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部较发达地区

2024-10-22

东部较发达地区(精选7篇)

东部较发达地区 篇1

一、我国东部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原因

1、要素成本上升。

当前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普遍遇到劳动力、土地、能源与原材料等要素成本上升的问题, 多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被削弱。同时, 土地资源紧缺、环境约束等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因此, 降低要素成本, 提高产业竞争力成为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迁移的主要动力。

2、人民币升值和外贸出口政策的调整。

过去, 我国东部地区的外向型企业除了利用廉价劳动要素获得正常利润外, 还可借以低估的人民币汇率和优惠的出口退税政策获得额外收益。然而, 随着2005年以来人民币持续升值、出口退税政策的不断调整, 这些额外收益在逐渐消失, 附加值低的产业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 尤其是那些过去依靠政策性额外收益来维持生计的企业面临着倒闭的风险。

3、政策的鼓励。

任何地区的经济资源都是有限的, 尤其是不可复制资源。一地区某产业占用了经济资源客观上必然压制了其他产业的进入。如深圳土地资源日渐稀缺, 以加工贸易为主要运作方式的产业占用大量的土地等经济资源, 必然阻止高端产业的进入, 阻碍产业升级。所以, 东部发达地区政府实施了“腾龙换鸟”政策, 鼓励失去优势的产业向外迁出。同时, 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中西部经济发展较落后, 中央也积极鼓励东部地区的产业迁移到中西部地区, 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如近来, 《国务院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正式出台, 为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明确了方向, 同时也在政策支持上再度强化。

总之, 随着东部发达地区要素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和外贸出口政策的调整, 很多企业的利润在不断减少甚至亏损导致停工, 为了延续竞争力, 出现了产业向外转移倾向。与此同时, 我国国内欠发达地区都在积极承接东部地区转出的产业, 积极到东部地区引资招商, 并在财政, 税收, 信贷和土地等方面给予诸多优惠以吸引企业向当地转移, 竞争非常激烈。因此, 研究我国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 有利于我国欠发达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时, 有针对性的招商, 对做好产业的区际转移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二、我国东部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

我国当前东部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 受到当地产业集聚形成模式和产业集聚内企业之间的影响。产业集聚形成模式的不同 (主要有FDI模式和市场创造模式) 以及产业集聚内企业之间的关系不同, 对产业迁移的区位选择有着不同的影响。具体来说, 分为四种情况:

1、FDI模式下产业集群的区位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东部地区凭借廉价而又丰裕的劳动力和政府主导的投资优惠性政策, 以加工贸易的方式承接了国际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 形成了FDI背景下的加工贸易产业集聚区。这些产业的形成是当初外资企业为了利用我国廉价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而进行的。因此, 本文提及的FDI模式指的是当初外资企业为了节约生产成本而进行的来华投资, 其产品面对的是国际市场。当然,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来华外资可能越来越多看中的是我国国内市场。当前, 我国东部发达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 要素成本发生变化, 先前的优势逐渐丧失。这些FDI背景下的加工贸易面临着重新选择, 关于区位选择, 根据产业内企业的关系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1) FDI模式下关联产业的区位选择。关联产业集聚指的是由同一产品链上下衔接的相关企业构成的产业集群, 多数是由一个或数个大企业为主, 而其它企业为之配套生产或提供相关服务。其特征是集聚地内企业合作紧密度高、依靠性强, 形成“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关系。如, 在深圳龙华围绕台资企业富士康集团的上下游企业多达300家, 这些企业随着富士康集团的做大也取得很好的发展。这一类型的产业集聚在产业转移时有一定的粘性, 因为通过相互依存, 降低成本的特性可以抵消部分的劳动力其它成本的上升。但随着地区生产成本的增加, 竞争优势的不断削弱, 企业最终仍将迁移。由于龙头企业直接面对同类产品市场的竞争, 对市场反映的也更为敏感, 因此, 产业迁移主要牵头人就是龙头企业。龙头企业在考虑迁移时, 由于这些产品的零部件、中间产品等供应商都已本土化, 如果外迁至国外欠发达地区, 这些地区很可能缺乏配套企业, 很多中间产品仍需从我国沿海地区供应, 增加了贸易成本, 企业外迁成本会比较高。所以, 龙头企业可能会在国内选择。

如果外资龙头企业要维护原来的国外市场, 内迁至中西部将会导致运输成本过高。所以, 我国东南沿海周边欠发达地区在承接这类产业转移时就具有一定的优势。而如果外资龙头企业, 着手于开拓国内市场, 内迁至中西部不失为一个好的区位选择, 通过和配套企业的互动内迁, 以降低企业成本。如深圳富士康将很多业务都迁移到了内地, 其中笔记本组装厂内迁到重庆, 其配套企业也随之迁入。

(2) FDI模式下非关联产业———“两头在外”产业的区位选择。非关联产业集聚指的同类产品集约“扎堆”经营的中小企业集聚, 其特征是企业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小。改革开放以来, 加工贸易成了沿海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 “两头在外”, 即原料和销售在国外, 加工在国内的方式, 在我国沿海城市加工贸易中占着较大比例。两头在外这种加工贸易方式并没有形成对当地相关企业很强的关联性。当初跨国公司选择沿海地区作为加工点, 看中的就是我国低廉的劳动力和优惠政策。随着环境的变化, 跨国公司势必会在全球范围内重新进行区位选择。

关于迁移方向, 由于这类企业加工的零部件等多数从海外运输到组装地, 加工后的产品很大一部分要运往国际市场, 运输成本对企业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如果迁移至国内中西部地区加工, 再出口, 无疑要加上高额的运输成本, 这将完全抵消甚至不能抵消内陆要素成本低的优势。因而, “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企业, 内迁可能性不大。另外, 当前最便宜的长距离运输仍是水运, 而东南亚一些国家, 同中国的长三角、珠三角距离世界主要市场———美日欧的海上运输距离相当, 并且这些地区的要素价格低于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因此, 出于降低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的考虑, 我国沿海地区加工贸易产业可能转移至东南亚一些地区。例如耐克与阿迪在中国的订单确实越来越少, 大部分转移到了越南, 还有一些转移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

2、市场创造模式下产业集群的区位选择。

市场创造模式主要指的是基于国内市场而发展起来的产业集聚, 区域范围内首先出现专业化市场, 为产业集聚的形成创造了重要的市场交易条件和信息条件, 最后使产业的生产过程也聚集在市场的附近。在我国, 市场创造模式形成产业集聚的典型地区是浙江省, 该省内有许多颇具规模的专业化市场。关于这类产业集聚的区位选择, 根据产业内企业的关系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1) 市场创造模式下水平产业集聚内的企业区位选择。水平产业集聚指的是以同类产品集约“扎堆”经营的中小企业集群, 多数是由一个或数个企业经营该类产品获得成功, 形成市场效应, 使后来者群起而效仿。其特征是企业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小, 在这个集群里, 企业可以共享由企业集聚而形成的共同的劳动力等要素市场的成果, 共享基础设施等外部环境提供的配套服务, 采购及销售也因企业集聚而降低单位交易成本。根植于“本土化”的企业往往具有较强的竞争力。随着经济的发展, 生产成本的提高, 面临着迁移的压力。由于企业规模相对较小, 难以承受较高的远迁成本和脱离产业集聚区后所带来的成本上升。所以, 这类企业的区位选择和变迁, 往往通过具有地缘关系、亲缘关系的个人或企业来实现, 一般会向周边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因为对中小型企业来说, 向附近迁移可以在不必进行兴师动众、劳师远征的情况下, 获得较低的要素成本而且也接近原来的产业集聚区, 仍可较多的享受产业集聚带来的好处。同时, 管理监控等也相对容易些, 迁移成本相对较低。如武义是浙江省中部的一个经济欠发达县, 而在其周边的义乌、永康等县市都比较发达。随着永康经济发展,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永康的五金产业有一种自然而然要向外转移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 永康机电、五金等中小型企业逐渐向武义进行转移, 达到了双赢。

(2) 市场创造模式下关联产业集聚内的企业区位选择。这类企业转移的分析类似于FDI下的关联产业集聚内的企业转移。所不同的是由于这类集群中的龙头企业是通过国内市场不断扩大发展起来的, 销售收入中有相当大比例是在国内市场上实现的。这类龙头企业在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下, 可能倾向于迁移到我国中西部地区以降低生产成本, 与迁移到附近欠发达地区相比, 其产品也更接近内地市场, 有利于市场的开拓, 所以, 我国中西部地区对这类企业有很大的吸引力。如2004年以来, 国内制鞋行业出现了从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其中, 中国奥康集团向重庆近郊璧山县投资看中的就是当地的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随着重庆鞋都二期工程开工, 届时整个“西部鞋都”将拥有100家制鞋企业和1000家鞋材配套经营厂商。此外, 这类龙头企业随着实力的增强, 必然开始探索开拓国外市场。如果仍在沿海发达地区生产, 势必会增加生产成本。而如果迁移到内地, 尽管生产成本可以降下来, 对外运输成本却将大幅上升。因此, 着眼于开拓国际市场的龙头企业, 必将向国外进行投资。

综上所述, 产业集聚形成模式及产业集聚区内企业关系的不同, 对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具有不同的影响, 我国东部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分析结果见表1。

三、启示

根据上面的分析, 东部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呈现出不同的区位选择倾向。我国欠发达地区应根据自身情况, 结合自身优势采取不同的措施, 有针对性地承接东部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 并以此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1、我国东南沿海周边欠发达地区应积极承接FDI模式下产业集聚内的企业转移。

从分析可以看出, FDI模式下关联产业集聚内的企业在选择迁移时, 由于配套企业都已本地化, 迁移到海外成本过高, 倾向于内迁, 但选择内迁的不利之处在于运输成本将会提高。因此, 针对这类以海外市场为主的外资企业, 东南沿海周边欠发达地区, 包括长三角和珠三角周边的一些中小城市、广西北部湾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具有区位优势。因此, 东南沿海周边欠发达地区仍具备继续发展加工贸易产业的优势, 这些地区应创造条件, 积极吸引FDI下关联产业集聚内的企业转移。另一方面, 这些地区也可以创造条件吸引承接FDI下非关联产业集聚内 (两头在外) 的企业转移, 一定程度上抑制那些企业产业集群向周边低成本国家的迁移。

2、我国东部非沿海欠发达地区应积极承接周边

发达地区市场模式下水平产业集聚内的中小企业转移。事实上, 东部非沿海欠发达地区在市场容量等方面不及中西部地区对企业的吸引力, 但由于水平产业集聚下企业规模相对较小, 难以承受较高的远迁成本, 倾向于选择离经济发达的县市不远的地区。因此, 东部欠发达地区应该充分发挥自己在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生活习俗等方面具有的区位优势和比较优势, 积极周边经济发达地区中小企业的转移。

3、中西部地区应大力吸引市场创造模式下关联产业集聚内的龙头企业。

根据前面的分析, 中西部地区是市场创造模式下关联产业集聚内龙头企业转移的主要区位选择。但如果中西部地区不能提供有吸引力的、良好的投资环境, 企业将可能改变迁移计划和方向, 中西部因此可能错过东部传统产业转移的机会。当前, 产业集群因其建立在高度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完善配套能力及较低配套成本, 成为吸引投资的重要因素。对投资者而言, 集聚一批配套型企业, 形成产业集群, 比单纯的低地价、低工资和减税让利更具有吸引力。因此, 中西部地区要利用自身优势产业, 大力发展产业集群, 形成产业配套能力, 并有针对性的吸引龙头企业落户, 进而推动承接东部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工作。

参考文献

[1]陈耀, 冯超.贸易成本、本地关联与产业集群迁移[J].中国工业经济, 2008, (3) :76-81.

[2]胡天然.产业集群与企业集群的差异性研究[J].中国市场, 2007, (26) :34-35.

[3]陈建军, 叶炜宇.关于向浙江省内经济欠发达地区进行产业转移的研究[J].商业经济与管理, 2002, (4) :28-31.

东部较发达地区 篇2

一、东部地区产业发展现状

(一)产业增长速度放缓,关闭的企业数量众多而且关闭加速

广东省2008年的产业增长速度一直呈现放缓态势,特别是进入2008年下半年以来,放缓进程加快。8月份到11月份增长速度与2007年比较都在下降。从单月看,8月份比上年同期下降了3.4个百分点,9月份下降了7.2个百分点,10月份下降了7.6个百分点,11月份下降了7.4个百分点,总体上看增长的下降程度在加速。

在产业增速放缓的同时,企业数量也众多而且关闭速度也在加快。截止到2008年9月,广东省企业关闭总数为7148家(包括关闭、停业、歇业和搬迁数)。截至10月,已升为15661家,1个月就翻了一倍。其中,东莞有714家企业外迁或者关停。这些企业中绝大多数都是合同资金百万美元以下、用工人数一两百人的中小企业。从行业分布看,关闭企业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五金塑料、电子产品、陶瓷建材等传统型、低技术、高耗能行业。

(二)出口导向型产业、国内需求型产业的增长(投资拉动型产业和消费推动型产业)都有不同程度降速

相比2007年前11个月同期增速,2008年增长速度下降快的行业前10位为: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家具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这些行业从需求角度看也分别属于出口导向型行业、投资推动型行业和消费拉动型行业。

二、当前产业发展速度下降的原因

(一)出口型产业发展困难的原因

1、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压制了出口增长

近年来,随着我国出口顺差的不断扩大,国际上加强了对我国出口的限制,反补贴调查、反倾销调查、政府基于监控计划自主启动反倾销、对纺织等消费品实施安全召回等。导致了广东的出口受到影响。

2、来自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发达国家的国际需求减弱,从而使得广东出口型企业的订单减少或者被取消。二是许多国家为了抗击国际金融危机,导致部分国家为了保护本国企业发展而强化了贸易保护主义,纷纷采取措施保护本国企业,从而使得许多跨国公司减少了东部地区配套产业的订单。调研中有企业反映,韩国政府为了保护三星公司,相当多的订单只给本国电子配套公司,而以前广东的相当多配套企业的订单被取消。

根据调研,广东的金属冶炼及加工企业受影响比较明显。这些企业出口受阻,集装箱板材出口量大减;钢材价格出现下滑。另外,电子制造业也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比较明显。电子制造业中加工贸易形态的出口型企业比较多。受冲击的表现为:订单明显减少;订单周期变短。企业原来半年期的订单已经缩短为2—3个月,而2—3个月的订单缩短为1个月甚至2—3星期。

3、近年来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等因素导致出口型企业发展困难

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根据调查,截止到2008年9月份,中国沿海地区劳动成本已经接近每小时1美元的门槛。而据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国和印尼等国家的官方统计,其国内纺织业劳动力成本分别为每小时0.29美元、0.36美元、0.22美元和0.36美元。根据调研,按照新的《劳动合同法》的执行,广东的仅人工待遇方面给企业增加的成本,即《劳动合同法》的执行将给企业增加至少30%的用工成本,这还不包括工人健康、安全生产等方面的投入。再加上政府连续三年最低工资每年要上涨12%的计划,用工成本将更高。

人民币升值的影响。2008年以来,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加快。1—11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约6.8%,接近2007年全年的升值幅度,吞噬着企业本就微薄的出口利润。同时,汇兑风险的不确定性也让企业不敢接单和接长单。我们通过对多家纺织服装企业的电话访问反馈的信息表明,在诸多影响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的因素中,首当其冲的是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因素。纺织服装业利润低,对于以美元计价的出口企业来说,人民币汇率每升值1%,纺织服装业的销售利润率就会下降2—6%。在20世纪90年代初一件加工出口毛衣大约可赚到30元,而目前大约只有1元左右的利润,一些订单甚至会出现亏损。

值得指出的是,根据调研企业反馈的信息,具有自己品牌和国际直接销售渠道的企业所受影响比较小(当然这些品牌也不一定是国际著名品牌);而为国际品牌进行贴牌生产和定单生产的企业,订单减少,或者处于无订单状态。

外贸政策和其他政策的调整。2007年开始国家相继出台了一些外贸调控政策,比如出口退税率下调、加工贸易保证金制度、棉花进口滑准税的征收等,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压力过于集中。这些政策效果在2008年逐步展现。国家在2008年8月1日起已将部分纺织品、服装、玩具的出口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只是回到了2006年、2007年两轮出口退税率调整之前的水平。而且在执行层面,在很多地方,企业从申请到拿到出口退税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增加了企业的资金压力。

另外,“两税合并”政策对于外资企业影响比较大。原来的征税水平大概是15—20%,两税合并后,对内、外资企业均按照2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这对外资企业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二)内需型产业发展困难的影响因素

1、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产业传导冲击

国际金融危机对东部地区出口型产业已经产生冲击,通过产业传导,进而影响到其他产业发展。

从调研中发现,由于广东的出口型制造业主要还是加工贸易企业,即使不是加工贸易型企业,企业的原材料采购主要还是在海外,当地企业主要是做些小配套,如零部件或者其他。因此,目前广东的出口型企业传导的产业衰退,主要表现的还是为出口型企业配套的小企业出现倒闭或困难。调研中发现,有几家为富士康企业工人生产厂服的小企业已经倒闭,专门为富士康等企业做广告设计的几个小企业也面临关闭的境地。

在外向型经济典型地区东莞调研中发现,许多配套产业如餐饮业、娱乐业出现了萧条,大量的餐饮店关闭,甚至以前的房屋出租也出现了大量的空置,或者出租价格大大下降;东莞的五星级酒店由前些年的车水马龙的繁荣变成了目前的门可罗雀的萧条。主要是通过和东莞企业员工聊天,餐饮等服务行业的萧条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当地的制造企业萧条,大量的职工或者被裁员,或者收入下降所造成的。

2、前段时期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使然

近年来国家加强宏观调控,银行贷款紧缩造成某些企业资金链紧张,民间地下融资加剧了部分中小融资风险。特别对于投资大、周期长、利润低、招工难等部分行业企业,流动资金短缺,企业不得不借助于民间融资,资金链紧张甚至断裂导致企业破产或重组。另外,土地等资源要素制约也使部分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选择停工或搬迁至外地。

3、某些行业全国性的产能过剩导致了产业投资力度弱化,从而受投资需求拉动的产业增长缓慢

近年来,我国重化工业增长迅速,全国各地纷纷在钢铁、汽车、化学原料等重化工业领域加大投资力度,一时造成了许多行业全国性的产能过剩。包括广东在内的东部地区近年来也在重化工业领域加大投资力度。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产能过剩的压力进一步加重,加上房地产业在经历了多年的高增长后在2008年进入调整,受投资拉动的相关产业如钢铁(黑色金属及延压)、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受到抑制。

4、来自于其他产业发展的冲击

来自其他产业冲击有两个比较明显的方面:一是近年来的上游产业价格上涨的冲击。从2007年开始原材料如石油、能源成本不断上升,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受原材料价格高企、产品价格下调而受到冲击。二是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根据调研发现,广东的空调制造企业出现困难就是受房地产市场低迷影响比较明显的例子。

(三)盲目扩张、经营战略不当等问题造成了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和倒闭

在市场经济中,由于竞争激烈,企业的经营出现问题而导致企业关闭应该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但由于在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企业的关张往往都归咎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实际上,在当前东部地区(广东)的企业“关闭风潮”中,有相当大原因就是企业自身的经营不善所造成的。今年10月引起全国关注的位于东莞的合俊集团旗下的合俊玩具厂和俊领玩具厂同时宣布倒闭事件,主要原因在于该集团在福建投巨资于矿业,最后未能收回成本,集团经营资金陷入崩溃边缘。

三、当前经济环境给东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的困难大于机遇

(一)东部地区企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多种做法,但整体效果还不明显

根据调研,目前广东企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做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企业压缩成本,调整生产计划策略。如我们实地考察的某台资企业,有六条生产线,停止了3条,而且企业员工过去是三班倒满负荷工作,现在不允许工人加班(加班要补加班工资),而且星期六、日都休息,在用电、办公用品的使用等方面都加强了节约。

裁员或者放假。调研中有人反映,位于珠海的有6万员工的伟创力集团截止到11月底裁员近1.5万人。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企业选择裁员。更多的港企选择放长假的方式代替解雇员工,因为这会牵涉大量的补偿资金,并会引发新的劳资纠纷。

部分企业开始向成本比较的地区转移。主要包括广东省的粤北地区,中部靠近沿海地区的省份如湖南、江西等地;少量的向西部地区转移;有些直接向国外如东盟国家(越南等)转移。

细分出口市场,寻找出口市场萎缩中存在新增长点的产品。有的企业则转而开发内需市场,或沉下心来创造自有品牌。但值得指出的是,调研中只是有部分企业说到有这个想法,但进一步咨询如何做,企业也难有明确的做法。这说明这个做法还是在探索中,成功与否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尽管企业采取各种措施来应对,但广东的产业发展整体状况没有得到改善。2008年1—8月,广东工业企业利润出现了自2005年以来首次负增长,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599.8亿元,同比下降3.08%,增幅回落达49个百分点。全省38个大类行业中,有14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全省亏损企业达10812户,同比增长20.2%;亏损面达25.3%,同比上升3.2个百分点;亏损额343亿元,同比增长87.3%。

(二)广东的“腾笼换鸟”战略实施效果并不明显

在调研座谈中,有的地方发改委同志说当前的金融危机对广东省产业转型升级也是一个机遇:经过了30年的改革开放,广东经济一直是全国的排头兵,长期保持高速发展。但近年来广东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有部分省市已经开始赶上广东。广东出口型经济需要转型升级。但存在的问题是,土地已经非常紧张,缺乏转型升级的土地。国际金融危机让一些企业倒闭或者转移,正好为广东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提供空间。实际上,广东珠三角地区在近年来已经采取了措施要“腾笼换鸟”。

调研的数据显示,目前广东的投资减弱,转移增加,但投资方向并没有得到改善。2008年的数据显示,投资速度放缓,特别是对于制造业的投资速度,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负增长。2008年1—8月,广东工业投资同比增长10.3%,增幅比上年同期下降3.1个百分点;九大产业投资增长6.1%;企业更新改造投资增长7.4%;全省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负增长5.8%。而且,2008年前10个月,整个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批准项目数的增长速度为-22.9%,合同利用外资的增长速度为-9.6%(实际利用外资增长速度为18.9%)。这意味着投资者对市场前景不看好,而对于产业发展来看,则是造成产业发展的后劲不足。外资投资用于加工装配的项目增长速度为-14.6%,合同利用外资为-18.4%,实际利用外资为-14.4%。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广东的产业转型升级存在一定的困难。虽然从理论上讲产业转型升级有机遇,但还需要相应的政策推动。

四、下一步政府需要采取的政策措施思考

(一)国家对东部地区产业发展的政策思考

1、科学认识国际金融危机对东部地区产业发展的冲击力度

目前许多新闻媒体把产业发展中出现的困难都归咎为金融危机的冲击,一方面容易导致生产者和消费者对我国经济形势丧失信心,从而影响产业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也会造成国家出台的政策失去着力点。为此,需要进行科学地研究分析和宣传金融危机对我国产业的影响的实际情况。

2、采取有效政策鼓励企业“走出去”

一是继续鼓励出口。根据调研企业反馈的信息,目前我国的出口退税政策对许多行业的整体影响不会很明显。应该对汇率采取稳定政策,甚至可以考虑人民币贬值政策。可以考虑到采取稳定的汇率政策,而且如果2009年上半年我国出口形势进一步恶化,应该考虑实施人民币进行贬值政策。还要鼓励金融机构增加对中小出口企业贷款,拓宽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二是要继续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除了继续保持和发展我国传统市场,如美国市场、欧盟市场、日本市场外,还应该建立和扩大在新兴市场的营销渠道,如俄罗斯市场、印度市场、越南市场等。三是通过加速国际化布局和跨国生产配置来规避贸易壁垒和降低生产成本。鼓励部分行业企业向一些关税政策优惠的国家转移,享受与所在国企业同等市场待遇,还可以获得资源、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据了解,孟加拉国普通工人平均月工资大约只有40多美元,而在珠三角的普通工人平均月工资超过1000元。而柬埔寨和孟加拉国等国家拥有低廉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还可以维持较长的周期。

3、鼓励企业改变过去以成本导向竞争和以价格竞争的模式,转而靠服务、靠产品质量的提高、靠产品附加值的提升在国际市场获得更多的位置

要掌握核心的生产技术,提高生产能力和产品质量;也要尽量生产出口成品,扎实推进品牌战略,重视开发自有品牌,提升价值。要完善流通环节。鼓励企业在国际市场建立销售渠道;对于国内市场而言,要鼓励非自有品牌专业零售商发展。

4、鼓励东部地区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向国内中西部地区转移

中西部的劳动力、土地、市场优势明显于东部地区,而且配套设施、产业链要好于东南亚。劳动密集型行业里面,成品的制造环可以向中西部梯度转移,东部沿海的任务重点应该落在品牌培育、产品设计研发上。

(二)地方政府的政策思考:寻找就业和产业转型升级交汇点

东部地区特别是广东珠三角地区产业增长速度放缓,更严重的是,出现了大量的企业倒闭,一方面造成了产业转型升级出现了困难,同时也给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机遇;但另一方面则是导致了大量的工人失业(虽然这些工人并不是本地区的,而主要是来自于中西部落后地区的农民工,但从国家角度看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地方政府应该为国家分忧)。为此,地方政府应该就产业转型升级和就业两个方面寻找政策的交汇点。至少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出台政策:

1、扶持大型企业特别是出口型大企业发展

大型企业对于经济增长,产业带动具有明显作用,正如前面的分析许多配套企业倒闭的原因就是因为出口型大企业出现了困难。而且大企业一旦出现问题,将是成千上万人的失业问题。为此,需要采取有效政策,一方面减轻大企业负担,在国际市场难以拓展甚至萎缩的情况下,从税收优惠等方面鼓励大企业开拓国内市场,并且以大企业为核心,完善产业的国内价值链。另一方面,鼓励大企业实施大品牌战略,通过品牌建设提高企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

2、扶持高技术中小企业和产品有市场潜力和成长性的企业发展

要从资金扶助、税费减免、融资帮扶等扶持高技术中小企业发展。如设立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用于引导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为帮助中小企业克服融资难,建立省级再担保公司等等。

3、解决工人的工资风险问题和失业培训问题

针对目前大量企业裁员和关闭造成失业人员增加,地方政府需要做的工作是:一是保障工人的合法收入。依法帮助工人追讨企业拖欠的工资,在依法追缴有难度的情况下,政府设立欠薪保障基金给予适当保障。此外还有已缴纳的医疗保险、社会保险,政府按照规定进行转移或者退回。二是推出失业农民工帮扶救助措施。财政拿钱对其进行培训,并对生活困难者给予救助,以保护和培养有效劳动力,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人力资源基础。

经济较发达地区的高中教育民营化 篇3

关键词:民营高中,教育体制,民营化

一、需要说明的两个问题

本文有两个限制:一是高民营化的地理范围局限于经济较发达地区, 二是民营化的范围是限于普通高中阶段。

实行经济较发达地区的高中教育民营化, 通过多渠道获得教育投资, 进行“名校+民校”、公立学校改制转轨, 解决“重点学校吃不了, 非重点学校吃不饱”的局面, 提高高中教育总体水平, 实现教育机会的公平性。

经济较发达地区, 民营资本充裕, 居民生活水平也能负担和公立高中持平或略高的民营高中教育费用, 于是, 在供给和需求上都存有巨大的空间, 因此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发展民营高中有锦上添花的效果。

经济较发达地区进行多元化投资的高中教育建设方式, 在教育经费总额不变的前提下, 就大大降低了对国家教育资金的占有量, 客观上支援了中西部的教育事业。

高中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范围;教育是准公共产品, 因此, 高中教育客观上允许政府和私人联合供给。

二、经济较发达地区高中教育中的矛盾

在教育经费的划拨上, 中国长期向高等教育阶段倾斜, 在经济较发达地区, 优质教育极度稀缺, 导致入学机会和“权”、“钱”交易的恶习, 浙江, 子女的教育费用支出占到家庭消费的27.6%左右, 引发了近几年学术界纷纷提出“理性教育消费”的观点, 而一大批校长也因为“择校风”引发的经济问题纷纷落马。

公办学校的垄断地位和教育主管部门严格的“科层制”使教育体制日益僵化, 明显跟不上世界潮流的步伐。导致学校创新机制、激励机制等等形同虚设, 使学校和教师丧失了创造能力, 教学质量下降, 达不到改革的初衷。

三、两种不同形式的民营高中对高中教育民营化的不同表述

高中教育民营化和市场化运作是一种世界性的教育改革趋势。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指出, 我们的初等和中等教育系统急需改革, 而这种改革只能通过一种方法, 那就是使教育系统的主体部分私立化。

高中教育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性, 一是具有效益上的外溢性, 二是存在消费上的排他性, 三是存在消费上的部分性, 所以, 从私有物品的性质和产权的角度来分析, 也应该允许民营资本供给。

从市场经济角度讲, 民营资本的进入, 带来的是优质教育和高效运作体制。民营资本的私有性决定它要求以最低的成本运作带来最高的效用, 即达到“帕累托最优”。

从中国目前对教育的管制状态来理解, 公办学校的存在很必要, 民营高中作为高中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缓解高中教育阶段的供需矛盾, 增强校际间的竞争力, 最终提高教学质量。

理论需要实践来验证它的正确性。

长兴华盛虹溪高级中学是由浙江华盛建设有限公司和长兴县教育局共同投资, 撤并两所中学的高中而成立的股份制高级中学。2004年10月被认定为浙江省二级重点中学。

该校形成了“八纵三横”的“井”字形管理模式。八个工作部门和三个年级组好比“八纵”、“三横”, 构成了“井”字型的指令、工作信息传输网络。“八纵三横”之间相互支持, 密切配合, 使教育教学各项决策和意图、很快达到“工作落实到班, 责任落实到人”的效果。

这种管理制度有三大特点。一是“权、责、利”挂钩, 提高教职员工的责任感、危机感和积极性。二是工作落实程序化, 避免了政令不通和做表面文章。三是对工作质量进行量化, 更容易发挥学校各种资源的优势。

长兴金陵高级中学是由江苏南京聚恒建设集团投资1.5个亿, 按省一级重点中学设施标准建设的一所高中, 是浙北地区硬件设施最现代化的一所高级中学。学校实施全封闭管理模式, 有专职的生活指导员、住管员, 并配备教官参与住校生管理, 这在普高管理中还是首创。

对教师的管理, 金陵高中以激励为主。提出了“名师名校长”的管理方法, 将津贴、奖励制度和其他优惠政策相结合, 促进教育效率的提高, 真正做到“发展学生的一切, 一切为学生发展”。

所有政策都从两个方面来提高教师的工作效率。一是从危机感和竞争感。二是从奖励上来激励教师。使所有老师都全心为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而努力。

这两所民营高中对长兴的高中教育事业贡献巨大。首先, 长兴县跻身浙江省教育强县之列;其次是实现了全县高中资源的大整合, 使各种教学资源得到充分共享;再次, 实现以最低成本 (总共413亩土地面积) 获得最大成效 (两所崭新的现代化高中建成使用) 。最重要的是, 引进了“竞争”机制, 三所高中形成鼎立之势, 强烈的生存和发展意识促使不断创新和改进, 增强本校的竞争实力。

杭州的教育集团在1994年就已起步, 2004年, 杭二中教育集团、杭四中教育集团、学军教育集团等五个教育集团的成立将杭州的教育集团化进程推向了高潮。

杭二中董事会会长叶翠微说, 杭二中最重要的是通过有效的品牌链、资源链、人才链, 最大限度地实现集团资源共享, 帮助成员学校快速提高办学水平, 满足百姓对二中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望。

学军教育集团是由学军中学和文澜中学组成。文澜是按典型的名校+名校模式。它是学军中学以信誉为担保, 以公司担保形式贷款筹建的, 没有花国家财政一分钱, 资产却都属国家。文澜为学军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物质支持。学军的校园改造共花费5 500多万, 2 000多万的贷款由文澜提供。

杭州真正缺的不是高中教育的数量, 而是对优质高中资源的渴求。依托优质高中的资源, 成立教育集团, 吸引民资加盟, 用优质资源带动弱校、新校质量的快速提高。以名校为龙头, 整合各种资源, 这是一种“电梯式”的发展模式, 新校、民校、弱校是“电梯上的乘客”, 搭乘名校这架电梯, 走出一条成本最低, 风险最小, 成效最大的发展优质教育之路。

教育集团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做到产权明晰, 机制灵活, 决策及时, 管理现代化, 效率优先, 资金渠道畅通, 能形成低成本迅速扩张的趋势, 企业集团通过吸收民资, 凭借雄厚的资金、人才和管理经验的优势, 在教育竞争中独占鳌头。这是一种开放办学的好模式。

四、结束语

教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振兴的基石。只有当教育与一个时代的精神相一致时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 在经济较发达地区, 不仅仅是教学资源存在供需矛盾, 更有对优质的教学资源的需求。协同优质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手段, 在政府宏观调控和管制下, 民营高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发展势必带来高中教育事业新的辉煌, 从而推进全国教育系统和教育事业的改革, 使中国的教育事业走向不断的成熟。

参考文献

[1]娄成武, 史万兵.教育经济与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2]王丽娅.教育产业化的理论和实践[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2.

[3][美]罗杰.理若.米勒, 丹尼尔.K.本杰明, 道格拉斯.C.诺斯公共经济学:第12版[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东部较发达地区 篇4

2008年, 该县实施了28个农村住房改造、5个整村搬迁和156个自然村撤并项目, 累计拆除旧房3065户、面积31.8万平方米, 新建住房1763户, 新增建设用地11.2万平方米, 复垦宅基地2410亩, 使全县10269位农民告别了旧房。

一、农村住房改造的意义

(一) 建设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

建设生态文明家园是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是统筹解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促进松阳县生产发展、生活宽裕、生态良好, 推动松阳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客观需要。松阳85%的人口是农民, 其中生活在高山远山、库区、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的就有7.6万多人, 农村是松阳最基本的社会形态。因此, 要落实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部署, 必须大力推进农村住房改造, 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优化农村生态人居环境。

(二) 解决农民建房难题的迫切要求

该县农民建房长期受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少、建房用地指标落地难、农转用报批等问题制约。近几年,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的推进, 农民收入逐步增加, 要求改善居住条件的呼声日益高涨, 但现行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没有为农民建房预留合理的空间, 想建房的农民又无地建房, 用地难成了农民建房难的根源。农村违章建房时有发生, 一度造成干群关系紧张, 使得农民建房难成了社会最关注的民生问题。

(三)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

由于原来村庄规划缺乏或滞后, 一些先富起来的农民在村庄外围盖了新房, 而村子中间旧房、破房、危房随处可见, 基本无人居住, 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 使村庄面貌大打折扣。房屋利用率不高, 闲置房多, 不少旧房年久失修存在安全隐患。一些村庄内生产生活环境恶劣, 道路狭窄弯曲、路面高低不平、污水横溢、公共设施难以配套, 甚至有些山区村庄的厕所沿路沿溪搭建, 与新农村建设提出的村容整洁相差甚远。而且由于缺少建设空间, 新农村建设规划难以落实, 新农村建设面临着“有新房、无新村”的尴尬境地。

(四) 拓展发展空间的现实要求

一方面松阳的基本农田保护率高达93.7%, 如此高的“农保率”决定了利用农用地搞建设的空间十分有限, 由此松阳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土地要素的严重制约。另一方面, 松阳行政村达401个, 自然村多达1071个, 10户以下的自然村就有414个, 再加上近年来大量农民转移进城, 仅下山脱贫的就有1.8万多人, 原有村庄宅基地闲置现象突出, 造成土地资源的巨大浪费。

因此, 农村住房存在的问题和矛盾犹如坚冰, 实施改造是众望所归、迫在眉睫, 更是势在必行。

二、农村住房改造的基本做法

(一) 规划先行, 有序推进

一是农村旧房改造要符合村庄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二是先编制好规划, 对不切合实际的村庄规划按规定程序进行适当调整并严格按规划实施, 抓住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的机遇, 按村庄规划的要求, 调整好新农村建设用地。三是建设部门在村庄布局和住宅设计上坚持实用性与艺术性相统一、历史性与前瞻性相协调, 体现村庄山水特点、文化特色和时代特征, 融田园风光、人文景观和现代文明于一体。

(二) 农民自愿, 村当业主

农村住房改造的主体是农民, 改造过程中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 充分发挥村两委和农民的主体作用。农村住房改造由村委会担当业主, 妥善处理农民与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关系, 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有效控制村集体负债, 以解决农民的基本住房需求为目标, 把农村住房改造作为破解农民建房难的第一抓手。特别重视农村特困户的住房问题, 通过采取政策倾斜、资金补助、提供小户型安置住宅等方式加以解决。

(三) 严格管理, 节约集约用地

严格落实“一户一宅”制度, 新建住宅户必须先拆除旧房或将原有住房交由村委会统一管理, 其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由有关部门及时办理变更或注销登记手续。村委会要为拆除旧房户提供临时周转房或租房补助。引导农民转变观念, 鼓励农民建公寓式住宅。宅基地严格按规划执行, 建房套型面积按县政府文件要求执行, 即:三口之家不得超过75m2, 四口之家不得超过85m2, 5口之家不得超过115m2, 并统一设计、统一户型、统一立面、统一配套基础设施。严格控制占用农用地和耕地, 大力开展宅基地复垦工作, 确保农村住房改造建设用地占补平衡, 并有赢余。

(四) 稳步推进, 依法依规开展

结合村经济实力和建房需求, 坚持积极而为, 量力而行, 防止不切实际, 一哄而上, 低水平建设。严格执行《城乡规划法》、《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 强化对农民建房的日常管理, 坚决制止、依法从严查处新“两违”的发生。农村违法建筑的巡查和制止工作, 由乡镇人民政府与国土、建设部门共同负责。违法建筑的拆除实行属地管理, 由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牵头组织实施。认真贯彻相关文件精神, 坚持农村住宅用地只能分配给本村村民的原则, 严格执行“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农民住宅”“党政干部一律不得以本人或他人名义在农村购置宅基地”等规定。

(五) 整合项目, 形成改造合力

一是结合农民异地转移、宅基地复垦项目, 在松古平原农村和山区中心村, 通过连片拆除危旧房、闲置房, 重新规划建新房, 多余土地复垦为耕地, 开展农村住房改造;在自然村和山区小规模行政村, 则以整村搬迁和自然村撤并为重点, 推动农民向中心镇、中心村集聚, 闲置宅基地复垦为耕地。二是统筹推进配套基础设施项目。整合“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千万农民饮用水”、“千村生态移民”、“百村千户避险安居”、“农村困难群众住房救助”、“兴林富民”、“农村电气化”、“农村清洁能源”、“农村信息化”、“文化示范村”、“库区移民村基础设施补助”等项目, 统一调剂, 统筹安排, 优先配套住房改造村。

(六) 科学发展, 改造与保护并举

农村住房改造按照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 从广大群众的长远利益着眼, 切实加强环境综合整治, 加大绿化美化力度, 保护好生产、生活环境, 着力建设生态家园。注重保护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村落和古民居, 保护和发展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制定农村住房改造方案时征求文物部门意见, 对改造村内的文物建筑和古树名木进行合理保护, 努力实现改造与保护的“双赢”。

(七) 政策激励, 积极引导

坚持“改造有实惠、不改无实惠”。给予农村住房改造项目专项资金补助, 减免县级管辖范围内的一切项目规费, 并给予信贷支持和贴息补助。坚持“多改多受益、少改少受益”。拆除旧房越多, 补助标准越高。对没有宅基地复垦的住房改造村, 拆除旧房面积达3000平方米、5000平方米和10000平方米以上的每平米相应补助25元、30元和35元。对有宅基地复垦的改造村, 拆除旧房面积占建设用地复垦面积33%以上的, 每亩补助4.5万元;33%以下的, 每亩补助2万元。通过以上措施, 形成鲜明政策导向, 促使农民愿意改造, 让村委会有能力改造, 从而推进工作开展。

三、农村住房改造的成效

(一) 以缓解农民建房难为目的, 拓展农村发展空间开创新局面

2008年, 该县通过实施农村住房改造, 把原有的老房子拆除后平整出来的土地首先用于安排农民建房, 多余的土地复垦为耕地, 在不占用一分耕地的情况下, 落实了所有住房改造农户的建房用地, 还利用盘活的建设用地, 解决了718户长期无地建房农户的建房用地, 较好地解决了农民群众“房往哪里建”的问题, 与此同时, 农民违章建房问题和大量的信访问题也迎刃而解。

该县农村住房改造使大批农民实现了从山区到平原、从自然村到中心村、从农村到城镇的转移, 改善了生产生活条件, 拓宽了增收渠道, 较好地解决了农民群众“人往哪里走”的问题。农村住房改造与宅基地复垦的结合, 盘活了闲置土地, 提高了土地利用率。盘活的宅基地, 在满足村民建房和生产用地的前提下, 多余土地复垦为耕地, 对整村搬迁产生的闲置宅基地一律复垦为耕地。通过新增复垦耕地指标有偿调剂和创新农村金融信用体系, 又筹措了必需的项目资金, 解决了新农村建设“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2008年, 松阳实现农民异地转移1638户5767人, 是2007年的3.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7.8%, 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增收最快的一年。同时, 农村住房改造还有效盘活了农村存量建设用地。2008年, 该县新增建设用地11.2万平米、复垦耕地2410亩, 为培育产业、建设项目、发展农村事业提供了宝贵空间, 较好地解决了农村发展中“地从哪里要”的问题。如该县西屏镇孙源村, 由于地处半山腰, 交通极为不便, 村民生产生活条件极差。通过实施下山脱贫工程, 投入86万元, 搬迁63户207人到山下脱贫安置新村, 拆除旧房屋面积7500平方米, 不仅有力改善了村民居住条件, 还新增耕地约30亩。

(二) 以全面改善民生为落脚点, 扩内需保增长促就业取得新业绩

开展农村住房改造, 引导农民拆旧建新, 是拉动农村消费、扩大农村内需的一个强有力的启动器, 是农民能动性消费的具体体现。农村住房改造不仅要完成房屋建设, 还要完成道路硬化, 村庄绿化, 集中供排水、宽带等相关业务, 这使得此项民生工程“唱”出了“经济大戏”。

该县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表明, 今年1-3月, 松阳县农村社会消费同比增长21.8%, 超出城镇4.3个百分点, 这也是2005年以来该县农村社会消费增幅首次超过城镇。以农民建设一幢占地85平米、建筑面积300平米的新房估算, 一般投入都在15万元以上, 拉动砖、水泥、钢材、沙石料、木料、水、电以及装潢材料、家具家电、餐饮、交通运输等相关方面的消费需求, 需要泥水工、木工、电工、搬运工以及交通运输、土方开挖等多个工种。每建一幢新房, 仅泥水工、木工就需要450多个工时 (天) , 以最低工资每天80元计算, 工资支出就是3.6万元。

从2008年至今年5月, 松阳在农村住房改造上投入的资金总计已超过3亿元, 拉动农民建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相关行业消费6亿多元, 为6000多农民工提供了就业机会。今年55个村、5272户的破旧房改造项目全部实施后, 预计可以拉动农村8~10亿元的消费需求, 创造1.2万多个就业机会。农村住房改造的实施, 给松阳广大农民群众带来了诸多利益, 进一步促进了农村的发展和民生的改善。

(三) 以整体配套跟进为方向, 新农村建设跨上了新台阶

该县以农村住房改造为总抓手, 通过对农村的建设用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诸多要素优化整合与调整利用, 整体推进新农村建设。通过新建、迁建加快小城镇和中心村建设, 着重完善农村基础设施, 加大社会公共服务覆盖面, 从根本上改善了农村的居住条件、生活环境和公共服务水平。

原来“脏、乱、差、挤”的村庄逐步变成了总体布局合理、村庄框架开阔、设施配套完善、农房实用美观、环境卫生整洁的新农村。例如该县的新兴乡外孟村, 改造后村道宽敞, 楼房崭新, 新建的三层半的楼房里, 每层楼的卫生间都用上了抽水马桶, 每个房间都有宽带和有线电视接口。改造后的新农村从外围向核心、从局部到整体, 不断向纵深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明显优化。同时, 居住方式的改变深刻影响着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 促进了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 加快了农村现代化进程, 从整体上推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因此说, 松阳的农村住房改造在为农村群众创造良好居住生活环境的同时, 也为农村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四、结语

综上所述, 浙江松阳县通过一年多的探索和实践, 进一步明确了农村住房改造工作的重要性, 走出了一条适合中东部欠发达地区妥善解决农民建房难、实现农村集约用地的新路子。正如今年4月浙江省省长吕祖善到该县调研时所说, 松阳对农村住房改造做了大胆积极的探索, 值得各地的借鉴和推广。今后五年, 松阳县将继续坚持把农村住房改造作为“头等工程”, 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摘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战略选择, 本文以浙江省松阳县为例, 分析和探讨了中东部欠发达地区农村住房改造的意义、做法和成效。目前该县农村住房改造工作已取得了初步成功, 为新农村建设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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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裘丽岚郭玉坤.新农村建设中旧村改造的几点思考.安徽农业科学.2008/19

[3].梁孟伟袁亚平.旧屋变成新家园.人民日报.2009/6

[4].黄平.一项拉动农村内需的民心工程.经济日报.2009/6

东部较发达地区 篇5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在北京市怀柔区、上海市奉贤区、广东省肇庆市的农村地区各选取1所农村寄宿制学校,并在初中一年级在校学生中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调查对象。本调查计划在北京、上海、广东分别抽取寄宿学生100,100,200名。研究对象无年龄、性别、民族等限制,要求在3 d膳食调查期间均在校食堂就餐。所有调查对象均已得到学生本人及其监护人的同意,并共同签署了知情同意书。本研究方案已经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人体实验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依据研究设定的纳入标准、被调查学生本人及其监护人的共同决定,最终有387名学生进入本研究,其中北京87名,上海89名,广东211名。调查对象年龄为(13.78±1.40)岁,其中男生179名,平均年龄(13.81±0.10)岁;女生208名,平均年龄(13.76±0.10)岁。

1.2 方法

采用膳食回顾法[7],调查学生连续3 d的膳食摄入情况,调查形式包括食堂信息记录、学生个人记录2个部分。其中食堂信息记录包括:(1)食堂膳食基本信息,记录每道菜的成分及各成分的用量,每份菜品的重量;(2)调味品使用记录,记录各调味品每天的使用量及3 d总使用量;(3)食堂就餐人数记录,记录3 d所有在食堂就餐人员的总人次数。学生个人记录包括:(1)在校24 h膳食回顾,记录学生在校就餐的情况,此表只记录所摄入主食和菜品的名称及摄入份数;(2)在校24 h零食与补充品摄入情况,记录学生在学校食堂以外摄入其他食物的具体情况,用以统计学生摄入各种食物成分的量。

使用食堂膳食基本信息和在校24 h膳食回顾,计算学生3 d摄入学校食堂的膳食量和各种膳食成分的量;使用调味品使用记录和食堂就餐人数记录,计算人均调味品消耗量,使用在校24 h零食与补充品摄入情况直接统计学生3 d内摄入的各种食物成分的量。对以上结果进行归类汇总,进而计算每人每天各种食物成分的摄入量,并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8,9]食物成分进行分类计算每人每天营养素的摄入量。

根据以往有关身体活动水平的研究结果[10,11,12],并考虑学生脑力劳动的支出,本研究将3地中学生的身体活动水平归于中体力活动水平,并参照“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速查手册:2013版”[13],按照相应的标准对调查对象的营养素摄入情况进行评价。

1.3质量控制

调查员均接受了项目组培训,并通过考核。食堂信息记录由调查员在食堂每餐准备前完成。学生个人记录,由调查员利用学生晚自习时间,统一组织学生自行填写,并有调查员现场进行调查表质量控制。数据采用双人双机录入,并在数据分析之前进行数据清洗。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Epi Data 3.1进行数据录入,SPSS 17.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对于连续变量使用描述性分析、方差分析,对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进一步应用LSD检验方法进行两两比较[14];对于分类变量使用χ2检验等,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3个地区各类食物人均摄入情况

3地之间谷类及制品的摄入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北京学生日摄入量最高。蔬菜类及制品的摄入量各地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广东学生日摄入量最高。畜肉类及制品的摄入量,3地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北京学生日摄入量最低。其余各食物分类的日摄入量分析中,不同地区学生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

2.2 3个地区主要营养素摄入情况

见表2~4。

注:与北京比较,*P<0.05;与上海比较,△P<0.05。

注:1 kcal=4.18 k J。

注:△使用适宜摄入量为标准;□使用能量需要量为标准;*各地区合计之间比较,P<0.05;()内数字为检出率/%;1 kcal=4.18 k J。

注:□使用能量需要量为标准;*各地区合计之间比较,P<0.05;()内数字为检出率/%;1 kcal=4.18 k J。

在主要营养素摄入量方面,上海地区多数营养素摄入量相对于北京、广东地区高(P<0.05)。不同地区同性别之间,主要营养素摄入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在各营养素的实际摄入量是否满足推荐摄入量(RNI)方面,多数营养素在3个地区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同时各营养素的总体摄入水平除个别营养素以外,均难以满足RNI。上海地区97.75%的调查对象能量摄入能够满足能量需要量(EER),而北京、广东地区的调查对象其能量摄入量满足率仅分别为9.20%和2.84%(P<0.05)。3地蛋白质摄入量满足平均需要量(EAR)的百分率分别为28.74%,80.90%和21.33%,以上海最高(P<0.05)。北京、上海100%的调查对象钠的摄入量满足RNI,但数值远高于该年龄段的RNI[13]。3个地区学生维生素A和钙的日摄入量均处于较低水平,总体满足EAR的比例分别仅为5.94%和0.26%(P<0.05)。上海学生铁的日摄入量满足EAR的比率为95.51%,而北京和广东仅为47.13%和12.32%(P<0.05)。

3 讨论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简称“规划纲要”)通过审议并颁布实施[15]。为了贯彻落实“规划纲要”,改善贫困地区学生的营养状况,国务院于2011年底颁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国办发[2011]54号)文件,旨在提高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健康水平,计划从2011年秋季学期开始,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此次调查发现,3个地区调查对象的多数营养素摄入水平偏低,无法满足现行的RNI或EAR。能量摄入方面,上海的满足率较高,总体为97.75%;而北京、广东的满足率极低,总体上分别仅为9.2%和2.84%。北京和广东的碳水化合物摄入量满足EAR的比例相对较高,分别为62.07%和76.78%,而上海较低,为15.73%。因此,碳水化合物以及蛋白质摄入不足可能与能量摄入不足有关。学生人群维生素A和钙摄入严重不足,与沙怡梅等[16]、何宇纳等[17]的研究基本一致。北京和上海地区学生钠的摄入量远高于AI,原因可能是北京地区食盐的摄入量高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07版)[18]中建议的健康成年人每天6 g的摄入量。上海学生虽然在食盐摄入量上并未超过推荐值,但是在糖、蜜饯等可能存在高盐的食物方面摄入较多,因此导致钠摄入量较高。进一步从食物分类摄入量上与广东比较发现,北京、上海学生钠的摄入量可能还与其速食食品和饮料类的摄入量存在相关性,此方面内容需进一步进行研究。本次调查来看,寄宿制学校学生的营养改善主要途径,应该是通过以食物多样性为基础的食谱化食堂集中供餐进行膳食指导与营养保障。与此同时,还应关注学生在家的饮食习惯与饮食结构。有报道指出,我国中高收入地区只有13.0%的寄宿制学校开展了营养知识教育,而且形式也比较单一,内容较少[19]。多数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学生没有接受过正规营养健康教育,掌握的营养知识有限[20]。由于调查对象均为初一在校新生,该部分群体对营养知识的知晓程度较低[21,22],因此他们的饮食行为更容易受到食物本身的色、香、味以及自身性格[23]和所处环境的影响,因此在实际中很难做出合理的食物选择与食物搭配。以往的研究发现,对这部分人群开展相关的健康教育,可使其膳食行为发生明显改善[24,25]。可以看出,在学生营养改善工作中,健康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和有效的途径。

农村义务制教育是我国的国家策略。但是,由于我国农村学生家庭的经济条件相对于城市学生家庭普遍偏低,而且农村的学校一般仅能提供较低的学生餐水平,就餐标准低于城市学校,因此也成为造成较为严重学生营养不良的主要原因之一。2012年,教育部、中宣部以及卫生部等部门以教财[2012]2号印发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细则》等5个配套文件,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了一些政策,为农村寄宿制学校提供就餐补贴,用以提高学生的膳食营养水平。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的膳食营养水平与区域发展相关,以往研究多在贫困的西南和西北地区开展,事实上,大城市周边也分布着农村寄宿制学校,这些学校的膳食营养保障同样应受到关注。

我国不同地域之间,甚至是同一地区不同人群之间,食材的选择与饮食习惯都存在很大差异。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经济、交通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人们膳食成分具有较强的地域特征,也有可能造成该地区人群膳食种类单一,并且长期受到不良饮食习惯的困扰。因此,在该类地区的膳食调查中容易出现各营养素摄入量不均衡的结果。为解决这一问题,开展对特定人群的食物强化,尤其是针对青少年人群的食物强化可以得到显著的营养改善效果[26]。也有研究指出,通过公共政策在食品上标注营养标签,再结合有关健康教育,可有助于公众的营养均衡[27]。因此,营造良好的营养氛围,制定科学、易行的营养改善措施也有助于学生进行膳食的自主调控。

东部较发达地区 篇6

在中部崛起的战略背景下, 湖北需要产业的优化升级和整体经济实力的全面提高。而实施高新技术产业的跨越发展, 是产业和整体经济实力提升的必经之路。因此, 应不失时机地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步伐, 使其成为拉动湖北及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增长极。

虽说湖北近几年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很快, 但与东部发达省份比较起来, 还存在不少差距。本文在分析影响高新技术产业绩效的各种因素的基础上, 构造了一个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绩效差异的因素贡献比较模型, 比较湖北与东部发达省份的影响高新技术产业绩效的各项因素贡献, 找出湖北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存在的优势和不足, 明确努力的方向。

1 构建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绩效差异的因素贡献比较模型

高新技术企业的运作方式不同于传统企业, 它的重心在于技术创新和经营方式的创新。而组成技术创新的载体, 主要是掌握最新科技知识、从事创造性科技活动并具有很强学习能力的科技人才[1]。这些科技人才, 借助必要科研经费开支, 将知识和技术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形成了专利。但仅有专利技术并不必然会形成高科技产业, 只有不断搜寻市场机会并动手实践的企业家, 将技术、产品和市场有机的组合, 才能实现高科技产品的产业化[2]。

因此, 我们将影响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绩效的因素归结为科技人才、科研经费和企业家因素。反应高新技术产业绩效的指标有增加值、专利数量和新产品产值, 而最能直接反应技术产业化成果的是新产品产值, 因此这里将新产品产值 (Y) 作为反应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绩效的指标。相应地, 将科学家和工程师 (S) 作为反应各地的科技人才的指标, 将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 (K) 作为反应地区科研经费的指标。反应企业家因素活跃程度的指标, 则选择了各地区的高科技产业的资产规模 (G) , 即高新技术产业的固定资产投入;其理由是:其固定资产一旦投入, 很大程度上就不可逆转, 其反映了企业家对该产业市场前景的信心, 也反应了企业家将该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决心。于是, 可以建立如下模型:

undefined

上式从数学意义上看是一个恒等式, 但从经济意义上看:高新技术新产品的产出 (Y) 是资产规模 (G) 、科技人员的资产有机构成undefined、科技人员的研发资金强度undefined以及研发资金的产出率undefined共同作用的结果。

接下来, 运用因素替代方法来分析引起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绩效差异的因素贡献。根据因素替换原理可知, 当因素中既有数量指标又有质量指标时, 先替换数量指标;当因素中既有实物量指标又有价值量指标时, 先替换实物量指标;当因素中存在两个以上同类指标时, 应根据主次依存关系确定先后替换顺序。依据上述原则来确定因素替换顺序一般符合事物的客观变化规律。所以, 本文假设式 (1) 中决定新产品产值的四个因素变化为依次条件变化, 即G是在undefined、undefined和不变条件下发生的变化, B是在G已变化而C、D不变条件下发生的变化, C是在G和B均已变化而D不变条件下发生的变化, 而D是在G、B和C均已变化的条件下发生的变化。于是, 可运用因素替换原理, 将两个地区高科技产业绩效的差异, 分解为由于因素B、C、D的变动而产生的差异[3]。具体如下:

(1) 在B、C、D不变条件下, 由于资产规模 (G) 的变动而对高新技术绩效 (Y) 的变动所产生的贡献额为:

undefined

(2) 在G已变化而C、D不变条件下, 由于科技人员的资产有机构成的变动 (B) 而对高新技术绩效 (Y) 的变动所产生的贡献额为:

undefined

(3) 在G、B已变化而D不变条件下, 由于科技人员的研发资金强度 (C) 的变动而对高新技术绩效 (Y) 的变动所产生的贡献额为:

undefined

(4) 在G、B、C已变化的条件下, 由于研发资金的产出率 (D) 的变动而对高新技术绩效 (Y) 的变动所产生的贡献额为:

undefined

于是, 就可以得到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绩效差异的因素贡献模型:

ΔY=ΔYG+ΔYB+ΔYC+ΔYD (6)

其中, ΔY=Y1-Y0 , Y1和Y0分别表示两个地区高新技术新产品的产出。于是, 运用该模型 (6) , 可以比较两个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出绩效的因素贡献。ΔY表示两地区高新技术绩效的差异值, ΔYG表示由于两地区的资产规模 (G) 的差异而对绩效差异产生的贡献值, ΔYB表示由于两地区的科技人员资产有机构成 (B) 的差异而对绩效差异产生的贡献值, ΔYC表示由于两地区的科技人员的研发资金强度 (C) 的差异而对绩效差异产生的贡献值, ΔYD表示由于两地区的研发资金产出率 (D) 的差异而对绩效差异产生的贡献值。而G1、G0分别表示两个地区的资产规模。

通过该模型, 可以比较两个地区高新技术新产品产出绩效的差异情况ΔY, 并将这种差异ΔY分解为各个影响因素的贡献之和, 从而可以分析这两个地区的科技创新产品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 找出它们各自存在的不足, 然后有针对性地作出改进的措施, 提高该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出绩效。

2 湖北与东部发达省份的高新技术产业绩效差异的因素贡献比较

湖北在实施中部崛起的战略中, 结合自身的科技比较优势和区位优势,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其必然的抉择。在各项优惠政策的推动下,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 湖北高新技术产业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从总体上说, 湖北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与东部地区省份相比有明显差距。下面运用上述的地区高新技术绩效差异的因素贡献比较模型, 找出制约湖北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瓶颈因素, 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 提高湖北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水平。

现今国内经济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圈、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和环渤海湾地区经济圈内的大部分省市, 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各有千秋, 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了具有可比性, 只选择了与湖北的地域和人口比较接近的山东、江苏和广东, 而没有选择几个直辖市。所采用的数据来自《高新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2006年的相关指标 (见表1) 。

运用模型 (2) - (6) 和表1的数据, 首先比较山东与湖北的高新技术产业绩效差异的因素贡献值, 计算如下:

数据来源《高新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7》

ΔY=Y1-Y0=392.1 (亿元)

undefined (亿元)

undefined (亿元)

undefined (亿元)

undefined (亿元)

与 ΔY=ΔYG+ΔYB+ΔYC+ΔYD 对应的数据为:

392.1=70.2-50.8+141.8+230.9

从以上计算的结果来看, 山东的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值比湖北的要多392.1亿元, 将其分解为四个因素产生的贡献:山东由于资产规模占优势, 比湖北创造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要多出70.2亿元;山东科技人员的资产有机构成低于湖北, 因而少创造出50.8亿元;由于山东的科技人员研发资金强度比湖北高, 使得高新技术产值要多出141.8亿元;由于研发资金的产出率高, 山东比湖北的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值多出了230.9亿元。

采用同样的方法, 可以计算出江苏、广东与湖北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影响因素值, 其结果如下表:

从上表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 湖北与山东、江苏和广东比较起来, 只有科技人员的资本有机构成对高新技术产值的贡献ΔYB占有优势, 这是由于湖北形成了以武汉为中心、以各类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为基地的各类人才培养基地, 使得湖北具有科技人力资本的优势。

湖北的劣势, 首先表现在高新技术产业的资产规模对产值的贡献ΔYG较小, 与山东、江苏和广东比较起来, 差距呈现逐步递增的趋势。资产规模偏小反应了一个地区的企业家创业活动不积极, 市场化意识不活跃。在计划经济时期, 湖北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重工业体系, 但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与东部经济发达省份比较起来, 湖北显得创业意识较为淡薄, 风险资本的匮乏和企业家精神不强。虽有很强的科技人力资本, 但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的许多技术创新往往只在内部循环, 各高校与研发机构纷纷自办企业, 技术难于迅速转向产业界, 导致湖北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难以形成合力, 要素彼此割裂, 发展的持续性差的局面。究其原因, 是风险资本与企业家人才供给的相对短缺所造成的结果[4]。于是, 湖北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迫切地需要有风险资本来衔接研究与产业化过程, 需要其提供成熟的财务与管理来推动高新技术企业的快速成长。

其次, 湖北的科研人员研发资金强度对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比较贡献ΔYC比山东、江苏和广东都要低。近年来, 湖北省制定了一系列支持自主创新的激励措施, 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科技投入的力度, 使得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但与东部发达省份比较起来, 湖北高新技术产业还处于成长初期, 自主创新力度不够, 研发资金和新产品的创新资金不足[5]。因此, 如何加大R&D资金和新产品开发资金的投入力度, 是湖北今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所面临的艰巨任务。

再次, 湖北的研发资金产出率对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比较贡献ΔYD也低于山东、江苏和广东三省, 与广东的差异尤为明显, 达到1186.1亿元。主要原因是湖北的高新技术产品的门类不多, 市场也不广, 尤其在出口方面与东部省份存在较大的差距。

3 结论与建议

本文构造了一个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绩效差异的因素贡献比较模型, 比较湖北与几个东部发达省份高新技术产业绩效差异的各项因素贡献, 得出了以下结论:

其一, 湖北的优势表现在具有较为丰富的科技人力资源, 使得科技人员的资本有机构成对高新技术产值的贡献占有优势。

其二, 湖北的劣势首先是高新技术产业的资产规模偏小, 其中的主要原因是风险资本与企业家人才供给的相对短缺;另一个劣势是研发资金的相对匮乏, 自主创新力度不够, 新产品的创新资金不足;还有一个劣势是研发资金的产出率偏低, 这是由于湖北高新技术产品的门类不多, 市场也不广, 尤其在出口方面与东部省份存在较大的差距。

针对上述湖北高新技术产业的一些劣势和不足, 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 湖北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规模不尽如人意, 当前特别需要有风险资本来衔接研究与产业化过程。应着力构建适宜于风险资本生存的多层次区域性金融市场, 力争将武汉市建成中部地区的金融中心, 以加速集聚风险资本, 尽快释放湖北巨大的研发潜力, 推动高新技术的产业化、规模化与品牌化运营水平。

第二, 政府应建立产、学、研的合作研发平台, 通过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 努力建成以企业为中心的技术创新体系, 提高企业的研发资金投入力度。湖北是科教大省, 基础研究在R&D投入中占有较高比重, 但企业的科研力量相对薄弱, 且力量较为分散, 尚未成为研发主体。因此要特别强调区域内官、产、学、研、金等多个领域的协调与合作, 构建高新技术的研发联盟体, 提高R&D资金和新产品开发资金的投入强度。

第三, 大力引进国外和省外高新技术产业, 整合湖北的高新技术产业, 提升企业规模和效益。在目前由于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需萎缩的形势下, 扩大内需已成为一种长期的战略。湖北地处中部, 有着广阔的内需市场腹地, 可利用其区位优势大力引进外资和省外资本, 整合高新技术的产业力量, 使其规模不断扩大, 提高竞争力, 拓宽产品市场。同时, 利用引入外资已有的销售渠道, 扩大湖北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出口规模, 提升高新技术产业的效益。

摘要:在分析影响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绩效差异的各种因素基础上, 构造一个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绩效差异的因素贡献比较模型, 比较湖北与东部发达省份的高新技术产业绩效差异的各项因素贡献, 找出其存在的优势和不足, 为湖北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高新技术产业,绩效差异,因素贡献

参考文献

[1]隋广军, 申明浩, 宋剑波.基于专利水平地区差异的高科技产业化问题研究[J].管理世界, 2005 (8) :90-91.

[2]李新春, 宋宇, 蒋年云.高科技创业的地区差异[J].中国社会科学, 2004 (3) :18-22.

[3]王斌会.地区科技创新成果比较的因素分析模型[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5 (3) :31-32.

[4]晏敬东, 谢颖.中部高新技术产业的风险投资融资模式研究[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2006 (10) :27-29.

东部较发达地区 篇7

关键词:农村金融需求,农村商业银行,商业保险

一、引言

农业、农民和农村始终是关系国民经济的重要问题, “三农”问题是我国解决贫富差距, 实现社会公平的关键。近年来, 国家高度重视农民的民生问题, 采取了多种措施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作为全国百强县之一的张家港也积极响应, 统筹城乡发展, 是张家港经济发展的鲜明特点之一。同时, 张家港市农村商业银行是全国首家由农村信用社改制组建的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 稳定发展农村经济, 然而随着城镇化的进展, 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农村商业银行的成立对满足农户金融需求又有多大的帮助呢。为了了解上述问题, 在2 0 0 8年寒假期间, 笔者对张家港市杨舍镇、凤凰镇、乐余镇等地进行了调查, 共发放1 1 5份问卷, 有效问卷9 5份。

二、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 总体资金需求不足, 储蓄多贷款少, 农村剩余资金流向城市。

(1) 农村金融需求主体结构发生变化。金融需求主体分为一般农户, 专业农户, 个体工商户和私人企业等三类。一般农户大多从事非农产业, 外出务工的收入为其主要来源, 这类人具有较多的资金结余, 很少具有资金需求。而专业农户年末基本收支相抵, 其更容易产生资金需求, 并且金额较大。至于个体工商户和私人企业, 其资金需求主要来源于生产周转, 数额较大。过去, 专业农户的比例较高, 随着新农村建设以及城镇化的发展, 一般农户和个体工商户等逐渐成为金融需求主体, 金融需求主体结构发生变化, 使得总体资金需求下降。 (2) 资金结余户多, 直接融资的交易成本低。金融机构存在的一个主要作用是联系资金需求者和资金供给者, 利用其规模优势降低交易成本。由于该地区农户的平均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资金盈余必然使得储蓄率提高。由于大部分家庭都具有储蓄, 因而发生资金困难时, 可以很方便的通过自我积累或从亲友处获取, 基本上不存在信息难以获取的情况, 并且这种借贷多是无息的, 即使有, 也会低于银行的贷款利息。这种直接融资行为, 绕开了金融中介, 导致了贷款需求的不足。

2. 农村商业银行的金融作用受限。

(1) 农村商业银行起步晚, 市场份额小。工资性收入是全市农户的主要收入, 大部分农户的薪酬都是直接存入工资卡中, 而这些工资卡一般都是由为企业开设基本账户的银行发行, 农户不会繁琐的将工资卡中资金提出再转存别家银行。而农村商业银行是由农村信用社改制而来, 老企业不可能愿意去农村信用社办理基本账户, 而新企业则倾向于向一些资金实力雄厚, 资历深的银行办理。农村商业银行与企业联系不紧密, 存款来源减少。 (2) 非正规融资渠道成为农户资金筹集的首选方式。本次调查显示, 农户在遇到资金困难时, 有76%的农户愿意选择向亲友借钱, 一般这种建立在比较亲近的关系上的借款是没有利息的, 很多农户都会选择“无偿帮工”或“若对方借款也对其不计利息”这两种方式代替付息。而愿意向私人放贷者借款的只有2%左右, 其他方式6%。而向农商行 (12%) 或农行 (4%) 借款的两者之和才达到1 6%, 远远低于非正规融资渠道的比例, 因而非正规融资渠道是农户筹资的首选方式。 (3) 商业保险覆盖率低, 远小于合作医疗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张家港市在农村推行合作医疗保险和农业保险都取得了一定成功, 然而农户对于商业保险的参与积极性不高。这首先是政府支持的问题, 由于农业保险是政府大力推行的, 并且在支付保费上给予了一定的补贴, 这些都能激励农户去购买该保险。其次是保险标的面临的风险不同, 由于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 且受气候突变影响大, 发生灾害的不确定性更大, 因此农户更愿意通过保险转移风险。而商业保险大都保的是人身、财产, 人们普遍认为发生事故的可能性低, 因而不愿购买。

三、优化农村金融市场的对策建议

1. 优化农村产业结构, 刺激农户消费需求, 促进农村资金回流。

由于储多贷少, 农村资金大量外流。政府要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充分利用农村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 引导农户从事专业化和商品化种植及养殖。同时积极鼓励农户自主创业, 积极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另外, 采取优惠政策刺激农户的消费需求, 鼓励消费贷款。

2. 农村商业银行要充分发挥专业优势, 积极与客户建立良好的关系。

农村商业银行在支持农村金融上没有能够发挥足够的作用, 主要是由于非正规融资渠道的存在和农户申请贷款有阻碍, 对此农村商业银行要提高自身的吸引力, 发挥非正规融资渠道所没有的专业优势, 同时完善金融服务, 丰富金融产品。例如, 可以提供理财产品、金融咨询等服务。在吸引农户贷款方面, 不仅要提供农村小额贷款, 还可以提供附加服务, 这样不仅可以随时掌握贷款的资金动向, 还可以帮助农户尽快回笼资金, 偿还贷款。

3. 将商业保险与农业保险相结合, 共同构建农村保障体系。

虽然调查地区的合作医疗保险和农业保险都取得了成果, 对农户的生产生活提供了保障, 但是“保险”不是“包险”。商业保险可以补充农业保险产品的投保范围和保险责任范围, 因此政府和保险公司可以将一般性商业保险——养老险、医疗险、教育险、财产险等与传统的农业保险相结合, 再将农村建房险、农用车辆险等针对农村特殊情况设立的险种纳入, 设计出多样的险种组合, 采取“以险养险”的方式, 构建新型农村保障体系。

参考文献

[1]李敏:以需求为导向构建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基于对浙江农村金融需求的调查[J].浙江金融, 2008, (1) :35~35

[2]肖光庆:对达州市农户金融需求的调查[J].西南金融, 2008, (3)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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