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责任理论

经济法责任理论（共12篇）

经济法责任理论 篇1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 经济责任审计的制度化标志着国内审计工作得到了发展与完善, 基于经济责任审计下, 其不仅能够为进一步推进审计理论创新的进程, 同时也能够为进一步落实对领导干部工作的监管的同时, 为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发展奠定基础, 进而为确保社会经济安全稳健的发展、优化经济政治发展环境提供了保障。针对经济责任审计与审计理论的创新进行研究, 能够为不断优化完善审计制度与审计理论体系指明方向。

一、经济责任审计的概念与特点

1.概念综述

所谓的经济责任审计指的是审计组织在接受审计委托的基础上, 以相应的法律与制度为依据, 对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等中的党员干部在职期间相应财政收支情况进行审计, 通过检查、评审与监督等工作的落实来验证财政收支的真实性与合法性, 并对所应履行的经济责任的情况进行检查, 进而为确保社会经济财产的安全并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奠定基础。

2.特点

经济责任审计作为一种全新的审计方法, 其自身所具有的特点如下:第一, 委托性。这一审计的本质是政府接受人民的委托, 通过经济责任审计来实现对各部门党员干部的实际工作状况进行审查监管, 通过这一宏观管理来约束党员干部的经济行为, 确保其能够做到清正廉洁, 以在净化社会风气的同时, 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确保实现党全新全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第二, 特殊性。这一特点主要是针对经济责任审计在审计内容、方法以及整个审计环节所呈现出的与其他审计不同的特点, 需要结合实际情况来来确保实现经济责任审计的功能与作用。第三, 指令性。这一审计方式会受到审计类别的影响, 相应审计主体会随之发生变化, 能够按照委托指令来实现对领导干部的经济行为进行审计与监管。第四, 风险性。指的是在落实经济责任审计的过程中, 其所针对的是各部门领导干部的经济行为进行审计检查, 而这一审计的结构则关系到了干部的任免, 因此, 在进行经济责任评价的过程中, 相应的审计结构需要以客观、真实且公正为基础来实现对这一风险的规避。

二、当前年我国经济责任审计开展的现状

自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实施以来, 我国经济责任审计在具备法律保障的基础上, 实现了发展, 相应审计对象的级别随之提升, 且审计程序逐步确立, 这些都为我国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顺利推行与稳健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 依旧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 具体如下:第一, 在审计对象的范围上, 呈现出窄小的问题。对于党政机关以及国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而言, 其所处的级别越高, 则相应的权利也就越大, 而所承担的经济责任也随之加大, 所以相应风险系数也就越大, 这就意味着需要实现经济责任审计范围的拓展, 实现对高级领导干部经济责任的审计。但是, 目前我国经济责任审计的范围较小, 主要局限在县级以及以下领导干部上, 难以实现对高级领导干部经济责任的有效审计。第二, 相应审计程序有待进一步规范。基于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内容复杂, 且审计工作有呈现出动态发展变化的特点, 因此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传统审计模式难以满足当前经济责任审计的实际需求, 相应流程模式有待规范与完善。

三、经济责任审计与审计理论的创新

1.经济责任审计的创新

(1) 实现制度的进一步创新

审计工作作为管理活动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 对我国党政机关以及国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来落实审计工作, 是政府实现宏观管理的重要方式之一, 也是确保人民群众权益、维护社会经济安全并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的有效保障。在经济责任审计制度方面, 从推行至今实现了不断的优化与完善, 而为了更好的确保审计工作的有效开展, 为促进我国审计理论体系的进一步优化与完善, 就需要在经济责任审计制度方面实现进一步的创新, 将其与现代审计理论进行有机融合, 为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科学开展提供指导。

(2) 实现审计关系人理论的进一步创新

从我国审计工作开展的现状看, 在关系上存在三种人物关系形式, 而人物彼此间存在着关联性, 这一关系可通过如下三方面进行体现:投资以及直接或间接实施设计。而从经济责任审计看, 与盈利性审计委托人相比, 不同之处在于其审计的对象是针对国家公务人员中领导干部而言的, 而并非是投资方, 基于这一特殊性, 需要实现审计关系人理论的创新, 将经济责任审计作为审计委托人, 以实现对该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3) 实现类型的创新

从审计分类的现状看, 从执行主体性质、审计内容等不同角度能够将审计划分为不同的类型, 而对于经济责任审计而言, 并没有相应的分类方法, 之所以会存在这一问题, 原因在于经济责任审计是从2010 年颁布实施的, 因而实践时间短。因此, 这就需要针对经济责任审计实现相应分类方法的制定, 以完善相应工作类型, 为促进经济责任审计的进一步发展, 并协调好其与其他类型审计间的关系奠定基础。

2.审计理论的创新

(1) 实现理论结构体系的创新

当前, 与国外相比我国审计理论发展有待进一步的完善, 以实现与国际的接轨, 从该理论结构角度看, 因相应内容的侧重点不同, 因此在相应理论结构上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形态, 但是, 在这一结构中, 并没有实现经济责任审计空间的搭建, 因此, 使得二者之间难以实现有效的联系。所以, 这就需要实现审计理论结构体系的进一步创新, 为确保经济责任审计的稳健发展与不断完善奠定基础。

(2) 实现发展目标与机制体系的创新

第一, 在发展目标上。为了进一步完善该理论体系的内容, 需要强化对经济责任审计的重视程度, 以确保在创新发展目标的基础上, 确保实现对相应目标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同时要把握住二者之间的联系, 对审计理论的核心目标与内容进行深层次的解读, 以确保经济责任审计的开展能够为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落实奠定基础。第二, 在机制体系上。在实际运行这一工作机制体系的过程中, 因经济责任审计制度的建立, 需要实现相应机制体系的进一步创新与完善, 以确保经济责任审计的顺利落实, 并实现对这一工作的有效监管。

(3) 理论框架与审计方法、报告的创新

第一, 在理论框架上。基于审计理论结构本身所具备的复杂性特点, 因相应的构成要素较多, 理论体系也就呈现出了复杂化的特征, 因此, 在构建整个审计理论框架结构的过程中, 需要针对经济责任审计来实现相应结构模式的创新, 在实现相应审计体系创新的基础上, 实现相应主体的创新, 以相应的结构模式来确保经济责任审计实现有效的监管与约束, 并实现以德制权监管理论体系的搭建。第二, 在审计方法与报告上。为了确保经济责任审计的顺利开展并起到应有的作用, 需要实现对审计模式的创新, 进而通过相应审计方法的完善, 并实现对证据资料的有效搜集、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规避风险奠定基础, 以全面提高经济责任审计的质量。

四、总结

综上所述, 经济责任审计作为一种全新审计制度, 在实施的过程中凸显出了在监管机关领导干部经济行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并确保社会经济安全上的作用与价值, 因其颁布实施时间尚短, 为了进一步发挥出经济责任审计的作用, 则需要在明确经济责任审计特点与发展现状的基础上, 针对经济责任审计与审计理论进行创新与完善, 以促进审计理论体系的发展。

摘要：自2010年起我国颁布并实施了经济责任审计制度, 这一制度的创新融合了现代审计方法, 并实现了审计理论的创新, 为促进审计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奠定了基础。基于经济责任审计下, 在优化领导监督机制的基础上, 为支撑廉政建设并确保社会经济的安全提供了保障, 同时也推进了政治民主化建设进程。本文在阐述经济责任审计概念与特点的基础上, 分析了经济责任审计推行的现状, 并针对经济责任审计与审计理论的创新进行了研究, 以供参考。

关键词：经济责任审计,审计理论,创新

参考文献

[1]刘更新, 许富荣.经济责任审计推动审计基本理论的四大创新[J].会计之友, 2012, 10:17-19.

[2]王水平, 徐立敏, 赵永刚.关于经济责任审计与审计理论创新的探讨[J].现代经济信息, 2015, 01:243.

[3]高青, 唐丽茹.关于经济责任审计与审计理论创新的探讨[J].经营管理者, 2015, 14:10-11.

[4]牛润青.试论经济责任审计与审计理论创新[J].东方企业文化, 2015, 15:263-266.

[5]单珺.经济责任审计与审计理论的创新思考[J].时代金融, 2013, 18:22.

[6]孙志娟.关于经济责任审计与审计理论创新的探讨[J].时代金融, 2014, 03:266-270.

经济法责任理论 篇2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溯源

作者：捷盟高级咨询顾问李亚

1.基本概念

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

反对社会责任论

一方面，众多困扰社会的问题，企业并不能以一己之力来承担与解决；另一方面企业的本质是纯粹的营利性团体，社会责任的内容模糊、对象不具体，企业社会责任的提法有悖于企业本质和企业法的传统。

一元社会责任论

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在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向社会提供物质产品和劳务，是一种广泛的社会责任的观念。

多元社会责任论

企业在谋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之外还负有维护和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的义务。主流观点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之和。

企业公民

企业是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企业是国家的公民之一；企业有权利，也有责任；企业有责任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企业积极承担多元社会责任，是“企业公民”的应有之义与必然要求。

2.基础理性论

三重底线原则

三重底线原则，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两种理论决定了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三重底线，就是指经济底线、环境底线和社会底线，意即企业必须履行最基本的经济责任、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

利益相关方原则

与组织决策活动有重要利益关系的个人，即能影响一个企业的目标实现的团体和个人，或者一个组织实现其目标过程所能影响到的所有团体和个人，一个企业的股东、供应链伙伴、各类客户都是企业重要的利益相关方。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责活动必须涵盖其重要利益相关方的。陈宏辉团队从主动性、重要性和紧急性三个维度上将我国企业利益相关者分为核心利益相关者、蛰伏利益相关者和边缘利益相关者三大类。其中股东、管理人员和员工是企业的核心利益相关者；供应商、消费者、债权人、分销商和政府是蛰伏利益相关者；特殊利益团体和社区是边缘利益相关者。

社会责任三层次理论

在某特定社会发展时期，企业对其利益相关者应承担经济、法规、伦理、自愿性以及其他相关的责任。其中，经济责任和法规责任是第一层次，伦理责任和自愿性慈善责任是第二层次，其它相关的责任是第三层次。

3.践行抓手

社会责任标准SA8000

SA8000是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 International standard的英文简称，是全球首个道德规范国际标准。其宗旨是确保供应商所供应的产品，皆符合社会责任标准的要求。SA8000标准适用于世界各地，任何行业，不同规模的公司。SA8000早期被认为是西方对我国进行贸易壁垒的工具之一，这也成为我国后来积极制定自己的《社会责任评价体系》、《报告编写指南标准》的最原始的动力。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2008年国资委下发《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规定所有央企必须与2012年之前发布本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通过各大型国有企业的积极践行作为引领，极大的推动了我国企业责任相应工作的整体发展。各类外资企业基于企业伦理道德标准出发，进行了规范的企业社会责任工作，并希望通过社会责任绩效披露获取股东和消费的认可，但基于评价指标的差别，在国内的排行榜上外资企业的综合排名通常都不是很高。

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

经济法责任理论 篇3

关键词：雇主责任；强制保险；煤矿

一、导言

我国是产煤大国，同时煤矿安全事故频率大，数量大，非法生产现象屡禁不止，重大特大事故多，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损失。根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通报，2010年我国发生煤矿事故1400起，死亡人数2640人，其中小煤矿发生事故970起，死亡1700人；小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1.417。另据中国保险报报道，2010年上半年全国煤矿共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重特大事故45起，死亡和下落不明764人，同比增加12起、266人，分别上升36.4%和53.4%。

针对煤矿事故的预防和处理，监察部门、经营企业和煤矿工人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完善职工岗前培训、严格生产资质审查、检验设备状态，规范生产过程操作流程、加强监管反馈，事故发生后妥善处理、合理赔付、及时追责等。其中，对于煤炭高危行业的保险制度，尤其是雇主责任强制保险推行的相关问题，付健健（2009年）认为，应在现行工伤保险制度基础上实行雇主责任强制保险制度，以个人投保意外伤害保险作为辅助。李康乐（2008年）指出，工伤保险“广覆盖、低保障”的特点不适应高风险的煤炭行业，综合性费率与煤矿企业的低关联性也无法对重视安全生产和事故预防起到激励作用。煤炭产业是山西省的支柱产业，保险保障方面，山西省首先推出了煤矿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国内首家主营煤矿行业责任险的专业保险公司——中煤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08年10月在山西太原开业，刘晓敏、梁彦、付健健和苏子云（2009年）分析了山西煤炭行业强制雇主责任险的经营结果和实施效果不佳的原因。虽然实施过程中存在种种困难，但是肖兴志、孙阳（2006年）和周海珍、陈秉正（2006年）的效用均衡分析以及李豪峰、高鹤（2004年）的博弈分析都明确指出，从经济理论角度出发，强制保险的实施能够有效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使煤炭企业和工人的安全投入达到最优，从而实现高危行业安全水平的提高。直观上，雇主责任强制保险为潜在受害人提供了经济保障，在事故导致的死亡或伤害中得到相应赔偿，受害者为保险受益人，但是这实际影响着整个社会福利制度。此外，政策是否会带来诸如道德风险和使决策者、监管者过度依赖保险形式的副作用仍待进一步观察探讨。本文试从信息不对称性、心理风险因素、外部性和保险基本原则方面讨论实施雇主责任强制保险的经济理论依据恶和现实中可能面临的问题。

二、推行雇主责任强制保险的理论探讨

（一）信息不对称

对于煤矿工人，信息不对称主要体现在对人身保险认识严重不足。普遍现实是矿工文化水平较低，多数是合同制的打工者，缺少完善的社会保障，即使有，水平也较低，提供的保障仅仅能维持个人最基本生活，很难负担家庭生活。对于煤炭企业，即潜在责任人，信息的不对称性主要体现在：企业不能准确评估其所面临的风险和赔偿责任，导致其不购买保险；企业由于资本金等其他限制形成的赔偿限额，通过比较保险的收益和成本，导致保险金额不足。

实行雇主责任强制保险，可以为煤矿工作者提供较高水平的生活保障，在死亡伤残发生时维持日后生活，减轻企业负担，减少个体与企业间纠纷，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当然，消除信息不对称性最直接的方法是公开信息，但是由于各个地方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差距很大，且煤矿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开采状况和环境存在变动，事故率、死亡率等数据统计的可用性仍需讨论，在不对称性无法用公开信息的方法弥补时，监管者可以选择推行强制保险。

实际情况是大部分企业（潜在责任人）严重低估可能面临的风险，责任准备金预留非常少，导致偿付能力不足。

（二）逆选择和心理风险

逆选择是指对于某种可保风险，有较高出险可能的投保人更倾向于参保，而保险公司倾向于承保出险概率低的保险标的。对于煤矿工人，由于从事行业整体风险高，在意外伤害保险投保时费率往往较高，或者保险人会做出拒保决定。同样，企业投保责任险时也可能因为类似原因遭到拒绝。

心理风险是指由于人的不注意、不关心、存在侥幸或依赖保险的心理，以致增加风险事故发生的概率和损失程度。如一间民营有限责任公司，在雇主无过错、非故意情况下，对于矿工的伤亡赔偿以公司的资产为上限。于是雇主在投保时会根据企业的可执行财产，选择一个不超过公司资产的、较低的保险金额，其往往低于可能发生的损失，或者由于发生事故可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少而拒绝投保。

如果保险强制执行，核保承保流程团体化统一化，逆选择可能性降低。相关法律条例可以规定以企业享受保障人数为基础的保险保障程度，防止日后赔偿不足。同时，由于雇主责任保险按照商业保险方式运作，保险公司为了自身利益，会主动监督被保险人（雇主）的行为，如生产机械是否符合安全标准，矿井环境和矿工生理条件是否适于井下作业，企业是否具有合法资质等。

（三）外部性

矿难总是成为社会热点话题的舆论压力，多数煤矿工作者在家庭中处于经济支柱地位的客观现实，都要求死亡伤残的矿工或其家属得到及时、足额的赔偿。但当因前述问题而产生企业偿付能力不足，又没有直接致害人或者致害人无力赔偿时，费用外部化，赔付的压力转嫁到政府及整个社会，造成社会的负担。

针对煤炭行业的特殊性，普通社保中包含的工伤保险不能满足高危行业工作者的需求，雇主责任保险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强制保险可以作为一种预防机制，保障人民生活，分担全社会负担。

（四）大数法则

保险规则的形成和制定，以大数法则为基础，在集合大量同质风险时才能根据保险统计数据，运用概率论预测损失概率，厘定保险费率。目前煤矿企业参保率低，高危行业的保险产品种类不足，与我国产煤量大、煤矿数量多、事故多发的现实存在极大矛盾。推行雇主责任强制保险，能够有效提高参保率，被保险人绝对数量大，更符合大数法则，费率计算更合理，风险可控性提高，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可以细化风险分类，存在规模效益，能降低交易成本和管理费用。

三、可能存在的问题

（一）保险种类

为保护煤矿从业者的生命健康安全，现有个人意外伤害保险和雇主责任保险两种形式。煤矿工作具有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工人的谈判能力相对较弱，而煤矿企业和保险公司在规模和谈判能力上更平衡，综合工人的经济条件和个人意外伤害保险的除外责任限制，以及督促企业重视安全生产、对雇员生命安全负责等因素，实行雇主责任险可行性更高。

（二）道德风险的特殊性

当保险强制实施，煤矿企业必须投保，保险公司必须承保，逆选择可能性降低，按照合同约定，事故发生后赔付遇难受伤员工的风险转移到保险公司，为了防止道德风险发生，如为井下工人投保，井上工人不投保（团体险采用统一费率）和骗保，需要严格的核保分类以及保险期间的管理和监督。管理费用过高会导致该险种项目下所收取的保费不足以盈利甚至维持基本运营，保险公司就会放弃经营该险种。因此，如何有效监督企业行为和控制费用是现实中面临的一大问题。

（三）保险公司所面临的风险

尽管经济学家通常认为责任保险是风险规避型的潜在致害人为了保证可能发生的赔偿支付或者保护个人财产而使用的金融工具，在政策制定者的推动下实行的强制责任保险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受害者，所以承担风险的保险公司的利益常常被忽视。另外，通融赔付的存在也是未来可能经营雇主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预计盈利性时考虑的问题之一。随着国家赔偿等法律的完善，强制保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政府社会的压力，因此除了保险公司利用技术手段和提高经营效率控制成本外，雇主责任强制保险的运营可部分由财政补贴。

（四）强制保险的无效性

虽然煤炭生产行业整体危险系数比较高，事故一旦发生后果严重，但是行业内依然存在危险程度的区别。不同地域的土壤成分和地质结构、矿井的建筑方式、开采工具的选择以及同一矿井不同工作种类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工人面临的风险程度有很大差异，某些群体的出现率确实非常低，可以采取风险自留的形式或者普通保险完全可以提供必要保障。此时，实行“一刀切”的强制保险就会降低市场效率和监管效果。

在实施时，可以参考本企业和本地区的历史生产实际情况，在基准费率的基础上调节保费，在区域参保基数足够大的前提下细分风险等级，采用分级费率制。如果运作成熟，还可以将雇主责任强制保险的形式由煤矿企业推广至非煤矿山生产企业，形成统一的保险基金，分散风险。

参考文献：

1.Michael G Faure.Economic Criteria for Compulsory Insurance[J].The Geneva Papers,2006.

2.肖兴志,韩超.非对称信息、企业安全投入与政府规制效果——兼析强制保险的安全影响[J].中国工业经济,2010(7).

3.李康乐.论我国煤矿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制度的构建[J].保险职业学院学报(双月刊),2008.

4.刘晓敏,梁彦,付健健,苏子云.中国高危行业实施强制雇主责任保险的研究——以山西煤炭行业为例[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09(3).

5.肖兴志,孙阳.煤矿安全规制的理论动因、标准设计与制度补充[J].产业经济研究(双月刊),2006(4).

6.周海珍,陈秉正.强制保险能否提高保险市场效率分析[J].保险研究,2009(4).

7.李豪峰,高鹤.我国煤矿生产安全监管的博弈分析[J].煤炭经济研究,2004(7).

8.付健健.我国高危行业保险保障体系浅探[J].上海保险,2009(1).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

经济责任审计与审计理论创新 篇4

一、经济责任审计的特点

经济责任审计是一种新的审计方法,它具有与生俱来的特点,首先是委托性。人民群众委托其对政府官员进行监管,这是其工作的本质特点。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实施,主要用以保证我国官员经济行为的合法,以及职责的履行两个方面,用以确保人民群众的权益不受侵犯,实现我国政府部门为人民服务的最终目的。另外,经济责任审计具有其特殊性,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其审计的具体内容、对象与其他审计的不同。其具体的实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从而以保证其效用的最大化。

二、经济责任审计在我国发展的现状

1.审计对象局限性。审计工作面对的应该是所有的企事业单位领导而进行的审计工作,但是当前我国审计仅仅只面对县级和县级以下的领导干部进行,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使审计工作不能有效的发挥作用,用以监督高层领导的职责履行情况,以及财政支出情况。

2.审计有待规范化。随着当前社会的不断发展,由于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中的复杂性,并且审计工作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传统的经济责任审计已经不能满足经济的发展,经济责任审计程序需要进一步完善。

三、经济责任审计创新

1.审计分类创新。当前,审计的主要分类是根据其主体性质不同,以及审计内容进行区分审计的。但是经济责任审计由于相应的文件颁布时间较晚,并没有进行具体的分类。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对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进行具体分类方式的编制,从而完善审计工作,促使经济责任审计的不断优化,促进审计工作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2.审计制度创新。作为一种新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不同于其他审计制度,它是对政府部门进行的责任履行程度,以及财政支出情况的监督,这种审计制度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都是我国特有的。它是保证我国党政机关廉洁奉公的保障。从出现经济责任审计以来,审计制度一直在进行不断的改善,为了适应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还必须进一步实现责任制度方面的创新,将理论创新与制度相结合,实现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良好开展。

3.审计关系人理论创新。审计工作是对我国企事业单位的重要管理活动。是对其进行相关职责、财政支出的监督和管理的重要手段,在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当前,从审计关系人在我国审计工作开展的现状来看,参与人员中间存在三种人物关系,其中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由于经济责任审计与盈利性审计相比,审计的对象不同,因此应该对审计人理论体系进行完善和创新,实现经济责任审计,更好的进行监管企事业单位领导方面的责任履行问题。

四、审计理论创新

1.审计理论程序、报告的创新。审计理论的创新还包括对于审计理论体系以及报告的创新。首先,在审计理论程序上,基于经济责任审计本身的复杂性,因此在具体的审计理论程序中,其构成因素就会比较多。鉴于这个原因,在审计理论程序的建立中,一定要利用经济责任审计进行程序模式的创新。在实现其审计体系创新的同时,进一步实现其主体的创新,以具体的程序模式,保证经济责任审计进行有效的监管和约束,另外,为了审计方法和报告上能够保证经济责任审计顺利实行并起到相应的作用,就必须对审计模式进行创新,然后再对其审计方法进行完善,进一步实现有效的搜集证据材料,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进而规避风险,实现经济责任审计质量的提升。

2.结构体系创新。目前,我国的审计理论发展与国外相比较还有很大的差距,想要在国际间进行交流、合作,必须实现两者之间的良好沟通,但是当前我国的理论结构体系由于与国外的重点不同,在其具体的结构呈现上面也出现了不同的状态,那么,要想经济责任审计与国际间进行交流,就必须进一步完善和加强相关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创新,从而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稳步发展,使经济责任审计更好的进行监督工作。

3.发展目标与体系的创新。目标与体系的创新分别从两个方面进行阐述,首先从发展目标上来说,想要不断的进行审计理论的完善,必须切实重视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进行,这样才能保证在相应的目标创新的发展过程中,兼顾对于目标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加强。与此同时,还要密切注意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断的深化加强对于审计理论的目标以及内容的研究,用以指导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更好的进行,为促进我国社会良好的发展奠定基础。另外,从体系上来说,由于在机制体系运行中,建立了经济责任审计,因此就需要进一步对相应的体系进行完善,用以保证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有效运行,并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经济责任审计是一种全新审计方式,在具体的运行过程中显现出了对于机关干部工作的,以及财政方面的监督和管理的作用,这就为我国社会经济更好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保证,但是由于相关的政策颁布时间比较短,具体实施在当前还存在一些问题,那么当前为了进一步发挥经济责任审计的监管作用,就必须在确保明确经济责任审计模式和当前发展现状的情况下,具体针对经济责任审计和审计理论体系进行不断的创新和完善,从而推动审计理论体系更好的发展。

摘要：经济责任审计是根据我国当前的现状,以审计理论作为指导的审计制度。从长期以来的实践中,可以看出经济责任审计对于我国的发展建设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通过对当前经济责任审计,以及审计理论创新进行分析,为推动我国经济建设更好地发展提供相关文案。

关键词：经济责任审计,审计理论,创新

参考文献

论经济法责任的独立 篇5

一、经济法责任独立的学说及评析

(一)经济法责任独立的学说

1.经济法责任独立之否定说

该学说的核心主张是否定经济法责任的存在。据其否定的原因，该学说又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一为根源性否定;其二为形式上的否定。

2.经济法责任相对独立说

该学说认为，经济法是“公法私法化”和“私法公法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体现的是一种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法，其责任的追究必然体现社会本位思想。因此，经济法的责任兼有公法和私法的性质。

3.经济法责任独立说之二――综合责任说

该学说认为，经济法存在自己独立的法律责任，这种独立的责任不同于传统的法律责任，而是一种综合责任。

(二)各学说的评析

否定学说从侧面反映出传统的公私法和部门法划分理念对整个法学研究的影响;也体现出经济法学理论的完善与创新的艰难之旅。很显然，这一观点具有很大的片面性，从某一方面来说，持这一观点的人对经济法根本就不了解，看不到经济法作为部门法学的独特性，从而掩盖了经济法责任的独特性。其仅仅从某一点看经济法责任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与传统经济法责任具有一致性就臆断其实质的一致性是极端错误的。这种观点的发展最终只能束缚经济法责任理论的发展，阻碍着经济法理论体系的完善。

相对独立说客观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wWW.11665.Com它在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的问题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它人为地将完整的经济法责任分割成两个部分，体现了其在这个问题上立场的不坚定。这种观点不仅在理论上存在一定的逻辑问题，而且也容易导致实践操作的障碍，如竞合问题的产生。

综合责任说虽然解决了困扰经济法学界的一大堆难题，摆脱了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羁绊，成功将三者结合在一起，并最终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但是，在承认自己的观点前提下又否定自己的观点，有自相矛盾的嫌疑。综合责任论力图组合传统法律责任形态来处理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发生的诸多经济问题，但由于传统的法律责任形式已无法完全应对违反经济法的主体责任的追究。所以，这种简单的综合并不能真正的解决经济法本身所面临的社会问题。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经济法不仅有自己的.责任，而且它的责任应该是独立的。经济法责任理论时刻在不断发展并自我完善，虽然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它现在该是什么，但是我们应该能够去推测它将来应该是什么。从前述的几种学说来看，经济法责任从不存在到存在、从依赖存在到独立存在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反映了经济法学科逐步走向成熟的曲折进程，也反映出学者们对经济法责任理论研究和探索的艰辛历程。

二、经济法责任独立的正当性分析

(一)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是经济法理论完善的迫切需要

经济法责任理论是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法责任理论的发展决定着整个经济法学的发展。从这方面讲，经济法责任的实现就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在过去的几十年探索中，我国的经济法学理论逐步走向成熟，经济法学的基本框架也基本形成。在此历程中，经济法责任也始终伴随着经济法律关系变化的全过程，不但是经济法律规范得以实施、经济目的得以实现的最终保障，也是影响经济法理论和制度的重大问题。多年研究的理论成果与司法实践证明，完善的经济法责任理论的必要性已毋庸置疑。但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对经济法责任的研究十分混乱，理论深度不够，基本范畴提炼不够，这都制约着整个经济法理论的发展步伐。因此，经济法责任的实现是填补经济法理论空白的重要内容之一。另外，经济法责任的实现，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范市场秩序的需要。如果没有经济法责任的实现，经济法就难以真正做到维护社会正义、实现社会公正，保护社会整体利益的目的，从而破坏了整个经济法的理论基础。

(二)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是经济法律实践的迫切需要

，以北大师生为主体起诉的“松花江污染案”可谓轰动一时。有人把它看作是个笑话，认为这种行为是荒谬的。因为此案中原告一是鲟鳇鱼，原告二是松花江，原告三是太阳岛。从具体的法律关系来看，目前我国还不承认物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因此这种诉讼尚得不到支持。

笔者认为，此诉讼虽然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但它客观上引起了人们对危害社会整体利益行为的关注，促进了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有利于经济法责任理论的完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法律所要保护的利益开始呈现多样化，传统的以个人为本位的私法和以国家为本位的公法在调整利益结构上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了。仅依靠传统的民事法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和刑事法律责任保护社会关系和社会整体利益已经远远达不到社会要求。新领域内产生的利益的法律保护开始出现空白，社会整体利益和公共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这些客观要求法律必须做出相应的回应。另外，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司法实践中最大的问题在于我国经济法调整机制的基础建设薄弱，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严重。而引起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经济法尚未建立起自己的特殊的调整机制，尚未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的经济法责任。纵观世界各国的法律，无论是英美法系的美国，还是大陆法系的德国、韩国及日本等，都已建立了相对较为完善的经济法的调整机制，授权法院依法追究违反经济法行为的经济法责任，并建立公益诉讼制度，赋予公权主体如检察机关、有关行政机关、以及私权主体如私法人、自然人、社会团体等依法提起追究违反经济法行为的经济法责任的诉讼主体资格。我国的经济法理论和制度建设也可以借鉴上述先进经验。三、经济法责任的构建与实现

(一)经济法责任构成要件的构建

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的研究和探讨是全面、深入解读经济法责任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其具体是指行为人据以承担法律责任或者能够满足国家机关追究行为人法律责任的法定条件。

1.主体要件

责任主体是指由于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而依法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当事人。在经济法中，虽然学者对他们的分类不同，如有学者把经济法主体分三类(经济法行政主体、市场主体、社会中间层)。也有学者把经济法主体分两类(规制主体和规制受体)，但是他们作为经济法责任主体时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1)必须具备责任能力;(2)不具备免责条件。

2.主观要件

在民事法律责任追究中，通常是实行过错原则，无过错原则只是在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下才适用的。而在经济法责任中，无过错原则得到了比在民法中更为广泛的运用，即行为人虽无过错，但由于给他人和社会造成了损害，基于经济法的规定，也要承担责任。无过错原则的确立，正好体现国家运用其权力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是人权等原则在经济法责任中的具体运用，反映着国家立法的价值取向。

3.行为的违法性

在多数情况下，行为的违法性应是构成经济法责任的基本条件，其在经济法领域也具有多种表现。但是，由于经济法责任在某种情况下并不以行为的违法为前提的，国家基于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往往通过设定经济法责任的形式对特定主体及行为进行干预，纠正或避免被干预行为的负面效应。因此，行为本身是否违法不应当成为设定法律责任的必要条件。

4.损害事实

与民事责任不同，在经济法责任的构成中，在很多情况下并不以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为必要条件的，行为人即使没有给特定人造成具体损害，也要承担责任。比如，不正当竞争行为、销售不合格产品的行为，可能没有给特定人造成损害，但是，考虑到这种行为如果不加制止，最终必然要给特定人或社会造成损害。因此，有学者认为，“承担经济法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不需要违法行为已经造成经济损失，以突出经济法维护社会利益，防范出现社会性危害事件的功能”。

5.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是原因和结果之间存在的引起和被引起关系。就经济法而言，行为人即使未造成损害事实，也要追究行为人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法责任就无所谓以损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必然联系作为构成要件的问题。因此，在经济法中，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某种按照法律规定需要承担责任的行为，就可以根据法律规定，直接追究行为人的责任，而可以不去考虑这种因果关系的复杂性。

(二)经济法责任的实现

经济法责任实现的含义是指经济法责任确定后，当事人就必须切实地承担因此而产生的经济职责、经济义务或者其他负担。当然经济法责任的实现不仅取决于当事人的自觉行动，还要取决于国家机关尤其是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笔者认为，经济法责任的实现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虑。

1.设立专门的审判机构

设立专门的审判机构实际上是指设立专门的经济审判庭来对违反经济法规的案件进行审理。1983年，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法建设的现实需要，我国设立了经济审判庭，重点审理一些经济性案件。但是8月，最高人民法院机构改革决定撤销原经济审判庭，建立“大民事审判格局”。此举意味着原经济审判庭审理的案件，已分别划归各民事审判庭审判，从而导致经济审判庭不复存在。事实上，经济审判庭确有存在的必要，其需要的不是改革，而是改良。社会分工的细化是社会发展的客观结果，随着部门法研究的深入和细化，法学理论已经发展的相当完备了，而理论的重要作用就是去指导实践，因此，经济审判庭的设立也是法学理论成熟的客观要求。

2.构建完善的公益诉讼制度

所谓的公益诉讼制度是指一定的机关或公民为了维护公共利益，依法对违反法律法规，为国家、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的行为追究其法律责任的诉讼活动。

法官责任豁免的理论分析 篇6

【摘要】法官豁免权就是使法官免于任何非法“危险”的最有力的保障。但是我国的法律对于法官是否享有豁免权并无明确的规定，导致该问题在实践中和理论界都存在很大的争议，引发了一些急需要解决的问题。法官豁免制度的完善，将确保法官摆脱外界的不良影响，真正独立地执行审判职能，进而实现司法公正。本文从法官责任豁免的起源、理论基础及各个国家的做法来进一步探索我国法官责任豁免权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法官责任；豁免权；正义；审判

法官责任豁免主要是指法官在履行审判职责活动时所采取的行为或裁决受法律的保护，不能因法官独立行使审判职权的职务活动而追究其刑事或民事责任，以及对于其在执行审判职能方面的有关事务，享有免于出庭作证的义务。

一、理论基础

法官豁免原则已成为各个国家公认的规则，法官豁免制度是法治社会奉行司法至上、法官独立的前提。因此，其制度的建立有深刻的理论依据。

有限理论概念最早由阿罗提出的，他认为有限理性就是人的行为“即是有意识的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主要受到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人认识能力的影响。

理性是法哲学理论中核心的论点之一，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具体到法律实践中，法官的思维是有限的，存在“认识不适当的以及认识是不完全的”几率[2]。因此，法律应该赋予法官自由以在法律适用时独立地和正义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而防止发现事实中因法律机械主义导致的畏首畏尾。“自由的条件是宽容”[3]，法官在案件判决时难免会有偏差，只要是出于非故意或非重大过失所做出的结果，法官应享有一定的豁免，这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本前提。

二、发展演进

法官责任豁免制度起源于英国，具有一定的阶级属性。这种制度把法官卷入到案件的纠纷之中，违背了司法公平正义理念，且弊端越来越暴漏。后来在历次的改革中逐渐确立了法官责任豁免制度，在英国还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对案件进行审理，对法官的责任追究有严格的程序，这样既可以保证法官案件审判的独立性又能实现司法正义。

法官责任豁免制度在许多国际条约中都有体现，在我国最近数年法官责任豁免制度得到一定的发展。豁免权主要是指保障公职人员依法履行职务，免受外界干预的权利。法官责任豁免权是法官在审判过程中所做出的合法行为和正当言论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并享有一定的免责特权。《法官法》已经明确了如果法官在依法履行职责，那么他就会受到法律保护，而不被任意的追究。《国家赔偿法》也明确了如果法官违法履行职责，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国家承担法官行为的赔偿后果。此外，《追究办法》还进一步明确规定了如果法官是由于对法律、法规含义的理解上有偏差，或者是对案件事实以及涉案证据的认识上有偏差，或者法官因为出现新的证据不得不为了实现正义而改变裁判，或者因社会形势的变更导致国家法律的修改、政策的调整而改变裁判的，在这些情形下的案件不属于错案，法官不应当为此而承担责任。

三、法官责任豁免制度的构建

目前我国法官是否享有一定的豁免权扔存在争议，许多学者认为法官在案件处理过程中非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所造成的损害应该予以免责。构建法官责任豁免权是法治建设的基础条件，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1.立法上明确。目前在我国《法官法》中，虽然已经明确规定了法官依法履行职责，会受到法律的保护，但该条文过于抽象模糊，在司法实践中不具有可操作性。而在最高院颁布的《追究办法》中，虽然也规定了对法官不承担责任的情况，但也是过于笼统，与西方国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笔者认为，要使法官的豁免权得到保障，有必要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来予以明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官责任豁免制度的法律，并规定在《宪法》中，这样既可以保障法官的审判独立，又不会对法官本人造成损害，使法官责任豁免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应有的保障。

2.范围上明确。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法官要承担的责任分为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从我国《刑法》、《国家赔偿法》和《追究办法》的规定出发，我国对法官民事奉行的是绝对豁免制度。法官豁免的范围有一定的限制是法官依法履行职务的行为和违法审判不触犯刑事法律的责任的行為。可以看出法官的责任豁免是不包括刑事责任在内的。

3.完整性上明确。弹劾惩戒机制是国外对法官刑事豁免权制约的方式。弹劾是针对法官存在犯罪和其他严重违法的行为情况下，由国会或者有权机关对法官进行处罚；而惩戒则指由特定的专门机构进行实施。笔者认为：我国也可以尝试设立专门的法官惩戒机构，对法官的违法乱纪行为进行监督和检查。它的组成需设立若干部门并相互制约：惩戒部门、追诉部门和审判部门。由惩戒部门负责追究法官的违规、违纪责任；追诉部门主要从事调查法；审判部门则负责审理案件并做出判决，对审判人员的组成必须有一定的限制。但该惩戒机构必须独立其他行政机关，使其真正发挥存在的初衷和目的。

【参考文献】

[1]陈雅丽：《豁免权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第4页

[2]宋雷：《意大利司法官责任法简介》，载《外国法研究》，1989年第3期

经济法责任理论 篇7

一、“免疫系统”理论视野下经济责任审计职能的扩展

(一)防御职能。

防御职能是指机体抵抗病原微生物感染的能力,免疫的防御功能将会有效地抵御病菌、病毒等对机体的入侵,从而使身体保持健康状态。审计工作的重点,是切断“火源”,而不是只顾“救火”。经济责任审计的防御职能,其实质是审计监督关口的前移,审计机关应与组织部门协商,改变过去单一的离任审计方式,开展任前审计。领导干部在拟任新的领导职务前,对其担任原领导职务时应负的经济责任进行审计,与组织部门的“离任考核”一起,作为是否使用任职的重要依据。任前审计对防止领导干部提拔使用中存在的“带病”提拔问题将起到积极的预防作用,有问题的领导干部不被任用,减少了不必要的经济损失,保护了国家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

(二)稳定职能。

稳定职能是指机体清除体内衰老、死亡或损伤的自身细胞的能力。生物体的各种组织、细胞都有一定的寿命,不断地新陈代谢,来维持机体的健全。机体也必须从体内不断地清除衰老和死亡的细胞,促使细胞新生,在这方面免疫的稳定功能起着重要的作用。经济责任审计的稳定职能,其实质是开展任中审计,并以任中审计作为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重点,目的是识别风险后迅速采取措施并将损失降到最小。开展对党政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任中经济责任审计,是促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认真履行工作职责而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在领导干部任职期间对其经济责任履行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可以及时地发现贪污舞弊等违法违纪问题,并对有问题的领导干部进行查处,保持党的新鲜血液,确保国家经济资源的安全和有效利用。

(三)监护职能。

监护职能可以识别和消灭体内产生的突变细胞。在外界环境影响下,体内经常发生一些细胞的变异,这些细胞一旦发育起来就是肿瘤细胞。体内的免疫监视功能可及时发现这种异常细胞,并及时将其清除。近些年,经济责任审计在加强我国各级领导干部的任用、管理和监督,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促进党风廉政建设、从源头上治理和防范腐败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经济责任审计对出现问题的领导干部处分的力度并不大,一些违纪违规问题是屡查屡犯,屡犯屡查,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加强经济责任审计的监护职能,赋予审计机关更高的行政执法能力,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有效处理,建立纪检监察部门和审计、检察机关经济案件线索的双向移送制度,可将发现的肿瘤细胞及时清除掉。

二、实现“免疫系统”理论视野下经济责任审计职能扩展的措施

为了充分发挥经济责任审计的基本职能与“免疫系统”职能,笔者认为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应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工作。

(一)实现领导干部任前、任中、离任审计计划管理。

审计机关应与组织部门协商,改变过去单一的离任审计方法,对经济责任审计采取任中、任前、离任三种审计方式,以任中审计为主,严格按计划管理,有助于经济责任审计防御和稳定职能的扩展。

1. 领导干部任中审计计划管理。

对任期满三年的领导干部,无论岗位是否变动,原则上都要进行审计。在计划的安排上注意突出重点,对具有执法权、管理权,资金拨付多、下属单位多的领导干部,侧重进行审计;对群众反映问题较多的领导干部,安排主要力量进行全面审计。进行任中审计计划管理,可以及时发现领导干部在履行经济责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纠正和处理问题,为经济建设的稳定发展发挥作用。

2. 领导干部任前审计计划管理。

根据组织部门委托,对掌管资金、物资部门的主要领导成员提拔任用时,都要进行任前审计,并逐渐扩大任前审计的范围和比例,列入审计计划,逐步实现“先审计,再任职”的干部任免程序,有问题的领导干部坚决不能上任,业绩不好的领导干部报组织部门重新考虑。开展任前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可以有效地预防领导干部的“带病”上岗问题,为保证领导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

3. 领导干部离任审计计划管理。

把三年内达到离职退休年龄的领导干部,统一列入各地的年度审计计划。审计部门根据组织部门提供的领导干部名单,自行制定切实可行的审计计划,力争在领导干部离任前完成经济责任审计。离任审计是保证领导干部工作质量,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促进党风廉政建设,从源头上治理和防范腐败的一项重要措施,因此,离任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仍是今后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重点之一。

(二)加大审计成果运用转化的力度。

加大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转化的力度,对于有效发挥经济责任审计的监护职能和增强经济责任审计的威慑力具有重大作用。笔者认为,可通过以下两种途径加大经济责任审计成果运用转化的力度:一是加大对违法违纪问题处分的力度。在2008年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表示,2008年全国审计机关共对2.4万多名领导干部进行了经济责任审计,其中有64名领导干部被审计拉下马,同时,还有226名其他人员的问题被移送司法纪检监察机关。应该说,受处分的比例并不高。“审计难,处理更难”,“法不责众”,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因此应加大处罚力度。二是建立检察院、纪检监察部门和审计机关经济案件线索的双向移交制度。纪检、监察部门和检察院发现线索,但涉案资金尚不够立案时,应向审计机关提供线索,先以审计的名义由双方派人进点检查,最终结果够立案标准则进入司法程序,不够立案则进行审计处理处罚。审计机关在开展审计过程中,如发现严重违法、违纪线索,在查证属实后,须经检察院或纪检、监察部门立案调查的,应立即将前期调查资料移交上述单位,立案处理。

(三)大力加强审计队伍建设。

“免疫系统”理论对审计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审计人员必须加强自身的能力培养,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促进审计工作的创新。

1. 加快审计队伍的职业化建设。

经济责任审计是对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履行情况进行的审计,作为“免疫系统”,审计人员必须具备积极防御领导干部“带病”上岗,及时发现领导干部任职期间所犯的错误,以及有效处理所发现问题的能力。因此,审计人员应该熟悉政策法规,掌握国家发展动向,加强对宏观经济的研究,提高自身的专业判断能力;通晓经济业务,开展职业后续教育,学习新的审计技术和方法,提高自身的专业胜任能力;提高政治觉悟,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增强对外界腐蚀的抵抗力、免疫力,提高自身的政治理论素养。

2. 严格考核,激励审计人员的创造性和积极性。

要激发审计人员工作中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最好的办法是采用考核机制。每完成一次经济责任审计工作,项目组领导和项目组成员应对组员的工作情况进行考核评价,并定期汇总,根据评价结果对相应人员进行奖惩。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促使审计人员及时发现不足,并积极采取措施进行弥补,还可以激励审计人员发挥聪明才智,更快更好地完成审计工作,激励他们在参与创新创业实践中实现自身价值并与审计事业协调发展。

(四)加快法律规范建设。

经济法责任理论 篇8

(一) 权力制约理论——同步审计的政治学基础

权力与监督, 是近现代政治学研究领域重要的基本概念之一。我国政治学者林喆认为:“权力是特定主体将他的意志强加于他物, 使之产生一种压力继而服从的能力”。监督是指为保证公共权力在其所担负职权的正当范围内和轨道上运行, 对其进行监察、督促、检查、调节、控制、纠正等一系列活动的总称, 是一种普遍的政治社会现象。存在权力的地方就应当有对权力的监督, 任何权力的运行都不能离开监督和制约。

我国的政党制度, 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 不同于西方的两党制、多党制。作为执政党, 中国共产党拥有重要公共权力——重大经济社会事项决策权。中国的政党权力监督是一种新型的制度。毛泽东提出了人民监督思想,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邓小平创造性地发展了社会主义权力监督理论, 强调权力监督要走法制化的道路。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 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强调健全和完善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制度, 加强对权力的制约监督。经济责任审计制度的确立, 丰富了我国审计监督制度, 有利于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因此, 本文认为, 权力制约理论是同步审计的政治学基础。

(二) 宪政理论——同步审计的宪法学基础

所谓宪政, 就是以宪法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 是依据宪法进行政治的原理, 是建立在社会契约基础之上的现代政体。具体而言, 宪政就是权力分立、权力制衡、人民决定等制度的综合。对政府加以限制, 是宪政思想区别于其他统治思想的核心 (刘颖斐等, 2007) 。宪政作为一种制度安排, 它以宪法为依据, 通过对权力规范的良性构建, 促进民主、法治和秩序, 实现国家良好治理。在国家权力机构的设置中, 如何实现对公共权力的制约, 大多数宪政国家都通过宪法确立国家审计监督制度, 以最大限度地体现宪政的核心价值 (谢志华, 2008) 。国家审计作为一种维护公共利益的政治工具, 它在复杂的政治权力结构中, 监督政府的财政行为。作为一种制度安排, 可以有效地矫正“政府失灵”行为 (冯均科, 2003) 。正如德国政治学家汉斯所说, 国家审计机关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 显然在制衡与牵制系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文硕, 1990) 。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就是一种对政府财政权力进行制衡的有效手段, 它能限制并监督政府实施财政权力的范围。

我国1982年宪法确立了我国审计监督制度的宪法地位, 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作为审计监督制度的具体形式之一, 因此也得到了宪法的支撑, 其宪法理论基础得到了很好体现。2006年修订的审计法对经济责任审计作出了明确规定, 为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提供了直接的法理依据, 增强了经济责任审计的权威性, 是国家审计监督制度宪法权威的具体化。因此, 本文认为, 对政府公共权力限制监督的宪政思想是同步审计的宪法学基础。

(三) 公共受托责任理论——同步审计的经济学基础

受托责任理论也叫委托代理理论, 最早由罗斯提出。委托代理理论作为信息经济学的核心, 为理解政府公共受托责任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 也是分析政府公共受托责任的一个重要理论工具 (彭韶兵等, 2009) 。根据受托责任理论, 受托管理公共资源的机构或人员, 由于其资源或资金主要由国家或地方提供, 由此便产生了与这些提供资源或资金有关方面的受托经济责任关系。对受托责任履行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价, 就产生了现代国家审计。因此, 有学者认为, 受托经济责任乃现代会计、审计之魂 (蔡春, 2000) , 受托经济责任关系的存在乃审计产生、发展的首要前提 (蔡春, 1999) 。审计在本质上是一种确保受托经济责任全面有效履行的特殊的经济控制, 审计功能存在的首要目标在于促进和保证被审计对象受托经济责任得以全面有效履行的需要。

可见, 政府审计与公共受托经济责任是紧密相联的。现代政府审计不仅因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的产生而产生, 而且因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的发展而发展 (蔡春等, 2007) 。在经济社会处于转型期的中国, 当受托经济责任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到指向受托的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主要负责人, 要求其对任职期内本地区、本部门或本单位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以及有关经济活动承担经济责任时, 便自然产生了经济责任审计。因此, 经济责任审计本身就是基于特定受托经济责任关系, 针对特定受托经济责任具体内容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审计类型或形式 (蔡春, 2007) 。受托经济责任内涵的不断拓展, 进一步拓宽了审计的领域, 使审计的内容被进一步充实。近年来有些地方审计机关开展的同步审计, 便是很好的例证。由此, 本文认为, 公共受托责任不仅是政府审计产生的理论基础, 也是经济责任审计产生的理论基础, 更是同步审计的理论基础。

二、同步审计的重点内容

(一) 地方党委书记经济责任审计的重点内容

依据新颁布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省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地方党委书记经济责任审计的侧重点是任期内重大经济事项决策情况和本区域经济监督管理情况, 应主要关注决策、执行、绩效、廉政四个环节。 (1) 重大经济事项决策制度和决策程序执行情况。主要包括:第一、重大经济事项的决策制度建立情况。主要关注任职期间是否建立健全重大经济事项决策制度。第二、重大经济事项的决策程序执行情况。重大事项决策是否遵循了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 并分析对所在地区经济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程度。 (2) 重大经济事项推进督察和执行财经法规情况。主要包括:第一, 重大经济事项的推进督察情况, 是否制定重大经济事项推进及考核办法、是否明确重大经济事项推进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是否落实领导分工责任、党委是否定期或不定期召开重大经济事项推进通报协调会, 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难点问题、是否积极落实督办机制、是否对推进不力的单位和责任人认真追究责任。第二, 重大经济事项执行财经法规及有关政策情况。主要关注是否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经济方针政策, 制定的地方有关经济政策、招商引资政策、土地征用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有无与国家政策相抵触或者相矛盾的情况。 (3) 重大经济事项执行绩效情况。重点关注事项包括:第一, 重大经济事项执行绩效情况。一是对照项目可行性报告, 项目执行是否达到预期的目标, 取得相应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二是项目运行是否正常, 与社会环境是否和谐, 投入产出是否符合预期;三是项目的再融资运作, 能否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并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百姓的利益;四是项目执行过程中的变更、调整是否有法可依, 是否影响了地方政府和老百姓既得利益。第二, 重大经济事项执行对地方经济发展目标的影响。如国内生产总值及人均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增长率、财政总收入、地方一般预算收入、财政总支出、实际利用外资、社会保险覆盖率、环境质量综合指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新增就业岗位等工作目标。 (4) 任期内遵守廉政规定的情况。重点关注重大经济事项集体决策制、领导干部分工负责制、领导干部职务消费公示制等制度的制定执行情况, 任期内个人是否有违反规定领取兼职报酬的问题、有无用公款、公物为本人、亲友谋利及在单位报销应由个人负担的费用, 有无利用职权干预、主导工程项目建设招投标、土地招拍挂, 逃避监督或未经集体研究擅自决策, 为他人或亲属牟利提供便利, 甚至搞钱权交易等问题。

(二) 地方政府行政首长经济责任审计的重点内容

地方政府行政首长是地方财政预算执行的第一责任人, 对其经济责任审计, 应以全部政府性资金为主线, 围绕经济决策权、经济管理权、经济政策执行和监督权, 沿着财政性资金的走向, 重点关注领导干部在履行经济责任过程中遵守有关经济法律法规、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情况, 与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有关的管理、决策等活动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情况, 遵守有关廉洁从政规定情况等。 (1) 重大经济决策及重大投资项目情况。主要审查地方的重大经济决策是否经过充分的可行性论证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 (2) 执行国家财政经济政策情况。主要以政府性资金, 特别是财政性资金活动有关内控制度的健全、合法、有效及实施来确定审计重点。 (3) 地方财政收支及管理情况。以财政决算为基础, 以财政性资金收支管理情况为主线开展审计, 审查地方财政预算编制、批复、执行和决算的程序性、合法性、真实性;审查各项收入入库的及时性、足额性;审查有无自行出台政策, 擅自设立政府性基金或收费项目;审查国有资产转让、处置是否符合规定, 有无造成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审查各项财政资金支出的合理、合规和有效性, 重点审计有无预算的支出或退库、虚列支出、专项资金拨付不及时及挤占挪用、搞“形象工程”等问题。 (4) 政府性债权债务管理情况。通过对政府性债权债务的管理情况调查, 分析债务规模、结构、负担率及偿债能力。重点摸清各种政府性投资效益情况、债务资金的结构和使用效果情况、还债资金的筹集情况, 分析负债资金的投向是否符合公共财政的要求, 是否有明显超越当地经济发展需要。 (5) 经济社会发展绩效情况。选择体现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可持续发展潜力、财政性资金收支结构等指标开展审计, 重点审核本级财政收入总量、构成、增长情况, 人均财政收入水平及任期内年均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情况和人均可用财力, 全面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及潜力;审核对农业、水利、交通、城市等基础设施及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环保等社会事业投入情况, 分析财政投入的增加数、增长率, 反映对基础设施建设及公益事业的重视程度;审查有无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等现象。

三、同步审计的责任界定与评价

(一) 经济责任的界定

经济责任应包含法律的、管理的、绩效的等方面责任, 它是一种复合责任 (彭韶兵等, 2009) 。依据《规定》, 党政主要领导干部承担的经济责任, 包括直接责任、主管责任和领导责任。在同步审计实践中, 应根据审计查证或者认定的事实, 依法依规对其所应承担的责任, 作出科学合理的界定。 (1) 合理区分地方党委书记、地方政府行政首长各自应承担的责任。地方党委书记和地方政府行政首长的经济责任, 两者有区别也有联系。共性是两者作为党政“一把手”, 承担的经济发展目标是共同的, 上级考核的指标是相同的, 区别在于两者的职责是有分工的, 党委书记侧重于宏观决策、兼顾管理执行, 政府行政首长侧重于组织执行实施、兼顾决策。在实际操作中, 要根据两者在决策、管理、执行中所起的作用和个人遵守财经纪律情况, 采用“谁决策谁负责”、“谁分管谁负责”、“权责相结合”的原则, 科学界定、区分各自责任。对党委书记的审计评价侧重于宏观经济战略与决策责任, 如地区经济发展规划、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战略、地区社会公平正义制度建设、地区节能减排部署和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等;对政府行政首长的审计评价则侧重于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执行与管理责任, 如党委重大经济决策事项的落实和执行情况、任期内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地方财政收支及其他经济活动的组织管理情况等方面。此外, 查出的问题若属于两者共同决策的, 则党委书记、政府行政首长共同负直接责任;属于党委书记应履行的职责而未认真履行的, 则党委书记负直接责任;属于党委书记监督管理不力的, 则党委书记负主管责任;属于政府行政首长执行不力的, 则政府行政首长负直接责任。 (2) 准确划分不同责任的界限, 合理界定不同经济责任的性质和归属。在审计实践中, 应结合《规定》并把握有关原则, 划分现任责任与历史责任、集体责任与个人责任、直接责任与主管责任和领导责任、主观责任与客观责任的关系。第一, 界定现任责任与历史责任。必须在时间范围上划分清楚任期界限, 从而保证准确划分领导干部任期内和非任期内经济责任, 亦即现任责任与历史责任。第二, 界定集体责任与个人责任。对于重大经济事项, 地方党委、政府都要求实行领导班子集体决策。在认定决策责任时, 必须分清集体决策和个人决策的责任, 而不能仅仅看其表面现象。对于由领导班子集体决策造成的失误, 如果是党委会决策的, 虽然是经过集体决策的, 但仍应由党委书记负直接责任, 如果是政府行政首长办公会议决策的, 虽然经过集体决策, 仍应由政府行政首长负直接责任。对于违反决策程序, 独断专行造成决策失误的, 则应由个人负责。第三, 界定直接责任、主管责任和领导责任。依据《规定》, 正确划分直接责任、主管责任和领导责任。直接责任, 是指对于其直接经手和分工负责的那部分工作, 其应承担的责任。主管责任是指基于内部管理的分工而由自己直接管理的有关部门, 进而对其负有的相关经济责任。领导责任是指基于内部分工, 自己虽然没有直接管理有关部门, 但由于该部门在财政财务收支及其它经济活动方面存在问题, 进而应负有的相关经济责任。第四, 划分主观责任与客观责任。如国家政策的调整、体制变动、经费指标削减、拨款不到位等被审计人左右不了的客观因素造成的问题, 评价时要做出相应的剔除;如果由于被审计人主观原因造成的, 则应由被审计人个人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 经济责任履行情况的评价

审计评价, 不仅关系到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 而且直接关系到领导干部的个人声誉, 如何科学、规范地做好审计评价甚为重要。按照《规定》, 审计评价应遵循以下原则: (1) 依法依规原则。依照法律法规、国家有关规定和政策、责任制考核目标、行业标准以及其他有效的依据等进行审计评价。 (2) 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要依照审计查证或认定的事实, 既肯定主要工作业绩, 也要指出存在的主要问题。 (3) 审计评价与审计内容相统一的原则。在法定职权范围内, 按照规定应该审计什么就评价什么, 审计到什么程度就评价到什么程度。特别强调的是, 不能对没有审计的或者没有审计清楚的事情作出评价。评价结论应当有充分的审计证据支持。

在同步审计实践中, 对地方党委书记和地方政府行政首长的经济责任履行情况的评价, 除了真实性、合法性、合规性评价外, 更应注重评价其经济社会发展绩效情况。对经济社会发展绩效情况的评价, 可以客观反映被审计人的管理水平、工作能力和业绩。审计实践中应主要评价与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有关的管理、决策等活动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等情况。在具体评价时, 通过对事关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经济指标的分析, 评价其任期内的经济发展状况、对基础设施投入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及环境效益, 并评估其对今后经济发展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蔡春:《审计理论结构研究》 (第1版) ,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证明责任理论概述 篇9

一、证明责任在两大法系中的特征与差异

两大法系诉讼制度的不同决定了证明责任问题的不同。在英美法的传统中, 民事案件的审判由法官与陪审团共同完成, 众所周知, 陪审团审理事实问题, 然后由法官就法律适用问题对案件做出最终裁决;而大陆法系则不存在这一问题, 事实和法律问题均由法官决断, 这种程序上的不同决定了证明责任在证据制度中的不同。

(一) 英美法系中的证明责任

英文中“burden of proof”指证明责任, 包括两层含义:legal burden of proof 和burden of adducing evidence, 即法定的证明责任和提供证据的责任。

提供证据的责任是指“在诉讼开始时, 或是在审理或辩论过程中的任何阶段, 对争议事实提出证据的责任。”①在由陪审团参加审理时, 这一责任是针对法官的职能而言的, 因为负有提供证据的责任的当事人是否已提出了初步证据, 是否应当将争议事实提交陪审团法官职权范围内的事, 由法官来做出决定;英国学者克罗斯和威尔金斯形象地将这一提供证明责任比作第一道障碍, 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必须越过这第一首障碍, 才有可能将争议事实提交陪审团裁决;另外提供证据的责任会随着举证活动的进行发生转移, 因而这一责任又被称为“临时性的责任” (provisional burden) 。

法定的证明责任又称法定的责任, 指“负有这种特定责任的当事人, 对他已主张的任何双方有争议的事实负担着危险——如果最终不能证明其主张, 他将会败诉。”②这一责任又被称为“说服责任” (burden of persuasion) , 是针对审陪团职能而言的, 负有提供证据责任的当事人越过第一首障碍将证据提交陪审团之后, 如果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可能不足以说服陪审团或者对方提出有力的反证, 仍有可能在这里——第二道障碍受阻;法定的证明责任又称“固定的责任” (fixed burden) 。

(二) 大陆法系中的证明责任

大陆法系中证明责任最初主要指主观意义上的证明责任, 后来在德国法学家尤利乌斯·格拉查提出, 经罗森贝克等人的发展, 客观证明责任渐渐占了上风;于是在大陆法系中主观说与客观说并存, 主观说认为, 证明责任是行为责任, 是当事人是由于未能履行提供证据责任而负担不利的诉讼结果, 是从当事人举证活动的角度来分析的, 这种主观上的证明责任又被称为“行为责任”;客观说则认为, 它是在争议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 客观上需要由一方当事人负担的不利诉讼结果, 是从结果意义上来说的, 又被称为“结果责任”。

客观说的依据就在于, 争议事实真伪不明是诉讼中存在的一种客观状态, 这种状态的发生与当事人的举证活动并无必然联系, 甚至在诉讼程序完全由法院主导, 法官负责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形下, 同样也会发生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形, 而这时法官并不能拒绝裁判, 这就需要确定由哪一方来承担实体法上的不利后果。法庭辩论法庭终结后, 案件事实的真假得到证明, 证明责任就不会发生;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 证明责任就必然会发生。

主观说与客观说争论的焦点就在于证明责任空间是行为责任还是结果责任, 在长期的争论中, 客观说经由罗森贝克的发展, 在日本也得到诸多著名诉讼法学者的接受和发展, 逐渐在理论中处于上风。

二、证明责任在中国的研究现状

新中国建立后, 诉讼法在前期深受松岗正义和前苏联民事证据理论的影响, 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中, 证明责任制度都被长期地忽视了。松岗正义在晚清政府的诉讼法立法活动中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他为证明责任所下的定义是:“证明责任者, 简言之, 即当事人为避免败诉之结果, 而有证明特定事实之必要也。”即是从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的角度解释的③;前苏联的民事诉讼制度摒弃了资本主义国家诉讼的“形式真实”, 是建立在所谓的“实质真实”的基础上的, 即诉讼中要贯彻客观真实原则, 认为只要法院积极主动地调查、收集证据, 就不会出现事实真伪不明的状态, 因而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基本上没有适用的空间, 这就导致了只能从提供证据的角度来解释证明责任。

因而当前我国理论界对证明责任含义的解释主要有三种:

第一, 行为责任说。认为证明责任就是当事人对主张的事实承担的提出证据的责任, 现行民事诉讼法中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 有责任提供证据, 也是这一理论的有力证明。

第二, 结果责任说。认为证明责任由法律预选做出规定, 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 由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是从败诉风险的角度说明证明责任的。这一学说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

第三, 双重含义说, 由李浩教授提出, 认为证明责任应当从行为和结果两个方面来予以说明和解释。也有学者将行为责任称为“举证责任”, 将结果责任定义为“证明责任”, 以区别两种意义上的证明责任的不同④。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以下简称《证据规定》) 第2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示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示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 由负有举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李浩教授认为其中的第1款规定了提供证据的行为责任;第2款规定了承担不利后果的结果责任, 因而我国的民事审判实务采用的是双重含义说。但是《证据规定》关于证明责任依然不完善, 存在着很大的缺陷。这里首先要阐明另一个概念, 即主张责任。

主张责任是与辩论主义相关的一个概念, 根据德国和日本学者的归纳, 辩论主义包含三项内容: (1) 当事人没有在辩论中主张的事实, 法院不得在判决中加以认定; (2) 当事人之间没有争议的事实主张, 法院应当在判决中予以认定; (3) 当事人没有申请的证据法院不得以职权进行调查。⑤依据肖建华老师的观点, 主张的对象即是法官裁判时进行演绎推理过程中三段论中的小前提, 即法律要件事实, 当事人在诉讼中必须对要件事实加以主张, 以说服法官承认其所期望的法律后果。从现象看, 主张责任是最先发生, 原告在提起诉讼时, 就需要在诉状中提出作为诉讼请求和根据的事实, 被告则需要在答辩状中提出反驳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 接着才会发生提供证据的责任以及客观上的证明责任。

主张责任与客观上的证明责任以及提供证据的责任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三者在责任分配上原则上也是一致辞的。罗森贝克说:“主张责任客体和范围与证明责任的客体和范围, 原则上必须是一致的。”⑥学者大多也都认为主张责任与客观上的证明责任具有同一性和附随性;只是二者针对问题的角度不同, 主张责任主要就当事人而言, 客观上的证明责任主要就法官而言。主张责任与提供证据的责任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一致, 但也有可能不一致, 即在以下两种情况下④: (1) 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属于一项免证的事实; (2) 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下, 主张责任仍然存在于权利请求的一方。

证明责任理论是一个理论体系, 包括证明责任的外部构造和内部构造两个方面的内容。内部构造即行为意义和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 (即提供证据的责任和客观上的证明责任) 的含义及相互关系;外部构造, 即证明责任与主张责任的含义及相互关系。然而我国《证据规定》第2条中并没有对主张责任做出规定, 使得证明责任在理论上的不完整导致在举证责任倒置的问题上更加众说纷纭;而且第2条看起来虽规定了主张证明责任与客观证明责任, 但并未对两者在性质、适用条件等方面做出更加细致的说明, 导致在理论和实践中的混淆;再就第2款“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 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来说, 并没有明确这种结果证明责任是为解决事实真伪不明问题而设, 而是将其当作当事人的责任, 有悖于结果责任理论的本意, 在实践中也没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在肖老师看来, 这样规定, 是将证明责任与证据调查对立起来, 认为只要有了证明责任, 法官只等着当事人提交证据, 证据不足就判决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败诉。看似是民事诉讼追求的当事人主义的实现, 实际上却违反了法官发现真实追求正义的目标——从法官裁判方法论的角度看, 法官不能放弃发现事实的职责, 他应当确信事实存在或不存在;证据调查等手段就是实现内心确信的方法之一, 在此事实基础上根据三段论下裁判而事实真伪不明只能占案件中很小的一部分, 根据结果责任下裁判只是法官依实体法规范裁判的例外, 而不是原则。

肖老师将证明责任概念分为广义、一般意义和狭义三个层面, 广义的证明责任, 包括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 即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 以及主张责任;一般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即指其内部结构;狭义上的证明责任即指结果责任问题。李浩老师的《民事证明责任研究》也是紧扣事实真伪不明与证明责任的内在联系, 立足于结果责任展开对证明责任各种问题的研究的。这种结果责任虽未在立法中得到明确地表述, 在理论界已被普遍接受, 尽管如此, 证明责任仍被认为是一大难点:一方面对结果责任的阐述没有达成一致, 另一方面, 在结果责任被学界高度重视的同时, 加上当事人主义改革热潮之下, 很有被夸大之嫌, 单纯强调当事人的败诉风险, 忽视了主观的证明责任, 将结果责任的适用等同于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的诉讼行为, 而淡化了通过法庭辩论发现案件真实的审判宗旨, 否定了法官能动地调查和审查判断证据的必要性, 成为司法实践拒绝依职权进行证据调查和审查的理论基础。④在清楚各种与证明责任有关的术语和内涵, 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将其怎样应用于实践, 使其在民事诉讼改革过程中正确指导当事人的诉讼活动以及法院的审判活动, 需要更加精细和深入的分析和学习。

注释

1 Cross, On Evidence Butterworth[M].1975: 27.

2 Cross, On Evidence Butterworth[M].1975: 85.

3 李浩.民事证明责任研究[M].法律出版社, 2003: 13.

4 肖建华.民事证据法理念与实践[M].法律出版社, 2005:13;19;11.

5 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31.

经济法责任理论 篇10

一、责任问题的理论反思

“责任”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定义为“分内应做的事”。现实生活中, 一般将责任理解为负责任, 是人们内心深处的一种意识, 一种思想感情。管理中往往表现在一定的组织结构上, 人们大多理解为一种管理机制, 如责任制等。其实责任和责任制是不同的概念。责任本身是一种意识或思想感情, 或是由这一思想感情而引发的某种行为。而责任制则是一种制度, 它具有一定约束力或强制性。前者作为一种思想感情是可以放弃的, 而后者作为一种制度或原则, 它要求当事人必须负责任, 是无可推卸的。

在我国关于责任问题的理论研究成果不多, 但在管理中每个部门制定的各种责任制, 如责任书、责任状, 以及提出的责任口号, 如“安全生产, 人人有责”等等, 却多如牛毛, 而真正落实的不多。

二、责任病毒的种种表现

病毒一:代人承担责任。这一责任病毒一般表现在那些责任意识比较强的管理者身上, 主要是在危机来临时, 为控制住局面, 调动被管理者的积极因素, 自己主动出面承担责任。管理者经常会说:“责任是我的。”从层面上看, 管理者是高风亮节, 为下属承担责任, 实际上是对责任的包庇, 纵容了责任者, 这就让本应该承担责任的人得以逃避责任。这种做法长期下去, 将会助长下属的无责任意识。

病毒二:自己逃避责任。这一责任病毒主要表现在那些荣誉感较强的人。这种人与企业有了成绩时, 功劳都归于自己;而有了错误, 则将责任全部推给别人或者下属。如出现问题, 他常说的就是:“我不知道。”一句话把责任全推了。这一做法不利于工作的协调与合作, 不利于团队精神的培养, 甚至容易造成团体分裂。

病毒三:一起承担责任。一起承担责任与经济合同讲的共同承担责任是有区别的。共同承担责任指的是共同有过错, 共同承担责任。而一起承担责任的病毒主要表现在那些小团体利益较严重的人。所谓“有难同当, 有福共享”就是突出代表。这些人在现实中, 实行的是“地方保护主义”, 一旦有了效益大家一起分享, 出现了问题, 大家攻守同盟, 一起负担, 相互包庇。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逃避责任, 对社会具有较大危害性。

病毒四:本无过错责任。这一责任病毒主要表现在对责任的误解。责任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或是上级授予的, 但在现实中有些事件是客观造成的。如某领导人经过高速公路发现途中有交通事故不参与急救等等, 此类事件本来是道义上的问题, 不是职责的问题, 而现实中却要求目击者承担责任。还有一些不可预见的事情, 当事人已尽心尽职, 也采取了防范措施, 但由于突发事件的产生, 造成了损害结果, 本应超出其职责范围, 然而事实上还是需要当事人承担责任。这一责任, 对本人的事业影响较大。

病毒五:放弃承担责任。责任是一种意识, 是主体的一种选择, 既可以选择承担责任, 也可以放弃责任, 它取决于主体的思想情感, 当主体对事件缺乏主动性和自控性, 任其发展, 实际上就是放弃责任。放弃责任主要有两方面情况:一方面, 是对社会不负责任;另一方面, 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如酒后驾车者明知对自己, 对他人, 对社会会造成危害, 但行为人还要为之。放弃责任, 对管理造成的影响较大。

三、消除责任病毒的对策

从2007年7月1日, 中国《行政许可法》的实施, 到2011年5月1日诸多责任管理法律法规的实施, 表明中国已把建设“责任政府”作为政治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从行政问责, 到过错责任追究, 再到法律制度的保障问责, 依靠法制约束行为人的行为, 体现了国家和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心, 对于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 推进政府树立服务理念起着重要作用。但是, 要加速“责任政府”的建立, 消除责任病毒, 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仍需要在实践和理论上做大量的工作。

(一) 加强责任问题的理论研究

责任是管理哲学的核心问题, 责任问题的理论研究在中国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需要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责任理论包括:责任理念、责任机制、责任分配、责任选择与放弃、责任承担、责任追究、免除责任、责任形式等方面的内容。在我国推行责任制已经有几千年历史, 有一定的实践经验, 需要认真总结、提高和完善。否则, 责任制只能停留在形式上。如制定责任目标任务、确定工作岗位职责和出现重大问题的责任追究等形式问题上, 其责任形式基本上是:行政责任、民事责任、法律责任, 并过多的从行政、经济和法律上论述, 而深层次的责任理论。如责任的概念, 对谁承担责任, 为什么要承担责任, 承担责任的程度, 承担责任的意义以及如何建立一个负责任的组织模式等理论问题都需要深入研究, 使之理性化、科学化, 更好地服务实践。

(三) 完善责任自我管理机制

责任自我管理即无需外在管理, 而自己从心理上强化分内的事。美国亨氏食品公司的创办者霍金斯, 在他经营食品加工业时, 美国的《纯正食品法》还没有制定。按理说, 为保证食品的贮藏时间, 在食品中加入防腐剂是许可的。但强烈的责任心使他没有这样做, 为了消费者的健康, 他始终做纯正食品的倡导者。他说:“赚钱也要讲商业道德。尤其是做食品这一行, 不能为了赚钱而不顾消费者的健康。供应消费者优质的食品是我们的社会职责, 不能一味在价格上做文章, 在原料上做手脚。” (2) “凡是需要在食品中加入其他东西的, 必须经过专家鉴定, 证明这样作对于人体健康确实无害, 方可投入生产。” (3) 正因为霍金斯的纯正和强烈的社会责任, 使得霍金斯亨氏食品公司在全球食品业的发展中经久不衰, 成了美国责任自我管理的典范。小岗村18位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 深化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 成了中国生产责任制的典范。目前, 中国市场经济已经建立, 为完善责任自我管理机制创造了条件。然而, 现实中却存在形式主义, 如签订生产目标责任状、安全责任状等现象较普遍, 且较多地强调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外部的监督作用, 而忽视了责任的自我监督。责任是一种主观活动, 是选择或放弃, 是属于职业道德的范畴。只有在当事人的内心深处建立起真正的责任感, 责任才能落实到位。因此, 探讨和建立起新的责任运行机制——主动承担责任成为每个人的一种基本思维模式, 已是管理者的一项重大任务。

(三) 营造良好的社会责任环境

消除责任病毒, 减少责任事故, 树立社会责任感, 营造良好的社会责任环境, 已成为我国一项重要的系统工程。责任感的建立需要一个培养过程。一方面, 学校要从学生抓起, 要加强学校的人文素质教育, 提升学校教育的文化素质, 尤其是改进职业道德课, 加强学生良好道德修养, 加强学生的责任意识教育, 培养学生的责任感, 要让学生要学会对自己负责, 对社会负责, 对他人负责。在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问题上, 教师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另一方面, 社区要抓, 要从每个社员抓起, 培养他们的集体荣誉责任, 关心社区, 关心社会, 关心国家, 积极消除各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和言行, 引导大家在社会变革中不断增强责任感。社会各界和宣传媒体要加强责任意识的导向作用, 把握时代脉搏, 关注责任问题, 报导责任学术, 宣传成功的责任者, 为消除责任病毒, 营造责任社会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①[美]罗杰.马丁著, 方海萍等译.责任病毒:如何分派任务和承担责任[M].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 (08) .

经济法责任理论 篇11

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理论也经历了一个逐渐生成的历史发展过程。

从最初的古典理论所强调的企业仅承担股东利润最大化的经济责任，扩展到所有利益相关者，形成利益相关者理论；再从利益相关者扩展到社会，用社会的需求代替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并最终用社会行动来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使其落到实处。

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需求理论

社会需求理论有时也被称为生命质量管理理论或社会责任模型。该理论背后的基本理念是企业要对社会预期或要求他们对其开展的活动承担责任。芬雷认为负责任的商业决策就是将对企业资源和社会要求之间的相互影响作出公断的因素具体化的管理程序。伯尔曼认为企业决策的规范性或伦理性方面是由市场和社会的道德和社会力量共同供给的。该理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区别就在于在某些方面企业管理直接对社会或一般公众负责，也就是说，企业既要对那些直接受到企业决策或管理影响的人负责，也要对那些间接受到企业决策或管理活动影响的一般大众负责。

社会需求理论需要澄清的三个问题

社会需求理论要澄清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该理论本身固有的相对性。它不仅具有时间上的相对性，而且具有地点上的相对性。该理论并没有要求企业管理决策总是要对其履行负责。它的确将企业管理决策放在考虑公众的预期或需求的一般义务之下，当社会自身改变时，企业期望的特定社会或道德活动也会改变。这种相对性对于理论本身的清晰性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当社会一般公众都要求企业应当集中于经济功能时，它会使其不再是社会或道德的需求而是古典主义理论。当然更多的情况会相反，即社会成员或一般公众会要求企业管理决策更加聚焦社会或道德的需求。

第二个问题是作为社会需求理论基础的数据或现象的精确性特征。即这些数据或现象是根据社会的预期、利益或需要进行定义的，还是根据自身的标准，或是根据社会的一般福利进行定义？有很多学者就认为企业管理者应当在社会或道德责任领域对社会预期的反应负责。这种反应应当以社会流行的道德标准或规范作为判断企业管理决策的尺度。它会要求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向利益相关者和公众提供真实的信息，为员工提供安全的工作条件，避免污染附近居民饮用的水源，避免因逃避提供养老金而解雇员工。

第三个问题是一个社会或道德要求、社会的预期或利益首先是由哪些要素构成的。不同学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如有学者将社会或道德要求等同于法律要求；有学者将其等同于社会上大多数人明确表达的要求；还有人将其等同于社会某部分人群明确表达的要求，有的认为这部分人从其经历、教育背景、专业知识、性格特点或类似的特征都足以使人相信他们会无偏见地表达社会观点，有的则将这部分人等同于神职人员，有的等同于媒体，有的等同于教育者或职业团体，还有的将其等同于高等教育等等。

社会需求理论的中心主题

第一，企业管理者的地位要求其诚恳考虑企业活动，特别是企业的社会或道德活动对社会大众的舆论、要求或预期的影响。这样做的目的，表明企业管理就是期望企业在进行商业决策时既要考虑那些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同时也要考虑那些非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第二，该理论要求企业管理者对大众所表达的社会利益和需求负责。这些高级管理人员应通过社会预期所覆盖的领域寻求促进社会整体福利。

一般公众对企业的社会或道德需求在过去的几十年已经日益不断增长。公众要求企业给他们提供更加清洁的空气和水，保护员工、消费者以及那些居住在工厂、企业和废物处置地点的人们的身体健康。公众也期望企业能促进企业员工的自尊和责任心，并促进雇员和公众能享受充足的、有意义的业余闲暇和安度晚年。

瑞奇曼认为社会期望企业改进它们的社会的、财政的会计和披露制度，调节确认社会价值，适当改变组织机构以承担社会责任。它希望企业奖励对社会负责的行为，尊重员工的权利，为伦理投资领域提供领导力量，以及游说政府在社会责任领域进行立法。1

还有学者认为我们的商业伦理在20世纪已经发生了变化。美国的传统伦理一直强调个人主义、财产权、竞争、科学专业化和有限政府等价值。这种个人主义的、自由放任的伦理价值观已经被另一种价值观所代替，这种价值观强调集体、与集体成员相关的权利义务，以及需要以整体的方式对社会福利作出反应等价值观的重要性。现代企业管理必须要考虑这种新的商业伦理观，因为企业仅仅基于市场获利的需要而对社会大众提供商品和服务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要求，企业已被视为一种社会组织，从而被要求完成社会的和道德的责任。企业至少也要限制或消除其管理决策对社会所产生的负面的、不良的影响，诸如城市贫困、恶化，自然风景毁损、环境污染和对消费者的漠视。

社会需求理论认为法律给企业提供了当前的社会标准，企业当然要遵守法律，因为这种遵守是组织合法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法律只是表明了该社会的最低要求或预期。因此，企业遵守法律也就意味着仅仅达到了最低的社会标准，而社会需求理论要求企业的不仅如此，它要求企业在社会要求或预期领域做得更多，承担某些额外的附加责任。它要求企业不仅要承担对企业的经济责任，对利益相关者承担社会责任，而且要对社会公众的预期或要求承担一定的社会的或道德的责任。因为古典理论和利益相关者力量都忽视了社会一般公众的社会或道德利益或观点，而社会需求理论则认为对社会一般公众的利益、需求或预期做出反应是改善公众福利的最有效方式。比如前者通常会强调更大的股票价值和投资回报率，更大的市场份额、不断提高的利润或利益以及更低的资产负债率，后者则更强调自主性、消费者或员工的满意度和安全，以及一般公众的要求或预期得到尊敬或满足。社会需求理论更强调这种反应对企业的长期发展有利。

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行动主义者理论

社会行动主义者理论的两个重要特点

1、对独立于股东利益和利益相关者要求的决定负责任的企业行为的普遍标准

负责任的企业行为标准独立于当前的社会预期和要求，也经常独立于受到企业经营管理决策服务或影响的个人组成的各种团体的当前利益。因此，它被认为是普遍的或独立的标准，它与任何一个时代的实际社会要求或预期无关，它也与人的主观要求或预期无关。它具有综合性和无所不包的特点。最典型的就是该标准要求企业管理者在进行企业管理决策时应具有伦理的、宗教的或超自然的根据。负责任企业的标准不利于区分社会行动主义者理论与其他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该标准有可能与古典理论或利益相关主义者理论结合起来，如后者通过诉诸一个独立的规范性或伦理的标准辩护时。但它却有利于与社会需求理论区分开来，他们有时认为社会太仁慈，但在另一时间社会又太多要求。在此任何一种情况下，社会行动主义者提出的标准被视为帮助纠正公众的态度或观点，因为它表达了一个具有独立规范基础的标准，并据此提出了一套稳定的足以判断当前社会需求和舆论的价值标准。

2、道德行动主义理论

这种标准要求企业领导经常采取更多的社会或道德的行动，而非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过去已经提供的或其他社会责任理论要求他们现在提供。这个特点可将社会行动主义者理论与其他理论区分开来，因为该标准要求企业对社会或道德行动主义承诺比其过去已经提供的或当前被要求的更多。这种更多的承诺意味着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应成为企业社区的社会和道德标准建立的领导者而非随波逐流者。这是基于这种对社会和道德问题的预期反应，该理论也被称为社会回应模式；另一方面基于企业管理者对社会领域某些问题采取实际行动而非仅仅计划去做，也可称为社会绩效模式。

不管人们如何称谓该理论，学者之间对于这种用来判断企业行为的独立标准的确定性的特征并不一致。有学者认为负责任的企业管理行为应保护和改善人类的尊严和自由。有学者主张当企业决策涉及严重侵害个人权利时，该决策是不负责任的。罗尔斯阐明了一种平等主义的标准。他认为正义的机构应该是向所有人开放其职务和机会的组织，只有在增加了社会中处于最不利地位者的福利时，他们采取区别考虑或对待的方式才能被认为是正当的。

行动主义者理论的主要内容

墨菲（Murphy）建议企业有责任：

第一，自愿披露其产品的成分以便消费者知道那些可能会不利地影响其健康或污染环境的成分或组分。

第二，在企业内部建立管理消费者事务的机构；积极地检查企业行为的伦理影响。企业在其社会责任报告中也应披露其社会行动主义的结果以便股东和一般公众都能看到。

最后，企业应重建企业的董事会以便独立董事可以在关键性的委员会中占据一定位置，也要为这些委员会提供足够的人员和财力使它们可以有效地和公平地行使托管人和监督人的功能。

卡罗尔（Carroll）和Blumenthal主张企业应对企业内部组织的行为规范的制定和执行负责。他们应在标准的执行和促进过程中自愿考虑使用伦理标准。卡罗尔认为上级部门应当为下级部门确立一个现实的经济履行目标。这样就会减少下级部门的压力和采取非法的或有问题的方式达到其目标的诱惑。

卡罗尔的企业行为模式包括了以下三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是与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的模式相近的四种责任，包括：

第一种，经济责任，它把企业视作社会的基础组织，它应创造和提供消费者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从而获得利润。

第二种，法律责任，企业应遵纪守法。

第三种，道德伦理责任，由企业采用的集体所期待的行为作为道德义务。

第四种，自由决定责任，它只取决于企业的意志。

第二个要素是适应社会和生态环境的“理念”，也指各种行为。

第三个要素涉及责任和行为履行的各个范畴。它们会随着时间而发展，在空间上也不尽相同。每个工业部门都有自己的行动范畴，但主要包括：保护消费主义、环境、不平等现象、产品安全、劳动保护和股东。2

琼斯和萨亚主张企业在重大决策之前应对企业行为的社会影响进行研究。琼斯主张企业应更积极地从事游说政府部门将企业积极的社会影响纳入框架立法和执法之中，使企业更加慷慨地从事捐赠活动。企业慷慨捐赠支持艺术、教育和环境保护等社会事务应成为企业社会活动的主要领域。

很多学者也建议有必要对企业的组织结构进行重组以便对社会和道德关注更加敏感和适应。除了对企业董事会等组织机构进行重组以外，学者们还建议企业应设立新的部门以便更好地执行企业社会责任计划。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建议现在已经在很多跨国公司得到了实现。它们不仅设立了专门的社会责任部门，而且每年都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或企业公民报告。

总之，社会行动主义者理论坚持企业管理者应本着自愿的原则对企业追求社会或道德目标负责，即使这样做可能会在短期危及企业的经济目标或获利的履行。企业及其成员被要求从事那些对古典、利益相关者以及一般公众有利的行动，不仅在企业决策的主要领域，如企业行动的直接影响更容易被关注，而且在第二和第三等领域，如企业行动的间接影响变得更加重要，都采取行动。在考虑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和福利时，企业管理者要对他们的理想的或合理的利益和福利作出反应，而非仅仅对他们已经表达的或当前的利益和福利作出反应。

1、James J. Brummer.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and legitimacy: an interdisciplinary analysis[M]，Greenwood Press,166, 1991.

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浅析 篇12

古典学派和自由主义学派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就是获得最大的利润”的传统经营观念很容易误解或曲解企业社会责任的价值, 这一阶段的企业社会责任观有待补充和扩展。根据经济学家弥尔顿·弗里德曼的观点, 我们应该以历史的视角, 来看待这一传统的社会责任观有其合理的内核, 但由于现实的经济世界要实现完全自由竞争还缺乏很多条件, 市场制度虽然是不可替代的, 但仍有不足之处。而且整个社会的各项制度也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 制度间的闭合链条关系更重要, 正确而全面的理解企业社会责任的真正内涵及其深刻意义, 才是企业社会责任落实的前提基础。

现代企业契约理论认为, 企业是在契约的基础上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制约与利益调和的关系体, 而契约理论的前提仍然是产权理论。在企业产权明晰的特征下, 以物质资本所有者为核心, 以产权基础上的契约关系为纽带, 以企业行为影响为判断标准, 企业主体的独立性行为对契约关系及交易关系中各个体利益及外界环境均会造成非平等性或非对等性影响。因此, 从企业行为主体的角度和企业产权控制特征来看, 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为企业对股东及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企业对员工的社会责任、企业对环境的责任、企业纳税的责任、企业捐款的社会责任、企业自身健康发展的社会责任、企业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等。

经济学对外部性问题的研究, 有助于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意义的思考。科斯定理给出了这方面最著名的结论。根据科斯定理, 无论最初的权利如何分配, 如果私人各方可以无成本的就资源配置进行协商, 那么, 私人市场就将总能解决外部性问题, 并有效配置资源。不过, “无成本地就资源配置讨价还价”实际上是很困难的。虽然外部性往往使市场没有效率, 但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总是需要政府行为。在一些情况下, 私人市场中的外部性也可以内部化。例如, 有时外部性问题可以用道德规范和社会约束来解决。

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者们一直致力于探索超出经济目标以外的企业行为目标的努力。韦斯利·K·米切尔强调理性经济决策, 把经济决策建立在人类行为理论的基础之上。米切尔认为,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通过使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分析与制度分析相结合, 道格拉斯·诺斯解释了社会制度如何影响经济决策, 而经济决策又如何改变着社会制度。事实上, 企业社会责任就是一种制度, 这种制度从企业“创生”之初就存在了。代表企业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中所有利益相关人的利益, 被以企业制度的形式约束固定下来。在固化了的企业制度中, 企业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之间所形成的制度关系处于一种纳什均衡状态。纳什决策可能被选择的原因是纳什系列决策是相互的、最好的、拥有战略稳定性的决策。没有企业仅仅改变自己的决策就可以做得更好。事实上, 这种均衡结果是一种非合作博弈的结果, 在这一博弈过程中人们往往选择放弃社会责任的行为理性。而且这种固化的企业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所以, 今天当人们认识到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意义之后, 人们要改变企业放弃社会责任的行为“惯性”也是不容易的。因此, 我们完全有必要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建设。

2 企业社会责任的管理学分析

管理学一般认为“权力”与“责任”是对等的, 不需要承担责任的特殊权力实际上是极少有的。泰勒、韦伯、法约尔、巴拉德等管理大师都讨论过企业权力问题。一般而言, 在企业内部一般存在法定权力、利益诱导权力、处罚权力、技术权力和个人魅力五种权力。而在企业外部, 企业对政府的权力和企业对社会的权力一起构成了企业的“外权力”。有时企业对政府的权力大, 有时企业对社会的权力大, 但企业对政府和社会的权力之和在一定时期内基本上保持稳定性。但在企业“外权力”之外, 企业还需要承担一定的义务, 而却没有与之相应的权力区域, 也就是企业权力“鞭长莫及”之处, 也就是企业权力与责任的“差域”。任何的企业都希望“差域”的面积越小越好。

对于企业内部来说, 法定权力是企业因拥有资本而由企业法或公司法规定“与生俱来”的权力, 企业行使法定权力必须承担对股东的责任。同时, 企业也因为拥有资本而雇用职工、生产产品、采购原材料、半成品、借款等, 因此需要支付工资、对消费者、供应商和银行等负民事法律责任。这些都可以概括为企业为生产经营需要而对利益相关者承担的责任。

而在企业外部, 企业对政府的权力是由企业对政府的义务为基础而获得的。企业向政府纳税, 自然就取得了政府“保护企业”的权力。这些权力包括企业财产安全、生产经营正常秩序不受干扰和破坏、参加公开透明的市场竞争并拥有一个有序的竞争秩序、依法进行民事诉讼并获得合法权益保护等。企业对社会的权力也是由企业对社会履行的义务为基础而获得的。包括企业对消费者权益的尊重而获得消费者的喜爱、对社会公益事业的关心而获得公众好评、对社区的建设而获得良好的社区环境、对员工关爱而获得员工“忠心”、对各利益相关者诚信而获得“有效合作”等。相反, 如果企业不承担对政府的纳税之责、不顾及社会责任, 那么企业对社会、国家的影响作用将会带来很大的负面性。例如, 跨国公司利用其灵活的“内部定价”机制, 规避所在国的关税约束和其他市场监管行为、企业使用童工进行“血汗工厂”生产、企业破坏生态环境等。当企业不承担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时, 国家和社会也将剥夺企业相应得“外权力”, 企业必将受到国家法律法规或社会公众无情的制裁。值得注意的是, 企业的“外权力”虽然在一定时期是相对稳定的, 但从一个历史发展阶段来看, 随着政府“善治”体制逐渐建立, 企业对国家的义务呈现缩小之势, 而国家对企业的服务质量却不断提高, 但从根本上讲两者间仍然是对应关系。另一方面, 企业对社会的责任却呈现扩大之势, 主要是由于原来的基础较差, 企业对社会的责任覆盖面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对企业的要求。

摘要：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由来已久, 对于社会责任的讨论也引起业界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本文从经济学和管理学分别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进行理论分析, 以期对企业接受并履行社会责任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经济学分析,管理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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