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供需理论

经济学供需理论（共7篇）

经济学供需理论 篇1

一、马克思社会再生产供需均衡理论概述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中对社会再生产供需均衡理论进行了系统研究,通过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均衡条件分析,最终阐述了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与辩证均衡分析方法主要体现为:全面论述了社会生产总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之间的动态均衡;相对剩余价值与绝对剩余价值理论;运用均衡分析方法剖析了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的形成;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转化为工资等理论都体现了市场供需均衡思想与辩证方法论,尤其重要集中在马克思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中,简单与扩大再生产均衡条件理论构建过程。

1、简单再生产市场供需均衡理论构建

在《资本论》第二卷18至21章中,马克思侧重于对社会总资本不同构成部分再生产的剖析,再生产的研究对象既包括价值量的再生产,同时也包括社会产品再生产。为便于进行均衡分析,马克思将社会生产细分为两大部类,即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费资料的生产。简单再生产的实质在于剩余价值全部转化为非生产性质的消费资料,其市场供需均衡条件为:

上述市场供需均衡条件表明,资本价值量与社会产品在生产与消费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关系与量化比例。 该均衡条件的理论意义表现为在消费资料部类中消耗的不变资本价值量与从事生产资料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所消耗原材料的价值量相等。上述供需均衡条件换一种思路可以表示为消费资料部类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扣除投入的不变资本后的净值应当相当于生产资料部类的不变资本数量;同时另外两个均衡条件揭示出消费部类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数量上应为Ⅰc+Ⅱc,生产资料部类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应等于Ⅰ(v+ m)+Ⅱ(v+m)。

2、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市场供需均衡理论构建

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是在简单再生产价值与实物积累的基础上,剩余价值一部分转化为积累,即剩余价值m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消费(m1),一部分转化为积累(m2)。其中用于积累的部分按照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比例又可细分为追加的不变资本(ΔC) 与可变资本(ΔV)。由此,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市场供需均衡的生产条件可以表示为:

综上,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中价值和实物循环与周转的条件揭示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核心既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也是社会总产品的补偿问题。其中的制约条件就包括价值补偿与实物替换。价值补偿就是要解决市场生产的总产品如何通过销售实现其价值;实物替换就是要满足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需求者的各自需求。社会总产品的实现作为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核心,主要表现为三个均衡的实现:第一,价值均衡,生产资料部类年度可变资本价值与剩余价值之和必须与第二部类不变资本价值相平衡。第二,实物平衡,生产资料部类新生产的生产资料必须和生活资料部类已消费的生产资料数量平衡。第三,价值和实物之间均衡,生产资料部类与生活资料部类各自的支付购买能力与商品的生产供应能力实现均衡。

二、西方经济学的市场供需均衡理论概述

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供需均衡理论主要分为一般均衡与局部均衡分析。西方经济学供需均衡理论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重点分析产品市场供求均衡以及揭示社会经济体从不均衡状态向均衡状态转化的路径。

1、市场供需一般均衡理论

一般均衡理论(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认为:处于均衡状态的经济体市场其所有消费品与供给要素价格存在一个稳态均衡价格,对应的产出与消费存在一个稳态的均衡数量。假设在完全竞争的市场均衡条件下,生产要素实现总收入与消费品总收入数量上相等。一般均衡理论的实质就是表明一个经济体可以达到稳定的均衡状态,在该状态下消费者可以实现消费效用最大化,生产者企业或供应商可以获得利润最大化,生产要素所有者可以得到最大收益。边际效用是一般均衡理论分析的基础与起点,与马克思均衡分析思想不同。一般均衡理论认为价格与价值的决定是等同的,价格均衡即价值均衡;该理论认为各种产品与劳务的均衡价格与供求数量是相互联系并相互影响的,某一种产(商)品均衡价格或供求数量的变化都会对其他商品的价格或均衡数量产生影响,即一般均衡需要研究整个市场的全部商品供求变化。一般均衡方程可以表示为:

对上述均衡方程求解,可以得到出清市场上存在的多个均衡交易数量与市场价格,这些均衡束能满足市场上每个消费者、生产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效用最大化,进而实现全社会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均衡。

2、市场供需局部均衡理论

局部均衡理论(Partial equilibrium theory)分析的实质就是比较静态分析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即研究在其他市场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仅分析经济体在一定时期某个变量的改变对市场均衡的影响。

局部均衡分析假设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探讨某一种产品或生产要素的供求状况对该商品均衡价格及均衡数量的决定作用及影响程度,主要应用于价值理论与分配理论。

西方经济学供需均衡分析理论在指导现实实践中存在以下缺陷:一是对经济体的分析缺乏整体系统性,仅研究经济参与者单个厂商与消费者行为,把系统中的参与人看作是互不联系的单个人。二是对供需市场均衡的分析缺乏市场特定环境考虑,忽视了经济体所处的制度环境、社会环境及人文环境对单个经济人行为的影响,仅仅分析某个条件与结果的均衡关系,对现实现象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问题解释力较弱。

三、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供需均衡理论比较实践

首先,马克思供需均衡分析方法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内核,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方法则依据效用价值论。其次,马克思的供需均衡分析注重社会经济关系因素即上层建筑与法律规范对均衡的影响,而西方经济学的均衡则主要探讨在个人偏好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物与物之间的均衡关系。再次,马克思供需均衡理论考虑了不同社会形态条件下均衡的实现条件与决定因素,而西方经济学则没有考虑不同社会形态与经济制度对均衡理论及结论的适应性。 上述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供需理论的差异性对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与启示。

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受到人口红利消失、自然资源匮乏与环境污染等因素制约“,中等收入陷阱” 风险加大。2015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 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增大,消费上升而投资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而传统企业利润率下降,产能严重过剩。目前我国市场供需结构性失衡:一方面,传统过剩产能不利于经济转型升级;另一方面,社会供给呈现出中低端产品供给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的现状。由此,供给侧改革就是从生产、供给端发力,调整供需结构扩大内需,挖掘经济新增长点。

1、西方经济学市场供需均衡理论与供给侧改革

回顾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历史,在调节市场供需结构促进经济均衡增长过程中,有学者曾提出借鉴凯恩斯为代表的西方需求理论与“里根经济学”供给学派理论。凯恩斯需求理论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能够用以分析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并在刺激社会需求方面提出应对之策。但是凯恩斯需求理论在指导经济改革进程中存在结构性政策短板,主要体现为需求政策侧重经济总量平衡而忽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路径;注重分析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均衡经济现象分析,缺乏深入剖析特定经济体制下生产关系实质与制度优化;过度强调市场刺激需求侧管理而没有提供供给侧治理路径。由于凯恩斯需求理论的局限性导致该市场需求政策只适用于短期刺激社会总需求,而对长期经济结构性问题的调整不具有理论与政策的持久性。

针对目前中国经济市场供需结构失衡、传统产能过剩与高端供给不足等结构性矛盾与问题,国内部分学者提出应以“里根经济学”供给学派理论为指导,从凯恩斯需求管理向供给制度管理转变,认为供给理论侧重于长期性的结构分析,更能针对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采用供给分析方法提出增加有效供给对策,从而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经济中高速增长,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 里根供给学派有助于克服只注重需求管理的片面性,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实践中应该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对西方供给学派理论进行批判的借鉴,因为西方供给理论与供给管理同样存在理论与实践短板,主要体现为:与需求理论相反,西方经济学供给理论过度重视供给结构的调节而对社会经济总量的分析不够,片面否定需求分析与需求管理的有效性。从西方国家执行效果看,供给政策有助于实现低通胀率、低失业率与高增长率,但是最终的经济政策治标不治本,不能揭示深层次社会生产关系与制度原因以及政策优化路径。

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市场供需均衡理论与供给侧改革

作为最基本经济关系的市场供求关系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重点研究领域。马克思市场供需理论分析在研究视角、理论基础与解决问题方面不同于西方经济学凯恩斯需求理论与供给学派理论,具有创新性理论特色,表现为:一是在分别分析供给与需求理论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供给与需求两者相互关系与市场均衡。二是通过分析经济现象解释经济问题产生的原因与实质。三是更加注重从市场供求关系背后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经济制度角度分析经济问题的制度根源。四是通过市场供求均衡的分析,探讨相关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发展。面对现阶段国内外复杂经济形势,应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市场均衡理论指导供给侧改革实践。通过分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市场供需均衡理论,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市场供需观是强调全面均衡地分析解决经济问题,强调兼顾需求侧与供给侧各自总量、结构与政策长期效果,强调供给侧与需求侧在改善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刺激社会需求是目的,增加供给是途径, 供给侧改革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增加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四、结论及建议

综上所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市场供需均衡理论相对于西方需求与供给学派市场供需均衡理论在分析经济问题方面更加系统与全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均衡理论与思想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均衡方法论体系,均衡理论主要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均衡; 社会生产总过程各环节之间相互联系与辩证均衡;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两大部类结构性总量均衡,其中细分为外延型扩大再生产两大部类顺序比例及结构平衡与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两大部类结构均衡及理论意义;物质资料再生产与社会生产关系再生产辩证均衡;资本循环与资本周转的作用机理与结构均衡路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矛盾运动演化过程与均衡分析,其中包括生产扩大与价值增值矛盾运动与结构失衡、人口过剩与资本过剩矛盾演化与失衡分析、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结构性失衡矛盾分析、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失衡; 以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总生产中各种矛盾理论的论述,存在矛盾就表明不均衡。

面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新问题,需要根据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发展实际,批判地学习借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市场均衡理论与分析方法; 善于透过微观商品市场供求关系分析与完善符合经济规律的制度安排,在经济改革实践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两点论;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市场供给均衡思想指导现阶段产业升级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摘要：新常态下如何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来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是理论界亟需解决的课题。供求关系是最基本的经济关系,也是分析经济均衡增长的逻辑起点。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是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本文针对国内有效需求动力不足、产能过剩等结构性矛盾,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均衡分析方法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分析,在与凯恩斯需求理论与供给学派理论比较的基础上,提出运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再生产理论解决目前供需结构失衡的现实路径。

关键词：有效供给,供需均衡,比较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供需理论 篇2

1 城市宏观路网交通供给

1.1 路网广义容量的概念与计算

广义容量不仅反映了城市交通的建设水平和运营状况,而且是城市交通规划与评价的一项重要指标。路网广义容量是一个内容广泛而复杂的问题,现有较为广泛应用的广义容量算法,一般都基于时空消耗理论。

路网广义容量的计算是基于两个基本前提:一是计算路网上布满运行的交通个体,二是交通个体在路网上以设计车速或调查车速正常运行。广义容量影响因素众多,需要进一步研究,以便更贴近实际,一些参数确定方法也需进一步明确[3]。进一步考虑道路等级、车型、交叉口折减、道路使用频率等因素的修正,并给出了部分参数确定方法如下:

C广义=AT有效/Ci车=S道路TR1R2R3R4R5/βtsR6R7R8

式中,A=S道路R1R2R3R4;T有效=TR5;Ci车=βtsR6R7R8;

C广义——高峰小时路网广义容量,pcu;A——路网运营面积,m2;

S道路——机动车道面积,m2;T——高峰小时,取1h;

T有效——高峰小时有效运营时间,h;

Ci车——单个交通个体(标准小汽车)高峰小时时空消耗(m2·h/pcu);

R1——等级修正系数,以主干道为标准,其他等级道路进行相应折减,通常取0.75~0.80,也可以利用下面公式进行计算:R1=∑Ni/N主Li(式中,Ni——各等级道路的通行能力,其中i分别取快速路、主干路、次干道、支路4类道路;Li——为各等级道路的长度);

R2——车道修正系数,与重型车所占的比例有关,一般取0.90 ~ 0.95;

R3——路线平均使用频率系数,根据出行者对路线的熟悉程度和行车时的选择偏向以及路线所处区域等因素,一般取0.7 ~0.8;

R4——干扰因素,主要考虑路旁停车等因素(如公交车站等),用公式表示即为,R4=1-受干扰路段长度(km)/各路段总长度(km),一般取0.7~0.85;

R5——交叉口综合折减系数,主要考虑交叉口的几何条件、交通状况、和管理水平;

R6——高峰小时出行比重,根据交通调查可确定;

R7——高峰小时不均匀系数;

R8——车型修正系数,一般与大型车所占的比例有关;

R9——空间不均衡系数,与城市用地聚散程度有关,其取值依据城市形态类型的不同也可参照下表的建议值;由于武汉市主城区城市形态属于块状多组团型,R9取0.75;

β——交通个体动态面积,用公式表示即为,β=w×l(式中,w——车辆行驶时所需的横向安全宽度,计算时可近似取一个车道的宽度,m;l——车辆行驶时的最小车头间距,l=l′+V2/254(φ±i)+V/3.6·t0+l0;l′——车身长度,根据规范标准小汽车长度取5m;V——车速,km/h,可依据各级路网的行车速度取加权平均值;φ——汽车轮胎和路面的纵向摩阻系数,根据区域路面的总体情况进行选取,一般取:φ=0.29~0.44;i——道路纵坡(%),上坡取+,下坡取-,可根据城市的总体情况进行选取;

t——单个交通个体一次出行时间,根据交通出行调查可确定。

s——单个交通个体日平均出行次数,根据交通出行调查可确定。

1.2 机动车限制保有量

从广义容量计算理论可以看出机动车的发展约束主要来源于城市道路的时空资源的供应状况。城市汽车限制保有量,指与规划路网容量相适应的汽车拥有量发展规模的极限值。除了与路网广义容量有关外,还和空间不均衡系数、车辆的出车率、外地车在本地车中所占的百分比以及出租车所占百分比等因素有关,基于容量平衡原理的机动车限制保有量计算模型如下。

Q限制=C广义/P(1+η)

式中:

P——车辆的出车率,可通过交通出行调查得到;通常取70%

η——外地车在本地车中所占的百分比(%)可通过交通出行调查得到。

2 城市宏观路网交通需求

从广义容量计算理论可以看出机动车的发展约束主要来源于城市道路的时空资源的供应状况。在同等供应条件下机动车的过速增长带来的是城市交通供需矛盾的恶化及拥挤的增加[6]。由此可见,合理规划机动车尤其是小汽车、摩托车等的发展规模,对促进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缓解城市交通供求矛盾,满足城市居民出行需求,意义深远。

机动车保有量是衡量一个城市路网需求的主要因素,因此,对城市宏观路网需求的预测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可能会对汽车保有量影响的因素,从城市历年的社会经济数据和交通数据中,选取几个对机动车保有率影响较大的因素: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公共汽车万人拥有率、人均道路面积、出租车万人拥有率四项数据,建立一个机动车保有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然后,根据规划年的已预测完成的相关因素数据,来预测规划机动车保有量。

3 实例分析

作为示例,对武汉市主城区现状及未来的宏观路网供需情况进行计算和分析[7]。在计算过程中,考虑了外地车辆对城市宏观路网交通状况的影响。

3.1 路网机动车限制容量

路网道路面积可由武汉市主城区道路网规划得到。通过计算取R1=0.8。针对城市交通的特点取小汽车为标准车,对参数进行计算可得β=w×l=55m2;R6由于武汉市主城区城市形态属于块状多组团型,R9取0.75.其他参数取值,通过对武汉市2008年主城区综合交通大调查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结合江城交通的运行特点,部分参数的取值如下: R2=0.95、R3=0.80、R4=0.85、R5=0.8、R6=13.5%、R7=1.1、R8=0.9、t=0.52h、s=3、P=70%、η=7%.

根据武汉市2010~2020年宏观路网规划数据以及交通个体出行特征等数据,可以计算出规划年内武汉市主城区宏观道路网广义容量。见表2。

3.2 城市机动车保有量

根据交通调查及历年统计结果,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未来特征年的城市机动车保有量进行合理预测,预测所需数据见表3。

通过应用SPSS进行数据分析,得到机动车保有量的多元回归方程:

Yi=176.367+39.553x1i+0.203x2i+3.016x3i+11.263x4i

式中:Yi为规划年武汉市机动车保有量(单位:万辆);

x1i为规划年武汉市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单位:万元);

x2i为规划年武汉市公共汽车万人拥有率(单位:辆/万人);

x3i为规划年武汉市人均拥有道路面积(单位:平方米);

x4i为规划年武汉市出租车万人拥有率(单位:辆/万人)。

该方程判定系数r2=0.998,说明武汉市主城区小汽车保有辆的变动,有99.7%可由以上四个因素来解释,只有0.3%的因素属于随机误差。该方程的估计标准误差s=1.37(万辆)。

根据规划的相关数据,至2020年,武汉市人均道路面积要达到16.4平方米,出租车总量控制在2.5万辆,公交车总量控制在1.2万辆,对规划年的各影响因素数据进行预测,并带入回归方程,得到规划年武汉市机动车保有量,如表4所示:

3.3 基于广义路网容量的供需分析

武汉市规划宏观路网供需耦合诊断分析主要基于未来年路网机动车限制容量(供给)的计算与未来年机动车保有量(需求)预测的供需匹配研究。根据武汉市特征年年宏观路网规划数据以及交通个体出行特征等数据,可以计算出规划年内武汉市主城区宏观道路网广义容量及机动车使用量(其中单位辆代表混合车)。见表5。

由计算可以看出,在特征年,武汉市主城区的机动车使用量(需求)逐年增加。而由于城区道路条件的改善与道路里程的增加,宏观路网容量(供给)也不断提高。两者的差值随着时间的增长而不断增长。这说明在未来,武汉市主城区宏观道路条件在逐渐改善,能够满足机动车使用量不断增长的需求,供需矛盾不断缓解。但是结合当前武汉市的交通状况可以推断出,局部路段和关键点仍然会出现较为严重的拥堵状况。

3.4 问题分析与改善

3.4.1 问题分析

①武汉市宏观骨架路网密度过低,快速路严重缺乏。

现在主城区内快速路密度仅为0.18km/km2,且大部分的快速路分布在已建成的三环线西段,主城区内的快速路却很少,远低于规划要求200 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0.4~0.5km/km2的指标[8][9],也远低于国内同类城市的相关指标。

②城市支路不足。

目前武汉市中心城区现状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的比例为1∶1∶3.7,而规范值则为1∶1.5∶3.75,次干路缺乏,不能对主干路交通进行有效的分流。从现状的道路流量分布来看,目前的武汉市的主要交通均集中在主要干道上,这些干道上的交通拥堵情况也频频发生,同时一些低级别的道路的交通量却很低,说明了目前的配套道路系统(次干路、支路)的系统性还较差,无法形成网络,通达性不够,还无法为快速路网起到疏散分解交通的要求。

③交通需求快速增长。

机动车的快速增长带来了城市交通需求的快速增长,造成了比较严重的道路拥堵问题。同时,由于近期武汉市主城区多个路段施工,对道路通行能力造成的影响比较大,导致中心城区重要路段和路口负荷度较高,高峰小时期间道路拥堵严重。

3.4.2 改善措施

①加强骨架路网建设。

明确以快速路为骨架路网的建设目标,以提高快速路的道路密度为首要任务,同时保证路网总体容量的扩大。形成以快速路为骨架的城市总体路网,构建一个整体完善、协调统一的路网结构。

②明确城市主次干道功能。

完善区域主次干道网络及微循环系统,减轻主要干道的交通压力,重视支路的疏通作用。

明确各级道路的道路使用优先级,严格控制快速路和主干道的车辆类型,将非机动车和行人交通流分配到次干道和支路,既要充分保证各种交通流的通畅性和可达性,又要保证各种交通流“各行其道”,避免混合交通流带来的各种拥堵和安全隐患。建设级配合理、结构清晰、功能全面、运转高效、安全畅通的道路系统。

③交通需求管理。

与城市规划有机结合,通过合理规划土地布局,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过长距离的出行活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出行总量。

通过收取拥挤费用、加收牌照费用等各种交通需求管理政策,严格控制机动车的增长。同时,调整交通方式分担结构,减少道路利用率低的车辆,将交通在时空上进行分散。最终达到从源头上减少机动车对城市道路交通需求的目的。

④完善公共交通系统。

在现有普通公交的基础上,加快公交专用道的建设,优化公交线路,提高公交服务水平。同时,结合规划年内完工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注重轨道交通与其他交通方式的衔接和换乘,做到“无缝衔接”,以便利、快捷、通达性高等优点,引导市民更多地采用公共交通方式出行。

4 结语

随着城市交通拥堵的日益严重,如何诊断路网的供需状况及存在的问题成为了解决交通问题的关键。本文以广义时空消耗理论为基础,对城市宏观路网容量的确定方法进行了探讨。在研究的过程中可以发现,交通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依靠道路供给的提高,更需要从出行者的角度出发,减少交通个体的出行时空消耗,削减出行时间和出行距离,真正从源头上解决城市交通问题。最后以武汉市主城区为实例,结合武汉市未来道路建设规划进行了宏观路网的供需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改善措施。

摘要：以路网广义容量的内涵和计算理论为前提,通过对现状及特征年宏观路网容量的分析,确定未来特征年机动车限制保有量。考虑多项影响因素,建立机动车保有量多元回归预测模型,对未来城市机动车保有量进行预测。在此基础上进行供需分析,从而为城市机动车发展战略提供重要的决策依据.最后以武汉市主城区为例对宏观路网供需情况进行分析并提出改善措施。

关键词：城市路网,广义时空消耗,供需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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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Akamatsu,T,Miyawwaki,O.Maximum network capacityproblem under the transportation equilibrium assignment.Infrastructure Planning Review.1995.

经济学供需理论 篇3

农业水价改革的动力不仅是经济效益的驱动, 而且还要考虑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即公共福利最优。

一、农业水价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农业水价改革历经20多年的实践探索, 在计量收费、两部制水价、区域成本补偿等方面取得了一些理论和实际成果, 但依然存在机制上的系列问题, 突出表现在:

1. 水价偏低, 成本补偿能力不足

据有关资料分析, 全国农业水价仅为供水成本的36.4%, 使得供水单位长期亏损, 较低的水价诱导农民粗放用水, 节水意识淡薄, 农业用水浪费严重。

2. 农业供水设施老化, 输水损失严重

我国近20年虽然进行了大规模的农业供水灌区续建改造, 对干、支渠系实施防渗处理, 但斗渠以下一般仍为土质渠系, 渠系水利用系数仅达到0.5左右, 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的0.8以上。

3. 农业水价机制难以保证节水目标的实现

由于末级渠系供水计量设施不完善, 农业水价依托按亩分类收费, 因此形成了定价机制不反映成本补偿要求, 水资源价格虚化, 节水政策难以“落地”见效。

4. 农民承受能力与成本补偿不匹配

虽然承认水是商品, 但是没有直接承认水利单位是商品生产者, 没有给以水利单位作为商品生产者应有的、保证最低的简单再生产的权利和条件, 没有明确由于行政制定的低水价对于水利单位带来的亏损由谁补偿, 因此也就没有解决价格暂时达不到成本目标的时候, 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处理水利单位亏损问题。

5. 农民参与农业灌溉管理的积极性降低

近10多年来,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 地方各级政府和村政府组织工作重心转移, 农业收入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 收入普遍较高, 农业水价支出占农民收入的比例降低, 农民参与农业用水管理及灌溉工程维护的积极性降低, 不利于全方位协调推进农业水价改革。

6. 制定农业供水成本水价的原则与国情不相适应

按照农业水价管理办法, 农业水价具有随着成本和供求关系变化进行调整并且达到成本水平的法律依据。但是, 实际工作中, 结果却恰如其反。虽然树立了水价要达到成本的目标, 但是没有想到水价与成本的差距这么大, 价格调整十多年也没有追上成本上升。根据全国20个大型灌区数字统计, 2005年水价比成本低4.51分, 到2010年水价经过调整涨了7分, 成本却涨了21.6分, 差距反而扩大到14.6分。

7. 末级渠系管护与终端水价缺位

面广量大的末级渠系工程长期得不到有效管护, 灌溉管理和用水计量缺乏工程基础。主要原因有:一是村级集体经济相对薄弱, 二是农民“一事一议”筹资能力有限, 三是缺乏相应的财政资金渠道用于末级渠系管护。由于国有水价维持不变, 推行终端水价导致农民在末级渠系上又需要加价, 增加了农民用水成本, 从而使得新的水价难以落实;是面对农业税的取消, 灌区群众对水费的收缴存在认识不到位, 导致收费难。

二、凯恩斯供需理论对农业水价的适应分析

1. 节水工程建设反映的需求关系变化

农业节水依靠工程建设支撑, 节水支持农业水价上调。为便于分析, 建立图1所示的价格-用水量变化关系。

当节水使农业用水的需求曲线从d2变成了d1, 因为农业用水属于生产要素, 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便是边际产品价值VMP=MR×P, 等于边际产量乘以价格。在没有节水之前, 同样一单位的产品需要更多的水量, 以为更多的损失或浪费。因此, 节水之后的MR’>MR (原先的边际产量) 。所以, 节水后的水资源需求曲线是d2之上的d1。

在相同的水量Q2时候, 节水之后的农民最高愿意以P2的价格支付, 大于节水之前的P1。所以, (P2-P1) 都是节水措施实施之后, 在不损害农民利益的基础上, 多余留出来的水价上调空间。

2. 农业水价调整反映的需求关系变化

基于理论分析, 提高农业水价可以减少农业用水量, 刺激农业节水, 并减轻水利工程供水的成本压力。但是, 提高农业水价所带来的实际绩效是与农业需水的弹性有重大的关联性。根据需求法则,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某单位或者服务的价格上升 (下降) 会导致其需求量的减少 (增加) 。水资源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依旧满足以上法则。为便于分析, 建立图2所示的价格-用水量适应关系。

假定Q=Q (P) 是亩用水量的需求函数, 其中纵轴代表农业用水价格 (P) , 横轴代表亩用水量 (Q) 。当价格从P增加到P’时, 亩用水量从Q下降到Q’。由于亩用水量和价格变化决定于需求的价格弹性。当农业用水价格弹性大的时候, 图2演变成图3的适应关系一。

当农业用水需求的价格弹性小的时候, 图2演变成图4的适应关系二。

比较不同的需求价格弹性, 可以看出, 当需求价格弹性大的时候, 同样的价格变化幅度会导致更大的亩用水量的反向变化。

3. 农业水价调整反映的福利关系变化

在水价与用水量的反向变化中, 农民的福利损失和供水单位的收益也是反向变化的。如图2所示, ABPP’是农民的福利损失, 其中ACPP’代表着水价变化带来的福利损失, ACB代表着用水量变化带来的福利损失。供水单位的收益变化表现为用水量变化带来的损失CBQQ’以及水价变化带来的收益增加ACPP’, 两者差额代表供水单位的福利变化量。

同样, 在不同的需求价格弹性条件下, 相同水价幅度变化带来的供水单位和农民福利损失是不相同的。

如图3所示, 在需求价格弹性大的条件下, 当价格从P提高到P’时, 亩用水量的变化幅度较小, 从而造成ABPP’较小及农民的福利损失较小。相反的CBQQ’相对较小, ACPP’较大, 从而供水单位的收益增加的较小甚至可能减少。

如图4所示, 在需求价格弹性小的条件下, 当价格从P提高到P’时, 亩用水量的变化幅度较大, 从而造成ABPP’较大及农民的福利损失较大。相反的CBQQ’相对较大, ACPP’较大, 从而供水单位的收益增加较大。

以上分析可见, 在不同的需求价格弹性条件下, 价格变化造成的水量变化, 农民福利变化和供水单位的福利变化是不同的。

4. 农业供水形成的价格垄断分析

农业供水属于自然垄断产业, 呈现规模报酬递增和平均成本递减[ (TC/Q) /Q]<0的特征, 从平均成本递减可以直接得出边际成本 (MC=△TC/△Q) 递减的结论。为便于分析, 建立图5所示的价格-用水量边际成本关系。

如果把农业供水完全引入市场机制中, 水价将急剧上升, 供水量将大幅度下降, 严重破坏农民的利益, 影响农业的正常发展。在图5中, 线段MC表示供水单位的边际成本, 线段AC表示供水单位的平均成本, 线段AR表示供水单位的平均收益, 线段MR表示供水单位的边际收益。

供水单位的平均成本一直在下降, 边际成本也在下降。如果没有政府管制, 供水单位将在Q1产量P1价格生产。此时, 市场均衡偏离了帕累托最优, 导致了ABC的福利纯损。并且, 市场中的垄断力量还会带来经济寻租, 政治寻租的附加。

现实情况是, 水价常常被定在P3左右, P3对于整体社会来说处于帕累托效率的条件下, 此时P3小于AC3, 供水单位处于亏损状态。如果保持供水单位实现成本补偿的平衡, 就需要给予供水单位[ (MC3-P3) ×Q3]的补贴。

上述农业供水的凯恩斯供需理论分析表明, 农业水价改革必然引致农业用水价格的上升, 上升的压力来自于机会成本的增加, 以及农业用水的不合理需求。此外, 由于农业供水的自然垄断属性, 完全的市场调节是不现实的, 水价调整必须与农民的承负能力相适应。

三、农业水价改革的基本对策分析

1. 依靠财政投资加大农业节水工程的投入

由于农业是弱质性产业, 农业产出对农业用水成本补偿能力是有限的, 且农业节水存在较大的边际效益, 随着农业用水向工业的转移, 这一边际效益在工业产出中得到体现, 并以税收的形式形成财政性收入。为体现水资源分配的工农业均衡, 实现公共资源利用的帕累托最优, 必须依靠财政投资加大农业节水工程的投入, 以促进水资源在工农业之间的效率性分配。

2. 坚持农业水价调整的行政性审批

农业供水的自然垄断和水利工程的布局特点, 决定农业水价不可能完全依靠市场调节形成。凯恩斯供需理论的农业水价适应性分析也表明, 农业供水的垄断特征决定农业水价具有粘性, 很难根据需求的变动由市场作出调整, 且由于农业用水存在较小的需求弹性空间, 提高农业水价致使用水量的变化幅度不是很明显, 相应地却会造成农民用水者公共福利的较大损失。因此, 农业水价改革必须坚持行政审批, 由政府物价部门根据供水成本的变化, 适时进行调整。

3. 构建农业水价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

凯恩斯供需理论分析也表明, 为保证帕累托效率, 农业水价的调整是滞后的, 供水单位处于亏损状态, 需要对供水成本给予补偿和补贴, 从而形成帕累托改进。因此, 优化现有农田水利发展资金, 建立农业水价精准补贴机制, 提高补贴精准和指向性, 在此前提下, 建立农业用水节水奖励机制, 对促进农业节水的农民用水合作组织或用水户给予奖励。建立精准补贴机制, 根本性的操作措施在于形成水价、考核、奖励3个制度约束, 即一是用水的准确计量, 这是形成科学、合理水价制度的保证, 二是考核制度必须量化, 便于操作, 控制有效, 三是建立节水奖励基金, 从筹集、使用、管理等方面进行严格的制度规定。

4. 制定社会资金投入农田水利建设政策

凯恩斯供需理论既强调价格粘性, 重视需求变动对价格调整的滞后, 但同时也认为, 这一粘性价格变动是短期的。因此, 制定社会资金投入中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政策就具有实际可操作性。在具体实施时可以按照收益适当高于长期国债收益率的原则制定水价, 在财政、税收、金融等相关政策方面给予适当支持。由于农业水价是连接政府和农民的桥梁之一, 形成的农业水价运行机制需要具有较高的管理水平和工程配套能力, 因此, 可以充分利用农村“一事一议”奖补政策, 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 鼓励农民投资直接受益的农村水利工程建设, 鼓励和引导企业、个人等符合条件的投资主体, 以合资、独资、特许经营等方式投入农村水利工程建设, 积极发展公私合作模式, 研究探索建设、承包、租赁、股份合作、拍卖等方式依法获得的农田水利工程的产权和运行管理模式。

5. 构建农业水权转让机制和出台实施细则

由于农业用水客观上存在水权转移, 根据凯恩斯供需理论, 社会福利最大化必须通过适当方式作出分配和调整。我国农业水权转让主要局限于农业用水的内部转让, 为体现政府对社会福利的分配职能, 可以构建农业水权转让机制, 并出台实施细则规范政府回购农业水权。

摘要：我国农业水价改革导向的目标是促进农业节水, 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的约束。凯恩斯供需理论的农业水价适应性分析表明, 农业供水的垄断特征决定农业水价具有粘性, 很难根据需求的变动由市场作出调整, 且由于农业用水存在较小的需求弹性空间, 提高农业水价减少用水量不是很明显, 相应地却会造成农民用水者公共福利的损失。农业水价改革对策是依靠财政投资加大农业节水工程的投入, 坚持农业水价调整的行政性审批, 构建农业水价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 制定社会资金投入农田水利建设政策, 构建农业水权转让机制和出台实施细则。

参考文献

[1]李晶.“农业水价改革问题研究”[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4.

[2]汪国平.农业水价改革的利益相关者博弈分析[J].科技通报, 2011, (4) .

[3]肖加元, 席鹏辉.跨省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政府主导到市场调节[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2013, (2) .

[4]姜文来.我国农业水价总体评价与期望[J].水利发展研究, 2011, (11) .

经济学供需理论 篇4

随着高中生学业负担和压力的加重, 不少居住地离学校较远的高中生家庭选择在学校周边租房, 即租住“学区房”, 使自己的子女能够通过缩短到学校的时间来提高学习效率。关于学区房, 一般是指优质学校周边的住宅。本文选取了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以下简称北师大二附中) 周边学区房作为研究对象。北师大二附中是北京市属重点中学, 是北京市传统名校, 其周边学区房租价及其影响因素在北京市有较强的代表性。因此, 本文以该校周边为例对学区房供需及其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调查和经济学分析。

一、北师大二附中周边学区房主要特征

(一) 二附中周边学区房租房成本 (即租价) 相对偏高

北师大二附中位于北京师范大学主校门对面, 城市主干道北三环附近, 北三环沿线众多小区大多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交通都较为便利, 65平方米左右简装两居室的租价从理论上说应相差不大, 但通过查找北三环沿线与北师大二附中地段条件类似的三个中学周边房源的租房成本信息, 比较发现实际租价有明显差异, 参见表1:

数据来源:搜房网—北京租房, 2012年4月信息。

从表1可以看出, 比较四个位于北三环沿线的中学, 北师大二附中周边学区房平均租房成本最高, 而非重点的五路居一中周边小区与其它三个中学周边小区相比, 虽然交通和生活最为便利, 但平均租房成本却是最低的, 两所区重点中学周边的学区房租房成本介于北师大二附中 (市重点) 和五路居一中 (非重点) 周边小区之间。说明北师大二附中周边学区房租房成本 (即租价) 相对偏高。

(二) 北师大二附中周边学区房租房单位成本有一定差异性

作者以北师大二附中为中心, 根据租金、住房面积、到北师大二附中校区的距离, 选取方圆两公里内的十二个有代表性的小区, 在2012年3月对这些小区进行了实地考察, 调查了其中的两居室学区房的租房成本, 按照距离学校的路程由近到远, 综合比较了各小区租房单位成本 (每平米租价) 。图1横轴为12个小区, 按照距离北师大二附中从近到远排列, 纵轴为每平米租金价格。

由图1可知: (1) 学区房租房单位成本大体上是随着距学校距离的变长而逐渐下降的; (2) 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内家属区的学区房每平米租价明显高于其他小区 (比距离最近的学区房还高) , 这类房源不仅距离北师大二附中较近, 而且位于大学校园内, 因环境较好而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学区房租房成本与学校教学质量的高低、学校的知名度、距学校的距离、小区环境紧密相关。同时也应该看到, 巨大的需求推动学区房房租成价格一路攀升, 不断加深的供需矛盾会使这一现象持续, 并且有扩大的趋势。

二、影响北师大二附中周边学区房租价主要因素的经济学分析

供给和需求是分析市场经济中价格的基本工具, 下文将主要从供求角度探析北师大二附中周边“学区房”租价偏高的原因。

(一) 需求方面

1. 租房的刚性需求较大。

北师大二附中是市重点中学, 面向全北京市招生, 很多住在距离北师大二附中较远地方、甚至远郊的学生也会报考, 而只要孩子能考上北师大二附中, 家长大多会考虑在二附中周边就近租房。为确切了解不同月收入家庭的租房意愿, 我们设计了调查问卷并在召开家长会时发放, 共发放问卷159份, 回收问卷120份, 有效问卷为82份。数据统计结果见表2:

经过整理调查问卷的数据, 发现家庭月收入在1万到5万之间的中等收入家庭租房意愿均大于50%, 租房意愿明显高于较低和较高收入家庭。原因在于: (1) 中等收入家庭有能力承担学区房的租房成本, 但并不足以在优质学校周边购房, 因而选择租房的比例明显较高; (2) 月收入低于1万元的相对较低收入家庭, 可能因无法负担过高的学区房租金而没有较强的租房意愿, 其租房意愿最低; (3) 月收入5万以上的较高收入家庭, 有更多的选择余地, 比如直接在学校周边购房, 或选择专车接送等, 因而租房意愿也很低。

由于北师大二附中学生多数为中等收入家庭子女, 而调查问卷显示这一收入段的家庭有较强的租房意愿, 因而北师大二附中周边学区房的租房刚性需求较大, 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升了二附中周边学区房的租房成本。

2. 社会对优质教育的追求是需求旺盛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 我国居民的消费意愿正由以物质消费为主的“硬”消费向以子女教育为主的“软”消费转变, 学区房的出现就是由于家长对于“名牌学校”优质教育的追求, 因而学校的教学质量对于学区房租价的高低有较大影响。从表1可以看出, 北师大二附中周边的学区房平均租房成本高于地段条件类似的两所区重点中学逾7%, 高于非重点的五路居一中15.4%。其中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学校教学质量存在一定差异, 这也是北师大二附中周边的学区房租价相对偏高的另一个主要影响因素。

(二) 供给方面

如果学区房的供给有较大弹性, 那么当需求增长时, 供给量也会增加, 学区房租金价格的上涨则相对有限。从供给存量上分析, 由于学区房是指优质学校周边的住宅, 有区域限定, 其中还有很多房源是用于自住, 所以实际情况是学区房可用于出租的供给存量相对有限;从供给增量上分析, 北师大二附中以及北京类似的市重点传统名校一般位于基础设施较为完善、规划基本完成、交通较发达的城市中心区域, 几乎没有可用于建设新房的土地资源, 因而学区房的增量不可能在短期内有较大的增幅。以上存量有限和增量不足两方面因素导致学区房供给相对短缺、缺乏弹性。

综上分析, 一方面北师大二附中周边学区房需求旺盛, 另一方面供给相对短缺, 这种“僧多粥少”的不均衡状态引起供求关系的脱节, 导致了其学区房租金价格相对偏高。

(三) 影响学区房租价的因素

在调差问卷中, 还包含了家庭月收入与租房考虑因素优先顺序的关系, 如表3:

从表3可以发现, 无论家庭月收入多少, 租房首要考虑的因素都是距学校距离, 说明距学校的距离是影响二附中周边学区房单位租价差异的最主要因素, 这同时也验证了图1的结果;各收入段家庭最后考虑的因素都是楼龄, 说明楼龄对于学区房租价的影响不大, 从对北师大二附中周边学区房的楼龄与其单位租价的实地考察对照看, 距学校越近, 即使房屋老旧, 其单位租价依然很高。因此, 学区房建造年份, 即楼龄对于学区房单位租价的影响很小。

综上所述, 通过对学区房的供求分析以及对家长的问卷调查、实地考察和中介出租房屋信息的整理、比较分析, 本文的主要结论是: (1) 北师大二附中周边学区房租房成本相对偏高, 主要影响因素一方面是由于二附中为北京市属重点中学, 教学质量较高, 家长到其周边学区房租房的意愿较强, 即刚性需求较大, 这种现象在北京的其它市属重点中学周边也较为普遍, 因此名校对周边小区房屋租价的影响不可小视;另一方面是其周边学区房供给相对短缺、缺乏弹性。供求关系的脱节, 导致了其周边学区房租金价格相对偏高。 (2) 北师大二附中周边学区房租房单位成本有一定差异性, 其最主要影响因素是与二附中校区的距离, 说明家长都希望能够让自己的子女缩短到学校的时间来提高学习效率。

三、解决学区房供需矛盾的对策建议

(一) 加大投入力度, 促进教育资源合理配置

目前, 我国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现象普遍存在, 优质教育资源过于集中, 使优质教育资源区学区房供需矛盾突出。因此, 化解学区房供需矛盾, 政府要加大对教育资源薄弱地区的投入力度, 促进教育资源在本区域内合理配置。首先, 加大对教育资源薄弱地区教学基础设施的投入, 从最基本的教学场地、实验器材、校区建设等方面使“优质区”和“薄弱区”享受同等待遇, 甚至高于优质区。其次, 加大对教育资源薄弱地区师资的培训投入, 支持引进“优质区”教学人才机制的建立, 提高教学质量, 使生源向“薄弱区”合理回流, 减轻“优质区”承载压力。再次, 加大对教育资源薄弱地区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投入, 如道路、交通、绿化、文化体育场馆、社区等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教育资源合理配置。

(二) 实施布局调整, 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布局调整是推动教育均衡发展的关键所在, 也是体现教育公平, 解决学区房供需矛盾的必要条件。实施教育资源布局的调整, 既要按照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要求, 遵循方便学生就近入学、利于教育教学管理、完善教育服务功能、整合优化教育资源的原则, 逐步完成城乡教育资源合理布局, 缓解大量农村生源向城市“优质教育”区集中造成的压力, 又要合理考虑人口、生源、教育资源、交通条件等各方面因素, 对城区内教育资源进行科学规划, 稳步实施城区内中小学布局调整, 达到相对合理布局要求, 避免“学区房”现象进一步扩大。

参考文献

[1]文嘉琪.上海市长宁区学区房价格走势分析 (J) .产业经济, 2011 (5) .

[2]陈玲玲, 唐学玉.“学区房热”的原因及外溢效应研究 (J) .中国集体经济, 2009 (9) .

论经济新常态下的供需管理 篇5

关键词：新常态,供给管理,需求管理

“新常态”下市场的宏观调控要注重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相互关系。协调好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关系是协调宏观调控的短期与长期效应、总量与结构效应的重中之重。当国民经济出现失衡的情况时, 宏观调控不仅要实施总需求管理还要强调供给管理。

一、国民经济失衡的两种情况

国民经济失衡的情况主要分为两种:第一是经济滞胀, 遇到这种情况如果只运用需求管理, 忽略供给管理是不可能有效解决市场困境的。原因是需求管理过程中无论是采取紧缩或扩张作为宏观政策, 都是在缓解滞胀中的某一方面问题时, 加剧另一方面的矛盾。此时, 如果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配合紧缩性的货币政策, 或者以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配合紧缩性的财政政策, 结果就是在政策效果之间产生互相抵销的效果, 不仅不能缓解滞涨还可能严重削弱政策的有效性。所以在需求管理的同时必须引入供给管理来弥补不足达到平衡。国民经济困境的第二种情况是在经济运行当中不仅有总量失衡, 还有结构失衡。尤其是两者交织在一起, 以结构性失衡为总量失衡的重要动因并与总量失衡相互作用的时候, 单纯运用需求管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失衡问题的。需求管理政策的主要作用在于调节国民经济中的总量关系, 却无法调节经济结构关系。如果用扩张性的宏观政策或者用紧缩性的宏观政策来调节总需求, 也只能影响需求量的变化, 无法解决结构性失衡。要解决结构性失衡的问题, 就要引入供给管理针对国民经济结构进行干预。这两方面的情况在我国现阶段宏观经济中是作为新特点而存在, 因此, 在新常态下针对市场经济的新失衡, 我们在宏观调控方式上要采取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相结合的方式。

二、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结合的必要性

在经济新常态下, 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逐渐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之后, 供给和需求较以往具有较大变化, 如果供求关系协调不好, 就容易出现经济滞胀。如果供给的成本上升却没有响应的市场需求就容易产生成本追加推动通胀, 出现经济增长乏力。供给与需求是国民经济的两个重要的双向指标, 在需求管理的同时要加强供给管理。

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都是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 供给管理是通过对劳动力、工资、价格、产量增长的调节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 供给管理政策包括收入政策、人力政策、指数化政策和经济增长政策等。我们要汲取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滞胀”的经验教训, 防止发展活力削弱。中国关注民生, 注重社会和谐, 科学发展, 要根据政府财力从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合理的设计供给方案, 供给管理要“托底”保重点、渐次展开, 统筹协调、和谐增长。供给管理的方法是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应的宏观政策来改变生产者和劳动者行为条件和环境等外部因素, 通过制度和政策驱动, 比如实施减税政策使企业降低成本, 鼓励创新, 提高市场竞争力。供给管理的目的是有效防止滞胀, 缓解结构性矛盾, 刺激经济稳定增长。具体来说, 可以通过竞争机制鼓励企业节能,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用环保作为参与竞争的有效手段, 优化产业结构, 政府提供一个导向和税收补助政策, 帮助企业在竞争中自觉进行优化配置。淘汰落后产能, 区别利用资源税、消费税、环境税等, 上调资源要素的价格, 减少资源损耗, 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求管理作为完整管理中的重要一环, 社会总就业量是按照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关系产生的, 假设在一定时期内资本设备、劳动力数量等量化指标不变, 即总供给不变, 那么总需求就应该作为经济调节的重点。根据凯恩斯经济学的国民收入均衡分析, 在正常的经济运行当中有效需求是不足的。要想达到充分就业状态下的国民收入均衡就不能完全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 而是要通过需求管理促进有效需求, 从而实现充分就业均衡。供给管理要善于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短期工具。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运用效用有所不同。由于需求管理短期效应的局限性, 总需求管理的政策方向难以确定。所以在短期内的宏观管理也要注重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张弛有度。

三、经济新常态下的供给管理政策

一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调整国有企业结构, 提高运营效率。二是深化所有制结构改革, 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提倡混合所有制。三是加速财税改革, 对创新型企业减税免税, 激发企业活力。四是为中小企业打造公平竞争, 合理、有效的金融市场服务, 缓解市场矛盾。五是规范市场秩序, 厘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六是深化司法制度和行政体制改革, 减少行政审批, 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七是加强市场监管, 促进公平竞争。按照市场标准降低准入门槛, 提高市场开放度, 提高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任保平, 郭晗.红利变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转型[J].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2 (04) .

[2]任保平, 魏婕.追求质量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题[J].经济纵横, 2012 (04) .

经济学供需理论 篇6

合肥是安徽省会城市,也是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核心区域,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加快推进,城市空间格局不断扩展,区域用水需求增长较快。合肥市地处江淮丘陵区,地下水资源极为匮乏,其当地水资源主要为降水产生的地表径流,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39.01亿m3,人均水资源量523m3,仅为人均1 000 m3的国际水资源紧缺标准的约1/2,属资源型缺水城市。经分析,现状2010水平年(基准年)合肥市域一般年份(50%保证率)可基本达到水资源供需平衡;遇中等干旱年份(75%保证率)出现供需缺口,缺水量为5.77亿m3;特殊干旱年份(95%保证率),缺水量激增至15.48亿m3,供需矛盾尖锐[1]。由于需承载快速增长的区域用水,现状合肥市域当地地表水资源利用率已达60%,河道生态用水逐步被挤占,市域河流、湖泊水生态环境状况堪忧。

根据区域中长期发展战略,至2030年,合肥市将成为安徽省经济增长的核心,市域人口达到1 300~1 500万人,以占全省约8%的国土面积,承载全省约20%的人口和30%的经济总量,担负引领全省发展的重要任务。区域发展要求和相对薄弱的水资源条件,成为合肥市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

2 基于三次平衡理论的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方法

为充分揭示2030水平年合肥市水资源供需态势,采用基于三次平衡理论的供需平衡分析方法,重点研究区域节流与开源的关系,当地水资源与境外调水的合理利用关系,常规水源与非常规水源的利用关系,识别各类水资源配置工程和措施对区域缺水的缓解作用与程度[2,3,4]。

(1)以现状供水能力为基础的一次供需平衡。一次供需平衡分析是基于现状用水水平和供水能力,不考虑新增节水措施的前提下,对未来区域水资源的供需特征进行分析,其目的是充分暴露在外延式发展模式下,区域水资源供需中可能发生的最大缺口,为合理配置节水、防污、挖潜及新增供水措施提供基础。一次平衡分析的可供水量中,包括利用现有工程调入的境外水量。

(2)以当地水资源承载能力为基础的二次供需平衡。二次供需平衡分析是在一次供需平衡的基础上,从需求端通过技术经济可行的各项强化节水措施,抑制不合理的用水增长;从供给端通过现有供水工程的进一步挖潜改造和优化布局,提高非常规水资源特别是再生水利用程度,使一次供需平衡中出现的缺口有所下降,区域水资源供需矛盾得到缓解,同时可适当退减部分挤占的河道生态用水。

(3)以境外调水补充当地水为基础的三次供需平衡。在水资源二次供需平衡分析的基础上,对仍然存在的供需缺口,近一步考虑加大对境外水(包括跨区域和跨流域调水)的利用,对当地水和境外水进行统一配置。在三次供需平衡中,境外调水量的确定充分考虑调出区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用水基本需求,与相关调水工程规划布局相衔接。

3 分析实例

3.1 一次供需平衡分析

(1)外延式发展模式需水量[5]分析。①生活需水量。生活需水量采用人均日用水量方法进行预测。外延式发展模式下,生活用水定额根据合肥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居民生活水平,在不考虑进一步采取节水措施的情况下,分别拟定各水平年城镇综合生活和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结合人口预测成果,进行生活需水量预测。预测2030年合肥市生活需水量为13.10亿m3,其中城镇生活12.26亿m3,农村生活0.84亿m3。②工业需水量。一般工业需水量采用万元增加值用水量法进行预测,火电工业采用单位装机容量(万kW)用水量法进行预测。外延式发展模式下,一般工业用水定额根据未来10~20a合肥市工业产业发展规划布局、工业结构调整,在基准年基础上不考虑进一步采取节水措施综合确定规划水平年工业定额。预测2030年,合肥市工业需水量为23.50亿m3,其中一般工业22.07亿m3,火电1.43亿m3。③农业需水量。农田灌溉需水量根据农田灌溉发展面积和市域各灌区长系列调节计算不同年型的综合灌溉定额确定。林牧渔畜需水包括林果地灌溉、牲畜需水和鱼塘补水。分别依据林果地灌溉面积、牲畜头数和鱼塘补水面积和相应需水定额确定。林果地灌溉采用多年平均定额,鱼塘亩均补水定额根据鱼塘渗漏量及水面蒸发量与降水量的差值加以确定。预测2030年,合肥市多年平均、平水年、中等干旱年份和特殊干旱年份农业需水量分别为21.54、19.37、26.58和37.72亿m3,其中多年平均、平水年、中等干旱年份和特殊干旱年份农田灌溉需水量分别为20.69、18.52、25.73和36.87亿m3,多年平均林牧渔畜需水量0.85亿m3。④河道外生态需水量。规划水平年河道外生态需水量中,城镇绿化等以植被需水为主体的生态环境需水量,采用定额预测方法;湖泊、湿地、城镇河湖补水等,以规划水面面积的水面蒸发量与降水量之差为其生态环境需水量。预测2020年,合肥市河道外生态需水量为1.66亿m3,2030年河道外生态需水量为2.02亿m3。⑤需水总量。外延式需水模式下,预测至2030年,合肥市多年平均、一般年份、中等干旱年份和特殊干旱年份总需水量分别为60.15、57.98、65.19和76.33亿m3。

(2)一次供需平衡可供水量分析。根据一次供需平衡分析原则,在不考虑对现有工程挖潜和新建供水工程的条件下,至2030年市域多年平均、一般年份、中等干旱年份和特殊干旱年份可供水量分别为36.22、38.75、38.73和37.58亿m3。规划水平年一次供需平衡可供水量分析成果见表1。需要说明的是,在一次供需平衡情景下,可供水量计算未考虑对挤占的河道内生态用水的退还。

(3)一次供需平衡分析结论。在外延式发展模式下,即使不考虑河道内生态用水需求,以现状供水能力去应对持续增长的用水需求,合肥市2020、2030水平年多年平均缺水量分别为13.61和23.93亿m3。中等干旱年份,缺水量分别增加到16.07和26.46亿m3。在特殊干旱年份,用水缺口进一步增加,至2020年缺水量达到28.12亿m3,2030年达到38.75亿m3。一次供需平衡分析成果见表1。

亿m3

3.2 二次供需平衡分析

(1)强化节水模式下的需水量分析。强化节水模式下的需水分析,即是在充分考虑未来一段时期合肥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国民经济各部门节水技术推广与普及情况,按照经济合理、技术可行的原则,在现状用水水平基础上,通过强化节水,压减用水指标,分析支撑合肥市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合理用水量。预测强化节水模式下,2030水平年合肥市一般年份、中等干旱年份和特殊干旱年份总需水量分别为42.82、40.24、45.18和57.77亿m3。在强化节水的发展模式下,合肥市2030水平年多年平均需水量可较外延式发展模式减少20%以上,干旱年份可减少约25%~30%。

(2)二次供需平衡可供水量。通过现有供水工程的进一步挖潜改造和优化布局,特别是对非常规水源的增加利用,在保障河道内生态用水的基础上,分析至2030年市域多年平均、一般年份、中等干旱年份和特殊干旱年份可供水量分别为31.64、30.77、34.34和36.55亿m3。非常规水源利用量由基准年的0.67亿m3提高至2.61亿m3,净增加1.94亿m3。在二次供需平衡中,考虑到改善区域河流及湖泊水生态环境的要求,多年平均退还河道内生态用水量4.58亿m3。

(3)二次供需平衡分析结论。通过强化节水措施的实施以及对当地水源特别是非常规水源利用的挖潜,2030水平年合肥市域多年平均缺水量降低至11.18亿m3,缺水率由一次供需平衡的39.8%降低至26.1%,缺水程度有所缓解,但中等干旱年份、特殊干旱年份供需仍有较大缺口,未根本解决区域的供需矛盾。二次供需平衡分析成果见表2。

通过二次供需平衡,分析得出在充分考虑节水治污和挖潜当地水源条件下,可承载人口956.96万人、工业增加值6 331.10亿元、农业灌溉面积33.65万hm2,相较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超载人口443.04万人、超载工业增加值1 511.90亿元、超载农业灌溉面积6.25万hm2,需由域外调水予以补充,以满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维护良性生态环境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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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三次供需平衡分析

(1)境外调水工程总体布局。二次供需平衡分析成果显示,仅依靠节水和当地水源挖潜,无法根本解决干旱年份合肥市缺水问题,必须依靠境外调水工程补源。根据安徽省水资源配置工程规划布局[6]及淠史杭灌区水量分配方案[7],合肥市域可利用的境外调水工程包括引江济淮工程、驷马山引江工程等,依托这两项引江工程,可自长江引水入合肥市。此外,规划利用位于相邻六安市淠史杭灌区的龙河口水库向合肥市跨区域调水。

(2)新增调水工程增供水量。①引江工程。2030年依托引江济淮、驷马山引江等工程建设,合肥市多年平均增加供水量6.53亿m3,一般年份、中等干旱年份和特殊干旱年份分别增加供水量5.20、6.73和11.57亿m3。为实现优水优用,保障未来城市用水需求,依托引江工程建设,利用巢湖水源及长江水源置换淠史杭灌区农业用水,释放优质水源供给城市,将农业用水转化为城市用水,2030年可增加供水量2.85亿m3。②龙河口水库供水工程。2030年龙河口水库多年平均调入合肥市的水量为1.2亿m3,一般年份、中等干旱年份和特殊干旱年份调入合肥市的水量分别为1.4、0.8和0.6亿m3。

(3)三次供需平衡可供水量。在二次供需平衡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新建境外调水工程,至2030年市域多年平均、一般年份、中等干旱年份和特殊干旱年份可供水量分别为42.21、40.21、44.70和51.56亿m3。

(4)三次供需平衡分析结论。在二次供需平衡的基础上,通过调水工程建设,至2030年多年平均将新增供水量10.57亿m3,50%、75%和95%保证率新增供水量9.44、10.37和15.01亿m3。预测至2030年,平水年份和中等干旱年份,合肥市可基本实现供需平衡。特殊干旱年份,缺水量也由二次供需平衡情景下的21.22亿m3降低至6.20亿m3,缺水率由36.7%下降至10.7%。合肥市不同水平年供需平衡成果分别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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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研究表明,三次平衡分析法可以较好地识别区域节水、非常规水源利用、境外调水工程等在缓解区域缺水情势中所起的作用与程度。对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在当地供水水源受限,开发利用达到一定程度时,节水和非常规水源利用将成为必然选择,在一次供需平衡的基础上,通过节水和计入非常规水源利用量,可分析立足当地水资源,通过压缩需求、治污和挖潜非常规水源供水,所能解决的供需缺口。而二次供需平衡分析得出的缺水量,则反映了当地水资源承载力条件所不能解决的供需缺口,该缺口仅依靠区域内合理、可行的经济技术手段无法解决,必须寻求境外水源[8]。需要说明的是,三次供需平衡分析中,所参与分析的境外调水水源,需依赖更大尺度的流域或区域的水资源优化配置成果,综合考虑确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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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谢新民,张庆海,尹明万,等.水资源评价及可持续利用规划理论与实践[M].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3.

[6]朱青,洪倩,陈昌才,等.安徽省水资源综合规划[R].合肥:安徽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2014.

[7]陈昌才,洪倩,王万,等.安徽省中西部重点区域及淠史杭灌区水量分配方案[R].合肥:安徽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2011.

经济学供需理论 篇7

一、我国目前的科技保险方面的发展现状以及问题分析

(一) 市场需求极为有限

对于高新技术方面的企业来讲, 一般他们的投保意愿并不是很强烈。根据某报的相关调查结果显示, 高新技术方面的企业间的参保的比重还不足总体的百分之三。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对于科技保险的宣传内容不够完善, 宣传的力度也相对于要薄弱很多, 所以导致了很多企业对其并不是很了解。第二个方面就是有一些企业认为科技方面的保险与传统意义上的保险之间的区别并不大, 所以没有多大的投保意义。这也是因为可以方面的保险缺乏一定的创新力度。在一个方面就是科技方面的保险普遍价格较高, 许多还处在创业初期的企业根本没有能力参保。

(二) 其相应的配套措施还有待完善

科技方面的保险在国外尚属于新型产业, 而国内的科技保险事业无法再国外去的相应的经验用来取长补短。而保险公司的开办初期所需要的巨大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在科技方面保险特有的费率计算以及险种设计因素的影响下, 基本前期属于亏损情况, 所以导致许多保险公司对于开展科技方面的保险的兴趣不强。

二、对于科技保险方面的供需双冷的经济学方面的分析

科技方面的保险在发展中存在极大的供需不足的根本性问题, 这极大的限制了其对高科技方面的研究的发挥。下面我们分别从保险公司方面以及可以企业的方面, 利用经济学的眼光对导致科技方面保险供需不足的最为根本的原因进行分析, 并提供相应的决策建议。

(一) 科技方面的保险供给无力

对于商业保险公司而言, 其主要目的就在于使得自己的利润取得最大化, 其通常是根据最终的收益效果来对投资大小进行权衡。如果将保险公司的主要险种分为科技方面保险与非科技方面保险两方面。我们设科技方面的保险的价格以及供给量分别为P1和Q1, 非科技方面的保险的供给量以及价格为Q2和P2, 当在成本总数与产品的价格一样的条件下, 我们设一个目标函数u=Q1P1+Q2P2-C (Q2, Q1) +λ (C0-C (Q2, Q1) ) , 首先另u=0.分析程式如下图1所示, 其明确的计算了关于保险公司如何条件下才能使得利益实现最大化。

图1中的等式3中是函数解析出来的保险公司方面达到利益最大化所需要的条件。这里面的根本翻译指的是科技方面的保险与黑科技方面的保险的价格的比值等于二者之间的边际成本的比值。

就目前看来, 科技方面的保险还处于萌芽的阶段, 各个方面都需要进行完善, 保险公司需要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资源来进行业务的开展工作, 还需要设计一系列的险种来避免保险内容的单一性。

(二) 科技方面的保险需求极为有限

对于高科技的技术企业来讲, 至于科技方面保险需求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费率过高, 高科技企业现在还属于创业阶段, 在资金上有很大的不足, 虽然对于保险有极大的需求, 但是优惠应为资金的原因拒绝这种需求。下面我们将从高科技企业的效用方面来进行分析, 首先设置资金的总量f, 其次是年后见消费品的价格设为P1和P2, 其具体程式分析为详见图2:

在图2中的等式6值得就是企业效用实现最大化的基本条件, 每一种支出的边际方面的效应都与单位费用方面的比例值相等, 即企业的每一方面的支出哪怕是最后的1分钱的边际效用方面于要相等。保险在很大程度上对于这些公司来讲是一种极为不必要的支出, 如果拿科技方面的保险与传统模式下的保险进行比较, 科技方面的不想不能突出其优点, 那么会导致需求量更少, 从而导致需求的不足。

三、对于科技方面保险的发展进行策略性分析

如果要有效地对科技方面保险的需求以及供给进行增加, 促进科技方面保险的蓬勃发展, 们必须要对其的外部性问题进行着重处理, 以使得科技方面的供需方面的主要体现在边际方面的成本大于收益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得到补偿, 并在最终的时候对整个社会方面的福利实现最大化、特别是对于科技方面的企业来讲, 还需要对其辅助以更加优秀的保险业务, 以增强其对高科技企业的吸引力, 从而极大程度上的增加保险方面的需求。

(一) 采取多种方式对科技方面的保险供需成本进行降低

首先来讲, 科技方面的企业以及保险公司能够从政府处获得一定的财政补助。公共物品消费具备了一定的非竞争性以及一定程度的非排除性, 正是因为这种独特的外部特征, 使得在公共市场上所提供出来的物品的被需求数量往往低于此种物品的最优需求难, 进而使得整体的资源配置不佳, 也不能在根本性质上对社会的福利水平进行很好的实现。对于政府而言, 其可以采取一定的资金补助的方式对高科技企业以及相应的科技研究单位购买科技方面的保险这一块进行补贴。从根本意义上降低单位的购买成本, 这也使得了科级单位对科技方面的保险购买的边际性上收益大于成本。同时可以建立一定的科技保险的二度机制, 就是对保险的再保险, 进一步的可以对商业保险公司所受的风险进行一定程度的转嫁, 同时还可以通过补贴的方式对科技方面的保险公司进行一定程度的经营成本的降低。

(二) 不断地对科技方面的保险进行创新, 并且注重对其优势的突出

对于每一个行业来讲, 有创新才有出路, 坚持传统并不能给与科技方面的保险新的出路, 对于科技方面的保险来讲, 其必须突出自身与传统模式的保险之间的区别以及自身优势的体现, 以加大自身对于科技公司的吸引程度。这就要求了科技保险必须与需求对象进行直接的面对面的交流, 只有充分了解了需求者的需求所在, 并且不断地对科技公司的潜在需求进行深层次的挖掘, 在这个基础上对保险的险种进行一定的创新, 努力针对科技活动的整个过程进行迎合性创新。可以保险的多角度进行侧重, 拒绝险种的单一性, 局限性。或者对保险的具体方案进行一系列的设计, 降低对科技方面的保险的推广难度。

(三) 一定程度上的对宣传力度上的加大并且完善科技方面保险的中介服务

对于科技保险一词, 很多的科技公司缺乏对其的理解、认识, 这正是因为推广的力度不够, 宣传的方式并不完善, 这些也是导致需求量过小的原因所在。所以, 笔者认为科技方面的保险公司可以结合其他具有影响力的企业以及所在地区的政府对科技方面保险进行一定程度的大范围推广、宣传。并且着重对保险成功的案例进行大力宣传, 树立形象, 凸显科技方面保险的重要性, 增强科技方面单位对于科技保险的需求程度。

保险的中介机构对于保险公司以及科技方面保险的发展而言是一股不可缺少的力量。保险中介可以对客户方面的需求进行具体分析, 其次在做出相应的调整, 运用其专业的优势, 为客户和科技保险公司搭设一桌交易桥梁。同时可以寻求一定的资源做科技方面保险的代理中介, 提高各种企业对于科技方面保险的重视程度以及认知的水平, 拓展市场对于科技方面保险的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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