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主义

阐释主义（精选8篇）

阐释主义 篇1

哲学与美学是人类认识世界并作为生存手段的方式。当代生态主义哲学—美学及其存在论基础的存在主义哲学, 是人与世界、时代、自然、社会相互依赖、沟通而引发出的对自身命运之关注的产物, 因此当代生态主义哲学—美学的产生与其说是一种必然, 毋宁说是自然而然。

当代生态主义哲学—美学思潮以当代存在主义哲学思潮为基。当代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的渊源, 自古即已有之, 但作为一股声势浩大、风靡全球的潮流, 却是20世纪以后的事。随着资本主义文明的蓬勃发展、机械大工业的广泛运用以及作为其意识形态的反映与实践指导原则的科技理性主义的盛行, 致使现代人在享受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 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物质的富足远未能满足人类日益膨胀的欲望, 反而扰得人心疲于奔驰而逐于流放, 而人心的动荡, 又引发了一系列自然的社会的灾难。人在欲望的暂时满足产生的片刻欢愉中失去了整个生命的根底。他们一面在建造自己的温床, 一面流浪于觅不到归宿和家园的精神疆场。人俨然已为物所奴役, 成了“物化”的“机械”的人, 而不再是富有创造性的有生命的人。尤其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 在科技理性的泛滥之下潜藏已久的生态危机愈发凸显出来。人在向自然界进军的同时对自然资源的无度索取与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反过来直接威胁着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的生存。人和自然的两极分化、严重对立使得世界更加充满了矛盾与张力, 人在尽享奢华而醉生梦死过后开始饱尝自己亲手酿制的苦果。这并非一种符合人类本真生存的存在方式, 我们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对人类生存问题的密切关注和追问催熟了于沉睡中蓄势的当代存在主义之“思”。

生态主义哲学—美学是这股思潮中的主流。一些环境美学家们从改善自然环境、进而改进人的生存方式出发, 先后提出了“自然之外无它物”“荒野哲学”等观点;同时, 美国文学家鲁克尔特提出了“文学生态批评”“绿色阅读”等主张, 强调文学应与时代课题相结合;到了20世纪90年代, 美国学者大卫·雷·格里芬又提出了“生态论的存在观”, 从而将生态问题进一步上升到人的生存问题。于是一种关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自身的关系的学科——当代生态主义哲学—美学便在天空大地间确立并运作起来。

总的来说, 当代生态主义哲学—美学思潮流派众多、内涵丰富, 而绝大多数学者研究的重点都不外乎“天人关系”的命题而呼吁人们对自然环境予以足够的关注, 甚至不惜否定人自身的存在价值。如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提出的“深层生态学”中有“生态自我”“生态平等”“生态共生”等一系列的原则, 指明人与自然是一种“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主体间性”的关系;美国生态理论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提出了哲学的“荒野转向” (wild turn) , 又称“生态转向” (ecological turn) , 声称自然应当在哲学中占有一席之地;日本著名美学家今道友信提出了“eco—ehica” (生态伦理学) ;格林·洛夫则强调应当承认自然的优先性而主张建立“天人同构”的新型伦理学和美学, 等等。

从以上的诸多观点中可以看出, 当代存在主义哲学—美学已不同于过去科技理性主义指导下的认识论与实践论。确切地说, 它不是单纯地教人去认识、发现什么, 而是着力于人与世界 (自然、生态环境) 关系之改良, 其实质, 是揭露、反叛西方过去主客二元思维模式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 倡导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统一。它包含“生态本体论”“生态现象学”“生态人文精神”等内容, 集“生态本真美”“存在美”“自然美与理想美”及“生态审美批判”诸原则于一身, 是“对于人的生存权利的充分尊重与保护, 是一种更具普适性的人道主义” (引文出自曾繁仁:《试论当代生态存在论美学观》) 。显然, 当代生态主义哲学—美学视自然为具有独立自足性的生命个体, 它与人相互依存而又彼此独立, 获得了与人相对平等的地位甚或是比人更加本源的性质,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他的生存离不开自然, 因此就必须服从大自然的客观规律。

如果说, 上述理论阐述的重点更多的是在于对客观自然的重视, 那么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则更多地强调了对“此在” (Dasien) 的关注。诚然, 自然之物的存在意义最终是要凭靠“此在”“在此”的“人”来“追问”的, 但海德格尔与其他西方大哲显著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要超越西方过去主客二元思维模式, 从而还“世界”一个“本来”的面目。

海德格尔认为, 作为“此在”的“人”首先是“现世”中人, “此在在世”规定了其存在的样式。“人”一面与其他存在者一样俱是偶然存在物, 一面却拥有追问本真之“存在”的能力而与诸存在之物迥异——人是“存在”的“近邻”, “人”靠“思”之能力自觉地守护着世界, 并获得自身。因此, “人”“在”“世界之中”, 与天地万物融而为一。自然不仅因人的生存而得其存在, 也非只是因人自然才得以拥有价值和意义, 而是自然与人须臾不可分离, 人与自然就是一体。对此, 罗尔斯顿说, 人只有在与自然的对立统一中才能获得其完整性, 并因环境的存在而保有这种完整性。

“人在世界之中”, 物我一体, 故人应当关爱自然, 并在这种关爱中守护、回归自身。人作为终有一死的“此在”, 其终极目的乃是实现向“存在”的“切近”而获得“天、地、神、人”四方毫不干涉而又相互统一的“不关利害的功利”的“自由嬉戏”——“诗意地栖居”。这是人最本源的终极的生命意识, 亦是一种审美的生存态度。因着人对功利目的的自觉“悬搁”, 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就进入一种“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和谐共生、“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生存状态。“于是就有四种声音的鸣响:天空、大地、人、神。在这四种声音中命运把整个无限的关系聚集起来。但是, 四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是片面的自以为特点和运行的。在这个意义上, 就没有任何一方是有限的。若没有其他三方, 任何一方都不是存在的。它们无限地相互保持, 成为它们之所是, 根据无限的关系而成为这个整体本身。” (海德格尔于1959年6月6日在慕尼黑原维利斯首府剧院举办的荷尔德林协会所作的演讲)

由此, 当代生态主义哲学—美学思潮, 就具备了双层内涵而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一是对自然要投以足够的关注, 一是要正视人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和谐”是两者共生的前提。这对人来说, 就是要自觉地后退一步, 从己身处做起, 不计眼前的利害得失, 把从自然界过多地侵占来的资源重新归还给自然, 让其得以生息, 方可还自然一个原生态的“本来面目”。由此, 过去西方盛行的“人类中心主义”被打破了, 自然亦与人在休戚与共的“相互嬉戏”中各成其是。

阐释主义 篇2

评布哈林对列宁主义几个基本问题的阐释

布哈林提出,列宁主义是第三个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新事物丰富了列宁主义的内容,使它越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旧形态范围”.列宁主义的特点,一是它深厚的理论性,二是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意义,三是理论上的非偶像化和大胆创新,四是深入研究和深思熟虑.列宁主义的内容包括帝国主义理论和民族殖民地理论、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理论、工人阶级和农民关系的理论等等.布哈林在界定列宁主义的时候,强调列宁主义破坏旧制度的内容和建设新制度的内容,比联共(布)其他领导人对列宁主义的界定更科学和更正确.

作 者：梁超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南京,210097刊 名：忻州师范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XINZHOU TEACHERS UNIVERSITY年，卷(期)：19(3)分类号：A81关键词：布哈林 列宁主义 马克思主义 界定

阐释主义 篇3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 师生关系 对话 理解

当今社会正在步入一个新的时代，即后现代的时代，后现代主义逐渐兴起。2000 年前后，我国教育专家、学者开始涉足后现代主义领域，侧重于后现代主义理论和代表人物的文本的研究，主要探讨后现代主义对教育科学诸多方面所带来的影响。后现代教育思想的主要理念之一——后现代师生观，对师生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的视域下，师生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我们必须转变教育理念，以全新的理念来应对教育现实。

一、对师生关系进行后现代主义阐释的必要性

教育思想一般由教学观、课程观和师生观组成。师生观是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并且直接反映了教学观和课程观。而师生观则主要表征为师生关系，因而师生关系在一个时代的教育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时代在改变，师生关系亦在不断调整，我们不能停留在传统的师生观念中，对师生关系进行后现代主义阐释十分必要。

传统的师生关系是在二元论的理论基础上形成的。由于受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及“实体本体论”的影响，师生关系单一的以“教师为中心”或以“学生为中心”。20世纪80年代以来，提出了一种新的师生关系，即“教师主导，学生主体”说，坚持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地位相一致，但实质并没有跳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实体本体论”的窠臼。

后现代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反二元论，倡导不确定内在性，由传统的封闭性系统转向开放性系统，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发生相应变化，即由教师教导学生的授受式关系转向为一群个体在共同探究有关课题中相互影响的平等对话关系。多尔在《后现代课程观》中提到：“后现代主义寻求对主体/客体、心灵/身体、课程/人、教师/学生、我们/他们等进行折中的但却是局部的整合。“教学—学习框架可以脱离学习是教学的直接结果或者教与学是高级—低级的关系这一因果框架”，我们要走出传统师生关系中教师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而学生仅仅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的二元对立观念，转换为师生的共生对话关系。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教育不是知者随便带动无知者，而是使师生共同寻求真理。这样师生可以互相帮助，互相促进。”

后现代主义并非指的是一种时态，而是一种思想态度和意识。时代变迁，我们要追溯师生角色形成的社会背景，重新审视教育过程中目前被广泛认可的师生关系，以后现代主义视角反思师生在教育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意识到师生关系新的转换和超越。后现代主义已将教育的本质看成是教师与学生以“语言”为中介进行交互的过程。后现代课程主张平等对话，建立“理解”的旨趣，在师生关系上提倡建立一种理解的对话关系。教师不再仅仅是授业者，学生也不是被动地接受，传统的师生关系已经不符合后现代的主题。因此，对师生关系进行后现代主义阐释十分必要。

二、后现代主义师生关系——对话

后现代主义课程具有多元性、开放性、创造性、内隐性等特征，对“多元”的认同决定了后现代主义对“对话”的推崇。在开放的境域中，多元话语之间的交流是创造性的根源所在。雅斯贝尔斯这样说道：“教育是人与人的精神的契合，文化得以传递的活动。而人与人的交往是双方的对话和敞亮……所谓教育，不过是人与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弗莱雷也指出：没有了对话，就没有了交流；没有了交流，也就没有真正的教育。后现代视域中的师生关系侧重于在师生之间建设一种对话式的交往方式。对话是师生之间分享想法和信仰、交流思想和情感的过程，它不能简化为传统师生之间一方向另一方灌输思想的行为，更不是如弗莱雷所比喻的那样，“变成有待对话者消费的简单的思想交流”，而必须是一种平等的、民主的、情境的对话方式，由师生共同实现。

1.作为对话者一方的教师应更多地以“引导者”“激发者”的角色出现

目前，不少教师的教学方式仍偏向于灌输—接受式，秉持操纵—依附式的师生关系，习惯于传授，单方面地进行对话，成为师生对话关系的控制者；而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处于教师传授的教学模式中，学生也习惯性地接受传授，懒于思考，懒于疑问，懒于对话，在师生对话关系中处于被动和怠惰状态，丧失创造性和创新意识，成为师生对话关系的被动者。长此以往，教师在师生对话关系中一直处于优势主导地位，继续维持单向对话方式，造成恶性循环。

教师应致力于促进课堂教学中各种形式的质疑、交流、对话与合作，激发学生交流的欲望，减少对话焦虑，让学生敢于与教师对话，通过对话在师生之间构建良好的教学交往关系。在对话关系中，教师要积极主动、民主教学、了解关心学生，在学生心中塑造起一个平等交流的形象，为师生提供平等对话的平台。

2.作为对话者另一方的学生应更多地以“平等者”“对话者”的角色出现

“只有建立在平等、爱、谦恭、信赖的基础上, 双方平等的对话关系才能实现。”学生应破除对教师的权威印象，在观念上转变过去教师的“言语霸权地位”，认识到教师是内在于情景的领导者，而不是外在的专制者。后现代主义倡导的是一种新型的基于师生合作、平等民主的相互对话关系。学生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自主性，以一个平等的身份与教师积极对话。通过讨论交流，师生同时面对知识，不断反思，激发更多的创造，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学习和认识的过程。巴西学者弗莱雷指出：“通过对话，学生的教师和教师的学生之类的概念将不复存在，一个新的名词即教师学生或学生教师产生了。师生关系平等才能有效对话，而也只有对话，师生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

三、后现代主义师生关系——理解

多尔在《后现代课程观》中说道：“没有人拥有真理，而每个人都有权利要求被理解。”后现代课程观尊重个体的意见和价值观的多元性，强调开放性和情境性，这必然要求个体间的相互沟通和理解。哈贝马斯认为，理解是指在彼此认可的规范性背景相关的话语正确性上，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协调。此外还标志两个交往过程的参与者能对世界上的某种东西达成理解，并且彼此能使自己的意向为对方所理解。对话不是师生之间简单的问答式的独白交流，而是彼此相互理解的交往活动。因此，后现代师生关系不仅要追求对话，还要追求师生之间的相互理解，注重理解的重要作用。

1.教师要注重学生的主体性，使理解富于情境化、思想化和情感化

每个学生都是独立的、具体的个体，有自己的情感和思想。教师要注重学生的主体性，而不是单方面地根据自己的理解向学生传授知识。虽然历来教师的身份被定位于知识的传授者，但师生之间不是单纯的知识技能的传授与被传授关系，师生的交往也不仅仅局限于课堂，师生彼此的关心理解、情感交流和品德熏陶具有更深远的作用。况且学生也是复杂的生物个体，他们在学习的同时还面对着家庭、生活、情感等种种问题。

每一个的认知水平和成长背景都是不同的，教师应尽可能地了解学生的生活状况、情感波动和心理变化，将对学生的理解情境化、情感化。另外，教师还应该破除自身的权威性。由于受人的禀赋、教育背景、性格、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影响，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教师要尊重学生对课本、对事物的不同理解。在大卫·史密斯的阐释学课程观中，学生是阐释文本以生成课程的，而不是去接受文本。他认为解读课程文本必须维护学生如下权利：“从任何文本中读出我自己的生活，看出我在其中或其外的处境。”教师应允许并鼓励学生对教材生成自己的理解，通过合作和讨论交流思想，教学相长，彼此形成更加丰富的、思想化的理解。

《布达佩斯大饭店》结构主义阐释 篇4

关键词：结构主义,符号矩阵,格雷马斯

结构主义叙事学强调对影片叙事结构进行内在性和抽象性的研究,以探究各元素间的规律与含义。结构主义叙事学代表人物格雷马斯提出的“符号矩阵”,对电影叙事学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下面,笔者在格雷马斯理论基础上,辅之托多洛夫的“失衡重建”原则,对《布达佩斯大饭店》作进一步分析。

一、《布达佩斯大饭店》的表层故事结构

韦斯·安德森的新作《布达佩斯大饭店》运用舞台剧的报幕方式,形成5章独特段落结构。同时,影片又符合好莱坞经典叙事原则,即托多洛夫提出的“失衡重建”:

这一经典好莱坞叙事模式与5个章节完美结合,极大地吸引了观众的眼球。同时,表层结构中展现了一个对立元:敌人破坏平衡—主角重建平衡,即“邪恶—正义”。

二、《布达佩斯大饭店》的深层故事结构

“符号矩阵”认为“任何一个结构都不是单独存在, 而是成对存在。”1根据“符号矩阵”的分析,可得出两个层面的对比:一层是故事表层,即“正义—邪恶”; 另一层是故事深层,即“文明—野蛮”(“和平—战争”)。此处仅做深层结构二元对抗的图解:

从中可看出影片的故事线即“文明与野蛮”。

首先,来分析一下矩阵的四个级:

(一)文明(和平)[X]:主角古斯塔夫,是上流社会的饭店经理,有钱有权,憎恶战争,用生命捍卫门童Zero的人身权利。Zero是因战争逃出国家的难民,效忠老板,与阿加莎帮助老板逃出困境。

(二)野蛮(战争)[ 反X]:反面角色德米特里、乔普林。德米特里有上流社会的身份、优雅文明的外表, 实际却是为利益不折手段的野蛮人。

(三)非文明(非和平)[ 非X]:战争、军队阻碍着古斯塔夫前行。在这部基调荒诞的影片中,这一对立元的存在,无疑具有讽刺、暗喻的效果。

(四)非野蛮(非战争)[ 非反X]:代理人柯瓦纳、管家瑟奇,两人不为钱财,只忠诚地履行职责。然而他们却惨遭杀害,其罪名竟是“太过于忠诚”。

其次,在矩阵图中还有多重关系:文明(和平)与野蛮(战争)[X与反X] 呈现的对立关系,也是当今世界存在的二元对立;古斯塔夫与柯瓦纳、瑟奇的联合 [X与非反X],令剧情更加曲折,对反面角色起到牵制作用; 非文明(非和平)与野蛮(战争)[ 非X与反X],是相互补充、促进的关系。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本片在找寻遗嘱背后, 隐藏着对“文明”与“野蛮”的种种讨论。以德米特里为代表的上流社会文明人,看似文明,实则内心野蛮; 以Zero为代表,饱受战争灾难的难民,看似野蛮,实则内心文明。本片主角——古斯塔夫,则起到维持上流社会文明的纽带作用。

三、结语

这部影片通过一个表层浅显易懂的故事,顺带出对整个社会环境的讽刺。野蛮的文明人,文明的野蛮人, 都充斥在那个战火频发的时代。

阐释主义 篇5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 第三世界 圣经阐释 消解

一、后殖民主义及圣经阐释

后殖民主义作为批评活动出现是在第三世界文学研究被了解之后。后殖民主义被运用表示第三世界写作的文本和环境，与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三双民克思主义不同，它是首次，在西方学术的整个历史中，被殖民的他者被放置在学术话语的心[1]。但是最初，后殖民主义只是作为一个方面的工具，而作为一个先进的特别的理论概念，是经过了文学批评家赛义德，司匹瓦克和霍米巴巴给了后殖民主义理论和实践。这三个人虽然各有侧重但有一个肯定的中心因素和统一力量。在他们的方式中，即调查和揭示西方文学产品知识和权利的关系。这三位理论家及后来的诸后殖民理论家所共同做的工作，即研究殖民时期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利关系。后殖民主义定位不同，意义多样，可以被看做是相反的阅读实践，作为批评欧洲中心想法的总结的形态和重新形成主导性意思的一种方式，它是一种精神态度是面对主导性知识的一种颠覆的立场。它是一种阅读心态，是一种批评的事业，目标是揭露存在于西方理论 和知识背后的思想和权力。

二、揭示殖民主义与圣经阐释之间的共谋关系来消解话语中心

西方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军事入侵伴随着文化入侵，圣经在侵略活动中扮演了先头兵的作用，正如一个印度人所说：殖民者“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侵略的剑”。圣经被西方人当成了侵略的武器，圣经被西方人当成了侵略的武器，圣经阐释用来支持和巩固殖民计划和殖民意图，他们从突出自己高高在上地位和侵略的目的来阐释圣经。

他们的殖民阐释从内容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

一是西方人来到第三世界国家是来传播文明，这是他们的职责和使命，换句话说就是侵略有理。比如他们对圣经中《约书亚记》，《士师记》的解读就体现了这一目的。这些圣经篇章讲了约书亚带领去占领迦南这片并不属于他们的肥沃之土，而占领别人领土的行为是上帝许可的。因此他们作为侵略者的真正含义被抹杀了，侵略行为被赋予了正义，正当的色彩。其实他们对这段文字的阐释是在“为战争提供支持，为残酷杀戮拒不降者提供了依据。”[2]

另外，西方人阐释圣经中的上帝是爱，权利，正义的象征。而帝国入侵第三世界传播文明的方式也正如上帝一样是爱，和平，正义的。当整个地球充满上帝知识时正如水在大海中。

另一方面圣经阐释是西方文化具有先天优越性，他们总是以西方白人男性为主体，而其他本土人，异教徒妇女黑人土著居民作为他者，需要去控制和征服。比如这点体现在他们对《约翰福音》中耶稣这个人物形象的解读。他们认为耶稣高高在上，时间上是在最初，空间上是高高在上，地球上每个角落，整个世界都在他的脚下。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脱离一切常人，处于非常突出的位置——统治者的位置。所有地球上人类都需仰望他，其他人和群体灾难耶稣面前都是处于从属地位。其实这种脱离历史语境，孤立的做这种阐释是殖民者在构建殖民主体，抬高耶稣地位的策略也是一种正在建立殖民地的意识形态。[3]

三、坚持自己作为阐释主体的真实性来消解话语中心

不管是西方文化优越还是侵略别国有理，这些西方人的圣经阐释并非被第三世界国人民被动地接受。当圣经文本传入他们国家后，他们也在思考，理解和创造，不但揭示西方圣经文本阐释与殖民之间的阐释关系，拆穿殖民者的伎俩，而且他们也在圣经文本中寻觅自己的章节，从自己的视角来阅读圣经。阐释圣经，运用圣经，坚持自己作为阐释主体的真实性。以自己也平等地站在话语舞台上来达到消解中心的目的。

他们的圣经阐释从内容上大致也可分为两类。

一是解放反抗，被宗主国传入用来压迫人民的圣经文本反过来被第三世界人民当成了反抗的武器，他们发现圣经中有反抗的秘密武器。比如《出埃及记》，上帝是站在被压迫者一方把他们从强权中解救出来。

二是本土化阐释。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独特的民俗习惯，有各自的生活境遇。因此圣经文本会被他们拿来与这些传统，习俗结合来做本土化的阐释。这些阐释很令人感兴趣，提供了独特的阐释效果。也说明圣经中有些文化因素与世界各国人民是相通的，可以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民所吸收和利用。

這种本土化阐释可以从三方面来看

（一）与自己的文化传统联系起来阐释。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人民都希望自己的文化的根不被同化掉，因此，从罗彻基人对《路得记》的解读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路得记》中的主人公路得本是摩押人，丈夫死后，她跟随犹太婆母返回以色列，改嫁给另一个以色列人阿斯，最后成了以色列大卫王的祖国。在西方阐释中她一直被誉为一个伟大的女性，一个成功的范例被世人所尊荣。但透过第三世界人民的眼睛却读出了一个不一样的路得，他们认为她不值得称颂因为她是一个背离自己祖先传统而被别的民族同化的人物，而让他们喜爱和颂扬的倒是另一个女子，被圣经文本和西方圣经阐释忽略的路得的嫂嫂俄珥巴，她最后没有选择以色列的上帝而是回归自己的娘家。她让本族人看到了希望。[4]而正是因为有这些人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才使得民族文化永远得以延续下去。她没有达到殖民者想要的通过种族文化的混合从而“你的血液将与我们混合，你将变成同我们一起的一个人民。”最后生个儿子就消失在叙事声音之后，实际上殖民者已经达到了同化的目的。对于今天的美印第安人来说与路得和俄珥巴的境遇很相似，通过不被动接受西方阐释而在文本和语境中重新理解《路得记》，表达了他们对霸权文化的拒绝和反抗态度及对自己民族传统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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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自己的经历联系起来阐释。

他们把圣经作为自己的故事。故事中的环境，人物，主題与关切事件都是非注的，特别是来自祖鲁的传统和文化，当地画家的木刻画也是他们理解圣经的资源。约瑟被权利操纵着人作为客体对象被卖来卖去，实际上发生的约瑟身上的事情也发生在他们身上。几乎每个故事都能被听到，因此非常能引起他们的共鸣，苦难被权利操纵和剥削，他们努力去存活，解放和生活。本土阐释是他们每天生活的一部分。它就发生在平常的街头而不是学院的走廊里。这就是情景化阐释，主体是有血有肉的读者，与西方客观，无意识形态的学院式研究不同。这种阐释更生动更真实。

（三）与自己的习俗合起来阐释。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习俗，虽然基督教被传入对他们的传统有冲击，但很多民族的人民然归依了基督教，但他们内心世界依然根植于本民族的传统，而且深信遵循这些传统是人类唯一值得的生活方式。因此处于主流地位的基督教受到处于边缘地位的传统文化的挑战，因此圣经阐释就走上本土化的道路，从而呈现后殖民主义的特征。从非洲人对圣经中《诗篇》的阐释和利用可见一斑。

诗篇在圣经中有很重要的位置，圣经学者研究诗篇的作者、日期、确定文学在和形式、基本神学思想及其他，并且诗篇在西方根据与上帝关系被分成赞美诗、祈祷诗、皇家诗等等。

非洲人也发现诗篇的魅力，觉得诗篇那么适合他们，完全为他们而写。但他们面对与西方基督徒不同的问题，因此西方对诗篇的分类不适合他们，并且西方人对圣经的研究又太过于技术化了，这种阐释更不适应他们。他们从自己的视角阐释诗篇。非洲宗教生活的重要性是无可怀疑的，他们的生活充满了精神力量，巫师、巫医、各种动植物及咒语符在他们生活中充当了重要角色。于是结合生活中一直存在的传统习俗和各种生活问题，诗篇被灵活运用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又由于自身的物质条件和环境形成了独特的对生活的看法并且依据诗篇内容对之进行了归类：保持性诗篇、成功性的诗篇、治疗性诗篇。

四、结语

圣经阐释很多时候是西方单一声音，因此从后殖民视角来看第三世界圣经阐释是非常新鲜的、令人感兴趣的，结合自己的文化传统，边缘人群从圣经文本中挖掘出人性相通的东西，尽管现在这些阐释在西方并非那么普遍被接受，但人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个体每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的特色，有能力去成为世界文明中一个组成部分。

圣经曾经被误用的历史，但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种声音正在被消解，消解掉一个中心不是为了重建另一个，对抗应该变为对话，各个国家和民族应该共享人类文明，共创文明，而这个文明应该是多彩的和谐声部。

参考文献

[1] R.S.Sugirtharajah. A Postcolomial Exploration of Collusion and Construction in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in The POSTCOLONIAL Bible， ed.R.S.S ugirtharajah. Sheffield， England： SheffeldAcademic Press，1998：91，92.

[2] John Riches.圣经纵览[M].梁工，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245.

[3] Musa W.Dube. Savior of the World but not of This World： A Postcolonial Reading of Spatial Construction in John， in The Postcolonial Bible， ed. R.S. Sugirtharajah. Sheffeld， Englan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8：129.

[4] Laura E. Donaldson. The Sign of Orpah： Reading Ruth through Native Eyes， in Vernacular Hermenutics， ed. R.S. Sugirtharajah. Sheffield， England： Sheffield Academic.34.

《老人与海》的结构主义叙事阐释 篇6

结构主义学者格雷马斯的成就主要是在符号学和结构语义学方面, 他运用结构主义方法, 在进行结构语义探讨以及文本例证分析过程中建立起一种可供人们操作的文本形式化叙事分析理论。格雷马斯将结构主义先驱普洛普所划分的31种“叙事功能”发展和完善为互相对立的行动角色, 并且区分出三对相互对立的行动元,

即:

主体 (Sll bjeet) /客体 (objeet)

发送者 (sender) /接受者 (receiver)

辅助者 (helper) /反对者 (opponent)

这三对行动元范畴可以涵盖故事叙事中的所有人物及其变体, 具有特定的价值和功能。本文正是运用格雷马斯的“行动元模式”理论对《老人与海》进行一定的意义阐释。

格雷马斯认为, 主体是充满向往的存在物, 是主人公所渴望的东西, 客体是被人向往的存在物。就《老人与海》而言, 主体就是可敬又自强的老人桑迪亚哥。当然, 在这里, 主体并不是“桑迪亚哥”这个符号, 而是桑迪亚哥所代表的有有强烈追求, 充满渴望的这个实体, 即存在物, 只不过他刚好有个名字叫桑迪亚哥。而客体就是主体桑迪亚哥的一个自我求证。他有八十四天没有捕到鱼了, 和他一起出海的小孩也被父亲唤回了家, 所有的人都对他失去了信心, 认为他倒了霉运。这时候, 只有他自己, 还是一如既往的相信自己, 他决定去浩瀚的深海, 一定要捕捉到一条最大的鱼, 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和勇气。所以, 整个故事的客体就是老人这种自我求证。联接主体客体的就是“行动”, 故事的功能就在于通过这些有意向的行动构成有意义的情节。这些行动不但是主体追求客体的活动, 还具备其他行动元的活动, 格雷马斯将行动元模式用图表表示为:

发送者客体接受者

辅助者主体反对者[1]

无论在现实社会还是虚构文本中, “主体/客体”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发送者/接受者”这对行动元“关系到客体存在方式和最后归宿, 如果缺少这两个行动元, 在行动元系统中, 客体就成了‘无源之水’。”在《老人与海》中, 主体实现客体的过程也就是发送者发送客体从而被接受者接受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 发送者和接受者并不是一个实体的概念, 如具体的人或物, 他们可能是整个故事的发送者和接受者, 但这种模式在故事结构中并不是特别常见。相反, 它们更有可能是精神层面上的, 诸如意志, 经验, 勇气等等。如在《老人与海》中, 故事的发送者和接受者就并不都是实体。发送者是老人的意志和勇气, 而接收者是老人。在老人深海捕鱼的过程中, 有一条巨大的马林鱼上了钩, 但事情不是寻常渔人们所遇到的一样的顺利。马林鱼不紧不慢地挣扎着, 把老人和小船拖向了浩瀚的深海。老人和马林鱼的对抗从白天持续到了晚上, 又从晚上僵持到了黎明。老人的脸磕破了, 手也划伤了, 如果换在其它的渔人, 肯定早已经放弃。但是桑迪亚哥并没有, 他不断地给自己打气, 和鸟儿说话, 和大鱼说话, 回忆往事, 让自己振作下去, 最后在耗尽了自己所有的气力后他才终于将大鱼捕获。可这时候, 他又碰上了凶狠的海盗版的鲨鱼。他仍然鼓励自己坚持下去了。所以在整个故事中, 也就是在主体实践客体的过程中, 一直持续的也就是老人将自己的经验和勇气不断鼓励自己, 给自己打气的过程。故事的发送者就是老人的经验和勇气, 接受者则是老人自己。最终老人终于实践了自己的客体, 带回了那头马林鱼, 虽然那只是一具骨架, 可它向所有的人证明了老人的实力和勇气, 并像人们说明了, 人生来不是被打败的, 人尽可以被消灭, 可决不能被打垮这一亘古不变的真理。

主体———桑迪亚哥

客体———老人的自我求证

发送者———老人的经验和意志

接受者———老人本身

格雷马斯认为辅助元的功能在于“有助于欲望的实现”、“利于交流”, 反对者的功能在于“制造障碍, 阻滞欲望的实现”、“妨碍交流”他们对情节作用的发挥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老人与海》中, 老人实现自己的自我求证这是故事的主线, 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阻隔, 反对者制造的阻力和障碍与辅助者的帮助作用构成了迭倒起伏的的情节。其中, 在很多人都对老人丧失信心的时候, 只有小孩一直相信他, 给他送饭, 鼓励他, 让他感受到了脉脉亲情, 更增添了自己征服自然的勇气。所以, 小孩是鼓励老人实现其客体的动因之一, 在情节中起到了推动作用, 他是一个重要的辅助者。毋庸置疑, 中间的反对者就是那头大马林鱼和鲨鱼。他们顽固地抗争, 试图阻碍老人的任何一步作为。当然, 最终并没有成功, 而且成为了老人实现其客体的充分见证。

辅助者———见证老人出海和捕获马林鱼的小孩

反对者———马林鱼和鲨鱼

格雷马斯的叙事语法理论基本点在于二元对立的观念, 运用相互关联或对立行动素间的组合分析《老人与海》的人物功能和结构特色, 能够更加直观和准确地解读作品的意蕴。但是这种结构解读并不是一个阐释意义的万能模版, 它只是帮助我们分析作品人物关系和内在结构的工具, 提供一种独特视角展现作品在结构上的艺术魅力。而且我们不能由这一种视角和解读方法否定作品本身的不确定性, 正如巴尔特在《批评与真理》中所说, “作品之所以是永恒的, 不是因为它把单一的意义施加于不同的人, 而是因为它向单个的人表明各种不同的意义。

摘要：运用法国叙事学家格雷马斯的结构主义行动元模式的观点来分析海明威的著名作品《老人与海》, 展现其深层结构和意蕴, 从而拓展其内在价值。

关键词：格雷马斯,《老人与海》,行动元模式,意义

参考文献

阐释主义 篇7

关键词：《发条橙》,萨特存在主义,自由选择,责任

标签为“暴力”“犯罪”, 但这部电影的暴力犯罪镜头与“X级” (限制级) 电影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发条橙》的核心命题是探讨自由和责任的归属, 它用一个青年的成长之路让观众思考“人”的意义。这与萨特的存在主义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处。在这样的前提下, 本文将通过萨特存在主义之对《发条橙》做出阐释。

一、关注人的存在价值———萨特存在主义

萨特主要以其存在主义哲学思想而名世, 存在主义哲学中关注的最中心问题则是人类生存的价值与意义问题。为了实现生存的价值与意义, 人需要通过自由和持续的选择享受自由, 与此同时, 也必须承担与选择休戚相关的责任和义务。萨特的存在主义集中体现在以下三方面:客体观主张“自在的存在”, 即“世界是荒谬的, 人生是痛苦的”, 在荒谬的世界中个体只是处在冷酷环境中的一个痛苦的人;主体观主张“自为的存在”, 即是主张自由选择, 不断选择;责任观体现为责任和自由相联系, 自由选择的同时需要承担责任。

重视人的存在是存在主义最基本的观念, 萨特是从个体的角度去研究人性和人道, 使得每个人都具有多种选择性, 从而实现存在的可能性。所以说萨特所推崇的, 是使人成为存在的学说。在这样的背景下, 本文将会解读《发条橙》所描述的人性人道观, 主要从这几个方面进行阐述:第一, 人道的内涵是自由和责任的统一, 即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对人的发展所产生的作用;第二, 人道的实现主要取决于主观的突破性而不是客观的被动性, 探讨人道主义对人生方向的选择;第三, 存在主义人道观和绝望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探析萨特带来的生命启示, 重在强调人生的意义。

二、萨特存在主义对《发条橙》的阐释

《发条橙》的背景设置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未来, 主人公阿历克斯因犯罪接受“Brodsky”心理疗法前后的故事。影片通过三个部分展开:阿历克斯和他的同伙的恶行, 阿 (为行文方便, 下文将用阿代替阿历克斯) 入狱接受惩罚与治疗, 被释放的阿所遭受的报复及其“痊愈”。阿的成长之路, 被多次操纵, 精神遭到瓦解与虐杀。在导演整个庞大的隐喻中, 阿象征着丰满多汁的“橙”, 强权是机械冰冷的“发条”, 整部电影讲述的是发条与橙机械结合, 使“橙”变为可被操纵、控制的机器。循环的手法的使用使得观众通过体会结构加深对主题的领悟。

影片没有指明阿的成长经历, 淡化了他的特别之处。如同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方式都是由上帝从真空中抛下, 没有表情和个性, 降落到这个荒谬的世界就是为了实现自我的过程, 为自己加上一个标签以摆脱苍白与无力.

(一) 自由选择与承担责任

阿历克斯的标签就是暴力。但选择暴力就是选择罪恶, 这种价值观同样适用于电影, 背景音乐中隐约响起的警笛, 警告着选择暴力需要承担的责任。

阿历克斯的暴力是纯粹的, 他可以为了单纯的暴力快感刺杀他的同伙, 同样他不会因为惧怕警察和权利机关而退缩。在这个意义上, 阿是亡命之徒也是虔诚笃定之人。不过阿马上因为他的笃定遭到了背叛, 过度放任的自由让他陷入了无尽的深渊。入狱前一段拍摄十分精彩, 电影用白描的拍摄手法展现了这一冗长的过程:阿一件一件交出个人财产, 一件一件脱掉衣服, 狱警事无巨细的检查他的身体。整个过程中, 所有演员面无表情, 也没有背景音乐, 本可以几个镜头带过的情节却被描述的繁冗复杂, 暗示迎接他的将是千篇一律的黑白生活, 每一分钟都是数个小时的拉长, 和电影镜头带给观众的感觉一样, 冗长、压抑。

影片没有逃避责任的话题, 探讨了过度自由的选择带来的后果。影片从内在和外在角度展现阿的转变, 用残酷的对比告知选择与责任的关联。

从直观上的反转效果来看。在牢房中, 阿历克斯被牢牢的缚在轮椅上, 全身上下布满了电极, 眼眶被机器强制撑开…观看内容更是惨不忍睹, 大屠杀、强奸、活埋人…世界上最残忍的暴力犯罪被阿每天周而复始的“观赏”, 并配以他最爱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出狱后, 他受到了之前是受害者如今是施暴者的残酷报复。最残忍的在于, 他曾经钟爱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变成了噩梦一般的存在, 连最单纯无害的音乐也变成了伤人利器。

从心理角度论。成为“善良无害”的好公民后, 阿的自我与本我产生强烈冲突, 恐怖的治疗已使得他的自我让位于“善良”的本我。面对故意欺负他的彪形大汉, 他本想掏出匕首, 但恶念之后的极度恶心竟使他跪在地上舔对方的鞋子。

大量循环的拍摄手法, 几近相似的剧情, 主体受体的反转错位, 带来强烈的对比讽刺效果, 曾经带给阿快乐的所有变成了痛苦的所有。萨特认为人虽然可以自由选择, 不断选择, 但选择一定是和相应的责任对应的。在阿历克斯的世界观中, 暴力是宇宙的中心, 但在社会看来, 暴力是应该被摒弃的价值观。这一价值观的颠倒冲突是阿历克斯人生悲剧开始的源头。

(二) 人道的实现主要取决于主观的突破性而不是客观的强制性

在电影的结尾, 导演将画面定格在政府官员围绕着阿历克斯, 阿大声坏笑这一刻。这已经可以体现导演的价值选择:不管选择的结果好坏, 神圣选择权不可剥夺。

人道在实现过程中受到两个要素的影响, 一种是主体对于自身的要求, 另一种是客体的背景和框架。这两种力量在《发条橙》中是对抗的, 客观性严重挟持了主观诉求, 毫无悬念的压抑了主观人性, 带来人道的泯灭。

客体在影片中具体表现为权利机关。权利这个庞大隐秘的组织潜伏在整个电影中:政府、警局、监狱、医疗机构, 官员、警察、狱警、医生…意识形态的黑云将阿历克斯拖入一场暴风雨中。“当人不会选择的时候, 他就不再是人了”, 一次对于政客来说有无可无的指令, 对阿历克斯却是能不能让他成为人的重要决定。当看到第二部分“好公民”的真实模样, 那便是失去自我但又无力反抗时, 便可以体会到选择权的神圣。

虽然阿不会再去伤害他人, 但他仍受到黑恶势力的欺压, 所以毫无人性的去强制行善并不会在道德上展现出丝毫成熟。不管是如何的自甘堕落, 都应该无条件的尊重他的选择权。正如萨特在《自由之路》所表达的:“作为一个健全的人类, 我们要通过自己的选择和行动来证明我们的存在, 同时在不断的选择和尝试中来重新塑造自己”。所以不能主观的去否认一个人的存在, 因为人们可以在多次的选择和发展来改变自己, 因此如果人失去了选择的权利, 将会变成只会说话的工具。经历过改造的阿变为一个善良工具, 但感情却被永远的束缚。

在主体和客体的对决中, 客体用残暴的手段打压了主体的主观要求。

在萨特的观念中, 人道只能是在主体主动的要求下完成的, 被动的和强制的只能起到相反的效果, 即便是再合理的理由也仅是恶念的循环。要想真正的达到萨特的存在主义社会, 要重视人选择的权利, 重视个体的发展。

(三) 存在主义人道观和绝望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

纵观整部电影, 导演将阿历克斯的成长之路分为三部分, 用因果将之串联起来。刻意对暴力的渲染并不是导演的核心思想, 根据第二部分分析得出, 因为阿已经为他的过度选择付出了沉重代价所以影片并非过分批驳阿。那么影片的价值就体现在对自由选择承担责任的赞美和对压制人性的贬低。如果将《发条橙》当做一部暴力惊悚片来看, 导演良苦用心付之一炬。

萨特的存在主义观和绝望之间并无直接的联系, 只是在一个人的声音越来越微弱, 权利对于人道的限制日益严重和影响深远时, 对世界的抗议和提醒。或许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心理学的突破可以达到随意控制人思想的地步, 那么如果一个人在失去了选择权后, 他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当人被机械控制而重复毫无意义的动作时, 与实验的动物有什么不同?

库布里克导演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尽管万恶不赦的人, 我们也不能把他们变成植物人, 社会不应该为了一个正确的理由做一件错事”。这段对存在主义较深入的理解同样证明了萨特的担忧, 一战作为意识形态控制社会的客观体现, 几乎摧毁了人类几个世纪以来的精神信仰, 这种精神危机并没有随着社会进步而减慢速度。相反, 意识形态在今天越发变得难以捉摸, 人在潜意识中已经被权利牢牢压迫却全然不知。萨特便是用选择与责任提醒着我们如何活出人的意义和价值, 《发条橙》同样揭开了权力机关带着笑容的邪恶面纱, 控诉了它对人性的干预。所以存在主义和《发条橙》绝非导向绝望, 而是对绝望的世界发出的一声呐喊。

三、结语

在这部电影中, 我们深刻领悟了自由选择的意义———真正的自由是选择的自由。没有一种强制性的外在力量可以带领人们找到本我, 只有通过反省、思考和抉择才能让个体于大千世界中找到本真。自由的行动, 勇敢的负责, 人类才能自在的呼吸, 拥抱真诚的人生, 从而为自己的生命增添无穷无尽的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聂珍钊.外国文学史 (四) [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8:178-180.

[2]曹光来.自由·责任·超越[D].河北师范大学, 2013.

[3]刘虹.生存困境中的两难抉择[D].西北师范大学, 2009.

[4]童蔚闻.库布里克的电影世界——电影《发条橙》意识形态批评[J].视听, 2014, 06:71-73.

阐释理论下读者阐释的度 篇8

一、从文艺起源角度解析

关于文艺的起源, 伽达默尔有这样一种看法, 他认为文艺的本质在于游戏, “游戏的正直主体 (这最明显地表现在那些只有单个游戏者的经验中) 并不是游戏者, 而是游戏本身。游戏就是具有魅力吸引游戏者的东西, 就是使游戏者卷入到游戏中的东西, 就是束缚游戏者于游戏中的东西。”[1]他认为, 是游戏让游戏者进入游戏, 游戏者在这游戏过程中得到自我表现或表演, 但一旦要自我表现或自我表演就需要观赏者, 因此, 整个游戏就有游戏者和观赏者组成一个有机整体。同理, 文艺也应如此, 作者、文本同样也需要读者, 文艺作品只有被阐释、被展现时才具有价值, 艺术的真理也就在于接受者和作者的对话。对文本来说, 只有在理解过程中才能实现“由无生气的意义痕迹向有生气的意义转换”。

既然文艺本质上是游戏, 游戏是游戏者与观赏者的对话, 那么作品也理应有作者和读者的对话, 既然是对话, 就不可能完全取决于一方, 单方面站在读者角度任意阐释显然不可取。然而, 英伽登也提到了在这种对话中存在的不平衡。首先, 在本文与读者的交流中, 信息发出者的意图语境消失了, 只在信息载体中留下一些暗示。其次, 这种交流本身不构成反馈, 读者无法检验自己对本文的理解和阐释是否恰当, 本文与读者之间无法建立调节意图的直接语境, 这种语境只能靠读者从本文的意指中去建立。

虽然本文无法自发地响应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指示和提问, 但本文通过未定性或构成性空白等各种不同形式来作为与读者交流的前提, 呼唤读者的合作。“所以文学中的交流是一种产生在调节基础上的过程, 这一调节不靠既定代码, 而是通过一种明确与暗隐、展现与隐伏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过程来实现。”[2]这种基于调节的交流, 从一定意义上也限定了读者的阐释。

二、从“具体化”层面解析

英伽登在“再现的客体层次”中, 提出一个关键概念“未定点”。在具体化过程中, 读者填补本文中的未定点, 复原被省略的内在逻辑联系, 将“轮廓化图式”描绘得更充实、具体, 而且这一过程充满各种可能性。“作品的未定性与意义空白促使读者去寻找作品的意义, 从而赋予他参与作品意义构成的权利。”[3]每个读者按照自己的知觉方式和审美情趣进行, 不同读者对同一作品具体化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差异, 甚至同一读者每次阅读同一作品时也会出现差异。具体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读者参与作品的艺术创造的过程。因此, 读者对作品所表现的未定性与空白的具体化就出现了两种情况:有的具体化与本文明确表现的部分和潜在的部分协调的较好, 有的则协调得较差, 甚至完全是读者自己想象的产物。

“第一种是忠于原作者意向的‘恰当的具体化’方式……恰当的具体构成了科学地阐释作品的外部极限, 而文学批评家通过多次阅读也许能够接近这个极限。具体化的第二种形式是‘虚假的具体化’。某一具体化可能会由读者自己想象和虚构去任意对未定点和空白加以填充, 从而背离作品原意, 甚至成为一部面目全非的‘新作品’, 而仅仅与原作存在或多或少的一点联系。这种‘具体化’会导致原作品质量的丧失和对作品的错误理解。”[4]他认为未定性与空白的填补越接近作者的本来意图, 那么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就会越正确些。

因此, 阐释的度应该也在“恰当的具体化”之中。读者不能任意地填补本文中的未定性与空白, 而必须依照本文的引导和暗示去将作品中的图式现实化, 否则这种具体化便是不恰当的, 作品就愈可能被粗劣地歪曲

从阅读过程中解析

本文符号间存在着先于读者刺激的既成关联, 即“自关联”。面对一篇本文的不同符号, 读者试图建立起它们之间的联系, 形成一个格式塔, 一种“一致性阐释”。如果符号间原本就不存在任何潜在关联, 那么格式塔的建立便子虚乌有。但格式塔又不会自动联结, 还需要读者在阅读活动中的填补作用, 在本文符号之间的先在联结关系中得到构筑。

未定点是沟通作者和读者的桥梁, 促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本文的未定点赋予确定的含义, 填补本文中的意义空白, 体现在作品中的创作意识只有通过读者才能以不同的方式得到现实化, 未定性与意义的空白构成了作品的基础结构, 这就是作品所谓“召唤结构”。这些基础结构显示着某些不完整, 没有自主性, 并需要实现其完整性, 通过基本结构的显现, 使观赏者意识到其中的不足, 令观赏者感到不满足, 并诱导、说服观赏者去探寻其他性质, 不断填补使之达到一定程度的完整, 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他发现那种完整的性质, 并达到内心的满足。“只有 (在作品纯粹的重构之外) 形成一个赋予艺术作品简单框架以充分审美性质和审美价值的审美具体化时, 符合作品特征的理解过程才能显现出来。”[5]

同时, 视域融合的观点又使读者的作用不至于过分任意, 阐释学的视阈融合是哲学阐释学的重要概念, 伽达默尔认为理解者拥有自己的视阈, 所有的理解都依赖于理解者的前理解, 依赖于理解者的传统影响和文化惯例, 理解是一种置身于传统过程中的行动。但是阐释者的任务不是孤芳自赏, 而是扩大自己的视阈, 与其他视阈相融合, 这就是视阈融合。在视阈融合中, 过去与现在、主体与客体不断地进行对话, 形成一个统一整体。理解本身就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所有的文学阐释也就是读者与文本的对话, 是对文学作品的一种理解与再创造。

摘要：阐释学认为读者接受具有远比文本创作及文本客体性阐释更为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正是读者的解读和阐释, 才打破了文本意义结构的封闭形式, 使其未定点获得了活生生的具体化。而有人则将阐释误解, 建构了完全不同于文本的新的文本。本文试图从文艺的起源、具体化、召唤结构等方面来解读对阐释者的制约的状态。

关键词：阐释学,未定点,具体化,召唤结构,视阈融合

参考文献

[1]、《艺术作品的本体论及其诠释学的意义》, 伽达默尔, 洪汉鼎译

[2]、《接受反应理论》, 金元浦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63-164, 2001

[3]、《本文的召唤结构》伊瑟尔雷纳.瓦宁编《接受美学:理论与实践》, 236, 慕尼黑, 芬克出版社, 1970

[4]、《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 王岳川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66,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