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财产公开

公务员财产公开（共11篇）

公务员财产公开 篇1

1 我国财产申报制度建设现状

由于中国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上的缺失, 使得一些官员的非法所得无法及时通过披露机制让外界获悉而有恃无恐, 致使贪污受贿现象日益严重。此现象已经引起各界的高度关注, 在新时期的反腐败斗争中, 我国已经开始了对建立财产申报制度的探讨。

1.1 各界意识形态方面。

长期以来, 关于我国国家公务员财产申报问题呼声一直很高。早在1987年,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的王汉斌, 在一次会议上就明确提出:“一些国家规定公务员应当申报财产收入, 我国对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建立申报财产制度问题, 需在其他有关法律中研究解决。”1994年, 官员财产收入申报法正式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项目。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 五年来三次在两会上提出关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应该改为财产公示制度”的建议, 并与50多位代表联名形成议案, 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和争论, 也引起包括中纪委的重视。除了人大代表的关注, 由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献田领衔的50多位退休高官和学者联名, 也向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等国家机关以及中央领导提出“关于尽快制定和认真实施《县处级以上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公布法》的建议书”。2010年两会期间, 韩德云代表第5次向全国人大提出相关建议。

1.2 国家制度建设和实际行动方面。

1988年, 起草了第一个关于国家行政工作人员报告财产和收入的规定草案;1994年, 《财产收入申报法》正式列入五年立法规划;2000年12月, 中央决定在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中首先实行家庭财产报告制度, 并于2001年6月15日出台了《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 (试行) 》。2005年10月, 我国加入《联合国反腐公约》缔约国。2007年9月13日上午, 国家预防腐败局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成立, 标志着中国反腐败工作重心前移。而从2006年起,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律师韩德云建议“对公务员财产申报问题立法”之后, 6年间, 相关机构对这个议案的答复年年有变化———从前两年的“制定财产申报法条件尚不成熟”到“正在积极开展工作”, 再到“适时向全国人大提出立法建议”。

1.3 财产申报的破冰之旅。

新疆阿勒泰地区实施县 (处) 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规定就是政府为公民权利监督创设前提的一次尝试。2008年5月28日, 新疆阿勒泰地区纪委、监察局和预防腐败办公室联合出台《县 (处) 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规定 (试行) 》, 要求“与领导干部职权密切相关的收入, 都将通过阿勒泰廉政网及当地主流媒体及时全面公开, 以接受社会有效监督”。该规定实现了我国领导干部财产申报与公开的三大突破。一是申报“财产”而不仅仅是“收入”。二是申报的财产要公开接受社会监督。三是离任申报延续三年。该规定将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种类分为初任申报、年度申报和离任申报。其中离任申报的时限被明确延续到退休后三年期满为止。这个规定的出台“是中国建立财产公开制度的‘良好范本’, 对推动中国的‘党政官员财产公开’立法具有积极意义。”2009年1月1日, 新疆阿勒泰地区公示55名初任副县级干部财产 (公开) 申报表, 普通民众均可查阅。

2 现行财产申报制度存在的问题

2.1 只报收入不报财产, 申报范围过窄。

按照以往规定, 主要就是要求领导干部报告个人和亲属的财产状况。但其基本上规定是只报个人收入、不报家庭财产, 只报劳务收入、不报非劳务收入。虽然《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有增加报告财产的内容, 但未规定信息公开的办法, 致使本应成为“阳光法案”的财产申报制度仍然未能落到实处。

2.2 缺乏权威法定受理机构, 监督力度不足。

按照《监督条例》规定, 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一般是向各自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构报告, 同时报上级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构备案。各级纪委是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 纪委在党委统一领导下, 专司党内监督的权力;作为地方纪委, 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这就造成, 主要监督者是被监督者的下级, 上级监督者却不是主要监督人, 这就形成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一个本该受到监督的领导者, 却同时又是监督他的同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同级纪检、监察机构的顶头上司, 其监督的有效性可想而知。

2.3 申报对内不对外, 缺乏公开性。

按照规定, 党员领导干部只把个人重大事项报告给组织, 其财产情况只有接受申报的领导知情, 对其余的人则一概不予公开, 因此作为领导的下属、社会群众甚至班子其他领导都不知情, 这种的对上不对下、对内不对外的申报方向, 使得社会监督无从入手, 失去了财产申报的意义。

2.4 缺乏严格的监督与惩处机制。

目前, 并没有一部法律规定, 党员领导干部没有详细申报财产问题应该受到严格惩罚。而实际生活中, 财产申报也仅仅作为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考核里面的一项形式报告而已, 并没有具体要求应该如何操作, 应受到什么处罚。

3 对我国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的思考建议

3.1 扩大申报范围。

财产申报对象应当包括担任各级公职人员, 包括公务员及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此外, 国有企业 (包括国有控股企业) 中相当于县处级以上的公职人员, 也应列入申报人的范围。申报内容应当包括本人、家庭成员和已另立家庭的子女及其配偶的全部财产, 即全部动产和不动产。领导干部只要没有退休, 就应当定期进行财产申报。退休离职后也应在一定期限内申报。

3.2 设立独立行使职权的权威监督机构。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和《联合国反腐公约》中关于反腐机构要有“必要的独立性”的规定, 建议设立国家廉政监督机构, 地方各级设立相应的廉政监督机构, 实行逐级垂直领导。廉政监督机构负责人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和报告工作。

3.3 完善公开制度。

事实上, 迄今为止, 很多有关腐败案件被发现, 其线索都来源于公民举报。这足以证明公民权利监督的有效性。要发挥公民权利监督的作用, 前提条件是增强政务活动的透明度, 保证公民的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各级执法机关应将申报人申报的内容分别在全国性的、本部门的、本地区的互联网上和大众媒体上公布, 使社会公众得以了解, 并便于查询和监督。

3.4 建立严格的惩处监督机制。

执法机关对于申报人不按期申报的, 应责令其限期补报。逾期不报的, 以拒报论处。对拒报者, 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行政、纪律处分, 并可处以罚款。对于申报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应予严格核查。廉政监察院对申报人申报的内容应进行严格审核;发现瞒报、谎报的, 转移财产的以及新增财产来源不合法或不能说明来源的, 情节轻微的, 应给予行政或纪律处分, 并可处以罚款;触犯刑法的, 应承担刑事责任。

总之, 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法治的进步与人权的保障。无论是基于我国反腐败形势的需要, 还是吸收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管理方法, 我国都有必要尽快探索、实行财产申报立法。随着反腐倡廉的逐步深入, 我们有理由相信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必将在全国尽快得以推广。到那时, 公民权利监督的效果将会更明显, 社会主义监督体系将会更完善。

摘要：近年来, 我国在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和努力, 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我国在现行财产申报制度建设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作者结合实际, 对我国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的做法进行了积极探索, 从扩大申报范围、设立独立行使职权的权威监督机构、完善公开制度、建立严格的惩处监督机制等几方面进行了浅析。

关键词：公务员财产公开,存在问题,建议对策

参考文献

[1]茅于轼.《公正透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之路》, 法律出版社, 2004.6.

[2]刘书林.《党的领导与民主监督》,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5.

[3]陈武明, 《反腐败研究 (第七集) 》,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3.

[4]杨宇冠.《我国反腐败机制完善与联合国反腐败措施》, 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7.6.

[5]刘明波.《中外财产申报制度述要》,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1.9.

公务员财产公开 篇2

一、我国公务员财产公开制度的立法进程通过对有限资料的梳理中国公务员财产公开制度“立法”进程或事件大致如下。余小莹在其硕士论文中将这一过程以阶段划分法分为三个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为“初步探索阶段”20世纪90年代为“发展试行阶段”2000年之后为“逐步完善阶段”。①笔者认为这种划分是值得商榷的理由有三一是到目前为止上表中所列多数规定都属内部监督制度废立自如本质上均处在试行状态二是从1995年《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算起之后的各种类似规定只是在次要内容上做了完善如申报的财产增加若干种基本原则和重要内容均未展开三是纵观每个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的内容整体情况可以说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正因为此十几年来该制度对我国的反腐工作几无帮助。“成克杰、胡长清、肖作新、赵更效等腐败分子数百万乃至数千万的家当在案发之前根本就没有因为《规定》的实施而有丝毫地显山露水在近年来不断增加的腐败案件中更没有哪一位贪官是因《规定》的实施而翻身落马的。”②表1中国公务员财产公开制度法制进程简表③时间文件名称或事件发布或参与机关备注1988年《国家行政工作人员报告财产和收入的规定草案》全国人大、监察部国务院法制办参与制度开始酝酿1994年《财产申报法》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列入立法规划1995年4月20日《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引起对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广泛关注。1997年1月31日《关于领导干部报告重大事项的规定》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00年12月25日决定实行领导干部家庭财产报告制度中纪委2001年6月25日《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中纪委、中组部联合发布进一步要求官员申报家庭财产。2005年3月15日再度发出一份干部公开财产的文件意见稿中纪委要求实施但因官员抗拒而搁浅。2005年4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最终通过法律文本无财产申报相关内容。2005年6月《关于国家公务员申报经济来源、资产公布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中纪委规定中央委员、省部级、地厅级干部申报。2006年8月《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中共中央办公厅对党员干部财产申报进行了明确的规范2007年4月5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规定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一般不得公开。2008年1月20日《关于尽快制定〈县处级以上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公布法〉的建议书》50多位退休高官和学者联名民间向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建议2008年5月28日《关于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规定试行》新疆阿勒泰地区纪委、监察局和预防腐败办公室联合发文要求申报并公示媒体跟进报道一时成为社会热点话题。2009年“两会”期间《关于建立公务员财产申报法》议案并附6000多字的“草案”全国人大代表律师韩德云提交有代表多年来相似提案无任何结果。①余小莹《我国公务员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建设研究》2007年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20-22页。②王明高、胡祥勇《中国家庭财产申报制的建立与健全》《湖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③该表内容依据以下文章整理而成朱中原《官员财产申报制度20年难产》《中国改革》2007年第12期刘明波《中外财产申报制度述要》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5页余小莹《我国公务员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建设研究》2007年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页相关政府网站。-53-

二、我国公务员财产公开制度的现实效果纵览近二十年来我国公务员财产公开制度的建构进程如下特点清晰可见。一是公众始终关注此制度但立法机关鲜有建树。每一次与此制度有关的政策出台媒体都会予以较多的关注特别是近年来随着话语路径的多元化伴随着《公务员法》的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生效、阿勒泰《关于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规定试行》以下简称“阿勒泰规定”的高调出台低调落实等一系列法制事件公众的参与和表达热情都空前高涨对制度的期待甚为迫切。我国学者对公务员财产公开制度的研究也总是与实践层面的立法亦步亦趋不断地为制度的完构进行着艰苦而执着的思考。同时为使民意走向立法个别人大代表也以“唐吉诃德”式的精神致力于架桥铺路。与此相反立法机关的立法行动却十分迟缓1988年草案止于草案1994年规划止于规划2005年出台公务员法也未见效果多位人大代表多次提出议案和建议除引起媒体的一番关注和舆论的热议外对交办转办情况如何公众不得而知。二是制度定位始终是内部监督。以上政策性文件的发布机关中纪委、中组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等从机关性质来看或为内设办事机构或为内部管理机构实施部门多为组织人事部门监督部门则为纪律检查机关、行政监察机关、预防腐败部门等内容上无论是1995年的引起极大关注的《规定》还是2001年没有产生任何波澜的《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以及其他类似规定都把不公开作为原则而“公开”与否均由“组织”把控。三是制度内容逐步得以充实但效果并不理想。如在公开范围方面1995年《规定》要求申报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及福利费等四项“收入”而2008年“阿勒泰规定”第8条则列出各类财产11项。①公开问题上从最初的不置可否到明确规定“采取公开申报和秘密申报相结合的原则”。②申报种类从单一的申报发展到初任申报、申报、离任申报三种。不申报之法律责任从相当“温柔”的“由所在党组织行政部门或者纪检监察部门责令其申报、改正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党纪政纪处分”③到比较严格的“给予从重或加重直至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并建议司法机关按最高刑罚量刑”。仅从内容来看近几年学者们对该制度的研究成果都得到了很好反映但在实践层面1995年“七月的阳光”并没有使官员收入不再“云遮雾罩”④2009年“阿勒泰规定”施行以来公众还在质疑是“阳光”还是“荧光”如在该地区55名县处级官员填报的个人财产申报表中获赠“现金、有价证券、贵重礼品”一栏都为“无”。⑤

官员财产公开与“地段”无关 篇3

慈溪市推行的官员廉情公示制度，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新疆阿勒泰地区年初开始推行的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如果将两者做一番比较，就会发现两地的做法是各有短长的。

首先，慈溪市实行的是在一定范围内(如单位内部)“公示”，阿勒泰地区实行的是通过媒体、网络向社会“公开”，虽然经过包括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在内的众多媒体的报道，慈溪的“公示”也部分地具有了“公开”的意义，但从公开的范围上看，慈溪无疑要略逊于阿勒泰。

不过，就公开的内容而言，则慈溪显然要比阿勒泰领先一步。阿勒泰地区官员财产公开主要包括“工资”、“各类奖金，津贴、补贴及福利费”、“劳务所得”和“申报人及亲属接受礼金、贵重礼品等”四项，不像慈溪的公示那样包括房产、汽车等大宗财产以及官员亲属从业、子女就学等情况。

综合地看，慈溪、阿勒泰两地的官员财产公开都探索出了积极的经验，也有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浙江慈溪市和新疆阿勒泰地区，一个是东部沿海的富庶之地，一个是中国版图最西北角的边陲小城，这两个地方在官员财产公开方面不约而同迈出第一步，绝非偶然。

年初阿勒泰地区55名副县级官员进行财产申报公开时，有人提出审慎的质疑，认为阿勒泰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官员的合法收入普遍不高，获取灰色收入和腐败收入的机会不多，大多数官员并不惮于晾晒自己的财产，因此在这里搞官员财产公开试点，不会遇到多大的阻力和困难，换了其他地方就很難说了。

然而，浙江慈溪干部廉情公示制度的顺利推行，给了上述质疑一个有力的回应：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不但可以在阿勒泰那样的经济不发达地区实行，而且也可以在慈溪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实行。据报道，大多数在慈溪市“干部廉情公示表”上被“示众”的官员，尽管觉得公开“隐私”有压力，但都能正确认识到官员作为掌握公权力的公众人物、其“隐私”应当受到必要限制的道理，都对这项改革给予了积极的支持。

公务员财产公开 篇4

一、进行顶层设计, 在试点和实践的基础上做好财产公开制度与监督机制的制度设计

目前公务员财产申报公示, 从中央到地方都还在进一步试点探索阶段。要根据发展需要和群众呼声, 结合试点经验, 认真研究新情况、新问题, 对公务员财产申报公示做出科学规划和设计。

1.准确区分公务员合法收入、非法收入、不明来源、继承和偶然所得巨额财产, 并做出严格的概念和内涵设定。特别要对非法收入、不明来源巨额财产的调查和核实做出制度规定, 以确保对不当申报行为及时准确地做出党纪政纪处理, 能够对涉嫌违法犯罪财产、贪污贿赂行为依法给予查处。

2.尽快建立财产信息查询等规章制度。要建立公务员的财产信息查询系统, 通过登录该系统, 及时了解公务员的房产、车辆、股票、期货及银行存款等信息, 进一步健全完善公务员身份信息准确法定制、金融实名制、不动产登记制、境外 (或居住地外) 财产核实制等相关制度规定。

3.推进制度的法制化。要通过立法明确公务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处理和惩戒的措施和办法, 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最大限度地保障其稳定性和有效性。特别是要重点推进目前我国现行的《关于党政机关县 (处) 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 (试行) 》等财产申报规定进入法制化程序, 使其具有法律法规的强制力和约束力。

4.引导相关领域和部门的联动配合。充分发挥纪检、组织部门的主体作用, 协调财政、人事、房管、建设等部门共同参与, 联合房地产、金融、车管等领域信息共享, 成立工作领导小组, 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加强信息交流沟通, 形成财产监管的强大合力。同时, 要认真总结经验, 针对财产申报公示工作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及时研究新的对策和办法, 并加以改进和完善。

二、通过政治决断、公众参与和渐进式建设, 减少社会阻力和社会震荡

推进公务员财产公开制度与监督机制建设, 加强制度反腐的效力, 实现基层实践和顶层设计的有效对接, 需要全社会公众高效、深层次、全方位地参与。

1.思想上要高度重视, 精心组织实施。要充分发挥党委、政府的核心领导作用, 进一步加强宣传引导力度。可通过召开各级各类公务员学习会、印制宣传画、分发相关法律法规小册子等方式, 大力宣传公务员财产公开制度与监督机制建设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提高党员干部本身对公务员财产申报公示的认识。

2.引导公务员率先垂范。要大力支持财产公开制度与监督机制建设工作的开展, 科学作出有利于推动公务员财产公开制度与监督机制建设工作部署和决策, 致力于从高层进行推动。特别是要突出公务员的示范带头作用, 一定层级和区域内的公务员要率先申报和公示家庭财产, 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取信于下级, 从而实现财产申报公开与监督的上行下效。

3.科学引导人民群众的参与。要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 引导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拓宽公众参与渠道, 拓展公众参与平台, 保护公众参与热情, 听取并吸纳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制定公务员财产公开制度与监督机制建设的措施和办法。在政策法规的实施过程中, 要注意让社会公众能够全程监督。对那些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呼声的制度规定, 要注意了解民心、听取民声、吸纳和集中民智, 依循民意和凭借民力加以逐步完善。

4.清除“反腐妨碍经济增长”等荒谬论调, 为公众积极参与反腐斗争排除思想认识障碍。通过经济的历史发展和鲜活的社会实践, 让人民群众切身体会到反腐倡廉在转方式、调结构、稳增长、惠民生等过程中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一部分人囿于自己狭隘的小圈子和利益, 看不到超额不当得利行为对社会公正和人民团结的严重破坏, 错误地将一些贪污腐败的所谓“能人”和官员当作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对于“信仰缺失、道德滑坡”等社会顽症的根源要有清醒认识, 全力排除超额不当得利行为在加大国家治理成本、弱化社会发展活力、影响经济稳健持久增长等方面的负面效应。

5.要用科学合理、严格公正的人才选拔制度, 有效破除“为官不为”恶习。要建立健全科学的选人用人管人制度, 为公众积极参与反腐斗争排除制度障碍。不断激发公众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的热情和活力, 将那些“不干事不出事”的“安稳官”、恶化党群干群关系的“贪官”、损害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劣官”彻底予以清除。

三、坚持法制化道路, 着力营造公务员财产公开制度与监督机制建设的良好法制环境

要弘扬法治精神, 尊重上位法规定, 尤其对于不申报、不及时申报、瞒报、漏报的行为, 当处理依据和处理的方法、方式与现有的法律法规相冲突时, 要在不违背现有法律的基础上, 制定出详细的惩戒措施和办法。

1.在条件成熟时出台《国家公务员财产申报法》。腐败分子大多以获取超额不当得利为主要目的, 抓住国家推动不动产登记的有利条件, 发挥财产申报制度预防腐败的基础性、预置性和根本性作用, 积极推进公务员财产公开制度与监督机制建设。加强对国家公务员特别是公务员及其配偶子女的动态管理, 重点监控他们的住房、投资以及配偶子女从业、是否移居国境外等情况。

2.制定《政务公开法》, 更好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推动完善治理腐败制度, 严密遏制和防范腐败的“制度笼子”, 实现治理腐败的根本目的。反腐败既要靠人, 也要靠制度, 更需要制度的支撑和创新。反腐败要靠法治, 关键是要制定《政务公开法》, 积极推动完善财产公开制度与监督机制建设, 切实解决公务员财产收入申报的公开问题。同时, 财产申报制度的关键就是公开, 在推进宏观层面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同时, 需要进一步加固并完善“治理制度补丁”。

3.健全完善“申报公开制度”的立法程序和主要内容。建议在《物权法 (草案) 》第四条“物权应当公示”之后, 增列一款 (作为第二款) :“国家对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及其配偶、子女的财产, 包括全部不动产和动产, 实行申报和公开的制度, 具体内容由单行法律规定。”在《物权法》正式通过并公开后, 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尽快制定关于建立“申报公开制度”的单行法律, 颁布实施。申报和公开财产主体的范围, 于公务员的范围和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的范围, 应分别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二条和第十六条的规定来划定。凡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均应申报本人及其配偶、子女的财产, 而不只是本人的财产。这是由于公务员与其配偶的财产难以分清, 而且我国广泛存在着“老子大官儿大款”的现象, 往往由子女直接间接利用公务员的权力谋取私利。如果不同时申报和公开其配偶和子女的财产, 这一法律就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

4.确立适应具体国情的申报、公开财产的时间和方式。单行法律对于申报的程序, 特别是有关机关向社会公开的时间和方式, 要做出切实的规定。严格实行金融实名制和不动产实名制, 防止化名隐匿财产。规定严格的监督办法, 凡是申报人拒不申报或申报不实的, 给以政纪、党纪处分, 触犯法律的要追究法律责任。有关机关不依法向社会公开的, 也要对机关负责人加以处分或追究法律责任。

四、科学准确定位, 以改革的精神稳妥、有序地推进财产公开制度与监督机制建设工作

公务员财产公开制度与监督机制建设对反腐倡廉、建立廉洁政治具有决定性意义, 同时也涉及公务员的切身利益, 牵扯面很广。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部署“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时, 全会《决定》明确表示, 要“推行新提任公务员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 为建立这一备受关注的制度, 提供了顶层设计, 规划了实现路径。同时, 公务员财产申报公示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 要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 同时也要确保稳妥有序地进行。各级各部门要根据自身实际先行先试, 坚持从试点工作做起, 在不断探索中积累经验、破解矛盾, 然后再逐步扩大实践面。

1.从财产申报工作做起。认真研究和确定申报的主体范围、具体内容、具体形式, 同时明确划分各职能部门的具体责任和工作范围, 制定具体的工作方案和实施意见, 分步、有序、稳步地开展工作。

2.稳步推进公示工作。在做好申报工作的基础上, 科学规划和推进公示工作, 可首先在单位或区域内尝试公开, 逐步利用报纸、网络、电视台等新闻媒体进行公开;按照中央要求从新提拔和拟任的公务员抓起, 在新提拔和拟任的公务员任用前, 进行个人财产的主动申报和组织的核查公开。需要注意的是, 在任何公开状态下, 都要密切关注社会反映, 关注舆情导向, 防止网络等新兴媒体就某些人和事过度炒作。在公示环节上, 可以适度缩小范围, 但一些重要岗位, 特别是党政部门处于主要领导岗位上的公务员和拟提拔任用的公务员, 其财产申报必须在一定范围内公示。这样, 不仅可以动员社会力量对重要公务员的公权力进行监督, 还可以对其他公务员产生重要的震慑作用。

公务员财产公开 篇5

阿勒泰只是一个起点和信号，值得鼓励，值得作为具体的制度实践理性加以积累，但却并非最为关键。以腐败对现存政体的实质威胁而言，从“试验”到“决断”的理性跃迁，方能显示执政者制度反腐的决心和行动的力量。

作者：王锡锌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市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要点：

“从官员职业伦理看，担任公共职务的官员，在政治理论上都被认为是人民的代理人。逻辑上，作为“主人”的人民自然有权要求代理人为民众谋公益。财产公开正是检验官员是否符合这一伦理的应有之义。

从目前的社会公众心理期待层面来看，通过完善包括财产申报立法等制度建设，整治滋生腐败的“制度生态环境”，正在成为社会公众的共识。

在财产申报制度的立法时机问题上，我们首先需要有“政治决断”，即要不要建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不应被立法时机和执法可能遭遇的挑战拖住后腿。”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讨论已有时日。然而这一制度的最早尝试，却首先在西北边陲的阿勒泰地区悄悄出场。2008年5月，一份《关于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规定(试行)》在新疆阿勒泰出炉。

从文本角度看，这一规定有许多重要的创新，比如将“收入申报”扩大为“财产申报”，并结合多年的纪检反腐经验，列举了相对详尽的申报项目清单，对申报内容进行有限公开，受理部门和审查部门分开，通过申报后的公开制度和审查中的公众参与制度将“公众”引入反腐体系，等等。

讨论多年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终于有了一块制度试验田，这不仅让人们对制度的运行产生期待，而且也再次将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推向公共讨论的风口浪尖。

从官员职业伦理看，应该公开财产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必要性，来自于公共官员的职业伦理和现代社会中民众的知情权。

从官员职业伦理看，担任公共职务的官员，在政治理论上都被认为是人民的代理人。逻辑上，作为“主人”的人民自然有权要求代理人为民众谋公益，而不是为自己谋私利。财产公开正是检验官员是否符合这一伦理的应有之义。从知情权角度看，官员财产公开的背后，是民众对公共权力运行进行有效监督的一个路径。正因为此，在当代社会，要求官员公开申报财产已经成为一个普遍性的制度事实。

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的基本要素，是要求官员向特定部门申报家庭所有财产和收入，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官员财产申报资料。其核心机制在于通过官员财产的申报，获取并公开官员财产的信息。申报和公开这两个核心机制，从功能上看，可以在“终端”意义上使权力滥用和腐败行径更容易露出“马脚”，也便于公众对腐败行径进行更有效的监督。

财产申报制度作为反腐败的重要举措，在许多国家都已经建立起来，并被证明是有效预防腐败的一项基本制度。财产申报制具有现实可行性

在制度反腐中，要强调财产申报制度先行。

首先，这是因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核心在功能上具有很强的“终端反腐”作用。这一点已经为许多国家的制度实践所证实。这项制度可借助政治和行政系统自身的机制和能力并引入公众参与，完成系统自净化。

其次，这一制度在现有的体制框架下具有现实可行性。在当前，执政党具有进行改革和社会动员的最大能力，且这种能力在获得群众支持时将发挥至最大。从目前的社会公众心理期待层面来看，通过完善包括财产申报立法等制度建设，整治滋生腐败的“制度生态环境”，正在成为社会公众的共识。

这种社会共识可以成为执政党做出政治决断最重要的资源。如果制度设计得当，政治保障有力，其效果将是非常明显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应该作为反腐制度体系的“先行制度”在国家立法上首先实现。

最后，制度反腐需要一系列制度建设，而官员财产申报正是一项统率性的关键性的制度，可以带动其他制度的逐步到位，这就是制度建设的“连锁效应”。例如，一旦财产申报制度得以建立，就将进一步推进财产实名登记制度的落实。因此，有必要从“制度反腐”的高度，及时启动包括财产申报在内的具体制度建设。

围绕官员“财产申报”和“信息公开”两个核心建立财产申报制度，是民心所向、实践所需。

建立财产申报制，需要“政治决断” 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立法及制度建设，一直步履蹒跚。

早在1994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但未能实际进入立法程序。1995年4月，中央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但这一规定对财产申报的范围和力度要求都显得有些“温柔”：一是只要求申报收入，并未要求申报所有财产；二是向组织人事部门申报，申报信息不对社会公开。

2005年，在公务员法的制定过程中，对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予以规范的建议最终也未被采纳。今年初，面对社会各界要求尽快制定关于财产申报制度立法的吁求，相关部门的回应是，“目前制定这一法律的时机尚不成熟”，认为财产申报立法面临一些基本的障碍，如登记实名制未推行、技术手段尚不成熟、公开与隐私界限不清等。

的确，建立财产申报制度，我们还面临一系列挑战，例如相关制度的配套、执行成本，甚至人为的抵制等因素。但是，面对公共权力的回应性伦理、公民知情权的需求、反腐败严峻形势的挑战，必须尽快推进制度反腐，这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公共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财产申报制度立法不宜久拖，其可以成为推进制度反腐的突破口。一系列腐败个案表明，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的缺失，不仅增加了查处腐败的难度和成本，而且容易诱发腐败分子的侥幸心理。从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实践要求看，推进包括财产申报在内的制度建设，必须当机立断。

应当强调，在财产申报制度的立法时机问题上，我们首先需要有“政治决断”，即要不要建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不应被立法时机和执法可能遭遇的挑战拖住后腿。上行才能下效，在此意义上，中央的“决断”在立法上的具体体现，显然比十个、百个阿勒泰“试验”重要得多。

这里需要区分“决断”和“立法”的差异。“决断”是主权者或其代表对涉及政体生存的根本性问题的判断与决定，是原则性、方向性和总体性的；“立法”则是在“决断”之后的制度技术上的落实，需要更多的实践理性———包括阿勒泰经验———的支持与补充。

阿勒泰只是一个起点和信号，值得鼓励，值得作为具体的制度实践理性加以积累，但却并非最为关键。以腐败对现存政体的实质威胁而言，从“试验”到“决断”的理性跃迁，更能显示执政者制度反腐的决心和行动的力量。

有充分的理由给予阿勒泰试验掌声

阿勒泰试验仅仅是一个开始。

对“秘密申报”项目的处理结果、经验，以及对该项目“去秘密化”的范围与节奏仍然值得期待。申报公开是该制度的“命门”所在。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规定》相关条文，就会发现该制度的实践效果存在一个可估算的区间———最小值接近于原初的“收入申报”，从目前公布的申报结果中新增申报项目的“零申报”纪录来看，如不做制度配套强化与改进，其实践值就会无限接近于“收入申报”从而实质上抵消了该制度的创新意义；最大值接近于一种非常理想的“无腐”状态，因为财产的阳光化将大大加速政治与行政系统净化的速度，“腐败”将被该系统自动驱逐与淘汰。

最小值显然是制度设计者和社会公众不愿意看到的，没有谁愿意走回老路，最大值是最理想的，但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的满足与强化：一是除最低限度的官员作为公民的合法财产保护需求之外，“公开申报”与“申报结果公开”应成为基本原则，“秘密申报”应成为例外；二是审查程序的正式化和民主性，由于缺乏普遍化的调查能力以及公众在社会监督中的特殊优势，审查程序应正式引入公众参与。

阿勒泰试验中光照强度不够的问题，一个原因是顾虑官员作为“公民”所享有的财产权受到侵害。《规定》直接援引了《宪法》的公民财产权条款。但是必须指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法理依据，首先恰恰是针对其“官员”身份，而非普通公民身份。官员所承担的财产公开之义务，来自其作为公职人员的内在伦理要求。在官员财产申报上凸显所谓的“公民财产保护”恰恰可能导致对公民财产权的漠视，因为腐败在抽象意义上侵犯的是公职廉洁性，而在经验意义上侵犯的正是普遍的公民财产权。

当然，阿勒泰试验的意义，不应只是为我们提供一个“批判性个案”，对于制度推进者的阳光和勇气，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给予支持的掌声。这一边陲地区”的试验所引爆的公众关注度，本身就说明了公众对这一制度的强烈需求和期待。

官员财产不公开，房产税免谈 篇6

种种迹象表明，在重庆、上海成为房产税首批试点城市后，此税在全国推广的预期越来越强。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有推进房产税试点之说，今年上半年，住建部一直在研究房产税“加快推进”。而据媒体报道，全国30多个省市的地税官员，正在开展为期6个月的房产税税基评估集训。新华社近日也发文称，“房产税开征技术条件成熟，更有利于楼市调控。”

房产税看似已成定局，由此引发的争论也颇为热烈。房产税给房价带来的是升是降？众说不一。据新浪网调查，45%的网友认为房产税不能遏制高房价，36%的网友认为能遏制高房价。商界、学界对此的立场也颇为鲜明。地产名嘴任志强早在一年多前就说过，“征房产税会令地方政府抬高房价”；而经济学者叶檀最近却反问媒体，“谁说房产税不能降房价？”

来自官方的声音都說“房产税有利于楼市调控”。但政府是征税的收益者，特别是在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断炊之际，这种言论更夹杂着其它动因。民间的“涨价派”认为，征税会提高房产投资成本，最终将转嫁到房价中；“降价派”认为，提高持有房屋的成本，将抑制房产投资需求，需求减少，房价自然会下降。

长期看，楼市价格并非完全由房产税决定。已开征房产税的中国香港房价依然畸高，而美国尽管早已征收房产税，但房市的地区价差迥异。决定价格的关键在于供求关系，如果购房需求旺盛而房产供给不足，房产税只会刺激房价上涨；反过来，如果需求不足而供给充分，房产税就会加速房价下跌。中国楼市供求矛盾的核心，在于政府垄断土地，这对房价的影响远高于房产税。

我们也不认同把“房产税”当成“楼市调控手段”。楼市调控是中短期市场调节行为，而房产税一旦征收，却是长期的。就像计划生育政策一样，尽管人口红利已到拐点、人口老龄化趋势形成，但要取消它却阻力重重。原因何在？利益使然。

我们并非反对房产税。税收一方面是为政府运作提供资金，另一方面是调节财富分配。如果政府可以对税收总量进行自我限制，同时减少不合理税种，以房产税来补充财政所需，则符合情理。而公平的税收原则，是让占有资源多的富人多交税，穷人少交税，以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合理的社会财富“二次分配”。

房产税，顾名思义是一项财产税，它的征收涉及两个问题。

首先，目前的法律对“房屋”这项财产的界定尚有瑕疵。众所周知，“房产”是土地及其附属建筑物的结合，人们虽然拥有建筑物的所有权，但土地却只有70年使用权。房产是一项被割裂的财产，如果70年土地使用权到期，这项财产如何界定还没有规则。产权问题不解决而征收财产税，未来存在的问题和隐患，无法预见。

其次，开征房产税就必须“财产透明”，这就涉及官员财产公开。这可是个“老大难问题”，上至庙堂下至百姓，喊了多年，政府的态度依然是“条件不成熟”。如果官员有多少房产是个秘密，那房产税如何征收？难道只对老百姓征收吗？这岂不是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公？

官员对于公布财产总是抱以抵触情绪，记得在2009年“两会”上，有一位省部级干部在回答记者“官员何时公开财产”的提问时，反问“为什么老百姓不公开财产？”的确，对老百姓来说，财产是个人隐私，但这种隐私其实是对政府公开的，政府的房管和税务部门，完全掌握着老百姓的房产、收入信息，并以此收缴税费。

如果官员真是百姓的“服务者”，那么在财产问题上，政府官员为何就不能向百姓公开？“高官无隐私”已是国际惯例，它能有效防止腐败。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有700万美元财产，知道法国总统奥朗德有117万欧元财产，知道中国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拥有6处房产，但我们自己的政府官员财产多少反倒是个秘密，岂不可笑？

如果官员财产不公示，房产税就可能变成“对民不对官”的不公之税，更可能给征税权带来寻租空间，滋生新的腐败。所以，争论“房产税能否降房价”毫无意义，只有解决了官员财产公开问题，公众对“房产税”的心理底线才能形成。

公务员财产公开 篇7

一、基本理论和相关概念的界定

财产申报制度是一种关于财产申报、登记以及公布的制度。就现实情况来看, 财产的申报制度往往要求相关公职人员在上任前, 任职过程中以及离任后的整个过程里, 按要求申报自己以及亲属的财产, 与传统的反腐措施相比而言,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有着其固有的特点, 主要表现为:

(一) 真实化:

官员的财产申报可以证明其财产的合法性, 真实反应履职情况, 最终提升官员们的威信。

(二) 法律化:

官员的财产申报必须要有相关法律作为支撑, 从国内外的经营不难看出, 通过法律的手段可以保证制度的顺利实施和落实。

(三) 普适化:

对于各个系统的官员来说, 不论职位高低, 官阶大小都应该遵守该制度;而且官员的家属也要纳入其中。

(四) 公正化:

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反对任何形式的等级特权和法外特权, 不承认有任何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领域和公民。

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反腐工作中极为重要的内容

1、建立财产申报制度对提高政府公信力有重要作用

为了防止权力的不断异化, 除了对政府官员要求其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 还必须加强对他们的有效监督。同征收财产税、金融实名制等制度一样, 政府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为对其监督提供了基础条件。政府官员的财产增量情况可以通过财产申报反映出来, 如果一个政府官员的合法收入远远超出其财产的实际增量, 则需要有必要进一步地查明。

2、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监督迫切需要建立政府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面对反腐的严峻挑战和形势, 如何更好的推进制度反腐, 这已成为全社会必须面临的一个社会问题。尽快推进制度反腐, 这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社会需求。纵观各类腐败案不难看出, 我国官员中的腐败分子之所以“前腐后继”, 恣意妄为, 恰恰是因为我国的财产申报和财产公开制度的缺失, 这种缺失不仅诱发了腐败分子们的侥幸心理, 也大大增加了反腐败的成本和难度, 从实践来看, 政府官员们的公开制度和财产申报是我国当前反腐败体系中的“短板”, 在现有的法治条件下, 建立和完善财产申报制度能进一步完善我国反腐败的制度体系。

3、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是反腐败的“利剑”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被媒体誉为“阳光法案”, 根据中央党校反腐专家介绍, 反腐体系在我国将会逐步实行, 财产申报想要具有强制性, 就必须上升到国家立法的高度, 而不是简单的作为政策法规的形式出现。

三、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的现实困境

(一) 缺少完备的法律制度和相关配套设施

对一个来自一千多万公务员大军的改革阻力, 没有合法的制度作为后盾, 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的实现将举步维艰。从“要求‘裸官’, 对其配偶子女和财产相关情况报告, 并对其控制”, 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 “把投资、住房、配偶子女相关情况纳入党员干部的个人事项”被再次明确规定。这些要求、规定基本上只是以政策的方式出现, 没有相应的法律和强制性作用。从另一个方面来看, 我国关于财产公示的理论也比较缺失, 宪法中对公民隐私权不容侵犯给予了确认, 但就官员的财产是否属于隐私这一命题还未作出明确规定, 总的来说, 我国的行政法治监督体系仍处于初创阶段, 并未形成制度化、法律化。

(二) 民主宪政理念薄弱

主权在民理论来源于洛克、卢梭等人基于社会契约论而提出。洛克认为, 政府的权力实际上是来自于人民的委托, 政府的产生是人们基于更好的保护自身的财产、生命的需要而建立的, 政府没有绝对的权威, 仅仅能掌握了一部分权力。卢梭认为:人民主权是公意的体现和运用。公意构成了主权, 公意是人民共同利益和共同意志的体现, 作为一个整体, 不能代表, 不能分割, 不能转让。卢梭实际上是指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 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是高于一切的。因此, 官员们的权力是公共意志的体现, 人民只有掌握了更大的权力约束政府, 才能监督和限制政府官员的权力, 预防其滥用职权和贪污腐化, 保障其人民主权。

(三) 既得利益群体的抵触

任何制度的变迁和产生都很难使所有人全部都得到收益, 有时甚至将会以某些人的利益受损为代价。我国公务员系统中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体系的官员们, 手中的权力高度集中, 是政策的制定者, 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难以得到落实。从传统文化来看, 我国自古就有着为富不仁、不患寡而患不均、仇视富人的情结;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 人怕出名猪怕壮的古训使富人们想方设法掩藏财富, 这就使得财产申报的推进难上加难。

(四) 我国公务员监控系统面临诸多问题

由于受几千年的专制统治和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的影响, 使得我国虽有宪法而无宪政, 人民权利被虚置, 人民的意志和要求得不到及时、有效和完整的体现和贯彻, 人民无法有效地监督和控制政府。正如周叶中教授所指出, 在我国, “宪法规定的公民政治权利的许多方面被虚置或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现实中, 我们不难发现政府的公务员队伍中仍存在不少假公济私、运用权力寻租腐败的现象, 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公务员监控机制的低效和缺失, 说明我国公务员监控体系仍待健全。首先, 我国现有的监控机构虽多, 但实际上监控活动中, 由于隶属关系、平行关系、利益关系等多种没有厘清的关系, 往往存在着没有权利监督、没有法制和办法监督、没有能力监督、不情愿去监督等情况, 监督系统没有形成长效的监控机制。

四、建构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的路径选择

(一) 制定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相关法律

严格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国家, 其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都是以宪法或法律为基础构建起来的。治理官员对申报制度的抵触心理, 必须将制度上升到国家法律的高度, 建“法”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与形, 促使官员对财产申报制度树立正确的态度, 减少心理阻碍, 当前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立法, 亟需解决两个问题。

1、界定官员的灰色收入

官员的灰色收入不论合理与否归根结底都是权力的伴生物, 是一种不正当的收入, 国家需要出台一系列具体的具有操作性的规章制度, 明确官员收入合法、不合法的界限, 在界定官员财产时应采用“有罪推定”方式, 任何官员如果拥有与收入不相称的财产而又无法给出合理解释, 即属违法。任何官员维持高于收入的生活水平, 如果无法作出合理解释都将受到检控。

2、设立相对独立的受理机关

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体系, 现行的干部收入申报受理的机关是申报人所属的组织部门、人事部门, 缺乏监督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效果不理想, 我国要制定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相关法律, 设置好独立的受理机关, 确保官员财产申报工作的有序、高效地实施。

(二) 完善现有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各个环节

完整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体系包括申报、审核、公示和责任追究四个具体环节。在健全的法律制度保障之下, 首先, 鞭策和监督官员们对财产进行申报。其次, 独立的审核机关应加大力气对审核环节进行审核, 官员的财产申报以后, 要进行多方面的审查, 包括自查、本单位民主审查、社会力量的监督审查、下属职员五记名的投票审查。再次, 对于公示环节来说, 比较有价值的做法是:同级之间进行公示, 领导班子之间的公示, 处级干部之间的公示, 科级干部之间的公示等, 因为同一级别的官员之间收入差距相对较小, 同级干部之间因存在着升迁的竞争关系, 彼此之间能激发互相监督的动力;另外, 辅之以举报箱、网络举报、电话举报等渠道举报不实的官员信息。最后, 进行责任追究, 对于谎报、瞒报、漏报的现象必须进行严厉的惩治, 绝不手软, 使此项法律制度一开始就具有强大的威慑力。对四个环节之外还可以对每一个官员建立诚信档案的建设, 对申报的各个环节进行详细的登记、记录, 对以后选拨德才兼备的官员干部奠定基础。

(三) 完善现有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各个环节

完整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体系包括申报、审核、公示和责任追究四个具体环节。在健全的法律制度保障之下, 首先, 鞭策和监督官员们对财产进行申报。其次, 独立的审核机关应加大力气对审核环节进行审核, 官员的财产申报以后, 要进行多方面的审查, 包括自查、本单位民主审查、社会力量的监督审查、下属职员五记名的投票审查。此外, 还可以对每一个官员建立诚信档案的建设, 对申报的各个环节进行详细的登记、记录, 对以后选拨德才兼备的官员干部奠定基础。

(四) 多部门联动配合, 完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配套措施

通过多部门的合作与联动, 建立整套的财产申报制度配套措施, 使现有的财产申报这项软性的政策向具有威慑力的法律层面转变, 政策本身具有威慑力不足的先天弱点, 容易很大程度减弱申报的公信度。为此, 必须充分发挥发挥银行在反腐监督中的积极作用, 纪检部门可以向银行提供官员的名单资料, 银行对对官员账面上的资金流状况予以重点监控, 而银行应该协同纪检部门, 形成官员金融资产的汇报制度。另外, 国家的出入境管理局也应该按照相关要求及规定, 重点监控官员及其家属的出入境情况, 严防腐败分子外逃及转移财产的现象。防治腐败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需要多个部门的联动并积极配合, 各级别的出入境管理局、财务部门和银行都应该由纪检部门牵头, 积极联动开展对腐败现象的惩治和监控。

(五) 限制权力, 建立强有力的问责制度

官员是公共权力的主体, 由于权力天然就有扩张性。民主监督的精髓在于权力的分立与制约, 权力之间必须建立相互监督的制约机制, 正如孟德斯鸠所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界限才停止。”要向充分的限制各项权利, 就要做到将监督深入到权力触及到的地方, 官员申报公开财产是为了利用手中的权力、利用谋取不正当的利益, 不仅要求申报官员的财产, 而且要求申报亲属财产, 是为了防止利用权力给亲属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此外, 实施政府问责制, 要建构和运行经过交易成本的考量的责任追究制度平台, 使之成为推进建设高校廉洁的政府管理杠杠、驱动力和制衡器。建立政府问责法律体系, 明确界定各级政府部门及其官员权力的权力和责任, 规定其行使权力和履行职责的条件和方式, 责任追究主体和责任追究方式, 问责奖惩机制的原则和方式等。以刚性的法律来促使“政府官员愿意以合法方式实现个人利益而不愿越线犯规, 使他们不敢冒贻害家人、身败名裂的风险以权谋私, 也不敢付出不可承受的腐败成本。

摘要：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从国内首次提出至今已近26个年头了, 也一直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本文通过分析论证其实施所需的相关条件以及现实困境, 在论证国内外官员财产申报的现行政策和实际经验的基础上, 提出构建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的路径。

关键词：官员,财产申报,财产公开

参考文献

[1]董建萍.官员财产申报:改革趋势与制度建构[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2009, 05 (15)

公务员财产公开 篇8

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属于“舶来品”, 它最早起源于瑞典, 后经过英国和美国等国家的逐步发扬和完善为今天完整、规范的财产申报制度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我国学术界对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看法褒贬不一, 但大部分学者倾向于支持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在我国予以大力推行和运用。“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一词目前在我国尚无统一、权威的官方解释, 众多学者对该制度的理解各有千秋, 但始终万变不离其宗, 他们对该制度的定义大致都包含了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六大基本构成要素, 分别包括申报主体、申报客体、申报形式、申报受理与审核机关、申报公开形式以及法律责任等六大基本构成要素。笔者认为, 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是指特定的公务员依照法定程序如实向特定监督机关申报自己及其家属的财产 (包括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 情况, 由特定监督机关在审核其申报财产的真实性后将申报结果依法向社会予以公示, 接受社会监督, 若其财产申报违法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一种制度。

腐败现象是由于一个国家和社会出现的多种复杂因素共同造成的后果, 但其中最为根本也是最为直接的影响因素应当是一个国家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1]我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在宪法中皆有较为全面细致的规定, 这些立法规定为我国在预防和惩治公务员腐败现象的过程中提供了重要的法制保障。宪法实质上是一部控权法, 但控权的关键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我们应当维护宪法权威, 充分发挥宪法制约公权力的反腐作用, 以更加理性的高度来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坚持以“民主法治”作为其践行的原则, 而实质上的民主法治也应当是通过控制国家公权力, 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来实现的。这与宪法的终极目标和首要价值不谋而合, 基于此, 笔者将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论述关于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背后所蕴藏的宪法价值。

一、有利于强化民主监督作用, 促进国家反腐倡廉建设

权力制约原则是现代国家宪法中关于权力分配和国家组织所适用的一项基本原则, 在我国宪法中, 监督原则即是权力制约原则的主要表现。毛泽东同志在建国之初就关于如何跳出历代统治者从艰苦创业到腐败灭亡的周期律这一问题作出回答, 他认为唯一的途径便是民主, 只有加强民主监督制度建设, 政府才不敢松懈。[2]我国社会学家孙立平认为社会溃败的集中表现便是权力的失控, 而权力本身的控制包括两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就是通过民众监督以实现权力抗衡, 另外一个环节就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对权力进行控制[3]。由此可见, 权力导致腐败的根本因素就是监督的失效, 通过民主监督的方式制约公权力, 对促进国家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主要是通过公示特定公务员及其相关家属的财产状况从而发挥其特有的监督作用, 让公务员能够自觉保持自身的廉洁性和公正性, 依法行使公权力, 及时遏制公权力被滥用的可能性。我国公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制约和控制, 必将导致腐败现象遍地生根发芽, 一发不可收拾。

二、有利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坚持以人为本

党的群众路线和“以人为本”的公民权利本位思想在我国宪法的第一章、第二章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是我国宪法所表达的重要内容, 充分展示了人民群众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性。“公权力执掌者只是法治的执行主体而非本源性主体, 只有人民才是法治的第一性的力量和主宰者”。[4]我国多数官员贪污腐败案件的线索皆是源于广大群众的举报, 以我国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为例, 部分发改委退休干部联名签署举报信举报刘铁男贪腐事实, 由此, 中纪委介入调查并查证属实, 刘铁男的贪腐行为由此曝光。公权力执掌者在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应当始终坚持践行群众路线, 坚持以人为本, 方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否则将难逃宪制解体、国家腐败灭亡的厄运。高全喜教授提到, “我国公权力是宪法赋予的, 是人民赋予的, 其行使是为了落实宪法赋予它的使命, 但这个公权力却违背宪法旨意, 为个人谋取私利, 这就是腐化堕落, 它可以导致宪制的解体或死亡”。[5]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有赖于人民群众的监督力量才能发挥其反腐功能, 人民群众监督国家公权力的行使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 其作为国家的主人, 有权利通过查阅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的来源与归宿以监督公权力是否得到规范、合法地行使。因此, 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确立与建设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举措之一, 也是坚持以人为本, 追求民主法治社会的必经之路。

三、有利于尊重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 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在中国共产党在实践过程中独立创造出来的别具特色的政治制度, 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产物, 是我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伟大创造, 它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被列入我国宪法第一章第三条, 明确了我国公权力来源于人民。我国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 有权利知晓和监督我国公职人员的家庭财产状况, 以保障自身合法权利, 由此可见,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财产申报制度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它们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它们共同追求的奋斗目标。此外, 保障公民权利在宪法中具有重要地位, 是宪法的终极目标和首要价值, [6]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等宪法赋予的权利, 它鼓励人民协同政府共同管理国家事务, 监督公权力是否得到规范行使。为进一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也进一步增强了人们的主人翁意识, 促使人们能够积极参与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四、有利于提升政府公信力, 构建法治政府

宪法在我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它要求我国政府坚持依法行政, 坚决维护宪法权威, 加快构建法治政府, 姜明安教授认为, 宪政对法治政府的建设包含五个基本要素:公众参与、监督和制约、反腐倡廉、权责统一和责任制以及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 其中反腐倡廉是我国法治政府的重要要素之一。[7]可见, 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要素与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彼此呼应, 相得益彰。要达到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效果, 唯一的方法就是公开, 让公权力执掌者的行政活动以及部分隐私都公开化、透明化。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要求公职人员将申报财产作为法律规定的公职道德准则予以遵守, 是政府争取民众信任的具体表现。[8]公权力相对人通过监督公职人员的财产变化情况予以监督和制约公权力的行使, 将人的贪婪本性遏制在摇篮当中, 促使公权力行使者廉洁自律, 从而充分保证了政府行为的廉洁性与公正性, 规范政府的行政行为, 为推进政务公开, 打造阳光透明的法治政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有利于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五、有利于促进我国反腐的立法建设,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是我国宪法确定的治国方略, 也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要内容, 要实现依法治国, 其中反腐败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世界上多数国家皆将财产申报制度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 我国的财产申报制度自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至今已经发展了三十余年, 几经波折却仍未进入立法层面, 只停留在一些财产申报的规范性文件上, 这些规范性文件有其进步性, 但也存在许多缺陷, 例如, 文件内容规定的都不尽完善, 申报范围较为狭窄, 法律位阶较低, 无法为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提供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使其难以得到全面的贯彻落实, 无法达到其预先设想的反腐效果。为充分发挥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长久有效的反腐败作用, 我国立法机关需尽快将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予以立法, 并积极推进反腐立法工作的制定与实施, 只有推进我国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立法, 并与我国其他部门法互为补充, 完善相关法律体系, 才能深入贯彻我国依法治国的方略, 这也是促进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发展与完善的重要举措之一。

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在各国反腐倡廉的建设中发挥了其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正因其制度背后蕴含着深厚的宪法价值以及对民主法治的追求, 与宪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高度契合, 从而使其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经久不衰, 屹立不倒。目前, 当务之急是积极推进我国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立法, 虽然立法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 甚至是漫长而又曲折的, 但是只要我们坚定决心, 不畏艰险, 迎头而上, 终有一天能够沐浴在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遍洒的阳光中!

参考文献

[1]张建明.试论发挥宪法的反腐败功能[N].中国纪检监察报, 2003-06-25003.

[2]苏国晖, 朱秋娟.毛泽东关于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探索与贡献[J].焦作大学学报, 2012, 01:12-14.

[3]孙立平.经济危机及社会溃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4]汪习根.论法治中国的科学含义[J].中国法学, 2014, 02:108-122.

[5]高全喜.政治宪法学纲要[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

[6]周伟, 马国祥, 张静娟.保障公民权利是宪法的终极目标和首要价值[J].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 2003, 04:43-45.

[7]姜明安.论中国特色宪政[J].学术界, 2014 (02) :305.

公务员财产公开 篇9

我国现行的公务员财产申报规定的制度框架主要由2001年发布的《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 (试行) 》和2010年发布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这两个文件构成。虽然从2001年到2010年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但实践效果并不理想, 仍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

(一) 现行文件法律阶位低

上述两个规定的制定主体为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其性质属于行政规章, 而非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其法律位阶较低, 从根本上削弱了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权威性以及强制性。

(二) 申报主体范围过窄

两项规定所涵盖的申报主体为党和国家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中县处级副职以上领导干部 (含副调研员非领导职务) , (特) 大型国有企业的中层以上领导人员和中型国有企业的领导班子成员。以上人员在我国公务员总数中所占比例较小, 而掌握实权且可能产生大量贪腐案件的基层领导干部被排除在财产申报的范围之外, 可以看出目前实施的主体范围明显过窄。

(三) 申报内容不全面

目前的财产申报内容主要为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咨询、讲学等劳务所得;与配偶及共同生活子女的私有房产、金融理财产品、土地使用权等情况;配偶及共同生活子女投资或注册的非上市公司、企业情况。以上规定不能涵盖申报主体的全部财产情况, 对于继承遗产、受赠所得等都没有进行规定, 且只是反映了申报者的合法收入, 其非法所得无法体现。

(四) 申报受理机构缺乏权威性

两个文件中受理机构的设定基本相同, 主要是同级组织 (人事) 部门或上级组织部和纪委, 具有方便快捷的优点, 但是组织 (人事) 部门并非独立于机关的独立性机构, 且其相关人员同样需要申报财产, 无法公平公正的行使监督, 缺乏权威性。

(五) 违法申报责任不当

现行规定要求对违反申报不按时、不如时、隐瞒、弄虚作假的申报者主要通过党纪处分、行政处分的形式予以惩戒。这种以批评教育为主的追责方式使得该制度缺乏威严性和法定强制性, 无法完全发挥应有的惩治预防腐败的效果。

二、完善我国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建议

(一) 加强公务员财产申报的法制化建设

1. 扩大财产申报的主体范围。

我国一般基层的、级别低的公务员并无多大权力, 也没有多大的贪污腐败的可能性, 但是部分领域内的公务员虽然级别低, 却涉及权力的第一手行使, 可以直接影响相对人的利益。因此, 财产申报主体应限定为拥有实权的领导干部和一些实权部门的工作人员, 如此既能对各级官员做到有效监督, 又能避免财产申报者范围过大, 保证效率。

2. 明确财产申报内容范围。

财产申报的范围应包括财产的各种形式。不仅包括货币与非货币等阳光工资, 还要剑指灰色收入, 在申报的内容上应要有所扩大, 薪金收入、劳务收入、存款、动产和不动产、有价证券、无形财产甚至债务, 只要属于财产或与财产有关, 都要申报。申报时还应写明财产的名称、来源、日期、数量、形态等情况。

3. 确立权威的财产申报受理审核机构。

根据我国情法交夹的特殊国情以及公务员人数众多的基本现状, 且中央现已设有国家预防腐败局, 可由其受理中央省部级官员的财产申报, 并进行审核和监督。基层方面, 可设立相应的机构, 来受理地方各级官员的财产申报。该机构一把手则由其上一级机关受理其财产申报并予以监督审核。

4. 加大违法申报惩罚力度。

追究法律责任的方式泽应包括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对于拖延申报、拒不申报、不实申报、申报财产来源不明的申报者, 除党纪、政纪处分外, 还应该引入刑罚机制, 用强制方法惩治拒不申报财产的犯罪, 以确保公务员财产申报制的实行。

(二) 建立健全公务员财产申报的配套制度

一是财产评估制度。财产申报必然涉及对财产价值的评估与测算, 在财产评估中, 有关评估方法、评估程序、评估争议解决、评估主体以及评估客体等都需要有详细规定。二是个人信用体系。建立以二代身份证为基础的公民身份信用信息管理系统, 将公民的个人信息、指纹、家庭情况等与个人金融记录、工商登记、税收缴纳、社保缴费、交通违章等信用信息一并汇集, 形成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三是金融实名制。对个人通过金融机构从事的任何金融活动进行实名登记, 清晰的记录个人资产的持有、变化与资金的流动, 方便及时掌握公务员的重大金融往来并跨国资产转移。

摘要：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我国便开始关注研究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法制建设, 但实践效果并不理想。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是我国反腐斗争的现实需要, 完善行政监督机制的重要内容, 增强政府公信力的必然要求。文章将对我国目前的公务员财产申报现状进行思考并提出完善意见。

关键词：公务员,财产申报,预防腐败

参考文献

[1]刘志勇.中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2]房宁.国外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3]全建业.稳步推进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建设[J].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9 (6) .

公务员财产公开 篇10

一、我国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现状与局限

(一) 制度现状

早在1989年全国人大会议上, 就有代表提出尽快制定《财产申报法》的立法建议。1994年, 《财产申报法》被正式列入立法规划。1995年5月, 国家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县 (处) 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 在我国首次确立了收入申报制度。2000年年底, 召开的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决定实行领导干部家庭财产报告制度。但由于缺乏信息公开的办法又一次难以落实。

(二) 制度局限

1. 申报主体范围狭窄。

《规定》所指申报主体只是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等机关中县 (处) 级以上 (含县处级) 的领导干部, 和社会团体、事业单位中县 (处) 级以上的领导干部, 以及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负责人。但相对于我国公务员队伍来说, 他们只是其中极少一部分, 还有很大一部分国家工作人员未纳入申报主体范围。

2. 申报内容单一、期限设计欠妥。

《规定》申报内容主要包括工资、奖金、津贴等劳务所得。这些是属于公务员合法公开收入的部分。我们需要了解收入并不等于财产。而申报时间只是一年申报两次、半年申报一次的日常申报制度, 并无规定任职申报与离职申报。

3. 受理审查机构分开难以发挥应有作用。

《规定》规定, 负责接受本单位申报人申报的是各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在我国, 组织人事部门的主要职责是对干部予以任免, 由于职权所限, 无法进行监督。

二、我国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推行阻力

(一) 制度理论基础不足

制度本身存在问题。我们可以从《规定》中的条款清楚地意识到, 其中对“财产”的界定不明晰, 易和“收入”混淆;财产申报范围狭窄;期限设计不尽合理;问责力度不足等缺陷, 就无法从根本上起到监督约束作用。

(二) 相关配套制度不完善

公务员申报自己和家人名下的财产时, 需要银行和其他相关金融机构的信息技术支持, 如个人信用体系、金融实名制等。可是就我国目前状况来看, 并没有完成对银行账户实名制的改革, 这就很容易给部分官员私自转移财产以可乘之机。并且也没有实施全民信用制度, 这对制度的执行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三) 申报主体心理抵触

1. 保护个人隐私心理。

恩格斯曾说过:“个人隐私应受法律保护, 但个人隐私和重要公共利益发生联系时, 个人隐私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事, 而是属于政治的。”官员拥有权力, 就有义务让渡部分公民权利为代价。

2. 担心既得利益减少。

在“官本位”思想的作用下, 一些官员抱着升官发财的观念, 为了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来与其地位匹配, 不惜滥用职权、以权谋私。如果将其财产公布, 就会受到公众监督与质疑, 进而会造成既得利益的大大减少。

3. 担忧腐败行为暴露。

近些年就出现了部分官员私下转移藏匿财产, 也正因如此暴露了自己的腐败行为被纪检部门查处, 最终落得双规、入狱的下场。腐败分子惧怕财产申报制度的推行会使自己暴露在阳光之下, 违法乱纪行为被发现, 受到党纪和法律的严惩与制裁。

三、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推行对策

(一) 纠正公务员思想观念

1. 将“官本位”向“民本位”转变。

现在仍有部分官员以升官发财为目的, 但是不排除那些年轻时为人民谋福祉的官员们。从某种意义上说, 财产申报制度是对大部分官员的保护, 很多干部也曾清正廉洁, 但职权越来越大后, 就容易以权谋私, 这时财产申报制度的威慑力防止其继续坠入腐败的深渊, 所以是对官员们的一种保护。

2. 坚持公共利益优先原则。

官员们反对该制度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侵害了个人隐私权。当个人隐私与政治相结合, 就不仅仅是个人隐私的问题了, 而是政治的一部分, 也就必须让渡一部分公民权利为代价。

(二) 制度本身仍需完善

1. 适当扩大申报主体和内容。

财产申报的主体不仅包括《规定》中的那部分人群, 还要加上掌握一定重要职权的国有事业单位、司法机关等的工作人员。在申报内容上, 按照“财产”的定义, 包括动产、不动产、债务和债权等一并纳入申报范围。并且不仅是个人, 还要包含一定范围内的家属的财产, 注明来源和变更情况。

2. 建立独立的受理机构。

如美国的政府道德署、香港的廉政公署等, 我国受理财产申报的机构为各人事机关, 但各人事机关缺乏权威和强制执行力。所以财产申报的受理机关也应该是具有独立监督职能。

3. 加大惩治力度。

对违反规定的各种情况, 各单位可对当事人直接进行行政处罚, 作为绩效考核和晋升的依据。在追究责任上, 应该包括党纪责任、政纪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并且加大力度, 绝不手软。

(三) 加快相关配套设施建设

我国目前还是主要以现金支付为交易手段, 如果官员藏匿现钞也无从发现。可以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 建立金融实名制和全民信用制。同时要多部门联动, 像财务部门、银行、金融机构和出入境管理局等多个相关部门都要对此进行信息整合, 否则对官员的监督还是难以取得实效。

参考文献

[1]郇天莹.美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构建的路径分析与启示[J].中国行政管理, 2009 (02) .

公务员财产公开 篇11

事实上，吴委员这句话本身并不严谨。须知，我国目前尚没有一套成文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那么何谈推不推行？但无论如何，他直率的“叫板”，仍获得网友一片赞声。这是因为，官员财产公开一直都是一件被舆论不断呼吁，也凝结着无数关于反腐希冀的民意所向，但与此同时，这一制度的建构并未真正呼应这种民意。在这种情势下，与其说委员是在“叫板”，倒不妨视为一种制度性焦虑。

广州的书记、市长并不是第一个被问及财产公开的官员，在2011年全国两会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书记张春贤曾被问及“如何看待官员财产公示”，张春贤也表示，只要有这个制度设计，我会率先公布我所有财产。他的表态让人感佩，同时也表明了一个事实，官员的行为，总需要有制度作为前提。

虽然我们可以说，不论制度有无，也不影响官员公开财产的个人选择。但即便是有人愿意选择公开，那么除了表明其是一名“另类官员”之外，也未必能推行至整个官场。更重要的是，在没有制度规范的情形下，我们将如何去考评官员个人所选择的公开是真公开？

官员财产公开之必要，已毋庸置疑。但正像自2009年新疆阿勒泰地区首开先河至今，接近40个进行官员财产公开试点的地区，结果要么人走政息，要么无疾而终一样，我们同样无法寄希望于几个“另类官员”的个性化选择。在财产公开的事情上，如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尽全力而为之，其效果不得不让人存疑。

广州吴委员的“叫板”，若能获得回应，自是求之不得，而一个地方“试水”、“破冰”的勇气也不该被否认。它们在客观上形成了对这一制度建构的呼吁，体现了对于制度改良的需求。但无论如何，最核心的问题仍在于，怎样才能真正让官员财产公开成为顶层制度设计，并早日推行。在这方面，委员们除了“叫板”之外，不妨更加深入地就此命题去建言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