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保护

非遗保护（通用12篇）

非遗保护 篇1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传承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活性载体, 在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作用:她不仅代表着人类文化遗产的精神高度, 更是国家、民族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和武器库, 是民族精神、民族情感、民族历史、民族个性、民族气质、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有机组成, 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尽管我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还有这样或那样的困惑和无奈, 还有这样或那样横亘在我们面前一时难以跨越的障碍, 但是为了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为了世界文化的精彩与丰富, 我们仍旧在努力, 用尽全身气力, 穷尽辛劳与智慧, 来保护我们的国家瑰宝——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各级领导高度重视

2007年6月9日, 在我国迎来第二个“文化遗产日”的时候, 由文化部主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展在中华世纪坛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参观了展览, 并同老民间艺术家进行了亲切的交流。

温总理走进年画和剪纸的制作表演厅, 同天津杨柳青年画、漳州年画、乐清细纹刻纸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人亲切交谈, 了解这些文化遗产的保护情况。并驻足向山东潍县年画传人张殿英了解古老的版画艺术, 称赞“构思得好”。

接下来温总理又来到皮影展厅和木偶戏展厅, 同现场观众一起饶有兴致地观看了湖北皮影戏《武松打虎》和陕西木偶戏《卖水》, 并为演员们的精彩表演热情鼓掌。他走进染织展厅, 在一台台微缩织机模型, 一件件精美绝伦的名锦名绣作品前, 温家宝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物质性, 要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和物质性结合在一起。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几百年、几千年传下来的, 为什么能传下来, 千古不绝?就在于有灵魂, 有精神。一脉文心传万代, 千户不绝是真魂。文脉就是一个民族的魂脉。今天,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就是传承民族文化的文脉。我们不仅要保护, 也要继承、发扬和创新;不仅要发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 也要学习借鉴世界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因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出, 不仅是一种文化教育, 也是一种精神教育。

2006年2月1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来到中国国家博物馆, 参观了正在这里举行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这是我国举办的第一次全面反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的大型展览。

李长春从唐代“枯木龙吟”琴、宋代“鸣凤”琴到南京云锦织机、天津杨柳青年画, 从制瓷、染织、刺绣到泥塑、剪纸、风筝扎制等民间工艺现场演示活动, 饶有兴趣地仔细观看, 与民间艺人们亲切交谈, 不时询问有关情况。李长春指出, 我国是具有5000年丰厚文化底蕴的文明古国, 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 留下了举世闻名的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 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既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也是全人类的文明瑰宝。

李长春同时还强调,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 是凝聚民族情感、增进民族团结、振奋民族精神、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文化基础, 对弘扬中华文化, 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 促进人类共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从对国家和历史负责的高度, 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 切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要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 做好普查工作, 制定保护规划, 抢救珍贵遗产, 注重人才培养, 加强宣传教育, 不断提高全社会的保护意识, 努力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二、政策、公约、宣言陆续发布

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保护我国悠久的历史文明, 自1998年以来,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做了大量的立法调研工作, 并于2003年11月组织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 (草案) , 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部法律草案主要涉及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的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和相关的精神权利、经济权利等问题, 明确确定民间文化遗产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法律地位, 从而为处于濒危状态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提供法律依据。借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基本精神, 2004年8月全国人大把法律草案的名称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 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反复修改, 该草案已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

2005年3月, 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 要求建立国家级和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 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

同年1 2月, 国务院又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 要求各级政府从对国家和历史负责的高度, 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 切实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并决定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

2006年5月, 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 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18项, 对建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目前, 北京、河北、山西、辽宁、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南、广东、海南、广西、贵州、云南、甘肃、青海等大多数省 (区、市) 已建立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些地 (市) 、县建立了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其中, 云南省在全国率先建立了省、市、县三级名录体系。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初步建立。

此外, 各地各部门还举办了不同类别关于传承和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论坛和研讨会数十个, 发起或发表宣言3个, 很好地激发和促进了广大群众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与了解, 并为今后更好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三、努力营造非遗保护社会氛围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下进行的。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高度重视保护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 采取一系列措施保护、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全面建设和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2004年6月26日, 胡锦涛主席在《致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的贺辞》中说:“保护世界遗产, 是造福人类的千秋功业”。“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 将继续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保护生态环境, 扩大国际合作, 保证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充分保护和适度利用, 进一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傣族泼水节

近年来, 各级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积极开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和展示;教育部门将优秀的、体现民族精神与民间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编入教材;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工作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展示、保护知识普及, 为在全社会形成保护文化遗产的共识营造了良好的氛围。自1988年以来, 全国已有412个乡镇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中国特色艺术之乡”。各种传统悠久、独具特色的民族民间文化活动在群众中广泛开展, 许多区域性的传统民俗、节庆活动得到恢复和发展。地方政府也建立了传承人命名制度, 资助各种民间艺术的传承活动和人才培养, 这些都是传承、保护文化遗产的有效措施。

四、各地积极申报非遗成果

在2007年9月召开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上, 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透露, 从2008年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启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和急需保护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新办法, 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和评选工作, 不再受“每两年一次、每个国家每次只限申报一项”的限制。

为此, 文化部已于当年7月底下发了关于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预备名单, 将从各地上报的项目中, 遴选出具有重要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 体现中华民族创造力的典型性、代表性, 并有重大影响, 且有濒临灭亡危险的项目, 建立我国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预备名单。

中国名酒贵州茅台酒继2006年成功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 茅台酒酿造工艺目前正准备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据介绍, 茅台酒在全国白酒行业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工艺技术。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厂, 茅台酒酿造至少需要5年时间;制酒过程需经9次蒸煮 (馏) , 8次发酵, 7次取酒;高温制曲和高温接酒对中国白酒工艺变革产生重大影响;长期储存是茅台酒风格形成的关键因素之一。而由中科院科技史所、中国文房四宝协会牵头的“中国文房四宝”也正在为申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前期的资料编纂工作。申报材料将主要从文化空间到文化表现形式的说明, 历史发展以及社会性、象征性和文化性的功能及技术的发明、真实性风格鉴别, 有影响力的流派以及生产原料、功能、方法及传承谱系等四个方面, 全面地介绍宣纸传统工艺的历史沿革和发展过程、文化多样性以及对中国文化乃至东方文化产生的巨大影响。山东济南围绕“创意济南”城市主题系列活动, 也推出了包括济南政区地名 (含县、镇名) 、聚落地名 (含城都、街巷、村落名) 、建筑地名 (含寺庙、阁楼、塔幢、驿道、长城、桥梁名等) 、山川地名 (含地质形成山脉、山峰、河流、湖泊、洞泉、关隘名等) 、坊店地名 (含工厂作坊和商业店铺名) 在内的“济南老地名”非物质文化遗产。

各地通过不同种类的申报形式, 都在为保护传承本地方、本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做着最大的努力。到目前为止, 由国家出资成立的“振兴京剧指导委员会”和“振兴昆曲指导委员会”, 已获得专项资金, 重点实施京剧与昆曲艺术的抢救、保护和扶持工程。经过专家的科学论证, 我国已确定国家级保护试点项目40个, 包括区域性的综合试点6个 (如云南省、江苏省苏州市、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等) , 专业性试点34个 (如新疆维吾尔木卡姆、北京京西古幡乐、安徽花鼓灯、青海热贡艺术、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等) 。并于2006年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 5 8项。目前, 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申报和审批中。

而由民政部设立的国家地名数据库软件技术服务中心也于2007年9月落户昆山, 它覆盖全国四级行政机构, 可以为全国3524个县市区提供国家地名数据库的软件攻关升级、数据交换、系统采集等的培训和调试服务。

五、注重非遗人才培养

2007年9月19日, 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在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上曾强调指出:由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传人正在减少, 再加上专业人才的匮乏, 已经成为制约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扬的一大障碍。具体表现在:第一, 许多地方尚未建立一支比较稳定的专门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队伍;第二, 队伍人员数量不足, 难以承担繁重的保护工作任务;第三, 素质结构不合理, 很难保证保护工作质量;第四, 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员少之又少, 缺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深入研究, 保护工作难以做到科学化、规范化。

因此, 有专家建议, 为了避免“人死艺亡”现象的发生, 我国各地应培训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接人才队伍。在相应的高校增设有关方面的专业学科, 招收此类专业的学生, 其中包括本科生、代培生、进修生等;将民间艺术列入大学艺术教育, 在中小学各个学段开设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的课程, 从小开始培养他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队伍中, 要吸收文化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 以提高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水准。

可喜的是, 针对这一问题, 不少地方近年来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 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广东省从2006年起, 逐步加大了对全省各地市文化馆 (站) 基层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针对各地区经济发展、人才结构不平衡的实际情况, 广东省采取了“请进来、走下去”的培训方式。“请进来”是指每次办班都邀请在国内有一定知名度的专家前来授课, “走下去”是指把培训班直接办到基层。至今, 广东省已在东西南北片区和贫困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办了6期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申报培训班, 培训基层工作人员近千名。与此同时, 广东省还积极组织人员参加文化部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举办的各类培训班, 并到兄弟省市进行考察、学习。

欢乐的湛江人龙舞

北京市也从2004年以来, 连续举办了5期非物质文化遗产培训班, 全市约有300余人次参加了培训。同时, 1 8个区县的相关保护机构也举办了培训班, 北京市商务局及北京市老字号协会组织召开了“北京市老字号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题培训会”, 甚至连全聚德、便宜坊烤鸭集团等老字号企业也对内部员工进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培训。各种形式的培训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有力地促进了保护工作的开展。

六、加强国际交流, 共助非遗保护

1、中日韩联手申遗“徐福东渡”

自2007年10月徐福雕像在东渡启航点--慈溪达蓬山落成后, 慈溪徐福文化研究会又将联合日本、韩国的徐福文化研究专家, 共同推动徐福文化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徐福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航海家和伟大的经济文化使者, 公元前210年他奉秦始皇之命从慈溪达蓬山启航东渡并成功抵达日本, 成为中国有历史记录以来第一位伟大的航海家。徐福东渡为日本带去了当时先进的华夏文化, 使日本从原始的绳纹记事时代迅速过渡到了文明的弥生时代, 在日本被奉为司农耕、医药、桑蚕之神。

徐福东渡在达蓬山留下了美丽的民间传说, 在地方史志中也多有记载, 其中的徐福东渡摩崖石刻是目前发现的反映徐福东渡场景的唯一历史遗迹, 秦渡庵是目前发现的徐福东渡的唯一遗址, 在徐福文化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而徐福东渡的民间传说也已被列入了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并正在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昆曲

2、中、蒙两国蒙古族长调民歌保护成果显著

2007年8月, 中国、蒙古国蒙古族长调民歌联合保护协调指导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中蒙两国共同签署了《中、蒙两国蒙古族长调民歌联合田野调查协议》, 中、蒙两国专家还决定于2008年7月至10月中旬联合进行田野调查。

中、蒙两国蓝天绿草联为一体, 共同享有许多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族长调民歌是中、蒙两国共享遗产之一。蒙古族长调是蒙古族文化的重要象征, 是蒙古族最精美、最典型的文化表现形式, 凝聚着蒙古族人民的智慧, 生动地体现了蒙古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实际和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蒙古族长调民歌主要有两大分布空间, 位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和蒙古国, 各自具有不同特点, 相互交融, 相互影响, 并在这种交融中体现出蒙古族长调民歌的共同本质与主要风格, 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5年11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中、蒙两国联合申报的蒙古族长调民歌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是中国和蒙古国两国共同努力的结果, 是中、蒙两国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 不仅对于蒙古族长调民歌的有效保护至关重要, 而且对于增进两国文化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3、英国非遗专家走进黎族村落

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促进会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资助国际艺术与人文方面的研究。近期, 他们专程对海南省的黎族村落白查村进行过考察, 旨在寻求与探讨白查村的茅草房和民俗等方面的保护工作。

白查村位于东方市江边乡昌化江畔, 是目前海南省船型屋茅草房保存最为完整的一个村落。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已将白查村船形屋项目, 作为黎族船型屋茅草屋保存完整的最后一个古村落, 上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而此次英国专家在参观白查村之后表示, 白查村给他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他们正在寻求与海南在文化艺术等非物质文化保护领域开展合作。

4、美国设立中国古琴日

2007年6月19日, 美国加州Milpitas市市长Jose Esteves在市议会上郑重宣布:2007年11月7日为本市的“古琴日”, 并颁发证书, 以此鼓励旅美华人王菲和她所领导的北美琴社多来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增进中美文化交流所作出的卓越贡献。这是世界上迄今第一个专门为中国最古老弹播乐器古琴设立的节日, 也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美国主流社会认同的标志。古琴自古受到中国文人的推崇, 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在200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北美琴社社长、古琴家王菲认为:音乐是了解另一种文化的载体, 古琴就是一个最好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 因为古琴蕴涵丰厚的中国文化。今天设立这个古琴日的意义, 既是向美国主流介绍古琴这一世界文化遗产, 也是把古琴作业加强中美文化交流的一个桥梁。

七、在发展中保护非遗果实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人民群众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上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 越来越多的人和组织也加入到保护的队伍中来, 但不可忽视的是, 由于存在认识上的误区, 一些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常在建设和保护中遭受破坏, 而且往往这种破坏更具有危害性, 更容易被我们忽视。

在一些地方的新农村建设中, 只讲拆旧村建新村, 不对蕴含历史文化内容的有形遗存加以认真保护,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部分都保存在农村地区, 常常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使承载这个村庄历史文化记忆的载体因建设而荡然无存;而有的地方, 为了发展经济, 把一些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风俗活动加进旅游项目中, 从而使原本极具特色的文化活动, 变成了的闹剧;还有的地方, 在传扬地方色彩文化的时候, 又人为地加进了更多的现代元素, 演变成古不古、洋不洋的四不像......

面对以上种种情况,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文章提醒大家:发展是最好的保护。我们要防止那些刚刚被确定为保护对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在保护工作尚未正式启动时, 就被旅游市场片面地开发和利用, 出现一些原生态的歌舞被按照时尚的审美趣味加以改造、传统手工艺品制作技艺被机械取代、古老村落被开发成喧嚣的旅游区等现象。“从表面上看, 似乎是这些被保护项目的繁荣, 但实际上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本质性伤害, ”他说, 这最终会使这些项目显现的某种人类文明以及文明成长的过程, 因我们的“保护”而中断。

为此他建议,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应该把抢救和保护放在第一位, 要在不改变其自然衍变的生长过程、不影响其未来发展方向的前提下, 实现生产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和谐结合, 同时, 还应创造整体性社会保护的环境, 以促进形成一定的文化保护生态。

结束语

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 无论物质还是非物质的文化遗产, 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对我们的生产生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着时光的流逝, 她更加成为我们应该保护的对象, 因为这里不仅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 更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既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也是全人类的文明瑰宝。因此, 我们要从对国家和历史负责的高度, 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 切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要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 做好普查工作, 制定保护规划, 抢救珍贵遗产, 注重人才培养, 加强宣传教育, 不断提高全社会的保护意识, 努力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链接:

近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成就

1、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2005年以来, 国务院、国务院办公厅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按照国务院的安排和部署, 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积极落实各项工作任务, 全面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2、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初步建立。

2006年5月20日, 国务院批准公布了第一批51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对建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目前, 北京河北、山西、辽宁、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南、广东、海南、广西、贵州、云南、甘肃、青海等大多数省 (区、市) 已建立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些地 (市) 、县建立了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其中, 云南省在全国率先建立了省、市、县三级名录体系。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初步建立。

3、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目前, 各地的普查工作正在积极稳步展开, 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结合地域特点, 编制门类齐全、分项细致、可操作性强的普查工作手册, 举办普查工作培训班, 对相关人员进行了业务培训, 初见成效。云南省截至2005年累计投入1000多万元用于开展普查工作, 参与普查人数达1.9万人次, 普查的自然村寨达1.48万个, 访谈对象6.9万人次。在普查工作中, 各地培训了工作队伍, 抢救保护了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资料和珍贵实物,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4、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工作取得有益经验。

在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过程中, 文化部相继确定了4 0个保护工程试点。几年来, 这些试点认真制定保护规划, 积极探索工作机制, 不断摸索保护方法, 取得了明显成效, 为保护工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5、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制正初步形成。

为发挥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主导作用, 由文化部牵头, 建立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2006年9月14日,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已正式挂牌成立。河北、河南、广东、宁夏、新疆、江西、重庆、湖北、贵州、吉林、广西等省区建立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2006年, 文化部正式成立了由68位不同专业领域专家共同组成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 充分发挥专家在保护工作中的咨询和参谋作用。

6、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投入逐年加大。

2004至2006年, 国家财政每年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经费2000万元。为加强国家级名录项目的保护工作, 2006年, 国家财政支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补助经费4000万元, 并拨付各地。浙江、江苏、辽宁、广东、河北、四川、江西、湖北、福建等大部分省区都安排了保护工作专项经费, 确保了保护工作的正常进行。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十原则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苑利提出了应当遵循的十条原则:

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形化”原则。即通过收藏、录音、录像及口述记录等方式将它们保存下来。

二是以人为本原则。将保护身怀绝技的艺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三是整体保护原则。即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空间实施整体保护。

四是活态保护原则。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营造出一个更宽松、更适合其成长的生态环境。

五是民间事民间办原则。民众是遗产的主人, 应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政府至多只能是个“管家”。

六是原真性保护原则。建立传统文化“基因库”, 将那些优秀的、具有原生态特点的文化遗产保存下来, 为未来新文化的创造保留更多的种源。

七是保护文化多样性原则。由5 6个民族创造的多元文化是我们新文化创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八是精品保护原则。要将文化与文化遗产区分开来, 严格文化遗产的入选标准, 对文化遗产实施分级管理。

九是濒危性保护原则。通过临时性指定制度的建立, 对濒危遗产实施紧急抢救。

十是保护与开发并重原则。在保护的基础上,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有限度的可控开发。

非遗保护 篇2

作为从事音乐文化的工作者，我在实地考察浙江传统音乐中发现，不论是萧山细十番、遂昌十番还是台州乱弹、处州乱弹、松阳高腔等都面临着老艺人不断谢世，演奏者青黄不接，濒临失传的局面。那正在消失的传统文化遗存的背后，隐藏着我们理解和感应世界方式的变迁。在现代化城市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也该清醒地意识到，更新太快、丧失边界的事物是可怕的，它给本土文化带来了威胁，有取而代之的危险。

三种误区

通过实地考察，我发现，浙江传统音乐非遗的保护工作中存在一些误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被动式与仓促式保护。对浙江传统音乐的内涵、价值，特别是对其保护的规律性、长期性与艰巨性缺乏认识，准备不足，因而在工作中时常出现“泛遗产化”；或者为了完成行政命令，还未获得保护资金，甚至对遗产还缺乏研究就进行突击性、盲目性“保护”。这种急功近利的行动，难免使保护走上庸俗化、甚至“破坏性保护”的歧路。

二是消极式与应付式保护。由于对浙江传统音乐文化多样性价值认识的模糊、片面，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仅将浙江传统音乐保护视为文化部门或音乐专家的工作，漠视浙江传统音乐文化的流失。那些职能部门担心保护和利用民间文化无资金、无思路、无人才，心中无底便走了过场。

三是对非遗的价值认识存在片面化和贬低化。浙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民间文化艺术是一种低层次、难登大雅之堂、无足轻重的村歌野调和雕虫小技，存在着“即使花了精力和财力也难有长期市场”的担忧。这就需要政府部门进一步提高保护非遗的自觉性，加大宣传教育力度，使保护传统文化的观念深入人心。大众对民族文化的认知、兴趣与参与，是非遗保护的最好动力。

两个建议

经过走访与思考，对于非遗保护尤其是浙江传统音乐非遗的保护，我有两个建议。一是建立政府主导、民间公益性参与的“非遗”保护机制，建立“非遗”保护基金，有的放矢地进行保护。比如，为传承和保护萧山细十番，在萧山政府的推动和帮助下，楼塔镇中心小学以“传承民间艺术、提升艺术素养”为目的，创建了萧山区首个民间艺术特色学校；又如遂昌县在石练镇石坑口村建立昆曲十番传习基地，建立了昆曲十番传承学校，恢复了女子十番。

二是对濒临灭绝的品种制订抢救措施。加强对传承艺人的保护，从情感上、物质上关心他们，让能上台的老演员带领青年演员同台演出，以老带新。同时，可以把受方言局限的传统文化请进校园，让年轻一代走近、了解乃至接受它们。还可以建立浙江传统音乐博物馆和保护区，有针对性地保护。一种音乐文化的传承所依赖的是一片可以孕育它的土地和一群懂得欣赏并懂得如何去保护它的人。作者：杨和平（作者为浙江省非遗与保护研究基地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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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非遗 有序传承 篇3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措施

在近年“非遗热”的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大量的传统文化资源亟须全面普查整理；传承人和传承技艺的保护力度急需加强；政策法规以及各级保护体制也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因此，当下切实需要制定一系列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措施。

一、普查民间传统文化资源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之久，在这过程中我们积累了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正如许林田所论述的，我国现有二千八百个县，一万九千个镇，近十万多个村落。所谓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全国各地至今仍保留着极其丰富的历史记忆和根脉，以及各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民族语言、民间文学、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曲艺、民间杂技、各类民俗、民间知识、传统医药、生活民居和各类传统手工技艺等等（1）。而对传统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就开始注重本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一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蕴涵着该民族传统文化最深的根源，保留着该民族文化的原生状态以及该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所以对民间传统文化资源的普查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李荣启认为普查工作是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首要任务。普查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是采集作品和记述民俗。全面而科学地采集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品，忠实地记录下各种民俗文化事象，才能保存下流传至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面貌，从而为我们从民间文化角度研究民众的思想和世界观提供可能，为党和政府制定、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乃至文化发展国策，提供可靠而科学的依据（2）。

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创造的极其丰富和宝贵的文化财产，是民族精神情感、个性特征以及凝聚力的显现。当然，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著名作家、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指出了传承人的重要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和人的活动息息相关的，是靠人传承下来的，如果从事民间艺术和技艺的艺人日益减少，遗产就要断绝了。吴文科也认为人是非物质文化遗的核心载体，所以任何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理念和实施手段，如果离开了对人的关注与重视，就是舍本逐末（3）。但是近年来，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力度不强，致使传承人的生活境遇受到了威胁。人绝艺亡的残酷现实正在不断上演。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传承人迫于生活压力，纷纷选择到城市打工来维持生活，他们的思想也逐渐被同化（4）。刘魁立也认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将之封闭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空中。要尊重非物质文化的传承者和共享者在文化保护、文化传承、文化发展中的自由选择意志（5）。同时，传承人的调查和认定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各省市自治区也应该建立适合当地情况的民间艺术传承人保护制度，认真选择、甄别、认定技艺水准最高的传承人，为他们创造好的生活、工作条件。

三、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法规

2003年发起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针定位：“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继承发展。”而我国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始阶段就注意到了政策法规的重要性。2003年在第32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而我国自始至终都在积极参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制订工作。2004年8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正式加入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年12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确定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文化遗产日”。等等，这一系列政策法规的出台都为2011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各个省份也相继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地方性的法规。例如，《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2000年）、福建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2004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2005年）。当然，我们颁布实施的有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法规还不成熟，还需要不断地进行完善，李荣启认为各省、市、自治区应尽快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纳入立法、司法日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使保护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作才能由无序到有序，并走向层层深入的发展阶段（6）。

四、设置合理有效的保护机制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规定，必须“指定或建立一个或数个主管保护其领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机构。应当从地方、国家、国际三个层次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2004年8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中国政府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决定，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要求发挥政府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建立协调有效的保护工作领导机制。由此可见，设置系统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显得刻不容缓，2004年辽宁大学民俗学专家乌丙安教授在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指出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已经进入实施阶段，严格的科学管理和标准化的操作规程成为推动工作有效进展的当务之急（7）。刘茜认为应尽快建立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监管机制和政策机制，要将旅游开发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责任落实到人，对违反规定造成破坏的行为，必须有法可依，严肃处理与制裁。（8）

注释：

（1）（4）許林田.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载体[J].浙江工艺美术，2006（4）：97-101.

（2）（6）李荣启.采取系统科学的有效方法 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J].重庆社会科学，2006（4）：112-115.

（3）吴文科.以人为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N].中国艺术报，2004年12月31日。

（5）刘魁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整体性原则[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4.

（7）甯甯.世界聚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N].人民政协报，2004年11月22日.

“曲剧”非遗保护的点滴思考 篇4

说到曲剧,不能不提到国家于2008年第二批颁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南阳大调曲子。南阳大调曲子从明代中后期即有民间传唱,清代普及,民国时期最为繁荣。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演唱体系, 产生了大量经久不衰的名曲名段。脍炙人口的《李豁子离婚》便是南阳大调曲子的代表作之一。特别是在南阳、开封、洛阳等地区, 艺人众多传唱不息,成为文人雅士自娱自乐的最佳选择和时尚,也为河南曲剧这一剧种的形成打下了良好基础。曲剧真正搬到舞台上始于1962年前后,期间南阳及临汝县民间艺人先后摔去沿用多年的高跷,走上草台。这些先辈艺人登上舞台后所演唱的依然是大调曲子及民间歌舞。而大调曲子已形成一种连缀体式的说唱艺术,艺人们既无戏服,更不化妆,也不分行当,唱着散曲和有一定故事情节的曲子,以特有的几件乐器伴奏,在田间地头、街头巷尾表演。逐步吸纳了其他剧种的技法,从对唱、联唱小故事发展为可演小戏的半专业班社。小剧小戏的上演在当时非惊天动地,却为河南曲剧的形成起到了一个极大促进作用。随着时代变迁,曲剧班社在河南星罗棋布、遍地开花。到抗日战争时期,为躲避战乱,大多艺人流亡到南阳等地自由串班,变相卖艺糊口度日。既为卖艺,专业水准也逐步提高,在战乱频繁的旧中国历经坎坷蹒跚而行。曲剧的唱腔体系也在此过程中以大调曲子为基础而形成,因此大调曲子也理所当然的成为河南曲剧的母体。

曲剧真正得以发展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的关怀下,全省各地专业剧团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这些剧团先后整理、加工、排演了一大批优秀传统剧目,在此基础上也尝试上演了不少现代戏。 剧目的海量推出,也刺激了表演艺术、唱腔音乐、舞台美术的空前提高和革新。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人民大众缺少娱乐和文化生活,几十年里中国戏曲包括河南曲剧成为党的喉舌, 在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的同时,对广大群众寓教于乐,走过了大发展,大繁荣,走过了一个辉煌时代。也让曲剧这一年轻的剧种日臻成熟。

当共和国进入十年动乱,全国各行各业受到冲击,戏曲行业也不例外。然而从客观上看,特别是作为一个戏曲人,抛开政治单从艺术角度去衡量,中国戏曲虽然走上了极端,但不可否认,其间也是民族戏曲最为辉煌的时期。由此,河南曲剧摆脱了布衫戏的束缚,先后高质量的上演了《江姐》、《奇袭白虎团》、《沙家浜》、《红灯照》、《智取威虎山》、《洪湖赤卫队》等一大批大型现代戏和样板戏。这些戏的上演极大的促进了剧团各方面人才的培养和建设,耳目一新的唱腔、音乐,高难度的翻打,舞美声光电等手段均得以应用。到七十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敞开国门,戏曲舞台又恢复了古装戏,各地剧团此间人才资源雄厚,纷纷排演了大批优秀的高质量的古装戏,在人民群众文化生活依旧匮乏的情况下,每每演出一票难求的局面持续了十年有余。

然而,到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民众的娱乐方式已趋多元化,特别是电视的普及彻底动摇了戏曲一统天下的局面。人们看电视、进舞厅、听轻音乐,接踵而来的互联网、手机的普及,刹那间便把戏曲打进了冷宫,加之政府投入不足,各地剧团颓势日显光环不在。一时间人才外流悲鸣一片,曾经的中流砥柱病的病退的退,而后续人才短缺断代,进一步导致剧团的困境雪上加霜,一步步进入恶性循环,不少县级剧团纷纷关张。一些弱小的剧种沦为所谓的“天下第一团”。河南曲剧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在全省保留下十余个剧团而一息尚存,这一危局不仅在河南,而是波及到全国的戏曲行业。

随着国家整体改革开放的持久深入,经济建设空前繁荣,自上而下深刻意识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绝不是单纯用经济数字来衡量的,综合国力涵盖了各个领域的实力、强弱。在此背景下, 民族文化的振兴迫在眉睫。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如一缕春风迎面扑来,他唤醒了民族文化的自觉、自信、自醒。戏曲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关注和重视。各级政府想方设法加大扶持力度,一大批非物质文化作为遗产被国家列入保护名录。 河南曲剧于2008年入选,这为曲剧事业的传承、保护和发展带来了希望与生机。一系列措施的出台,让垂危的戏曲院团看到了光明。 然而剧团经过近二十年的徘徊,均元气大伤,要想恢复元气谈何容易。但曲剧人不等不靠,在保护、传承、发展上已开辟探索之路。

河南省曲剧团作为河南曲剧的传承保护中心,率先垂范,2008年以来做出了大量工作。2014年6月,在第九个非遗日期间,组织了全省曲剧院团领导、艺术家及相关专家举办了曲剧非遗保护工作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就曲剧的历史、发展及下一步的传承保护给予辅导讲座,与会各院团负责同志也在专题汇报交流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提出、介绍了不少好的意见和经验。其中南阳曲剧艺术中心的发言颇有见地耐人寻味。发言中指出:各兄弟院团以往的辉煌我们也就不必过多涉及了,现在座的各院团都曾辉煌过,不然也活不到今天,我们目前面对的是低谷过后怎样更好的走下去,也就是怎样把曲剧健康的传承好发展好。为这个议题大家出谋划策给出了不少好的做法和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我们认为河南曲剧目前尚不到彻底的濒危,把现存的曲剧院团保护好、建设好,让他们健康的运行好,这才是非遗保护工作的最佳选项。据我们走访调查,包括我们在内的全省各级曲剧院团,目前的生存状况依然堪忧,都还为温饱所困扰,也就是说都在为了生存奔波而谈不上去发展。经济的困难导致培养不出人才,即使培养出了人才又留不住。 勉强生产出的剧目因为投入不足而质量大打折扣,依然没摆脱恶性循环的怪圈。曲剧要发展好,一定是出人、出戏、出精品。这些问题诸位院团长可以说都是专家内行,都知道该怎么做。可是我们的院团长能把精力全放在此吗?回答肯定是不能的,都在为生存奔波挣扎。这一状况若不能彻底改变,若干年后当我们在座的院团纷纷倒下时,曲剧不是濒危而是面临着消亡。到那时,即便投入再大恐怕再难起死回生了。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因此我们建议也呼吁政府,不能指望这些民族传统文化来盈利养活自己,而是要注重其社会效益。制定出近期和长远的保护、发展规划,有针对性的出台切实可行的政策,加大扶持力度,让院团的发展有政策依托,彻底结束多年来剧团的兴衰依靠当地主要领导个人好恶的局面。

社会的发展进步应该是积极向上的,民族文化要振兴就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时下的演出市场鱼龙混杂,充斥着大量不健康和糟粕的演出形式,民族戏曲在与这些低俗的甚至是丑恶的表演形式对决中不堪一击。邪气压倒正气,而这些又是戏曲团体的无奈和无法改变的。唯有政府加大打击力度扶正祛邪,彻底铲除丑恶、低俗的不良现象,整肃一片净土,扶持民族文化来占领市场,引导民众避恶趋善,民族文化才会扎根沃土大有作为。这些要求和愿望若能实现,剧团不再为生存所困,逐步恢复元气,一心一意谋发展, 遵照艺术规律埋头艺术建设。各级曲剧院团兴旺了,曲剧的传承保护则高枕无忧一片光明。

就曲剧的传承问题,我们认为,首先搞明白何为曲剧?如今戏曲无论表演程式、化妆、服装、舞美等,唯京昆为正统亦步亦趋, 舞台呈现天下大同。剧种的区分特征就唯有唱腔了。河南曲剧有其完善的唱腔体系和规范,固定曲牌达300余个,丰富多彩独树一帜, 在中国诸多剧种中所罕见。但近年来个别作曲者抛开浩瀚的曲剧传统唱腔格式不用,搞所谓的独创去标新立异,出现了非戏非曲似是而非的作品。昨天方院长就此问题也列举了几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实例。让人疑惑和遗憾,这一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我们不反对创新,多年来,南阳曲剧唱腔的革新步伐是较大的,我们只强调革新不提倡所谓的独创,革新是根据剧情、角色的需要在曲剧本原上拓展但不离其宗;独创则是抛开曲剧本原另立炉灶,其结果是不伦不类的。这是需要严肃且谨慎对待的大问题。对此我们呼吁在座的院团负责人和老艺术家应有足够重视予以杜绝和引导,不能因为满足了个别人沽名钓誉的欲望而毁坏了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况且这样的做法也是与非遗传承的宗旨背道而驰的。此风不可长, 长此下去我们的曲剧将失去本色和价值,保护和传承也将彻底失去意义。

兰坪县非遗保护条例 篇5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继承和弘扬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县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县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

（一）传统口传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文字等；

（二）传统音乐、舞蹈、诗歌、曲艺、美术、书法等；

（三）传统手工技艺、医药和历法；

（四）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

（五）传统体育和游艺；

（六）集中反映各民族生产、生活的传统民居建筑、服饰、器皿、用具等；

（七）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手稿、经卷、典籍等文献和谱牒、碑碣、楹联等；

（八）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

上述规定中属于文物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第四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的

— 1 — 原则，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注重其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

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关的管理、开发、利用、经营等活动，应当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和内涵，禁止以歪曲、贬损等方式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五条

县人民政府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其职责是：

（一）宣传、贯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二）制定并组织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

（三）组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认定、记录并建立档案；

（四）组织评审、推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和认定代表性传承人；

（五）组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活动；

（六）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经费，并监督使用；

（七）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进行处罚；

（八）开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其他工作。

县人民政府发展改革、财政、民族事务、宗教、旅游、住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教育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第六条

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并对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

第二章 保护名录

第七条

县人民政府建立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名录，并明确保— 2 — 护责任主体。

第八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名录分为国家级、省级、州（市）级和县（市、区）级四个等级，按照逐级推荐的程序，由县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向上一级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推荐和申报。

第九条

县人民政府文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评审委员会，对拟列入本级或者拟推荐为上一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名录的项目进行评审和申报。

第十条

县人民政府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将评审后拟列入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项目及其保护责任单位，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并进行公示。公示期为20日。

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公示结果，拟定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名录及其保护责任单位，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

第十一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责任单位应当履行以下职责：

（一）收集该项目的实物、资料，并登记、整理、建立档案；

（二）推荐该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三）保护与该项目有关的实物和场所；

（四）开展该项目的研究、展示和宣传活动；

（五）为该项目传承及相关活动提供必要条件；

（六）制定该项目的保护规划和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

（七）其他应该履行的职责。

第十二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责任单位，因保护项目所在地行政区划变更、单位撤销等客观原因，无法继续履行保护职责的，由县人民政府重新认定保护责任单位。

第十三条

县人民政府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对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实施抢

— 3 — 救性保护。抢救性保护应当在专家指导下进行，采取下列主要措施：

（一）采用文字、录音、录像等方式真实、完整记录；

（二）征集、收购和保存相关资料、实物，保护相关场所等；

（三）采取特殊措施培养传承人。

第十四条

境外组织或者个人在本县行政区域内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县人民政府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境外组织或者个人在境内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活动实施监督和管理。

第十五条

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考察、研究需要对相关资料和实物进行摄影、录音、录像的，应当征得资料、实物所有者同意，不得损害其合法权益。

第三章 传承与传播

第十六条

县人民政府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对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名录中的项目认定代表性传承人。

第十七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一）熟练掌握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

（三）积极开展传承活动。

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的工作人员，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收集、整理、研究的人员，以及不直接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活动的其他人员，不得认定为代表性传承人。

第十八条

县人民政府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将已认定的本级代表性传承人，向上一级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推荐为上一级代表性传承人。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向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推荐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 4 — 性传承人，但是应当事先征得被推荐人的同意；公民本人也可以申请作为某一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第十九条

县、乡级人民政府通过提供必要的传承场所和传承补助经费等措施，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活动。

代表性传承人生活确有困难的，由当地人民政府适当给予生活补助。

第二十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应当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妥善保存相关的实物、资料；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展示和交流等公益性活动。

第二十一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丧失传承能力，难以履行传承义务的，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原代表性传承人继续保留有关待遇。

第二十二条

文化、工商、版权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指导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责任单位和代表性传承人依法保护其享有的知识产权。

第二十三条

鼓励和支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鼓励开展健康有益的传统节庆、文艺体育和组织民族民间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展示活动；鼓励开发具有民族特色的民间传统工艺品、服饰、器皿等商品；鼓励对民族民间原始经文、典籍等文献进行翻译、校阅、出版。

对具有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特色的民居、场所等，应当在保持其原貌的前提下加以维护、修缮。有条件的，可以对社会开放。

第二十四条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结合民族节庆、民间习俗等，组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展示、宣传和推介活动。

第二十五条

各级文化馆（文化站）、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应当开展非物质文

— 5 — 化遗产的宣传、展示、传播等工作，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知识。

报刊、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公共媒体应当宣传和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第二十六条

各类学校可以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关内容的课程，组织学生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和技能，传承和弘扬优秀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

鼓励高等院校、学术研究机构、社会团体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和学术交流。

第四章 保障措施

第二十七条

县人民政府应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二十八条

县人民政府应当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主要用于：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与研究；

（二）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抢救；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和传播活动；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重大项目的保护利用设施建设；

（五）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资料和实物的征集；

（六）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书籍、音像制品的整理出版；

（七）民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专项保护规划的制定实施；

（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表彰、奖励；

（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其他工作。

专项资金由政府拨款、社会筹集和接受国内外捐赠等构成。

— 6 — 第二十九条 县人民政府财政、审计和监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经费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

第三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可以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馆（传习所）、专题博物馆以及数据库，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宣传、展示、传承和保存。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设立专题博物馆，开设传习馆（传习所），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展示活动。

第三十一条

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队伍建设，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等各类专门人才。

鼓励和支持高等院校、学术研究机构、社会团体培养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门人才。

第三十二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可以依法接受组织或者个人捐赠资金、资料和实物，并建立健全登记入库、管理使用制度，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

第三十三条

县人民政府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支持和指导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及其代表性传承人的申报；提供咨询、信息和智力支持；组织代表性传承人学习、交流和培训；提供宣传和展示平台等服务。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以歪曲、贬损等方式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或者不尊重民族风俗习惯，伤害民族感情的，由县人民政府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7 —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截留、挪用、挤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经费的，由县人民政府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退还，并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代表性传承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规定职责的，县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取消其代表性传承人资格。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2014年7月1日起施行。

多措并举，保护非遗 篇6

《经济》：据了解，在2015年11月，文化部联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的通知》，并已在全国范围实施研培计划。那么开展此项工作的意义是什么？

马盛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中明确强调，为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持久的生命力，需要通过正规和非正规的教育来延续传承。可见，建立科学有效的非遗传承机制，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文件精神，贯彻非遗法，履行《公约》的重要措施。因此，需要多措并举，保护非遗。

的确，单纯口传心授的师徒传承或家族传承已经不能适应现有年轻群体的学习方式，不能适应现在的家庭人口结构。所以研培计划就是着眼于完善传承链条、提高传承能力、增强传承后劲的一项新举措。我们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覆盖面最广、最能带动就业的传统工艺类项目为切入点，委托高校等相关单位组织研修、研习和培训，帮助传承人群提高文化艺术素养、审美能力、创新能力，促进传统工艺振兴。

《经济》：研培计划具体落实如何？

马盛德：经过对推荐院校的严格遴选和实地考察，文化部同教育部优先选择了专业实力较强、非遗保护工作基础较好的57所高校作为2016年研培计划首批参与高校。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内各院校将举办200期普及培训班，培训学员10000人次。

在指导学校按计划开展普及培训和研修的同时，我们还着力推动符合条件的文创企业、设计企业和高校开展研习工作。鼓励上述单位到文化生态保护区，传统工艺集群区所在地设立工作站，承接研习项目，帮助当地企业和手工艺人改进设计、改善材料、策划品牌，开发能够体现精湛手工、面向大众的传统工艺品及运用非遗元素的各种衍生品。

与此同时，2015年度研修班成果展示也在陆续开展。2016年3月17日，中央美术学院举办了第二届“非遗保护与现代生活——中青年非遗传承人高级研修班”结业展，集中展览38位传承人的创作成果，涵盖木雕、玉雕、建筑营造和剪纸四大门类。2016年3月27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举办了“非遗进清华——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试点成果汇报展”，集中展出41位学员140套、300余件展品。

《经济》：通过研培计划的成果能够看出文化部在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那么，除了研培计划，文化部还有哪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点举措？

马盛德：除研培计划之外，我们还开展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的工作。自2013年开始，我们在全国选取了50个代表性传承人开展抢救性记录试点。2015年4月，在试点工作基础上，文化部印发了《关于开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的通知》，同时下发了抢救性记录工作规范，供各地参照执行。目前，已累计支持对318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开展抢救性记录。为提高记录水平，2015年7月至8月，文化部分中东部、北部、南部3个片区，组织开展抢救性记录工作专题培训，培训人员300多名。非遗司对培训工作全程指导，中国非遗保护中心进行周密组织，非遗门类专家和相关单位业务骨干结合实际案例，为学员示范讲解抢救性记录工作的技术要求和操作规范。

为及时跟踪了解抢救性记录工作进度，加强对各地的工作指导，我们还布置了试点支持的50名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的会审工作。通过试点单位自评、省级验收等方式，对抢救性记录工作组织方式、实施程序与步骤、专项资金使用情况与成效、记录成果的完整性和科学性进行评估。对工作中形成的经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总结抢救性记录工作经验，为下一步修改完善工作规范和资金分配、加强监督指导打下坚实的基础。

另外，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传习补助方面，文化部也有了新的进展。自2008年开始，中央财政开始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予以补助，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年0.8万元，2011年补助标准提高至1万元。自2016年开始，补助标准再次提高至2万元。这项补助主要用于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并非生活补助。这次提高补助标准将有效解决部分传承人传习活动中面临的现实困难，对于提高传承人积极性，引导全社会关心重视传承人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非遗保护: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篇7

作为拥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 中国拥有世界罕见的大量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可喜的是, 中国的非遗保护意识正在觉醒, 行动也已起步。我们在感觉欣慰的同时, 不仅发现非遗保护任重而道远, 也发现不少地区在非遗保护中存在不当认识, 走了许多弯路。中国的非遗保护同样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和问题!

羌族文化遗产——羌笛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遭遇危机

1、全球化导致人类文化多样性危机

长期以来, 各国媒体对生物多样性危机大加报道, 并强烈呼吁人们行动起来保护环境, 保护生物多样性。但是, 人类同样面临着文化多样性危机, 而这种危机远没有生物多样性危机那样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

全球化是近年来出现的世界性潮流和趋势, 对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其对文化多样性的损害也不容忽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指出:“承认全球化和社会转型进程在为各群体之间开展新的对话创造条件的同时, 也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损坏、消失和破坏的严重威胁, 在缺乏保护资源的情况下, 这种威胁尤为严重”。“目前世界上文化物品的流通和交换所存在的失衡现象是对文化多样性的一种威胁”。这一判断警醒人们:全球化和社会转型并非百分之百的“现代文明”, 在现代文明进程中, 往往还伴随着“现代野蛮”的严重破坏与威胁, 而且这种威胁日益严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 文化的趋同现象越来越成为突出的问题。美国的现代文化产品几乎“占领”了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美国文化中赤裸裸的暴力、色情、变态、魔幻等丑恶倾向, 美国文化垄断国际市场的霸气, 以及包括文化发展在内的“一切向钱看”的倾向, 具有明显破坏文化多样性的嫌疑。文化自由化泛滥的恶果已经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显示出来, 大国富国文化正在主宰这个原本文化多样性的世界, 穷国弱国或不发达地区的文化面临着迅速消失的可怕灾难。文化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泛滥, 使得经济不发达的国家保护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变得更加困难;与此同时, 民族文化传人群体的艺术传承活动也正受到全球化市场规则的威胁。20世纪70年代还在全世界通用着8000种语言, 可是仅仅过了20多年就减少了2000多种。现存的6000多种语言中, 处于弱势的少数民族语言正在迅速灭绝。由于全球网络通用语言的普及, 口头语言灭亡的速度还在加快。而民族口头语言的灭亡意味着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减少, 在语言丢失的同时, 原以这种语言为载体的文化也必然随之丧失。令人遗憾的是, 许多少数民族在“现代野蛮”的摧残下, 为了生存不得不放弃与生俱来的母语和本土文化, 被迫卷入到全球化汹涌潮流中。

木版年画

文化是人类的第一财富, 各民族多样的文化都具有同样的价值。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程度丝毫不亚于生物多样性。如果文化的多样性受损, 积累了数万年的人类文化和精神世界就将受到威胁。在全球化大潮中, 反传统文化的所谓“全球文化一体化”趋向十分流行。怎样保护并发展本民族文化, 对于不得不接受全球化的许多民族来说, 已经是一个两难的尖锐问题。目前, 维护文化多样性的有识之士, 因为担心发生全球性的“文化危机”, 纷纷表示强烈反对文化领域的全球一体化。文化多样性需要各民族全力维护。但是, 如何保护文化的多样性, 如何保护一部分日益“边缘化”的民族语言、文化和艺术, 目前还没有切实可行的方案。

邛陶

2、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量消失

随着文化生态剧烈变化, 有些非遗正在消亡。比如南京, 新中国成立以来, 已有1/3非遗“死亡”。有些非遗消失, 是因其失去了生存环境;但有些非遗消失, 则是因“人亡”。

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称为“活态文化”, 它是依附在人身上的文化形式——人在则在, 人亡则亡。培养好传承人, 防止“死一个人, 亡一门艺”, 是非遗保护当务之急!

与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不同, 绝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靠口传心授的方式代代相传。掌握着传统技艺的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绵不绝的核心与纽带。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时都高度重视对传承人的认定和保护。但是目前情况并不乐观。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 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进入了衰亡的高峰期。不少民间文学杰出传承人, 如今都已年逾古稀, 有的甚至成了故人。虽然老故事家的作品有些记录下来了, 但还有很大一部分随着他们的逝世而消失了。如北京“聚元号”弓箭第10代传人杨福喜说, 在他还没有掌握他的父亲、第9代传人杨文通的“三个绝活”时, 父亲就逝世了。流传了四、五百年而余音不绝的京西幡乐, 如今能演奏的艺人年纪最小的也在50岁开外。陇东的皮影, 新中国建立初期可以演1 0 0多个剧目, 现在最好的艺人只能演2 0个剧目。一些专家惊呼“我们每天都有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消失”!

传承人的去世, 让原汁原味的“唱新闻”成了“绝唱”, 以后也许只能在文字、录像中寻找独特的韵味了。因为“非遗”是以人的声音、形象和技艺作为表现手段, 并以口传心授得以延续。如果抢救保护不利, 因传承人的消失, 一些原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会“人亡艺绝”。余姚有个“雀咚咚”的民间曲艺品种, 2003年还有4位传人, 到2005年初已全部去世。文化部门在慈溪普查时意外发现一敬老院里有一位82岁的老人还会演唱, 立即组织抢救性保护。不久, 这位老人也去世了。景宁畲族传统祭祀仪式中的“做功德”等民俗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是畲族民众礼仪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极具个性的民族艺术。一位畲族老艺人最擅长主持这样的仪式, 有关部门得知后登门时, 老人刚刚辞世。后来景宁畲族传统祭祀仪式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时, 由于没有正宗传承人, 申报录像体现不出畲族原生态的韵味而名落孙山。

有关专家指出, 由于学艺时间长、要求高、收入低, 现在许多年轻人不愿“入行”。如东阳木雕, 传承人的子女都觉得这一行艰难。与川剧“变脸”媲美的宁海“耍牙”, 堪称我国戏曲表演艺术之一绝。而练“耍牙”常常要磨破嘴皮、蹭烂牙床, 从2颗牙练起一天天增加到4颗、6颗……所以学的人很少, 不得不从外省招徒。

除了自然消亡之外, 目前房地产和旅游开发也是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破坏的重要原因。辽宁大学教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乌丙安说, 一些地区的领导打着“人民有权享受现代化”的旗号来搞大拆大建, 许多具有深厚历史积淀和文化价值的古民居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消失了, 随之一起消亡的还有传统民俗与生活方式等非物质文化。

由于对地名文化的重要性缺乏普遍认知, 对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淡薄, 特别是在城市建设改造中, 很多反映古城历史文化风貌的老地名受到冲击, 致使许多文化内涵丰富的老地名或变更、或消失, 造成对历史文化资源的破坏, 导致老地名保护工作出现了地名流失严重、文化内涵挖掘不够及社会保护意识不强等问题。根据南京市地名办的统计, 南京市玄武区、白下区、秦淮区、鼓楼区、下关区、雨花台区六城区已经消失了1900个老地名, 特别是近15年来, 南京已有180多条有历史含义的路、街、巷名从地图上消失。

在文化实践中, 少数民族的传统艺术门类往往难以得到有力的扶植, 有的甚至濒临失传的绝境。分布在中国周边的少数民族集居的广大地区, 几乎都是世界生物多样性和民族文化多样性集中蕴藏的地区, 目前当地环境与贫困地区的民族文化艺术十分脆弱;当地政府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及扶贫等项目中, 还没有充分考虑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国际准则, 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对于重大保护项目、政策实施环境及对文化影响评估与监测的制度;没有设立培训与教育的合作机构, 没有专门培养跨学科的文化多样性保护人才;没能编制、颁布比较完善的有关民族文化资源与文化艺术遗产保护名录;关于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宣传与公众意识建设缺乏力度, 让全社会认识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的密切关系及其重要性, 尊重各民族不同文化的存在价值的呼声十分微弱;关于文化多样性保护的经济决策与法律研究还有待加强。

3、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遭遇抢注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历史的见证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 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成长, 中国需要在软实力上进一步增强, 以在国际竞争中有更大的话语权。正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涵的巨大文化价值和潜在的商业价值, 遭遇抢注的事情时有发生。

距今有500年历史的著名商业闹市区北京宣武区大栅栏、闻名中外的京城文化街琉璃厂和有着鲜明伊斯兰风格的牛街等属于宣武辖区内的众多著名老街区的地理标志已被他人抢注。据统计, 宣武区地理商标遭抢注的有50余件。目前, 共计有12件“大栅栏”商标已由海淀区北京华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申请注册;“琉璃厂”商标共有4件在等待审查;在申请过程中的“牛街”商标共有9件, 分8个类别, 其中第38类信息传输设备出租、电子邮件类被江苏省南京市赵某申请注册;“天桥”和“厂甸”两个名称共有6件申请注册。

目前, 互联网已成为传统文化走进人们现代生活的良好形态, 新兴的网络传播也将成为“活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佳途径。由于中文.C N域名具有民族化、本地化特性及巨大的发展潜力, 对于保护和宣传中华文化品牌具有明显优势。

中文已成为互联网上的第二大语言, 全球已经有超过1.3亿的网民使用中文上网, 中文域名的使用人数和影响力都在日益扩大, 中文.C N作为新一代互联网地址, 具有独一无二和不可再生性。这一特点注定了中文.C N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然而, 在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 有近八成未注册中文.C N域名, 其中不仅包括广为人知的京西太平鼓、武当武术、泥塑、中医诊法、梨园戏等文化瑰宝, 而且也涵括了傣族泼水节、蒙古族搏克、维吾尔族达瓦孜等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这就意味着, 我国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中文域名注册上存在很大漏洞, 他们都可能遇到“端午节”曾经遭遇的危机。

其实, 维护一个域名每年的费用也不过2 8 0元, 这个数字相比于域名的作用和赎回的价格来说, 实在是微乎其微。网络专家表示, 如果这八成的“非遗”域名被抢注, 那么带来的经济损失将无法估算。因为每一个域名再想赎买回来都可能是天价, 那这400多个域名的“炒价”将是一个天文数字。而且, 缺失中文.C N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上的损失, 还有文化上的遗憾。因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来说, 缺少了中文.C N域名, 等于失掉了网络品牌保护的最佳载体。端午节前夕, 一位互联网域名投资者以3万美元的价格将端午节网站的中文主域名“端午节.CN”从韩国人手中买回, 并无偿送给了屈原故里湖北省秭归市。该投资者的爱国行为令人起敬, 但之前的端午节中文域名被抢注也给我们留下了难言的伤痛。

三、非遗保护存在诸多问题

1、观念不当是非遗保护的“第一杀手”

(1) 重有形, 轻无形, 捡了芝麻, 丢了西瓜

近些年来, 对于古镇文化遗产保护, 一些人认为, 只有建筑、街道等“实”的东西才最重要, 而技艺、生活方式等“虚”的东西可有可无。对于古镇有形物质遗产的保护在很多地方已深入人心, 但对古镇居民的传统习俗、生活形态等非物质遗产的保护, 目前在相当多地方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对于一幢古宅的拆除, 很多人会痛心疾首, 向政府和社会各界呼吁加强保护, 避免其遭遇被毁灭的噩运;但对于一种风俗的消亡、一种手艺的失传、一种方言的消失, 很多人却觉得这压根儿不算什么, 有人甚至还把这看成是顺应时代进步的趋势。

其实, 保护古镇遗产应包括两个方面, 有形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古镇保护不能忽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因为它们是古镇的文化精髓与核心。

由于在古镇非物质遗产保护上的错误认知, 有些古镇经营管理者常常在权衡保护与开发的利益关系时, 不是从保护的角度去利用, 而是更多地从利用的角度来开发。要招揽游客, 传统民俗不可少, 但落实到具体形式上, 很多地方的做法却盲目而肤浅:一些古镇恢复了古戏台, 唱起了江南名剧, 但居然用萨克斯伴奏江南小调, 曲声响起, 显得不伦不类;一些古镇为了仿古, 摆出了花轿子, 但喇叭一吹起, 却完全没有地方味;一些古镇还引进了兰州拉面、土家烧饼等充斥其间。而江南百姓引以为傲的水乡特色、女红特色、丝绸特色却难觅踪影, 倒是一些不符合水乡特色的外来“引进”项目遍地开花。

在旅游开发中还存在片面迎合游客的做法。这不仅使游客享受不到真正的江南水乡文化, 也会使古镇忽视自己的文化内涵。出现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 是古镇经营管理者没有摆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 让古镇居民的传统习俗、生活形态等非物质遗产在旅游开发中被忽视、遗忘, 也让那些真正具有商业价值的土特产品逐渐失传以至消亡。

在开发中保护, 在保护中利用, 这是使古镇非物质遗产的保护走出困境的一个有效途径。比如在湘西某古镇, 开发商一年的门票收入虽然达到4000万元, 但当地老百姓靠生产一种姜糖年收入却达到1个亿。事实上, 这种姜糖原先只要0.5元一斤, 现在却能卖到20元一斤。正是该古镇在旅游开发中注意保护制姜糖这种传统工艺, 才使得“吃姜糖”的生活形态不仅没有消失, 还给古镇人民带来了不菲的收入。

保护古镇非物质遗产, 不仅要借古镇做生意, 发展旅游业, 更应该通过恢复和传承古镇非物质遗产, 把传统文化的特色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游客面前, 以此来促进古镇在保护非物质遗产的同时, 也能把旅游开发做活、做好。

(2) 喜新厌旧, 自毁非遗长城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中, 有人秉承不破不立的理念。他们以为, 一切遗留的都是落后的, 一切新建的都是进步的, 恨不得把一切都翻新重建一遍, 以此证明自己的发展意识。在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脑海中, “发展”是最重要的词汇, “变化”是最好的发展证明。他们在向人介绍工作时常常充满自豪地说, 这是新的, 那是新的, 我们的城市日新月异。而这些地方官员恰恰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最有力的保护和发展者, 他们错误的观念和认识, 恰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大敌”。这种强烈的“暴发户”心态, 正在一步步地自我毁灭传承几千年的文化长城和精神家园。虽然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已被幸运地重视和保护起来, 但更多浩如烟海的中华传统文化却面临着被历史尘封、淘汰的命运, 最后一点星火也逐渐淹没在人们的忽视和双手拆除之下。

近些年来, 一些地区在城市改造、房地产开发、日常生活的时尚追求等方面尤其崇洋媚外, 摒弃传统。例如, 在一些地区, 传统农耕古村落的大拆大毁全面改造的农村“城市化”运动、或叫做“拆土楼、改洋楼、建超市”的大开发已经在大轰大嗡中抢滩登陆了。一些基层农村干部和乡镇官员已经做好了全面毁改中国式故乡家园的准备, 许许多多古老的文化遗产, 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 连同它们的文化根基, 都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洗劫。

对保护工作的淡漠和忽视, 或者认识不足, 扼杀了无数珍贵的、难以恢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地方戏曲为例。据调查, 20世纪50年代时, 我国共有3 6 7个传统戏曲剧种。然而, 到目前已经消亡了100多种。一些极具特色的小剧种已成为戏曲史料, 有的甚至没有留下任何音像资料。即使是仍然勉强留存的, 大多数面临着后继无人、资金短缺、没有剧场、表演技巧消失等困难。对此, 许多地方都是“放一放”, 从来没有把它认为是当务之急。

更大的危险, 来自于普通百姓心中厌弃农耕、渴望大工业的思想观念。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为丰富的广大农村地区, 农民们渴望“过上城里人一样的生活”的愿望, 正在使一个个美丽的村寨、古老的里巷消逝无踪。

“我也要用抽水马桶, 我也要住上楼房, 我为什么非要留在村寨里……我们不能否定任何一个群体追求物质生活的权利。”乌丙安教授说, “但是, 我们不一定非要人为地推动农民改变自己的生活, 非要用集中居住的楼房代替田园牧歌的乡村, 非要用‘城里人’的幸福标准强迫农民接受。这将为我们赢得宝贵的时间。不久的将来, 他们就会发现, 原来祖先留下的村寨生活是如此幸福、美丽”。“法国发展得不可谓不快吧, 可到那里看一看, 巴尔扎克为之留恋的咖啡馆, 仍然和他当年喝咖啡时一模一样”。我们不能再做“熊瞎子掰苞米”的蠢事了, 掰一个丢一个。要发展、想改变, 可以重新选择地方, 这样也能为后代多守住一些精神遗产。

2、过度商业运作, 自掘非遗坟墓

当前, 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过分物质化之忧。对于非遗, “重申报、轻保护”已成为一种现象。其典型表现就是不当利用, 过度开发, 把非遗当成“摇钱树”。不少民俗活动, 已成为招徕游客和谋取利益的现实手段, 为此不惜对保护对象随意修改, 搞得有些非遗项目面目全非。非遗确实能带来一定经济效益, 但其更重要的价值还是精神性, 它是地方记忆, 是民族之根。知道我们是从哪儿来的, 才能知道要去哪儿。如同不能将物质文化遗产当成赚钱机器一样, 也不能把非遗当成赚钱宝贝。如果乱花迷眼, 只见其经济价值而忽视其文化价值, 很容易弯腰拣起芝麻而丢了西瓜。对非遗, 既要“重申报”, 更要“重保护”, 原则就是“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 合理利用, 加强管理”。

近年来, 许多原藏于深山和雅室之中的原生态歌舞、音乐, 逐渐撩开神秘面纱走近大众。然而, 在赢得越来越多人认知和支持的同时, 这些传统文化遗产却在过度的商业包装中逐渐扭曲、变形。

一些人在进行原生态歌舞表演时, 常常会以服饰太土、审美效果不好、音乐节奏太慢等理由, 擅自想像改编这些原生态的东西, 搞得不伦不类, 失掉了原汁原味。更严重的是一些旅游表演, 为了热闹, 迎合游客口味, 把原生态歌舞的表演方式和内容全变了。有的为了赚钱, 还加入了许多不健康的节目, 损害了这些优秀、纯洁的民间传统文化歌舞的形象和性质。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保护单一的项目, 我们需要的是整体保护, 是原汁原味的留存。不同的文化, 都有自己特殊的生长、生存环境, 如果被硬生生地圈养在狭小的舞台里, 仅供人们消遣娱乐, 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他的原生态性。这不是保护了民间艺术, 而恰恰是割裂了她的血脉。

还有一些现象令人担忧:有的人为了让地方戏曲有市场、有收入, 就“大胆创新”, 加入小提琴、大提琴、钢琴等;有的传统乐器表演, 觉得单一了, 就把古筝、古琴、琵琶等一股脑地合在一起, 组成民族乐器大合唱;有的觉得传统工艺手工制作太慢了, 就搞工业化的批量生产, 最后假货遍地都是, 无价之宝变成了10元、2 0元一个。短时间里, 人们可能赚了一些钱。可从长远看, 我们失掉了民族文化之魂。过度商业化、肆意包装, 无异于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自掘坟墓”。

目前, 许多地方都掀起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 以保护为名、大行旅游开发之实, “非遗热”有可能毁灭非遗。他们心里想着, 我没有长城、黄山、九寨沟等看得见、摸得着的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 还不能找出几个可以编排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给旅游搞出点“看点”么!至于“保护”行动, 则是申报积极、包装积极、表演积极, 在真正的传承人保护和精髓研究上却不肯花心思、投资金。

各地方政府在有限财力的情况下, 对新一轮到来的“非遗热”, 可能会采取“抓大放小”的原则, 即保护几个重点项目, 放弃无数星光点点的文化遗产。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多不胜数, 然而, 许多地方政府却只对那些能够“申遗”成功的感兴趣。能评上世界级、国家级的, 全力地支持;能评上省级、市级的, 适当支持;什么都评不上, 基本不支持。

现在以民俗风情为卖点的旅游项目遍地开花, 但是单纯的经济目的使许多民俗走形变味。在桂林的一家民俗村里, 进行着这样一场壮族婚礼表演:身着民族服饰的表演者, 唱着传统的歌谣, 邀请游客参加婚礼。在送完荷包、喝过交杯酒之后, 男性游客可以扮演新郎抱起新娘走进洞房。但是游客若想走出洞房, 则必须购买30元至50元的礼品。许多事前并不知情的游客感到难以接受, 和表演者发生争执。一场原本应该充满喜悦祥和的“婚礼”变成了一场庸俗的闹剧。

由于历史的原因, 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消失已久, 如果强行恢复, 最终只能是制造“伪民俗”。近几年, “祭孔”、“祭拜黄帝”、“祭拜大禹”等活动在全国各地陆续恢复, 一些地方政府也积极为之申请加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但是这些活动往往只有传统的形式, 而缺乏传统的内涵。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苑利说:“让我来评, 祭拜黄帝大典可能就评不上。比如祭祀大典要摆放祭品, 要演奏祭乐, 但这些祭品并非按照传统工艺制作的, 难以体现出传统的饮食文化, 所演奏的音乐不是用来祭祀黄帝的, 而是用来祭拜关公的, 这不是降低了黄帝的地位吗?”他认为, 这些活动不是对传统的恢复和继承, 而是破坏。

上述狂热的非遗“保护”方式, 实际上是只保存了遗产的数量和皮毛, 却丢掉了文化的精神和精髓。

3、申遗“扎堆”, 内斗成风

近些年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日趋重视也引发了各地区积极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浪。部分地区之间因为申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重叠, 出现申遗“扎堆”问题。为了本地区申请成功而明争暗斗, 大打“口水战”, 某些地区之间甚至抢注非物质文化遗产。“梁祝之乡”的称谓就引得同样拥有“梁祝”遗迹的浙江宁波、杭州、绍兴, 江苏宜兴, 山东济宁, 河南驻马店, 安徽六安等五省七地苦苦“角力”。这种为争抢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争得头破血流的做法有悖于文化制造和谐的本义。况且, 一些地方争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目的并不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文化资源, 而是为了借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经济利益。

在已经公布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董永传说”, 申报类别是“民间文学”, 申报地区是山西省万荣县、江苏省东台市、河南省武陟县和湖北省孝感市, 在因特网上搜索又可发现“董永故里”在山东省博兴县, 而东晋干宝《搜神记》称, “汉董永, 千乘人”, 有专家注解说, 这千乘故城在今山东省高青县。这样, 如果加上杭州, 至少有7个地区有“董永遗产”了。在两千多年的漫长流传过程中, 各地产生了富有地方特色的传说, 并留下与董永身世有关的文物、碑碣、村落、地名等遗迹。山西省万荣县、江苏省东台市、河南省武陟县、湖北省孝感市等地的地方志中都称董永是当地人, 如山东博兴有董家庄、董永墓;山西万荣小淮村有“董永故里”的匾额;河南省武陟县每年均举行祭拜孝子的庙会活动;江苏省东台市有董家舍, 南宋《方舆胜览》称这里为“孝子董永故居”等。

缘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民间性, 一则民间传说在多地流传并不断衍生出新的内容是传说故事常有的特点。中国民间四大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柳毅传书、董永与七仙女无不如此, 自称是“梁山伯”或“祝英台”故里的如今已经超过20处。

其实, 文化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很多文化现象往往被不同地域共同拥有, 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是共享的, 地方不应将其看作可以独占的资源。各地区只有逐步树立文化共享的意识, 才能更好地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针对这一种情况, 各地区在‘申遗’时可以采用‘联合申请’的方法, 即共同作为所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拥有主体。但各地区可以着力突出该文化现象在本区域内的文化特色, 在保持文化系统性的同时突出自己的文化个性。

4、资金使用不当, 不利非遗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资金的支持, 但资金不是万能的, 不能解决非遗保护中的一切问题。

为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有的省采取了发放补助金的形式保护传承人的做法。其实, 发钱保护不一定是好的办法。

首先, 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群体性拥有的, 并非掌握在某一个人的手里。在这个社群里, 大家的水平都差不多, 给谁不给谁是个很大的问题。而且一旦只给一个人发钱, 必然破坏了社群的关系。几年前, 国外某组织给予某村一位他们认定的传承人每月2000元的补助, 这位传承人拿了钱以后发现全村的妇女都不再和她说话, 她难受得不行, 最终还是把钱退了回去, “这笔钱我不能拿, 否则我就活不下去了”。类似的情况, 在韩国也曾出现。

其次, 没有补助之前, 评定出的传承人一定是真的, 但有了补助金以后, 评选出来的传承人可能就是生产队长他媳妇。受经济利益驱使, 有人也许会弄虚作假。一旦出现这样的例子, 那影响可就太恶劣了。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一位学者通过在3个省的调查, 发现有些传承人是通过各种关系获得认定的, 并不是真正的传承人。

从知识产权制度的角度来说, 对民间文学和传统知识予以保护, 最大的障碍就在于, 它们是集体创作或创造, 属于某一民族或某一地区的人民所共有, 从一开始就处于公有领域之中。因此, 民间文学和传统知识就很难与现代的保护私权以及知识产权制度联系起来。

在非遗保护中, 资金补助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日本政府对于像歌舞伎这样的国宝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是发放补助金的, 但是对于一般的群体性非物质文化遗产, 通常不给个人发补助金, 而是把钱发给社群 (村子或团体) , 让他们自己评选、自行发放。实践证明, 这样的办法比较好。

5、缺乏统一的评选标准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未能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 与保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不能得到系统性解决, 保护标准和目标管理以及收集、整理、调查、记录、建档、展示、利用、人员培训等工作相对薄弱, 保护、管理资金和人员不足的困难普遍存在。

目前, 如何认定传承人全国尚无一个统一的标准和细致严格的程序。现在各省都是按照自己的标准在操作, 有的省把国家级工艺大师评为传承人, 有的省则把省级工艺大师评为传承人, 因此在省际之间出现了矛盾。不是工艺大师就一定是传承人, 传承人和继承人不一样, 和学术带头人不一样, 不分青红皂白把这些人都评成是传承人怎么行?在没有统一标准的情况下评选传承人, 只能令许多地方发出“究竟谁是传承人”的疑惑。

同时, 适合我国保护工作实际, 整体性有效性的工作机制尚未建立, 尤其是政府主导的有效性亟待发挥。文化遗产对象所属权分割, 由政府不同部门分别实施管理, 与实际的保护工作不相适应。

老字号“非遗”的特点与保护 篇8

老字号作为中国商业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以其拥有的专有品牌、传统技艺、经营理念和文化内涵，已被列入“非遗”的保护范围，在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就开始涵盖老字号或与老字号相关的项目。

以北京老字号为例，先后有36个项目入选北京市级“非遗”名录，其中22个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像同仁堂中医药文化、荣宝斋木版水印技艺、北京景泰蓝制作技艺、王麻子剪刀锻制技艺、龙顺成京作硬木家具制作技艺、全聚德挂炉烤鸭技艺、便宜坊焖炉烤鸭技艺、盛锡福皮帽制作技艺、内联升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张一元茉莉花茶制作工艺、王致和腐乳酿造技艺、六必居酱菜制作技艺、东来顺涮羊肉制作技艺、鸿宾楼全羊席制作技艺、月盛斋酱烧牛羊肉制作技艺、烤肉宛北京烤肉制作技艺、天福号酱肘子制作技艺、都一处烧麦制作技艺、北京二锅头酒传统酿造技艺、牛栏山二锅头酒传统酿造技艺、菊花白酒传统酿造技艺、北京宫毯织造技艺、金漆镶嵌髹饰技艺、鹤年堂中医药养生文化、荣宝斋装裱修复技艺、中国书店古籍修复技艺，还有北京豆汁习俗、北京宫廷补绣、戴月轩湖笔制作技艺、一得阁墨汁制作技艺、北京宫灯、壹条龙清真涮羊肉技艺、红都中山装制作技艺、瑞蚨祥中式服装手工制作技艺、京式旗袍传统制作技艺、马聚源手工制帽技艺等。

从上述北京老字号“非遗”项目来看，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除同仁堂中医药文化、鹤年堂中医药养生文化和北京豆汁习俗、北京宫廷补绣、北京宫灯等5个项目外，其余31个均为“技艺”。这些技艺是创造者和传承人借助于某种工具和环境条件，所创造和展示出来的绝活、绝技和绝艺 (简称“三绝”) 。之所以称为“绝活、绝技和绝艺”，是因为它独到，难以模仿，难以复制，保护“三绝”实际上是在保护商业的历史记忆，保护商业文化的多样性，激发人们的商业智慧和创新精神。

笔者在《千龙网》在线直播的老字号“非遗”论坛上说过：老字号“非遗”表面上是技术、技艺，但背后是一种文化生态。现在大家疾呼要保护老字号“非遗”，但更深层的应该是保护好老字号“非遗”产品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它是在特定的经济环境、人文环境、技术环境、消费环境当中诞生的，作为一种文化传承，要注意到与狭义的“非遗”相关的环境的保护。就像保护名酒制作技艺，同时要保护水源，保护其自然微生物环境一样，比如像保护茅台所在的贵州景德镇的自然微生物环境和汾酒所在的山西杏花村的自然微生物环境。这样，才能确保老字号“非遗”的“原汁原味”。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有些老字号的“非遗”的“环境”不但难以保护和复原，而且在不断“进化”，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的创造力的提高，有些“三绝”也在被破译，被模仿，被改造，被超越。

老字号“非遗”的合理保护与开发

老字号“非遗”的价值，有历史文化价值、技术价值和市场价值，应在分析每项遗产的实际情况基础上，合理分类，制定积极的“保护”措施。

第一，历史文化价值保护与开发。

从保护与开发历史文化价值的角度讲，老字号“非遗”作为历史文化记忆的符号，应重视挖掘、陈列、展示，通过建立博物馆、陈列室、技艺表演、产品展示等形式，做好宣传推广。老字号企业可与产品销售、旅游结合起来，创造城市中的小而精的人文景观，这样，一方面展示历史文化，另一方面把历史文化价值转化为现实的市场价值。同仁堂、全聚德、张一元等不少老字号企业都做了企业文化展览，以此增强老字号的文化魅力和市场引力，其经验是值得借鉴的。北京商务委和老字号协会等也把老字号“非遗”项目集中起来，通过图片展走进校园、社区及创建网站等方式，进行整体宣传与推广，社会反响很大。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在弘扬京商文化过程中，积极筹划建设京商博物馆，通过文物、仿制品、图片、文字以及各种信息化手段，重点展示老字号“非遗”，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事。山西有关晋商文化的很多小型的专业的博物馆办得很有特色，平遥古城中的这类博物馆就很多。绍兴酱文化博物馆，也很典型，它介绍了北京的酱怎么回事、韩国的酱怎么回事等等。一个单纯的酱文化，就能开发出这么大的历史文化价值，可见，老字号“非遗”的历史文化价值开发具有巨大潜力。

由于老字号“非遗”多为技艺属性，是软文化遗产，因此，在开发老字号“非遗”历史文化价值方面，应特别重视其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种物质文化遗产，从大的方面讲是上述之“生态环境”，否则，就像一条胡同拆除了，胡同机理被破坏了，留一个四合院，留一个名人故居，其味道就变了。从小的方面讲，就是要保护老字号的建筑和店面，保护“三绝”的硬环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有些“非遗”与特有的物质文化遗产浑然一体，难以分割，分开后其历史价值就大打折扣。目前对老字号建筑和门面等硬环境的破坏较严重，应该马上立法，使老字号的历史风貌和遗存得以有效保护。

第二，技术价值的保护与开发。

对老字号“非遗”技术价值的保护与开发，要作具体分析。其一是技艺非常独特、难以用现代科学技术原理清晰解释、也难以用现代技术方法替代，真正是一绝的“非遗”技艺，要原汁原味地有效地保护起来，传承下去，比如荣宝斋的木板水印技艺;其二是技艺独特，但基本技术原理清晰，部分制作环节或生产工艺、工具能够用现代技术改造，并能提高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和生产效率与效益的“非遗”，应在保持其技艺的传统特性条件下，用现代技术改造与提升。如内联升的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有些工序可用新工艺替代。如果保持过去那种人们用手工一针一线纳鞋底，一天纳一只鞋底，几天制作一双鞋，那成本就太高了。这种工艺作为文化展示或作为特需，极少量生产是可以的，但满足较多的市场需求就不适应了;其三技艺“外壳”是独特的，内核也很神秘，但多数制作工艺技术，均可以现代化，即用现代制造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电子技术、仿真技术表现出来的“非遗”，就应更积极地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提高原技艺的科技含量，促其更加标准化、规范化，高效化。比如全聚德，对烤鸭炉的技术改造和鸭坯制作的技术提升，就是成功的一例。

对“非遗”技术价值的保护与开发，重点是传承人的培养。对掌握传统绝活、绝技、绝艺的“大师”级人物，通过建立“大师工作室”等方式，一方面使其有较好的条件从事技艺的精研与创新;另一方面，使其有更好的条件带徒弟，传承技艺。技艺如何传承，可根据不同的条件建立有效的传承链。具备家族传承条件的最好实行家族传承，这种传承的动力较大，技艺的保密性和完整性较好。家族传承链中断的，要通过建立新型师弟制，建立师徒传承链。目前，在老字号“非遗”传承中，这种传承现象属多数。采取师徒传承方式，要有良好的制度和机制，尤其要解决师、徒两个方面的动力问题，现在有些技艺面临后继无人，问题的主要根源就是动力机制问题。对于传承方法，一方面口传心授，另一方面也要推广现代培养方式。北京市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在这方面开始了一种有益的尝试。

老字号“非遗”技术价值的保护与开发，既要“封闭”又要“开放”。所谓封闭，就是通过建立“技术黑箱”，把一些绝技严格保护起来，保持它的神秘性;所谓“开放”，就是要通过建立研发中心，引进技术，加强国内外技术与文化交流和产品创新，保持“非遗”的活力。

第三，市场价值的保护与开发。

老字号“非遗”不是文物，它是一个活体，不能总是被动保护，应该主动保护。主动保护就是开发它的市场价值，把它注入品牌，让消费者认可，让社会认可。目前多数老字号“非遗”名声很大，但靠它生产的产品市场狭小，而且面对的消费者比较单一。没有市场，被动保护，这对老字号“非遗”的传承十分不利。

老字号“非遗”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技术价值，多数应该在市场交换当中实现，在竞争当中体现。当然，从目前的体制和社会条件出发，保护老字号“非遗”还要有非市场的作用，用法制的力量、政府的力量、社会的力量、舆论的力量来保护，如给传承人更高的地位，提高他们的价值，比如保护他们的专利，给他们建工作室，使他们享受高级知识分子的一些待遇等等。但说回来，真正的保护是通过市场，把“非遗”变成可交换的人们生活所需要的东西。

非遗保护 篇9

然而, 历经十余年的保护历程, 我们的工作方式是在与时俱进, 适应社会及文化发展的需要, 笔者根据当前有关保护现状, 谈点个人看法。

纵观我国各地每年举办的各类非遗“盛会”, 从政府职能部门到各级非遗传承人, 再到媒体、学界的每一个人, 大家似乎都在“忙碌地保护着”我们的非遗。近年来, 随着国家《非遗法》以及各省、市的《非遗保护条例》等细则条文的陆续颁布实施, 各项工作逐渐步入正轨。然而, 就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 非遗保护如何采取注入存续活力、融入当代社会生活方式, 使之成其为重要组成部分, 并为未来社会之发展承传、延续优秀文化基因和表现形式, 应是当前非遗保护亟待研究的课题。

文化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和传承性。千百年来, 传统文化通过无数艺人的口传心授, 得以保留传承下来。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文化的多样性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在加速推进的城镇化进程中, 一些富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自然村寨轰然倒塌, 一些以非遗保护为名行旅游开发之实的行为不为少见, 面对不少非遗项目由于得不到应有重视而日渐濒危。那么, 如何采用方便快捷的现代工作方式, 把老祖宗留下来的“宝”继续传下去, 在当代社会彰显非遗价值, 当为笔者在本文中积极探究的关键主旨。

近些年来, 非遗保护工作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关心和重视, 每年各地定期举办不同形式的展示、展演等主题活动, 为众多非遗传承人搭建了高水准、高品位集中交流展示的平台。这些活动的举办, 树立了非遗活动在大众心目中的品牌形象, 增强了广大群众的非遗保护意识, 提升了社会的认知度、关注度。但是, 从某些意义上说, 非遗保护并非如此, 也并非仅此。比如:如何更加密切地将非遗的实用价值融入百姓生活;怎样密切关注和联系非遗传承人, 激发其“自我造血”意识等问题都应摆在当前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笔者在近两年有幸多次观摩、组织过诸如“国家非遗博览会”“民俗文化节”等省级以上的大型非遗活动, 同时对不少非遗传承人进行随机采访。通过了解, 笔者得知一些项目的非遗传承人缺乏“自我造血”的起码要求和欲望, 对政府提供的“输血”又不甚理解和接受, 还有的甚至产生了“抗体”。这些症状都不同程度地导致其生存现状堪忧。

今天, 高科技产品和流行文化元素充斥着我们的生活。在这样一个现代化的生活背景之下, “人人都是非遗的主人”并非天方夜谭, 运用微信及其二维码使得人与人随时随地互联也并不是小众的专利。鉴于此, 如何把我们的传统文化方便快捷地传播出去, 起到事半功倍的宣传、推广效果;让大众了解更多非遗项目的存在和价值;以更小的成本为非遗传承人搭建交流、展示、交易的平台;及时掌握更广泛非遗传承人的生存现状, 为非遗保护工作制定更加精准的着力点;将一般非遗制成品、创意衍生品、艺术收藏品等的相关产品信息提供给更广大的消费群体……笔者认为将微信及其二维码适时融入非遗保护工作, 其现实意义怎样, 不言自明。

那么, 何为二维码?二维码是一种信息的表现形式, 用某种特定的几何图形按一定规律在平面 (二维方向上) 分布的黑白相间的图形记录数据符号信息。这种图案本身就非常吸引人们的注意。扫描手机、电视机、电脑、平面媒体 (商业报刊、杂志) 上的二维码, 就可以随时随地地获取你所关注的信息。按图索骥, 十分方便。

鉴于此, 笔者就如何将微信二维码融入非遗保护浅谈几点想法。

一、依托非遗保护网, 创新信息服务平台

制作微信二维码, 发布官方微信号, 是向公众宣传推广非遗的一项创新举措。据了解, 我国有些地区对此已经进行了大胆尝试, 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比如, 浙江省非遗网推出了一项新的服务——“浙江非遗”微信订阅。用户只需使用智能手机扫描二维码或进入微信查找公众账号“浙江非遗”, 即可添加关注该微信公众订阅号。“浙江非遗”微信订阅号主要包括非遗微网站、非遗微新闻、非遗微讲堂、非遗微相册、非遗微视频和非遗微专题5个模块, 用户可通过屏幕下方的菜单选择获取最新的浙江非遗新闻, 查询非遗名录项目介绍、非遗传承人信息, 同时还可以欣赏精彩的非遗视频。

关于创新信息服务平台事宜, 近日, 我省非遗保护中心已成功注册了官方微信号——“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现已投入使用 (扫描左图二维码) 。目前, 我省绝大多数设区市 (县) 还没有开通相关的官方微信, 但也有极少数现已开始利用微信二维码这一崭新的宣传推广手段, 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效。如我省石家庄市井陉文联的官方微信号——“井陉文艺”为例, 扫描二维码 (见右图) , 便能够获取最新鲜出炉的非遗动态信息, 点击查看“历史消息”, 还可以浏览、关注更多的当地特色文化。

我国地大物博, 幅员辽阔, 孕育了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 以本省为例, 诸如蜚声海内外的“中国杂技之乡”——沧州吴桥县, 诞生了人类非遗的中国著名剪纸之乡——张家口蔚县, 有中国民间故事“第一村”美誉的藁城市耿村等等。利用好我们手中已有的文化名片, 把历经岁月淬炼的最精髓的文化呈现在方寸之间, 用小小的二维码和当代人快节奏的社会生活步伐无缝链接, 在笔者看来, 这些非遗项目如果得到二维码的观照, 其生命力会延伸加长。仅凭这一点, 可以见得, 将微信等手机APP1融入非遗保护工作的作用显而易见。

二、利用“二维码”传递非遗衍生品的实用价值

非遗衍生品是一个载体, 更是一座桥梁:它联系了非遗的实用和外延价值的一面, 同时也打通了大众对非遗和日常生活的链接面, 从而让非遗自身价值传播的生命力得到开发和延伸。从某种程度上看, 非遗衍生品是实用价值的开发, 又反过来促进公众对非遗衍生品的认知和理解。

让非遗融入当代大众生活, 真正让非遗服务社会大众。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 非遗衍生品和手机APP的结合可以让非遗衍生品从小众层面走入并服务于大众生活, 填补了因非遗艺术收藏品价格高昂和普通大众对非遗知识缺乏而产生的消费空白, 使非遗更加普及化, 是“非遗·我们的生活方式”理念的有力体现。大众通过扫描二维码, 关注不同种类的非遗衍生品, 再通过阅读浏览微信中的相关产品信息, 进而了解、接受非遗衍生品蕴含的独特价值, 其结果是更多的人愿意花钱购买非遗衍生品作为私人收藏并结合其功能性日常使用, 为自己的生活增添文化艺术气息。当大众生活中的非遗元素一旦融入, 那么普通大众自然对非遗的理解和了解必然增加, 从而会培养大众保护非遗的文化自觉性。让非遗真正走进当下大众生活, 成为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将一般的市场宣传、推广依托于非遗衍生品和微信二维码的互相结合, 尽可能广泛地将日益稀缺的非遗资源做一次再普及、也契合当前大众追求高品质生活和提高自身文化修养的双重诉求。

三、手机APP与“非遗进校园”紧密结合, 吸引更多年轻社会群体的关注

人才短缺一直是我国非遗传承中的一个短板, 如何扩大非遗影响力, 吸引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投入到非遗传承中来是当前及未来的一个重要课题。近些年来, 好多非遗项目宣传力度不够大, 群众参与度不够高, 认同感缺失是造成人才短缺的主要原因, 这不仅是业内专家的共识, 也是许多关注非遗保护社会群体的普遍反应。然而, 改变其现状仅仅靠大大小小的研讨会来坐而论道, 是远远不够的, 它更需要动员更多的社会成员, 尤其是吸收80后、90后这批年轻力量投入参与到非遗保护的日常活动中来, 在身体力行中逐渐培养尊重传统文化、保护非遗的意识。当前, 很多青年仍对传统文化多少存在着心理上的隔阂, 但对西方圣诞节、情人节确实情有独钟, 这种对待中西文化冷热不均的现象, 也是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在创新非遗保护方式的问题上, 值得认真反思的事情。

最近笔者在互联网上看到了两则消息中提到:一则是说“现在好多年轻人都觉得非遗离自己很遥远, 但是一有机会接触, 就迷上了它。”另一则是一组高校调查数据: (见下图) , 高达54%的人选择了A选项, 表明有相当大比例的人正在使用微信, 而有32%的人虽然未使用过微信但因朋友而有所了解, 还有10%的人对其感兴趣, 仅有4%的从未了解过微信。

从A、B、C三项总和高达96%的比例来看, 大学生对微信都或多或少地有一定的了解。这恰恰正是微信二维码与当前非遗进校园等主题宣传活动的结合点。比如, 我们可以利用在校大学生这一特殊受众, 率先进行非遗微信二维码的试点推广, 结合统计数据结果研究得出不同门类的非遗项目在学生中的受关注程度其传播规律, 并依此筛选出最受欢迎的非遗项目再向全社会广泛广, 让更多的年轻社群参与到非遗保护中来。

四、用微信手段加大对非遗传承人的关注力度, 使其拥有更多忠实“粉丝”

随着时代的发展, 非遗保护似乎每天都伴随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但是笔者发现, 无论怎样, 绝大多数问题的最后的落脚点都要回到“人”上。从某种意义上说, 非遗传承人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这些传承人, 虽然个个身怀绝技, 但会遇到相似的困境:有的人年事已高, 却还找不到技艺的传人;有的人空有一身本领, 但由于技能没有市场, 只能赋闲在家;还有的手艺人每年只有在应景时才一展身手, 年年难改尴尬的生存处境……今天, 我们的非遗传承人到底过得怎样, 从何而知?

我们要给予非遗传承人更多的关注和表达的空间。很多非遗项目的传承不是仅靠一两个人就能够完成的。我国很多非遗项目都还有一批人在坚守, 在承继, 而我们有限的传承人名录, 却往往只对其中的一两个佼佼者给予足够的关注。可以想象, 会有多少民间高手遗漏在这份传承人名单之外。也正因此, 非遗传承人需要来自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货真价实的“粉丝”。但是, 不少非遗传承人还不知道什么是微信, 更不会扫描微信二维码, 他们怎么畅所欲言?其实, 在每个身怀绝技并且默默传承的人心中, 都有着拥有属于自己的鲜花和掌声的诉求。我们首先要为每一个非遗项目制作出专属的微信二维码, 通过非遗保护官方网站发布, 吸引“粉丝”来关注其非遗传承人, 再通过“粉丝”们不时刷新手机APP促使被关注者不断努力地吸引住“粉丝”, 并为自己点赞, 这将成为激励他们坚持传承下去的精神动力源泉之一。

微信可以展示传承人的精湛技艺, 同时也可以让各位传承人与他们的热心关注者 (粉丝) 之间建立更加密切无间的联系, 畅所欲言地互动和交流。如果在和“粉丝”的交流过程中, 传承人发现了百里挑一的“苗子”, 进一步收徒传艺的话, 那么对这门绝技来讲, 其意义远远超过了微信本身的功效。以此类推, “粉丝”数量越多就越能吸引其他人群的关注, 同时为也传承非遗带来了更大的可预见性。

在网络应用日益广泛和重要的今天, 将新颖的工作模式融入日常的保护之中, 正确定位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在非遗保护中的角色和立场, 积极引导非遗传承人不断更新“自我保护”意识, 使非遗保护工作更加大众化、常态化、长效化, 应是每一位非遗保护工作者和非遗传承人共同的责任与担当。

注释

非遗生产性保护亟需政策扶持 篇10

与抢救性、整体性一起, 生产性被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之一。生产性保护是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 以保持非遗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 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 将非遗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专家指出, 自提出以来, 生产性保护方式在增加传承人和当地人民群众的收益, 提高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非遗的积极性, 以及促进文化消费、扩大就业、改善民生, 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 一些已经进入生产性保护的非遗项目存在“两难一高”现象, 这不仅使不少经营者热情受挫, 也使这一保护措施受到质疑。

首先, 盈利难。除少数项目外, 非遗产业普遍缺乏盈利模式和有效渠道, 发展受困。陕西省雨田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将华州皮影、黑陶、华州老腔、碗碗腔等陕西华州非遗项目进行整体性发掘、开发、展示。公司营销经理冯文军坦言, 目前的经营状况并不乐观。“我们是民营公司, 很大程度上是本着对文化传承的责任感来做这一行。公司目前是依靠接待一些欧美旅游团和商务礼品订购来维持, 应该说没有很好的盈利模式, 有效收入的渠道缺乏, 几年来我们一直是在往里砸钱。”这也是很多凭着一腔热情进入非遗产业的经营者所遇到的最大困惑。

而在陕西省韩城市, 缺少盈利模式更催生出一种看似“不伦不类”的经营方式。作为韩城市人民艺术剧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吉胜虎正准备从新疆引进一条番茄罐头的加工流水线。因为, 公司的主要业务、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韩城行鼓难以独撑局面。生产销售罐头, 可以让公司几百号农民鼓手在没有演出时也能有些收入。吉胜虎说:“如果罐头做起来, 我们就有资金外出演出了。因为不可能总向别人要赞助, 所以办企业, 自己赞助自己。单独做文化企业, 盈利是有限的。走这条路, 也是一种‘无奈的积极选择’。”

除盈利难以外, 融资难和税费高也使得非遗生产性保护很难落到实处。一些经营者表示, 与其他中小企业相比, 因为缺乏认知度, 非遗项目更加难以获得融资支持。有业内人士指出, 虽然在最基础的保护层面, 国家和相关部门有一定额度的补贴和保护经费, 但是进入产业层面, 融资却存在困难。“成为企业, 走向生产这一领域, 就需要进行相应的研究, 在一定层面还要创新, 这些都需要投入。而恰恰在这方面, 缺乏政策支持, 一般金融机构也不愿贷款给我们这样的文化企业。”

这一问题困扰着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汪天喜。多年来, 汪天喜一直希望将陕西华州皮影技艺发扬光大, 但苦于缺乏资金。汪天喜说:“我也曾经尝试去贷款, 但银行要入户调查人均收入、有没有抵押、有没有偿还能力, 卡的很严。我们只有这个手艺, 哪有什么能抵押的东西, 最后都没有贷成。”

在四川, 成都蜀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经营者却为税费过高所困扰。据公司副总经理江碧华介绍, 蜀绣有千年的历史, 也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目前公司40多人, 其中30多个绣工, 两位省级传承人, 一位市级传承人。企业每年的营业收入能达到几百万元, 但利润有限。江碧华说, 目前最大困难就是税收过高。“按照政策, 每年销售额达到100万以上就是一般纳税人, 就要缴纳增值税, 这就给企业发展带来很大困难。”江碧华算了一笔账:目前公司纯利润约18%, 而增值税17%, 再加上国地税, 税收就达到了19.6%以上。现在人工成本和原材料费用又逐渐增加, 这些成本也没有政策可以进行抵扣税, 这无疑加重了企业的负担。

对于目前的困局, 业内人士说, 进入生产性保护的非遗项目, 在发展初期, 政府的支持尤为必要。目前, 只有文件中说要引导、支持, 却没有具体的政策, 这使生产性保护方式受到阻碍。

“除了必要的资金投入, 我们最需要政府支持的是展示的机会和渠道。与别的产业不同, 对于文化, 让大众和社会知道、认可是非常重要的。希望政府能给我们搭建平台, 创造更多的机会。”冯文军说。

大众传媒如何保护和传承非遗？ 篇11

【关键词】传媒；非遗；影响；山东鲁西北剪纸艺术

一、山东鲁西北剪纸艺术是国家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山东鲁西北剪纸，是流传在山东聊城区域民间的汉族传统工艺品，其历史悠久，早在宋代就广泛流行，当时还出现了以此为生的剪纸艺人，而且技艺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虽然，山东茌平剪纸早已列入山东省级非遗项目，但是在民间传承至今的鲁西北剪纸早已跨越茌平县域，流传范围更为宽广，主要以山东省聊城市東昌府区、东阿县、冠县、阳谷县和茌平县等周边乡镇的手工剪纸最为出名。

二、大众传媒对山东鲁西北剪纸艺术传播的积极作用

现代化的传播方式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了新的机遇。大众传媒的传播是指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它主要依赖报纸、杂志、图书、广播、电视、电影、互联网以及手机短信等大众媒介来完成社会功能的实现。因此，大众传媒就是以电视、电影、广播、报刊和书籍等以技术或组织特征为标志的传播手段或者向大众的信息传递。由于高科技的运用，大众传媒以其自身的特性、空间和时间优势，在传承社会文化遗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大众媒介视域下剪纸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族价值观的强化与确认。剪纸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历经千、百年而不中断，在于它的地域性、民族性、文化认同性，民族文化始终是该民族的“根”与“源”。大众媒介积极推动了剪纸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为剪纸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起到了有效的宣传作用。上个世纪，全国只知道山东茌平剪纸有名，现在其他区县的剪纸艺术，通过大众媒介也得到更广泛的宣传和展现，进一步加强了对于各自所属地域的文化价值认同，弘扬和传播了民族剪纸类精神，丰富了剪纸类非遗的文化内涵，对提高剪纸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社会的的知名度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借助传媒数字化保护非遗。新科技与传统的技艺相结合，为山东鲁西剪纸艺术的创新和展现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这些大众媒体传播以文字、录音、录像等各种数字化方式，尽可能地客观记录和立体展现鲁西北剪纸各种图案内容，通过电视、网络、手机等多媒体播出，将图像、声音、文字、色彩等多种符号的综合传播，调动音、光、色、电、图等多种元素，形声并茂、音画并见、视听结合、有情有境，使更多的剪纸爱好者和大众耳目一新。在这种媒体信息的传递方面，摆脱了原来空间上的偏狭性，使得未在场的人们也能够获得身临其境的强烈感受。

三、大众传媒对山东鲁西北剪纸艺术传播的消极冲击作用

在今天大众传媒话语权的笼罩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愈来愈呈现出简单、趋同和变异的趋势。从剪纸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看，近年传媒在剪纸艺术的传承传播来看，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1大众传媒影响众多剪纸爱好和学习者，导致剪纸图案同质化倾向。从剪纸艺术的丰富性来讲，在不同的地区，由于地理、风俗、族群、历史、人文的差异，最终决定了某一地区剪纸的风格，而在风格各异的外形之内，不同地区的不同剪纸符号又反映了丰富多彩的、不同的象征内涵。

2媒体碎片化传播非遗信息，会导致非遗的不正常消亡。从本质上讲，剪纸作为一种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当地人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具有稳定的日常性和传承性，并与传承人群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不管是剪的喜鹊图案，还是剪的梅花，总会传达一方人的观念、知识、技能、行为方式。但大众传媒在进行报道时，往往是那些对主流话语而言“新”、“奇”、“怪”的部分受到大众媒体的关注，并通过夸张的描述、醒目的标题等手段对这些部分予以放大。而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却在传媒报道的过程中被忽略。根据《公约》的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是“团体、群体、有时为个人”，然而，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报道的时候，大众传媒总是把关注点放在具有视觉冲击效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层样式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传承人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非遗保护 篇12

1 非遗背景下隆林地区民俗体育文化保护

1.1“非遗”的定义

自从2004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以来,“非遗”这个概念正式引进国内,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之一,为此民俗体育文化受到了保护和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又被称为无形文化遗产,主要是指人类以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的文化事项,包括民间传说、习俗、语言、音乐、舞蹈、礼仪、庆典以及传统医药等”[1]。

1.2 隆林地区的民俗体育

隆林各族自治县是当代中国唯有的两个各族自治县之一,丰富多彩的隆林,尤其是彝族火把节及苗族跳坡节是这两个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这一天都是彝族欢庆火把节的重要日子,在节日中渗透着民俗体育的气息,例如:打磨秋、摔跤、“抢姑娘”,打陀螺等。苗族跳坡节在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至十一是一年一度最恢宏的节日活动,在苗族跳坡节上的体育活动有爬坡杆、跳芦笙、跳雷等。隆林彝族火把节和苗族跳坡节处处熏染着民俗体育特色活动,浸透着隆林民族文化的浓厚积淀。

1.3 非遗背景下隆林地区民俗体育文化保护的研究

1.3.1 政府政策大力支持

2005年,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号)[2],以及桂政发布《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桂政发[2005]47号)[3]的精神及相关要求,秉承“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为具有的历史、文化等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保护、传承和发扬。非遗生于民间,长于民间,存货在民间。非遗文化是构筑隆林文化之一,相继而来,隆林苗族跳坡节当选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彝族火把节是2013年百色市非遗名录。

1.3.2 非遗背景下隆林地区民俗体育文化保护的意义

民俗体育文化是非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隆林民俗体育文化别出机柕。跳坡节呈现英勇奋战的爬坡杆、技艺丰富的跳芦笙,火把节显现出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打磨秋、强身健体的摔跤、娱乐风情“抢姑娘”,技艺精准的打陀螺等,共同筑造了隆林民俗体育文化体系。隆林民俗体育文化既沿用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又展现了乡土社会的风貌,隆林的民俗传统文化又在村民的现实生活之中得意显露,为挖掘和拓展隆林民俗体育文化起到了积极推进和传播民俗体育文化的作用。

2 非遗背景下隆林地区民俗体育文化保护的创意价值

2.1 非遗背景下隆林地区民俗体育文化保护的创意文化价值

隆林是桂西高原上“活的少数民族博物馆”一片神奇的土地,拥有浓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地域特色的民俗传统体育文化,这些传统文化不仅可以丰富56个民族国家的文化,而且还可以增进和开拓地方性民族民俗体育特色。隆林文化接囊着桂、湘、滇三省之地,民俗节庆节日的举办有利于该地特色经济的发展,对隆林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实际性价值意义。

2.2 非遗背景下隆林地区民俗体育文化保护的创意社会价值

隆林苗族跳坡节和彝族火把节的传承最能体现民间知识与民俗体育的精神和内容。为了民族民俗体育特色的发展与传承,基于非遗视角下隆林地区民俗体育文文化要与基础教育、文化产业结合起来,例如:制作民俗体育衍生品(钥匙挂件、服饰图案等)。如此而来,民族本土化的民俗体育格外有意义,隆林民间的手工艺术将会更有生命力,使得它们活在当代社会生产和现代生活行列中。

3 非遗背景下隆林地区民俗体育文化保护的现状

3.1 缺乏后继传承人

参与人或者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重要因素之一,也是隆林地区民俗体育文化保护不可或缺的条件。其传承方式多样,有其传承有家庭或家族传承,师徒传承,群体传承,社会传承等。在这个传承群体中,有不同的层次:核心传承者、重要传承者以及一般传承者。然而,隆林地区的非物质文化的保护缺乏后继传承人。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当地众多年轻人对该民族的传统文化有所疏远,缺乏兴趣,再者受当代社会影响,外出打工人员对民族民俗文化心不在焉,因而在民俗方面上出现人才断层,对隆林地区民俗体育文化保护有不利的影响因素。

3.2 缺乏民俗体育宣传力度

隆林苗族跳坡节、彝族火把节节庆的举办,每年都能吸引浩瀚的游客。在民俗节庆中的体育活动展现了民俗体育的氛围,体现了当地民族人民对民俗体育的热爱和忠诚。然而,参与民俗体育活动的却仅有当地人民,游客的参与寥寥无几,他们前往此地只是看看热闹。游客反响,大多数人对这些民俗体育活动不了解,平时也没有接触过这些体育活动。

4 非遗背景下隆林地区民俗体育文化保护的建议

4.1 保护传承人,培养专业人才

保护传承人,是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的基本要素,对推进非遗文化具有积极的作用。隆林地区的民俗体育文化出现缺乏后继人才。为了当地民俗体育文化的发展,不仅要保护传承人,还可以与学校教育相结合,让传承人定期去当地学校开展民俗体育活动,从中选拔优秀的苗子,进行专业培养,延续民俗体育,繁衍当地民俗传统体育文化。

4.2 建设民俗体育文化服务体系

加大隆林地区民俗体育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努力建设完备民俗体育文化服务体系,充分利用现代的通信设备,如:广播、网络等。在民俗节庆期间,大力宣传当地的民俗体育活动,加强游客对民俗体育的了解,鼓励他们积极参与民俗体育活动中。

5 结语

隆林地区的民俗体育文化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条件下形成的,在非遗的背景下,隆林地区呈现的民俗体育丰富多彩,挖掘和拓展隆林民俗体育文化起到了积极推进作用,民俗体育文化的价值凡响,对其民俗体育文化保护的现状不足提出了保护传承人、培养专业人才,建设民俗体育文化服务体系等建议,以期对隆林地区的民俗体育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得到更好传播和推广。

参考文献

[1]黄若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研究——以《黄四姐》的传承模式为例[D].湖北民族学院,2014.

[2]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S].200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