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向一体化(精选6篇)
纵向一体化 篇1
作为产业组织理论的一个前沿研究领域, 双边市场的研究一直以具体产业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最初的信用卡产业和中介产业[1,2,3], 到媒体产业以及新兴的软件产业[4,5,6], 双边市场理论正是在对具体产业的分析中逐步走向完善。近年来, 软件产业引起了大批学者的关注, 个人计算机、视频游戏、个人数字助理、智能手机和数字内容设备等新兴产业都是以软件平台为支撑的产业。不断走向成熟的市场以及持续的创新使软件产业的竞争日趋激烈, 平台的纵向一体化选择成为关系到平台利润和竞争力的关键抉择。
Evans、Hagiu和Schmalensee[4]认为软件产业会逐渐纵向分离, 市场最终变成以双边形式为主导。Economides[5]等发现相对于纵向分离的封闭 (操作系统) 平台以及开放 (操作系统) 平台, 纵向一体化的封闭平台无论是在市场份额还是在收益上都占据着绝对的优势。Hagiu[6]应用双边市场理论框架讨论了软件平台对应用软件开发商和用户不同定价结构的原因。以往对于软件产业的研究或是直接借用双边市场的一般模型, 或是仅考虑了“平台—用户”, “平台、应用软件互补系统—用户”。
不同于一般双边市场的“哑铃”型市场结构[7], 软件产业呈现出一种“三角”式市场结构。在这一市场中, 平台厂商分别向应用软件开发商和用户授权、提供操作系统产品和服务, 应用软件开发商基于操作系统的应用开发接口 (API) 开发应用软件并销售给用户, 这一特征使以往的分析框架无法有效地反映软件平台上的竞争行为。本文在把握软件产业特征的基础上, 建立软件产业平台竞争模型, 以此准确刻画软件平台与应用软件开发商以及用户之间的竞争互动行为。通过比较纵向一体化与纵向分离结构下平台利润及用户福利水平, 得出平台竞争环境下软件平台纵向一体化的条件及其影响, 以期对产业实践和政府监督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1 基本模型
假设市场上有两个软件平台:平台A和平台B, 两个平台围绕着市场上存在的两组参与者——用户和应用软件开发商——展开竞争。两组参与者都关心使用平台的另一组参与者的数量 (事实上, 在很多软件平台上, 用户同样关心加入平台的同一边参与者的数量, 如游戏玩家。为简化模型, 本文忽略这种情况) 。则i (i=A, B) 平台上用户的效用u
其中, 参数α1表示新增一个开发商时用户所获得的收益, 即开发商对用户的组间网络外部性;α2表示新增一个用户开发商可以获得的额外销售数量;
参与平台i的每组参与人的数量由Hotelling方式给出:
这里假设参与人均匀分布在单位区间上, 两个平台位于区间的两端, 竞争程度用产品差异程度参数 (或交通成本) t1, t2>0表示。
由 (1) 式、 (2) 式以及n
平台i的利润π
其中, f1、f2分别表示平台为用户和开发商提供服务的成本。
时序: (1) 软件平台对开发商制定软件开发接入价格p
2 软件产业的平台竞争
从 (3) 式可以得出:
其中, △p0=p
首先分析模型的第三阶段, 即i平台对用户的定价p
可得平台对用户的定价为:
在 (6) 式中, α1+p
接下来, 考虑第二阶段应用软件开发商对用户的定价p
从中可以直观地看出, 当p
最后考虑第一阶段, 即平台对应用软件开发商的接入价p
p
命题1:假设 (5) 式成立, 软件产业的平台竞争模型存在唯一的对称均衡, 平台以及应用软件开发商的均衡定价为:
命题1可通过联立 (6) 、 (7) 、 (8) 式解得。从 (9) 式可以看出, 平台对用户和开发商的均衡定价主要与{t1, f1, α1}、{t2, f2, α2}有关, 开发商对用户的组间网络外部性越大, 平台对开发商的定价就越低, 而同时对用户制定更高的价格, 开发商对用户的定价则会随着这一组间网络外部性的增加而下降。此外, 开发商对用户的定价还会考虑到α2的大小, α2越大, 定价越低。
将 (9) 式中的均衡价格带入到 (4) 式中, 得到均衡条件下的平台及应用软件开发商的利润为:
分析α1变化对平台及开发商利润的影响可得命题如下。
命题2:软件产业平台竞争模型的对称均衡下, πp、πs随α1的变化而变化。当
Armstrong[3]得出平台利润随组间网络外部性增大而减少的结论。不同于其结论, 在软件平台中, 组间网络外部性对平台和开发商利润的影响均是非单调的。在一定范围内, 平台和开发商利润随开发商对用户的组间网络外部性增大而增大, 这可以看作软件平台区别于其他双边市场平台的特征之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α1过小和过大时, 会给应用软件开发商带来超额利润而使平台利润下降。
3 平台纵向一体化及其福利影响
纵向一体化的情况下, 平台企业和应用软件开发商组成一个整体, 由平台代替应用软件开发商向用户提供应用软件, 可以认为平台企业将平台产品与应用软件捆绑销售给用户, 此时i平台定价为p
平台的利润为:
π
其中:c为平台进行纵向一体化成本, f3为纵向一体化结构下的平台对用户提供服务的成本, 它包括平台向用户提供操作系统的成本f1以及平台向用户提供应用软件的成本, 因此f3≥f1, f3的大小反映平台的纵向整合能力。
平台均衡价格可由对利润函数 (12) 的一阶条件得出:
其中:△n2=n
p
在纵向分离情形下, 平台以及应用软件开发商对用户的总的收费为p
命题3:纵向一体化结构下, 用户为操作系统与应用软件额外支付f3-f1, 消费者效用降低。平台纵向整合能力越弱, 消费者效用的损失越多, 反之亦然。
纵向一体化有损于消费者福利, 消费者需为相同的产品支付的额外价格取决于平台对应用软件的纵向整合能力, 即当平台将应用程序作为其产品的一部分销售给顾客时, 平台所发生的额外成本, 该成本越小, 说明平台与应用软件结合程度越紧密, 用户福利水平下降得就越小。
由 (12) 式与 (13) 式可求出, 纵向一体化结构下的平台利润为:
对比 (10) 式中的平台利润为:
命题4:平台纵向一体化的额外收益取决于c和α1。当
Evans等[4]考察了五种不同的软件平台后, 认为软件产业最终变成以双边形式为主导;而与此同时, 包括Windows操作系统和ipod在内的一些软件平台却选择了纵向一体化战略, 并且在竞争中积累了明显的优势。从命题4可以看出, 是否进行纵向一体化主要由纵向一体化成本及组间网络外部性决定, 一定条件下, 软件平台通过纵向一体化可以实现超额利润。
4 结语
伴随着不断深化的双边市场理论和纷至沓来的软件产业实践, 软件平台之间的竞争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 软件平台纵向一体化选择也引起了一些争论。本文从软件平台竞争问题着手, 得出组间网络外部性对平台及开发商利润的影响是非单调的, 过大或过小的组间网络外部性会给应用软件开发商带来超额利润而使平台利润下降。进而分析纵向一体化情形及其福利影响, 从理论上对平台纵向一体化选择问题做出了解释, 认为纵向一体化成本和应用软件开发商对用户的组间网络外部性是影响平台纵向一体化的主要因素, 当应用软件开发商对用户的外部性过小或过大时, 平台为了确保其自身利润不受损失, 同时获得超额利润, 会有强烈的纵向一体化激励;而纵向一体化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用户的效用, 平台纵向整合能力越弱, 用户效用损失就越多。
本文的研究对软件产业的发展具有一定启示。软件产业中的平台企业, 特别是那些垄断性企业, 对应用软件开发商的纵向整合会损害用户福利, 注意限制这类行为, 并从政策上支持应用软件开发商的发展是提高社会福利和产业效率的根本保证。此外, 获取超额利润的应用软件商有被平台一体化整合的风险, 培养自身核心竞争力是开发商加入平台后应关心的一大问题。
参考文献
[1]DAVID S EVANS, ANDREI HAGIU, RICHARD SCHMALENSEE.A survey of the economic role of software platforms in computer-basedindustries[J].CESifo Economic Studies, 2005, 51 (2) :189-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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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宏民, 胥莉.双边市场:企业竞争环境的新视角[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21-25.
[5]CAILLAUD B, B JULLIEN.Chicken and egg:competition amongintermediation service providers[J].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3, 34 (2) :309-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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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MARK ARMSTRONG.Comp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J].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6, 37 (3) :668-691.
纵向一体化 篇2
关键词:建筑业;建筑企业;全寿命期;绿色建筑;交易费用
一、 建筑业的观念变迁
建筑业和其它产业一样,产业理论的发展是在不断发现“瓶颈”与突破“瓶颈”的过程中取得的,每一次突破都带来人类社会经济面貌的极大改观,同时要求人们对传统的经济观进行改造。从当前国际潮流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来看,建筑业的新观念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的转变。
1.价值观的转变——从注重建筑产品本身价值转向注重社会价值。也就是说,关注的中心由客体向主体转变,这体现了行业的价值取向。在发达国家,社会产品的生产普遍超过了消费的需要,生产技术与效率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开始让位于消费。社会的消费模式从主要考虑基本的物质保障向追求商品的地位价值和象征意义转变。在这种社会经济观的影响下,当代建筑的一个最主要特征,是成为推动消费的工具,传统的基于成本的建筑经济效益原则已经让位于建筑能够带来的价值。建筑物不仅被当作一种产品,而且被当作一种可以带来投资回报的资产看待。
建筑业价值观的转变还表现在树立起“以人文本”的思想,以用户的需要和从业人员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近年来,国际建筑业提出了“对人的承诺”,这反映了从“物本”向“人本”的深刻转变。对人的承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在建筑产品和建筑环境的生产、维护、运行和管理过程中价值取向的变化。在工业发达国家,如何为客户和业主提供优质服务、最终为社会带来价值的增加,越来越成为建筑师、工程师和承包商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客户、业主和用户的意见在建筑设计与建筑产品质量评价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对人的承诺另一个方面是对建筑业从业人员的人文关怀。国际建筑业近年来的实践表明,行业竞争力的提升取决于以人为本的良性循环。比如英国建筑业提出,对人的承诺体现在3个R上,即尊重人才(Respect)、招聘人才(Recruit)和留住人才(Retain)。
2.成本观的转变——从注重建筑产品施工过程转向注重建筑产品全寿命期。建筑行业的定位决定了行业的发展空间和内涵。长期以来,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人们在考虑建筑业的发展时,往往局限于狭义建筑业的范围,局限于建筑产品的施工活动。近年来,国际建筑业提出建设项目全寿命期的概念,将行业定位由狭义向广义转变,即从项目构思、策划、设计、建造、使用、维护、修建直到拆除的整个生命周期,这一周期被形象地称为“从摇篮到坟墓”(From Cradle to Grave)。在国际建筑市场上,很多世界顶级承包商都在不断拓展自己的业务范围,发展集项目策划、融资、建设等于一体的综合实体,提供高层次、综合化的工程总承包服务。
生命周期成本(LCC,Life—cycle Costing)体现出了成本观的根本性转变。目前在发达国家,生命周期成本的理论和方法已日渐成熟。在英国,采取私人融资方式(PFI,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的公共建设项目中,大多数都采用生命周期成本法进行经济性能评价。
3.发展观的转变——从注重物质生产转向注重与自然的和谐。这里需要介绍的,是绿色建筑的概念。绿色建筑也可以称为生态建筑或者可持续建筑,是当今国际建筑业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绿色建筑要求做到“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绿色建筑的基本理念是: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以绿色建筑设计、自然通风、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绿色环保建材、室内环境控制改善技术、资源回用技术、绿化配置技术等高新技术为主导,针对建筑物全寿命期中的规划、设计、施工、运行维护等各个环节,通过科学的整体设计,全方位体现“节约能源、节省资源、保护环境”的基本理念,提高建筑的功能、效率与舒适性水平。绿色建筑要求从全局而不是从局部考虑问题,谋求经济发展与社会人口和生态环境的协调。
在引入绿色建筑的概念后,国际建筑业的目标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在传统的成本、质量、工期三大目标的基础上得到了极大的扩展,自觉承担起节约资源、减少污染、保持生物多样性、维护社会公正、保护全球环境质量等社会和环境方面的责任。
在工业发达国家,与绿色建筑有关的环境评估体系、绿色标签制度和一体化设计方式,在理论上和技术上都已相当成熟,实际操作性很强,已取得良好的应用效果。
比如,在环境评估体系方面,目前在国际上比较有影响的有: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USGBC,US Green Building Council)制订的LEED(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能源与环境设计导则),英国建筑研究机构(BRE,Building Research Establishment)制订的BREEAM(BRE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Method,BRE环境评估方法),加拿大的BEPAC(Building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ssessment Criteria,建筑环境性能评估标准)。日本的评估系统CASBEE(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System for Building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建筑环境效能综合评价系统)。
关于绿色标签制度,是指通过评估达到“绿色”标准的建筑物可以取得绿色标签(Green Label)或生态标签(Ecology—label),这是业主或开发商享受政府优惠政策的重要条件,然后政府运用经济杠杆来推动绿色标签制度的实施。例如,加拿大财政部在1968年决定,取得绿色标签的商业楼宇的业主可以在税收方面享受优惠待遇。
关于一体化设计(Integrated Design)的概念是,长期以来,建设项目的设计工作按照专业化分工的要求被分解为若干阶段:由建筑师提出建筑方案,然后由土木工程师和其它专业的工程师分别完成结构设计和水、暖、电的系统设计。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的广泛应用,建筑设计领域专业化分工的程度越来越高,以至于造成各专业之间的隔阂。一体化设计要求与项目有关的各类人员,包括建筑师、土木工程师、暖通工程师、电气工程师,甚至包括承包商和物业管理人员从一开始就介入设计过程。一体化设计方式有助于打破各专业之间的隔阂,使各个专业的设计人员在设计工作的早期阶段就能够充分交换意见、共享信息,从而增加采用“绿色”设计方案的可能性,同时可以减少因采用“绿色”方案而造成的初始投资的增加。
二、 建筑企业的纵向一体化
建筑企业是建筑产业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主要形式,是建筑生产力与建筑技术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是构成建筑业的主体。当前,有必要利用交易费用理论对建筑企业纵向一体化的形成和发展进行研究。
1937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科斯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企业的本质”一文,首创了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s)学说,用以解释企业存在及扩张的意义。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先后出版了《市场与等级结构》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两部专著,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交易费用理论,用交易费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纵向联合理论,提出纵向联合的基本动力是现有的和潜在的交易费用。
如果通俗地讲,交易费用理论关于企业或企业集团形成原因的解释是:当节约的交易费用大于增加的管理成本,就产生了企业或企业集团。所谓节约的交易费用,指的是协商谈判和履行协议所需的各种资源。对建筑企业而言,主要是指工程及其比较价格发现的信息费用、招投标费用,承包合同的协商、谈判、违约索赔发生的费用,保证合同履行的协商费用以及总、分包协作单位间的交易费用等等。比如,在一项技术复杂的较大型工程项目中,技术性的或劳务性的分项工程可能会被分包,总包商与分包商之间的审核与被审核、各分包商之间的竞争或合作,增加了交易费用。还有,建设项目所耗费的材料数量巨大,不同规格、质量、性能、预制的或现场制作的材料、构件,其购买、运输、验收等过程中发生的信息费用、缔约费用、审核费用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时间延误或质量不合格等,都增加了交易费用。此外,还可能出现工程中的索赔、仲裁、法庭诉讼等纠纷处理事件,也涉及交易费用。在交易技术不变的条件下,交易的次数越多,发生的交易费用就越多。因此,传统的建筑业生产交易方式导致了非常高的交易成本,占用了社会资源,却没有使其达到最优使用价值,这一系列交易费用的产生机制如图1所示。所谓增加的管理成本,实际上是指所有权关系成本,即企业或企业集团的形成是以建立一种所有权关系为特征的,这一过程也是需要成本的,包括代理成本、集体决策成本和风险成本等等。
因此,以一体化的方式组建集团性的大型建筑企业,集设计、采购、施工、管理等多项职能于一体,在面向市场时和业主只需签订较少的合约,可以大大节约交易费用,省去多项议价、订约、谈判和协调的费用。由于项目的建设过程由一体化的大型建筑企业承担,材料物资和人员统一调配,项目团队便于沟通,效率提高,项目的工期和成本都能得到较好的控制,也减少了业主多头管理的负担(见图1)。随着人们观念的改变,建筑业本身正在逐渐联合,介于建筑师、设计人员、承包商之间传统的分界线正在变得模糊,所有承包商的工作正逐渐综合起来,包括融资、申请土地使用权和工程投产以及维修保养。建设项目的交易方式及管理方式目前正在朝这种趋势发展。
参考文献:
1.黄献明.社会经济观的演变及其建筑表现.世界建筑,2006,(1):114-117.
2.罗能钧,彭正龙.我国大型建筑业企业再造的目标模式——工程总承包企业.建筑经济,2005,(5):8-12.
3.陆歆弘,金维兴.中国建筑业生产交易方式的交易费用分析.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2(6):50-54.
作者简介:邵华,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
纵向一体化 篇3
纵向—体化没有一个固定的概念,一般认为,它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连续生产阶段、或者将生产和销售阶段结合到一个共同的所有权支配下的活动。一般分为向上游阶段扩张的后向一体化(原材料)和向下游阶段扩张的前向一体化(销售)。纵向一体化的实质是企业边界的拓展,是将原本由市场治理的交易关系内部化为企业治理的过程[2]。由于我国现在的肉羊产业并没有像猪肉和鸡肉产业那样形成一条从养殖到销售的完整供应链,而且在肉羊生产阶段和屠宰阶段的合作不完整、紧密程度也不高。所以目前形成的肉羊产业中的纵向一体化是一种不完全的纵向一体化关系,这也导致对该问题的相关研究有所缺失。现以我国肉羊产业的主产区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农区为案例,探讨我国肉羊产业纵向一体化的现状及发展模式,并对未来农区的肉羊发展模式做了一定的展望。
需要指出的是,该文将在传统纵向一体化的概念上进行延伸,将其范围扩充为一种基于联系较为松散的产业链条的研究。
1 我国肉羊产业纵向一体化的现状及主要模式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畜牧业产业的发展,我国肉羊产业纵向一体化已经走过了最初的起步阶段,逐步进入了一个加速发展的时期,出现了以小肥羊、草原兴发、大庄园、小尾羊等一大批龙头企业为代表的肉羊纵向一体化企业[3],在其带动下,强势肉羊企业由2008年的3家发展到2011年的5家(见表1)。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肉协2008、2011年全国肉类食品行业强势企业名单。Note:The data sources:2008,2011the meat food industry strong enterprise list of China meat association.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纵向一体化水平较低,大多是建立在有中介组织的构架之上的不完全一体化。据全国肉羊产业发展调研报告统计,全国优势区域建立了89个肉羊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其中,肉羊专业合作社34个,肉羊协会55个,带动农户12万多户。中介组织的出现增强了产业链上各相关主体的紧密程度。
目前纵向一体化项目的组织模式按照组织的紧密程度可大体分为3种类型:松散型、半紧密型和紧密型。按带动主体分,又可分为:企业带动型、市场牵动型、企业集团型、主导产业带动型、科技带动型和中介服务组织带动型等类型[4]。目前,肉羊产业纵向一体化的组织模式多数属于半紧密型,通过调研半紧密型纵向一体化模式由于主体带动不同而产生了几种典型形式:“公司+经济人+农户”“公司+中介组织+农户”“企业+企业”以及“循环经济创新性模式”。其中,最普遍的还是“公司+中介组织+农户”模式,这里的中介组织指的是政府支持下建立的合作社、协会、基地等,通过中介组织将公司与农户紧密结合起来。“循环经济创新性模式”是新兴的体系模式,由公司直接招募育肥户,形成饲料生产、肉羊养殖、屠宰加工一体化产业链条。公司为农户提供资金贷款、羊舍及饲养技术,统一购入饲料,实时监管,肉羊育肥后统一宰杀加工,分割后进行分销。并同时将粪便作为生产沼气的原料进入沼气池发酵,沼液、沼渣作为有机肥销售。这种一体化模式追求生态农业、循环经济,是现如今肉羊产业中相关主体联系最紧密的一种发展模式。
2 案例地区实证分析
该文选取的巴彦淖尔市拥有肉羊饲养得天独厚的传统优势和资源优势,是我国肉羊饲养的典型优势区域,无论是其饲养规模、羊肉的产量,在全国均占十分重要的地位。巴彦淖尔市政府相关部门统计数据表明:2011年全市肉羊饲养量达到1 700万只,比2000年增长261%;肉羊出栏853万只,比2000年增长446%;羊肉产量16.5万t,比2000年增长460%,羊肉产量达到89万t,占全国肉羊总产量的21%。
在推进肉羊产业化的过程中,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拉动企业、个人、金融这些社会资金投入肉类产业中。通过招商引资,新建了一批现代化的肉羊饲料与加工企业并向其相关产业进行扩张,形成肉羊产业纵向一体化。目前,全市持证生产饲料企业40家,羊饲料产量为25万t,约占总产量的51%。其中,有5家饲料加工厂已延伸到肉羊养殖行业。共养殖种公羊3 000多只,基础母羊1万余只,育肥羊2.8万多只。全市累计建成年出栏500只以上的肉羊规模养殖场3 214个,肉羊饲养正在由传统家庭生产向规模养殖发展。有3家规模化养殖场已具备饲料生产条件,正在申请取得“饲料生产企业审查资格证”。其中,该文选取了比较有代表性的2家肉羊生产加工企业:巴彦淖尔市小肥羊肉业有限责任公司和五原县巴美肉羊养殖开发有限公司,他们分别是前向一体化和后向一体化的典型代表。
2.1 企业的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
2.1.1 巴彦淖尔市小肥羊肉业有限责任公司
巴彦淖尔市小肥羊肉业有限责任公司系内蒙古小肥羊餐饮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一家集活羊养殖、屠宰、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化大型企业。公司占地面积10hm2,共投资5 000万元,库房建筑冷藏能力600t,速冻能力40t·d-1,排酸能力40t·d-1,拥有日屠宰量1 500~2 000只的全自动生产线,年屠宰、分割肉羊40万只左右。小肥羊公司构建了纵向一体化的大产业链发展模式,目前拥有调味品基地、肉业基地、物流配送中心和外销机构,搭建起了一条从牧场到餐桌的食品安全保障体系。
巴彦淖尔市小肥羊肉业有限责任公司是我国目前典型的肉羊产业前向一体化企业,屠宰加工出产的肉品直接对口终端零售直营店和小肥羊火锅连锁店,实现了从加工环节到销售环节的产业扩张。在生产基地,小肥羊公司直接对口农户,省去了经济人这样的中间环节,最大程度地保持肉品的质量和农户的利益。300余家分店的需求保证了屠宰加工企业的正常运转,与农户之间签订合同又保证了肉品的供给和质量,如此紧密联系的产业链条,使得公司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并极大降低在交易过程中的风险。在资金支持方面,企业拥有雄厚的集团资金支持,还为签订合同的农户提供给贷款担保,资金的丰富流转使得整条产业链条运转地非常顺利,也成为了纵向一体化可以实施的重要保证。
2.1.2 五原县巴美肉羊养殖开发有限公司
五原县巴美肉羊养殖开发有限公司于2009年4月开工建设。基地分为养殖生产区、全混日粮加工配送中心、技术服务中心、巴美肉羊研发推广中心和有机肥加工五大功能区,目前建成和正在建设项目4个,总体完成投资1.2亿元,是巴彦淖尔地区最大的现代化畜牧业养殖基地。该企业建立了一条以养殖为中心,饲料、屠宰加工和有机肥生产相配套的完整产业链。养殖部分设计规模13万只,年可出栏肉羊10万只,年销售收入8 000万元,净利润2 000万元。2011年底,养殖已达到3万只。全混日粮饲料加工中心年产5万t的全营养颗粒饲料,可解决13万只羊的食物问题,还可以上市5万t。并且在保证肉羊与饲料质量的同时,将有机肥生产作为养殖附加值的增加环节,企业可生产有机肥10万t,年产值可达1个亿,利润3 000万元。
巴美公司是一个以养殖肉羊为中心,以饲料、屠宰加工和有机肥生产相配套的完整的产业链,产业之间互为上下游关系,既保证每个产业环节的依靠性,又体现了节本增效的经济互补原则,是肉羊产业后向一体化的典型代表。公司以“公司+基地+农户”为生产模式,形成了合作共赢的生产,工厂化生产和一体化运营,既降低成本增加收入,产品的质量又得到了保证。10万t全混日粮饲料加工配送中心、良种繁育中心、10万只肉羊的养殖生产区、30万只肉羊的精深加工区、10万t有机肥加工区和200万m3沼气站于一体,形成了“创新性一体化”产业链条建设,实现了生态养殖,并且形成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在资金筹集方面,累计得到政府资金支持达4 000万元,有了资金方面的支持就可以拓展产业链的长度,最大化地增加企业的利润。另外,公司计划投资建设屠宰加工厂,屠宰加工的实现会使整条产业链连接的更加紧密,会为我国肉羊产业纵向一体化的发展起很大的推动和示范作用。
2.2 企业组织模式效率及其原因分析
在企业一体化模式选择上,产业链相关主体之间的合作既可以产生交易成本,也能形成管理效益。当公司的交易成本小于管理成本时,纵向一体化的行为就会发生。纵向一体化的紧密程度可以说是交易成本与管理成本的一种博弈选择,但现在我国肉羊产业纵向一体化处于萌芽阶段,对比普通企业,实施纵向一体化模式的企业机制还是相对有效,带来的企业效益也是可观的[7]。2.2.1降低了交易成本养殖户与企业进行买卖合同的签订,避免了买卖过程中所需支付的信息搜寻费和运费等,降低了搜寻成本。企业通过集中农户规模饲养,对肉羊统一进行疫病防控,降低了监督履约的成本。
2.2.2 降低市场风险
企业和农户在一定程度上来讲成为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共同体,企业出面为农户担保贷款,又与农户事先签订合同。对于农户,企业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资金方面的风险,避免了合同执行过程中市场价格波动给养殖户带来的损失,也保证了肉羊的销路。而对于企业来说,与农户共同承担生产方面的风险,又可以基本保证肉羊的供给。有效的责任机制也降低了养殖户道德风险、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几率。
2.2.3 养殖规模化
企业把众多养殖户连接起来,实现了相当规模的集约化经营,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同时加快了技术推广,企业对农户进行专业技术培训,加强了对肉羊质量的生产监督,减少了肉羊发病率,提高了产品质量。
3 目前我国肉羊产业纵向一体化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肉羊产业中的纵向一体化现状的分析发现,近年来中国羊肉产业中纵向一体化的现象逐渐明显,并且呈明显的区域优势,但与发达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主要存在的问题有3点:
3.1 缺乏紧密的肉羊产业利益联结机制
公司型加工企业和养殖户之间形成的利益联结机制还不够紧密,绝大部分是靠契约合同的买卖关系,没有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分享的利益联结机制。各种协会组织和合作社的法律地位不甚明确,部分只是在技术培训等方面发挥了一些作用。肉羊产业链条上的利益主体各自为战,特别是农户面临着更大的市场不确定性,加工企业也面临着肉羊供给短缺、质量等级参差不齐和生产积极性不高等一系列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
3.2 企业资金投入力度不足
对于一个企业,选择纵向一体化模式要涉及产业链上多个环节,这就意味着需要企业大量的资金支持。现在多数企业选择紧密程度不太高的纵向一体化模式,是出于资金投入不足的无奈之举,企业只能通过和农户共同投资来减轻这方面的压力,这种投资方式不免会增加企业的监督成本,生产过程中的信息不完全也是不可避免的。小肥羊之所以可以建立这样一条相对来讲紧密的纵向一体化链条,和企业雄厚的资金支持是密不可分的。企业若能够通过融资贷款等其它方式得到充足的资金,就可以建立一条从生产养殖、屠宰加工到销售餐饮的纵向一体化模式,从而大大减少经营的交易成本。
3.3 政府支持的力度不够
对于纵向一体化的发展,政府应给予政策引导,引导企业向下游发展,并保障相关利益主体在纵向一体化产业链中的利益。尤其对于农户来说,是产业链上的弱势群体,在我国乳品产业纵向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就曾经发生过奶农被强行压价的事件,所以如何保障农户的利益并增强他们的信心,对纵向一体化的发展具有很强的推动作用。对于企业,政府应给予各种政策优惠,西方国家为了推进各类产业组织的发展,都不同程度地予以支持,例如,美国政府规定的反托拉斯法不适用于农业合作社,日本政府也规定垄断禁止法不应用于农协,农协区在法人税方面享受减免税率的待遇[5],相比而言我国在这方面的政策还存在一定的缺陷。
4 我国肉羊产业纵向一体化发展趋势及政策建议
内蒙古作为肉羊养殖优势区域,肉羊产业纵向一体化的几种模式反映了中国肉羊产业体系发展的情况。肉羊产业纵向一体化的发展不仅能提高肉羊产业的效率,而且能加强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双方合作,有利于实现生产、加工与流通的良性循环[6]。所以说,中国肉羊纵向一体化模式呈现出发展的趋势。如何完善我国肉羊产业的纵向一体化,该文还是从企业外部,从经济环境和政府的角度来探讨如何创造有利于肉羊产业纵向一体化发展的有利环境。
4.1 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头作用,推动产业链条中各环节的紧密程度
从目前肉羊的交易量来看,契约式的交易模式还是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传统“公司+经济人+农户”的模式占有一定比重,这种现状在短期之内想要有所改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将大量分散的小规模养殖户,全部纳入一体化的供应量组织还不现实,而且肉羊产业本身的特点也成为了规模化的一个障碍。这时就需要由龙头企业来带动,通过他们的资金支持,为规模养殖户来提供物质支持以及风险承担,推动产业链中各相关主体的紧密程度。
4.2 完善相关法律,保障产业链上各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
现如今,企业和养殖户之间形成的利益联结机制还不甚紧密,中介组织在肉羊产业链中的作用愈加明显,合作社、基地协会的构建可以搭建一个竞争环境良好的市场,及时地为农户提供市场信息及供求价格,把肉羊产品有序地引向市场。因此很多研究学者将注意力转移到中介组织本身的构建上,但这些中介组织的法律地位不明确,没有建立统一的标准,导致了中介组织的发展相对缓慢,且在面对企业利益冲突时,中介组织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所以,应逐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中介组织的法律地位,切实保障各方的合法权益,才能给肉羊产业链的纵向一体化赋予一个公平、公开、透明的环境。
4.3 加大政府支持的力度,更多地扶持中介组织及优势企业
新兴的生态循环产业纵向一体化模式将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沼气工程和观光休闲农业等产业,纳入大农业的整体循环发展,可以最大程度实践循环农业的发展理念。这样的新兴模式,要求龙头企业具有相当雄厚的资金支持和风险应对能力,而达到这样条件的企业屈指可数,这就需要政府在生产规模、经济实力、技术优势、整合能力方面予以支持。政府的正确引导、对食品安全的质量要求都会加大对肉羊产业纵向一体化的紧密程度,从而实现肉羊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以我国肉羊产业主产区——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为典型案例,分析近年来我国肉羊产业中出现的纵向一体化现象,研究目前中国肉羊产业纵向一体化的现有模式及发展趋势,并对未来的产业纵向一体化模式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肉羊,肉羊产业,纵向一体化,内蒙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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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邱少春,崔兵.纵向一体化理论研究综述[J].武汉商业服务学院学报,2006(6):48-55.
[3]郑文凯.我国农业产业化现状及政策[J].农业产业化,2004(4):12-13.
[4]王艳华.畜牧业纵向一体化投资项目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研究[D].中国农业大学,2006:32.
[5]夏英,牛若峰.农业产业一体化及国际经验[J].农业经济问题,1996(12):2-7.
纵向一体化 篇4
分散竞争的市场结构使市场经济运行低效率, 从分散竞争转向寡头垄断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结构演进的基本趋势。相对于其他类型的市场结构而言, 寡头垄断市场具有更高的效率 (杜传忠, 2002) 。在产业内, 很多寡占型的下游企业对竞争型的上游企业生产的产品有价格控制权, 同时中间产品生产过程中具有独立性和排他性, 这让其质量成为私人信息。当外部竞争非常激烈时, 这种信息不对称和上下游的市场结构相结合会产生中间产品严重的质量问题。下游厂商通过降低中间产品的收购价格来降低成本, 上游厂商在管理水平无法提高的情况下, 只能通过降低产品质量来保证利润。
质量问题给下游厂商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很多厂商采用纵向约束的办法, 通过加强合同条款对中间产品的生产进行控制。然而由于契约的不完备性, 下游厂商仍有中间产品低质量的风险。纵向一体化可以使上下游厂商成为利益共同体, 消除这种风险, 然而厂商一体化一定有利吗?在什么情况下一体化才是最优的呢?本文构建模型, 分析并证明了下游厂商纵向一体化的条件。
二、相关文献回顾
杜传中 (2009) 认为厂商大批量生产过程和规模经济的实现与厂商内部纵向一体化而实现的专业化分工协作直接相关。周勤 (2003) 应用投入产出法分析了一个产业或厂商内纵向一体化的趋势。徐斌 (2003) 认为厂商一体化选择是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之间的权衡,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大小直接影响厂商边界的变动。
程宏伟等 (2009) 从产品质量问题引发的国家声誉、产业声誉、厂商声誉三个递进层次提出了声誉危机的治理机制。刘呈庆 (2009) 实证分析证明强制性食品生产许可证制度和激励性产品质量免检制度都没有发挥降低厂商三聚氰胺污染的作用。中间产品的质量问题造成了下游厂商的利润损失, 从政府监管的角度却不能进行有效的解决。
三、模型构建
假定在市场分工时, 下游有2个厂商, 上游是分散竞争市场, 接近完全竞争市场, 下游寡头厂商, 当下游厂商购买高质量中间产品时, 遵循库诺特竞争, 下游厂商1、2的产量分别为q1, q2, 市场容量为Q, 厂商1纵向一体化之前的利润为π1, 纵向一体化之后的利润为π11, 厂商2的利润为π2。
由于中间产品掺假的项目很多, 下游厂商无法对其生产进行监督, 由于检测技术有限, 下游厂商也无法知道中间产品的质量, 而中间产品的质量对最终产品的价格会产生影响。设下游厂商生产的最终产品价格为p, , 其中m表示质量。假定一单位中间产品生产一单位最终产品, 当中间产品为低质量时, 最终产品的价格接近中间产品价格, c1为中间产品的价格, 质量高和质量低的中间产品价格相同, 当质量高时, 最终产品价格为库诺特均衡价格, 购买低质量中间产品则生产低质量最终产品, 购买高质量中间产品则生产高质量最终产品。
产量q=q (p, m) , 假定产量等于销售量, 质量和价格两个因素同时影响销售量, 质量低时, 销售量会随之下降, 厂商为了卖出更多的产品, 就会降低价格, 而一些对质量没有要求而对价格有要求的消费者会选择购买, 从而销售量会在一定程度上随之增加。所以,
当下游厂商纵向一体化上游厂商之后, 会产生规模经济而使生产中间产品的边际成本降低, 也可能不会产生规模经济, 使生产高质量中间产品的边际成本上升, c=c (m) 可能大于、等于、小于市场上购买中间产品的价格c1。因此生产高质量的中间产品的边际成本c=c (m) , 该函数关系具有两个性质, 即。质量上升会提高中间产品的边际成本。当质量上升到一定程度, 边际成本不再增加。
假定函数c=c (m) , q=q (p, m) 为严格凹的, 下游厂商的固定成本和生产最终产品的边际成本为0。厂商纵向一体化之后的边际成本等于其生产中间产品的边际成本, 中间产品的生产是完全信息的, 厂商以命令的方式组织分工, 效率大大提高, 其内生交易费用忽略为0。
(1) 式表明质量一旦降低, 最终产品价格就会接近中间产品价格, 从而使下游厂商产量损失, 从而使其利润受损。
假设上游有一家厂商掺假, 造成中间产品质量降低, 厂商1购买了低质量的中间产品, 厂商2购买了质量高的中间产品, 由于信息不对称, 厂商1在销售最终产品之后通过市场反馈才知道购买了低质量的中间产品, 销售量明显降低, 为了能尽快弥补损失, 厂商1采取降价的措施来销售剩余产品, 那些对质量没有要求的用户会选择购买。厂商2此时会争夺厂商1的市场份额, 提高产量, 增加额外利润。
当厂商1购买的中间产品为低质量时,
信息不对称使厂商1购买了低质量的产品, 造成其利润损失。这种由于厂商决策后才能确定的交易费用, 称为内生交易费用。由 (2) 式可知购买低质量的中间产品而产生的内生交易费用c0=k (p2-p1) (p1+p2-2c1) 。
厂商2通过观察看到厂商1虽然受到了损失, 可是其依然会有正常利润, 只是失去了寡头垄断利润, 而△π1<△π2, 厂商2增加的利润大于厂商1损失的利润, 即使厂商2在下一期购买了低质量的中间产品而受损失, 厂商2这一期的额外利润也能弥补下一期遭受的损失。因此厂商2在下一期仍然会购买上游厂商生产的中间产品, 且以低于c1的价格购买中间产品。上游厂商掺假行为获得了额外利润, 也没被惩罚 (因为证据不充分, 有可能是运输环节出了问题) 。下游厂商又压低了中间产品价格, 上游其他厂商只好纷纷效仿, 以掺假来提高利润。
低质量的中间产品使厂商1产生了巨大的内生交易费用, 失去了寡头垄断利润。厂商1观察到上游其他厂商也会有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 厂商1通过向上游其他厂商购买中间产品进行生产也有可能购买到低质量中间产品, 这样一来厂商不仅要遭受经济损失, 从长期来看, 还要受到公众的谴责, 品牌也会受到消极影响。所以厂商1采用市场购买是不利的。因此厂商1会考虑纵向兼并或者自建一个中间产品生产厂商。如果厂商纵向一体化, 那么情况又会怎么样呢?
当c (m) ≤c1时, π1v>π1>π'1, 此时, 纵向一体化是厂商1的必然选择。
当c (m) >c1时, 厂商1纵向一体化的利润是π1v, 如果不实施纵向一体化, 依然从市场上购买中间产品, 那么厂商1既有可能购买到高质量中间产品, 也可能购买到低质量的中间产品, 厂商1就会获得一个期望利润。依然假设上游厂商生产高质量中间产品的厂商比例是 (1-μ) , 提供低质量中间产品的厂商比例是μ。如果厂商1不纵向一体化, 其获得的期望利润Eπ'=μπ1+ (1-μ) π'。如果π1v>Eπ', 厂商1纵向一体化的利润大于纵向分解的期望利润, 则选择纵向一体化;如果π1v<Eπ', 厂商1纵向一体化的利润小于纵向分解的期望利润, 厂商1会选择非纵向一体化;如果π1v=Eπ', 厂商1纵向一体化的利润和纵向分解的期望利润相等, 则厂商1会在纵向一体化和纵向分解中随机选择。
当厂商1纵向一体化后, 对厂商2有什么影响呢?首先分析厂商1在满足c (m) ≤c1的条件下而实施的纵向一体化的情况, 在此条件下, 厂商1为解决中间产品而实施纵向一体化后, 厂商1不会再从市场上购买中间产品, 厂商2对于上游厂商来说成为买方垄断厂商。如果厂商2纵向一体化后也满足c (m) ≤c1, 那么厂商2会选择纵向一体化, 否则, 在其是买方垄断的情况下, 会对上游厂商实施冷酷策略, 使上游厂商提供高质量的中间产品。这个分析过程类似上文论述的下游买方垄断实施冷酷策略的情况, 此处不再赘述。再来看厂商1在满足c (m) >c1, 且π1v≤Eπ'的情况。此时厂商1纵向一体化后其利润为π1v, 而厂商2因为厂商1纵向一体化, 而成为买方垄断后, 其利润为π1, 由于此时μ=1, 则π1v<π1, 显然厂商2的利润要高于厂商1, 如此看来, 在厂商1和厂商2都满足c (m) >c1, 且π1v≤π'条件的情况下, 哪个最先纵向一体化, 哪个就可能在最终产品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这样两个厂商就会进行混合策略博弈, 随机选择纵向一体化还是非纵向一体化。但事实上, 厂商1和厂商2对关于对手企业特征的信息是不对称的, 即彼此并不知道对方满足c (m) >c1, 且πv≤Eπ', 并且厂商1和厂商2并不知道彼此的利润情况, 因而不会因为对方的利润变化而重新决策。当厂商1遇到中间产品质量问题时, 选择纵向一体化, 而不会因为厂商2的利润高而重新决策, 等厂商2纵向一体化后, 自己成为买方垄断者。无论厂商1还是厂商2在遇到中间产品质量问题时, 都会选择纵向一体化, 而不会考虑竞争对手的情况。此外, 模型中, 双方的利润差异只是经济利润大小的区别, 而不是一个盈利一个亏损的区别, 这就决定了尽管双方经济利润有所区别, 但双方还是盈利的。
总之, 在下游市场结构是双寡头市场情况下, 任何一个厂商在遇到中间产品质量问题时, 只要条件具备都会选择纵向一体化。从上文以厂商1为例的分析发现, 纵向一体化之后, 中间产品的生产在厂商内部完成, 消除了信息不对称, 消除了低质量中间产品带来的内生交易费用, 提高了纵向一体化厂商的利润。没有纵向一体化的厂商, 也因为竞争对手的纵向一体化而成为买方垄断厂商, 只要其不满足c (m) ≤c1, 就可以通过实施冷酷策略来解决中间产品质量问题。如果其满足c (m) ≤c1条件, 则可以实施纵向一体化来解决中间产品质量问题。
四、结论
厂商纵向一体化提高了产品质量, 消除了低质量中间产品给下游厂商带来的内生交易费用, 提高了厂商利润。当上游是分散竞争的市场结构, 下游是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 且在上游厂商中只有一定比例的厂商提供低质量的中间产品的这种情况下, 厂商可以通过纵向一体化解决, 纵向一体化的条件是:c (m) ≤c1或c (m) >c1, 且π1v≤Eπ'。如果是两家寡头, 只要满足纵向一体化的条件, 就一定能解决中间产品的质量问题。但是在下游厂商寡头大于2的条件下, 只有在极其严格的条件下, 纵向一体化才能解决行业中间产品质量问题。如果放松条件, 纵向一体化战略只能解决个别下游厂商的中间产品质量问题, 但无法解决全行业的中间产品质量问题。
摘要:产品质量问题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中间产品的低质量造成了最终产品的低质量。上游厂商利用中间产品生产的信息不对称, 产生了以牺牲质量来降低成本的机会主义行为, 给下游厂商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中间产品的低价格和生产的信息不对称是中间产品低质量产生的根源, 通过研究发现厂商纵向一体化消除了中间产品生产的信息不对称及由此引起的内生交易费用。本文用一般性的数理模型分析了厂商纵向一体化的条件, 并得出结论。
关键词:中间产品,信息不对称,内生交易费用,纵向一体化
参考文献
[1]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2]杜传忠:从分散竞争到寡头垄断:中国工业市场结构调整的路径选择[J].人文杂志, 200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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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程宏伟、冯茜颖、赵平飞:资源控制权, 和谐产业链与声誉危机治理[J].中国工业经济, 2009 (4) .
纵向一体化 篇5
2001年前后, 国内电解铝市场需求风起云涌, 加之氧化铝价格全球性低迷和电力过剩, 各地政府纷纷以各种优惠政策鼓励电解铝投资, 不同规模的电解铝企业犹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虽然中铝在国内氧化铝生产上处于绝对垄断地位, 但电解铝企业完全可以弃之而选择进口。然而好景不长, 政府很快意识到电解铝企业的重复建设和盲目投资, 并采取了系列措施企图制止这一势头。一方面, 颁布系列通知和规定严格控制电解铝新建项目审批 (如《关于制止电解铝行业重复建设势头意见的通知》〈2002年4月〉、要求地方政府一律停止审批电解铝的建设项目的通知〈2003年5月〉、关于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行业盲目投资若干意见的通知》〈2003年12月〉、国务院规定电解铝项目资本金比例由20%及以上提高到35%及以上〈2004年4月〉) 。另一方面, 严格控制原材料氧化铝进口。2001年9月, 国家经贸委、 外经贸部、 海关总署发布第17号公告, 对氧化铝进口贸易实施重要工业品登记制度, 结果是仅仅中国铝业公司 (以下简称中铝) 和中国五矿集团 (以下简称五矿) 等八家企业拥有重要工业品登记证, 可以从事氧化铝进口业务, 大多数电解铝企业无法按生产进度通过一般贸易进口氧化铝。这段时期尽管氧化铝进口有所下降, 但进口价格并没有大的波动, 原因是很多电解铝企业转而采取来料加工方式进口氧化铝。2002年6月, 国家外经贸部又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氧化铝加工贸易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将来料加工手册制度审批权限由地方收至中央, 两条氧化铝进口途径全部被封死。中铝与五矿成为国内氧化铝进口的两家绝对大户 (其中五矿和中铝占据总进口七成左右) , 同时中铝又是国内氧化铝生产的绝对垄断者 (95%以上) , 因此国内氧化铝价格的话语权被中铝和五矿两大寡头所控制。中铝2003年六次提高氧化铝价格, 从2002年底的1300元/吨左右到2003年底的3700元/吨, 2004年3月再次提高到4300元/吨。
由于生产成本上升, 电解铝价格下降, 电解铝企业2004年后开始亏损, 2005年行业实际亏损面接近80%, 除了以内部优惠价购买氧化铝 (例如中铝集团内的电解铝企业) 和电力的企业之外, 其它几乎都在亏损。那么, 电解铝价格为何不随氧化铝同步上涨呢?产能过剩和过度竞争似乎是很好的解释。然而, 令人疑惑的是, 原材料氧化铝涨价是导致电解铝行业亏损的重要原因, 但电解铝行业的不景气却几乎不影响氧化铝的暴利。原因就在于电解铝是竞争性产品, 而氧化铝却因政府管制变成垄断性产品。行政垄断、产能过剩和过度竞争的并存使上下游价格的市场传导机制几乎失灵。
中铝不仅利用国内氧化铝垄断地位提高氧化铝价格和电解铝企业成本, 同时在许多电解铝企业面临破产之际乘机收购下游企业, 延伸产业链。国内电信、电力、民航等行业都在推进以“引入竞争、打破垄断”为目的的改革之时, 中国铝业却在向国进民退的新垄断格局演进。从2004年开始, 短短三年, 中铝先后进入以焦作万方、遵义铝业、山东华宇、抚顺铝业、华鹭铝业、连城铝业、兰州铝业、包头铝业等为代表的一批电解铝企业。并购重组本是经济生活中的常事, 但如此短的时间内进行如此密集的并购却肯定是蓄谋已久的。
已经在上游氧化铝取得垄断地位的中铝为什么要向并无利润可言的下游电解铝发动大规模并购呢?对此问题具有几种可能的解释:首先, 基于上游垄断的纵向一体化可能具有排斥效应, 中铝可从排斥效应中获利。其次, 从国际铝业的发展经验来看, 铝业利润重心可能会在氧化铝和电解铝之间摆动。从2005年开始, 中铝的氧化铝垄断就逐步被打破, 氧化铝暴利时代结束可能给电解铝带来福音。因此, 拓展上下游、形成完整产业链对于中铝稳定获利空间十分重要。最后, 事实表明铝业舞台的主角不再是氧化铝和电解铝, 上游的铝土矿和下游的铝深加工将成为新的利润重心。巩固铝土矿垄断地位, 并充分利用纵向一体化的排斥效应将产业链向深加工环节延伸对中铝十分有利, 而对电解铝企业的并购只是为进入深加工环节搭建桥梁。在以上解释中, 中铝的纵向一体化行为是否存在排斥效应, 以及排斥效应随上游垄断条件如何变化成为问题的关键。
2 文献综述
纵向一体化的排斥效应被描述为纵向一体化企业因控制某种关键中间产品而给下游独立企业带来的破坏性影响 (Ordover等, 1990[1];Rey和Tirole, 2003[2]) 。以Bork和Posner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坚称纵向一体化仅仅因技术效率原因才发生, 因为它并不比一体化前涉及任何更多或更少的垄断, 而相反的观点是:“当纵向合并替代了市场交易, 它常常对市场和竞争对手产生排斥” (Shepherd和Shepherd, 2004[3]) 。因此, 纵向一体化是否具有排斥效应在产业组织文献中是一个争辩激烈的论点 (Carlton和Perloff, 2000[4]) 。
一些证据表明, 纵向并购者会减少中间产品供给, 使独立下游部门因生产成本上升而降低产量和提升价格, 最后使自己获得更高的最终产品市场份额和价格, 因此即使没有生产效率的提升和交易成本的降低, 纵向一体化也可能发生 (Thomas和Steven, 1986[5];Martin, 1993[6]) 。Scherer和Ross (1990) 发现企业纵向一体化并不是为了增加其在价值链中某一阶段的市场支配力, 而是为了增加所有相继阶段的市场支配力[7]。Nocke和White (2007) 认为纵向一体化使得上游市场的共谋和勾结更为容易[8]。少量文献通过更为严格的数学模型对纵向一体化排斥效应进行了分析。Salinger (1988) 建立了上下游寡头垄断模型, 该模型假设企业在规模收益不变的前提下进行数量竞争, 并遵循时间序列决策, 下游企业是中间产品价格的接受者[9]。结论是纵向一体化企业总是从中间产品市场退出, 中间产品价格因一体化企业的退出而上升。随着非一体化企业中间产品需求的下降, 纵向一体化企业的最终产品市场份额增加。这时, 最终产品价格可能上升, 也可能下降。与Salinger (1988) 不同, Riordan和Salop (1995) 假设企业在纵向合并之前已获技术优势从而取得垄断地位[10]。在模型中, 下游垄断企业的前向一体化总是导致中间和最终产品价格上升, 但价格上升导致的福利损失可能因垄断企业成本优势的更大发挥而得到弥补。Ordover等 (1990) 考虑两个同等效率的上游企业生产同质中间产品并展开伯特兰德竞争。该情形下, 企业将具有纵向一体化并拒绝向其它下游企业供应中间产品的动机, 因为这时独立上游企业将向独立下游企业索取更高的中间产品价格, 纵向一体化企业将从最终产品竞争中获益。该模型的缺陷是结论依赖于“伯特兰德竞争环境下价格高于边际成本”的假设。
与以上观点相反的是, Posner (1976) 和Bork (1978) 认为纵向一体化并不创造或增加企业对中间产品供给的控制力, 这种控制力的大小依赖于企业原有市场份额, 水平一体化会导致市场份额增加, 纵向一体化却不会[11,12]。因此, 如果没有效率改善, 纵向一体化将无利可获。Rey和Tirole (2003) 通过契约理论模型对纵向一体化的反竞争问题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它认为纵向一体化只能使垄断部门充分利用其市场支配力, 而不是将支配力从一个市场向另一个市场延伸。Economides (2005) 建立了一个两阶段双寡头伯特兰德竞争模型 (中间产品互补, 最终产品替代) 对同一问题进行了分析, 认为纵向一体化是否具有排斥效应依赖于产品互补和替代程度[13]。
Azzam和Pagoulatos (1999) 进行了精辟总结: 纵向一体化的竞争效应理论上“太含糊”, 实践上却限制了竞争[14]。大部分实证文献, 涉及到电信 (Evans和Heckman, 1984[15]) 、 电力 (Kaserman和Mayo, 1991[16]; Kühn和Machado, 2004[17]) 、 有线电视 (如Waterman和Weiss, 1996[18];Chipty, 2001[19]) 、医疗和保险 (Cuellar和Gertler, 2000[20]) 、汽油 (Gilbert和Hastings, 2006[21]) 等产业, 发现纵向一体化具有明显的排斥效应。因此, 尽管纵向一体化的排斥效应需要更系统的理论依据和更精确的估计, 但认为市场支配力不能来自于纵向一体化的“教条式观点”是毫无根据的 (Scherer和Ross, 1990) 。
本文主要目的是, 基于中国铝业公司纵向并购的产业环境和行为特征, 构建“上游寡头竞争、下游完全竞争”的两阶段博弈模型, 对纵向一体化的排斥效应进行进一步理论探讨和案例剖析。
3 模型分析
3.1 模型假设
为了检验中铝纵向一体化对氧化铝价格和下游竞争对手的影响, 本文建立一个上游寡头竞争, 下游完全竞争的纵向并购模型来进行说明。“上游古诺竞争, 下游完全竞争”这一前提假设与我国该时期的“氧化铝——电解铝”产业结构基本吻合:虽然自2002年国家规定拥有一般贸易进口资格的企业只有中铝、五矿等8家到后来逐步放开到更多的企业, 国内氧化铝生产企业也逐渐增多, 但这些非中铝系氧化铝企业 (指的是茌平信发、魏桥、鲁能晋北等中铝以外的国内氧化铝骨干企业) 经常联合起来对抗中铝, 因此国内氧化铝格局由2006年前的中铝、五矿两大巨头逐渐演变为中铝、非中铝系和五矿三大巨头之间的竞争, 与“上游寡头竞争”假设基本吻合。2001年前后, 受电解铝市场需求增加和氧化铝价格全球性低迷刺激, 我国电解铝投资急剧扩张, 截止2003年底, 总产能达到833.82万吨, 而当年国内消费量仅为520万吨, 产能严重过剩。电解铝企业数量2003年达到147家, 超过了国外企业数量的总和, 平均产能规模为5.67万吨/年 (超过20万吨/年的企业仅5家) , 虽然比2002年的4.0720万吨/年有所提高, 但远低于国外近20万吨/年的平均规模水平。因此, 电解铝产业格局基本符合“下游完全竞争”假设。
根据我国氧化铝和电解铝产业的实际情况, 模型对初始变量假定如下:有N (先假定N=2) 个上游企业 (中铝和五矿) 进行古诺竞争, 它们生产同质的氧化铝, 边际成本为0 (这一假设是为了研究方便, 相关结论很容易延伸到固定边际成本) ;生产一个单位的电解铝需要一个单位的氧化铝 (换成“生产一个单位的电解铝需要两个单位的氧化铝”虽然更接近现实, 但并不影响结论) , 无其他投入; 有M个完全相同的下游企业, 它们之间进行完全竞争。中铝并购了m个下游企业, 并购后的中铝既为本企业提供氧化铝, 也向M-m个独立下游企业提供氧化铝;并购后, 中铝与独立下游企业之间为纳什——伯特兰德竞争 (比完全竞争更接近现实, 因为并购后中铝的下游部门与其它独立下游企业之间已不具有对称性) 。
为使模型表达更方便, 进一步做如下定义:p1表示中铝生产的电解铝价格, p2表示独立下游企业生产的电解铝价格;q1表示中铝生产的电解铝数量, q2表示单个独立下游企业生产的电解铝数量;w表示氧化铝价格;x1表示中铝向下游独立企业提供的氧化铝数量, x2表示五矿向下游独立企业提供的氧化铝数量;X=x1+x2表示氧化铝市场总供给。
假设电解铝需求函数呈线性形式:
其中, α、β和γ均大于0。
3.2 博弈均衡
本文将模型竞争视为两阶段博弈。在第一阶段, 中铝和五矿选择向独立下游企业出售的氧化铝数量。这些数量和来自下游企业的氧化铝衍生需求共同决定了氧化铝均衡价格。在第二阶段, 下游企业 (包括中铝) 选择电解铝价格。
在第二阶段, 中铝选择p1使其利润Π1=p1q1 (p1, p2) +wx1最大化, 即:
考虑到w和x1已给定, p2=w, q1=α-βp1+γp2, 可得电解铝均衡价格为:
均衡时, 上游企业氧化铝总销售量一定等于下游企业对氧化铝的需求, 即:
换算可得:
在博弈第一阶段, 中铝选择x1 (w, p1和p2均依赖于x1) 以最大化利润Π1=p1q1 (p1, p2) +wx1, 五矿选择x2以最大化利润Πu2=w (x1+x2) x2, 其一阶条件分别为:
将式 (1) 、式 (4) 、式 (5) 、式 (7) 代入式 (8) 、式 (9) , 可得博弈第一阶段的反应函数为:
氧化铝总供给量和中铝、五矿供给量分别为:
均衡时, 上游氧化铝总供给X必须等于下游企业对氧化铝的总需求 (M-m) q2, 由式 (4) 、式 (6) 、式 (12) 可得, 当N=2时, 氧化铝均衡价格为:
当N=k时, 可计算得:
当N=k+1时, 可计算得:
根据数学归纳法可知, 当N=N (N为任何大于1的自然数) 时, 可得:
令
要求w>0, 必须满足:
推理可得:
进一步得:
3.3 案例解释
①中铝纵向一体化具有明显的排斥效应
对w关于θ求导可得:
当t=0时,
当
因此, 当
这说明, 随着M-m的下降, 即m的增加, w会增加。也就是说, 中铝对下游企业兼并规模越大, 对电解铝市场控制程度越高, 下游竞争对手面临的氧化铝价格将越高。原因是随着M-m下降, 即m增加, x1将不断减少。
可以进一步看到, 随着w增加, 由式 (5) 可得独立下游企业的电解铝价格p2将上升, 由式 (2) 、式 (4) 、式 (5) 、式 (16) 可得电解铝产量q2将下降。同时, 随着w的增加, 由式 (4) 可得中铝电解铝价格p1会不断上升, 由式 (1) 、式 (4) 、式 (5) 可得中铝电解铝产量q1和下游部门利润p1q1不断增加, 而上游部门利润wx1则因x1的减少而不确定。
由以上分析可知, 纵向并购后, 中间产品供给的减少和价格的上升增加了下游独立企业的生产成本, 使下游企业电解铝市场份额不断下降, 而中铝电解铝市场份额不断增加 (包括并购本身带来的市场份额增加和并购引致的市场份额增加) 。因此, 中铝完全拥有通过纵向一体化将上游市场的垄断力向下游市场延伸的能力, 上游垄断企业的前向一体化具有明显的排斥效应。
如果突破边际成本为零的假设, 下游企业固定投入较多 (更符合现实) , 必须达到一定的生产规模才能完全弥补生产成本, 那么随着w的增加, 成本回收空间将越来越低, 必然会导致部分甚至全部下游独立电解铝企业面临亏损或退出市场; 或者, 如果中铝故意降低最终产品价格p1, 那么p2 (由式 (1) 、式 (2) 和式 (3) 可得
②排斥效应随氧化铝企业数量增加和中铝氧化铝垄断水平降低而变弱
对w关于N求导可得:
式 (20) 说明随着上游氧化铝企业的不断增加, 即中铝氧化铝垄断能力的下降, 氧化铝价格w将不断降低, 这将影响到中铝并购下游电解铝企业和控制下游市场的能力。也就是说, 随着上游企业数量的增加和垄断水平的降低, 纵向一体化的排斥效应会不断变弱。中铝在氧化铝上的垄断地位本身就来源于政策倾斜和政府管制, 因此随着政府对氧化铝市场管制的放松和优惠政策的取消, 中铝的氧化铝垄断逐步被打破 (2004年占国内氧化铝产量的95%左右, 2005年为90%左右, 2006年为70%左右, 2007年为40%左右) 。氧化铝垄断地位的下降意味着中铝通过提升氧化铝价格低价收购电解铝企业能力不断变弱, 但正是中铝近几年对电解铝企业的大规模并购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变弱程度, 式 (19) 足以证明此点。
③“氧化铝——电解铝”价格市场传导机制失灵恶化了电解铝企业命运
值得注意的是, 当中铝不断向下游扩张和氧化铝价格不断上升时, 下游电解铝价格为何不像模型均衡结论所显示的那样同步上涨呢?原因在于:2001年以来, 企业盲目的投资热情与地方政府的直接干预 (通过提供土地、融资、电力成本优惠和税收豁免等措施人为降低进入壁垒) 联合导致电解铝产能过剩和过度竞争, 打破了市场均衡, 导致“氧化铝——电解铝”价格市场传导机制失灵, 而电解铝行业的高退出壁垒 (除专用资产外, 政府反对和社会责任人为地提高了退出壁垒) 又使得这一失衡状态很难在短时期内恢复均衡, 加重了市场失灵。因此, 长期保持的产能过剩和过度竞争使下游电解铝价格无法随成本增加而上升, 进一步加重了电解铝企业亏损, 为中铝向下游扩张提供了更多机会。按理说, 2006年氧化铝暴利时代结束应该给电解铝带来福音, 但这种福音却十分短暂。这也可以从模型得到证明:因为行业进入壁垒低、闲置产能巨大和竞争性强等特征, 高额利润的存在很容易引起电解铝产量的迅速饱和 (甚至过剩) , 使模型恢复到新的均衡状态。由式 (4) 和式 (5) 可知, 均衡时, 电解铝价格会随氧化铝价格的下降而下降。
④排斥效应为中铝进一步垄断铝土矿并向铝深加工延伸提供了便利
虽然中铝近几年在氧化铝环节的垄断地位明显下降, 但其在铝土矿环节的垄断地位却丝毫没有降低。因此, 对铝土矿的高度垄断为中铝充分利用纵向一体化的排斥效应向下游铝深加工延伸创造了条件。中铝早就意识到未来铝业利润重心将向上游的铝土矿和下游的铝深加工转移。为此, 控制着国内绝大部分铝土矿的中铝几年前就开始巩固铝土矿垄断地位, 并将产业链向深加工环节延伸。近几年, 中铝先后在全球铝土矿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如澳大利亚、越南、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等投资铝土矿开采。2004年中铝就开始着手在全国范围内布局四个铝加工基地:中铝西南铝基地、中铝河南基地、中铝瑞闽和兰铝西北铝基地。到2007年, 中铝已控制国内铝材方面的国防军工产品和合金板材全部市场及铝合金棒材、锻件80%以上市场。从中铝的一系列海内外大规模纵向并购事件可以看出, 中铝并购电解铝企业的最终目的并不在电解铝, 其长远目标是尽可能垄断或控制铝土矿 (铝土矿的稀缺性决定了其垄断优势不会象氧化铝那样轻易失去) , 并将这种上游垄断优势通过纵向一体化产生层层排斥, 最终在附加值和技术含量最高的铝深加工环节形成垄断优势。
4 结论
基于上游古诺竞争、下游完全竞争的两阶段模型均衡分析, 本文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①上游垄断条件下纵向一体化具有明显的排斥效应。中铝并购下游电解铝企业会导致氧化铝价格上升, 并购规模越大, 上升越多。氧化铝价格的上升增加了下游独立企业的生产成本, 使下游企业的电解铝生产减少, 市场份额下降, 而中铝电解铝市场份额却不断上升。②排斥效应随上游企业数量的增加和上游垄断水平的降低而变弱。随着上游垄断程度的下降, 中铝并购下游电解铝企业和控制下游市场的能力将不断变弱, 纵向一体化的排斥效应会降低, 而中铝对电解铝企业的大规模并购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降低程度。③下游环节进入退出壁垒的非对称性 (进入壁垒低, 退出壁垒高) 导致上下游价格市场传导机制失灵, 进一步恶化了下游企业命运。上游氧化铝价格上升并不必然引起下游电解铝价格上升, 下游电解铝价格下降也不必然引起上游氧化铝价格下降, 而上游氧化铝价格下降却必然引起下游电解铝价格下降。④排斥效应的存在为上游垄断企业进一步向下游铝深加工延伸提供了便利。因此, 中铝的长远目标并不在于从电解铝到氧化铝的短距离一体化, 而在于从铝土矿到铝深加工的长距离一体化。尽可能控制铝土矿 (稀缺资源) 这一最上游环节, 并层层利用上游垄断的纵向排斥效应, 最终在铝深加工 (资金、技术密集型) 环节上形成垄断优势才是中铝的长期追求。
纵向一体化 篇6
无人机相对有人机的最大差别就是无人驾驶。现阶段,大部分无人机一般都是在飞控系统控制下全自主飞行,因此,其飞控系统的作用以及飞控系统控制律的设计就显得非常重要。而随着国防事业的不断发展,对无人机飞行精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无人机进行轨迹优化时往往期望无人机在达到某个特定高度时同时保证特定的速度,因此在纵向控制律设计方面需要同时控制速度和高度,无论是何湘智在文献[2],张琳在文献[3]还是秦玮在文献[4]中对无人机的纵向控制律设计时都只考虑了无人机纵向运动的舵机回路,而没有考虑无人机纵向运动的推力回路,因此只能在某个时刻对一个量进行控制。而王群伟在文献[6]对无人机进行轨迹优化只给出优化结果,并没有给出确定的无人机模型进行轨迹跟踪的仿真。本文进行纵向控制律设计时同时考虑两个回路,用舵机回路控制高度,推力回路控制速度,然后根据能量状态法优化出了一条纵向轨迹,进行跟踪仿真研究。
1无人机小扰动纵向运动线性模型
在研究无人机的稳定性和操纵性时,一般采用小扰动原理将无人机的数学模型进行线性化处理,这样不仅可以使问题简化,而且可以得到良好的效果和比较满意的精确度,而在小扰动的情况下,固定翼飞机的纵向运动与横侧向运动的耦合交联作用并不明显,因此可以把得到的线性化方程组分解为相互独立的横侧向运动和纵向运动[1]。根据有关气动数据可以得到无人机机纵向运动的状态方程如下:
式(1)中:X=[Vαq]T,Y=[Vαq]T,U=[δpδz]T,系数矩阵分别为:
2纵向控制律设计
根据引言,需要根据无人机纵向小扰动运动方程设计控制律来分别实现对速度以及高度的跟踪控制,本文采用传统PID控制方法设计控制律,现分别设计如下。
对高度进行跟踪控制需要用到姿态控制回路,首先要设计俯仰角控制回路[1]。控制律为:
舵机的传递函数模型为经过搜参可得到:
K=3,Ki=2.4182,K6)=0.5。
以俯仰角控制回路作为内回路,再以高度信号反馈的PI控制作为外回路,构成了高度控制系统。以高度信号反馈的控制律为:
舵机的传递函数模型为。经过搜参可得到:
KH=0.001 5,KHi=0.000 007 5。
对速度的控制采用直接推力控制,将速度反馈引入油门输入回路,控制律选择如式:
油门伺服机构的传递函数模型为,发动机的传递函数模型为经过搜参可得到:
KV=0.3,KVi=0.000 09,KVd=0.2。
3能量状态法
能量状态法的基本原理是飞机在飞行中的质点总能量由动能和势能组成,总能量的改变能引起飞行速度或高度的变化,或是两者同时变化;当保持总能量恒定时,飞行速度和高度也能同时改变,即通过动能和势能之间的转化。
飞机的总能量为:
V为空速,H为飞行高度。
为了进一步简化飞机模型,定义单位重量的总能量为:
则可得飞机质点运动的能量状态模型:
式(7)中T和D是总的推力和阻力,Vw是风速,M是飞机的质量,α为飞机迎角,g是重力加速度。在这个模型里,能量状态E和飞行距离x是两个状态变量,且发动机推力T是控制变量。
在飞行性能优化中,要求按预先给定的水平距离优化整个垂直飞行剖面图。根据质点能量状态近似模型,性能指标为飞机的耗油量。能量状态法选取飞机的耗油量为优化性能指标,具体定义为:
式(8)中为燃油消耗率,tf为终端时间。
取空速V和发动机推力T为飞机运动的变量,则上述轨迹优化问题就转化为求状态方程式(7)、性能指标为式(8)的两点边值问题。
为进一步简化优化计算、减少状态变量的个数,再将式(7)代入性能指标式(8)中,将状态变量E转化为性能指标泛函中的独立变量,得:
式(10)中E0、Ef分别表示初始和最终能量状态。
飞机的纵向飞行剖面一般由3个飞行段组成:爬升、巡航和下降,且认为飞机的能量状态在爬升段单调增加(),下降段单调减少(),因而状态方程(9)和性能优化指标式(10)可分解为:
式(12)中xup、xdn为飞机爬升和下降的前向飞行距离,Vup、Vdn、Vwup、Vwdn分别为飞机爬升、下降速度、爬升时和下降时的风速,E0、Ec和Ef分别为飞机初始能量、巡航段能量和末端能量,λ为巡航段单位距离的耗油量,dc为巡航距离。
此时,轨迹优化问题即转化为寻求满足约束式(11),使式(12)达到最小的最优变量V和T。
定义哈密顿函数:
由最优控制理论的极值原理可得该最优问题解的伴随方程和横截条件:
df=dc+xup+xdn为总飞行距离。由式(14),式(15)可知,对于任意的能量状态,恒有:
即哈密顿函数式(13)中的协态变量φ(E)就是飞机巡航成本λ(E)c的负值。由于状态变量V和控制变量T在飞机飞行过程中均有上、下限约束,因此由最优控制理论知最优控制V和T应使哈密顿函数H达到极小,即得:
式(17)中:
式(18),式(19)实际上分别表示了对爬升和下降段的优化过程,而λ(Ec)实际上就代表了对飞机巡航段的寻优。
在一定的巡航能量值Ec上,巡航成本λ应满足下列飞机的力平衡方程:
式(21)中λ即表征了巡航段的最优巡航效率,即为单位距离最小耗油量。
4优化纵向轨迹生成及跟踪仿真
根据上一节中提到的能量状态法,优化得到离散的纵向轨迹,然后根据最小二乘拟合原理,将离散的纵向轨迹连续化,在能量状态法下得到连续最优的纵向轨迹。
无人机纵向爬升轨迹跟踪仿真如图1和图2。
图1中可以看出,整个爬升过程中,实际响应速度与优化出来的速度之间的差值最大没有超过0.5 m/s。图2中可以看出,整个爬升过程中,实际响应高度与优化出来的高度之间的差值最大没有超过100 m。无人机在两个回路设计的控制律同时作用下,可以很好的跟踪预定爬升轨迹。
根据得到的纵向最优轨迹,爬升阶段用时910 s,耗油59.8 kg。如果采用最大爬升角爬升,则用时946 s,耗油60.9 kg。采用能量状态法优化出的轨迹共节省燃油1.84%,节油效果比较好。
5 结束语
本文中的控制律设计及轨迹跟踪仿真是在对飞机模型性化以后进行仿真的结果,实践证明仿真结果较满意。为了验证控制律的设计效果,控制参数设计完成后需要在其他所有的工作点仿真验证其适用性,并保证在无人机的非线性模型上的正确性。
参考文献
[1]吴森堂,费玉华.飞行控制系统.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5
[2]何湘智,王荣春,罗倩倩.固定翼无人机纵向控制律设计及仿真验证.科学技术与工程,2010;10(9):2134—2138
[3]张琳,周洲.无尾飞翼式高空长航时无人机纵向控制律设计研究.科学技术与工程,2007;7(16):4111—4116
[4]秦玮,闫建国,孙兴宏,等.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纵向控制律设计及仿真.弹箭与制导学报,2007;27(2):91—93
[5]马锐.飞行管理系统性能优化与控制研究.西北工业大学,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