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性（共8篇）
阐释性 篇1
一、引言
翻译的定义有许多, 其中奈达对翻译的定义是比较全面而有代表性的:“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文的信息。”这种对翻译的观点可追溯到18世纪末泰特勒提出的著名翻译三原则:
1. 译文应完整地再现原文的思想内容;
2. 译文的风格、笔调应与原文的性质相同;
3. 译文应象原文一样流畅自然。
从这三原则中可看出, 泰特勒把译文是否完全地“忠实”或“等值”于原文作为评判译作好坏的标准。1898年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的“信”、“达”、“雅”三字翻译标准和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如出一辙。
从以上中外著名学者给出的翻译的定义、原则和标准中, 可以很明显地看出, “忠实”是翻译的第一要求。
商标非常简短, 通常只是一个词或词组, 因此语言上其译名很容易做到“忠”于原文。
然而商标翻译实践表明, 许多成功的译例却往往是背“信”弃“义”的。例如:
以上商标译名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著名品牌, 然而它们的译名却和原义相去甚远、甚至毫无关联, 以至于普通消费者根本就不知道它们本来的意义。这说明这些商标的翻译非常成功。看来, 以“忠实”为第一要求的传统翻译标准无法对商标的翻译进行有效的指导和评价。语言顺应论的出现为阐释这种疑难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
二、语言顺应论与翻译
1. 语言顺应论简介
国际语用学会秘书长Jef Vershueren 1999年在他的著作《语用学新解》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中最早提出了“顺应论”, 认为语言使用的过程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动态顺应是顺应论的核心, 语言选择过程的动态顺应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体现:第一、时问顺应。第二、不同语境对语言选择的制约。第三、语言线性结构的灵活变化。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交际目的, 对话语的信息结构进行灵活安排, 也可以根据不同的交际场合选择不同类型的话语和语段。
2. 顺应论与翻译
顺应性理论对翻译不仅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同时对于翻译实践也具有指导价值。“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语言交际活动, 译者应具有较强的跨文化意识, 担负起沟通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桥梁作用。要达到这一目的, 译者就必须使自己的思维运作及翻译过程顺应于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双方的认知环境。如果说在宏观上要顺应不同文化的社会政治制度、历史渊源、经济方式、时代背景、地理环境、民族文化、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等, 在微观上, 则要在语言结构层面顺应于语码和风格, 顺应于语言构建成分, 顺应于语篇结构。”
三、商标翻译“不忠”的类型及其顺应性阐释
“好名字, 赢在起跑线。”中华商标协会专家这样形容一个好的译名对于企业营销的重要性。而商标的翻译对于商品成功打入译语国家或地区市场同样重要, 因而, 商标译名的成功严重依赖于译语地消费者的认可。商标翻译的这种特点, 决定了商标的翻译就是典型的对译语语言选择的动态顺应过程。
从语言选择的动态顺应过程, 商标翻译“不忠”的原因主要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类:
1. 顺应译语读者
很多商标的译名, 具有明显的“好吉趋利”的特征, 因而与原文“平淡”的意义有了差异, 造成翻译的“不忠”。这是为了迎合译语读者, 使之符合受众心理、性别、年龄、阶层等的需要。
(1) 顺应受众心理需要和价值取向。“物超所值、重利求福、平安吉祥、步步高升”等是消费大众的普遍心理特征和价值取向。而成功的商标译名则是紧紧抓住了这一特点。如著名的汽车品牌BMW, 原意是“ (德国) 巴伐利亚汽车公司”, 却翻译成了“宝马”。中国人对马有着特殊的感情, 消费者一看到该商标就有好感, 联想到“千里马、宝马良驹”任意驰骋的美好情景。试问中国普通消费者有多少人知道 (德国) 巴伐利亚汽车公司?又有多少人不知道“宝马”?类似的例子还有汽车品牌Hummer (原意“蜂鸟”, 译名“悍马”, 寓意“动力强大”) 、Ford (源于创始人Henry Ford的姓氏, 译名“福特”, 寓意“特别的福气”) , 电子产品品牌Canon (原意“标准, 准绳”, 译名“佳能”, 寓意“质量上乘、能力出众”) , PC品牌HP (HP源于两位创始人Bill Hewlett和Dave Packard的姓氏, 译名“惠普”, 寓意“优惠普及”) , 电器品牌海尔 (原文义指“海尔兄弟”, 译名“Haier”, 与higher谐音, 寓意“步步高升”) , 服饰品牌雅戈尔 (原文谐指“雅哥儿”, 译名“Youngor”, 与younger音同, 寓意“越来越年轻”) 等。
(2) 顺应受众性别、年龄、阶层等特点。商品具有消费人群的指向性, 比如性别、年龄、阶层等。商标的翻译也往往顺应这一特征, 以更好地满足目标群体的诉求, 从而打动消费者。Artistry (雅姿) 、Arche (雅倩) 、Avon (雅芳) 、L’Oreal (欧莱雅) 、Maybeline (美宝莲) 等以女性为主要消费群体的品牌商标的译名皆使用了“芳香、柔美、雅致”等女性表意特征的词语, 如化妆品牌Artistry原意为“艺术技巧”, 若直译, 则译名没有一点女性特质, 无法吸引女性消费者的注意;而译作“雅姿”, 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典雅高贵、顾盼生姿”, 结果大受欢迎。Pampers (帮宝适) 、Johnson (强生) 等品牌的译名则反映了婴幼儿的年龄特点而受到父母的欢迎。隐形眼镜品牌Bush&Lomb潜在的消费者主要是轻年人, 尤以学生为主, 原文源于创始人的姓名, 无实际意义, 译作“博士伦”, 其中“博士”一词顺应了青年学生这一特定消费群体的终极诉求, 加上商品的优良品质, 大受欢迎也是意料中事。
2. 顺应商品特点
成功的商标译名往往能反映商品本身的功能与性质, 体现商品的市场定位。这也是许多商标翻译“离经叛道”的主要原因。例如著名轮胎品牌Goodyear, 原文源于硫化橡胶发明人Charles Goodyear, 若直译为“好年头”或音译为“古德伊尔”, 消费者不明所以, 而译作“固特异”, 反映了该轮胎“坚固耐用, 性能优异”的品质, 具有很好的广告效应。床垫品牌“席梦思”无人不知, 但其源于人名的原文Simons却少有人知, 实际上“席梦思”是如此深入人心, 以至于人们把床垫都称作席梦思, 反而忘了它的本来意思。巧克力品牌“德芙”和清洁品牌“多芬”家喻户晓, 但鲜有人知它们是译自同一个英文品牌Dove。从Dove的两个不同的译名, 就能看出译者的良苦用心:巧克力品牌译作“德芙”, 反映了其“独具魅力的丝滑口感与香醇回味的特点”;清洁品牌译作“多芬”, 则反映了该品牌下的香皂、乳霜等商品的“芬芳留香”的功能特点。这两个不同的译名还体现了Dove旗下不同商品不同的市场定位, 让消费者清清楚楚认知、明明白白消费。
3. 顺应民族文化
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 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在经历翻译的转换中必须考虑到文化的因素, 商标翻译尤其如此。有些商标的译名与原文意义的大相径庭正是为了顺应译语地民族文化以避免文化冲突和获取目标文化认同的需要。例如口红品牌Kiss me, 如果直译为“吻我”, 则违背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含蓄表达情爱的文化特点, 译作“奇士美”, 以谐音委婉达意, 妙在不言中。法国D i o r公司在1 9 8 5年推出了著名香水品牌Poison, 译作“百爱神”, 迎合了中国女性爱美的普遍心理。若直译成“毒药”, 贤淑温婉的女子谁敢以身试毒?美国化妆品牌Revlon, 译作“露华浓”, 妙不可言。露华浓出自李白清平调:“云想衣裳花想容, 春风拂槛露华浓”。此译让人自然联想到“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美若天仙”的杨贵妃, 引用中国著名诗人的名诗, 极大地消除了国外商品与国人的心理隔阂, 有效地迎合了消费大众追求富贵和美貌的民族心理特征。奶粉品牌“飞鹤”, 直译为Flying Crane, 在某些国家可能根本无法打开市场, 如在法国, “鹤”是“淫妇”的代称。译为Firmus, 则能产生“坚定、忠实、可靠”的积极联想, 顺应了西方民族的普遍价值观。制药品牌“飞龙”直译为Flying Dragon, 则无人问津, 因为在西方的文化里, Flying Dragon是会喷火的魔怪, 而译为Pharon, 一来谐音, 二来“Phar-来自Pharmaceutical (医药的) , -on则是药品商标的常用后缀。因此, 这个英译名形式上像一个地道的英语词, 内容上明示了该企业的性质特征—医药, 并且简短易读, 十分便于消费者识别”。儿童服饰品牌“飞童”, 英文译名Flying Baby虽不与西方文化冲突, 却是平淡无奇, 若译成Angel, 虽与原意相去甚远, 但译义“天使”却获得了西方民众极大的认同, 因而非常成功。
4. 顺应政治制度、历史渊源
由于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历史渊源的不同, 有少数商标名若直译, 其译名会引起译语地民众乃至政府的极大反感。此时的商标翻译要想获得成功, 必须另辟蹊径、改头换面。例如羽绒服品牌“北极熊”译作Polar Bear虽没有译错, 但译者却忽略了Polar Bear在政治上的特殊含义, 它特指“帝俄”, 极易使人联想起沙皇和俄国侵略者的封建独裁和军事扩张, 为避免误会可改译为White Bear。又如日本电器品牌Aiwa, 原义“爱和”, 即“热爱大和民族”, 若直译, 由于历史的原因, 等于给Aiwa在中国市场判了死刑!译名只好委曲求全, 为“爱华”。类似的例子还有日本油漆品牌Nippon Paint (原义“日本漆”, 译名“立邦漆”) 。
四、结论
通过语言顺应论对商标翻译实践中“不忠”现象的阐释, 我们认识到 (1) 商标翻译不是静态的语际转化过程, 而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进行的, 受译语读者、商品特点、译语受众伦理道德、译语地政治制度、历史渊源或译语情景语境制约的、译者主体性积极介人的一种动态的语际转化过程; (2) 商标翻译中的貌似“不忠”有别于误译、错译, 有其实际的语用价值, 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3) 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传统的翻译定义和评判标准, 在实践中发展、完善翻译理论。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翻译, 从事翻译研究, 取得更有价值的翻译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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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谢金领:世纪商务英语翻译教程 (第二版) [M].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7
阐释性 篇2
从《论语》的两种译本看阐释性翻译
《论语》中孔子的`思想曾为历代统治阶级所用,对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翻译这部著作,需要多种翻译理论来指导实践.本文通过比较亚瑟・威利和托玛斯・柯立瑞的两种译本,从不同视角浅析阐释性翻译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翻译的重要性.
作 者：赫丹 作者单位：辽宁对外经贸学院,辽宁,大连,116052刊 名：华章英文刊名：MAGNIFICENT WRITING年，卷(期)：“”(10)分类号：H315.9关键词：阐释性翻译 文化
“阐释那不可阐释的” 篇3
“历史的顿挫”，是母题下的子题。题下又分两部，即《古中国的悲剧·人物卷》，与《事变卷》。其实事变与人物本来难以判分。事变，总有人物作用其内；而凡为之立传的人物，究其一生，也必与若干大小事变相连。这里分列二部，大抵叙述上略有侧重而已。
所选取的人物，多为失败的英雄或难以成败论的枭雄，如晁错、李陵、苻坚、张巡、韩胄、袁崇焕、吴三桂、石达开。所选取的事变，多为铸成千古遗恨的历史一页，如党锢之祸、甘露事变、靖康之难、甲申之变。作者从一个人物、一桩事件入手，述及人物与事件的社会的历史的前因与后果，及种种偶然的与必然的因素。可谓发“匣剑帷灯”之隐，阐人性处之光，对毁誉不一众说纷纭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作了重新解释与评价。“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这是克罗齐的名言。虽然历史是无可挽回的永远逝去的时间之流，但留给后人的思索却是永恒的。只是因为思考着的人们总是站在“另一道河流”中，而使这思考很难一致。即使“震撼天地的人”(moversandshakers)，在“成者王，败者寇”的原则下，也往往失其真面。正如汤锡予先生所慨叹：“天下之最可伤心者，莫若志士事败，声誉瓦裂。……功未成而且为后人所唾骂，一腔热血，何从发泄？鬼而有知，亦当不能安心于地下。”因此，“吾人读书，不当格名立之后复加以无当之褒赞，当于千古之伤心人，为之一昭雪吐世界上之郁气。”(《理学·佛学·玄学》)实际上，任何一桩历史事件，或曰任何一位事件中的个人，几无不包含一系列复杂的矛盾着的因素。德与险，贪与廉，清与浊，正与邪，公与私，等等，等等，诸般互相制约的关系，使人掌握命运亦即主动作为的余地极小。因此，在实现某一特定的目标之时，往往很难恪守因袭的道德信条(艾克顿言：“伟人几皆恶人”，或此之谓)。《事变卷》在评述甘露之变时，着眼于事变本身的性质，“重演”李训、郑注等“古人之思”，(语见汪荣祖《史传通说》所引)而非仅持道德评价一端，适与岑仲勉《隋唐史》中所论相合：“吾人生千百年下，犹得发其覆，揭其私，使郑、李、王、顾诸君子之名，不至于‘昧没’。”当然，又不惟地下之鬼得以安心，地上之人尤一吐郁气。因为，“历史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克罗齐语)
卡夫卡写过一个题为《普洛米修士》的寓言。他说，关于普洛米修士的传奇有四则：第一，因为背叛了众神对人类的秘密，他被钳锁在高加索山的一块巨岩上，神使鹫鹰去啄食他的肝脏，他的肝脏永远会再生。第二，因为受到那群惨酷的鸟啄所带来的痛苦的刺激，他迫使自己嵌陷入岩石，愈来愈深，终至于变成群岩中的一块岩石。第三，数千年岁月的流逝，他的叛逆已然被遗忘，众神遗忘，鹫鹰遗忘，他自己也遗忘。第四，每一个人对这桩毫无意义的事件渐渐感到厌烦。众神厌烦，鹫鹰厌烦，那创口疲倦地拢合。我想，普洛米修士遭罚，还只是悲剧的第一幕。他的不断遭受痛苦，使这悲剧加重惨烈的色彩。但只有到了一切都被遗忘之时，才是悲剧的最高潮。所幸“那块无可解释的巨岩仍然存在”，“这个传奇乃在企图阐释那不可阐释的”。这正是悲剧、也正是无数“古中国的悲剧”深刻意义之所在吧。
不过，书中对若干史实的叙述，有失考索，不甚准确。自然此非史学专著，众家持论不一的史实，尤难以考据法一一求证，但某些常识性的错误似应避免。举两个小例：《人物卷》225页，云“按明代典制，每年要例行‘京察’”。此说不确。明代京察，系每六年，即逢巳、亥年进行一次。不在京察之年举行京察的，称为“闰察”。但张居正死后，有疏奏请永停闰察，故万历十三年，永停闰察。并无“每年例行京察”之制。又，《事变卷》258页，言明代内阁首辅相当于现在的首相。按“现在的首相”，语义模糊。且明代内阁制度既不同于前朝的宰相制度，亦迥异于“现在的首相”，(详见王其榘《明代内阁制度史》)不宜作此比拟。此外，个别篇章嫌过于铺陈辞藻，以致因堆砌丽句而流于蹇涩难通。一些“新潮”著作常患此病，这是尤其令人感到遗憾的。
阐释性 篇4
在《反对阐释》一文未开始之前, 苏珊·桑塔格引用了王尔德书信中的一句话:“惟浅薄之人才不以外表来判断。世界之隐秘是可见之物, 而非不可见之物。”按照传统的艺术理论分析, “可见的外表”是物质的表象, 即现象, 而“不可见之物”相对应的应该就是内容, 这其实暗示了桑塔格的立场—重视现象。在她看来, 内容说在今天“是一种妨碍, 一种累赘, 是一种精致的或不那么精致的庸论。”但无奈的是, 内容说已经根深蒂固于以严肃态度看待艺术的人们之中。
西方对艺术的思考, 一直都局限于古希腊艺术模仿论或再现论所圈定的范围。柏拉图认为艺术是对现实的模仿, 与现实世界隔了一层, 是“影子的影子”, 不具有真实性;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艺术都是模仿“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箫乐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上是模仿, 只是有三点差别, 即模仿所用的媒介不同, 所取的对象不同, 所采取的方式不同。”17世纪的古典主义提出的“艺术模仿自然”的原则是“模仿说”的延续, 而19世纪西方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潮以再现社会现实为宗旨, 是对古希腊模仿说继承的高潮。模仿说的历史渊源, 让大多数艺术家和批评家即便是在现代, 都依然具有其特点, 人们依然断定所谓艺术作品就是其内容。内容说让内容和被忽视的形式形成了二元分立, 它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即重视内容, “对阐释的持续不断, 永无止境的投入。”
苏珊·桑塔格所说的阐释, 并不是广泛意义上的阐释, 而是指“一种阐明某种阐释符码、某些‘规则’的有意的心理行为”, “从作品整体中抽取一系列的因素, 阐释的工作实际成为了转换的工作。”在艺术批评的世界中, 大多数情况下, 概念阐释为了驯服一切艺术, 对内容予以阐释, 拒绝艺术作品的独立存在, “传统风格的阐释是固执的, 但也充满敬意;它在字面意义之上建立起了另外一层意义。现代风格的阐释却是在挖掘, 而一旦挖掘, 就是在破坏;它在文本后面挖掘, 以发现作为真实文本的潜文本。”概念阐释抛弃人们对艺术的体验和感受力, 根据自己需要从文本中找出自己需要的概念, 最终导致了一种旨在对意义进行深入探讨的抽象的普遍性的理论。
其中最有影响的现代学说, 即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学说, 实际上是侵犯性的、不虔敬的阐释理论。“用弗洛伊德的话说, 所有能被观察到的现象都被当作表面内容而括入括号。这些表面内容必须被深究, 必须被推到一边, 以求发现表面之下的真正的意义, 即潜在的意义。对马克思来说诸如革命和战争这样的社会事件, 对弗洛伊德来说个人生活中的事件以及文本, 这些都被当作阐释的契机。”这里的“必须”, 表明如果不对它们进行阐释, 它们就没有意义, 去理解就是去阐释, 去阐释就是去对现象进行重新陈述, 是为其找到一个对等物。它不是探求文本的可能性, 而是指定其必然性, 扼杀了更多的可能性, 这是相当简单和粗暴的。桑塔格将这一切具有“破坏性”的阐释视为“智力对艺术的报复”, 认为这种现代风格的深度阐释模式“是反动的、荒谬的、懦怯的和僵化的”, 它使世界贫瘠和枯竭。
因此, 桑塔格主张向现象学观念里那样对待艺术现象, 按照现象学的理解, “现象”的本意是显现出来的东西, 现象学家所理解的现象就是事物本身, 在现象与本质之间不存在一层隔膜, 这就区别于柏拉图理念说的几层世界的分法。海格德尔认为, 现象和真理不是相互独立或平行的客观与主观这样两个过程, 二者都是发生于“存在”的过程中。柏拉图以来的全部西方形而上学都在谈论“存在”, 实际上, 谈论的只是“存在者”, 虽然“存在总是某种存在者的存在”, 但“确实不能把‘存在’理解为‘存在者’”。现象学之现象是可以被人经验的东西, 它既不是单独的东西, 也不是经验的经验, 而是物性与经验结合的结果, 这才是真正的存在。正如现象学所追求的那样, 人们要真正地存在于世界, 必须避免把多样性和模糊性限制在人们所熟悉的美学倾向的一些观念, 使它们变得容易处理和解决, 正如桑塔格所抵制的僵化一样, 因此, 从现象学的角度, 桑塔格认为艺术无须借助文本之外的意义而存在, 艺术自有其多元的世界。
桑塔格曾自命为文化多元论者, 她自己曾说过“我曾经赞成——现在也赞成一某种多元的、多形态的文化”, 显然, 作为一位多元论者, 桑塔格反对对文本作出概念阐释, 就是她所说的:“如果我反对释义, 我也不是这样地反对释义本身, 因为所有的思考都是某种释义。我实际上是反对简化的释义, 我也反对花巧地不意念及名词调换和作粗浅的对等。”正如《诗经·蒹葭》, 这是一首怀人之诗, 诗中的“伊人”是诗人爱慕、怀念和追求的对象, 本诗通过情景交融将纯粹的、美好的男女之恋描写得自然生动。但有阐释者解析成“思贤”之诗, 表面上是男子思慕女子, 实质上是以此来隐喻, 借此来表达“求贤”之情。这首来自民间, 经过士大夫加工过的诗歌暴露出了阐释者对作品的不满, 以别的东西取代它, 让这首诗成为当时主流意识模式的物品。
桑塔格正是觉察出人们盲目地、错误地抬高了理性的地位, 拓宽了理性独裁统治, 因此用“反对阐释”宣判了“理性的毁灭”。《反对阐释》抨击对真实的信仰、对纯粹的古典主义的信仰, 提倡反对本质主义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以取消理性对感性的绝对统治地位, 取消理性对感性的挤压与驱逐, 寻求它们之间的平衡与并存, 取消美学上的二元对立。
现代学说的阐释失误在于其“深度意义”模式, 以及对理性主义的推崇, 这种机械的, 僵硬的阐释正在逐步的削弱艺术的魅力, 直至艺术消亡。感性作为与理性相对的对立面, 应该得到重视, 而不是一直遵循二元对立的批评方式, 应该回到事物自身, 体验事物本来面目的那种明晰。
摘要：美国著名文化批评家苏珊·桑塔格的论文集《反对阐释》, 对传统的文艺批评进行了根本的颠覆, 反对旨在挖掘深层意义的传统批评理论, 反对理性主义至上的观念, 提倡艺术批评的多元化, 寻求感性去体验艺术作品。“反对阐释”的颠覆性新观点, 对今天的文艺批评仍然极具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反对阐释,现象学,理性主义
参考文献
[1]苏珊·桑塔格, 著.反对阐释[M].程巍,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1, 5, 6, 7, 8.
[2]亚里士多德, 贺拉斯, 著.诗学·诗艺[M].罗念生, 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5-6.
[3]海德格尔, 著.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 王庆节, 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9:5-11.
崇高美的当代阐释 篇5
崇高美的当代阐释
作为西方美学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美学范畴,对崇高美的论述和探讨一直没有停止.从朗吉弩斯开始,艾迪生、博克、文克尔曼、康德、席勒等美学家都做过精辟的论述,直到进入利奥塔德等的后现代主义美学视阈,崇高还在不断产生新意,内涵不断地充实.因此,本文试图立足于当代视阈,重新阐释这一范畴,探求隐藏在其理论深处的对人类心灵和生存的思考,从而指出这一范畴对当代审美和艺术的意义.
作 者：姚君喜 作者单位：兰州商学院,艺术学院,甘肃,兰州,730020刊 名：兰州商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LANZHOU COMMERCIAL COLLEGE年，卷(期)：18(5)分类号：B83关键词：崇高美 当代 阐释
诗无达诂:象喻性阐释的双重内涵 篇6
“诗无达诂”最早是由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华》里提出来的 :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2]这里的“诗”当是指《诗经》。诂,是对《诗经》词句意义的解释,引申为对《诗经》旨意的理解和解释。在董仲舒看来,和解读《周易》、《春秋》类似,《诗经》的题旨和意义也无法作出完全确定的解释。本文将从文本和接受者两个角度,探讨“诗无达诂”的双重内涵。
一、味之者无极
文本是文学接受活动的前提。所谓“诗无达诂”的第一重内涵便是 :在文本接受的过程中,因为文本本身的难以把握,导致接受者对其内涵和旨归的理解有着较大差异甚至完全相悖。
作为经典的《诗》被赋予了许多的社会政治意义,孔子认为《诗》可以兴观群怨。而作为文学的诗承《诗》之渊源,但自两汉以降,其文学性本身开始被重视。钟嵘在《诗品序》中说 :“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3]上引数语表明钟嵘所推崇的诗歌应该是能够让阅读者感到滋味无极,难以穷尽的。只有这样的诗歌,才能称得上是达到了极致境界。钟嵘所述,其实是指出了诗歌作品应该运用各种表现手法,进而营造出无穷的韵致。此外,司空图也强调,只有“辨于味”才能“言诗”。而刘禹锡则提出了“义得言丧”和“境生象外”两个重要原则。
无论是“味之无极”,还是“味外之旨”,抑或是“境生象外”,都集中表明了一点 :在较为精炼的文本中营造出来远超文本本身的内涵。优秀的诗歌作品,其内涵的容量应该是丰富到难以穷尽的程度。对此,最精彩的阐述莫过于沈德潜 :“况古人之言,包含无尽,后人读之,随其性情浅深高下,各有会心……董子云 :‘诗无达诂。’此物此志也。”[4]他明确地指出了文本本身容量的无限性导致了“诗无达诂”这一现象的产生。
因此,在文学接受过程中,文本这一端由于其本身的无限性和不确定性,导致了不可能产生诗之“达诂”。
二、观诗各取所得
从文学接受过程中读者的角度来看,“诗无达诂”又有了不一样的内涵。
(一)言不尽意
言意之辨在先秦时期已经被反复论及。孔子以降,儒家是信奉“言以足志,文以足言”的。但诸子中以老庄为代表,则对语言表达思维的能力表示了强烈的怀疑。“《老子》开宗明义,勿外斯义。心行处灭,言语道断也。”[5]庄子则说 :“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 ;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 ;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6]荃之于鱼,是工具 ;蹄之于兔,是载体。因此,语言其实只是表达意义的工具和载体而已。只有进入到“得意”这一境界之后,才能够“忘言”,“忘言”之人非常难得,也就意味着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得意”。
到了魏晋时期,关于言意之辨当属王弼的论述影响最为深远 :“夫象者,出意者也 ;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7]尽管王弼认为“言”存在“尽意”的可能,但是他继承了《易传》中的观点,承认言意之间存在丢失的情况,因此就需要在二者中加入“象”这一媒介。归根结底,还是认为言意之间存在着障碍。
众所周知,诗歌语言相较于其他文学语言更富有隐喻性。方玉润曾说 :“诗辞与文辞迥异。文辞多明白显易,故即辞可以得志。诗辞多隐约微婉,不肯明言,或寄托以寓志,或甚言而惊人,皆非其志之所立。若徒泥辞以求,鲜有不害辞者。”[8]因为诗歌语言本身所具有的“隐约微婉”、“寄托以寓志”等特点,让以言尽意在诗歌上变得更加的困难。正是因为作者无法通过文本准确的表达自己的“志”,那么读者在接受时就更加难以把握作者的“意”。
(二)作者之用心未必然
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要求阅读者在鉴赏的过程中,从文本出发,以“意”来逆推作者之“志”。然而如前文所述,这种方法有着极大的局限性。“他人之心,予忖度之”的结果往往是南辕北辙。欧阳修曾举例说明了这一现象 :
昔梅圣俞作诗 , 独以吾为知音 , 吾亦自谓举世之人知梅诗者莫若吾也。吾尝问渠最得意处 , 渠诵数句 , 皆非吾赏者。以此知披图所赏 , 未必得秉笔之人本意也。[9]
这说明,即使是被引为知音的读者 , 也难以把握“秉笔之人”本意。也正是由于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欧阳修才提出“得者各以其意”的主张,对解释者以己意介入文学解读活动予以充分肯定。这在宋人阐释杜诗的时候,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刘辰翁就提出“观诗各随所得,别自有用”的观点,在《题刘玉田选杜诗》中说 :“用是此语本无交涉 , 而见闻各异 , 但觉闻者会意更佳。……从古断章而赋皆然 , 又未可訾为错会也。”[10]认为杜诗意旨邈远,难以求索。读者根据自己的感受,各取所得,才是正途。
王夫之则进一步肯定了读者的作用 :“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11]作者的确是赋予了文本以特定意义的,但由于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所以读者不能也不可能完全领略到作者的“一致之思”,因此阅读者可以不必拘泥于原意。清人谭献更是直言“作者之用心未必然 , 而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12]
所以,在接受者这里,一方面因为“言不尽意”;另一方面则因为接受者群体的差异,导致“诗无达诂”成为一种必然的现象。宋人所谓“诗家都爱西昆好,只恨无人作郑笺”,便是在感慨接受者所面临的困境。
结语
“诗无达诂”既是一个有关文学接受的理论,同时也是一个阐释学概念。但前人论之,多执一端而发微。然仔细探究,“诗无达诂”这一现象,实则包含了对文本和接受者两端的考量。从文本一端,其本身具有不断变化的不确定性和包容万千的无限性 ;从接受者一端,其只能依据“言不尽意”的文本,以及与创作者相去甚远的时空和个人背景来认识和阐释。这种双重的内涵,让“诗无达诂”论产生了历久弥新的魅力。
摘要：“诗无达诂”产生于文本到接受这一过程之中,其内涵也包含了两部分内容。首先,这一命题指出了文本内涵具有不确定性,且文本的容量也具有无限性。同时,这一命题还反映了接受者面对“言不尽意”的文本时,几乎不可能完全把握作者之意,况且接受者各自的知识背景、阅读经验和个体体验不会完全一致,那么试图寻求“诗”之“达诂”也只能是徒劳。
阐释性 篇7
推荐理由:
课题的研究提供给教师在“埋头拉车”的同时, 能够“抬头看路”的机会, 使教师在繁忙、重复的日常教学中, 摆脱职业倦怠的困扰, 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
本书是课题组精诚合作、群策群力的结果。本书共分五章, 在对国内评判性阅读教学的研究进行了简单梳理的基础上, 结合教学实际, 分析了目前评判性阅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即教师在评判性阅读教学时存在着脱离文本内容、脱离文章线索、缺乏铺垫、缺乏思维空间的现象, 原因主要是教师在设计教学时没有发掘评判性思维的激发点、生长点、支撑点和起始点, 往往误设了学生评判性思维的最高点。主要从线索、内容、语言、体裁等四个视角入手提出如何阐释和评鉴阅读文本, 开展评判性阅读教学, 并对后续的研究提出了方向:教师在关注学生评判性思维技能的同时, 也要注重对学生评判性思维精神的培养;教师本身的评判性思维能力对学生的培养起着重要的作用;评价方式对思维的培养有着导向的作用。
阐释性 篇8
关键词：强制阐释,本体阐释,文学翻译与中国文化关联
0 前言
阐释学“ Hermeneutics”源自于希腊语, 意思是“ 了解”。 这是从希腊神赫耳墨斯 ( Hermes) 的名字得来。 阐释学是由19 世纪德国哲学家F.E.D. 施莱尔马赫 ( 1768~1834) 和W. 狄尔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开创的。 施莱尔马赫致力于圣经释义学中的科学性和客观性问题的研究, 提出了有关正确理解和避免误解的普遍性理论, 使神学的解释成为普遍解释理论的一种具体运用。狄尔泰被看作是西方传统解释学的集大成者, 他仿效为自然科学奠定哲学基础的。康德的“ 纯粹理性批判”, 提出了作为“ 历史理性批判”的解释学。 他所关心的中心课题是:处于具体历史情境中的解释学如何能对其他历史性的表现进行客观的理解。
现代解释学的开创者是20 世纪的德国哲学家M.海德格尔, 他把传统解释学从方法论和认识论性质的研究转变为本体论性质的研究, 从而使解释学由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转变为一种哲学, 并发展成为哲学解释学。 海德格尔通过对“ 此在”的分析达到对一般“ 存在”的理解, 并把理解作为一种本体论的活动。 他提出了“ 解释学循环”这一著名理论, 认为解释者对被解释对象的“ 认识预期”是待解释的意义的一个部分, 理解活动的完成因而依赖于理解的“ 前结构”, 即一组在理解之前业已存在的决定理解的因素。
在国内, 强制阐释论被学界广泛知晓始于2014 年8 月的“ 开封年会 (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十一届年会) ”, 是由学者张江提出的, 虽然这并非会议的勘定议题, 但在很多小组会议上, 关于强制阐释论以及西方理论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再次成为热门话题。
1 “ 强制阐释”到“ 本体阐释”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当代学者应该用怎样的眼光审视当代西方文论?如何重建当代文论? 基于多年潜心贯注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教授对当代西方文论的正当性提出了有力质疑。 他认为“, 强制阐释”是当代西方文论的基本特征和重大缺陷。 他提出“ 本体阐释”的建构思路, 超越“ 强制阐释”的局限, 勾划了重建当代文论的有效路径。 文论的研究源于文学又高于文学“, 文学翻译与中国文化关联”的研究是文学文论研究的一部分。
17 世纪的哲人莱布尼茨曾说“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 文化之间的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从广义上讲, 由于文化的差异性, 所有异质文化间的文学翻译都会在某种程度上产生误读。 因此, 对文学翻译中“ 文学翻译与中国文化关联”的研究, 在文学翻译理论研究中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2 文学翻译与中国文化关联的关系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 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化关联研究引起了翻译界的极大重视, 翻译研究从探讨两种语言符号的转换转向从文化层面去审视和考察翻译, 翻译被看作两种文化进行交流的过程。 翻译活动中的文化转向越来越受到译界的重视, 外国文学翻译中, 文化信息是否得到了准确传递;中国文学翻译中, 文化信息能否通过语码转换被读者接受;杜绝出现或者极少出现“ 文化误读”也逐渐成为学者们在研究文学作品与中国文化关联方面的主要议题。
3 探究文学翻译与中国文化关联的关系意义
学者们对“ 文学翻译与中国文化关联”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这种研究对加强异质文化交流、增进文化之间的对话也具有非凡的意义, 有助于揭示不同文化的特征, 更重要的是它能帮助我们认识在跨文化文学对话中, 外国文学是怎样通过本土文化的“ 过滤而传播和产生影响的”中国文学是怎样通过语码转换把中国的本土文化传播出去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 对文学翻译的“ 文学翻译与中国文化关联”现象进行研究, 是文学翻译界一个极为紧迫的研究课题。
4 结语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全球化的进程日益加快。因此, 伴随着世界各国及各民族之间频繁的交流往来, 文化与语言间的联系和碰撞也越来越多。研究“ 强制阐释论”, 探究“ 话语转换”“、 硬性镶嵌”“、 词语贴附”“、 溯及既往”的深层次含义, 顺应“‘ 本体阐释’以文本的自在性为依据”的依据, 探寻“ 文学翻译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是文学翻译急需解决的议题。
总而言之, 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 既要使得译文能够体现中国文化艺术和语言创作的水准, 也要使得译文自然流畅, 具有较大的可读性。 只有将无形的文化资源通过有效的方式加以利用, 才能充分发挥文化思想的影响力和渗透力, 才能够为海外读者所认同和接受, 从而对其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张江.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辨识——兼及中国文论重建[J].中国社会科学, 2014 (5) .
[2]张江.强制阐释论[J].文艺争鸣, 2014 (12) :7-20.
[4]Derrida, Jacques, “The Time Of a Thesis:Punctuations, ”In Alan Montefiore eds., Philosophy in France Today,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45[J].
[5]李彦明.反思与重构‘强制阐释论’理论研讨会综述[J].文艺争鸣, 2015 (8) :90.
[6][加拿大]艾丽丝·门罗.逃离[M].李文俊, 译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第1版 (2009年7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