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阐释学（精选8篇）
文学阐释学 篇1
一、阐释学的来源与发展
阐释学 (hermeneutics) 最初是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和派系, 是有关理解、解释以及方法论的学科, 历史源远流长, 可以追溯到古希腊。"Hermeneutics”源自于希腊语 (ρμήνευω) , 意思是“了解”。阐释学的发展历经两大突破, 前后分为两个时期:古典时期和现代时期。第一次是在18～19世纪, 德国浪漫主义宗教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1768-1834) 和W.狄尔泰在融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通过语法和心理学的解释将古典解释学系统化, 提出来有关正确理解和避免误解的普遍性理论, 形成了具有普遍方法论特征的普通阐释学。狄尔泰被视为西方阐释学的先驱, 他从“历史理性批判”出发, 把文化现象中“理解”看作是一个生命 (作品解释者) 进入另一个生命 (作品创作者) 的过程, 这一期间的阐释学基本上还是一种作为客观方法论、认识论的解释学。第二次突破发生在20世纪,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 实现了阐释学从认识论到本体论的转变, 使阐释学从人文理念上升到一种哲学现象, 并发展成哲学阐释学。
二、乔治斯坦纳的阐释翻译观
乔治.斯坦纳 (George Steiner, 1929—) 是当代著名学者、文学评论家、散文家、哲学家、小说家、翻译理论家和教育家, 精通英、法、德三种语言, 在英美多所大学任教, 讲授语言学和翻译理论。他于1974年创作完成《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 (Aft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 此部作品被人们誉为“里程碑式的著作”, 定义了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 认为语言一直处于一个永恒的变化中。《通天塔之后》的第五章详细阐述了以阐释学为基础的翻译活动四个步骤:
(一) 信赖。
斯坦纳认为信任是翻译的基础, 信赖是肯定过往的认知行为。译者首先从心理认知上信赖原文, 相信原文是言之有物、有意义的。随后, 这个文本进入译者视野, 成为待译作品。正如斯坦纳所说, 这种最初的信赖往往要面对来自原文文本的抵抗, 以至于译者难以接近原文意义, 因此便催生了阐释过程第二步—入侵。
(二) 入侵。
译者的第二步具有袭击、掠夺性, “入侵”这个词语本身具有某种暴力性的含义, 即译者的“渗入和提取”, 海德格尔认为, 理解意义被转化为存在意义之前, 必将经过暴力侵入这一过程, 因此, 人类做出的每一种解释都会受到解释者不同的主观意识控制, 每一个人在理解与解释作品时, 都带着自己的认知方式和认知经验的痕迹。这样一来, 译者从自己的“前理解”出来来解释并翻译文本就需要使自己的认知和经验与原作者的相协调, 从而就不可避免入侵、打破原文, 而后占为己有。
(三) 吸收。
入侵后, 译者从原文本那里掠夺的东西, 必须经过个人的理解与阐释, 让最初陌生、晦涩、抽象的文本在目的语文化的重铸中起重要作用。斯坦纳认为, 吸收可产生出转化吸收和感染两种情况, 读者可能被所译文本所主宰或控制, 译者的原创力也有可能消耗殆尽, 简而言之, 在吸收过程中原文本的本色难免有所丢失。
(四) 补偿。
斯坦纳在《阐释的步骤》中提到, 当译者历经前三个步骤后, 这时的译文与原文之间的系统又会发生倾斜, 阐释行为必须有所补偿才能达到平衡。为了恢复原文与译文的同等地位, 做到真正意义上的阐释, 译者就必须在原文与译文之间进行调解, 例如删减、添加。原文通过补偿, 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有译者自身特性的译本。
三、阐释学理论与译者主体性
(一) .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进程中的彰显
对译者主体性的定义解释应该从两方面阐述。第一方面, 译者作为翻译事件的主体, 在原语和译语、原语境所在文化和译语境所在文化之间起着重要的沟通作用。另一方面, 主体性是翻译的本质特性。翻译之前, 译者了解原作者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时间位置, 并对原著进行深入的阅读和研究, 体会原作者在著作时的思想。在进行翻译时, 译者应该用文学审美鉴赏能力、文学审美能力和独立的判断分析能力对原著进行解读后翻译, 找到译著和原著平衡点, 而在翻译的策略上, 译者的主体性更是要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综上所述, “译者主体性”是译者在对原著深入理解和解读下, 根据自身文化、语言能力在翻译过程中体现出的主观能动性。译者在翻译材料的选择, 原文的理解以及译文的阐释与表达都很好地体现了译者主体性。
1、译者主体性在选择翻译材料中的彰显
翻译目的或动机也是影响译者对文本的选择的重要因素。“两脚踏东西文化, 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林语堂, 学贯中西, 翻译了清代文学家沈复的《浮生六记》, 既是满足西方文化对中国人生活艺术渴盼的外部需要, 同时也是满足其自身自我表达的内心需求。当时, 林语堂将此作品简绍到西方世界, 能带给生活在高度“物化”和“异化”的西方读者以新鲜的艺术体验, 同时, 原作者沈复及其妻子芸崇尚自然、淡薄功名、潇洒真率的生活态度也与林语堂的人生态度和性情相贴合。萧乾曾说过:“我认为好的翻译, 译者必须喜欢——甚至爱上了原作, 再动笔, 才能出好作品”。
2、译者主体性在理解原文本阶段的彰显
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既是读者, 又是作者。作为原文的读者, 译者首先要理解原文, 该步骤是一个创造性活动, 需要强调的是译者虽然作为读者, 但其本质上的角色是能动且富有创造性的, 译者理解原文并不是被动地去接受原文, 正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不同的译者, 也会从不同角度理解文章的内容、风格等。任何译者都会带着自己的认知、经验来理解原文, 译者的知识结构以及认知能力等不仅决定其对原文的理解, 还影响着译文表达的质量。
3、译者主体性在译文表达过程中的彰显
翻译, 不仅是语言文字的简单转化, 更重要的是思想、文化层面的交流。译者的主体意识在翻译过程中会对翻译产生很大影响。因此, 译者必须有限度地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要尽量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 这种态度有利于正确地理解原文, 是翻译活动的重要准备过程。过分将主体意识介入翻译活动中, 不利于对原文的洞悉和感悟。为了保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客观、公正, 有两点尤为重要: (1) 不介入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 (2) 避免因感情的投入而对故事中的人物带有偏见。”
(二) .阐释学理论在译者主体性中的作用—以林语堂译《浮生六记》为例
1、信赖
《浮生六记》是清代文人沈复所著的自传体散文。文章以简单而又传情的笔墨描述了他的爱情故事、人生变故、闲情逸趣、浪游记快等, 其字里行间透露出他淡泊名利、高雅亮洁的人生价值观。林语堂非常喜欢这部作品, 毫不吝惜对它的评价, 将文中主人公之一的陈芸称为“中国文学及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他在“译者序”里写道:“我相信淳朴自得的生活是宇宙中最美丽的东西。”因此, 林语堂先生在其译本后记中写道:“素好《浮生六记》, 发愿译成英文, 使世人略知中国一对夫妇之恬淡可爱生活。”如此, “信赖”也就建立了起来。
2、侵入
侵入是对原文的理解。由于受到生活经验, 知识传统, 文化意识, 道德伦理的影响和制约, 译者无法完全客观地再现原文或穷尽对原文的理解, 必须通过“暴力”侵入原本, 带着自己的阐释对原文本进行解读, 这同时也是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时余有表兄王茎臣一子名韫石
译文:There was a cousin of mine (the son of paternal aunt) …
林语堂先生采取了插入语填补了英语中亲属词汇的空缺, 让目的语读者明白所言之事。这种插入是对原文的一种“进攻”, 彰显了译者的主体性。
是夜月色颇佳, 俯视河中, 波光如练, 轻罗小扇, 并坐水窗, 仰见飞云过天, 变态万状。
译文:That night, the moon was shinning beautifully and when I looked down at the creek, the ripples shone like silvery chains.We were wearing light silk dresses and sitting together with a small fan in our hands, before the window overlooking the creek.Looking up at the sky, we saw the clouds sailing through the heavens, changing at every moment into a myriad forms…
沈复用了汉语言简意赅的四字成语如波光如练、轻罗小扇、飞云过天等, 为读者勾勒出一幅迷人的月景图。林语堂先生在翻译过程中, 不仅要表达出原著的意境, 还要顾虑到原文用语上的精炼, 所以, 他在理解的基础上对译文结构做了精心调整, 用三个短句来翻译原文的一个长句, 并增加相应的主语, 这种“入侵”亦很好地体现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
3、吸收
至乾隆庚子正月二十二日花烛之夜, 见瘦怯身材依然如昔, 头巾既揭, 相视嫣然。
译文:Our wedding took place on the twenty-second of the first moon in 1780.When she came to my home on that night, I found thatshe had the same slender figure as before.
在我国传统民俗中惯用干支纪年法, 由于西方惯用公元纪年法, 所以目的语中没有与“乾隆庚子”年相对应的说法。因此, 林语堂先生用1780来替代, 以归化的翻译法, 给西方读者呈现出熟悉的表达语言, 这也是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余在洞房与伴娘对酌, 拇战辄北, 大醉而卧;醒则芸正晓妆未竟也。
译文:I was playing the finger-guessing game with the bride’s companion in the bridal chamber and, being a loser all the time, I fell asleep drunk like a fish.When I woke up the next morning, Yun had not quite finishen her morning toilet.
“辄北”源于中国古代成语“南辕北辙”, 辕是车杠;辙是车轮在路上留下的痕迹。辕向南辙向北, 比喻行动与目的相反, 结果离目标越来越远。译者直接翻译为“being a loser”更容易为西方读者所理解;“大醉”译为“drunk like a fish”是西方的表达方式, 意指饮酒过度, 这都是译者采用归化翻译策略后的效果。
4、补偿
倩绘一像, 一手挽红丝, 一手携仗悬姻缘簿, 奔驰于非烟非雾中。
译文:It was a picture of the Old Man holding, in one hand, a red silk thread (for the purpose of binding together the hearts of all couples) and, in the other, a walking-stick with the Book of Matrimony suspended from it.
由于在“侵入”与“吸收”过程中原文有所损失, 所以补偿这个步骤非常重要, 其目的是平衡原文与译文。由于东西两种文化的差异, 林语堂先生想尽可能多地传达原语的文化信息, 常采用直译, 然后括号加注的方式以保留原文本的形式。
四、结语
本文从介绍阐释学的来源发展和基本原理为切入点, 以斯坦纳的翻译阐释学四步骤为模式, 分析了林语堂的《浮生六记》译本, 借以考察和研究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把抽象的译者主体影响细化到“信任”“侵入”“吸收”“补偿”四个具体翻译步骤中, 并指出, 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对翻译起着决定性作用, 译者的主体性贯穿翻译过程的始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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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阐释学 篇2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 教学 现代阐释 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6-0048-01
一、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1.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目的
中国古代文学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演变历史的学科。它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之一，所占课时比重较大。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目的是知识与能力兼顾，重在学生能力的培养，使学生提高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与鉴赏能力与审美感受能力，在潜移默化的学习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思想境界，成为知识基础雄厚、能力素养良好的新型人才。
2.授课侧重点各有不同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知识覆盖面广、内容难度大，涉及文献学、文化学、哲学、美学、史学等诸多学科，在高校教学实践中，如何具体操作该课程的讲授过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教者强调与文字、音韵、训诂学的近缘整合，认为对打牢基础、充实底气、克服浮躁学风是必须的；有的强调与中国古代史、文化史、哲学史等近邻学科进行整合，目的是为古代文学教学提供多维视角和众多参照系；有的强调与中国古代文献学的整合，认为这是古典文学研究和教学自身的需要；还有的强调与文艺学、现当代文学乃至音乐、美术等学科进行整合，对“古典文学”进行真正的“文学”还原，对她的艺术魅力进行深入分析探索。
3.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发展方向需要新的定位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历来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是一个研究队伍庞大，研究领域广阔的成熟学科。然而，与学术研究的红火相反，课程的教学研究一直相当冷清，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教学观念僵化、教学方法陈旧、教学手段单调等问题十分突出，加上社会上急功近利观念的影响，以及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本身固有的内容与现实生活有一定距离等特点，应该说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目前存在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重新把握古代文学的教学实质，总结古代文学的教学特点，探索适合古代文学的教学方法，已成了学界同仁面临的共同课题。
二、如何在教学中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现代阐释
1.教学内容的阐释要与时俱进
教师要在遵循传统讲授原则基础上，提出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的新的认知，即如果仅只是以古代佐证古代，或者所研究和讲授的东西限制在古代范围内论古代，那么这种教学毫无意义。教者必须在研究和教学过程中从古代通向现代，也就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要对當代大学生的现代生活、情感、审美、价值观念产生作用，产生现代的新意识，为现实服务。要真正使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为当下所用，增强古代文学的现代意识，用现代意识观照古代文学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拉近古代作品与现代生活的距离，引发学生的共鸣，从而达到育化学生心灵的效果。这应该是目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所追求的一个重要问题。
2.教学中要深度挖掘古代文学作品的现实意义
在教学过程中应难易适当，教学重点放在作品的深度挖掘上，力求让文学作品感染人，文学形象鼓舞人，文学事件教育人，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人文精神上下工夫。采用点面结合，点线结合的方法，进一步彰显古代文学作品内涵所蕴涵的魅力，课堂上要最大限度的融入作品，做到一般作家一人一作品，主要作家一人多作品。从教学大纲所选的精读篇目中确定课堂精讲内容，由浅入深，选取人物形象丰满、富有现实教育意义的内容，以名家名篇为主。开展以作品赏析为主的课堂讨论活动，培养学生通过古代文学作品透视现实人生的能力。引导学生以小论文的形式，对问题进行理论总结，同时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能力、写作能力等实际能力。
3.采用现代先进的教学手段丰富教学内容
目前高校的古代文学课程，都是以教师课堂讲授，并且结合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的。这样的方式可以使学生对教学资源实现共享，但是其范围是有限的，而且经研究发现，目前学生学习的兴趣不高，学习古代文学的积极性比较低。“慕课”平台可以有效的解决这样的问题，它可以使全球范围内有关古代文学教学的资源实现共享，“慕课”平台的使用极大地扩展了学生的视野，完善了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丰富发展了古代文学的教学方式方法，更主要的是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慕课”与原有的只提供课程资源的名校视频公开课不同，“慕课”实现了教学课程的全参与。在这个平台上，学习者可以完成上课、分享观点、做作业、参加考试、得到分数的全过程。
当前，有相当部分大学生在社会行为上显得孤独、冷漠，对社会、对集体、甚至对亲人朋友，他们缺乏基本的友爱之情，表现出狭隘和自私。因情感缺失而引发的生命悲剧日益增多，这些悲剧提醒我们在高校开展情感教育刻不容缓。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师要努力发掘古代文学作品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所具的人文价值，启发学生思辨能力，拓展其他们人文思维的深度和广度，使他们达到理想人格的塑造，人性境界的提升，使学生在阅读、欣赏文学作品的同时，体味中国文学的文化意蕴和审美情趣，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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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曹顺庆，王庆.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当代文论的对话[J].当代文坛，2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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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阐释学 篇3
一、文学重译研究
文学重译,顾名思义,就是对文学作品进行再次翻译。这种再次翻译一般有时间上的先后之分,后面的翻译版本会对前者有一定的继承与发展。
重译在我国的发展经历了几次高峰。起初,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白话文的普及和现代汉语的发展,先前的翻译版本已经不符合读者的需要。加之,翻译者开始借鉴外国学者的翻译方法,更加注重对名著的理解,而不仅是机械翻译。这活跃了我国译者的翻译思维,推动了文学重译的发展。建国之后,文学作品的翻译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读者对译本质量的要求也逐渐提高,涌现出了很多译本。有同一译者对自己之前的译本,增加了新的理解,重新再版的;也有不同译者,对前译者的版本,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出版新译本的。改革开放之后,文学作品重译的规模更大。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重译的发展,出版不同的译本会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与国外的文化交流加强,文学名著的翻译,被视为文化交流的一个桥梁,因此,翻译的准确与否,决定了译者能否承担起文化传播者的重任,也是评判翻译作品质量的重要标准。于是,为了更加准确,更接近于传递原著的思想,译者不断阅读,加深理解,不断再版新译本。
尽管文学重译在我国发展迅速,但学者一直对重译的必要性争论不休。有的学者认为,译者可以结合自己经历,译出“一劳永逸的书”,即翻译的“定本”。在他们看来,重译似乎是没有必要的。也有学者认为,重译就是吸取前译本的长处,加上自己对原著的理解,时代特征,出版新的译本。因此,重译是有必要的,也没有“定本”。由于缺乏理论依据,重译的有无定本之争始终没有停止。
二、阐释学理论的发展与伽达默尔三原则对文学重译的启示
(一)阐释学理论的发展
阐释学,从广义上讲,指对于文本之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或哲学。“阐释学”一词起源于古希腊,意思是“了解”,用来解释《圣经》。阐释学是一门解释和了解文本的哲学,它也许被描述作为诠释理论并根据文本本身来了解文本,强调忠实客观地把握文本和作者的原意。阐释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神学阐释学,主要作用是传达神的意图,诠释经典;第二阶段,方法论阐释学,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是主要代表人物;第三阶段,本体论阐释学。海德格尔建立本体论阐释学,把传统解释学从方法论和认识论性质的研究转变为本体论性质的研究,从而使解释学由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转变为一种哲学,并发展成为哲学解释学。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又将本体论与古典解释学结合起来,使哲学解释学成为一个专门的哲学学派。他本人的学说也成为60年代以来欧美解释学的基础之一,影响甚广。他在《真理与方法》中,提出了“理解的历史性”“视阈融合”“有效历史”三个哲学阐释学的基本原则。[1]
(二)理解的历史性
伽达默尔认为,理解具有历史性,也叫偏见性,决定了理解的创造性和生成性。[2]偏见不一定是不合理的,它指的是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前,带有的前置理解。理解的历史性是由人的历史性决定的。任何译者都不可能是一块白板,同样一部作品,译者的语言习惯不同,个人经历和受教育水平也不同,民族文化也会对译者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译者对原作的阐释会带有自己的风格。伽达默尔曾经指出:“每一时代必须按照它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历史流传下来的文本,因为文本是属于整个传统的一部分。”[2]也就是说,不同译者对同一文本会有不同理解,同一译者,由于时代的变迁,理解也会发生变化。因此,重译不同的版本是有必要的,能够鼓励译者提出独到的见解,提高翻译质量。理解的历史性为译者对某部文学作品的多元理解提供了合适解释,从而证明了重译存在的合理性。伽达默尔的历史性原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翻译没有“定本”,为文学作品的重译之争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视阈融合
伽达默尔认为,视阈是看得见的区域,这个区域囊括和包容了从某个出发点所能看到的一切。[2]对于一部文学作品而言,原作者有自己的视阈,而译者也会有不同的视阈,因此原作者和译者视阈不同,不同的译者之间视阈也有所不同。伽达默尔主张,应在理解的过程中,将阐释者与客观物两者的视阈融合到一起,达到视阈融合,从而使理解者和理解对象都会超越原来的视阈,达到一个全新的视阈。[2]因为翻译活动是一种跨文化活动,在翻译的过程中,不同文化之间相互碰撞,相互沟通。带有历史性的译者形成自己独特的视阈,去阐释某部作品,与原作者的视阈不断碰撞,不断接近,期望达到一种视阈上的融合。
由此,我们也看出,理解的历史性和视阈融合原则是互相联系的。要达到译者和原作者的视阈融合,必须以理解的历史性为前提。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每一位译者都拥有独特视阈,在翻译过程中不断推出新译本,期望达到与原作者的视阈融合,也为文学作品重译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四)有效历史
笔者认为,伽达默尔提出的有效历史原则,是说历史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有效。文本意义由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原作者决定,同时也被处于不同历史条件下的译者所理解,所阐释,所翻译。译者理解原著,阐释原著,实际上就是参与历史。而历史是不断变化的,因此,文本意义也不是封闭的,相反,它是开放的,永远不能被穷尽。有效历史原则强调我们在理解原著时,应该将原著的历史条件与我们所处的现在相结合,充分肯定了原著的现实意义。如果从有效历史原则出发研究翻译的话,我们应当提倡重译,因为有效历史的原则告诉我们,文本意义是不可能被穷尽的。
三、文学重译的评价标准
既然重译是合理存在的,那么对不同的重译版本评价,就必须遵循一定的评价标准。基于伽达默尔的阐释学三原则,文学重译的评价标准必须冲出一元化的束缚。首先,文学重译必须基于原作。文学翻译,说到底是对原作的一种解释、理解,并不能超越原作,进行误译、乱译。因此译者在重译文学作品时,要尽量忠实于原作,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传达出原文的宗旨。其次,由于理解的历史性、视阈融合原则的制约,译者在重译文学作品是时总是带有偏见,这种偏见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这反映了翻译并不存在超时空的范本。并且,译者在不断重译的过程中,视阈也不断发生变化,与原作者的视阈不断靠近,但是毕竟存在历史性差距,不可能完全融合。所以,译者与原作者视阈的融合程度也会是文学重译的评价标准之一。最后,受有效历史原则的影响,翻译作品要考虑不同时代读者的需求。翻译毕竟要服务于大众,读者的可接受性直接影响了翻译版本的普及性。由于翻译作品本身就是译者对原作的一种理解,这种理解在一定历史和时间间距内有效。译作要考虑所处时代读者的阅读要求和期待。因此,译者在重译文学作品时,要考虑读者时代的要求。是否遵循有效历史原则,也就成了文学重译的一个评价标准。
四、结论
伽达默尔的阐释学,从理解历史性、视阈融合、有效历史三原则出发,认为译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具有历史性的特征,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译者的视阈与原作者的视阈虽有所不同,但都是开放的,并且在翻译的过程中,通过加深理解,重新翻译,可以逐渐达到译者和作者的视阈融合;历史和文本意义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有效,文本意义是开放的,不能穷尽。三个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学重译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中国文学界从未停止的“重译之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伽达默尔的阐释学三原则,要求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时,要考虑作者所处的时代特征,尽量忠实于原作,可以对原作提出自己的理解、解释,但是不能胡译、乱译。不同译者也可以对前译本提出不同的看法,在吸取前译本精华的基础上,对文本意义重新解读。
因此,对名著重译的评价标准也不再是主观的一元化的标准,而是多元化的评价标准。首先,要考虑重译版本是否忠实于原作;其次,要考虑译者与原作者是否达到视阈融合;并且,重译要遵循有效历史原则,体现时代特征,符合不同时代读者的阅读需求。
摘要：阐释学是一种关于意义理解的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阐释学被引入国内,为国内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国内学者开始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否加入时代特征以及是否与原作者在视域上达到融合。本文将从伽达默尔阐释学的三个原则——理解的历史性、视阈融合、有效历史角度,阐述名著重译的合理性和多元化的评价标准。
关键词：阐释学,理解的历史性,视阈融合,有效历史,重译
参考文献
[1]张宁宁.哲学阐释学视野下的翻译研究[J].温州大学学报,2008(05):21.
文学阐释学 篇4
阐释学作为一种理解和阐释的哲学，它与翻译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对传统的“文本忠实”的翻译标准进行了冲击，也为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新角度。
一、哲学阐释学的发展及概况
哲学阐释学盛行于19世纪60年代，它与翻译有着天然的联系。阐释学翻译已成为现代翻译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阐释学的基本定义是进行解释的科学或理论，是一种关于理解和理解文本意义的理论和哲学。西方阐释学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神学阐释学。第二阶段是方法论阐释学。阐释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Hermeneutics这个词起源于古希腊神话中hermes赫尔墨斯，传达信息的信使之神。所以， 解释学最初就和理解密不可分， 而其核心就是 “理解”问题。
哲学解释学解释学最初的发联系展和翻译并无， 主要都停留在对经典文献的研究注释上， 这些传统解释学强调对文本忠实的理解， 对作者原义的追求。20世纪六七十年代， 当代西方解释学的研究方向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由强调文本原意发展为关注译者和文本自身。解释学虽然不是一种翻译理论， 但为文学翻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伽达默尔的阐释徐思想
由海德格尔开创并由伽达默尔完成的现代哲学解释学对文学翻译研究有很大的触动。伽达默尔认为， 理解不是一种复制行为， 而始终是一种创造行为。他在其著作《真理与方法》中提出，“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和“效果历史”三大哲学原则。伽达默尔认为，“一切翻译就已经是解释，我们甚而可以说，翻译始终是解释的过程，是翻译者对先给予他的语词所进行的解释过程”[4]12。翻译是在译者对原作理解基础上的再表达，必须借助阐释这条渠道，尽管阐释并不一定需要翻译。
三、翻译标准
早在公元前 3世纪， 罗马人就开始了文学翻译活动，文学翻译研究也随之兴起。而自从有了人类的翻译活动，关于翻译的标准问题一直众说纷纭。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对传统的“文本忠实”的翻译标准进行了冲击，为文学翻译研究开辟了更广阔的天地。
（一）传统的翻译标准——“文本忠实”
长久以来，古今中外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始终信奉“忠实于原文”是惟一的翻译标准。18世纪著名理论翻译家泰特勒提出的翻译三原则就要求译作！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我国近代翻译家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三原则中的“信”等等。传统翻译标准也从未因体裁的不同而加以区分。然而，文学翻译有别于非文学翻译， 其翻译标准也不能以“忠实”一概论之。非文学翻译诸如科技翻译、商务翻译， 主要是对某一项产品功能、使用方法等进行说明， 或介绍诸如广告、商标等问题， 译者在翻译时必须遵从“忠实”的原则， 进行客观、准确的翻译。而文学翻译的目的是使译文读者在获得信息的同时， 也享受到艺术所带来的美感。因此， 文学翻译标准必然要跳出“忠实于原文”这个所谓基本原则的框框。
（二）伽达默尔解释学影响下的翻译标准
1.理解的历史性
传统译论的所谓“忠实”原则是要求译者克服由于时间造成的主观成见和误解， 超越现实的障碍以追求客观的历史真实， 即把握作者或文本原意。译者必须绝对地忠实于作者、忠实于原作。然而， 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历史的， 理解的主体和客体都内嵌于历史之中，所以，对文本的理解无疑也是历史的。不同的译者， 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受不同历史环境的影响， 对原文的理解总是带有历史的偏见， 很难对原文加以客观的理解。理解者的历史性主要体现在解释学的一个核心概念上--“先见”。伽达默尔在海德格尔“前结构”概念的基础上， 把它进一步发展为“前理解”“先见”或“偏见”。偏见实实在在地构成了我的全部体验能力的最初的直接性。正是因为理解中存在着偏见， 进而决定了理解的创造性和生成性。所以文本的意义不只是由作者最初的意图决定的， 它是由解释者的历史处境所决定的。英国人常说， 一千个读者心中， 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一部文学作品也可能会有几种甚或几十种风格迥异的译本， 因此也无所谓翻译定本一说了。
2.视界融合
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另外一个概念是“视域融合”。“先见”决定了理解者的历史性， 同时规定了理解者的视域。文本是由作者在一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创作出来的， 这就是文本的历史性， 它本身的内容、风格、语言构成了它的“视域”。理解一部作品就是理解主客体视域的融合。理解者对文本提出的问题进行回答， 并在自己的“视界”内重新构造文本提出的问题。在重新构造这个问题的过程中， 既有作者对历史概念的理解， 也包括作者对此问题即时的领悟。这就是两种视界的交融， 而问题的回答过程就是视界融合的过程。
伽达默尔关于两种世界融合的观点一定程度上道出了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实质。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总是不可避免地把自己视界里的知识和信仰带到原文中去， 而不是直接进入原文本的视界。同时， 每个译者都有自己的视界， 所以， 同时代也可能出现同一文本有多种译本的现象。译者对文本的理解会有不同的解释， 而不同的理解又产生不同的视界， 所以，不同译者对同一个文本翻译时标准也是不一样的。不同的译者在进行翻译时都有自己对原文本的理解， 都要根据自己的理解， 并按照一定的原则对原文进行翻译， 因此达到的翻译效果也是不同的。由此可见， 文学翻译标准不应该也不可能有唯一正确的标准， 文学翻译标准应该是朝多元化的。
3.效果历史
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原则说明理解主体和理解对象（文本 ）都是历史的存在。当文本的真正意义同解释者的视界一起处于不断生成的过程中时， 就构成了“效果历史”。文本的意义同特定时代的特定历史紧密联系。无论是同一时代， 还是不同时代， 译者对文本的解释都会因效果历史而产生不同的意义。作品的意义也应该是多元的， 一个译本只是特定历史和特定文化条件下的临时产物。“一部文学巨著犹如一个丰富无比的矿藏， 并非通过一次性的阐释就能穷极对它的开掘。多个译本就是多次的开掘，正是通过这样一次一次的阐释， 人们才接近完成对一部传世之作的认识”。这一理论的提出为文学作品的重译提供了理论支持。
三、结束语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对传统的“文本忠实”的翻译标准进行了冲击，为文学翻译研究开辟了更广阔的天地。同时，伽达默尔的“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和“效果历史”三大原则， 为译者的解释提供了更大的自由空间。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马克斯-尼迈耶出版社，1979.
[2]洪汉鼎. 伽达默尔的前理解学说（上）[J].河北学刊，2008（5）.
文学阐释学 篇5
关键词：强制阐释,本体阐释,文学翻译与中国文化关联
0 前言
阐释学“ Hermeneutics”源自于希腊语, 意思是“ 了解”。 这是从希腊神赫耳墨斯 ( Hermes) 的名字得来。 阐释学是由19 世纪德国哲学家F.E.D. 施莱尔马赫 ( 1768~1834) 和W. 狄尔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开创的。 施莱尔马赫致力于圣经释义学中的科学性和客观性问题的研究, 提出了有关正确理解和避免误解的普遍性理论, 使神学的解释成为普遍解释理论的一种具体运用。狄尔泰被看作是西方传统解释学的集大成者, 他仿效为自然科学奠定哲学基础的。康德的“ 纯粹理性批判”, 提出了作为“ 历史理性批判”的解释学。 他所关心的中心课题是:处于具体历史情境中的解释学如何能对其他历史性的表现进行客观的理解。
现代解释学的开创者是20 世纪的德国哲学家M.海德格尔, 他把传统解释学从方法论和认识论性质的研究转变为本体论性质的研究, 从而使解释学由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转变为一种哲学, 并发展成为哲学解释学。 海德格尔通过对“ 此在”的分析达到对一般“ 存在”的理解, 并把理解作为一种本体论的活动。 他提出了“ 解释学循环”这一著名理论, 认为解释者对被解释对象的“ 认识预期”是待解释的意义的一个部分, 理解活动的完成因而依赖于理解的“ 前结构”, 即一组在理解之前业已存在的决定理解的因素。
在国内, 强制阐释论被学界广泛知晓始于2014 年8 月的“ 开封年会 (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十一届年会) ”, 是由学者张江提出的, 虽然这并非会议的勘定议题, 但在很多小组会议上, 关于强制阐释论以及西方理论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再次成为热门话题。
1 “ 强制阐释”到“ 本体阐释”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当代学者应该用怎样的眼光审视当代西方文论?如何重建当代文论? 基于多年潜心贯注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教授对当代西方文论的正当性提出了有力质疑。 他认为“, 强制阐释”是当代西方文论的基本特征和重大缺陷。 他提出“ 本体阐释”的建构思路, 超越“ 强制阐释”的局限, 勾划了重建当代文论的有效路径。 文论的研究源于文学又高于文学“, 文学翻译与中国文化关联”的研究是文学文论研究的一部分。
17 世纪的哲人莱布尼茨曾说“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 文化之间的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从广义上讲, 由于文化的差异性, 所有异质文化间的文学翻译都会在某种程度上产生误读。 因此, 对文学翻译中“ 文学翻译与中国文化关联”的研究, 在文学翻译理论研究中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2 文学翻译与中国文化关联的关系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 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化关联研究引起了翻译界的极大重视, 翻译研究从探讨两种语言符号的转换转向从文化层面去审视和考察翻译, 翻译被看作两种文化进行交流的过程。 翻译活动中的文化转向越来越受到译界的重视, 外国文学翻译中, 文化信息是否得到了准确传递;中国文学翻译中, 文化信息能否通过语码转换被读者接受;杜绝出现或者极少出现“ 文化误读”也逐渐成为学者们在研究文学作品与中国文化关联方面的主要议题。
3 探究文学翻译与中国文化关联的关系意义
学者们对“ 文学翻译与中国文化关联”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这种研究对加强异质文化交流、增进文化之间的对话也具有非凡的意义, 有助于揭示不同文化的特征, 更重要的是它能帮助我们认识在跨文化文学对话中, 外国文学是怎样通过本土文化的“ 过滤而传播和产生影响的”中国文学是怎样通过语码转换把中国的本土文化传播出去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 对文学翻译的“ 文学翻译与中国文化关联”现象进行研究, 是文学翻译界一个极为紧迫的研究课题。
4 结语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全球化的进程日益加快。因此, 伴随着世界各国及各民族之间频繁的交流往来, 文化与语言间的联系和碰撞也越来越多。研究“ 强制阐释论”, 探究“ 话语转换”“、 硬性镶嵌”“、 词语贴附”“、 溯及既往”的深层次含义, 顺应“‘ 本体阐释’以文本的自在性为依据”的依据, 探寻“ 文学翻译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是文学翻译急需解决的议题。
总而言之, 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 既要使得译文能够体现中国文化艺术和语言创作的水准, 也要使得译文自然流畅, 具有较大的可读性。 只有将无形的文化资源通过有效的方式加以利用, 才能充分发挥文化思想的影响力和渗透力, 才能够为海外读者所认同和接受, 从而对其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张江.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辨识——兼及中国文论重建[J].中国社会科学, 2014 (5) .
[2]张江.强制阐释论[J].文艺争鸣, 2014 (12) :7-20.
[4]Derrida, Jacques, “The Time Of a Thesis:Punctuations, ”In Alan Montefiore eds., Philosophy in France Today,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45[J].
[5]李彦明.反思与重构‘强制阐释论’理论研讨会综述[J].文艺争鸣, 2015 (8) :90.
[6][加拿大]艾丽丝·门罗.逃离[M].李文俊, 译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第1版 (2009年7月1日) .
论英语文学的文化疆界及形象阐释 篇6
一、英语文学的文化疆界概况
(一) 传统的英语文学文化疆界
诺贝尔世界文学奖是世界文学界的“奥斯卡”, 获奖者是世界不负盛名的作家。相当一段时间, 世界文学奖项被欧美白人所包揽, 这不仅体现出英语文学对世界文学所做的突出贡献, 体现出英语文学的蓬勃发展态势。在传统的英语文学中出现了许多星光熠熠的作家与文学作家。英语文学作为一种文化, 它研究的不仅是英语语言艺术, 而是对文学艺术的一种阐述。文艺复兴是14世纪中叶至17世纪初在意大利兴起的遍及欧洲的思想文化运动, 掀起了欧洲大范围的文学艺术的改革, 这也正是欧洲等使用英语的国家地区英语文学如此旺盛的原因。但丁、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代表。但丁被称为旧时代的最后一位诗人, 莎士比亚是英国乃至全世界的文学巨匠。
(二) 当代英语文学文化疆界发展变化
英语文学的繁荣, 为世界众多文学家效仿, 许多作家也积极投身于英语文学写作当中。当代英语文学不仅被欧美地区独占鳌头, 而且也波及到亚非拉一些国家地区。亚非拉及其他国家的作家凭借其英语文学作品逐渐走向国际, 逐渐在国际文学奖项上崭露头角。印度的泰戈尔是近些年来英语文学作家的代表, 它的《飞鸟集》是当代英语文学中的一个代表作品之一。1913年他以《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他也因此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他的作品大胆创新, 别具一格, 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英语文学的形象阐释
英语文学有很多内容, 在世界上广为传播。英语文学具有民族性的特征, 文学具有时代性, 文学是社会时代的产物。英语文学也是当时时代人们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如文艺复兴诞生的背景是资本主义萌芽与封建教皇教会的黑暗统治, 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以宣传资本主义制度与批判封建教皇统治为主。
圣经故事参孙和大利拉的文学阐释 篇7
关键词：《圣经》,叙事学,参孙
美国学者罗伯特 · 艾尔特是《圣经》纯文学研究的主要代表, 其著作有《圣经的叙事艺术》和《圣经的诗歌艺术》。他认为《圣经》叙事构成一个整体是靠他称之为“潜在提示”的各种手段来实现的, 其中一个非常主要的手段就是“重复”。而且“重复”也是《圣经》最早的口头流传历史所必然造成的叙事现象。他归纳出了《圣经》重复叙事的五种方式, 即: (1) 词根的重复; (2) 模式的重复; (3) 主题 (或内容) 的重复; (4) 情节 (或称系列动作) 的重复; (5) 类型场景或格局的重复。
根据艾尔特对重复叙事的分类, 参孙和大利拉的故事中主要有两种重复叙事方式:词根的重复和情节的重复。
一、词根的重复
在参孙和大利拉的故事中, 与绳子有关的词是重复出现的, 如青绳子、麻线、绳子、线和发缕。不管是各种各样的绳子, 还是一缕一缕的头发,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呈线状的。随着这些词的先后出现, 读者可能会猜想参孙的力量是否与他的头发有关, 因为故事中始终重复着“线”这个意象, 不断强化着这个意象。在希伯来文中, “参孙”这个词的意思是“太阳的”, 一方面, 它指参孙像太阳一样拥有无穷的力量和光芒, 另一方面, 也隐含地解释了为什么参孙的力量来自头发, 如果我们把太阳比作头的话, 一缕缕光线正像一缕缕头发。光线和头发的线性特征也正好暗合。所以, 这些词的反复出现, 既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又加深了故事的主题和内涵。
故事中提到过的一个词也值得关注:拿细耳人。尽管它在文中只出现了一次, 但在参孙故事中, 它与先前的故事构成了重复。在参孙出生的情节中, 多次提到“拿细耳人”。参孙生来就是神选中的拿细耳人, 他必须遵守三个条件:不吃不洁净之物;葡萄树所结的都不可吃, 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这几个条件在参孙故事开始出现了三次, 可见这三个条件的重要性。但参孙并没有严格遵守这三个条件, 前两个一一被他打破, 先是“到了亭拿的葡萄园”, 接着吃了狮子尸体中的蜂蜜, 即不洁净之物, 在参孙和大利拉的故事里, 又被人剃去了头发, 到此, 三个条件全被参孙破坏。随之而来的, 是参孙力量的消失和拿细耳人地位的丧失。那么文中仅出现一次的“拿细耳人”这个词, 在内容上与前文相互呼应, 保持意义的完整性;在结构上起到了连接的作用, 使参孙和大利拉的故事与整个故事有机的联系在一起。
二、情节的重复
参孙和大利拉的故事中, 有很明显的“3+1”模式的情节重复, 即前三次情况相似, 第四次有关键的转变。在大利拉一次次的引诱中, 参孙的回答也一步步接近事实, 这样一种层层递进、稳中求变的重复, 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人物形象在这过程中逐步立体、丰满起来, 同时也使读者产生一种期盼, 期盼某种意料中的结果。
除了故事内部的重复外, 参孙和大利拉的故事与参孙和亭拿的女子中的故事也存在重复。亭拿女子是参孙的第一个妻子, 在参孙大摆宴席那天, 他给来宴席的30 个亭拿人出了一个谜, 并许诺猜出谜底的有赏。亭拿人猜不出, 便威胁参孙妻子, 让她去骗取谜底。结果参孙禁不住妻子的啼哭, 告诉她了谜底, 这样亭拿人说出了谜底, 赢了赏。分析这两个故事, 不难看出, 二者在情节上有着不少共同点:
(1) 故事开始有个迷需要破解。
(2) 众人猜不出迷。
(3) 参孙妻子受命去探迷。
(4) 参孙禁不起妻子软磨硬泡说出谜底。
在亭拿女子的故事中, 参孙的性格弱点略显一二。首先固执己见。他坚持与异族女子结婚, 而与异族通婚在以色列人中是绝对不允许的。其次禁不住女子的诱惑。亭拿女子在他面前啼哭, 他就说出了谜底。在大利拉的故事中, 参孙的禁不住女子诱惑的性格弱点更是有增无减。首先, 参孙到了迦萨与一个妓女亲近。其次, 面对大利拉的每天唠叨, “他心里烦闷要死” (he was tired of death) , “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她”。而他心中所藏的秘密甚至比他的生命还重要, 因为这是他力量的源泉, 是他作为神选中的拿细耳人的最后条件, 然而他还是告诉了大利拉这个大秘密。通过这个重复, 参孙的性格弱点得到了进一步的揭示和强调。
两个故事的情节在重复, 但二者的结尾却不一样。亭拿女子中, 参孙“杀了三十个人, 躲夺了他们的衣裳, 将衣裳给了猜出谜语的人”, 大利拉中, 参孙被人挖了眼睛, “用铜链拘锁他, 他就在监里推磨”。前后参孙的地位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从一个胜利者沦落为一个阶下囚。而这种转变正是参孙生命轨迹从上升到下降的体现。亭拿女子的故事只是参孙事业上升的开始, 在“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二十年”达到一个顶点, 而大利拉的故事则是他生命轨迹的最低点。所以, 这种“稳中求变”的重复将参孙的人物形象刻画的更加深刻。
参考文献
[1]刘意青, 《《圣经》的文学阐释——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2]梁工, 《圣经叙事艺术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文学阐释学 篇8
一、“专业化”之困
大到每一专业学科, 小到每一门课程, 都是一个相对完备和封闭的知识系统。这一知识系统有其历史性和完整性, 因为每一知识系统都是经过漫长演进而在一定历史时期形成, 并且在之后不同时代被进一步发展完善的。不同的历史时代都有其特定的问题, 那么, 一个知识系统形成的历史即在一个特定角度上, 对这些问题进行回应的历史。另外, 一个知识系统必然包含特定数量和性质的知识点, 并由这些知识点形成一定的概念、范畴、命题, 以及这一知识系统特有的研究方法和思路。这些方法、思路和知识点使得一个知识系统获得其相对于其他知识系统的独立性。
“文学理论”课程 , 就属于这样一个知识系统。一方面 , 它有着漫长的发生、发展、完善的历史过程, 另一方面, 它有着相对固定和封闭的知识范围。就前一方面来说, 西方从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开始, 经过古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 直到二十世纪中后期的后现代主义等, 出现了几乎数不清的各式理论家和理论观点;中国则从先秦孔孟、老庄开始, 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 直到近现代, 也出现了无数各式理论家及理论观点。就后一方面来说, 尽管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会出现不同的问题和命题, 但作为文学理论学科的有效组成部分, 这些问题或命题往往集中在诸如“文学本质”、“文学创作”、“文学发展”、“文学作品”、“文学接受”等方面, 其知识范围又是相对封闭的。
这样, 对于实际教学工作而言, 我们似乎不仅需要历史性地了解文学理论这一学科的发展历史, 同时必须共时性地对它的基本构成元素, 即问题、方法等进行考察。借用一句话, 就是说, 在实际教学活动中, 我们总是试图对文学理论这一学科“它是谁 ? 它从哪里来 ? 它到哪里去 ? ”等问题做出全面、深入又系统的回答。于是, 在中文系的课程教学中, 《西方文论》、《古代文论》和《马列文论》就主要承担描述历史发展的任务 ;《文学概论》则主要涉及抽象的原理方面。
应该说, 理想的理论教学应该是这样的, 毕竟学生对于知识的掌握越全面越好, 越深入越好, 越系统越好。但对于独立学院的学生而言, 这样的教学模式未必恰当。因为无论是师资条件还是学生素质, 独立学院的学生基本上不具备全面、深入、系统地掌握一门或多门学科知识的条件。当然更重要的是, 就培养目标而言, 也没有必要要求他们达到这一点。
根据我的体会, 教师们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往往出于学科的专业化考虑, 站在学科角度, 而不是教学角度, 或者说学生角度思考问题。“这个知识点对于这门学科是重要的”, “这个问题虽然对本学科不是很重要 , 但没有它 , 这门课程就是不完整的”, “时代背景一定要说明, 否则, 问题就成了无缘之水”, “理论前提一定要讲, 否则, 结论将不好理解”……这些问题是教师们经常容易想到的。但我们需要思考的是, 对于学科重要的 , 甚至说 , 教师认为 是重要的 这些知识 , 是不是对教学来说也是重要的? 对于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也是重要的?
这种以专业为本位而非以教学为本位的教育理念, 可以称之为“专业化”之困。
二、“过度阐释”之弊
与学科专业化同步的是教师的专业化, 而专业化的教师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对自己所从事, 专业知识的“过度阐释”。这种过度阐释在理想状态下可以是理论学习中的“锦上添花”, 但对于大多数独立学院的学生而言, 他们最需要的是“雪中送炭”。不考虑接受的教学是失败的教学 , 这样的教学只能是教师讲得天花乱坠, 而学生听得一头雾水。
一个学生曾经问我:同学们都很奇怪, 那么枯燥的问题, 你为什么还会在讲台上讲得那么兴味盎然? 这个问题让我思考很久。显然, 对于专业化教师而言, 本专业内的所有知识点或许都是重要的、有趣的, 但对于还没有真正进入这门专业的门槛的学生而言, 却是陌生的、乏味的。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说, 教师在“高、精、尖”的专业化道路上走得越远, 其实也就离这个专业之外的学生越远。这样导致的后果是学生越不能理解教师所讲授的内容, 越没有学习兴趣。教育学家们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 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如果教师们不是那么严格地以专业自律, 而是能够考虑到学生的可接受程度, 在授课过程中做到深入浅出, 适当拉近师生之间的专业距离, 那么是不是能够让学生“跟得上”, 从而唤起他们的学习兴趣呢?
实事求是地说, 三本独立学院的生源与一、二院校相比具有先天的不足性, 而文学理论学科又是一个颇为抽象、复杂的知识系统, 这就使得实际的文学理论教学步履维艰, 再加上专业教师不厌其烦地对某些专业问题“钻牛角尖”式的深入辨析, 则更谈不上理想的教学效果。比如, 《文学概论》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必修课, 往往开设在大一的第一学期。此时, 学生刚从高中阶段进入大学, 一下子就要面临大量名词、术语、概念、范畴, 并且要求以一种高度的抽象思维能力与讲台上的教师保持思辨的一致, 最后结果可想而知。另外, 对于大一新生来讲, 他们真的有必要明白“文学是一门语言的艺术, 是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1]吗? 但无一例外, 无论是教材还是教师, 都把大量时间花在对于“文学”、“语言”、“言语”、“话语”、“文本”、“作品”、“艺术”、“意识形态”、“审美”、“蕴藉”、“权力”等概念的深入辨析上 。因为不这样辨析 , 教材就会显得“不严谨”;不这样辨析, 教师就会显得“不专业”。但事实上, 无论对于教学效果而言, 还是对于学生能力而言, 这不过是一种“过度阐释”。而以高年级学生接触到的《古代文论》、《西方文论》及《马列文论》来说, “过度阐释”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中、西方文论发展的漫长历史中, 留下了大量的经典文献和命题, 哪怕遵循优中选优的原则对此加以介绍, 有限的教学时间都显得不够, 何况那些“二流”, 甚至“三流”的文献和命题呢? 但正如前文所论, 为了保持学科的“专业化”和“完整性”, 一些不必要掌握和讲解的知识也就显得必要且非讲不可了。
这种把教学时间大量花在“钻理论牛角尖儿”上的教学方式, 可以称之为“过度阐释”之弊。
三、几点措施
如果我们上文所描述的“专业化”之困和“过度阐释”之弊是成立的, 那么解决问题的方案, 不外乎以下几点。
第一, 理论教学的删繁就简。既然文学理论的教学课时是有限的, 那么我们显然不应该把大量时间花费在对繁琐理论细部的辨析上, 不应该过分地为了所谓学科的完整性而对理论条目“锱铢必较”。古人谓“诗无达诂”, 事实上, 文学理论更是无厌阐释。如果一个老师在教学过程中试图对文学理论的所有知识命题做出充分、完整的阐释, 那么从理论上说, 这样的阐释将是无限的。所以, 我们的意见是:在基本保持文学理论学科完整性的前提下, 要对所教授的内容进行大幅度删减, 只保留那些经过时间检验的最为“经典”的理论命题, 而对那些过于细节的、过分个性化的, 尤其是过分时代性的内容, 则有意识地回避。这样做当然不是教学活动的“偷工减料”, 而恰恰是把最有价值的东西高效地教给学生。这恐怕也是“文学理论”课程在大一开设时往往被称做“文学概论”的根本原因。把文学理论概论化, 是所有高校, 包括独立学院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必由之路。事实上, 这一点已经引起教育界及学术界的注意, 并有学者对此加以论述[2], 这里不再赘言。
第二, 加强理论的实践性应用。据我了解, 许多独立学院都会在培养方案中提出一个“实践性”或“应用性”的问题。而实践性或应用性, 对于我国高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说, 确实是一个先天不足的短板。而对于文学理论课程教学来说, 实践性应用更是短板中的短板。试想:文学理论有什么实践性或应用性呢? 在这方面, “文化研究”这一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启发。因为说到底文学不过是文化的一种, 我们可以不太费力地把“文学理论”扩展到“文化理论”层次。独立学院中文系的学生或许没有更多条件和热情关注文学专业学科的细部, 但他们无疑都在参与着活生生的文化实践。如果我们能够把他们的文化实践和文学理论的学习有效联系起来, 那么文学理论的现实针对性和实践应用性就是不言而喻的。比如我们可以帮学生形成一种理论视角用于看待生活中的种种文化现象, 还可以教会他们如何运用课堂上学到的理论知识解释无所不在的文化实践。这样一来, 他们虽然可能成不了专业的文学批评家, 但他们都将是生活中的文化观察家。说到实践性和应用性,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实践、比这个更应用呢?
第三, 重视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建设。在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中, 《文学概论》一般作为专业必修课开设在大一, 而《古代文论》、《西方文论》和《马列文论》则作为专业选修课开设在高年级。这样安排当然由来已久并有目的。因为从理论上说, 《文学概论》作为“概论”, 就是负责介绍一些概述性的基本入门知识;而其他几门课程, 则有针对性地对一个相对专业和狭窄的知识领域做深入介绍。但这只是从理论上说, 因为在实际教学过程中, 这几门课程, 无论是必修课还是选修课都存在本文前面所论的“专业化”和“过度阐释”的问题, 这里不必再说。另外, 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是, 本应是一有机课程体系的这几门课程, 由于种种———教材的、教师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教学理念的原因, 往往各自为政,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被割裂。这样带来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存在知识盲区, 即《文学概论》没有讲到的内容, 其他几门课也没有讲到。二是存在知识重叠, 即《文学概论》已经讲过的内容, 其他几门课再次讲到。前者是知识的缺失, 后者是时间的浪费。所以, 构建一个比较理想的文学理论类课程体系, 是克服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
四、余论:编写教材的问题
根据我的观察和研究, 总体上, 独立学院文学理论类课程教学效果不甚理想, 原因如上文所说。我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提出了几点看法和解决途径。但真正要把这些措施落到实处恐怕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 那就是一系列针对独立学院的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
考察教材市场, 我们发现, 无论是针对传统一、二本院校的, 还是针对高职高专的, 甚至是针对自学考试的文学理论教材, 对于三本独立学院来说, 都不太适用。而专门针对三本院校的文学理论教材, 在教材市场上几乎不存在。如果说救“专业化”之困和防止“过度阐释”之弊的重要措施是对专业知识的“删繁就简”, 那么, 能够用来做删繁就简凭借的教材是缺席的; 如果说构建理想的文学理论类课程体系的重要措施是一个理想的教材体系的构建, 那么, 我们找不到这样的教材。当然, 由独立学院的专职教师自己编写的教材目前已经出现和被使用, 但仅具有示范性, 离真正进入教材市场,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本独立学院虽然是新生事物, 但近年来在全国遍地开花、发展迅速, 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所以, 如何探索出三本独立学院的教育教学规律, 并编写适应这种教育教学规律的相关教材, 是值得所有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思考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