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悲剧（共4篇）
生存悲剧 篇1
新时期小说对人生存悲剧的描写最早见于反思文学,如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张一弓的《犯人李钟铜的故事》、《张铁匠的罗曼史》等,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生存悲剧归根结底是写政治,是批判极左路线所造成的灾难,而不是将生存作为所要表现的主题,但在作家们的反思与忆苦中已经为生存注入了深沉的悲剧性。而真正把人的生存作为主题给予关注的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所谓新写实小说。在方方、刘震云等作家笔下,普通人的生存本相中都蕴含着淡淡的悲剧意味。方方的《风景》中,除了二哥和七哥之外,家庭中的其余成员全都疲于应付生存现状的种种沉重与压力,他们自然地认可命运的安排,只在既定的境遇中实现着自己卑微的欲求,将生存本身作为他们的全部世界。二哥最渴望摆脱粗鄙的家庭生活,终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五哥、六哥在生意场上拼命周旋,而七哥自幼没有得到丝毫的家庭温暖,一直处于被父亲和兄弟姐妹肆意凌辱打骂的生存状态中,作品本身体现出的人物自在性恰恰是人之存在本身悲剧性的诠释。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中,生活过程的琐屑与作家运用的哲学观念相互渗透,共同营造了一个存在主义的生存氛围,尤其是作品中梦境的出现更是传达出一种荒诞意蕴——人生活于一种“一地鸡毛”般的现实世界之中。这一意象则隐喻了当代人的生存困境,体现了生存中的悲剧性。但真正可称得上生存悲剧的则是刘恒的《狗日的粮食》和《伏羲伏羲》,二者分别从食、性的角度写出了生存的残酷和生命的难以维系。“癭袋”因购粮证的丢失吞服苦杏仁而死,杨天青因性的压抑溺水而亡,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欲望被扼杀了,那他们生存的出路也只有一条,就是死亡,这又回归到了生存的终极问题。
生存的内涵是多方面的,除去物质的、本能的需要,还应有感情的、精神的追求。如果说新写实小说关注的多是人在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物质(粮食与房子)与本能的需求,那么新写实后的生存小说则比较全面地关注人的生存,从物质转向了精神。梁晓声的《学者之死》中,主人公吴谭是个名副其实的学者,他做的学问赢得学界的广泛好评,破格晋升为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的津贴。表面看来似乎不受生存的威胁,然而实际上他的生存压力很大,来自经济上的压力和精神上的迷惘使之怀疑自身存在的价值,最终因失去生存的勇气而走向死亡,以死获得了债务上的解脱与精神上的超脱。活着与生存是具有悲剧性的,只有死亡才是悲剧性的终结。作品以精神上的困惑与矛盾揭示出人生的苦难与价值求证的艰难。另外,作家们也开始从道义立场出发,关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关注那些被意识形态所忽略的生存苦难所鸣奏的一曲曲生存之歌。新生代作家同是生活于城市中,但他们对生存困境的关注和反映各有不同。如刘庆邦的矿工题材作品鲜明地反映了一个长期受忽视的群体的付出被喧嚣都市所淹没的生存血泪史,其中篇小说《卧底》写出了作为个体的矿工在严酷的资本剥削制度中生存的绝望。他们是这个时代的无名者,没有身份,也不被任何团体组织所认同、收留和保护,他们是被社会所抛弃的边缘人。当沦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后被非法“黑窑”骗去,为了生存他们忍受压榨和奴役而成为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纸灰》写出了背井离乡的外地人民子在京城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与思念之情难以释放的压抑与痛苦,他们思乡的悲情随着飞扬的纸灰与泪水一起飘落。
随着新时代快节奏生活方式的到来,人们变得越来越实际,理想和冲突被淡化,特别是青年群体呈现出浮躁、苍白、消解一切、否定一切、没有生活目标的精神心态,加之现实中环境及人际关系的复杂又使他们陷入尴尬而孤独的境地,他们的精神生存受到了威胁,因此他们需要一点刺激、一点浪漫。这些需要致使他们开始对平乏、单调、苍白的生活产生种种幻想,希望有一次浪漫的邂逅,希望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但却往往遭遇现实生存状态中的事与愿违。蔡智恒的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将一个发生在网络生活与现实之间的虚拟爱情写得凄楚动人,最终以女主人公的离世悲剧性地收场,而男主人公不得不又重跌回到冰冷的现实世界中继续忍受生存的痛楚。安妮宝贝的《告别薇安》、《八月未央》等作品则将青年群体隐隐的生存的孤独感、焦灼感与生命的无力感发挥到淋漓尽致。而以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孙睿的《草样年华》、何员外的《毕业那天我们一起失恋》等为代表的青春系列网络小说,则展现的是大学里或是已涉入社会的青年男女所遭遇到的爱情、友情和事业的徘徊等生存中的关键性问题,对于此问题的思索,80后作家意在告诉青年们:情感是生存的本源,把握身边的一切,积极面对每一天才是青年群体们真正的青春和希望;反叛物欲对人性的腐蚀,要用自己的努力去撑起人生的殿堂。悲剧蕴味被这些积极的、乐观的和富有活力的年轻色彩所冲淡了。
有人说,现在是商品时代,人们追求的是消费,是娱乐,悲剧的意义不大了。事实上,在任何时代悲剧都是不可替代的。悲剧不仅展示人们在生存中遭遇的不可抗拒的巨大灾难与困厄,且表现人们为了美好理想和崇高目的不向命运屈服,敢于同厄运与灾难抗争的善美人性和昂扬顽强的生命力,敢于面对人生拂去遮蔽本质的表象向人们显示生命的真理;悲剧同时也给予人们恐惧与怜悯之感,给予人心灵的震撼、精神的振奋以及对生存的深沉思索,从而让人悟出人的精神意志的丰盈和不可毁灭,进而产生审美快感,这也即是为什么我们读一部叙述生存的悲剧作品时能从其中深切地体会到平时在现实生活中很少体会到的活力。
当代生存悲剧作品是通过微小叙事给人提供了一幅富含悲剧性的生命图景,即个体生命的有限、苦难的深重、生存的挫折感、幸福的短暂和死亡的不可避免,体现了人生存中永恒的悲剧精神。它们着意告诉我们:有限的个体生命更为可贵,艰难的生存更有蕴味,短暂的幸福更需珍惜,不可避免的死亡中则蕴含了人生无尽的抗争精神和全部价值与意义。如同雅斯贝尔斯所认为,“悲剧能够惊人的透视所有实际存在和发生的人情物事;在它沉默的顶点,悲剧暗示并实现了人类最高的可能性,洞察和透视蕴含着一个潜在的哲学,因为他们给未来毫无意义的毁灭赋予了意味。”另外,这类悲剧作品所具有的悲剧意义是积极的,它是在让人看到世界的现状与生存的意义;是在让人领悟历史性的矛盾时唤起人内心的真实反应,让人在悲壮之中对人性大彻大悟;是在展示当代人所遭遇的物质上的痛苦与精神上的迷惘、焦虑、孤独;是在悲观绝望的外壳中表现人对自身生存和完整个性的热切渴望与无尽追求,及对他人的人性关怀,蕴含了当代崇高的性质。
摘要：人们经常说爱情是永恒的主题，其实比爱情更永恒的主题是生存。有生存就有苦难与死亡，有苦难与死亡便有超越与抗争，便有悲剧。因为死亡与苦难的必然性与人的生存“不朽”企图是一对永远不可协调的矛盾，而现实告诉我们往往是生存屈从了死亡与苦难，最终浸染上了悲剧意蕴，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则凸显了对生存悲剧的反观和省思。
关键词：生存悲剧,悲剧意蕴
参考文献
[1][德]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M]．第6页，亦春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
[2]邱紫华．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3]郭玉生．悲剧美学：历史考察与当代阐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4]张炯．新时期文学格局[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5]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
生存悲剧 篇2
关键词：生存悲剧 他者悲剧 妥协悲剧 循环悲剧
生，存活，存在，挣扎，失败，奕世绵延，在人类存在的前提下，永无休止，是为生存悲剧。人类被动地有了生命，即出生；然后要保证肉体的生命形式存在于这个世界，即存活；肉体存活之后，要实现肉体存在的某些精神价值，如尊严、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社会认可、个人价值实现等，即为存在。在社会大环境下，个体是否能够实现其价值，取决于很多因素，于是有某种抱负的个体要面对社会的各种压力、困境及偶然因素，处于灵与肉的挣扎之中。个人与社会的抗争绝大多数以个人的失败而告终，尤其是个人的愿望要求稍微脱离社会环境和生存需要时。这种个体的失败通常不是以几个个体案例的失败而告终，而是明知失败，明知绝对真理不可求，一代代的人还是继续同样的抗争、同样的失败，即为人类的生存悲剧。
所谓悲剧之悲，学界的共识为“suffering”（遭受苦难）。《欲望号街车》是一部典型的生存悲剧案例，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人类注定以牺牲某些个体为代价换取种族的强盛及人类的绵延，这是人类无法挣脱的厄运之网、注定经受的生存苦难。该剧体现生存悲剧三种类型：“他者”悲剧、妥协悲剧、循环悲剧。
一、“他者”悲剧
“笔者在本文中把他者定义为：一个独立主体对另一个独立主体的客体化、意向性建构。”{1}“‘意向性指在他者建构中体现了建构主体的意向，按照自我的主观意志、愿望和需要，把他者建构成自我的对立面或者自我的补充。客体化建构把他者置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地位。这种地位让他者丧失了自主权，在别人的话语中被还原为主体的一部分。”{2}“另一个独立主体就是由作为自我的主体建构起来的客体，即他者。作为他者，必然带有与自我不同的特性，这种与自我不同的特性就是他性（或他者性）。在西方传统文化中，‘他性一般是不受欢迎的，因而有必要将之还原为自我的同一，或者有必要去掉的。”{3}
他者是自我主体建构出来的，布兰奇试图把斯坦利生存竞争强者的特性还原为自我的同一，把他身上野蛮未开化的特性去掉。斯坦利则试图摧毁布兰奇身上生存竞争弱者的特性，并企图把她的文明优雅还原为同一或去掉。布兰奇和斯坦利互为对立面和补充，但当布兰奇走投无路闯入斯坦利的领地时，矛盾便发生了。第一幕结束时，初次见布兰奇的斯坦利直接质问她是否要住在他的家里，不欢迎的态度昭之若然，而布兰奇的回答则让读者或观众感觉她企图闯进别人的生存空间并要长久分割该空间，最后还要颠覆领主权力并取而代之。布兰奇以不速之客的入侵者身份出场，于是斯坦利与布兰奇争夺相同生存空间的斗争开始了。各自为生存而斗争，彼此销蚀，双方互搏，一败一胜。第十幕布兰奇被斯坦利强奸，象征一开始的角逐以布兰奇的失败而告终。二者彼此身上有对方的“他者”，即主体自我建构的自我对立面或补充。二者将不受欢迎的他性还原为主体的一部分或去掉时，不可避免地碰撞、摩擦，最后正面交锋，完成他性的还原或去掉，完成“他者”的悲剧。缺乏任何一方，《欲望号街车》不会如此精彩。
斯坦利想维护自己生存空间的领主地位，布兰奇也想成为这片生存空间的主导者，双方都想把对方打垮，成为胜利者。剧中第五幕布兰奇贬低斯坦利，形容他像个动物，并劝妹妹不要和这个“畜生”生活在一起；躲在暗处的斯坦利偷听到这些描述，他被激怒了，他开始调查取证布兰奇的灰暗过去，并决心击垮她伪装的高贵、优雅、纯洁。第七幕斯坦利彻底揭露了布兰奇不堪的过去和现在的伪装。布兰奇的优雅文明是斯坦利他者的对立面，既然不能将之还原为自我的同一，那么斯坦利索性将之彻底摧毁。斯坦利直接地宣布他就是这里的国王：“And I am the king around here， so dont forget it！”{4}相对而言，布兰奇则想成为该领地的女王，把妹妹从斯坦利身边拉走。斯坦利的生存强者特性是布兰奇想还原为自我的同一，只不过她以失败告终。自从布兰奇到来之后，妹妹史蒂拉对斯坦利的态度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影响着斯坦利的领主地位。史蒂拉对斯坦利发号施令，并把他的吃相贬低为猪的吃相，以致斯坦利掀翻桌子以示抗议，并告诫姐妹两人他才是这个家的主人。斯坦利意识到布兰奇的存在威胁到他的家、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他的生存空间、他的朋友，于是不遗余力摧毁布兰奇，维护自己的生存常态。另一方面，布兰奇想借密奇寻求一丝生存空间，有个安身立命之所。“I want to rest.”{5}布兰奇累了，企图借助伪装再度获取生存资本。实际上她的内心是想成为生存强者的，她想将斯坦利强者他性还原为自我的同一，可惜她失败了。因为密奇是斯坦利的朋友，斯坦利坚决维护自己生存领地范围内的一切人与物。
布兰奇疯癫之悲剧胜过死亡之悲剧。如果剧中布兰奇死掉，她至少结束了尘世的痛苦，这是一种悲剧，但不够震撼。她疯了，肉体活着，精神疯癫，行尸走肉的苦难是一种更深层次令人心痛的悲剧。悲剧之悲便体现在遭受苦难（suffering）。大多数人被动地有了生命，被置于一定的环境之中，生存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和诸多环境因素产生矛盾冲突，陷于困境。大多数困境不可逆转地将个体的人推向毁灭的深渊，而非直接的死亡。直截了当的死亡或许是种解脱，而为了活下去陷入回天无力的深渊，如布兰奇在不可抗拒的诸多环境因素及个性因素中走向毁灭，是未能适应生存竞争的范例。《欲望号街车》中布兰奇的悲剧不是她一个人完成的，另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是斯坦利。布兰奇和斯坦利互为“他者”，共同完成了悲剧的使命。
二、妥协悲剧
另一种悲剧是与现实的妥协。布兰奇的妹妹史蒂拉是生存竞争的幸存者。这种生存是以牺牲贵族家庭的传承，牺牲姐姐的生存来被成全的。个体的人在生存竞争中不可避免地牺牲这样或那样的东西以求得继续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这也是一种生存悲剧，即妥协的悲剧。史蒂拉与布兰奇互为“他者”。布兰奇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把他者史蒂拉建构成自我的对立面或者自我的补充。布兰奇武断地认为妹妹和斯坦利生活在一起不幸福，她要借助有钱人的帮助让姐妹俩脱离苦海，重新生活。布兰奇在他者建构中充分体现了建构主体的主观意向，而史蒂拉清醒地意识到布兰奇的幻想和不切实际，她势必去掉布兰奇身上这种与自我不同的他性。从史蒂拉的几次选择中，可以更好地体会这一点。
史蒂拉与布兰奇同样出身高贵，从小接收良好的教养和教育，本应该生活在上流社会的姐妹被命运和时代的洪流卷入社会底层。面对现实，姐妹俩做出不同的选择，获取不同的生存效应。妹妹史蒂拉颇为务实，懂得生存之道，结合文本，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关键的选择。当贵族家园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逐渐没落时，史蒂拉没有像布兰奇一样死守家园，死撑门面，而是毅然决然离家谋生。识时务者为俊杰，史蒂拉的选择是正确的。当姐妹俩在第一幕见面，布兰奇指责史蒂拉弃家出走未承担支撑庄园的责任时，史蒂拉抛出这样一句话：“The best I could do was make my own living， Blanche.”{6}史蒂拉认为她能做的就是自己谋求生存。史蒂拉应该是意识到庄园势必没落，时代潮流不可逆转，所以顺应时势放下贵族小姐架子，独立谋生。她在嫁给斯坦利后，满足现在的生活，并十分爱自己的丈夫。这是她做出的第二个关键选择。嫁给一个人意味着选择一种生活方式，斯坦利与史蒂拉姐妹学识教养和曾经的生存环境相差悬殊，史蒂拉做出巨大改变才能适应现在的生活，整部剧中她几乎没有抱怨。布兰奇反复挑唆和劝诱，史蒂拉不为所动。布兰奇认为史蒂拉和一个疯子结婚，并劝她离开斯坦利，摆脱这段婚姻，重新开始生活。面对布兰奇的说法，史蒂拉坚决否定，表明她生活得很好，没有需要摆脱的东西。史蒂拉看透了布兰奇的不切实际，务实地坚守自己拥有的生活，她的选择无疑是明智的。还有两处细节同样能体现史蒂拉的妥协与实际：一处是斯坦利酒后暴打怀孕的妻子，挨打的史蒂拉很快原谅斯坦利，继续过日子；另一处是楼上的男女主人打架，当得知尤尼斯没有叫警察，只是借酒浇愁时，史蒂拉认为喝酒比叫警察更务实，无论生活发生了什么，都得继续。通过对生活琐事的处理态度，可以看出史蒂拉懂生活，知道如何面对现实。当得知斯坦利强奸了布兰奇，布兰奇精神失常后，史蒂拉为了生存，抛弃亲情，将布兰奇送去精神病院。“I dont know if I did the right thing.”“I couldnt believe her story and go on living with Stanley.”{7}史蒂拉在姐姐和丈夫之间只能选择一个，她选择了丈夫。这是十分痛苦的选择，所以她自问两遍她到底做了什么。面对生存，血亲之拼，缘断脉裂。这一选择是残忍的妥协，却是能保守住自己生存的选择。该选择使得史蒂拉和斯坦利成为生存的胜利者，使得布兰奇彻底被毁灭，沦落灾难的深渊。因此，史蒂拉的生存是妥协悲剧。
三、循环悲剧
剧末，一个新的婴儿出生，新生儿也是“他者”，建构预示了未来。他者无处不在，新的生命在某种程度上代表新生，然亦可代表这种悲剧在下一代和世世代代后人身上的延续。只要有人类，只要人要生存，生存悲剧便不可避免。人类生存困境下陷于灵与肉无法解脱的矛盾冲突，并在这个世界上无限延续，才是真正的悲剧和灾难，而且这种无可解的矛盾冲突以若干个体成为牺牲品，人类似乎永远无法逃避灵与肉的噩梦与灾难。布兰奇只是人类无限延长的悲剧中一个不起眼的象征符号和牺牲品。历史循环往复就是一种悲剧。新生儿的诞生本应该是一件好事，可是当斯坦利告诉布兰奇史蒂拉怀孕要生孩子时，随之响起的却不是欢快的音乐。“The ‘blue piano sounds louder.”{8}新的生命预示悲剧的开始，布兰奇的毁灭伴随婴儿的孕育到出生。同样，斯坦利予以布兰奇最致命一击的强奸戏正发生在婴儿出生前夜。布兰奇的毁灭与新生命的诞生为同一过程。布兰奇的悲惨命运与这个婴儿的孕育到出生如影随形，布兰奇无疑是这场生存角逐中的失败者，然而有人的地方就要有生存，当这个婴儿长大，也要面对生存，竞争不可避免。这个孩子的出生预示着世世代代的生，昭示希望；生之后，便是存活，无论如何，惨烈或平淡，竞争总归会存在。
“Otherness may also represent the potential for social and cultural replenishment and renewal.”{9}他者的存在，促动社会和文化的变化、延续和更新。很多人评论《欲望号街车》这部悲剧为：野蛮强奸了优雅文明。斯坦利代表野蛮势力，布兰奇代表优雅文明。斯坦利与布兰奇互为“他者”。笔者认为，斯坦利羡慕和嫉妒布兰奇高贵的出身及良好的教养。斯坦利的身世和生活工作的时代环境使得他无法拥有“文明优雅”。按照“他者”理论，既然不能将“他性”还原为自我的同一，那么“他性”必定要被去掉。斯坦利摧毁优雅文明，不意味着以他为代表的生存竞争胜利者不需要优雅文明。获得生存胜利后，一个群体或社会势必要重建“优雅”之礼仪、文化，乃至文明。纵观历史，社会更迭便在毁灭与重建之间发展着。“他者”因素重新建构的文明是一种进步，该进步会在未来无数“他者”的促进下再次击毁，重新建构。每一次的“他者”建构过程，与《欲望号街车》之婴儿诞生和布兰奇疯癫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者”的存在，必然促动某种变化，“他者”建构悲剧之生命，建构生存悲剧之循环。
①②③ 祝远德：《他者的呼唤——康拉德小说他者建构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第15页，第13页。
④⑤⑥⑦⑧ Tennessee Williams. A Streetcar Named Desire. In： Plays 1937-1955. ed. Mel Gussow and Kenneth Holditch.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2000：537，517，478，556，491.
⑨ Representation of the Other： Theory and Practice， ed. Chengzhou He， In Collaboration with Pof. Joachim Gentz of Edinburgh and Dr. Irmy Schweiger of Goettingen， Universitatsdrucke： Universitatsverlag Cottingen， 2009，Volume I：14.
参考文献：
[1] 杨慎生主编.“优秀电影文学视听系列丛书”之欲望号街车[M].冯永红译.黄兰林注.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作 者：高艳宇、管彦波、丁伟，硕士，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生存悲剧 篇3
在《聊斋志异》中, 蒲松龄塑造了一系列美好的女性形象, 她们或热情善良、笃于友情, 或有胆有识、有勇有谋, 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些女性形象中, 最为出色的是婴宁。她是美的象征, 有着理想当中的美貌和理想当中美好纯真的心灵, 是大多数人心中理想女性的代表。
1.理想当中的美貌
冰心曾经说过:如果没有女人, 这个世界上将缺少百分之五十的真, 百分之六十的善, 百分之七十的美。女性是美的象征, 理想女性的特征首先就是要美。而婴宁的美貌是有目共睹的。作者对她的外貌并没有过多具体的描绘, 而是独具匠心地用了“拈梅花一枝, 容华绝代, 笑容可掬”13个字进行艺术化的勾勒。精练的描写中, 婴宁带给人的是一种扑面而来的自然美的气息, 表现出的是一种超凡脱俗的美。
此外, “痴憨”相衬, 众星捧月, 通过王子服的巧遇、思念、寻找等细节, 从侧面描写, 衬托出婴宁的沉鱼落雁、钩人心魄的美貌, 使人感到呼之欲出。
总之, 婴宁身上承载着理想女性的首要特征:美貌。
2.理想当中的心灵
辨识人物的一般顺序都是先识其外貌, 再洞达其心灵, 由容貌而及品性。在婴宁美貌覆盖之下的是一颗对女性理想审美的心灵。这一心灵体现在她美好、自然、纯真的性格上。当然, 这样的心灵, 主要体现在她对花和对笑的态度上。
笑不能止的婴宁, 还未受世俗环境的侵染, 因而表现出天然、纯洁的天性, 她的笑更是与众不同, 世俗女子讲究笑不露齿, 将喜怒哀乐完全掩饰起来, 而婴宁则时时笑, 笑得自然而美丽, 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婴宁就是这么一个将喜怒形于色的人, 她是一个真人, 一个毫无掩饰的自然真率的人。
爱花成痴的婴宁, 无论在哪里, 哪里就是花的世界, 她爱花, 这象征着她的心灵美。作者把她置于花的海洋, 在花的世界中所养成的爱花性情, 如花的品格, 这就揭示出了女主人公之所以具有憨直无邪、活泼开朗的天性。
二、婴宁:从理想走向现实
婴宁最终由理想走向了现实。最直接的表现, 就是她从最初的爱笑到最终的不复笑。
在与王子服刚开始交往的过程中, 婴宁的语言是坦率而不矫情, 笑是自然而纯真, 情感是朴素而美好。这里, 从人间外带来的真情, 笑在其外, 却动在其内。她对人间这一系列的应酬交接、清规戒律感到很新奇, 而原有的天真乐观、憨直无邪的性格也在笑声中得到鲜明的表现。这是生活在自己理想生存状态当中的婴宁。
婴宁的“不复笑”, 就是对这种世俗环境的无言抵制和反抗, 或者说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无奈的屈从。屈从也就预示着婴宁终将从理想的女性生存方式当中走出来, 走入一个用各种繁琐的制度和复杂的人心编织起来的现实世界, 即使她的内心还是像原来的, 但她的行为已经发生着改变。
她开始学做现实的人妇、人媳、人母。“对生零涕”。她像很多现实的女人一样, 开始学会用眼泪而不是笑声来打动自己的夫婿, 博得同情以求得“母父合厝之”的帮助。直到“由是岁值寒食, 夫妇登秦墓, 拜扫无缺。女逾年生一子, 在怀抱中, 不畏生人, 见人辄笑, 亦大有母风云。”一个理想女性的形象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线,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严肃, 谨慎, 屈从了现实的女性。
三、婴宁形象预示着女性生存方式由理想走向现实的悲剧成长过程, 蕴涵着深刻的社会意义
婴宁的转变过程, 其实就是女性生存方式由理想走向现实的悲剧成长过程。从某一个层面, 说明了女性由理想走向现实的成长的一种必然性。另一方面, 婴宁“笑”的丧失, 其实就是她自然天性得不到伸展的结果, 这种纯真的“笑”的丧失, 使人们为美好的理想的事物被毁灭而伤感和痛惜。这又带有一定的悲剧色彩。
1.必然性
典型的性格是在典型环境中形成的, 所谓的环境就是那种形成人物性格, “并促使她们行动”的客观条件, 环境包括人物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婴宁性格的形成和转变既有自然环境因素又有社会环境因素。
特殊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婴宁理想的人格和生存方式, 那么, 当她所生存的环境从“乱山合沓, 空翠爽肌, 寂无人行, 止有鸟道。遥望谷底丛花乱树中, 隐隐有小里落”回归到充满了尔虞我诈, 封建礼教对人的压抑, 使人的天性已被扭曲的世俗社会中。婴宁的笑声所到之处皆合欢忘忧, “然而这只是从那个没有人间污秽的环境中移植来的笑, 在一段不太长的时间里所起的作用罢了。黑暗的现实, 邪恶的势力和世俗顽固的偏见, 交织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力图改造它, 扭曲它”。就这样一个嬉不知愁的天真女子, 入世后受到了摧残, 她的爱笑, 造成了对西邻浪荡报复性的恶作剧, 被其父诉至公堂时, 才严容正色, 始不复笑。婴宁从最初时的爱笑到最后的“不复笑”, 这一转变正好是她从原来生活的自然状态转入世俗社会后所形成的必然结果。
而这种必然性不仅仅存在于婴宁的时代, 蒲老的时代, 也存在于现今的时代。“用女人自身的女性意识来解释女人, 并不比用‘雌性’来形容她更令人满意。因为她本身就处于社会的大环境中 (她就是男性社会中的一员) , 而且被灌输了从心理内部展开的意识—如情结, 倾向, 等等。”在此, 西蒙·波伏娃也以女性作为第二性的特征说明了这种成长的必然。也就是说, 女人作为男性之后的第二性, 她很难按照自己的理想模式去生存, 在各种环境和意识的干扰之下, 她只有成长为一个合乎现实规范的女性才能真正地生存下去并且被大众接受。
2.悲剧性
“婴宁”之名取自于《庄子》, 庄子所谓的“撄宁”是指一种得失成败都不动心的精神境界, 蒲松龄在一首诗里这样写道“闭户尘嚣息, 襟怀自不撄。”用的就是这个意思。婴宁是蒲松龄理想中的女性, 她天真烂漫, 全身透着自然气息, 想说就说, 想笑就笑, 生于自然长于自然。这样一个人物, 应是不受任何礼俗的约束。然而当她进入世俗以后, 由于封建礼教的压抑和摧残, 那源自心底象征自由、自然的笑声最终无法保全。笑声的消失,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种深刻的悲剧性。这不仅是婴宁自身的一种切肤之痛的转变悲剧, 也是女性理想生存方式的一种幻灭。
“女人同样希冀给自己建立一个幸福的巢穴。渴望按自己的意识来支配自己的生存方式, 她仍然被男性世界支配和包围。”“当女人所受的无边无际的禁锢消失的时刻, 当她可以自己并通过自己去生活的时侯, 她也能成为诗人!她将遇到陌生的、深奥的、排斥的、使人快乐的事物!”也许, 只有真正做到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地避免女性从理想走向现实的悲剧性。
摘要：婴宁是《聊斋志异》中的精彩篇章《婴宁》的主人公。她天真烂漫, 爽朗喜笑, 憨态可掬。这一人物真切地寄寓了大多数人对女性的审美理想。然而, 这个众人眼中爱花成痴, 爱笑若狂的理想女性最终变成了一个屈从现实的“矢不复笑”的人母、人妇和人媳。婴宁形象预示着女性生存方式由理想走向现实的成长过程, 蕴涵着深刻的社会意义。
关键词：婴宁,女性,生存方式
参考文献
[1]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2]薄子涛.聊斋志异艺术谈[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7.
生存悲剧 篇4
《日光流年》中写到三姓村位于耙耧山脉的深处,在当地县地图与县志上都难以找到关于该村的信息,这是作者阎连科的虚构,是中国古老农村的缩影。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苦难总是伴随着农业社会的始终,抵御自然风险的脆弱性与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使农业文明在苟延残喘中得以延续。当然了,这种二重性,也将古老的农业文明推入了“抢救”与“无救”博弈的漩涡。
生存是一切生命形式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对生存权利的争取是一切生命的自觉。在小说中,近百年来,三姓村的村民的寿命在不断地减损,终于到了因为“喉堵病”所有人都活不过40岁的坎儿,怎样去活过40岁便是摆在全村人面前最尖刻的事实。三姓村人从来没有木然地去服从命运的安排,而是对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小说中的第一任村长是杜桑,他凭着对《黄帝内经》的些许了解,鼓励村里人大胆地生育,不断的生育和更新换代,让村里的新生人口数量超过死亡人口数量,以保证村里人丁兴旺。他倾尽所有也未能实现这个愿望,自己也死于“喉堵病”;第二任村长是司马蓝的父亲司马笑笑,他认为吃油菜能治好村里人的“喉堵病”,所以鼓励村里人大面积种植油菜,即使在蝗灾和饥荒肆虐的时期,他也带领村里人艰难而顽强地保护着油菜苗的成长,然而种油菜并未能使村里人活过40岁,村里人反而在饥荒中丧尽天良地抛弃幼子;第三任村长是蓝百岁,他认为村里人活不过40岁,问题出土壤上,就带领村人没日没夜地翻土,甚至为了求公社卢主任留下外村无偿劳力为三姓村翻土,卑躬屈膝地将闺女蓝四十送给他蹂躏,结果村里因病而死的人有增无减;第四任村长司马蓝,认为只要修渠引来灵隐水,村人喝了灵隐水就能治好“喉堵病”。于是他率村里人奔波劳碌,进行了旷日持久、代价惨重的修渠大计,可通渠之日引来的不是清澈的灵隐水,而是被现代工业污染得惨不忍睹的脏水,司马蓝在劳累中死去,三姓村陷入了绝望。
三姓村人对生是有着极大的渴望的,它是一切生命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司马蓝的话说:“活着该有多好呀,能吃能喝,能穿衣,能睡觉,手能摸,眼能看,耳能听,嘴能说,可是死了呢?人死了还能干啥儿,还能说话吗?还能做事吗?还能冬天到门口晒日头,夏天到梁上吹西风吗?……世上千好万好的事,还有啥儿比活着更好呢?更为实在呢?”因此,活过40岁这一在外人看来低得不能再低的诉求,变成了村里人生命的终极目标。三姓村人对自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抢救”,依靠肉身与血汗,屡败屡战,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原力,可歌可泣。可是这种“抢救”是徒劳的,在封闭落后的三姓村,人们难以了解,也没有人要执意去了解事情的真相,有目标而无途径,因而与求生之道渐行渐远。村里的死人不减反增,这既有“喉堵病”的“自然选择”,也有“抢救”行为本身的消耗,他们找不到出路,这种“以命救命”的游戏,最终将他们逼入“无救”的深渊。余秋雨说:“拼命抢救于无救是世间最大的悲剧”。三姓村人正是在这种“抢救”于“无救”的博弈中,将生命的绝望和悲剧意味彰显得淋漓尽致。
生命存在感的获得需要外物的参照,也需要复杂活动给生命注入张力。然而不幸的是,三姓村人这二者都不具备。三姓村在古老偏僻的耙耧山脉里,村里人不知道外界是什么样的,它位于三县交界之处,没有任何确切的行政归属,像被世界遗弃了一般;村里人不知道外界发生着怎样的变化,对当时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革”一无所知,也不知道从活到七老八十的先人到活不过40岁的当下,其间发生了什么———总之,三姓村缺少外物的参照,时空概念完全模糊,生命轻盈得如同孤魂野鬼。三姓村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在重复做一件事:怎样活过40岁,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疲于奔命。他们的生命是单调苍白的,没有更多复杂的生命活动,也无法完成对生命的超越,生命最终归于无意义。
二.生存至上的信条所导致的道德伦理的沦丧
生存就是生命的存在及其形式,当人类从低等生物中脱离出来,成为有意识的高等生物之后,生存便成为人类生命活动的第一要义。“处理生存问题,如何实现生存问题,人类由此创造了价值系统,用价值系统来指导生存是人类主动实现生存的独特品格”,道德伦理便是这种价值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让人类明白自身为什么存在和怎样存在。需要说明的是,提到道德伦理,我们应该摒除脑海中那种为历代统治者所操纵的、虚伪的道德伦理观念,道德伦理本身是理性思考的结晶,是生命的自觉,只是操纵道德伦理的过程中产生了虚伪。
《日光流年》里,三姓村人时刻都表现出一种病态的癫狂,为了能够活过40岁,都,狠招绝招用尽。先是村长杜桑为了保证村里人丁兴旺,鼓励大肆生育,妇女完全就沦为生育的机器。司马叶刚坐完月子就被男人绑在床上强奸了;司马笑笑的媳妇难产而死;大冷天的,孕妇们挺着肚子去河边浣洗衣服……在生存信念的倒逼下,人异化为物,变成披着文明外衣的困兽,道德伦理的丧失便是人的社会性的减退,人在退化。蓝百岁为了让卢主任留在村里,继续带领公社成员给三姓村翻地,不惜将如花似玉的女儿蓝四十送卢主任蹂躏。司马蓝也是一声不吭地任由自己的未婚妻被送进狼口,还打着要和她成婚的幌子加以变相地怂恿。更可悲的是蓝四十自己也心甘情愿前往,并且还去开导悲愤交加的母亲。这种“为公捐躯”的“伟大”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动而没有人格意识的“英雄”,和一群背弃父女伦理、夫妻伦理的低等生物,一个道德伦理淡薄的人在成全一群背弃道德伦理的人。在饥荒岁月,三姓村人更是做出了抛弃幼子的恶行,以幼子为诱饵去捕捉村人用以活命的乌鸦,用鲜活的生命来做诱饵的大胆让人不战而栗,生存让他们没有任何羞耻感和敬畏感,甚至连起码的人伦底线也不顾。我们在看到三姓村人为生存作出可歌可泣的牺牲时候,应该保持警醒,不要同情心泛滥,这种选择生存的方式并不正常,这种生存哲学太阴暗,丝毫不能让我们把他们当做高等文明生物来看待。试想,在一百多年以前,那时三姓村人大多能活到七八十岁,他们决然不会做出抛弃妻子的恶行来。
阿尔贝特·史怀哲曾说过:“只有当人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他才是伦理的”。在三姓村我们看不到任何生命的神圣感,只看生命的剥夺与被剥夺,只看到生命低层次的、没有任何尊严可言的苟活。没有其他人来眷顾他们,他们自己也没有敬畏生命的意识,他们是世间最无助可怜的孤儿。
三.生存重压下的集体无意识
所谓集体无意识,就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无数同类经验在某一种族全体成员心理上的沉淀物,它的深层影响对一个族群生存和发展是不言而喻的,它之所以能代代相传,正因为有着相应的社会结构作为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支柱。在三姓村,这种社会结构就是传统的集权体制,它主要表现为集体对个体的剥夺和抹杀,对权力的屈服和膜拜,而贯穿其间的就是强烈的生存意志。
1.集体对个体的剥夺和抹杀
在中国传统集权体制下,一切个体都是无条件地服从于集体的,这是因为农业社会早期个体生命力量薄弱,需要抱团取暖,获得集体的支持,才能抵抗强悍的自然界,这种集体意识慢慢渗透到早期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然而,当人类抵御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进一步增强的时候,这种契约关系并没有解体,反而进一步强化,成为统治者的统治策略,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因袭。个体只有将自身投放到集体中,他的身份才能明晰,他的价值才能实现。任何脱离集体的个人都会被认为是“异端”,会遭到集体疯狂的捕杀。
在小说中,三姓村人是生活在集体之中的,每个人有自己家族姓氏归属,三个姓氏的村民又共同归属于三姓村这个大的集体。显然的,小集体的吸附力是要小于大集体的吸附力的,司马姓、蓝姓、杜姓的家族观念就没有三姓村村集体的观念强。全村人为了实现活过40岁这一终极目标,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与牺牲:为了保证村里的人口数量,村里的妇女异化为生育的工具;为了使油菜存活下来,在蝗虫满天飞的灾年,全村人没日没夜地守在田边地头;为了使公社外村劳动力留在村里翻地,全村人战战兢兢地侍奉着他们;为了获得修渠所需的物力支持,村里的青壮男子去卖腿皮,妇女去卖淫…...他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不论是自愿还是被迫,所作贡献或小或大,在解释自己行为的时候都会异口同声地说“为了三姓村”。从渺小指向崇高的话语技巧,瞬间实现了个体身份的转变———即从肉体的“小我”变成精神的“大我”,“我”就代表了这个集体的利益,因而听者也瞬间肃然起敬,多少事先想好的回击的话语都烟消云散。杜桩为了娶媳妇,为了修渠,去城里卖腿皮,最后因纠纷上吊自杀了。在他尸体被运回村里的时候,他的寡妇母亲哭得死去活来,村里人安慰她,杜桩是为了村里人能够过去40岁而死的,等灵隐渠修通了,村里人都能活过40岁了。他母亲顿时停住了哭声,村里人也在长寿的憧憬中忘了杜桩死去的悲痛,仿佛死掉一个“他人”,真的能让三姓村人延寿几岁。
村里人对生死的迥异态度也能说明集体对个体的抹杀。不得不承认,三姓村人对生是有着极度的渴望的,为生而生,为生而死。为了修通灵隐渠,好多青壮劳力累死在工地上,村里男子小小年纪便忍着剧痛去教火院卖腿皮,无异于饮鸩止渴。而一旦村里人死了,就草草埋掉,有副好点的棺材就心满意足,甚至不需要亲人的多少眼泪。这种生死异同的态度耐人寻味,这是因为在三姓村里,人活着的时候属于集体,死了就回归到个人。活着的时候要为集体出力,要为大众谋幸福,对于集体来说还有利用价值,还有应尽的“义务”;而人一旦死掉,对于集体也就没什么用处了,都是在为集体减轻负担,所有的“节哀顺变”背后都是无耻的窃喜,人只有死后才是自己的!
2.对权力的屈服和膜拜
权力崇拜的原型可以追溯到人类早期的祖先崇拜,在早期人类对自然界和自身认识不清的情况下,经验对于人的生存至关重要,因而祖先以更多的经验受到后代的崇拜,这种经验崇拜发展到后来就成了对武力之下的权力的崇拜。在社会稳定时期,权力的获得就基于权力影响力横向和纵向的辐射以及大众对权力运行机制的接受。
在小说里,三姓村人对权力的屈服和膜拜是非常浓厚的。村长是宗法制农村的代言人,在村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第一任村长杜桑到第四任村长司马蓝,无论是性格刚硬的司马笑笑,还是生性懦弱的蓝百岁,都是村里的指挥中枢,选择怎样的方式去同40岁的瓶颈作斗争,都只在他们的一念之间,其他村民没有任何话语权,没有质疑的权利,除了服从,别无选择。司马蓝从小就立志要当村长,都源于父亲司马笑笑的言传身教,司马笑笑因为村里的事情当着全村人的面骂后来的村长蓝百岁,蓝百岁唯唯诺诺地应和着,还满脸酸楚地对司马蓝说:“叔不生气,谁叫叔不是村长呢”,这种驱使权力的快感和村人对权力的敬畏刺激了司马蓝的野心。在以后的日子里,年轻的司马蓝为村里所付出的一切(如卖腿皮,挽留卢主任)都是为自己继任村长捞资本,而当上村长后,为民修灵隐渠只是为其发泄和享受村长权力提供了崇高的借口和平台。
三姓村人习惯并满足于“被安排”的状态,他们活不过40岁是被命运安排的,他们想努力地活过40岁是被村长安排的,他们生命里的主动性消失殆尽,从生到死是一条僵硬的程序。这既有权利话语剥夺和压制的原因,也和我们民族拒斥科学理性,缺乏创新性有关,因而在经验里“啃老”,在先验里沉沦。三姓村人为了活过40岁,付出了汗与血的代价,从第一任村长杜桑鼓励大肆生育到第四任村长司马蓝的修灵隐渠,每一个决定的作出都是带着一己的先验之见的,没有与村民商量,没有经过理性的论证,关乎村民生死的决定就那样仓促而偶然地定下了。村民们对这种“顶层设计”毫无质疑,懒于甄别该“设计”的合理性,一切照做,前赴后继。不得不说,这种“顶层设计”的风险是极大的,心理动机也是自私的,司马蓝自认为灵隐渠即将修通,村民将喝上灵隐水活命的时候,村民便在渠变刻石记功,功劳全在司马蓝一人。而事实上,灵隐渠引来了城里的工业脏水,村里人陷入绝望,此时的生命风险却是由全村人来承担。集体的簇拥让村民们找到一种虚幻的安全感,在集体里自己不做的可以让他人来做,自己不想思考的可以转移给别人思考,人在集体里变得慵懒而没有思考的力量,这就是人为什么作为个体的时候大多是理性的,而作为集体的时候却经常迷路。三姓村人在前几任村长的努力失败后,仍然没有产生对后一任村长“英明领导”的质疑,这本身就带着集体无意识的烙印的,一代代人已经形成思维惯性,村长总能给他们带来希望,不论最后是否如愿以偿,起码怀着希望的过程是幸福的。或许在三姓村人的潜意识里,所有努力不是为了最终活过40岁,而是怎样去消解伴随终生的生命恐惧感,让所有没有方向的努力和虚幻的希望充斥着短暂的生命,让生命在所有无意义的行为里变得厚重,何其悲哉!
参考文献
[1]阎连科.日光流年[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2][美]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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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何锡章.中国文化史专题[M].(未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