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理论

经济发展理论（精选12篇）

经济发展理论 篇1

出于企业或公司如何获得达到利益最大化核心能力的论说, 可以将整个企业发展理论中支持企业发展的能力大致分为两种:经济力和社会力。即使用纯经济因素解释企业发展模型的理论可以归于经济力理论范畴, 而使用除经济因素之外的社会因素对企业发展模型作出分析的理论可以归入社会力理论范畴。经济力理论向社会力理论的转向现实的是企业发展策略的根本转变。

一、企业理论中经济力理论及其局限

(一) 经济力理论

所谓经济力理论, 它主要研究企业或公司如何提高自身的赢利能力, 诸如利用规模经济降低成本、垄断优势对外投资、通过对外投资获取高额利润和竞争地位等等。该理论的前提是把企业定位为“经济公民”的身份, 这是一切经济力理论研究的大背景。这个理论的另一个暗含条件是企业是以追求经济利润为根本目标的, 企业的责任在于实现股东的利益最大化, 企业发展的动力是经济要素的投入, 绩效来源于经济资源产出的效率。这一点在传统跨国公司理论研究中体现得很有代表性。传统跨国公司理论无论是“主流学派”还是“非主流学派”、无论是人们所总结的“个论”还是“通论”, 对其行为的解释从没走出过企业“经济利益”的地域, 始终在为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原因、动机、目的寻找经济利益的源泉, 始终围绕“培育、利用优势, 尤其是垄断优势, 获取高额利润”这一教条来探索跨国公司垄断优势来源以及如何利用, 进而解释跨国公司行为, 所以传统的跨国公司理论本质上属于经济力理论。

(二) 经济力理论的局限

企业是社会的经济细胞, 不但是经济利益的折射, 同时也是社会各种利益的交集。特别是跨国公司这样的庞然大物对此体会应该更加深刻。难道跨国公司存在的价值就是创造经济利益?难道“企业的职责就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回答这个问题似乎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 实际上作为社会细胞, 企业同样是社会关系的显现, 回答以上问题恰恰是回到了经济学研究的本源。除了科斯从交易费用角度解释了“企业的性质”, 那么是否还存在其他角度解释对企业的性质作出解释?毕竟, 企业的本源不但具有经济性也具有社会性。这就意味着企业不仅是“经济公民”, 还“社会公民”。

理论的发展总是意味着实际情况已经发生改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 跨国公司发生了许多新变化, 诸如:跨国并购浪潮与国际战略联盟、RD的国际化、企业制度和治理结构柔性化、网络化等等;跨国公司目标向多元化发展, 包括经济目标、社会目标、环境目标、人文目标的目标体系;重视社会责任的价值取向, 强烈关注跨国公司社会伦理形象。而且, 在所有变化中, 都贯彻一个理念, 那就是“人性化、人文化”。这一系列新变化在传统跨国公司理论中无法找到准确的解释, 尤其是当今跨国公司把社会责任作为实现其目标体系的重要途径, 强烈地追求社会伦理形象, 传统跨国公司理论更是无法合理解释。社会力理论的诞生为跨国公司理论开辟了崭新天地, 为合理解释跨国公司社会责任追求伦理形象找到了理论依据。

二、企业理论中社会力理论的发展

社会力理论是跨国公司理论的新发展, 所谓社会力理论, 就是研究企业在新的企业使命和多元目标体系下, 赢得社会尊重和赞誉的能力, 与社会协调一致、与环境相容共生的能力, 并解释跨国公司关注社会和环境的新的经营战略与行为的理论体系。该理论的任务是应用道德哲学的基本方法、探索跨国公司实现目标体系的动力源泉和运行机制, 并合理解释跨国公司行为和价值观的新变化。社会力理论的产生不仅是跨国公司理论的必然演进, 更是跨国公司实践的客观要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 跨国公司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这标志着其已经完成了“经济公民”向“社会公民”的转化。发生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企业经济力 (垄断优势、技术、资源、内部化力量等等) 的有限性, 制约了跨国公司原有经营战略的实施, 使跨国公司越来越认识到, 经济力已经不能构成全球化经营的动力系统, 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等因素的迫动性引发跨国公司战略的新变化, 因此, 必须寻求新的动力源———社会力。把承担社会责任、环境责任作为培育社会力的核心, 并形成跨国公司新的核心竞争力, 这为跨国公司社会力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实证依据。

随着价值观的转变, 跨国公司的目标也不再是单一的经济目标了, 而是向多元发展, 形成了包括经济目标、社会目标、环境目标、人文目标的目标体系, 多元目标体系决定了跨国公司的企业制度更关注人性化、人权、公平, 还有与社会和谐。目标的多元化, 决定了传统跨国公司理论, 已经无法合理解释跨国公司在对外投资和全球化经营过程中承担社会责任和树立伦理形象的新变化。

三、社会力理论的一般化: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

社会力理论的提出, 使跨国公司理论向前进了一大步, 为跨国公司如何获得更具适应性的发展能力提供了理论指导, 而社会力理论的研究框架也能够为企业理论发展更加一般性的社会力理论提供帮助。虽然跨国公司社会力理论中已经为社会力构成设计了大致的框架, 但其设计源泉其实来自于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思想, 因此社会力理论的发展还在于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

(一) 国外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演变

虽然从起源到今天, 历经“数个世纪”, 但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还在讨论之中没有统一的答案, 自然相应的内涵也就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1924年歇尔顿首次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说法。他把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者满足产业内外各种人类需要的责任联系起来, 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含有道德因素在内。这种崭新的思想认为, 企业经营战略对社区提供的服务有利于增进社区利益, 社区利益作为一项衡量尺度, 远远高于企业的盈利。20世纪20年代, 美国就出现三种相互联系的观念对传统企业社会责任理念提出挑战:受托人观念、利益平衡观念和服务观念, 这三种观念开始扩大企业的社会责任。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 企业的社会责任增大了, 包括雇员福利 (抚恤金和保险计划) 、安全、医疗保健和退休方案得到进一步完善。20世纪60年代环保主义蓬勃发展,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心由赞助行为、提高产品安全度等类似事宜, 转向改善空气和水的质量。20世纪70年代, 消费者权益运动风云迭起, 企业社会责任又加入了新的内容。

虽然不同时期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是不一样的, 相应的理论认知也存在不同。但从总体上来看企业社会责任可以看作是企业高层作为企业相关者的信托受托人, 而积极实施利他主义的行为, 以履行企业在社会中的应有角色。其中相关的信托受托人实际上指的是公司股东、债权人、职工、消费者和广大社会公众等相关利益者。而利他行为则是指企业为社会公众解决某些社会问题, 但自己并不直接从中获取经济上的好处。

(二) 国内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

国内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传承自国外的相关研究, 是在中国的社会文化需要和面对国际贸易的压力下必然出现的结果。与国外一样,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 国内学者也是众说纷纭各有看法, 其内涵远未统一。但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中国主动应对的最好选择, 也与中国经济发展同步, 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目前中国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明显不足。其表现为:一是研究成果少而且观点片面。从国内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文献来看, 迄今为止, 对企业社会责任系统研究成果不够深入, 现有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著作中, 全面系统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几乎没有。二是缺少创新性研究。目前国内翻译国外企业社会责任各方面原著较多, 而国内原著很多都是借鉴或直接引用国外专家、学者的观点和科研成果, 针对中国特色的理论观点很零碎, 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三是侧重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应用研究而轻理论研究。与国外理论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明显不同。可以看到,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研究亟待加强, 特别是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的建立。

四、总结

企业角色从“经济公民”转向“社会公民”;企业理论也从经济力理论发展到社会力理论, 在这个过程中企业正在逐渐掌握更具加适合发展的能力, 并通过将社会责任整合入企业战略的形式, 在制度上保证了更加有效地将社会力转化为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 并借此发展出强大的竞争优势。但企业理论的这一新发展还有待进一步的提供给企业更强的理论指导, 关键在于建立可融入企业经营管理策略的与企业绩效紧密相联的社会责任评价体系, 而这又依赖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对于中国企业来说, 竞争的最高境界将是标准和制度的竞争, 强化社会责任是企业提高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企业要把承担社会责任作为企业经营管理战略的重要内容来规划。要把承担社会责任的成本变成对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投资, 而且要争取这种投资的效益最大化。

摘要：将企业的发展看作是企业不断获得更加自由能力的过程。从自由的视角, 企业理论的发展被看作是从对一种能力的研究转向另一种能力的研究, 即作为传统企业理论的经济力理论向现代企业理论的社会力理论发展。社会力理论如何从跨国公司理论中发展成更加一般的企业理论, 其核心在于对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研究, 从而完善社会力的构成。

关键词：企业理论,经济力理论,社会力理论,企业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杨瑞龙, 杨其静.企业理论:现代观点[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2]邓修权, 夏国平.企业能力理论及其形成背景分析[C].全国第七届工业工程与企业信息化学术会议论文集, 2003.

[3]卢让林, 李子奈.企业理论的发展[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1, (1) .

[4]吕中楼.企业理论的产生与发展[J].经济学动态, 1994, (7) .

[5]徐传谌, 刘凌波.从新古典厂商理论到后现代企业理论:制度内化与范式转换的理论演进[J].当代经济研究, 2007, (4) .

[6]PeterJ.Buckley And Cass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The Multinational Enerprise.First Published by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经济发展理论 篇2

从心理理论的研究范式、研究范畴以及理论解释这几个方面对心理理论研究的零散理论进行整合,建构心理理论的理论体系,以期对心理理论的研究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同时提出心理理论的`各种研究范式的效度及其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有待评估、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还有待扩展、理论解释面临挑战、应用和实证研究有待加强以及有待于开辟如内隐社会认知在心理理论中的位置和关系、研究对象终身化等新的研究视角.

作 者：陈寒 胡克祖 作者单位：陈寒(绵阳师范学院,心理学系,四川,绵阳,621000)

胡克祖(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天津,300222)

经济发展理论 篇3

摘要：科学技术进步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相互作用、相互推动，如果没有良好的科技支撑，区域经济就不能取得快速发展和进步，甚至会停滞不前或被时代所淘汰。所以，坚持科学的科技发展观和经济发展观，研究科技支撑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机理问题，分析如何建立和完善科学支撑体系的内容、运行机制和关键要素，注重科学技术的经济可用性和经济适用性，这是科技强国的关键。

关键词：科技支撑；经济发展；科技发展观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8-0156-02

一、科技支撑经济发展的理论概况

1国外对科技支撑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

关于科技支撑经济发展的研究较多，自20世纪以来，国外学者经过多层面研究取得多项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技术发展决定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技术内生于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知识生产与经济增长；政府在技术影响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索洛模型表明，当经济达到均衡时，资本和总产出的增长率将等于劳动力增长率与技术进步率之和，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存量的增长率都等于知识增长率，表明了技术进步的重要作用。索洛之后的经济学家发展出了内生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在索洛模型的基础上沿着两个方向拓展：一个方向主要是由罗默开创的，就是考虑一个专门的知识生产部门，增加对该部门的投入会增加知识产出，最终导致物质生产部门产出的增加，从而把技术进步内生化；另一个方向是对资本概念的拓展，即引入人力资：本的因素，这样即使不考虑外生知识增长率的不同，也可以很好地解释经济的长期增长和国与国之间的差异，这一方向的开创性工作首先是由卢卡斯进行的。独立的知识生产部门也好，人力资本也好，其发挥作用的形式必然是科技的进步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内生增长理论实际上证明了科技进步在经济长期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2国内对科技支撑经济发展的研究

(1)科技进步对于经济增长贡献研究。主要集中于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实际验证研究和国际或地区间比较研究。国内学者在这一方面也做了许多有成效的工作，如史清琪等把计算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方法进行了归纳，提出了相应的几个主要指标，并从理论上作了一些初步探讨。周勇、李廉水等探讨了“科技支撑和引领经济发展”的概念与内涵，提出科技支持经济的发展是指科技资源超过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并且能够满足经济增长“量”与“质”的需要、满足各类产业发展的需要和满足后发国家跨越发展的需要。李建平等系统地阐述了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而科技进步又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尤其在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当今世界，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更是与日俱增。

(2)科技政策对策性研究。探讨了科技创新政策在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及其比较分析。主要集中于：科技政策的地位与作用的研究；地区、行业科技创新政策的研究，特别是在农业科技创新政策领域的研究；关于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的科技政策研究；科技创新政策分析、借鉴和评估的研究。此外。一些政府領导的报告和政府规划也对该问题做了有益的探讨和尝试。

二、科技支撑经济发展的内涵解析

1加强科技支撑经济发展研究的必要性

当代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其主要表现在：科学技术不断突破人类传统认识的极限，引发新的科学和技术革命，学科之间、科学和技术之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相互交叉渗透，导致众多跨学科领域的诞生，预示着科学技术将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密集时代；科技成果产业化周期缩短，造就新的追赶和超越机会，特别是在一些新兴领域，后发国家完全有可能实现突破，带动整体科技竞争力的跃升；科学理论超前发展，引领新的技术和生产方向；科技全球化加快，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可以说，在科学技术的引领和推动下，人类正经历着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演进，科学技术不断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2科技支撑经济发展的内涵

通过对国际经济社会的历史考察，对现阶段国际经济环境的客观分析和对中国科技经济发展的现状以及目标的透视，我们对现阶段提出“科技支撑经济发展”的新命题的背景有了深刻的认识。据此，我们认为，“科技支撑经济发展”是在当前国际竞争聚焦于科技竞争，中国处于经济增长关键时期，人口与环境资源矛盾日益突出，同时，又面临全面小康和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战略任务的背景下提出的。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要重视基础性研究，更要注重科学技术的经济可用性和经济适用性，这是科技强国的关键。经济可用性要求科技知识的创新要面对市场需求，经济适用性要求科技知识的创新要多层次。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必须从依靠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向依靠科技创新的发展模式转变，必须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在中国未来经济发展道路中的基础性、引导性和全局性的战略作用。

三、科技支撑经济发展的体系构成与要素分析

1科技支撑经济发展的体系构成

(1)科技运行体系。科技运行体系，是一个由科技投入、科技活动和科技产出组成的有机系统，具体地讲，即是一个由科技资源投入，经过科技主体运作，形成符合产业需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科技产品产出的有机系统。其中，科技资源是科技运行体系的物质基础，包括科技人力资源、科技财力资源、科技物力资源和科技信息资源等；科技主体是从事科技活动的实体组织，是科技活动的实施者和承担者，包括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科技产出是科技运行体系的产出成果，包括以各种形式存在的科学理论和技术。

(2)科技支持体系。科技能力强弱与科技资源投入数量和科技活动主体运行效率密切相关。一般而言，科技资源投入数量越大，科技活动主体运行效率越高，科技能力越强。因此，增强科技能力，既需要加大科技资源投入，又需要优化科技活动主体运行效率，更需要外界力量的有力支持，即加强科技支持体系建设。科技支持体系是科技支持主体对科技活动主体进行支持的行为的集合，包括其组织构成及相互联系。其中，科技支持主体是保证科技活动正常运行的实体组织，包括政府、市场、中介组织、社会团体等，它们共同作用于科技活动主体，为科技活动主体提供支持和服务，以促进科技支持能力水平和综合竞争力的提高。

2科技支撑体系构成要素分析

(1)科技运行体系要素分析。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所谓科技创新主体，是指在科技创新过程中，具有科技创新需求和科技创新能力并借助于一定的科技创新客体的活动组织。科技创新是一项与市场密切相关的活动，需要很多与产业相关的知识，这些知识具有局域性、产业或企业特定的特点。科学技术要转化为商品，需要大量工程化的知识、市场的知识，从基础知识向应用知识的转化所需要的新知识，也只有企业能提供。因此，在科技创新系统中，只有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科技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主体，是科技创新源和知识库。企业受自身实力和短期经济利益影响，往往较少涉及科学技术基础知识的研究与开发。科技的研究与开发尤其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大部分是由高校和科研院所来执行。因此，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科技产生的源泉，是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知识传播的主体。

(2)科技支持体系要素分析。政府在科技支持体系中起引导、协调、激励和管理作用。科技活动效率低下的突出问题是缺乏组织协调，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科技政策、科技法规，能够有效引导、规范和协调科技活动主体行为，营造有利于科技活动运行的良好环境，充分激发科技活动主体进行科技活动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促进它们之间的协作、交流与联合，以提高整个科技运行体系运作绩效。同时，当代科技活动规模巨大，需要巨额科研经费，一般企业或个人都难以承担，只有借助政府的投入和支持。市场体制是促进科技发展的一种有效模式。生产要素的本质在于流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技术、人才、资金等各种生产要素都要按照市场规律进行流动。各个要素市场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成为科技资源优化配置的主要途径和手段。有效发挥科技支持能力，关键是要实现科技要素资源的充分流动和合理配置，因此，必须实现市场在科技资源优化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基于科技的商品化和相对独立的特性，其流通需要专门的科技中介机构作为服务和营销载体，需要技术、资金、人才、设施等的集成，在这样的市场需求下，产生了各种功能的科技中介机构。中介组织是市场机制的重要载体，是联系科技活动主体和科技要素市场的桥梁和纽带。它以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为基础，沟通知识和技术交流，实现科技资源优化配置，为科技活动提供诸如信息交流、技术决策、资源配置、科技评估、信息咨询等支持性服务，旨在促进知识流动和技术转移，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通道。

经济发展理论 篇4

人们普遍认为,20世纪是经济发展的狂飙时代。在21世纪的帷幕拉开的时候,有鉴于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其他要素的明显失衡,人们苦苦寻找承载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优方式。在我国,十八大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放在重要位置,从而弘扬生态文明有了更加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生态文明是以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为宗旨,以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最终实现持续发展的高级文明形式。由此可见,生态文明不仅包含“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联,而且也内含“人与人”之间的生态关联,展示了自然、人类、环境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生态文明的立论基础

1866年,德国学者E.H.Haeckel提出“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纵观生态学200年的发展史,是人与自然关系趋向和谐的认识不断深化的历史,并逐渐由此进入生态学时代。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生态学范式中出现了新的生态学理论,使人对这个发展相对失衡的世界有了不同的新看法,因之,大自然表象背后的有机性、联系性、整体性等本质属性开始深入人心。新的生态学理论可归结如下。

1. 盖娅假说理论。

“盖娅”是希腊大地女神的名字,古希腊人用来代表大地和大地上所有的生命。盖娅假说认为,所有生命构成的整体具有一个活人所具有的全部特征,即整个地球至少地表系统是一个有生命的、能够自我调节的活的系统,包括岩石圈、水圈和大气圈在内,整体地发挥着作用。①该假说的核心想表达这样一个信仰——地球是一个整体的“生命有机体”,尽管自然界存在着“丛林法则”,但其最基本的规则是合作与共生。“盖娅”理论表明,有机物必须相互依赖以维持生存,人不再只是为资源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人们将自身视为在同一生物圈生活的地球公民,去共同保卫身处其中的地球生态系统,寻求共同发展的可持续性。

2. 混沌理论。

混沌研究始于“蝴蝶效应”理论,该理论可以比喻为:一只蝴蝶今天在中国扑打翅膀煽动了空气,可能会变成下个月在北美上空出现的风暴系统。其含义就是,投入中的细微差别可能很快就变成产出中的实质性巨大的差距。②由此说明,大自然从本质上讲,其运行过程是非线性的,传统工业的发展造成空气污染,导致全球变暖等一系列的全球气候灾难。对生态学领域来说,“蝴蝶效应”的含义是深刻的,现在发生着的改变世界自然结构的,有可能是不起眼的变化发生着微妙作用。严格说来,混沌原理普遍存在于自然界和社会事务中,混沌理论所依靠的数学把秩序与混沌当作基本决定论的两个明显形式。自然界虽然存在多种状态,但加以归类,无非两种:有的井然有序,有的混乱无序。秩序和混沌共同构成了一个连续的、交织的自然系列。

3. 生态价值理论。

“生态价值”理论认为,地球上任何生物个体,在生存竞争中不仅实现着自身的利益,而且也创造着其他物种和生命个体的生存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个生物物种和个体,对其他物种和个体的生存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价值);同时,地球上的任何一个物种及其个体的存在,对于地球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都发挥着作用。由此延伸,自然系统的整体稳定和平衡是人类存在(生存)的必要条件,因而这一必要条件对人类生存具有“环境价值”。

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消费应该限制在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平衡所能容忍的限度内,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减少人类对自然的消费,以维护自然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关于这一点,十八大报告讲得已够清楚:“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的方针”,为的是“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以推进绿色发展。

4. 责任与公平理论。

在环境伦理学看来,生态系统是所有地球人的生存环境,而不仅仅是某一个国家的生存环境,这就是环境价值的“公共性”。由环境价值的“公共性”所引出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公平原则。从反面说,任何企业、个人为了经济私利对环境的破坏,都是侵犯了他人享有环境价值的权力,这就是不公平。要解决这种不公平,就必须追问“不公平”责任问题:谁为了经济私利破坏了公共环境,谁就应该为此承担责任。解决公平问题,必须通过追问责任来实现。谁破坏了自然环境,谁就应该为他的行为承担经济责任,这才是公平的。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必须坚持补偿与惩罚统一的原则,为了保护公共环境而牺牲了自己的经济利益的国家、地区、企业和个人,应该得到经济上的补偿,因为他们为了保护全人类的公共环境牺牲了自己的经济利益。

二、生态文明理论指导下的云南省绿色经济实践

云南省在绿色发展的基调下,把生态立省思想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生态是云南最大的省情,是未来发展的潜力和希望之所在,为此,我们要在理论上强调生态功能是有价值的,生态环境本身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生产力。绿色经济也是辩证的,既要保护好环境,又要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外部生态环境。正是基于这一理论判断,云南省多次提出,“良好的生态就是生产力”,“建设生态就是建设生产力”。多年来,云南省为保护生态环境做出了积极的无私贡献。在中国今天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盘大棋中,云南省要积极争取国家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唯有如此,云南省建设生态文明的步伐才能越走越宽。为此,生态文明理论指导下的云南绿色经济实践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求突破。

1. 依托生态文明理论支持的绿色新政实施。

所谓绿色新政,就是体现在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作为基本国情,把建设资源型和环境友好型作为重要的着力点,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坚持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①绿色新政是2008年联合国提出的口号,这个口号提出来以后,英国、美国等几十个国家都在做绿色新政,为的是抢占绿色产业的先机。中国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资源和环境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绿色新政对我们制度性的改造非常重要。因此,从绿色发展入手,从阻力比较小,到条件成熟,大规模的绿色新政改革就成熟了。

具体在云南省,绿色新政要充分发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的作用,通过加快编制环境功能区划,制定不同区域的环境目标、政策和标准来实施绿色新政。又如,昆明市是云南的省会,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实施绿色生态工程,强化节能减排,推行经济增长,为积极创建国家绿色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和全国文明城市做出了重要贡献。在2010年度中国十佳绿色城市奖、绿色责任贡献奖、绿色贡献终身成就奖的评比中,云南昆明市、普洱市、江川县均上榜“2010年度中国十佳绿色城市”。②可以说,中国十佳绿色城市是对昆明市多年来坚持不懈地发展绿色,实行绿色发展的一个肯定,同时,也更加坚定了我们继续沿着绿色发展的道路向前奋进。昆明市将以这次获奖为契机,更加扎实地推进绿色环保和可持续发展。下一步将在继续打造绿色交通、绿色城市、绿色生活、绿色出行等方面进一步加强,继续发挥昆明市的气候优势、自然优势和生态优势,进一步把昆明市打造成为世界知名的高原绿色生态湖滨城市。与此同时,为了保护环境,我们建议,对禁止开发区地区领导不考核GDP,因为为了保护环境导致GDP下滑从绿色新政及未来考虑是值得的。中国十佳绿色城市的江川县看到两年前抚仙湖水质突然降到了二类,为了保证抚仙湖一类水质,他们铁下心肠关闭污染行业,虽然导致了GDP下滑、经济下降,但是环保上升了,所以这么做值得。在江川县,保持抚仙湖一类水质一代又一代传下去,使抚仙湖周围空气更清新、环境更美,让到抚仙湖来的人喝上一类的干净水,这就是绿色新政的一份担当。

2. 云南省绿色贡献的理论与实践伸张。

“绿色贡献”概念,或者叫绿色的外部贡献,它是指某一地区当年的GDP占全国同期GDP的比例与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占全国同期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比例的比值。这一概念通过计算水资源消耗、能源消耗、SO2和COD排放的资源环境基尼系数,提出了以绿色贡献系数作为判断不公平因子的依据。绿色贡献又叫绿色的外部贡献。③2005年,国家环境规划院以万元GDP能源消耗、水资源消耗、SO2排放、COD排放等4个指标为基础,提出了基于科学发展观的衡量地区经济发展的绿色距离和绿色贡献概念。

应该说,云南省在保护环境、建设绿色生态屏障方面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它的绿色发展程度较高,根据2012年云南省林业厅发布的首个《云南省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报告,云南省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值为每年14 838.91亿元,约相当于全省2010年地区生产总值(GDP)的2倍。其中,年涵养水量518.17亿立方米,年涵养水源价值合计为4 494.12亿元,年保育土壤价值合计为3 361.33亿元,年积累营养物质价值合计为111.40亿元,年净化大气环境价值合计为1 143.70亿元,年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为4 689.06亿元,①在我们看来,对森林价值的定量评估只是一个开始,更全面、科学、准确和系统的绿色贡献评估,仍有待相关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开展。但是,这方面的绿色贡献在云南省的学术界还没有将其有效地转化为“理论主张”,由此,我们仅仅停留在“权利主张”的呼声应该改变。现在,中央和地方已经开始专门讲绿色财政、绿色金融,这些概念会发展起来的。因此,云南省希望从绿色贡献出发,在下一步的深化探讨中,拿出有实证研究的理论成果;更希望国家在云南省森林建设、江河湖泊保护与治理、节能减排、产业生态化建设等方面给予更多政策、资金和技术的支持。

3. 打造云南特色的生态补偿理论体系和补偿机制体系。

生态补偿是眼下的一个热门词汇,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生态补偿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生态补偿既包括对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保护所获得效益的奖励或破坏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所造成损失的赔偿,也包括对造成环境污染者的收费;狭义的生态补偿则主要是指前者。

生态补偿理论的主要内容体现在:一是对生态系统本身保护(恢复)或破坏的成本进行补偿;二是通过经济手段将经济效益的外部性内部化;三是对个人或区域保护生态系统和环境的投入或放弃发展机会的损失的经济补偿;四是对具有重大生态价值的区域或对象进行保护性投入。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是以内化外部成本为原则,对保护行为的外部经济性的补偿,依据是保护者为改善生态服务功能所付出的额外的保护与相关建设成本和为此而牺牲的发展机会成本;对破坏行为的外部不经济性的补偿依据是恢复生态服务功能的成本和因破坏行为造成的被补偿者发展机会成本的损失。

云南特色的生态补偿理论体系和补偿机制构想。就中国而言,国家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就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进行了专节论述,强调要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近年来,云南省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水环境保护等领域探索实施了生态补偿机制,但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凸显的当下,建立完善、公平公正、积极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迫在眉睫。我们在调研走访中看到,云南省在环境保护的过程中,地方经济做出了巨大牺牲,却没有得到相应补偿或补偿很少,致使有些地方的生态保护工作很难开展。以德宏为例,我们曾经调查过若干个生态区,都涉及到有没有生态补偿的问题,目前德宏的森林覆盖面积达到了67%,但是国家给予的政策是每亩森林补5块钱,省里给予的政策是每亩补10块钱,这点补助还是太少,因此这些区域在发展经济和保护流域生态环境中矛盾十分突出,不少当地百姓说“现在是生态越好补得越少”。因为保护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保护的内在驱动力不强。怎样让生态好的地方人民富裕起来、搞生态建设的人富裕起来,使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能够更好,已成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所以,无论是就全国的生态安全屏障建设,还是就云南省绿色经济发展的持久性而言,都应将“生态补偿”纳入经济运行的要素中,以求得经济学上的必要补偿。作为绿色资源大省云南来说,更应保护好得天独厚的“绿色资源”,并将之转变为发展优势。如前所述,为云南省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的评估,对于完善生态效益补偿机制,推进绿色GDP核算,理论意义重大。

我们认为,云南省生态补偿理论体系的框架应是:第一,把生态补偿作为公共财政的重要内容,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加快形成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将符合条件的生态补偿区域都纳入补偿范围,通过征收环境税、争取中央加大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力度、试行征收排污费等方式,提高生态补偿资金来源。第二,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吸引和鼓励企业、国际组织、民间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形成补偿主体多元化、补偿方式多样化的资金筹集和投入体系。第三,探索资源环境评价方法,确定区域、流域环境容量和污染控制总量。第四,制定区域环境保护标准,强化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科技研发、引进、推广应用,最终形成云南特色的生态补偿理论体系。

在云南省生态补偿理论体系基本形成的基础上,我们还需加快推动云南省的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一是在全省范围内选择优先领域开展生态补偿试点示范,以建立城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小流域治理生态补偿机制试点为突破口,取得经验后,逐步拓展到矿产资源开发、自然保护区、江河流域和旅游开发等领域。二是在滇西北这一世界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在全省生态补偿的5个重点领域,逐步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走出一条保护与开发良性互动的新道路。三是在全省范围内全面建立覆盖面广、行之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基本实现全省环境无净损失,因保护而利益受损人群得到合理补偿,全面促进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立足于生态文明理论支持的云南省绿色新政的实施、云南省绿色贡献的理论与实践伸张、云南省特色的生态补偿理论体系和补偿机制建立及发展,既能行之有效地推进绿色经济发展,又能全面提升云南省生态文明的建设水平,为全国生态文明的理论及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注释

1转引自比尔-麦克基本:《自然的终结》,孙晓春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54页。

2李浙生:《倏忽之间:混沌与认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第2页。

3绿色新政是由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提出的概念,呼吁全球领导人在投资方面,转向能够创造更多工作机会的环境项目,以修复支撑全球经济的自然生态系统。编者注。

4第三届中国绿色发展高层论坛在昆明举行。论坛公布了2010年度中国十佳绿色城市,昆明市荣获2010年度中国十佳绿色城市奖。编者注。

5绿色指标包括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减少量,以及增加森林覆盖率、林木蓄积量、新增森林面积等直接增强固碳能力的量化指标。

新经济增长理论 篇5

引言

农业经济政策中的财政支农政策是国家的主要政策，也是最直接的政策，具有其他农业经济政策无法取代的作用。财政支农经济政策可以有效促进农业生产，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财政支农政策可以给予农民一定的资金补贴，在促进农业发展的同时还解决了许多外部问题。这几年来我国为了保证农业的发展，政府在农业政策上不断的完善[1]。考虑到财政支农政策的重要性，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相关研究都是偏向于分析财政支农政策对于农业经济绩效发展的影响[2-4]。本文参考现有研究[6-10]，从财政支农政策和农业增加值两个方面着手，实证分析农业经济政策对农业经济发展绩效产生的影响。通过构建模型，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合新经济理论模型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

1研究设计

1.1数据选取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财政统计》及其相关年鉴。根据搜集的数据，整理得出我国—财政支农相关数据，具体如表1所示。从投入的角度看，财政支农支出表现相对较好，支援农业生产支出一直保持相对较少，对于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确实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若要继续拓展其上升空间，则应该继续加大政策支农资金力度。

1.2模型构建

本文中选取的变量包括：农业增加量以Y表示;X1代表政府在农业生产方面的补贴资金支出以及补贴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其他资金的财政支出;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支出用X2表示;农业方面相关科研和开发的费用以X3表示;农村救济费以X4表示。如果直接利用Y对X1、X2、X3、X4创建回归模型，会影响回归结果的合理性，导致统计检验无法通过。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财政支农对农业经济绩效发展的作用并不会立即表现出来，需要一个过程，有时这个时间段会较长，因此一般将这一过程称为滞后期。因此，可以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并确定各项财政支农的滞后期。本文利用回归分析创建经济学模型，目的在于研究几个变量之间的依存关系。并不是存在依存关系就代表这几个变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那些不具备因果关系的几个变量拟合度反而更高，即使将自变量和因变量进行互换，仍然不会影响拟合度。由此可见，利用模型回归分析并不能够证明变量存在因果关系，也不能用于判断变量因果关系是否存在[8]。通常时间序列变量X、Y之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是指：在具有经济变量X、Y几个变量的详细信息的情况下，其中，X对于Y变量的预测结果相对于仅对过去的Y变量进行预测的结果更加完善，可以得知变量X有利于模型对变量Y的预测结果。即经济变量X的变化会影响Y变量，是Y变量的格兰杰原因。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流程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步骤：步骤1：首先利用模型回归分析影响Y变量的X变量，即变量Y对变量X的.滞后项Xt-1，Xt-2，…，Xt-q及其他变量的回归分析。然而，在分析过程中并没有代入X滞后项，这是因为该回归有条件限制，使得最终回归得到的是一种有条件限制的平方和RSSR。步骤2：根据步骤1，利用模型回归具有X滞后项这一特点，即在公式里加入滞后项X，得到的将是一个没有条件限制的回归。因此，最终可以得到一个没有条件限制的残差平方和RSSUR。步骤3：零假设的含义H0：α1=α2=…=αq=0，表示滞后项X不属于此回归。步骤4：本文为了验证假设，采用F检验：上式必须按照自由度为q和(n-k)的F分布。其中的n代表的是样本容量，滞后项X的个数以q表示，没有条件限制的回归模型中，参数数量用k表示。步骤5：假设必须在a显著性水平条件下，利用模型回归F值的临界值Fa，也就是对于零假设的否定。步骤6：为了验证变量Y的变化会不会影响变量X，需要反复地将X、Y不停地交换回归，继续上述步骤1—步骤5步骤。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在滞后期处于敏感时期的情况下，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本文研究对象的变量平稳性受到样本容量的影响，不一样的滞后期会造成不一样的检验结果，因此，需要检验长度不同的滞后期。为了能够使滞后期更加明确，需要验证对那些不是序列关系的变量的滞后期长短进行验证。根据收集到的相关数据，构建统计模型公式如下：公式中Yt代表第t年的农业增加值;εt代表随机扰动项，X1t-1代表滞后一年关于X1的财政支出;c代表常数;X3t-1代表滞后一年关于X3财政支出;X4t-1代表滞后一年关于X4的财政支出;b1、b2、b3、b4各自代表X1、X2、X3、X4的回归系数，X2t-4代表滞后四年关于X2的财政支出。为了减少误差模型简化为：

2实证分析

2.1数据说明

吉林省位于我国东北地区中部，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因此，农业经济的发展不仅关系着吉林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还对地区城乡统筹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为使研究数据更能体现财政支农支出的绩效水平，符合对农村经济发展历程，本文以吉林省—20间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生产总值作为研究数据。数据来源于《吉林省统计年鉴》。吉林省农业财政支出增长率和农业GDP增长率，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生产总产值的比重如图1和图2所示。由图1可知，吉林省的农业财政支出增长率波动幅度较大，在与分别达到最小值与最大值，且通过图1可以看出，农业GDP增长在20波动幅度较大外，其余年份的增长率变化都较为平稳。据图数据趋势可知，随着财政支农支出政策的执行，农业GDP实现了一定的增长，农民收入水平也得到提高。为了更准确地反映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绩效，具体数据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吉林省农业总产值增长率要明显低于农业财政支出增长率。如图2所示，但吉林省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逐年上升。由瓦格纳财政支出增长法则理念可以证明吉林省加大农业财政支出，对其地区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所以，吉林省要增加农业财政支出，使其维持在一定增长水平与规模，从而满足吉林省农业经济增长绩效需求。

2.2格兰杰因果关系结果

本文利用Stata软件对财政支农相关数据和主要的农业增加值进行分析处理，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根据表格3检验结果可以得到每项变量的滞后期。各项财政支出都至少在96%的置信水平下引致农业增加值增长,本文中具有滞后期的财政支出项目对农业经济绩效发展的作用，并没有把滞后那一期的作用体现出来，只是体现了那一期和因变量存在的关系，说明在滞后的那一期与因变量的关系最明显。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农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需要四年后才能够体现出来，其他项目只需要一年，即可将其对农业经济绩效的作用体现出来。

2.3回归结果及分析

根据上文的数据分析结果，对Y和X1、X2、X3、X4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模型的R2较大,F检验合格,回归的拟合度较好;但所有的相关系数都不符合t检验，说明该模型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这一问题导致分析得出估计值缺乏意义，因此模型不可用。如果将常数代入公式计算，得出的结果无法遵循t检验,因此不能把常数代入公式分析,扣除影响因素X1、X4后得到的模型是合理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根据表4可知，在显著性水平为0.1情况下，系数X2和X3的估计值都满足t检验。其中样本决定系数R2为0.90,修正的R2为0.89,两者的数值都大于0.8,表明整个模型拟合度较高,并且系数X2、X3对Y的影响效果明显。回归结果中模型的D-W值为1.86,根据相关数据可知，在0.01显著水平下对应的du值为1.35,并且D-W值在(du,4-du)内。符合D-W检验,表明该模型不具备一阶自相关，即本文构建的模型回归拟合度较高,系数X2、X3可以合理解释农业增加值。按照表格5回归结果，将系数X2、X3代入回归模型Yt=b2X2t-4+b3X3t-1+εt，可以得到以下公式:上述公式表明，假如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每增加一个单位,农业增加值就会增加68个单位;在农业科技三项(新产品试制费、中间试验费和重要科学研究补助费)费用的财政支出每增加一个单位,农业增加值会增加更多个单位,甚至可以达到了800个单位。这一结果表明，财政支农在研究和开发活动中，所带来的促进经济增长效益更加明显。因此，政府应当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环节中加大资金投入，尤其在农业技术研发方面。

3结束语

本文基于《中国财政统计》及吉林省2007—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回归分析创建经济学模型，研究了财政支农对农业生产总值的影响。结果发现：(1)以吉林省为例，农业财政支出逐年增加，且农业财政支出投入对农业生产总值增长具有推动作用。(2)农业科技研发资金投入对农业增加值呈倍增效益。(3)财政支农具有一定滞后期，农业生产总值增长率远低于财政支农增长率。根据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和新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以下几条财政支出对策完善建议，目的在于促进农业经济绩效的提高。第一，建立农业财政支农稳定与长效机制。保证财政支农投入是农业生产总值增长稳定与高效的前提，国家政府应当重视对农业发展的财政支持，加大投资力度，增加农业产值，提高农业经济绩效，提升农民生活水平。第二，继续增加农业科技投入。农业科技创新是现代农业发展动力，依靠科技创新可以提高财政支农效率及提升农业生产总值。第三，加速促进财政支农绩效增长。目前农业财政支出使用效率普遍不高，因此如何提高支农支出效益是发展农业绩效的主要问题。增加资金投入的同时，应合理分配财政支出，以提高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

参考文献：

[1]杨嘉芬.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以山西省为例[D].太原：山西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16.

[2]申家俊.我国财政支农资金配置绩效评价[D].蚌埠：安徽财经大学硕士论文,.

[3]俞欣悦.财政支农惠农资金支出绩效提升对策研究[D].湘潭：湘潭大学学位论文,2016.

[4]凌子淇.黑龙江省财政政策支农资金配置绩效研究[D].东北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16.

[6]邢立良.县域农业支持政策及其绩效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16.

[7]胡玉杰.政策环境、农民参与度和组织治理结构对组织绩效的影响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硕士论文,.

[8]吴华增,兰庆高.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村财政金融关系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7，(20).

[9]邓蒙芝.地方财政分权、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与农村基础教育投入[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7，(3).

经济发展理论 篇6

关键词：贵州经济；内生增长；人力资本；创新

引言：贵州经济的发展模式还属于粗放型，经济结构还不够完善，经济增长缺乏内生动力，继续这样的发展模式贵州经济将会陷入死循环，无法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为了突破贵州经济增长的瓶颈，首先需要以正确的理论为基础，对过去的经济增长情况进行分析，总结经验教训，然后结合贵州省的实际情况，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关键点

（1）报酬不变和报酬递增。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诸如知识这样的内生要素是具有外部溢出效应的，随着知识的积累会使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现实报酬递增，所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了具有要素报酬不变或递增性质的生产函数，以解释内生经济增长的原因。（2）边干边学与知识的溢出效应。一是随着资本品的增加积累的知识也越来越多，使得资本品所包含的技术水平得以提高；二是由于知识的外部效应，所有劳动力与资本的效率在转化为产品时都会有所提高。（3）人力资本。由于人力资本的可传递性，其最终结果不仅提高了自身的生产率，而且也提高了劳动与物质资本的生产率，从而形成了生产的收益递增。（4）研究与开发。研究与开发指的是运用现有知识进行科学技术的创新性活动。

二、贵州经济增长动力的问题分析

（1）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对资源的依赖。长久以来，贵州的经济发展对资源的过度依赖仍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10大行业实现工业增加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的80%以上，可见贵州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目前仍然依赖于资源投入，一旦资源枯竭，经济发展将陷入极大困境。（2）人力资本的欠缺。贵州人口比例不均衡，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农村人口较多，受教育的机会较少而且教育程度较低，其次，贵州高文化高素质人才分部不均匀，这造成了贵州省内各地区经济发展的脱节，各地区经济水平差距较大。最后，贵州人力资本欠缺的主要原因在于教育程度较低，教育发展水平不够。（3）经济发展中的创新能力不足。大部分企业没有掌握核心技术，农业的科技应用处于较低水平，各个行业中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较低，缺乏支撑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更是稀缺。

三、实现经济内生动力的意义

（1）较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上拥有后发优势，但很多地区只是单纯的引进发达地区的技术和模仿发达地区的技术，并没有真正发挥后发优势，这需要建设完备的基础设施，拥有较完善的经济结构和建立适宜的经济制度，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才能将后发优势真正的转变为发展动力，从而使后发优势得以有效发挥。（2）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贵州生态的破坏，如果还是依靠原来以要素投入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必然会进一步消耗贵州的自然资源破坏其生态环境，生态环境的破坏必然会影响经济环境。（3）只有实现经济的内生增长，贵州才能脱离现有的区域发展困境，和其他地区共同发展，以较快速度追赶发达地区前进的脚步。否则，贵州将陷入贫困地区发展的死循环中，拉低国家经济的增长水平。

四、实现贵州经济内生增长的政策建议

心理理论研究的理论发展综述 篇7

心理理论的发展属于认知领域发展研究, 主要探究自然和我们理解心理世界的发展过程。一般认为, 儿童在4岁时就获得了“心理理论”能力, 即4岁儿童就可以根据一个人的愿望、信念等来理解他人的行为。

一、“心理理论”的提出及概念

“心理理论”的概念最早是由Premack&Woodruff.于1978年进行一系列有关黑猩猩的实验提出的, 他们认为如果个体能把心理状态加于自己或他人, 那么这个个体就具有“心理理论”。Happe&Winner (1998) 则进一步指出, 所谓“心理理论”是指个体凭借一定的知识系统对自己和他人心理状态的认知, 并据此对他人的行为做出因果性的预测和解释的能力。

二、经典研究及当前的主要研究方向

1. 心理理论能力的经典测试

关于心理理论发展的探讨, 相当程度上是围绕幼儿在意外地点任务和意外内容任务两类标准错误—信念理解任务测试中的表现而展开的。实验程序一般为安排一种情境使儿童的信念是真实的, 而他人的信念是错误的, 然后询问儿童他人将会怎样想或做。如果儿童能认识到他人将会基于自己的错误信念来行动的话, 我们就会得出结论:儿童能把信念归于他人, 也就是具有了心理理论。

2. 主要研究方向及进展

(1) 儿童对错误信念的理解研究

关于心理理论最活跃的工作是对学龄前儿童错误信念理解的研究。标准测试的研究发现, 儿童能否意识到误信念的儿童的年龄分界线为4岁, 因而许多心理学家认为儿童获得“心理理论”的年龄为4岁。由此, 儿童对错误信念的理解已成为儿童是否获得心理理论的标志性测验。

(2) 对儿童欺骗或说谎行为的研究

儿童欺骗行为的研究成为任务模式改变的一个新的趋势, 而这方面的研究也成为儿童心理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特殊领域。Lewis等人 (1989) 运用了一种“抵制诱惑情景”来研究儿童的说谎行为并对儿童的非言语行为进行分析后发现, 3岁儿童能够说谎, 而且能够隐瞒情绪表现, 以此瞒住成人。研究者认为, 欺骗的实质是给他人心理上造成一种错误—信念, 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则是欺骗行为“成熟”的关键。

(3) 心理理论的毕生取向的研究

Kuhn (2000) 在“心理理论, 元认知和推理:一种毕生观点”的文章中第一个提出心理理论发展的毕生观点。第一篇论及老年期心理理论的报告是由Happ等人 (1998) 所撰写的名为“智慧的获得:老年期的心理理论”的研究报告, 研究发现处于老年期的正常人, 虽然在非心理理论任务的操作上得分会随年龄增加而下降, 但在心理理论任务上的得分却仍能维持高水平甚至还有提高。Freeman指出因信息传达受到诸多条件限制, 心理理论发展是一个毕生的任务。

(4) 特殊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

有关特殊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对自闭症儿童、语言障碍儿童的研究。Baron.Cohn, Lesli (1985) 对正常儿童、唐氏综合症儿童、自闭症儿童施测了谬误信念任务。研究发现, 所有的儿童都能够记住测验情景的内容, 唐氏综合症儿童在此测验上成绩和正常儿童接近, 而患有自闭症的儿童表现出十分落后的心理推理能力, 在对错误信念、知识状态、假装、基于信念基础的情绪等的认识方面存在困难, 不能形成“错误-信念”的判断, 孤独症者普遍缺乏心理理论。

三、关于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理论解释

目前, 依据对学龄前儿童误念理解的研究, 心理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关于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模式有以下几种:

理论论 (建构理论) :代表人物是Wellman。该理论核心论点是认为儿童对心理状态的理解是一个理论建构的过程, 如同科学理论形成的过程。这一理论认为儿童关于心理知识的理论框架的形成和发展存在着一系列质的变化, 而这种质的变化依靠儿童与环境的交互影响。

匹配理论:Harris (1992) 等人提出了匹配理论。儿童在一系列角色扮演情境或匹配过程, 通过不断观察和再认, 意识到自己与他人具有等价关系和自己的心理状态, 并能用自己的心理状态去推断他人的心理状态。Harris也认为儿童通过角色扮演练习来增进他们的匹配技能。

模仿理论:儿童通过模仿来了解他人的心理, 通过内省来认识自己的心理, 然后通过激活过程把这些有关心理状态的知识概化到他人身上。模仿理论强调心理模仿过程在获取社会认知知识与技能中的重要性, 但也并不排斥人们在预测、解释行为时会诉诸理论。

四、对“心理理论”研究的展望

在过去的20年里, 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证明心理理论领域是发展心理学上最富有成效的领域。未来的“心理理论”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扩展研究: (1) 心理理论的研究朝着终身化的趋向发展, 拓展心理理论的研究对象, 把研究对象从儿童拓展到成人、老人。 (2) 心理理论脑机制的神经心理学研究, 如对心理理论认知活动大脑模块化定位的脑成像研究等; (3) 把心理理论研究与诸如儿童青少年的同伴关系、亲子关系、心理健康等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 展示更加完整的“心理理论”的图景。

参考文献

[1]J.H.弗拉维尔.P.H米勒.S.A.米勒.认知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50-282.

[2]刘岩, 张蔚等.“心理理论”的神经机制:来自脑成像的证据[J].心理学报, 2007, 30 (2) :763-76

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探析 篇8

关键词：经济发展,主动,非均衡

中国面向21世纪的主要问题是发展。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 建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基础之上, 融入当代国际局势的新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背景中, 是对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

一、立足国情主动寻求经济发展

邓小平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认为, 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 是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人民, 积极吸取历史教训, 主动迎接现实挑战的必然选择。他多次谈到, 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是遭受资本主义侵略, 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资本主义列强欺负我们的根本原因在于近代中国经济落伍了。现在我们获得独立与发展, 而要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关键是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战略。邓小平在阐述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时, 再三提起历史落后挨打的教训, 并不是出于单纯防御性考虑, 而是以此激发全国人民加快经济发展的爱国热情。他说, 要懂得一些历史, 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 “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 要依靠中国人民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 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 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中国主动式的经济发展, 不仅是为了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 更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 使中国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是一个政治、人口大国, 但经济上还是一个弱国, 这同我国的地位很不相称。邓小平认为, 认识落后, 是为了激励我们奋发图强。新中国主动进行现代化建设, 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们集中力量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 就是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 以便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

邓小平明确指出:“只要我们发展了, 这样保持五十年、六十年, 社会主义中国将是不可战胜的”。抓住时机, 发展自己, 关键是发展经济, 这不是民族利己主义, 恰恰是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他指出, 到下个世纪中叶中国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 不仅会给中国人民带来共同富裕, 而且会给占世界总人口3/4的发展中国家走出一条新路, 向全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 这才是中国经济发展对人类的最大贡献。

在实现中国跨世纪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本国又放眼世界, 把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联系了起来, 把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同世界社会主义命运和人类的前途联系起来, 将爱国主义上升到更高的理性阶段, 充分展现了当代中国主动寻求经济发展的昂扬姿态和恢弘气势, 这是其他经济发展理论所不具备的品格。

邓小平总结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经验和规律, 又深入揭示了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中国的具体国情, 从全球发展的高度认识到当今世界已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要发展, 都要学习别的国家和民族的长处, 学习别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 立足本国, 又不盲目排外。

从邓小平改革之初 (1978、1979) 的谈话看, 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是他这两年反复阐述的一个话题。既要立足本国, 依靠中国人民的力量来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 实现经济发展, 又要引进外国先进成果以加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这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辩证法, 也是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

二、经济发展的创新模式

1986年, 邓小平在同新西兰总统朗伊的谈话中谈到了中国经济的非均衡发展。他说:“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 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又说“对这个政策有一些人感到不那么顺眼, 我们的做法是允许不同观点存在, 拿事实来说话”。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中国经济, 呈现出一个持续发展的势头。在这个过程中, 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波浪式推进发展是一个显著的特点。正是这种非均衡的发展模式, 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的经济面貌, 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社会主义以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 我们过去提供的缩小差别和均衡发展政策结果并不是共同富裕, 而是共同贫困。

正是邓小平所说的这种“平均发展”, 严重地压抑了人们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使经济发展丧失了生机与活力, 使人们长期陷入“贫困-平均发展-贫困”的怪圈。早在1978年12月13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所举行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 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 在这篇著名讲话中, 紧接着“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 还有一段更富有哲理的话:“这是一个大政策, 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 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这就是说,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思想, 其意义绝不仅限于消费的分配领域, 而是与中国经济发展和国民经济各个方面都有关的一个重要理论和政策, 是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创新。

非均衡发展, 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引入竞争机制的经济运行常态。20多年来非均衡发展的理论和实践, 是对人们在旧体制下长期持有的“平均发展”观念的一个突破。非均衡发展模式的基本特点是充分利用现有资源, 首先是沿海地区资源, 而后是中西部地区资源, 使经济发展逐步趋近所谓均衡。改革开放以来, 非均衡发展的大政策、大思路, 使中国经济步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它是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和企业先行发展、先行致富所产生的强烈示范效应, 使大批地区、企业和个人争相效仿, 从而使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浪潮, 一浪又一浪地向前推进。

毛泽东1956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也指出:“所谓平衡, 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统一, 平衡是相对的, 不平衡是绝对的”。邓小平正是把毛泽东的这种辩证法思想成功地运用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创造出了辉煌的业绩。在沿海地区强大的经济增长后, 产业要升级换代, 市场要拓展, 增长的动力传递到了中西部地区。中央做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 正是邓小平非均衡———均衡经济发展理论在新条件下的运用和开展。

三、经济发展本质的全新提示

现代经济发展史,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史表明, 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获得长期高速增长, 其内在的推动力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科学技术, 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蓬勃发展。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建设最困难的时期就提出过:“要下决心, 搞尖端技术”。

谙熟辩证法的邓小平更是从一般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的角度, 对国情做了透彻的分析, 十分坚定地指出:“中国现在固然很穷, 但是中国要发展, 离开科学不行”。又说:“四个现代化, 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他敏锐地观察了世界科技发展的大趋势, 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必须发展高科技大为关注, 强调这是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 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他指出“现在世界的发展, 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 中国不能安于落后, 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 “过去也好, 今天也好, 将来也好, 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 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1992年初,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强调说:“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 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 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 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 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 靠科学才有希望”。

邓小平的经济发展理论也把人作为发展的目的, 强调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提高人的生活质量, 提高人类自身的素质。经济发展必须满足绝大多数人的需要, 并推动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趋向公平、合理。

1986年4月19日, 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知名人士时谈到:“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四化建设的实现要靠知识、靠人才”。他明确指出:“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 要教育下一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 那绝对不行”。这些论述不仅抓住了发展的关键, 而且也深刻地提示了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发展的最终目的。

可见, 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不仅描绘了中国21世纪的发展蓝图, 而且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 把人的现代化即培育“四有”新人提升为发展的本质。总之, 邓小平对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 使我们走上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3卷) [M].人民出版社, 1993.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2卷) [M].人民出版社, 1994.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5卷) [M].人民出版社, 1977.

经济发展理论 篇9

企业作为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主体和现代社会中一种重要的组织和制度形式, 一直以来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西方企业理论发展到现在可谓学派众多, 异常丰富, 主要是因为企业本身是一个多面的实体, 从不同角度观察常常会得到不同的结论。各理论学派对企业的多种不同定义往往取决于研究者的兴趣集中在企业性质的哪一方面。企业边界与企业的性质有关, 是企业理论关注的重要问题。企业边界理论自科斯以来不断发展, 新经济时代新型经济组织层出不穷的条件下, 现实已对企业边界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 必须对企业边界研究进行新的理论认识和理论反思。

1 企业理论的几大流派

企业理论按照观点的不同可以细分出十多个理论流派。作者认为, 虽然不同企业理论的观点不一致, 但一些理论的出发点和观察企业的视角却是相同或接近的, 本文以此来划分企业理论的流派, 以便后面更清楚地梳理不同企业边界理论之间的历史与逻辑联系。

1.1 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观点

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是价格机制和市场均衡, 由于没有深入到企业内部, 一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并没真正的企业理论, 作者将其称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观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 运用边际分析方法, 在完全理性和利润最大化的假设条件下进行企业经济行为的分析。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当作一个生产函数, 企业内部的运行被视为一个黑箱, 企业唯一的功能是根据边际替代原则对生产要素进行最优组合, 从而实现最大的产量或最低的生产成本。企业为了实现最大利润, 按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进行单一产品的产量和价格决策。

1.2 基于分工视角的企业理论流派

企业是一种分工协作的组织。古典经济学最早从分工角度研究企业问题。亚当·斯密认为, 分工导致企业的出现和扩张, 专业化和分工会带来规模报酬递增, 从而会导致企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著名的斯密——杨格定理进一步指出, 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当市场规模一定时, 企业分工协作的规模也大致确定下来。

马克思分析企业问题时也是以分工为基本出发点的。马克思指出, “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 在工场手工业上取得了自己的典型形态”。在马克思看来, 企业是社会分工与协作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马克思在吸收斯密分工思想的基础上, 对分工展开了更深层次的具体研究, 他从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两方面展开对资本主义工厂手工业分工的全面分析。马克思区分了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与社会内部分工, 更加注重分工的历史性和社会性。此外, 马克思更强调分工基础上的协作对提高生产率的作用, “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个人生产力, 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 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马克思认为, 企业的出现和扩张正是这种“集体力”的体现。

杨小凯、黄有光 (1994) 提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延续了古典经济学强调的专业化和分工思想。杨小凯认为, 专业化和分工才是经济组织的最基本问题, 他指出, “从分工分层结构的观点看来, 企业的本质可能是组织分层结构适应分工分层结构的必然产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市场、企业以及企业内部管理层系的各个层次正是分工分层结构的各个层次”。杨小凯和黄有光借助于消费者——生产者、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 (内生和外生) 、交易效率等模型和范畴, 提出了一个关于企业一般均衡的超边际分析模型。他们沿用个人最优化和市场均衡的分析方法, 论证了劳动分工内生演进的基础是专业化经济与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选择。杨小凯的分析由于结合了新古典经济学均衡分析方法与古典经济学的分工思想, 而被称作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1.3 基于契约视角的企业理论流派

基于契约视角的企业理论流派在现代企业理论当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一流派最初由科斯开创, 之后经阿尔钦和德姆赛茨、威廉姆森、克莱因、詹森和麦克林、罗斯、张五常、格鲁斯曼、哈特和摩尔等学者加以拓展。基于契约视角理论流派的内容尽管各不相同, 但它们的共同点是将企业看成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 (Nexus of Contracts) 。科斯 (1937) 最早揭开了新古典理论的企业“黑箱”。通过引入“交易费用”的概念, 科斯指出, 企业的出现是通过管理协调来替代市场协调以节约交易费用的结果。企业是一种靠行政命令来指挥协调资源配置的契约组织, 以一个长期契约代替了一系列的市场短期契约。张五常 (1983) 发展了科斯的理论, 认为企业的本质是用要素市场的契约取代产品市场的契约。科斯之后, 契约观点的企业理论流派沿着两条线索发展, (1) 基于企业是“完全契约”假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团队生产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 (2) 基于企业是“不完全契约”假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交易费用理论和产权理论。

阿尔钦和德姆赛茨 (1972) 的团队生产理论认为, 企业的实质是团队生产, 企业的特征不是拥有优于市场的权威权利, 而是企业对要素生产率和报酬的计量能力以及对内部机会主义的监督能力, 企业被看成是一个“监督装置”。由于团队生产中个人的贡献无法度量, 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难以避免, 为此, 必须赋予监督者剩余索取权。格鲁斯曼和哈特等人 (1983) 发展起来的委托——代理理论将企业契约关系中的当事人分为“委托人”和“代理人”。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和目标冲突, 委托人需要设计某种契约安排激励代理人尽可能按照委托人的利益行事, 契约设计的目标是在满足代理人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条件的同时, 最大化委托人的利益。可见, 完全契约观点的理论假设, 在当事人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 总是可以设计出一个最佳契约, 该契约将所有可预见到的或然事件涵盖其中, 是一个不需要再谈判的完全契约, 并且能够无成本地被第三方执行。

基于“不完全契约”假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交易费用理论和产权理论。在现实世界中, 有限理性的当事人不可能预见到未来的种种或然状况, 即便预见到, 要以双方同意的条款写入契约, 成本会太高, 因此双方缔结的契约必定是不完全契约。以威廉姆森 (1975, 1979, 1980) 、克莱因 (1978) 等人为代表的交易费用理论 (TCE) 认为, 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行为和资产专用性是影响交易费用的主要因素, 不同性质的交易或契约与不同性质的治理结构相匹配, 最优治理结构是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事前和事后交易费用的治理结构。以格鲁斯曼、哈特和摩尔 (1986, 1990, 1995) 等人为代表的产权理论将企业视作一种物质资产的集合。格鲁斯曼和哈特将契约权利分为“具体权利”和“剩余权利”, 并指出只有资产的所有者应该拥有剩余控制权。产权理论通过GHM模型, 分析了一体化的成本和收益, 强调在不完全契约下, 物质资产的剩余控制权或所有权的配置, 会影响当事人的事前专用性投资激励, 并且分析了不同资产属性的企业之间的最佳所有权安排。产权理论建立起更加正式的数学模型讨论企业的一体化行为, 从而弥补了交易费用理论的不足。但GHM模型把重点放在事前的关系专用性投资激励方面, 忽略了交易成本理论强调的事后交易费用。

1.4 基于能力视角的企业理论流派

基于能力视角的企业理论流派从企业内部知识和能力积累的角度讨论企业的成长和竞争行为, 主要包括“资源基础论”、“核心能力理论”、“动态能力理论”、“企业知识基础论”等。这些理论的共同特点是强调企业的成长是内生性的, 企业的内在条件 (资源、能力和知识) 是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基础。基于能力观点的企业理论流派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体系, 缺乏规范的经济学分析, 但对现实中企业的竞争行为和战略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企业资源基础论是在彭罗斯 (1959) 的企业成长理论的基础上, 经沃纳菲尔特 (1984) 、巴尼 (1986) 等人发展而成的。资源基础论认为, 企业拥有不同的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 这些资源可以转变为独特的能力。资源在企业之间不可流动且难以复制, 难以复制和替代的独特资源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

普拉哈拉德和哈默 (1990) 提出的核心能力理论认为, 决定企业竞争优势的是企业的核心能力, 而不是单纯的企业资源, 企业的核心能力是组织的累积性知识和各种技能与技术流的有机组合。企业的核心能力具有不可分割性、不可模仿性、独特性和能为顾客创造特殊价值等特征。

蒂斯 (1997) 等人提出的动态能力理论认为, 企业的核心能力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很容易表现出某种抗拒变化的“核心刚性”, 核心刚性的存在使企业很难在动态复杂的环境中做出重大的变革。因此, 为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 企业需要的是应对环境变化的动态能力。动态能力是一种企业整合、建立和再配置内外部能力以适应快速变化环境的能力, 是更新企业能力的能力。

企业知识理论认为企业是知识的集合体。格兰特 (1996) 认为, 知识创造是个人的活动, 企业所扮演的角色是将存在于许多人中的专业知识进行整合, 然后将整合的知识转化成产品或劳务, 管理的任务是建立知识整合所必需的协调机制, 企业是知识协调的机构。斯宾德 (1996) 将企业视为一种动态的、演变的和半自治的知识生产和使用的系统, 是一种基于知识的活动系统。野中郁次郎 (1996) 从知识管理的角度研究企业知识的问题, 他将企业视为知识创造的机构。一个组织不是许多个体知识的总和, 组织可以通过个体在组织内的互动学习来创造知识。野中郁次郎强调隐性知识和知识环境对企业知识创新和知识共享的重要性, 提出了描述企业知识进化的“知识螺旋”模型。

需要指出的是, 演化经济学的企业理论观点也非常强调企业的知识和能力性质。温特 (1988) 将企业看成是生产性知识的储藏室。纳尔逊和温特建立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 用“惯例”表示企业组织演化中所形成的生产性知识和能力, 企业的演进过程实质上是打破路径依赖和企业适应性调整的统一, 是惯例和“调适”共同作用的结果。

1.5 基于企业家视角的企业理论流派

企业家是企业背后的决策主体, 尽管企业家在主流企业理论的分析中并没有显出重要的地位, 仍然有不少学者强调企业家的重要作用。熊彼特 (1911) 最早提出了著名的企业家创新论, 认为企业家的基本功能就是创新, 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 把从未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引入生产系统。不确定性理论的代表人物奈特 (1921) 则将企业家视为风险的承担者。最推崇企业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并将其放在核心位置的是奥地利学派。奥地利学派将市场理解为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 这个过程的推动者就是企业家。市场中永远存在不易发现的利润机会, 只有具有足够机敏才能的企业家才能发现这些利润机会 (科兹纳, 1973, 1979) , 企业家是创造均衡的人。

2 企业边界理论发展几阶段

企业边界问题是各种企业理论流派关注的焦点之一, 不同的企业理论下可以推演出关于企业边界的不同理论观点。本文将企业边界理论的发展过程大致分为4个阶段。

2.1 企业边界的早期观点

尽管在科斯 (1937) 发表那篇著名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之前, 企业一直作为“黑箱”而存在, 人们几乎没有正式讨论过企业边界的问题, 在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那里仍然可以看到关于企业边界的一些早期观点。古典经济学强调企业的出现和扩张与劳动分工有关, 而劳动分工又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 这里隐含了企业的规模边界受市场规模限制的观点, 市场规模的大小决定了企业规模的大小。新古典经济学则将企业视为一个生产函数, 在完全信息, 市场出清和完全理性的假设前提下, 企业为达到利润最大化目标, 企业的最佳规模产量由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那一点决定。因此, 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 利润最大化目标是企业规模边界决定的基本原则。

2.2 企业边界主流研究范式的形成

企业边界主流研究范式的形成在科斯、威廉姆森等人开创了交易费用理论之后。科斯指出, 由于存在交易费用, 企业是市场的一种替代, 由此人们开始了对企业边界问题的关注, 沿着科斯的思想, 人们对企业边界的理解自然而然地成为“企业与市场之间的界限”。“要么购买要么自制”成为企业边界的决策问题。不过, 尽管科斯1937年就发表了那篇经典的文献, 直到19世纪70年代, 产业组织理论始终以企业定价和产出政策的研究为主, 强调寡头之间的相互作用, 企业契约惯例的分析和企业边界决策问题并未进入主流产业组织理论的视野。1971年, 威廉姆森发表重要论文《生产的纵向一体化:市场失灵的思考》, 从此开始建立起以资产专用性为核心的交易与治理结构的企业边界分析框架。80年代, 克莱因 (1988) 、马斯腾 (1984) 等人利用契约范式, 对美国汽车行业和航空工业的纵向一体化行为进行了案例研究, 从此, 企业作为契约组织的研究文献开始大量出现, 企业边界决策和经济效率关系的研究逐渐进入产业组织理论的视野。沿着威廉姆森等人开创的分析传统, 企业边界主流研究至今仍然以企业纵向一体化为主要研究对象。

2.3 企业边界研究范式的二元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 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日益加剧, 如何建立竞争优势成为企业界和理论界关心的主要问题, 基于能力的各种企业理论观点应运而生, 使主流企业边界的分析范式受到了挑战。蒂斯指出, “企业的边界在于能力的适用边界”。企业将根据自身的能力制定竞争战略, 决定纵、横一体化和多元化经营。这样, 企业的边界自然由其积累的核心知识和能力决定。Argyres (1996) 在对制造业企业的研究中发现, 企业的相对能力是企业一体化行为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Jacobides和Hitt (2005) 在对抵押银行业企业边界演进的验证中同样发现, 企业倾向于将拥有更高生产能力的某个生产阶段内部化, 而将缺乏能力的生产阶段进行外包。能力理论的逻辑是, 企业通过相对能力的评估过程进行自制与外购的边界决策。当企业的相对能力①发生转变, 企业的边界就会随之发生改变。能力理论流派的出现, 显然给企业边界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尽管基于能力观点的企业边界分析没有主流的基于交易费用理论的企业边界分析那样规范严密, 基于能力的分析框架在解释90年代以来企业采取的各种竞争战略行为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因而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自此, 企业边界的研究形成了基于交易费用理论和基于能力理论的两个分支方向, 企业边界的研究范式呈现二元化趋势。

2.4 企业边界研究的综合趋势

近几年来企业边界研究的一个新趋势是, 学者们开始尝试综合运用多种理论研究企业边界问题。例如关于交易费用理论与企业能力理论相互融合的探讨。Argyres (1996) 发现企业决定是自制还是购买既取决于能力又取决于交易费用。Jacobides.M.G.和Winter, S.G. (2005) 指出, 能力的差异是垂直专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 只有价值链上的能力是异质的情况下, 交易费用的节约才会导致专业化。Carter和Hodgson's (2006) 发现, 验证TCE假设的大部分经验研究可以同时用能力理论的观点进行重新解释。Argyres和Zenger (2007) 又更进一步指出, 那些提高市场中交易费用鼓励一体化的交换条件恰恰是那些能够促进企业能力发展的。企业特殊能力的根本原因包涵了企业必须的专用性投资, 正是这些专用性投资创造了企业独特的能力。企业边界的交易费用理论与基于能力的理论并不存在有意义的区别, 只有去分析二者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才能够为企业边界的研究提供更为清晰的思路。Anne Parmigiani (2007) 的研究中第一次试图从交易费用、新古典经济学, 企业能力3种理论的综合视角来研究“并行资源获取”② (Concurrent Sourcing) 问题。Anne Parmigiani通过经验研究发现, 3种理论都有助于解释企业资源获取形式的决策。交易费用理论可以从资产专用性、绩效的不确定性来解释, 新古典经济学则可从需求的不确定性和范围经济的角度来解释, 而企业能力理论则可从专业性程度和技术不确定性的角度来解释。上述学者在综合企业边界研究的多种理论方面做出了大胆的尝试和创新。

3 企业边界不同理论的历史与逻辑联系

关于企业边界的理论观点各异, 但多数学者喜欢按学派或发展时间展开梳理。除了按时间维度展开, 作者认为找出企业边界不同理论分析中的共同线索是非常有必要的。通过前面的介绍会发现, 企业边界的理论观点基本沿着“分工”、“契约”和“能力”三大范畴为主要线索展开。同时沿着时间维度和3条共同线索的梳理, 可以清楚地看到企业边界不同理论的历史发展与逻辑联系 (见图1) 。

从分工视角研究企业的传统源自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马克思在吸收斯密分工思想的基础上, 对企业分工展开了更深层次的具体研究。杨小凯等人开创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在对新古典经济学边际分析方法进行批判的基础上, 继承了古典经济学重视分工的分析传统, 建立了超边际分析框架。杨小凯等人的分析框架中同时采用了科斯、威廉姆森提出的交易费用和交易效率的概念, 从而将分工线索与契约线索联系起来。

将企业视为契约观点的研究源自科斯。科斯之后, 沿着完全契约的假设发展出团队生产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两种理论都认为, 由于契约能将所有可预见到的或然事件涵盖其中 (完全契约) , 所以总是可以设计出一个最佳契约安排实现监督和激励的目标。沿着不完全契约的假设发展出交易费用理论和产权理论。产权理论关于不完全契约的观点延续了交易费用理论的早期研究, 交易费用理论和产权理论都把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作为共同的分析基础, 并将企业纵向一体化 (企业的边界) 问题作为主要的分析对象。不同的是, 交易费用理论强调事后的适应性治理, 产权理论则强调事前投资激励机制的设计;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种治理结构, 产权理论则将企业看成是一组物质资产的集合;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企业的边界由交易费用决定, 产权理论认为企业的边界由产权决定。有学者指出, 由于两种理论有着相同的研究基础, 尽管沿着不同的路径发展, 最终会有机地融合起来。新制度经济学下沿着契约线索的各种企业理论分支不仅众多, 而且取得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 从而成为公认的主流企业理论。

以能力为线索的企业理论基本按一条直线展开。其发展逻辑是从彭罗斯的企业成长理论开始, 到纳菲尔特、巴尼资源基础论的提出, 再到普拉哈拉德和哈默核心能力论, 之后蒂斯等人在核心能力论的基础上发展出动态能力论, 最后发展到知识基础论。

4 企业边界不同理论对企业性质的理解

企业的边界问题直接与企业的性质有关。企业的性质究竟是什么?不同的企业理论对此做出了不同的回答。新古典经济学强调企业具有的生产功能, 但并未对企业的生产性质展开深入的研究。古典经济学强调企业是一种分工协作的组织, 指出了企业由于分工协作在生产方面产生的优势, 对企业的生产性质做了最基本的解释。新制度经济学下的各个企业理论流派尽管观点不同, 但都将企业看作一种契约, 强调企业的契约性质。企业能力理论流派关注的是企业的生产性质, 并从资源、能力和知识的视角对企业的生产性质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企业具有异质性的生产能力, 生产性是企业区别于市场的核心特征。不同的企业围绕生产建立和积累不同的资源、知识和能力, 是其区别于市场所具有的功能和其他企业能力的关键。

可见, 契约性质和生产性质是企业的两大基本性质, 不同的企业理论要么强调企业的契约性质, 要么强调企业的生产性质。杨小凯和马克思则是例外。在杨小凯看来, 企业既是基于专业化分工的生产性组织, 又是能够节约交易费用, 提高交易效率的契约性组织。杨小凯等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巧妙地将企业的两大性质结合在一起。马克思也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运动中不仅认识到企业具有生产性, 还认识到企业具有契约性。对企业的契约性质, 马克思分析了资本所有者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雇佣劳动契约关系, 并揭露出资本主义企业契约所具有的特点是形式上的自由性和平等性, 而实际上的剥削性。马克思劳动力商品理论的分析中甚至包含了对契约的不完备性的描述。不过马克思只分析了资本所有者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契约关系, 没有论及资产所有者与管理者等其他契约关系。

尽管所有的企业理论基本围绕企业的契约性质和生产性质而展开, 但不同理论对于企业的具体观点仍有所区别, 还可以将其进行细分, 不妨将它们加以概括 (见表1) 。

5 企业边界传统理论分析的局限

5.1 “自制与外购”决策分析缩小了企业边界问题的研究视野

科斯开创了企业边界分析的先河, 科斯后来的跟随者沿着 “企业是市场替代”的思路自然地将企业的边界理解为“企业与市场”之间的界限, 企业的边界问题也就成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之间的选择问题。威廉姆森发展了科斯的思想, 建立起较为完整的交易费用理论分析框架, 并将“企业边界”的抽象概念具体化为对企业垂直一体化行为的研究。企业要么通过市场“外购”, 要么通过垂直一体化“自制”, 这样, 企业的边界问题就转化为“自制与外购”的决策问题。威廉姆森的理论框架的确为企业垂直一体化行为提供了比较完美的解释, 后来的研究者一直沿着这一思路进行, 现实中企业大量的一体化行为也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案例。因此, 在大多数研究者那里, 企业边界问题等同于“一体化”和“非一体化”的选择问题, 或者“自制与外购”的决策问题。

无论科斯、威廉姆森, 还是后来的跟随者对企业边界的研究, 显然并没有脱离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这是将企业边界问题完全等同于“自制与外购”决策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 既然企业边界等同于“自制与外购”决策, 为什么不直接用“自制与外购”, 而偏要用“企业边界”的概念?显然, “企业边界”的概念比“自制与外购”有着更深刻的内涵。按照科斯的观点, 企业边界涉及的是企业的性质问题, “自制与外购”决策不过是企业面对竞争时的一种战略选择, 是企业对其边界的一种划定, 并不能代表企业边界问题的全部, 更不能反映出企业全面的性质。从这一点上讲, 将“自制与外购”决策等同于企业边界问题似乎也违背了科斯的初衷。而且, 传统的企业边界分析只是对企业“自制与外购”决策在某一时点上的比较静态分析, 仍然没有深入到企业组织内部, 传统分析过于重视企业的“契约性质”而忽视了企业的“生产性质”。事实上, 如果不深入到企业组织的内部就很难看清企业的性质。将企业边界问题等同于“自制与外购”虽然使企业边界研究有了具体的落脚点, 但是却大大缩小了企业边界研究的视野, 这使得围绕企业边界的研究很难获得更为广泛的成果。

5.2 传统理论分析中对“企业边界”概念的片面理解

系统理论认为, “边界”是异质系统的间隔, 或者说是将系统与外部环境隔离开的屏界。科斯等人的企业边界指的是企业与市场的间隔。显然, 在科斯那里, 企业与市场是两个异质系统, 市场就是企业的外部环境。从这一点上讲, 科斯等人的理解并没有偏离系统论的定义。然而, 传统理论分析中将“企业边界”定义为“企业与市场”的界限显然是有局限的。企业外部环境中的异质系统并非只有市场。企业与其他企业之间有边界, 企业与政府等其他组织之间也有边界, 经济学的研究, 不仅要分析企业与市场的关系, 也要分析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 企业与政府的关系, 以及企业与其他经济组织的关系。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企业与异质系统的边界问题。

传统理论分析中“企业边界”定义的局限还体现在对企业性质的片面理解上。从“企业是市场的替代”这一性质出发, 可将企业边界定义为“企业与市场的间隔”。然而, 根据多种理论视角对企业性质的不同挖掘, 也可得出企业边界的其他定义。例如, 财产所有权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组资产的集合, 那么企业的边界就可用企业所拥有的资产边界来定义。能力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种能力的集合, 企业的边界就应该是其能力的界限。企业毫无疑问是一个具有多重性质的实体, 企业的边界与企业的性质总是息息相关的, 但它所反映的绝不应该仅仅是“企业是市场的替代”这一单一的性质, 它应该能反映出企业更多方面的性质, 从这一点上说, 从更广阔的视角对企业边界的进行重新界定, 对企业问题的研究显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5.3 传统理论分析中对企业边界功能和影响的忽视

传统理论分析不仅对“企业边界”概念的定义上存在局限, 传统理论分析也并没有很好地应用“企业边界”这一概念, 一个主要的表现是对企业边界自身所具有功能和其产生的影响的忽视。企业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边界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 企业边界既提供隔离功能, 又提供桥梁功能, 它们既将企业与环境隔离, 又将其与环境联系在一起, 企业通过边界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 自身发生着不断地变化。企业边界将企业和环境通过的输入输出方式相互联系起来, 形成了企业与环境之问的各种各样的相互关系, 这种关系决定了企业的结构、功能和行为的变化和发展。Jacobides和Billinger (2006) 的研究发现, 边界的设计是企业组织设计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组织边界的设计会影响到企业的生产能力和组织绩效的实现。现实中, 很多企业通过重新划定其边界成功地应对日益激烈的外部竞争。然而, 大多数企业边界的研究文献中关注的是企业一体化行为的研究, 并没有关注到企业边界本身所具有的功能。事实上, 企业边界的变动不仅会改变企业内部的连接结构, 也会改变其外部的连接状态, 改变了企业间的相互关系, 从而改变了整个产业组织的连接结构。企业边界的改变会促使产业组织自发地向更高级的组织形式演进。近年来, 很多研究开始关注产业边界的演化以及中间市场是如何出现的问题, 同时也开始研究产业边界的性质如何影响产业能力的演化及其特征 (Cacciatori & Jacobides, 2005;Jacobides & Winter 2005) , 这些都离不开对企业边界的研究。此外, 企业边界扩张或者缩小, 从产业层面看, 意味着企业产品市场占有率改变, 进而也会影响到市场结构变迁和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然而, 尽管企业边界的功能和影响如此重要, 对企业边界的功能和影响的分析研究由于对传统企业边界概念理解上的局限被忽视了。

5.4 传统理论缺乏对企业边界历史演化过程的分析

企业组织的演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 由低级到高级的历史阶段。企业的边界随着企业组织的演化不断地发展变化, 企业边界的改变是企业组织演化所表现出的特征之一。从企业边界的历史演化过程所表现出的特点可以了解企业组织演进的客观规律, 从而把握影响企业组织发展的关键因素, 甚至可以预测未来经济组织的发展趋势。然而, 由于传统理论分析对企业边界定义和使用的局限, 关于企业边界的大量国内外研究文献中很少有对企业边界历史演化过程的分析,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其实, 从钱德勒的企业史研究中, 已分明能够看到企业边界历史演进的影子, 他实际已揭示了现代企业组织和规模边界迅速扩张的主要过程和影响因素。不过, 企业边界的演进远不止组织和规模扩张那样简单, 企业演进过程中, 企业多方面的特性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这些变化能从企业不同边界的变化中反映出来。从技术进步与制度演化的视角展开企业边界演化的历史分析, 无疑将为研究企业这一重要的经济组织的发展规律提供帮助。

6 新型经济组织形式的出现对企业边界新解释框架的呼唤

6.1 新型经济组织的出现对企业边界的改变

20世纪80年代之后, 特许经营、虚拟企业、战略联盟、企业集群、网络化组织、模块化组织等新名词不断跃入人们的眼帘, 这些新型经济组织形式的出现改变了传统企业的生产与组织形式, 其所带来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对传统企业边界的颠覆。新型经济组织的出现使企业与企业间的边界不再清晰, 企业与市场的边界不再清晰, 企业开始完成着市场的功能, 市场也在完成着企业的功能。这种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状态使科斯“企业是市场替代”的命题开始让人质疑, 相对而言, 理查德森“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握手”命题似乎更让人信服。很多学者将这些新型经济组织称作“中间性组织”或“混合组织”, 中间性组织或混合组织显然介于企业与市场边界的模糊地带。一个突显的问题是, 既然企业与市场的边界模糊了, 企业还有边界吗, 对企业边界的讨论还有没有意义?我们可以肯定的回答, 企业的边界仍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企业作为经济系统中的基本生产单位, 社会物质财富创造的主要承担者, 其实体边界永远都不会消失, 与传统企业不同的关键是, 新型经济组织可以使企业在实体边界保持不变甚至缩小的情况下, 功能边界得到极大的拓展。虚拟企业的出现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虚拟企业可能没有实体边界, 却可以很好地最大限度地实现企业的功能。新型经济组织形式的共同特征是能够使企业在运营组织成本没有增加的情况下, 其生产能力和竞争力得到极大的提高, 这可能正是这些新型经济组织形式近年来逐渐盛行的原因。可见, 新经济条件下, 企业边界依然存在, 但企业边界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特点, 审视企业边界的视角必须发生新的转变。

6.2 新型经济组织的出现对企业边界传统分析框架的挑战

建立在交易费用理论基础上的“一体化与非一体化”、“自制与外购”边界分析的传统框架, 对于企业垂直一体化行为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西方发达国家发生的两次大范围的企业兼并重组浪潮也为传统边界的分析提供了大量的案例支持, 使企业边界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然而, 随着新型经济组织形式的不断出现, 传统分析框架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对企业边界的分析远非“一体化与非一体化”、“自制与外购”那样简单。除了企业和市场之外, 介于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中间性或者说混合组织在经济体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企业边界的传统分析框架应将中间型组织纳入其中, 转变为以市场和企业为两极的连续分析框架。威廉姆森曾提出治理结构的交易成本由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三大维度决定, 他同时指出, 如果将市场协调的交易视为一端, 将企业协调的交易视为另一端, 那些兼有这两种特点的交易就处于中间地带。威廉姆森认为, 出于中间地带的交易才是普遍的交易形式。既然大多数交易处于中间地带, 这些交易就应该采取混合 (Hybrid) 的治理形式, 也就是中间性组织治理形式。按照威廉姆森的框架, 似乎将三维变量置于坐标轴的中点就可以解释中间型组织的存在。这种解释显然过于简单, 它便于笼统地解释中间性组织出现的原因, 却不利于分析中间性组织的具体特征。各种新型经济组织的特征是有所不同, 它们在威廉姆森三维变量决定的坐标上究竟处于哪个位置是十分模糊的。由于一体化始终在企业边界的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 对新型经济组织的研究无论是理论方面还是实证方面都有待于更进一步地展开。

6.3 多样化的新型经济组织呼唤新的解释框架

尽管新型经济组织的一个共同特征是, 它们兼具了企业和市场的功能, 使企业的边界日益模糊化, 然而在现实中它们却表现出多种形态。近年来, 许多学者分别对各种组织形态进行了研究 (如专门针对连锁经营的研究, 针对虚拟企业的研究和战略联盟的研究) , 这些研究的视角各不相同, 显得零星而分散, 缺少一个统一的框架。我们希望新建立的框架不仅能够解释这些新型组织形态出现的原因, 更能够解释各种组织形态的区别与特点以及对经济发展的不同贡献。笼统地将这些组织形态作为企业与市场之间的特殊契约或者中间性组织的经济学解释, 虽然能较深层地触及其本质, 却未必会有太多的现实意义。人们真正所关心的问题是, 多种形态的新型经济组织在新经济条件下各有什么样的优势?这些组织形态对构建企业的竞争力有什么帮助?为什么一些组织形态集中出现在不同的行业?行业的技术特征与经济组织的形态有关系吗?新经济组织形态与当今社会的技术进步有什么联系?对企业而言, 新型经济组织形态的采用实际上是一种组织创新, 企业边界新解释框架分析的最终目标应该是能为现代企业提升竞争力提供参考和借鉴, 新框架只有注重经济学和管理学视野的结合, 才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7 对建立企业边界新综合理论框架的思考

L.Araujo等人 (2003) 指出, 企业是一个多面的实体, 企业边界的定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观察者的目的和视角。从这个角度讲, 企业有多种不同的边界, 它取决于我们的兴趣集中在定义特征的哪一方面。一个综合的理论框架必须能从多个视角透视企业, 并能够兼顾到企业的外部和内部。P.Garrouste, S.Saussier (2005) 指出, 建立综合的分析框架至少需要回答三方面的问题: (1) 关于企业性质和边界问题, 为什么有些交易内部化, 而有些外部化, 还有一些既内部化又外部化? (2) 关于企业的内部结构的问题, 企业是如何组织的?生产是如何组织的?什么是激励、控制和内部层级? (3) 企业和市场的关系问题, 企业事实上真的是市场的替代吗?企业的局限性是什么?建立一个综合的分析框架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因为一个统一的企业理论必须既能够解释组织内部的选择又能够解释组织外部的选择, 而且还要假定这两种选择之间具有互补性。传统的企业理论常常缺少对企业内部组织方式的研究, 例如缺少关于组织的结构以及在组织内部通过收集信息来解决问题的方式的研究。建立统一的企业理论必需要回答的另一个问题是企业间合作的问题, 企业边界的综合理论除了要回答制造与购买以及生产内部组织方式的问题, 还应该回答企业如何组织与其他企业间的合作。企业、合作和市场看上去是相互替代的, 有时候它们又是互补的。战略联盟、虚拟企业、模块化组织等新型的经济组织大部分是介于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合作形式, 综合的理论框架必须对这些合作形式做出较好的解释。

循环经济理论基础是生态经济 篇10

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 以“三R”为原则 (减量化Reduce、再使用Reuse、再循环R1cycle) ;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以生态产业链为发展载体;以清洁生产为重要手段, 达到实现物质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与生态经济既有紧密联系, 又各有特点。

从本质上讲循环经济就是生态经济, 就是运用生态经济规律来指导经济活动。也称为绿色经济。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成为:资源利用-绿色工业 (产品) 资源再生的闭环式物质流动, 所有的物质和能源在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的利用。循环经济指的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再生资源;能源包括能源 (如煤、石油、天然气等) 和太阳能、风能、潮汐能、地热能等绿色能源。注重推进资源、能源节约、资源综合利用和推行清洁生产, 以便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

循环经济理论基础是生态经济理论。生态经济学是以生态学原理为基础, 经济学原理为主导, 以人类经济活动为中心, 运用系统工程方法, 从最广泛的范围研究生态和经济的结合, 从整体上去研究生态系统和生产力系统的相互影响、制约和作用, 揭示自然和社会间的本质联系与规律, 改变生产和消费方式, 高效合理利用一切可用资源。生态经济就是一种尊重生态原理和经济规律的经济。它要求把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与其依托的生态环境作为一个统一体, 经济社会发展一定要遵循生态学理论。生态经济强调要把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多种组成要素联系起来, 进行综合考察与实施, 要求经济社会与生态发展全面协调, 达到生态经济的最优目标。

生态经济与循环经济主要区别是:生态经济强调的核心是经济与生态的协调, 注重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有机结合, 强调宏观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循环经济侧重于整个社会物质循环应用, 强调循环和生态效率, 资源被多次重复利用, 注重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的资源节约。生态经济与循环经济本质上是相一致的, 都是要使经济活动生态化, 坚持可持续发展。

二、物质循环是生态经济的基本功能

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理念的产生和发展, 是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深刻认识和反思的结果, 是人类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中陷人资源、环境和生存危机深刻反省自身发展模式的产物。由传统经济向生态经济、循环经济转变, 是在全球人口剧增、资源短缺和生态蜕变的严峻形势下的必然选择。客观的物质世界, 是处在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中, 物质循环是推行一种与自然和谐发展、与新型工业道路要求相适应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态经济的基本功能。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是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的两大基本功能, 是处于不断转换中。循环经济要求遵循生态规律和经济规律, 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与优化环境, 在物资不断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 使生态经济原则体现在不同层次的循环经济形式上。

循环经济在发展理念上要改变重开发、轻节约, 片面追求GDP增长;重速度、轻效益;重外延扩张、轻内涵提高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把传统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经济, 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经济。既是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和污染治理模式, 又是经济发展、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的一体化战略。循环经济与生态经济推行的主要理念:

一是新的系统观。循环经济与生态经济都是由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等要素构成的大系统。要求人类在考虑生产和消费时, 不能把自身置于这个大系统之外, 而是将自己作为这个大系统的一部分, 来研究符合客观规律的经济原则。要从自然—经济大系统出发, 对物质转化的全过程采取战略性、综合性、预防性措施, 降低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的过度使用及对人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使人类经济社会的循环与自然循环更好地融合起来, 实现区域物质流、能量流、资金流的系统优化配置。

二是新的经济观。就是用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规律来指导生产活动。经济活动要在生态可承受范围内进行, 超过资源承载能力的循环是恶性循环, 会造成生态系统退化。只有在资源承载能力之内的良性循环, 才能使生态系统平衡发展。循环经济是用先进生产技术、替代技术、减量技术和共生链接技术以及废旧资源利用技术、“零排放”技术等支撑的经济, 不是传统的低水平物质循环利用方式下的经济。要求在建立循环经济的支撑技术体系上下功夫。

三是新的价值观。在考虑自然资源时, 既视为可利用资源, 又需要维持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在考虑科学技术时, 既考虑其对自然的开发能力, 又要充分考虑到它对生态系统的维系和修复能力, 成为有益于环境的技术;在考虑人自身发展时, 既考虑人对自然的改造能力, 又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四是新的生产观。就是要从循环意义上发展经济, 用清洁生产、环保要求从事生产。其生产观念是要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 尽可能节约自然资源, 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要从生产源头和全过程充分利用资源, 使每个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少投入、少排放、高利用, 达到废物最小化、资源化、无害化。上游企业的废物成为下游企业的原料, 实现区域或企业群的资源最有效利用。

五是新的消费观。提倡绿色消费, 就是物质的适度消费、层次消费。是一种与自然生态相平衡和节约型的低消耗物质资料、产品、劳务与注重保健、环保的消费模式。在日常生活中, 鼓励多次性、耐用性消费, 减少一次性消费。这是一种对环境不构成破坏或威胁的持续消费方式和消费习惯, 建立循环生产和消费的观念。

三、发展循环经济的关键在于加速经济转型

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理念和模式, 因此, 发展的关键在于加速经济转型。要按照生态经济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从传统的资源依赖过量消耗型、粗放经营的经济增长方式, 向资源节用循环型、集约经营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就是转变到经济、社会与生态、协调发展的模式上来, 进入到经济结构调整中, 以“协调、减量、循环”为主要手段, 落实到各个环节, 达到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目的。

实现经济转型, 制度环境与政策条件很重要。要完成经济转型必须建立一整套新的经济制度体系, 包括产权、价格等基础性制度, 生产、采购、消费和贸易等规范性制度, 财政、金融、税收和投资等鼓励性制度, 国民经济核算、审计和会计等考核性制度。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 规范引导经济运行。体制、制度、机制没有根本改变, 经济增长方式是难以转变的, 更谈不上经济转型。此外, 国家经济综合部门要制定产业政策, 鼓励发展资源消耗低、附加值高的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和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要利用国债等渠道进行投资引导, 在各行各业促进形成循环型清洁生产环节;要运用财政、税收手段鼓励企业积极开展节约资源和废弃物循环利用, 对生产再生资源的产品实施税收优惠政策。要积极运用价格杠杆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合理调整资源型产品与最终产品的比价关系, 完善自然资源与再生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解决价格障碍。建立健全生态与环境保护和资源补偿机制, 充分发挥各种杠杆的调节作用。

新经济与传统理论 篇11

关键词:新经济;传统理论;完善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2—0105—02

举世瞩目的“新经济”现象,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带动下,以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环境技术和管理技术等高科技产业为龙头,具有明显的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的特点,从多方面形成了对传统经济理论的挑战。

一、经济周期理论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美国经济已经连续9年保持2-4%甚至更高的年增长率,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次,超过二战以后20世纪60年代106个月的繁荣,这与经济学家预测的经济周期现象已大相径庭。这样,经济周期理论,尤其是短周期理论是否还成立,或者说是否还适用?

我们认为,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多次出现过的经济周期性波动是客观的历史事实。经济学家从各个角度对此作出解释和描述,形成了种种经济周期理论。这些理论,有的从内在因素,有的从外在因素去寻找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其中,从投资波动和技术创新角度说明波动的理论特别引人注目,而投资波动和技术创新又有着内在联系。创新,尤其是技术创新,往往会带来新的投资契机和需求,进而逐步形成新一轮经济高涨和繁荣,一旦创新热潮过去,投资会减少,经济会衰退。如果用这种理论思考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长盛不衰就不难理解了。原来,美国经济这么多年高增长,是科技进步在生产增长中作用日趋增强的结果。从1994年到1998年,高科技部门占美国GDP比重已达到27%,预测21世纪初将达到50%。正如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在1996年7月的一份报告中所指出的,技术进步是决定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至于要问为什么今天美国的高科技能如此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推动经济持续增长,那么,应当说风险投资的制度创新功不可没。可以这样认为,新经济与其说是高技术催生的神话,不如说是硅谷技术与华尔街资本市场联手导演的结果。风险投资通过一定机构和方式向各类机构和个人筹集风险资本,然后将它投入到不确定性的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或项目,并以一定方式参与所投风险企业或项目的管理,期望通过实现项目的高成长率并最终出售股权获得高额中长期收益。尽管所投企业或项目大多失败,但10项中只要有1项成功,除了能弥补失败的损失,还能给创业投资者带来巨额回报。在美国,1996年创业投资回报率为19.7%,近5年来的平均回报率为18.4%。风险投资主要投向高科技中小企业,包括生物工程、电子工程、医疗技术、现代通讯、计算机等。正是这种风险投资机制,不断推动美国生产率提高,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生产率这样不断提高,使美国经济的调整在快速增长中完成,改变了周期性波动的局面,但并没有表明传统周期理论对这种现象就毫无解释力。一旦风险投资遇到重大障碍,经济波动也许仍不可免。

二、菲利普斯曲线

有人提出,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会导致工资提高,工资提高会引起物价上涨,从而引起通货膨胀率上升。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显示了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反相关关系。而事实上,美国经济增长率从1996年至今已连续四年保持4%左右,失业率从1992年的7.5%降至目前的4.1%,而同期的通貨膨胀率则在3%以下。“新经济”使高增长率、低失业率、低通胀率三者之间的兼容度前所未有地增大,传统经济理论中的菲利普斯曲线又一次失灵了。还有人提出,“新经济”的主要特征是经济持续增长,低失业率与低通胀率并存,表明了传统理论中的菲利普斯曲线已经消失。

我们认为,不能简单地下如此结论。众所周知,菲利普斯曲线所表明的失业与通胀之间负相关的关系是以下面两条件存在为前提的:第一,经济增长引起失业率下降,而失业率下降导致货币工资率上升,即货币工资率上升是劳动市场超额需求的函数,而失业率是劳动市场超额需求的一个负函数;第二,工资是产品成本的主要构成部分,从而是价格的主要构成部分,因此只有当货币工资上涨超过劳动生产率上升时,货币工资上升才会引起物价上涨,否则,货币工资变动并不会立即引起物价变动。这是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明明白白告诉我们的道理。然而,在美国新经济中,正是让我们先考察这些年来美国经济高增长有没有引起货币工资上升的情况。确实,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15年内由于经济增长,财富增加了30%,失业率下降到4.7%,但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1999年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过去数年中工资出现低增长甚至负增长。为什么会这样?这与新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这一点分不开。在工业化时代,劳动与资本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而在新经济时代,知识这一要素取代了劳动要素与资本要素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一点给企业的收入分配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

第一,知识具有外溢性,掌握了知识的人容易把知识从本单位拿到别的单位运用。为了稳住那些掌握了知识和专门技术的员工,防止把技术和知识外传,除了给工资报酬,还要给以股权激励,使员工感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把自己的命运和企业的命运捆绑在一起,从而改变了工业时代劳资关系对立的局面,即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企业为了追求最大利润不希望提高工资这种局面。在知识为基础的新经济时代的企业制度中,工人并不一定要求提高工资,甚至不反对降低工资。因为,降低工资可降低产品成本,增强本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对企业有利,自己从股权中分得红利收入会增加。于是,新经济时代的工资增加并不快甚至不增加;第二,新经济以知识为基础,因而企业家和高级技术人员在企业中的地位与作用与传统的工业时代相比是进一步提高了。在新经济时代,一个企业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高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作用,而股票期权成了对他们最重要的激励手段。

再考察生产率变动和产品成本变动的情况。这些年来,在美国,随着信息产业发展,企业纷纷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对企业的生产技术设备更新改造,使生产率大大提高。近10年来,美国生产率每年增长平均为2.2%。美国劳动生产率提高如此之快,别说这些年来工人货币工资没有多少提高,即使有显著增加,也不会引起工资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这是因为,通货膨胀率并非与货币工资上涨同步,二者差额即生产率增长。如果生产率增长3%,货币工资也上升3%,则产品价格并不会变化。

这样,在新经济中,一方面低失业并没有使货币工资有显著上升;另一方面,生产率却有所上升。这样,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就是显然的了。因此,不是传统理论中的菲利普斯曲线不成立了,而是这条曲线赖以存在的条件不具备了。如果这些条件仍具备,这条曲线所表明的失业与通胀间负相关关系仍会存在,尤其对于象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果货币工资上升幅度大大超过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则这条曲线所表明的失业与通胀间交替关系一定会明显地表现出来。即使象美国这样的国家,如果工资增长速度比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更快,一定会导致通货膨胀。目前,美国的失业率在4%左右,当劳动力十分紧张时,工人们就可能要求提高工资。近年来,美联储一次又一次提高利率,主要就是想抑制增长势头,防止通胀抬头。

三、信息经济学

有人提出,在“新经济”中,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假定的现实性受到了影响,信息的专有性和垄断性受到了冲击,经济中创造了大量与信息有关的就业机会,形成了专门的信息市场。借助网络技术,以几乎实时的速度,快捷而全面地传递到全球,使人们不再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因而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性大大弱化,信息经济学中诸如隐藏行为(信息)的道德风险模型、逆向选择模型、信息传递模型和信息甄别模型等理论的解释受到削弱,原来这些模型所表达的经济学现象也会被新的现象所取代。

这种观点,我们也难以赞同。确实,“新经济”重要特点之一是信息化,信息市场的形成,信息被作为商品开发,收集、筛选、处理和借助网络技术以神速快捷传递,使人们获得信息的成本大大下降了,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性削弱了,但如果因此认为信息经济理论就不再灵了或不起作用了,恐怕是把问题看得太简单、太片面了。事实上,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问题的产生,不仅是个技术问题,而且是人们机会主义倾向所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交易双方在信息掌握上一般处于不对称地位,卖者掌握较多信息,买者掌握较少的信息,而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往往故意隐瞒一些信息,甚至会制造一些虚假的信息,而这些问题靠信息高速公路是無论如何不能解决的。试想,企业招聘时,如果应聘者故意夸大自己的优点,缩小自己的缺点,这个问题靠网络技术能解决吗?一个患有恶性疾病的人去参加人身保险时,故意隐瞒了一些健康状况,保险公司无论如何努力也难以完全发觉的。今天,我们的股票交易市场中,从交易手段看,应当说够先进了,然而,证券商、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包括会计事务所)等如果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制造虚假信息,联手操作,欺骗广大中小投资者,仅靠技术就能解决问题吗?应当说,信息可以靠计算机快速处理,靠网络快速传递,然而不可能靠机器把隐藏在人们头脑中的信息深挖出来,更不可能把人们为私利而作不正当交易的机会主义倾向消灭掉。机会主义倾向只能靠道德、信誉、制度来解决,而不可能靠网络技术来解决。只要有机会主义倾向,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问题就始终存在。信息经济理论模型所表述的经济学现象就不可能被新经济中的新现象所取代。

综上所述,美国“新经济”中确实出现了一系列难以简单地用传统经济理论加以阐释的新现象,从而使传统经济理论受到了严重挑战。然而,我们认为,这种挑战并不会使传统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和整个体系发生根本改变。不少新现象仍然可以在传统经济理论框架内得到说明。

区域循环经济理论和发展研究 篇12

要走循环经济发展道路，就必须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同时进行，但从目前及近、中期的实际收效出发，抓住“中观环节”显得最为迫切。

第一，我国经济发展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阶段，对比国外工业化和城市化所走路程，要想在宏观层面上做出根本性的经济结构调整，还需要几十年时间的努力。按照我国现有的产业结构和环保基础，只有通过先建设“区域循环经济”，然后逐步迈入“国家循环经济”的阶段才比较现实。

第二，由于微观层面上的企业清洁生产和治污的微循环模式属于“先生产，后治理”的事后控制模式，是一种被动型“减量”，其已导致近年来不仅企业需支付治污及废物利用等后续高昂成本，更严重的是为国家生态保护和资源利用也带来了巨大损失。此外，人世以来，虽然关税壁垒作用日趋削弱，但包括“绿色壁垒”在内的非关税壁垒却日益凸显。近几年，一些发达国家在资源环境方面，不仅要求末端产品符合环保要求，而且规定从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到包装、运输、使用、循环利用等各环节都要符合环保要求，对发展对外贸易，特别是扩大出口产生了日益严重的影响。因此，仅依靠在企业内部发展循环经济、实行出口控制的治污模式，从长远来看显然不应成为国内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破坏矛盾的主导性思路。

第三，目前我国资源利用效率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然较低，突出表现在：资源产出率低、资源利用效率低、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低、再生资源回收和循环利用率低。实践证明，较低的资源利用水平，已经成为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和竞争力的重要障碍。而区域中循环模式则紧紧抓住产业链的人口处——资源，它通过选择符合循环经济发展原则的新增项目，来实现人口和事前控制，从而把减量化变成主动，从根本上符合循环经济的“3R”原则，因此是现阶段最亟需解决的一种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二、现代物流支持

当今世界，现代物流业已发展成为生产链和供应链有机结合的关键环节。大龙发展循环经济，必须努力营造高水平的物流环境，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效率。

可依托现有资源合理开发和建设现代化的物流基地，并辅之以便利的通关、综合运输和城市配送条件，并全方位融人本地区的物流体系，形成“物流园区一物流中心一配送中心”的基本模式。

(1) 在硬件配置上，针对目前的薄弱环节，加快仓储设施改造，提高装卸效率，加快流通速度，缩短物流时间，降低物流成本。

(2) 在软件建设方面，首先要重视物流信息的作用，建立物流管理信息系统，提高物流设施的标准化和商品条码化，大力推广现代化信息处理技术在配送中心的应用。

(3) 在物流管理上，利用先进的管理技术与管理手段，实现配送的便利、快捷、准确、安全和高效率。

(4) 在物流人才的培养上，对现有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进行强化培训，提高管理水平和业务素质，有计划地引进外资，引进、借鉴国外的先进技术和配送中心的管理经验，改善和提高我国配送中心的现代化水平和运营效率。

三、资本循环体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和企业、资源、土地、环境一样，是保证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3.1民间资本循环

居民存款储蓄属于资金，资金只有通过投资才能变成资本，才能提高“财富积聚效应”。要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就要加速推进“民间资金“转化为“社会资本”，通过吸引民间资金参与风险投资，为其提供投资渠道。通过投资管理公司，以债券、股票或可转换债券等投资手段吸纳民间资金，谋求资本的集约投放及规模效益。鼓励和引导民间资金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舞台，从而形成民间资本循环，即民间资金一集中管理一民间投资一企业发展一再投资、再发展。

3.2企业资本循环

区域经济发展需要有坚实的资金后盾。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流动性和吸引力强的特点，发展本地区上市公司，调动区域外资金参与本地经济发展，将缓解本地区资金的短缺，促进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推动投、融资体制改革，促进资本市场与高新技术产业、创业投资的共同发展与良性互动，从而形成企业资本循环，即公司上市一市场融资一公司发展壮大一地区经济发展。

3.3财政资本循环

在当前投资相对偏热、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优化投资消费结构、刺激消费需求是保持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通过理顺资源、劳动力、土地、环境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把投资收益转化为消费收益。通过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教育、科技、卫生、住房等方面的投入，提高群众的生活质量和消费水平，形成拉动内需的动力。通过重视提高农民收入，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和小城镇建设的投资力度，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在广大农村地区培育消费潜力，从而形成财政资本循环，即政府加大投资一提高消费水平一培育消费热点一刺激消费增长一提高生活质量一保持经济持续发展。

四、以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为核心

区域发展循环经济应以传统“资源一一生产/消费——废物”的线性经济增长模式，向“资源——生产/消费——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模式的转变为核心。

从物质流动和表现形态的角度看，传统工业社会的线性经济中，地球上的物质和能源被高强度地提取出来，在生产加工和消费过程中变成污染和废物大量地排放到环境中去.资源的开发利用往往是粗放的和一次性的。线性经济正是通过这种把资源持续不断变成垃圾的活动。通过反向增长的自然代价来实现经济的数量型增长的。与此不同.循环经济则是一种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环式经济，倡导的是一种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的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要求在从生产到消费的各个领域倡导新的经济规范和行为准则，所有的物质和能源要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从而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因此，发展区域循环经济必须把握线性经济向环状经济转变的本质和核心。

五、完善鼓励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

增加鼓励发展循环经济方面的预算支出。对创新型的技术研发要进行补助;对中小企业能自觉从事有关清洁生产方面的技术革新和流程改造的，要加大奖励力度;对环保企业和生产废弃物再资源化设备的企业，要在实验和生产环节给予补助;对积极引进和采用合理利用能源设备的企业，要予以补贴;对公众提出的有关循环经济方面的合理化建议，也要予以适当奖励。要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对从事废弃物回收再利用的企业，要减低税收，并在一定时期内退还企业的固定资产税;对开展清洁生产的企业，也要适当降低税收标准;对各类环保设施，要提高设备折旧率。

六、区域循环经济的经济制度

利用经济手段是协调区域利益、促进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的有效措施，主要运用价格、财政、信贷、保险、金融等政策，调节或者影响区域内市场主体的行为，以实现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主要应该包括： (1) 区域环境资源核算。目前，环境资源滥用的问题很严重，主要由于缺乏合理的环境资源价格体系，特别是区域环境资源价格差别较大。因此，应该在区域层面上协调核算环境资源价格，在此基础上建立科学、公平、合理的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这种制度建立在区域层面上更为有效。 (2) 财政政策。应该协调区域内环境保护的财政投资方向和结构，这样才能提高投资的效率。根据区域循环经济的要求，对不同的对象实行不同的优惠信贷或者严格信贷政策，对区域循环经济中的长期项目可以采用一些财政补贴的方式进行。 (3) 金融支持政策。区域循环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强力支持，金融深化也离不开区域产业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因此，可以在区域层面上进行协调金融投资方向和结构，使金融与区域循环经济的发展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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