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理论（精选12篇）
经济学理论 篇1
自1948年美国经济学家张伯伦在课堂上进行供求理论实验算起, 实验经济学诞生已有60多年的历史。张伯伦的学生弗农·史密斯教授于1962年发表的《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被视为实验经济学的奠基性论文。2002年弗农·史密斯教授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 标志着实验经济学在理论经济学领域确立了其合理地位。如何将传统的“旁观性”教学模式转变为“参与性”教学模式, 是经济学教研领域长期关注的问题, 将实验经济学引入课堂教学无疑为此开辟了新的思路。
一、实验过程 (约40分钟)
1、情景准备 (约5分钟)
为学习比较优势理论, 教师设置的场景为甲乙两个邻国, 两国的居民均只生产两种产品———面包和牛肉, 两国居民习惯将面包和牛肉搭配成牛肉汉堡作为食品, 1单位面包配1单位牛肉。
将学生分为两组 (如是合堂教学, 可按照行政班级划分) , 一组扮演甲国居民, 一组扮演乙国居民。甲国生产效率相对较高, 生产1单位面包需要1.5小时, 生产1单位牛肉需要1小时;乙国生产效率相对较低, 生产1单位面包需要2小时, 生产1单位牛肉需要3小时。
在两国开始进行生产、交易和消费活动前需使学生理解:任何一国居民在生产和交易后, 最终收益取决于其所拥有的面包和牛肉中数量较少的, 因为多余的面包和牛肉无法制作成汉堡以供消费。
2、两国无贸易条件下的生产消费情况实验 (约15分钟)
教师宣布, 两国处于自给自足的生产和消费状态, 并不开展贸易活动, 给予各自20小时的生产时间, 请学生安排自己的生产时间, 以获得最大收益。
经过思考, 学生在具体操作过程中, 会以经济人的思维, 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 结合本国国情进行生产。最终结论如下。
(1) 甲国的最优产量。因为甲国生产1单位面包需要1.5小时, 生产1单位牛肉需要1小时, 以a代表面包数量, b代表牛肉数量, 则甲国的生产函数为1.5a+b燮20, 假如甲国只生产面包, 则最大产量为13.33单位, 若只生产牛肉, 则最大产量为20单位, 根据已有的经济学知识, 学生以 (0, 20) 和 (13.33, 0) 为两个端点, 绘出了甲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 如图1所示。图中, 生产可能性曲线上各点意味着甲国居民充分运用了资源, 又因为衡量收益大小的牛肉汉堡由1单位面包配1单位牛肉构成, 故最优生产组合点为 (8, 8) , 即用12小时生产8单位面包, 用8小时生产8单位牛肉。这样, 甲国居民在无贸易情况下, 能获得的最大收益为8单位牛肉汉堡。
(2) 乙国的最优产量。乙国生产1单位面包需要2小时, 生产1单位牛肉需要3小时, 以a代表面包数量, b代表牛肉数量, 则乙国的生产函数为2a+2b燮20, 假如乙国只生产面包, 则最大产量为10单位, 若只生产牛肉, 则最大产量为6.67单位, 同理, 学生以 (0, 6.67) 和 (10, 0) 为两个端点, 绘出了乙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 如图2所示。并能找到最优生产点为 (4, 4) , 即用8小时生产4单位面包, 用12小时生产4单位牛肉。这样, 乙国居民在无贸易情况下, 能获得的最大收益为4单位牛肉汉堡。
3、两国有贸易条件下的生产消费情况实验 (约20分钟)
这一阶段的实验为该课程的重点, 教师宣布假定两国居民仍有20小时的生产时间, 但允许两国进行自由贸易, 各国居民需合理安排面包和牛肉两种商品的生产时间, 并提醒学生, 生产和贸易的目的是使收益最大化。教师扮演贸易主管部门, 主管进出口贸易, 学生可根据其生产的两种商品的数量 (四舍五入计算) 到主管部门领取面包票和牛肉票以用于贸易。
学生在进行交易前, 需要考虑两种商品的交易价格, 即多少单位的面包与多少单位的牛肉等值。为简化操作过程, 教师在此将两种商品的比价定为1单位面包=1单位牛肉。
本阶段的实验可进行多轮, 使用表1来记录学生的交易过程。在一轮交易结束后, 教师查看每个交易者的情况, 如果学生手中还存有额外的无法相匹配的面包或牛肉, 则意味着浪费 (因其无法组合成牛肉汉堡) 。之后, 教师宣布本轮交易获得的票据在下一轮中失效, 开始第二轮交易。与此类似, 第三轮、第四轮……直至学生手中多余的面包和牛肉很少时, 第二阶段的实验结束。
第二阶段实验结束后, 要求学生将收益情况与第一阶段封闭状态进行比较, 会发现第二阶段的收益较之前有所增加。
二、理论讲解与讨论 (约20分钟)
1、基本理论
学生在实验过程中, 在逐利动机的驱使下, 很快就发现若想使同为经济人的两国居民均增加收益, 每个国家应集中生产自身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如何确定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可以通过一国某种商品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来衡量。如:
面包的相对劳动生产率=面包的劳动率/牛肉的劳动生产率
如果一国面包的相对劳动生产率高于另一国, 则该国在面包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
甲国面包的相对劳动生产率=面包的劳动生产率/牛肉的劳动生产率
乙国面包的相对劳动生产率=面包的劳动生产率/牛肉的劳动生产率
这就表示, 甲国生产1单位牛肉的时间仅能生产0.67单位面包, 而乙国生产1单位牛肉的时间则可以生产1.5单位面包, 故乙国在面包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
甲国牛肉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牛肉的劳动生产率/面包的劳动生产率
乙国牛肉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牛肉的劳动生产率/面包的劳动生产率
同理, 甲国在牛肉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
由于在交易中两种商品的比价为1∶1, 故一个甲国居民将20小时全部生产牛肉, 可得20单位牛肉;一个乙国居民将20小时全部生产面包, 可得10单位面包。经过交易, 一个甲国居民可获得10单位面包和10单位牛肉, 构成10个汉堡的收益;一个乙国居民可获得5单位面包和5单位牛肉, 构成5个汉堡的收益。结论是, 按照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并交易, 甲乙两国居民的收益较之封闭状态下均有增加, 验证了“贸易是无烟的工厂”。
2、适度展开
如果课堂时间允许, 教师还可以提出两种商品的其他比价以供学生讨论, 如1单位面包可兑换1/2单位牛肉、1单位面包可兑换2单位牛肉。
当1单位面包可兑换1/2单位牛肉时, 甲国居民可将20小时所生产的20单位牛肉中的6单位, 换回12单位面包, 与剩余14单位牛肉组成12个汉堡, 获得12单位收益。此时, 甲国收益比封闭条件下要好, 而乙国收益比封闭条件下要差。
当1单位面包可兑换2单位牛肉时, 甲国居民可将20小时所生产的20单位牛肉中的14单位, 换回7单位面包, 与剩余6单位牛肉组成6个汉堡, 获得6单位收益。此时, 甲国收益比封闭条件下要差, 而乙国收益比封闭条件下相对要好。
出现这样的结果原因正在于, 甲国在牛肉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 乙国在面包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 1单位牛肉对面包的比价越高, 对甲国越有利;比价越低, 对乙国越有利。
在对实验结果进行讲解时, 教师应该重申比较优势理论成立的假设条件, 如:存在两个国家;生产相同的两种产品;只有一种生产要素 (劳动) ;两国的在同种产品上的劳动生产率不同;由此导致的相对成本差别;两国的技术水平不变;要素可在国内流动但不可跨国流动;规模报酬不变;交易成本为零等。
三、进行经济学课堂实验需注意的问题
将实验经济学带入课堂, 可以很好地将传统“旁观式”教学转变为“参与式”教学, 以上述比较优势理论的实验为例, 它将以往教师在黑板上单一的演算, 学生被动接受, 转变为学生自觉思考、主动参与, 对于启发学生的经济学思维并尝试在现实生活中加以应用大有裨益, 将经济学变为真实生动的科学。但在进行经济学课堂实验时, 有一些必要的准备值得注意。
1、教师能够统筹安排
课堂实验能否顺利开展, 取决于教师对整个实验过程的统筹把握。实验各阶段的时间控制、必要的道具准备、各阶段要取得的结果和意义以及实验最终结果和意义, 都需要教师在课前充分准备并在课堂上全局掌控。只有这样, 才能确保学生在实验中的探索始终沿着一条主线进行, 真正体现课堂实验的价值。
2、课堂实验应相对简单易行
很多高校并没有专门的实验经济学专用教室, 课程的讲授通常在普通教室进行, 客观条件决定了课堂实验的选择应该简单易行, 便于操作。实验的时间、环节、道具和学生的活动线路, 都应该围绕日常的教学条件进行设计, 这也是将课堂实验推而广之的前提。
3、合理控制课堂实验数量
经济学课堂实验的目的有很多, 但哗众取宠绝不是其中之一, 不能结合整体教学计划, 随意安排课堂实验, 效果只能适得其反。根据笔者的经验, 在课程刚开始的几周, 学生需要对本课程的内容有所了解, 课程临近结束的几周, 学生往往又会因考试而分心, 在课程的中段进行实验效果最好。
参考文献
[1]张耀辉、卜国琴:实验经济学教程[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2]马旭东:浅析高校开设实验经济学的意义与方法[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 (综合版) , 2009 (2) .
经济学理论 篇2
很多学者研究风险以及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提出的模型非常多，其中最常用的被接受的理性选择模型是Von Neumann和Morgenstern(1953)发展的财富预期效用理论。该理论提供了数学化的公理，是一个标准化的模型(解决了当人们面对风险选择时他们应该怎样行动的问题)，应用起来比较方便。但是在最近的几十年，该理论遇到了很多问题，它不能解释众多的异象，它的几个基础性的公理被实验数据所违背，这些问题也刺激了其它的一些试图解释风险或者不确定性条件下个人行为的理论的发展。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就是其中比较优秀的一个。
前景理论认为人们通常不是从财富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是从输赢的角度考虑，关心收益和损失的多少。
面对风险决策，人们会选择躲避还是勇往直前？这当然不能简单绝对的回答，因为还要考虑到决策者所处的环境，企业状况等情况，我们先抛开这些条件来研究在只考虑风险本身的时候，人们的心理对决策的影响。这时候我们会得出很有意思的结论。
卡尼曼的前景理论有两大定律：
（1）人们在面临获得时，往往小心翼翼，不愿冒风险；而在面对损失时，人人都变成了冒险家。
（2）人们对损失和获得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损失的痛苦要远远大于获得的快乐。后悔理论（遗憾理论）
遗憾理论认为个人评估他对未来事件或情形的预期反应。贝尔(Bell, 1982)将遗憾描述为将一件给定事件的结果或状态与将要选择的状态进行比较所产生的情绪。例如，当在熟悉和不熟悉品牌之间进行选择时，消费者可能考虑选择不熟悉品牌造成效果不佳时的遗憾要比选择熟悉品牌的遗憾要大，因而，消费者很少选择不熟悉品牌。
遗憾理论可以被应用在股票市场中投资者心理学领域。无论投资者是否打算购买下降或上升的股票或基金，实际上购买自己属意的证券就将产生情绪上的反应。投资者可能回避卖掉价格已下跌的股票，这是为了回避曾经做出的错误决策的遗憾和报告损失带来的尴尬。当所作选择未能达到预期结果或结果劣于其他选择时，做出错误决策的遗憾心理伴随而生。因此即使决策结果相同，如果某种决策方式可以减少遗憾，对于投资者来说，这种决策方式依然优于其他决策方式。
实质上，投资者正是有了从众心理。为避免做出错误决策带来的遗憾，投资者可能拒绝卖掉价格已经下降的股票。当投资者考虑到大量投资者也在同一投资上遭受损失时，投资者可能降低其情绪反应或感觉。所以投资者发现遵从从众心理，购买本周热门或受大家追涨的股票很容易，导致股市中“羊群效应”的产生。过度反应理论
过度反应理论是西方投资心理学的重要理论之一，该理论说明了市场总是会出现过度反应的现象，人们由于一系列的情绪与认知等心理因素，会在投资过程中表现出加强的投资心理，从而导致市场的过度反应。
经典的经济学和金融理论认为，个体在投资活动中是理性的。他们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会进行理智的分析，当股票价格低于上市公司的内在价值时，投资者开始买入股票；而当股票价格高于上市公司的内在价值时，开始卖出股票。证券市场也由此形成了一种价值投资的氛围，但事实并非如此。投资领域中存在着价格长期严重偏离其内在价值的情况，主要原因是上市公司未来的价值本身具有许多不确定性，正是由于这种不确定性引发了投资者的心理上的非理性因素，投资者共同的非理性投机形成了市场的暴涨和崩盘现象。
耶鲁大学的Robert Shiller教授是这一领域的专家。他在2000年3月出版了《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一书，将当时一路涨升的股票市场称作“一场非理性的、自我驱动的、自我膨胀的泡沫”。一个月后，代表所谓美国新经济的纳斯达克股票指数由最高峰的5000多点跌至3000点，又经过近两年的下跌，最低跌至1100多点。互联网泡沫类似于荷兰郁金香、南海公司泡沫，在投资领域中屡见不鲜。为什么人们总会重犯同样的错误呢？Robert ShiUer认为：人类的非理性因素在其中起着主要作用，而历史教训并不足以让人们变得理性起来，非理性是人类根深蒂固的局限性。Shiller教授曾在一个研究中发现：当日本股市见顶时，只有14％的人认为股市会暴跌，但当股市暴跌以后，有32％的投资者认为股市还会暴跌。投资者通常是对于最近的经验考虑过多，并从中推导出最近的趋势，而很少考虑其与长期平均数的偏离程度。换句话说：市场总是会出现过度反应。过度自信理论
大量的认知心理学的文献认为，人是过度自信的，尤其对其自身知识的准确性过度自信。人们系统性地低估某类信息并高估其他信息。Gervaris、Heaton和Odean(2002)将过度自信定义为，认为自己知识的准确性比事实中的程度更高的一种信念，即对自己的信息赋予的权重大于事实上的权重。关于主观概率测度的研究也发现确实存在过度估计自身知识准确性的情况。
过度自信的人在做决策时，会过度估计突出而能引人注意的信息，尤其会过度估计与其已经存在的信念一致的信息，并倾向于搜集那些支持其信念的信息，而忽略那些不支持其信念的信息。当某些观点得到活灵活现的信息、重要的案例和明显的场景支持的时候，人们会更自信，并对这些信息反应过度。而当某些观点得到相关性强的、简洁的、统计性的和基本概率信息支持的时候，人们通常会低估这些信息，并对这些信息反应不足。
人类倾向于从无序中看出规律，尤其是从一大堆随机的经济数据中，推出所谓的规律。Amos Tversky提供了大量的统计数据，来说明许多事件的发生完全是由于运气和偶然因素的结果，而人类有一种表征直觉推理(representative heuristic)特点，即从一些数据的表面特征，直觉推断出其内在的规律性，从而产生认知和判断上的偏差(biases of cognition and judgment)。投资者的归因偏好也加重了这种认知偏差，即将偶然的成功归因于自己操作的技巧，将失败的投资操作归于外界无法控制因素，从而产生了所谓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的心理现象。过度自信是指人们对自己的判断能力过于自信。投资者趋向于认为别人的投资决策都是非理性的，而自己的决定是理性的，是在根据优势的信息基础上进行操作的，但事实并非如此。Daniel Kadmeman认为：过度自信来源于投资者对概率事件的错误估计，人们对于小概率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产生过高的估计，认为其总是可能发生的，这也是各种博彩行为的心理依据；而对于中等偏高程度的概率性事件，易产生过低的估计；但对于90％以上的概率性事件，则认为肯定会发生。这是过度自信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此外，参加投资活动会让投资者产生一种控制错觉(illusion of contro1)，控制错觉也是产生过度自信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济学对会计理论的影响 篇3
关键词：经济学；会计理论；影响
世界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在对会计的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且其已经渗透到会计学的各个领域中去了，像代理论以及产权经济学等相关的研究方法也已经被应用在了会计的相关研究领域中，其可以被用来解释相关的会计学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的相关会计经济对于会计理论在发展中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认为，在现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会计的本质就是用以货币作为计量单位，记录、确定以及对企业中的相关资本价值进行有效的控制。在现在这种市场经济发展的条件下，一定要把会计看作一种对成本的价值进行控制的非常有效的手段。在马克思主义中已经对会计这一重要概念做出了一定的解释，且为其做了科学的定义。并且对其与生产的关系之间的关系做出了一定的分析，即生产随着时代进步而会逐渐的实现发展，并且生产越发展，会计在社会中的作用就越大。非常精辟的对会计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会计的职能，以及会计的相关历史发展规律做出了总结。在马克思主义的资本循环周转理念中蕴含着相关的会计核算内容。另外，货币资本的循环也就是资本进行循环的一种非常具有典型性的形式。在资本循环的内容上进行分析，企业进行经营的过程就是一个用垫付资本的方式收回更多的资本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循环方式，这样做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更多现金的净流入。企业可以借助这样的资本循环方式，实现经营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并且在企业的经营中，相关的经营业绩以及企业中的财产情况都是能够通过会计来实现科学、有效的计量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认为固定的资本消耗和会计中相关的折旧费用之间是具有密切的关系的。固定的资本消耗也分为有形的损耗与无形的损耗两种，并且有具体的会计计算方式，是非常具体并且科学的。企业中的会计是按照这种原理来对折旧问题进行计算的。并且在马克思理论的经济学价格论中包含有非常深刻的成本核算思想。我们知道企业中生产成本的相关价格对于企业的发展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也是企业在经营中体现企业赚钱或者企业亏本的一个重要的标志。这就导致很多的企业为了能够在生产中降低自己企业的生产成本，千方百计的提升劳动力的生产率，并极力的想降低商品的价格，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企业所面临的内外竞争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会计管理作为企业经营及管理中的关键，也随之进行着深化变革，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经济变革，很多企业都在推行会计的集中核算。另外，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全球化进程加快，我国企业规模不断增大，企业经营模式也在向着多元化、跨地区、跨行业及跨国经营发展，这对企业财务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就要求企业改变原有的非会计的集中核算方法，积极推行会计集中核算，此种核算方式能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及会计人员素质，并且加强了会计监督核算和资金的使用效率。
二、新制度经济学对于现代会计理论的影响
（1）契约经济学对于会计的理论产生的影响
从60年代开始，各个国家的会计界就已经把会计的目标作为会计理论的逻辑起点，并且这种情况就在60年代就已经非常的普遍了。根据新的经济制度学原理进行分析，我们知道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重要联结点，也是契约进行联结的一种网络形式。并且这些契约是以各种形式来对投入品的物主以及商品的买主产生影响的。
（2）相关的委托代理理论对于会计产生的影响
契约以及决策的形成都是需要以信息来作为基础，会计以及审计与这种信息的收集以及传播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就使得相关的代理理论用到了会计以及审计的研究里中了，并用其来分析管理会计以及财务会计，甚至是用来分析审计程序的相关效率特点。
（3）现代产权理论对于现代会计实现发展的影响
在产权会计中具有相关的理论观点，我们做以下的分析；①相关的产权界定是会计能够产生的基本动因之一；②产权制度是会计政策进行选择的重要出发点以及落脚点；③对产权效率的提升是制定会计相关准则的重要的要求；④产权间的相关博弈关系能够决定企业会计在未来的发展趋势。
（4）信息经济学对于会计理论产生的影响
信息经济学对现在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很多的经济理论都是世界经济发展实践中得到的经验之谈，在经济发展中运用好信息经济学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其对于会计理论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没有信息经济学以及其它学科的支持与引导，会计理论也不会发展的如此完善。
结语：
用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对会计现象进行解释，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会计领域。在对会计进行研究的时候引进对经济研究的相关方法甚至是经济研究成果对于研究会计问题可以起到十分重要引导作用，也是实现会计研究发展的一种非常重要的途径和方法。尽管是这样，但是也不能在进行研究的时候一味的用经济学来对会计学进行否定，因为会计学与经济学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是具有比较大的差别的，其具有自身特有的规律。此外，需要认识到的是，经济学仅仅是拓展会计新领域的途径，仅仅是一种方式方法。像管理学、社会学等等的学科其实也是具有同样的作用的，也是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引导意义的。在对会计进行研究的时候一定立足于实践，切实为企业的发展解决问题，并在解决问题中逐渐的总结经验，促进企业的发展与进步。
参考文献：
[1]关于信息经济学等学科对于会计理论发展的影响作用浅析[J].财会月刊，2011（34）
[2]孙宏伟.经济学对于会计理论的相关影响作用分析[J].经济与管理，2010（12）
[3]肖海鹏.新准则下担保企业会计核算的几个问题[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2（06）
[4]李清荣.关于新会计准则下待摊费用和预提费用问题的讨论[J].现代商业，2010（03）
[5]段治翔.新准则下担保企业的会计处理探讨[J].财务与会计，2010（01）
共赢经济学理论初探 篇4
1929年经济大萧条宣布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破产，三次能源危机告诉我们凯恩斯主义并不完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宣布新自由主义不是万能的，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宣布综合主义也不过一个经济学搅拌器。那么，什么经济理论才能避免经济危机发生?笔者在此提出一种新的经济理论——共赢经济学。所谓共赢经济学就是研究一种个人(或组织)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时达到社会利益最大化，同时个体在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时也能够达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的经济理论、政策、制度的新经济学。共赢经济学将运用帕累托最优、外部性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博弈论等基本经济理论工具找到国民经济发展中市场与政府的辨证关系，提出一种私人(或组织)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时达到社会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论、政策、制度体系，达到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统一。
二、经济学人的成功与失败
（一）亚当·斯密的成功与失败
亚当·斯密认为人类有自私利己的天性，因此，追求自利并非不道德之事。倘若放任个人自由竞争，人人在此竞争的环境中，不但会凭着自己理性判断，追求个人最大的利益，同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市场)”使社会资源分配达到最佳状态。[1]
自由资本主义以来近几百年创造的财富比人类以前几千年创造的财富总和还多，也证明了亚当·斯密在那个时代的真理性。但是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宣告了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论只是一个相对真理，有其致命的缺陷。
亚当·斯密只看到了一种通常状况下成立的市场机制，也预见了一些市场机制不成立情况：垄断、犯罪等。但是，没有看到市场机制不成立另外三个情况：一是人们经济活动还有很强负外部性存在;二是信息不对称广泛存在;三是市场机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富问题。所以“看不见的手”不是永远有效。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成功与局限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产品的社会化必然会导致产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解决的办法只有实行计划经济。1929年经济大萧条前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绩证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真理性，但是后来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解体证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局限性。
如果说亚当·斯密的市场能够在个体追求最大的利益时使社会资源分配达到最佳状态假设存在缺陷，那么，马克思的政府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时，个人利益就能达到最大化假设也是想当然的。然而，人性假设存在不足，马克思所提倡的计划经济必须是大公无私的人才能达到社会资源分配的最佳状态，而实际上多数人都是经济理性的人，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决策。
（三）凯恩斯主义的成功与失败
凯恩斯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社会的就业量取决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点，由于在短期内，生产成本和正常利润波动不大，因而资本家愿意供给的产量不会有很大变动，总供给基本是稳定的。因此，就业量实际上取决于总需求，这个与总供给相均衡的总需求就是有效需求。增加总需求的最好办法是政府干预经济，采取赤字财政政策和膨胀性的货币政策来扩大政府开支，降低利息率，从而刺激消费，增加投资，以提高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2]
在凯恩斯主义主导经济的50多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只有三次, 并且危机的来势没有过去那样凶猛。这说明凯恩斯主义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为什么说凯恩斯主义在二战后危机冲击力下降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呢?从本质上讲, 就是部分的解决了分配不公的问题。第一, 政府大量公共投资, 实际上是让没有钱的人也能够消费 (公共产品消费是不花钱的) ;第二, 社会福利制度, 实际上就是把富人的钱通过税收再以社会福利形式发给穷人;第三, 通货膨胀的本质就是把民众存款贬值, 其实质还是把富人的钱贬值, 因为穷人多贷款, 富人多存款, 政府有意识实现了资产的转移。
但是在凯恩斯主义指导下，世界经济有三次面临高通胀、低增长、高失业率的“滞胀”危机。并且这些危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与能源危机联系在一起，都是典型的短缺性经济危机。为什么会导致这种短缺性经济危机呢?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和膨胀性的货币政策都是短期政策，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长期来说是没有意义。此外，凯恩斯主义指导下的经济政策都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导致浪费加腐败，而且还为那些浪费加腐败的经济政策寻找了很多堂而皇之的理由——增加总需求和就业。因此，凯恩斯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必然导致短缺性经济危机。
（四）新自由主义的成功与失败
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有以下几类：(1)对市场机制的重新认识，特别是对政府的宏观经济干预无效性的研究：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2)强调私人产权的重要性以及西方世界致富原因的研究：产权学派、新经济史学和新制度学派(很大程度上三者是相互交叉和融合的);(3)以怀疑性眼光对政府干预动机和决策过程的研究和对国家干涉主义代价的研究：公共选择学派。[3]
新自由主义使欧美国家经济从高膨胀、低增长走了出来，维持经济28年的低膨胀高增长，至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超出了以前任何一个经济周期。
为什么新自由主义比凯恩斯主义更加成功呢?就在于新自由主义确立了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地位。但是又比其鼻祖亚当·斯密进了一步，发明一些控制外部性的机制，又控制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经济的弊端。
新自由主义失效的表现就在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新自由主义过分推崇市场机制，尽管新自由主义发明了产权理论控制外部性导致市场机制失效的问题，但是完全忽视市场机制形成帕累托最优，并不能保证其中没有贫困或严重的贫富差距的缺陷，这个缺陷是导致2008美国金融危机的最根本原因。而且还无视现实中公有制大量存在的事实，实际上欧美上市公司比中国的国有企业还要公有制，可以说美国公众性金融企业治理中的信息不对称造成所有者缺位是导致2008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第二个根源。但是完全说2008美国金融危机是纯粹新自由主义的失败有失偏颇，美国实施实际上是一种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综合主义，包括2010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都是综合主义的失败。
三、共赢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工具
（一）帕累托最优理论
1. 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
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如果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这就是帕累托改善。帕累托最优的状态就是不可能再有更多的帕累托改善的状态。需要指出的是，帕累托最优只是各种理想态标准中的“最低标准”。也就是说，一种状态如果尚未达到帕累托最优，那么它一定是不理想的，因为还存在改进的余地，可以在不损害任何人的前提下使某一些人的福利得到提高。但是一种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的状态并不一定真的很“理想”。一个帕累托最优的经济系统只是在“最低”的意义上是“理想”的，并不能保证其中没有贫困或严重的贫富差距。而且这种最优只是在一定科学技术条件下的，科学技术发展了，就可以进帕累托改善，也就是说帕累托改善是无止境的。[4]
2. 经济学理论认为，如果市场是完备的和充分
竞争的，市场交换的结果一定是帕累托最优的，并且会同时满足以下3个条件：(1)交换最优：即使再交易，个人也不能从中得到更大的利益。此时对任意两个消费者，任意两种商品的边际替代率是相同的，且两个消费者的效用同时得到最大化。(2)生产最优：这个经济体必须在自己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上。此时对任意两个生产不同产品的生产者，需要投入的两种生产要素的边际技术替代率是相同的，且两个消费者的产量同时得到最大化。(3)产品混合最优：经济体产出产品的组合必须反映消费者的偏好。此时任意两种商品之间的边际替代率必须与任何生产者在这两种商品之间的边际产品转换率相同。[5]
（二）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的定义：是指那些生产或消费在自由市场机制下对其他团体强征了不可补偿的成本或给予了无需补偿的收益的情形。外部性的分类：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就是一些人的生产或消费使另一些人受益而又无法向后者收费的现象;负外部性就是一些人的生产或消费使另一些人受损而前者无法补偿后者的现象。[6]
外部性的特点：外部性最大特点就是具有普遍性，外部性的普遍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外部性无处不在，二是个人或阻止任何一个行为都具有外部性，三是外部性的正外部性与负外部性总是同步存在，只是某一种外部性占据了上风。
外部性几乎是政府存在的基础，政府90%职能都与管制人们行为的负外部性和向人们提供正外部性的公共产品服务有关。现在几乎是只要是有外部性就存在政府的干预，但是实际上许多外部性问题不需要政府干预。那么，怎样区分哪些外部性需要干预，哪些又不需要干预呢?
一般来说，负外部性需要政府直接行政干预，正外部性不需要政府干预，但是需要政府创新机制让市场主体去完成。负外部性就是环境污染、产品安全、生产安全等。正外部性包括教育、养老、医疗、保障性住房、公交、殡葬、出租车、自来水等，政府可以通过创新机制让市场去做效率反而更高。
（三）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理论是指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该理论认为，市场中卖方比买方更了解有关商品的各种信息;掌握更多信息的一方可以通过向信息贫乏的一方传递可靠信息而在市场中获益;买卖双方中拥有信息较少的一方会努力从另一方获取信息;市场信号显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信息不对称是市场经济的弊病，要想减少信息不对称对经济产生的危害，政府应在市场体系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7]
信息不对称也是政府干预市场的重要依据。在信息不对称理论中，提倡要想减少信息不对称对经济产生的危害，政府应在市场体系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但是，实际上多数情况下政府在市场体系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时会加剧信息不对称问题，只有一种信息不对称需要政府干预，这就是公众性企业 (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 治理中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信息不对称。在中国, 政府干预信息不对称现象反而会加剧信息不对称问题严重性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在医疗体制中, 就是因为医药价格在医生和患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政府就进行价格管制, 结果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加严重了。为什么呢?原来是成千上万病人监督医院, 现在变成物价部门监督医院, 结果物价部门监管人员由于人数少, 掌握信息量反而不如成千上万的患者。
(四) 国民收入分配理论
⒈国民收入分配的划分
国民收入分配分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初次分配，一般来说总是在生产领域中进行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之后最终形成了国家收入、企业收入和个人收入等三大类，这三大收入是经济社会的三大基本的原始收入。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就是对初次分配中的国家收入进行分配，主要通过国家预算渠道进行，国家以预算支出。
⒉国民收入分配的效率与公平
效率与公平是国民收入分配的两个重要指标，这两个指标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推动着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杨帆在《效率与公平的逻辑关系》指出，效率对社会来讲，就是社会用最小投入获得最大产出。对于具体的微观经济体来说，其效率即把其活动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后，用最小投入获得最大产出。公平不能单纯的理解为平均主义，简单地说可以分成程序、规则、过程的公平和结果的公平。[8]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时，要注重程序、规则、过程的公平，主要体现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就是要依靠市场进行分配。由于垄断、犯罪的存在会破坏市场机制程序、规则、过程的公平，所以政府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除了依靠市场机制外，还需要主动消灭和管制垄断、犯罪，确保程序、规则、过程的公平，这样效率才能提高，国民收入的蛋糕才能做大。尽管如此，初次分配的结果往往还是不公平，因此，需要二次分配结果的公平来修复初次分配的结果不公平。因此，国民收入再分配中要注重结果的公平，对每个国民来说都要实现结果的平均主义。这样，二次分配的公平(结果的公平)又可以为初次分配的公平(程序、规则、过程的公平)提供基础，从而实现国民收入分配的效率与公平的统一。[9]
（五）博弈论
博弈论是指某个个人或是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 在一定的规则约束下, 依靠所掌握的信息, 从各自选择的行为或是策略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 并从各自取得相应结果或收益的过程。
博弈论最典型的模型就是囚徒陷阱。一位富翁在家中被杀, 财物被盗。警方, 抓到两个犯罪嫌疑人——斯卡尔菲丝和那库尔斯, 并从他们的住处搜出被害人家中丢失的财物。但是, 他们矢口否认曾杀过人, 辩称是先发现富翁被杀, 只是顺手牵羊偷了点儿东西。于是警方将两人隔离, 分别关在不同的房间进行审讯。由地方检察官分别和每个人单独谈话。检察官说, “由于你们的偷盗罪已有确凿的证据，所以，可以判你们1年刑期。但是，我可以和你做个交易。如果你单独坦白杀人的罪行，我只判你3个月的监禁，但你的同伙要被判10年刑。如果你拒不坦白，而被同伙检举，那么，你就将被判十年刑，他只判3个月的监禁。但是，如果你们两人都坦白交代，那么，你们都要被判5年刑。”斯卡尔菲丝和那库尔斯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坦白或抵赖。显然最好的策略是双方都抵赖，结果是大家都只被判1年。但是由于两人处于隔离的情况下无法串供。所以，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每一个人都是从利己的目的出发，他们选择坦白交代是最佳策略。因为坦白的话，无论对方选择抵赖还是坦白都比抵赖好，如果对方抵赖，坦白就只有3个月的监禁，抵赖是1年，如果对方坦白，坦白是5年，抵赖是10年。这个结局被称为“纳什均衡”，也叫非合作均衡。[10]
有人说“纳什均衡”是市场机制的原理的一个悖论：罪犯从利己目的出发，结果损人不利己，既不利己也不利他。甚至认为“纳什均衡”提出的悖论实际上动摇了西方经济学的基石——“通过追求 (个人的) 自身利益，他常常会比其实际上想做的那样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但我却认为正是“纳什均衡”加固了西方经济学的基石。在这里最大社会利益就是让罪犯受到应有的惩罚，“纳什均衡”就是让罪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里是有些人把罪犯的利益最大化与社会利益最大化混为一谈。“纳什均衡”证明了市场机制的有效性。在现实的经济世界中，“纳什均衡”使市场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实现了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四、共赢经济学的基本观点
共赢经济学就是一种私人(或组织)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时达到社会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论、政策、制度体系，达到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统一。
（一）政府与市场的辨证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辨证关系就是“有为而无为、无为即有为”的经济思想。“有为而无为”表达了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如果政府的有为是替代市场作为，就会引起政府和市场的乱为，从而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无为。现在，中国在教育、医疗、房地产、供水、殡葬业等行业都存在政府的有为导致市场的乱为，进而无为。对此，人民群众和政府都不满意。另一方面，如果政府的有为是为了自己无为，让市场有为，反而会取得和谐共赢的效果，进入“无为即有为”的状态。“无为即有为”就是说政府不直接管理(或少管理)经济，市场机制就会自动的发挥作用，反而能够提高人们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健康快速发展。但是现实中各种组织(包括政府、企业、个人)总是希望获得超越市场之外的暴利，就有违背市场规则的冲动，比如腐败、垄断、黑社会等就是典型。因此需要政府有为，但是这里的“有为”是为了“无为”，就是让企图破坏市场规则的组织和个人遵守市场规则，让市场有为。
（二）市场与政府的分工
市场机制适用于初次分配领域，但是要求政府做好反垄断、管制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三件事维护市场机制运行的环境。政府机制适用于二次分配领域，在资金分配实行近乎于平均主义的公平原则，但是在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高效率的特性。具体说来，政府直接行政管理外部性是负外部性，，正外部性不需要政府直接管理，只需要政府创新机制让市场主体去完成。负外部性就是环境污染、产品安全、生产安全等。正外部性包括教育、养老、医疗、保障性住房、公交、殡葬、出租车、自来水等，政府只是平均提供资金，但是通过机制创新让市场去做。政府管制的信息不对称只有一种——公众性企业(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治理中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信息不对称，而且主要制度设计上的干预。
（三）经济政策设计
1. 考察政策调整的范围。
如果一项经济政策调整不属于反垄断、管制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和二次分配中资金管理等四方面内容，那么这个经济政策就可以取消了，政府也不需要管理——无为即有为。如果是在这范围内，那就对该政策进行博弈分析。
2. 对政策进行博弈分析。
首先分析政策调整的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选择的最佳行动方案;其次分析这些行动方案产生的后果，是否能够达到社会利益最大化;最后与实际执行效果进行对比。如果对比效果一致，就说明原来的政策设计存在缺陷，需要提出政策创新方案。
3. 提出政策创新方案。
政策创新方案怎么才能够产生呢?爱因斯坦说得好，1%的灵感加99%汗水，1%的灵感更重要。因此，在制定政策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1%的灵感多半来自人民群众，但是99%的汗水却要制定政策的专家学者付出。
4. 对创新方案进行博弈分析。
首先，分析政策调整的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选择的最佳行动方案;其次，分析这些行动方案产生的后果，是否能够达到社会利益最大化。
五、结论
总之，要跳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流派、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流派、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流派的派系之争，突破“市场还是政府”“市场多些还是政府多些”的争论。市场机制适用于初次分配领域，但是希望政府做好反垄断、管制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三件事维护市场机制运行的环境;政府机制适用于二次分配领域，在资金分配实行近乎于平均主义的公平原则，但是在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高效率的特性。用“有为而无为、无为即有为”的哲学思想科学概括了国民经济发展中市场与政府的和谐关系。这将为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产生的各种热点和难点问题提供新的理论指导。
在凯恩斯主义主导经济的50多年, 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只有三次, 并且危机的来势没有过去那样凶猛。
一个帕累托最优的经济系统只是在“最低”的意义上是“理想”的, 并不能保证其中没有贫困或严重的贫富差距。
效率与公平是国民收入分配的两个重要指标, 这两个指标之间相互影响, 相互促进, 推动着整个国民经济发展。
市场机制适用于初次分配领域, 但是要求政府做好反垄断、管制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三件事维护市场机制运行的环境。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成功与失败, 探索其中奥秘。又利用帕累托最优、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博弈论研究市场与政府关系, 进而提出了市场机制适用于初次分配领域。希望政府做好反垄断、管制负外部性、控制可能造成负外部性的信息不对称等三件事, 维护市场机制运行的环境;政府机制适用于二次分配领域, 在资金分配实行近乎于平均主义的公平原则, 但是在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高效率的特性。
关键词：经济危机,收入分配,市场机制,政府机制
注释
1[1]百度的亚当斯密词条
2[2]百度的凯恩斯主义词条
3[3]百度的新自由主义词条
4[4]百度的帕累托最优词条
5[5]百度的帕累托最优词条
6[6]百度的外部性理论词条
7[7]百度的信息不对称理论词条
8[8]效率与公平的逻辑关系杨帆2009年5月18日
9[9]国民收入分配理论研究任凌云国研网2009年10月19日
10[10]百度的博弈论词条
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 篇5
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最早提出了产权存在的必要,其后继者,如德姆塞茨、诺思等又对产权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
本文即将重点讨论产权问题的提出及其相关发展。
一、产权问题的提出
制度经济学以研究制度本身的产生、演变及制度与经济活动的关系为主,研究或倾向于制度与分配的关系, 或倾向于制度与经济增长、资源配置的关系。
制度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不同流派,新制度经济学与旧制度经济学不同,在于它从现实问题谈起,扩展了以往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它们都强调制度的重要性,新制度经济学使得经济理论对现实有了更强的解释力。
新制度经济学把对产权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
产权理论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之一 ,科斯是其创始人和领袖,在他的《企业的性质》、《社会成本问题》等文章中体现了他对产权的理解。
在科斯发表《企业的性质》一文前,经济学家一直认为:经济体制是自行运行的,生产要素受到价格支配而得到良好配置。
科斯由此提出质疑:如果价格支配是完美的,那如何解释企业的存在呢?又何须企业家发挥协调者的作用?鉴于现实和理论的差异,科斯尝试给出解释。
科斯认为:“建立企业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
”而通过建立企业,不仅可以“签订一个较长期的契约以替代若干个较短期的契约,那么,签订每一个契约的部分费用就将被节省下来”,而且“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并且“有管制力量的政府或其他机构常常对市场交易和在企业内部组织同样的交易区别对待”。
科斯认为,企业的存在就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因为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最明显的成本就是发现价格的成本,而企业家恰恰可以做到以低于市场交易的价格获得生产要素,由此形成组织,这就是企业的产生。
接下来,科斯又讨论了企业规模的问题,认为企业规模大小的为“企业将倾向于扩张直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
关于这两个问题的论述都离不开“交易成本”,这也是这篇文章的核心,科斯虽然没有对这个概念做更详细的阐述,不过在他的《社会成本问题》又提到了这个问题,并延伸到了产权的提出。
在《社会成本问题》中,科斯指出:解决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那些工商业企业的行为,如果采用限制甚至惩罚施害这些传统的做法是不合适的。
科斯用牛群与谷物的例子分别讨论了“对损害负有责任的定价制度”和“对损害不负责任的定价制度”两种情境下的处理方案,继而用“斯特奇斯诉布里奇曼”、“库克诉福布斯”等四个实际生活的例子证明了自己的论述,并表明其普遍适用性。
然后,科斯指出这些论述都是在没有“交易成本”的情况下进行的分析,而现实中并非如此。
他提出在实际生活中,如何选择三种交易制度——市场、企业和政府,即比较它们之间在组织某些活动或交易时的成本——市场中的交易成本、企业组织交易的行政成本和政府的行政成本。
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需要费用,问题的实质在于选择一种成本较低的制度安排,这就是产权概念的最早形成。
“在正交易费用情况下,法律在决定资源如何利用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科斯认为这是解决产权问题的关键。
后人总结了相关理论并命名为“科斯定理”:假定市场交易费用为零,只要产权初始界定清晰,无论其属于谁,都可通过市场交易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
在此基础上又延伸出定理二:在交易费用大于零的世界里,不同的权利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产权制度的设置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
也就是说,交易是有成本的,在不同的产权制度下,交易的成本可能是不同的,因而,资源配置的效率可能也不同,所以,为了优化资源配置,产权制度的选择是必要的。
科斯阐述了交易费用存在的事实,提出了产权制度的重要性。
后人对科斯定理的讨论很多,也提出了一些不足,不过他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是十分明确的。
二、产权问题的发展
德姆塞茨是继科斯之后对产权问题做出重要贡献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之一 。
在其《关于产权的理论》和《产权理论:私人所有权与集体所有权之争》等文章中,都有这方面的讨论。
作者的《关于产权的理论》分为了三部分:第一部分,简短讨论了社会制度中产权的概念和作用;第二部分,为探讨产权的产生提供一些线索;第三部分,说明与产权合并成特定组和所有权结构的决定相关的原则。
文章首先提出:“所谓产权,意指使自己或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产权的主要功能就是引导人们在更大程度上将外在性内在化”。
也就是说使外在费用、外在收益以及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的外在性最大程度的让相互联系的人们承担,既包括有害的外部性也包括有益的外部性。
产权的发展,主要源于经济价值的变化,源于发展新技术避开拓新市场产生的变化,源于旧的产权不能很好地与之协调起来的变化。
文章以土地私有权的发展与商业性毛皮交易的发展为例,解释了当过度狩猎时产权调整所起的作用。
接着作者又提出了公共所有制、私人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三种分类,着重以土地所有权为例,说明公共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
这部分作者主要提出了“产权组合为特定组的过程是由什么原则支配的?与这些特定组的产权相联系的所有权结构又是由什么原则决定的?”这两个问题展开论述。
《产权理论:私人所有权与集体所有权之争》是德姆塞茨对产权理论进行的拓展。
他先提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在探寻跟价格具有同样作用的因素的研究中,对所有权安排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
他们不仅忽视了与产权结构相关的问题,而且也忽视了契约安排相关的问题。
并认为目前的产权理论过多强调了外部性,外部性虽然能解释一些经济现象,但除去外部性的考虑,私有产权的安排也是必要的。
针对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相对于集体所有制而言,私人所有制的重要程度正在增加的情况,作者做出了三方面的解释:资源分配相关人员的数量和紧密程度、参与资源配置问题的人员的生产率和资源配置问题的组织复杂性。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国富论》中提出的观点引出了作者对密集性理论的`论述。
亚当斯密讲述的是以市场为导向、不断运转的商业世界的逻辑,《道德情操论》有考虑同情心、熟识程度等生物或地缘或社会学意义。
不难看出,早期的人类互动大多数发生在属于同一个家族或者住在同一个小的封建村序里的人们之间。
在更古老一些的时代,比如当封建势力占优的时候,经济互助的很大比重局限在相对狭小而关系紧密的人群之间。
作者认为,现今生产是越来越明确地为满足市场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家族、本村村民或者封建庄园,这种变化一直在发生。
如果只靠亚当斯密在着作中提到的“同情心”等并不能完成市场资源分配的重任,它们无法更有效地解决资源利用问题,因为资源分配相关人员的数量和紧密程度都比以往大大降低了。
与这种变化对应的,是技术革新和专业化的发展——降低了密集性提高了生产效率。
高生产效率慢慢地引起社会利益分配问题,鼓励努力工作、促进共享劳动成果等。
这样,又引出了作者对组织复杂性的讨论:价格制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此外,它还必须得到保障契约执行力的社会法律制度的支持。
经济学理论 篇6
[关键词]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关系
引言
很多学者认为应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的关系就是理论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的基础，而今应用经济学是理论经济学的具体实践和应用。然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现在普遍存在着轻理论以及重实务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存在使我国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受到了较大的局限。必须要认真的梳理清楚应用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够与我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相适应，并且能够对我国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有效的指导。
1.我国轻理论以及重应用的经济学研究现状
1.1出版界在经济学研究中的片面倾向
目前出版界普遍的认为，相对于理论经济学而言应用经济学的成果更加受欢迎，因此现在很容易发表和发行关于应用经济学的刊物或者论文。相比之下，大部分的出版社并没有对理论经济学研究成果具有太大的兴趣，而且往往会冷淡理论经济学的投稿作者。甚至还有一些出版社将一些硬性的规则和条例颁布了出来，要求作者如果要出版理论性学术专著必须要对相应的资助金进行提交，而且资助金额均有非常高的额度，这样就导致理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很难发表出来，造成了这一类高水平学术著作的严重流失，从而严重的影响到了经济学的整体发展。
1.2不受重视的理论学术研究
在应用经济学在我国的经济研究学术界受到了普遍的欢迎，这样就导致很多学者急功近利，对经济利益和名誉进行片面的追求，特别是在研究和解决各种经济实务的问题上存在着很多的人才，很多学者不惜运用各种手段从而能够在应用经济学的研究队伍中加入进去。而现在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却变得越来越冷门，由于经济实务问题以及应用经济学方面集中了大量的年轻的学者，因此造成理论经济学研究严重的缺乏人才[1]。
2.导致经济学研究出现片面倾向的主要原因
市场从客观上调控的人们对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进行追求的行为，现在理论基础研究具有见效慢以及收益少的特点，而应用经济学则恰恰相反，因此不管是学校研究人员还是学生都对应用经济学在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方面存在的巨大潜力具有充分的认识，因此使得应用经济学集中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学校的研究基金大量的倾斜于应用经济学，而经济刊物编辑社和出版社也对市场效应和经济利益进行片面追求，从而忽视了自身应该在学术研究中需要承担的各种责任。总之，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应用经济学占有了大量的资源和人才，最终造成理论经济学严重的缺乏发展的动力[2]。
3.应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
从本质上来讲应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就是实践和理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告诉我们，实践是理论的来源，而理论又能够对实践进行指导。然而现在在很多人看来理论经济学只是具有学术价值，真正具有实际价值的是应用经济学，只有应用经济学才能够将各种经济问题很好的解决掉，哪怕不需要理论经济学，只需要有应用经济学就能够对企业进行很好的管理，并且可以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建设的发展。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告诉我们事物都是有规律的发生和发展，而且其规律具有不可替代的客观意义，只有具备基础理论上的支持，才能够真正地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只有充分的认识到这一理论，才能够将经济问题产生的原因真正的找出来，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最终能够有效的避免出现类似问题。因此，只有大力的发展理论经济学才能够将前进的动力提供给应用经济学，并且能够将各种经济变化和现象的理论依据和价值找出来。
总之，要想真正的对应用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首先必须要将理论经济学作为指导。而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和进步也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事物的产生和发展，因此，从本质上来讲现有的片面化的重实务、轻理论的的思想属于一种本末倒置的落后观念[3]。
3.对应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片面发展的问题进行解决的有效对策
3.1促进学术界研究现状和观念的积极转变
现在我国的学术界过于倾向于对应用经济学的研究，要想保证应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实践平衡发展，首先必须要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学术界在经济学方面研究现状和观念的积极转变，并且将当前轻理论以及重应用的研究误区扭转过来。积极采用政策上的支持、鼓励以及研究基金的投入措施从而将更多的动力提供给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将更广阔的前景和发展空间提供给理论研究者，这样才能够使理论经济学的研究中集中更多的学术工作者，使当前学术研究中存在的片面现象得以根本解决，并且充分的保证两大学科之间的平衡发展。
3.2对经济学教育观念进行积极的革新
不管是学校也好还是教师学生也好都必须要清楚的认识到应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之间具有缺一不可一击相辅相成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要深刻的了解理论经济学指导应用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植根于理论经济学的本质特征，并且要积极地鼓励教师和学生展开对基础经济學理论的学习，这样才能够使学生在理论经济学的学习中自觉地参与进来，并且致力于自身学习和实践基础理论的不断加强，对理论经济学进行积极主动的钻研。
3.3对教学手段和学习方法进行创新
教师在对理论经济学进行讲授的时候要尽可能的避免采用传统的满堂灌的教学方式，这样很容易导致课堂学习变得十分乏味和枯燥，很难有效地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教师在具体的理论经济学教学中必须要鼓励学生多交流、多思考以及多阅读，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拓宽学生视野以及启发学生思路的作用，同时还要对学生的写作进行积极的鼓励，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必须要对学生进行引导，使其在学习应用经济学以及理论经济学的时间和精力得到有效的平衡，最终能够对学生的全面发展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4]。
3.4真正的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对理论经济学的重要性进行强调，并不是要将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分割开来，如果完全脱离实际的纯理论也并不具备对实践进行指导的作用，因此必须要密切地结合经济社会的实际发展，才能够保证理论经济学研究的长远进步。在对经济学人才定向培养的时候也要注意到使经济学研究人才真正的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紧密地结合经济学实践以及基础理论的学习，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加深刻的理解相关的理论，并且能够更加有效的认识经济实践活动，最终能够使经济研究者能够对所拥有的知识进行充分的运用，从而将经济实践活动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解决掉。
4.结语
各种应用经济学的基础就是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由于理论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而具备了更强大的动力和支持，如果只是对应用经济学进行研究，不具备扎实的理论经济学基础，那么其无异于纸上谈兵。因此应用经济学要想实现更好的发展，必须要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学作为基础和指导，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的促进我国的经济建设。
参考文献
[1]余斌.“第二届全国现代政治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创新研讨会”综述[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08）.
[2]程恩富，王朝科.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引领应用经济学创新[J].教学与研究，2012（02）.
[3]刘汉林.从经济学的分类看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4）.
[4]于立.现行经济学学科设置问题与法律经济学的兴起[J].改革，2011（04）.
[5]王玉.断裂与融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D].曲阜师范大学，2012.
规制与经济学理论 篇7
奥格斯认为, 规制是一个含义广泛的词汇, 它是一种行为控制, 主要包括社会性规制和经济性规制, 前者包括着安全与健康、环境保护、消费者保护等领域的规制;后者是一个比社会性规制范围更小的行为, 主要适用于具有垄断倾向的产业。
政府的规制存在着一些目标, 首先是非经济性的目标。第一个是分配正义, 规制需要实现配置的效率, 按照帕累托最优的定义:帕累托最优是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 而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帕累托改进是指一种变化, 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 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一方面, 帕累托最优是指没有进行帕累托改进的余地的状态;另一方面, 帕累托改进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和方法。帕累托最优是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王国”。但是, 帕累托改进的条件过于苛刻, 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则放松了限制, 它是指第三者的总成本不超过交易的总收益, 或者说从结果中获得的收益完全可以对所受到的损失进行补偿, 这种非自愿的财富转移的具体结果就是卡尔多-希克斯效率。不论是帕累托最优还是卡尔多-希克斯效率, 都反映了对效率的追求, 关心的是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至于如何在社会整体之间进行分配, 则并不关心。但是, 分配的不公平往往导致社会矛盾的计划, 从长远来看, 也不利于社会效率的改进。非经济性目标的规制, 力图实现分配正义。第二个目标是家长主义, 它本质上是对个人自由的彻底干预, 政府可能并不相信公民具有辨别是非或者有效保护自己权利的能力, 因而施加了许多规制, 如规定开车必须系安全带、限制吸烟等等。一些臭名昭彰的行为的确有害于个人利益, 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具有负外部性。但是怎么干预才是正当的呢?是否专家更能够了解他人的真实情况, 并作出更好的福利改进?家长主义不论结果好坏, 在一定程度上与个人的自由是相背离的, 有学者就认为, 家长主义的规制, 很容易导致专制主义。但是, 有学者提出某些人, 尤其年轻人, 并不能够对自身的发展进行有效的构建, 所以需要采用规制对其利益进行维护。奥格斯认为, 将家长主义建立在反对个人主义的观点之上, 很难具有确定性, 并没有说清楚何种干预是正当的, 只有证明个人能力存在严重的缺陷, 才具有干预的正当性, 但这样的交易成本太高, 如对某一行业的限制, 则会导致具有辨别能力的个体被剥夺做出选择的权利。
规制的经济性目标主要包括垄断、公共产品、外部性、信息问题、协调一致问题和市场例外条件与宏观经济考量。
针对外部性问题, 奥格斯提出, 外部性的解决, 要考虑交易成本的问题, 一个外部性会引发资源的错误配置, 但行政手段可能成本过高, 高于社会收益, 因为这个原因, 很多小问题就被忽略了, 但这些问题累积起来, 就是一个很大的成本。传统的经济学总是假设信息是完全的, 但很明显, 这样的情况从来都不存在, 私人只能处理他们能够获取的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理性的选择, 并且是效用最大化的选择, 这一假定是市场模式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人类行为受制于有先理性, 个人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 人们也曾经试图构建一个决策模型以求实习效用最大化, 但是这十分困难。协调一致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问题, 如交通规制, 如此多的主体参与到交通当中, 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 靠右还是靠左行驶, 并不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只关心别人是否也和我们一样。规制的正当性根基正是在于“它不是强迫人们去做他们并不原因的事情, 而是通过强制人们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还有一个有待讨论的规制领域, 也就是宏观经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比如通货膨胀, 无论对于什么政治体制来说, 这都是必须控制的。对通胀率的控制, 可以通过对合同和利率进行管制, 现金的持有量应该降低, 这样, 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这种调整措施的行政成本是很大的。奥格斯进一步指出, 通货膨胀导致的资源配置的无效率, 增加了投资风险, 投资额会减少, 通胀也使得私人和企业更加难以区分引发价格上涨的两种原因, 一种是特定商品或服务的供给和需求的变化, 一种是一般的通货膨胀, 即使这个问题不出现, 市场中的决策者也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轻松地配置资源以满足供给和需求的变化, 且这种无效率将一直持续。
新常态经济学理论框架成形 篇8
遵循新常态逻辑
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遵循新常态的逻辑, 不仅是为2016年的经济工作, 更重要的是为整个新常态发展阶段奠定理论基础。遵循新常态的逻辑, 首先就应该从新常态经济发展规律和国内经济结构矛盾叠加的角度正确认识经济潜在增长速度变化, 正确认识增长速度放缓现状, 转变违反新常态经济发展规律的高增长偏好;新常态下“发展是硬道理”的内涵要从“高增长”向效率和质量的增长转变;新常态发展理念要从粗放发展向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位一体转变。这是新常态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发展阶段上的进一步延伸, 也可以成为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的理论基础。
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未来一段时间供给侧结构调整任务和2016年的五大工作任务, 是对新常态经济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 是对现阶段存在的非经济周期影响 (主要是粗放式发展带来的结构性症结) 精准诊断, 采取跳出传统需求侧调整思路的难题破解方式, 是新常态经济学理论体系在现阶段的重要实践。不过从道理上来说, 和所有经济学的原理一样, 供给侧结构调整是在新常态特定发展阶段下提出的针对性的改革发展思路。如果忽视国内经济现阶段发展的现状和矛盾, 把供给侧结构调整思路变成带有普遍性意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思想, 甚至与其他“主义”和“流派”联系起来, 是不科学的, 会使特色鲜明的新常态经济理论体系变得混乱和极不严谨。只有从新常态的逻辑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 才能引领新常态。
需求侧扩张也是结构性问题
为什么从“总需求”扩张推动经济增长的凯恩斯主义对当前经济稳增长作用不明显, 而“供给侧结构调整”是现阶段经济增长的破解之法?实际上, 凯恩斯主义是在利率为零都没有投资需求、没有就业创造、没有购买力创造、总需求扩张完全没有动力的情况下, 由政府通过透支中央银行加大投资创造就业, 最终推动总需求增长恢复经济正常循环的危机刺激政策。而国内现阶段是总常态经济绝对不是危机形势, 总需求的扩张存在的是结构矛盾不是整体扩张的概念。但是我们以前把危机形势的宏观刺激政策常态化, 用宏观总量政策去解决结构性矛盾, 这不应该是凯恩斯之过, 应该是我们的所谓主流经济思想对经济理论和政策错配经济状态之错。实际上, 从2010年开始, 笔者就一直强调“在盛宴之前撤下酒杯”, 建议刺激政策退出, 用结构性政策解决结构性问题。但是在一些违反新常态经济发展规律的利益主导下, 国内外刻意对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危言耸听地解读为“经济硬着陆”甚至“经济崩溃”的声音成为主流判断, 误导刺激政策延续多年。
为了避免误导心理预期以致对政策预期形成误导, 过去一段时间的经济形势分析中有一个分析思想方法需要转变。我们已经做了几年的“三期叠加”的分析, 所以关于经济增长下行的主要原因与“三高”企业结构调整相关的分析早应该是“已知”信息。但是这几年对于月度、季度数据的解读和未来经济态势的判断, 总是把那些本来是“印证”前期已经做了充分分析的数据的下降, 比如对上游生产资料行业产能过剩的调整, 带来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的放缓解读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把“已知”的信息变为“增量”信息, 推动“增量的”宏观调控政策“微调”不断, 没有秉承“宏观政策要稳”的新常态宏观调控的基本原则。而“宏观政策不稳”, 政策没有针对性地不断调整, 也释放一些不准确的信号, 可能固化经济中的结构性矛盾。比如最近提出“降低房地产库存”, 大家都知道房地产的库存来自三、四线城市。三、四线城市解决空置率的问题要依靠制造就业机会, 或者发展与消化住房相关的服务业, 比如旅游、度假、养老等等功能和产业, 才能吸引更多常住人口, 消化空置的房屋。但降低房地产库存相应的政策是公积金政策调整, 首付比例的调整, 结果是三、四线城市库存没有改变, 一线城市房价大涨, 释放了政府要保持房地产的支柱产业的错误信号, 更大程度地扭曲了房地产市场的结构问题。
出口负增长的形势也应该是“已知”信息。我们一直在强调全球经济放缓、国际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 但在设置出口增长指标时并未充分对称全球经济放缓的信息, 也未仔细进行数据的分析, 量化全球经济放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去年国际贸易总体增长率才2.3%左右, 但我们设置的2015年的增长指标是7%, 指标的设置显然没有充分对称已知信息, 严重脱离实际, 造成过高的出口增长预期。
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国际国内形势作了深刻的研判, 希望能够引导各方的心理预期、各方对经济数据的分析和对短期经济形势的研判, 不要把“已知”信息扭曲为“增量”信息, 避免屡屡误导心理预期、误导市场、误导政策。
发挥调结构在稳增长中关键作用
2016年经济形势会不会改变, 三大驱动力的增长态势会不会改变?回答是“是”, 如果稳增长主要依靠短期刺激政策, 目前的情况不会有太明显的改善。三大驱动力增长存在的问题都是结构问题, 不是传统的从需求侧的宏观政策层面多发一些货币、一刀切地减税所能够解决的。
投资面对的是结构的困扰。PPI负增长, 产能过剩的上游产业不赚钱, 能加大投资吗?银行会加大贷款吗?部分高耗能、高污染的中小企业应该一刀切地解决贷款难贷款贵支持继续生产吗?房地产的结构严重扭曲, 简单放松资金和贷款能解决房地产的结构问题吗?实际上, 各类互联网概念泡沫也不能掉以轻心。在这样严重的结构性问题面前, 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一刀切的财政补贴政策, 可能固化目前的结构性的矛盾, 加剧未来调整的困难, 加大未来的调整成本, 也加快银行坏账和金融风险的增加。
消费增长面对的也是结构问题。目前刚性消费增长受效用最大化的约束不会有很大的上涨空间。收入增长只会使消费占收入的比重下降, 即边际消费倾向下降。更多的货币发行只能推高价格, 不会实质性增加消费。在当前的消费结构下, 短期刺激政策对扩大消费加大消费增长在经济中的比重起不了很大的作用。只有顺应需求结构的改变, 提供新的产品和服务的供给, 创造新的需求, 才能推动消费的增长, 进而扩大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
出口增长也需要结构改变才有出路。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是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是一个相对概念, 不是自己有优势的产品都由自己卖出, 而要用更大优势的产品与更小优势的产品交换, 才能各自获益。加工贸易业转移订单走了出口走了, 实际上是更小优势的产品走出去创造新的国际贸易机会。国内需要向更大比较优势的方向发展, 进行出口结构调整, 创造在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新产品领域的新的比较优势。新的比较优势的产品与较弱优势的产品交换, 将形成新的贸易增长。
所以, 需求侧扩张稳增长的关键也是供给侧结构调整的问题。我们必须转变思路, 结构问题用调结构的方式解决, 供给的问题用供给侧调整的方式解决。
习主席提出“着力供给侧结构调整, 着力提高供给体系的效率和质量”, 明确指出了当前经济增长中主要问题和解决方式。需要指出的是, 习主席提出的“供给侧结构调整”与美国的所谓供给学派不是一个概念, 供给学派是宏观概念, “供给侧结构调整”是中观概念。一个解决总供给问题, 一个解决结构性供给问题, 针对的问题也不在一个层面上。我们认为, 供给侧结构调整包括两个方面的调整。
一方面, 供给侧结构调整是针对已经存在的不合理的结构性矛盾的调整。2016年五大任务中, 去产能的调整显然是“供给侧”的调整, 高耗能高污染的调整也是“供给侧”的调整。去库存也是从房地产供给层面的调整, 棚户区改造解决城镇化中的进城农民的住房问题显然是住房结构调整;去库存在农业方面也体现农产品结构多元化的调整上。去杠杆的目的也主要是解决企业的债务风险, 降低生产供给侧的债务风险。实际上, 对于这些供给侧不合理的结构的调整, 一直是新常态经济发展阶段以来被强调的发展硬道理的内涵之一。但是因为“稳增长”的压力, 单边推动不合理结构调整对当期的经济增长无疑产生进一步下行的压力, 故结构调整犹犹豫豫没有按照经济规律得到彻底的解决。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突出“供给侧结构”调整, 并把“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作为2016年工作的任务, 实际上是给出了对不合理结构矛盾调整的时间表, 应该是加大调整力度, 加快调整的速度, 而不必理解为一个新的任务。
另一方面, “供给侧结构调整”包括促进合理的产业结构形成方面的调整。在新常态阶段, 要素驱动转化为创新驱动, 包括科技创新、技术进步、更合理的劳动分工、制度改革等等全要素驱动力提高和改善, 在搜罗生产函数的全要素残差理论中, 这些都属于供给侧的创造和调整的范畴, 调整和改革的目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重新优化资本和劳动要素的配置, 创造更高质量和更高效率的新的供给, 培育新的增长点和创造新的增长动力, 当然也是稳增长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 “供给侧结构调整”与十八大提出的创新驱动, 也与实现“供给体系的效率和质量”提高的思路完全一致。这也是为什么2014年中央召开的关于2015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就明确地提出“调结构是稳增长的关键”的逻辑。2016年五大任务中的“补短板”, 不论是从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农业基础设施的改善, 还是其他结构性短缺领域的创造等方面, 都是通过供给侧的结构调整。
有两个问题必须指出。首先要转变理念, 更全面地认识到“供给侧结构调整”是一个双向的结构调整, 是对不合理结构的调整和合理结构形成的结合, 政策安排应该充分考虑两方面同步推进, 而不是增加经济下行压力的单边调整, 也不应与新的供给创造的结构创新割裂开来。其次, 也是更重要的是, “供给侧的结构调整”在经济学理论中是一个长期概念, 也就是结构调整的效果显现需要一个时间过程。而且按照经济规律, 就算市场化的调整, 不合理结构调整一般快于合理的结构形成, 也就是在新的经济结构与“三高”结构调整之间有一个时间差。特别是如果2016年“三去”结构的调整加大力度, 采取关停改的办法会比较快地调整到位, 而新的合理的结构形成方面, 新的供给创造并形成市场规模都需要一段时间。但是稳增长则是一个当期的或者说短期的概念, 供给侧双向调整效果的不同步, 确实会影响当期经济增长的稳定。在培养拉动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创新驱动力的同时, 如何使供给侧结构调整成为稳增长的关键, 其关键是要找到当期稳增长和属于长期概念的供给侧调整的平衡。
当期稳增长与供给侧结构调整的平衡需要抓手
当期稳增长与供给侧结构调整平衡的关键需要在“供给侧结构调整”的合理产业结构形成方面来突破。我们需要更开放的理念、更大的智慧、更务实和更准确的产业引领政策, 找到依靠创新驱动既能带来结构调整效果又能贡献当期经济增长的抓手。
从制造业升级与稳增长之间平衡的角度, 我们建议, 引进欧洲和美国已经完成0—1产品开发、市场需求规模完全可预期的高端制造业产品, 对接中国的制造业, 利用国内的资金、市场和大规模配套能力, 进行1—N的生产过程, 形成规模生产效应, 并迅速推向市场。据我们的调查, 各国有很多需要进入1—N的创新产品。我们已经开始对接试点的项目说明, 凡对接的企业将完全改变加工贸易被动承接的思维方式, 提升工艺、制造技术上主动改进的意愿和能力, 进入高端制造行列, 推进企业升级的进程。而1-N阶段主要是规模化阶段, 给定三十年制造业中心培育的制造能力, 只要对接阶段顺利, 规模生产效应的实现应该很快, 当年对经济增长产生贡献也完全可能。
在制造业领域, 如果国内装备制造业能够进一步提高质量和售后服务, “十三五”期间, 伴随越来越多“走出去”的企业以及“一带一路”项目落地, 高质量的装备制造出口规模的增长也无疑是一个稳增长的亮点。
从消费结构调整与稳增长平衡的角度, 消费结构调整有两方面的作为。一方面要通过“供给侧”供给结构的调整创造新的消费品需求。我们需要研究新的消费品需求, 把握消费品需求的变化趋势, 进行供给侧结构调整, 减少过剩产品的供给, 增加新的有市场需求的产品的供给。另一方面, 通过服务消费供给侧的调整, 改善服务水平和质量, 增加服务消费的供给, 扩大服务消费市场。比如旅游信息服务的改善, 创造与互联网提供的信息相匹配的便利出行的交通设施和住宿条件, 相信会吸引更多海外游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旅游景点的开发, 将大幅提高国内出国旅游的人次。国内旅游服务的提升和改善, 也会创造旅游业发展极大的空间。按照国际相关方面的分析, 旅游业是全球最大的产业。如果国内旅游业的供给侧调整做得好, 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旅游业也完全可能成为国内最大的产业。
在调结构稳增长的平衡中, 系统风险的底线的防范是非常重要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调整可能对银行带来坏账上升的压力, 财政政策可能在结构调整中发挥主导作用, 为配套结构调整政府支出增加的需要, 增加财政赤字包括扩大地方债发行为特点的更积极的财政政策, 也会引发债务风险上升的担心。因此, 防范不触发系统风险的底线思维要特别强调。
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文献概述 篇9
发展经济学的早期思想旧结构经济学派是二战后的拉美经济学家发展起来的, 该学派大都强调结构变化的重要性, 将结构变化的缺乏归为市场失灵, 建议通过政府的干预来纠正这些市场失灵, 其中最主要的战略是进口替代[1]。发展中国家多次对进口替代的尝试都失败了, 因为它们的目标产业与国家的比较优势相背离;优先发展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的竞争市场中往往不具备自生能力;它们的投资和持续经营更多的是通过依赖政府进行多种与经济规律相违背的保护和补贴来实现的。
林毅夫提出新结构经济学带来了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新的思想浪潮。在经济界普遍关注世界经济如何稳步复苏, 以及国内新一轮增长应注重拉动内需之时, 他“不合时宜”地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四年世界银行经历的“毕业论文”[2]。
新结构经济学产生华盛顿共识之后, 华盛顿共识是主张发展思想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以及之后由布雷顿森林体系给出的政策改革的结构调整方案, 此方案主张鼓励发展中国家政府消除市场扭曲, 彻底改革社会计划, 避免使用产业政策, 使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最小的参与, 因而更多体现由市场来发挥作用。华盛顿共识同样未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林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精髓在于:对各国经济增长过程的现代分析。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是持续的技术革新和结构变化[3]。经济体在任何时点上的最优产业结构是能够让其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实现最强竞争力的产业结构。最优的产业结构是由该经济的比较优势决定的, 而比较优势又是由该时间点的经济要素的禀赋结构来决定。由于基础设施条件的约束, 政府应该发挥作用来提高基础设施条件以便于比较优势产业发挥更大的作用。新结构经济学的三大支柱包括:它包含了对一国比较优势的理解, 且这种比较优势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而不断演化;在发展的任一阶段市场都可以作为最优的资源配置机制;政府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应该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林毅夫同时为实践提出了两轨六步法, 依次是选择正确目标, 消除约束障碍以利于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 吸引全球的投资者, 支持成功自我发现的企业壮大规模, 用工业园模式解决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的不足, 政府向正确的产业提供有限的激励措施。
国内外同样出现了很多新结构经济学的反对论点。国内刘海影提出政府本身不存在于理论的真空中, 政府及其代理人拥有自身利益考量。政府不能保证自己对投资项目选择具备经济合理性, 政府主导投资意味着对社会资源的滥用, 其资金的来源将挤占民间资金的利益。他还提出, 所谓的比较优势不是一个单一的加总值, 政府发挥“因势利导作用”往往是发展的障碍而不是动力。他认为制度与政策导致的扭曲和政府无能导致的宏观管理失败是阻碍欠发达国家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刘胜军同样持反对意见, 他认为政府主导往往逃脱不了腐败, 同时, 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 是目前社会收入分配严重失衡的重要原因。他提出根本的发展动力还是市场经济的活力, 是民营企业追逐利润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研究员刘远举提出:“中国模式”这种政府主导并不擅长创新型超越, 政府应该通过建立一个有稳定预期的制度来导向良好的市场秩序, 促进分工的深化和市场范围的扩大, 并不需要新的“强势政府”理论。张夏准与林毅夫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 他认为比较优势虽然重要, 然而只是一个基线, 国家想要产业升级, 就需要违背其比较优势。考虑到要素积累过程的性质和技术能力的建设, 一个落后的经济几乎不可能在新产业中积累起技术能力, 除非违背他的比较优势, 并在他拥有“正确的”要素禀赋前进入这个产业。
国外对于新结构经济学的争论点也很多。世界银行凯闻提出, 中国式的经济决策方式需要政府有强大的执行能力和适应能力, 但是这要求政府有善意有能力且不腐败。中国社会严重的“信任赤字”可能导致政策的执行与初衷相违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安妮·克鲁格认为新结构经济学的实施较为困难, 新结构经济学似乎支持工业和城市偏向, 而这个偏向本身在许多国家就是很大的扭曲, 并且林毅夫把单个企业或产业卷入基础设施投资决策又赋予了它们过大的影响力[4]。哈佛大学的丹尼·罗德里克认为林毅夫推荐的政府政策旨在抵消市场扭曲, 然而预期效果则是诱使企业做出背离比较优势的选择, 事实上, 政府不是总能准确地甄别出市场失灵, 也不是总能找到有直接针对性的解决方式。他基本同意林毅夫的观点, 只是在某些细节有争议。哥伦比亚大学的斯蒂格利茨认为市场的局限性比林毅夫认为的更加严重, 即使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体本身都既不稳定又不有效。他与林的重大分歧在于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方面, 他觉得更重要的是知识的增加, 即技术的革新。宾夕法尼亚大学霍华德·帕克认为, 林提出的选择富裕的参照国再甄选出比较优势产业是有问题的, 较富裕国家的经济结构有可能是因为扭曲性的政策产生的, 成功的政策往往是一个庞大的政策集, 需要解决这么多问题可能会超越政府的能力。
综上, 反对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 大都表现为对政府能力的不信任, 对当今腐败状况下政府作为的堪忧。然而, 新结构经济学作为旧结构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之后的新理论, 依然有着它存在的合理性。我们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来证实新结构经济学理论。
参考文献
[1]马颖.2002, 论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思路, 《世界经济》2002年第4期:25-37.
[2]林毅夫.2012: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3]林毅夫.2012:新结构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探析西方经济学的节约理论 篇10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节约理论,普遍性,抽象性,定量性
西方经济学是指流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它于15世纪西方经济学产生,19世纪70年代以后一直到目前为止,被认为是能够说明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国家调控的重要理论、概念、政策主张和分析方法进行了综合和系统化形成的。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保罗·A·萨缪尔森在他享誉全球的《经济学》中所指出:“经济学被称之为社会科学之王———是最古老的艺术、最新颖的科学。”(1)
人们知道,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流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现代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它既探讨古老而又现代的家政管理,又研究多姿多彩的企业经营,还大胆解说政府日益加码的经济调控;它既赞美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效率优势,也无情地剖析市场机制在不少领域资源配置上的诸多缺陷。它主要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以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为对象、以资源的合理配置为解决的主要问题、以价格理论为中心理论、以个量分析为方法,研究家庭、厂商和市场合理配置经济资源。宏观经济学研究以国民经济整体的运行为对象、以资源的充分利用为解决的主要问题、以收入理论为中心理论、以总量分析为方法,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中充分利用经济资源。
但人们很少知道、也很少研究西方经济学的节约理论。西方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进程中先行一步,对于工业化中出现的资源短缺与浪费现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和做法,并获得了较好的效果。大量事实表明,成功的实践依赖于正确的理论作为指导。西方经济学的节约理论就是西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要素之一。
当前,我国的客观实际迫切需要节约理论指导节约实践。而人们对西方经济学的关注更多的是停留在阶级性层面,对它的节约理论却鲜有人关注。理论来源于实践。来源于实践的理论对实践会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认真、客观地分析西方经济学的节约理论,借鉴其有益成分,对推进我国节约型社会建设无疑大有裨益。
一、西方经济学节约理论的主要内容
西方经济学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已有30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到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节约问题始终是其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节约理论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由亚当·斯密于1776年开创,是凯恩斯理论出现以前的西方经济思想主流学派。其主要代表包括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和约翰·穆勒等。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自创立伊始,便以提高经济效率(或者说“节约”)为己任。下面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为主,介绍古典经济学的节约理论。
1. 亚当·斯密的节约理论。
亚当·斯密(1723—1790)将节约作为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主要经验进行总结,在他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中,对节约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论述。斯密分析节约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的主要内容是:(1)认为分工能节约劳动时间、增加国民财富。斯密认为增加国民财富的主要手段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要提高劳动生产率,首先就要靠分工的发展。他在《国富论》第一章《论分工》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2)斯密关于分工能节省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对论证劳动分工理论,以及促进当时资本主义分工和协作,推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有过重要作用。(2)认识到节约对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作用。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特征是扩大再生产,而扩大再生产一般都是通过资本积累实现的。所谓资本积累就是指资本家把获得的利润不是全部用于个人消费,而是把其中的一部分积累起来,用于追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使生产在扩大的规模上重复进行。资本总量增大的重要途径是节约。斯密认为,一国的财富应该更多地投向生产领域,以扩大生产、增加利润。他认为,奢侈是蚕食资本,夺取劳动者的面包来养活游惰;而妄为的结果,和奢侈相同。所以,斯密说:“奢侈都是公众的敌人,节俭都是社会的恩人。”(3)可见,斯密认识到节省收入并转化为资本的重要作用,实际上触及到了外延扩大再生产的问题。这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3)强调政府节约的重要性。斯密认为国家的职能主要是满足公共安全、公共机构和公共工程等公共需要。由财政保障的国家费用也称为国家运行成本,主要包括国防费、司法经费、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费用。政府作为上层建筑,不仅不生产社会财富,而且需要消耗大量社会财富。因而斯密强调政府节约的重要性。他说:“地大物博的国家,固然不会因私人奢侈妄为而贫穷,但政府的奢侈妄为,却有时可把它弄得穷困。”(4)因而,斯密特别注重政府的节约。
在公共工程和公共机关的经费方面,斯密认为,“君主或国家的第三种义务就是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5)公共工程和公共机关费用包括:除上述国防及司法行政两方面所必需的公共设施和公共工程外,主要为便利社会商业,促进人民教育的公共设施和工程。至于公路、桥梁、运河等等,如由利用他们的商业来建造和维持,那么,这种工程,就只能在商业需要它们的地方兴建,因而只能在宜于兴建的地方兴建。此外,建造的费用,建造的堂皇与华丽规模,也必须与该商业的负担能力相称,就是说,必须适度。(6)
总之,斯密设计的国家运行成本中只有国防费用和维护君主尊严需要社会收入的开支,其余各项均可由司法和公共工程的受益人分摊,以减轻国家的开支。而且斯密要求政府严格控制公债,因为他认为:“在举债制度下,社会一般资本时时由政府滥费所惹起的损失,是更容易由人民的节约与勤劳得到弥补的。”(7)这样就确保了政府职能运作成本的最小化,从而使政府成为廉价政府。
2. 大卫·李嘉图的节约理论。
大卫·李嘉图(1772—1823)是继亚当·斯密之后的又一位著名的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对节约问题也有深刻的见解,他的节约观集中体现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从节约社会劳动的角度提出比较成本学说。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指出,比较成本是指两国生产同一商品所消耗的劳动量(劳动成本)的比率。劳动生产率越高,商品的劳动成本越低。两国生产不同商品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别程度很不相同,由此决定两国间不同商品的比较成本存在差异。即使一国在生产所有商品上的劳动生产率都高于他国,仍然有可能存在着一国在某种商品上具有较低的比较成本,而在另一种商品上具有较高的比较成本。比较成本较低的商品是该国的比较优势的商品,而比较成本高的商品,则是该国的比较劣势的商品。在自由贸易条件下,两国将分别集中生产本国相对优势的产品,并在此基础上实行国际分工,就能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果,节约劳动和增加使用价值数量。他认为,每个国家都要对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进行分析,做到“两优相权取其重,两劣相权取其轻”,以便在现有的自然、技术和经济条件下更合理地分配劳动和利用资源,形成合理的、最有利于本国的生产要素配置和生产力布局,以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8)(2)强调税收比借债更能节约。在筹措政府经费上,李嘉图更倾向于征税而反对举债。他认为借债“这种制度会使我们不知节俭———使我们看不清真实环境。”(9)他举例说,如果国家需要战争经费4000万英镑,假设征税的话,要求40万民众每人每年承担100英镑,在要求他立即缴纳的情况下,他会设法从收入中迅速节省下100英镑。战争结束,课税就结束。但在借债制度中,他只要支付这100英镑的利息(按5%的年利率计算),即每年5英镑,就会认为从其收入中节省这5英镑就足够了,因而会错误地认为他和以前一样地富裕。如果全国人民都这样想和这样做,仅能节省4000万英镑的利息,即200万英镑。这样做不仅损失了4000万英镑资本用于生产所应得到的全部利息或利润,也损失了储蓄和支出之间的3800万英镑的差额。在借债的情况下,还会导致资本外流———“把自己和其资本转移到能免除这种负担的国家的诱惑最终会变得难以抗拒”,因为“每个纳税人都想逃避责任,把纳税负担从自己身上转嫁给他人”(10)。(3)认为政府和私人的节约可以减轻国家的贫困。李嘉图认为:“一国为战争之目的或为政府一般开支所征收的税,还有主要用于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生活的税,都取自于该国的生产性行业。这种开支每有节省,即使不增加到纳税人的资本中,一般也会增加到他们的收入当中。”(11)李嘉图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家的贫穷是由于政府和个人的浪费和借贷造成的,只有通过积攒收入和节省开支才能增加国家资本。因此,任何可能促进国家和私人节约的措施都可以减轻国家的贫困。但如果认为把国家的实际困难从社会上一个应当承当责任的阶层身上转移到根据任何公平原则都不应担负额外责任的另一阶层身上,就能消除这种困难,这是一个错误和幻想。”(12)
除此以外,李嘉图所提出的“级差地租”也成为现在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理论基础。由此可见,他对节约理论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
3. 其他古典经济学家有关节约重要性的认识。
除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之外,其他古典经济学家对节约都有许多论述,如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法国重农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杜尔哥从资本积累的角度主张节约。他认为节约是资本积累的一个条件,曾屡次指出,无论个人还是民族,节约致富,浪费致贫。(13)瑞士政治经济学家西斯蒙第通过分析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认为:“不论是穷人或富人都不应该使自己的开支超过实际收入,任何社会开支都取决于社会收入。”(14)法国庸俗政治经济学创始人萨伊则通过分析个人消费的动机与结果,认为:“节约列为美德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它像其他美德那样,意味着克己自制,并产生最愉快的结果。子女得到良好的体育与德育,老年人得到周到的照顾,中年人具有他们持身处己所最需要的冷静头脑,不受周围情况的影响因而不受图利动机的支配,这一切都产生自节约美德。”(15)
(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节约理论
现代西方经济学是指20世纪30年代至今所出现的西方经济学。这阶段的代表人物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2006)、保罗·萨缪尔森(1915—)等。除凯恩斯等人之外,现代西方经济学在各个方面体现着节约的思想,可以说,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是研究节约的一门学科。
1.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立论依据是资源短缺。
西方经济学认为,人类有无限的需要希望得到满足,但是现有的资源不足以实现这些愿望。因此,相对于人类的需要来说,社会资源是稀缺的。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中指出:“‘经济稀缺性’指的是经济生活中这一基本事实:人力资源和非人力资源的数量都是有限的;使用这些资源,最好的技术知识所能生产出的每一种物品也都有个有限的最大数量。”(16)正因为社会资源是稀缺的,所以人们才需要从节约的原则出发,考虑如何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才需要考虑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从而才产生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学这门学科。如果社会资源不是稀缺的,任何商品都可以无限地生产出来,那么一切商品都不是经济物品而变为和空气一样可以自由取用的物品,这样就不会有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学这门科学了。劳埃德·雷诺兹说:“稀缺性是经济学的根本。如果所有物品,都像空气一样,自由免费取用,那就没有必要节省资源,也就没有经济问题。”(17)由此可见,实现节约是西方经济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论依据。
2.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中心内容是节约。
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这一问题,从古典经济学开始就有阐述,例如亚当·斯密认为经济学是研究财富的性质和增长的科学,萨伊认为经济学是分析财富怎样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科学,马歇尔认为经济学是说明人类一般事物的学问。而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萨缪尔森则认为经济学研究人和社会如何做出科学选择,使稀缺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并分析改善资源配置形式所需的代价和可能得到的利益。当代西方经济学家总结了前人的看法,进一步提出经济学主要是分析研究如何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通过有效的选择,使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从而使耗费最小,收益最大。美国经济学家劳埃德·雷诺兹则在其所著《宏观经济学》中,一开始就指出:“经济学是研究节省的,这是我们每天都要干的事。我们不得不节省,因为我们缺乏。”(18)美国经济学家、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勒说:“经济学理论的中心问题是分析经济制度、激励系统对资源使用效率的作用。无论经济学家研究的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应当是他们最关注的问题。”(19)尽管他们表述的方式不同,但都说明了节约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一书中明确指出:“效率是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也许是唯一的中心问题)。效率意味着不存在浪费。”(20)萨缪尔森的这一认识,可谓揭示了经济学的真谛。任何一门经济学都要研究效率问题,其实质是研究如何克服浪费,实现节约。
3. 现代西方经济学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是为了实现节约。
西方经济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创立了许多对经济活动进行分析的方法,如实证分析法、规范分析法、静态分析法、动态分析法、个量分析法、总量分析法、经济模型分析法、存量—流量分析法、边际分析法、制度分析法、均衡分析法等。西方经济学家利用这些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对各项经济活动进行评价和分析,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使经济效益最大化。例如,西方经济学在分析产品成本时采用了边际分析法,即通过计算边际成本,反映生产经济效益。所谓边际成本是指随产量的变动总成本的变动量,或者说增加一单位产品所带来的成本增加量。如果边际成本增加,说明产量的增加导致了成本更大幅度的增加,经济效益下降,其中必然存在浪费;如果边际成本下降,说明由于增加产量提高了经济效益,实现了节约。在成本分析中还使用了经济模型分析法以反映各因素对产品成本和经济效益的影响,使用动态分析法反映产品成本的变化情况,说明节约或浪费的程度。
4. 现代西方经济学重视技术进步是为了实现节约。
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学十分重视技术进步的研究,其目的不是为了社会进步,而是为了劳动时间的节约,以获取更多的利润。例如:英国经济学家J·希克斯把技术进步分为三种类型,即节约资本的、节约劳动的和中性的。如果技术进步提高了资本边际生产力对劳动边际生产力的比率,换言之,如果技术进步以后生产函数的劳动边际生产力的提高低于资本边际生产力的提高,就是节约劳动的技术进步。这种技术进步使国民收入分配中利润的相对份额上升,而工资的相对份额降低。英国经济学家R·哈罗德的解释是,如果在技术进步前后两个生产函数利润率相等的点上,技术进步以后的生产函数有较高的资本—产量比率(k/y),即为节约劳动的技术进步。简而言之,节约劳动的技术进步就是在技术进步中更多地使用了资本,更少地使用了劳动,从而使资本—产量比率提高。如果技术进步降低了资本边际生产力对劳动边际生产力的比率,换言之,如果技术进步以后生产函数的劳动边际生产力的提高大于资本边际生产力的提高,就是节约资本的技术进步。这种技术进步使国民收入分配中利润的相对份额下降,而工资的相对份额提高。(21)
二、西方经济学节约理论的特征
(一)普遍性
如前所述,西方经济学要解决的问题是资源稀缺性与人类需求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正如劳埃德·雷诺兹所说:“印度、美国和苏联的经济,表面上看来,很不相同。然而,所有的经济,都面临共同的问题和起某种共同的作用,基本的经济问题就是稀缺性。”(22)随着世界人口的急速增加,资源越来越紧缺,在这种现实面前,所有的经济学科都必然研究这一问题。以资源稀缺作为立论前提的西方经济学更加是这样。因此,从学科发展来看,西方经济学及其分支都是直接或者间接研究节约问题的,如新制度经济学、会计学等。毋庸讳言,新制度经济学的诞生使西方经济学实现了对诸如寻租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契约理论等的研究的深入,在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制度革命”,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许多理论是无法形成的。产权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最关注和最引起其他流派感兴趣的一个领域。“科斯定理”认为,只要产权关系明晰,不管它属于谁,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就不能产生背离。虽然权利属于谁的问题会影响财富的分配结果,但是,如果交易费用为零,无论权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的交易活动和权利买卖者互定合约或“自愿协商”而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23)另外,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等学科均以不同角度研究了节约与效率的问题,在此不拟展开论述。
从西方经济学发展史来看,自亚当·斯密开始的很多经济学家都在关注节约问题,研究实现节约的方法和政策。多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成果几乎无不与减少经济运行中的损失、提高经济效率有关。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以表彰他在分析国际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的地域等方面所作的贡献。作为他获奖的理由之一,他所开创的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一些地区(如硅谷)怎样和如何实现专业化,以及产业集群如何为公司和经济带来好处。可见,西方经济学对节约问题的研究具有普遍性,节约理论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中重要的理论。
(二)抽象性
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比较接近于实际,特别是善于将实际经济问题抽象化,对节约问题的研究也不例外。西方经济学家运用边际分析法、动态分析法、经济模型分析法、制度分析法等方法研究节约问题,具有很强的抽象性。如,西方经济学对现实生活中的购物消费、商品生产问题,抽象为需求—供给模型,并运用边际效用来研究消费问题、运用边际成本来研究生产问题;以及发展到后来的将如何达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四大目标,抽象为IS-LM模型、总需求与总供给模型、计量经济学模型等,并运用边际消费倾向、乘数效应等来研究国民经济运行问题,等等。经济数学模型通过将经济事物抽象化为数学方程式陈述和推导的数量关系,可以起到“经济政策实验室”的作用。尤其是计量经济学模型,揭示了经济系统中变量之间的相互联系,将经济目标作为被解释变量,经济政策作为解释变量,可以很方便的评价各种不同的政策对目标的影响。也正是由于它的抽象性,西方经济学从产生到发展都是围绕着经济发展这个主题,基本上回避了意识形态问题的争论,以研究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创造最大财富为目标。
当然,西方经济学并不只是具有抽象性,否则它将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因为,一门学科的存在,除了要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之外,还应当有它自己特有的使命,并紧密围绕这一使命开展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要具有实践性。实际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成果被运用到生产管理中后,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三)定量性
注重运用数学模型对经济问题进行定量分析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大特点。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科学。任何事物都具有质的方面和量的方面,都是质和量的统一。经济范畴和经济过程同样是质和量的统一。在对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进行质的分析的前提下,对反映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经济范畴和经济过程进行量的分析,将有助于认识的深化,也将有助于理论的应用。(24)马克思指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25)西方经济学重视定量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判别其科学性的根据之一。事实证明,定量分析方法(如边际分析法)在研究资金使用、资源利用等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能够使人一目了然地看清问题。后来兴起的计量方法是定量分析方法的进一步发展,计量方法就是将统计学、经济理论和数学结合起来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已被普遍认可,在实际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计量经济学已经成为重要的经济学科,萨缪尔森(P.Samuelson)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学是计量经济学的时代。(26)
不论是早期的边际分析法,还是现在的计量分析法,其目的都是在于通过定量化分析,以提供一个最优的决策。而西方经济学中的“最优”,无非就是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生产者的利润最大化、全社会的福利最大化,也就是,消费者以最小的支出得到最大的效用、企业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全社会处于“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从这些“最优”来看,也就是要解决日常生活及生产中的浪费问题,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合理使用。
三、西方经济学节约理论的意义
(一)理论意义
不同的经济学家对于同一经济问题往往作出不同的解释,得出不同的结论,提出不同的政策主张。除了认识方面的原因之外,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具有特殊性,它直接涉及不同社会群体、集团、阶层和阶级的利益。不管愿意不愿意,也不管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经济学的阶级性总是客观存在。(27)但西方经济学的节约理论避开了意识形态之争,从人类面临资源短缺的实际出发,明确了自身的研究对象,即有效配置稀缺性资源,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多的产出,简而言之,就是如何实现节约。不论是探讨个人的消费购物、就业抉择,还是研究企业的生产管理,等等,其理论研究成果都具有普遍的借鉴价值。一方面,西方经济学的节约理论丰富了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使一些实际问题被纳入到经济学研究的范畴之中,用以指导经济管理的实践。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的节约理论使经济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如何提高有限资源的使用效率;同时,它使东西方的经济研究逐步形成了共识,这就是研究节约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经济学对节约缺乏必要的关注,经济学教科书没有对浪费现实的分析,甚至连“节约”的字眼都难找到。在党中央提出建设节约型社会之前,很少有人从理论的高度探讨节约问题。大量事实表明,浪费这一社会病菌早已严重地侵害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有机体,而一些理论工作者却视而不见。要改变这种理论研究状况,加强自身的“修养”是必不可少的。但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撇开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特有阶级性,“兼收并蓄”西方经济学的节约理论对于发展我们的节约理论、丰富我们的经济理论是一条可循之路。
(二)实践意义
理论的生命力决定于实践对它的需要。马克思曾经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8)西方国家依据西方经济学的节约理论制定并实施的政策有效地推动了经济发展,缓解了资源有限和需求无限之间的矛盾,避免和减少了一些因通货膨胀等问题造成的浪费损失。新时期,全球市场化改革的趋势加速了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传播,很多后起国家都在积极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为制定改革政策的依据,这样一来就在更广、更大的范围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从哲学角度谈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篇11
关键词：理性人；经纪人；西方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
其实当今我国所强调的理论创新，归根结底是哲学创新，而哲学创新首先就在于对所有的哲学观尤其是我们的哲学观进行反思。在经济学界，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经验主义哲学尤其是科学哲学。经验主义哲学最早的表现是英国古典经验主义，19世纪中叶以后往往表现为科学哲学，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吸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把经济学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创立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
一、西方经济学体系的基本假设
“理性人”和“资源稀缺”是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中最基本的两个假设，其中“理性人”这项假设始终贯穿于整个西方经济学体系中。“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这项假设是西方经济学建立和发展的基础，在此以后的诸多的理论体系都是建立在这项假设之上的。所谓的“理性人”所指的理性主要指的是利于自己的动机，期望能够通过小的代价去换取高额的经济收益。因此在古典经济学家们眼中，对理性人的假设就成为了“最大化原则的前提”。这是在“经济人”假设和“最大化”原则的基础上，一代代经济学家逐步搭建起了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公理化的经济学体系，从而让经济学理论成为了一门严密的分析科学，能够在这门科学中进行总结和归纳。从经济学发展到新的古典经济学派，过程中建立起了其结构上的接近“完美”的经济模型，进而逐渐成为主流方法论，毫无疑问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也就自然成为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主要特征。
二、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相互借鉴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发展中的开放的理论体系，不但吸收了其他相似学科甚至还吸收了许多对立学科的有益的部分，从而逐步建立和日趋完善，是长期以来人类发展和进步的思想成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人类学术的重要成果，与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一道构成了世界经济学的重要流派，是在人类长期实践和理论中不断发展起来的理论结晶。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历史联系与相关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产生背景和研究对象上与当代西方经济学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是建立在吸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以英国、法国、德国以及比利时等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的经济发展现象为现实依据，探索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而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当代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则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体系和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以稀缺资源配置为中心研究对象，主要对“生产什么、为谁生产、如何生产”等问题就行研究。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以西方国家在现代资本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的各种现象为主要依据，吸收了其它各种经济学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优秀成果，具有较为繁多和复杂的发展背景和丰富的研究内容。
（二）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相互借鉴的演化趋势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不断吸收其它经济学理论的新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在不断的进行自我结构和体系的完善，同时也为不断出现的各种新的经济现象做出更加合理和科学的解释。西方经济学更多的把关注焦点放在了全球经济发展、人类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各种经济问题和现象上，并不断对其经济体系和理论视野进行扩大，吸取更多优秀的理论成果，完善和丰富自身结构，使其能够对经济全球化环境下各种经济问题进行解释。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完善和发展过程中，可以不断借鉴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各项优秀成果，不断完善自身结构的科学性。
三、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新政治经济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形态，是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政治经济学的演进既有理论创新上的建树，也有学科建设上的成就。这里的“学科”指的是由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构成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学科建设”的内涵，就在于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的深入研究、完整把握和科学运用，体现于新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演进；“理论创新”的意蕴，则在于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为支撑，密切结合当代中国和世界经济关系发展的实际，提升理论的新视界、丰富理论的新内容、提出理论的新概括、实现理论的新突破，进而为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提供新的境界。新政治经济学之“新”，最显著的就在于理论创新中国话语的形成及其对学科建设的作用力和影响力。从中国话语的视角，科学把握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的关系，是理解新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基本方面。
（一）生产力理论中国话语和新政治经济学发凡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当代诠释，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话语形成的起点，也是新政治经济学的新标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大力发展生产力，这同时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大力发展的基础。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最终所要完成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但共产主义要的实现需要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上面。”在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历程的回望时，邓小平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第一要务就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最基本的前提和最根本的规定性，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也提出了新的概括。社会主义本质新概括是生产力理论中国话语的接续，拓展了新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境界。构成新政治经济学发凡的这些基本理论，是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中国话语为理论基础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中国话语，也是新的政治经济学科建设的新起点，也是新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展开的逻辑起点。
（二）生产力理论中国话语对新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拓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中关于生产力理论中国话语的新探索，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为支撑，从多方面拓展了21世纪中国新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新境域。就生产力理论中国话语对新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拓展而言，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结合上，提出了“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关系的中国话语；二是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基础上，提出了“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的中国话语。（作者单位：辽宁水利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1]张熏华：《经济哲学与经济学哲学》[J]，《东南学术》，1998 年第 6 期
[2]韩庆祥：《经济学中的哲学与哲学中的经济学—追寻马克思开辟的经济哲学道路》[J]，《社会科学战线》，2011 年第 7 期
[3]王海峰：《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重估《资本论》的价值》[J]，江海学刊，2011 年第 2 期
[4]胡代光：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5]顾海良： 《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基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话语的思考》[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03期
[6]《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
[7]《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 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人民日报》2013年5月25日。
基于财务经济学理论的财务公开 篇12
从财务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分析, 财务经济学结构体系应包含三个方面: (1) 财务经济学体系基于资源理性配置理论。财务资源配置是指通过不同来源渠道的组合和不同经济用途之间进行的资本分配, 与财务活动的两个方面有所关联。一方面重新整合形成的资本。另一方面合理分配资本的使用。 (2) 财务经济学基础理论是由一组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的概念集, 由内在的逻辑顺序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其出发点是财务经济学逻辑, 更是财务实务理论的基础, 对财务经济学的目标和原则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是财务资源属性及其规律性的客观体现, 即财务资源配置缘于它的稀缺性。而财务资源的稀缺性则需要人们以某种手段和方式, 合理配置财务资源, 将有限的财务资源用到最需要的地方。 (3) 财务实务理论是基于财务经济学理论之上的财务实务理论体系, 是财务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核心, 是对财务工作进行操作和管理的具体阐述。该理论是现行财务实务的最佳解释, 并能够有效预测将来的财务活动。具体地说, 应当通过财务资源的筹措、投放、使用和分配等几个环节对资源进行有效、合理的安排, 以使企业能够实现最大效益。
二、分析经济学理论下财务公开的原因
我们应当在财务经济学理论, 特别是财务实务理论的基础上, 以经济学的视角分析财务公开的内部原因:
1、市场经济基于经济的平等性。
凡是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市场主体其市场地位都是平等的, 而市场经济平等的经济关系主要由等价交换关系和平等竞争关系构成。但是, 由于市场主体只注重自身经济利益的缘故, 使竞争变成了市场参与者的一种必然市场行为。而市场参与主体不得不接受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和残酷性谨慎地进行经济决策。决策者所做出的大胆决策, 一般都是根据自己所掌握的各种信息, 来体现管理的首要职能和存在基础。虽然, 一项正确的决策受到诸多因素影响, 但是, 财务会计信息的公开、公平、公正和真实性却是勿庸致疑的。财务会计虽然表象上反映着单位内部的经济管理活动, 但是企业 (或非赢利性单位) 有关的国家、客户、税务、金融以及中介机构的经济利益和内部职工的切身利益会直接受到会计人员的行为影响。因此, 财务公开与否都决定着市场参与者的竞争地位是否平等。
2、由信息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分析, 每个人掌握的信息具不完全性或非对称性。
信息经济学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属于经济理论系统发展最快的。它的基本观点是:每个人掌握的信息具有不完全性或非对称性。它不同于古典经济学关于竞争市场的假设, 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竞争市场模型的基本假设是“信息具有完全性”, 他人的经济特征及各种有关生产和消费信息是公开的, 显然这个假定与现实有些差距, 现实中的市场信息都是不完全的。一般地, 信息提供者的信息具有完全性, 而需要方的信息却不完全, 基于这种情况, 持有完全信息者就可以直接利用自己的优势输出对自己有利的信息从中获利。而拥有不完全信息者则会为了自己拥有有利的信息通过各种手段、利用各种渠道去获得。
3、财务公开制度得益于财务信息供需两方的博弈, 而现代财务信息的供需两方则是博弈的双方。
对信息提供者来说, 因为财务会计信息的提供与加工要发生成本费用, 使财务负担有所增加:基于市场竞争的立场, 若提供的财务会计信息过量, 容易使公司的商业机密被竞争对手过多地获悉, 使自己的竞争地位处于不利之中。企业为保护商业机密而不愿公开财务状况:财务会计信息的公开会使单位的政务、业务受到一定的影响, 同时使单位领导违心于某些信息的透露。隐瞒财务信息促使了内幕交易、暗箱操作的形成, 更加方便了“内部人控制”:某些领导因顾及到政治地位、经济利益和个人声誉方面的影响, 尽量少公开或对某些财务会计信息持保密态度, 对信息使用者来说, 他们是被动的, 只能千方百计的搜集决策所需信息, 以使自己作出正确的决策;在获取不了足量的准确信息时, 就会导致决策失误的可能性增大, 使经济利益蒙受损失;当准确、及时的信息量少而需承担较大的市场风险时, 投资人就会选择放弃:上市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的财务舞弊欺诈现象, 引起投资人的反感, 并动摇其信心后, 放弃将是投资人的必然选择;政府部门, 事业单位的财务信息的公开度不够, 必生腐败现象:这必然会使人民群众和大量职工的不满情绪暴发出来, 产生消极怠工的现象, 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三、财务公开的实施策略及深远意义
实施财务公开的主要措施: (1) 各项法律法规制度亟需健全和完善, 会计规范既确保了会计信息的最高质量, 又钢性规范了会计的行为。 (2) 加快经济体制的改革, 确保各种经济利益关系。健全、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 有效推动了财务公开的实施。 (3) 政务公开的实施使财务会计的透明度增强。 (4) 加大社会的监督力度。 (5)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 增强法律震慑力。 (6) 提高财会人员的整体素质, 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搞好诚信建设。
美国学者布兰蒂斯曾这样解释公开性:“公开是社会及产业界弊端的最佳矫正方法, 因为太阳是最佳的防腐剂。”只有信息公开才能确保证券市场的参与者获取信息的地位是平等的, 这样市场的顺利进展才能公平的交易中得到保障, 在“阳光”的普照下健康成长。财务公开的实施, 不仅提高了财务会计的透明度, 有效地监督了单位的经济活动情况和加强了财务控制的实施;有效地防止和遏制了经济违法犯罪;有效地加强了行政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的廉政建设;有效地保护了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有效地发挥了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 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开公平、有序的竞争, 提高社会经济资源的整体运行效率。
参考文献
[1]任柏华, 曾金山.财务理论逻辑起点研究评述[J], 金融经济, 2008年10期[1]任柏华, 曾金山.财务理论逻辑起点研究评述[J], 金融经济, 2008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