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政策

遏制政策（共4篇）

遏制政策 篇1

乔治·凯南 (George Frost Kennan, 1904年2月16日-2005年3月17日) 是美国外交家和历史学家, 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遏制政策 (policy of containment) 创始人。1925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 1929年至1931年在柏林大学学习俄罗斯文化, 后在苏联和欧洲国家从事外交工作。

1946年2月22日, 任驻苏联代办的乔治·凯南向美国国务院发了一封长达8000字的电文, [1]对苏联的内部社会和对外政策进行了深入分析, 提出并最终被美国政府所采纳的对付苏联的长期战略, 也就是遏制政策, 对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

长电报是凯南之政治崛起的关键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 美苏关系迅速恶化, 两国因为一系列问题而由战时盟友反目为仇敌。凯南认为, 苏联对外政策的前提是它的国际政治观, 即苏联领导人相信苏联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种世界观源于俄国传统的和本能的不安全感, 而历史的不安全感使得苏联的对外政策具有扩张性;目前, 苏联的扩张是在马克思主义及其口号的伪装之下进行的。鉴于苏联对外政策的性质及其目的, 凯南认为美国和苏联之间不可能达成永久的妥协, 因此建议美国政府采取一种实力对抗政策。一方面, 西欧各国羸弱不堪, 美国必须为其提供安全保护;另一方面, 苏联“对理智的逻辑无动于衷, 但对实力的逻辑却极为敏感”[2], 因此, 美国政府应充分显示其实力意向, 它就“无须诉诸任何形式的大规模军事冲突”而解决美苏之间的问题。

1947年, 乔治·凯南以“X”的署名在美国《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 该文明确提出美国要使用“抵抗力量”, 对苏联的扩张倾向进行长期、耐心、坚定与警觉的“遏制”。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极大关注。文中所提出的“遏制”苏联的主张, 被普遍认为是美国对苏战略的思想基础。从此一直到冷战结束, 美国对苏战略, 乃至整个大战略都被称为“遏制战略”, 凯南本人也因此获得了“遏制之父”的称号。

凯南之成为著名人物, 乃在于《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的发表。1946年12月, 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 (James Forrestal) 约请凯南就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政策的联系作出评论。此后, 凯南几易其稿, 于1947年1月底形成了《苏联行为的根源》的定文。5月, 凯南将《苏联行为的根源》交与《外交》季刊发表, 署名为“X”, 故被称为“X”文章。此文可以说是长电报的续篇, 它表达了凯南“心中早已成熟的思想”。首先, 凯南指出, 苏联的行为是意识形态和历史环境的综合产物。其次, 凯南分析了决定苏联政策的两个主要观念:一是苏联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固有的对抗性, 二是苏联认为它一贯正确。他说, 苏联在坚持这两个观念的基础上, 在追求对外政策目标的过程中, 采取一些“有弹性的”行动, 它不会匆忙去达到其意识形态目标, 不会去冒无谓的风险。最后, 凯南总结道: (1) 在可预见的将来, 美国不可能与苏联享有政治上的亲善关系, 而必须继续视之为对手; (2) 苏联是可以遏制住的。西方作为一个整体远远强大于苏联, 这就使美国得以执行一种坚定的遏制政策;美国不应当被动防守、固步于分界线之上, 而应主动出击; (3) 促使苏联和平演变。凯南就此写道:“美国有能力大大增强苏联在执行政策时所受到的压力, 迫使克里姆林宫采取比近年来所表现的远为克制和谨慎的态度。通过这种方法, 促进某种趋势, 最终导致苏联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于软化。”凯南后来的一系列言论表明, 所谓软化苏联, 就是通过政治、经济和外交途径压制苏联放弃势力范围, 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度。

《苏联行为的根源》发表后, 立即被美国新闻界和学术界视为对杜鲁门主义的诠释。它在客观上的意义也正是如此。实际上, 凯南的主观意图与此种客观影响不尽一致, 他原本希望借助《外交》季刊这一渠道, 向相当部分的美国公众陈述其观点。如果对《苏联行为的根源》及凯南在此后所提出的一系列政策建议进行比较分析, 则不难看出, 凯南在1947年所提倡的遏制主要是建议美国政府从地缘政治的现实出发, 充分而又客观地估计国际形势, 有重点地卷入海外事务, 致力于欧洲和亚洲均势的建立。

1946-1950年间凯南的观点和政策建议可以归结为均势遏制理论, 其主要内容是: (1) 苏联因经受战争重创并忙于恢复国民经济, 其实力地位较为虚弱, 它既无发动战争的意图, 也无进行战争的能力。故美国及其盟国所面临的威胁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和心理性的。但是苏联在固守其势力范围的同时, 仍将通过各种途径向外渗透; (2) 美国的能力是有限的, 美国的利益应是有选择的。在《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中, 凯南曾要求美国“在每一处都坚定不移地运用对抗力量掣肘俄国人”;但到1948年, 他即修正了上述说法。凯南从美国的资源和力量有限这一前提出发, 提出美国的利益应当与地缘政治的现实相吻合。他认为, 世界上存在着美国、苏联、日本、英国和西欧 (包括德国) 五大力量中心地区, 美国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在于不使西欧和日本落入苏联之手, 从而造就欧洲和亚洲的整体均势。他还说, 在中心地区之外存在着一些关键地区, 如希腊、土耳其和朝鲜等, 一种有节制的“据点防御”就足以维护美国在这些地区的安全利益; (3) 外交政策的手段应当视具体情形而定。一方面, 凯南强调遏制主要是利用政治、经济和外交的对抗力量制约苏联;另一方面, 他又将军事方式视为外交的工具之一。凯南指出, 没有武力的存在或使用, 无论怎么温和的外交政策都不能达到目的。因此, 在凯南的思想中, 政治的和军事的外交途径是互为交错的。

参考文献

[1]见《大外交》, 基辛格著, 1998年版, 海南出版社, 385页

[2]George Kennan, Memoirs1925-1950, p.468.

[1]《大外交》, 基辛格著, 1998年版, 海南出版社。

[2]American Diplomacy1900-1950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

遏制政策 篇2

关键词:战略文化;霸权护持;对华遏制

中图分类号:K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22—0135—02

历史的经验证明,“一个新的全球性大国崛起时,往往伴随而来的不仅是经济上的挑战,而且还有不稳定因素和战争的威胁。”[1] 美国的战略面临着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的挑战,中国与周边国家在领土、领海等方面争端,EP—3中美撞机事件,还有“人权”争端、民族主义等一系列问题,都使得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意图的判断更倾向于消极,其中美国的战略文化是决定性的原因。

一、战略文化的含义

“戰略文化是指一整套战略观念系统,这套系统的基本内容被国家决策人所认同,并据此建立起一个国家长期的战略选择取向。”[2] 战略文化包含一套一致的复合系统,帮助确立军事力量在国家间政治关系中的作用和有效性的概念,建立了主导性战略偏好。”[3] 战略文化包括对战略环境秩序的基本估计,确立国家决策者对国际冲突及其解决方式的理解,尤其涉及对武力的认识。战略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战略选择。

二、美国战略文化的类型及霸权护持行为

二战后,美国没有象一战结束时那样退回西半球,而是放弃了多年以来奉行的孤立主义,全面的介入了国际事务,建立了霸权地位。在国际领域,拥有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美国,先后组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简称NATO1949)、东南亚条约组织(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1954)、中央条约组织(Central Treaty Organization,1955)等多边军事同盟和安全机制,以及美日安保体制、美台共同防御体系,美韩同盟等双边安全条约,在构建针对苏联和中国,特别是针对苏联的遏制圈的同时,迅速形成了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安全体系。在经济领域,美国凭借掌握了西方世界2 / 3以上的生产能力,支配英国、法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1944年,美国召集布雷顿森林会议,组建由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和国际开发协会(IDA)构成的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关贸总协定(GATT),形成支撑美元霸主地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战后初期,美国又以马歇尔计划为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复苏和发展提供了大量援助。这些措施奠定了美国在西方世界的盟主地位。安全和经济两大领域主导地位的确立,是美国领导战后世界意图的突出表现和重要战略。随着两大体系的建立,美国的霸权地位得到了充分的显示和最终的确立。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霸权地位的确立,直接决定了美国国家利益的界定。

自二战后建立起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和安全霸权后,护持霸权地位,防止任何潜在的霸权国的挑战,是美国的既定战略目标,冷战时期的潜在对手为苏联,冷战后,美国失去了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对手,遏制地区大国崛起成为地区霸权国并进而威胁到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的国家,成为美国的战略方针,在中东美国将目标锁定了意欲称霸中东的伊拉克,在亚太,美国将目标锁定了东北亚地区的中国,“无论今后中国会是一种什么局面,它的基本条件都确保它能取得超级大国的地位,不管它是否把实现这一目标当作一项深思熟虑的国策来对待……中国的目标是取代美国成为亚洲最有影响的力量。”[4]鉴于收益和成本的考虑,霸权国没有既定和必要的动机来全面维持国际和平,但为了遏制潜在对手对霸权国的挑战,霸权国会有选择的介入与潜在对手相关的一切冲突,“因为国际冲突可能为霸权护持提供机遇”[5]。

三、美国战略文化主导下的对华遏制政策

从美国四个《东亚战略报告》中,可以看出,美国基本上认定东亚,特别是东北亚是一个存在潜在冲突的地区,是存在冲突的“炸点”(flashpoint)的风险地带。据此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在东亚的前沿军事存在和军事基地,是保护美国包括本土安全在内的政治、经济、安全利益的保障。”[6] 也就是说,美国充分肯定武力威慑在保护自身的利益的基本手段。一般而言,对“武力”是否可以有效保护自我安全和控制国际事件手段的判断,是区别冲突型战略文化和防卫型战略文化的重要内容。从美国卷入朝鲜战争、构筑战略包围圈、支持达赖势力的武装暴乱、有限度地为蒋介石“反攻大陆”提供援助、派遣U—2高空侦察机侵入中朝俄罗斯领空,乃至进行越南战争等行动来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文化的主线是冲突型战略文化。在行为层面上,战略文化影响到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和安全战略的实施。但是,举凡大国,不会只奉行一种战略文化,通常都是攻防战略文化兼备,只是根据局势的需要,有所侧重的加以选择。冲突型战略文化孕育着导致武力冲突的危机,需要防卫型战略文化来协调。因此,冷战时期美苏间的战略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典型的冲突型战略文化,双方开展的常规武力以及毁灭性核武器的军备竞赛,达到了非常人想象的程度,以致苏联后来被拖垮。但与此同时,防卫型战略文化并非被束之高阁,同样发挥作用。因此,双方相互以战略核武器威慑对方,摆出引而不发的挑战姿态,在东西方阵营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对对中,虽然发生过类似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美苏之间的间接对抗,却没有发生直接的武力对抗。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战略文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毛泽东时期的抗美援朝战争、援越抗法战争、中印边境自卫作战、抗美援越战争、中苏边境自卫战争等武力冲突,体现了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的坚定性。除了文革时期一度狂热支持世界革命的宣传之外,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中国并未主动挑起任何一场对外战争。这说明中国的战略文化是以防卫型战略文化为基础,但是也不排斥在一定时期内身不由己地采取冲突型战略文化行动方式。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对于战争和冲突的基本看法是,战争是不可以避免的,“中国准备打仗,准备打大仗的意识在二战后的四十多年里始终没有减弱,中国的战略文化的实质和主导方面是斗争,而合作是非主要方面。”[7]

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方针以来,中国的战略文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代领导人的努力,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程度的加深,中国的防卫型战略文化越来越表现出较强的合作性:邓小平改变了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看法,对战争与和平做出新的论断,指出全球面临的战略问题是和平与发展问题,果断地展开沿海地区的经济大开发。邓小平提出的“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定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二十字外交方针,江泽民的“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的周边外交政策,胡锦涛提出的“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都强调保持克制,用对话取代对抗。可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不但国家的实力得到了增强,而且战略文化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但中国战略文化的变化并没有得到美国的充分认同,虽然中国强调“韬光养晦”、“与邻为善”、建立“和谐世界”的战略目标,但“国际关系中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战略反应并不以中国的和平与合作意愿为转移”[8]。相反,美国看到的只是中国权力资源的增加,美国注意到的是,中国幅员辽阔,经济增长迅速,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中国在未来有可能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看到的是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拥有更大的能力去实现军事现代化,能大幅度增加军费,从国外购买先进武器,扩充军备,在亚洲引起一场新的军备竞赛高潮。他认为,“一旦中国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它就会毫不犹豫的动用武力去实现它的野心”[9];看到的是中国是一个“专制”、“集权”国家,宣扬“中国正在朝着20世纪初的法西斯主义所具有的一些特征的方向前进,把国家视为人的组织的最高形式加以崇拜,要求个人为了国家的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和幸福。军队成立国家最有权势的组织,它握有最高的政治权力……一个具有高度纪律性的当在继续实行统治,它控制着信息,要求国民政治服从”[10];看到的是,中国与台湾地区的关系时常紧张,甚至陷于危机状态,处于武装对峙状态,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军事装备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中国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不断增大,美国可能因台湾问题而同中国发生冲突;看到的是中国军力不透明,而且对中国的战略意图不明确,特别是对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战略的模糊理解,更是加深了对中国的怀疑。

由于中国是一个地区性大国,短时期内还没有能力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所以,美国对中国的崛起的遏制主要是在地区的层面来完成的。出于成本和收益的考虑,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是与对待苏联相似的遏制方式,即从介入与中国有关的冲突或者潜在冲突,比如台海问题、南中国海问题等,并在这些冲突行为中选择对美国有力的支持对象,比如在台海问题中选择支持台湾;借助一切机会尽可能的实现对中国的合围,比如借助蒙古的“第三邻国”平衡外交,与蒙古大搞联合军事演习,逐步将蒙古编入其战略网络;甚至介入中国的国内问题或者冲突,比如中国的西藏问题、法轮功问题等。

参考文献:

[1][美]埃滋拉·沃格尔.与中国共处:21世纪的中美关系[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1.

[2]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e Real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ix.

[3]Johnston, Culture Realism and Strategy in Maoist China,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Katzenstein, ed. , p.222.

[4][美]理查德·伯恩斯坦,罗伯特·芒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53.

[5]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國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233.

[6]East Asia Strategy Report,1998.

[7]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54.

[8]朱锋.国际关系理论与东亚安全秩序[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31.

[9][美]安德鲁·内森,罗伯特·罗斯.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222.

遏制政策 篇3

一、个人投资住房用于出租

根据现行税法的规定, 个人投资的住房若用于出租, 免征印花税与城镇土地使用税, 其涉及的税种如下: (1) 营业税, 税率3%, 个人住房出租减半征收; (2) 城建税, 税率7%, 营业税随征; (3) 教育费附加, 税率3%, 营业税随征; (4) 房产税, 税率12%, 个人住房出租减按4%征收; (5) 个人所得税, 税率20%, 个人住房出租所得减按10%征收。

例1:广州市居民甲将自己拥有的居住房于2010年10月1日租赁给乙居住, 租赁合同约定每月房租为10 000元, 月初收取房租。

居民甲2010年10月应负担的税费如下:营业税=10 000×1.5%=150 (元) ;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150× (7%+3%) =15 (元) ;房产税=10 000×4%=400 (元) ;个人所得税= (10 000-150-15-400) × (1-20%) ×10%=754.8 (元) ;合计:1 319.8元。

在实践中, 为了便于居民计算缴纳税款, 大部分省市对住房租金收入采用了综合征收率计征税款。例如:广州市对国内居民出租住房的月租金收入在1 000元以下的, 综合征收率为4%;月租金收入在1 000元 (含1 000元) 以上、2 000元以下的, 综合征收率为6%;月租金收入2 000元 (含2 000元) 以上的, 综合征收率为8%。因此, 居民甲按广州市综合征收率计算应纳税款为:10 000×8%=800 (元) , 比税法规定的应纳税额1 319.8元要低得多。其他省市的情况也大体相同, 如北京市对个人住房出租统一按5%综合征收率计征税费。安徽合肥市规定月租金5 000元以下的, 综合征收率为4%;月租金5 000元 (含5 000元) 以上的, 综合征收率为8%。湖南长沙市规定月租金收入在1 000元 (含1 000元) 以下的, 综合征收率为4%;月租金收入1 000元以上的, 按6%的综合征收率征收。

可见, 各种地方版本的居民出租住房税收政策基本上都降低了纳税人的税负, 从而助长了个人投资房产的“积极性”, 对本来已经过高的房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 笔者建议各地应适当调高综合征收率或者取消各地关于个人住房租金收入采用综合征收率的税收政策, 统一按税法的规定执行。

另外, 由于个人住房租金收入基本是现金交易从而难以监管, 目前个人住房租金收入偷漏税情况较严重, 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个人投机房产的行为。笔者建议对个人出租房屋的租金所得征税交由物业管理公司代扣代缴, 税务部门可适当支付物业管理公司代扣代缴手续费。

二、个人投资住房用于转让

若个人投资的住房用于转让, 免征印花税与土地增值税, 其涉及的税种如下: (1) 营业税, 税率5%, 个人购买不足5年的非普通住宅对外销售的, 全额征收营业税;个人购买超过5年的非普通住宅或不足5年的普通住宅对外销售的, 按收入减去买价后的差额征收营业税;个人购买超过5年的普通住宅对外销售的, 免征营业税。 (2) 城建税, 税率7%, 营业税随征。 (3) 教育费附加, 税率3%, 营业税随征。 (4) 个人所得税, 税率20%, 对个人转让自用5年以上且是家庭唯一生活用房取得的所得, 免征个人所得税。

例2:广州市居民甲将自己购买未满3年的普通住宅于2010年10月10日销售给乙, 该住宅原价为700 000元, 销售合同约定房价为1 000 000元, 当月一次性收齐房款。

根据现行税法的规定, 居民甲2010年10月应负担的税费如下:营业税= (1 000 000-700 000) ×5%=15 000 (元) ;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15 000× (7%+3%) =1 500 (元) ;个人所得税= (1 000 000-700 000-15 000-1 500) ×20%=56 700 (元) ;合计:73 200元。

由于对个人销售住房暂免征收印花税和土地增值税, 销售该普通住宅税负率约为7%。个人销售住房暂免征收印花税和土地增值税是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008年10月下发的《关于调整房地产交易环节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08]137号) 规定执行的, 初衷是拉动内需, 但是目前我国的经济形势已发生了较大变化, 通货膨胀开始抬头, 房价飞涨。

遏制政策 篇4

会议指出, 今年1月初《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下发后, 全国房地产市场整体上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但近期部分城市房价、地价又出现过快上涨势头, 加大了居民通过市场解决住房问题的难度, 增加了金融风险。这既有流动性充裕、住房供求矛盾突出的原因, 也与一些地方认识不到位、落实调控措施不力, 投机性购房大量增加有关。必须采取更为严格、更为有力的措施, 认真落实中央确定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 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 切实解决城镇居民住房问题。

会议确定了以下政策措施:一是抑制不合理住房需求。实行更为严格的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对购买首套自住房且套型建筑面积在90平方米以上的家庭, 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30%;对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家庭, 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50%, 贷款利率不得低于基准利率的1.1倍;对贷款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 大幅度提高首付款比例和利率水平。地方政府可根据实际, 在一定时期内采取临时性措施, 严格限制各种名目的炒房和投机性购房。加快研究制定合理引导个人住房消费、调节个人房产收益的有关税收政策。二是增加住房有效供给。房价上涨过快的城市, 要增加居住用地供应总量, 大幅度增加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限价商品住房供应。依法加快处置闲置房地产用地, 对收回的闲置土地, 优先安排用于普通住房建设。在坚持和完善土地招拍挂制度的同时, 探索“综合评标”、“一次竞价”、“双向竞价”等土地出让方式。各地要尽快编制和公布住房建设规划, 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和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用地不低于住房建设用地供应总量的70%。加快普通商品住房项目审批, 尽快形成有效供应。三是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各级地方政府要切实落实土地供应、资金投入和税费优惠政策, 确保完成2010年建设保障性住房300万套、改造各类棚户区280万套的工作任务。大力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四是加强市场监管。严格依法查处土地闲置及炒地行为, 对存在捂盘惜售、土地闲置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 限制新购置土地, 暂停批准上市、再融资和重大资产重组, 商业银行不得发放新开发项目贷款。清理已发放预售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 对囤积房源、哄抬房价等行为加大曝光和处罚力度, 性质恶劣的依法取消房地产市场经营资格, 对违法违规的要依法依规严肃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规范发展租赁市场。完善房地产市场信息披露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