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民科技资源（精选5篇）
军民科技资源 篇1
摘要：以提高军队科技人才战斗力与降低军队科技人才培养成本为目标构建军民融合式军队科技人才培养激励模型, 求解并分析非对称信息下最优激励机制设计问题。通过因素分析, 得出如下结论: (1) 在特定条件下, 最优激励系数是地方高校风险规避度、波动方差的减函数; (2) 最优激励系数是军队科技人才战斗力水平重要性以及地方高校两种努力程度互补水平的增函数; (3) 最优激励系数是单位努力成本的减函数。最后通过数值分析验证了文中的主要结论, 并结合实际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军民融合,科技人才培养,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激励机制
1 研究背景及文献综述
为了适应世界新军事变革, 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 推进军队整体转型, 必须把科技人才作为强军之本, 突出军队科技人才建设, 确立科技人才培养率先转型的科学理念。然而, 单一地依靠军队院校作为培养我军新型高素质人才的重要渠道已经不能满足我军科技人才培养发展的趋势和要求。新世纪特别是军队科技人才战略工程实施以来, 国家大力推动军民融合的深度发展, 我军科技人才建设也顺应军民融合的大趋势, 依托地方高校联合培养军队科技人才, 形成了院校教育与军事训练并举的科技人才培养格局。
在实施人才强军、科技强军的战略背景下, 军队走军地并举、军民融合式的人才培养之路, 不仅可以充分利用优质教育资源, 减少军费开支, 加快培养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步伐, 而且可以推动地方高校国防教育建设, 在广大青年学生中牢固树立爱国献身、报效国家的国防观念, 激发其自觉承担和履行国防义务的意识。在军队依托地方高校进行科技人才培养的过程中, 军队和地方高校构成了以军队为委托人、地方高校为代理人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军队处于信息劣势方, 地方高校处于信息优势方, 两者存在信息不对称。地方高校就会利用信息优势隐匿真实的努力水平, 发生损害军队利益的道德风险现象[1]。主要表现在:由于监督体系和考评机制不够完善, 部分地方高校为了降低教育培训成本, 未结合部队实际需要设计专门的培养计划并组织针对性教学;军队参训人员与地方普通学生学习内容相同, 从而导致培训针对性弱、培训效果不明显, 不能与所从事的工作有效结合, 造成“学无所用”的现象;与此同时, 军队投入大量科研经费建立专项实验室, 力求参训人员在导师的指导下充分利用学校资源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军队实际建设中去, 然而, 由于监督考评机制的缺失, 地方高校只是保证日常教学授课, 没有组织指导参训人员利用现有资源进行科研训练, 甚至出现专项实验室常年大门紧闭的现象, 造成培训资源的极大浪费。
因此, 为了健全和完善军民融合人才培养体系, 提升军民融合人才培养质量, 应当从制定配套政策, 完善法律法规, 健全培养体系, 提高监管水平等方面入手, 实现人才培养与核心军事能力的深度融合[2]。宋玮等[3]从明确军民融合培养军队信息技术专业人才的意义入手, 探索出了军队信息技术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新途径和新渠道。杨梅枝等[4]首先阐述了军民融合、军民融合式人才培养、军民融合式人才培养体系等概念;其次分析了我国军民融合式人才培养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并从政策建设、培养模式、运行机制出发, 设计并阐述了军民融合式人才培养体系的框架和具体内容, 同时提出了进一步发展军民融合式人才培养体系的对策和建议。仲彬[5]指出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加强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规划, 加快军民融合式军队科技人才培养工作转型升级的要求, 提出全军上下应从信息素质层次、知识结构层次、工作者业务水平出发, 跟上军事变革的步伐和节奏, 力求军民融合式人才培养转型升级的同步实现。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 针对军民融合式军队科技人才培养的研究多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 很少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然而解决军民融合式军队科技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关键在于设计一个最优激励机制, 从而诱导地方高校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选择最有利于军队利益的努力水平。
军队依托地方高校培养科技人才的主要目标有提高军队科技人才战斗力和降低军队科技人才培养成本, 这两项目标的达成与否直接取决于地方高校的努力水平。由于证实地方高校的努力水平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 因而地方高校存在道德风险问题。针对此类问题, 理论界通常在多任务委托代理框架下进行讨论。Holmstrom和Milgrom[6]首先提出了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 然后根据Holmstrom模型, Slade[7]和Bardsley[8]又展开了进一步的应用研究。近年来, 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广泛运用于多目标的国企经理激励[9]、特大型工程项目管理[10]和多任务委托下的企业低碳研发人员激励[11]等领域。鉴于此, 本文运用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 针对军民融合式军队科技人才培养多任务、多目标的特点, 在传统激励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权重系数, 设计切实符合军队科技人才培养实际的激励机制, 并对影响军队制定激励机制的各类影响因素加以分析, 从而把发挥地方高校科技优势与发挥军队政治优势紧密结合起来, 充分利用地方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 建立和完善军民融合式军队科技人才培养体系, 协调军地双方利益, 制定科学的激励机制, 充分调动地方高校发挥“最优努力水平”, 为达到“军地双赢”的局面奠定坚实的基础。
2 模型假设
假设1:地方高校同时从事提高军队科技人才战斗力和降低军队科技人才培养成本这两项任务, 其在这两项任务上投入的不可观察努力水平分别用e1、e2表示。
假设地方高校的努力成本为, 其中b1>0, b2>0为努力成本系数, μ>0, 表示两项任务的互补水平, 约定b1b2>μ2。
假设2:存在相互分离[12]且直接与努力程度e1、e2相关的参数为π1、π2, 表示地方高校不同努力水平决定的可观察信息。πi (ei) =ei+ηi, 其中ηi为外生随机变量, ηi~N (0, σi2) , 后文提及σi2 (i∈{1, 2}) 为波动方差。其中, π1 (e1) 用于计量诸如武器装备操作能力、应急作战水平等直接影响军队科技人才战斗力水平的指标;π2 (e2) 用于计量降低军队科技人才培养成本的指标。
假设3:不失一般性, 假设军队提供如下线性激励合同:M (π1 (e1) , π2 (e2) ) =α+β1π1 (e1) +β2π2 (e2) 。其中, α为固定支付, 与任务完成的业绩指标无关, 包括学杂费、行政费用等;β1、β2分别为提高军队科技人才战斗力和降低军队科技人才培养成本的激励系数。地方高校的实际收入为:
假设4:假设军队是风险中性的, 地方高校具有CARA (Constantly Absolute Risk Averse) 风险偏好, 其效用函数为U=-e-ρw (ρ>0) , 其中ρ为绝对风险规避度, ρ越大, 地方高校越厌恶风险[13]。注意到ηi~N (0, σi2) , 则地方高校的确定性等价收益CE (Certainty Equivalence) 为:
地方高校参与军民融合式军队科技人才培养的最低条件是其收益不能低于保留收益u。
假设5:假设军队的目标函数为E (π1, π2) =ωπ1 (e1) +π2 (e2) , 其中ω表示提高军队科技人才战斗力相较于降低军队科技人才培养成本的重要性。ω>1, 表示相对于培养成本而言, 军队更注重科技人才战斗力的提高;ω<1, 表示军队更关注培养成本的降低;ω=1, 两项任务等价, 重要程度一致。
军队的实际收益为:
博弈次序如下:军队首先设定激励合同, 地方高校在观察到激励合同后决定是否参与, 如果参与则确定其努力水平。这等价于求解以下优化问题:
3 模型分析
3.1 模型求解
由式 (1) 可知, 目标函数CE (e1, e2) 关于e1和e2的一阶最优条件为:
联立求解上式得:
注意到要使军队的目标函数极大化, 地方高校的参与约束必然起作用, 即CE (e1, e2) =u。利用上述结果, 可将P1转化为一个无约束的优化问题。令, 得到:
联立求解式 (8) 和 (9) , 有:
3.2 模型分析
命题1: (1) 当ρ2σ14 (b1b2-μ2) >1时, 激励系数β1随着地方高校风险规避度ρ的增加而减少, 反之亦然; (2) 当μ=0时, 激励系数β1随着地方高校风险规避度ρ的增加而减少, 反之亦然。
命题2:激励系数β2随着地方高校风险规避度ρ的增加而减少, 反之亦然。
由式 (12) , 有。证毕。
命题1和2表明:军队应当根据地方高校风险规避度的不同而提供相应的激励合同。一般而言, 规模大、办学能力强的高校相对于规模小、办学能力弱的高校具有较低的风险规避度, 因此, 军队应当选择规模大、有实力、参与或了解军队科技人才培养的地方高校。其次, 军队和政府应在地方高校参与人才培养前期提供一定的帮助扶持, 以保证地方高校在后期获得较稳定的收益, 从而降低地方高校的参与风险, 实现军队与地方高校“合作共赢”的目的。
命题3: (1) 当ρ2σi4 (b1b2-μ2) >1时, 激励系数β1随着波动方差σi2的增加而减少, 反之亦然; (2) 当μ=0时, 激励系数β1随着波动方差σi2的增加而减少, 反之亦然。
命题4:激励系数β2随着波动方差σi2的增大而减少, 反之亦然。
在波动方差较大时, 军队科技人才战斗力的提高和培养成本的降低, 很可能与地方高校的努力程度无关, 是由波动方差造成的, 因此, 只有努力程度与产出水平强相关时, 才能够通过提高激励系数达到提高地方高校努力水平的效果。那么, 对于地方高校所承担的两项任务, 只有人才培养成本的降低与波动方差息息相关。人才战斗力水平的提高与否取决于参训人员在工作岗位上的具体表现, 所以σi2近似趋近于0[14]。这会导致部分地方高校通过贿赂监管人员, 降低考评标准, 提高激励系数, 出现寻租的现象。
命题5:激励系数βi (i∈{1, 2}) 随着权重系数ω的增大而增大, 反之亦然。特别的, 当ω=0时, 有:
证明:由式 (10) 和 (11) , 有:。证毕。
上述命题所揭示的管理意义是:军队越是关注诸如各兵种之间配合协调能力、武器装备操作水平等直接影响军队科技人才战斗力的因素, 越应当提高激励系数 (βi) ;反之, 则降低激励系数 (βi) 。特别的, 当ω=0时, Ep=-α-β1π (e1) + (1-β2) π (e2) , 此时军队只关注人才培养成本的降低, 而不考虑人才的战斗力水平是否得到提高。
军民融合式军队科技人才培养旨在实现军队科技人才培养成本的降低和军队科技人才战斗力提高这两项任务, 但是军队科技人才战斗力的提高与否是通过对参训人员的具体工作表现进行评定而得知的, 此时, 地方高校就会通过寻租, 降低自身努力水平, 监管人员也会根据个人偏好主观确定考评结果。因此, 军队可以适当提高权重系数 (ω) , 加大对提高人才战斗力水平的重视程度, 成立专门的监督考评部门, 定期组织考评, 降低监管人员的个人偏好对考评结果的影响;同时提高激励系数 (βi) , 增大地方高校寻租的机会成本, 从而不仅增强地方高校在提高军队科技人才战斗力上所付出的努力, 而且避免寻租现象的发生。
命题6:激励系数βi随着互补水平 (μ) 的增大而增大, 反之亦然。
证明:由式 (10) 和 (11) , 有:。证毕。
上述结论表明, 当互补水平较大时, 即使地方高校对e1投入水平保持不变, 对e2投入的边际成本也会降低。因此, 军队可以通过提高某一任务的激励系数 (βi) , 从而刺激地方高校同时提高两项任务的努力水平。
命题7:激励系数βi随着努力成本系数bi (i, j∈{1, 2}) ) 的增大而减小;反之亦然。
证明:由式 (10) 和 (11) , 有:
许多地方高校由于不能及时顺利地适应军队科技人才培养的需要, 在代理初期, 其单位努力成本十分高;此时地方高校更倾向于获得固定支付, 激励系数也随着单位努力成本的增大而减小。因此, 军队应在地方高校代理初期主动参与到地方高校的培养教学中去, 以帮助地方高校快速适应军事化要求。
4 数值分析
图1模拟了在参数b1=b2=2, ρσi2=1, μ=1, ω=2时, 激励系数β1随地方高校风险规避程度和波动方差的变化曲线。在上述参数下, 有ρ2σ14 (b1b2-μ2) >1。从图1可知, 激励系数β1为ρ和σi2的减函数。图2反映了当μ=0时, 激励系数β1为ρ和σi2的减函数。
上述讨论中, 在满足ρ2σi4 (b1b2-μ2) >1或μ=0的条件下, 考察了激励系数β1与风险规避度ρ和波动方差σi2的关系;当上述两个条件不成立时, β1与ρ和σi2的关系较为复杂。图3当参数b1=b2=2, μ=1.999, ω=0.001时激励系数β1随风险规避度ρ和波动方差σi2的变化情况。由图3可知, 激励系数β1是风险规避度ρ和波动方差σi2的增函数。综上, 激励系数β1随着风险规避度ρ和波动方差σi2的变动没有确定的变化关系。
命题2、4分析了不同的风险规避度ρ, 产出波动方差σi2对激励系数β2的影响。如图4所示, β2随着风险规避度ρ、产出波动方差σi2增大而减小。上述分析表明, 只有激励系数β2随着地方高校风险规避度以及波动方差的改变而发生确定性的变化, β1的变化情况无法确定, 即地方高校收益的提高与风险规避度和波动方差对β2的影响程度息息相关。
命题5指出在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 激励系数βi随着权重系数的增大而增大。图5是当参数b1=b2=2, μ=1, ρσi2=1时激励系数βi随着权重系数ω的变化情况。图6至图8分别模拟了激励系数βi随着互补水平μ以及单位努力成本bi的变化情况。分析表明, 激励系数βi随着互补水平μ增大而增大, 随着单位努力成本bi的增大而减小。
5 政策建议
5.1 建立健全地方高校选拔机制
军民融合式军队科技人才培养是我军科技人才培养的必由之路, 因此选好地方培养高校是实现军民融合式人才培养的基础和前提。军队应紧紧围绕人才培养规划纲要, 以军队实际需求为主导, 关注聚焦地方高校的重点优势学科, 选择军队紧缺和急需的专业进行合作, 整合优质教育资源, 实现军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良好局面。
军民融合培养军队科技人才不是单方面的利用地方高校的教育资源, 重点在于地方高校与军队的双向融合, 这就要求军队在选拔地方高校时一定要关注双方在人才培养目标与资源上的深度融合。军队从传统的内部培养方式变为委托培养, 首先要明确人才培养目标, 做好顶层设计, 选择能与军队培养目标相契合的地方高校;其次, 在选拔前期要做好充分全面的调研工作, 了解地方高校的优势资源, 并对地方高校提出清晰明确的培养要求。地方高校则要以军队切实需要为出发点设计和建立针对性强的培养体系, 这其中涵盖专业的培养方案、雄厚的师资配备等;还应组建专门的团队负责军队科技人才的培养进程, 以满足军队科技人才保障的需要。
5.2 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
首先, 以《2020年前军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为指导, 确立总体布局, 制定军民融合式军队科技人才培养的协调合作机制。由政府牵头制定优惠政策, 鼓励和支持地方高校参与军民融合式军队科技人才培养。优先考虑军民共建项目的审批, 并且提供经费上的支持, 进一步优化地方高校的教育资源, 保证军民融合式军队科技人才培养的顺利进行。
其次, 军民融合式军队科技人才培养旨在利用地方高校的优势资源培养军队紧缺型人才。军队应在明确培养目标的基础上积极指导和培训地方高校以快速适应军事化要求。例如:军队在依托地方高校培养工程硕士时, 不仅要求地方高校进行专业知识体系的教学和专业科研技能的培养, 而且要求充分体现军队工程实践的需要, 结合工作岗位突出岗位针对性, 着力培养与军队发展建设密切相关的应用复合型人才。由于地方高校缺乏对军队建设实际需求的了解和掌握, 此时军队应当协助地方高校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 优化实践训练过程, 采取切实有效的课程教学模式和科研训练考核方式;同时, 安排地方高校教师到部队调研、参加部队演习, 实际了解部队的需求, 从而不仅降低地方高校单位努力成本, 同时也确保了军队科技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最后, 军队应采用显性激励与隐性激励相结合的激励方式, 充分调动地方高校参与军队科技人才培养的积极性。军队应不仅通过激励契约的要求对地方高校付出的努力给予物质奖励, 而且注重如精神激励和政策奖励的隐性激励手段。例如, 军队向积极参与军民融合式军队科技人才培养的地方高校授予“军民融合先进示范单位”的荣誉称号并予以表彰奖励, 优先与参与科技人才培养的地方高校联盟, 共建教学科研训练基地, 合作完成军队科研重大攻关项目等。
5.3 建立完善的监督考评机制
建立和完善监督考评机制是提高军队科技人才质量的保证。军队应派专人定期对地方高校的培养进程与效果进行考核评价, 建立分级考评负责制, 细化考评标准, 将军队科技人才培养考评绩效纳入地方高校日常考评工作中去, 强化军民融合式军队科技人才培养的制度性和规范性。建立人才追踪考察机制, 总结军民融合培养过程中出现的经验和教训。军队与地方高校形成齐抓共管、科学可持续的合作模式, 从而为今后更好地实现军民融合式军队科技人才培养的改革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6 结束语
军民融合式军队科技人才培养是我军科技人才培养的发展趋势和必然选择。为了建立和完善军民融合式军队科技人才培养体系, 解决军民融合式军队科技人才培养存在的主要问题, 本文基于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构建了军民融合式军队科技人才培养模型, 并对模型进行了理论分析。
通过分析发现, 军队在选择地方高校委托培养时应当充分考虑地方高校的办学规模水平, 组织评审小组实地考察, 选择规模较大、办学实力强、参与或者了解军队科技人才培养的高校, 从而减少风险规避度和波动方差带来的影响。其次, 军队应当加强监管力度, 制定标准化的考评体系, 增大地方高校寻租的机会成本, 避免寻租现象的发生。与此同时, 由于两项任务互补, 军队可以提高任意一项任务的激励强度, 从而促使地方高校对两项任务投入更多的努力, 确保双重任务同时完成。军队应积极参与地方高校的日常教学培养, 协助地方高校制定有针对性的人才培养计划, 以满足军队科技人才培养要求, 降低地方高校单位努力成本, 实现“军地双赢”的目标。最后, 从建立和完善选拔机制、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出发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为军民融合式军队科技人才培养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军民融合式发展财力资源配置探索 篇2
关键词：军民融合,财力资源,配置
纵观人类的经济和国防建设发展史, 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 早在古代, 我国的先贤们就提出了“富国强兵”的思想。富国与强军, 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基本条件, 是国家崛起的两大支柱。强军是富国的安全保障;富国是强军的物质基础。我国军民融合式发展财力资源配置的探索与实践, 给了我们许多启示。
一、必须始终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
发展, 是军民融合式发展财力资源配置的基础和保障, 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 大大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否则, 融合就没有“母体”, 就会失去“依托”, 财力资源配置也将失去根基。
二、必须把提高财力资源配置效益、节约资源作为一个重要指导方针贯穿于经济和国防建设的方方面面
财力资源配置是军民融合式发展制度变迁的基线, 军民融合式发展到底如何发展取决于财力资源如何配置。贯穿军民融合式发展财力资源配置的一个基本理念, 就是要以更少、更合理的投入产出更多的产品, 做到一笔投资, 两笔或多笔收益。因此, 贯彻落实军民融合式发展财力资源配置, 就要牢固树立“效益意识”, 把统筹配置财力资源、节约建设资金、提高质量效益作为重要指导方针。只有做好“融合”的文章, 统筹配置财力、节约资源、提高效益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我军的现代化建设才能真正转变为“质量效能型”建设。
三、加强法律法规建设
法律制度是约束和监督人治、克服统治者的有限理性、帮助制度变迁节约成本的有效武器。法律制度本身是最强硬的制度, 它的作用是给人们的行为和活动范围制定一个框架, 使人们的行为趋向于一致性, 避免一方利益过度要求而对别人的利益构成侵害。它能够缓解和裁决人们利益冲突, 使得相互抗衡的各方在可共同接受的成本基础上达成妥协, 尽可能满足更多人的福利和效用, 避免人为造成的制度不足和制度过剩。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对军民融合式发展最直接的作用是可以把握住作为财力资源一级独立配置主体的军工企业或地方教育机构等的财力资源配置方向, 以便于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帕累托改进。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早就制定出了相关法律, 如在《国防工业技术转轨、再投资和过渡法》中明确提出依法推进军民一体化。具体而言, 应在以下几方面制订相关的法律法规:在国防科工领域, 完善准入许可制度、保密制度、投资制度、计量、标准化制度、产品认证制度、军代表验收制度, 尽快给予民营企业参与国防建设的合法身份, 制订《国防采购法》和《国防科研生产法》;制订与《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实施办法》相配套的具体规范、具体标准, 如武器装备生产合同、科研合同、质量管理及监督程序;制订“利用民用高技术提升国防科技工业基础能力”的相关法律法规;完善现有的军品知识产权保护法规, 允许涉及军品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适当分离;修改税法, 避免参与军品生产的民营企业双重纳税等。在军事人才培养领域, 继续推进和完善国防生培养制度, 制订《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的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 借助国民教育优势, 通过联合科研、携手培养等方法, 尽快形成人才培养军民融合的局面。在军事保障领域, 制订《依托地方产业进行军队保障的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 从制度层面解决保障资源分散等、保障机构重叠问题, 充分开发社会潜力。
四、加强意识形态的认同
意识形态是一个社会团体关于世界的信念, 是一个团体所有成员共同具有的思想、认识、价值、信仰、道德等所组成的非正式制度安排, 反映了社会团体的价值取向和利益取向。目前, 对于军民融合式发展财力资源配置, 一些陈腐观念已经或正在严重其发展, 这要求我们要摒弃陈腐观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我们可以通过在军地多方位地组织学习、教育、宣传, 整合社会成员对军民融合式发展财力资源配置合理性的信仰。特别是在初期, 新制度所能带来的好处并不一定及时显现出来, 和旧制度比较时, 难以形成比较优势, 此时, 意识形态的作用能使人们形成一定的预期利益, 并相信新制度比旧制度优越, 从而赢得对它的支持, 起到保护新制度, 改变各级财力资源配置主体配置观念的作用。除此之外, 我们还应充分学习、吸收国外“军民一体化”、“以军带民”等进步思想, 减少改革摩擦、降低制度变迁成本, 顺利完成军民融合式发展财力资源配置机制的构建, 从而优化我国军民融合式发展财力资源配置的进程, 促进军民融合式发展。
参考文献
[1]、吴宏强, 陈聪, 张洪瑞.抓住军民融合的关节点[J].中国国防报, 2008 (1) .
军民科技资源 篇3
关键词：国防科技工业,寓军于民,改革
按照我国确立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大力协调、自主创新”十六字方针, 国防科技工业军民结合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 但仍处在相对粗放的阶段。军民结合、寓军于民, 是实现国防工业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是实现富国强军的必由之路。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本质, 在于建设经济有效的国防, 将国防工业根植于国家大工业基础之上。
一、当前影响军民结合发展的主要问题
1.军民结合发展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缺乏推进
在组织管理、资源配置、计划安排上, 缺乏有效的宏观调控和协同机制。尤其是信息不对称, 许多非军工企业特别是非公有制企业, 缺乏获得军品市场需求信息的渠道, 无法参与军品科研生产活动。无论军队使用部门还是研制生产部门的需求信息对民用企业都处于不透明状态。
2.军工投融资非市场化程度低
目前军工投资仍主要面向传统的军工领域, 没有对参与军品科研生产的民营企业开放。现行国防科技工业的优惠政策大多面向传统军工企业, 承担军品科研生产任务的非公有制企业不能享受免税优惠政策, 因而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目前几个军民兼容型产业的技术与经济基础较薄弱, 特别是民用技术水平和民用产品的经济规模相对滞后, 制约了本行业实现寓军于民的进程。
3.军民资源共享的有效机制尚未建立
目前, 在科研基础设施共享、国防科技成果转化、军民用标准融合、供需信息平台建设等方面相对滞后, 军民高技术双向转移机制尚未形成。在宏观管理层面, 军民分离, 各管一方导致组织、资源、制度、供给等方面缺乏有效的宏观调控和战略协同机制。军民标准不统一也制约着军民共用, 尤其是军用标准、民用标准相互独立, 各行业条块分割, 使产品技术标准难于兼容。成本控制意识不强, 特别是部分企业领导者的观念滞后,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寓军于民的进展。
4.国防科技工业的一些政策法规尚不健全
一些政策法规落后于形势要求, 现行有效法律法规都明确限制民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参与军品科研生产活动, 全国超过半数的企业被限制在门外。
5.军工企业市场化概念低, 市场化进程缓慢, 治理结构不尽合理
尽管政府监管工作仍需加强, 在企业改革重组过程中, 存在影响产业安全、核心技术安全和国家秘密安全的问题, 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监管工作。有关部门做大做强军工集团的目标在某种程度上是在鼓励和强化军工集团的垄断地位。近些年来, 军工投资供给较为充足、投资约束软化, 军工集团“大而全、小而全”的倾向更趋明显, 进一步固化了军工集团自我封闭的现状。
二、新阶段国防科技工业改革走军民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1.以促进国防科技工业又好又快发展为目标深化军工企业市场化改革
深化军工集团改革, 积极稳妥推进军工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是调整改革国防科技工业体制的一项重点任务。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调整改革国防科技工业体制”, 体现了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深化改革的原则, 也为我国军工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 进一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指明了方向。我们必须着眼于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使命, 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 深化军工企业股份制改革, 一是以制度创新为主线。积极鼓励和引导企业通过发行股票筹措资金。以资本市场为纽带, 逐步打破部门、行业、军民、所有制界限, 改革和优化军工产权结构。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 除少数关系国家战略安全和涉及核心机密的企业以外, 其他军工企业都可以调整和优化产权结构为重点, 通过规范上市, 相互参股、兼并收购等多种途径进行股份制改革, 使绝大部分军工企业都可以在资本市场融资, 并且军工企业改制、上市的资产, 不再仅限于主辅分离、军民品分立后的民品资产, 而是鼓励军民结合的资产和业务进入资本市场, 鼓励整体上市, 提高赢利能力, 解决军品资产长期置于制度“孤岛”的问题。真正实现军工企业成为产权明晰、职责明确和管理科学的市场竞争主体。二是创新改制形式。依据企业对国家安全的影响程度, 按照国有独资 (或国有全资) 、国有绝对控股、国有相对控股、国有参股等四种类型实施改制。这里除国有独资 (或国有全资) 企业实施公司制改造外, 其他军工企业均应实施股份制改造, 通过股份制改造, 使军工经济逐步发展成为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实现军工企业由准行政型向真正经济实体的转变。三是鼓励非公经济参与。积极鼓励和吸纳多种经济成分参与到国防建设中来, 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 充分发挥全社会各种资源的作用, 共同推进寓军于民、寓民于军, 军民互通、互补和互动的军民一体化体系的快速发展, 构建大国防。
2.适应世界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新趋势, 深化国防科技工业的军民融合
建立军民融合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 是“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方针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的体现和贯彻。新阶段, 发挥国防科技工业在国家工业体系中的基础和前沿作用, 加强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的体系建设, 形成一个适应新形势的新型国防科技工业体系, 推动体制机制实现转型。一要通过调整改革, 形成以军工集团和核心保军单位为主体, 专业化配套能力为支撑, 面向全社会大协作, 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二要加强军民统筹, 建立和完善军民互动合作机制, 大力推进军民两用技术及产业化发展, 推动军用先进成熟技术进入民用领域实现产业化, 带动国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三要充分发挥全社会的资源优势, 积极吸纳民用工业的先进技术和产品, 推动民用高科技向军用转移, 形成面向全社会的军民融合体, 组建跨集团、跨行业的专业化集团公司, 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资源配置效率, 力争用“一份投入”获得“两分产出”, 同时提高国家安全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两个方面的绩效。
3.以投资主体多元化为突破口, 加快国防科技工业投资体制改革
过去国防科技工业的投资只有国家拨款一条渠道,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军民经济和技术的融合, 社会各种经济成份的变化, 单靠国家拨款这条渠道肯定不够, 必须通过多种途径, 改善投资环境, 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国防科技工业建设。新阶段, 在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操作上, 要大幅度简化、下放和取消现行的投资审批, 将投融资的权力归还企业, 防止长期以来在行政审批中形成的决策随意、效率低下和无人负责的弊端。政府的主要职能是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融资环境, 通过政策来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进一步明晰政府投资的重点, 改革完善政府投资管理, 政府投资的重点应突出核心能力建设。根据军工建设项目情况和性质, 不仅要有直接投资, 也可采取资本金注入、投资补助和贷款贴息等多种方式, 同时积极探索采用代建、租赁、借用、补偿、调配等新的投资方式, 以适应股份制改革, 民营经济发展等新的形式, 更好地发挥政府投资的作用和效益。
4.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 建立和完善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新阶段国防科技工业的调整改革就是建立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政府调控有力、市场监管到位、公共服务完善、企业竞争有序、军民互动合作的国防科技工业管理体制。着眼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优势和市场机制作用, 以“精干、浓缩军工主体”为原则, 加快建立和完善国防科技工业的进入和退出机制。明确军品市场管理规则与市场主体的行为准则和系统化、法制化的政策法规体系, 将管理工作从主要面向各军工企业集团, 转到面向全社会的军工业的公共事务管理上来, 从主抓重大科研项目管理转到抓好国防科技工业的战略规划和宏观调控上来, 从以产品审批为主转到以资质审批和行业监管的轨道上来, 实现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过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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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题组.江泽民国防科技工业建设思想研究[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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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科技资源 篇4
随着新军事变革进程的逐步推进, 国防科技创新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为抢抓机遇与应对挑战, 世界各国竞相把推进军民融合的国防科技创新战略作为谋求军事技术优势有效手段。军民融合已成为当前各国促进国防科技创新的基本政策取向。总体来看, 各国之所以强力推进军民融合的国防科技创新战略, 主要在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1、军事技术创新由民用需求推动的趋势越发明显。
冷战的结束促进了国家之间以军备竞赛为主的竞争逐步向以经济实力特别是高技术实力竞争的转变。为适应这一战略形势的变化, 各国在大幅削减军费开支的同时, 均不同程度地加大了对民用科研领域的投资力度。结果是大量高新技术不断从民用工业部门涌现, 且部分民用技术的发展已远远超过了许多军用技术。目前, 许多前沿的军事技术, 由民用市场需求推动的趋势已越发明显。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就曾在题为《技术———经济增长的动力》的文章中指出, “美国不能依靠来自军方的涓涓细流的技术。当今推动高技术进步的动力是民用工业, 而不是军用工业。只有通过加强我们的民用技术基础, 我们才能解决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这两个孪生问题”。可以说, 当前民用研究发展投资的持续增加和民用科技的飞速发展不仅为武器装备研制提供了更为广泛的技术储备, 也为推进国防科技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
2、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日益呈现出融合的发展态势。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广泛运用, 不仅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日益呈现出融合的发展态势, 而且高新技术两用化的趋势也越发明显。1993财年, 美国确定的计算机、软件、自动化辅助设计、机电一体化技术、人工智能及智能传感器技术、计算机虚拟现实和仿真技术、新材料和新工艺以及通信技术等国防关键技术, 经商务部和国防部比较研究后发现, 这些技术的突出特点就是军民界限十分模糊, 它们既是确保美军在世界军事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决定力量, 也是促使美国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加之现代武器装备的技术创新涉及面广、科学性强, 其技术问题的复杂性、综合性和系统性日益突出等原因, 仅靠国防系统内的资源力量推进国防科技创新, 既是不现实的, 也是不可能的。为此, 依托整个国民经济基础, 统筹运用国家社会的优势科技资源, 推进国防科技创新, 不仅顺应了军、民两用技术融合式发展的趋势, 而且通过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 也可大大提高国防科技创新的效率和效益。
3、国防投入对国民经济建设的挤出效应也要求建立军民融合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
面对21世纪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 国防安全与经济发展将是各国长期面临的两大战略任务。但在军民分割的创新体制下, 国家又不得不面对国防安全与国民经济发展不能兼顾的困境。原因就在于, 在经济总量一定的前提下, 军民分割的体制将使得武器装备的研发投入与国民经济发展投入之间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格局。军民融合是政府兼顾国民经济发展与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选择, 既能够有效克服国防科技投入对国民经济建设的挤出效应, 还可夯实国防科技创新的基础, 增强国防科技发展的后劲, 并且通过国防科技发展所具有的辐射效应, 为国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二、我国军民融合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的形成
军民融合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的形成是一个认识不断深化、发展与提高的过程。早在1956年, 毛泽东同志就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在生产上要注意军民两用, 注意学会军用和民用两套生产技术, 平时为民用生产, 一旦有事就可把民用生产转化为军用生产。”到20世纪60年代初, 中央军委就制定了国防科技工业要实行“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军为主”的方针。但由于后来形势的变化, 特别是在帝国主义的封锁下, 保卫国家安全成为我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面临的首要战略任务, 导致国防科技工业“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军为主”这一战略方针未能得到有效地贯彻和执行。
直到1978年, 邓小平同志提出国防科技工业要军民结合, 才开启了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军民结合战略的新纪元。为进一步推进国防科技工业的军民结合工作, 1982年, 邓小平同志又明确提出了国防科技工业要贯彻“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民养军、军品优先”的十六字方针。十六字方针是对毛泽东同志军民结合、平战结合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需要说明的是, 这一时期的军民结合、平战结合思想, 更多强调的是军工领域的技术、劳动力、生产加工能力向民用领域的转移, 即“军转民”。
20世纪90年代以后, 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 世界范围内的新技术革命日新月异, 随之而起的新一轮军事变革也日趋深入, 在这一时期, 主要军事强国为加快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逐步形成了以运用高技术为主要特征的军事竞争态势。另一方面,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我国国民经济为国防建设储备了大量的可用资源。在这样的形势下, 如何确保我国既能在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又能迎头赶上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浪潮, 确实成为不容忽视的重大战略问题。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深思熟虑, 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一系列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新思想。江泽民同志强调, “寓军于民, 是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和建立强大的国防这两项战略任务有机统一起来的重要举措”。“国防经济和社会经济、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 应该相互兼容、相互促进”。要“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坚持平战结合, 军民结合, 建立和完善国防工业运行机制, 提高军民兼容程度”。这里, 江泽民同志关于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新思想, 不仅包括了“军转民”, 而且也涵盖了“民转军”, 其基本要求就在于, 打破军民界限, 在国家范围内合理配置军事资源与民用资源, 把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建立在整个国民经济基础之上。
随着新一轮军事变革的纵深发展, 推进军民一体化日益成为众多军事强国的基本政策取向。基于世界军事工业建设发展的新趋势, 如何更好地推进军民结合、寓军于民, 以促进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和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 更是成为党中央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2006年, 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提出:“要建设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 加强军民科技资源的集成, 实现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产品设计制造到技术和产品采购的有机结合, 形成军民高技术的共享和相互转移的良好格局。”随后, 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 提出了“建设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 胡锦涛同志又适时提出了“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的重大战略思想, 同时指出, 要“建立和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这里, 胡锦涛同志所提出的建立和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 实质上就是要整合国防科技、国家科技和社会科技体系, 加强军民科技资源集成和军民双向技术转移, 以最大程度地促进军用、民用工业基础和科技基础的一体化, 并通过广泛吸纳成熟的民用先进技术, 促进武器装备研制生产能力的跃升。
军民融合思想的提出, 既与以前所提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思想一脉相承, 又是在新形势下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创新与发展, 其不仅将军民结合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次, 而且也将军民结合的程度由军民行业的“板块式”对接深化为“无缝式”对接。当前, 坚持军民融合, 既是国防科技工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要求, 也是促进军民良性互动、协调发展, 实现以军带民、以民促军的必由之路。
三、军民融合的国防科技创新战略的科学推进
就实质而言, “军”与“民”之间本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美国在政府文件中就曾多次提到, 技术和生产力在军民之间没有本质的差距, 只有出发点和产品的具体要求不同, 完全可以一体化发展。也正基于此, 在当今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日呈融合式发展的大背景下, 走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发展道路, 已成为当今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的共识。但需要特别提到的是, 由于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 其所选择军民结合的模式也就不尽相同, 甚至同一个国家,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也会有不同的模式定位。同时, 军民融合的发展道路能否走得通、是否顺畅, 也不单是军队、国防工业部门、民用工业部门哪一方力量和行为所能及的, 应从大战略的高度, 由国家层面作出决策和部署, 军地双方共同组织、合力推进。就我国而言, 当前推进军民融合的国防科技创新战略, 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科学发展观是我党在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真总结我国发展经验、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 它科学回答了在新世纪新阶段, 我国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牢固确立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地位, 且长期不动摇, 是稳妥推进军民融合国防科技创新战略的有力保障。在新的形势下, 科学推进军民融合的国防科技创新战略, 应着力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1、尽快将民用技术及产品纳入武器装备发展体系。
目前来看, 武器装备发展所需的许多关键技术都是民用技术中发展最快的 (如计算机软件、集成电路、通信器材和先进材料技术等) , 且这些民用技术的发展已遥遥领先。在这种情况下, 为使国防科技基本满足现代武器装备自主研制和信息化建设的需要, 国防科技工业管理部门应按照《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的要求, 着眼构建军民融合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 尽快建立和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 把民用技术及产品纳入武器装备发展体系。在这方面, 美军的做法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美军根据军事、经济和科学的发展及美军作战需求的变化, 为推进国防工业的军民一体化进程, 在1997年5月推出的《国防科学技术战略》中提出:“国防部门要利用民用工业的技术创新来促进国防现代化, ……”。随后, 美国国防部长在2001年、2002年的《国防报告》中提出:“利用全球化的商业基础, 使国防部能够获取世界最先进的尖端技术;改革传统武器装备的标准规范, 尽可能将民用技术及产品纳入武器装备体系中。”“国防部必须主动识别可用于国防的高新技术, 采取措施吸引拥有新技术的私营企业为国防服务, 为将这些政策付诸实施, 美国国防部2003年版5000系列采办文件做出了在国防采办中要尽可能利用民用产品、服务和技术的明确规定。
随着大力发展高新技术、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 我们国家为武器装备发展已累积了大量的技术储备。尽快将民用技术和产品纳入武器装备发展体系, 不仅可以使武器装备研制生产采用更多的新技术, 缩短国防采办周期, 降低武器装备研发风险及费用, 更重要的是, 将民用技术纳入武器装备发展体系, 还可以扩大国防科技工业基础, 增强国防科技工业的创新能力。因此, 政府要时刻关注民用工业及其技术的发展状况, 以确保能够将最先进的民用技术成果及时有效地引入到武器装备研制生产领域。
2、加大军民两用技术的研发力度。
军民两用技术, 是指在科学技术领域中既适用于军事目的, 又适用于民用经济发展的一部分高新技术。随着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到来, 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的界限日益模糊, 并呈现出某种程度的趋同化。发展军民两用技术, 一方面可使国防科技工业融入国民经济建设之中, 另一方面可使国防科技工业摆脱由军品订货不足所带来的发展困境。与此同时, 通过发展军民两用技术, 特别是通过产业化发展, 还可以提高国防科技工业的基础能力、技术实力及市场竞争力。
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一再表明, 不仅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我们买不来, 即使是军民两用的高新技术我们也买不来。大力发展军民两用技术, 不仅可以避免技术上受制于人, 还可以消除军用工业与民用工业的分离, 建立统一的国防科技工业基础, 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因此, 江泽民同志曾在《加强技术创新》一文中讲到, “要高度重视加强国防高技术的创新, 注重发展军民两用技术”。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国防实力, 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都还存在很大差距, 要实现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整体性、协同性、长远性发展, 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国民经济对国防建设的支撑作用和国防建设对经济建设的牵引作用。基于此, 在推进国防科技创新的过程中, 必须把军民两用技术作为发展重点。这样, 通过选择一批对武器装备发展、国民经济建设和行业技术进步具有重大推动作用,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预期经济和军事效益显著的军民两用高技术项目, 作为国家科技和国防科技投资项目的主要牵引方向, 彻底改变以往军民分离发展高新技术的格局, 不仅是促进军民两用技术发展的现实需要, 更是深化国防科技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客观要求。
摘要：本文分析了国防科技军民融合式发展的现实需求, 探讨了我国国防科技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历程, 并着眼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发展的新形势, 进一步提出了科学推进军民融合战略的有效举措。
关键词：国防科技,军民融合,科学推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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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科技资源 篇5
随着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不断推进,武器装备呈现系统化、集成化、信息化、高技术化以及投入大、风险大等特点,使得国防科技工业以内部自主科研为主体的封闭式创新模式面临不断加速的创新周期、巨额的科研经费需求、迅速扩张的外部供应商等巨大挑战。这就要求加快整合民用科技资源与国防科技资源,不断突破传统的创新体系,呈现出开放式的新格局,建立军民融合的国防科技工业创新系统。传统观念认为但凡涉及国防、军事领域中的技术成果都应该得到严格的保密,这些领域中的产业从根本上就不能采用开放式创新。究其实质,开放式创新是通过创新活动地图的改写及组织边界的突破,利用组织内外互补的创新资源,在创新链的各个阶段与多种合作伙伴进行多角度动态合作的创新模式。相对于传统高成本的“封闭式创新”模式而言,开放式创新是一种以较少的科研投入获得较高创新产出的“创新范式转型”,是在科技创新不断加快的形势下解决内部资源不足的必然选择(Ku-Hyun)。它在创新的内展性上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而是在创新外伸链条及创新方式上形成突破(吴贵生),杨武认为它可以使组织的创新资源在时间与空间上进行质态与量态的组合,实现无缝融合与整体优化。自2003年美国加里弗尼亚大学Henry Chesbrough 教授提出这一概念以来,开放式创新已经成为提高科研效率和降低科研成本的一种主流,它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创新模式,帮助培育更深层的创新能力,实现低价高效的经济增长模式变迁。美欧国家对开放式技术创新模式的研究和讨论越来越深入,并逐渐融入国家的创新政策。我国黄速建等人以天士力集团为例对开放式系统创新模式展开研究,提出了“模式作用机制”;其它相关的研究包括开放式创新模式下企业的资源配置(陈劲和陈钰芬)、信息资源重组(谢学军和姚伟)、专利管理模式(曹勇、赵莉和李杨)等,但这些研究都是针对民品市场的,因此其研究成果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却难以满足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需求。周华应用《Strategic Managemen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Melissa A.Schilling)一书中提出的科研形式对欧美等国国防科技开放式创新展开研究,但是由于国防科技工业基础、技术体系、历史沿革、市场环境以及能力水平的巨大差异,欧美等国家与我国科研实际和发展趋势存在较大差距。其它有关于军民融合的国防科技工业开放式创新的理论框架、政策环境、运行机制、应用实践等研究也较为匮乏,甚至在开放式创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上仍存在一些争议,以至于在其实现途径和模式构建上更缺乏研究依据和文献支撑。在和平年代为了积极适应国防科研形势的变化与调整,以开放式创新理论为研究主线,加强对国防科研活动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探索,深化国防科技工业开放式创新及其科研模式研究,对于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式创新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2 国防科技工业技术创新面临的形势与挑战
长期以来,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发展主要采取封闭的内部自主科研方式,目的是构建独立自主的军事工业,控制技术发展以及建立前瞻技术的能力。虽然这种方式为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知识和经验,所产生的科研效果对技术的控制力高,但是生产的武器装备独立性过强,与民用技术兼容性差,且科研成本过高、研制进度过慢,已经成为困扰我国国防科技及武器装备系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另一方面,国防科技科研机构和工业企业会在这种科研方式下变得僵硬,不利于其自身的健康发展,尤其随着国防科研成本的急剧提高、科研周期的大大缩短、技术供应者和军事需求的迅速增加、风险投资和先进技术的快速扩散,封闭式创新管理模式受到挑战。首先是高技术人才的快速流动。在军民融合发展模式下,这些生产有用知识的“资源”可以很容易从原来的国防科研单位或企业向军方的供应商、合作伙伴、大学、新生企业、咨询机构和其它第三者流动并转移他们所掌握的知识,一些企业可以通过提供更优惠的待遇挖走人才并获得所需要的技术,尤其是军方的尖端技术,并转向民用从中受益。高技术人才的快速流动或流失给封闭性创新企业的科研投资造成困扰。第二,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模式产生重要影。大量的科研人员受高风险/高回报的诱惑去创办自己的企业,原企业内的知识库和技术储备受到威胁。虽然大企业可以提供一流设备、激励措施和知识环境给科研人员从事研究工作,但不能阻止新生企业从原企业剥离出去。第三是技术垄断时代的结束。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信息、生物、新材料技术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已远远超出单个企业和机构的科研能力,国防科研必须打破垄断,通过合作予以实现,这也就必然导致科研外包和技术转移需求的不断增加。过去技术密集型企业很难找到相匹配的供应商来提供技术服务,而如今,外部供应商的数量迅速扩张,甚至能够在较低成本的前提下提供高于本企业所能达到的高质量服务,这就可以支持企业集中力量在关键领域深化科研工作,加速成果转化速度。
面对这些挑战,国防科技工业已逐步朝着组合化、专业化、外包化和网络化的方向发展。虽然,技术密集型国防科技工业企业仍在努力开发和保持自己唯一、复杂和不易被复制的核心技术,但由于很多技术在垂直链上出现中断、某些技术的科研成本过于昂贵以及科学知识和技术信息的快速传播,他们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弃某些非核心领域的技术垄断,在开展大量的技术外包和部分技术转移的同时,不断提升概念设计、体系规划和系统集成的能力,以协调完成大型系统或者复杂装备的研制工作,由此,国防科技工业企业,尤其是军事科研单位的核心竞争能力逐步从原来的“认知体”向具备技术基础或背景能力的方向过渡。一方面放弃在各个方面进行深度开发,继续保持在核心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协调和吸收外部技术的能力;另一方面逐渐成为武器装备的创新设计师,并扮演总体协调员的角色,不断提高对其它专业性和经验性企业的系统集成能力,从而具备不断重组技术结构和资源的能力,在消化吸收外来技术的同时向外输出技术,在不同的价值链上促进自身的长远发展。
3 国防科技工业开放式创新战略构建研究
3.1 国防科技工业开放式创新的模式转变
虽然开放式创新对于国防科技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这并不代表任何领域、任何行业适宜采取开放式创新模式。Darrell Rigby和Chris Zook提出了五项采取开放式创新的核心指标,即创新密度、创新的资金来源、创新的关联性、创新的通用性以及市场的波动。同时应当考虑到对于国防科技工业企业自身而言,只有对外搜寻和利用知识产权的交易成本与其自身所需要的科研成本之和远远低于其内部独立科研的成本时,企业才会踊跃地通过开放式创新活动来获取有关知识产权。随着武器装备高科技集成的特征不断显现,国防科技创新需求迅速增加,创新密度也不断提高;在军事变革不断深化的大环境下,传统的以计划管理为主的国防科技运行体制逐步向市场化运作模式过渡,军品市场的波动开始加大;军民融合程度的不断提高,使得国防科技创新与民用技术的关联性和通用性不断提升,对外搜寻和利用知识产权的交易成本在不断降低;民间资本和非公经济参与国防建设的渠道不断拓宽,尤其是风险投资的流入,为国防科技创新提供了更为丰厚的资金来源。由此,在需要以较短的科研周期最大地提高现有技术的性能指标时,在需要将内部科研与外部创新综合集成,以较低的成本把陌生的技术融入现有产品中时,国防科技工业开放式创新就是一种反应迅速且具有成本效益的创新模式。
我们可以对军民融合发展模式下国防科技开放式创新的特点有更为深刻的认识(见表1):开放式创新的思想已经不同于封闭式创新主要来源于军事需求、国防科技工业内部以及长期的技术积累,也可能来源于组织外部,从而在源头上增加了创新的密度;其创新思想可能在科研的任何阶段通过知识的流动、人员的流动在组织内部与外部双向扩散、相互转移;在创新组织的范围上,开放式创新使得组织已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系统,组织之间的界限正逐渐变得模糊;在创新的方式上,组织不再是以内部科研为主,而是在加强内部科研的基础上,对外部知识进行密切的监视和跟踪,充分吸收和利用外部知识,以弥补某些知识和技术的空缺,通过对内外知识的有机整合加快创新的速度;在创新的途径上,组织可以通过组织外部的途径使研究项目得以继续进行,或把不适合于当前军事需求的创新产品通过外部渠道进入民品市场,形成新的创新点并使之商业化,从而减小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提高创新效率;同时,开放式创新更关注外部资源,更关注军事需求方、使用方与承制方的要求,整合可以利用的一切资源,而不管这种资源是在企业内部还是在外部。过去国防科技工业企业或科研机构关注技术诀窍,现在的高科技企业开始关注合作者;现在并不是一定需要自己进行研究才能获得效益,而是可以通过内外部的协作来完成,建立一个更好的创新管理模式比技术开发本身更加重要。当然,在开放式创新模式下,对于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的难度有所增加,尤其是对于机密或关键技术的控制存在较大的风险,这就要求我们转变知识产权管理形式,加强机密或关键技术扩散管制。
注:作者绘制
3.2 国防科技工业开放式创新的外部环境
国防科技工业开放式创新成功的关键,在于均衡协调国防科技工业内部和外部的资源来产生创新思想,通过组织内外网络结构平台的搭建、创新互动过程中各行动点的无缝衔接,像使用内部技术一样利用外部技术,使成员充分发挥创意与创造力,并利用内部和外部创新技术及途径开拓市场,积极寻找外部的技术特许、技术合伙、战略联盟或者风险投资等合适的商业模式来把创新思想变为现实。因此,为开放式创新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就显得格外重要。根据前面对军民融合的国防科技工业开放式创新和科研模式的比较研究,下面主要就政策、市场、人才和技术环境做些探讨。
(1)政策环境。
首先,应该在信息、人才、资金、技术、管理咨询等方面构建有效的技术创新服务体系,为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防科技工业建设、广大外部供应商进入武器装备承制序列提供有利的渠道,为技术融合、资金注入、知识交流、人才流动创建健康的运行机制和良好的运行环境,降低管理成本,提升管理效率。其次,通过完整的政策支持,引导国防科技工业加大对核心关键技术科研的投入,有目的地增加技术创新的引导,激励企业投资和实现产业化的积极性,做好创新产品的购买者和使用者。第三是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强对国防科技工业战略产业中骨干企业的保护和支持,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研和创新项目提供直接补贴。最后是应保持政策互相协调。在开放式创新模式中,一个创新政策不能与其它政策相分离,比如人员流动政策、资金政策、知识产权政策、竞争政策等,只有当技术创新政策与总体政策融为一体时才能真正起到推动经济和技术进步的动力作用。
(2)市场环境。
首先应逐步完善装备竞争性采购市场环境。当前,国防科技工业体制和武器装备体制正随着军民融合进程的推进而在深化调整,竞争机制也被逐步引入军品采购市场,这对于保持国防科技工业创新活力具有重要意义。在开放式创新条件下,原来处于自然垄断地位的企业或科研机构应采取合适的形式扩散技术,并以这些技术为基础建立技术标准或技术平台;同时,以公开、透明的招标采购形式为民品市场中的相关企业进入军品市场提供行政渠道和竞争激励,这样才有助于不断吸收外部资源、引进外部技术,激发外部创新源,保持创新的开放性和活力。其次,军民融合的国防科技工业需要建设面向开放式创新的风险投资市场。随着《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防科技工业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推进军工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政策的颁布出台,非军工企业参与投资国防产业的动力增强、渠道增多,但是对于国防科技工业风险投资尚缺少相应的支撑,他们比科研计划管理模式更活跃、更灵活、更敏感,对科研信息预测相对要准确,因此对可以商业化的创新项目采用市场运营机制更符合发展规律。最后,开放式条件下自主创新企业利用风险投资,需要在国防科技工业中形成一个健康的产权交易市场,使得产权之间流动和重组变得更为自由、灵活。应积极探索风险投资聚集、服务企业开放式创新战略的产权交易机制,使国防科技工业产权市场在交易无缝隙化趋势下进行无缝隙组织再造,保证其在风险投资者聚集下更好地服务于开放式创新战略要求,提升国防科技工业的核心竞争力。
(3)人才环境。
开放式创新需要培育开放式的人才环境。首先应以军民融合为基础,建立开放式教育培训体系,建立健康的人才交流机制。人才的快速流动是开放式创新的特征,我们不应加以束缚,而是应鼓励大学、研究单位和企业之间加强人才流动,交叉兼职,形成良性的流动渠道和合理的交流途径,在交流中增加人才的知识储备,提升人才的实践能力,培养复合型技术创新与管理人才。其次,用良好的机制、政策、环境吸引人才,完善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发挥人才在科技创新中的关键作用。最后是建立与人才环境配套的知识环境。一方面为人才培养提供知识库,同时借助人才交流加强知识和技术的交流,增加知识储备,提升知识运用的能力;另一方面及时做好知识与技术的固化,防止由于人才的流失而造成知识和技术的流失。
(4)技术环境。
国防科技工业开放式创新必须以军民融合为基础,因此首先应积极完善军民融合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加强军民通用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其次,应建设以国防科技工业企业和科研机构为核心、官产学研有机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不断提升符合新军事变革要求的特色军事技术和关键核心创新能力,为民用技术的引进、吸收、消化和融合提供体系框架和技术需求,并且通过推动军民融合标准化,提高技术接口的通用化、模块化和系列化程度。最后,开放式创新是技术在组织的内部与外部之间进行扩散,这就给关键机密技术的保密工作带来了困难,尤其是广大供应商面对各类客户,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使得企业的研究成果甚至是关键技术可能以此为途径向外部泄露。因此,应形成合理的技术扩散机制,有效防止机密性、关键性技术的不当扩散。
3.3 国防科技工业开放式创新的主要举措
(1)优化技术转移机制
黄速建等人提出的从外生要素到内生能力的转化机制,包括过程参与、资源输入、双向反馈三种形式。这三种形式同样植根于军民融合的国防科技工业技术体系中,但是它们不能单独发挥作用,而是要根据军事装备需求、技术发展趋势以及创新体系构架,相辅相成、相互交融,共同发挥效能。资源输入是转化机制形成的基础;过程参与是转化机制形成的必要途径;就目前的科研实际而言,双向反馈更多地出现在产业链纵向联盟、同业合作联盟以及委托外包中①。我们应注意到不同的转化机制形成或参与的环境条件、所产生的能力输出是有区别的。因此在军民融合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中,应认真区分科研模式的不同特点,针对军事装备的实际需求,根据自身的环境条件选择优化不同的转化机制,有效实现从外生要素到内生能力的转化,力争发挥出最大的军事经济效益。
(2)加强知识产权管理
在开放式创新的科研模式中,知识产权管理已经由封闭式私有性向开放式关系性转变(王雎)。封闭式创新环境下的知识产权是一种利己主义的私有型知识产权,通过知识的蓄积获益,组织之间是一种竞争关系;而开放式创新环境下的知识产权关系是一种基于自利的利他主义的关系型知识产权,通过知识的分享获益,组织之间是一种合作互惠关系,包括交融的知识产权、妥协的知识产权、弱化的知识产权以及共有的知识产权。不同的科研模式的知识产权形式也是有区别的。因此,应针对不同科研模式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加强知识产权管理,在创新保护和技术扩散之间寻求最佳的平衡,建立最优的知识产权制度。
(3)构建创新网络平台
建立创新网络平台是实现国防科技工业开放式创新的重要举措,它可以通过科研中介在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内部与外部、军品与民品、军方与工业部门之间形成一条条紧密的纽带。基于这样的网络平台,可以实现信息的互通、反馈和有效重组(谢学军和姚伟),还可以处理企业并入、企业延伸、风险投资、合资等机构之间的关系,甚至可以基于这样的平台组织风险分析、进行考核评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它可以是正式的,如集合了各相关科研院所和承制厂的装备及其标准的维护网络平台;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如个体之间的策略联盟等。创新网络平台对于国防科技开放式创新体系具有增值战略效应,它可使国防科技工业对外部参与方作出快速反应,找到适合于自己的技术与资源,而外部参与方也可以迅速找到适合于自身技术的市场,加速实现科研成果商品化。
(4)提升技术标准战略
标准化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将纷乱的技术创新转变为系统的技术创新活动,并形成新的市场。在技术创新过程中,技术标准的重要作用是协调各特定企业独立完成各种技术创新,并通过给定一个全面系统的框架,使得杂乱无章的创新能够很好地以系统的方式融入到国防科技工业体系中,共同发挥作用,为最终用户提供有用的服务,并且可以为参与方或合作方开辟新的市场,给产业结构带来变动的活力。在军民融合的国防科技工业开放式创新中,标准化可以确保融合的技术与创新模块化、通用化、系列化,可以确保各项技术与创新接口实现互通、互联、互补,可以确保各项独立创新在系统全面的标准体系框架内渐进实现,可以确保各种创新来源最终融合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研成果。因此,国防科技工业技术创新的协调发展需要和标准化紧密结合,将内部与外部技术模块化、创新同步化,协调一致形成系统性创新,不断提升我国国防科技工业技术标准的作用和地位。
4 结论与展望
从早期向前苏联学习军事装备科研技术,后来从美欧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到建立以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从“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民养军、军品优先”,到“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大力协调、自主创新”,再到“走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在装备研制、技术创新上不断摸索前进,尤其是针对一直以来我国对军事装备科研投入有限、周期过长、效率低下,难以满足装备发展需求等问题,开放式创新便成为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的开放式创新虽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教训,但是相关理论研究才刚刚起步,我们深刻感到军民融合的国防科技工业开放式创新的发展还需要着力抓好以下工作:
(1)解决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内部协调性。如前所述,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一波多折”,在现有的体系中技术组成复杂,相互之间技术接口不一致,就连管理模式都不能完全统一,它们代表了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因此难以相互紧密联系地有效发挥整体效益。开放式创新必须以军民融合为基础。国防科技工业内部技术与管理体系的不协调不利于军民融合的发展,也不利于国防科技工业创新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因此,建立有效的技术与利益协调机制,实现国防科技工业的内部协调性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2)完善国防科技工业开放式创新理论。随着军民融合的国防科技工业开放式创新不断深入,科研模式会随着政策环境、市场环境、人才环境以及技术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这更需要先进的创新思想、科学的管理理念和精细的研究成果。应按照国防科技工业的行业细分搜寻,研究开放式创新的外部创新源,识别创新风险,展开影响分析,适时构架技术联盟、标准联盟与专利联盟,建立有效的组织和管理模式,形成科学的绩效考核评价机制,实现局部创新与全局整合的优化与平衡。在新世纪、新阶段,世界主要大国从军备竞赛转变为以经济和科技为重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高技术的军民共用性、兼容性日益突出,深化军民融合,促进国防科技开放式创新,转变国防科技知识产权管理理念,变革国防科技研发模式,已是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符合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式发展的时代要求,对于加强国防科技同民用技术的密切联系,发挥整个国民经济科技实力对国防科技工业的支撑作用,实现国防科技工业的平稳较快发展,提高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自主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