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启示（通用4篇）
生存启示 篇1
摘要：建国后, 国大党推行的土地改革政策的不彻底性、农村民生改善式微、社会公平缺失、贫困农民政治意识觉醒与利益诉求满足受阻以及党内腐败都与国大党沉浮关系密切。为此, 科学而审慎地处理土地问题、政策措施的制定充分考虑农民利益、正确处理发展经济与改善农村民生的关系、实现社会公平以及防治腐败不仅是对执政党执政能力的考验, 也是执政党巩固执政地位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国大党,印度农民,生存状况,执政合法性,执政地位
一问题的提出
毫无疑问, 国大党领导的民族独立运动不仅顺应了印度人民的意愿, 而且在日益高涨的民族独立运动中, 印度人民包括亿万农民也当然地站在了国大党的一边。自1947年《印度独立法案》 (也称《蒙巴顿法案》) 通过后, 尼赫鲁出任总理的5年自治领政府工作取得了显著业绩, 国大党在印度人民包括亿万印度农民心目中树立了极高的政治威望, 使印度国大党拥有了最初执政的合法性来源。毫无悬念, 尽管有70多个政党参加竞选, 国大党在1951年10月25日到1952年1月21日举行的首届人民院和邦立法院的选举中都取得了胜利, 成为了独立的主权共和国的执政党。然而, 从1952年5月13日共和国首届政府成立到2004年印度大选后国大党重返执政舞台, 国大党三度下野, 几度沉浮, 其中的原因值得从多方面加以研究。为什么当初的国大党风光无限, 其后却在执政道路上几经浮沉、风雨飘摇?国大党的政治进退与其农村政策究竟有何关联?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的关系究竟应当如何处理?执政党的反腐倡廉与执政合法性的关系怎样?印度国大党执政沉浮的命运历程对人们究竟有何值得借鉴的启示?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刻思考的问题。
印度与我国比邻而居, 两国不仅都是发展中国家, 而且也都是农业大国, 这些相似的国情令本文对国大党的研究颇具意义。本文仅以印度贫困农民的生存状况对国大党沉浮影响的维度作一探讨, 并试图对执政党认识和处理农民问题有所启发。
二追根溯源:印度贫困农民生存状况与国大党沉浮关系探析
作为执政之初在印度亿万民众中拥有极高的政治威望的政党, 印度国大党在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 历经沉浮并不是偶然的, 而是有其深刻的政治渊源和执政的内在逻辑的。
1. 国大党组阁之初推行的土地改革政策的不彻底性为农民的长期贫困埋下了隐患
众所周知, 印度是一个人口大国, 也是一个农业大国。时至今日, 印度农民人口仍占全国人口的近80%, 其中, 70%的人口长期生活在农村。对于一个农业国来说, 与农民问题密切相关的土地问题往往是执政党在农村施政方面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印度来说, 事实也正是如此。国大党在执政之初即开始实行土地改革, 然而, 这一政策的推行却很不彻底。国大党政府于1952年实行土地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宣布废除封建剥削的柴明达尔地主所有制;改革租佃制, 保障佃农租期, 佃农有权购买地主土地以及降低租率等;推行“土地最高限额法”, 规定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 超出限额的土地由政府征收, 然后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转卖给农民。然而, 印度的这一场由政府自上而下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 虽然历经30多年, 但是收效并不明显。除了在废除封建剥削的柴明达尔制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以外 (比如, 限制了部分封建特权, 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地主对土地的高度集中) , 由于遭遇了地主们的顽强抵抗, “这项法律的实施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全国农村原有的封建土地关系, 占全国农村人口约4.5%的地主和10%的富农仍然占据着农村75%的土地, 贫苦的农民和无地的农业工人占到农村人口的25%以上”
很显然, 对于一个刚刚获得民族独立、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来说, 因为对于土地的高度依附, 也由于土地改革政策实施的不彻底性, 这一制度性根源对生活在农村的包含小农、边际农和农村雇工阶层在内的印度广大社会贫弱阶层生活长时期内处于窘迫乃至悲惨境地产生了重大影响。执政党在解决农村土地问题上的缺陷为农村的持续贫困埋下了制度性根源, 也使执政党面临失去农民支持的隐忧。
2. 印度农村长期民生改善式微滋长了农民对国大党的失望情绪
仔细观察, 我们不难发现, 不仅国大党执政之初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调、印度经济发展整体上受阻, 而且, 印度农村长期民生改善式微。印度独立后, 国大党像许多刚刚执掌政权的政党一样, 励精图治、奋发图强。执政之初, 国大党政府即开始制定并实施国家发展计划。尼赫鲁政府组阁仅2个月后便开始连续实施两个五年计划。然而, 印度国大党执政之初实施的两个五年计划所采用的都是以加速工业化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尽管两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使印度的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但农村的情况却远非如此。与“二五”计划期间制造业年增长率为6.28%, 采矿业为6.96%, 能源和供水为12%的发展情况不同的是:“印度粮食供给的增长则显得相对不足。印度政府无法依靠国内粮食生产满足国内需求, 而不得不经常从外国主要是美国进口大量廉价粮食。印度年均粮食进口额一五计划期间为12亿卢比, 二五计划期间增加到16.1亿卢比”。这一局面造成的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 因为粮食短缺, 尼赫鲁政府不得不以挤占工业生产资金为代价, 花费巨额资金进口粮食, 从而严重地影响了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迟滞了印度工业化的进程;另一方面, 在印度劳动力大军中, 农民所占比重高达2/3, 由于农业发展缓慢, 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出路问题不能得到及时解决。这些剩余劳动力既无法在农业的缓慢发展中被吸收消化, 又不能在发展受阻的工业生产中被转化接纳。毫无疑问, 很难要求在一个建国不久、生产力落后的农业大国, 第三产业能发达到足以解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问题的程度。到“二五”计划完成时, 包括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在内, 印度有710万人口失业。
“三五”计划的执行同样不理想, 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印度国民收入年增长率大幅下降, 由4%下降到2.4%。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 入均收入年增长率由2.0%锐减至0.2%。失业人口有增无减, 高达960万人, 比之“二五”计划完成时的710万失业人口增长了35.2%。建国后的国大党在改善民生上任务艰巨可是作为有限。虽然, 多数刚刚取得民族独立的国家建国之初往往面临着类似的困难。但是, 问题在于, 在民生改善的事业上, 国大党长期疏于建树。时至今日, 不仅印度农村贫困人口的比例仍是世界上最大的, “按每人每天生活费1美元计算迄今仍有5亿以上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 而且关涉民生的社会建设严重滞后。资料显示:截至本世纪初, 在印度10亿人口中, 近1.5亿人住在贫民窟和棚户区;5亿多人用不上电;3亿多人没有安全用水;7亿多人没有卫生设施;1.3亿人享受不到医疗服务;4亿多人是文盲。不难想见, 社会事业尤其是农村社会事业长期发展缓慢, 民众生存所需的基本条件难以保证, 势必造成民众对执政党失望与不满情绪的日益滋长。
此后, 国大党在政策上虽历经调整, 在改善民生上也做出了一些努力, 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比如, 在农村反贫困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 绿色革命的开展也取得了解决人们吃饭问题的重大成功等等, 但却始终未见在印度农村问题上产生较大改变, 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缓慢, 民生改善式微并延续数年, 以致不能很好地解决农村问题成为了国大党一贯的执政软肋。这不仅意味着国大党执政伊始在国民经济发展策略上发生了偏差, 也开启了广大农民对执政党失望情绪滋长的肇端, 使执政党与贫苦农民之间的距离几度渐行渐远。关于这一点, 在1977年大选失利后, 英·甘地本人在总结失利的教训时, 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计划委员会为了快速增长而实行的某些计划激怒了农民”, 尽管这不是导致国大党竞选失利的唯一原因。
3. 社会公平缺失造成利益受损增强了贫困农民对国大党政策的不满
客观地说, 无论是出于竞选获胜的需要, 还是基于实现长期执政理想的驱使, 独立后的印度, 国大党不仅把“实现社会公平”始终作为政党竞选的口号与承诺,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积极的实践与探索。尽管有学者认为, 印度所建设的社会主义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classical Marxist) 所构想的社会主义, 但是, 独立伊始, 国大党尼赫鲁政府即确立了要建设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尼赫鲁在论及他的“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思想时, 明确提出:“从实际的观点出发, 在印度的确没有很多的东西供人分配, 因为我们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我们必须生产更多的财富, 然后平等地分配这些财富”。虽然, 我们从尼赫鲁的论述中发现他希望实现社会公平的思想并不困难, 然而, 作为社会公平缺失的一个重要表现和必然结果, 社会财富分配极端不公、贫富分化极为严重却是目前印度社会的真实写照。与印度广大民众对国大党实现社会公平的政治口号曾一度寄予厚望不同的是, 第一、二个五年计划执行的情况使印度的贫富差距不仅未能缩小, 反而有所扩大, 用作为总理的尼赫鲁自己的话说“计划的执行帮助了富人而没有使穷人得益。”随着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实施, 农业方面的情况不但未见好转, 反而更加糟糕。因为延续了前两个五年计划以加速工业化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 穷人仍然无法从土地改革和合作化中受益。事实上, 在国大党随后断续执政的全部历史时期, 印度社会收入差距不仅一如既往地存在而且持续扩大。
尽管国大党在1991年第十届人民院选举中重返执政舞台后, 拉奥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改革政策, 但是, 这些政策仍然只是有助于富人财富增长而无助于穷人生活改善。“国大党的经济改革政策, 往往是中产阶级和大企业家受益, 而广大下层群众的生活状况则没有实际性的改变。像拉·甘地执政时期就被有的企业家称为私营工商业发展的黄金时期。直到现在, 全印富人阶层约占总人口的10%, 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30%左右, 近50%的人口则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拉奥政府实施的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改革政策, 由于客观上未能兼顾好社会公平, 这使得民众缩小贫富差别、实现社会公平的希望再次破灭。“经过十几年的经济改革, 印度人民生活水平整体上有所提高, 但是人们的贫富分化程度并没有降低, 失业与赤贫者在印度城乡随处可见”。需要着重指出的是, 印度的贫富差别和社会不公几乎无处不在。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城乡之间, 也同时存在于城市和乡村社会的内部。“印度低于贫困线和营养不良的人口约有3.75亿, 占总人口的37%, 其中80%为农村贫民, 约为3亿。农民年收人不到城市居民的1/5, 并且八成以上要用于家庭开支。印度土地占有严重不均, 绿色革命的成果多为大中型农户据有, 无地少地的边际农、小农与占有土地较多的大中农之间的收人差距不断扩大。”政府为穷人谋福利的政治口号遭到了广泛质疑, 这对国大党执政公信力和政治威望的损害不言而喻。正如有研究所指出的:“该党在其执政期间制定的许多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和政策, 如实现社会公平和经济平等、实施土地改革以及充分就业和消除贫困等等, 实际上既没有真正实现, 也没能认真贯彻执行。几十年过去, 广大贫困民众的生活状况几乎没有得到改善, 这使国大党逐渐失去了人心和政治号召力。”自1996年到2004年, 国大党黯然告别执政舞台长达8年之久, 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4. 贫困农民政治意识觉醒与改善生活的利益诉求受阻对国大党执政沉浮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 与国大党数度沉浮不同的是, 占印度人口大多数的“社会贫弱阶层”一旦意识到法律所赋予他们的政治上的权利、实现了政治上的觉醒时, 其走向成熟直至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的步伐是坚定而不可阻挡的。学者郑永辉先生的研究显示,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 占印度人口大多数的“社会贫弱阶层”在政治上逐渐成熟并开始利用人数上的优势表达自己的主张和愿望。到1977年前后, 贫困团体中间已经激发出了一种“达到危险程度的政治觉悟”。而到了80年代, 选民在思想发生变化后, 政治结盟状况亦随之发生改变, 农村贫苦者把他们在人数上的优势转化成有效的政治力量。低种姓印度教徒和农村贫困者, 或者在其他政党首先是全国阵线——左冀阵线找到了自己的新家园, 或者干脆组成自己的政党。生活在农村的广大印度社会贫弱阶层政治上的觉醒和走向成熟的历程清晰可见。
广大贫困农民政治意识的觉醒和日渐成熟, 对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巩固与否无疑产生了直接而重大的影响。政治上的觉醒和日渐成熟往往不仅使民众对“面包与自由”的利益诉求立场更为鲜明、态度更加坚定, 而且这种利益诉求的表达也更为遒劲有力。公正地说, 关于这一点, 在实行政党竞选的政党政治的国家, 国大党对此的认识不可谓不清醒。事实上, 1971年和1977年的印度大选对生活在农村的印度社会贫弱阶层政治上的觉醒和走向成熟的力量作了最有说服力的注脚。在1971年的大选中, 大批农民由于直接参与了全国性政治进程, 更由于他们对国大党的选择直接帮助了允诺将实行激进经济改革政策从而能改善他们生存状况的英·甘地击败了她的政治对手们。具有鲜明对比意味的是, 在1977年第六届印度人民院的竞选中, 执政的国大党提出的口号是:“消除贫困, 减少贫富差别, 铲除非正义”, 强调实现社会公平。面对这个充满吸引力的竞选承诺, 尽管英·甘地为大选几乎走遍了全国, 也尽管她向民众反复保证:她作为一名“人民公仆”要献身给人民。然而, 一方面, 生存状况改善的长期滞后, “面包”的匮乏使印度民众包括广大的印度农民面对英·甘地的承诺没有为之所动;另一方面, 英·甘地为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而实行的专制和独裁对印度民众民主情感的伤害也是导致国大党在1977年印度大选中失利的一个重要因素。英·甘地上台后为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 “在政治方面, 英迪拉甚至采取了苏联模式的专权”。面对全国上下要求她下台的巨大压力, 她于1975年6月25日独自宣布实行紧急状态, 并在短时间内逮捕了10多万名持不同政见者。通过此举, 英·甘地虽暂时保住了自己的执政地位, 然而, 时隔不久, 在包括政治上已经觉醒和日渐成熟的广大贫困农民在内的印度民众面前, 英·甘地就不得不为她的独断专行付出了惨重代价。最终, 在政治意识觉醒和日渐成熟与生存状况改善滞后之间的反差面前, 在政治意识觉醒和日渐成熟与对自由压制的对比之中, 印度民众包括大批印度贫困农民毅然抛弃了国大党, 转而选择承诺能给人民“面包与自由”的人民党。不仅如此, 此后的事实也一再表明, 印度贫困农民政治意识的觉醒和日渐成熟, 他们对全国性政治进程的参与对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巩固与否始终产生着直接而重大的影响。
5. 国大党的腐败对贫困农民的伤害不可避免地动摇了自身执政合法性基础
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2004年以前处于执政地位的国大党, 不难发现, 国大党的腐败不仅由来已久而且长期未得到有效地治理。直到拉吉夫·甘地执政后方开始厉行反腐。然而, 面对持久而深重的党内腐败, 面对党内阻挠其改革与反腐败的强大压力和阻力, 终因积重难返, 拉吉夫·甘地最终在纯洁党的肌体的反腐败行动上收效甚微。
政治上的腐败给经济、社会造成的危害常常是灾难性的。党内腐败的蔓延直接损害了印度贫困农民的利益, 影响了他们生活改善的进程。仅以信贷为例。虽然, 独立后的印度政府积极支持、推动信贷业的发展, 事实上, 各种信贷机构也确实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然而, 贫困人口要想真正获得信贷支持仍然是十分困难的。除了贫困人口因为接受教育程度低从而缺少获取信贷的相关知识与经验以及银行为降低风险而对穷人的信贷附加十分苛刻的条件以外, 一些信贷机构效率低下, 官僚作风、贪污腐化现象的存在, 使70%最底层的贫弱阶层处于信贷的边缘。
腐败为害之深重, 除了极大地削弱了执政党的执政力量并最终必然造成执政党人亡政息的恶果以外, 整个社会包括农民阶层在内都要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在一个党内成员只关心个人升迁、以腐败为本领的政治生态下, 很难想象这些党员与官僚们会为了民众的生存与发展竭尽心力。随之而来的结果是, 民众对腐败的不满与痛恨与日俱增, 最终直接动摇了国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三他山之石:基于印度贫困农民生存状况与印度国大党沉浮关系的启示
印度贫困农民生存状况与国大党沉浮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 无疑给我们带来了有益的启示, 其提供的教训也值得我们反思与镜鉴。
1. 农业大国的执政党需要科学而审慎地处理土地问题
印度国大党在农村土地改革上的不彻底性造成的农村落后面貌改变缓慢、贫困农民生存状况堪忧等严重后果, 对自身政治命运的沉浮带来了直接的影响, 这一点给执政党的启迪无疑是深刻的。执政党尤其是农业大国的执政党在农村土地问题的处理上, 尤其是在涉及农民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等土地政策的顶层设计上需要耐心细致, 对制度建构应作尽可能的仔细权衡, 既应当充分考虑到促进生产发展的需要, 又应当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利益诉求。在实践中, 不论是农业生产的合作化、农村合作社的存在与运作, 也不论是土地制度的设计包括土地的流转以及有偿使用等等, 都需要充分考虑广大农民对自身利益的关切。
2. 执政党制定和推行的政策措施需要充分考虑农民的利益
不必讳言, 在政党存在并组织政府的国家, 在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下, 经济政策上对农民利益的漠视甚至伤害或者牺牲, 其背后如果不是受到执政能力的限制, 往往是执政理念的偏差。这不仅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全局, 也直接关系到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巩固与否。在一个农业大国尤其如此。就印度而言, 充分考虑农民利益的政党便会得到农民的拥护在西孟加拉邦得到了有力的诠释。与国大党几度沉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在西孟加拉邦一直致力于保护农民利益的印度共产党却取得了连续25年执政的良好业绩。因为, “我们的政策清晰而透明。我们要保护农民的利益, 同时我们要向工业化迈进。经济发展与人类文明的总趋势一直就是一个从农业到工业、从乡村到城市的发展过程。但是, 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中, 65%以上的人口都与农业紧密相联, 我们的措施一定要慎重。”这对于需要着重解决好“三农”问题的当下的中国依然具有很强的启发性。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差别等状况的改变, 无疑是我们所需要给予重大关注的方面。
3. 正确处理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的关系是执政党需要解决好的重大命题
分析印度国大党的执政纲领和竞选策略, 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无疑是贯穿于其中的一条主线。经济发展的的长期低迷显然是不得人心的, 国大党几度失去执政地位与此也都不无关联。而以印度人民党为首的全国民主联盟在1996年后的连续8年执政与此亦关系密切。然而, 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不必然带来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关于这一教训无论是在国大党身上还是在全国民主联盟身上都有体现。1991年国大党在大选中获胜, 拉奥政府加快了经济改革的步伐, 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 但在1996年大选中却被选民抛弃;印度人民党在执政期间取得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成绩, 但在2004年大选中却“意外下野”。因为, 尽管经济上的快速增长无疑令人鼓舞, 但“由于广大农村依然存在严重的贫困问题, 农村地区成了印度人民党在大选中失败的关键”。
诚然, “改变无地和少地农民生活贫困状况是印度政府多年来努力的目标”, 然而, 努力的成效和目标实现的程度却是农民阶层对执政党选择考量的一个重要标准。L·K·纳克维在一篇题为《昏暗的发着光的印度》的文章中说, “农村社会才是印度的真实写照。这个国家在科学、技术以及医药领域取得了令人惊叹的进步, 但农村社会还没有从中获益。农村社会是一个贫穷、野蛮及犯罪率高的社会。”毋庸赘言, 这势必会削弱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 动摇执政党的执政地位。
4. 执政党迫切需要提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执政能力
众所周知, 实现和维护公平正义是保证社会和谐的一个基本要素, 也是执政党巩固执政地位的内在要求。包括分配公平在内的社会公平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关键, 也是执政党能否巩固执政基础的重要条件。巨大的贫富差距不仅拉大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距离, 也在拉大执政党与底层民众的距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不合理的贫富差距有多大, 执政党与底层民众的距离可能就有多远。社会公平正义的长期缺失无疑会损害执政党的执政公信力和政治威望。国大党和人民党相继失去执政地位, 其中一个共同的原因都是因为民众关于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的预期无法实现, 从而抛弃了当时的执政党。政策的光辉需要照亮每一个角落, 这是对执政党的必然而迫切的要求。就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而言, 执政党能否制定和实施科学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考验的不仅是执政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决心, 也考验着执政党的执政能力。
5. 执政党必须正视贫困农民的政治力量
无论处于何种政治生态之下, 在民主政治不断发展的今天, 民众的政治觉醒都是不可避免的, 尤其是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因为多元化的利益诉求要得以表达和实现, 客观上需要民众的政治参与。换言之, 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民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动力机制。在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同时, 如何正确审视广大农民的政治力量, 畅通并有效回应和满足广大农民合理的利益诉求, 是考验执政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大问题。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2004年大选中印度人民党竞选失利, 从一个侧面对此作出了印证。沉寂八年之后的国大党能够重返执政舞台, “从某种意义上说, 是穷人的投票改变了大选前被看好的瓦杰帕伊政府的命运。因为国大党本身的得票数并没有显著增加, 这次印度人民党的席位流失正是左翼政党和其他政党所得席位大幅增多的原因”。
从大批“社会贫弱阶层”参与全国性的政治进程对印度国大党执政沉浮的影响中, 我们不难看出实现了政治上觉醒的贫困农民的巨大力量。“穷乡僻壤的农村听众对于公民自由、基本权利和司法独立等深奥难懂的辩论竟然作出了真正引人注目的反应”。因此, 不仅那些习见的认为民众素质低下而尚不具备有效地政治参与条件者应当慎言, 而且, 执政党必须正视农民的政治力量并积极回应农民的利益诉求。
6. 防治党内腐败是增强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客观要求
毋庸置疑, 对于执政党来说, 如果经济建设迟滞, 民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 必然面临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在整肃贪腐不力的政治大气候下, 权力不受制约, 其所到之处贪污腐败如影随形几成必然, 执政党同样面临执政合法性的削弱甚至丧失的危险。一个长期处于执政地位的政党, 如果缺乏对权力的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民众对执政党政治认同的下降, 动摇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如何防治党内腐败无疑是执政党必须面对的紧迫而重大的历史课题。事实上, 防治腐败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对于执政党自身以及执政党组阁或领导下的政府都是如此。“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 最大的困难在于使政府能管理好被统治者的同时, 还要使政府管理好自身。”就腐败的恶性后果所指涉的对象而言, 腐败危害之于农民也必然难以幸免。在腐败涉农、伤农屡见不鲜的情况下, 在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与约束、权力寻租存在巨大可能和空间的历史时期, 执政党不能不郑重地面对乃至不断审视这一重大问题。
四简短的结语
迄今为止, 国大党这一具有百年历史的老党、大党在执政的半个世纪中, 三度下野、几度沉浮, 与国大党改善印度亿万农民的生存状况不力密切相关。执政党要长期保持执政地位, 必须不断提高执政能力, 为政清廉, 实行全面协调的经济政策, 促进社会公平, 及时有效地回应农民的利益诉求, 切实关注和显著改善农民生活, 不使关注和改善民生、为民众服务的执政宗旨流于口号或仅仅成为政治宣言, 从而增强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生存启示 篇2
一位汽车行业的人士说，如果丰田都被美国人如此羞辱，我们中国的汽车就别指望着进入美国市场了。另一位插话说，这正是奥巴马想听的，他就是要敲山震虎，警告中国企业，别以为成为世界工厂就可以在全球畅通无阻，至少在美国人这里行不通。此话不无道理。奥巴马上任后即着手处理“三大”汽车问题。一年来，财务和业务重组基本搞定，现在该是为“三大”清理市场的时候了。未来，奥巴马会怎样对付中国的企业和产品呢？
针对廉价产品――反倾销。我曾专门请教轮胎行业的一位CEO，之前的“轮胎特保案”是咋回事。他告诉我：“美国的特保法案是有道理的，中国的确是在低价向美国倾销轮胎。中国政府的补贴并不是关键，关键是中国的轮胎企业都有房地产等业务来弥补轮胎主业的亏损。在国家贸易上看，这的确是不公平的。在轮胎的事情上，美国人是抓住了我们的把柄，在钢铁等其他行业，美国人也在寻找机会。你永远不要指望奥巴马会风度翩翩地收起这个管用的大棒。”
针对优质产品――安全“门”。此前，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也有“召回”的事情。比如2008年11月，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发布的召回通告中涉及中国产品的就有10起，其中50%是针对玩具。虽然此事在美国媒体上也被炒得沸沸扬扬，但毕竟，玩具的市场规模不大，有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出面也就差不多了，犯不着劳驾美国的大总统出面。既然产品质量和安全标准是美国人订的，自然就不是发展中国家所能轻易企及的。现在，美国人不是不报，而是时机未到。丰田的“前车之覆”，就是我们的“后车之鉴”。
生存启示 篇3
关键词：财富；幸福；生存论；启示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1-0068-03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人们创造了一个丰裕的财富世界。然而，令人困惑不解的是：虽然幸福离不开财富，为什么愈益增多的财富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的更大的幸福？这就是当下所热议的“幸福悖论”问题。“幸福悖论”反映了财富与幸福之间某种矛盾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全面地理解和把握财富范畴的真正内涵，从而检视财富与幸福之间的内在联系。换言之，研究财富与幸福之间的关系，实现“财福同进”，并不在于淡化财富对于幸福的重要意义，而在于正确理解财富，合理对待财富。
一、作为幸福手段的财富
财富是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的物质生存条件，是人的生命的外延扩展。缺乏基本的物质财富的依托，人的生命也就失去了维持生存所依赖的基本手段，无视财富无疑是无视生命自身的表现。一定数量和规模的财富是维持生存，获得幸福的重要手段之一。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代典籍《尚书·洪范》就把“富”作为“向用五福”之一。古希腊七贤之一的梭伦也认为，“中等财富”是“幸福应该具备的五个要素”之一[1]。明确把财富作为幸福手段之一且系统地展开阐述的当属亚里士多德的外在善论。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事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事物的多样性决定了目的也有很多种，如财富就是理财术的目的。然而，“在我们活动的目的中有的是因其自身之故而被当作目的的，我们以别的事物为目的都是为了它”[2]，这就是“最高的善”。幸福作为人类活动的最终目的自然属于这种“最高的善”，因为我们永远只是因它自身而从不因其他事物而选择它。虽然亚里士多德把幸福作为“最高的善”，但是他同时也认为幸福也需要“外在的善”作为补充。“幸福也显然需要外在的善。因为，没有那些外在的手段就不可能或很难做高尚[高贵]的事。许多高尚[高贵]的活动都需要有朋友、财富或权力这些手段”[3]。很显然，亚里士多德明确把财富作为实现幸福的必要手段之一，强调了作为“外在的善”的财富对于实现作为“最高的善”的幸福所具有的工具性价值。重视作为“外在的善”的财富对于幸福形成的重要意义实际上也就强调了幸福所需的物质条件。但是，亚里士多德始终将财富定位于“外在的善”，对于幸福来说，财富只能是从属善、手段善，并不是我们所寻求的最终目的。“财富显然不是我们在寻求的善。因为，它只是获得某种其他事物的有用的手段”[4]。因此，作为外在于幸福的财富对于幸福的影响是基础层次和工具价值上的，是有限的，不能将这种基础性和工具性意义提升到根本的决定性层面。
在财富与幸福的关系上，此后绝大多数的思想家基本上秉承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把财富视为获得幸福的手段之一，如西斯蒙第明确批评英国古典经济学根本不考虑人，而只注重财富无限制地增长，“似乎忘记了财富的增加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目的，而是使大家享福的手段”，责问英国虽然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却“为了物而忘记人”，“为了手段而牺牲目的”[5]。归纳起来，财富对于幸福的重要意义及其局限性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1）财富是实现幸福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2）幸福的主体感知性决定了财富对于幸福意义的相对性；（3）幸福的整体性要求决定了物化属性的财富的重大局限性。虽然思想家们从理论上澄清了财富与幸福之间的关系，明确了幸福的最大化并不是财富占有的最大化。然而，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困扰人们的“财福悖论”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从生存论视野正确理解和全面把握财富范畴的内涵。
二、财富生存论意蕴的遮蔽与解蔽
在财富与幸福的关系上，马克思首先同样充分肯定财富是获得幸福的手段之一。可以说，财富始终是马克思的解放叙事和幸福生成逻辑过程中的物质基础。然而，在资本逻辑占统治地位的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6]，财富的生产与创造已背离了人之幸福的根本目的。
现代社会较之于传统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财富在数量上的激增，其最直接的表现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7]最初的财富生产的目的只是单纯地为了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为了满足自身的各种物质需要，正如马克思所言：“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8]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步走向了自身的反面，“在资本-利润（或者，更恰当地说是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中，在这个表示价值和财富一般的各个组成部分同其各种源泉的联系的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风作怪”[9]。在这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里，工人“在他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10]。资本积累的绝对的普遍的规律就是最终导致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财富的不断积累；一个极端是贫困、奴役以及劳动折磨的积累，亦即痛苦和不幸的积累。由此可见，现代世界的财富生产彻底颠倒了目的和手段的关系，物化的社会关系产生了商品、货币和资本拜物教，使得人同物的关系发生了彻底的颠倒。资本主义财富生产的反幸福本质昭然若揭。
资本统治逻辑语境下的财富创造遮蔽了财富的“主体本质”和生存意义，在超越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和开创性地展拓财富概念体系的过程中，马克思抛弃“物的逻辑”演进进程中的单纯“对象形态”的理解范式，确立“人的逻辑”演进进程中的“主体存在”的理解范式，实现了社会财富的人性回归，揭示了财富的幸福内涵。
在马克思的视域中，财富首先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是靠自身的属性来满足人的需要的物，这种满足人的需要的属性即是物的使用价值，由此马克思指出：“不论财富的社会的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11]但是，马克思并未囿于财富的这种外在物质表象，而是透过现象，进一步揭示出“财富的本质就在于财富的主体存在”[12]。马克思以三个“财富不就是”的反问句来强调我们应该在超越资产阶级狭隘眼界的视野中径直把握财富的“主体存在”本质。“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13]？如前所述，“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是指将财富视为神秘的“物”加以盲目地崇拜，认为财富不是幸福的手段而是目的本身，可以操控和主宰人世的一切，完全抹煞了作为人的本质的劳动或者说“自主劳动”与“异化劳动”的区别。与此完全不同，“马克思从人与物的关系看待财富，重视的是人的主体地位，重视财富生产的历史过程，关注这种进程中人的存在状态，强调蕴藏在财富背后的人的价值追求，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视为创造财富的终极目的”[14]。当然，马克思并不是否认财富的重要性，而是直接明确了未来财富概念与现代财富概念之人学内涵的本质区别，强调分析财富生产与主体性的人及其发展的关系时，应该摆正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决不能本末倒置。而且随着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和社会生产日益表现为科学技术的运用，生产和物质财富的宏大基石将真正表现为“社会个人的发展”。因此，马克思才强调指出：（1）“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15]；（2）“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16]；（3）“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发展”[17]。尽管马克思的表述有所不同，但却表达基本相同的内涵，即“人本身”就是特殊的、最大的财富，是一种“创造财富的财富”。正是在财富创造的过程中，人的需要、才能等得到全面发展，人的能力得以增强，人的创造力得到极大的发挥，外部性物质财富转换为人的天性的财富，从而人在创造财富的劳动中不是感到不幸，而是感到幸福。随着对于财富之“主体存在”本质的完全揭示，马克思明确指出未来财富的尺度将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即“自由时间”。可以说，“自由时间”的多少是人的解放程度的标志，也是人的幸福实现程度的标志，当以“自由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成为事实时，人们将真正在闲暇时间中体验生活的乐趣，享受人生的幸福。
综上所述，马克思视野中的财富范畴绝不仅仅是作为客观的物的物质财富，而是具有丰富的主体性内涵和生存论意蕴的综合范畴，尤其是把对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至关重要的“自由时间”作为“财富本身”，马克思更是开创性地拓展了财富的概念体系。如果我们从这种视角来理解财富范畴，那么所谓的“幸福悖论”或者说“财福悖论”就不会产生。反之，这种财富越是得到发展，人们就会越幸福。由此可见，我们不能抽象地谈论财富与幸福的关系，而应该从生存论视野出发，在对财富具体的、合理的界定中把握财富的幸福内涵。
三、财富生存论意蕴的中国语境
市场的逻辑发展、技术的不断革新和改革的纵深推进催生了财富的巨大增长，随之而来的是人们财富观念的转变，财富欲望、财富力量、财富崇拜、财富梦想等关于财富的观念交织而成一个巨大的“财富幻象”，这是当代中国最为显著的变化之一。作为一种价值符号和财富象征的货币让无数人对其顶礼膜拜，从而形成了新时期的“货币拜物教”。人们常常把拥有货币（财富）的多寡看作是否幸福的标志，误解了幸福的本真内涵。在此语境下，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盛行。正如赵汀阳所言，“财富、技术和享乐的疯狂发展很可能是幸福的错误替代物，它们把人们的思想引向生活的细枝末节，而掩盖了最要命的根本问题，即人的幸福和人类的命运”[18]。宏观层面上，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成为党和政府的工作目标和执政理念，无论是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是积极倡导“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终极目的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因此，解决当前中国“财福悖论”问题，构建“幸福中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财富发展观，建构积极的、健康的生活方式。
第一，树立新的发展观。传统的发展观是一种“以物为本”的发展观，为了经济和社会财富的增长，不惜以牺牲人的幸福、生态和社会环境为代价，总体上表现为工具理性的膨胀和价值理性的失落。因此，必须从“以物为本”的发展观走向“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由传统的以“经济增长为本位”的发展价值观转变为现代的以“民生幸福为本位”的发展价值观，由注重GDP、GNP转向强调GHP（国民幸福总值），明确发展的最终目的不是物质财富的最大化，而是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民幸福的最大化。当然，强调“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并不是否认“物”的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不仅“患不均”，而且更“患寡”，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对于人之幸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当代中国，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是我国的主要矛盾，发展中的问题仍然需要用发展的手段来解决。
第二，树立新的财富观。马克思对于财富“主体性存在”本质的揭示表明财富的存在形式不仅仅是物质形式、精神形式存在的财富，而且更是指人自身的财富，换言之，财富不仅是指客体性的财富，更是指主体性的财富，也就是以人的能力为主要存在形式的财富，这是一种积极的财富观。构建“幸福中国”，必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把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和素质的全面提高即“社会个人的发展”作为最大的财富，作为财富创造的真正基础和活的源泉，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提升人的幸福程度[19]。
第三，树立新的消费观。消费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合理的需要，促进人的发展，即使到了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其中的“需”仍然是人的合理需求的满足。而在当代，满足合理需要的消费演变成“消费主义”，欲望、地位、声誉等消费所体现出来的符号象征意义代替了原先的商品使用价值的消费，“虚假的需求”的满足使人们普遍患上了“不幸中的欣快症”，从而背离了人的本真生存方向和幸福的真谛。构建“幸福中国”，必须克服“消费主义”的影响，引导人们适度消费，综合地满足人的合理的需要。
第四，树立新的闲暇观。马克思的闲暇观依赖于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即自由时间的多少。当然，以自由时间为基础的闲暇绝不是随意地消遣，更不是无所事事或者低级趣味的娱乐，而是“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20]。构建“幸福中国”，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尽可能地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创造出尽可能多的自由时间，同时引导大众树立科学的闲暇观，在自由时间里发展自身，享受生活的幸福。
这样一种宏观层面“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方式和微观层面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既是理想的，又是现实的；既是物质性的，又是精神性的，它所给人们带来的是一种幸福祥和的生活状态和生命存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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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启示 篇4
1 土家族摆手舞现代生存方式
1.1 节日庆典中的土家族摆手舞
节日的庆典活动是展示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大熔炉,是人们抒发情感的一个极佳场所,人们借助这一场所表达对以往生活的回忆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各民族各国家都有自己的节日,通过节日上的庆典活动,民族文化和精神得到普及、延续和发展,在促使全民族团结方面有重要的作用。不同民族开展传统节日文化活动时,总是以歌舞、传统体育相庆。土家族摆手舞是土家族节日活动最为活跃的一种庆祝表演。一方面它作为历史遗留下来的一种民俗文化,积淀于民族文化的根基中;另一方面它本身的表演魅力,让很多的观众对这一项目产生兴趣。过去土家族摆手舞是土家族人民庆祝丰收时的一种祭祀活动,后来逐渐演变为集健身、娱乐、观赏、表演、趣味为一体的一项体育活动。在湖北省恩施举办的民运会开幕式上都能看见摆手舞活跃的身影。
1.2 旅游经济中的土家族摆手舞
土家族竹竿舞历史悠久,发源于一种古老的祭祀活动,带有浓郁的原始宗教色彩。但是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如今的土家族摆手舞吸纳了许多新的元素,原本的宗教祭祀色彩被淡化,主题转变整合后融入了现代旅游体系。旅游是一项综合性的消费活动,它包括了食、住、行、游、购、乐,主要是满足人们在身体、精神和文化等方面的需求。旅游经济是指与人们旅游消费有关的各种经济活动,如休闲旅游、购物、文化娱乐等活动。现在许多的旅游胜地都会为游客增设很多娱乐活动,而土家族摆手舞的娱乐表演在很多旅游胜地是必不可少的。例如,在湘西土家族、恩施土家族、重庆酉阳等旅游地都有摆手舞的表演。一方面表演者的精彩表现让游客折服;另一方而,表演者和游客的互动不仅让游客的身心得到愉悦,还为游客一路旅行增添了色彩。摆手舞使游客有机会接触并了解土家族文化,让他们身临其境参与到这种跨文化交流的体验来,不仅增进了民族文化交流,还加强了各民族的团结。
1.3 学校体育中的土家族摆手舞
在当今,学校体育为了与终生体育、快乐体育接轨,教学内容从以往传统单一的竞技体育的技能教学向健身性、娱乐性、观赏性、趣味性的方向发展。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土家族摆手舞以其独特的魅力,在许多学校体育教学中蓬勃发展。在学校体育教学中的土家族摆手舞呈现出多元化功能。
(1)伦理文化教育功能。在学校开设土家族摆手舞,便于教师和学生互动教学,对于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有积极作用,对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缓解其他学科的学习压力也有很大帮助。此外,通过对摆手舞的教学使学生了解本民族的文化内涵,对培养学生“孝”的优良品质也具有显著的作用,摆手舞承载的祖先崇拜精神信仰对发扬土家人的优良文化传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社会文化功能。土家族摆手舞的表演性、娱乐性、趣味性、观赏性能丰富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它可作为校园节日庆典上的表演节目,也可作为闲暇时的健身项目。在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许多中小学校都把摆手舞作为校园科技文化节开闭幕式上的表演项目,规模宏大,彰显了土家文化的民族特色。
(3)健身娱乐功能。人们在欢快的土家族摆手舞活动中,沐浴民族文化的熏陶,享受体育与舞蹈的欢愉,感受人类生活的美好。这些活动不单使参与者感到其乐无穷,也给众多观者带来欢声笑语。土家族摆手舞是土家族最富有民族特色、最能反映少数民族个性气质的项目之一。随着土家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具有极大趣味性、表演性的摆手舞将成为土家族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它将给本地区人民的余暇生活带来更多的欢乐与幸福。从能量供应的方式看,土家族摆手舞属于有氧运动,通过摆手舞的练习,可消除体内和体表多余的脂肪,维持人体吸收与消耗的平衡,对塑造学生形体,提高学生的心肺功能都有很大的作用。
(4)文化传承功能。土家族摆手舞是该民族的一项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承载了土家先民优秀的、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在国家大力倡导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环境下,把土家族摆手舞开发为中小学体育校本课程对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学校是传输知识、培养人才的地方,在学校开设摆手舞课程,是对其进行继承和保护,同时又是对它的创造与发展。
1.4 全民健身中的土家族摆手舞
“全民健身计划”旨在增强群众体质,提高人民健康水平。随着全民健身运动的不断深入以及人们对自身保健的日益重视,人们开始有选择性地参加健身活动。由于经济水平的低下和场地设施的缺乏,许多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还未融入到全民健身活动之中。土家族摆手舞作为民族传统体育的典型项目,它的健身性也逐渐被人们发掘,一部分人开始把摆手舞引入到全民健身中来。摆手舞动作简单易学,难度不大,对专项身体素质要求不高,适合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体质的人群锻炼。同时,其对场地器材的要求也不是很高,一块空地便可实施。在运动中人们不仅可以健身、娱乐,还可以通过摆手舞的练习进行社交活动。土家族摆手舞不仅有很强烈的健身娱乐功能,它还有较强的趣味性、表演性穿插在运动之中,使锻炼者健在其身,乐在其心。
2 土家族摆手舞的现代生存方式对发展民族传统体育的启示
在民族传统体育受到极大挑战的当代,土家族摆手舞能够在诸多方面发挥其特有的作用,经受住了文化流动规律的自然选择与洗礼,能够很好的发展到今天,充分的说明土家摆手舞的独特魅力,从土家摆手舞的现代生存方式看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启示。
2.1 加强民族地区体育与健康校本课程的开发,将民族传统体育融入校本课程
学校是传授知识的地方,而中小学生是传承民族文化的生力军,虽然有很多中小学把土家族摆手舞作为校本课程在进行教学,但只注重了外在的形,没有对内在的神进行深入研究,缺乏对土家族摆手舞承载的文化内涵进行的传承,不便于土家摆手舞的长久流传,长此以往,自身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将逐渐淡化。所以教育主管部门应加强管理,重视体育校本课程的开发与研究,把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设置为校本课程。
2.2 挖掘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内涵,依托旅游资源,加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宣传力度
民族传统体育是我国各民族人民在各自不同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依靠自己的心灵智慧创造出来的、具有各民族特色的养生、健身和娱乐等体育活动的总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各民族体育文化的汇集体,是每个民族为适应本民族的特点而形成发展的,是涉及养生、健身、竞技、娱乐、趣味等方面的文化形态。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包含了丰富的人文精神和良好的伦理教育价值。这种文化是有继承性的,但是一种文化光有继承没有发展,这种文化就失去了活力。土家族摆手舞是民族传统体育的一种,它的文化被人们发掘整理到现在,已变成一种具有活力的、被人们接受的文化体系。体育借助电视、电脑、电子产品、新闻媒体传播相关信息,少数民族运动会自召开以来,得到各族人民乃至海内外人士的一致好评。所以我们应该看到文化宣传的影响,充分利用民族传统体育的特点,依托本地区旅游资源,加大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宣传力度。
2.3 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的市场化,推动民族传统体育的市场化进程
民族传统体育市场化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将其各项目的表演、竞赛、管理、经营纳入市场,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和市场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方法和手段,优化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资源配置,确保民族传统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当今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大众体育、娱乐、健身、体闲的发展需求与日俱增,这对推进民族传统体育的市场化进程是一个良好的契机。可以以俱乐部、旅游、节日活动等形式来提高它的社会地位,促进其项目的市场化。如摆手舞、黎族竹竿舞、舞龙、舞狮、武术等民族体育,在节日庆典、民俗旅游,或是娱乐健身的社区经常可见,它们就是通过市场化寻求自身更好地发展。
摘要：文章运用田野调查法、逻辑思辨法、文献资料等研究方法,对节日庆典、旅游经济、学校体育、全民健身中的土家族摆手舞的现代生存方式进行了深入分析,探讨文化流动规律下的土家族摆手舞的文化传播,从而为其它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关键词：土家族摆手舞,民族传统体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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