐步替代原有的制度,但是这种替代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对核心制度产生变革的要求。而核心制度由于受传统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撑,必然会反对和压制对核心制度变革的要求。此时,核心制度就障碍了制度的增量革命。一方面是过去增量制度效率难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即制度运行成本急剧上升;另一方面是新的针对传统核心制度的增量制度的安排不能及时出台,新制度安排的成本无穷增大,从而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3.制度变迁风险由于无法向后递延的制度变迁成本而增大。
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以最小程度的损害改革主体和既定利益主体为前提条件的,其成本分摊要么是向后推移,要么是由政府来承担。由于一方面政府财力有限,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有一定的任期,该任期政府也是本届效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因此在制度成本的分摊上必然是向后推移,以便在适当的时机,即受益主体有一定承受力后再适当分摊,或者把改革成本推给继任者。这就势必在一定程度上使制度变迁成本向后累积,若在改革一定时期后仍然没有找到适当的分摊,改革成本就会迅速加大,从而增加进一步改革的风险,如这时不采取一定的措施,累积的成本一旦同时释放就可能要引发自下而上的强制性革命,达不到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初衷。
(四) 强制性制度变迁进入失败的后果
当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转换时机成熟后,如果不能及时推进强制性制度变迁,就会使核心制度供给远远滞后于客观需求,制度结构呈现严重的不均衡,障碍经济的发展。具体会出现以下几种局面:一是可能使制度供给跌入陷阱,即不管供给多少增量制度,制度供给的边际效率都会下降,制度供给的边际效率小于制度供给的边际成本;二是制度结构效率趋于零;三是无效制度增多,即使以前曾经发挥过作用的增量制度也会因核心制度的供给不足而无法发挥作用。
四、强制性制度变迁的退出时机——诱致性制度变迁替代强制性制度变迁
(一) 强制性制度变迁的退出条件
1.预期制度基本建立。
强制性制度安排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适应需求诱致性制度的要求,对己经摸清了发展方向的制度进行主动安排;二是超前进行制度安排,没有需求诱致性制度的经验积累。不管采用哪一种方式,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只要预期制度基本建立,就应该适时转换制度变迁方式,由市场微观主体进行需求诱致性制度探索和印证。
2.市场微观主体己经初步认可并且基本接受新制度。
强制性制度变迁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市场经济主体的认可和接受的程度。一般而言,接受和认可新制度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必须保持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势头,不能因微观主体不理解或者反对就立即更改。一旦市场经济主体初步认可并接受新制度,这时就必须及时把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向需求诱致性方式转变,政府由改革的主体位置上退下来,让位于市场经济主体,由市场经济来具体适应新制度,检验新制度,并进行新制度的诱致性探索,为下一轮强制性制度安排积累经验,寻找创新方向。
3.新制度进一步完善的障碍基本清除。
强制性制度变迁一般是对制度结构中的核心制度进行主动性的超前安排,即存量革命。核心制度的创新为该制度系列的制度安排提供了发展方向。这就为新制度的进一步配套和完善,扫清了制度上的障碍。
4.制度供给的边际效率稳步递增。
强制性制度变迁需要转换变迁方式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制度更替震荡,制度供给的边际效率开始递增。这种情况表明安排的新制度己经开始发挥作用。
(二)强制性制度变迁退出失败的缺陷
如果在强制性制度变迁己经完成了阶段性的历史任务后,仍不及时转换变迁方式,就可能导致制度的效率无法充分发挥。
1.无法检验新制度安排的实施效果。
由于实践检验在强制性制度下是无法进行的,因而必须由市场经济主体来进行。如果主动安排的强制性制度不让位于市场经济主体,新制度的成效就无法验证。
2.无端增加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缺陷。
由于强制性制度的无效性和搭便车性质,如果长期维持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态势,相关利益集团就会趁势而入,利用各种机会影响或者收买制度设计和安排者,以制定于己有利的制度。而制度的设计和安排者也会利用自己握有制度设计和安排的权利进行“寻租”。
3.无法完善新制度安排。
因为核心制度相对配套制度而言数量少,而配套制度只能在核心制度发挥作用的过程中,根据制度合约机制的需要而逐步加以完善。但是如果在核心制度安排后,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还不进行调整,配套制度的需求方向和需求程度就无法适应;如果制度的决策者想当然地安排,就会进一步强化制度的无效性或者“搭便车性”。
4.跌入制度供给陷阱。
如果在预期制度安排妥当后,政府仍然依靠强制手段来推动,一方面各种利益集团会利用国家的强制性手段来进行制度寻租,从而使新供给的制度偏离预期制度的框架,从而使增量制度的边际效率和整个制度结构效率不高,甚至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制度出台前,政府没有给微观主体一定时间进行充分的需求诱致,在制度出台后如果继续用强制性手段来推动,微观主体就会抵制新制度,从而抑制新制度增量效率的提高而跌入制度供给陷阱。
五、 结束语
正是鉴于不同制度变迁方式的特点不同,由制度变迁所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同的。为了实现制度变迁效率尽可能的最大化,应该选择适宜的制度变迁方式;或者说在同一制度的不同变迁进程中选择合适的制度变迁方式,这就涉及到了制度变迁方式之间的转换,也就是强制性制度变迁替代诱致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替代强制性制度变迁。作为国家和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可控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应该确定合适的进入和退出时机,以提高制度变迁的效率,优化制度变迁的效果,降低制度变迁的副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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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袁庆明.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选择与转换 篇7
一、意识形态支配下的赶超经济发展方式
新中国成立后，在外有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内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穷困面貌，此时人们从心里认为新制度应该比旧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要优越，而这种优越性的体现就是要创造出比旧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要高得多的生产率，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赶超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与此相适应，把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化摆在了优先发展的地位，把提高工业总产值及其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视为评价发展成效的主要标准，这符合这一时期的主流发展观 (1) ，也有前苏联的发展模式所起的示范效应 (2) 。
“多快好省”，这是1958年我们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简明代表性概括。1958年6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力争高速度》的社论，对这一总路线进行了详细阐述，指出：“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社论强调：“用最高的速度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达到这个伟大目标，才能最终地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从国内看是这样，从国际看更是这样”。
于是，原本互相结合而不可分的“多快好省”，逐渐变成了以“快”为中心，以高速度为灵魂的总路线，在实践中导致了以“全民大炼钢铁”为主要内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为主要特征的“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超英赶美”时间表的变化最能突出地反映出我们是多么急切地想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957年11月首次提出：“十五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1958年1月提出：“在十五年或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1958年3月提出：“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1958年4月提出：“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1958年内部提出：“七年可以赶英、十五年赶美”，1958年6月16日提出：“五年超英、十年赶美”，1958年6月17日提出：“两年超过英国”。
1958年的“大跃进”，使GDP增长率为21.3%。超高速的经济过热增长是通过大量的劳动力投入和农业的支持获得的，不久就遇到供给面的生产资料供给紧张、工业消费品供给紧张、粮食供给紧张三大“瓶颈”制约，高速增长难以为继。之后几年经济增长全面回落。其中以1961年最为明显，增长率为-27.3%。其他方面的效果也不理想，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优先发展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经济结构、经济效率、经济成果公平分配没有明显改善。在以积累为主的工业化进程中，工人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的提高速度十分缓慢;广大农民更是被割裂在经济增长体系之外，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结构的“二元性”。究其原因，在工业化的制度安排方面，过于重视姓“资”、姓“社”的争论，不恰当地把生产力层面的制度建设提升到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领域，把本身不具有制度属性的生产关系上升到意识形态领域，甚至采用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办法去抓经济发展，结果“南辕北辙”。
二、经济主导下“又快又好”的经济发展方式
我们之所以把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方式称之为经济主导下的，是因为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经济发展方式从意识形态的束缚下摆脱出来，这是我们对前一阶段经济发展方式的辩证扬弃。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为了迎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任务，会议回顾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实践证明，保持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我们的国民经济就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反之，国民经济就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1981年底，在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经济效益”问题，指出：“真正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进一步将“效益”放到经济发展战略中，指出：“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注重效益、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的战略。这个战略的基本要求是，努力提高产品质量，讲求产品适销对路，降低物质消耗和劳动消耗，实现生产要素合理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资源利用效率，归根到底，就是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视察工作时强调指出：“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
“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首次提出了“又快又好”发展的问题。随后，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同时，提出“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重申“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同时加进了“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要求。
为了给“又快又好”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扫清障碍、提供动力和保障，必须要进行思想解放，把经济发展中不应该掺杂的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剔除，同时进行体制改革为实现“又快又好”发展提供制度保证。为此，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回避了姓“资”姓“社”的争论。新一代领导人将生产力提到了一高前所未有的高度，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一方面将生产力标准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它暗示我们可以采取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同的手段，能采用一切先进发达国家的知识、经验与技术，包括一些先进的发展体制来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从而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微观动力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将经济发展速度提高到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大问题上。受此影响，各级政府纷纷把能否领导经济快速发展作为执政业绩的重要评价标准和考核、提拔干部的重要依据。这种干部业绩观和考核观，一方面导致了经济发展的短视行为，增大经济发展的粗放型特征，使得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出现结构失衡、环境成本过大等诸多负面效应;另一方面，造成过分重视经济建设而忽略其他方面，造成经济增长与人们普遍享受经济发展成果不同步，形成经济快速发展与人民幸福指数、满意度反而降低的悖论。
与经济发展相伴随的体制改革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主要围绕“计划”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次进行，后一阶段着力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所有制改革。它们主要是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优化所有制结构，塑造出适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微观市场主体。通过这种发展体制的根本转变，有效地激活了中国经济，推动了中国经济多年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中国神话。然而，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一系列严重的问题。一是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二是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三是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四是经济增长中存在着不和谐性。问题显示，在一定意义上说，快速增长已不是难点，而如何让经济发展得更“好”，才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
三、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又好又快”的经济发展方式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又好又快”经济发展方式是对经济主导下的“又快又好”经济发展方式的扬弃，既是解决过去因发展的粗放性所导致的发展不协调、不公平、不可持续等诸多问题的需要，也为解决人类未来发展的两个最基本问题———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提供了思路，从而破解了此前发展中关于发展与代价这对“鱼和熊掌”的困境，为人类实现“天人合一”、“大同”社会开创了一条谨慎乐观的道路。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又好又快”经济发展方式最突出的创新点在于，它以发展为第一要义;以以人为本为核心;以全面、协调与可持续为基本要求;以统筹发展为根本方法。为此，必须要寻求“又好又快”发展的新动力，即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提高发展的质量，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统筹考虑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必须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唯有如此，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才叫“又好又快”。
“又好又快”发展就是要在经济发展中着力解决以上在“又快又好”发展中出现的四个方面的矛盾和问题，把“好”放到优先的位置上。为此，我们提供以下思路：
1. 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态势的稳定性。
这就要求我们“两手抓”，一手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这一手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软，否则将动摇经济增长的根基;另一手不断加强宏观调控，这一手也不能软，尤其是在市场失灵时更要硬，它用来熨平经济的波动。宏观调控必须根据经济形势的不断发展和变化，针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采取不同的政策取向、操作步骤、松紧力度和实施重点。当前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我们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确保经济稳定增长。
2. 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实际上，任何国家都经历过经济发展中技术水平不高，或称“粗放式增长”的阶段。区别在于，一些国家具有内生的力量和机制，可以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技术和知识含量，逐步走向“集约型增长”。另一些国家则缺乏这种内生力量和机制，在“粗放式增长”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因此，增长方式的比较，不是经济增长中的技术水平和质量的比较，而是增长动力和机制的比较。目前，制约“集约型增长”因素主要有，一是投资、分配和消费结构的协调，二是产业结构优化与劳动力就业的平衡，三是资源有效利用上政府管制与市场机制抉择的结合，四是转换政府职能和创新科技体制的衔接。而这些因素都与增长的动力与机制有关。我国经济增长方式长期处于粗放型的根源在于经济系统中有利于自我改进、效率提高的动力和机制缺失，同时系统缺乏修复和改进机制，形成“粗放型增长”的路径依赖。
3. 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效益的和谐性。
经济增长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主要包括产品质量、资金使用效益、资源利用效率等。社会效益更为广泛，包括促进社会事业发展，以人为本，改善民生，让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现在，我们不仅要注重提高经济效益，而且更要注重提高社会效益，也就是说，要使经济增长有助于实现社会和谐。这就是要在经济发展中坚持以人为本，维护公平正义，更加重视教育、卫生、文化等各项事业发展，妥善处理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关系，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制度，坚持积极的就业政策，注重为农村和城镇低收入者提供更好的基本公共服务，积极改善民生，解决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摘要：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国家发展战略、目的的产物, 它服务于国家整体需要与长远规划, 而国家发展战略和目的是在一个社会的不同时期随着国内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而变化的, 因此, 经济发展方式就要适时进行相应调整和转变。自新中国建立以来,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经历了意识形态支配下的赶超经济发展到经济主导下“又快又好”的经济发展, 再到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又好又快”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以创新与完善制度建设为载体, 其转换是一个长期、复杂与适应的过程。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又快又好,又好又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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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世锦.增长模式转型:我们需要转变什么[J].经济学动态, 2006, (8) .
转换器的选择 篇8
1 图形转换的方法及作业流程
现阶段我国的工程电子版用图图基本都是dwg格式, 或者都可以转成dwg格式, 下面主要介绍基于A U T O C A D软件的两种图形转换方法。
(1) 两点法:在图形区域尽量长的两端定出一段线段, 用坐标转换软件算出该线段两端点在相应坐标系下的坐标, 将算出的新坐标展出, 再以源线段任一端点为基点, 利用A U T O C A D软件的平移和旋转功能, 将旧坐标系的图形转移到新坐标系下, 最后通过比例缩放功能, 将新旧坐标系下该线段长度的比值输入, 即可完成图形转换。第一步, 选择编辑平移工具 (或输入命令move) , 以A点为基点, 将待转换图形平移到经坐标转换后的新坐标系下的A1点。如图1所示。第二步, 选择编辑旋转工具 (或输入命令rotate) , 以A (A1) 点为基点, 将新坐标系下图形旋转至线段A1B1方向上。如图2所示。第三步, 选择编辑比例缩放工具 (或输入命令scale) , 然后框选新坐标系下以旋转好的图形, 以旋转时的基点A (A1) 作为比例缩放基点, 输入距离比值 (S A 1 B 1/SAB) 即可完成该图形的坐标转换。
(2) 多点法:在图形区域范围尽量大的四个角定出四个角点 (或更多点) , 用坐标转换软件算出该四点在相应坐标系下的坐标, 利用A U T O C A D软件的弹性拉伸功能, 依次将该点的旧、新坐标输入, 软件会将图形强制附合到新坐标系下的相应位置, 以此达到图形转换。
2 案例及精度分析
现在以《珠海市市区分区规划图》的83珠海坐标系的图形转换成1980国家大地坐标系, 进行坐标分量、距离误差分析和面积误差分析, 并分析两点法和多点法的优缺点, 为图形转换方法的选择提供数学依据。
2.1 两点法
选取南湾前山河附近坐标1 (X:998223.729, Y:393503.071) 及高新区港湾大道北侧坐标2 (X:1009483.029, Y:405474.749) 为参考进行转换 (见表1) , 选取城区十个道路交点为检测点进行坐标分量及距离误差分析 (见表2) , 选取鹅槽山公园、拱北口岸、石花山公园、体育中心、银坑山地公园及青年水库的范围线围成的面积来进行面积误差分析 (见表3) 。
2.2 多点法
选取南湾前山河附近坐标1 (X:998223.729, Y:393503.071) 、九州港码头附近坐标2 (X:998943.988, Y:404282.449) 、高新区港湾大道北侧坐标3 (X:1009483.029, Y:405474.749) 及粤西沿海高速界涌段北侧坐标4 (X:1008091.220, Y:391729.141) 为参考进行转换 (见表4) , 选取城区十个道路交点为检测点进行坐标分量及距离误差分析 (见表5) , 选取鹅槽山公园、拱北口岸、石花山公园、体育中心、银坑山地公园及青年水库的范围线围成的面积来进行面积误差分析 (见表6) 。
3 结语
根据以上分析, 得出: (1) 多点法转换的坐标精度为0.2cm~1.65cm, 两点法为0.88cm~6.90cm, 多点法的精度优于两点法; (2) 多点法转换的面积误差相对精度为0.004%~0.006%, 两点法为0.005%, 两种方法相当; (3) 经过试验证明, 选择多点法转换时, 采用的基点越多, 其精度会越高; (4) 用多点法转换时, 图形的填充图块会发生错乱, 两点法不存在此问题。因此, 在图形不存在填充图块时, 两种方法都可以用, 多点法转换的精度会更高;图形存在填充图块时, 只能采用两点法进行转换。当然, 对基点进行坐标转换时, 其转换精度越高, 则图形转换的精度也会越高。
摘要：本文主要介绍基于AUTOCAD (.dwg格式) 的图形在两个不同坐标系之间的图形转换, 通过对坐标及面积误差进行精度分析, 为图形转换方法的选择提供数学依据。
关键词：图形转换,坐标转换,平移,旋转,比例缩放,弹性拉伸
参考文献
[1]Autodesk AtoCAD2004中文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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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姚宜斌.平面坐标系统相互转换的一种简便算法[J].测绘信息与工程, 2001 (1) :1～3.
转换器的选择 篇9
1 双电源自动转换开关ATSE的发展过程
根据国家标准的定义:ATSE即双电源自动转换开关, 由一个或多个转换开关电器和转换控制器组成, 用于监测电源电路、并将一个或几个负载电路从一个电源转换至另一个电源的开关电器。ATSE在我国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可分为双接触器型、双断路器型、励磁式专用转换开关和电动式专用转换开关。双接触器型转换开关为第一代, 是我国最早生产的双电源转换开关, 它是由两台接触器搭接而成的简易电源, 这种装置因可靠性低、耗电大等缺点, 已被逐步淘汰。双断路器式转换开关为第二代, 为CB级ATSE, 它是由两断路器改造而成, 具有短路或过电流保护功能。励磁式专用转换开关为第三代, 它是由励磁式接触器外加控制器构成的一个整体装置, 机械联锁, 转换由电磁线圈产生吸引力来驱动开关, 速度快。电动式专用转换开关为第四代, 为PC级ATSE, 其主体为负合隔离开关, 为机电一体式开关电器, 转换由电机驱动, 转换平稳快速, 并且具有过0位功能。
2 双电源自动转换开关 (ATSE) 的分类
根据国标, ATSE分为PC级ATSE和CB级ATSE。其中PC级ATSE为能够接通、承载、但不用于分断短路电流的ATSE;CB级ATSE为配备过电流脱扣器的ATSE, 它的主触头能够接通并用于分断短路电流。在《民用建筑设计规范》中指出, “当采用CB级ATSE为消防负荷供电时, 应采用仅具有短路保护的断路器组成的ATSE”;且“所采用的ATSE宜具有隔离检修功能”。仅这两条要求, CB级ATSE已不能满足一、二级负荷对供电的要求。由此可以看出PC级ATSE在工程中的推广是必然的。所以在选择ATSE时, 主要是选择PC级的产品。
3 PC级ATSE的选择
双电源自动转换开关用于常用电源和备用电源之间的转换, 要求电源转换开关的操作机构不应使负载电路与常用电源或备用电源长期断开, 电源转换开关应提供指示所连接 (常用或备用) 电源位置的辅助触头。那么在选用PC级ATSE时, 除按照正常参数进行选择外, 还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电气隔离、0位及挂锁功能。从保证双电源系统长期稳定、安全、安全供电和远程管理考虑, 隔离开关在断开位置应具有较大的开断距离, 国标规定其线间及断开触头间必须承受8KV的额定冲击耐受电压。在非消防电源发生火灾及ATSE下端电器设备检修和维护, ATSE应具有0位, 有的已经具有0位接口功能, 可接至消防控制中心。并且在0位检修时, 应具备挂锁功能, 以保证检修人员及设备的安全。 (2) 延时设定及级数的选择。在常用电源转换至备用电源时, 为防止备用电源在市电瞬态波动或失压, ATSE应具有延时检测功能, 民规要求不大于30s, 很多产品均设有转换延时, 普遍设为1～8s, 设置时间以不影响用电设备或照明等的正常使用为原则。当备用电源转换至常用电源时, 普遍厂家均有1～300s的延时, 以确认常用电源恢复正常而且稳定供电。在选择ATSE时, 应选用四级开关, N线应当完全隔离, 目的是防止ATSE切换时, 不同系统中N线电位漂移, 影响系统供电质量。 (3) 关于机电一体智能式。机电一体智能式双电源自动转换开关具有自动化程度高, 安全可靠性好等优点以成为发展趋势, 大家可以参照具体公司的相关产品进行选择, 不再赘述。
参考文献
[1]GB/T 14048.11.国家标准,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S].
转换器的选择 篇10
网络团购是一种集体消费行为，由共同需求的消费者组织起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由于消费者自发组织的松散性，所以团购活动一般由第三方或销售方组织和管理。目前在网上盛行的主要是商业团购模式。商业团购是由专业的商业网站提供第三方服务平台，一方面根据网站自身设置团购主题，应用会员制吸收参与团购的消费者;另一方面，利用群体消费的优势与厂商协商产品价格，最后形成较规范的团购流程。另一种模式是由商品生产厂、分销商建立的团购引导网站，是厂商或分销商进行网络营销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些模式具有对团购标的商品的专业性及其操作流程的规范性，相比消费者自发组织的团购活动有更好的质量和服务保障。
在网络团购活动中，团购中介发起团购主题是团购组织的关键阶段。主题就是团购中介设定团购活动的标的商品、团购的形式和团购交易达成的条件。主题设置只有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前提条件，才能吸引消费群体加入，从而达到团购数量的要求，完成团购交易。其中，主题标的物的选择是团购活动中的重要影响因素。标的物不仅涉及供应商和商品的价格、品牌、质量和服务等内容，还与消费者偏好有一定的联系。因此，团购中介需采取相应的措施来进行团购主题设置。
“消去与选择转换”(Electre)是解决有限方案多目标决策问题的一种分析方法，其优势在于：逻辑关系简明，具有良好的交互性，能充分利用决策矩阵中所包含的信息，有利于供应商与需求商的协调合作。通过使用阈值，避免了原有多目标评价加权平均方法中因为一些指标值较高而掩盖某些指标值过低的缺点。目前，消去与选择转换法广泛应用在企业资本运营中。本文将其引入网络团购标的商品的评价和选择中，作为网络团购项目的组织方提供优化的主题选择。
网络团购主题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团购中介在每期团购活动中负责发起主题、协商价格并最终促成交易。团购中介的决策和控制职能主要体现在发起主题阶段与协商价格阶段。在当前团购主题设置前，历届团购活动的数据成为当前团购发起主题的依据。网络团购主题评价指标体系不仅能够全面体现团购买方对团购主题的要求及主题自身适应于团购的特色，而且具备系统、全面、简明、灵活和可操作性强等特点。
网络团购主题评价指标体系的定量指标包括：(1)标的物的价格。指团购活动中的折扣价格，是团购组织过程中最吸引消费者的因素。团购标的物的价格一般比其零售价低许多。在主题设置中，标的物应提供有竞争力的价格，是主题方案选择的一个重要指标。(2)交易可靠性。用下订量与最终交易量的比率来表示，指参与团购的供应商最终履行合约、满足消费者订单的程度。交易可靠性指标值的高低能够体现出团购供应商的诚信程度。交易可靠性=最终交易量÷总订单量×100%。(3)额外成本。用消费者与供应商交易团购标的物所需的额外成本来表示。在团购中，消费者在与团购供应方最终交易后须支付一些其它成本，如团购标的物的运输和检验费用等，不同标的物所产生的额外成本存在一定差距。(4)主题收益状况。用主题设置的成本收益率来表示。主题收益率=团购最终收益÷团购主题设置成本×100%。
网络团购主题评价指标体系的定性指标包括：(1)标的物的质量。是指标的物满足用户需求的程度。团购标的物合格数量占团购交易数量的百分比显示了质量的一个方面，用户最终对商品质量的肯定程度代表了团购标的物的另一个质量标准。标的物质量的优劣能够直接影响团购主题历次方案中的优选要求。(2)服务水平。利用团购组织中的客户跟踪调查来了解团购供应商的服务水平。
用“消去与选择转换法”评价团购主题设置的具体评价步骤如下：第一步，构造初始矩阵，并进行规范化;第二步，计算加权规范化矩阵v=r, w;第三步，确定属性优势集与劣势集;第四步，计算优势矩阵;第五步，计算劣势矩阵;第六步，确定优势判定矩阵c满意测度大小，确定阈值;第七步，确定劣势判定矩阵;第八步，综合优势判定矩阵;第九步，剔除方案。至此，步骤完成。
网络团购主题选择实例分析
TG28团购网组织的团购活动，是嘉兴市规模最大的网络团购。该网站主要针对家庭装修材料进行组织集团竞价和购买。团购活动从发起到结束的周期一般为一个月，具有较强的规律性。团购的内容分为多个主题，如卫浴类、油漆类、木材类和地板地砖类等。其中地板类涉及金额最大，且应邀参与的厂商和品牌也较多。以地板类的德尔、贝尔达、金马、龙森和美迪亚五个品牌为分析对象(以实木多层地板为对比型号)，通过实际调查得到价格、可靠性、额外成本、主题收益、质量和服务水平的主题指标数值，然后用消去与选择转换方法的各个步骤算法，消费者选择的品牌为质量和服务水平较好的贝尔达、龙森、美迪亚的实木多层地板适于团购。由以上分析可知，价格并非决定团购主题设置的极端因素。由于团购交易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有必要进行合理的选择。团购中介方在选择该方法时，可根据自身实力确定相应的阈值，组织多主题的团购活动，从而使企业效益达到最大化。
“消去与选择转换法”具有良好的交互性和计算量小的特点，在实际应用中，团购主题设置的类型由于团购方式的不同有相应的差别，可根据具体情况对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