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吾尔历史

维吾尔历史（共7篇）

维吾尔历史 篇1

摘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使这个特殊的地区得到健康快速的发展, 就需要以经济发展做支撑, 经济发展的基础就是培养有用的人才;新疆的维吾尔族人们成为有用的人才的前提就是要学好汉语。这就使“双语教育”在新疆维吾尔族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尝试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双语教育”的发展历史做一个初步的考察与探讨, 希望为此方面的研究提供相关的参考

关键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族,双语教育

近年来, 随着新疆“双语教育”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 其地位和重要性日益受到关注。有许多学者从师资力量、教学设施、教学方法和第二语言习得等不同方面, 对这一新的语言教育领域进行考察和研究。在查阅相关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 双语教育并不是一个新出现的概念, 而是有着较长的历史, 笔者在这篇文章中引用相关的文献来简单梳理新疆维吾尔族双语教育发展的历史。

1 新疆和平解放之前的双语教育

1.1 维汉 (汉维) 双语现象的形成

自西汉时期, 汉朝与西域之间就有了往来, 当时新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中就有一些上层人士学习汉语。所以, 汉代开始在西域的交通要道上, 都设有为汉朝使节服务的“译长之职”。笔者从较近的新疆建省说起。清王朝统一西域并于1884年在新疆建省, 使汉文化与西域各民族文化之间出现了整合的态势, 也为近代以后新疆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形成打下了基础。清政府在新疆屯田, 致力于发展生产, 形成多民族杂居, 这是文化上相互吸纳、融合的前提。清代新疆建省之后, 有大批的汉族、回族屯田士兵在新疆各地屯垦戍边, 还有大批的汉族、回族移民来到新疆, 形成了“大分散、小集中”、与维吾尔族形成交错居住的分布格局。维吾尔人世居新疆,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他们总结出了一套农田灌溉和农业生产的经验以及瓜果栽培的独特经验。汉族、回族屯田士兵和移民要学习这些经验, 必须学习维吾尔语, 于是就形成了汉维双语现象, 维吾尔族人民要学习汉族、回族人民的生产技术, 也必须学习汉语, 从而形成维汉双语现象。

1.2 清政府时期维吾尔族双语教育政策导向

这种双语现象形成后, 清政府对新疆的汉语学习有过诸多政策, 在此我们列举出其中一些有政策导向性的内容, 以从中显示出清代双语教育的地位。左宗棠在1878年写的《复陈新疆情形折》中说:“官与民语言不通, 文字不晓, 全恃通事居间传述, 时所不免”。光绪六年 (1880年) , 左宗棠在《办理新疆善后事宜折》中又说, “新疆勘定己久, 而汉、回彼此格格不入, 官民隔阂, 政令难施”。光绪十二年 (1886年) , 刘锦棠也建议, 将维吾尔族学童中能诵经书, 讲解文艺者, 取作情生。同年十月十九日, 光绪皇帝批准了刘锦棠的这个建议, 从而开辟了维吾尔族学童“学而优则仕”的途径。一度负责筹建新疆行省的陕甘总督谭钟麟说:“官与民文字不同, 语言不通, 即传回民当堂面谕, 而阿奇木伯克等从中播弄, 传语恐吓。故往时缠回视官如寇仇”。由这些决策者的认识可以明确, 语言的相互学习已经成为了影响当地生活各个方面的因素。基于这样的认识清政府在新建实施学堂教育, 开始了对当地维吾尔族的汉语教学。新疆建省之后, 清朝统治阶级把维吾尔族不学汉语视为统治不固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 清朝统一新疆后, 便开始着手建立州学、县学及义塾, 以推行汉文儒学教育, 全面实行以双语双轨为特点的教育制度, 目的之一就是适应推行科举制的需要。新疆维吾尔族双语教育一步步开始形成, 且地位日益变得重要起来。

1.3 民国时期维吾尔族双语教育政策导向

民国初年, 新疆的统治阶级继续沿用清朝的教学方法授课。例如, 惠远城设立官办高等学校一所, 首任校长余文欢, 有教师近10人, 学生400余人, 包括维、汉、满、锡伯、哈萨克等民族子弟, 全部学习汉文。1935年, 省政府制定的教育方针为:实施汉人读回文 (即维文) , 回人 (即维吾尔族) 读汉文。1937年, 新疆学院语文系开办了国语专修科, 招收民族学生学习汉语。1938年10月, 在新疆教育厅召开了全省教育行政会上指出:在教育中必须特别注意民族语文的教育。各民族除了精通本民族的语文外, 还必须通晓维文或汉文, 民族语学习的成绩应作为小学高年级和中级学校学习成绩的重要部分。用成绩衡量学生的表现, 显示出汉语和维语学习的重要性, 这也是“以民文为主, 民汉两种语言并重”原则的雏形。

从以上的史实回顾中可知, 事实上新疆的双语教育并不是新疆和平解放以后才开始的。“双语教育”可以追溯到汉代, 并且在以后的时间不断的发展。其发展的历史已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双语教育”并不是单纯的第二语言学习问题, 也曾涉及到重要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就同Dr.Colin Baker在《双语与双语教育概论》中提到的一样双语教育除非与经济在一起, 否则这种教育就失去它的意义。

2 新疆和平解放以来维吾尔族双语教育

在全国性的文件中, 正式提出“双语教学”的有两个, 一个是1991年6月19日国务院批转的《国家民委关于进一步做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报告》, 其中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的精神, 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 有条件的应当采用少数民族文字的课本, 并用少数民族语言讲课, 在适当年级增设汉语文课程, 实行双语文教学, 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另一个是国务院1992年11月6日批转的《国家语委关于当前语言文字工作的请示》, 其中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 少数民族地区也要重视推广普通话;在学校中应推行当地民族语言和汉语普通话的双语教学。少数民族地区推广普通话的具体要求和步骤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推广普通话是为了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 提高公民素质和工作效率;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 也不妨碍各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的语言。”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的50多年间, 新疆先后出台了多种有关双语教育的政策、法规, 使新疆的双语教育事业不断发展, 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根据相关研究, 新疆双语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新疆双语教育政策的形成期 (1950—1977年) 。特点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根据国家建国以后颁布的一系列法律和政策, 制定了相应的语言、教育政策;民族教育当中突出了“以民文为主”;民汉学生互学语言的双语教育政策。

第二阶段是新疆双语教育政策的发展期 (1977—1990年) 。特点为:对中小学汉语教学提出了明确的规定, 少数民族双 (下转第285页) (上接第74页) 语教育的地位日益突出, 教材建设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尤其是提出了“民汉兼通”, 并把“民汉兼通”确定为双语教育的基本方针。

第三阶段是新疆双语教育政策的完善期 (1991年以后) 。特点为, 明确提出了“双语教育”概念;;确定了双语教育的指导思想, 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方法。

由此可见,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 新疆的双语教育政策总体上呈现出从“以民文为主”过渡到“民汉兼通”, 最终实现“以汉语为主”的趋势, 特别是近二十年来, 汉语学习的地位日趋重要。

维吾尔民居建筑生态策略 篇2

1. 选址

维吾尔人聚居的荒漠地区干旱少雨且蒸发量大, 水资源弥足珍贵, 水在村落选址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长久以来维吾尔人采取以人就水、人随水走的择址方式, 以满足饮水、盥洗、畜牧、灌溉等生活生产需求。由于水量有限, 房屋很少远离水源, 而是依水而建, 村落形态或沿着蜿蜒曲折的水系呈带状延伸, 或围绕水井和涝坝呈放射状扩散, 村落规模也随水源状况自然消长。

2. 村落格局

荒漠区适宜居住的绿洲寥若晨星, 维吾尔村落用地十分有限, 村落格局通常紧凑密集, 注重土地的高效利用。有的村落依山就势, 利用地形高差形成“爬坡楼”;有的村落地势平坦, 便下挖窑洞开发地下空间;还有的搭建“过街楼”利用街巷上部空间[1]。紧凑的维吾尔村落格局不仅节约土地, 更丰富了空间语汇, 是珍贵的文化瑰宝。

此外密集型布局促成了灵活多样的步行交通系统, 它们或穿街走巷, 或爬坡上坎, 或串接涝坝水井、清真寺广场、葡萄长廊等开放空间, 顺应了自由而紧凑的村落形态, 为邻里活动提供了适宜的场所。街巷形态曲折蜿蜒、狭窄悠长, 既有利于防沙, 又能有效地遮阳、庇荫和通风降温, 很好地适应了荒漠区夏季酷热、烈日曝晒的气候特点, 对室外物理环境的优化作用不可小觑。

3. 院落组织

维吾尔院落对外封闭, 保障住户私密, 躲避沙尘侵袭, 并抵御夏季的高温和冬季的寒风, 对内则开敞通透, 通过院落布局, 营造舒适宜人的庭院微气候环境。维吾尔民居院落通常依据动静差异、洁污差异划分为五个区域, 即入口院门区、主体用房区、屋前区、辅助用房区和种植区[2]。其中屋前区是紧邻主体用房区的室外场所, 通常围合封闭, 既防风沙, 又可利用建筑高度形成热压, 白天促进人体蒸发散热, 夜间引进冷风降温, 有的屋前区还架设屋顶或种植高大乔木为建筑遮阳降温。种植区与主体用房区通常不设围墙隔断, 而是用葡萄架连接过渡, 形成室内与室外空间相互渗透, 在炎炎夏日发挥绿色植物的遮阳和蒸腾降温作用, 为室内外空间提供荫凉。区域划分细化了生活空间的功能分区, 同时形成从户外到室内的多层空间过渡, 丰富了空间层次, 调节了院落微气候。

4. 庭院布局

依据维吾尔庭院布局顺应气候变化, 依据民居分布区的气候差异, 可将维吾尔民居建筑为五类[3]:

(1) 高架棚式, 以吐鲁番地区为代表。吐鲁番是我国最热的地区, 夏季温度极高且烈日曝晒, 遮阳庇荫是基本的生存之道。该地区民居的院落呈半封闭状, 院落上方架设棚盖, 由于该棚高出建筑屋顶1-2m, 有时净高达6-7m, 因而称为“高架棚”。高架棚的面积很大, 往往覆盖了建筑之间的全部空地, 为整个生活场所提供荫凉。此外高架棚架设在建筑前檐的柱子上, 柱间用土坯砌出镂空的花墙, 夏季高架棚顶部的热空气从花墙透出, 促使冷空气从果园流入, 形成顺畅的热压通风路径, 有效降低院落环境温度。

(2) 阿以旺式, 以和田地区为代表。和田地区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南边缘, 干热少雨, 风沙频繁。为了避免风沙侵袭, 当地民居采用以“阿以旺”为中心的封闭式布局。“阿以旺”从形式上与现代中庭类似, 通过将建筑围合的庭院拔高, 加屋盖和侧面天窗而成, 不仅宽敞明亮、通风良好, 并且适于抵御风沙、寒暑的侵袭, 是维吾尔人日常活动、接待客人、喜庆聚会、举行歌舞活动的主要场地, 也是整个建筑中装饰最华美的地方。

(3) 内庭院式, 以喀什地区为代表。喀什地区春夏多风沙浮沉天气, 但由于绿洲连片成串, 与和田相比, 风沙渐小, 次数亦少, 因此完全封闭的阿以旺逐渐被四面围合的无顶内庭院取代, 庭院内种植花草树木, 搭建葡萄架, 还设置苏帕, 供人盛夏时节避暑乘凉。由于喀什是维吾尔族先民西迁时留居人数最多的地区, 众多城镇和自然村落的人口密集, 用地紧张, 故庭院平面常顺应基地的形状, 不讲求规整, 此外建筑竖向发展, 下挖地下室或加建楼房, 楼上楼下的交通曲折, 无固定程式, 常在垂直方向上出现多级庭院, 形成灵动流通的空间意趣。

(4) 开放庭院式, 以库尔勒、阿克苏一带为代表。该地区气候与喀什类似, 且沙尘甚少, 加上此地汉文化气息较浓郁, 受河西走廊汉族民居影响, 原阿以旺和内庭院空间被开放式庭院替代, 建筑平面形式演化为曲尺式、凹字形, 均面向花园庭院。建筑单体呈一明二暗的格局, 有时扩展为五开间。建筑形象中汉式建筑形态明显, 结构为双架、方柱、梁托有枋, 装饰上极少运用尖拱, 线条简洁。

(5) 花园式, 以伊犁地区为代表。伊犁地区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 夏热而少酷暑, 冬冷而鲜严寒气候宜人。院落摆脱了封闭或半封闭的庭院状态, 大型花园 (或果园) 取而代之, 形成以花园为主体, 建筑呈一字型或曲尺形的开放型花园式格局。建筑空间通过侧窗、外廊与花园呼应, 由于天气寒冷, 外廊无生活起居的功能, 仅作交通之用。

5. 建筑秩序

维吾尔民居建筑有明确的内、外秩序, 常见居住单位可归纳成“客室”“外间—客室”“客室—外间—餐室” (也称沙拉依) 三种基本类型[4]。其中内室远离入口, 为待客、起居的主要场所, 常设有取暖/ 制冷设施。外间 (代立兹) 连接入口和内室, 用做入口更衣换鞋之用, 既是交通过渡区, 也是天然的空气间层绝热区, 对内室起到保温和隔热作用, 还能有效降低门窗洞口处空气渗透的影响维吾尔居住空间分内外;既保障了维吾尔人居住空间的私密, 还能防寒避暑, 适应荒漠气候环境, 有效降低采暖/ 制冷能耗。

此外民居建筑还有明显的季节秩序。冬室 (阿西哈那) 多用于冬季, 通常远离入口布置, 其空间尺度低矮且围合封闭, 墙和屋顶厚重, 开窗较小, 只需满足基本的采光和换气要求, 因此有利于冬季保温。夏季用于避暑的房间称为夏室, 有的地区将夏室布置在地下或半地下, 利用地下冷源以及土壤的绝热、蓄热性能防暑降温。还有的地区将“屋前区” (阿以旺或辟希阿以旺) 作为夏室活动空间, 其空间尺度高大, 开敞通透, 既可遮阳庇荫又可有效利用热压通风降温。

不难发现, 维吾尔建筑秩序既满足伊斯兰文化注重的性别观, 保障居住空间的私密, 还能顺应荒漠气候环境, 防寒避暑, 使得维吾尔民族在能源匮乏时期得以生存, 实乃宝贵的生态智慧。

6. 围护体系

新疆干旱少雨, 且冬季寒冷夏季炎热, 基于极端的气候条件, 维吾尔民居围护体系呈现出以下特征:

(1) 生土围护。维吾尔民居分布的绿洲地区生土资源相对丰富, 人们就地取材, 用生土做墙、地面、楼板和屋顶, 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生土建筑体系。厚重的生土材料保温隔热, 且蓄热性能良好, 顺应了冬冷夏热且气温波动较大的荒漠气候, 建筑室内温度冬暖夏凉、舒适稳定[5]。

(2) 平屋顶。新疆地区干旱少雨, 特别是塔里木盆地周边, 年降雨量仅30 毫米, 而蒸发量最高达2500 毫米以上。在降水稀少的气候条件下, 建筑围护结构无需担心雨水侵蚀, 屋顶采用裸露的生土散铺而成, 不设置排水坡度[6]。

(3) 双层小窗。为了更好地保温放热, 维吾尔民居开窗面积很小, 墙上多开设双层窗, 外层为木雕镂空窗, 内层为木板窗, 冬季关闭保温, 夏季开启通风。屋顶开设天窗, 用于冬季室内采光和换气。

7. 装饰图案

伊斯兰教崇尚自然和宣扬非偶像崇拜, 因而伊斯兰建筑常用植物纹饰, 从不采用有关人物或动物的图案。穆斯林喜爱在民居室内墙上做圣龛, 墙面用《古兰经》里的景点文字、艺术字体或花草植物图案作装饰, 窗户做成木雕花格窗。在辟希阿以旺的柱子、窗框上雕刻各种花纹图案。在苏帕支撑部分和内外墙勒脚部分普遍使用上色的土陶[7]。

8. 结论

本文通过对新疆维吾尔民居建筑的调查研究, 总结了维吾尔民居与荒漠环境的适应特征, 得出以下结论:

(1) 维吾尔村落作为民居建筑的外部空间, 其选址依山就水, 其布局紧凑, 注重高效利用有限的水土资源。其村落交通曲折, 起到防风、遮阳和夏季导风作用, 优化村落物理环境。

(2) 维吾尔院落对外封闭, 对内开放, 利于抵御沙尘, 以及夏季高温和冬季寒风的侵袭。在此基础上, 采用遮阳、通风、蒸发等多种降温措施, 调节庭院微气候。

(3) 维吾尔庭院布局顺应气候变化。在吐鲁番地区采用高架棚式, 便于遮阳防热;在和田地区采用阿以旺式, 可以防风避沙;喀什、库尔勒和阿克苏地区采用庭院式, 利于防寒避暑;伊犁地区则为花园式, 室内外空间融为一体, 充分利用舒适的气候调节。

(3) 维吾尔建筑秩序井然, 既注重空间使用的内外区分, 保障居住空间的私密, 还能依据时节分区, 分别顺应冬季保温和夏季避暑降温的需求。

(4) 维吾尔民居因地制宜, 采用生土材料, 形成生土围护体系。生土材料健康环保且可循环利用, 生土墙、平屋顶、双层窗顺应了干旱少雨、冬冷夏热的荒漠环境, 保障室内温度舒适稳定。

(5) 维吾尔人崇尚自然, 民居建筑采用植物纹饰, 室内墙面用《古兰经》里的艺术字体或花草植物图案作装饰, 窗户做成木雕花格窗, 室外柱子、窗框上雕刻各种花纹图案, 外墙勒脚部分使用上色的土陶。

维吾尔民居建筑很好地应对了恶劣的荒漠环境, 其中蕴含着生态智慧乃珍贵的文化瑰宝。本文从选址、村落格局、院落组织、庭院布局、建筑秩序、围护体系和装饰图案等方面, 挖掘传统维吾尔民居在节水、节地、节能和优化室内外物理环境等方面的生态策略, 利于传统建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摘要：维吾尔民居建筑中积淀了顺应荒漠环境的生态策略, 是传统建筑文化瑰宝, 对其进行挖掘整理有利于我国建筑文化传承。本文通过文献研究和现场调查, 从选址、村落格局、院落组织、庭院布局、建筑秩序、围护体系和装饰图案等方面, 挖掘维吾尔民居建筑在节水、节地、节能和优化室内外物理环境等方面的策略, 提炼传统维吾尔建筑文化中蕴含的生态智慧。

关键词：新疆,维吾尔,民居建筑,生态策略,地域建筑

参考文献

[1]李群, 安达甄, 梁梅, 新疆生土民居[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4:114-115

[2]陈震东编著, 新疆民居[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90-96

[3]何文芳, 新疆干热气候维族住宅建筑气候设计方法研究[D],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博士论文, 2012:42-56

[4]陈震东编著, 新疆民居[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90-96

[5]HE Wenfang, HE Quan, EN LI, ZHU Xinrong, New Earthen Buildings in Turpan Xinjiang[J], 8th International Earthbuilding Conference, 2015:88-92

[6]阿兹古丽艾山, 喀什维族住宅建构文化与特色研究[D], 新疆大学硕士论文, 2010:24-25

关于维吾尔墓碑的信仰来源 篇3

关键词：维吾尔墓碑文化,文化层次,独特性

一、墓碑

生命是一个完整的过程, 每一个生命的离去如同它的诞生一样充满尊严。“要理解一个民族的信仰和价值观, 就看他们怎样纪念死者。”[1]立碑纪念是人们对死者善后的一种态度和表达方式。笔者在坟墓调查过程中发现各种各样的墓碑。很多人认为, 墓碑的来源是石人。维吾尔人的祖辈古代时候, 墓地立石人, 这个意思是标志, 一是作为墓地的标识指明葬地, 为墓祭提供方便;二是显示身份地位, 颂扬墓主的功德励绩, 光宗耀祖, 永垂后世;三是表达立碑者的哀悼悲伤之情。

《中国民俗词典》中的“墓碑”条:“墓前所竖的条石, 上刻死者姓名、言行、生平等, 有子孙、弟子、友人等为之撰文, 也有死者生前撰文自立者。”[2]还有《中华传统文化粹典》解释的更为详细:“汉族及部分少数民族丧葬习俗。指立在墓前或墓后的石碑, 上刻碑文, 记载死者的姓名、年龄、生平事迹等。民间立碑一般都为长方形青石, 除刻有死者姓名及生卒年月, 还刻有立碑的子女及孙辈姓名。立碑时还举行一定仪式。旧时也有死者生前撰文自立的。”[3]

长久以来, 宗教文化是一直强烈地影响着信仰宗教人的行为和心理, 最终形成了和宗教文化密切相关的建筑形式及其构成原则。墓碑的来源是关于维吾尔人的自然崇拜、英雄崇拜等有关, 原始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 生存为目的的人与自然之间的斗争使始祖有了丰富的集体经验。这些经验扩展了原始群体的思维空间, 把智力提高到了觉醒, 结果, 原始群体开始逐渐了解本身潜在的智力。于是始祖开始了征服自然的第一步。弓和其他锋利武器的发明是他的主要特征。

随着生产和防御工具的发明, 原始人类的力量开始逐渐增强, 他们的原始信仰结构也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图腾崇拜系统的图腾 (祖先) 对象开始从动物、树木和自然现象转向人化。费罗依德 (Fraud) 认为, “图腾崇拜的下一步便是受崇拜物的人形化”。[4]这种改变是从人类灵魂寻找祖先的开始。这是原始人类新的一种认知方式, 可以看作为原始思维再次的扩展。因为, 在这个阶段人类创造了承认自己和了解自己所需要的足够的物质基础和思维空间。

最早人形化的人类祖先就是女祖先。随着母系社会的衰弱和男性在社会里政治统治地位的提高, 出现了父祖崇拜现象, 祖先崇拜被赋予了母祖崇拜和父祖崇拜的两种祖先崇拜的内容。人类思维在这段时期也经历了一次扩展, 这次的扩展揭开了人类思维潜在的力量。这种智慧最初表现在始祖群体的人生哲学, 后代人把自己生存活动的结果与创造这种智慧的祖先灵魂联系起来, 表示了自己对它的精神依托感。本质上说, 祖先崇拜还是原始人类思维中表示人对永恒生命向往和信仰。关于这种信仰的形成马凌诺夫斯基认为:“人类永生的信仰乃是祖先崇拜、家内祭祀、丧葬仪式及灵物二元论的基础。我们又看到, 这种信仰是产生于人类社会构成的本身, 特别是产生于社会生活的基础———即家族和亲属关系”。[5]

感情上将氏族成员相互连在一起的, 不可否定的血缘关系把氏族群体共同的, 人性化的祖先灵魂为中心, 形成了一系列举行仪式的传统。这种仪式一方面表示氏族成员与祖先灵魂间的内部联系, 另一方面表示氏族成员对祖先灵魂的尊敬、对它的依托和畏惧感。实际上, 氏族内部的亲戚关系也是以氏族成员的祖先崇拜为中心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概念。

英雄崇拜也是原始社会信仰系统的一个重要内容, 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祖先崇拜。托马斯·卡莱尔认为:“我把英雄崇拜当作古代思想体系中主要的修饰因素。我可以说我之所谓异教的错综复杂现象, 有许多根源, 对生辰和自然物体的每一敬仰与崇拜, 是一种根源, 或是根源中的一部分。但是英雄崇拜却是一切根源中最深刻的根源, 是主根, 其余一切, 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中吸取营养分而发展起来的”。[6]12英雄崇拜是祖先崇拜发展的形式, 也是原始人类政治意识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古代英雄的出现本质上是当代祖先政治意识的反应。各时代、部族的英雄身上反映的是该时代、部族人民的政治、社会、精神义务, 同时, 英雄将氏族的精神汇聚一身。摆在祖先面前对立中的客观现实, 即, 扩大自己的群体抵御外来力量、提高自己的防御能力的必要性造就了像英勇的可汗、军事家和民族英雄。这些英雄的精神同样在后代的原始思维里提升到了祖先灵魂的地步。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存活动, 后来的祖先依托这种英勇的精神, 根据自己的需要通过各种活动仪式崇拜它, 逐渐地英雄崇拜成为了原始信仰系统中祖先崇拜的重要内容。这可能是重要的主观因素。关于这种情况托马斯·卡莱尔说“我认为对英雄崇拜的感情是人类生命的要素, 是我们这个世界上人类历史的灵魂”。[6]33最古时代这种英雄不仅是他所属于氏族的英雄, 而且也成了由氏族融合形成的部落和部落联盟的英雄。古代政治现实造就的英雄和英雄精神是英雄崇拜的主要内容。氏族成员的英雄还包括英勇的诗人、作家、传教士。很明显这是以后的时代影响, 这些人也是在当时对人们生活产生过很深影响, 在人们心里有很高地位, 于是人们将他们的灵魂也提升至英雄地位来崇拜。

在历史记载中, 关于突厥人的一些习俗。在《周书》中, “葬讫, 于墓所立石建标。其石多少, 依乎生平所杀人数, 常杀一人, 则立一石, 有至千百者。”石人, 主要指墓地石人, 是典型的山地草原民族文化现象之一, 广布于亚欧草原。立杀人石似有追念其平生功之意, 反映了突厥以战为荣, 骁勇尚武的民风。到后来在北方草原表现这种传统的祖先体内中的强大力量, 勇敢的心, 对自由的渴望开始慢慢遗忘。对于维吾尔族王朝在4世纪立的喀喇巴拉啥滚碑的周围没能找到石人是因我们的注意。这个可以在维吾尔族接受摩尼教及受到新的宗教的影响这两方面说明, [7]再者佛教的被接受对由这种传统发展而来的精神支柱起了很大的负面作用。虽然立石人的传统被摩尼教和佛教经言抛弃, 但是他们无意识的, 表面上的部分延续到今天。维吾尔族的祖先以后更新的思维方式未能完全将原始思维挤出在外。虽然祖先经历了一系列的生存环境、生活、思维方式和文化形式的变更或被变更, 维吾尔族文化中原始文化的原形还未彻底消失。从这个现象我们可以发现维吾尔族人的思维里原始文化层面还仍具备刺激功能。看现今的土耳其墓葬, 从它们能看得到永远之石和石人的身影。

伊斯兰教没有规定堆坟头、修墓碑。在伊斯兰教里面不把土葬看得太重要, 只认为这只是到另一个世界必须经历的过程及禁忌崇拜死者等等因素是引出墓葬形式的最普通的特点的原因。伊斯兰教认为人出于土而归于土。所以墓葬的位置因暴风雨而消失, 墓葬的外部有灰尘的话这是一种好挑头, 墓葬处于离地面一掌的高处上面放着石头或者木棍就行了。《古兰经》中:“我从大地创造你们, 我使你们复返于大地, 我再一次使你们从大地上复活。” (2055) 正是这种“返本还原、复命归真”的人生观, 构成了伊斯兰教“葬惟从俭”的基本原则。许多伊斯兰教国家仅用沙土埋上薄薄的一层, 任其自然风化而消失, 这也是当地的气候条件所决定的。但是从来都把死看得太重要的为维吾尔族人, 他们的内心世界里认为伊斯兰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种精神。他们还是通过墓葬来体现死者的姓名地位和荣耀。这些墓碑是从石人时代留下来的民族心理因素的遗产物。到后来伊斯兰教完全传入到维吾尔族里面的时候, 这种传统还没有完全被消失。相反成为一种传统继承到现在。这也说明石人这一文化现象延续的时间很长。可以肯定的是, 现代维吾尔族的立碑习俗是维吾尔族在原始社会的崇拜守护祖神、崇拜祖先和这种原始信仰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英雄崇拜的延续。

二、墓碑的设计-碑文

1. 墓碑的设计

宗教文化对墓碑的设计影响可以折射出一个时代人们的信仰差异、观念差异和审美取向差异。现代墓碑较有余地突出个性, 突出死者生前的特点和精神面貌。维吾尔墓碑在形制、纹饰及碑文内容上与传统墓碑不同, 其不同之处正是由于受宗教文化的影响而存在, 如拱形形制, 云月纹饰等为典型的伊斯兰教特点。尤其是, 云月纹饰比较突出。有的新月是刻在墓碑, 有的是在墓碑上竖一长杆, 杆上栓一弯月形的铁片或太阳形的圆圈的情况。这种情况在大城市比较突出。

新月, 系阿拉伯语“希拉勒”的意译, 原指上弦月, 俗称月牙。天文学上称为“朔”, 指月球运行通过太阳和地球之间时的月相。其象征含义是上升、新生、幸福、吉祥、初始光亮、新的时光, 指新月象征伊斯兰教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时光。

伊斯兰教首先在阿拉伯地区弘传。那里炎热干旱, 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多在夜晚进行。阿拉伯历将太阳降落到太阳初升作为一天。而新月初升则为每月第一天的开始。伊斯兰教的斋月, 就是从见到新月的第一天开始封斋、到再见到新月开斋为止的一个月时间。在《古兰经》中多次提到月亮, 有的篇章就叫“月亮”。在穆罕默德看来, 新月代表一种新生力量, 从新月到月圆, 标志着伊斯兰教摧枯拉朽、战胜黑暗、圆满功行、光明世界。《古兰经》2:189:“新月是人事和朝觐的计时”。

据1994年3月出版的《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介绍:奥斯受帝国素丹奥尔汗 (1324一1360年在位) 时, 其步兵军旗上已有新月出现。1453年素丹穆罕双德二世 (1451一1481年在位) 占领君士坦丁堡 (今土尔其伊斯坦布尔) 后, 正式采用新月作为奥斯至帝国的旗徽。到一个多世纪后, 塞里木二世 (1566—1574) 才在拱顶上修建了一个直径30米的青铜制新月。此后这一做法在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奥斯曼土尔其境内得到普遍推广, 新月大量出现在清真寺和其它伊斯兰的建筑物上。16世纪初, 大马士革伍麦叶清真寺以金属制新月作为旗帜。由此伊斯兰教和新月自然的联系起来, 成为伊斯兰教的象征。

维吾尔的《乌古斯传》中描述了他给六个孩子分别命名为太阳、月亮、星星、天、山、海, 其中三个儿子是跟树中的女子结合生的孩子。维吾尔墓碑因地域的不同, 也存有一定的差异。相对而言, 地区的伊斯兰教墓碑碑文—简洁, 且形制矮小, 不超过1米, 其他地方墓碑尺寸稍大, 在150厘米左右。

2. 碑文

语言是文化的符号, 是文化的载体。各民族文化的个性特征, 经过历史的积淀而结晶在词汇层面上。一个民族语言的词汇系统能够最直接、最敏感地反映出该民族的文化价值取向。通过某一时期词汇的遗存, 可以窥见该时期的文化。

自古以来, 文字是传统墓碑的主体, 墓主的信息所在, 文化的传承所在。

维吾尔碑文按传统格式刻写。碑文一般是以维文主, 以阿拉伯文副。碑文用维吾尔文刻写亡人的生平、籍贯及其归真的年代。还有, 通过造像为死者追崇冥福的情况比较突出。

宗教对碑文的产生有一定的影响。比如:碑首刻写阿文“清真言”。

语言事实告诉我们, 处在某一共时系统中的语言成分, 不是一朝一夕产生的, 而是通过漫长时期的筛选、累积、融合而成的。在一个共时系统中保存了以往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相关成分, 我们可以在一个语言的共时平面中看到来自不同时间层面的丰富的历史遗存。而“语言是文化的符号, 文化是语言的管轨”[8]

这些墓碑在形制和碑文上皆蕴涵着维吾尔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 两种文化如此自然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说明了维吾尔传统文化的渗透力和包容性。

三、结语

维吾尔墓碑文化是维吾尔族文化的一部分。它是维吾尔在长期的生活中所创造出来的。在丰富的维吾尔文化中, 蕴含着维吾尔的精神素质和心理素质。简单来说, 伊斯兰化前的祖先所使用的墓葬形式如上述一样, 在宗教信仰, 对战争的看法以及自身地理因素等方面明显地反映出这种墓葬形式的特点。除了这种主要的建造形式之外还有部分对萨满崇拜的成分也在其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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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维吾尔民族文献的特点 篇4

1 民族文献的特点

民族文献是研究和记载我国各少数民族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历史和风土人情等方方面面的文献[1]。 我国有55 个少数民族,这些民族在祖国大地上世世代代共同生活,共同奋斗的过程中创造了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形形色色的民族文化传统,民族文献是民族文化最具代表性的部分。这些民族文献资料看似各异,可仔细研究,它们还是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根据蔺继红,王莉君和任瑞羾的研究这些特点可以归纳为地方性、史料性、综合性、系统性、民族性、多样性等几点。

1.1 民族文献地方性特点

地方性是民族文献最突出的特点之一。虽然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生活在祖国大地上,可各个少数民族跟其他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居住。在大范围各民族是共同生活,小范围,也就是某一区域以某一民族为主的居住特点。比如,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从全疆范围来讲以维吾尔、哈萨克、汉族、蒙古等民族为主的13个民族聚居在一起,可从小范围看这些民族所居住的地域还是有所不同。哈密,吐鲁番,阿克苏,喀什,和田等地区人口基本上以维吾尔族为主;乌鲁木齐、库尔勒、石河子等地区主要以汉族为主;伊犁、阿尔泰、塔城等地区人口主要以哈萨克为主。各个少数民族在这些区域的具体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因他们居住的地里位置、地里环境、族源、人口分布、迁移、自然资源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这些差异反映在民族文献资料里就成了它们不同于其他民族文献资料的个性特点,因而,反映某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生活等方面的文献就显示出鲜明的地方性。

1.2 民族文献的民族性

民族文献的民族性主要表现在民族文献采用的表达形式上和民族文献内容上。最能体现文献表达形式的民族性的一点可以说是用来记载文献的载体。 据调查显示:全国21个有本民族文字的民族用自己的文字记录的文献,34个无文字民族用简易图符记录和用语言世代相传形成的文献[2]。用来记录民族文献的这些文字和图符都有比较突出的民族性。如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乌兹别克族….等民族用的是以阿拉伯语为基础创造出来的文字,是一种书写从右到左的,看似阿拉伯文的一种文字。这种文字就能够很明显地体现出这些民族作为世界穆斯林民族之一的特点。少数民族文献在内容上的民族性更加突出。如 “内容上傣文文献多以佛经为多,而东巴文献则多与东巴教的自然崇拜紧密相连”[2]。

1.3 民族文献类型的多种多样性

我国少数民族有多种载体形式的民族文献,有纸型的和非纸型的、也有口头流传的。如维吾尔族的《突厥语大辞典》、《福乐智慧》、《真理的入门》、《古丽和诺鲁兹》、《拉失德史》、哈萨克族的《阿拜箴言录》、蒙古族的《蒙古秘史》、《蒙古黄金史纲》、《蒙古源流》,藏族的《五要素实践及其他》、《白莲花言教》等文献资料都有纸质版本,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都是口头流传的非文本少数民族文献,可这些文献也都有纸质版本和非纸质的口头流传版本。“从成型的手段可以分印刷型和非印刷型;从装帧形式上,在我国主要有卷轴装、旋风装、经拆装、糊蝶装、包背装、线装、平装和精装及胶制和电子等载体出版物的其他装帧;从特征分类上看,民族文献通常分为图书、报刊、学术论文、手稿、图表、会议记录等;从时间年代来区分,可将民族文献分为古今两大类;由分藏的地域来看,又可分为中外两地”[3]。

2 维吾尔民族文献的概况

维吾尔族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民族之一。据历史记载,从公元6-7 世纪起维吾尔族就已经开始用本民族语言撰写文献。在历史上,维吾尔族先后使用了突厥文、粟特文、回鹘文、摩尼文、叙利亚文、婆罗米文、哈卡尼亚文、阿拉伯文等多种文字来记录本民族的语言,留下了大量的古代维吾尔文献[4]。这些文献以碑铭、木刻、纸卷等形式保存了下来,为我们了解维吾尔族先民的社会生活状态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维吾尔民族文献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时代的文献资料:1)突厥国(552-744)与回纥国时期(744-840)的鄂尔浑碑铭文献。这些碑铭文献主要有《阙特勤碑》、《毗伽可碑》、《暾欲谷碑》等。 2)高昌回鹘国时期的文献和喀拉罕王朝文献(9世纪至13世纪)。 这时期的文献主要有《恰希塔尼·伊力克伯克》、《哈勒亚木哈拉和帕帕木哈拉》、《两王子的故事》、《神猴与帕德摩瓦提姑娘》、《达尼提·帕拉》等。《吐鲁番民歌集》、《佛教诗歌集》、《摩尼教赞美诗》等诗歌;喀拉罕王朝文献有《突厥语辞典》、《福乐智慧》、《真理的入门》、《箴言集》等。3)察合台时期的文献(13~18世纪) 这时期的主要文献有《先知传》(又称《拉布乌孜故事集》)、《鲁提菲集》、《古丽与诺鲁兹》、《精义宝库》、《五部诗集》、《爱情与苦恼》、《漫游记》、《纳菲赛诗集》、《照世镜》、《玫瑰与夜莺》、《情缘录》、《艾尔西诗集》、《诸王书》、《法尔哈德与希琳》、《莱丽与麦吉侬》等等。4)清朝时期文献(18世纪下半叶-19世纪末)。这时期主要有《法尔哈德与希琳》、《莱丽与麦吉侬》、《麦赫宗与古丽尼莎》、《热碧亚与赛丁》、《中国土地上的圣战》、《诺孜古姆》、《凯旋记》等12部叙事诗。哲理长诗《济世宝珠》和抒情诗集《穆罕默斯集》等文献资料。5)现当代维吾尔文献(1919年至今)。

3 维吾尔民族文献的特点

从以上对维吾尔族民族文献的概述中可以看出维吾尔族民族文献虽然有跟其他民族文献共同的一些特点,可他还具有一些其他民族的文献资料所没有的独特之处,这些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3.1 维吾尔文献具有非常浓厚的宗教色彩

突厥国(552-744)与回纥国时期(744-840)的鄂尔浑碑铭文献,记载的基本上都是当时维吾尔社会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可其中还是有一些景教,萨满教等原始宗教的因素,如在《乌骨斯克汗传》中就有维吾尔族萨满教和景教崇拜的内容。高昌回鹘国时期的文献带有比较浓厚的摩尼教和佛教的影响,如《神猴与帕德摩瓦提姑娘》《佛教诗歌集》、《摩尼教赞美诗》等文献的标题就能充分体现其中的宗教色彩,而喀拉罕王朝文献,察合台时期文献和清朝时期文献中伊斯兰教影响较深。如《先知传》(又称《拉布乌孜故事集》),《纳菲赛诗集》,《热碧亚与赛丁》和《中国土地上的圣战》等文献的开头基本上都一样有“以仁慈的安拉的名字开始”这一句,这一点足以说明伊斯兰教对这时期维吾尔文献影响的深渡。

3.2 维吾尔民族文献具有明显的不连贯性

维吾尔族先民最初过着迁徙游牧生活,从9世纪大规模西迁之后,社会文化发生巨大的变迁,由草原游牧社会转变为农耕兼畜牧,宗教由摩尼教、萨满教改奉景教和佛教,最后皈依伊斯兰教,在此过程中使用的文字也更换了不少次,这些变化在各个时期的维吾尔文化之间产生了断层,因此反映和记录这些文化的维吾尔文献资料也显得不太连贯。如在突厥国与回纥国时期的文献资料跟高昌回鹘国时期的文献在内容上的差异很大,假如让一个不理解维吾尔族历史和文化的人看这两个时期的维吾尔文献,他不一定能看出他所看到的是同一个民族的文献资料。

3.3 维吾尔民族文献在内容上具有很强的整合性

维吾尔人在9世纪的西迁和几次改变宗教信仰对其文化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可它由摩尼教、萨满教改奉景教和佛教时并没有完全否定和抛弃摩尼教和萨满教,反而把这些宗教的一些因素溶入到了景教和佛教信仰当中,到最后信奉伊斯兰教时也一样把之前信奉过的宗教的思想和仪式带入了伊斯兰教,在此过程中维吾尔族文化是在主体文化的基础上,大量的吸收并整合了伊斯兰文化、波斯文化、希腊文化和印度文化的有利因素形成了一种独具一格的文化体系。因此,反映这种文化特色的维吾尔文献也就具备了很强的整合性。

总之,维吾尔民族文献作为我国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力实施西部大开发的今天其学术和利用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它跟其他民族文献一样也有地方性,民族性和多样性等特点,可因维吾尔族在发展历史当中的大迁移,频繁更换文字和改变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影响使它在内容上拥有了宗教色彩和整合性强等特点,但同时也使其显得有些不连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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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蔺继红.试论少数民族文献的特点和价值利用[J].四川图书馆学报,2011,22(2):95-96.

[3]任瑞羾.浅议民族文献形成及资源开发的价值[J].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20(3):57-59.

维吾尔药材数据仓库模型的研究 篇5

关键词：维吾尔药材,数据仓库设计,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维吾尔族传统医药历史悠久,有独特而完整的传统理论,在治疗白癜风、牛皮癣、糖尿病、心血管病、骨伤科疾病等方面具有显著的疗效[1]。维吾尔医药材达1000多种,常用的800余种,制剂400余种[2]但与西方医药学、传统中医药学相比,维吾尔医药发展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目前还没有依靠现代信息技术建立维吾尔医药数据库的描述,更加缺少利用计算机的分析功能来揭示维吾尔医药中存在的联系和规律。

数据仓库是一个面向主题的、集成的、非易失的且随时间变化的数据集合,用来支持管理人员的决策。目前,数据仓库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并已经进入中医药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效果[3],所以提出将数据仓库技术运用于维吾尔药研究,给出维吾尔药(以下简称维药)数据仓库模型的构建方法。尽管数据仓库的设计与数据库系统的设计相互区别,但考虑到它的设计过程仍然是需求驱动的,因此维药数据仓库的模型构建采用三层模型的结构。通过对需求的分析逐步建立概念模型、逻辑模型和物理模型,在这些模型建立的基础上,将维药数据通过抽取转换之后,导入到维药数据仓库之中,来分析其内在的联系和规律。

1 数据模型设计

1.1 概念模型设计

由于数据仓库的多维性,利用传统的数据流程图进行需求分析已不能满足需要[4]。采用在信息包图的平面上展开超立方体,信息包图的建立即为实现指标、维度和类别这三个对象的过程。

通过对维药数据仓库的分析,确定信息包图的三个对象分别为:(1)维度为药名维、药性维、矫正药维、药味维、性级维、功能维。(2)在每一个维度内定义类别,类别的详细定义如图1所示。(3)在维药数据仓库的概念设计中,指标为维吾尔药材。

1.2 逻辑模型设计

逻辑模型的实现即为按照上节所建立的信息包图,建立三个逻辑实体:维度实体、详细类别实体和指标实体的过程。首先定义指标实体,由信息包图中的指标对象转换生成,它位于星型图的中间,与每个相关维度的点对应。在星型图中,用矩形表示指标实体,维药数据仓库的指标实体是维吾尔药材。其次,定义维度实体,它是位于星型图星角上的实体,对应信息包图中的维度对象,作用是限制用户的查询结果,将数据过滤使其从指标实体返回较少的行,同时将主要指标数据进行聚合,从而缩小访问范围。在星型图中,用菱形表示维度实体。维药数据仓库中维度实体有药名、药性、矫正药、药味、性级、功能。最后,定义详细类别实体,对应信息包图中的详细类别对象。一个维度内的每个单元就是一个类别,代表该维度内的一个单独层次。在星型模型中,用结束符号表示详细类别实体。

建立的维药数据仓库的逻辑模型,如图2所示:

1.3 物理模型设计

物理模型是设计的逻辑模型在物理设备中的具体表现形式。首先把指标实体转换成事实表,其次包括星型图角上的维度实体中层次最低单位的主码。维度实体也转化维度表,包括其每一层次的主码和对应的值。维表和事实表通过维表的关键字相关联。视图的创建能够提高查询速度、方便用户理解数据,所以在维药数据仓库中创建的视图能够展示各个维度表中的属性,这样可以方便用户理解数据,因为这些数据不是单一存在的。按各个维度表的关键字和大多数外部关键字建立索引,维药数据仓库的索引采用主键索引。

1.4 数据仓库的粒度设计

如果粒度设计恰当,则数据仓库其他方面的设计和实现就较容易,它是体系结构设计环境成功的关键[4]。数据越详细,粒度越小,级别就越低;粒度越大,数据汇总级别就高。维药数据仓库的粒度设计,考虑到数据源的数据相对稳定,增长率很低,记录数基本上已经确定,所以应采用最小粒度原则。而且单粒度设计能够基本满足用户的决策,这也体现了数据仓库设计的一个重要原则。

2 数据立方体的建立

在建立的三级模型的基础上,利用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中的SQL Server Business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Studio组件建立六个维度表和一个立方体[5],六个维度表分别是药名维度、药味维度、性级维度、矫正药维度、药性维度、功能维度,药名维度是在药名维表的基础上建立的常规类型维度,分为中文名、维吾尔名、别名三个维度级别。药味维度是在药味维表的基础上建立的常规性维度,分为药味编号,药味两个维度级别。性级维度是在性级维表的基础上建立的常规性维度,分为性级编号,性级两个维度级别。药性维度是在药性维表的基础上建立的常规性维度,分为药性编号,药性两个维度级别。功能维度是在功能维表的基础上建立的常规性维度,分为药功能编号,(下转第43页)(上接第40页)

功能两个维度级别。矫正药维度是在药矫正药维表的基础上建立的常规性维度,分为矫正药编号,矫正药两个维度级别。最后在这六个维度建好的基础上,引入数据仓库的事实表维吾尔药材(Fact Uigur Medicine),构建维吾尔药材立方体,处理该立方体后得的立方体数据,如图3所示:

3 结束语

为了弘扬维吾尔医药的发展,不断扩大其影响,提高其防病治病能力,走向世界,造福于人类健康。使用数据仓库技术来分析维药,构建维药数据仓库体系结构,为数据挖掘应用于维药研究奠定基础。数据挖掘技术作为知识发现的强有力的工具,在中医药研究领域已经有了较好的应用[3]。维药数据仓库的构建为全面系统研究维药提供了强大的分析能力和智能化手段,为研究维药提供了科学依据,使维药管理更加系统化、规范化和科学化,为推动维吾尔医药发展的现代化、国际化奠定了基础,促进新疆民族医药研究的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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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于戈,鲍玉斌,王大玲.数据仓库设计.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论维吾尔民族文献保护的现状 篇6

1 维吾尔民族文献保护现状

1.1 维吾尔民族文献保护工作有了政策支持, 经济保障和工作平台

新中国成立后, 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开展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重要指示, 于1983年9月联合下发了《关于搜集、整理和出版新疆少数民族古籍的通知》, 成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搜集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籍办下设了6个业务小组:维吾尔——乌孜别克小组, 哈萨克——塔塔尔小组, 蒙古——达斡尔小组, 锡伯——满族小组, 回族小组和柯尔克孜族小组。各小组主要由该民族中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和从事民族古籍文献教学、研究、整理、编辑、出版工作的人员组成, 协助自治区古籍办开展本民族古籍的搜集、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工作。也为这项工作划拨了大量的资金。据统计, 从1984～2007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划拨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经费共计650多万元[1]。

1.2 维吾尔民族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和分类索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为了保护和弘扬少数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国家设立了专门机构, 来抢救和发掘少数民族古籍。1983年9月, “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了自治区及各地方少数民族古籍搜集、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以来,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目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已搜集、收藏的少数民族古籍达两万多种 (部、册、件) , 整理出版500余种, 还包括有重要价值和重要影响的古籍文献。在这些古籍中, 有维吾尔族不朽名著《福乐智慧》的3种抄本影印本。这些古籍的公开出版发行, 都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邓林的 《中国边疆图籍录》、《边政公论》被载于 《社会科学参考》的全国主要报刊。关于新疆研究的史学论文索引, 《西域史地论文资料索引》收录论述新疆历史的论文篇目 8000 余条, 内容分地方史、民族史、经济史、文化史、考古、历史地理和历史人物七大类。还有 《丝绸之路研究文献书目索引》详尽地著录了历代对丝绸之路的研究状况, 收录文献涉及 13 个学科, 总计为 23084 种 ( 篇) , 著录文献均具有学术性、资料性、系统性的特点。此外, 将文献资料中有历史价值的人物肖像、城郭牌楼、古代民族服饰及有关地图进行了翻拍、放大, 作为新疆历史图书资料, 供读者选购。新疆民政厅干部于维成同志编写出版了一本 17 万字的 《新疆建置沿革与地名研究》, 新疆文联刘向阳同志编出从战国时期至解放前夕, 历代迁客骚人吟咏乌鲁木齐的诗篇 《乌鲁木齐诗话》, 约 13 万字。

1.3 在建立维吾尔民族文献书目和数据库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搜集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领导下, 自治区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部门以及新疆大学、新疆示范大学、喀什示范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和西北民族大学等民族高等学校, 为编制各种类型的维吾尔族民族地方文献书目及建立书目数据库、全文数据库作出了巨大贡献, 尤为令人高兴的是新疆大学图书馆已经编制了《新疆大学图书馆敏文图书索引目录 (维吾尔文) 》供本地的读者查阅。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维吾尔民族文献计算机编目难”的问题, 为建立维吾尔文献书目数据库和全文数据库, 实现这些文献资料的在线共享创造了很好的基础条件。

2 维吾尔民族文献保护的几点意见

综上所述, 维吾尔民族文献的保护工作在各级党政机构和部门的领导下和大力支持下取得了很多令人满意的成果, 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为了更加充分的发挥维吾尔民族文献在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和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上, 还得继续做好这项工作。

2.1 维吾尔民族文献保护应从缩微化和数字化方向着手

缩微化和数字化技术对特别重要的文献的保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些宝贵的文献容易受到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影响。为了充分利用这些宝贵的文献资源, 需要对其进行复制, 以复制的文献再生形式供研究和阅读。但是, 缩微在今天迅速发展的互联网技术背景下, 已经不再是重要的技术了。相比之下, 数字化的技术在维吾尔民族文献的保存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技术地位, 数字化技术可以使得维吾尔民族文献突破时空的限制, 服务于更大的用户群体, 文献的利用价值更大。此外, 由于数字化技术的发展, 使得维吾尔民族文献可以实现文献的电子化阅读和电子化索引。通过数字化技术的运用, 维吾尔民族文献的电子数据库就可实现, 在电子文献数据库中, 传统的维吾尔民族文献得到有效的保护, 同时也提高了利用效率, 取得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果。

2.2 培养维吾尔民族文献专业修复人才

维吾尔民族文献的专业人才对于民族文献的发展和利用, 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由于维吾尔民族文献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 保护起来非常困难。所以, 对于这个问题, 急需培养一批懂得文献专业修复的专业文献保护和开发人才。作为维吾尔民族文献的修复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新课题。因此, 当务之急应将具有一定文献修复基础的人员派往现已开展维吾尔民族文献修复工作的单位进行学习和交流, 尽快培养一批既能修复古籍文献又能攻克维吾尔民族文献修复难题的复合型人才。希望尽一切力量延长这些维吾尔民族文献的寿命。

2.3 重视维吾尔民族文献的二、三次加工

利用民族文献创造新的价值是维吾尔民族文献的最终归宿, 所以, 对于维吾尔民族文献的保护, 需要在保存其宝贵文献完整和安全的同时, 也要发掘其经济和社会效果, 这使得文献的第二、三次加工变得尤为重要了。维吾尔民族文献的加工开发, 就是为了新疆各民族人民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服务的。所以, 新疆地区的图书文献机构必须对此工作加以重视, 通过人员的调整, 加大文献加工资源的配套工作, 积极对维吾尔民族文献的第二、三次进行加工。通过文献的加工, 加强对传统宝贵的维吾尔民族文献的保护, 提高文献资源的利用效率, 也方便了人们对维吾尔民族文献的查阅和利用。

3 结语

维吾尔民族文献是中华民族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新疆地区各个民族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起着重大作用。党和国家通过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明确了做好维吾尔民族文献保护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维吾尔民族文献充分体现了新疆维吾尔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俗民情, 是了解当地的气候、地质、物产、矿藏的主要途径, 有利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开发建设。此外, 维吾尔民族文献在加强民族关系融合的方面有着巨大的文化推动力, 通过文化的相互交流, 加深各个民族之间的了解和认识, 有利于民族大团结的民族关系的改善, 对反对民族分裂、维护国家统一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所以, 从这些层面来分析维吾尔民族文献的保护, 更加明确了其保护的重要性, 也指导了维吾尔民族文献的保护工作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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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历史 篇7

维吾尔医疗医药的优势在于有很强的地区性, 都来源于大自然界的有机体, 副作用小, 它有寒热之分, 与自然界的发展同步, 与人体疾病的发生有密切的对立与统一的辩证关系。对人类的各种疑难杂症的治疗有独特的疗效。如, 对人群中流行的风湿病、肩周炎、骨质增生、风瘫、皮肤病、脑血管疾病、妇科杂症、心脏病、肝炎等病的治疗都有一定的效果。那维吾尔医疗医药普及为什么不如西医西药呢?其重要因素, 主要是政策法律法规方面的原因, 还有人们观念上的陈腐。例如一个大专院校的中医专业毕业生很难在医疗市场中混得到一碗饭吃。所以对维吾尔医疗医药必须重新认识, 彻底转变观念, 为现代社会、现代人服务。我们在西医西药普及过程的启发下, 在稳住现行市面上出售的各种冲剂, 中成药及少量针剂的基础上, 按照西药推进我国医药市场的方法, 首先将规范维吾尔医疗医药药剂型推向医药市场, 理论逐步更新。

我国法规对有些有毒之品的药材的剂量限制指的一是一般的安全范围。因熬药的时间有长有短, 火候有大有小, 炮制有好有坏, 采集的时间季节也有所不同, 熬药时的用水有多有少, 服药液时也有多有少, 病情的轻重缓急、体质的好坏更是千差别, 因此, 病症时应依客观情况调剂。例如在有毒之品的药材的剂量限制的用法用量上就是没有明确的规范, 一般来讲维医维药副作用小, 但是还是有副作用的。维吾尔医疗医药的药物说明书, 也是极其简单的, 没有全面准确的适应证、禁忌症、不良反应、毒性试验等相关的资料。这就造成维吾尔医疗医药发展绊脚石, 阻碍了维吾尔医疗医药推向市场的步伐。

近年临床上应用有效治疗各种疾病维吾尔医疗医药不少, 如治疗各种痹症 (风湿、肩周炎、风瘫、骨质增生、头风) 妇科杂症、皮肤病、脑血管疾病、各种结石、常见的伤风感冒高烧等等方剂, 配上各种服用说明及注明、性味、功效、适应症、注意事项、禁忌等就可以作为非处方药在医药市场上出售, 这种包装透明, 是地道天然药材组成, 真伪易辨药材是否地道一看便知, 不会怀疑使假, 这也是维吾尔医疗医药的一大特色和优势。也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这样世界上任何地方在没有中医生的地方, 人们都可根据自己的病情到药店去买上非处方中药治病了, 维吾尔医疗医药普及发展一定会与西医西药与时俱进, 平分天下。

另外主要是政策法律法规方面的原因, 总结我国现行的调整维吾尔民族传统医药的法律规范, 笔者认为可概括为以下三个突出特点:

一、多层次、多部门的分散型法律保护模式

显然, 我国已经形成了在宪法统率之下、由除法律解释之外的其他全部不同法律位阶的规范———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及单行条例所组成的、立法层次较齐全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法律保护的基础性框架。此外, 在法律及以下各层次的立法中, 还存在着多个法律部门从多个角度对少数民族传统医药进行保护的可能性, 即采取综合性多法律保护的模式, 而非单一部门法集中保护的模式。

就客观而言, 这种立法模式简单直观地适应了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具有法律属性多重性的特征。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法律多重属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可以构成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和非物质遗产的组成部分。根据联合国组织于1972年11月16日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一条和第二条所阐述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定义,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典籍珍本等可以构成以科学性内容为主的文化遗产, 而在少数民族传统医药中一些典型的有显著药用价值的稀少动物或植物生长境区被划入自然遗产的范畴实属理所应当;按照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正式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规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 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 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显然, 仍具生机和活力的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正是这样一种世代相传而又不断创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二,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可以构成多项知识产权的客体。依《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第2条第8款列明的知识产权有: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表演艺术家的演出、录音制品和广播节目;在人类一切活动领域内的发明;科学发现, 工业品外观设计;商标、服务标记、商号名称和标记;禁止不正当竞争;在工业、科学、文学或艺术领域内其他一切来自知识活动的权利。《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二部分所列举的知识产权项包括:版权与有关权、商标权、地理标志权、工业品外观设计权、专利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未披露过的信息保护权、协议许可证中对限制竞争行为的控制等,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中可能涉及多项知识产权保护的对象:作为未披露过的信息的大量的防病、治病和健身的秘方;在传统基础上进行研究创新开发出的新药专利;获得商标权的某些成药品商标、商号名称和标记;传统药物产地地理标记的合法使用等。也就是说,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大部分经传承后可以演化为现代知识产权法保护的对象, 但并非全部。

第三,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是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根据目前我国部分省区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律规范的规定,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中, 通常包含了具有学术、史料、艺术价值的手稿、经卷、典籍、文献、谱、碑、楹联以及口传文化等内容,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当之无愧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因而, 在现行中国国内法的框架下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自然而然地可以同时分别成为包括民族区域自治法、文物保护法、自然资源法、知识产权法、传统文化保护法和传统医药管理法等在内的多项法律保护的客体。

二、多宏观、少具体、欠针对性和欠可操作性的制度设计

仔细分析我国现行的相关法律保护制度, 我们不难发现, 在国家法律这一层次中, 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有2个条款明确规定对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保护;在行政法规这一立法层次中, 也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规定了一个民族医药管理的参照性条款;已有的改革开放初期的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全国民族医药工作的几点意见》作为一项行政规章, 也仅仅具备现行《立法法》规定的规章制定的主体要件, 而不具有规章的实质功能, 因为当时我国的法制还不够健全, 此前并无相关的专门法律和行政法规, 它也并非为执行某一法律或行政法规而制定, 仅宏观地提出加强民族医药工作的四点意见, 而不是对少数民族传统医药进行全面、具体地保护。到目前为止, 最为明确、具体规定对少数民族传统医药进行保护的代表性法律规范, 就是内蒙古自治区颁布实施的关于蒙医保护的单行条例, 但遗憾的是, 其立法位阶较低, 法律的效力范围有限, 不能应用于其他各种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保护。总而言之, 我国现行的可适用于少数民族传统医药保护的法律规范虽可称全面, 但显然更缺乏对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明朗而具体化的法律制度设计。

本人认为究其根源在于:当前的立法模式忽略少数民族传统医药所独有的民族特性以及由此所延伸出的其他特性。此处所说的民族特性是指我国各少数民族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中, 依其不同的自然生存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条件及不同的疾病状况所创造的, 凝聚了鲜明的民族特色的, 有别于一般意义上以汉文化为主导的传统中医药的医药成就和经验的结晶。对某些疾病的独特疗效, 还有其独特的存在或传承方式。尤其值得称道的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独到的疗效是其传承至今、成为活的文化传统的主要原因, 也是它在现代西医学日益发达的今天, 尚能占有医学领域的一席之地, 并呈现出新的生机和活力的根本, 而且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生机和活力正从中国逐渐放射到世界。但现行立法似乎并未考虑到这些区别可能导致的法律保护方法的不同, 而且还忽视了少数民族传统医药作为知识产权客体的法律属性所引发的特殊法律问题, 例如权利的归属和利益的分享等。现行立法的这种一般性制度设计其必然导致法律规范在更深层面保护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针对性差、可操作性差的结果, 使其在实际应用中的实效性受到影响。

三、重公法保护而轻视私法保护的倾向

应该说, 目前我国法律对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保护作用在某些层面是明显的, 特别是利用行政手段抢救、挖掘、整理少数民族传统医药资源方面, 以及依靠政府的力量扶持民族传统医疗机构的建立、民族药品的生产方面成绩是显著的。近几年仅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列项整理的民族医药文献就涉及18个少数民族的82部医药典籍。民族医药的文献资料逐步得到全面整理, 没有文字的民族医药经验也用汉文记录下来并进行理论上的总结梳理”。到目前为止, 全国民族药企业约130家, 主要生产藏、蒙、维、苗、傣、彝六类民族药;共取得民族药的国家标准1178种, 其中制剂865种, 药材313种。至2003年底共有民族医医院157所, 其中, 藏医医院55所, 蒙医医院41所, 维医医院35所, 傣医医院1所, 瑶医医院2所, 哈萨克医医院1所, 壮医医院1所, 其他民族医医院21所, 另有民族医门诊部359个。这些骄人成绩的取得毫无疑问主要是国家运用公法手段的结果。与此同时, 现行法律的保护也还存在明显不足, 尤其是忽视其知识产权领域的私法保护。本文前面已分析过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具有广泛的知识产权客体的性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引言中阐明全体成员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 即“知识产权本质上是一种特定主体所专有的财产权, 这在多数国家的法律中很久以来就得到承认”。私法保护的前提首先应确定权利归属。在少数民族传统医药领域内知识产权私法保护的核心问题是在承认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具有民族性的基础上实现权利主体的民族性, 即真正使拥有某一传统医药的民族能够从这种传统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得到相应的财产利益, 换言之, 即通过赋予源生某一传统医药的少数民族群体对该类知识总合享有财产权利。这不仅有利于对源生该类知识资源的民族的尊重, 更有利于通过对该类知识财产权的行使, 使源生该资源的民族获得应有的经济报偿, 以此繁荣和发展本民族的经济文化。此外, 通过基于其财产权利而产生的诉讼权利的行使, 有利于避免其财产权的公有化, 更有利于避免其他个体或群体将其盗取、掠夺、侵占并据为己有。显而易见, 知识产权法的这种私法调整方法的最终结果, 无疑是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提供内在的动力源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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