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理论（精选12篇）
经济史理论 篇1
约翰·理查德·希克斯 (1904—1989) , 英国人。1961—1962年任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会长, 1964年受封勋爵称号, 1972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希克斯在研究了数十年的经济学问题后, 晚年开始研究经济史问题, 试图在在历史的沉淀中寻找对经济理论的验证, 《经济史理论》 (1969) 便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一、《经济史理论》的结构与脉络
市场的起源、出现、发展以及商业的进化构成了希克斯研究经济发展的演变历史过程的主要理论框架, 他在《经济史理论》中将这一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市场的起源和专业化商人的出现;市场的兴起及其扩张和渗透;工业革命以及市场和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一) 市场的起源和专业化商人的出现
自亚当·斯密以来, 人们一直习惯于将分工与市场发展联系起来, 然而希克斯则对市场的起源作出了另一种解释。他认为, 从古代社会来看, 在市场经济还未出现的时候, 贸易的发展实际上经历了这样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条道路是从自给自足的习俗经济中逐渐演化出市场组织;另一条道路是指令经济, 即由国家力量来推动商业的扩张。介于指令经济和习俗经济这两种极端的形式之间的, 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封建主义和官僚政治统治之下的岁入经济。岁入经济先于市场, 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经济组织形式, 也是研究市场经济产生的重要背景。而市场经济也在深刻地改造着岁入经济。市场和专门化商人的出现成为商业专门化的标志。在岁入经济下, 专门化商人的产生主要有三种途径:第一种是定期贸易中从事交易的人中产生的贸易经纪人, 他们又逐渐转变为存货持有人, 最终成为专业化商人;第二种是直接为市场劳动并参与产品买卖的手工匠人;第三种是君主之间赠礼和进贡的使节, 他们在代表主人经常执行商人的某些职能的过程中逐渐变成了独立的商人。伴随专门化商人的出现, 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商人阶级, 希克斯将这种新型的社会称为“重商主义或商业性的组织”, 而国家则是在开始认识到可以把商人用来当做他们主要的非商业的目的服务的工具时, 才开始成为了“重商主义者”。
早在重商主义时期, 政府干预市场的最初原因是为了维持某种秩序, 减少并杜绝扰攘骚乱等带有明显政治性特征的威胁。因为市场所在地是大量人群的聚集地, 这种集会本身就是对政治统治的潜在威胁。国家出面制定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则也是出自国家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重商主义经济是一种高度个人主义的商业经济, “商人甚至处在新的地位时也有组织方面的要求, 并必然会找到一种满足这些要求的办法。他们创立的经济直到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结构或半政治结构中的某些要素有所增长时, 才能大大发展。”在商人们之间虽然存在互相信任和自律, 但随着商业的不断深入发展, 市场中的交易者需要获得对自身利益的保障, 即对财产权的确立, 对合同履约的保证以及如何界定由合同产生的权利的性质。即使商人团体可以达成一定程度的谅解, 习俗制度也能够提供调节争端的方法, 但最终还是要由国家出面提供才有可能达到最优规模。政府就逐渐通过法律机构和制度安排来确保交易者的财产权以及合同的履行, 市场也就在政府导向下, 逐步向着有利于维护市场交换中交易者双方利益的方向发展。
(二) 市场的兴起及其扩张和渗透
希克斯将城邦看做是一种经济组织, 并将城邦制度看做是重商主义经济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商业团体建立在一种基本上非商业的环境中。而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在欧洲首先出现, 就是因为欧洲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城邦经济时期。此后, 欧洲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 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衰退时期, 但是由于城邦时期两大经济遗产———货币和法律仍保存下来, 这就成为欧洲再次复兴的重要基石。在此, 希克斯将殖民地看成贸易站, 它的形成促进了贸易的发展和商业的扩张, 并形成了贸易中心经济。
在商业发展的中间阶段即市场渗透的阶段, 货币和法律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此时货币制度逐渐向着信用的方向发展, 法律的形式也趋向于规范化。市场对非商业化的领域的渗透, 具体来说, 包括货币和金融的发展对国家的渗透, 商业经济和市场对传统农业的渗透以及劳动力市场从奴隶市场过渡到自由劳动力市场。希克斯认为, 在市场渗透的过程中, “收益递减趋势”起到推动和激励的作用, 一方面它可以激励商人发挥创新者的进取精神, 去寻找新的贸易对象和贸易渠道, 从而实现贸易多样化;另一方面它也可以促使商人进行组织上的改进和市场的扩展。
商业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要受到国家权利的束缚。在这一时期, 政府干预市场的范围进一步扩展, 主要反映在货币制度的建立, 税收政策的完善以及银行业的兴起。希克斯认为, 国家制度与货币制度的关系历来是非常密切的。国家不仅能够从铸币中直接地获利, 还能从中得到更大的间接利益。货币是商业经济的产物, 而国家通过贸易渠道用货币支付得到的商品的价值是远远大于实物税收的。在历史上, 商业交换的兴盛也是与货币的应用相伴相随的。一般来说, 一个帝国的衰亡必然伴随着严重的财政危机, 国家财政的入不敷出才是影响国家政局稳定的直接因素。对国家而言, 税收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至关重要的。希克斯认为, 要解决政府的财政困难不仅需要依赖于商业经济的发展, 还要依赖于国家财政制度的完善。财政压力往往是推动国家改革的动力, 这也是促使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的动力。为了缓解战时财政压力, 国家需要大量借债, 这就需要国家的信用作为保障, 而银行业也正是在这个时段发展起来的。随着国家还债信誉的提高, 国家和银行就逐渐紧密联系在一起, 国债的信誉和流动性的增加就为国家缓解暂时的财政压力提供了资金来源。
(三) 工业革命以及市场和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希克斯认为, 商业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 是工业革命以来的近现代阶段。在工业从手工业阶段向现代工业的过渡中, 由于利息率下降以及资金更容易获取, 促使在流通资金的周转过程中, 资金不断返还并用于再投资, 这加快了金融业的发展。而蒸汽机的发明, 以及由机器制造的二代机器的出现, 降低了生产成本, 提高了工艺水平和精密程度, 使得科学和工业的关系愈来愈紧密。在科技成果的运用过程中, 工业化也在不断冲击着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了机器置换工人的现象。从长期来看, 一个新的产业工人阶级正孕育于其中。
二、希克斯的经济史分析方法的特点
第一, 从一种更宽泛的角度来解释经济史。在这本书中, 希克斯没有按照传统上狭义的观念来解释经济史, 而是从更为广泛的经济、社会和历史的角度来阐述他的研究成果。他认为, 经济学作为一门特殊的社会科学, 所关心的应该是人类的理性活动, 即人类有目的的活动及其后果。在他看来, “经济史经常表现为和直接表现为一种专门化的过程;但专门化不仅是各种经济活动的专门化, 也是经济活动 (正在变成经济活动的事物) 由其他各种活动中分离出来的专门化。”与一般的经济史学家有所不同, 他所关注的不是某一历史时期某一特定地点的某一类特定人群的生活水平问题, 而是“狭义上的经济活动的出现, 即‘经济人’或‘专为自己打算的经济人’ (正如人们也许仍然这样称呼的那样) 的出现。”他认为, 现有的“经济制度”, 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 都是人创造出来的。在《经济史理论》一书中, 希克斯构建了一种以“经济人”为主体的商品经济和市场发展的历史阶段理论, 他对市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导向作用以充分的重视, 并将商业的进化作为研究的主题, 但他似乎对社会发展的其他因素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从这个角度来看, 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可以看做是一部专题经济史。
第二, 倡导跨学科的交流。在学术研究方法的层面上, 希克斯倡导跨学科的交流, 并且希望通过构建他自己的经济史观, 用来打造这种对话的平台, 促成交流。“经济史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作为经济学家与政治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关于世界大事、思想和技术等的历史学家———可以互相对话的一个论坛。”仅仅局限于单一学科的钻研很容易让人走进死胡同, 难以实现质上的突破。只有突破学科之间的界限, 形成跨越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思想交流, 才可以赋予人们更为开阔的视野和全面的视角。这一重要性对于经济史学的研究更加显得重要, 经济史学的研究不仅要求研究者对于历史事件有着深刻的认识, 更要对经济发展历程的脉络有更为清晰的把握。希克斯正是在试图把经济史与其他历史联系起来考察, 把经济活动与人类的其他活动联系起来考察。
第三, 注重历史方法与经济方法的结合和统一。希克斯在解释和分析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时, 没有局限于对某一历史时段、某一历史时点上的经济状况及其变化的回顾与对比。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说过,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 即历史科学。”而经济理论正是从经济历史的演进中提炼、升华、概括出来的, 也是在经济历史的演化进程中得以检验, 日臻完善。希克斯认为, 理论和历史是可以统一的, 并对马克思试图阐述的理论表示赞同, “马克思从他的经济学中确曾得出某些总的概念, 他把这种概念应用于历史, 因此他在历史中发现的模式在历史以外得到了某种支持。这更是我要努力去做的事情。”希克斯希望能够通过这本书, 将他在经济理论的研究中所获得的某种对于经济史的理解和概念应用于经济史学的研究中去, 使经济理论的观点能够得到历史的验证, 同时也能赋予历史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 在这样的一个互动过程中最终实现理论和历史的统一。
摘要：经济史学家希克斯所著《经济史理论》一书, 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来解释市场的起源、出现、发展以及商业的进化, 揭示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希克斯的经济史分析方法侧重于从一种更宽泛的角度来解释经济史, 倡导跨学科的交流, 且注重历史方法与经济方法的结合和统一。
关键词：希克斯,经济史理论,经济史
参考文献
[1]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7.
[2]诺贝尔获奖者演说文集:经济学奖[M].罗汉,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3]王志伟.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希克斯经济思想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经济史理论 篇2
从目前西方学术界对资本市场运动规律研究的情况看，尽管有关的著述不少，学说繁多，但其中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的是市场有效性理论［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有鉴于此，本文对该理论作重点的评述。
一、市场有效性理论
在西方学术界，对于资本市场运动规律的理论按认识论来划分，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市场规律可知论；另一种是市场规律不可知论。
市场规律可知论的典型代表是传统的技术学派（亦叫图表学派）和基础学派。前者认为，历史是现实的基础。通过对前期市场运行的历史资料进行分析和研究，可以预测未来市场的走势。后者认为，价值是价格的根据，证券有其内在价值。在不同时期，证券价格可能低于或者高于其内在价值，但总的来看，证券价格会复归到内在价值的.水平上。由于证券的内在价值可以通过估算预期红利和收益贴现值来获得，因此人们能够对证券价格的变动趋势作出正确的判断。
长期以来，技术学派和基础学派的观点和方法在许多西方学者中间，特别是证券专业人员中间具有广泛的影响，获得普遍的认同。但是，随机行走理论（Random Walk）的提出， 市场规律不可知论已对市场规律可知论的权威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1953年，英国学者莫里斯・肯德尔（Maurice Kendall ）在对股市波动的统计分析中发现，股价变动没有任何模式可寻，它就像：“一个醉汉走步一样，昨天的价格与今天的价格无关，今天的价格与明天的价格无关，股市运动每一天都是全新的内容”。1959年，美国学者哈里・罗伯茨（Harry V.Roberts）和奥斯伯恩（M.F.M.Osborne）在研究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奥斯伯恩发现，股市日常的波动就像物理实验中出现的布郎尼运动一样，遵循着一种随机行走的规律。此后，阿诺尔德・穆尔（Arnold Moore）在对单个股票价格连续变动进行序列相关分析中发现，他随机抽取的29种股票价格的周度变化数据平均序列相关系数只有0.06，从而进一步证明了以历史数据预测价格变化的无效性。
上述发现，不仅使从事金融证券理论研究的学者感到困惑，而且使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感到费解。因为，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说法，资本市场应当是有序运行的理性市场，然而按随机行走理论推论，资本市场却又似乎成了无序运行的非理性市场。与之相联系，资本市场的无序运动自然无经济规律可循，任何试图通过分析和研究市场运动的历史和现实，预测市场未来变化的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因而，市场行为人只能去被动地接受和适应市场，而不能去改变市场。这样一来，技术分析工作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面对上述矛盾和问题，一些西方学者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并逐步形成了新的解释，即随机价格波动体现的正是一个功能良好、有效率的市场，而不是非理性的市场。他们的论据是：证券价格的变化取决于相关信息的变化。因为投资者对某种证券的需求取决于他对该证券的价格预期是看涨还是看跌。看涨时，就增加需求，看跌时，则减少需求，而证券价格预期又取决于投资者对所购买证券的了解，即信息的占有程度。这些信息包括：证券价格变动的历史数据、发行公司的经营和财务状况、股息增长率及其赢利机会等等。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每个投资者都想占有更多的信息，都想在交易之前获得利好的消息，都想在获得消息之后尽快入市炒作，竞争的结果必然使任何用于预测证券价格的信息即刻反映在现行价格上。只要一出现证券升值或者贬值的新消息，抢购或者抛售行为就会把时价抬到或压至一个适当水平。在这一水平上，投资者获得的只是正常收益率，即用以补偿风险投资和机会成本
寻求经济理论的创新 篇3
“经济控制论”的名称可能会使人误解，以为它不过是数量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而已。实际上，经济控制论有两种含义。其一，指的是由数量经济学、管理经济学、经济系统科学、运筹学等与控制论相结合而形成的新学科，基本上属于数量经济学的范畴。它把人和物及各种经济参数视为被动的控制对象，对具体的经济过程的动态特性和控制方式进行研究。杨著所着力探讨的，并非这一意义上的经济控制论，而是另外一种。这种经济控制论高度重视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人与人之间既协作又竞争的关系，研究在经济系统中人的积极性之主动结构与经济分工结构之间的关系，涉及到物质利益、责任问题、竞争的控制功能等等，实际上是把控制论所特有的逻辑结构应用于经济学领域而产生的一门新兴的经济理论学科。为了与前面那种经济控制论相区别，有人认为后者实际上应称之为“控制论经济学”，而非“经济控制论”。
尽管在这本书中所大量运用的数学符号和控制论术语，可能会使人误以为它仅仅是一本数量经济学论著，但只要仔细阅读过此书后就不难发现，作者对经济系统的内在规律，如分工度、反馈效率、竞争水平、流通效率等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大量分析研究，并提出了不少富于独创性的见解。纵观全书，不仅从字里行间而且从全书的布局谋篇之中，都可使人呼吸到一股清新的气息，领会到某种理论创新的信息。
作者把经济系统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具体的生产技术效率，不同个人在这方面的差异，是分工发生和发展的基础；第二个层次是经济中人与人之间分工协作的组织结构，如工厂、公司、托拉斯等等；第三个层次是通过价格、收入、利润、利息等来控制分配，构成反馈回路；第四个层次是通过经济立法来控制前三个层次。这四个层次相互作用，使经济系统不断地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发展。作者深入分析了这个发展过程及其运行机制。显而易见，这里的经济系统实际上是商品经济系统。但是，作者对商品经济的研究探讨却与传统理论有别。他另辟蹊径，在理论上进行了新的开拓。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及商品经济的关系，是一个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把社会主义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内学术界也很快在这一点上形成了一致的意见。但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到底是什么样的，应当怎样搞，却没有一个现实的经济模式可供效法，也没有一个现存的理论模式可作指导。由于历史的原因，商品经济只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下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是把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加以批判考察的。今天，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已经表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的商品经济，有其内在的规律、机制和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不过是在一种缺乏自觉认识的前提下，被动地适应了这些规律和机制的要求，并把它们纳入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轨道而已。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必要了解商品经济本身的性质，因此，把商品经济这种特有的社会生产方式从资本主义经济中剥离出来，研究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和机制，探讨自觉掌握和运用这些规律和机制的途径，就成为当前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
据笔者个人的体会，在杨小凯的这部著作中，作者正是把这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作为自己主要的研究标的的。尽管作者本人对于这一点并未作明确的表述和声明，但从全书的内容来看，他确实是以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及其历史发展过程的丰富素材作为研究背景，运用经济控制论的方法，把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商品经济从资本主义经济中剥离出来，对其发展过程及运行机制进行了富于创新性的研究。尽管还存在着种种不够完善之处，但应当承认，作者的研究仍然取得了不少有意义的成果。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远在一九八二年即已完成，这充分显示了作者的理论见地。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近来已有大量文章对此进行了探讨，并取得了不少突破。但是，纵观这些文章，总有一点不够令人满意之处。它们或从社会分工和利益的差别性来论述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或从分工、交换和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和性质来论述商品经济的普遍性，或论述价值规律的一般性质，或探讨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大多数仍沿袭了传统理论的研究方法，局限在一般抽象领域对一些本质性范畴作定性的探讨。即使联系到具体实践的成果，大多也是以这些具体实践的经验赋予这些本质范畴以新的含义，给它们以新的发展。这些工作无疑都是十分需要的，但是，埋头进行这方面探讨的人却都忽视了另一个方面，即针对比一般的本质规定要较为具体的商品经济的展开层次如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笔者认为，这后一方面的研究，无论是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还是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都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对于当前这场规模宏大的经济体制改革来说，更是如此。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我国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所谓充分发展的商品经济与不成熟的商品经济之间的区别，大抵都是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发育程度的区别。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是从自然经济模式或产品经济模式向商品经济模式转化的结构变革。在广大农村，将尚处在低级阶段的商品经济抚育成熟，更是发展的关键之所在。改革实践中提出的大量问题，往往并不是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定问题，而是如何使“人的积极性之主动结构”得以充分发挥功能，如何具备良好的宏观控制功能的问题，是如何建立切合实际并实现优化的商品经济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的问题，是在改革中涌现出来的各种组织结构如何运行、演化和发展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实践的问题，也是重要的理论问题。它们迫切需要借助于理论的分析给出解答，以便为进一步的发展提供条件，并避免失误。如果经济理论仍然恪守传统，把自己封闭在对一般抽象规定的定性探讨之中，对上述问题倒表现出一致的沉默，那么这样的理论对实践就很难产生指导作用，而只能成为实践的尾巴。
与此相对照，在传统经济理论十分薄弱的地方，本书却进行了别开生面的细致深入的研究。作者始终着力于探讨分工组织结构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以及通过价格、收入、利润、利息等商品经济的展开范畴对这个过程的调节控制机制，给我们揭示出以前很少论及到的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这一侧面，深化了我们对于商品经济的认识，也给我们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不少启迪。
例如，货币范畴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范畴之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出货币的本质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它体现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在本书中，作者却把货币所体现的社会关系放在商品经济的展开层次中来考虑，揭示了货币在经济系统运行机制中的功能：它是传输经济信息的标准语言。经济效果的差异经由一定的传输通道最终转化为生产者或经营者本身收益的差异，这就是信息的传输。信息传输是保证经济系统取得最大经济效果的必要手段。由于各个不同的经济单位都有自己的千差万别的“内部语言”，如资源的可利用性、稀缺性，生产的产量、质量、效率、品种、规格、消耗、占用，消费者的需求结构和需求强度等等。如果要求直接传输，必将使经济信息传输效能降低。而货币却能将各种各样的信息语言综合成统一的标准语言进行传输，大大提高了整个经济系统的传输效能，这就是货币的标准语言功能。如果对它施加限制，就会使经济效率受到损失。
又如，通过对商品经济中分工组织的发展过程进行分析，作者很自然地揭示了从事调节价格、利息、分工度、比例平衡度等参数的超级分工产生的必然性。商品经济中典型的超级分工活动有专业金融活动、交易所活动等等。由于经济活动中存在着分工度的放大效应、竞争的放大效应、比例平衡度的放大效应、价格变化的放大效应等等，这类活动调节着这些参数的变化，不仅使经济系统自动趋向于最优结构，而且往往能在短期内创造很高效益。分析超级分工在经济运行机制中的功能，不难发现它们是商品经济本身所固有的范畴。它们可以同资本主义私有制相联系，成为资本家剥削工人不劳而获的方便工具；也可以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联系，成为国家对经济系统进行分层控制的一个层次，受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调节和控制；在这里，超级分工经营者与直接生产者和直接经营者之间应当是一种特殊的分工协作关系。可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有必要存在超级分工和超级分工经营者，并非什么难以理喻之事，而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且，国家通过分层控制方式参与并控制这些活动，能够取得比直接控制生产经营更好的对经济系统的控制能力。
总之，杨小凯的这本著作，对经济系统的结构演化和运行机制给予了特别的注意，进行了大量的分析，由此而形成了与传统经济理论截然不同的鲜明的特色。它启发笔者想到另外一个问题：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究竟应当如何建立、如何发展？
笔者认为，传统的经济理论在四个方面存在着畸重畸轻的弊病，即重本质轻现象，重抽象轻具体，重原则轻机制，重定性轻定量。换言之，传统经济理论十分热衷于对经济范畴的抽象的本质规定方面进行分析，而疏于探讨这些范畴在现象形态的具体联系；热衷于从本质规定中引申出经济活动的原则，而疏于研究经济系统的运行机制；热衷于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定性分析，而疏于研究经济系统中的数量关系。这种在四个方面畸重畸轻的理论框架，抽掉了联系本质规定与具体现实的一系列中介环节，形成某种封闭化的理论结构。它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和本质规定当成具体的行动计划和指导方案的传统经济模式在理论上的翻版。
体制改革不仅冲破了传统的经济模式，也打破了传统的理论模式。传统理论由于在一般规定与经济现实之间留下了一大片空白地带，失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纽带，因而只能成为高悬于空中的孤立、封闭的权威和教条，同改革中多维多向、立体交叉的社会现实结构，形成尖锐的矛盾。在改革过程中，搞实际工作的，常常抱怨理论上的条条框框对于人们手脚的严重束缚；搞理论工作的，却不管怎样手忙脚乱地修补原有理论结构，也无法跟上实践的飞速发展。事情往往弄成这样，起初，是改革者们顶着理论的压力先干起来，待到事情干好了，成功了，马上就有许多理论文章去论述那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但理论的指导作用何在呢？传统的理论丧失了对于生活的指导作用，于是乎，一种重经验轻理论的风气便悄悄地潜入了人们的脑海。这是另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一年来改革实践中出现的一些失误提示我们，仅仅靠走一步看一步的经验办法，是很难顺利完成这场错综复杂、工程浩大的体制改革的。在沸腾的现实生活中，不仅有对旧理论的反思，更有对于理论创新的热切呼唤。改革的实践在迫切要求经济理论的系统分析和论证。经济理论必须尽快冲破传统理论的框框，打破封闭化的理论结构，开拓出一条创新之路。
经济理论的创新，首要的任务就是形成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机制的系统化认识。同传统理论相比，强调运行机制，是在理论目标和研究重点上的一个重要转换。
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中，盛行着事事到经典著作中去找根据，以引证代替论证，照搬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的风气，而不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细致地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现实。这不能不造成理论目标和研究重点上的“系统偏差”。
笔者认为，马克思所创立的一整套完整的以资本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为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武器。在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主要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不列颠博物馆中堆积的政治经济学史的史料也已汗牛充栋。马克思在这个基础上占有了充分的资料，仔细深入地分析了各种经济现象，从中得出了最一般的抽象概括，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从发生、发展到消亡的一系列规律。对资本主义经济作一般概括并揭示其运动的一般规律，是《资本论》的理论目标。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学当然要重视并且必须继承《资本论》的科学成果，但继承决不等于照搬照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人们面临的大量问题，是在生产关系的基本结构——社会主义公有制已经确立的条件下，如何建立起更为具体的体制结构，以及经济系统如何才能良好运转的问题。解答这些问题，提供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应当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目标和研究重点。
传统的理论经济学往往致力于对社会主义作一般抽象概括，试图建立一个类似《资本论》的一般理论体系。近年来，一些同志察觉到，这种想法很难实现，其中一大困难，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至今尚未为建立这种理论体系提供充分的材料，因此不知从何着手进行分析。由于社会主义现在仍处在发展阶段，各个具体形式远未充分展开。如果没有对各种具体形式的深入思考，就很难正确地作出一般概括。即使勉强建立起理论体系，往往会将某种理想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出发点。这很容易导致将某种既定的经济体制模式当做唯一有效的模式，用它来指导和约束经济实践，而不是从具体的经济结构在实践中的动态发生过程来探讨最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这就难免造成实践中和理论上的失误。马克思指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索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在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在做不出一般概括的地方，我们何不先去分析具体的经济体制形成、发展和运行的机制，先做好这项按顺序必须首先完成的工作呢？
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对未来的社会主义规定了一些基本的原则，也作了一些大致设想。但当时究竟还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经验，难以形成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系统化认识。而形成这样一个系统化的认识，就成为当代理论经济学的重要任务。这不仅需要随时总结实践经验，而且需要总结发展商品经济的规律，并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把商品经济的一般机制放在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环境中进行考察，形成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由于运行机制是从基本原则到经济现实的中介环节，它比具体的现象要抽象，比本质规定要更复杂更具体。要把握住它，就必须吸收和运用现代科学的成果，在更为综合和系统的角度上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换言之，我们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指导下，运用经济控制论所提供的观察角度、研究方法和概念体系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笔者之所以希望读书界对杨小凯的这本著作予以充分重视，就在于作者在这方面作了不少有益的探讨，为我们寻求经济理论的创新，提供了很多启示。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日
循环经济理论基础是生态经济 篇4
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 以“三R”为原则 (减量化Reduce、再使用Reuse、再循环R1cycle) ;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以生态产业链为发展载体;以清洁生产为重要手段, 达到实现物质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与生态经济既有紧密联系, 又各有特点。
从本质上讲循环经济就是生态经济, 就是运用生态经济规律来指导经济活动。也称为绿色经济。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成为:资源利用-绿色工业 (产品) 资源再生的闭环式物质流动, 所有的物质和能源在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的利用。循环经济指的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再生资源;能源包括能源 (如煤、石油、天然气等) 和太阳能、风能、潮汐能、地热能等绿色能源。注重推进资源、能源节约、资源综合利用和推行清洁生产, 以便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
循环经济理论基础是生态经济理论。生态经济学是以生态学原理为基础, 经济学原理为主导, 以人类经济活动为中心, 运用系统工程方法, 从最广泛的范围研究生态和经济的结合, 从整体上去研究生态系统和生产力系统的相互影响、制约和作用, 揭示自然和社会间的本质联系与规律, 改变生产和消费方式, 高效合理利用一切可用资源。生态经济就是一种尊重生态原理和经济规律的经济。它要求把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与其依托的生态环境作为一个统一体, 经济社会发展一定要遵循生态学理论。生态经济强调要把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多种组成要素联系起来, 进行综合考察与实施, 要求经济社会与生态发展全面协调, 达到生态经济的最优目标。
生态经济与循环经济主要区别是:生态经济强调的核心是经济与生态的协调, 注重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有机结合, 强调宏观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循环经济侧重于整个社会物质循环应用, 强调循环和生态效率, 资源被多次重复利用, 注重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的资源节约。生态经济与循环经济本质上是相一致的, 都是要使经济活动生态化, 坚持可持续发展。
二、物质循环是生态经济的基本功能
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理念的产生和发展, 是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深刻认识和反思的结果, 是人类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中陷人资源、环境和生存危机深刻反省自身发展模式的产物。由传统经济向生态经济、循环经济转变, 是在全球人口剧增、资源短缺和生态蜕变的严峻形势下的必然选择。客观的物质世界, 是处在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中, 物质循环是推行一种与自然和谐发展、与新型工业道路要求相适应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态经济的基本功能。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是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的两大基本功能, 是处于不断转换中。循环经济要求遵循生态规律和经济规律, 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与优化环境, 在物资不断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 使生态经济原则体现在不同层次的循环经济形式上。
循环经济在发展理念上要改变重开发、轻节约, 片面追求GDP增长;重速度、轻效益;重外延扩张、轻内涵提高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把传统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经济, 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经济。既是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和污染治理模式, 又是经济发展、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的一体化战略。循环经济与生态经济推行的主要理念:
一是新的系统观。循环经济与生态经济都是由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等要素构成的大系统。要求人类在考虑生产和消费时, 不能把自身置于这个大系统之外, 而是将自己作为这个大系统的一部分, 来研究符合客观规律的经济原则。要从自然—经济大系统出发, 对物质转化的全过程采取战略性、综合性、预防性措施, 降低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的过度使用及对人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使人类经济社会的循环与自然循环更好地融合起来, 实现区域物质流、能量流、资金流的系统优化配置。
二是新的经济观。就是用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规律来指导生产活动。经济活动要在生态可承受范围内进行, 超过资源承载能力的循环是恶性循环, 会造成生态系统退化。只有在资源承载能力之内的良性循环, 才能使生态系统平衡发展。循环经济是用先进生产技术、替代技术、减量技术和共生链接技术以及废旧资源利用技术、“零排放”技术等支撑的经济, 不是传统的低水平物质循环利用方式下的经济。要求在建立循环经济的支撑技术体系上下功夫。
三是新的价值观。在考虑自然资源时, 既视为可利用资源, 又需要维持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在考虑科学技术时, 既考虑其对自然的开发能力, 又要充分考虑到它对生态系统的维系和修复能力, 成为有益于环境的技术;在考虑人自身发展时, 既考虑人对自然的改造能力, 又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四是新的生产观。就是要从循环意义上发展经济, 用清洁生产、环保要求从事生产。其生产观念是要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 尽可能节约自然资源, 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要从生产源头和全过程充分利用资源, 使每个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少投入、少排放、高利用, 达到废物最小化、资源化、无害化。上游企业的废物成为下游企业的原料, 实现区域或企业群的资源最有效利用。
五是新的消费观。提倡绿色消费, 就是物质的适度消费、层次消费。是一种与自然生态相平衡和节约型的低消耗物质资料、产品、劳务与注重保健、环保的消费模式。在日常生活中, 鼓励多次性、耐用性消费, 减少一次性消费。这是一种对环境不构成破坏或威胁的持续消费方式和消费习惯, 建立循环生产和消费的观念。
三、发展循环经济的关键在于加速经济转型
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理念和模式, 因此, 发展的关键在于加速经济转型。要按照生态经济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从传统的资源依赖过量消耗型、粗放经营的经济增长方式, 向资源节用循环型、集约经营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就是转变到经济、社会与生态、协调发展的模式上来, 进入到经济结构调整中, 以“协调、减量、循环”为主要手段, 落实到各个环节, 达到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目的。
实现经济转型, 制度环境与政策条件很重要。要完成经济转型必须建立一整套新的经济制度体系, 包括产权、价格等基础性制度, 生产、采购、消费和贸易等规范性制度, 财政、金融、税收和投资等鼓励性制度, 国民经济核算、审计和会计等考核性制度。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 规范引导经济运行。体制、制度、机制没有根本改变, 经济增长方式是难以转变的, 更谈不上经济转型。此外, 国家经济综合部门要制定产业政策, 鼓励发展资源消耗低、附加值高的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和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要利用国债等渠道进行投资引导, 在各行各业促进形成循环型清洁生产环节;要运用财政、税收手段鼓励企业积极开展节约资源和废弃物循环利用, 对生产再生资源的产品实施税收优惠政策。要积极运用价格杠杆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合理调整资源型产品与最终产品的比价关系, 完善自然资源与再生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解决价格障碍。建立健全生态与环境保护和资源补偿机制, 充分发挥各种杠杆的调节作用。
循环经济理论综述 篇5
一、循环经济的起源
1962年美国生态学家卡尔逊发表了《寂静的春天》，指出生物界以及人类所面临的危险。“循环经济”一词，首先由美国经济学家Ｋ·波尔丁提出，主要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其“宇宙飞船理论”可以作为循环经济的早期代表。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起引入了关于循环经济的思想。此后对于循环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不断深入。1998年引入德国循环经济概念，确立“3R”原理的中心地位；1999年从可持续生产的角度对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整合；2002年从新兴工业化的角度认识循环经济的发展意义；2003将循环经济纳入科学发展观，确立物质减量化的发展战略；2004年，提出从不同的空间规模：城市、区域、国家层面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二、循环经济的内涵及实质
所谓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规律而不是机械论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循环经济遵循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和再循环(recycle)（3R原则），这成为许多研究者的共识，并将减量化解释为输入端方法，再利用侧重于生产过程，再循环属于输出端方法。“3R”来自于杜邦的“3R制造法”，三者均是提高资源效率的途径。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一产品一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所有的物质和能源要能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以把经济活动对自
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而传统经济是一种由“资源一产品一污染排放”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其特征是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在这种经济中,人们高强度地把地球上的物质和能源提取出来,然后又把污染和废物大量地排入到水系、空气和土壤中,对资源的利用是粗放的和一次性的,通过把资源持续不断地变成为废物来实现经济的数量型增长。
我国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实质，是用发展的思路解决资源约束和环境污染矛盾，降低发展成本，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实现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对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阶段、人均资源占有量不足的我国来说，循环经济首先是资源节约战略。循环经济追求的不是简单地降低资源消耗，而要使资源尽可能得到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从而达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的目的。传统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工业化模式，我国不能照搬。在资源约束的条件下，我们必须将节约放在优先位置。资源利用的减量化和废旧物资的回收利用，一直是我国资源节约的主要手段，也是循环经济的重要内涵。
减少污染物排放是循环经济的另一个题中之义。工业污染防治的最初措施是“末端治理”。这是一种只投入不产生经济效益的措施，即使在发达国家也已改变了这种费而不惠的技术路线。清洁生产强调生产的全过程控制，从源头削减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实际上，这也是企业循环经济的主要内容。如果说清洁生产主要在企业内部施行的话，循环经济则可以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配置资源：通过延长产业链，将上游的废物变成下游的原料，以及能源的梯级利用，变废为宝，化害为利。比如，火电厂的粉煤灰是固体废弃物，但可以用来生产多种建材，变成具有市场价值的商品，从而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
循环经济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循环经济覆盖所有的以资源高效利用和环境保护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活动，涉及每个公民、每个家庭、每个社区、每个企业、每个地区乃至整个民族。例如，一个家庭的节电、节水、垃圾分类等；一幢办公大楼的节能、利用太阳能、中水利用、分布式冷热电联供等；企业的节约降耗、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清洁生产等；社区的垃圾分类回收等，都属于广义的循环经济。狭义的循环经济则是通过废物资源化来发展经济，相当于“废物经济”、“垃圾经济”范畴。
三、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状况
1、我国循环经济政策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建设思路和方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先后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自2009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标志着从法律角度为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保障和支撑体系已形成。十一五发展纲要中对今后五年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作出了全面部署，明确提出：“坚持开发节约并重、节约优先，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在资源开采、生产消耗、废物产生、消费等环节，逐步建立全社会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
2、成就和经验
我国循环经济起步和发展较西方发达国家迟,目前还处于试点、试验阶段。但近年来,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国致力于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也取得了一些成就并积累了一些循环经济发展的经验,这主要反映在：
（1）在企业的层次方面。
推行清洁生产,促进产品生态设计,从生产的源头和全过程充分利用资源,使企业努力实现废物的最小化、资源的最大化、终极处置的无害化。
（2）在生态园区建设方面。
国家环保总局于1999年10月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组织实施“中国工业园区的环境管理”研究项目,并确定了4个在环境管理方面各具特色的试点园区,即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2008年年底,列入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单位(第一、二批)的产业园区已经达到33个。
（3）在生态农业发展方面。
经过1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有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生态农业试点2000多个,其中有160多个县级规模、10多个地(市)级规模,另有几个省逐步发展生态农业省。我国生态农业建设的发展表明已逐步开始走向成熟,这将大大促进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在区域循环经济建设方面。
2002年5月,国家环保总局批准辽宁省在全国率先开展循环经济试点建设,目前已初见成效。到2008年年底,列入国家循环经济试点的省、市27个。
经济史理论 篇6
关键词：贵州经济；内生增长；人力资本；创新
引言：贵州经济的发展模式还属于粗放型，经济结构还不够完善，经济增长缺乏内生动力，继续这样的发展模式贵州经济将会陷入死循环，无法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为了突破贵州经济增长的瓶颈，首先需要以正确的理论为基础，对过去的经济增长情况进行分析，总结经验教训，然后结合贵州省的实际情况，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关键点
（1）报酬不变和报酬递增。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诸如知识这样的内生要素是具有外部溢出效应的，随着知识的积累会使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现实报酬递增，所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了具有要素报酬不变或递增性质的生产函数，以解释内生经济增长的原因。（2）边干边学与知识的溢出效应。一是随着资本品的增加积累的知识也越来越多，使得资本品所包含的技术水平得以提高；二是由于知识的外部效应，所有劳动力与资本的效率在转化为产品时都会有所提高。（3）人力资本。由于人力资本的可传递性，其最终结果不仅提高了自身的生产率，而且也提高了劳动与物质资本的生产率，从而形成了生产的收益递增。（4）研究与开发。研究与开发指的是运用现有知识进行科学技术的创新性活动。
二、贵州经济增长动力的问题分析
（1）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对资源的依赖。长久以来，贵州的经济发展对资源的过度依赖仍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10大行业实现工业增加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的80%以上，可见贵州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目前仍然依赖于资源投入，一旦资源枯竭，经济发展将陷入极大困境。（2）人力资本的欠缺。贵州人口比例不均衡，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农村人口较多，受教育的机会较少而且教育程度较低，其次，贵州高文化高素质人才分部不均匀，这造成了贵州省内各地区经济发展的脱节，各地区经济水平差距较大。最后，贵州人力资本欠缺的主要原因在于教育程度较低，教育发展水平不够。（3）经济发展中的创新能力不足。大部分企业没有掌握核心技术，农业的科技应用处于较低水平，各个行业中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较低，缺乏支撑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更是稀缺。
三、实现经济内生动力的意义
（1）较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上拥有后发优势，但很多地区只是单纯的引进发达地区的技术和模仿发达地区的技术，并没有真正发挥后发优势，这需要建设完备的基础设施，拥有较完善的经济结构和建立适宜的经济制度，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才能将后发优势真正的转变为发展动力，从而使后发优势得以有效发挥。（2）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贵州生态的破坏，如果还是依靠原来以要素投入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必然会进一步消耗贵州的自然资源破坏其生态环境，生态环境的破坏必然会影响经济环境。（3）只有实现经济的内生增长，贵州才能脱离现有的区域发展困境，和其他地区共同发展，以较快速度追赶发达地区前进的脚步。否则，贵州将陷入贫困地区发展的死循环中，拉低国家经济的增长水平。
四、实现贵州经济内生增长的政策建议
新经济增长理论 篇7
一、新经济增长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区别
20世纪60年代流行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依据以劳动投入和物质资本投入为变量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了增长模型,把技术进步当作外生变量来解释经济增长。索洛增长模型说明了人均产出的增长来源于人均资本存量和技术进步,但是只有技术进步才能够导致人均产出的永久性增长,储蓄率的变化只能暂时性的影响经济增长率,而不会永久性的影响经济增长,根本原因在于索洛的模型假设了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所以在索洛模型中,技术进步作为了一个外生变量来处理,但是技术进步来自何方呢?答案是不知道。但是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储蓄和投资可以导致持续增长,因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不存在资本收益递减问题。根本原因是因为技术是内生变量: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开发,创新,发明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把技术进步内生化,技术进步导致要素收益会递增,从而得出长期增长率是正的结论。
二、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
罗默模型、卢卡斯模型是最著名的内生增长模型,所有这些模型表达出来的基本思想是:企业是经济增长的最终发动机,是最终推动力。特别是这些模型试图说明企业如何积累关于人力资本和技术变化方面的知识,这些模型也表明:知识积累过程中会出现外部性或知识外溢效应。那么如何加强知识的积累呢?从我们国家经验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要借鉴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要保持政治稳定,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扶持研究与开发,重视人力资本投资,保护产权,重视创新。
三、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阿罗的干中学理论
阿罗和舍辛斯基通过假设知识的创造是投资的一个副产品来消除报酬递减的趋势。阿罗指出:人们是通过不断学习来获取知识的,技术进步是知识的产物,学习的结果,是经验的不断总结,经验的不断总结又带来技术进步。比如一个增加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的企业,一方面学会了如何有效率的生产,另外一方面,高效率生产的经验又提高了技术水平。经验对技术进步的这一正方向影响被称为干中学或者边投资边学,而且一个生产者的学习会通过一种知识的外溢传到另外一个生产者,从而提高其他人的效率。这样资本投资边际收益递减的问题有可能克服,而规模经济,报酬递增有可能实现。
(二)人力资本理论概念函括
20世纪80年代罗默、卢卡斯等人将人力资本概念引入经济增长理论。罗默在其模型中,假定代表性厂商的生产函数有三种投入:资本,工厂自己的生产知识,社会所拥有的知识。当单个厂商做决策时候,是将社会拥有的知识作为给定量,考虑如何利用资本和自己的生产知识去达到利润最大化。不过个别厂商的知识不可能永远保持为商业秘密,这些知识会不断地成为社会所拥有的知识。正是这种知识和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会使社会的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持续。也就是说,人力资本是经济“内生性”增长的动力。卢卡斯强调产出依赖于行业的平均技术水平,人力资本的外部作用表现在行业的平均技术水平上,而不是社会的人力资本积累。在卢卡斯的模型中,人力资本对产出水平发生影响,而人力资本增长率取决于行业平均技术水平(平均人力资本存量),加上本期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人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会有效提高经济中的实际投入,使产出水平上升。单个经济单位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在对其产出作出贡献的同时,也提高了社会平均人力资本水平,促进社会的经济运行效率。由此可见,人力资本因素在经济增长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
(三)罗默的技术进步内生化模型
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假定规模报酬不变,资本边际收益递减,随资本存量增大,经济增长就会减慢,甚至停滞。然而与发达国家的持续增长不符合,于是索洛在模型中把技术进步当作一个外生变量,把不能归因于劳动力,资本投入量解释的产出,归为“索洛剩余”,这就说明技术进步不能被新古典理论所解释。1986年罗默发表了《递增报酬与长期增长》一文,对干中学的模型进行了修改。他认为知识是生产函数中的一种投入,包括知识在内的资本具有外部经济技术正效应。一方面,生产和投资过程自身增进了人力资本的积累,这种积累通过提高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每个厂商都会从别的厂商那里获得新的知识,并使其知识存量的增加对产出发生影响,投资促进知识积累,知识积累会使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会刺激投资,三者之间构成了互相推动的良性循环。罗默把技术进步当作经济系统中的内生变量,认为尽管任何特定的技术突破可能是随机出现的,但是技术整体的增长同投入的人力,物力成正比。同时,由于技术可以提高投资的效益,对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来说,其生产函数可能是“报酬递增”的,这样就解释了工业化国家的为什么能够持续增长的原因。罗默提出了四要素增长理论,即除了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资本和劳动以外,又加上人力资本(以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和新思想(用专利来衡量,强调创新)。1992年罗默在世界银行发展的经济学年会上进一步把上述思想运用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展战略的研究中,并认为能否提供和使用更多的创意和知识品,将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或者地区能否保持长期增长。例如毛里求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实施了开放政策,吸引了香港的企业家把新思想和知识品运用到了那里,从而带动了该国的经济发展,摆脱了赤贫状况。
(四)经济增长“非趋同理论”
按照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减缓,经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会提高,最终不同国家的人均产出增长率会“收敛”于稳定的均衡增长率。也就是说,在存在技术进步并且由于国际经济的融合使技术因素共同分享的情况下,均衡增长率将会等于技术进步率。然而一些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战后各个国家之间经济差距拉大,一方面是经济发达国家持续性增长,另外一方面是贫困国家更加落后。新古典理论在实证面前就没有说服力量了,这也导致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一度沉寂。对此,新经济增长理论部分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们认为由于发达国家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资源,其人力资本收益递增效应将会抵补资本边际收益递减效应而有余,因此经济增长速度不会放慢,反而有加快的可能;经济落后的国家则相反,由于其贫乏的人力资本资源,经济增长可能放缓,甚至停滞不前,这就出现了富裕国家更富,贫穷国家更贫困的两极分化。
四、新经济增长理论的现代发展
从理论上看,有的学者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角度,提出内生增长思路;有的学者从商品,资本和思想国际间流动出发,探讨开放经济中内生增长思路;还有的学者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加以考虑,用产权理论说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随着理论发展,不少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新经济增长理论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进行实证分析。目前,这种实证分析主要沿着两条路线进行:一条是进行国别间的研究,寻找内生增长的证据;另一条是利用一国的长时段数据,进行一国的经济增长研究。从实证分析来看,目前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但是在估计方法,变量的调整,数据的调整,定性因素的量化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从未来发展趋势看,新经济增长理论将沿着两个方向进行:一是沿着非线性动态模型路线进行,以更为复杂的数学模型来模拟现实经济世界;二是用计量经济学手段,进行实证检验研究。
摘要：新经济增长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现象,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进行实证分析。目前,这种实证分析主要沿着两条路线进行:一条是进行国别间的研究,寻找内生增长的证据,另一条是利用一国的长时段数据,进行一国的经济增长研究。从实证分析来看,目前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但是在估计方法,变量调整,数据调整,定性因素的量化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从未来发展趋势看,新经济增长理论将沿着两个方向进行:一方面是沿着非线性动态模型路线进行,以更为复杂的数学模型来模拟现实经济世界,另一方面是用计量经济学手段,进行实证检验研究。
关键词：新经济增长理论,人力资本,内生经济增长,四要素增长
参考文献
[1]张世贤.西方经济思想史[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
[2]黎诣远.西方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经济史理论 篇8
一、企业理论中经济力理论及其局限
(一) 经济力理论
所谓经济力理论, 它主要研究企业或公司如何提高自身的赢利能力, 诸如利用规模经济降低成本、垄断优势对外投资、通过对外投资获取高额利润和竞争地位等等。该理论的前提是把企业定位为“经济公民”的身份, 这是一切经济力理论研究的大背景。这个理论的另一个暗含条件是企业是以追求经济利润为根本目标的, 企业的责任在于实现股东的利益最大化, 企业发展的动力是经济要素的投入, 绩效来源于经济资源产出的效率。这一点在传统跨国公司理论研究中体现得很有代表性。传统跨国公司理论无论是“主流学派”还是“非主流学派”、无论是人们所总结的“个论”还是“通论”, 对其行为的解释从没走出过企业“经济利益”的地域, 始终在为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原因、动机、目的寻找经济利益的源泉, 始终围绕“培育、利用优势, 尤其是垄断优势, 获取高额利润”这一教条来探索跨国公司垄断优势来源以及如何利用, 进而解释跨国公司行为, 所以传统的跨国公司理论本质上属于经济力理论。
(二) 经济力理论的局限
企业是社会的经济细胞, 不但是经济利益的折射, 同时也是社会各种利益的交集。特别是跨国公司这样的庞然大物对此体会应该更加深刻。难道跨国公司存在的价值就是创造经济利益?难道“企业的职责就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回答这个问题似乎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 实际上作为社会细胞, 企业同样是社会关系的显现, 回答以上问题恰恰是回到了经济学研究的本源。除了科斯从交易费用角度解释了“企业的性质”, 那么是否还存在其他角度解释对企业的性质作出解释?毕竟, 企业的本源不但具有经济性也具有社会性。这就意味着企业不仅是“经济公民”, 还“社会公民”。
理论的发展总是意味着实际情况已经发生改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 跨国公司发生了许多新变化, 诸如:跨国并购浪潮与国际战略联盟、RD的国际化、企业制度和治理结构柔性化、网络化等等;跨国公司目标向多元化发展, 包括经济目标、社会目标、环境目标、人文目标的目标体系;重视社会责任的价值取向, 强烈关注跨国公司社会伦理形象。而且, 在所有变化中, 都贯彻一个理念, 那就是“人性化、人文化”。这一系列新变化在传统跨国公司理论中无法找到准确的解释, 尤其是当今跨国公司把社会责任作为实现其目标体系的重要途径, 强烈地追求社会伦理形象, 传统跨国公司理论更是无法合理解释。社会力理论的诞生为跨国公司理论开辟了崭新天地, 为合理解释跨国公司社会责任追求伦理形象找到了理论依据。
二、企业理论中社会力理论的发展
社会力理论是跨国公司理论的新发展, 所谓社会力理论, 就是研究企业在新的企业使命和多元目标体系下, 赢得社会尊重和赞誉的能力, 与社会协调一致、与环境相容共生的能力, 并解释跨国公司关注社会和环境的新的经营战略与行为的理论体系。该理论的任务是应用道德哲学的基本方法、探索跨国公司实现目标体系的动力源泉和运行机制, 并合理解释跨国公司行为和价值观的新变化。社会力理论的产生不仅是跨国公司理论的必然演进, 更是跨国公司实践的客观要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 跨国公司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这标志着其已经完成了“经济公民”向“社会公民”的转化。发生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企业经济力 (垄断优势、技术、资源、内部化力量等等) 的有限性, 制约了跨国公司原有经营战略的实施, 使跨国公司越来越认识到, 经济力已经不能构成全球化经营的动力系统, 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等因素的迫动性引发跨国公司战略的新变化, 因此, 必须寻求新的动力源———社会力。把承担社会责任、环境责任作为培育社会力的核心, 并形成跨国公司新的核心竞争力, 这为跨国公司社会力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实证依据。
随着价值观的转变, 跨国公司的目标也不再是单一的经济目标了, 而是向多元发展, 形成了包括经济目标、社会目标、环境目标、人文目标的目标体系, 多元目标体系决定了跨国公司的企业制度更关注人性化、人权、公平, 还有与社会和谐。目标的多元化, 决定了传统跨国公司理论, 已经无法合理解释跨国公司在对外投资和全球化经营过程中承担社会责任和树立伦理形象的新变化。
三、社会力理论的一般化: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
社会力理论的提出, 使跨国公司理论向前进了一大步, 为跨国公司如何获得更具适应性的发展能力提供了理论指导, 而社会力理论的研究框架也能够为企业理论发展更加一般性的社会力理论提供帮助。虽然跨国公司社会力理论中已经为社会力构成设计了大致的框架, 但其设计源泉其实来自于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思想, 因此社会力理论的发展还在于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
(一) 国外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演变
虽然从起源到今天, 历经“数个世纪”, 但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还在讨论之中没有统一的答案, 自然相应的内涵也就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1924年歇尔顿首次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说法。他把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者满足产业内外各种人类需要的责任联系起来, 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含有道德因素在内。这种崭新的思想认为, 企业经营战略对社区提供的服务有利于增进社区利益, 社区利益作为一项衡量尺度, 远远高于企业的盈利。20世纪20年代, 美国就出现三种相互联系的观念对传统企业社会责任理念提出挑战:受托人观念、利益平衡观念和服务观念, 这三种观念开始扩大企业的社会责任。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 企业的社会责任增大了, 包括雇员福利 (抚恤金和保险计划) 、安全、医疗保健和退休方案得到进一步完善。20世纪60年代环保主义蓬勃发展,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心由赞助行为、提高产品安全度等类似事宜, 转向改善空气和水的质量。20世纪70年代, 消费者权益运动风云迭起, 企业社会责任又加入了新的内容。
虽然不同时期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是不一样的, 相应的理论认知也存在不同。但从总体上来看企业社会责任可以看作是企业高层作为企业相关者的信托受托人, 而积极实施利他主义的行为, 以履行企业在社会中的应有角色。其中相关的信托受托人实际上指的是公司股东、债权人、职工、消费者和广大社会公众等相关利益者。而利他行为则是指企业为社会公众解决某些社会问题, 但自己并不直接从中获取经济上的好处。
(二) 国内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
国内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传承自国外的相关研究, 是在中国的社会文化需要和面对国际贸易的压力下必然出现的结果。与国外一样,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 国内学者也是众说纷纭各有看法, 其内涵远未统一。但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中国主动应对的最好选择, 也与中国经济发展同步, 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目前中国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明显不足。其表现为:一是研究成果少而且观点片面。从国内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文献来看, 迄今为止, 对企业社会责任系统研究成果不够深入, 现有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著作中, 全面系统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几乎没有。二是缺少创新性研究。目前国内翻译国外企业社会责任各方面原著较多, 而国内原著很多都是借鉴或直接引用国外专家、学者的观点和科研成果, 针对中国特色的理论观点很零碎, 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三是侧重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应用研究而轻理论研究。与国外理论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明显不同。可以看到,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研究亟待加强, 特别是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的建立。
四、总结
企业角色从“经济公民”转向“社会公民”;企业理论也从经济力理论发展到社会力理论, 在这个过程中企业正在逐渐掌握更具加适合发展的能力, 并通过将社会责任整合入企业战略的形式, 在制度上保证了更加有效地将社会力转化为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 并借此发展出强大的竞争优势。但企业理论的这一新发展还有待进一步的提供给企业更强的理论指导, 关键在于建立可融入企业经营管理策略的与企业绩效紧密相联的社会责任评价体系, 而这又依赖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对于中国企业来说, 竞争的最高境界将是标准和制度的竞争, 强化社会责任是企业提高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企业要把承担社会责任作为企业经营管理战略的重要内容来规划。要把承担社会责任的成本变成对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投资, 而且要争取这种投资的效益最大化。
摘要：将企业的发展看作是企业不断获得更加自由能力的过程。从自由的视角, 企业理论的发展被看作是从对一种能力的研究转向另一种能力的研究, 即作为传统企业理论的经济力理论向现代企业理论的社会力理论发展。社会力理论如何从跨国公司理论中发展成更加一般的企业理论, 其核心在于对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研究, 从而完善社会力的构成。
关键词：企业理论,经济力理论,社会力理论,企业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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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邓修权, 夏国平.企业能力理论及其形成背景分析[C].全国第七届工业工程与企业信息化学术会议论文集,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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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理论 篇9
一、实验过程 (约40分钟)
1、情景准备 (约5分钟)
为学习比较优势理论, 教师设置的场景为甲乙两个邻国, 两国的居民均只生产两种产品———面包和牛肉, 两国居民习惯将面包和牛肉搭配成牛肉汉堡作为食品, 1单位面包配1单位牛肉。
将学生分为两组 (如是合堂教学, 可按照行政班级划分) , 一组扮演甲国居民, 一组扮演乙国居民。甲国生产效率相对较高, 生产1单位面包需要1.5小时, 生产1单位牛肉需要1小时;乙国生产效率相对较低, 生产1单位面包需要2小时, 生产1单位牛肉需要3小时。
在两国开始进行生产、交易和消费活动前需使学生理解:任何一国居民在生产和交易后, 最终收益取决于其所拥有的面包和牛肉中数量较少的, 因为多余的面包和牛肉无法制作成汉堡以供消费。
2、两国无贸易条件下的生产消费情况实验 (约15分钟)
教师宣布, 两国处于自给自足的生产和消费状态, 并不开展贸易活动, 给予各自20小时的生产时间, 请学生安排自己的生产时间, 以获得最大收益。
经过思考, 学生在具体操作过程中, 会以经济人的思维, 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 结合本国国情进行生产。最终结论如下。
(1) 甲国的最优产量。因为甲国生产1单位面包需要1.5小时, 生产1单位牛肉需要1小时, 以a代表面包数量, b代表牛肉数量, 则甲国的生产函数为1.5a+b燮20, 假如甲国只生产面包, 则最大产量为13.33单位, 若只生产牛肉, 则最大产量为20单位, 根据已有的经济学知识, 学生以 (0, 20) 和 (13.33, 0) 为两个端点, 绘出了甲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 如图1所示。图中, 生产可能性曲线上各点意味着甲国居民充分运用了资源, 又因为衡量收益大小的牛肉汉堡由1单位面包配1单位牛肉构成, 故最优生产组合点为 (8, 8) , 即用12小时生产8单位面包, 用8小时生产8单位牛肉。这样, 甲国居民在无贸易情况下, 能获得的最大收益为8单位牛肉汉堡。
(2) 乙国的最优产量。乙国生产1单位面包需要2小时, 生产1单位牛肉需要3小时, 以a代表面包数量, b代表牛肉数量, 则乙国的生产函数为2a+2b燮20, 假如乙国只生产面包, 则最大产量为10单位, 若只生产牛肉, 则最大产量为6.67单位, 同理, 学生以 (0, 6.67) 和 (10, 0) 为两个端点, 绘出了乙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 如图2所示。并能找到最优生产点为 (4, 4) , 即用8小时生产4单位面包, 用12小时生产4单位牛肉。这样, 乙国居民在无贸易情况下, 能获得的最大收益为4单位牛肉汉堡。
3、两国有贸易条件下的生产消费情况实验 (约20分钟)
这一阶段的实验为该课程的重点, 教师宣布假定两国居民仍有20小时的生产时间, 但允许两国进行自由贸易, 各国居民需合理安排面包和牛肉两种商品的生产时间, 并提醒学生, 生产和贸易的目的是使收益最大化。教师扮演贸易主管部门, 主管进出口贸易, 学生可根据其生产的两种商品的数量 (四舍五入计算) 到主管部门领取面包票和牛肉票以用于贸易。
学生在进行交易前, 需要考虑两种商品的交易价格, 即多少单位的面包与多少单位的牛肉等值。为简化操作过程, 教师在此将两种商品的比价定为1单位面包=1单位牛肉。
本阶段的实验可进行多轮, 使用表1来记录学生的交易过程。在一轮交易结束后, 教师查看每个交易者的情况, 如果学生手中还存有额外的无法相匹配的面包或牛肉, 则意味着浪费 (因其无法组合成牛肉汉堡) 。之后, 教师宣布本轮交易获得的票据在下一轮中失效, 开始第二轮交易。与此类似, 第三轮、第四轮……直至学生手中多余的面包和牛肉很少时, 第二阶段的实验结束。
第二阶段实验结束后, 要求学生将收益情况与第一阶段封闭状态进行比较, 会发现第二阶段的收益较之前有所增加。
二、理论讲解与讨论 (约20分钟)
1、基本理论
学生在实验过程中, 在逐利动机的驱使下, 很快就发现若想使同为经济人的两国居民均增加收益, 每个国家应集中生产自身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如何确定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可以通过一国某种商品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来衡量。如:
面包的相对劳动生产率=面包的劳动率/牛肉的劳动生产率
如果一国面包的相对劳动生产率高于另一国, 则该国在面包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
甲国面包的相对劳动生产率=面包的劳动生产率/牛肉的劳动生产率
乙国面包的相对劳动生产率=面包的劳动生产率/牛肉的劳动生产率
这就表示, 甲国生产1单位牛肉的时间仅能生产0.67单位面包, 而乙国生产1单位牛肉的时间则可以生产1.5单位面包, 故乙国在面包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
甲国牛肉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牛肉的劳动生产率/面包的劳动生产率
乙国牛肉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牛肉的劳动生产率/面包的劳动生产率
同理, 甲国在牛肉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
由于在交易中两种商品的比价为1∶1, 故一个甲国居民将20小时全部生产牛肉, 可得20单位牛肉;一个乙国居民将20小时全部生产面包, 可得10单位面包。经过交易, 一个甲国居民可获得10单位面包和10单位牛肉, 构成10个汉堡的收益;一个乙国居民可获得5单位面包和5单位牛肉, 构成5个汉堡的收益。结论是, 按照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并交易, 甲乙两国居民的收益较之封闭状态下均有增加, 验证了“贸易是无烟的工厂”。
2、适度展开
如果课堂时间允许, 教师还可以提出两种商品的其他比价以供学生讨论, 如1单位面包可兑换1/2单位牛肉、1单位面包可兑换2单位牛肉。
当1单位面包可兑换1/2单位牛肉时, 甲国居民可将20小时所生产的20单位牛肉中的6单位, 换回12单位面包, 与剩余14单位牛肉组成12个汉堡, 获得12单位收益。此时, 甲国收益比封闭条件下要好, 而乙国收益比封闭条件下要差。
当1单位面包可兑换2单位牛肉时, 甲国居民可将20小时所生产的20单位牛肉中的14单位, 换回7单位面包, 与剩余6单位牛肉组成6个汉堡, 获得6单位收益。此时, 甲国收益比封闭条件下要差, 而乙国收益比封闭条件下相对要好。
出现这样的结果原因正在于, 甲国在牛肉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 乙国在面包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 1单位牛肉对面包的比价越高, 对甲国越有利;比价越低, 对乙国越有利。
在对实验结果进行讲解时, 教师应该重申比较优势理论成立的假设条件, 如:存在两个国家;生产相同的两种产品;只有一种生产要素 (劳动) ;两国的在同种产品上的劳动生产率不同;由此导致的相对成本差别;两国的技术水平不变;要素可在国内流动但不可跨国流动;规模报酬不变;交易成本为零等。
三、进行经济学课堂实验需注意的问题
将实验经济学带入课堂, 可以很好地将传统“旁观式”教学转变为“参与式”教学, 以上述比较优势理论的实验为例, 它将以往教师在黑板上单一的演算, 学生被动接受, 转变为学生自觉思考、主动参与, 对于启发学生的经济学思维并尝试在现实生活中加以应用大有裨益, 将经济学变为真实生动的科学。但在进行经济学课堂实验时, 有一些必要的准备值得注意。
1、教师能够统筹安排
课堂实验能否顺利开展, 取决于教师对整个实验过程的统筹把握。实验各阶段的时间控制、必要的道具准备、各阶段要取得的结果和意义以及实验最终结果和意义, 都需要教师在课前充分准备并在课堂上全局掌控。只有这样, 才能确保学生在实验中的探索始终沿着一条主线进行, 真正体现课堂实验的价值。
2、课堂实验应相对简单易行
很多高校并没有专门的实验经济学专用教室, 课程的讲授通常在普通教室进行, 客观条件决定了课堂实验的选择应该简单易行, 便于操作。实验的时间、环节、道具和学生的活动线路, 都应该围绕日常的教学条件进行设计, 这也是将课堂实验推而广之的前提。
3、合理控制课堂实验数量
经济学课堂实验的目的有很多, 但哗众取宠绝不是其中之一, 不能结合整体教学计划, 随意安排课堂实验, 效果只能适得其反。根据笔者的经验, 在课程刚开始的几周, 学生需要对本课程的内容有所了解, 课程临近结束的几周, 学生往往又会因考试而分心, 在课程的中段进行实验效果最好。
参考文献
[1]张耀辉、卜国琴:实验经济学教程[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经济管理理论漫谈 篇10
宏观经济理论的主要目标差异
西方国家的经济理论与我国经济的实际存在着差异，其经济运行机制以及理论机制与我国不一致、其创建经济理论的前提也不一致。一直以来我国的经济指导理论并不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形式和特点，我国不能够直接应用西方的一些经济管理理论模式以及指导思想，而是应该将西方的经济管理理论思想作为借鉴和参考，以制定真正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形式和特征的经济管理理论。
经济学理论进行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实现产出最大化，西方的相关学者认为，两个生产的基本要素就是劳动和资本，在西方的一些国家中，特别是发达国家，其劳动力非常稀缺，要确保劳动能够充分实现就业，就能够实现产出的最大化，所以西方的相关经济学所进行的研究是针对劳动充分就业而进行的。由此可见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是针对其西方国家的实际发展形势所制定的，与我国劳动力充足的状况截然相反。相对于我国的劳动力资源来讲，我国的资本是缺乏的，如果和西方国家一样将经济管理重点放在劳动力的研究上就会使得实际产出无法实现最大化。这样强用西方的经济管理理论就算不会破坏我国的经济管理模式，也不会产生良好的效果。我国应该把研究的重心放在高效实用资本上，并且将此作为前提创建适合我国发展的经济理论。
我国宏观经济相关理论同实际运行的差异
在进行经济理论的探索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模型是LS-LM的相关模式，该项模式能够为执行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提供良好的思路，与此同时也进一步均衡了市场产出及利率。依照这样的模型理论，市场的相关利率是通过货币市场均衡以及产品市场均衡来共同决定的，利率自由浮动在经济管理理论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主要的逻辑为：经济过热，我国政府需执行货币政策中的紧缩性LS-LM。通过市场操作来进行政府债券的出售，将货币收回，减少供给货币，从而使市场的实际利率上升，进一步使投资降低，使实际产出下降，并最终使经济降温。
能够看得出，我国政府在运用货币政策影响我国的市场利率，从而达到实际的经济目的，但是在建立LS-LM经济模式时，货币市场的实际均衡却产生了问题，其传统的货币需求理论认为货币的需求是通过预防动机以及投出动机来决定的，和其收入应该成正比。投出的实际存在使得利率能够介入其货币实际需要的理论，为进一步创建LS-LM经济模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可以说如果没有投机动机就不存在LS-LM模型。西方国家因为自身拥有强大的市场证券，其投机动机是迎合其自身经济特点的，但是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这种经济理论并不能够实现与我国经济特征的融合，反而背道而驰。我国的证券市场一是起步相对比较晚，二是因为有各种相关管理制度的存在，其实际的市场规模还有在我国的居民中所产生的实际影响要比西方一些国家小得多，居民进行投机动机的实际货币数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一旦缺少了这种投机动机，在我国的LS-LM模式就直接不存在了，更不用说投入实践了。
宏观经济理论的实际条件差异
西方的经济理论在亚当·斯密开始就将其资本主义的实际趋利行为进行了充分的展现，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宏观经济管理理论，其成立的基本条件就是凯恩斯的三大心理规律：流动偏好、资本的边际实际效率递减以及边际消费逐渐倾向递减，因为这三大心理理论规律的产生，使得消费降低，投资降低，利率非常小，居民一般都拥有现金，这样就会使得有效需求发生不足，从而为政府进一步干预经济给予有力的理论支持。这三种心理规律刚好是实际趋利行为的真实反映，是将资本主义精神作为其发展的基础的。在我国的经济中，这些指导理论是无法直接进行运用的，我国目前主要的经济理论的主导思想就是“内圣外王”，我国主要声张的是“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理论，主张人的毕生追求不过“修身、齐家、平天下”。因此，三大心理指导规律即便在我国存在，也不会成为经济运用的主导规律，其宏观经济的主要管理理论要在我国成功应用，一定要建立在“内圣外王”的基础上才行。
结论
浅析邓小平经济理论 篇11
摘要：邓小平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理论以来，其经济理论无时无刻不再影响着当代的中国，在其经济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我国国防综合实力显著提高、社会的发展更加迅速、人民生活质量也逐渐改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对外开放口岸等等在近30年的实践探索中证明其多数经济理论是适合目前中国的发展状况的，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应始终不移的继续坚持运用并在实践中发展它。因此，目前对于研究邓小平的经济理论显得尤为重要，所以本文我将从邓小平经济理论的来源、产生的背景与历史条件和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内容及其意义这些方面来进行研究探讨。
关键词：邓小平；经济理论；内容及意义
一、邓小平经济理论的来源
1、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1）把传统社会主义变为现实社会主义。邓小平从实践出发，将经济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冲破了抽象的三原则，最终立足于活生生的社会主义现实，正确的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摈弃了不适应中国实际的一些陈旧理论，最终形成了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经济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2）社会主义也应该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邓小平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辩证得出来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很多都认为，计划经济存在于社会主义中，而市场经济也只能适应于资本主义，然而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从来没有讲过未来的共产主义、现在的社会主义一定是指令性计划的，相反他只是说了未来的社会将有计划的组织生产，只是指出了组织社会生产的一个原则，并没有言明将来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机制来实施社会计划，所以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理论。
2、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邓小平经济理论是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典范。通过对许多材料的分析得出邓小平的经济理论是在批判“三个存在”中形成的。“长期以来，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的理解；存在着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扭曲和认识；存在着超越社会主义具体发展阶段的不正确思想。”通过对这“三个存在”的分析研究，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简洁明快的概念和论断，例如：改革开放；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步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等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的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来源和基础，对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起到异常重要的作用，而在此基础上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马克思主義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新一轮的发展和延伸，邓小平理论更加适应现在的中国，更加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是当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应该始终不移高举邓小平理论，继续发展并创新它，使之的更好的为我们所用，为我们造福。
二、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内容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在邓小平所有的经济理论中，其重视和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社会主义可以实行市场经济是目前国内研究最热的，在这里我也是特别主要的研究此三点。
（1）邓小平重视和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核心的地位，也可以说是邓小平经济理论中最为耀眼的理论之一。在多次重要场合谈话的过程中，邓小平始终会把发展生产力放在讲话的突出位置或者只讲发展生产力，也足以说明发展生产力在邓小平理论中的重要性。
（2）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通过分析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后明确提出了“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思想。他把“改革”提到了“革命”的高度，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需要通过改革来进行解放生产力的任务。这个理论观点不仅极大提高和加深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而且也加深了人们对加快改革开放紧迫感、危机感的认识。
（3）社会主义可以实行市场经济。对于这一理论，邓小平是基于以下三大理论判断的：第一，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特有的。邓小平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并没有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必须实行指令性计划，他只是说社会主义应该有计划的组织社会生产，只是指出了组织社会生产的一个原则。第二，市场经济也不只是资本主义具有的。本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一场浩劫性的经济大危机。危机动摇了信念，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理论和计划理论脱颖而出。第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两者都要抓。邓小平所讲的计划和市场都只是“方法”和“手段”，绝不是区分两种社会制度的标志。邓小平说：“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
三、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实践意义
在研究邓小平经济理论过程中，他的许多经济理论对当代的中国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其经济理论较多，所以在这里只挑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市场经济理论对中国现实的影响进行研究分析。
（1）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立足于世界之林的必然选择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是千千万万的世界无产阶级选择的结果，作为高于资本主义的一种高级社会形态，在其许多方面都是高于资本主义的，例如：在意识形态领域、物质生存资料方面、社会政治制度范围等等方面。这种高水平的社会形态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被人们所认可的，要达到这种高级社会形态，必须有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实践的基础上脚踏实地的把生产力、国防实力以及人民的生活水平真正的搞上去。基于此，邓小平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南方谈话，并提出了对当今中国具有深远意义的一种经济运作方式，即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这种经济制度不是照抄西方国家或者主观臆想的，是符合中国现实国情和实际的，并且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2）实践证明，邓小平市场经济理论是指导社会主义的中国如何跨越“卡夫丁峡谷”指导思想
研究早期，马恩二人曾期望俄国直接跨越“卡夫丁峡谷”，他俩的这种期望是为了避免资本主义社会所带来的种种危害的。后来，他们认识到，直接跨越“卡夫丁峡谷”是一项不可能也是根本完不成的任务。列宁在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后同样也抱有同样的期望。但是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的，所以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直接跳跃的。
通过实践证明，邓小平深刻总结了建国后几十年历史中的社会主义建设存在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得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发展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同样也有计划的重要理论，主要讨论了市场经济不姓“资”，计划经济不姓“社”等等这些困扰着当时走到十字路口的中国。这为后来我国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消除了人们对待这一理论的误解。邓小平的市场经济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如何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指导，为我国架起了一座宽阔、结实的桥梁，这座桥梁将是我们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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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华清.邓小平经济改革思想述评.改革.2013年9月.
经济增长质量理论述评 篇12
1 国外研究述评
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 西方一些学者开始对传统发展观和发展模式进行批判、反思和总结。发展经济学家迈耶 (1984) 认为:“发展经济学家不再朝拜于GNP的圣坛, 而是全神贯注于经济发展过程的质量。”巴基斯坦政府的一位官员说:发展问题必须定义为对最恶劣的贫困形式的一种选择性进攻, 发展目标必须根据疾病、文盲、贫穷和不均等不断的减少和最终消除来确定。
萨缪尔森 (1999) 认为, 经济增长代表一国潜在GDP或者国民产出的增加, 是一国生产可能性曲线 (PPF) 的向外推移。这是对经济增长这个概念最初的定义, 从量的角度即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定义经济增长。
库兹涅茨 (1971) 是这样定义“经济增长”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 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 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思想意识的相应调整基础上的。”这一定义不仅规定了经济增长的内容、基础和条件, 包含量和质的因素, 而且把制度、思想意识等社会条件的改变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这有些接近于经济发展的概念。
苏联经济学家卡马耶夫 (1977) 对经济增长的理解是:“物质生产资源变化过程的总和, 以及由此而增加了产品的数量和提高了产品的质量, 通常被称为这一社会经济结构的经济增长”, 并强调“在经济增长这个概念中, 不仅应该包括生产资源的增加, 生产量的增长, 而且也应该包括产品质量的提高, 生产资料效率的提高, 消费品的消费效果的增长。”从这些观点可以看出, 作者考虑到了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 并且辩证地看待两者的关系, 指出要在不削弱对生产的增长数额和增长速度的同时, 不断地改善经济发展的质量指标。
世界银行的托马斯 (1999) 等著《增长的质量》对增长质量的理解是, “作为发展速度的补充, 它是指构成增长进程的关键性内容, 比如:机会的分配、环境的可持续性、全球性风险的管理以及治理结构。” 它从经济福利、教育机会、自然环境、资本市场抵御全球金融风险的能力及腐败等角度对各国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比较。
著名经济学家, 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罗伯特·巴罗 (2002) 年发表了《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一文, 提出了评价经济增长质量, 不但要包括投资率、通货膨胀率等狭义的经济增长指标, 还应包括人口健康、收入分配、政治制度、犯罪及宗教等方面的指标。
尼古拉斯·斯特恩 (2006) 的题为“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的专门报告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 从经济学的角度对气候变化进行了全新的审视, 评估了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向低碳经济转变以及采取不同适应办法的可能性, 并分析了气候变化对英国等国家经济的影响。
普雷斯科特 (2007) 指出, 英国的实践证明经济增长和排放的减少是可以同时实现的;低碳行业、低碳经济、低碳工业、低碳城市需要有新的可持续发展的形式;气候变化归根到底不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 而越来越成为一个经济和财政的问题, 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2 国内研究述评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我国理论界对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的认识也更加深入。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决定因素和评价方法以及分析框架各方面都有了很深入的研究。
(1) 理论研究中, 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从不同侧重面做出了界定,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经济增长质量的决定因素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观点如下:
第一种观点, 从社会生产目的出发的阐述。社会经济发展和增长的目的, 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 因此经济增长质量包含经济增长效益。经济增长质量的高低, 主要表现为社会福利状况的改善程度和经济效益的好坏。由此, 单晓娅, 陈森良 (2002) 经济增长质量定义为:一定时期内一国生产物品和服务的经济活动整体, 在资源配置、满足社会需要以及社会协调发展的优劣程度。它不仅包括生产能力和效率的提高, 而且包括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状况的改善。
第二种观点, 从经济增长方式出发研究经济增长质量。代表性的学者是钟学义 (2001) , 他把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视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而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包含着十分广泛的内容, 它不仅包括经济效率的提高, 而且包括经济增长能否持续、稳定、健康地进行, 经济增长是否伴随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实现生产的规模化, 经济增长能否使广大人民的生活质量有显著的提高以及生物环境能否改善等。
第三种观点, 比较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是郭克莎 (1996) 。他先是分析了绝对经济增长速度和相对经济增长速度, 从国际比较角度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差别产生的原因;进一步提出相对增长速度才是我们要实现的目标。然后郭教授分析, 经济增长太快, 超过潜在增长率, 会导致增长质量的下降, 引起经济波动。
第四种观点, 从经济增长的源泉角度阐述。如:刘国光 (1984) 提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应当逐步转变成以提高效率为特征的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包括:利用现有基础充分挖潜;优化产业结构;依靠科技进步, 落实科教兴国;狠抓资源节约, 开展综合利用等等。王积业 (2000) 认为, 经济增长的源泉可分为生产要素量的增加和质的提高两个方面。总的来说, 经济增长质量取决于剩余产品率, 部分地取决于资金、物资消耗率和技术进步贡献率。技术进步、资源配置效率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因素。
(2) 统计研究中关于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大体有以下几种分类:
第一类, 单纯从经济角度度量。如王利 (1998) 等提出通过对经济物品和提供经济物品的能力的测度来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测度。
第二类, 从经济和社会两方面进行测度。如焦艳玲 (1999) 认为:经济增长质量不仅包括生产能力和效率的提高, 而且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福利状况的改善。认为现行的经济增长统计应从经济增长质量角度, 包括:经济增长水平、经济增长效益、产业结构程度、人民生活状况及社会保障、通货膨胀程度和失业程度六个方面作出修订。单小娅、陈森良 (2002) 从效益、产业结构、技术进步、环境、竞争能力、稳定性、潜在能力等七个方面评价经济增长质量。
第三类, 从经济和环境两方面进行测度。龚江南 (1999) 认为经济增长质量包括增长速度、经济效率、经济稳定、经济结构与环境质量五个方面, 并且评价经济增长质量应突出环境质量的考察, 并对如何评价环境质量作了初步探讨。如贺清正 (2000) 等从经济增长速度、经济效率、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与经济协调、经济的稳定性和环境质量这六个方面设置了17项指标组成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系统。
第四类, 从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三方面进行测度。钟学义 (2001) 把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①反映经济增长效率的指标, 主要包括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投入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长率、资本生产率、物耗指标、能耗指标;
②反映经济增长是否稳定、健康的指标, 如经济波动情况, 通货膨胀率、就业状况、环境污染指标等; (3) 反映经济结构及其变动的指标, 如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劳动力结构、地区经济结构等。如李岳平 (2001) 从增长源泉、稳定性、经济结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增长代价这六个方面设置了25项指标组成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系统。
(3) 实证或评价研究中关于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方法的选择, 主要有以下尝试:
第一种, 数学模型法。肖红叶、李腊生 (1998) 就经济增长稳定性、协调性、持续性和增长潜能四个方面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质量作了实证研究, 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及相关原因。在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分析时, 作者通过对经济增长路径构造其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发现我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增长路径有很大的差别。其理论模型为:
Y=a+bt
Y代表GDP或GNP
第二种, 综合指标法。如王利 (1999) 等用对经济物品的测度和提供经济物品能力的测度两项指标, 算出经济增长效率作为综合测度指标值, 欲以此对经济增长质量开展实证研究。张卫民、安景文、韩朝 (2003) 用嫡值法构造了一个复合的指标体系, 涵盖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环境支持指数。借此评价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系数和协调系数。赵英才 (2006) 等从经济和环境的五个不同方面构造了17个指标, 采用相对指数法对1978-2002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进行评价分析。
第三种, 系数分析法。如钱津 (1999) 以市场创新增长的增长率除以国民经济增长率得到国民经济增长质量系数, 来对国民经济增长质量进行衡量。
第四种, 系统分析法中的因子分析法等。李岳平 (2001) 指出可采用系统分析法和人工神经网络模拟法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综合评估。还有纪淑萍 (2006) 应用因子分析方法对2004年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综合评价。
3 简要评论
综上所述, 现有的经济增长质量理论大部分建立在GDP的基础上, 虽然GDP是衡量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以GDP作为最重要的经济衡量指标仍存在许多缺陷:既在反映经济活动的投入与产出之比方面做得不够, 也在反映一国的产业结构、科技进步、真实的生活水平、收入分配状况、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成本等方面不够精确。分析和评价一国或一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 应该综合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表现进行分析, 而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几乎不考虑经济增长质量, 是不完整的。虽然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衡量经济增长方面研究取得较大成果, 不再单纯依赖GDP测度,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目前技术发展遇到了瓶颈问题:首先, 所选取的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等评价指标重点不明确, 各指标在指标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基本一样, 没有孰重孰轻, 不能够正确反映居民福祉;再次指标选取大多只涉及国内, 没有考虑国际竞争力, 把研究对象置身于开放经济条件之外, 在当今是不完善的。
摘要：对国外经济增长质量理论, 主要从增长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及绿色GDP和低碳经济的相关研究等方面进行了述评;对国内经济增长质量理论, 主要从经济增长质量内涵、决定因素、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和评价方法等方面进行了述评。
关键词：经济增长,质量,述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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