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性冲突

2024-08-04

悲剧性冲突(精选4篇)

悲剧性冲突 篇1

对传统戏曲来说, 在这个被大众娱乐所笼罩的时代, 似乎很难需求到一片立锥之地。但台湾布袋戏却在这满目颓垣中傲然绽放, 将其厚重的文化底蕴、鲜明的戏剧特色与精妙的创作手法、现代的数字技术缔结融合, 在继承与创新的水乳交融间为中国传统戏曲带来了一缕清风。台湾布袋戏在当代的成功在于它对传统的坚守, 以及对流行元素及现代传播方式的包容。在此, 本文拟以霹雳布袋戏第53 部《霹雳兵燹之问鼎天下》为例, 对其文本进行具体探析, 以期见微知著, 剖析出霹雳布袋戏中所镶嵌的戏剧性冲突与对抗结构。

一、表层冲突:圣与魔

从《霹雳金光》到《霹雳狼烟之万堺尘涛》, 霹雳布袋戏已播出近三千余集。其以剧集作为区隔, 每部之间既环环相扣又可独立成章。《霹雳兵燹之问鼎天下》为该系列第53 部作品, 其以宏大的视角展现了圣魔之战下的武林全貌。

影片前20 集将笔触聚焦于对以天阎魔城为首的“魔”与龠胜明峦为首的“圣”之间所进行的圣魔之战的描写和刻画。格雷马斯曾指出, 二元对立是产生意义最基本的结构, 也是叙事作品最根本的深层结构。“故事的世界只是一个各种力量和关系的机制, 这些关系集束中, 一切关系都可以还原为两项对立的关系, 一切故事都是由对立结构组成的”[1]。而《霹雳兵燹之问鼎天下》的创作者显然深谙此道, 在此我们可以借助格雷马斯的语义方正对此来加以分析①。影片中作为儒、释、道三修之所的龠胜明峦聚集了靖沧浪等兼济天下、心怀苍生的侠客, 他们崇尚和平, 却不得不为了和平而卷入到战争之中, 是剧中的主导因素。而诡异邪魅、残暴嗜血的天阎魔城则成为了影片的负主导因素。随着双方势力间的屡次交战, 二元世界间的对抗也随着影片剧情的延展不断得以强化, 在导致故事的戏剧性冲突愈演愈烈的同时亦加深了影片的可观赏性。除此之外, 影片还添加了两类势力作为补充, 即作为从属因素的素还真等武林正派人士以及作为反从属因素的妖后等邪派分子。一方面, 妖后等邪派角色的出现为本已焦灼的对抗局势再添了一把“柴禾”, 让观众在整个观影过程中紧张、焦虑。另一方面, 武林正派人士在危机时刻的适时出现, 则有效地满足了其心理期待, 同时, 也使得影片在主线之余延伸出多条支线, 从而通过错综复杂的叙事线索展现出气势恢宏的宽广格局。如在影片第三集《血染鲲锋》中, 当龠胜明峦的代表靖沧浪与天阎魔城的战将寂灭邪罗正在进行激烈的对战时, 妖后却兴动大军攻打龠胜明峦, 在此危机时刻, 叶小钗带动古武族人民敢来协助龠胜明峦, 于是两场战斗同时拉响, 令影片充盈而富有张力。

进而观之, 《霹雳兵燹之问鼎天下》在传统语义方正的结构之上还增添了厉族这一游离因素。作为潜伏在正义一方的“暗桩”, 厉族的海蟾尊带领龠胜明峦攻打邪恶的天阎魔城, 但另一方面, 他又挑起两者之间的斗争, 妄图“鹤蚌相争、渔翁得利”。正是有了厉族这一元素的加入打破了原本圣与魔之间的对立平衡, 形成了一种凌驾于语义矩阵之上的对抗结构, 从而借助这纷繁多样的冲突矛盾构建起影片的动态叙事, 以此保持观众的观影热情。

二、副线冲突:爱与法

如果说, 表层的戏剧性冲突与对抗构成了影片的主线叙事, 那么蕴含于人物间的情感矛盾则为文本注入了鲜活的血液。霹雳布袋戏中各异的角色以及人物间所织就的关系网为文本带来了缤纷色彩, 而在这纷纭复杂的情感关系中, 爱情无疑是最为绚烂的一抹色彩。《霹雳兵燹之问鼎天下》中有多种爱情, 而其中最为动容且与主线结情节密相连的则莫过于断灭阐提与净无幻之间“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爱情。

作为天阎魔城的少主, 断灭阐提爱上了自己的敌人净无幻, 并为她“弃暗投明”, 自愿加入正派匡扶正义。然而, 面对圣魔之战的打响, 也为了身上所肩负的魔界全族的命运, 他不得不再次回到天阎魔城, 与净无幻兵戎相见、至此殊途。两人惺惺相惜却又不得不相爱相杀的命运令观众唏嘘不已, 也构成了文本中激烈的情感冲突与矛盾。另一方面, 海蟾尊对于两人间爱情的介入, 则使得原本复杂的爱情更加错综复杂。原本意欲挑拨正派与魔族关系的海蟾尊, 被净无幻纯净高贵的气质所折服, 然而面对净无幻的无情, 他对其的爱逐渐演变成一种爱恨交织的矛盾心理。对于断灭阐提, 其即是海蟾尊情场上敌人又是战场上的敌人, 这种双重的敌对身份, 加剧了海蟾尊对其的憎恨, 也激化了二者之间的矛盾。于是, 三人间的关系织就了一张牢不可破的爱情三角, 并通过三组二元关系的对立与勾连营造出独特的戏剧张力。

进而观之, 在这出三角爱情的戏码之上, 编剧还加入了灵自灵这一人物角色。灵自灵净无幻灵魂的宿体, 或者说, 灵自灵正是净无幻的另一种人格。与沉稳、冷静的净无幻相比, 灵自灵天真直率。面对断灭阐提回归魔族, 净无幻只能隐忍克制, 而灵自灵却勇敢地独闯魔城并无所顾忌地表达出心中的思念与眷恋。在此, 灵自灵实际上便是净无幻的一种潜藏于内心的本我。弗洛伊德将“人格分为三种层次, ‘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是储存本能的地方, 是各种本能的驱动力……‘超我’是通过父母的奖惩权威树立起来的良心、道德律令和自我理想, 它阻止了本能能量直接在冲动性行为和愿望满足中释放出来”。[2]灵自灵代表着净无幻内心的“本我”。与之相比, 海蟾尊则充当了“超我”的角色, 他不断用“道义”、“正邪”等道德准则压抑净无幻的爱情, 束缚她的欲望。灵自灵与海蟾尊使得净无幻内心的矛盾被巧妙地外化出来, 不仅使净无幻这个人物形象鲜活而饱满, 同时也令影片在这种内心的强烈的对抗之中刮起激情的风暴。而这也正是霹雳布袋戏凌越于其他戏剧文本中简单的才子佳人的情感冲突之所在。

三、深层冲突:道与利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这些沉淀了千年的古训, 早已盘踞于国人深层的文化心理当中, 成为一丝挥之不去的集体无意识。对于《霹雳兵燹之问鼎天下》中诸多的正派人士, 他们正是谨遵着这一伦理准则, 怀揣着对天下黎民的博爱以及对和平的期许而投身于这场圣魔之战, 他们是正义、大道的象征。与之相比, 天阎魔城的诸将则是“利”的化身, 片中端木燹龙残暴嗜血、为了目的视他人生命如草芥;他化菩提阴沉莫测、谋权算计、魔性十足。在此, 正派人士与天阎魔城的矛盾对抗不单单在于立场阵营的不同, 更是内心深处对“道”和“利”的追逐。

进而观之, 霹雳布袋戏中对“道”和“利”的阐释, 并不是简简单单地泾渭分明而是将对其的思考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不同于一般戏曲中脸谱式的人物形象, 霹雳布袋戏中的人物更像是现实中人类的镜像, 游走于黑白之间。作为正义一方的主帅, 海蟾尊为了其口中的道义、准则“铁面无私”, 并时刻将其作为“武器”来束缚压迫己他人。他用“大道”来掩盖自己内心的污秽, 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另外, 为了抵抗魔族大军, 正义一方引雪山之水阻拦住两万魔君, 却也令山下村落一夕覆灭, 村内居民无一幸免。正义不是绝对的正义, 邪恶也不是完全的邪恶。与海蟾尊相比, 天阎魔城的主帅他化菩提虽然工于心计、阴险狡诈, 但是对于魔城部下来说, 他却是一位有责任、有担当的“贤君”。当部下寂灭邪罗战死沙场, 他化菩提不仅以魔族最高荣誉将其厚葬并流下了悲伤的泪水;当弟弟断灭阐提身受重伤, 他也会牺牲自己的功体对其全力施救。在此, 文本中所蕴含的“道”与“利”本身就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 使得影片呈现出一种“二律背反”的图景, 正如禅宗中所说——净即是污, 污亦是净, 善既是恶, 恶亦是善, 生即是死, 死亦是生。“中和之美”是儒家哲学理论上的中庸之道在美学思想中的体现, ‘中’的本质是儒家的中庸之道, 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论语·雍也》中有‘中庸之为德也, 其至矣乎’的评价, “中庸”是儒家非常重要的哲学思想, “中和之美”意指在艺术创作中避免走极端和片面性, 从而达到《左传》所描述的‘五声和, 八风平, 节有度, 守有序, 盛德之所同’的境界, 把具有对立倾向的方面处理得恰如其分, 把握适度, 既不超越, 又无不及, 使它们趋于完美、和谐”[3]。霹雳布袋戏正是谨遵这一创作理念, 在圣与魔、正与邪、道与义的矛盾中寻求统一, 在戏剧性的对抗冲突中追寻和谐, 并将其不加粉饰的置于观众面前, 让受众在观影过程中将自身的人生经验与之想关联, 从而探索出影片中深层的内蕴, 达到一种润物细无声地传播效果。

流水不腐, 户枢不蠹, 任何文化形态都不是关起门来自娱自乐, 然后再祈祷它获得长足发展的。“所有的文化经验和历史经验, 基本上都是多种因子的融合和相互交织,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4], 传统戏剧、戏曲亦是如此。只有在相对开放的环境中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并延续生命, 只有在一次又一次不断的碰撞、冲击中兼收并蓄, 突破既定的系统、打碎预设的框架, 才能不断延续长存。布袋戏的成功与辉煌, 值得其他戏剧去学习和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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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岳川.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30.

[3]顾春芳.解读王好为及其电影[J].当代电影, 2013, (06) :25.

[4]蒋元伦.媒介文化十二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50.

悲剧性冲突 篇2

在中国近代史上,似乎没有任何历史事件如义和团运动那样备受争议、毁誉参半。而今,学术界以及民间历史爱好者又对义和团运动重新关注,并对义和团斗争的盲目性进行了分析与批评。《天朝的狂欢:义和团运动兴衰史》这本书就代表了草根阶层对这段历史的些许看法。

在西方人看来,中国是落后且愚昧的国家。西方人自诩为东方带来先进的文明,他们怀着“怜悯”、“救赎”的心态踏上中国的土地,要将全中国的人民变成上帝的子民。然而中国人却不这样认为,因为这些自称文明的家伙在绝大多数时间和场合下都并非以文明的形象出现,而是以侵略者的姿态站在中国人面前,最充分的理由就是鸦片战争时期以及在山东各地发生的“教案”中那些所谓的“文明者”的态度之嚣张、行为之野蛮、性格之贪婪,比起长城之外的游牧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种文化冲突激烈的社会背景下,外国人只能得到中国人是“盲目排外”的结论,而恰恰忽略了他们曾经的所作所为。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正是本国自然灾害与西方外来文化冲突共同作用的结果。在那场百年不遇的水灾旱灾中,直隶、山东等地那些原本生活就很困苦的中国农民依然承受着来自官府和洋人的双重压迫,在质朴的中国农民心中,捐输纳粮是天经地义的,是能够忍受的,而外来的洋人竟然也要来强占土地,修建与实际生产毫无用途的教堂,这是无论如何也不可原谅的,加上传教士为了加大传教效果,经常干涉中国官员的执法权,以至于少数教民为非作歹、日益猖獗,破坏了中国传统农村的社会秩序,才爆发出这场规模浩大的农民运动。

悲剧性冲突 篇3

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李尔王》讲述的是一个普通的伦理故事:一个糊涂的父亲, 俩个坏女儿, 一个好女儿。然而这只是表层的结构。戏剧中的父亲是个统治整个不列颠诺大国土的国王, 他统治着“浓密的森林, 膏腴的平原, 富庶的河流, 广大的牧场”, 李尔王有着显赫的地位, 高贵的血统。年迈的国王决定通过对三个女儿的“爱的测试”来划分国土。大女儿高纳里尔和二女儿里根花言巧语, 过分夸张的表达对父亲的爱, 深得父亲的喜爱。三女儿考狄利亚心地善良, 为人诚实, 她只不过讲了一句实话——在她结婚之后, 拿出爱的一半去爱父亲, 另一半去爱丈夫, 竟然惹得李尔勃然大怒, 为此取消了三女儿的继承权, 并把她远嫁法兰西。结果李尔被俩个女儿逼出宫门, 疯了……

然而《李尔王》绝不仅仅是一个子女忘恩负义的故事, 它的深刻性在于这部悲剧中包括了“父放逐女, 女杀死父, 兄弟仇杀, 姐妹相残”的各种悲剧冲突。既包括篡夺王位, 谋杀君主的政治悲剧成分, 也包括正义同邪恶斗争的社会悲剧成分;既包括权利导致偏执的家庭悲剧成分, 也包括人性异化的道德悲剧成分。莎士比亚通过一系列的悲剧冲突, 向人们揭示了人性善恶的深刻主题。

二、善与恶的悲剧冲突

人性的善与恶是永恒的话题。东方“人之初, 性本善”与西方的“原罪”争论从未间断。在莎翁《李尔王》中也对人性的善恶进行了探讨。

在《李尔王》中塑造了一个罪恶的人物——埃德蒙。《李尔王》中的两起悲剧都与他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在他身上体现着人性的邪恶和阴暗。他善妒, 嫉恨哥哥的地位和宠爱, 他没有亲情人伦, 只有冷血麻木, 为了得到父亲的财产和关注, 他肆意伪造信件, 诬陷无辜的埃德加, 借此得到父亲的关爱;他自私, 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恶劣方式来同自己的命运抗争, 为了自己的利益, 他不惜诬赖兄长陷害父亲, 他是王室内部斗争的帮凶, 他无疑是道德沦丧伦理败坏的典型;他的邪恶抹杀了一切, 残害了一切, 也毁灭了一切。从某种角度说, 埃德蒙身上集中了人性的大部分阴暗面, 在这种阴沉的面具下, 造就了一个六亲不认, 唯利是图, 并且阴险成性的家伙。

如果说在埃德蒙身上体现的是世人的恶和人文主义的局限。那么, 在考狄利亚身上, 则显示的是无与伦比的善。这种善也是人类的一种天性。考狄利亚更像是圣母的化身, 在她的头上顶着圣洁的光环, 似乎有着救赎一切的希望。她是世间一切美好的象征, 她的存在仿佛可以洗涤所有的灵魂。她诚实善良, 即使在父亲抛弃了她以后, 仍然不忘拯救给自己带来悲剧的父亲, 这点和埃德蒙形成强烈的对比;她正义高贵, 即使在知道自己的姐姐要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 依然不屈不挠, 坚守阵地, 为黑暗中的人们带去温暖和希望, 就算身陷囹圄, 也要抗争到底;她无私忠诚, 即使在这之前遭受奚落和冷遇, 仍然宽容豁达, 不计前嫌, 尽心搭救被困的父亲, 最后送了性命。

埃德蒙是极端恶的代表, 而考狄利亚则是无与伦比的善的代表。埃德蒙的邪恶最终摧毁了一切, 这无疑令人可悲, 但真正的悲剧是把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遭到摧残, 最美好的事物总是易逝的。莎士比亚在考狄利亚身上集合了人类几乎所有的美好品德, 但最终这种美德却被它的对立面撕裂了, 这正是最可悲的地方, 最美好的事物的最终毁灭, 这将在人类心灵深处留下无法抹灭的痕迹。在这场善与恶的较量中, 在这场善与恶的悲剧冲突中, 没有最终的胜利者, 善良毁于邪恶, 邪恶毁于自身, 谁也救赎不了谁。

三、疯癫与理性的悲剧冲突

疯颠者是莎士比亚笔下具有特定意义、蕴含美学价值的典型人物, 在揭示真理和主题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阐释作用。《李尔王》中有三个疯癫者:李尔王、埃德加、弄人。李尔王是全剧的中心人物, 他的疯癫, 因极度悲愤失望而丧失了理智, 从而也产生了超越理智的非凡智慧。理智尚存之时, 李尔王被女儿欺骗, 把王国分给了两个忘恩负义的大女儿, 挚诚的小女儿考狄利亚被剥夺了一切, 忠诚的肯特也因为进忠言而被放逐;被大女儿抛弃之后, 他还寄希望于二女儿, 结果在暴风雨之夜被拒之门外, 在风雨的侵袭中, 他才真正产生对衣不蔽体的不幸人民的同情, 疯癫后的李尔在雷电交加中喊道:“衣不蔽体的不幸们, 不论你们在什么地方, 都得忍受着这样无情的暴风雨的袭击, 你们的头上没有片瓦遮身, 你们的腹中饥肠雷动, 你们的衣服千疮百孔, 怎么抵挡得了这样的气候呢?”这样的话语虽然出自一个语无伦次的疯癫者, 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之口, 难道不发人深思吗?难道是胡言乱语吗?正是因为李尔王深受恶势力的迫害, 亲自尝试, 亲眼见到民众的苦难, 正是人世间狂风暴雨的冲刷, 使他认识到人世间存在的罪恶, 从而表现对下层劳动人民悲惨处境的同情。这些话语情真意切, 言顺意畅, 毫无疯癫之意, 透过字里行间, 我们仿佛看到外界的狂风骤雨, 伴随着李尔内在的人性在呼啸着, 这些话语无疑是理性的光芒。

第二个疯癫者埃德加则是在“装疯卖傻”。埃德加被弟弟埃德蒙蓄意陷害, 蒙受不白之冤, 最后不得不离家出走。为了躲避搜捕, 藏在空心树里, 逃过一劫, 为了保全性命他改头换面, 用污泥涂面, 用毡毯裹腰, 使头发缠绕扭结, 赤身裸体, 扮成一个最卑贱, 最穷苦, 最为世人所轻视的疯乞丐——可怜的汤姆。他混迹于无数个乞丐之中, 语无伦次地唱着:“黑嘴巴, 白嘴巴, 疯狗咬人磨毒牙……”“可怜的汤姆, 你的牛角里干得挤不出一滴水来啦。”这样的疯癫话语是智者用来迷惑敌人, 保存实力隐藏身份的策略, 体现了非凡的谋略。

第三个疯颠者弄人, 以取悦国王为职业, 他的社会地位低下, 却在李尔最凄凉的时候仍然陪伴着他。他把国王和国王周围阴险的, 善良的, 丑恶的小人和忠奸都看的很清楚。他不时说出一些带傻的疯话, 颠三倒四, 但往往却道出事实真相。他曾对李尔说:“我不知道你给你的女儿究竟是什么亲戚, 她们因为我说了真话, 要用鞭子抽打我, 而你因为我说谎, 又要用鞭子抽我, 有时候我闭嘴却又要挨鞭子。”弄人明明知道李尔王是他女儿们的父亲, 却问他们是什么关系, 这么一个荒唐的问题, 仔细想来却又颇有道理。善良和丑恶都在拿着鞭子, 又道出了社会的荒谬性。弄人近乎荒唐的语言, 大智若愚, 弄人才是真正大彻大悟的智者。正是弄人, 以其卓越的智慧和忘我的献身精神, 帮助李尔王从傲慢无知转变到心眼明亮的智者。又如在李尔王遭遇女儿背弃之时, 弄人评说道:“老父衣百结, 儿女不相识, 老父满镶金, 儿女尽孝心, 命运如娼妓, 贫贱遭遗弃。”作品通过他表面的装傻和调侃, 淋漓尽致的揭示了人性深处的丑陋和悲哀。弄人不再只是站在一边的可笑配角, 当所有的人都因愚蠢而忘乎所以茫然不知时, 弄人则会用貌似愚蠢的傻瓜语言说出理性的词句, 正是借助了弄人, 我们才听到了真理的声音。

这三个疯癫者, 无论是被逼成疯的李尔王, 还是装疯的埃德加和卖傻的弄人, 他们所说的疯癫话, 时而顾左右而言其他, 时而语含机锋, 语出惊人。在这里, 莎士比亚巧妙的运用疯癫的话语揭示真理, 揭示出残酷的社会事实。在阶级社会, 统治者刚愎自用, 浅薄愚蠢, 不可能道出社会存在的弊端, 被统治的平民亲自体验社会, 被统治阶级剥削压迫, 他们了解社会制度的腐败及其存在的问题, 然而他们却无权表达他们的不满, 作者巧妙的运用疯癫的话语揭示正义与邪恶, 显示了人性的不可泯灭, 表达了对搜刮民脂民膏骄奢淫逸的特权阶层的极大藐视和批判。可见, 三种不同的“疯癫”话语, 无不显现理性的内核。

四、权力与情感的悲剧冲突

在阶级社会, 掌权者只是封建王权的影子, 一旦失去权力, 便顿然失去了光彩, 所以封建统治者到了晚年, 不肯轻易放弃手中的权力, 他们渴望能用权力换取骨肉亲情。在《李尔王》一剧中, 李尔既是一位帝王, 也是一位年迈的老人, 故在他的身上, 王权与情感的冲突更为尖锐。

在开场中, 李尔王由于肉体的衰老, 渴望颐养天年, 想要退出权力的漩涡, 在亲情的荫蔽下安享晚年。所以他荒谬的决定以一场“情感测试”来划分国土, 奢望以王权来换取女儿们的“爱”。李尔王狂妄地以为, 他拥有无上的权力, 山河大地和万民都归他支配, 他也自然地支配女儿们对他的爱。李尔王嘴里宣称的父爱, 实际只是他自己的私欲, 他竟以国土、王权为资本, 公然索取女儿们的感情, 要求占有她们全部的爱, 这实际上是在逼迫他的女儿们撒谎, 剥夺她们的尊严;只因为考狄利亚一时的违逆, 他便无情地抛弃了她。他至高无上的王权使他狂妄, 他的权力使他无法认识到亲情为何物, 更无法去拥有真情。

李尔王在退位后, 一方面他想继续保留自己在家庭和国家中的权力, 另一方面他的两个女儿尽力实现被赋予的权力——即在自己的领土上成为合法的唯一的主人, 因此, 权力的重叠触怒了李尔王, 权利的冲突更是暴露了人性的虚伪, 最终导致了李尔王的放逐。被两个女儿放逐后, 随着权力的丧失, 李尔在苦难中逐步恢复了人性, 也逐渐的拥有了真情。在荒野中, 在暴风雨中, 作为一个贫苦的, 无依无靠的人, 他开始能够体察别人的痛苦, 将自己的哀怨转化成对他人的怜悯, 对下层的穷苦人民的悲惨处境产生同情。当李尔是威严的国王时, 他无法了解更无法拥有人世间的真情, 没有经历苦难就没有仁慈之心, 只有在他丢弃了帝王的权力, 接受平民的苦难后, 他才了解了人世间的善与恶, 他才能拥有诚挚的情感。

李尔王的悲剧正是权力与情感冲突的悲剧, 王权与亲情的冲突展示了丰富复杂的社会矛盾、权力斗争、人性善恶的本来面目, 而且富有哲理, 使整部作品不失为一部广阔而丰富的社会生活画卷。李尔王被逐出宫廷流落荒郊之后, 由一个一意孤行的拥有至高无上封建王权的君王, 转变成一个仁爱的同情人民疾苦的老人, 是人文主义思想的胜利, 而权力与情感的冲突则深化了李尔王最后作为一名人文主义者的形象。

五、结语

在莎士比亚巨著《李尔王》的悲剧冲突中, 总的道德倾向是分明的, 但莎翁并不满足于悲剧冲突表面的意义, 他通过多元性的悲剧冲突去探讨人的价值, 个体和主体尊严, 以及诸如忠诚, 真情之类的人类永恒的道义问题。《李尔王》虽不是莎士比亚最完美最无瑕疵的作品, 但确是他所有悲剧中悲剧性最强的, 是莎士比亚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悲剧。而《李尔王》的深刻性则在于在这部悲剧中悲剧冲突的多元性, 正是各种悲剧冲突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悲剧冲突的多元性使《李尔王》成为一部集政治悲剧、社会悲剧、家庭悲剧、道德悲剧于一身的有深刻内涵的成熟的悲剧, 同样, 莎士比亚正是借助了一系列的悲剧冲突, 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崩溃时期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 向人们揭示了人性本质的深刻命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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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性冲突 篇4

关键词:《日瓦戈医生》,俄罗斯知识分子,悲剧,人性与社会

俄罗斯历史是一部读不完的历史,俄罗斯文学是一部读不完的文学史。19世纪这个优秀作家“成群诞生”的国度为世界所瞩目。到了20世纪,俄国进入了异常复杂的社会动荡时期。列宁在1902年写道:“俄国的历史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现在的一年有时要超过平静时期的几十年。” (1) 这句话反映了20世纪的俄罗斯的思想文化领域新旧思想的对立、冲突、融合的激烈的文化氛围,而此时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更加突显出他们的个性。

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帕斯捷尔纳克是20世纪最杰出的诗人之一。1958年,帕氏因其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以“现代抒情诗和伟大俄罗斯叙事文学传统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被瑞典科学院授予了诺贝尔文学奖。由于时代的原因,该部小说的获奖在冷战的两个阵营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西方舆论界的盛赞和苏联官方的否定形成了鲜明对比。因而,这部小说在苏联被禁止出版多年,作家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被迫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但小说主人公日瓦戈形象的价值是历史掩盖不了的,他代表了20世纪俄罗斯一代知识分子,也代表了整个俄罗斯文化,是俄国文学史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形象。

本论文试在俄罗斯历史语境下探幽作家和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展现知识分子人性的尊严和社会的冲突。

第一章20世纪俄罗斯与知识分子

20世纪的俄国多次发生了大革命事件:1905年革命、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卫国战争……改变了俄国的经济、政治结构和文化生活,知识分子的命运也自然而然的和革命联系到了一起。

《日瓦戈医生》就是在历史的语境下,对知识分子在革命时期命运沉浮描述的一部作品。作家真挚地叙说了知识分子与十月革命的复杂而真实的关系,反映出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某些本质的、重要的方面。作家亲眼目睹并经历了俄国这一连串骚动不已的政治斗争与变革,对时代、对人生有了新的体验和认识。作家曾借小说人物之口阐述了自己的历史观点:“人不是生活在自然界,而是生存于历史之中。” (2) 同时,作家还借小说中知识分子的思想来对十月革命以来苏联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作哲理思索和深刻反思,还原真实的历史,给后人以深思。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算“知识分子”呢?俄语大辞典下了这样的定义:“由知识渊博、具有高度文化素养和职业上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组成的社会群体。” (3) 但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知识分子不能单纯以职业来划分,这一时代使得他们表现出了一定的独特性。20世纪的俄罗斯社会结构复杂,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知识分子自我意识和社会使命感不断增强,他们竭力思索俄国的发展道路并不断的探索,具有强烈的济世救民的意愿。因此,那些放弃自己的立场,失去了人最基本的个性和本真,只知道随波逐流的人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这就是“知识分子”一词的俄罗斯文化意义。从日瓦戈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知识分子所具有独特的人生体悟和思考问题的方式。而此时,作者笔下的人已不仅仅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了,而是生活在20世纪俄罗斯背景下的一类人,这类人涉及了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学艺术……具有恒久的艺术生命力。

第二章日瓦戈的迷茫:人性与现实的冲突

在知识分子群中,毫无疑问,日瓦戈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有思想,广泛地接触文学、艺术、哲学,是一个学识丰富的人,他的学识让他的思想更加鞭辟入里,也比平常人多了一份敏感,所以他对不断变化的历史事件难以适应,始终处在现实和人性的交叉路口上冲突、徘徊、痛苦,从而造成其命运的悲剧性。

在严酷的现实生活中,日瓦戈实现不了自己的理想,甚至连最基本的生活底线也不能达到。他也曾为革命的到来欢呼过。可是,当革命到来时的严峻感和现实的紧迫感不仅没有给日瓦戈提供发挥才能的机会,反而摧毁了他的理想。日瓦戈曾说:“我是非常赞成革命的,可是我现在觉得,用暴力是什么也得不到的。”革命使得“男人的精华全在战争中被杀害”。 (4) 态度的转变是因为知识分子的自由、民主、人道的思想和残酷的现实相冲突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他们从现实中看不到未来的道路和美好的希望,这是知识分子的共同性。因为血腥的战争,日瓦戈失去了事业,失去了家人,没有能力保护自己所爱的人,连生命安全都难以保障。这都是特殊的时代所导致的知识分子不得不经历这种种的苦难。此时的日瓦戈敏感的神经被现实强烈的牵扯着,他内心深处知识分子的个性和尊严已经不能让他平静地做医生、写诗歌,他的精神追求使他每时每刻都饱受现实的煎熬,成为孤独的精神流浪者。日瓦戈是让人佩服的,生活的苦难和精神的折磨未能摧毁他,任何恶劣的环境未能改变他对自我的保持。也许支撑他活着的力量就是他的信念,他是知识分子的典型,更是人性的象征。

帕斯捷格纳克就是以这样一个气质非凡的人物形象,从人性的角度向我们揭示了不一样的历史,并表达了他对人类精神的一种独特而崇高的追求。

第三章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历尽沧桑的悲剧命运

我们再来看作家帕氏的命运,不难发现作家和主人公之间的相似之处。知识分子是思想文化领域的主要创始人,精神高度活跃,在当时的社会处于高压政策之下,言论、著作受到严格的控制,稍有不慎就会遭到牢狱之灾。索尔仁尼琴、阿赫马托娃、布哈林等社会知名的人士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们在肉体上遭遇了苦难,但依然保持灵魂的清醒,坚持自己的信念,保持人格的独立和高贵。而这批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就是经受了混乱时代的考验真正的知识分子。

帕氏的信念就是对祖国的热爱。在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遭到迫害,正面临着驱逐出境的危险。不得已的他公开发表声明:“我的出生、成长和工作都和俄罗斯联在一起的。我不能设想我的命运可以离开它而独立存在。……让我离开我的祖国,对于我来说等于让我去死,因此恳求对我不要采取这种极端的措施。” (5) 不久在外界压力下,作家又第二次写信给赫鲁晓夫:“被放逐异国他乡在我是不可忍受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苏联作家被驱逐出境并不让人陌生。在万般无奈中,作家第三次写信给赫鲁晓夫:“对我的攻击仍在进行,并且开始带有吹毛求疵和报复性……我已从思想上告别了我的独立工作,我所写的一切,今后再不会重版,青年人也将永远不会知道它们。这对一位作家来说是一种巨大损失,而我甘于牺牲这一切。” (6) 最终,为了祖国,他牺牲了个人的荣誉,拒绝了诺贝尔奖。作为一名作家,要告别他的深爱的事业,有多么的难,唯有对祖国的爱才能使他断下如此的狠心。正如写这篇小说也是源于作家强烈的使命感和对祖国的感情,按作家自己的话说是一种“负债感”,直到去世时,他仍然坚持说:“我认为有责任用小说讲述我们的时代。”

在这样残酷的现实下,作家迷惘了,绝望中,他写下了诗作《诺贝尔奖金》:“我究竟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我是杀人犯还是坏蛋?”通过他声嘶力竭的呼唤,我们可以领会到作家内心的痛苦。在现实面前,一些自命正派的人违背自己做人的道德准则,疯狂地抨击帕氏。而在苏俄时期,这样的命运不是个别现象,他们的悲剧命运被颠倒黑白:“自愿”放弃诺贝尔奖金的帕斯捷尔纳克,“自愿”流放的札来亚京,得了重病以剪鞋垫谋生“罪有应得”的左琴科等众多知识分子。官方给他们定位的“自愿”现在看来实在可笑。但是,从深层的角度看,这些作家的悲剧命运是知识分子内在的人性和现实社会双方面的冲突造成的,就如同日瓦戈的个性与现实的冲突一般。

帕氏在谈及《日瓦戈医生》曾说:“我要在作品中勾画出俄罗斯近45年的历史面貌,同时这部作品通过沉痛的、优伤的和经过细致分析过的主题的各个方面,成为我对艺术、对圣经、对历史中人的生命以及其它等等事物的观念的作品。” (7) 由此可见,《日瓦戈医生》这部作品是一部与历史现实紧密联系的书,而书中日瓦戈的个性不同程度上就反映了以帕氏为代表的一代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性格特点,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与现实社会的冲突,完成其精神的蜕变,直至重塑的过程是历史和人性冲突的悲剧。

经过半个世纪的尘嚣,《日瓦戈医生》日益显露出它无与伦比的经典品质,小说及作者在祖国得以重见天日。历史证明,《日瓦戈医生》以其对人的精神层面的准确把握和对时代的精神内涵深刻洞察成为研究俄罗斯文学不可逾越的一个课题;帕斯捷尔纳克以他博大精深的学识和作品为上个世纪的俄罗斯乃至全世界的文化档案记下了辉煌而又深沉的一笔。

参考文献

[1]周尚文.《苏联兴亡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6月.

[2][4] (苏) 帕斯捷尔纳克, 蓝英年, 张秉衡译.日瓦戈医生[M].桂林:漓江出版社, 1997年.

[3][俄] (德) 李哈乔夫, 陆人豪译.《谈谈俄罗斯知识分子》[J].桂林:漓江出版社, 1997年.

[5]高莽.帕斯捷尔纳克——历经沧桑的诗人[M].长春:长春出版社, 1999年3月.

[6]一夫译.苏联《文学报》, 1990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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