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成因（共11篇）
悲剧成因 篇1
尤金·奥尼尔是美国著名剧作家, 一生四次获普利策奖, 并于193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被誉为美国戏剧之父。《毛猿》是他中期最杰出的作品之一。该剧自出版后就颇受关注, 一方面是由于奥尼尔在剧中运用了新的写作方法和技巧, 另一方面则是其对社会的关注, 有评论称《毛猿》是“奥尼尔最直接涉及社会问题的一部作品, 如一部现代寓言”。该剧真实再现了主人公扬克在社会中苦苦求索自己身份的艰辛历程, 反映了在高度工业化下现代人的生存和精神状态。
一、他者空间
“他者”是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的一个术语。狭义的“他者”是与“自我”相对的概念, 是西方人将“自我”以外的非西方世界称为“他者”。广义的“他者”是泛指在任何领域内, 一个与主体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参照物, 并且“主体和他者之间的基本关系是冲突的”。
身份认同是指西方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受到女权主义者、后殖民主义者的特别青睐。基本含义包括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 表现为个人身份认同、集体身份认同、自我身份认同和社会身份认同。空间理论学者将身份认同、后殖民理论和女权主义等思想融入到空间研究中, 提出了“他者空间”。“文学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人和社会一样的身份和主体性。当其中一个处于边缘和被支配地位时, 这个空间就是作品中的他者空间。空间批评则关注文学作品中的他者空间以及这一空间背后渗透的身份认同或冲突”。在一些文学作品中, 会同时出现两种空间, 一种处于支配地位, 另一种则处于被支配地位。
二、物理上的他者空间
剧本刚开始时就出现了一片混乱、吵闹的场面, 如同关在笼子里一个野兽的疯狂而愤怒的挣扎与反抗。紧接着勾勒出笼子的场景, “被白色钢铁禁锢的、一条船腹中的一种压缩的空间。一排排的铺位和支撑他们的立柱互相交叉, 像一只笼子的钢铁结构”。通过这种描写展示了以扬克为代表的工人所处的悲惨境地, 生活在不见天日、深受压迫的狭小环境中, 靠着连续不断的劳动维持生活。然而在该剧中资产阶级生活的街道宽阔、整洁, 身边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珠宝店和皮毛店, 显示出他们生活环境的豪华奢侈与富丽堂皇。
在剧中奥尼尔清晰地向观众展示了他的着装, 第一幕出场时“穿着斜纹布裤子, 笨重难看的鞋子……胸脯上都是毛茸茸的”, 第四幕出场时“但是他们的眼睛四周, ……煤灰粘在那里, 象是抹了黑色的化妆品”。而与之相比, 资产阶级的着装则与之相差甚远:米尔德里德“有一张苍白、标致的脸, 脸上明摆着一种瞧不起人的优越感”;大街上的资产阶级则是“女人们都擦了口红, ……身上穿的臃肿不堪。男人们穿着礼服大衣、戴着礼帽、鞋套、拿着手杖等等”。面对他的挑衅, 他们都视若无睹, “好像既没有看见他也没有听见他”、“可是好像没有看见他似的”、“他的拳头正打在胖绅士的连上。但是那位绅士好像没事似的站在那里纹丝不动”。
通过两者对比, 可以清晰地看出, 他生活的空间成为了资产阶级眼中的“他者空间”, 与资产阶级所生活的空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资产阶级眼中, 他是不存在的, 所生存的环境更是排除在资产阶级所处的“自我空间”之外。在资产阶级的生活空间里, 扬克的身份和价值得不到认同。当处在自己生存的空间时, 他觉得:“是机器的一部分……使它转动的是我!……我就是钢里面的肌肉, 钢背后的力量”。而当米尔德里德闯入扬克的生存空间后, 使扬克开始对自己的身份进行探寻与求索。
三、精神上的他者空间
扬克所处的不仅仅是物理上的“他者空间”, 还有精神上的“他者空间”。奥尼尔特意安排扬克的同伴勒昂与派迪出场, 而其余的同伴则都是作为无名人物出现在剧中, 特意设计出场的这两个人物自然是其余工人的代表, 一类痛恨机械文明, 向往自然, 留恋已逝的美好时光;另一类则是怀有阶级意识, 明白只有推翻整个资产阶级才能取得工人阶级的自由和解放。扬克与这两类人都不同, 他满足于自己所处的地位, 对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 在同伴中, 他是孤独的。其他工人也畏惧他, 仅仅由于他力量上的强势。因此在精神上, 他是孤独的。面对米尔德里德的羞辱之后, 他开始思索自己的处境与身份, 为此, 他遭到同伴的嘲讽, “跟着他冷嘲热讽地重复着那个字眼。思考!……接着来的则是一场异口同声、建立刺耳的大笑。”他的精神世界与同伴的精神世界不相同, 米尔德里德出现前后皆是如此, 在精神世界里, 他处于“他者空间”里, 这个空间使他与同伴的精神世界隔离开来, 导致他得不到别人的理解, 使得别人对他冷嘲热讽。
因为在邮船上找不到自己的归属, 扬克离船到陆地继续寻找, 他怀着一颗赤诚之心到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 希望能够加入该组织, 并尽自己的一份力, 却遭到了该组织的怀疑与排斥。他的精神世界再度遭到边缘化, 处于“他者空间”的状况。生活在精神世界的“他者空间”里, 扬克四处追寻自己的身份与心理认同感, 在无奈中到动物园寻找自我, 并导致了最终悲剧的发生。
四、结语
扬克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一个工人阶级的代表, 他所遭受的苦难也是成千上百其他人所经历的, 他们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 生活在资产阶级为其设计的“他者空间”里, 他们进入资产阶级的“自我空间”时, 经历着身份缺失的危机, 得不到其他社会成员的认同和承认。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 他们都遭受着巨大的痛苦。奥尼尔的作品通过描写一个普通人———扬克的生活引起大众对人生悲剧的思索, 蕴含着一种深入人心的伟大力量。
参考文献
[1]胡铁强.后殖民语境中的"他者"的双重构建[J].湘潭师范学院 (社会科学版) , 2004.
[2]荒芜.尤金.奥尼尔.奥尼尔剧作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
[3]虞建华.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4]赵炎秋.文学批评实践教程[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 2007.
悲剧成因 篇2
内容摘要：在《人生》所描写的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里，巧珍以火般的热情和水般的温柔包容高加林。可她的爱情最终是一场悲剧，这悲剧的原因在于她和高加林之间爱情基础的薄弱、阶层差距，也在于她自身的悲剧性格。
关键词：《人生》 刘巧珍 爱情悲剧 阶层 悲剧性格
路遥的《人生》描写了一段让人叹惋的爱情，高加林和巧珍的一段感情纠葛让人印象深刻。小说塑造了一个像火也像水的善良女子――巧珍。
路遥是带着喜爱的笔触去写巧珍的，她“并不是那种简单的农村姑娘”、“精神方面的追求很不平常”。路遥说：“她那火一样热烈和水一样温柔的爱。”给了高加林温柔和安慰。她以火一般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爱情中去；在被高加林无情抛弃后，她又以水一般的温柔包容了高加林。然而，最终她的爱情也只是一声叹息。
一、火焰般的热烈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巧珍的“歌声甜美而嘹亮„„带有一点野味”，她全身洋溢着一种生命的味道，带着一种生命的张力，让人忍不住一睹其容。路遥让巧珍的出场给失意而沉闷的气氛带来一种生命的气息，一股破土而出的生机。
加林以为的偶然相遇，实际上是巧珍的刻意为之。这个饱受相思之苦的姑娘曾经因为高加林的教师地位望而却步，可是在加林失意之时迫切地“想破开脸皮去安慰他一下”。这样近乎直白的含蓄在加林赶集那一天显现得尤为明显。
加林被迫要放下矜持去赶集卖馍，觉得他“成了一个最无能的人”时，巧珍义无反顾地帮助了他，“我给你卖去！”，她“从他的胳膊上把篮子夺走了”。对加林来说，难的是在在人群中张开嘴叫卖，可对于巧珍来说，难的却是走到加林的面前。她被心中掩埋的感情逼得走投无路，“她要爆发了！否则，她觉得自己简直活不下去了！”她怕加林拒绝，甚至是抢过了篮子！这场偶遇她已等待多年，这是她追求幸福的一次冒险，她从阴影里走到加林的面前，迈入了一场爱的献祭。
巧珍在这场爱情里像一团火火，扑着加林而去，奋不顾身。“她如果跟了加林这样的男人，就是跟上他跳了崖也值得！”她一往情深，哪怕付出一切也在所不惜。
走在田野的路上，当加林自我贬低时，巧珍却说：“你如果不嫌我，咱们两个一搭里过！你在家里盛着，我给咱上山劳动！不会叫你受苦的„„”这样的话绝不是一时兴起说的，在巧珍的心里一定已经百转千回了。
像火一样的巧珍，义无反顾的追逐获得了加林的回应。至此，巧珍更是像迎风而起的火舌一样，对加林燃起更加炽热的爱意。为了加林，她在只有文化人才刷牙的村里刷起了牙，遭众人围观、父亲辱骂，可她说“让他们笑话！我什么也不怕”；她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和加林相跟着去城里。巧珍以前恐怕是想也不敢想的，可她和加林谈起恋爱了，她敢了！
如一团火扑着自己的爱情而去，巧珍以自己的温度温暖了加林。
二、海水般的包容
巧珍以火般的热情爱着加林，同时又以海水般宽广的怀抱包容着他。这点在她遭加林抛弃后的态度上可以看出。
巧珍的爱情给了加林莫大的安慰，可当加林想要外出闯一片天地之时，她的爱情终究替代不了加林的理想。她看加林苦闷不堪，想“只要加林高兴和愉快，她也就感到心里好受一些”。加林开玩笑说，“你叫我出去，不怕我不要你了吗”？巧珍却在玩笑里哭了，可还是忍着痛苦，说“只要你活得畅快”。
但她的爱情最终还是败给了命运。在被抛弃后，巧珍如水的胸怀宽容了他，即使他和她已再无可能走到一起。
加林在进城接到黄丽萍伸出的橄榄枝之后，他终于决定抛弃没读过书的巧珍。加林在城里反复想着要和巧珍分手，而可怜的巧珍却以为是加林病了而整晚睡不着觉，可痴心换来的却是加林的抛弃。
巧珍却没有恨加林的负心，“她两只手痉挛着抓着桥栏杆”，泪流满面，“你走你的，到外面找个更好的对象„„你不知道，我是怎样爱你„„”巨大的痛苦席卷着巧珍的心，她“说不下去了，掏出手绢一下子塞在了自己的嘴里”！这个坚强的姑娘忍受着被恋人抛弃的巨大痛苦，却还惦念着爱人，让恋人找个好对象，可是她却不知加林早已觅得佳人。
在加林被人举报而回到高家村时，已经嫁给马栓的巧珍却极力阻止姐姐去找加林的麻烦，她哽咽着，“你要是这样整治加林，就等于拿刀子捅我的心哩”。巧珍爱着高加林，不管高加林是不是还和她在一起。她像是最温柔而又最有包容度的水，以爱而博大的胸怀容纳着高加林的一切。她的爱像是波涛推动着高加林往前走，可是当高加林在外面受尽了苦楚返乡时，却又给予他关怀与照顾，以水之温柔替他缓冲着痛苦与伤悲。
三、爱情悲剧的原因
巧珍以全部的少女情怀深深爱着加林，她像是火一样，驱散了高加林心中的阴霾，又如水一般包容着失意的他。巧珍的爱是纯洁无私的，可是最终还是以悲剧收场。
关于巧珍的爱情悲剧产生的原因，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单向的爱情
加林接受了巧珍，可真的是因为爱情吗？在我看来并不是。
在巧珍向加林说出自己对他的痴恋时，加林“被巧珍的感情深深感动了”，在感动之下，他没有拒绝巧珍。可是后来，他后悔了，“匆忙地和一个没文化的农村姑娘发生这样的事，简直是一种堕落和消沉的表现；等于承认自己要一辈子甘心当农民了”。加林接受了巧珍的爱情，更多的是一种感动，一种在孤独中寻求慰藉与承认的迫切。加林苦闷不堪之时，像一朵花一样的巧珍冲进他的生命，让他觉得自己是被人爱着的，是和身边的其他农民不同的，因为巧珍还是财神爷刘立本的女儿。这种近乎炫耀的心理在他叫上巧珍一起去城里买漂白粉时表现了出来。
加林并不是真的爱着巧珍，寂寞、孤独、感动、炫耀等等让他接受了巧珍，可却没能还以巧珍同等的爱情。这场爱情里恋爱着的只有巧珍一人，她的爱情是一场单向的追逐。在面临命运的选择时，加林几乎是毫不犹豫地舍弃了巧珍，选择了对他的前途有益的黄亚萍。
（二）阶层的差异
虽然加林是农民的儿子，也曾是农民，可他骨子里还是个“文化人”。而巧珍却是什么文化也没有的农村姑娘。巧珍和加林聊天，她只能絮叨水井、母猪这些琐事。加林不能忍受，这些和他此刻的生活相隔千里；而曾经亲近无比的恋人也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他想起刚才和亚萍那些海阔天空的讨论，多有意思！现在听巧珍说的都是这些叫人乏味的话。”
与此同时，加林“理想中的爱人”黄亚萍出现了。黄亚萍的出现时刻提醒着高加林他和巧珍之间的阶层差异。而巧珍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差异，导致了高加林对她的疏远与抛弃。加林如今在城里，他向往的是外面更广阔的天地；而巧珍还是在闭塞的山村，他们的阶层差距越来越明显，最终巧珍没能逃脱被加林抛弃的命运。
（三）巧珍的悲剧性格
巧珍的爱情悲剧另一原因是她自身的悲剧性格。笔者认为巧珍的爱虽然如同水包容了高加林，但也如水，卑微地依附着加林。
巧珍觉得被抛弃只能怨他们之间差距太大了，可她从未想过去努力改变这种差距，只是保持着自卑的状态爱着高加林，仰视者她心中的文化人，而未能成长为能与之并肩的女性。
巧珍在有文化的人面前，有一种深刻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曾使她对高加林望而却步，“她时时刻刻在想念着他，又处处在躲避着他。她怕她的走路、姿势和说话在他面前显出什么不妥当来，惹她心爱的人笑话”。在巧珍的身上，缺乏一种自我价值的认同，她自卑，姿态低到尘埃里却未能开出花来。
她爱到卑微，惴惴不安地等待着高加林每一次的回应，就像等待判决的人。最后的判决却是加林亲手斩断了彼此间的关系。巧珍忍着剧痛说：“你参加工作后„„我尽管爱你爱得要命，但知道我配不上你了。”她只是对高加林尊敬与爱慕，却从不曾想过努力使自己与加林相配。
爱慕而起的爱情，让加林成为巧珍心里的神；而巧珍在加林眼里只是人生失意之时的一个心灵上的慰藉，所以当高加林能够拥有更好的人生时，巧珍遭到抛弃是必然的。
巧珍的性格悲剧主要在于她未能形成独立的人格与自尊意识。她所处的社会环境局限了她的眼界，阻止了她的发展，闭塞的乡村使她传统的女性意识根深蒂固。她一心依赖高加林，以他为天，在高加林面前她是自卑的，是怯懦的女性自尊自强的独立精神在她身上毫无踪迹。
森鸥外《阿部一族》悲剧成因解析 篇3
1912年7月,日本的明治天皇病逝。同年9月,在天皇的葬礼之日,曾在日俄战争中名噪一时的陆军大将乃木希典以切腹的方式殉死。这个事件在当时的日本社会引起很大轰动。不少人将此事作为宣扬“武士道”精神的绝佳材料,而著名作家森鸥外先生却通过自己的作品《阿部一族》对于当时在军队和武士遗族中仍有很大影响力的殉死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在本作品中,造成阿部一族灭族悲剧的原因有很多,不但封建时期的殉死制度是重要原因,日本民族性中的“耻感文化”对此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以说是日本社会心理中的“耻感文化”和所谓的“武士道”精神共同导演了这出悲剧。
一、《阿部一族》作品大意
故事开始于1641(宽永18年)年肥后藩主细川忠利弥留之际,主人公阿部弥一右卫门自幼跟随忠利左右,是忠利手下功勋最为卓著的家臣之一,还是享受千百石余俸禄的重臣。按照当时的习惯,殉死必须得到已故君主的允许,没有得到允许的自发殉死,只有得到新君主的认可,才会得到承认,遗族也会得到优厚的待遇。如果没有得到新君主的认可便殉死,就不会受到任何的礼遇。忠利死前被允许殉死的家臣有18人之多,这18人几乎都是经过了在忠利病榻前的苦苦哀求才得到殉死许可。然而无论弥一右卫门如何恳求,忠利却始终说:“本想如你所愿,然而与此相比,你侍奉新主光尚更好。”由于弥一右卫门并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主人的托孤之事,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众人的议论,无法忍受非议的情况下,他最终选择了殉死。光尚继位以后对殉死的家臣遗族都给予了优厚的待遇,却唯独对阿部一族进行了特殊处置,将弥一右卫门本来的一千五百石俸禄分别封给了他的几个儿子,这样阿部一族就由一个千石俸禄的大家变成了几个百石俸禄的小家。弥一右卫门的儿子权兵卫感到耻辱难当,便在忠利一周年忌日将武士发鬃切下放到主人的祭坛上,表示放弃武士称号。主人视他为大逆不道,将他绞死。阿部一族也被全部诛杀。
二、关于殉死
造成此悲剧的罪魁祸首无疑是殉死制度。自愿的殉死行为固然悲壮,然而将其作为一种制度保留下来就显得过于残酷了。中国有句古话:“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由于殉死造成新主公失去大量有才能的家臣,以及出于功利想为子孙谋求荣誉的殉死者不断增加,江户幕府于1663年禁止了殉死。但此后殉死事件仍然屡有发生。在武士社会中,无论是社会舆论还是当政者本身都将这种行为作为荣耀进行颂扬,为殉死披上了华丽的外衣。但这件华丽外衣下不断渗出的鲜血却显现出日本民族性格中的虚伪、偏执和残忍的一面。
三、解读悲剧成因
在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阿部一族灭族悲剧的发生原因,除了殉死这一封建的制度之外,还有更加深层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1.忠利本身对弥一右卫门的排斥和伪善的态度
虽然弥一右卫门对主人很忠心,但忠利对他始终有一种抵触感,他始终感觉弥一右卫门就像一个从遥远外国来的人一样。这是人的一种心理习惯,把与自己不同的东西视为恶,对于与自己不同的东西会产生一种排斥感。忠利以自己的好恶进行善恶判断的做法就是比较典型的表现。森鸥外先生对此认为:“忠利不喜欢弥一右卫门是没有原因的。谁都有自己喜欢和不喜欢的人,然而为什么喜欢?为什么不喜欢?却是没有根据的。”弥一右卫门是一位受所有人尊敬的出色的武士,然而却没有人愿意去接近他。忠利对于弥一右卫门的排斥,仅仅源于性格的不同,这种源自内心的抵抗致使忠利至死也没有接纳弥一右卫门。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作为最有资格为主殉死的重臣弥一右卫门却没有被允许殉死了。
2.民族性格中的“耻感文化”
阐释日本文化性格的著名著作《菊与刀》中对这一特点曾经有如下的评论:“耻辱感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占据首要的位置,就像任何具有深刻耻辱感的部族或国家一样,这意味着每个人都非常重视公众对其行为的评价。”这样,当日本人得到公众舆论的支持的时候会活得轻松惬意,反之则会感到难以承受的压力。弥一右卫门的主公死后,18位殉死者先后殉死,周围对弥一右卫门的议论越来越强烈,“没得到殉死许可的阿部可真是幸运啊,没有许可也应该追随殉死吧,阿部的肚皮和别人的不太一样啊,像涂了油的葫芦一样。”种种非议传到了主人公的耳朵里,使他产生强烈的羞耻感。由于不能摆脱舆论的压力,作为一个个体的他,最终只能选择按照他人的反应来决定自己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之下,死是他唯一的选择。
西方人认为与习俗抗争或者冲破种种障碍获得幸福是一种力量的象征。但根据日本人的观念,所谓强者就是那些能为了履行职责而置自己幸福于不顾的人。他们认为,性格的坚韧不在于反抗,而是对自身地位和职责的顺从。在义务和情理二者之间,日本人会习惯性地选择义务。弥一右卫门周围的人都认为他的殉死已经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了,因此只要他没有随主殉死就是贪生怕死,是一种懦弱的表现。在这样的民族性格之下,悲剧的发生成为了一种必然。
3.残酷的“武士道”精神
对于武士来说,荣誉一向被视为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日本著名学者新渡户稻造曾在《武士道》一书中明确指出,武士生来就把荣誉视为自己的职责与特权,这是武士最为重要的特征。日本的武士阶层由此形成了极强烈的耻辱感,失去荣誉对于武士来说生不如死。为了避免这种羞辱,他们可以做出任何疯狂的举动。“如此害怕受辱,以致于即便我们的文学没有莎士比亚藉诺福克之口道出的那种雄辩,它也会像达摩克利之剑那样悬挂在每个武士头上,并不时表现出病态的性质。在武士的法则中,以荣誉的名义所进行的一切都无需辩护。”这样,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弥一右卫门的儿子权兵卫为什么会在主公忌日做出削发并放弃武士称号的举动。这种举动无非是在捍卫所谓的武士荣誉。如果说弥一右卫门的私自殉死只是让新主光尚不悦的话,那么权兵卫放弃武士称号之举就要被认为是大逆不道了。因为这种行为触犯了武士荣誉准则中另一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信条——忠诚。在幕府时代,武士对于主人的忠诚是出于对主君个人的义务而非对国家的义务,对主人的不敬就意味着背叛,必须受到最严厉的处罚,因此阿部一族被满门诛灭。由阿部一族的灭族悲剧我们可以看出,一旦触碰到武士那脆弱的荣誉体系,无论是上层的主君还是下层的侍卫,都会产生近乎疯狂的反应。弥一右卫门选择殉死是为了维护荣誉,权兵卫的行为是因为失去荣誉而对新主人进行的抗议,而新主光尚的严厉责罚也是为了捍卫武士荣誉至上的制度体系。在荣誉面前人性、生命都被视做草芥,阿部一族的悲剧可说是“武士道”残酷性的直接体现。
由此可见,在日本封建文化的土壤下所开出的最美的花朵——武士道,虽然受日本人推崇,但却依然摆脱不了虚伪、偏执、残酷的本质特性。森鸥外先生通过这部《阿部一族》深刻地揭示出了殉死的荒诞残酷以及“武士道”光环之下的阴暗角落,我们从中或许能更加深刻地了解日本人的民族性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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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
培根
美德好比宝石,它在朴素背景的衬托下反而更美丽。同样,一位打扮并不华贵却端庄严肃而有美德的人是令人肃然起敬的。
美貌的人未必也具有内在的美。因而造物似乎是吝啬的,它给了一件天赋就不再赐予其他。所以许多美男子徒有其表,却不是真正的男子汉,他们过于追求形体之美而忽略了内心的修养。但这不可绝对而论,因为奥古斯都、菲斯帕斯、腓力普王、爱德华四世、阿尔西巴底斯、伊斯梅尔等①,都既是大丈夫,又是美男子。就形貌而言,自然之美要胜于服饰之美,而优雅行为之美又胜于单纯仪容之美。最高的美是画家所无法表现的,因为它并非人力所能创造。这是一种奇妙的美。曾经有两位画家——阿波雷斯和丢勒②滑稽地认为,可以按照几何比例,或者通过摄取不同人身上最美的特点,合成一张最完美的人像。其实像这样画出来的“美人”,恐怕只表现了画家本人的某种偏爱。美是很难制订规范的(正如同音乐一样),创造它的常常是机遇,而不是公式。有许多脸型,就它的某一部分看并不优美,但作为整体却非常动人。
有些老人也会显得很可爱,因为他们的作风优雅而练达。有一句拉丁谚语说:“四季之美尽在晚秋。”而尽管有的年轻人少年俊秀,却由于缺乏优美的举止和修养而不配得到赞美。
美犹如盛夏的水果,是容易腐败而难保持的。世上有许多美丽之人,他们有过放荡的青春,却迎受着愧悔的晚年。因此,应该把美的形貌与美的德行结合起来。这样,美才会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①奥古斯都和菲斯帕都是古罗马著名皇帝。腓力普王,法国国王,1285—1314年在位。爱德华四世,英格兰国王,1461—1483年在位。阿尔西巴底斯,古希腊著名美男子。伊斯梅尔,波斯国王,1461—1483年在位。
爱米丽悲剧成因探析 篇4
《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是美国著名作家威廉·福克纳的短篇小说代表作之一。小说发表于1930年，故事以美国内战之后的某南方小镇(名为杰弗逊)为背景，描述了女主人公爱米丽·格里尔森一生的悲惨际遇。
爱米丽出生于没落的南方贵族家庭，从小生活在父亲的权威之下，没有追求爱情的自由。父亲死后，她渴望得到爱，与一个北方来的建筑工头荷默·伯隆发生恋情，但他们却受到仍怀有传统价值观的镇上居民的干涉。最后，爱米丽毒杀了恋人。
关于爱米丽毒死伯隆的原因，有的学者认为：“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是，荷默除喝酒谈笑外无意与爱米丽成婚，骄矜孤傲的爱米丽不肯善罢甘休，于是买来砒霜毒死了荷默。”(刘新民，1997;转引自肖明翰，2000:41)这种观点受到了肖明翰的批驳。肖明翰坚持认为：“他(故事叙述者)所代表的镇上人及其以清教思想为核心的旧传统最终造成爱米丽的爱情悲剧并毁了她的一生”。(肖明翰，1996:109)
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均没有合理、全面地揭示爱米丽的悲剧成因。导致爱米丽悲剧产生的原因应该有两个，一是南方传统价值观的影响，二是爱米丽的思想和个性。前者是外因，后者是内因。
2. 南方旧传统
故事发生在美国内战之后一个名为杰弗逊的南方小镇。这个小镇在时代的变革中日新月异，但老一辈市民的思想观念并非一夜之间可以彻底改变，他们生活在接受新思想和怀念旧生活的矛盾斗争中。“爱米丽……是一个传统的化身，是义务的象征，也是人们关注的对象”，(福克纳，1995:15)在老一辈眼中，她是旧南方妇女的一个典范，是过去时代的纪念碑，是他们的理想、感情和精神的慰藉。可见，镇上居民受到传统清教思想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并没有在南方奴隶制政权瓦解后完全消失。当格里尔森家传出难闻的气味时，有人向老法官史蒂文森投诉，于是镇上的参议员就此事讨论，一个年轻的参议员提出建议“要求爱米丽限期整改”，却遭到了三个老参议员的反对。结果是，他们只好偷偷地派人到爱米丽家附近撒生石灰。
南方旧传统的具体内涵指什么，这部短篇小说没有明确交待。当然，它应该包括镇上人长久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在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些观念如何影响镇上人的行为。还是以“格里尔森家传出难闻的气味”这件事情为例。从表面上看，镇上人宁可忍受难闻的气味也不愿去干涉爱米丽，实际上是老一代人要把她作为“典范”加以维护。这一种思想使得人们不能当面指责一个贵妇人说她那里有难闻的气味;也正因为一个贵妇人的行为举止在老一代人眼里不容置疑，爱米丽杀人一事直到她死才被揭穿。
3. 爱米丽其人
1957年，福克纳在弗吉尼亚大学任驻校作家。一次，有学生问这个故事是否是对北方或南方的批评时，他回答说：“我不知道，因为我仅仅是在尽我所能写人。”(肖明翰，2000:43)那么，在福克纳的笔下，爱米丽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呢?
爱米丽出身贵族，从一个情窦初开的姑娘起，就没有得到过追求爱的权力。她从小丧母，而其父亲和许许多多的南方庄园主父亲一样，无疑是家庭的首脑，有着至尊的地位。在浸透了清教思想的家庭伦理观中，家庭的荣誉高过一切，为了自己所谓的蓝图，冷酷无情、自私自利，不惜牺牲家人的幸福，践踏自己的人性。因此，爱米丽只是被其父当作“物品”而存在，被剥夺了作为“人”的主体性。“为保证她的价值，其父亲必须使她远离一切有可能诱惑她走向‘淫乱’和‘堕落’的东西，小心翼翼地看护她的贞节，因为爱米丽的贞节是格里尔森家族荣誉的象征，也是她父亲权威与教养的见证”。(苗群鹰，2002:22)所以就有了小说里那幅极具象征意义的精彩画面的定格：爱米丽的父亲叉开双脚，挥动着手中的马鞭，赶走了一个又一个前来向女儿求婚的年轻人，而“身段苗条、身着白衣”的可怜的爱米丽只能站在其身后，成为自己幸福的一位旁观者，直至30岁仍是一位待字闺中的老姑娘。
爱米丽生性倔强，这与父亲是一脉相承的。她倔强的个性可以通过三个事件反映出来。一是邮箱问题。当全镇已经享受到免费的邮件投递服务时，她却拒绝让人们在她家门上安装邮箱。二是纳税问题。在镇长沙多利斯上校死后，镇上新当权的一代不满爱米丽不缴税，于是派人上门催缴，结果被爱米丽蛮横无理地赶跑。三是买砒霜事件。爱米丽到药店买砒霜，药剂师声明，当地法律要求她说明药品用途，可是她强硬的态度竟然使药剂师妥协了。
4. 矛盾冲突
父亲死后，爱米丽慢慢从丧父之痛中挣扎出来，她终于可以自由恋爱了。于是，她剪短头发，“看上去像个姑娘”，(福克纳，1995:18)这表明她开始追求自己的幸福。当遇到伯隆，一个来自北方的“个子高大，皮肤黝黑……双眼明亮、声音宏亮”的小伙子，爱米丽压抑已久的爱情如火山般爆发。这无可厚非。一个姑娘，怀着一个年轻人的正常愿望，她只是想被爱和爱人并得到一个丈夫和一个家庭，(Roberts, 1994:185)况且她的爱还来得这么迟，人们理应为她感到高兴才是。但她周围的环境，她所处的那个杰弗逊小镇却不是这样看的。他们认为：“格里尔森家的人绝对不会看上一个北方佬，一个拿日工资的人。”(福克纳，1995:18)
可见，父亲死了，而美国南方旧传统、旧习俗仍然存在。旧传统再一次顽固地阻碍着爱米丽得到幸福。镇上人接过了她父亲手中的马鞭继续狠劲地抽着，这无形的鞭子打在她的心上。对她的爱情，镇上人先是一片责难之声;当责难不起作用时，镇上的妇人们搬来浸礼会牧师去“拜访”爱米丽;而“拜访”失败后，牧师夫人又亲自写信给爱米丽在亚拉巴马州的亲戚，敦促其对爱米丽严加管束。
随着矛盾的不断升级，镇上人似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因此当得知她买了砒霜，全镇的人以为她要自杀了，于是大大松了一口气，好像是一个脚下即将引爆的地雷终将得以清除。大家都说：这是“再好没有的事了”。(福克纳，1995:18)爱米丽追求正常的生活，追求个人的幸福，而传统势力却认为她忘记了一个真正淑女的贵人举止，不如死了好。从南方旧传统想要的结果可以看出，此时爱米丽生存的空间变得那么狭小。
然而，倔强的爱米丽没有在斗争中屈服，她准备了结婚用品，为幸福生活做好打算，然而伯隆却犹豫了，在恋爱即将修成正果之时，迫于舆论竟然说自己“是个喜欢和男人来往……无意于成家的人”。(福克纳，1995:19)伯隆的软弱表现，预示着爱米丽幸福生活中唯一的依靠即将坍塌。就像当年父亲死后，她仍然不愿承认事实一样，她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所以为了挽留狭小的生存空间里唯一的救命稻草，只好出此下策。婚姻没有了，伯隆死了，但这些在镇上人眼里不重要，重要的是爱米丽的形象得以保全。
有的学者认定伯隆是这场悲剧的主要责任者，是他的薄情最终使得爱米丽由爱生恨，于是遭来杀身之祸。关于伯隆所起的作用，笔者赞同肖明翰的说法：“他绝不是一个极不负责任，毫无道德良心，玩弄女性的人。”(1996:108)理由有二：一，工程结束了，伯隆仍然留在镇上;二，在那两个堂姐妹离开后三天，他又回到了爱米丽家中。如果伯隆不负责任，他完全可以在工程结束后离开。而且，如果他真的薄情，爱米丽毒杀他之后掩埋尸体即可，何必在以后的40年里和一具腐烂发臭，“肉体已在破烂的睡衣下……跟他躺着的木床粘在一起，难分难解”的尸体同床共眠直至自己生命的终结呢?从伯隆生前与爱米丽共享快乐和他死后爱米丽抱尸而眠这两件事情上不难看出，他们的爱情不存在任何欺骗的成分。问题在于伯隆没有爱米丽那么坚强。他回避旧传统的压力，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当人们最后一次见他时，他并不是从爱米丽家的大门进去，而是在傍晚时分从厨房的门进去的。
5. 结语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任何事物发展、前进的动力在于内因，外因通过内因来起作用，二者缺一不可。在小说中，美国内战之后，仍深受南方旧传统思想影响的女性当然不止爱米丽一个人，而悲剧就发生在她的身上，这当然和她的思想和个性密不可分。所以说，爱米丽的思想和个性是内因。外因则是南方旧传统，包括爱米丽的父亲、伯隆和镇上人等诸多因素，共同加速了悲剧的形成。
南方旧传统的典型代表是爱米丽的父亲。她的父亲干涉她的婚姻大事，赶走了一个又一个登门求婚的年轻人。显然，她的父亲的信念是，即使没落了，也不能轻易忘记自己的贵族身份。父亲死后，维护南方清教思想的镇上人在高贵的爱米丽小姐身上寄托了他们对其“辉煌”过去的怀旧之情。她活着时，被镇上的人当作一个传统的象征来膜拜。可以说，她是南方传统为了使某种价值观得以延续而刻意树立起来的“纪念碑”。就这样，人们以“维护”她的形象为借口，干涉了她的爱情。爱米丽爱上一个北方来的建筑工头，这对于仍抱有南方清教妇道传统思想的人来说是对“传统”的亵渎，于是百般阻挠，他们的理由是“无论有多悲伤，一个真正的淑女也不应该忘记她的贵人举止”。(福克纳，1995:18)直至爱米丽死后，镇上的人才承认“纪念碑”的倒塌。这个故事讲的就是“可怜、可悲的人为了得到所有人都想得到的东西，和自己的心灵、和别人、和环境进行的搏斗”，(Roberts, 1994:185)这也是福克纳要送给她一朵玫瑰花的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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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肖明翰.再谈《献给爱米丽的玫瑰》——答刘新民先生—[J].四川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0, (1) :40-5.
[10]晏晓喻.一曲古屋的悲歌—试析福克纳“A Rose For——Emily”的悲剧性[J].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7, (4) :111-3.
悲剧成因 篇5
关键词：哈代；悲剧小说；美学
一、悲剧美学
悲剧，作为一种美学范畴，其特性尽管集中体现在作为一种文体的悲剧里，但在历史上、生活中、艺术里依然有充分的显现。西方悲剧，从古希腊悲剧到二十世纪爱尔兰文艺复兴，各种悲剧文体、悲剧形象、悲剧动作、悲剧氛围，都显示着不同的美学价值。一般说来，按性质区分的性格悲剧、命运悲剧、社会悲剧等，各自有着独特的悲剧美学含蕴与审美情趣。但三者也不是绝然隔离、互不相干的。悲剧在西方美学中，其含蕴不仅是汉语译文字面上的悲惨、悲哀、悲凉、悲伤等等，而是对崇高、正义、真诚、善良的歌颂，其情调是庄严、肃穆、典雅、凝重，甚至是悲怆、悲愤、悲壮的。
二、托马斯·哈代
托马斯·哈代是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一生创作了14部长篇小说，4部短篇小说集，还有8部诗集和史诗剧《列王》。他的主要成就是小说。哈代把自己的小说分为三类：“罗曼史幻想”、“爱情阴谋故事”、“性格和环境小说”。他利用小说公然揭起反抗一切社会礼法的旗帜，掀起一股推翻一切“神圣道德”的风潮。他的作品中渗透出来的浓烈的悲剧意识和悲观主义色彩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虚假的乐观情绪形成鲜明对照，同时表明哈代对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时期对古老农村的侵蚀和凉掠夺的深刻观察和强烈谴责。
三、哈代悲剧意识的成因
1.哈代的生活环境
青少年时期，哈代目睹了农民饱受贫困之苦和自然灾害的肆虐，又遭受不平等的社会制度的压迫，生活失去了光彩和乐趣，剩下的只是为了生存而痛苦地挣扎。那里的村民思想观念比较落后、陈腐，具有浓厚的宿命论色彩和命运观念。哈代的祖母和母亲也经常很自然地用宿命论观点来教育哈代，向哈代解释世界的一切。那里的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遭受到苦难和不幸时，往往会说“这是命中注定的”。这样的环境自然给哈代幼小的心灵打上了深深的命运悲剧的烙印。
2.哈代所处的历史时期
哈代的生活时代正是十九世纪末大英帝国开始衰落的时期。哈代的描绘对象是他所熟悉的威塞克斯地区的乡村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这个地区以外的世界视而不见、麻木不仁。他立足于威塞克斯去观察他所处时代的庸俗时风。他的视野走出了荒原，把世界剖析。维多利亚王朝，是英国资本主义表面上繁荣昌盛的时期，崇尚繁文缛节、提倡虚伪的文雅。哈代没有被这种庸俗的社风所同化，他竟然将苔丝“失了身的农家姑娘置于悲剧的王国”，并且挑战性地给小说加上一个副标题：“一个纯洁的女人”。显然，哈代是有意向传统道德观念和世俗的社会挑战。哈代的悲剧小说展示了他所坚持的“反映人生、暴露人生、批判人生”的创作意图。他直率坦白地揭开未能如愿以偿的悲剧人生，这样的悲剧“并不出自虑构，而是真实地反映现实”。真实的悲剧阴暗而壮丽、恐怖而有趣，哈代因此被誉为“最悲惨的作家”。
3.宗教信仰
基督教对哈代作品持久影响的一个特征是：在小说中哈代常运用圣经形象和典故。这样有助于哈代进一步细致和深刻地展现人物的内心冲突和精神探索。在他的小说中大量使用了《圣经》文字，并套用其形象。如在《苔丝》，苔丝为私生子洗礼一段，就是源自《启示录》中对耶稣的描写。哈代笔下的人们的生活交织着原始经验和现代人痛苦。艾敦荒原几乎是伊甸园的变种。在《圣经》故事中，伊甸园是天堂乐园，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为求知识，敢于违背上帝命令、偷吃“禁果”、结为夫妻，因而遭受上帝的放逐，下凡尘世，过着辛苦劳作的生活。从此，“所有上帝的创造物都失去了他曾赋予的辉煌光泽”。而艾敦荒原就是人类苦难世界的象征，这种象征体现了人类认识痛苦和不幸的最原始经验。在哈代的作品中也有大量的基督教牧师和其他宗教代表人物的具有贬抑的人物刻画，对基督教教育给人们带来的有害后果进行了戏剧性的描述。例如《苔丝》中狂热的基督教教义涂写者，他被哈代讽刺为牧师中“无可指责的典型”。哈代所塑造的基督教代表和他所展示的基督教信仰对个体和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力在不同的小说中是不同的。《在绿荫下》中的May bold只是有点吝啬和阶级观念，《一双蓝眼睛》中的Swan court是一位社会势利小人，他的偏见产生了更大的伤害。
四、哈代小说的美学价值
哈代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是个沉闷的作家，但是读其作品，给我们的感觉并不是一种无望的悲哀和震惊。苔丝和裘德虽然最后都难逃一死，但是“每个伟大的悲剧都在根本上必须是乐观的，因为悲剧的本质在于它的英雄主义的宏伟，在于它在我们心中激起的强大的生命力和奋发疾进的情绪。”人在极度的逆境中的不屈不挠，正是人性的伟大所在，他们在精神上的无畏精神给读者留下了远比他们死亡所带来的悲哀更为强烈的赞佩之情。他们虽然屡遭不幸和灾难，但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对生命的渴望和追求，他们在同命运的搏斗中所表现出的惊人的生命力和勇气，显出了人的尊严和崇高。在《德伯家的苔丝》结尾处，“那时候，东方天边上一道银色的白光，使得大平原离的远的那些部分都显得昏沉灰暗，好像就在眼前；而广大景物的全体却露出唯喏不言，趔趄不前的神情，这是曙光将要来临的光景。”苔丝就是在这样壮丽的景色中为追求幸福、自由和爱情从容就义了，她在太阳的映衬下悲剧性得到升华。深深打动我们。哈代的悲剧小说就是这样产生了高度的美学价值和艺术魅力，感动一代又一代读者。
参考文献：
[1]叔本华，《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
[2]杨周翰等，《欧洲文学史》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苔丝》人物悲剧成因解析 篇6
这部电影为何令人如此垂青呢?原著作者哈代认为大自然同样具有磁场和灵性,“威塞克斯”的景色自它有苍凉、昏暗、空旷的神秘色彩。电影继承了原著的精神内涵——悲凉而深刻;重新提炼了人物关系突出了主题。影片以黑色基调为主营造了压抑、苦痛的绝望情绪,引起了人们灵魂情感深处的共鸣,暗示了主人公苔丝多舛的悲剧命运。影片弥漫着导演罗曼·波兰斯基对苔丝宿命的无奈之情。我们试着从《苔丝》主人翁所处的时代政治、经背景来分析苔丝人物悲剧成因解析。
一、电影苔丝形象所处的时代背景
19世纪中期英国资本主义迅速崛起,英国的经济独占全球70%份额。资本主义已悄然在农村萌芽,影片中《苔丝》所处的正是英国资本主义维多利亚时代全盛时代。工业文明的入侵颠覆了农村固有的生产方式。新式农业机器的广泛应用让濒临破产边缘的个体农民生存状况更加糟糕。少数农业资本家如亚雷少爷、克里克老爷们占有着农村的土地、农场、牧场和大牛奶厂。农村贫富两极分化,农民因贫穷不得不沦为雇佣劳力。
电影《苔丝》呈现出19世纪中期维多利亚繁荣盛世时乡村的独特美感,导演波兰斯基以高超的技巧、独特的影像风格拍摄了穿梭于城市之间的火车,秋收时节农场机器夜以继日的脱粒情景,影片直观地呈现了苔丝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波兰斯基在影片中以流畅、娴熟的镜头语言展现出资本主义蒸汽机时代城市风貌,并借时代背景来烘托人物形象:底层小人物虽努力挣扎却始终无力逃脱命运的安排。
二、苔丝命运的悲剧解析
1. 时间的往复、季节的更迭暗示了苔丝悲剧的宿命
故事中的时间循环与人物的命运变化巧合。《苔丝》主人公在循环的时间中改变着人生轨迹,是阴差阳错还是命运的安排?影片和原著中巧妙地以四季为轮回为叙事的时间线索。春夏秋冬对应着苔丝的生活从生机盎然的暖色调过渡到冰冷绝望的冷色调。
影片缘起在第一年的春天(跳舞),苔丝“头上扎着一根红带子,在一片白色的队伍里……”暖色调的红带子表达了苔丝热爱生活,憧憬着美好未来的浪漫情怀。“一片白色的队伍里”暗喻苔丝的年轻纯洁,白璧无瑕。
秋天(被亚雷玷污,陷淖沾泥)循环,“秋天的纯瑞脊,空气中弥漫着夜雾,好似一张张雾气织成的网罗,变成了树木中间一片一片的纱幕了”。夜雾暗喻苔丝未来的生活虚幻、很不明朗;雾网预示苔丝未来的生活没有依靠,受制于亚雷的金钱之网。
第二年的夏天(生下亚雷的孩子)
秋天(在奶牛场与安吉尔恋爱)哈代写到,“旺盛的夏季时光,草木孕育繁殖的嘶嘶声,汁液都喷涌得几乎听得到声音,此情此景,就是最飘忽轻渺的恋爱,也莫不不变成缠绵热烈的深情”。影片情景交融,描写陷入热恋的苔丝和安吉尔。
冬(结婚被抛弃)
第三年的冬(迫于生计屈尊于亚雷),电影的镜头中“冬天农舍非常荒凉。目之所及不见一棵树,此时,草色萧条”。“整丛的灌木或者大树,都似一幅触目惊心的素描,白色的线条挣扎在惨淡的灰色天空之上”。
第四年春4、5月(杀死亚雷,苔丝被捕)。
苔丝的故事源于春天,也结束于春天。
2. 苔丝的悲剧命运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
电影《苔丝》从内容和叙事上来看基本上忠实于小说原著,以苔丝与两个具有典型性格特征男人的爱情角度开始了故事。人物的镜头描述详略得当、主次分明。
亚雷个性自私、放荡,哈代描写道:“他眼睛滴溜溜转”,“脸上的曲线表现一团色欲之气”。当苔丝迫于生计重新回到亚雷身边时他说:“你记住了,我的夫人,从前你没逃出我的手心,这回你还是逃不出我的手心。你只要作太太,你就得作我的太太!”表现了他的绝对占有欲。日常生活里,亚雷俨然就是一个花花公子,他放纵享乐,欺世盗名。
安吉尔貌似开明,具备当时社会的进步思想,他厌倦了繁华的城市,渴望精神的自由。挑战陈旧的社会习俗和等级财富观念。身为中产阶级的他和农场的工人一起劳作,投身于农村艰苦劳动中,他欣赏苔丝纯沽、淳朴、善良的个性,认为她是一切美好事物的象征。他不顾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追求真挚纯洁爱情,与苔丝结为夫妇。表明他向世俗礼教斗争的决心和勇气。然而作为维多利亚时代文化传播中的知识分子,[2]思想上仍然遵循着陈腐的社会习俗和道德偏见,并左右着他的价值观与道德标准。如果他信奉的价值观与现实生活与发生矛盾时,他的所谓进步与开明都会化为浮云。
影片中的苔丝的美德无处不在,她外在勤劳善良、聪明美丽;内在坚韧,执着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美德一、尽管命运多舛,她贪图奢靡享受,对待爱情忠诚、没有虚荣心。宁愿为所爱的人去做他需要的一切。遭到丈夫无情的抛弃后,她把责任归咎到自己头上,依然深深地爱并袒护着丈夫。美德二、勤劳善良。为了照顾家人,她屈辱地两次失身、受制于亚雷,历经磨难。苔丝勤劳、善良、勇敢的品质被艰苦的环境映衬得闪闪发光。
波兰斯基在电影中很好地把握住了苔丝、安吉尔和亚雷三个主要角色。亚雷和安吉尔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势力,它们共同作用,生生将美丽、纯洁、善良的苔丝推向万劫不复深渊。亚雷是“金钱之魔”,牢牢的控制了勤劳、善良但处于贫困之中的苔丝;安吉尔是“道德之魔”,在当时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下,以道德之名,生生埋葬了苔丝期待的幸福生活,亚雷和安吉尔制造了苔丝的悲剧。在肉体上和精神上,代表两种不同势力的亚雷和安吉尔合力绞杀了苔丝。
摘要：由哈代的原著《德伯家的苔丝》改编的影片《苔丝》1979年一经公映就征服了无数影评者与影迷成为经典。一举获得奥斯卡、金球奖等多项大奖。本文简要分析了《苔丝》主人公苔丝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时代背景,解析主人翁苔丝命运的悲剧成因。
关键词：苔丝,悲剧成因,社会政治,经济时代背景
参考文献
[1]E.J.Hobsbawm.Labouring Men: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Labour[M].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64.
论晴雯悲剧的性格成因 篇7
一
在《红楼梦》第五回中曹雪芹便预告了晴雯一生的遭际:
霁月难逢, 彩云易散。心比天高, 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寿夭多因诽谤生, 多情公子空牵念。
晴雯在小说中正式露面的场合, 自第五回伺候贾宝玉小睡起, 到七十七回夭亡止, 共有三十六次, 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次数, 曹雪芹仅是一笔带过, 其余的二十几回则较为详尽地描写了这位丫鬟的喜笑怒骂。
就晴雯的外表来说, 如《芙蓉女儿诔》中所描述的“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王夫人说她是“水蛇腰”“削肩膀”“眉眼又有些象你林妹妹的”。“水蛇腰”即是杨柳腰, “削肩膀”又称美人肩, 而林黛玉的眉是“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 林黛玉的眼为“似喜非喜含情目”——晴雯的美丽可想而知。凤姐曾这样总结:“若论这些丫头们共比起来, 都没有晴雯生得好。”晴雯作为女性, 有这样一个优点, 当然是得天独厚。
就晴雯的地位来说, 因她的美貌深得贾母喜爱, 被派在怡红院中“将来只他 (晴雯) 还可以给宝玉使唤得”, 在怡红院的丫鬟中地位仅次于袭人。
晴雯的美貌和地位在众丫鬟之上, 但为什么十六岁不到就走完了生命历程?
社会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就大环境而言, 满族统治者身上残存着较多的奴隶制旧习, 在高门府第当差的奴隶们, 乍看穿戴整齐, 甚至花枝招展, 但没有丝毫人生自由;就小环境而言, 大观园这个肮脏淫乱的深宅大院处处刻意做出正人君子的模样来, 冰清玉洁的晴雯因为被认为生得美丽, 再加上周遭人进谗言, 被王夫人活活逼死。在整个社会都被邪恶势力掌握的情况下, “违逆”的人只有死路一条。
除此之外, 笔者认为造成晴雯悲剧的还有其性格原因。
二
曹雪芹在第七十七回补述了晴雯的身世:
这晴雯当日系赖大家用银子买的, 那时晴雯才得十岁, 尚未留头。因常跟着赖嬷嬷进来, 贾母见她生得伶俐标致, 十分喜爱。故此赖嬷嬷就孝敬了贾母使唤, 后来所以到了宝玉房里。
晴雯这样一位人物, 我们并不明了她的家世, 连她姓什么也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 她是一个无父母孤苦伶仃的小姑娘, 任情任性, 刚强暴躁, 她被赖大的母亲“孝敬”了贾母, 带着一身的“野气”, 进入了这个贵族社会的大家庭。曹雪芹将这样一个叛逆人物送到怡红院, 使这一人物的性格得到了充分发展的环境。
(一)
晴雯的“野气”集中表现在她与众不同的“骨气”上:在《红楼梦》众女子中, 晴雯是唯一一个不屑作媚态, 孤高而烈性的人。
第三十七回, 同样是怡红院大丫鬟之一的秋纹, 因贾母赏了几百钱, 王夫人给了两件旧衣服而得意忘形:“这可是再也想不到的福气……难得这个脸面……却不象这个彩头……”在众丫鬟面前喋喋不休地夸耀。晴雯不以秋纹的偶遇主子赏赐便感恩不尽为然, 讥讽她是“好没见世面的小蹄子”, 因为“那是把好的给了人, 挑剩下的才给你”, 并傲骨铮铮地表示“我宁可不要, 冲撞了太太, 我也不受这口气!”晴雯由给赖大作奴才晋升到给贾母、宝玉作奴才, 即由底等奴才升为高等奴才后, 并未因地位的提高而消掉棱角, 用献媚的方式再求高升, 这是她难能可贵之处。
而另一方面, 晴雯的“野气”也表现在她过分的言行上。
人的性格都有其复杂性, 晴雯也不例外, 平儿对其比喻式的评价是一针见血的, 她称晴雯是“一块爆炭”。晴雯的抗争精神不容质疑, 而她性格上的缺陷也是不能忽视的。
晴雯的性子不好是出了名的。王善保家的向王夫人告状时说:“……头一个是宝玉屋里的晴雯那丫头……长了一张巧嘴, 天天打扮得象个西施样子, 在人跟前能说惯道, 抓尖要强;一句话不投机, 他就立起两只眼睛来骂人……”王家的这些话当然有很多添油加醋的成分, 但是未尝不含有若干事实。
第二十六回, 晴雯和碧痕两人正拌了嘴, 没好气, 突见宝钗来了, 便把气移在宝钗身上, 抱怨说:“有事没事, 跑了来坐者, 叫我们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觉!”正在此时黛玉来叫门, 晴雯越发动了气, 便说:“都睡下了, 明儿再来吧!”黛玉强调说:“是我, 还不开门么?”晴雯气头上, 竟说:“凭你是谁, 二爷吩咐的, 一概不许放人进来呢!”在这儿, 晴雯不是在反抗什么, 完全是一种无端的撒气行为, 见谁骂谁, 不分对象, 一句话将黛玉“气怔在门外”, “越想越觉得伤感……悲悲切切, 呜咽起来”。由此足见晴雯的性情不佳。
晴雯不只是对比她身份高的人不礼貌, 对同等身份或身份比他低的人也一样使性子, 甚至于更加尖刻。晴雯给王夫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正在那里骂小丫头”;又如七十三回中宝玉挑灯夜读, 临阵磨枪试图蒙混贾政的考问, 小丫头们陪着熬夜, 一个个困得前仰后合, 晴雯又是怒骂, 又是恐吓地说道:“什么小蹄子们!一个个黑家白日挺尸挺不够, 偶然一次睡迟了些, 就装出这个腔调儿来了。再这么着, 我拿针扎你们两下子!”偏巧有个小丫头“坐着打盹, 一头撞到壁上, 从梦中惊醒……他怔怔的只当是晴雯打了他一下子, 遂哭着央说:‘好姐姐!我再也不敢了!’”从小丫头的恐惧, 我们可以想象晴雯平日里是怎么对待这些孩子们的, 打骂应是家常便饭, 不然小丫头不会连做梦都做到是晴雯在打她。并且, 还不仅仅是普通的打骂, 有一场更加触目惊心, 在五十二回, 晴雯“一把将他 (坠儿) 的手抓住, 向枕边拿起一丈青来, 向他手上乱戳……坠儿疼的乱喊。麝月忙拉开……”坠儿的偷窃固然可恶, 但是晴雯的惩罚也确实可怕, 虽然这是晴雯痛恨丑恶现象的一种表现, 但其过于“爆”的做法实在让人不敢苟同。
晴雯这种过于张扬个性的做法使她在大观园中处在了孤立的地位, 除了贾宝玉对其欣赏外, 往上, 夫人、小姐们看不惯她, 向下, 和她处于同一阶层的丫鬟们也远离了她。虽然可以说是晴雯不愿同流合污, 宁愿与世决裂也不愿向其妥协, 但单从人性出发分析晴雯形象, 很明显能看出她身上存在的问题。在晴雯的性格中, 有一种难以接受的针对周围所有人、所有事的不分青红皂白, 只要是与其所想不同的就一概否定的倾向, 而且不仅是否定, 晴雯还要用最刺人的方式明显地发泄出来。究其原因, 曹雪芹给她的判词是较为贴切的:晴雯“心比天高, 身为下贱”。一方面, 晴雯在心里有强烈的渴望美的愿望, 另一方面, 在那个社会, 她卑贱的地位使得她难以改变什么, 包括自身的处境, 于是这种强烈的愿望与无情的现实间的矛盾使得晴雯的心理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但是晴雯并不愿意放弃她的美好愿望, 只能在与人日常生活中潜意识地发泄她对这个世界的不满, 外化成一种“爆炭”似的性格。在那个时代, 处于晴雯的那种地位, 她的性格就足以造成她的悲剧, 这可以称为她悲剧的酝酿阶段。悲剧爆发的原因来自于社会, 也只是迟早的事而已。
(二)
晴雯性格中有一种在那个时代不应具有的天真和单纯, 没有被世俗社会所异化。这集中体现在她与贾宝玉的相处中。
晴雯是追求爱情平等的。她珍重宝玉的感情, 也希望自己的感情得到宝玉的珍重。
“撕扇”是曹雪芹对晴雯追求爱情平等的一次具体描述。第二十三回, 宝玉参加完午宴, 闷闷不乐地回到怡红院, 偏晴雯上来为宝玉换衣服时失手将扇子跌断了股子, 宝玉责备晴雯是“蠢材”, 而晴雯不乐意受他这样的态度, 加上袭人又赶来相劝, 使得晴雯与宝玉大闹一场, 不欢而散。晚上宝玉吃罢薛蟠的酒回来, 院子里设下了乘凉的枕榻, 水晶缸里湃上了鲜果子, 晴雯在等宝玉回来。此时, 晴雯为白天自己过火的行为有后悔, 宝玉也从那种发泄的心境中恢复, 双方都有一种因回到往日融洽气氛的兴奋。
宝玉笑道:“你爱砸就砸。这些东西, 原不过是借人所用, 你爱这样, 我爱那样, 各有性情;比如那扇子, 原是搧的, 你要撕着玩儿, 也可以使得, 只是别生气时拿他出气……”晴雯听了, 笑道:“既这么说, 你就拿了扇子来我撕。我最喜欢听撕的声儿。”宝玉听了, 便笑着递给他。晴雯果然接过来, “嗤”的一声, 撕了两半。接着又听“嗤”“嗤”几声。宝玉在旁笑着说:“撕的好, 再撕响些。”……
在宝玉, 为了表示道歉, 比平日更为谦和宽容;在晴雯, 因为心上人的苦心而格外高兴, 碰撞出了新的火花, “扇子”成了连接两人感情的道具, 成了两人心心相印的证明。在此, 晴雯和宝玉的感情完成了由形到神的推进, 两人的关系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晴雯临死前剪下“两根葱管一般的指甲”交给宝玉, 又与宝玉交换了贴身内袄, 指甲、内衣在那个时代都是爱情的信物, 这里, 晴雯把自己对宝玉的一段柔情蜜意表露得十分充分, 十分清楚。
晴雯的天真和单纯使得她一直过于理想化, 真诚地付出, 没有想回报, 也没有为自己的将来打算, 她过于乐观, 对最基本的生存条件 (能否留在大观园) 都没有仔细地考虑。晴雯最后道出了她天真的想法:
我已知横竖不过三五日的光景, 就好回去了。只是一件, 我死也不甘心的:我虽生得比别人略好些, 并没有私情蜜意勾引你怎样, 如何一口死咬定了我是狐狸精!我太不服。今既已担了虚名, 而且临死, 不是我说一句后悔的话, 早知如此, 我当日也另有个道理。不料痴心傻意, 只说大家横竖是在一处。不想平空里生出这一节话来, 有怨无处诉。 (第七十七回)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 1985年8月版。本文其余所引《红楼梦》均据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4年版)
摆在晴雯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其一, 通过努力当上宝玉的妾, 完成“在一起”的心愿, 但是这与晴雯的爱情观和道德观都是违背的, 这条路不可能实现;其二, 如其他丫鬟一样, 等到年纪稍大了拉出去嫁人, 这是一个丫鬟的必然宿命, 也使得晴雯不可能与宝玉在一起。晴雯的天真和单纯为她获得了贾宝玉的爱情, 也为她自己挖了一个坟墓。
通过对晴雯人物形象的客观分析, 不难看出晴雯的性格中存在着诸多缺陷, 这些缺陷有的是致命的。笔者无意说晴雯的悲剧是咎由自取, 更无意否定晴雯形象, 鲁迅先生曾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 可是在中国的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 并无讳饰, 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 坏人完全是坏的, 大不相同, 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 都是真的人物……” (郭豫适:《红楼研究小史续稿》第四章,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出版, 第91页) “真的人物”是对《红楼梦》人物描写极高的肯定, 曹雪芹的高妙之处就在于他笔下的人物经过艺术再创造后, 还保留了高度的真实性。晴雯是一个生活化的“真的人物”, 在读者面前呼之欲出, 以其优缺点相揉的鲜明个性在文学长廊中永远光彩夺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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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赛罗》的悲剧成因新解 篇8
“边缘情境”是存在主义描述人之存在的一种状态。它是指, 由于某种突然的变故或特殊的遭遇, 个体与他人、与社会之间的对话出现裂痕, 个人置身于日常的生存秩序之外。[2]在这种边缘情境生活状态中的个体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其一, 他们不能融于周围的环境, 总是很孤立, 也因此总被当成另类;其二, 他们表现得很神经质, 过度敏感。这种状态往往能使人从日常生活的繁杂与喧嚣中剥离出来, 离开那种海德格尔认为的“非本真的”存在状态, 从而开始思考存在的意义, 生命的意义;但有的时候也可以导致人的毁灭。对此, 卡尔·雅斯贝尔斯有过亲身的经历:从1933年到1945年, 他生活在纳粹统治的德国, 由于妻子是犹太人, 他被革职, 著作被禁止出版。他们夫妇随时面临被纳粹逮捕, 甚至可能遇害的命运。他在日记里记录下了自己整天担惊受怕, 忧心忡忡的心路历程。这段经历对他个人而言不堪回首, 但对他的哲学生涯来说却是一笔财富, 他对生命, 及人的存在有了更深的理解。我国学者梁旭东先生在他的著作《遭遇边缘情境:西方文学经典的另类阐释》中提出哈姆雷特的境遇属于一种“边缘情境”[3]:父王暴死, 母亲改嫁骤然改变了哈姆雷特熟悉的生活世界, 他对生活中的一切提出质疑, 变得神经质的敏感, 甚至疯疯癫癫。奥赛罗何尝不是这样呢?他久经沙场, 生活阅历丰富, 能孤身匹马在白人社会里闯出一片自己的天地, 却又那么轻易受人蛊惑, 杀妻害命, 笔者认为奥赛罗前后迥异的性格和他长期处在边缘情境的生活状态有关, 他不合常理, 捕风捉影正是人在这种存在状态的表现。
一、“奥赛罗:威尼斯的摩尔人”
这部悲剧的名字:“奥赛罗:威尼斯的摩尔人”, 就暗示了奥赛罗的特殊身份。“摩尔人”在莎士比亚时代是对黑种人的专门称谓。奥赛罗只身来到这个白人主导的社会, 虽然已凭着自己的征战才能成为不可缺少的将领, 但周围的人, 甚至他本人都没有忘记他异族人的低下身份, 这也时时刻刻提醒着奥赛罗自己的处境。在剧中, 每当提到奥赛罗时, 其他人更多地是叫他“摩尔人”, 而不是他的名字, 除了德斯底蒙娜一遍遍地叫奥赛罗“我的夫君” (my lord) 。第一幕里, 这位剧中主角还未出场, 观众和读者就已经从他的情敌洛德里高知道他是一位“厚嘴唇的家伙”, “到处流浪漂泊的生人”。[4]依阿高向元老布拉班修告密他的女儿德斯底蒙娜和奥赛罗的私情时, 称奥赛罗为“大黑羊”, “巴巴里的马” (巴巴里是指摩尔人) 。而此时奥赛罗和德斯底蒙娜偷偷幽会的旅馆名字也耐人寻味:“马人旅馆” (Sagittary) , 英文单词Sagittary在希腊神话中是半人半马的动物。这些都在主人公还未出场时透露出了他的异族身份和受人排挤, 孤立的地位。
奥赛罗本是受元老布拉班修敬重的客人, 但当元老得知他与女儿秘密结婚的消息, 还是怒不可遏。他在元老会议室里怒斥奥赛罗为“奸贼”, “社会的蟊贼”, “该死的奴才”。在很多像布拉班修一样的白人眼里, 摩尔人是“看上去都要害怕的人”[4]。布拉班修是威尼斯这个文明社会的一名绅士, 在元老会里资历颇深, 受人敬重。昔日, 他把奥赛罗敬为座上客, 而当奥赛罗可能成为他的女婿时, 他认为这简直是“对国家, 对名誉”的侮辱, 他的一句话道出了威尼斯主流社会对黑人的排斥:“如果这种行为可以放纵不管, 奴才和异端都要成为我们的政府大员。”[4]不管奥赛罗为社会作出了多大贡献, 他始终是“奴才”和“异端”。
德斯底蒙娜是一个正统的威尼斯白人社会的少女, 单纯而浪漫。奥赛罗吸引她的正是他身上那种饱经岁月的沧桑和异域的风情。但她潜意识里也会有威尼斯社会里的那种观念, 即摩尔人是来自一个低等蛮荒的异邦。在她替奥赛罗的辩护中能看出来:“他家乡的太阳早把他身体里嫉妒的汁液吸干了”[4]。她认为摩尔人的身体里是有毒汁的。只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她觉得奥赛罗没有。
其实, 奥赛罗自己也从未忘记自己异族人的身份。一方面, 他不止一处提到自己的“黑”, 另外一方面, 他又努力证明自己和野蛮人不同, 进而掩饰自己内心的那种异族感。在卡西欧城堡上打斗的那一幕里, 当奥赛罗赶到的时候, 他这样惊叹:“莫非我们都变成异教徒了, 以至于上天不准回教徒做的事我们反拿来对自己做?为了基督教的羞耻, 快停住这野蛮的吵闹……”[4]这里他反复强调自己和威尼斯人一样是基督教徒, 是文明人。当真相大白, 奥赛罗知道自己误杀妻子后, 万念俱灰, 他在自杀前对从威尼斯来的贵族说:“把这句话写下来, 有一回在阿莱波, 有一个恶劣的缠头的土耳其人殴打一个威尼斯人并且辱骂威尼斯, 我便扼住了这回教徒的咽喉, 这样的, 一击。[自刺]”[4]他始终想要将自己和“缠头的土耳其人”划分开, 认为自己是和威尼斯人一样的文明人, 高贵的人;而他这临终前的一句话和一个动作恰恰证明了自己像土耳其人的一面, 所以, 像杀死蛮狠的土耳其人一样, 高贵的奥赛罗杀死了那个野蛮的自己。
在威尼斯白人社会里, 奥赛罗的“黑”是很强烈的对比, 让他能时刻感受到自己的“不同”, 也处处把他置于一种边缘情境的存在状态。德斯底蒙娜的爱情给予了他信心和安全感, 但并不能治愈他在这种生存状态下的神经脆弱和异常敏感, 相反, 这最大的慰藉有可能变成最容易挑动的那根敏感神经。
二、“这就是我们全体元老认为完全可靠高贵的摩尔么?”
《奥赛罗》的第一幕发生在威尼斯, 后面的四幕在紧邻土耳其的赛普勒斯。在这两个不同的地点, 我们看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奥赛罗。在土耳其, 他表现的沉着, 稳重, 理智;心术不正的依阿高几次故意挑拨都没有成功。例如, 依阿高和洛德里高向元老布拉班修告密, 并故意用粗俗的言语激怒元老, 气势汹汹的布拉班修带着一帮子人来讨女儿, 奥赛罗从容应对:“把你们的光亮的剑收起来吧, 沾了露水要生锈的。老先生, 你的年纪比你的武器更足以服人些。”[4]
奥赛罗的一句话缓解了剑拔弩张的形势, 化解了一场小人企盼的冲突。同样, 在元老会议室, 布拉班修咄咄逼人, 指控奥赛罗使用妖术蛊惑了他的女儿, 奥赛罗明白此时最有发言权, 最能证明事实的就是德斯底蒙娜本人了, 他要求元老们请德斯底梦娜来, 同时有理有据地给元老们讲了二人的相爱故事, 以至于听完他的讲述, 公爵感叹道:“我想这样的故事也许能赢得我的女儿的欢心哩。”[4]
当两人经历风暴到达赛普勒斯重逢时, 奥赛罗感叹道:“如其每次风暴之后都有这样的宁静, 刮就刮吧, 刮到把死人吹醒!……纵然现在是要死的, 现在还是最幸福的时候, 因为我恐怕我的心灵是已经绝对的满足了, 在将来不可知的命运中不见得能再有这样的安慰。”[4]奥赛罗在表达自己的爱情和幸福时, 也暗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那种深度缺乏安全感, 即使这样身居要位, 美人在怀, 将来的命运还是“不可知”的。
第一幕里奥赛罗面对依阿高的不断怂恿都无动于衷, 然而当依阿高吞吞吐吐地暗示德斯底梦娜可能会不忠时, 他就像“受了拷刑”, 寝食难安。他在没有任何证据, 没有任何调查的情况下, 用依阿高的话来说, “摩尔已经中了我的毒而变色了”。[4]从此他的生活里再无宁日了, 他疑神疑鬼, 草木皆兵。看到卡西欧手里拿着他送给德斯底蒙娜的手绢, 就彻底相信了依阿高的谎言。品格高贵的奥赛罗如此轻信谣言, 一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其实这正是在边缘情景存在状态里人常会有的特点:神经敏感, 内心脆弱, 缺乏自信, 缺乏安全感。
当威尼斯贵族娄多维可来到赛普勒斯, 奥赛罗当着贵族, 侍从等很多人的面, 辱骂并殴打妻子德斯底蒙娜, 娄多维可要求他赔不是时, 他粗鲁地说:“啊恶魔, 恶魔!假如大地受了女人的眼泪就能受孕, 她的每一滴眼泪会变成一条鳄鱼。滚开!”[4]此时的他, 没有半点节制, 没有了一丝高贵的影子。看到奥赛罗对妻子粗鲁蛮横, 娄多维可惊叹于他的变化:“这就是我们全体元老认为完全可靠高贵的摩尔么?这就是情感所不能动憾的高贵性格吗?”“他的头脑在清醒么!可是有点疯狂?”[4]奥赛罗此时表现得已完全失去理智。学者梁旭东这样描述边缘情景:“这是一种非常可怕, 非常痛苦的状态, 个人的世界突然发生了崩塌!”[5]这应该就是奥赛罗此时的心理状态吧。
在边缘情景的生活状态里, 人是一种赤裸裸的存在, 人会变得善思, 多疑, 孤独, 敏感。这种生存状态给人以更多的磨砺。人可能会因为坚守美德而成就自己, 也可能因为人性中的某些脆弱而招致灭亡。奥赛罗作为一个白人社会的“他者”在威尼斯赢来的所有尊重, 在赛普勒斯被妒火烧尽。卡尔·雅思贝尔斯的一句评论正好用来评价奥赛罗:“悲剧英雄—高大而情怀激烈的人物—本身就处在善与恶之中, 他在‘善’里完成自己, 又在‘恶’里毁灭自己”[6]。
摘要：对《奥赛罗》悲剧的成因, 历来有很多评论。本文从存在主义思想家卡尔·雅思贝尔斯提出的“边缘情景”入手, 分析了奥赛罗的双重性格及最终导致奥赛罗悲剧的原因。
关键词：《奥赛罗》,悲剧成因,边缘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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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夜》中汪文宣悲剧的成因 篇9
关键词：《寒夜》,汪文宣,悲剧成因
《寒夜》中的故事发生在重庆，时间是抗日战争胜利前的一年间。主人公汪文宣是个小职员，他上大学时学的是教育学，曾想在教育事业上有一番作为，但由于生活所迫，他不得不到亦官亦商的图书公司当校对。汪文宣的妻子曾树生本是银行的职员，却被迫充当了“花瓶”的角色，但她的自尊心尚未泯灭，内心充满着矛盾，同时，她与汪文宣的母亲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终日争吵不休。在这种社会、事业、家庭不如人意的环境中，汪文宣终于不堪重负，患了肺病，接着妻子离去，家庭破裂，种种打击使他最终走向灭亡。小说整个基调是悲愤的哭诉，令人心悸。本文主要就造成汪文宣悲剧命运的社会、家庭、性格三个方面的原因进行探讨。
1 造成汪文宣悲剧的社会原因
巴金在谈到《寒夜》这篇小说当初的创作意图的时候，曾经坦言写这部小说就是想让世人看到真实的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的状况，好人不得好报。[1]而造成这样一个本来安分的家庭最终破裂的最大的罪人就是当时的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就是当时黑暗的重庆国统区。[1]其实，人们生活在一个社会中，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正是这样的事实，因此《寒夜》中的主人公汪文宣的最终悲剧结局离不开这个社会的影响。
作为战时的陪都，重庆的人口数量剧烈增长。“根据重庆市警察局所发布的户口统计，1937年，重庆市的人口仅为47万人，到1943年，人口已达88万多人，1944年人口突破百万，达103万人。此后重庆市的人口，一直维持在百万以上，直至抗战结束。”[2]而战时的国民政府根本没有能力为这些人口提供生活保障。人们的住宿、卫生环境极差，汪文宣一家三代就生活在一幢破烂不堪的临街大楼的三层楼上，用板壁隔开的昏暗、寒冷的陋室中。生存压力加剧，战争造成的传统价值观的颠覆，以及民众对政府和政局的失望，使得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座悲观厌世的城，生活于其中的小人物只能痛苦挣扎，汪文宣在百般劳碌之中得了肺病，面对着奉为衣食之源的那些校样，“‘我的血快要流尽了!’他愤怒地想，他几乎要撕碎那张校样”[3]，他凝视着自己咳出的淡淡血迹，终于以带血的生命残存“把这张校样看完翻过去了”。但带病工作的他并没有受到公司的表彰或医疗上的支持，却反而因病被公司辞退。
他老实正派，不会阿谀奉承。为周主任祝寿的宴会上，他在席间的孤独正是这种品格的反映。他不会去给周主任敬酒，看不惯别人的巴结样子，那些卑下的奉承话使他作呕。他清楚地感觉到：“他们并不需要他。”他到这种环境里来没有一秒钟不后悔，终于“一个人偷偷地溜走了”。如果说汪文宣的穷困潦倒是由于他多病，还不如说他不愿向权势者奉承更为恰当些。他要公平，可是社会不允许公平，更不会给予他公平，由于生活不下去，他不止一次地向亲人们承认：“这要怪我没有出息”，“我对不起每一个人，应受罚!”他的这种感情是真实的，但这种真实的感情建筑在他的不觉悟的思想基础上。社会的黑暗和自身的不觉悟，构成了他悲剧命运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汪文宣病入膏肓时终于“强烈地感觉到对于生命的依恋，对于死亡的恐惧”[3]，但“他不能喊出他的悲愤，他必须沉默地死去”。
2 形成汪文宣悲剧的家庭因素
汪文宣的悲剧和他特定的家庭环境有关，他从小由单身母亲带大，娶了媳妇以后，婆媳之间常常争吵，由此，婆媳矛盾就成了这个家庭的主要矛盾，而软弱的性格又使他无力解决这一问题。这里，我们有必要先论述一下汪文宣和母亲的关系。汪文宣的母亲是典型的慈母，在家做做家务，洗衣做饭;但是她在教导儿子的时候，是非常的苛刻，将自己定为了权威，因此，汪文宣母亲对于汪文宣的一切行为都要管教，并认为自己是权威，而汪文宣也只能承受这种权威的施行。汪文宣之所以一直默默的承受着来自母亲的权威的压力，是有原因的。首先，是因为汪文宣和他的母亲其实是有一个相同的想法，就是想摆脱他父亲那种懦弱的形象。其次，就是在我国传统的文化中，母子之间的关系通常都是非常亲密的，并能够互相的高度容忍对方。《弗洛伊德主义》一书中这样说到“在幼儿心灵中可以形成大量的性欲望和与之相关的意象、情感和积蓄，它们以后都要被毫不留情压抑为无意识”“在这段被压抑的童年性生活的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恋母本能和与之相关的仇父心理，也就是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4]汪文宣的恋母有着他自己的成因和表现形式。汪文宣从小就和母亲一起长大，这样的环境造就了他性格上是存在缺陷的：一方面，他身上有着非常深厚的恋母情结，甚至他对于母亲有着在常人看来，不正常的过分的依恋;另一方面，汪文宣自觉的承受着来自母亲的权威，并不敢声张，自愿的将自己的一切交给母亲来负责;第三，在传统的文化中，非常注重孝，而孝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服从长辈，因此，汪文宣对母亲的这种绝对的服从，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孝。
那么，既然汪文宣服从于母亲的权威，而母亲与妻子的矛盾又无法化解，他为什么还要抓住妻子曾树生不放?我认为两人必然是存在着或者曾经存在过共同的理想的，并相互理解着这一份情感。但是，同样非常重要的是，曾树生始终是崇尚着一种自我，独立，民主的个人价值的方向，这显然和汪文宣与母亲的生活状态是对立的。因此，造成了家庭内的矛盾是长时间都无法调节的，而汪文宣也始终都生活在左右为难的状态下。而汪文宣母亲和曾树生之间的矛盾除了很普遍的婆媳关系外，还存在着时代的矛盾，毕竟两代人对于生活的看法有着诸多的不同，这种矛盾似乎是很难调和，而汪文宣就生活在这样的夹缝中，饱受着煎熬。
3 形成汪文宣悲剧的性格原因
他性格的最大特点就是忍受和顺从。所谓性格，即一个人在态度和行为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素质和个性特征，它主要是社会环境作用于人的结果，因而也必然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甚至被社会环境所扭曲。汪文宣，从前那个一心想办理想中学，实现自己教育救国夙愿的朝气蓬勃的有志青年，到了抗战后期，竟成了一个唯唯诺诺、忍气吞声的老好人。
“人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一定环境下的产物。”他曾经也做过在中国办教育的好梦，是受过五四新思想熏陶，充满反抗情神的有志青年，但如今却为生活所迫，干着单调机械的工作，校对那些纠缠不清的译文，他感到屈辱、羞愧，内心时刻回荡着愤愤不平的声音，却又不敢启齿流露半句。
汪文宣精神上是极其痛苦的，这种痛苦首先是表现在他人格的分裂上，在他自身的性格中总是发生着各种矛盾，内心的不满，抗争念头和外表的懦弱，谦卑这一对矛盾始终压着他。他始终是以一个矛盾的结合体，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他嘴上说的话，并不是他心里想的，他所做的一些事情，也并不是他心里想要做的。在小说中，有一段描述的是吃饭的时候，汪文宣为了让母亲高兴，就自己强制自己吃完了自己本来吃不下去的饭，就很好的表明了汪文宣的这一性格特点。可能在旁人的眼中，汪文宣是一个舍己为人的人，处处为别人着想而不惜牺牲自己，但是对于汪文宣自己来说，确是牺牲的是他自己的信念和意志，是他对待生活的精神。一个人，也许最痛苦的并不是贫穷和疾病，而是不能够为自己而活。汪文宣无论在何时，不管在上司面前，还是在自己的亲人面前，他都不敢流露出自己的真实的情感，这种人格的分裂，决定了他内心只能处于痛苦之中，并铸造了他这种卑琐而可怜的悲剧。
“也不知是怎样起来的，他忽然咳一声嗽，接着又咳了两声。他想吐痰，便走到屋角放痰盂的地方去。在十几分钟里面，他去了两次。吴科长不高兴地咳嗽一声，不，吴科长只是哼了一声。他便不敢再去第三次，偏偏他又咳出痰来，他只好咽在肚里，他居然忍耐着把剩下的十几页校样看完了。”
他居然慑于吴科长“哼了一声”而把咳出来的痰咽进肚里!一个曾经胸怀大志的青年，竟被砸掉饭碗的失业危机变成这样一个忍气吞声的可怜虫，还有比这更让人齿冷心寒的吗?
在和妻子的关系上，也是如此，但在其忍让和顺从的外表下增添了更多的自卑色彩，和三十四岁的妻子相比，同龄的汪文宣身体日渐孱弱，他的心境也日渐颓丧。他想在曾树生面前诉说真情，却又没有勇气倾诉心声，唯恐曾树生不高兴。第五章中，当他鼓起勇气、带着颤音要求树生回家时，“她并不答话，却望着他，眼里有一点惊讶的表情，又带一点喜悦。他看出她的眼睛在发亮……”可见作为妻子的曾树生心中也十分渴望温情，渴望从丈夫那儿得到关爱。如果他能明白这一点，积极主动地和妻子沟通，让妻子能深切地理解自己对生活的热望，对妻子的温情。那么树生对他也许会有更多的关爱，他生命的悲剧色彩也许会有些许减弱。可惜，他热切的心声表露得太少，他总宽容着妻子，却又怯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正是他的这种性格，使得他和妻子最终分离。
综上所述，我们可看出汪文宣的悲剧是身处黑暗现实中而又追求个性解放的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上被摧残、肉体上被吞噬的悲剧。同时，人与人之间各各相异甚至彼此冲突的性格及其缺点，在酿成悲剧过程中也应承担相应的具体责任。所以，我把造成汪文宣悲剧的原因主要归纳为三点：社会原因、家庭原因以及性格原因，而后两个原因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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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成因 篇10
关键词：《双鸩篇》；悲剧性；封建文化；价值观
在晚清文学史上，姚燮可算一位才华横溢、成就不凡的名家，他的诗、词、文、画以及对戏曲、小说、经学、史地的研究在东南一带都享有较高的声誉，颇为时人推许。在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泛滥的道咸年间，姚诗以其独特的艺术个性和深沉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得到时人很高的评价，其中以叙事诗成就最大，“某伯诗骨雄健，文笔清新，尤精绘事。”[1]以《双鸩篇》为代表的长篇杰作更具特色，是中国古代长篇叙事诗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本文旨在阐释其悲剧性特征及其悲剧成因。
《双鸩篇》全篇302句，在中国文学史上极为罕见。全诗主要以女主人公第一人称叙述，讲述了男女主人公幸福甜蜜的爱情生活由于爷娘逼迫，不得不同饮鸩酒，双双殉情，上演了一出震撼人心的爱情悲剧。本篇所叙之事为爱情悲剧，所抒之情以凄苦悲哀为主，以具有正面价值的人的不幸、毁灭为审美特征，故而诗中含有一种悲剧美。中国没有系统完整的悲剧理论，使得中国古典悲剧研究很难找到规范的理论指导。“在悲剧理论与中国悲剧的特殊性之间出现两难境地，是中国古典悲剧研究首先遇到的难题”。[2]为此张哲俊提出必须运用近代悲剧理论，采用理论与作品相结合，“一方面不放弃对悲剧的本质认识，另一方面又要认识到中国古典悲剧的自身形态”。[3]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具体分析一篇作品的悲剧性时也要抓住悲剧的本质和中国古典悲剧的自身形态，并在此基础上与西方悲剧理论结合起来。此即为本文阐释《双鸩篇》悲剧性特征的切入点。
其一，悲剧的冲突。黑格尔认为“基本的悲剧性就在于这种冲突中对立的双方各有它那一方面的辩护理由，而同时每一方拿来作为自己所坚持的那种目的和性格的真正内容的却只能是把同样有辩护理由的对方否定掉或破坏掉”。[4]《双鸩篇》中冲突的双方一方是代表和维护封建伦理道德和封建礼教文化的爷娘，另一方是追求和维护爱情婚姻幸福的女儿女婿。双方都有自己辩护的理由和坚定的立场，但是却不可调和，只能牺牲或否定掉一方才能实现矛盾的解决。所以在父母的逼迫下，女儿女婿双双饮鸩殉情，双方矛盾冲突得以化解。
其二，悲剧的结局。黑格尔说：“在真正的美里，冲突所揭露的矛盾中每一对立面还是必须带有理想的烙印，因此不能没有理性，不能没有辩护的道理。各种理想性的旨趣必须互相斗争，这个力量反对那个力量”。[5]悲剧所表现的正是两种对立的理想或“普遍力量”的冲突和调解。悲剧的结局就是使代表正义理想的人物遭受痛苦或毁灭。他个人虽遭到毁灭，他所代表的理想却不因此而毁灭。所以悲剧的结局是一种灾难和痛苦，却仍是一种“调和”或“永恒正义”的胜利。在《双鸩篇》这个爱情悲剧里，虽然代表健康向上的、合乎人性的爱情理想的一方形式上遭到了毁灭，但是他们是以抗争的姿态的自我毁灭，他们以毁灭而不是妥协的方式让自己的爱情理想取得了永恒的胜利。
其三，悲剧的类型。叔本华提出了三种悲剧类型，其中第三种类型是，“不幸也可以仅仅是由于剧中人彼此的地位不同，由于他们的关系造成的；这就无需可怕的错误或闻所未闻的意外事故，也不用恶毒己到可能的极限的人物；而只需要在道德上平平常常的人们，把他们安排在经常发生的情况之下，使他们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他们为这种地位所迫明明知道，明明看到却互为对方制造灾祸”。[6]爷娘对女儿女婿的行为不是因为他们本性恶毒，而是以自己在家庭中的权威来决定其他家庭成员的幸福和家族利益。此即家庭内部各种复杂的伦理关系及不同的人生价值观念、道德法则酿成的激烈的矛盾冲突及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类型。
所谓悲剧乃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人世间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 而爱情是人的价值本身的一部分。诗中这一对年轻夫妇，本来是两小无猜，真心相爱，多么美好的人生，可是他们的幸福被摧毁了，生命被吞噬了。任何人读了都会为之扼腕叹息而一掬同情之泪。这就是它的悲剧美所在。下文就其悲剧成因作具体分析。
（一）封建礼教文化对人们思想行为的束缚
诗中主人公生活在清代末期，奉以仁孝治天下，法律规定不孝为十恶之一，不孝者将受到最严厉的制裁。所以他们的爱情和婚姻遭到破坏的时候只能无条件的顺从。并且在当时社会环境中，凭着他们自身的努力，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他们的命运，“政府和法律不能给他们以帮助，社会难以给他们支持，他们完全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7]在古代宗法社会中，婚姻是两姓家族的结合，以家族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与个人关系反而不大。《礼记·士昏礼》云：“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8]所以爷娘逼迫女儿改嫁完全是为了维护家族利益。作为正义的、合乎人性的一方思想被压制，行为被束缚，根本不可能撕破社会用家法织成的那张严严实实的礼教大网，因此封建礼教文化成了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同样，这里的爷娘也是封建礼教文化的受害者。他们的本意不是想害死自己的亲人，在主观上有把维护自己亲人的幸福与自己的利益统一起来的愿望，但是没有成功。女儿、女婿是通过他们的手被害死的，因此爷娘同时又成了封建礼教的帮凶。他们的思想行为被礼教文化所控制而不自知。这种不以个别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力量，正是当时封建文化制度罪恶本质的必然反映。《双鸩篇》的深刻之处就在：它形象地描绘了男女主人公殉情而死的悲剧，但是并没有将悲剧的成因简单地归结于某些具体的个人的人性之恶，而是直指人的背后的历史文化因素，展示出封建礼教文化杀人的本质， 揭示了社会发展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性。
（二）人生观、价值观的不同
诗中有一个贯穿全篇的中心事件：黃金千两。开头说“郎心爱妾千黄金”，说明爱情比黄金还珍贵。他们向往爱情的纯真和自由，他们的爱情是纯洁纯粹的，与金钱无关。但在爷娘心目中，黄金则是唯一的价值标准。于是爱情与金钱的矛盾构成了这一悲剧的又一冲突。爷娘逼郎去三城：“不得千金弗还里！”劝女儿改嫁：“东家西家郎，手中累累千黄金。”而女儿则一再声明：“郎归不止千黄金”；“为郎市卖赎郎罪，抵郎归有千金装”。她把感情看得比黄金贵重，而爷娘的人生观价值观刚好相反。可见对待黄金的态度也是酿成这场悲剧的根本原因。这种唯利是图，嫌贫爱富的思想的产生也是有一定社会基础的。资本主义从明代萌芽到清末初步发展，使人们对金钱的贪婪与追逐也进一步强化。成书于明代的《金瓶梅》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商业发展所导致的人性的丑恶与贪婪。到了清末这个时代，爷娘把金钱看得比女儿的幸福都重要是不难理解的。他们的灵魂彻底被铜臭污染，直接充当了杀害女儿女婿的刽子手。
悲剧本身在于揭露了生活中的黑暗势力和不合理现象。构成悲剧性的冲突的主要根源是“历史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能实现的冲突”[9]二者之间的矛盾。一方追求美好的合乎人性的爱情理想， 它是正常的， 自然的， 健康向上的，但是却处在被压抑的地位；一方则代表腐朽陈旧的封建礼教文化、封建家长制权威和资本主义金钱至上的价值观， 它是邪恶的， 反人性的， 违情悖理的， 但是却在现实中占统治地位。所以诗中的悲剧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不同的思想意识导致矛盾的碰撞致使悲剧的发生，而悲剧的价值在于使读者更清楚制造悲剧者的丑恶。理解悲剧应该把自己溶人悲剧作品所处的历史阶段。理智的去思考悲剧所处的历史背景，发掘更深层的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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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72.
《白鹿原》女性悲剧的成因 篇11
白嘉轩的第一房妻子白巩氏嫁给他一年以后死于难产;白嘉轩第二房妻子进白家门未满一年就害痨病死了;白嘉轩第三房妻子原本体态丰腴, 一年以后却瘦成了一根干枯的包谷杆子, 最后不明病症地吐血而死;白嘉轩第四房妻子死时浑身扭蜷成一只干虾;白嘉轩第五房妻子因无法解除心病而变成疯癫, 最终栽进涝池溺死了;白嘉轩第六房妻子胡氏害于闹鬼而精神失常, 最终因流产而卧炕不起;白嘉轩第七房妻子吴仙草虽然在白家平安无事地渡过了大半辈子, 可是她晚年死于瘟疫;白嘉轩之母白赵氏在“撮合”了兔娃和孙子孝义之妻的“好事”以后, 始终无法面对三媳妇肚中的孩子, 在酷暑的闷热气浪里咽了气;田小娥这个在封建文化中寻求解放的人, 虽躲在窑洞中过了一段安稳的日子, 然而结果还是招惹了“淫荡”的罪名, 死于家公鹿三手下;就连白灵, 这个作者刻意塑造的, 与朱先生一样, 同为象征着白鹿秉性的冰雪聪明而又富有个性的女子, 也难逃厄运, 被国民党的人活埋了。她们有着不同的生长环境以及不同的成长经历, 但却有着同样的人生结局, 我认为造成这种殊途同归的悲剧的原因有多方面, 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封建礼教对女人的毒害、轻视, 黑暗政治环境和社会对生命的荼毒。
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毒害、轻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 传统的儒家思想强调男尊女卑, 忽视女人本身的存在价值, 女人更多的是作为男人附属品而存在, 在传宗接代中彰显其价值。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 女人的生命就显得无足轻重, 人们会忽视她们存在的内在价值, 忽视其人生的诉求。在《白鹿原》起始部分, 作者写白嘉轩一连“克死”几个女人, 但是白秉德两夫妇毫不怜惜那几条女性的生命, 只是强调自己对祖先的责任——“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除了不惜花去大量家财一次次为儿子娶回媳妇以外, 秉德老汉临死前还吩咐儿子无需守孝三年, 而要尽快完婚。秉德老汉死后, 白赵氏的意志更为坚定, 认为女人只不过是糊窗的纸, 破了就再糊, 死了五个儿媳妇, 还可以再讨五个, 耗尽家财娶媳妇总比后继无人要强。这足以证明他们把传宗接代看作重中之重, 而毫不在乎死去的女人的性命。更滑稽可笑的是, 白赵氏为了使孝义有后代, 竟然让孝义媳妇偷偷陪兔娃睡觉, 以怀上孩子。这无疑是进一步证明了, 他们认为传宗接代是硬道理。当人们把得到后代看做是行为的终极目标之时, 女性的存在价值可以得到重视吗?
第二, 封建贞操评判制度一味强调女性的贞操, 而无视人性的合理诉求。当读者为终于从郭举人的“泡枣缸”解脱出来, 寻得自由与真爱的田小娥感到高兴之时, 田小娥在白鹿原上却开始了背负着“淫荡”罪名的生活。正如田小娥所言, 她没偷旁人一朵棉花, 没扯旁人一把麦穗柴禾, 没骂过一个长辈人, 也没搡戳过一个娃娃, 白鹿村却容不得她住下, 说到底大家都是觉得她不干净。既然大家冷眼相待, 她和黑娃便自觉搬到村外的烂窑里, 可是大家还是容不下她。田小娥出身于秀才门第, 不甘作性奴, 宁愿为自由与真爱放弃富贵安逸的生活, 实在难得。她若是生活在开明的时代, 或许早已得到大家的认同与赞赏, 何至于死于家公手中?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是封建贞操评判标准迂腐, 只许男人三妻四妾, 却不理解女性的精神需求和生理需求。同时, 我们必须看到, 这种评判标准也不是绝对的, 它是根据统治者的需要而定的, 实际上是强者迫害弱者的幌子。一方面, 族长要维护传统礼教驱逐“苟合”的黑娃和小娥, 另一方面满口仁义道德的白嘉轩却与母亲合谋, 制造机会让孝义媳妇陪兔娃睡觉以怀孕。这本来是要遭受道德谴责的, 但是到了计较自身利益的关节眼上, 也就无所谓了。
第三, 封建的婚姻制度剥夺了女性自由选择婚嫁的自由, 把她们推向家族利益的风浪口, 酝酿了悲剧的产生。虽然白鹿原时代家庭环境优越的女子可以选择与男子一同进学堂, 但是她们在自己的婚姻上仍然没有选择权的, 仍然得依照“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行事。在这种制度下, 尽管第五个、第六个妻子都害怕嫁给白嘉轩后自己会死去, 但是她们却都是只得听从父母的安排, 嫁到白家。或许本来无所谓命硬的事情, 然而, 在重重心理压力之下, 白嘉轩的第五房、第六房妻子阴郁成病, 最终与世长辞。同样的, 鹿兆鹏的妻子从守活寡到最后发疯而死这一事实都是冷先生和鹿子霖两人的商定婚事造成的, 他们为了两家联姻而毁了年轻一代的婚姻。相信这种惨剧不仅仅存在于白、鹿两家, 他们只是我们观察当时整个社会的一个窗口, 是封建的“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扼杀年轻人幸福的一部分而已。
其次, 社会动乱、党派斗争也是造成白鹿原上女性悲剧的原因。俗话说:“时势造英雄”,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民群众而言, 乱世便意味着厄运。纵使白灵是现代文明的先觉者, 她敢于违抗父命, 自觉争取受教育的权利, 以知识充盈头脑;她敢爱敢恨, 能脱离家族纷争的束缚, 私自先后与兆海和兆鹏在一起, 并且最终擅自决定自己的终生幸福;她不畏艰险投身革命中, 她明辨是非放弃国民党而加入共产党, 为解放事业而贡献一份力量。然而, 动乱中诞生的英雄毕竟是少数, 更多的人则成为乱世的牺牲品, 乱世是杀害白灵的屠刀。此外, 也正因为时势动乱, 黑娃才会走上了当土匪的道路。乱世分离了黑娃和小娥, 鹿子霖才有机会利用小娥, 以至于造成后来的鹿三杀儿媳, “为民除害”的惨剧。动荡的社会、阴暗的政治, 直接或间接地摧毁了她们的幸福, 也摧毁了千千万万个人和家庭的幸福。
另外, 我们还必须看到窘迫的经济条件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无奈之举。白嘉轩先后“克死”四房妻子, 早已让少女们闻风丧胆, 家境稍微殷实的人家都不愿意把女儿嫁到白家送死。然而, 总有那么一些人, 尽管有一万个不情愿, 因为经济不景气, 明知山有虎, 却只能往虎口送。养了五个女儿的木匠卫老已经顾不上男方命硬与否, 只要有高金聘礼, 便可以随时把女儿接走。这让人何等让人心酸啊!俗话说“虎毒不吃儿”, 面对木匠的冷酷无情之举, 我们可以推知当全家的性命都养不活的时候, 木匠已经没有理智去思考那一个女儿的命运了, 作为一家之主, 他选择了“顾全”。南原上的胡家男人, 一夜之间把家当输精光, 最后同样也是为了高足的聘礼而“卖女求荣”。生活的艰辛活活把青春年华的她们逼上了歧途。如果说生活把她们逼上歧途的话, 那么落后的科技和医疗便是把她们送上绝路的推手。无论是白嘉轩的几房妻子还是他的母亲, 无不不是因为难产、害病、精神失常而死去。倘若她们生活在医疗卫生事业发达的年代, 或许她们的小生命就得以延续。
代表着白鹿原精神的白灵被活埋, 受人唾骂的“淫妇”田小娥死于公公手下, 守活寡的鹿兆鹏媳妇活活“疯死”, 白嘉轩的几房妻子或是难产而死, 或是精神失常后离奇死去, 或是病死, 精明的白赵氏最终也病死。虽然她们死去的表面原因不尽相同, 但是实际上都与当时的封建传宗接代思想、封建贞操评判制度、封建婚姻制度、阴暗的政治斗争、窘迫的经济环境以及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密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联。白鹿原上女性的悲惨命运向蔑视女性的价值与存在、残害女性身心健康的封建糟粕思想提出严厉的控诉, 向荼害百姓的阴暗的党派之争提出抗议。她们用性命唱响了女性解放的诉求。
摘要：白鹿原上活跃着个性鲜明的女性, 有冰雪聪明的白灵, 有“淫荡”的田小娥, 有贤妻良母型的吴仙草, 有恪守礼教的白赵氏, 还有好几个处于生命旺盛期的少女。然而, 不论她们有着怎样的家庭背景或是生活经历, 在生命尽头等待她们的终究是厄运。本文就她们的悲剧命运, 从封建礼教、政治背景、经济状况、医疗条件等因素中去探究造成这些女性悲剧的原因。
关键词：悲剧,女性,白鹿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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