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法系（共12篇）
大陆法系 篇1
一、从诉讼模式上看, 大陆法系各国的民事诉讼书证收集在程序上采取的都是职权进行主义
大陆法系各国都非常重视对书证收集的监督与控制, 法官在书证收集过程中体现出了较强的职权因素, 但这并不意味着“辩论主义”法理不适用, 事实上, 当事人为了证明自己所主张权利的存在、变更、妨碍或消灭, 必须有针对性地收集并向法院提交证据。当能证明案情的书证处于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的占有中时, 举证人必须向法院申请文书提出命令, 而法院则只能被动地审查举证人的申请, 不能主动启动申请程序。但是, 我们也应当注意到, 在大陆法系各国, 举证人向文书持有人收集书证, 必须通过向法院申请, 由法院发出命令来进行, 而不能由举证人直接自行向文书持有人收集书证。由此可见, 大陆法系各国的民事诉讼书证收集在程序上采取的都是职权进行主义。这表明了职权进行主义可以作为当事人主义的一种运作方式。这种运作方式有利于保障公正, 提高效率。
二、从程序构造上看, 大陆法系各国的民事诉讼书证收集在总体上一致, 而在个别具体问题上存在细微差异
1、就文书提出义务的范围而言, 大陆法系各国的民事诉讼法都规定了文书持有人对“引用文书”和“权利文书”有提出义务。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344条中的“有关提出义务”和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22条中根据德国民法第810条文书阅览权所设定的“民法上的提出义务”相类似, 但在范围上已经有所扩大。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20条新增的第四项将文书提出义务扩充为一般义务, 并采用从反面排除的立法技术进行规定, 只要不属于该项里的三种情形, 文书持有人都有提出文书的义务。而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则是删去原来第344条的第四款, 即“就当事人间法律关系”而制作的文书的提出义务, 增设第五款“就与本件诉讼有关之事项”所制作的文书有提出义务。比较而言, 日本在此问题上的立法技术更显高超, 从正反两方面界定了文书提出义务的范围, 其规定更具有操作性。而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中的新增条款, 则更富有弹性, 赋予了法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 对于“就与本件诉讼有关之事项”所作文书的范围尚待判例和理论研究不断予以明确。
2、就文书提出命令的申请和审查程序而言, 修正后的日本民事诉讼法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都新增了“文书特定程序”和“秘密审查程序”。文书特定程序缓和了旧法中举证人过于严格的将文书特定的责任, 从而提高了文书提出命令的机能;秘密审查程序则有力地保护了文书中所记载的秘密和私生活利益。但这两种程序是德国法所没有的。
3、就当事人违背文书提出命令的法律后果而言, 大陆法系各国都规定了法官可以依自由心证认定举证人关于该文书的主张为真实。不同的是, 修正后的日本民事诉讼法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还进一步规定了法官可以认定依该文书应证的事实为真实, 而德国民事诉讼法则无此规定。当然, 立法并非只顾单纯强化制裁, 而是同时规定了严格的制裁条件。如日本法规定, 举证人对该文书的记载提出具体主张并且其他证据证明用该文书应证明的事实非常困难时, 法官裁可以认定举证人关于该事实的主张为真实。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规定, 法院作出此种认定时, 在裁判前应当让持有文书的当事人有辩论的机会, 以便考虑文书持有人有无正当理由, 从而斟酌情形后再作出裁判。
4、就第三人的文书提出义务范围而言, 只有德国法规定如果要向法院申请第三人提出文书, 必须通过诉讼的途径进行, 而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仅要求提出申请即可。德国的立法方式固然有利于对第三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但却使得诉讼更加烦琐, 徒增了当事人的诉讼负担, 因而不被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立法所借鉴。
三、从利益衡量上看, 大陆法系各国的民事诉讼书证收集制度都不同程度地考虑到了对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诉中利益和诉外利益的平衡
绝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在赋予当事人强有力的证据收集手段与方法或给予当事人大力协助的同时, 一般都十分注意相对方的利益保护, 只是各国依其不同的政策考虑等原因, 保护的范围大小由所不同而已。
1、就文书提出义务的范围而言, 近年来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都对此进行了扩大化的规定, 文书提出义务逐渐演变成为和证人作证一样的一般义务。但文书提出义务的一般化并不等于绝对化, 因此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也同时规定了拒绝提出文书的情形。这表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并非一味地扩大文书持有人的义务以追求客观真实, 而是要对诉中利益和诉外利益进行衡量, 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取舍。
2、在文书提出命令的申请程序中, 大陆法系各国规定的要求第三人提出文书的申请格式和内容比要求当事人提出文书的申请要高, 这体现了对诉外利益的保护。
3、文书的秘密审查程序也体现了对文书持有人的财产权、隐私权、人权等的保护。
4、就当事人违反文书提出命令的法律后果而言, 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不仅规定法官可以认定举证人关于文书的主张为真实, 而且在修改法律时增加规定法官可以认定文书应证的事实为真实, 从而大大加强了文书提出命令的强制力。但即便如此, 法官在自由裁量时, 也“应依各事件类型, 斟酌持有人拒绝提出之事由、该文书作为证据之重要性、取代的可能性、他造接近证据之程度等因素, 兼顾证明权保障、真实发现、促进诉讼、当事人间公平诸诉讼法上基本要求, 始能妥适调整当事人两造之利害而平衡各种利益。”
参考文献
[1]、[日]谷口安平著, 王亚新、刘荣军译:《程序的正义与诉讼》,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姜世明:《文书提出义务之研究》 (上) , 载《万国法律》 (台湾) 2001年第6期。
大陆法系 篇2
大陆法系，又称民法法系、罗马法系、成文法系、罗马－德意志法系，是以罗马法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以1804年《法国民法典》和1896年《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法律制度，以及其他国家或地区仿效这种制度而建立的法律制度的总称。大陆法系最先产生于欧洲大陆，以罗马法为历史渊源，以民法为典型，以法典化的成文法为主要形式。它是西方国家中与英美法系并列的渊源久远和影响较大的法系。大陆法系包括两个支系，即法国法系和德国法系。其历史发展有以下几个阶段：
（1）在罗马全盛时期，罗马统治者以武力扩大其版图，强行适用罗马法，古代罗马法反映和调整了罗马奴隶制社会高度发达的简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法律关系，以完备的法律形式维护私有制，被征服地区的居民也因罗马法的发达和完备而自愿采用罗马法，使罗马法成为“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
（2）日耳曼人入侵罗马后，日耳曼法采取属人主义原则，使罗马法得以保存。日耳曼人建立的国家编纂的法典受罗马法影响。公元9世纪，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法律的属人主义不再适用，罗马法与日耳曼法融合。
（3）12世纪后，罗马法复兴运动兴起，罗马法研究同社会实际需要相结合，成为西欧大陆国家具有权威的补充法律。经过改造和发展的罗马法成了欧洲的普通法，具有共同的特征和法律传统，从而奠定了大陆法系的基础。
（4）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西欧许多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并巩固以后，适应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以及国家之间的交往，这些国家的法律制度相互间的联系和共同特征获得进一步发展。首先在法国，以资产阶级革命为动力，在古典自然法学和理性主义思潮的指导下，在罗马法的直接影响下，开创了制定有完整体系的成文法的模式。法国法典成为欧洲大陆各国建立自己的法律制度的楷模，标志着近代意义上大陆法系的模式的确立。随后在德国，在继承罗马法、研究和吸收法国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法典。德国法典成为资本主义从自由经济到垄断经济发展的时代的典型代表。
（5）由于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适应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需要，并且由于它采用了严格的成文法形式易于传播，所以19世纪、20世纪后，大陆法系越过欧洲，传遍世界。
20世纪，自日本法学家穗积陈重提出“ 法系”一词以来，对于法系分类问题的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个问题似乎越来越复杂，但正所谓真理越辩越明，至少在一点上，中西方学者们是取得了普遍的一致性。即以法、德为主的欧洲大陆被归入大陆法系这一法系之中，随着欧洲一些殖民国家的向外扩张，大陆法系也扩及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等地。由于源流不同，大陆法系大体又可分为法、德两个支系，法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各国属于前者；德国、奥地利、瑞士和日本等国属于后者。在同一法系各国中，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有的国家具有较大的特点。例如，日本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到美国法很大的影响；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又有其某些固有的特征；荷兰则形成了所谓罗马-荷兰式法律制度。而大陆法系的历史发展对法律法系特点的影响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大陆法系的特点表现为：
(1)在法律的历史渊源上，大陆法系是在罗马法的直接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大陆法系不仅继承了罗马法成文法典的传统，而且采纳了罗马法的体系、概念和术语，吸收了许多罗马私法的原则、制度。如赋予某些人的集合体以特定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所有权的绝对性，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某人享有他人所有物的某些权利；侵权行为与契约制度；遗嘱继承与法定继承相结合制度等。还接受了罗马法学家的整套技术方法，如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人法、物法、诉讼法的私法体系，物权与债权的分类，所有与占有、使用收益权地役权以及思维、推理的方式等等。因此《法国民法典》即以《法学阶梯》为蓝本，《德国民法典》以《学说汇纂》为模式。
(2)在法律形式上，大陆法系国家一般不存在判例法，对重要的部门法制定了法典，并辅之以单行法规，构成较为完整的成文法体系。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鼓吹的自然法思想和理性主义是大陆法系国家实行法典化的原因之一，1791年法国宪法中的“人权宣言”就明确宣布，每个人的自然权利只有成文法才能加以确定。以法国革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在法律上的表现就是开展大规模的法典化运动。立法与司法的严格区分，要求法典必须完整、清晰、逻辑严密。重视法律的理论概括，强调法典总则部分的作用，这是罗马法的一种传统。注重法典的体系排列，讲求规定的逻辑性、概念的明确性和语言的精练。法典一经颁行，法官必须忠实执行，同类问题的旧法即丧失效力。法典化的成文法体系包括：宪法、行政法、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
(3)．明确立法与司法的分工，强调立法是议会的权限，强调制定法的权威，一般不承认法官的造法功能。决案必须援引制定法，不能以判例作为依据，要求法官遵从法律明文办理案件，没有立法权。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分工明确，强调制定法的权威，制定法的效力优先于其他法律渊源，而且将全部法律划分为公法和私法两类，法律体系完整，概念明确。法官只能严格执行法律规定，不得擅自创造法律、违背立法精神。
(4)．大陆法系一般采取法院系统的双轨制，重视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区分。大陆法系一般采用普通法院与行政法院分离的双轨制，法官经考试后由政府任命，严格区分实体法与程序法，比较强调国家的干预和法制的统一，尤其在程序法上如此。例如，许多法律行为需要国家的鉴证、登记，检察机关垄断公诉权，一般采用纠问式诉讼方式，以及法院的体系统一。
(5)．在法律推理形式和方法上，采取演绎法。由于司法权受到重大限制，法律只能由代议制的立法机关制定，法官只能运用既定的法律判案，因此，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官的作用在于从现存的法律规定中找到适用的法律条款，将其与事实相联系，推论出必然的结果。
此外，法学在推动法律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法学创立了法典编篡和立法的理论基础，如自然法理论、分权学说、民族国家理论等，使法律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任务由法学家来完成。
当然，这些特点都是相对而言的，在近现代法系发展过程中，普通法与大陆法，案例法与制定法，过去壁垒分明的鲜明对照如今已经淡化，而且这些制度之间已多少有些融合。大陆法系机械地适用法律的说法早就不攻自破，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典，也并没有使法律成为一潭死水，相反，法官们把握时机，通过创造性的解释发展了法律，在某些领域，比如合同法和侵权法，大陆法法官没有守株待兔坐等立法上的变更，而是成功地将法典的抽象性条款，灵活地运用到了新的社会条件之中。事实上，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一样之所以至今仍保有旺盛的生命力，正是因为它们通过法官的创造性，不断更新，以期适应现代社会的千变万化。
界五大法系之一的大陆法系简介
大陆法系，又称民法法系(civil law system)、罗马－日耳曼法系或成文法系。在西方法学著作中多称民法法系,中国法学著作中惯称大陆法系。指包括欧洲大陆大部分国家从19世纪初以罗马法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以1804年《法国民法典》和1896年《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法律制度以及其他国家或地区仿效这种制度而建立的法律制度。它是西方国家中与英美法系并列的渊源久远和影响较大的法系。
古代罗马法反映和调整了罗马奴隶制社会高度发达的简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法律关系，以完备的法律形式维护私有制。中世纪中后期，罗马法在欧洲传播较广，从而产生了一些熟谙罗马法的学者和官吏。近代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制度以后，比较完整地采纳罗马法的体系、概念和原则,加以修改和发展,以适应资本主义的需要。1804年拿破仑按照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以及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和自由竞争的原则，亲自指导制定的《法国民法典》，就是这一法系中最典型的立法。德国统一后的法律虽然带有封建残余性质，但是，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在立法原则和立法技术上都更为精细完备，也是大陆法系的代表性法典之一。
大陆法系的特点,论者所见不一，概括地说来有:①明确立法与司法的分工，强调成文法典的权威性。虽然也允许法官有自由裁量的余地，并承认判例和习惯在解释法律方面的作用，但一般不承认法官的造法职能，强调立法是议会的权限，法官只能适用法律，决案必须援引制定法，不能以判例作为依据。②比较强调国家的干预和法制的统一，尤其在程序法上如此。例如，许多法律行为需要国家的鉴证、登记,检察机关垄断公诉权,庭审时采取审问制，以及法院的体系统一，等等。③重视法律的理论概括,强调法典总则部分的作用,这是罗马法的一种传统。英美法系至今没有如大陆法系那样严密的理论概括，法令也只着重分则。④注重法典的体系排列，讲求规定的逻辑性、概念的明确性和语言的精练。当然，这些特点都只是相对而言的。
随着欧洲一些殖民国家的向外扩张，大陆法系也扩及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等地。由于源流不同，大陆法系大体又可分为法、德两个支系，法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各国属于前者；而德国、奥地利、瑞士和日本等国则属于后者。在同一法系各国中，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有的国家具有较大的特点。例如，日本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便受到美国法很大的影响；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又有其某些固有的特征；荷兰则形成了所谓罗马-荷兰式法律制度。
大陆法系，又称民法法系、罗马法系、罗马－－日尔曼法系。它是以罗马不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法律的总称。它首先产生在欧洲大陆，后扩大到拉丁族和日尔曼族各国。大陆法系渊源于古罗马法，其间经过１１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最后于１９世纪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法系
大陆法系的特点
１、从法律渊源传统来看，大陆法系具有制定法的传统，制定法为其主要法律渊源，判例一般不被作为正式法律渊源（除行政案件外），对法院审判无拘束力。
２、从法典编纂传统看，大陆法系的一些基本法律一般采用系统的法典形式。
３、从法律结构传统来看，大陡法系法律的基本结构是在公法和私法的分类基础上建立的，传统意义上的公法指宪法、行政法、刑法以及诉讼法；私法主要指民法和商法。
４、从运用法律的推理方法来看，在陆法系的法官通常采用的是演绎法，即将蕴涵于法典中的高度概括的法律原理进行演绎和具体化，然后适用于具体案个。
５、从诉讼程序传统来看，在陆法系倾向于职权主义，法官在诉讼中起积极主动的作用。
大陆法系的分类:基本分类是公法和私法,具体有民法,商法...在大陆法系，法律的渊源可分为主要渊源和次要渊源。主要渊源是指法律规则的直接根据，包括制定法、习惯和一般原则。次要渊源包括判例和学者著作，其主要作用体现在主要渊源不存在或不明确时
1制定法2习惯法3判例4法理和一般原则5条约和欧洲联盟法律
(一)判例法在英国和美国发展的历史背景
判例法作为英美法系特有的法律渊源，它的形成与英国法律制度的传统密切相关，具有特定的历史条件。在历史上，英国曾长期实行奴隶制和军事部落的分散统治。827年，威塞克斯王国埃格伯特建立了统一的英吉利王国，法律渊源以习惯法为主。1066年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结束了以地方习惯法为主体的时期。威廉国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必须要消除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矛盾和隔阂。一方面，他对原有的习惯法予以保留，另一方面在没有及时制定出双方都能接受的法律时，国王建立了由亲信组成的御前会议。国王任命巡回法官，代表国王巡视全国，审理和解决纠纷(英国自此被划分为一系列巡区)。巡回法官审理案件的依据除了国王的诏书和敕令以外，还有当地的习惯法。巡回法官办案结束后回到伦敦集中在威斯敏斯特相互交换意见，将各地的习惯法逐渐统一，由于它在全国都通用，因而被称之为普通法。这种习惯法存在于法官判决中，表现为判例。判例一旦形成，就成为法官以后审理相同案件的根据，这就是早期的判例法。14世纪后随着经济迅速发展，普通法不能完全适应社会需要时，国王授权大法官创制衡平法来缓和法的严格性和社会矛盾。衡平法主要是弥补普通法的不足，其表现形式也是判例。判例法一旦形成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英国世代相传，即使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也未改变其在英国的基础地位。“在英国，革命以前和革命以后的制度之间的继承关系，地主和资本家之间的妥协，表现在诉讼程序被继续应用和封建法律形式被虔诚地保存下来这方面。”
英国没有像其他欧洲大陆国家那样实行法典化，除了受罗马法的影响较小以外，还有其他的原因。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像法国那样彻底，是以保留封建王权的妥协告终，其保守性决定了封建时代的法律形式被继承下来。另外，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许多法官利用资产阶级观点对普通法解释，使之适应新的需求，并且利用普通法作为反对王权专横的工具。判例法在资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后，一直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才是英国坚持保留判例法作为法律渊源的根本原因。
随着十八九世纪英国的强大和殖民扩张。英国的判例法传统在美国等殖民地国家被广泛传播。最初，英国法在北美只是次要法源。18世纪后，英国在北美殖民统治的加强和殖民地熟悉英国法的人数的增加，英国法在北美殖民地的影响显著增长。独立战争取得胜利后，美国最初表现出与普通法传统背离的倾向，一些宪法性法律文件都是以成文法形式出现。随着政权的巩固和来自英国威胁的解除，人们的怀旧情绪开始复活。到19世纪30年代，普通法已经成为美国法的基础。在19世纪下半叶，美国纽约州围绕是否编纂法典展开了争论。主张编纂法典一派以律师菲尔德为代表，认为法典具有固定性、确定性、可预测性，而判例只是法律职业者才能读懂的“天书”。美国律师公会会长卡特则反对编纂法典，认为调整人们行为的规则来自习惯。判例只表明公众对社会习惯的认可，编纂法典会束缚法律的发展。他们的争论最终以普通法传统获胜，美国除路易斯安娜州的新奥尔良地区以外，在整体上确立了普通法传统。
从历史渊源上来说：
判例法制度在英国首先产生，社会现实要求制定出一种适用于全国的普通法，它没有现成的法律可以借鉴。西欧大陆直到12世纪才开始对罗马法的研究，但那时英国已有了以王室法院为代表的高度集中的司法权。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形成了这样的传统：定期地公布重大的判决，法官在判决时参引以前的判决为根据。这就是判例法一开始的形成原因，便于民众理解，同样便于法官判案。美国的法律制度是从英国继承而来，因此，也保留了判例法的特色。
制定法的产生原因：12世纪后，罗马法复兴运动兴起，罗马法研究同社会实际需要相结合，成为西欧大陆国家具有权威的补充法律。经过改造和发展的罗马法成了欧洲的普通法，具有共同的特征和法律传统，从而奠定了大陆法系的基础。
大陆法系公证制度概括研究 篇3
关键词：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公证制度
大陆法系公证制度，又被称为拉丁法系的公证制度，是一种起源于拉丁语系的公证制度，“目前这种公证制度不仅通行于欧洲大陆诸国，而且也通行于亚洲的日本、中美、南美、中非、西非、北非、东非以及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和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影响十分广泛”①。至今，拉丁公证制度已经发展成为一种规范化的国际性公证制度。1948年10月2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成立了国际拉丁公证联盟，并于1950年10月制定并通过了联盟章程。作为一个在联合国登记的非政府国际公证人组织，国际拉丁公证联盟在2003年正式批准了中国公证员协会的加入。
大陆法系的公证制度，即拉丁公证制度，起源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古罗马时期，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罗马共和国时代，出现了一种被称为“诺达里”的奴隶，专门为主人处理法律事务，撰写各种文书或契约。“诺达里”有“书写人”的意思，被认为是公证人的雏形。到罗马共和国末期，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一种为普通平民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法律代书人应运而生，被称为“达比伦”。在罗马帝国时期颁布的《查士丁尼法典》中，“公证”正式成为了专门的法律术语。公元4世纪开始，随着基督教的盛行，宗教公证悄然替代了世俗社会的代书人，得到了迅速发展。其后，随着世俗社会的发展和王权的加强，宗教公证逐步得到限制，专门的公证机构逐渐兴起，公证人完全取代了代书人，并且随着法律地位得到立法上的确认，其职权也日渐扩大，发展成为完整的公证制度。
拉丁公证制度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拉丁公证制度的公证一般都具有双重性，即一方面是一种自由职业，一方面又是一种公共职务。尽管大陆法系的公证制度经过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它们在很多方面充分享有独立性的同时，又被国家赋予了一定的法律地位而成为管理社会的手段。其之所以能够以独特的双重身份，一方面保持独立性，另一方面行使国家证明权，是由于经济、社会以及文化传统共同作用的原因。众所周知，西方国家长期奉行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过分干预，强调充分利用市场机制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然而，在市场调整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市场失灵的状况不可避免。因此，由于市场活动的内在需要，一方面要求政府在调节社会关系时必须通过一个间接性的媒体进行，另一方面由于经济活动的有序性要求，市场需要一定的秩序和规范。这两项要求便为具有双重性的公证制度提供了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在社会文化传统方面，大陆法系国家普遍认为政府机关是“必要的恶”，在某种情况下会干预并破坏私人的经济自由及其他利益，因此，他们无论在制度设计还是在政治生活中，都会时刻对政府保持警惕，反对政府介入自己的私人事务。在这种观念下，为了防止政府干预私人自由，公证必须保持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自由职业的特点，处于政府与市民社会之间，一方面，作为制衡和对抗国家的社会中介组织，另一方面，基于民众的信任，提供法律证明服务。
第二，“必须公证”制度是大陆法系公证制度的核心。必须公证，又被称为法定公证或者强制公证，如其字面意思所表示，指在社会生活中，某些重大的法律行为、法律事件和法律文书，由法律明文规定为必须公证的事项的，则必须进行公证，否则，将不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大陆法系的公证机关是代表社会公共利益提供法律活动的，其干预社会经济，预防法律纠纷的一项重要手段就是通过必须公证制度。必须公证制度涉及面较广，层次深，主要包括公司活动、收养继承及其他婚姻家庭事项、不动产事项、法律行为等日常生活发生量大，有关社会稳定和经济安全的重要环节。另外，有关必须公证的法律条文在分布上虽在程序法中也有所涉及，但主要体现在民法典、公司法等实体法上；在效力上，拥有较高的法律效力；在数量上，据2000年版的《公证规章汇编统计》，仅实体法中，有关必须公证的条文，德国有58条，法国有45条，瑞士有35条。
与大陆法系中的“必须公证”相对应的，是英美法系的“自愿公证”。英美法系国家并不注重对经济社会纠纷的事前预防，而是主要通过对实际发生纠纷的事后解决，即通过诉讼程序来提供救济。因此在英美法系的法律条文中并不存在必须公证的内容，公证程序的进行与否也并不影响法律效力的发生。
第三，“实质公证”制度，是大陆法系公证制度的重要特征。实质公证是指公证人员或公证机关在对公证事项进行审查时，不仅要对其形式上进行公证，还要通过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查来进行实质公证。与英美法系公证制度的“形式公证”相对应，大陆法系国家不仅赋予公证制度证明形式真实的职能，公证人还应当对其所公证事项的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第四，大陆法系公证制度赋予了公证书以证据效力和强制执行力。大陆法系国家将公证书作为一种单独的证据形式，赋予其法律上的证据效力，这种证据效力只用经过类似推翻法院判决或者裁定的严格程序才可予以推翻。公证书的强制执行力表现在，当债务人不履行公证书中约定的义务时，债权人不需要经过诉讼程序便有权使该文书得以执行。与此相对应的，英美法系中，公证书并不具备这样的法定证据力和强制执行力，这是由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其一，在公证人资格的要求上，大陆法系国家的公证人资格要求及其严格，有时甚至超过了法官的资格要求，因此基于社会的期望和公民的信任，公证人所出具的公证書具有强大的法律效力；而在英美法系国家，公证人的资格要求相当宽松，同时，也并不期望其起到预防纠纷的作用，因此公证书不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其二，由于大陆法系公证人对公证事项的内容进行实质公证，而英美法系公证人仅仅证明形式真实，而不对法律文书本身的内容是否真实进行负责，因此没有证据效力和强制执行力。
第四，与英美法系国家相比，大陆法系国家的公证制度无论在制度设计上还是在实践生活中都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在大陆法系国家防治并重的司法理念影响下，一方面公证制度经过长时间的历史发展，已经形成一种深入人心的司法习惯；另一方面，通过必须公证制度，公证已经全方位、深层次的介入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作为社会经济生活的稳定器，发挥了其对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适度干预和预防纠纷的重要作用。作为一项国际上公认的“成文法制度”，大陆法系的公证制度在社会民事活动中特别是非诉讼领域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主导作用。在实践生活中，大陆法系公证制度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可以用一组数据来表明：在法国，每1100人中就有一名从事公证的工作人员，而且每个公证人平均每年出具5800多分公证书；在德国，每7400多人就有一名公证人；在意大利，每11000多人中就有一名公证人，平均每名公证人每年办理近1800件的公证事务。
综上所述，以罗马法为主要历史渊源和以制定法为基本形式的大陆法系公证制度与以日耳曼法为主要历史渊源和以判例法为基本形式的英美法系的公证制度相比，具有独特的司法性预防纠纷的作用。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公证制度，虽然“批判性”的承继了前苏联的公证制度，设立了作为国家机关的国家公证处来处理社会公证事务，但是其大部分的特征与大陆法系的拉丁公证制度相符，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推进，我们应当充分借鉴两大法系，尤其是大陆法系的公证制度，来为法制的中国梦添砖加瓦。（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
注解：
①王公义等《中国公证制度改革研究及国际比较》，法律出版社2006-12
参考文献：
[1]肖建华：《公证法律制度比较研究》，载《诉讼法学研究》2001年第二卷
大陆法系 篇4
一、提供相应文书资料的义务
依大陆法系部分国家和地区行政程序法的规定, 被调查人在行政主体对其进行调查时, 有向调查机关提供其所拥有的文书及相关资料的义务。此为行政程序法上, 被调查人最首要的法定协助义务。
1.“参与人应参加事实调查。
参与人尤其应提供知道的事实和证据。其他协助事实调查的义务, 尤其是到场或陈述的义务, 仅存在于法律有规定的情况。” (德国《行政程序法》第26条第二款)
2.“领导调查的机关, 可命令利害关系人提供资料, 以及就其他证据方法给予协助。
” (葡萄牙《行政程序法》第89条)
3.“行政机关基于调查事实及证据之必要, 得要求当事人或第三人提供必要之文书、资料或物品。
” (中国台湾《行政程序法》第39条)
4.“被讯问之证人应提供其他相关之证据, 尤其应提出其持有之文件。” (瑞士《行政程序法》第17条)
对于在法律上明确规定被调查人有提供文书资料和物品的义务是否违背宪法所保障的个人隐私权、财产权及不得自证己罪权利是值得关注的。在一些情况下, 强迫被调查人提供违背其自主愿望的文书资料和物品无异于直接侵犯被调查人上述被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 尤其是强迫要求提供文书资料的。且如果该文书是被调查人亲自制作的, 强迫提供是否还会涉及其言论自由权的行使也值得进一步思考。因为文书资料除了内容可能涉及本人或他人的隐私外, 还是制作者本人思想意志的重要表现方式, 如行政调查机关有强迫提供的权力, 无疑会对被调查人形成意志表达上的威胁, 害怕某一天被强迫要求提供, 而不敢自由表达自己意志, 言论自由权受到压抑。除此之外, 根据上述这些国家的行政程序法规定, 对于文书资料的提供显然包括被调查人所有和持有两种情况, 前者文书资料属于被调查人所有, 后者文书资料仅为被调查人暂时占有, 而对于后一种情况还将涉及被调查人的职业保密义务和第三人的商业秘密问题, 如税务所对第三人的经营资料的保存, 在这种情况下, 能否以职业规范要求来对抗行政调查机关的要求?显然出于上述基本权益保护的考虑, 少数国家 (奥地利、葡萄牙和中国澳门) 在行政程序法中同时规定了不提供证据的例外情况 (详见下文三) , 但上述德国、中国台湾、瑞士几个国家和地区在行政程序法对于这一问题却没有作出相应回答, 这显然是今后值得修正的地方。笔者认为, 各国如果在行政程序法中明确规定被调查人有提供相应文书资料的义务, 则应同时明确规定被调查人拒绝提供上述文书资料和物品的例外情况, 在涉及职业保密义务、商业密秘、本人或第三人隐私权、以及不得自证己罪时被调查人得要求免除该义务的行使, 以维护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相应权利。如果该国行政程序法中没有明确规定上述提供文书资料和物品的法定义务, 而于进行调查时直接以调查需要命令被调查人提供相应文书资料和物品, 则被调查人当然能够以宪法上基本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职业操守规范为抗辩拒绝提供, 如行政调查机关因此而采取强制措施的则需有行政程序法和行政强制法上的必要根据。
二、参与事实调查的义务
大陆法系各国行政程序法上, 行政调查被调查人的另一项重要义务是参与事实调查的义务。参与事实调查义务与上述提供文书资料与物品的义务不同, 前者是指被调查人亲自参加行政调查程序的义务, 主要是要求被调查人对调查机关所获得事实证据进行认证、质证以及提出相应抗辩和反证, 而后者仅指被调查人提供调查所需资料、物品的义务;因此, 被调查人提供调查所需资料、物品的义务可以在履行参与事实调查义务的过程中完成, 前者是一个含义更广的义务。参与事实调查义务通常以参加调查听证会、参与现场勘测检验、接受行政调查机关讯问、传唤等调查方式来完成。
1.“ (2) 当事人须参与事实之调查。
当事人尤其提出其所知之事实与证据方法。至于参与调查事实之其他义务, 尤其亲自出席或陈述之义务, 仅于法规有特别规定者为限。 (3) 证人与鉴定人员有陈述与鉴定之义务, 但以法规有规定者为限。” (德国《行政程序法》第26条)
2. (3) “官署认为必要时, 对于管辖区内有居所之人, 得传唤到场。”
(奥地利《普通行政程序法》第19条第一款)
“下列情形当事人有义务参与事实关系之确定:a.程序系因该当事人之申请而开始者。b.于他人申请之程序中, 为独立之声明者。c.依据其他联邦法律当事人有提出报告及公开之义务者。” (瑞士《行政程序法》第14条)
参与事实调查的义务在理论上常常被理解为是行政调查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一种权利, 即行政参与权, 是实现行政民主的基础和保障。但为什么一些国家行政程序法上明确规定参与行政调查是一种义务呢?本文认为, 从义务角度阐释的参与行政调查有其必然的科学性, 将参与行政调查作为一种义务, 考虑的是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因为参加行政调查必须付出的时间、精力代价且参与行政调查的结果并不必然使他们获得法律上的利益, 因此参与行政事实调查这一过程事实上并不符合权利的逻辑解释而更多是承担了义务的履行。但是, 当它被立法者视为一种必须履行的义务时, 为了区别它所内含的权利性格, 该义务一定是有条件限制的履行。这些条件主要有: (1) 调查机关认为有必要时; (2) 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 (3) 该调查是依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申请而进行的, 则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必须参加调查。只有符合上述三个条件之一, 参与调查才能成为被调查人的一种法定义务, 否则参与调查更多理解为被调查人的一种权利, 其可以放弃参加或因参加而要求行政机关给予必要开支的补偿。
三、拒绝履行协助调查义务的法定事由
被调查人在特殊情况下, 基于下列法定事由可以拒绝行政机关要求其协助调查, 提供必要文书资料等资讯的调查义务。
a.涉及违反保守职业秘密的义务。如公务员基于国家公务职责对于有关国家事务负有保密义务, 因而其在行政调查中就涉及职业秘密的事项得拒绝行政机关要求其作证的义务。在西方一些国家法律规定, 神父在教徒忏悔中所获知之事实, 或宗教上受信托之事项也应严守秘密拒绝作证。 (1)
b.涉及商业秘密或法律禁止透露的事实。商业秘密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一种特殊信息资源, 除非有特别法律要求和程序保护, 一般不得公开。所以, 当事人基于商业秘密得拒绝提交相关资料。
c.不得自证己罪。透露某些信息将使当事人可能被刑事追诉或者获罪, 则当事人或以免除自我作证的义务。该种情况还扩大至透露利害关系人配偶、直系血亲等亲属或直系血亲卑亲属、兄弟姐妹, 或者相同亲等的姻亲所作的可被处罚的事实。
d.透露相关信息可能对利害关系人本人及其配偶、直系血亲等亲属或直系血亲卑亲属、兄弟姐妹, 或者相同亲等的姻亲造成精神或物质上损害的, 当事人可以拒绝向调查机关提供资料, 协助调查。如葡萄牙《行政程序法》第89条规定:
“ (一) 领导调查的机关, 可命令利害关系人提供资料, 以及就其他证据方法给予协助。 (二) 当服从上款的指令出现下列情况, 则拒绝该命令属于正当: (a) 涉及违反职业秘密; (b) 涉及澄清某些事实, 法律禁止或免除透露该等事实; (c) 涉及透露利害关系人本人、其配偶、直系血亲等亲属或直系血亲卑亲属、兄弟姐妹, 或者相同亲等的姻亲所作的可被处罚的事实; (d) 有可能对利害关系人本人或上项所指任一人造成精神上或物质上的损害。” (葡萄牙《行政程序法》第89条) (2)
行政调查在某些情况下会与被调查人受宪法保护的权利如隐私权、财产权、不自证己罪权利以及工商企业法律所保护的商业秘密、职业道德规范产生冲突, 在此情形下, 为了平衡行政调查事实公共利益之必须与被调查人受法律保护的法益, 大陆法系部分国家在行政程序上就明确规定了上述四种被调查人可以拒绝履行协助调查义务的法定情形。从这些法律规定来看, 显然立法者认为, 对被调查人隐私权、财产权、不自证己罪权利、职业道德规范以及工商业者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利益要重于行政调查机关获得事实真相的利益。
四、不履行法定调查义务的后果
调查当事人不履行上述法定协助调查义务, 一般不会受到特别行政制裁惩罚, 因为行政调查本身是行政机关职权行为, 由行政机关对调查事项负全部法律责任, 但因此可能导致对当事人不利的后续行政决定。如因当事人申请行政许可而进行的调查, 在当事人拒绝提供相关资料文书后, 可能导致行政许可申请被拒绝。同时, 在法律特别规定下, 拒绝履行上述调查协助义务还可能导致对当事人的行政秩序罚, 实行间接强制调查, 或者允许行政机关采取直接的强制调查。
1.“二、为着证明的目的, 应根据情况, 自由判断未履行通知要求的行为, 但并不妨碍行政机关调查有关事实以及做出决定。三、如果要求利害关系人提供的资讯、文件或行为对审查其请求为不可缺少者, 行政程序不再继续, 并将此情况告知利害关系人。” (葡萄牙《行政程序法》第91条第二款、第三款)
第三人不履行法规定协助调查义务, 还可能就行政机关为此调查召开的听证会等必要支出承担赔偿义务以及刑法上的惩罚。如:
2.“证人无充分理由抗传不到或拒绝证言时, 得令其负担所有因其缺席或拒绝所生费用之赔偿义务”;“对每一个证人均应于讯问开始时……并应告知其应为真实之陈述。亦须教示其决定拒绝证言之理由, 及无正当理由拒绝证言即虚伪陈述之刑事上效果。” (奥地利《普通行政程序法》第49条第五款, 第50条)
从上述各国行政程序法是对被调查人的权利义务的规定可以看出, 被调查人中的当事人实为后续行政行为的相对人, 应而其具有一般相对人通常意义上的法定权利, 如陈述抗辩权、获得通知权、查阅卷宗权、参与行政程序权;但基于调查的特殊性, 调查当事人还必须承担相应法定协助调查义务, 而一般行政程序中相对人只有服从行政决定的义务, 并没有特别的协助义务。而服从义务与协助义务还是差异的, 对于前者在法律上相对人必须是无条件的履行, 但不服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或诉讼;对于后者是较前者程度低的服从, 被调查当事人可能基于法定理由而直接拒绝服从协助调查义务, 但不能拒绝履行一个已生效的行政处分决定, 且拒绝服从协助调查义务本质上不影响行政调查的继续进行, 因而作为对等, 被调查人也无权诉愿行政机关命令其协助调查的行为, 当然因拒绝协助而被采取直接强制方式调查的除外。
参考文献
①《奥地利行政程序法》第48条第一款第2项。
大陆法系 篇5
新年第一天，带着全家人，陪着孩子父母，一起去大屏幕，寻找最初的快乐吧!
合家欢动画《熊出没·狂野大陆》带着“超级变变变”版预告及海报升级归来。
神秘十足的狂野大陆终于解锁，新奇的世界观亮相。
这次熊强组合来到令人叹为观止的狂野大陆，面对缤纷登场的神奇“生物”和紧张刺激的冒险挑战，熊强组合首度大变身，踏上高能不断的探险
在这五彩斑斓、充满想象力的新世界中，人类通过基因手环变身飞禽走兽遨游嬉戏，体验上天入地的自由和快乐。
振翅翱翔的猫头鹰、翩翩起舞的火烈鸟群，舞台中耀眼夺目的摇滚狮子等动物纷纷登场。
除了可以随心所欲变身动物，人们还在狂野大陆展开百万大奖争夺赛，与队友一起组合作战、突破层层关卡，享受独一无二的冒险之旅。熊强组合将会在这里展开怎样的爆笑之旅?他们是否能顺利赢得奖金?
熊强组合在《熊出没·狂野大陆》迎来前所未有的升级。
光头强剃去标志性的胡子，通过基因改造变身为蜥蜴、熊、猴子、猫头鹰等动物模样，在经历众多令人忍俊不禁的选择后，以毛发茂盛的狮子模样参与竞赛，一改此前“锃亮光头”的形象。
《熊出没》系列前面六部都是熊强的冒险旅程，有欢笑有泪水，但这一次《熊出没·狂野大陆》不止是冒险，还专门针对“什么是快乐”展开探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获得思考与感悟，在主题立意上其实是更进一步了。
相信这场关于“快乐”的冒险之旅，一定可以让我们在大银幕上体会欢笑与感动。
大陆法系 篇6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各国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并攫取了一系列特权。六十年的风风雨雨，既刺激了中国民众，也刺激了中国统治者，继续原有的统治方式，不仅在国与国的较量中屡次败北，而且将导致国内秩序的混乱，政权将面临着重大国家危机。借鉴西方国家实行的政权结构和政治方针，对现存的政治制度实施一定程度上的改变，以扩大统治基础，稳定摇摇欲坠的政权大厦，对于清统治者来说，已经是不得不正视的事。然而，维持统治，稳定政权，这仍然是清统治者实施变革必然要遵循的基本前提。清政府选择大陆法系做为改革方向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清政府派出的考察大臣们对大陆法系的认同
清政府派考察大臣们到各国考察后，对大陆法系国家特别是对日本、德国、法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具有倾向性。出洋考察大臣们走出国门，首先到达日本，深深地为日本仿效欧洲大陆国家变法修律所产生的效果而折服，而有取法日本之意，载泽等在奏折中称“查，日本维新以来，一切政治取法欧洲，复斟酌于本国人情风俗之异同，以为措施之本。”“其富强之效，得力于改良律法。”戴鸿慈等人在到德考察之后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中国近多羡日本之强，而不知溯始穷源，正当以德为借镜。”对于法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出洋考察大臣也是称赞有加。出洋考察大臣对于英美的政治法律制度虽然予以肯定，但表示难效法。甚至在比较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时，明显扬大陆法抑英美法，称“一切政治规模与东方各国大有异同，考其政治之法，实数百年积渐修改，条理烦索，仓猝未易。”
二、日俄战争，日本由弱变强对中国的刺激
日本通过取法大陆法系国家而立宪和变法修律，由弱变强，以小胜大的历史经验，深深地刺激了清末主持变法修律的人们。日本近代的法律制度是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和影响下确立和发展起来的。日本自17世纪30年代起，实行了长达200多年的闭关锁国的政策。1854年至1860年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以武力胁迫日本打开闭关自守的大门。德川幕府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炮舰的威逼下，先后同美、英、法、俄、荷等国签订将日本推向半殖民地化的不平等条约。明治维新后，日本新政府便将修改这些不平等条约列入重要议程。在修改条约的过程中，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提出，日本必须将实行“泰西主义”即郊仿西方国家的立法作为修改条约的前提，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下，明治政府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着手组织法律起草委员会，聘请西方法学家为顾问，按照西方国家的法律模式拟订各种法典。
1904年日俄战争，日本以小胜大，大败俄国。清朝朝野目睹了帝国主义列强在我国土地上进行的这场战争，深受刺激。他们认为，小国日本之所以能够战胜大俄国，主要是因为日本变法修律和进行立宪的结晶。
三、外国专家的作用
在受聘担任清朝政府变法修律顾问的外国法律专家中，主要是日本法律专家，著名者有冈田朝太郎、松冈义正等，这些日本法律专家在作顾问期间，积极推崇和大量传授日本法律制度，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于是《钦定宪法大纲》问世，它基本上是照搬日本模式。
清王朝灭亡后，民国新政权对清末的改制基本继承下来。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又掀起了学习、移植外国宪政文化的热潮。民国建立后，南京政府继承了清末法制改革所确立的引进大陆法系的原则，并吸取了从清末法制改革到南京临时政府及历届北洋政府法制建设的成果和经验。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之后，找到适应当时国情的与大陆法系结合的方法。在法律体系方面，逐步形成以宪法、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六大类法律为主体的“六法”体系。司法组织亦延用大陆法系并进一步完善。法院系统由地方法院、高级法院、最高级法院三级组成；将检查机关附设于法院内但是独立行使职权，隶属于司法行政部；行政审判制度方面，设立专理行政诉讼的行政法院。
大陆法系 篇7
想当年, 台湾面板业也曾经有过好风光。2007年液晶电视市场起飞, “面板双虎”积极扩厂, 掌握先发商机, 那年友达光电营业利润为632亿, 甚至超过三星;台湾面板产销量一度占据全球50%左右的市场份额。
台湾液晶面板产品的最大客户其实就是海峡对岸的大陆彩电生产企业。此时, 中国大陆正处在笔记本电脑逐步取代台式电脑、液晶显示器取代荧光显示器、液晶电视机取代传统显像管电视机, 且液晶电视向更大尺寸和更高清晰度方向发展的阶段;此外, 3G手机、移动电视等通信服务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 数码相框、便携式GPS导航装置、车载显示器及大屏幕公众显示器等创新应用产品及新服务模式亦带动液晶面板的持续增长。而在当时, 大陆却没有一条能够量产的高世代液晶面板生产线, 彩电企业所使用的液晶面板几乎全部依赖从台湾和韩国、日本进口。
由于台湾发展液晶电视面板的阻碍就是缺乏电视品牌, 但要发展电视品牌需要时间与庞大资金, 尤其需要有一个庞大的市场作为后盾。以目前来看, 台湾岛内不可能有此市场规模, 也无企业有此资金或足够建立品牌来解决液晶面板产业面临的无品牌窘境。而中国大陆有超过10个以上的国内知名品牌, 加上代工数量, 规模已经远远超过台湾。因此很早就有人提出, 台湾液晶面板产业应与大陆彩电生产企业实行更密切的合作, 包括在大陆设置前段厂或面板厂, 为两岸面板产业建立上下游体系, 弥补自己没有下游整机工厂的缺憾, 这对台湾面板企业的成长有利, 台湾可以藉由两岸面板供需双方相互投资、紧密合作, 摆脱为韩国厂商代工, 甚至两岸联合制韩, 利用大陆电视品牌打入国际液晶电视市场, 为台湾面板厂创造未来“出海口”。
但台湾各大面板企业对此并不积极, 甚至每当液晶面板产品出现供求紧张的时候, 台湾企业与日韩企业一样会利用谈判中的有利地位, 趁机抬高价格。
长期以来, 台当局一直坚持禁止液晶面板行业“西进”的政策, 理由是开放投资大陆之后, 台湾产业就会“空洞化”。在这方面, 台湾甚至不如韩国和日本。
例如早在2001年4月, 日本ITT株式会社就与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公司和南京新港高科技公司合资组建南京华日液晶显示技术公司, 2002年8月又投资5400万美元, 组建南京新华日液晶显示技术公司, 生产液晶显示屏和显示模块。
2003年11月, 上海广电集团下属上海广电光电子公司与日本NEC、大和证券SMBC株式会社等合资设立上广电NEC液晶显示器公司, 总投资约13.79亿美元, 引进NEC的专利和技术, 在上海闵行莘庄工业区建设中国内地第一条5代液晶显示面板生产线, 2004年10月建成投产。
2005年11月, 以上广电NEC为核心的上海平板显示产业基地正式设立 (后改名上海平板显示器件产业园) , 园区吸引了日本电气硝子玻璃基板公司、富士彩色滤光膜公司等入驻。
2002年7月, 韩国LG电子与荷兰飞利浦合资组建的LG飞利浦公司投资7700万美元, 在南京高新技术开发区设立液晶面板厂, 主要生产电视和IT业所需的液晶面板, 现在南京工厂的产能已经占到LG飞利浦总产能的一半左右。2002年1O月, 韩国三星电子投资5100万美元, 在苏州工业园区成立了三星电子苏州液晶面板模组厂。
2003年1月, 前身是北京电子管厂的京东方科技集团 (BOE) 以3.8亿美元的价格收购韩国海力士 (Hynix) 半导体公司下属的液晶显示器部门, 组建成BOE-Hydis技术公司, 旗下拥有3条3代线, 这是当时中国大陆金额最大的一宗高科技产业海外收购项目。
此后, 一些韩国液晶零组件和上游材料企业也相继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如生产背光模块的DSLCD公司投资170亿韩元, 在苏州设立DS光电公司, 主要生产笔记本电脑和液晶显示器所需背光模块;韩国EUPULS公司在华设立的导光板生产厂;韩国NANOHITEC、DONGJIN SEMICHEM、ONNURI等企业进驻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LGD、三星电子等入驻苏州工业园、无锡液晶谷、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等高新技术园区。
直到2006年, 台当局才在台商的一再呼吁及担心被“边缘化”的顾虑下, 勉强开放4英寸以下面板中段制程“登陆”, 但却设置了很多先决条件, 如台湾厂商须对投资企业具有主控权、在台湾岛内有对应投资、符合两岸垂直分工 (台湾岛内高端/大陆低端) 、属全球布局、可大幅提升台湾岛内技术水准 (在台湾设有研发中心) 或运筹能力 (在岛内设有营运总部) 、大幅增加岛内母公司营收或订单等。能够符合这些苛刻条件的台商实在无几。
只有液晶面板的后段制程, 即背光模块组装部分, 由于技术门槛低, 且过程耗时耗力, 所需人力成本较高, 为降低成本压力, 同时为就近供应大陆的液晶电视、笔记本电脑及液晶显示器等下游系统厂商, 台当局允许厂商将部分模组厂移往大陆。到2007年, 台湾五大面板厂都已在大陆建有多座模组厂, 已成为这些厂商不被韩国竞争对手击败且能获利的重要因素。
2008年一场金融风暴导致全球消费需求下降, 造成市场上液晶面板严重供大于求, 伴随而来的是面板价格的雪崩式猝降。为了挺过难关, 台湾各大面板厂纷纷采取了放“无薪长假”、解约部分临时聘用员工等措施, 启动减产机制, 希望以此来稳定面板价格。但此时韩国下游厂商纷纷撤单毁约, 再加上韩元大幅贬值60%, 导致台湾液晶面板出口价量同步重挫, 令手中积压了大量面板的台湾厂商欲哭无泪。
由于欠下庞大银行债务需要尽快偿还, 台湾面板厂商每月都得面对近百亿新台币的资本支出费用摊提而不敢停产, 即使产品价格跌破生产成本也得忍痛。奇美电子2008年共亏损65亿元新台币, 到2009年二季度亏损竟达88.4亿元新台币, 处于濒临破产的边缘, 被迫裁员3100人, 最终被鸿海集团旗下的群创光电所兼并 (兼并后仍然采用“奇美电子”的名称) , 其他几家也都陷入愁云之中。台湾行政与经济主管部门官员也不得不四处出面游说, 请求银行放宽还款期限, 否则一旦这些企业因资不抵债而倒闭, 数万人失业, 将拖垮整个台湾经济。
最终是大陆挽救了台湾液晶面板产业。为应对这场金融危机, 大陆实施总计投资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方案, 采取推动“家电下乡”和“家电以旧换新”等各项惠民措施, 通过扩大内需来保增长。这些政策措施坚定了人们的消费信心。与全球各地液晶电视销量普遍下降不同, 2008年大陆液晶电视的产销量出乎意料地分别达到了4090万台和1177万台, 分别比前一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和11.3个百分点。
2009年1月, 大陆9家彩电企业与台湾液晶面板厂商正式签署了额度高达21.9亿美元的采购意向书, 并达成战略合作的共识。大陆方面表示, 希望两岸未来合作不仅限于液晶面板产能供给, 还将包括标准、规格技术上的共同制定, 甚至期望与台湾在大陆合资建设最先进的8.5代液晶面板厂。
业内专家建议, 台湾面板业者应该向尚有利润空间的40英寸以上液晶面板发展, 将40英寸以下液晶面板产能迁往大陆, 可以减少亏损, 提高收益;其次, 台湾厂商应进一步与渠道商合作发展品牌或与国美电器、海尔、海信、康佳等大陆品牌厂商合作, 增加面板厂下游客户群, 进而消化面板产能, 克服面板产业危机。
这一建议得到处在经营困境中的友达光电和奇美电子的响应, 并且很快向台当局提出赴大陆昆山和成都投资建厂的申请。特别是奇美电子, 8.5代线才建到一半就遇到严重资金困难, 同时又面临产能过剩, 如把工厂迁至大陆, 可以一举双得解决所有问题。但建厂申请却遭到主管经济部门官员的极力反对。他们固执地认为:这样一来, 等于把台湾面板业过去10年来努力建立的技术优势拱手让人, 且优秀技术人才也会大量流失, 整个面板产业有被连根拔起的危险。最后, 勉强放行友达光电在大陆建厂的申请, 但又附加所谓“N-1”的条件, 即同一企业赴大陆投资新厂的面板生产技术需低于岛内已营运工厂一个代别, 还要其承诺增加岛内就业机会、增加对台湾本地的投资等;奇美电子的申请则被搁置。
2009年, 大陆仅平板电视产量就已超过6600万台, 成为全球最大的彩电生产国;全年平板电视销量超过2500万台, 是世界第二大平板电视市场。在平板显示的其他主要产品领域, 包括手机、笔记本电脑和显示器方面, 大陆也是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
液晶面板是整条彩电产业链中最核心和基本的一环, 代数越高说明技术水平越高, 只有6代及以上的液晶面板生产线才能更经济地生产出用于26英寸以上液晶电视的面板, 生产40英寸以上的液晶电视面板则需要8代以上的生产线。但在当时, 大陆已正式投产的液晶面板企业只有京东方、上广电、昆山龙腾光电、深圳深超光电等数家, 仅能生产用于显示器、手机和其他小型移动终端的1到5代产品, 其生产的液晶面板面积总和仅占全球市场的5%。这些企业由于规模偏小, 对于原材料的议价能力低, 生产成本高于国际一线厂商5%至10%, 在全球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这与当时大陆平板显示整机产业的强劲发展势头极不相称
为了扭转液晶面板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 中国政府颁布了“电子产业振兴计划”, 将液晶面板作为国家优先发展的战略性重点产业, 国内各有关部门开始积极推动产业布局和发展, 研发液晶面板产品的机器设备与制程均日渐成熟。京东方等大陆企业通过收购、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方式, 已逐步掌握8代线的核心技术。由于有庞大的市场做支撑, 全球主要面板生产企业大多已在大陆设立后段模组厂, 加上正在与国外接洽共同合资设立的前段玻璃基板厂, 大陆面板产业供应链已日趋健全完整, 京东方、上广电、龙腾光电、彩虹、广新光电等大陆企业纷纷展开新一代液晶面板产线布局。其中, 京东方在2009年底开始在北京亦庄建设大陆第一条8代液晶面板生产线;不久, 由深圳市政府所属深超科技投资公司与TCL集团共同出资成立华星光电技术公司, 开始在深圳建设8.5代液晶面板生产线。
一直以来, 掌握着高世代面板生产技术的日韩等国也采取一系列政策限制到大陆建厂。如韩国《产业技术流出防制法》规定:液晶面板、半导体是核心战略产品, 韩国企业在海外建设生产基地需要政府特别批准。然而最近, 它们的姿态却有了明显的改变。
经历过全球经济危机之后, 日韩两国液晶面板大厂的日子普遍不好过。日本夏普在2009年亏损高达13亿美元, 2010年二季度继续亏损2.65亿美元。韩国LGD在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分别亏损4.78亿美元和1.8亿美元。三星集团虽然整体盈利能力较强, 但其液晶面板业务也受到很大冲击, 其10代线计划被迫中止。
从逻辑上来说, 液晶面板企业只有在最接近客户的地方建厂, 才可以大大降低整机厂家的供应链成本, 获得最大竞争力。2009年以来, 大陆彩电企业集中采购了大量台湾产液晶面板, 大大提高了台湾面板在大陆市场的占有率, 也因此树立了台湾面板的品牌信誉度, 破除了以往日韩面板产品质量优越的神话, 导致日韩产液晶面板在大陆市场的销路节节下降。迫不得已, 韩国三星及LGD等厂商在大陆市场连续采取面板产品全面降价等反制措施, 借此降低大陆向台湾采购面板的经济诱因, 同时打乱两岸面板业形成合作的进程。
要提高在大陆市场的占有率, 就必须在当地建高世代面板厂以降低生产成本。为争夺有限的几张建厂定额, 日韩面板企业都在极力说服本国政府对液晶面板技术出口放行, 希望抢在台湾厂商之前, 一举将后者封堵在大陆之外。诚如韩国LGD总裁权映寿所说, 京东方等大陆面板企业已经掌握了8代线的核心技术, 韩国政府没必要再固守已广泛普及的生产技术, 否则韩国面板业就有可能失去巨大的中国大陆市场。
2010年8月30日, 南京市政府、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夏普三方在北京正式签署合作协议, 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及旗下的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公司与夏普联合成立合资公司, 在南京市共同推进8代液晶面板生产线建设。作为先行项目, 夏普将已建成的一条6代线全部生产设备出售给中电熊猫, 投资总额为138亿元, 月产量为8万张。一个月后, 夏普6代线正式在南京动工。
同年11月, 广州LGD的8.5代线项目在韩国首尔签字。广州LGD项目投资金额13.4亿美元, 其中韩国LG集团下属的LGD公司持有70%股份, 广州市政府和大陆一家彩电大厂持有30%股份。此外, 韩国三星集团也决定在苏州工业区建设一条7.5代液晶面板厂, 目前已经动工。到2010年底, 大陆共有10多个城市计划新建6代线以上面板项目11个, 其中8代线以上项目有6个, 成为大陆电子信息产业的一大热点。
缺乏远见, 丧失先机最终丢掉大陆市场
大陆方面本来顾及两岸血浓于水的感情, 诚心诚意地希望双方能够携起手来, 在液晶面板产业开展密切合作, 取长补短, 联合对外, 共创双赢。但由于台当局缺乏远见, 既担心技术被大陆学去, 又希望大陆能长期处于技术落后的境地, 花高价大量购买自己的产品, 因此对大陆方面的合作愿望一再推拒, 将与大陆合作建厂的先机拱手让给韩日企业。台当局似乎没有意识到, 这样做根本不可能阻挡大陆液晶面板产业的崛起, 而它自己则将因此丧失其在该领域“翻身”的机会, 最终导致逐渐退出大陆市场。
直到2011年3月, 由于欧美债务危机导致全球经济不振, 液晶面板市场价格连续10余个月下跌, 台湾各大面板厂出现全面亏损局面, 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也在加快下滑, 台当局经济主管部门仿佛才醒过梦来, 急急忙忙地宣布:解除岛内企业并购或参股投资大陆面板厂限制, 可与大陆面板厂策略联盟, 快速进入大陆市场及取得产能;面板“登陆”世代须低于台湾一代的“N-1”政策也一并解除, 允许技术等同台湾该公司已设面板厂的最高世代。
友达光电宣布参股大陆龙腾光电, 把原定在昆山设立的7.5代厂更改为8代或8.5代项目, 同时与大陆多家彩电厂商建立紧密合作关系, 提供自己拥有的偏光式3D液晶面板, 有效弥补目前大陆彩电厂商无法生产3D电视的缺陷。奇美电子则称, 将继续推进在成都投资建设8.5代厂的计划。
但已经太晚了。2009年韩国液晶面板企业的全球市场占有率还仅仅领先台湾1%～2%, 而此时, 两者的差距已扩大到了10%以上。
此外, 大陆本土液晶面板企业也在逐渐赶了上来。2011年第一季度, 大陆生产的大尺寸液晶面板平均月产量为330万片, 首次超过日本同期月产量。同年4月, 南京中电熊猫引进日本夏普的6代线开始量产;7月份, 京东方在北京建设的大陆第一条8代线正式运行;一个星期后, 华星光电8.5代线也开始少量投产。到2012年底, 仅这三家面板厂的26英寸至55英寸电视面板产能将合计达到每年3000多万片, 几乎与同年对台采购液晶面板数量持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华星光电之所以能够快速建成投产, 主要依靠的是200多位来自台湾友达光电和奇美电子等面板企业的技术与经营人才。他们在2009年全球金融海啸袭击岛内时, 因企业减薪裁人而被迫离职下岗, 是大陆液晶面板产业的发展给了他们重新展示自己才华的更大舞台。
在陈立宜 (前奇美电子电视面板事业协理, 现任华星光电执行副总裁, 兼任TCL集团副总裁) 、王国和 (前奇美电子厂长, 曾任龙腾光电副总经理, 现任华星光电副总裁) 、王兴隆 (前友达光电资深协理, 现任华星光电副总裁) 等率领下, 他们在原本是一片菜园和养鸡场的土地上, 仅用17个半月的时间, 就建成占地60万平方米、世界上最现代化的高科技无尘室厂房。由于日本3.11地震引发海啸, 导致溅镀机、曝光机等重要设备延期运抵, 为了抢时间安装调校机器, 很多人连续三个月每天只睡三小时, 最终比提早4个月建厂的京东方, 只晚约一周开机试运行。为了证明自己的技术实力, 同时鼓舞员工士气, 他们精心打造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110英寸面板, 并在2012年3月运到北京, 挂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厅两旁的墙上, 准备在中共十八大会议期间, 向中央领导和各界代表展示两岸产业合作所取得的非凡成绩。
目前, 华星光电已成为海峡两岸单一产能最大的液晶面板厂;到2012年底, 32英寸电视面板产能将达到2400万片, 可以提供TCL集团所需电视面板数量的40%。
大陆液晶面板产量逐渐提高, 如今已能满足所需电视面板数量的一半左右。据Disp1ay Search分析, 2012年大陆面板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将由6%增为9.9%, 预计到2014年将再增加近一倍, 达到18.6%, 是全球唯一持续增长的地区, 而韩国与台湾的市场占有率则缓步下降。
未来大陆液晶面板产量仍将持续提高, 使得大陆在面板价格、供需平衡和全价值链关系上的影响力越来越深, 对外采购比重将逐年递减, 这对欠缺自有品牌出海口、高度依赖大陆市场的台湾面板厂商来说当然不是好消息。
因2011年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 三星、LGD、友达光电和奇美电子全数尽亏, 彻底打乱了其在大陆建厂的计划。即便现在立即上马, 依照面板厂从开工到运营需要至少18个月的建设周期, 预计最快也要到2013年底才可投产, 将远远落后大陆三家高世代面板厂量产进度两年以上, 这将彻底颠覆现有全球液晶面板产业竞争格局。
为了扶植本土液晶面板产业, 大陆海关开始实施保护政策, 从2012年4月1日起, 将32英寸及以上不含背光模组的液晶面板进口关税从3%调高为5%, 这极大限制了岛内面板企业对大陆的出口,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庞大的中国内地市场在眼皮底下溜走。
大陆追赶的速度之快, 已让台湾同业无法忽视。巴克莱证券分析师叶婉屏提到:以往寻问台湾面板业高级主管, 大陆做面板会成功吗?对方总是毫不怀疑地说, 不会!他们技术差我们很远。现在这些主管全部改口, 称大陆只差台湾一、两年。台湾交通大学副校长谢汉萍是岛内最早研究显示科技产业的元老之一, 他估算3到5年内, 大陆产液晶面板就会由内销转为外销, 进攻新兴市场, 韩国三星、LG则主攻高端的欧美市场, 而台湾面板厂将因为没有出海口, 在中间被夹攻, 只能抢食廉价面板的残羹。
台湾《商业周刊》对此评论道:台湾面板曾经占据大陆一半电视面板市场, 帮台湾赚入大把外汇;台湾曾有机会进军大陆打造高世代面板厂, 与大陆电视品牌业者联手抗韩, 让台湾有机会成为全球最大面板出口地区。如今这一切都改变了!大陆先前十分欢迎台商登陆, 但台当局却高举“N-1”等政策限制, 不但拖慢面板厂的登陆时机, 还绑住他们的手脚, 要求他们“根留台湾”, 让他们只能以落后一个世代的技术和别人竞争, 造就了韩国面板厂的竞争优势。其结果不但没有限制住大陆面板业的快速发展, 反而因此失去先机, 人才、技术不断往大陆迁移, 导致大陆现在高世代面板生产线里没有一条是台湾厂商参与投资建设的。被绑在台湾的“面板双虎”空有技术, 却无法交换到进入大陆市场的各项好处, 最终沦落为“四大惨业”之一, 留下4000亿元负债, 仅2012年上半年就有400多人被迫离职, 比往年暴增一倍;有些跳槽到大陆去, 而且走的多是有丰富经验的研发人才。
这位台湾记者不无惋惜地说:“曾经, 我们紧紧地守着技术, 但最后, 人才走了;曾经, 我们紧紧地守着产能, 终究, 没做出价值。在面板之后, 希望台湾其他的产业, 不会再一次遗憾地说着, 曾经, 我们也有机会……。”
台湾还有机会吗?
平心而论, “N-1”政策确实让台湾厂商失去进入大陆市场的先机, 并逐渐丧失了其在全球面板业的主动权, 但大陆并没有完全关闭对台湾的大门。目前大陆已是全球最大的液晶电视单一消费市场, 要在未来几年完成现有4亿台传统显像管彩电的更换, 是一个相当巨大的工程。每年1亿台液晶电视产量 (包括出口) , 再加上6000多万部液晶显示设备的需求, 需要多条高世代面板生产线才能满足。如果能得到台湾液晶面板企业的协助, “十二五”时期大陆面板产量在全球的占比有望超过25%, 困扰中国家电业多年的“缺芯少屏”之痛将彻底得到缓解。
同时也应该注意到, 目前普通TFT-LCD液晶电视面板已经成为标准产品, 市场价格透明, 毛利不高, 在真正能赚大钱的触控、3D、IPS (横向电场效应显示技术) 、FFS (广视角显示技术) 、AMOLED (主动式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技术) 等最先进的液晶面板技术领域, 大陆企业不仅远远落后于韩国, 甚至也落后于台湾, 两岸在这方面应该携起手来。
面对韩国三星咄咄逼人的竞争态势, 目前友达光电、奇美电子、铼宝、达迈、昱镭等都在研发AMOLED技术, 但AMOLED的生产线投资动辄数亿美元, 而这些厂商普遍在亏损中挣扎, 没有太多资金支持, 实在有些力不从心。与此同时, 大陆的长虹、京东方等企业也在积极投资研发AMOLED技术, 天马微电子公司已在2011年5月开始建设一条5.5代线, 预计2014年量产。
2011年11月, 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在杭州举办第二次例会, 宣布将液晶面板作为两岸先期产业合作项目之一。2012年1月初, 国务院发布《工业转型升级规划 (2011—2015年) 》, 将OLED产业定为重点发展对象。目前正在打造合肥新站区国家新型平版显示工业化示范基地, 南京也同时设立紫金科技创业特别小区, 利用政策优势, 服务OLED产业;通过对技术开发等提供资金支持, 以扶持OLED产业发展, 加快扩大中小尺寸OLED面板的量产规模, 并促进大尺寸AMOLED面板技术研发。这是国内首次将新型平板显示产业纳入“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的规划范畴。
大陆法系 篇8
随着人类对能源消耗的加剧,地球上易开采的资源和能源已日渐枯竭,极地因此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南极大陆矿产资源考察与评估》一书的主要编写人员参加了中国第29次、第30次、第31次南极考察,通过三年半的调查和研究,在查明考察区域地质背景和构造演化历史的基础上,对重要矿藏进行实地考察和成因研究,进而评价其资源潜力,以保证我国在南极的资源权益。
南极大陆矿产资源考察与评估是“南北极环境综合考察与评估”专项的二级专题,承担单位为中国科学院地质力学所,参与单位为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和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专题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对东南极普里兹湾—查尔斯王子山—甘布尔采夫冰下山脉地区的基础地质研究和编图,冰下地质和地球物理调查以及重要矿产资源的考察,查明区域地质背景和构造演化历史,评估我国中山站600平方千米范围内煤、非金属和其他金属矿产的资源潜力;通过对西南极的南极半岛和南美南部的现场考察和研究,评价南极半岛铜多金属矿产资源的潜力。
南极遍地都是宝,单就矿产资源而言,目前已发现了当前世界所有的已知矿种。《南极大陆矿产资源考察与评估》一书对第29次、第30次、第31次考察的内容及路线、考察主要数据与样品进行了介绍;对各次考察成果进行分析和总结,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加以说明;对未来科学考察提出建议。考察中特别是在南极现场考察方面,借助于国际合作首次考察了远距中国科考极地的南极半岛、北查尔斯王子山和布朗山,扩大了中国南极考察与研究的国际影响。
根据本书的描述,3次南极考察获得了5项重要成果,它们是(1)南极大陆及相邻海域高精度三维地壳和岩石圈结构的获取;(2)东南极古太古代冰下大陆块的发现及格罗夫山冰下高地性质的确定;(3)东南极雷纳造山带中新元古代(格林维尔期)构造演化模型的建立;(4)南极半岛—南设得兰群岛中新生代大洋俯冲、增生过程的调查研究;(5)中山站临近区域矿产资源考察的实现及西南极成矿规律的总结。这些成果的获得,对我国未来在南北极大陆矿产资源考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权益和资源始终是国际南极考察竞争的焦点。近年来,各国在极地地区的油气和固体矿产资源的战略争夺明显加剧。因此,我国开展南极油气能源、矿产资源潜力调查评价及其相关基础地质研究是一项国家战略性工作,需要及早谋划,然后逐步深入开展,以保证我国在南极的资源权益。了解和掌握南极大陆,特别是我国站区附近的矿产资源状况,一方面可以提高我国南极地质科学研究的水平,在国际上产生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增强我国在国际南极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为我国在未来和平开发利用南极创造有利条件,造福于子孙后代。本书的出版正是对我国南极大陆矿产资源考察的一次小结,同时也是为未来的科考活动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大陆桥探究 篇9
我们都知道, 目前远东的货物运往西欧, 惯常的航线是远洋轮船经马六甲海峡, 越过印度洋, 进入红海, 取道苏伊士运河, 到达地中海, 然后穿过直布罗陀海峡抵达大西洋, 最后把货物送到西欧各国。但是, 如果苏伊士运河突然封航, 巴拿马运河又拥挤堵塞, 远东国家的货物怎样才能到达西欧呢?肯定会有人说:可以绕过非洲好望角或者南美洲的德雷克海峡。须不知绕过非洲好望角会增加路程5, 500~8, 000多公里, 而绕过德雷克海峡增加的路程更多。也许有人会说不可能发生苏伊士运河封航的事情。
事实上, 历史真的出现了这一幕。由于埃以战争, 苏伊士运河先后两次关闭, 第一次在1956~1957年期间, 第二次在1967~1975年期间。第一次苏伊士运河关闭并没有催生出大陆桥, 因为那时二战刚结束不久, 国际贸易还没有足够发展, 现代集装箱这一新鲜事物还没有出现, 建立在集装箱基础之上的国际多式联运更是不曾听说。作为大陆桥的三个先决条件还未诞生, 所以即使有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关闭这一偶然的历史事件, 大陆桥这一新鲜事物仍然处于深度沉睡中。这三个先决条件分别是:
第一, 国际贸易要有足够的发展。如果国际贸量不足够大, 远东到西欧的货物就不会很多, 从而北美大陆桥运输就会失去规模效应。
第二, 现代集装箱的出现。集装箱的特点使得它本身的货物装卸非常方便, 对于大陆桥运输中的海运与陆运交接, 会产生很大的经济效益。
第三, 国际多式联运的产生。国际多式联运建立在集装箱运输基础上, 它是大陆桥运输的其中一个重要特征, 没有国际多式联运, 海运和陆运之间的衔接很难进行。
由于20世纪60年代, 上述三个条件均已具备, 所以在苏伊士运河1967年第二次关闭之际, 在“时间就是金钱”的商业意识影响中, 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 一些商业冒险家开始把美国的横跨北美大陆的铁路运输作为桥梁, 把太平洋和大西洋连接起来, 使远东的货物先经横跨太平洋的海运, 再经横跨北美大陆的陆运, 然后经横跨大西洋的海运, 最终到达西欧。
二、最初意义的大陆桥———北美大陆桥
大陆桥这个概念的提出最初源于北美大陆桥, 它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服务范围最广的陆桥运输线, 采用这种陆桥运输方式比采用全程水运方式通常要快1~2周。例如, 集装箱货从日本东京到欧洲鹿特丹, 采用全程水运 (经巴拿马运河或苏伊士运河) 通常约需5~6周, 而采用北美大陆桥运输仅需3周左右的时间。北美大陆桥包括:美国大陆桥, 加拿大大陆桥和墨西哥大陆桥。基于北美大陆桥, 尤其基于对世界影响最大的美国大陆桥, 人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大陆桥概念。
最初意义的大陆桥运输就是指利用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 (公路) 运输系统, 作为中间桥梁, 把大陆两端海洋 (太平洋和大西洋) 的海上运输连接起来的集装箱连贯运输方式。简单地说, 就是两边是海运, 中间是陆运, 大陆把海洋连接起来, 形成海-陆联运, 而大陆起到了“桥”的作用, 所以称之为“陆桥”。这样, 海-陆联运中的陆上运输部分就是“大陆桥运输”。
对于上述大陆桥运输的概念, 我们必须抓住其真正的内涵:首先, 大陆桥两端的海上运输必须是横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海上运输, 如果没有横跨大洋的运输, 大陆桥就失去了它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基础;其次, 连接两个大洋的中间陆上运输主要是铁路 (公路) 运输;最后, 大陆桥运输最本质特征———国际多式联运。
具体说, 如果货物从远东通过北美大陆桥运往西欧, 处在太平洋的海上承运人必须负责北美大陆桥的陆上运输的责任和运费, 这种责任和运费继续延续到大西洋的海运直至货物到达西欧各国, 也就是说太平洋上的海上承运人必须一票到底, 负责货物到达最终目的地。当然, 货物从西欧经北美大陆桥运往远东也一样, 由大西洋的海上承运人一票到底把货物最终运送到远东各国。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 用大陆桥运输这个新鲜的词汇来描述远东的货物经北美大陆到达西欧, 或者西欧货物经北美大陆到达远东非常形象。因为每一条大江、大河上的桥都是横跨在水上的, 桥的作用正是使大江、大河两岸的相互对向运动的物体顺利通过。同样, 北美大陆上的铁路 (公路) 运输也是起着同样的作用, 它使北美大陆两端的太平洋和大西洋上的相互对向运动的货物顺利通过。
三、北美小陆桥和微桥
北美大陆桥运输不但节省了时间, 而且节省了运费, 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为了扩大横跨北美大陆的铁路 (公路) 运输的战果, 人们在不断地探索:既然远东和西欧各国之间的货物运输通过北美大陆桥能有如此的经济效益, 那么, 如果远东的货物运到美国东海岸附近的州, 或者西欧的货物运往美国西海岸附近的州, 能否也可以采用类似的运输达到同样的经济效益呢?事实上, 这是可行的, 而且真的出现了这样的运输。但相对于北美大陆桥运输来说, 这种运输方式又少了最末一段的海上运输, 所以把它称为北美小陆桥运输。
与大陆桥运输相比, 小陆桥运输的概念有些不同。一方面小陆桥运输比大陆桥的海/陆/海运输缩短了一段海上运输, 成为海/陆或陆/海形式。例如, 远东至美国东部大西洋沿岸或美国南部墨西哥湾沿岸的货运, 即可由远东装船运至美国西海岸, 转装铁路 (公路) 专列运至东部大西洋或南部墨西哥湾沿岸, 然后换装内陆运输运至目的地;另一方面当货物通过小陆桥运输到达美国海岸港口时, 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和费用就终止了, 之后货物由港口到达美国沿海附近的目的地运费和责任由收货人自己承担和负责。
尽管如此, 小陆桥运输的本质特征与大陆桥一样, 毕竟它是从大陆桥中发展过来的。它也是国际多式联运, 至目的地港口之前的运输使用一张海运提单, 由海运承运人支付铁路运费并承担风险。采用这种运输方式, 使海运和陆运结合, 同样可以节约时间和运输成本, 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比如, 日本大阪———纽约, 经巴拿马运河全程海运时间21~24天, 采用小陆桥运输为16天, 可节省1周左右的时间。
其实关于北美大陆桥运输的战果还可以进一步扩大。试想一下, 如果有一批远东的货物需要运到美国中部的州, 采用小陆桥运输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呢?货物会先到达美国东部海岸的港口, 然后又要用火车运回到美国中部, 也就是说, 货物重复多余运输了整整横跨北美大陆的路程。一方面, 浪费了火车横跨北美大陆所需的时间;另一方面, 整整多支付火车横跨北美大陆所需要的运费。这真是吃力不讨好。为此, 我们是否可以不把货物运输到美国东海岸港口再运到目的地, 而是把货物直接从美国西海岸港口运到目的地。这样岂不既节约时间, 也节约费用吗?同样, 西欧货物也可以从美国东海岸港口直接运输到目的地, 而无须先从东海岸港口运输到西海岸港口, 再从西海岸港口运到目的地。上面的运输方式就是我们所说的微型陆桥运输。
微型陆桥运输也叫微桥运输, 由于比小陆桥运输更缩短了一段运输距离, 它只用了部分陆桥, 故又称半陆桥运输。全程也使用一张海运提单, 铁路运费也由海运承运人支付。比如, 远东至美国内陆城市的货物, 改用微型陆桥运输, 则货物装船运至美国西部太平洋沿岸, 换装铁路 (公路) 集装箱专列可直接运至美国内陆城市。微型陆桥比小陆桥的优越性更大, 它既缩短了时间, 又节省了运费, 不但如此, 它还可以避免进入美国东部港口, 节约港口费用。因此近年来发展非常迅速, 我国也已开始采用。
微桥运输与小陆桥运输的区别在于港口至目的地的运费和责任承担不同。微桥运输, 港口至最终目的地的运费和责任由承运人负责, 而小陆桥运输, 港口至最终目的地的运费和责任由收货人承担。
四、小结
1、最初意义的大陆桥———北美大陆桥, 是连接横跨太平洋的海上运输和横跨大西洋的海上运输。
2、北美小陆桥运输是指货物到达沿海港口之后不再继续横跨大洋, 而是转运到美国内陆。
何谓“大陆科学哲学”? 篇10
一大陆科学哲学的界定
自从上个世纪60年代奎因提出了逻辑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以来,这种分析模式的科学哲学就处在“危机”之中。它表明科学哲学需要进行范式的重构。正是在这个前提下,科学哲学界的研究兴趣也发生了转移,其中一个趋向就是发掘欧洲大陆传统比如法国和德国的科学哲学。像巴士拉(Gaston Bachelard)、康吉兰(Georges Canguilhem)、尼采、柏格森、胡塞尔、海德格尔等都从这个时期才逐渐进入了科学哲学的研究视野。近年来,有些学者干脆提出了“大陆科学哲学”概念。我们这里着重介绍两个典型代表:古廷(Gary Gutting)和芭比奇(Babette Babich)。前者于2005年编辑出版了一本专门研究大陆传统的科学哲学的书即《大陆科学哲学》。在本书的前言部分,古廷专门对大陆科学哲学给出了自己的界定。芭比奇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大陆传统的科学哲学研究,她也是从科学哲学上研究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先锋人物,近年来还多次解释和重申大陆科学哲学概念,可以说是这个方面的资深研究者。
首先我们介绍古廷对大陆科学哲学的界定。他区分了三种对科学的不同态度:第一是经验主义或实证主义的态度,将科学看成是最名副其实的知识。哲学,充其量是一种元反思,即解释清楚科学的结论和产生这种结论的方法。第二种态度是康德的或批判的态度,认为科学给出了最优秀的知识,哲学则揭示了真理的专有领域。第三种态度是本体论的或形而上学的态度,即声称哲学真理领域完全独立于(在某种程度上优越于)科学。[1]1实证主义的态度典型地体现在与科学牵连的反思科学家和哲学家这里,其最著名的代表包括德语界的马赫和法国的彭加勒和迪昂(Pierre Duhem)。在法国这种实证主义受到复兴的新康德主义影响,像拉舍利埃(Jules Lachelier)、布特鲁(Emile Boutroux)、布伦士维格(Léon Brunschvicg)和巴什拉的科学哲学就表现为这个特征。与法国不同,德国的新康德主义分裂为两个阵营,长期争吵不休。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态度来自于柏格森和狄尔泰的“生命哲学”(Lebensphilosopie),后来通过现象学(胡塞尔)和实存主义(海德格尔和梅洛·庞帝)而得到彰显。在法国这个传统甚至延续到后结构主义,尤其是“差异”哲学家,德勒兹和女权主义代表伊莉格瑞(Luce Irigaray)。[1]2
古廷上述对大陆科学哲学的界定仍然局限在大陆范围内,也就是法国和德国的思想,他并没有关注欧洲其他国家比如意大利等国的科学哲学。实际上,古廷也认为大陆科学哲学并不限于“大陆”范围,但是他并没有指出其他的情况。大陆科学哲学的另一位主张者芭比奇,她给大陆科学哲学的定义是宽泛的,在某种程度上也避免了古廷的问题。“大陆科学哲学示例了将秩序和偶然性、问题和答案、作者和读者、说者和听者关联起来的整体性的主题。这种科学哲学也倾向于特别强调作为意义的话语的历史和文化的条件;将说者和听者的相互协调;强调前语言的认识的必要性,这种认识被置于人参与的共同的社会-文化的历史世界的根基上;强调叙述和隐喻的说明作用;持续不断地强调理解的问题;将真理看成是视域的,敞开的,或视角的;容忍矛盾的、复杂的表达形式。”[2]545芭比奇解释说,这种大陆传统的科学哲学包括(这正是分析传统没有做到的)关于科学史的观点以及科学发现的社会的、实践的观点。在分析的传统关注还原的地方(这无论如何取消了哲学的永久问题),大陆哲学则关注海德格尔所谓的“思”(Denken)的问题,追问科学得以可能的前提和条件。同时,大陆科学哲学不仅关注科学家的世界图像,而且关注科学家本人。如梅洛·庞帝在他的《知觉现象学》中所说:“我不能把自己设想为世界的一个点,设想为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的单纯对象。”[3]像梅洛·庞帝一样,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对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也进行了意义的追问,并将科学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联在一起。
与古廷不同的是,芭比奇对大陆科学哲学的定义不是专门强调地域分界,而是从一种研究倾向上将大陆科学哲学标示出来。如果主流的科学哲学珍视普遍性和单义性的话,科学哲学的大陆形式则赞同多元的观点。像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后殖民地思想和女权主义都有其科学理论,在自然哲学和环境哲学基础上形成的整体主义的科学哲学,受到福柯思想影响的科学哲学比如哈金(Ian Hacking)的思想以及其他法国思想影响下的分析哲学等,它们都可以算在大陆科学哲学的范畴内。[2]546-7另外,大陆科学哲学不仅出现在欧洲大陆,就是英美分析哲学内部,也有趋向于大陆思想的,比如现在的分析模式的科学哲学关注历史问题、科学的社会研究等。像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就可以看成是赞同大陆哲学的。所以,芭比奇对大陆科学哲学的定义非常灵活和富有弹性,只要属于这种研究倾向的科学哲学,不管是分析的还是大陆的模式,都属于她所谓的大陆科学哲学的范畴。不过,芭比奇在某种程度上也吸收了古廷的观点。她也对大陆科学哲学进行了内部的划分:核心部分就是批判的(尼采)、现象学的(胡塞尔)和解释学-现象学的(海德格尔)的模式。[2]546
总之,古廷和芭比奇对大陆科学哲学的界定表现出两个显著特点:第一,大陆科学哲学代表了一种来自于欧洲传统的科学哲学的研究倾向,它与强调逻辑-语言分析的科学哲学的传统形式不同。也就是说,他们提出的大陆科学哲学概念,首先是与英美分析的科学哲学主流抗衡,比如他们都将逻辑经验主义排除出研究的范围。但是,他们都表示,这种大陆科学哲学并不仅仅局限在大陆范围内。像奎因、普特南、戴维森、库恩和罗蒂等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看成是大陆科学哲学的主张者。所以,大陆科学哲学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学术阵营之间的壁垒,它真正地成为了一种多元的思想,一种整体的视角。第二,大陆科学哲学不只是重复大陆哲学的观点。很明显,它将概念的界定置于两个哲学阵营“对话”和“融合”的时代背景中,看到了两个哲学阵营以及各种不同的哲学派别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从这方面看,它坚持了一种开放的精神,有着一种全球视野。
二大陆科学哲学的主要内容
在梳理法国和德国的科学哲学传统时,古廷抓住了这个显著的特征,即法德两国的科学哲学的发展都与新康德主义有着很深的关联。在法国,受新康德主义影响的布伦士维格肯定是一个关键人物。他的独特的贡献是将历史方法引入到批判的科学哲学中,以此反对此前实证主义的观点。布伦士维格在一定程度上综合了实证主义和唯心主义,他将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看成是科学家对经验的成功的解释历史反思的结果。“我们凭借着经历科学的历史进步而得知了真理……这一历史是心灵构建解释经验的越来越成功的框架的记录。”[4]在布伦士维格之后,对科学史的研究具有重大贡献的是巴什拉和康吉兰。福柯可以说是这个科学史研究传统的受益者。[1]2法国科学哲学的这条路线是实证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的结合。另一条科学哲学路线是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以及它产生的影响,柏格森代表了法国对科学的一种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态度。
柏格森认为科学方法是“电影摄影的方法”。也就是说,科学将现实不是看成持续的流,而是一系列从流变中抽象的瞬间“快照”。康德将知识等同于科学知识是错误的,因为这充其量是一个有限的、不完整的领域,超出这个领域,还有关于现实本身的知识,即关于绵延的形而上学的知识,它实际上是更为丰富的整体。因此,必须超越智力的形式主义,走向绵延的经验,哲学或形而上学应当具体地恢复科学所忽略的东西。[1]43-58柏格森的思想不仅影响了后来法国的现象学尤其是梅洛·庞帝对科学的理解,而且还一直影响到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如德勒兹和伊莉格瑞。梅洛·庞帝在《知觉现象学》中形成了现象学优越于科学的思想,将我们对世界的体验看成是科学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德勒兹接受了柏格森的绵延理论,将哲学概念看成一种差异的绵延,而科学则是对绵延的限定,一种“减速”(slow-down)活动。[1]258-261伊莉格瑞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看到科学被性别化(男性化)的一面。她要求科学重视性别差异,重视女性化的东西比如欲望、情感、想象、爱好的认识论作用,从而突破科学的中立的、客观的描述。[1]265-280
德国的新康德主义分裂为两个主要阵营,一个与马堡大学相关,另一个与海德堡大学相关(或者说西南地区),经常争吵不休。两个阵营都继承了康德对科学的批判的态度,将科学看成是知识的首要事例,哲学知识乃是通过对科学可能性的条件的反思得来的。但是,两个新康德主义阵营都拒绝了康德的感性的先天形式这个中间过程。马堡学派否定了康德在形式和材料之间的区分,因为知识客体既是形式的,也是材料的;与此相反,西南学派则坚持了这种区分。德国新康德主义经过来自现象学、解释学以及逻辑实证主义的挑战之后,它的余续在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早期哈贝马斯的思想中被继承下来。哈贝马斯的思想可以看成对新康德主义的接受和拒绝的过程。在1968年的《知识与兴趣》中,哈贝马斯给出了新康德主义的知识表述,将知识建构在人的兴趣之上。自然客体用科学方法是可知的,因为这是我们在技术地控制自然并满足我们的兴趣的唯一途径。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兴趣将自然世界建构成为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基础,正如康德思考感性形式和理性范畴所为一样。但是,我们作为类的生存和发展,不仅需要控制自然,而且还需要我们组成社会群体。这就需要我们考虑交往兴趣。[5]哈贝马斯后期的作品将他对知识的讨论和兴趣放到了交往的标题下,认为技术控制的兴趣需要交往(“话语”)的特殊形式,解放就暗示在有效的交往的规范之中(例如,平等参与的权利)。形成了这些观点后,哈贝马斯好像远离了康德的先验反思,他更像一种社会科学建构模型的社会实践。
在德国,狄尔泰的生命哲学也同样挑战了新康德主义,他认为需要一门“精神科学”来理解生命现象,将之从自然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这不仅启发了现象学对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批判,而且对海德格尔的实存主义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都拒绝了经验科学的优越地位,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客观化的方法,它没有考虑我们在经验中实际遭遇的东西。超越科学,需要有一门现象学,对事物本身的严格的、全面的描述。我们在经验中发现的东西先于科学的客观化的抽象和理想化。但是,胡塞尔继续坚持将生活世界的历史经验奠基在理想的、非历史的本质的清晰分析基础上,海德格尔则拒绝了这种分析的层次。胡塞尔认为科学是对自然的理论描述,这是作为旁观者的科学家形成的,海德格尔认为在我们实践的关系上生活世界乃是一种实践而不是理论视域,这导致了海德格尔强调了技术批判的必要性。
与古廷大致相似,芭比奇也将大陆科学哲学核心内容集中在法国和德国思想传统上,但是她并不想比较两个国家的科学哲学的异同,而是指出了一种整体的研究倾向。她区分了批判的、现象学的和解释学的模式,在现象学和解释学的模式上,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是中心人物。就批判的立场来说,她也将康德看做一个关键人物。古廷偏重于讨论新康德主义以及它所受到的挑战,并将之作为德法两国的科学哲学的引线,芭比奇则将从康德到尼采的发展看成是一种激进的批判方式。尼采认为,在科学的精神和其进步的意义上,物理学规律只能被认为是“解释”。 数学和逻辑乃是一种人化的结果,即一种虚构。这些主张不仅直接影响了法国的巴迪乌(Alain Badiou)、福柯、德勒兹等后结构主义的科学观,而且也使后分析时代的哲学家(比如罗蒂)感兴趣。
所以,与古廷不同的是,在芭比奇这里,尼采肯定是一个关键人物,他不仅影响了大陆科学哲学范围,而且对所谓的后分析时代哲学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分析哲学最近的努力,不仅诉诸胡塞尔,而且大量引用尼采、海德格尔、巴迪乌、福柯和德勒兹。总之,从基本倾向上看,古廷和芭比奇都将大陆哲学主流看成是德国和法国的传统,这是大陆科学哲学的重心所在。并且,其他属于大陆科学哲学范畴的思想,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这两个传统有关。
三主要成就和研究前景
实际上,包括古廷和芭比奇在内,国外近20年对大陆科学哲学的研究成绩是斐然的。首先是研究专著,包括芭比奇的《尼采的科学哲学》(1994)、克鲁姆比(A.C.Crombie)的《欧洲传统的科学思想风格》(1995)、诺里斯(C.Norris)的《留意分裂:两种传统的认识论和科学哲学》(2000)、格莱斯布鲁克(P.Glazebrook)的《海德格尔的科学哲学》(2000)、麦克圭尔(J.E.McGuire)和图前斯卡(B.Tuchanska)的《解缚的科学:社会历史本体论的哲学研究》(2000)等。其次是出版的研究丛书,包括芭比奇编的两卷本的《尼采与科学》(1999)、颇莱杜(C.G.Prado)编辑的《被分割的房子:比较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2003)、法斯特(R.Feist)编的《胡塞尔与科学》(2004)、古廷编的《大陆科学哲学》(2005)、布莱那(A.Brenner)和盖杨(J.Gayon)编的《科学哲学中的法国研究》(2009)、斯戴德勒(F.Stadler)编的欧洲视角的《科学哲学的现状》(2010)等。此外,还有大量的大陆科学哲学的研究论文。
这些丰富的研究成果,综合起来包括以下研究成就:第一,打破了传统科学哲学以英美分析模式为“主流”的格局。我们姑且不论古廷和芭比奇的贡献,其他许多研究都明示了这一点。它们不仅研究了大陆哲学家的科学哲学或欧洲视角的科学哲学,而且还强调了两个哲学阵营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这种打破哲学阵营之间的分裂的研究倾向大大超越了此前的状况。在上述研究中,就是谈到两个传统的科学哲学,也都是对哲学分裂持否定态度。比如,最近出版的欧洲视角的《科学哲学的现状》。它是2008年在维也纳大学召开的“欧洲视角的科学哲学”国际公开会议的成果。此次会议的目的是启动欧洲国家的科学哲学研究。《科学哲学的现状》标志着这个研究的第一步,其研究计划将持续到2013年。根据编者的介绍,研究不是排外的“欧洲中心论”,而是相互合作研究,协同作战,以提高欧洲科学哲学的潜能,复兴欧洲传统。它强调根据欧洲的历史根源和现代发展来研究科学哲学,即强调欧洲现代问题的历史起源。[6]也就是说,这里不存在两个哲学阵营的问题,像现象学和分析哲学就有着共同的根源。
第二,充当了分析的科学哲学的“解毒剂”。 它表明,科学哲学不能仅仅局限在英美哲学“主流”上,它应当是一个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开放的概念。比如芭比奇就认为,大陆科学哲学概念不仅突破了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说,英美哲学“主流”,而且将触角伸展到东方思想(印度和中国)、殖民地地区。它处处揭示科学中潜藏的暴力、种族主义、欧洲中心论、极权主义、殖民主义。它批判的是科学自启蒙以来的半宗教的神话,认为科学是向批判敞开的。[2]554
这种大陆科学哲学的研究的兴起表明,科学哲学的传统的模式正在被打破,一种科学哲学的新视野正在形成。同时,它也隐含着这层意思,只有科学哲学自身的多元化才能解决科学哲学自身的问题,比如科学主义的问题、对科学的狭隘理解、以科学之名行权力之实等。
第三,研究方法的革新。大陆科学哲学挑战了传统的教条比如分析和综合、理论和观察、归纳和演绎之间进行区分,这些都是分析模式的科学哲学的主要方法。这种大陆科学哲学不是反科学的,而是将科学与历史、社会、文化、艺术(诗)、权力等问题结合在一起。比如,有些学者从自身知识的优势出发,形成一种综合的视角。以希伦(P.A.Heelan)为例,他兼有现象学和分析哲学的背景。他首先肯定科学理论对形成当代生活世界的十分积极的作用。反过来说,如若某人真地离开了对于现代科学的有效性的承认,他就根本无法在现代社会中生存一天,从这个角度来看,若我们硬是要在日常生活现象与科学世界之间划出一条楚河汉界的话,这种做法反而会褫夺技术时代的日常现象本身。为此,希伦给我们指出了认识的两种视角:一种是文化实践-荷载的视角;一种是理论-荷载的视角。他认为不同的视角理解事物不同的侧面(或剖面)。这些不同的理解,不同的侧面(剖面)是相互补充的。[7]所以,如果科学理论缺乏道德和文化的目的,就不能服务于生活,并将坠入贫乏,无意义或者说虚无主义。只有科学理论和文化实践在历史、道德和文化对话中结合起来,科学理论才能避免这个命运。
总之,大陆科学哲学的整体主义的研究取向,无论如何超出了科学哲学主流的形象,即超出分析模式的独角戏,它秉持了一种开放的态度,一种全球的视野。这些都是它的优点。更重要的是,它还使我们看到两个哲学阵营的一些研究趋向的改变:一方面,大陆思想家比如尼采、海德格尔、胡塞尔、巴什拉、康吉兰、巴迪乌、福柯、德勒兹等人在分析哲学阵营,尤其是后分析时代产生的影响不断扩大,使分析哲学阵营内部结构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虽然有其内部原因,但是大陆哲学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另一方面,大陆思想也在引入分析哲学的一些方法。在法国人们会想到福柯和德勒兹,在德国人们会想到哈贝马斯。这些都可以说是科学哲学今天的改变。
我们看到,这种大陆科学哲学的研究正被学界赋予光明的前景。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这个研究领域,使其影响逐渐扩大。普遍认为,它对于打破学术壁垒有着积极的作用,这不仅可以促进两个哲学阵营之间的“和睦”和相互理解,而且也可以增进同一阵营的不同学派之间的相互交流。另外,它对于打破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主义有着积极的作用。这种大陆科学哲学的一个趋势是,它把视角伸展到东方世界以及不发达地区,关注对科学思考的不同声音,像这样有意扩展科学哲学的研究视野,将会突破对科学理解的西方中心主义,使科学哲学真正走向多元化。
四简评
我们说,提出大陆科学哲学的概念,使人耳目一新的是,它不是专门与分析哲学相抗衡,也不是在大陆-分析哲学分裂的背景下坚持一个狭隘的大陆哲学视角,而是一种全球视野的科学哲学的新理解。这种科学哲学的新概念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将科学哲学看成是一种内涵丰富的、形式多样的开放的研究倾向,这突破了科学哲学的“统一科学”的传统模式。与分析的传统相比,它的包容性更强、视野也更开阔,因此它被看成科学哲学的未来方向。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从中发现一些存在的问题:第一,大陆科学哲学的界限、范围以及研究内容等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模糊性。比如古廷和芭比奇都没有提及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大陆的科学哲学思想,这多少有些视角局限,他们将重心放在德国和法国的科学哲学传统上。正在展开的欧洲视角的科学哲学研究虽然研究范围涵盖了整个欧洲地区,但是它的意图仿佛更愿意强调在欧洲起源并发展起来的科学哲学,而不是像古廷和芭比奇那样,看到两个哲学阵营之间的渗透和交流。这些对大陆科学哲学的界定,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真正地摆脱欧洲中心论。芭比奇的定义虽然富有张力,但是她也忽视了大陆科学哲学内部的区别,比如德国和法国的科学哲学之间的差异。
第二,贴上了“分析的”和“大陆的”的标签很大程度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它忽视了每一个哲学阵营或派别内部的复杂性。比如,在美国就存在着现象学传统的哲学家;波兰、意大利的有些哲学家也进行概念分析的工作;说德语的国家和东欧并不代表一个统一的传统。还有,在黑格尔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现象学家和托马斯主义者之间意见并不一致,甚至缺乏交流。这说明,学派壁垒不仅存在于两个哲学阵营之间,就是在大陆哲学内部也是如此。比如,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和法国从巴什拉经过康吉兰到福柯的发展路线,两条路线都可以看成是一种批判的思想,尤其是福柯将知识和权力关联在一起,在法兰克福学派学派这里也形成了类似的看法,认为科学的技术化导致了一个宰制社会。奇怪的是,两派思想虽然平行发展,但是绝少交流。
最后,虽然近年来出现了所谓的大陆-分析哲学“融合”的趋势,但是双方互相认同仍然任重道远。在这个方面,分析哲学虽然率先迈出了可敬的一步,但是这种“转向”乃是用分析哲学的术语来表达的,它并没有使大陆哲学真正地认同,反而使得自己的“赌注”变得更加混乱。就大陆哲学这边来说,虽然有些哲学家使用了概念分析的方法,但是正如诺里斯所见,大陆哲学家一般还是倾向于将分析哲学看成是一种自毁的事业。[8]由此可见,双方的对话和交流并不是完全对称的,尽管双方都承认封闭的视野将带给哲学危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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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范岱年.P.A.希伦和诠释学的科学哲学[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6(1):24-28.
从旧大陆到新大陆的 管理学巨擘 篇11
《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在1990年代曾写道：“只要一提到彼得 · 德鲁克的名字，在企业的丛林中就会有无数双耳朵竖起来听。”许多享誉全球的CEO，都对德鲁克推崇备至。比尔 · 盖茨曾说：“在所有的管理学书籍中，德鲁克的著作对我影响最深。”安迪 · 格鲁夫也毫不掩饰对德鲁克的赞赏：“德鲁克是我心中的英雄。他的著作和思想如此清晰有力，与那些狂热追求时髦思想的管理学术贩子不同，他独树一帜。”在一定程度上，德鲁克已成为现代管理的化身，英国杂志《经济学人》曾经评价道：“假如世界上果真有所谓大师中的大师，那个人的名字，必定是彼得 · 德鲁克。”
1909年11月19日，彼得 · 德鲁克出生于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的一个书香门第。当时的奥匈帝国，由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是欧洲的一个大国。德鲁克的姓氏来自于荷兰语，意为“印刷工”。他的祖上有犹太血统，但并不信奉犹太教，亦非犹太人。彼得的父母都是开明的知识分子，勇于接受新事物和新思想。父亲阿道夫 · 德鲁克（Adolph Drucker）秉持自由主义理念，是当时著名的经济学者和律师，担任奥地利经济部的高级官员和帝国贸易部副部长；母亲卡罗琳 · 德鲁克（Caroline Drucker）是当时维也纳著名的知识女性，主攻医学，师从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现在看来，女性学医已经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可是在一个世纪以前的维也纳，则绝对是开风气之先。父母的风度、明智、文雅以及对新鲜事物的追求，塑造了彼得的性情，对其日后的生活和写作产生了经久不衰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维也纳，是世界的艺术和文化中心，维也纳音乐协会金色大厅几乎每年都上演着世界顶级的交响乐和歌剧，上层人士主持的沙龙里每天都谈论、朗诵着莎士比亚、歌德、席勒等人的作品。阿道夫 · 德鲁克属于维也纳的上层社会，自然少不了音乐。1920年，老德鲁克参与了萨尔茨堡（Salzburg）音乐节的创办，以纪念在这里出生的莫扎特。德鲁克的家庭，可以称之为“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与之交往的，多数是奥匈帝国乃至全世界知名的政治家、学者和各路社会贤达。据杰克 · 贝蒂（Jack Beatty）的《大师的轨迹：探索德鲁克的世界》一书记载，由于德鲁克的父母时常在家中聚会各界名流，客人们高谈阔论，激烈争辩，幼年的彼得耳濡目染，几乎每天都能够亲耳聆听到各种见解，从不同的视角思考社会、学术、艺术问题。近水楼台先得月，生于斯长于斯的彼得 · 德鲁克，在这种环境熏陶中成长起来。所以，彼得“即使没有上过一天学，仍然可算是受过最良好的教育”。得天独厚的人文环境，扩展了彼得的思想境界。
维也纳的自由空气，富于学术气息的家庭氛围，奠定了德鲁克日后发展的基础。小学四年级时，彼得遇到了影响自己一生的恩师：“在教过我的老师当中，我认为一流的只有两位，也就是我小学四年级的老师—埃尔莎小姐和苏菲小姐。”在后来的学习生涯中，埃尔莎小姐传授的“目标”学习法，使彼得受益无穷。他到大学读书时，没有上过一天课，照样顺利拿下了法兰克福大学的博士学位。而彼得 · 德鲁克影响最为广泛的目标管理思想，追根溯源，可以在他小学四年级找到源头。
虽然彼得的字写得不够漂亮，但由于阅读和算术成绩出众，在埃尔莎小姐的引导下，彼得跳过小学五年级直接进入拉丁语高级中学读书。在德鲁克自己看来，接下来的八年是一段无聊而又漫长的时间，没有有趣的老师，更没有有趣的课程，唯一值得回忆的只有一件事：13岁时，一位宗教学老师向学生提问道：你希望将来过世之后，最令后人怀念的是哪一点？从此，德鲁克时时思考这个关于人生的严肃问题。27年之后，他终于找到了答案。1950年1月，彼得的父亲阿道夫去探望他过去的学生、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 · 熊彼特，彼得也在场。两位老人聊起了一战前维也纳的美好时光，最后，阿道夫问熊彼特：“你现在还跟人提起你将来想被后人记得什么吗？”（熊彼特在年轻时曾公开宣称，希望自己成为维也纳最完美的情人，欧洲最出色的骑手，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特答道：“人们若只晓得我写了几部著作及发明了一些理论，我认为是不够的。如果没能改变人们的生活，你就不能说你已改变了世界。”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在熊彼特一席话的启发下，德鲁克确立了衡量自己成就的标准—必须使人们的生活有所不同。
阿道夫希望彼得中学毕业之后直接进入大学读书。然而，八年无聊的中学生活，使彼得对上课丧失了兴趣。毕业之后，德鲁克只身来到德国汉堡，在一家五金公司担任实习职员，仅仅是为了取悦父亲，让父亲不失面子，德鲁克进了汉堡大学的法律系。不巧的是，他要白天上班，晚上学校又不开课，所以，他在汉堡大学学习法律的一年半时间里，“从来没有上过一堂课”。纵然如此，彼得也没有像其他“兼职学生”一样，“经常畅饮啤酒作乐”，而是固定到汉堡市立图书馆读书，尽情汲取着各类知识。自小养成的思考习惯和广阔视野，小学形成的重视效果的学习方法，使德鲁克的收获比听课更大。2002年，德鲁克在谈到这段经历时说：“在汉堡的那十五六个月里，使我受到了真正的教育，我在那个公共图书馆里所学到的知识比我先前12年在学校里和后来在几所大学里学到的全部知识加起来都要多。”
在图书馆刻苦学习的同时，德鲁克还定期到汉堡歌剧院欣赏歌剧。一次，在欣赏完意大利伟大的歌剧作曲家居塞比 · 威尔第（Giuseppe Verdi，1813－1901年）创作于1893年的喜剧《法斯塔夫》（Falstaff）之后，德鲁克既震撼又感动，尤其是威尔第一生追求完美的精神，使18岁的德鲁克深受刺激，从此，他下定决心要向威尔第学习，“如果能活到高龄，我一定不会放弃，一定会努力不懈。”后来的事实证明，德鲁克实现了当初的自我期许，即使已到了九十岁高龄，尚在五年之内出版了七本著作。
在汉堡工作、学习了一年零三个月之后，德鲁克转而注册法兰克福大学读博，同时在法兰克福一家报社工作，负责撰写金融评论文章，他的博闻广识，使他在媒体如鱼得水，两年之后，年轻的彼得就成为报社的骨干编辑。由于“一名新闻记者必须撰写与许多领域有关的文章”，工作之余，德鲁克一如既往地博览群书，阅读国际关系、国际法、社会与法律制度史、财务等领域的书籍。德鲁克新上司埃里克 · 东布罗夫斯基（Erich Dombrowski）是一位一丝不苟的老板，每年都会定期举办两次聚会，在聚会上，他首先会详细总结过去半年的工作绩效：哪些方面表现好？哪些方面表现不够好？哪些方面应该投入精力改进？哪些方面应该及时放弃？随后，东布罗夫斯基会对表现最差的部分进行“严厉批评”。最后，东布罗夫斯基会要求团队的每一位成员说出下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需要改进的地方以及如何提高自身工作业绩的设想与准备。显然，东布罗夫斯基的工作方法“与埃尔莎小姐的方法不谋而合”。年轻的德鲁克进一步巩固了对来自埃尔莎小姐的“目标学习法”和“目标工作法”的信心。
同工作上的成就相比，在法兰克福大学的就学生涯同汉堡大学同样无趣，经过一段填鸭式的恶补之后，德鲁克终于完成了以“从国际法观点探讨‘准政府’的地位”为主题的博士论文，并于1931年顺利取得法兰克福大学公法及国际关系博士学位。在此期间，德鲁克因为同法学院一位老教授关系不错，所以经常代其授课。在课堂上，德鲁克结识了来自于德国西部城市美因茨（Mainz）的女孩多莉丝 · 施米茨（Doris Schmitz）。另外，他还给证券公司进行证券分析，撰写并发表经济学领域的文章。1929年，他曾撰文预测股票市场的美好前景，结果不久就赶上了纽约股市的崩盘。这次预测失灵对他有着很大震撼，后来他常常提起这事并引以为戒。
虽然德鲁克在工作上已经渐入正轨，但社会已不允许他安心工作。1929年爆发于美国的经济大危机，迅速蔓延到全世界，魏玛德国遭受的打击十分严重，经济形势急转直下，纳粹党趁势而起。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标志着魏玛德国终结，德意志第三帝国正式诞生。纳粹上台之后，有着长久自由主义传统的法兰克福大学被纳粹接管，在第一次由纳粹党代表主持的全体教职员工大会上，德鲁克亲眼目睹，一位向来主张自由主义、有望获得诺贝尔奖的著名生化学家，竟然置犹太同事的工作权、生命权于不顾，而只关心自己的研究经费是否能得到保证。对此，德鲁克觉得“恶心之至”，遂下决心于“48小时之内，非得离开德国不可”。
德鲁克放弃了已经打下良好基础的工作，毫不犹豫离开德国，来到具备悠久自由主义传统的英国，被伦敦的一家保险公司聘为证券分析师。一天，上班途中的德鲁克，偶遇以前法兰克福大学的同学兼学生施米茨。时事维艰，两位年轻人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相互依靠，很快陷入热恋。刚开始，由于德国和奥地利人之间的相互敌视，双方母亲都不同意他们之间的关系，最终在两人的坚持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德鲁克与施米茨于1937年1月结为伉俪。
自1933年始，德鲁克在伦敦工作接近四年，期间他曾经去剑桥大学参加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主持的讨论会。在一次讨论会上，德鲁克意识到，凯恩斯及其学生关心的是商品，而他关心的却是“人”，认识到双方的分歧之后，德鲁克确定自己不适合成为一名经济学家，随即不再参加这类讨论会。终其一生，德鲁克对凯恩斯理论颇有微词，整整半个世纪之后的1983年，借纪念凯恩斯和熊彼特诞辰100周年之机，德鲁克在《福布斯》杂志上发表《现代预言家：是熊彼特还是凯恩斯》，指出熊彼特的经济学理论（如创新理论）更加适合20世纪后半期的经济现实，而凯恩斯及其传人主张通过扩大国家干预实现经济均衡，无异于痴人说梦。德鲁克刻薄地讽刺道：“这就好像医生发现病人已经罹患末期肝癌，动手术也无法治愈，却告诉病人说，如果你和17岁的妙龄女郎上床，你的病就会痊愈一样荒谬。”
德鲁克之所以站在熊彼特一边，首先是因为两人对经济现实的看法基本一致，他们都认为现代经济的本质是非均衡和创造性破坏，非均衡是常态，均衡是非常态。与之相对，凯恩斯学派却主张通过国家干预的手段实现经济均衡。德鲁克认为，凯恩斯学派的基本方向是错误的，所以他们越努力，离经济现实就越远。其次，德鲁克同熊彼特都深受奥地利学派的影响，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奥地利学派的个人主义方法论，认为社会经济是个人行为的产物，“国民经济是该国中无数个人的经济活动的全部结果”，经济分析要立足于人。而凯恩斯及其传人的理论渊源于英国新古典经济学，其立足点是商品，致力于社会商品生产的均衡分析，通过买卖双方在自由市场中达成均衡价格，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然而，1930年代的伦敦经济学界，却是凯恩斯主义的天下，德鲁克虽不敢苟同，却无法撼动凯恩斯如日中天的地位。思想上的孤独，加上战争的临近，最终使德鲁克在1937年1月结婚两天之后，接受自由女神的召唤，动身前往美国。从此，德鲁克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
德鲁克以英国几家报纸的驻美特派员身份赴美，这其中包括英国著名的《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然而，德鲁克本人却不认为自己是一名记者，而坚持自己“是以作家的身份来的”（美国的主流管理学界长期把德鲁克当作财经媒体记者看待）。实际上，身份不是问题，工作才是问题。德鲁克到美国后，就像他当初仓促到英国一样，首先要寻找立身之地。“在发现新世界之前，德鲁克必须先结束旧世界。”到美国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机会出版自己的处女作—《经济人的末日》，同时积极找工作。
1939年，《经济人的末日》终于出版，同年，德鲁克在纽约州的萨拉 · 劳伦斯学院（Sarah Lawrence College）谋得了一份教职，德鲁克夫妇的第一个孩子也出生了。已届而立之年的德鲁克，终于在新世界有了第一个支点。
尽管德鲁克自己认为他不是管理学家，但是，德鲁克对社会影响最大的仍然是管理学。他创立管理学说是从他1943年受邀研究通用汽车公司开始的；他的管理学著作，是以1946年出版的《公司的概念》（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一书为起点的；他在管理学界的声望，也是由1954年出版《管理的实践》一书建立的。此后，德鲁克成为管理领域最著名的思想家。但是，德鲁克始终没有在排名前列的大学任职。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他一直担任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商学研究所的管理学教授，1971年他离开纽约大学，到加利福尼亚的克莱尔蒙特大学（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任社会学和管理学教授。
德鲁克的影响力，主要靠他的著作和文章。在新大陆的六十余年里，德鲁克出版了40本著作，并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文章和管理论文，七次获得《哈佛商业评论》和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联合颁发的“麦肯锡奖”。2002年，德鲁克获得美国“总统自由奖章”（总统自由奖章于1945年由杜鲁门总统设立，主要用来表彰为二战作出巨大贡献的军人，中国的薛岳将军是唯一获此荣誉的中国军人）。如今，总统自由奖章和国会金质奖章并列为美国公民的最高荣誉，从德鲁克在管理领域的影响看，他获奖当之无愧。其他各种荣誉和奖励，已经多得无法一一列举。
1988:大陆的台商元年 篇12
台湾《联合报》香港特派员在专电中写道, “土地租让政策, 是‘破天荒’的一次。它的目的在筹集资金, 并争取台湾商人的游资以配合中共对台的‘统战’。”
台媒足够敏锐。1988年的春天, 中国大陆的确洋溢着一股改革的激情, 海南即将建省, 李鹏代总理宣布了海南岛全面实行“特区化”的政策。在台湾, 蒋经国不久之前同意放开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 1987年11月2日起, 凡符合条件者均可履行程序前往大陆探亲, 每年以一次为限, 每次停留不得超过三个月。在“海南土地管理办法”公布后次月, 相关规定又有放宽。
这对海峡两岸而言都是一个微妙的年份。大陆的改革开放开始加速, 需要包括港澳台在内的资金与技术挹注。而台湾虽然对大陆所抱持的戒慎恐惧情绪还在, 但生意人的逐利冲动终于超越了单纯探亲的层面。1988遂成大陆的台商元年。
微妙的年份
44岁的天津人陈镇, 1988年在台湾遇到了麻烦。他伪造泰国护照以“李广”的名字入境, 且向台湾瞿姓、蔡姓游说到海南岛设厂, 因而被台湾检方逮捕。检方最初指控的罪名包括“参加叛乱组织、为叛徒供给资产及伪造文书”等罪, 显示出1988年台湾在法律层面上对大陆仍坚持的敌对意识。
为何游说台商设厂, 会以叛乱罪起诉?据台湾《联合报》1988年7月28日报道, 台湾“高检处”的根据如下:陈镇在大陆曾经参加“少年先锋队”等组织, 并在多家公司任职。但岛内“高院”审理后, 则将陈镇被控叛乱部分判决无罪。“高院”认为, 台湾“惩治叛乱条例”是1949年公布实施, 彼时陈镇才5岁。至于“为叛徒供给资产”, 法庭也未予认定。理由是, 陈镇早和香港有生意往来, 在台湾也只是口头上和这两个商人谈及在海南岛设厂, 未提及详细地址和投资细节, 所设之厂又都是生产相机、电子计算机、干燥花等一般商品, 非特殊产品。这个邀请是基于生意考量, 难称“资匪”之罪。最后以“伪造文书罪”判刑一年, 并减为6个月。
从这个案例, 可以看出岛内司法机关颇有为难之处。因为就台湾法令规定而言, 供给大陆金钱及有经济价值的动产和不动产, 是可能构成“资匪”罪的。这意味着, 台商投资大陆设厂, 也潜伏着一定的风险。只不过, 当时台湾当局对此基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一般不会深究而已。
大陆方面, 1988年则是创造各种条件, 以吸引台资进入大陆。
标志性的事件是, 1988年6月25日, 国务院第十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其中规定:台湾投资者可以在大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特区投资。鼓励台湾投资者到海南省以及福建、广东、浙江等省沿海地带划定的岛屿和地区从事土地开发经营。台湾投资者在大陆可以“举办台湾投资者拥有全部资本的企业”等形式进行投资。
在这个规定出台前3个月, 大陆媒体就进行了铺垫报道。3月15日到18日, 经贸部邀请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计委等21个单位进行协商, 对包括汇款、税收、经营权等方面的优惠进行了研究。
当时中新社公布的一个数据是, 1987年福建省接待台湾同胞2200余人, 创历史纪录。这些人中有相当部分是老兵, 但也不乏商人。福建省有关部门稍晚透露:截至1988年2月底, 已经有46家台资企业在该省落户, 总投资为445万美元, 这些企业均为通过第三方在福建兴办。这46家企业中, 合资27家, 合作9家, 独资10家。它们多数是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性企业, 以生产塑胶制品、电子元件、运动鞋、服装、饲料等为主。
据台湾《中国时报》1988年3月23日报道, 自1987年下半年开始, 台商在探亲之余来福建洽谈投资办厂者甚多, 但多半因为手续问题、外汇不能自由进出而未成事。而1987年未能完成的投资计划, 在1988年已经不成问题。虽然台湾更多还是通过“第三方”迂回的方式进行设厂。
单方面的开放
1988年12月下旬, 广州海关宣布查获了一宗特大走私文物出口案, 缴获文物978件, 5名犯罪嫌疑人已移送司法机关。
这个案子, 吸引了台湾媒体的关注, 因为犯案者中有台湾商人。据查, 台湾商人殷某、陈某, 在1988年广州秋交会期间, 与香港走私分子一起, 在陕西、桂林和广州等地, 从民间和黑市上收购了陶俑、彩釉碗等文物。不过, 殷某、陈某和香港两位走私者均在报关时逃回港台。被捕者俱为大陆犯案者。
除了走私, 当年还衍生出一个“倒卖台胞免税物品”的灰色职业。按照广州海关1988年11月初公布的数字, 在当年查出的倒卖物品中, 仅高档家用电器, 价值已达人民币800多万元。1988年上半年, 广州海关查处96件倒卖案, 涉及近900件高档电器, 到了下半年数量剧增, 三个月内就查获1624件。
这显示出, 在大陆开放投资过程中, 因市场化初期各种法律与体制漏洞, 出现了被早在商海腾挪浸淫的台商与大陆投机者联手钻空子的违法犯罪现象。广东走私等犯罪更为严重, 和该省是此一轮开放的前沿阵地有关。1988年4月, 深圳平湖综合企业城, 获广东省特批, 成为台商独资创办的地区。7月, 在深圳开幕的首届华商贸易投资洽谈会, 有近百名台商参加。深圳还专门成立了一家同乐实业发展公司, 业务主要是引进台资发展实业和为台商提供咨询服务、落实台资优惠政策、协调关系等, 在这次洽谈会上, 很领风骚。
最受瞩目的是11月在广州举办的秋交会。据香港《大公报》报道, 截至11月3日, 已经有1700多名台商报到, 而春交会时只有300多人, 增幅很大。而且这次赴会的台商大多堂而皇之组团前往, 和此前偷偷摸摸的散兵游勇情形截然不同。报道称, 这次广州秋交会的开头十天, 有台商组成的35个团赴会, 其中专程前往的24个, 有5个是先观光而后与会的, 另有6个将在参加完秋交会后, 继续到大陆内地考察投资环境。除了不再隐名埋姓外, 他们还扛着“招牌”, 有周详的计划安排, 目标也比较清楚, 一到会场就直奔所需交易团, 直接洽谈, 没有盲碰盲撞的现象。这些台商对工艺品、五金矿产品、纺织品等较多兴趣, 在这些方面有较大成交额。
按照大陆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的统计, 自台湾开放赴大陆探亲一年来, 来大陆的台胞入境总数为35万5千余人, 出境为37万1千多人, 他们赴大陆的原因, 最初以探亲为主, 最近则有以旅游和经商居多的趋势。1987年11月至1988年4月, 办理台胞证登陆者中, 旅游经商人数占31.4%, 而4月之后的半年以来, 比例已上升至60%以上。
新华社引述一位出入境管理局官员的话称, 大陆已经采取简化手续方便台胞入境探亲, 并努力使香港成为最经济、最便捷的中转地。目前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大陆台胞的去留问题日益突出, 希望台胞在证件规定的有效期内离境, 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要知道, 大陆开放台胞登陆, 并非基于两岸对等原则。台胞可以在大陆经商, 也是大陆单方面的开放政策。台湾没有对大陆开放。但这种单方的优惠政策, 最终还是汇聚成浩浩汤汤的潮流。
优惠与不确定性
虽然对台资大为鼓励, 但大陆各地对台资的优惠政策并不一致。《联合报》在一篇特稿中称, 大陆东南沿海如广东、福建等地, 占了地利之便, 成为台商投资兴趣最高的地方。上海则很少, 该地在与外商洽谈时, 一直抱持谨慎态度, 审批项目时把关较严, 外商的经验是, 与上海人做生意不容易, 纷纷打退堂鼓。天津市的台商就更少了, 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宣称, 该区对台商并无任何特殊优惠待遇。
台媒的报道, 有其偏颇的倾向性。相较于民企, 中国大陆彼时对外资有太多优惠, 天津给予台资以等同外商的政策, 不能被认为是“并无任何特殊优惠待遇”。毋宁说, 是一些沿海城市为吸引台资, 时常给出各种未必切合实际的优惠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 有时会发生上级主管机构强令地方取消与台商签订合约的个案。台媒为此也呼吁台商, 要“睁大眼睛看清形势, 千万不要惑于一时的近利而盲目投资, 以免投资情况万一逆转, 可就吃亏大了。” (《联合报》1988年12月14日报道《鼓励台商投资, 大开方便之门》)
1988年的大陆对台商而言可谓处处充满机会, 又有着政策上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不只来自对大陆政府的预期, 还有台湾当局可能出现的变化。1988年, 台湾当局已从过去针对大陆的“三不”立场逐渐转型, 变得更加灵活开放, 但不排除随时可能出现逆转。
1988年12月9日, 台湾“内政部入出境管理局局长”汪元仁对媒体表示, 1985年到1986年, 擅自去中国大陆经商的商人, 基本上已经违反了“国安法”及其施行细则, 原则上将不被允许入境。不过, “境管局”将就此问题, 再行研议, 以决定如何处理。汪元仁称, 这些商人所持的“护照”, 逾期一年后, 即应算是大陆民众, 入境时则应按相关规定, 必须离开大陆在“自由地区”连续住满四年后, 才能申请入境台湾。
表面上看, 这似乎是对台湾开放赴大陆探亲之前, 擅自到大陆经商者的一次秋后算账。实际不然。台湾“入出境管理局”此时正面临1985、1986赴大陆经商者要求回台的考验。作为执法机构, 他们原则上只能按相关规定, 拒绝其入境。汪元仁表示将“再行研议”, 实际上已暗含了网开一面的可能性。但相关的规定如果不改的话, 悬在台商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就永远构成一种威胁。
在1988年的最后几天, 12月29、30日, 台湾21世纪基金会与时报文教基金会合作, 举办了一场“大陆政策往何处去”的研讨会, 四十余位岛内外的专家学者参与, 他们期待着能影响决策者, 为两岸关系开出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