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性因素

悲剧性因素（精选11篇）

悲剧性因素 篇1

一、托马斯其人其文

托马斯·哈代是19世纪英国著名诗人、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之一。他以其独特的“环境和性格小说”丰富了悲剧艺术, 塑造出许多令人震撼的悲剧人物, 其中《德伯家的苔丝》中的女主人公苔丝就是这样一个悲剧人物。苔丝的命运是悲惨的, 可她为何会有如此的结局呢?我认为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苔丝自身性格以及作者哈代的悲观主义思想和宿命论是导致苔丝悲剧的原因, 尤其是哈代的悲观主义和宿命论思想, 它在苔丝命运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苔丝悲剧因素

(一) 哈代的悲观主义与宿命论思想在苔丝命运中所起的作用

欧洲的19世纪70年代左右, 资本主义开始走入到西方各级农村中来, 传统的农村社会结构开始瓦解。哈代本人正处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 他亲眼见证了资本主义在农村引起的变革。这些变革是痛苦的, 农村社会处于混乱当中, 农民生活遭受了极大的打击, 很多农民家庭破裂。在资本主义的侵袭下, 传统农业也开始发生变化。如苔丝一般的家庭正在走向极端贫穷的境地。一个个的悲剧在农村上演, 这是变革带来的悲剧。哈代本人的思想受当时时代的局限, 不可能真正找到出路, 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的虚伪、掠夺、剥削。他在他的作品中批判资本主义的罪行, 但他仍然在迷茫中探索, 因为他的前面并没有方向。他就好像鲁迅描述的被火烧的铁屋子里最早清醒的几个人之一, 他痛苦着, 知道自己不久将离开人世, 却没有力量去打破这个铁房子, 挽救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哈代的痛苦并没有把他带向坚决的革命, 而是带向了悲情的宿命论。

(二) 老马被撞死, 被迫去认亲——苔丝悲剧的开端

在《苔丝》这部作品中, 哈代使用了一连串的巧合和突发事件, 来告诉读者苔丝的悲剧是命中注定的, 早安排好的, 也是无法避免的。我们来看看小说一开始作者安排的第一个巧合。当苔丝用她家的那匹老马去送货的时候, 老马却在途中被邮车撞死。苔丝一贫如洗的家庭在这样的打击下自然走向毁灭的边缘, 为了挽救家庭, 柔弱的小女子苔丝第一次向命运低头, 接受了她父母的安排, 走向第二个悲剧的开始。在这里, 父母代表了命运。当然, 这个巧合看似巧合, 其实正是哈代宿命论思想的体现。可怜的苔丝再加上我们可怜的哈代在资本主义变革中变得无能为力。一个默默地接受命运的安排, 走向悲剧;另一个茫然不知所措, 拿起那枝柔软的笔创造悲剧。这明显带有宿命论的思想。

(三) 新婚之夜坦白遭弃——苔丝悲剧的发展

苔丝在离开悲伤之地后来到了一个奶牛场, 在这里, 似乎一切都那么美好。苔丝似乎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结束了悲剧。这种幸福在遇到克莱尔后达到了顶峰。从来没有爱情的苔丝在遭遇诱奸后竟然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年轻温柔的克莱尔对苔丝百般照顾。更加可喜的是, 克莱尔并没有嫌弃苔丝出身贫穷, 愿意和苔丝共同走向更加幸福的婚姻。小说如果到此结束, 喜欢团圆的读者们一定心满意足。然而这一切的幸福又毁灭于一个小小的巧合, 苔丝再一次被命运所击倒。那封结婚前夕的告白书并没有顺利地到达克莱尔手里。两人终于在最幸福的时刻分道扬镳。苔丝的悲剧是无法避免的, 这也体现了作者的宿命论思想。

(四) 苔丝终成杀人犯——苔丝悲剧的高潮和结局

这个结局并非悲剧的结束, 反而是悲剧的延伸。克莱尔从巴西回到家乡后, 对苔丝非常失望, 但内心中对苔丝还有爱意。当他偶然得知苔丝的住所时, 他打算和苔丝和好。似乎剧情又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事实上, 命运终究还是放弃了苔丝, 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 普通劳动人民无论如何也无法拥有幸福的生活。哈代的笔也无法帮助苔丝找到一条通往幸福的大道。还是一个巧合, 这个巧合彻底打跨了苔丝。或许是为了能与克莱尔重新呆在一起, 或许是为了向命运作最后的抗争, 或许只是不想再一次被命运作弄, 苔丝杀死了亚历克, 成了一个杀人犯, 这时苔丝的悲剧命运也就彻底无法避免了。

三、总结

哈代在小说中运用了大量的巧合和突发事件来说明苔丝逃不出宿命的安排, 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必然结果。尽管哈代似乎只是把苔丝的悲剧归咎于命运的安排, 并没有真正发现悲剧的深层次原因, 尽管哈代并没有为苔丝找到一条光明大道, 尽管这部作品有着深深的时代烙印和时代局限。但这仍然无损《德伯家的苔丝》这部小说在世界文坛中的地位。事实上, 正是苔丝的悲剧性命运吸引了一代又一代读者, 使读者在为苔丝的命运叹息的同时, 也去寻找造成她悲剧的真正原因。

参考文献

[1]Hardy, Thomas.Tess of the D’Urbervilles.Shanghai: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of Shanghai, 2003.

[2]于艳华.苔丝悲剧命运探究[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7年, 第3期.

[3]费小琴.论《德伯家的苔丝》中苔丝悲剧命运产生的原因.文教资料, 2007年, 第20期, P96-97.

[3]陈焘宇.哈代创作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1992.

悲剧性因素 篇2

论《赵氏孤儿》的悲剧性

查干哈斯

（内蒙古师范大学 文学院 07双语班 学号：20072103018）

指导教师：张丽华

引 言

《赵氏孤儿》全名《赵氏孤儿冤报冤》或《赵氏孤儿大报仇》，作者是元代前期杂剧作家纪君祥，《赵氏孤儿》表现的是历史传说中春秋时代的故事，故事的原型最早见于《左传》宣公十五年的《晋灵公不君》，其中主要记载了晋灵公与赵盾君臣之间的矛盾冲突，并没有赵、屠两家相互仇杀的情节。在《史记》卷43《赵世家》中，才有了晋灵公被赵盾的侄子赵穿刺死，屠岸贾在晋景公的默许下，借着为晋灵公报仇的名义族灭赵家，以及随之而来的“搜孤救孤”的故事轮廓。《赵氏孤儿》所述剧情，主要取材于《史记》。大致剧情是：晋灵公时，武臣屠岸贾与文臣赵盾不和，设计陷害赵盾，在灵公面前指责赵盾为奸臣。赵盾全家三百余口因此被满门抄斩，仅有其子驸马赵朔与公主得以幸免。后屠岸贾又假传灵公之命，迫使赵朔自杀。公主被囚禁于府内，生下一子后托付于赵家门客程婴，亦自缢而死。程婴将婴儿放在药箱里欲救出孤儿，负责看守的将军韩厥同情赵家看不惯屠岸贾的恶行，放走程婴与赵氏孤儿后为保证孤儿的绝对安全亦自刎。程婴携婴儿投奔赵盾老友公孙杵臼。此时屠岸贾急欲斩草除根，为搜出孤儿便假传灵公之命，要将全国半岁以下一月以上的婴儿杀绝。程婴与公孙杵臼商议，决定献出自己的亲生儿子以保全赵家血脉。后程婴便向屠岸贾告发公孙杵臼私藏赵氏孤儿，屠岸贾信以为真，派人搜出婴儿，掷在地上，又刺了几剑，程婴见亲子惨死，忍痛不语。公孙杵臼大骂程婴和屠岸贾后触阶而死。屠岸贾心事已了，便收程婴为门客，将其子程勃（实为赵氏孤儿）当作义子，又取名屠成。二十年后，赵氏孤儿长大成人，程婴告诉其实情。赵氏孤儿悲愤不已，决意报仇。此时灵公已死，悼公在位，程勃将屠岸贾专权横行、残害忠良之事禀明，悼公便命他捉拿屠岸贾并将之处死。赵家大仇得报，赵氏孤儿恢复本姓，被赐名赵武。

在《赵氏孤儿》这部剧本中主要出现了以下的人物——赵氏孤儿、反面人物屠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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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舍命救孤儿的“八义”（即钜麋、提弥明、灵辄、程婴、公主、韩厥、公孙杵臼、程婴之子）。而在这十个人物中，作者重点描写的是以程婴为代表的“八义”，特别是程婴，全剧着重刻画了他为救赵氏孤儿所做的一系列义举，所以尽管剧本名为《赵氏孤儿》，但赵氏孤儿并没有被作者进行很多的描刻，而是更像一个用以贯穿整个剧目的媒介；当然，与剧目同名的赵氏孤儿也是本剧的重要人物；而剧中的另一个人物，即屠岸贾，作为剧中的反面形象亦是本剧不可忽视的人物。

《赵氏孤儿》敷演了一个报冤复仇的悲剧性历史故事。全剧围绕救孤复仇的中心事件，歌颂了英雄人物为正义前仆后继、执著追求的牺牲精神。洋溢着浓郁的悲剧意识。赵朔死前对公主嘱咐： “公主，你听我遗言，你如今腹怀有孕，若是添了女儿，更无话说，若是个小厮呵，我就腹中与他个小名，唤做赵氏孤儿。待他长立成人。与俺父母雪冤报仇。”[1]公主死前将孤儿托付给程婴说：“你怎生将这个孩儿掩藏出去，久后成人长大，与他赵氏报仇。”韩厥自刎前对程婴说：“将孤儿好去深山深处隐，那其问教训成人，演武修文，重掌三军，拿住贼臣，碎首分身，报答亡魂，也不负了我和你硬踹着是非门，担危困。”还有公孙杵臼对程婴的寄托：“我嘱咐你个后死的程婴。休别了横亡的赵朔。畅道是光阴过去的疾，冤仇报的早。将那厮万剐千刀，切莫要轻轻的素放了。”信念的每一次传递都伴随着牺牲，也增添了一份执著和希望。悲剧意识由此荡漾开来，愈积愈浓，缔造了《赵氏孤儿》慷慨悲凉的悲剧意识。

一、剧中人物的悲剧命运

（一）程婴之悲剧

程婴这个人物是《赵氏孤儿》主要的悲剧人物，不仅是因为作者对他的描写最为详尽，更是由于程婴最好的传达和表现了《赵氏孤儿》所要诠释的悲剧意义。

在赵氏面临灭门绝后的灾难时，程婴冒着极大危险，进入了已被封锁的公主府，依照公主的托付毅然选择了救孤，公主为了断程婴的后顾之忧，毅然选择了死亡。程婴把赵氏孤儿藏在自己的药箱中，准备带孤儿出府，然而很快就遇到了新的问题——把守府门的将军韩厥的盘查，幸而韩厥深明大义同情赵氏孤儿的遭遇，看不惯屠岸贾的恶行放走了程婴和赵氏孤儿以自刎来表明救孤之决心。而这时屠岸贾得知赵氏孤儿逃脱的消息之后，为了斩草除根，诈传灵公之命，要杀掉全国一月以上半岁以下的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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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婴儿。在这种情况下，程婴无法逃匿，即使逃匿，也要祸及全国婴儿。危急之中找到原是晋国大夫，因灵公无道、屠岸贾专权，且年事已高而弃官回乡的公孙杵臼商量。程婴决定把自己的亲生孩子冒充赵氏孤儿献出去，恳请公孙杵臼抚养赵氏遗孤。公孙认为程婴比自己年轻，更适宜承担抚养赵氏孤儿的责任，于是把程婴的儿子要来冒充赵氏孤儿收养，再由程婴到屠岸贾处告发公孙杵臼私藏赵氏孤儿。狡猾的屠岸贾对程婴有所怀疑，程婴以自己一是为救晋国婴儿之命，二是怕自己绝后，巧妙回答，狠毒的屠岸贾要程婴去对公孙杵臼行刑拷打，程婴只好忍痛而为。屠岸贾当面将程婴的儿子剁为三段，公孙杵臼也触阶壮烈而死。程婴眼见亲子惨死在自己面前，却将真孤儿收为义子取名为程勃。程婴从此被屠岸贾视为心腹，并将程婴的“儿子”——赵氏孤儿收为义子，名为屠成。在赵氏孤儿幸福成长的二十年漫长岁月中，程婴遭到不明真相的晋国人民的唾骂，独自吞咽着卖孤求荣的恶名、戟手唾骂的侮辱，始终默默忍受着强烈的痛苦和仇恨以及人们的鄙视。在生不如死的政坛魔爪下，他含辛茹苦，终于把孤儿赵武拉扯成人。他使一张白纸般的赵武燃起复仇的烈焰，他煞费苦心、画图说古、痛说家史、控诉奸佞，终于策动懵懂的赵武，挥舞起复仇的利剑，杀向十恶不赦的屠岸贾，报了二十年前的血海深仇。

程婴在戏剧中是个身份卑微的地道小人物——草泽郎中。可是正是这位不起眼的草根小人物，第一时间赶到下宫，把孤儿藏入药箱，带离险境；他慷慨陈词，说服宫门守将韩厥大义放行进而自刎；他吞下血泪，李代桃僵交出襁褓中嗷嗷待哺的亲生幼子，换下孤儿赵武；他忍辱负重，骗取奸贼屠岸贾的信任，苟活于世。他胸怀王公贵族不可能有的仁心、仁术，用自己卑微的孱弱双肩，扛起了救孤复仇的猎猎大旗。从这样的人物身上我们不仅看到忠义精神，同时也能看到其浓的化不开的悲剧命运。

统观全剧，不难发现，“忠义”精神是剧本主要歌颂和弘扬的。而这一精神正是由程婴这个人物的悲剧命运来呈现的。先是程婴因“向在附马府门下，蒙他十分优待，与常人不同”，且“幸得家属上无有我的名字”，毅然承担起了救孤的事业。在《赵氏孤儿》中，孤儿仅在第四折、第五折中出场，仅起到连结作品结构线索的作用。事实上悲剧主人公无疑是程婴，作者通过一些细小的事件，细致地刻画出程婴的思想发展过程，即报私恩——救孤儿——救众生——舍己——舍子——抚孤。作品主要反映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矛盾和斗争，因而程婴的思想性格便具有鲜明的封建时代特点和阶级特点。他“有恩不报怎相逢，见义不为非为勇”，“你又忠我可也不信，你若肯舍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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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我也愿把这头来刎。”可见，程婴是以忠义出发反暴救孤的，作品歌颂的，也正是他的忠义行为。而正是这些思想和行动从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来讲就是构成他悲剧命运的关键。

可以说，在“忠义”精神上，程婴是一个作者塑造出来的中国传统道德的完人楷模。他懂得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他为了自己主人的利益不怕冒任何危险，在中国封建固有的君君臣臣、主仆体系道德教化下，为保全主人的后代，不惜牺牲自己的亲生骨肉，忍辱负重独自承担艰辛困苦。作者正是通过程婴这样一个人物——个人境遇悲苦但精神无比高尚，从而打动成千上万的观众，进而使观者做出清晰的道德取向，即“忠义”至上。这不仅体现了作者的写作主题，也体现了作者所在时代的主流精神。但正因为如此更能体现出程婴这个人物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

《赵氏孤儿》中面对程婴这个人物时咏唱的是中华民族永恒不变的主旋律——忠义，而感动我们和引起我们心灵共鸣的却是它诠释生死的咏叹。当程婴、公孙杵臼商议救孤时，生是忍辱负重，死是大义凌然，生是难，死是易，怎样的一个生死决择啊！公孙杵臼舍身取义，死之可泣。而一介草泽医人程婴，为报当年赵家的恩惠，以一颗侠义之心承担起了一份英雄的使命更是弥足珍贵。程婴在目睹了亲子被屠岸贾摔死，公孙杵臼被乱棒打死之后，视孤儿为己出，二十载的含辛茹苦，二十载的忍辱负重，更是生之可歌。这是怎样的一种担当啊？此时，我耳边传来的是马连良[2]老先生的苍劲的韵腔：

老程婴提笔泪难忍，千头万绪涌在心!十五年屈辱俱受尽，佯装笑脸对 奸臣。晋国中上下的人谈论，都道我老程婴贪图了富贵与赏金；

卖友求荣，害死了孤儿，是一个不义之人！

谁知我舍却了亲儿性命，亲儿性命!我的儿呀!抚养了赵家后代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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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孤儿我已然把心血用尽，说往事全靠这水墨丹青。

画就了雪冤图以为凭证，以为凭证。

（二）赵武之悲剧

作为与剧目同名的人物，赵氏孤儿很显然是这部剧作的又一主要人物形象，但这一人物在剧中更多的时候是在承担一种媒介的作用，即一种贯穿全剧的作用。没有他就无法构成整个故事的冲突，但他并不拥有主动性。这个人物在剧中的所作所为是非常被动的。在赵氏孤儿成年具备行为与思考能力以前，他只是一个被众人营救以及被屠岸贾追杀的对象，尽管他始终参与了整个故事，但他无非是一个两班人马的跤力点，被救与被追杀都不由他的主观意志所决定。

赵武出生之前，家族就遭灭门之祸，其母托孤于程婴，而后自缢。程婴冒险带孤儿出宫，将军韩厥仗义放孤儿出宫后，为保守秘密而自刎。程婴与公孙杆臼定计，以程婴之子冒充赵氏孤儿，藏于公孙杆臼家中，并由程婴出面告密，屠岸贾乃收捕公孙杆臼与假赵氏孤儿，假赵氏孤儿被斩，公孙杆臼撞阶身亡，程婴忍辱二十年，赵武赖以幸存。而在二十岁时他方得知真相。人生是这样的残酷，在他来不及准备的情况下却要面对这样的血海深仇。他背负着家族的杀戮和同仁的鲜血，仇恨却需要指向那个二十年来一直被称作“义父”的人。对于这样的命运他只能接受却不能改变，因为这一切早已在他懵懂之时就已发生，仿佛有一双无形的命运之手操纵着这一切，不容他反抗。

无论哪个年代，二十岁的人生都应当是花一样的蓓蕾初绽，梦一样的美丽温情。然而，如果就是在二十岁生日的这一天，知道了你出生的真相，而这真相背后又掩藏着那样血腥的杀戮，为了让你活下来，被你叫做父亲的那个人牺牲了自己唯一的儿子，为了这个真相，生父死了，而养育自己的义父却是灭他全族的不共戴天之仇人——如果是这样，怎么办？

这就是困境——赵氏孤儿的困境。在这个留传了千年的“搜孤救孤”故事里，人们的关注点似乎永远都集中于程婴的忠诚与信义，屠岸贾的固执与报应，而作为剧名的那个人，那个真实的困境中的孤儿，反倒被视作一个参照物，而没有得到足够的注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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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家破灭门之日，成长在善意的谎言之中——只要平静地活下去，这些本不会是问题，他可以和其他的孩子一样成长为一个男人然后娶妻生子恬静地在他的时代里默默生活，然而他的身世注定他不会有这样的平静——突然之间，一切都被揭穿了。他知道了一切，他出生之前，赵家就遭灭门之祸，其母托孤于程婴，而后自缢。程婴冒险带着他出宫，将军韩厥仗义放他出宫，为保守秘密而自刎。屠岸贾搜孤甚急，拟将晋国婴儿全部杀戮，以绝后患，程婴与公孙杆臼定计，以程子冒充他，藏于杆臼家中，并由程出面告密，屠岸贾乃收捕公孙杆臼与假孤儿，假孤儿被斩，公孙杆臼撞阶身亡，他才赖以幸存。人生是这样的残酷，他背负着家族的杀戮和同仁的鲜血，仇恨却需要指向那个二十年来一直被称作“义父”的人——再也没有温情，屠岸贾一方面为养育栽培他成人的大恩人，另一方面又是赵氏家族全灭的罪魁祸首，赵氏孤儿生而为人，就不得不背负起其人生命运所难以承载的两难抉择。困境就这样实实在在地摆在面前，绕不过去的。

当程婴告诉赵氏孤儿真相，赵氏孤儿说出“元来赵氏孤儿正是我，兀的不气杀我也！”对于一个已发生的事件他才得以知晓。尽管在这里如果我们稍加思考就可以发现，赵氏孤儿有两种路可以选择，也可以说本可能有两种心境，即报仇和不报仇，以及两种态度，一种如剧本所述在得知真相后悲愤不已毫不犹豫的要杀屠岸贾以报血海深仇，再一种，毕竟赵氏孤儿与屠岸贾有着多年的情分，他很有可能在内心充满矛盾，徘徊在报仇与不报仇之间，一方面他与屠岸贾有着家仇，但另一方面，仅就对他这个个体而言，屠岸贾也的确对他有恩，所以抱着一种“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想法，赵氏孤儿也是有可能选择不报仇的。但正是有着前面的“八义”之举，特别是其中程婴的无私牺牲，使得赵氏孤儿在这个本来可以选择的时候也不可能有选择了，如果他不杀屠岸贾，那么“八义”的行为就是白费，使为他牺牲的人无法瞑目，使程婴倍感凄苦。所以无论是作者还是观者也只能接受一个没有选择的赵氏孤儿了。在这里与其说赵氏孤儿是顺从了作者在前面的层层铺垫，倒不如说在更深的层面上赵氏孤儿是顺从了封建道德体系的标准。而人处于这样的一种环境中又怎能有自己的选择呢。所以尽管赵氏孤儿的行动很是符合该剧的主题和封建道德标准，但他却失去了自我、失去了更加真实的人性，而更多的表现出一种无所为的被动。而这怎么能不被视为是莫大的悲哀呢？

戏剧中当作为复仇主体的赵武知道自己的身世时，所想的只不过是“将那厮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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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推上云阳，休便要断首开膛：直剁得他做一锅儿肉酱，也消不得俺满怀惆怅。”到最后奸臣有报，忠良之后“袭父祖列爵卿行”，大家一起感戴君思浩荡，“落得个史册上标名，留于后人讲”。而这样的戏剧结尾更加巨了赵氏孤儿的悲剧意义。在中国古代，伦理道德始终是支配人们行为的至高无上的绝对信念，因此在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复仇更多的是与特殊的政治斗争结合在一起，复仇者也往往不仅是受害者的亲人，更多的是一个利益群体。作为受害者的亲属，其自身回旋余地那样狭小，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被劫持的”，复仇本身往往超越了个人的恩怨而上升到正义与邪恶、忠良与奸佞之间的火拼：个人无法融入任何的主观犹豫，而是只能作为一个近似傀儡的东西，被很多看不见的手操纵着。没有了自主意识，这是何等悲哀的命运？

有人说，赵氏孤儿应该放弃复仇，表示和解。如此对故事进行窜改，那么赵氏孤儿由于处于弱势，他的行为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这样的误读信息：放弃、胆怯、逃避。他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公孙杵臼和程婴。人类发展史上，和平相处只是一种美德，人还有其他许多美德，比如：勇敢、判恶别善、决不放弃、冷静、耐心、隐忍待发。当很多种美德发生冲突时，人只能选择一种或几种时怎么办？那就要清晰地认识并选择符合自己能力、角色和身份的其中一项或几项。而戏剧中赵氏孤儿选择了复仇，正义战胜了奸佞，但抹不去那浓浓的悲凉气氛。

（三）其他人的悲剧

当赵朔被屠岸贾假传圣旨，赐三般朝典自杀身亡后，孑然一身的公主没有被黑云压城的血腥阴霾所吓倒，而是“遇急思亲戚，临危托故人”，把高贵的王室贵族之膝，跪向了卑微的草根郎中程婴：“你则可怜见俺赵家三百口，都在这孩子身上哩！”“你怎生将这个孩儿掩藏出去，久后成人长大，与他赵氏报仇。”当程婴表露出她娇嫩的金枝玉叶之躯难以承受屠岸贾的残酷拷问时，公主的表现同样不逊色于一个个慷慨赴死的男性义士，只一句“罢，罢，罢，我教你去的放心”，掷地铿然有声，转身慷慨自缢。以死来取信并托孤于程婴，彻底打消了程婴的担心和疑虑。同时也体现了这位刚烈女子对其丈夫的满腔深情大义：“他父亲身在刀头死”，“为母的也相随一命亡！”

巾帼不让须眉的公主，死得悲天怆地，摄人魂魄！后来明代传奇作家徐元久创作《八义记》[3]，其中“一义”就是这位刚烈贞节的庄姬公主。赵朔的夫人庄姬公主是国君的胞妹，但在这场屠杀中就算是公主也保护不了自己的亲骨肉。这就是生在帝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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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悲哀，虽然表面光鲜，可命运却掌握在别人手中，由不得你来左右。为救儿子，留下赵家唯一的血脉，她毅然选择了死亡。

韩厥这位治军威严著称的将军，见程婴一腔正义，十分感佩，他同情赵家的遭遇，看不惯屠岸贾的赶尽杀绝。为了救赵氏孤儿，在他军人执勤的岗位上，公然违抗屠岸贾的命令，把藏有赵武的程婴放走，然后毅然的选择了自刎，干净利索地解决了程婴救孤的后顾之忧。他本来有大好前途，他是屠岸贾信任的将军，不然也不会把他安排在把手公主府的位置上。而且他已经搜得了赵氏孤儿，只要他禀明屠岸贾，把赵氏孤儿交给屠岸贾，那就是大功一件，肯定会得到屠岸贾赞赏和提拔，前途不可限量。可他却放弃了这大好的机会，不禁放走了赵氏孤儿，在程婴提出怀疑其动机时以自刎的方式表明其咎赵氏孤儿的决心。这里显示出他同情弱者的侠义之心，为侠义他毫不犹豫的献出年轻鲜活的生命，我们一方为其侠义行为喝彩的同时也不禁为其英年早逝而扼腕痛惜。

烈士暮年的公孙杵臼与程婴共同谋划了一套血淋淋的“狸猫换太子”救孤方案。在那出激越悲怆的双簧大戏中，公孙杵臼与程婴配合得天衣无缝，在惨遭屠岸贾的刑罚之后，触阶而亡，为救赵氏孤儿献出了自己的古稀之命，彻底打消了屠岸贾的满腹狐疑。虽然他说生是难、死是易，他选了易，但是我们扪心自问，有几个人能做到像他那样慷慨赴死呢？他原本可以远离争端，安享晚年，但是为了“义”，他选择了慷慨赴死，他始终坚持着那种信念，被屠岸贾打得皮开肉绽也没能动摇其信念，最后大骂屠岸贾的残忍无道，触阶而死。我们不能忽略他以古稀之身担下为救赵氏孤儿而慷慨赴死的大义之举背后的悲凉的命运。

还有程婴的儿子，为了保全赵氏孤儿和晋国所有无辜的婴儿，程婴与退职年迈的大夫公孙杵臼商议，用假相瞒骗屠岸贾：程婴献出自己亲生儿子代替赵氏孤儿。这个不足百日的婴孩为同龄的赵氏孤儿燃烧释放出生命中仅有的光亮与温暖后，在那出大戏中彻底的蒸发了！一个不足百日懵懂婴儿，他不懂得什么是忠义、什么是侠义，可他却被动地献出了自己幼小的的生命，他连感受这个世界的机会都没有就夭折了。这是何其残忍的世界、何其悲凉的命运？

这些鲜活的生命，为了救赵氏孤儿前赴后继的或主动或被动的献出了自己鲜活的生命。这些生命不是能用一句“忠义”可以诠释的，其悲剧意义是非常之深远的。

在《赵氏孤儿》这部剧中，屠岸贾这个人物是不可或缺的。应该说这个人物是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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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整出戏剧冲突的关键。先是他设计陷害了赵家致使赵氏一门只剩下一个孤儿，随后他又千方百计追杀赵氏孤儿，从而导致了公主、将军韩厥、公孙杵臼、程婴孩子的死。可以说如果没有屠岸贾这个人物，是不可能有《赵氏孤儿》这部剧的。也就是说屠岸贾是一个“引子”似的人物，是一个主动出击造成冲突问题的角色。屠岸贾凶暴残忍，专权误国，陷害忠诚正直的大夫赵盾，在他的怂恿下，晋国国君下令：抄斩赵氏满门。一夜之间，赵盾和他的儿子赵朔、家属、奴婢等共计三百余口，倒在血泊中，做了冤鬼。然屠岸贾这个被人们认定为残忍毒辣的杀戮者，当他寄予厚望，精心呵护哺育二十年的义子举剑指向自己时心中不知作何感想？我想是人就不会是生来就残忍毒辣，都是后天的环境所造成的，你越想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你越是掌握不了命运，冥冥之中它自有定数。屠岸贾一心想要斩草除根、以绝后患，可是他哪里想得到他精心培养的义子正是他想要斩草除根的赵氏孤儿呢！这也就造成了他的悲剧命运。

总之，屠岸贾的残忍毒辣，愈演愈烈的杀戮，愈来愈狠毒的搜孤手段，成就了接踵而来的舍身救难的勇士们，公主为保住儿子的生命，献出了母亲的生命，程婴牺牲了自己的儿子，韩厥、公孙杵臼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忠臣义士一个个死难。这是一部壮烈的历史悲剧，他歌颂了正义，歌颂了为坚持正义反对邪恶而敢于赴汤蹈火的、前仆后继的自我牺牲精神，而更重要的其散发出的不可抵挡的浓浓的悲剧意味。

二、《赵氏孤儿》的悲剧意识

元杂剧《赵氏孤儿》堪称我国古典悲剧的杰作，饮誉中外。剧中写春秋时晋国上卿赵盾遭到大将军屠岸贾的诬陷，全家三百余口被杀，并搜捕赵氏孤儿。草泽医生程婴与罢职归农的中大夫公孙杵臼定计救出孤儿。为救护孤儿，先后有公主、韩厥、公孙杵臼等人献出生命。二十年后，孤儿由程婴抚养长大，尽知怨情，擒杀屠岸贾，报了冤仇。《赵氏孤儿》敷演了一个报冤复仇的悲剧性历史故事。，歌颂了英雄人物为正义前仆后继、执著追求的牺牲精神的同时也洋溢着浓郁的悲剧意识。

中国是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民族，儒家文化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自我实现理论，提倡个人与家国的一致性。个人的主体精神消融于家国的内涵中，幻化为全民族集体的高度自觉的主体性。个人没有任何纯个人的要求，只能克己复礼，为义忘利，为义忘己，舍生取义。这种情况下，四平八稳的伦理秩序根本没有滋生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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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意识的温床，悲剧意识仿佛已被庞大的文化网所吞噬。剩下的只有消极屈从、逆来顺受。封建王朝的更替，意识形态的多元整合赋予了悲剧意识发展的一线光明，个体理想的执著遮求和这种理想在现实条件下的不可能实现，为悲剧意识的产生铺平了道路。生存在文化夹缝中的悲剧意识坚强地生长着，显示出独特的东方韵味，它们用一种更为曲折的方式追问、探索、宣泄，出现了与伦理冲突的爱情悲剧意识，与夫权冲突的怨弃悲剧意识，与世道冲突的命运悲剧意识，与忠奸斗争冲突的政治悲剧意识，与邪恶对抗的英雄悲剧意识等。正如刘鹗在《老残游记·自序》中说：“《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草堂诗集》为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

《赵氏孤儿》既洋溢着忠奸抗争的政治悲剧意识，又充满着正义与邪恶对抗的英雄悲剧意识，两者的结合缔造了作品气冲霄汉的悲剧意识。

贤臣昏君的政治悲剧在中国文化中源头很早，商朝即有比干剖心的悲剧。中国文化通过制度礼仪哲学和道德观念把君王神圣化了，有德有志的贤臣遇上昏君，除了“死谏”表达自己的忠，就再也没有合理办法了，比干如此，屈原如此，岳飞如此，袁崇焕也如此，他们深信为君而死可以名垂千古。昏君的必然存在，决定了中国政治悲剧意识的历史贯穿始终。但奇怪的是，中国的政治悲剧很少将矛头指向君王，而是指向君王背后的奸臣，比干之死，只怪妲己：屈原之死，只怪郑袖；岳飞之死，只怪秦桧，而《赵氏孤儿》中赵家的大仇也直指向了屠岸贾。由此，维护了中国社会皇权的稳定性，奸臣的存在替代了君王的罪过，成为政治悲剧的主角，正如《赵氏孤儿》中让奸臣屠岸贾代替了晋灵公的罪恶。并非奸臣没有罪恶，奸臣的罪恶与君王一脉相承，没有君王的纵容，悲剧是万万不会发生的，如没有晋灵公的纵容，屠岸贾怎能杀了赵氏满门而安然无事。而文化的一体性实质是颠倒主从关系，不允许将批判的矛头指向高高在上的王权。君王之所以如此，只是一时的蒙蔽，最后必将主持公道，使沉冤昭雪。就如《赵氏孤儿》中所有错误都指向屠岸贾，而在赵武的揭发下，晋悼公下令锄奸惩恶杀掉屠岸贾，使赵氏沉冤得雪。中国文化的政治悲剧意识使君臣冲突幻化为悲壮崇高的忠奸斗争。忠奸斗争掩盖了君王的昏庸，维持了伦理道德的平衡。《赵氏孤儿》作为一部政治悲剧，隶属于元代这样一个意识形态松弛的时代，得以将忠奸斗争和君臣冲突演绎得轰轰烈烈。将矛头指向奸臣屠岸贾的同时，也撕下了掩藏在其后的王权的威严面具。正如剧中公孙杵臼所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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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吕一枝花】兀的不屈沉杀大丈夫，损坏了真栋梁，被那些腌屠狗辈，欺负俺慷慨钓鳌翁。正遇着不道的灵公，偏贼子加恩宠，著贤人受困穷。若不是急流中将脚步抽回，险些儿闹市里把头皮断送。

这里必须正视的是全剧对王权的质问是不彻底的。屠岸贾杀赵朔是诈传晋灵公的圣旨。这就把晋灵公的罪责消除了。赵家灭门灾难的制造者只是屠岸贾一人，与晋灵公没有多大的关系。屠岸贾才是全剧质问的靶子，灵公只是陪衬，还在灵公之后添加悼公的出场，使沉冤得雪，从而恢复了王权的尊严，尤其文后的“谢君恩普国多沾降，把奸贼全家尽灭亡。赐孤儿改名望，袭父祖拜卿相”，体现了政治悲剧意识在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重压下的退让。

《赵氏孤儿》中政治悲剧意识的不彻底性决定了在其凸现悲剧意识时永远需要英雄悲剧意识的陪衬，在忠奸冲突中往往夹杂了义士壮烈崇高的行为。义士英勇崇高以身殉义，舍生取义如为了救赵氏孤儿而牺牲的前赴后继的英雄义士们，这些弥补了《赵氏孤儿》政治悲剧意识的不彻底性，使悲剧意识得以尽善尽美的诠释。因此明代徐元将其改编为《八义记》。程婴，义之首也，为托孤，不惜冒风险进宫；为救孤，不惜牺牲自己未经满月的儿子；为育孤，不惜二十年忍辱负重。这一切的付出只是“为赵家留得这条根，等他长立成人，与父母报仇雪冤”。韩厥，义士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可不道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在献孤与救孤之间，他选择了救孤，选择了自刎。公孙杵臼，义士也，为救孤惨遭毒打。最后撞阶而死。见证了义士的做人准则：“【煞尾】真是有恩不抱怎相逢，见义不为非为勇。”

“义”成为悲剧《赵氏孤儿》的思想核心。这种舍生取义的精神不是某个人的偶然表现，而是中华民族精神长期的积淀。儒家以“义”为本。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将义置于生命之上，是英雄行动的内在动力，轰轰烈烈的义士行为中涌现了一个个悲剧英雄。他们为了暂时无法实现的理想信念在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执著追求，慷慨献身，张扬了浓郁的英雄悲剧意识，改变了政治悲剧意识的柔性基调，展现了《赵氏孤儿》独特而悲凉的东方韵味的悲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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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总之，一本五折的《赵氏孤儿》围绕忠奸斗争折射君臣冲突，一开幕就借屠岸贾之口说出，谋害赵盾，灭赵氏全族之过程，最后只剩一个遗腹子——“赵氏孤儿”也被屠岸贾斩草除根的追杀，幸而被赵氏门客——草泽医生程婴所救。程婴受公主所托用自己的亲生儿子换赵氏孤儿的命，经过二十年的忍辱负重终让赵氏孤儿报了大仇，使赵氏一族沉冤得雪。而为这一结局那么多前赴后继的英雄义士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戏剧的最后一幕和所有中国悲剧一样放在团圆和胜利的点上，让十恶不赦的屠岸贾得到了报应，让赵氏一族沉冤得雪，赵氏孤儿恢复了本姓，得名赵武。可这一切却无法消融染血的惨烈过去、无法抚慰那些屈死的灵魂。正如剧中所唱：

【脱布衫】将那厮钉上木驴，推上云阳，休便要断首开膛。直剁的他做一埚儿肉酱，也消不得俺满怀惆怅。

前仆后继的英雄义士用尸体加尸体的壮举烘托了全剧浓郁的悲剧意识，奏响了一曲气冲霄汉的忠义之歌。王国维说：“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问，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这种评价《赵氏孤儿》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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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 纪君祥．赵氏孤儿[A]．徐征、张月中主编.全元曲(第四卷)[C]．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2713．以下所引曲文出处皆同。

[2] 马连良，于1901年2月28日（清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初十）生于北京，字温如，是京剧老生，中国著名京剧艺术家。“四大须生”之首，他开创的马派艺术影响深远，甚至超越了京剧的界限，是我国京剧里程碑式的代表人物。

[3] 徐元久.八义记.六十种曲评注（第5册）[C]．作者黄竹

三、冯俊杰主编、刘孝严校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99

参 考 文 献

[1]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 纪君祥．赵氏孤儿[A]．徐征、张月中主编.全元曲(第四卷)[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3] 纪君祥．赵氏孤儿[A]．王学奇主编．元曲选校注(第四册上卷)[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 亚里斯多德．诗学[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 [6] 雅斯贝而斯．悲剧的超越[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 [7] 熊元义．中国悲剧引论[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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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论喜剧中的悲剧因素 篇3

【摘 要】喜剧的特征是笑，喜剧艺术的特征是滑稽、幽默、诙谐、讽刺等等，这是文学艺术界历来对喜剧的一般看法。但是，纵观喜剧艺术的发展，喜剧的笑中却始终蕴涵着悲剧的成份，悲剧的生命意识也蕴藏在喜剧艺术中。

【关键词】喜剧；悲剧；笑

喜剧的特征是笑，喜剧艺术的特征是滑稽、幽默、诙谐、讽刺，这是文学艺术界历来对喜剧的一般看法。但是，纵观喜剧艺术的发展，喜剧的笑中却始终蕴涵着悲剧的成份。越是细心体会喜剧的笑，就越发感觉到喜剧中蕴涵着人类的悲剧精神，同样，悲剧的生命意识也蕴藏在喜剧艺术中。

希腊悲剧起源于酒神祭祀仪式中的“酒神颂”，喜剧则起源于葡萄丰收时节酒神庆典仪式的活动，二者都与酒神结下不解之缘。在俄林波斯神话里，酒神是一个遭受残酷迫害却仍然狂欢作乐的神，他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并且引起人类的共鸣，就是因为他的醉生梦死恰好和人类天真好奇、顽强生存却又不能左右命运的境遇相和谐。现在人们已无法追溯酒神最古老的身影，但直到古希腊民主政治的鼎盛时期，人们仍然可以看到酒神的祭祀庆典依然盛行。活动中，酒神的生命刚好完成一个死而复活的循环，古希腊人正是在这循环中反复体验着酒神生命的痛苦和死亡的美丽，体验着酒神醉生梦死的欢乐与疯狂。

正如尼采所说：“这一民族如此敏感，欲望如此热烈，本质如此特别地能受苦。这种民族如果不在诸神当中发现他们自己的生存是被更高的光辉所笼罩，他们将有什么别的办法生存得下去呢？产生艺术的这同一冲动，作为生存的补充和极致，而引诱人类得以延续生存，这种冲动也促成俄林波斯世界的产生。”所以，作为生存的补充和极致，源于人类生命的内省意识，希腊人创造神话、史诗，同时也创造悲剧和喜剧。

生命的存在始终面对毁灭，毁灭威胁着生存，同时又创造新生，于是，有了人生的悲剧和喜剧。正是在这种生存还是毁灭，悲喜交加的体验中，为了减轻生存的痛苦，鼓荡起生存的勇气，坚定地寻求生命的意义，人类才创造了悲剧和喜剧。悲剧使人寻找并赞美人生的伟大与崇高；喜剧则使人迎接生存的欢乐与迷醉，探索生命意义及其存在的方式，二者的差异仅仅是艺术的形态，二者的精神则是高度同一，即：直面惨淡人生，将生命之真诚奉献给生命。悲剧把人的目光引向抗争、流血、死亡，将悲壮的牺牲献祭给永远处于前赴后继的人们面前，让人们勇敢地迎接死神的挑战，以无所畏惧的牺牲去求得生存与发展。

喜剧则把人的目光引向生命道路的迷津，将生命存在方式展示给人们，使人们抛弃罪恶，回避虚无，求得人类的进步，在死亡中庆贺复活，就像阿里斯托芬所说，“死人所受的惩罚是罚我再活一辈子。”尽管在艺术世界里，悲剧摹仿的对象与喜剧摹仿的对象存在明显的差异，然而，悲剧与喜剧的主体精神却是同一的，因为二者都显现主体趋向完美，趋向幸福的内在需要。

喜剧也是高尚、严肃的艺术，它需要的诗人绝不是亚里斯多德所说的轻浮的诗人，而是高贵、正直、认真对待生活的人类的优秀儿女。古往今来，有多少优秀诗人献身于喜剧艺坛，导演了一幕幕著名的喜剧，并且，用他们的生命演出了一幕幕人生悲剧。喜剧之父不仅率直地宣布“使人类堕落的诗人应当处死。”而且，因为抨击非正义的行为还受到统治者严厉地制裁。古罗马诗人朱文纳尔戳痛了社会的脓疮，便遭遇终身流放埃及的判决。“神的喜剧“的诗人但丁，终身为意大利民族复兴奋斗，最终在异乡拉文纳悲惨死去。以讽刺教会、呼唤人性复归为宗旨的诗人卜伽丘，活着时遭受教会的迫害，死后还被挖坟暴尸。

悲剧面对残暴与灾难，超越死亡，充分展示精神的伟大与崇高；喜剧面对丑恶，超越生活，充分显示人类对于卑鄙、丑陋、渺小的批判精神，二者都是在为人类的生存寻找一条从有限到无限、从自然到自由、从现实到理想的精神之路。但是，喜剧的笑与悲剧的泪终究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悲剧通过主体内在需要的宣泄完成艺术的显现，喜剧则通过主体内在需要的满足完成艺术的显现。人的生命根植在自然与社会中，就必须接受自然法则和社会契约。在悲剧和喜剧的艺术世界里，由于艺术与人生存在着距离，人们便可以在艺术的创造、接受中获得尽情地宣泄和满足。面对喜剧舞台，人们可以愉悦地笑，尽情地笑，无声地笑……喜剧的笑不同于现实的笑，它与现实的丑陋、低俗、恶意等引发的笑完全相反，它是人的精神超越现实之后的欢欣，是人们追求自由与光明，抛弃丑恶与黑暗的表达，也是人的生命缺憾得到补偿后的满足和快慰。

喜剧的笑还是一种混合着快感与痛感、高尚与宽容、蕴含着悲剧意味的笑。尼采谈论悲剧时说：“从酒神的笑声里产生了俄林波斯诸神，从它的眼泪里产生了人。”事实的确如此，《伊利亚特》是描绘希腊人的伟大悲剧，可是悲剧的后面却是一群极富喜剧性的导演人间悲剧的诸神。阿里斯托芬的“云中鹁鸪国”里，自由的鸟儿、顽皮的猴子使得人们为自由、幸福远离人间而悲哀。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疯狂痴癫，令人笑得发痴，可是，他的内心却流露着倍受摧残，理想化为泡影的悲哀。莎士比亚嘲笑夏洛克的自私、残忍和冷酷，又流露出对这个犹太人倍受歧视的同情。莫里哀笔下达尔杜弗极富喜剧性的表演里，人们可以看到，诚实蒙上了双眼，愤怒扭曲成莽撞，美丽遭受亵渎，真理忍受愚蠢的漫骂与鞭挞。

喜剧的笑通常是形式因素引起的，但是，这些形式引起的笑并不都是喜剧的笑，只有笑声里蕴含着人类生命的喜悦和普遍的美感时，它才是喜剧的笑。如果把事物的可笑性和艺术的喜剧性混为一谈，仅仅是利用形式因素把人们从现实生活拽出来，让大家忘情地笑，无生命意义地笑，笑完了再扔回去，这无疑是在玩弄人的生命，让人永久置身于浑浑噩噩之中，使其无力自拔。当然，人的生命需要笑，但笑的欢快离开了与人的生命存在不可分离的现实、离开了生命特有的意义，便会变得一派虚无。也就说，文学的喜剧性不仅来自人与现实世界个别的偶然的碰撞，而且来自人的生命意识与现实性必然的碰撞，这种艺术力量不仅属于主体的感性世界，而且属于主体理性的、非理性的、无理性的世界，它应该具有感性世界之上更广泛、更深刻的生命存在意义的蕴涵，因此，人类的悲剧意识往往在喜剧形式中得以显现。

20世纪以来，人类越发处在悲喜交加的困惑中，更需要喜剧的劝慰和激励。但是，当代人的喜剧并不是无限拓展的寻找快乐和刺激的机体运动，它不能在独立担负起自身命运时突然坠入虚无，毁灭自己。也就是说，当代喜剧依然担负着自身的艺术使命，仍旧要呈现有限生存对于无限境界的追求，呈现人类以超然态度迎接现实的挑战精神。

参考文献：

[1]伍蠡甫.西方文论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2][英]阿·尼柯尔.西欧戏剧理论[M].周国平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

《还乡》中的悲剧因素分析 篇4

托马斯·哈代 (1840—1928) , 著名的小说家、诗人, 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他的小说大都围绕故乡的人物与环境来写, 如《远离尘嚣》、《还乡》、《卡斯特桥市长》、《德伯家苔丝》等。哈代的作品反映了资本主义侵入英国农村城镇后所引起的社会经济、政治、道德、风俗等方面的深刻变化以及人民 (尤其是妇女) 的悲惨命运, 揭露了资产阶级道德、法律和宗教的虚伪性。他的作品承上启下, 既继承了英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 也为20世纪的英国文学开拓了道路。哈代曾将自己的小说分成三类:“性格小说与环境小说”、“罗曼史和幻想”以及“爱情阴谋故事”。他的某些作品以生动的笔触深入探讨了人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 细致入微地描述了人在社会转型期的生存状态和种种困惑。哈代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大多是下层百姓, 这赋予他的作品以为民众之忧而忧的人道主义精神, 充满着一种积极的忧患意识, 这种意识在于使人们看到现实的险恶和历史的局限。

《还乡》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被认为是哈代第一部成熟且最具代表性的小说, 讲述了在爱敦荒原上发生的悲剧。“当他1876年致力于《还乡》这部小说时, 他想象自己是一个还乡人。小说表达了他决心回到故乡的愿望。那时他36岁, 已经在欧洲生活了一段时间, 阅读了大量现代科学、哲学书籍与古典和文艺复兴时的作品。”从一定程度来说, 小说中主人公克莱姆实际上与他早期的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这部小说反映了哈代后来关心的一些话题, 包括个人的孤立, 还有不幸与巧合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故事中克莱姆是一位年轻的商人, 厌倦了城市生活, 满怀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开办乡村小学的美好希望从巴黎回到家乡, 他希望在爱敦荒原度过平静的一生。而游苔莎却是个完全相反的人物。她心高气傲, 厌恶荒原单调的生活, 一心向往都市的繁华, 为此她毅然抛弃了原来的情人, 转而主动追求克莱姆, 希望能通过他把自己带往巴黎。他俩的婚姻遭到了克莱姆母亲的反对, 于是他们在婚后搬出母亲家。后因游苔莎的过失, 克莱姆的母亲不幸死亡, 这一秘密最后被克莱姆发现, 于是爆发激烈争吵, 游苔莎眼看去巴黎的梦破灭, 又去找老情人帮忙出走。在一个风雨之夜, 他俩一起跌入了湍急的河流中。

二、物竞天择的命运早已注定

哈代小说多以农村生活为背景, 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和道德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但带有悲观情绪和宿命论色彩。哈代认为人类在内心潜意识地希望能够征服宇宙, 但人类不得不受控于宇宙, 生活在痛苦中, 受尽折磨, 他的宿命论为他的作品增加了悲剧性的色彩。

小说开篇就以一个孩子的眼光审视了爱敦荒原:他惧怕荒原的鬼魂, 认为在荒原上度过的时光与其他地方不一样;爱敦荒原漫无边际, 但又是这个世界永恒不变的东西。故事中男女主人公与荒原的关系, 不管是克林·姚伯的回归荒原、改造荒原, 还是游苔莎的厌倦荒原、摆脱荒原, 都反映了哈代那个时代的“现代”青年与环境的剧烈冲突。克莱姆·姚伯年轻有为, 从巴黎还乡, 满怀由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生发而来的善良意图, 意欲在故乡的穷乡僻壤开创一番小小的开蒙启智的事业, 但他首先遭到的是与自己最亲近的寡母和新婚妻子的反对。由于命运的捉弄, 他又突患眼疾, 则进而为他的失败推波助澜。女主人公游苔莎与环境的冲突, 是朝着与姚伯相反的另一方向。游苔莎具有反抗精神, 认为与荒原共生是一种耻辱, 这是爱敦荒原不允许的。她试图控制环境, 但失败了, 于是她选择逃走, 可荒原像一张巨大的网, 她怎么也挣扎不出去, 最后甚至将性命也断送在了河流中。他们二人虽都不满现状, 都具有超出荒原人传统习俗、思想的“现代”意识, 但是彼此仍格格不入。这样的一对青年男女, 多半出于外貌上的相互吸引, 再加上初识阶段彼此的误解, 在一时的感情冲动之下结为婚姻伴侣, 他们婚后的冲突也就更加激烈。又是命运的拨弄, 这种冲突不仅难于因势利导地得以排解、消减, 相反却愈演愈烈, 最后必然酿生悲剧。

哈代的人生观一向是悲观的, 在西方文学的悲剧中, 实现悲剧性冲突的主人公, 不管他是否愿意, 如何躲藏, 终归会在不可知的命运制约下陷入悲剧性的生命轨辙。在故事发展进程中, 姚伯太太被毒蛇咬死, 游苔莎和韦狄被淹死, 克林成为巡回讲道者。小说人物落到这个结局, 都与荒原有关。在这里, 荒原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而成为整个世界的缩影, 男女主人公的悲剧性命运象征着整个人类面临的困难。在这个悲剧中, 命运是从一开始就预先注定好的, 人们没有选择的自由, 毫无自由意志可言。

三、野心、傲慢与偏见———人物不幸与悲剧的根源

尽管荒原与故事中主人公的悲剧有着密切的联系, 主人公的性格却是他们悲剧和不幸的根源。游苔莎恨荒原, 觉得自己就像是笼中的小鸟, 受到了禁锢。她梦想有一天, 在什么人的帮助下获得自由。正在这时候, 克莱姆出现了。游苔莎认为自己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渴望克莱姆可以拯救自己。然而她错了, 他们有着不同的理想。“这种不同, 事实上是致命的。克莱姆的憧憬是纯洁的, 而游苔莎的想法是堕落的。”当克莱姆拒绝再次回到巴黎后, 游苔莎的梦想最终破灭。于是她与韦狄重叙旧情, 希望他带她离开荒原, 事实上, 她并不爱韦狄。这从一定程度上也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同时, 在哈代看来, 游苔莎是一位自私、想象力丰富、骄傲的女王。她瞧不起荒原上的男人, 蔑视他们的生活。而姚伯太太像荒原上其他居民一样, 认为她是一个危险的巫女, 因此, 她一开始就反对儿子和游苔莎的婚姻。这种偏见为他们之间以后的误会做了铺垫, 而误会又为小说带来了新的冲突。游苔莎在作者笔下被赋予了多重性。一方面作者把她写成“神”, 另一方面作者最后又让她悲惨地死去。整部小说几乎就是游苔莎心灵受难的历史, 小说从形而上的层面反映了人处于困境中的迷惘和痛苦。她一心想逃出这个世界, 可她自己的心灵仿佛也被荒原的忧郁气质所浸染, 在她的潜意识深处已有了荒原文化播下的种子, 无形中她依恋着荒原。所以在最后她心里非常痛苦, 几乎无从选择, 既向往克林 (代表回归荒原) , 又受着韦狄 (现代都市文明) 的诱惑。这种矛盾性反映了人生存的一种状态:人在异质文化中的自我分裂。同时, 游苔莎又是一个具有很强的个人意志的人, 她最后溺水而死, 也表现了个人意志的毁灭。

四、巧合与误会———悲剧的催化剂

故事中主人公的性格决定了从一开始, 他们就没有好的结局。哈代这时无情地为故事情节添加了催化剂, 误解与冲突的出现, 使得故事情节达到高潮。游苔莎的骄傲使得她从内心里不喜欢韦狄, “她渴望自由, 但只有一种情况可以让她离开他, 那就是有一个重要人物到来。”克莱姆的出现是一种巧合, 他给游苔莎带来了无限的希望。俩人开始都希望能说服对方, 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的婚姻最初似乎是对双方有利的, 实际上却是悲剧的开始。由于姚伯太太的偏见, 两个年轻人的婚姻没有得到祝福, 只得搬离母亲的家, 住得远远地。最后姚伯太太打算与他们妥协, 改善关系, 不巧的是, 她和韦狄被哈代安排在同一时间去拜访游苔莎。姚伯太太看到一个年轻人进了屋, 但她不知道那是韦狄, 以为是自己儿子。姚伯太太敲门时, 游苔莎误以为克莱姆会去开门, 然而, 那时克莱姆正在家里疲倦地睡着了。姚伯太太吃了闭门羹, 觉得自己被抛弃, 感到非常孤独, 于是伤心地往家里走, 半路却被毒蛇咬死。可以想象, 如果姚伯太太没有和韦狄在同一天去游苔莎的家, 如果克莱姆没有睡着, 如果游苔莎给姚伯太太开了门, 后来的悲剧就不会发生。当克莱姆知道母亲死因的真相后, 与游苔莎大吵了一架, 被将她逐出家门。很长一段时间, 她都盼着克莱姆可以原谅自己, 而克莱姆原谅她的信没在她离开之前及时到达。如果游苔莎主动向克莱姆道歉, 如果他的信早些到达, 她也不会和韦狄私奔, 甚至不会被淹死。但正是因为哈代巧妙地安排了这些巧合的事件, 使得故事最后的悲剧自然而然的发生。

结语

根据哈代的悲观主义哲学, 人类不得不屈服于神秘的命运, 正是恶意的命运给人带来了不幸。整个故事充满了令人沮丧的不详预兆与厄运, 宿命的自然环境、人物冲突性的性格和悲剧性的巧合事件充斥着整部小说。作者正是通过巧妙地安排这物竞天择的命运、悲剧根源的人物性格和悲剧催化剂巧合事件, 完成了这样一部伟大的悲剧小说。

摘要：《还乡》是托马斯.哈代的“性格与环境小说”之一, 也是他悲剧创作的开始。小说中的爱敦荒原是主要的人物生活背景, 同时也是发生悲剧的主要因素。哈代巧妙且自然地安排了三个环节——天命、根源和悲剧的催化剂, 从而揭示了这样的主题:谁背叛自然谁将会迷失, 那么悲剧也将会发生。

关键词：爱敦荒原,天命,根源,催化剂

参考文献

[1]黄利玲《.还乡》的悲剧艺术特点[J].景德镇高专学报, 2001, (1) .

动画艺术的悲剧性审美价值 篇5

1 动画视角之下的悲剧美学的价值定义

从现阶段世界动画文化产业的格局目前状况来看，基本上形成了欧美系与日系两大派系两极抗礼的既成态势。欧美系动画多以娱乐消遣性作为创作核心与价值理念，通常都流于“全家人抱一桶爆米花边吃边笑边看”其乐融融的位阶层次，其对于悲剧性的动画创作并不特别青睐。而反观另一极点日本，其则尤为偏于进行悲剧性美学理念的动画形式转化，并频有世界性影响力的动画作品问世，这其中尤以宫崎骏为旗帜标杆。

宫崎骏的悲剧性动画作品为数不多，而却通过“孩子般天真的意识诠释了什么是悲剧审美主义”，尤其是在对于悲与喜的定义层面，宫崎骏充分发挥了其对于动画故事这一受众群体较为固定的艺术载体的创新再造的天才才华，借助精致巧妙地故事构思、细腻动人的语言表述以及深邃纯真的情感流露，始终渗透出“让人无法抑制的喜爱与悲恨的复杂纠葛”，这是一种从表层官能刺激延伸至内在精神撞击的美学层面的“刻意摧残”，其追求的就是这种将人作为“破损精神的接纳容器”的畅快淋漓的心理突变、思维波动以及情绪迸发的“悲哀的美的结果”。而通过其对动画载体形式内容的奇绝独特的营造构筑，宫崎骏将自身对于悲剧审美主义的认知理解发挥至无以复加的程度，最终释放出的则在观影群体之间产生了的官能刺激以及无法散释的精神共鸣。

在其悲剧性的作品，诸如《风之谷》《天空之城》《幽灵公主》之中，宫崎骏集中宣扬了其对于悲剧审美主义的自我认知，那就是喜是美的浅层表现形式，悲是美的深层承载途径，喜与悲的破碎后的交融才是唯美主义的最终体现;悲是一种无谓而可恨的徒劳奉献，它是喜的最终归宿，而喜是一种无知而可怜的自私牺牲，必须通过奉献来实现价值获取。这使得其对于动画视角下的悲剧审美主义的归纳阐释重新回归到了该价值理念最初的定义，即其是一种在感性理性夹杂混合、艺术创造纯粹单一的美学导向下的唯心主义的思维意识。悲的奉献被其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在宫崎骏的动画世界之中，没有哪一样事物不是“含着泪在歌唱”，这也是其作为叔本华悲观主义信徒的哲学思维在美学层面以及文学领域的综合凸显。

2 动画载体悲剧审美内涵的.社会群体化效用

悲剧审美主义的精神基体来源于欧洲社会的精神殖体—— 人文主义价值理念，人文主义作为欧洲文明的精神家园，其所倡导追求的则是在个人主义思维导向之下的积极寻求抗争、平等追逐自由、公平参与竞争、实现博爱共存的具体实际的行为模式。而在人文主义精神理念的视域之下，命运悲剧仅仅只是作为一种短期寄存的物质形态，是完全可以通过自我精神慰藉、自我精神剖析、自我精神警醒、自我精神再塑支配下的个人行为而转变消除的，而由于单元个人的生理机能、精神情感、思维心智的实效位阶不尽相同，所以最终的结果也并非尽然相同，不过经历的过程则最具备人性光辉的体现价值，这也是整个人文价值精神理念的核心内涵之一。喜的美本身的开端与结果都被局限在人性的本能意识的预料认知之内，这就使得其无法具备与悲的美的形式与内容的复杂多变的独特属性，于是悲的美就成了悲剧审美主义践行者群体，尤其是该类动漫作品创作的核心主题与原则基调。

以宫崎骏为代表的悲剧审美主义大师的动画作品立足于悲哀的美感的无谓与可恨，同时通过大量的无知而可怜的喜悦的美感作为对比烘托，从而产生了上文多次强调的悲剧主义所营造的极其强烈的官能刺激与精神冲击。这就不难理解诸如《天空之城》里的空城机器人在希达与巴鲁的童真感染下的平凡而又悲壮的自我殉道、《幽灵公主》之中狼孩姗姗对于悲哀宿命轨迹之下的对于自我灵魂徒劳而又执着的寻觅追逐、《萤火虫之墓》所揭示的命运悲剧笼罩之下的无法承受的苦难与困厄被人性融化后的幸福美满的最终慰藉以及令人叹息的缺憾结局等所营造的“刻意纯粹的悲哀美学”。

3 结语

在当代人文艺术渐入维谷的阶段背景之下，社会群体的精神土壤需要更为多元、纯粹的人文内涵的给养灌溉，而动画艺术这一载体的悲哀艺术的审美价值则协调交互地契合了当前社会群体精神内核的匮乏空洞，也为人文艺术的理念更新、模式优化、途径拓展提供了有利契机。进一步挖掘、开发动画艺术创作资源的悲剧价值，侧重进行悲剧动画创作的形式再造、艺术深化，从而有效凸显其助推人文文化产业发展与社会群体精神洗礼的良性调节的独特效用。

参考文献

[1]冯学勤.论动画艺术的身体创造论与身体本体论[J].美育学刊，(3)：38-46.

[2]吴娜.动画艺术中线的特性研究[J].艺海，(12)：163-164.

悲剧性因素 篇6

关键词:嘉莉妹妹 欲望 环境因素 命运

《嘉莉妹妹》在现代被认为是一部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但这本小说却被忽视了近十几年,原因是小说里女主人公嘉莉先后有两位情人却最后都没能结婚,她的这种行为违背了当时传统的性观念。在《嘉莉妹妹》中,嘉莉面对的是冷酷的世界,她在欲望和环境的逼迫下前进,人内心无止境的欲望以及无情的外界环境造成了嘉莉妹妹的悲剧命运。

一、嘉莉妹妹对物质的欲望导致了最初的堕落

德莱塞把《嘉莉妹妹》的故事发生地设在了繁华的大都市芝加哥。可以说芝加哥不是任何一个男人引诱了女主人公来到了此地。1899年,嘉莉妹妹到达芝加哥。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现代化的零售业发展迅猛,出售着各种商品,从内衣到外套,地毯到家具。当嘉莉在大街上闲晃时,被她发现这么吸引人的东西在售卖。“这些饰物哪一件她不想现在就戴在身上——哪一件她不渴望拥有呢”(P.17)。然而,这种由眼花缭乱的商品引起的对财富的欲望使得嘉莉妹妹无法面对残酷的现实。当她来到她姐姐和姐夫的家,她发现工人阶级的生活是窘迫的,“日子过的紧巴巴的”(P.9)。

嘉莉妹妹离开她姐姐成为德鲁埃的情妇成为了一切道德沦丧的开始,在这个寒冷残酷的世界,嘉莉妹妹跟随着欲望——这种欲望让她离传统的道德观越来越远。她后悔过,但她不想回头,因为她无法再让自己穿上那些破旧的衣服。她对物质的追求使她毫不犹豫地成为了德鲁埃的情妇,她不爱他,只想脱离辛勤的劳动和窘迫的生活。

二、嘉莉妹妹对财富的欲望日益增长是环境因素造成的

当嘉莉妹妹成为德鲁埃的情妇之后,嘉莉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德鲁埃把她带离了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眼中,她的生活安逸舒适。但周围环境的改变让嘉莉对世界的看法发生改变。在嘉莉和德鲁埃相处久了后,她发现了他的不足。德鲁埃是个自大,轻浮,迟钝,太过自信的人。即使这样嘉莉还是愿意嫁给他的,这样的话她的行为才是合理的,她不想成为他人眼中的堕落女人。可是德鲁埃从来没想过娶嘉莉,嘉莉对他来说只是满足他欲望的一个工具,一个被他征服的战利品。

当嘉莉遇见赫斯特伍德,一位芝加哥著名饭店的经理,是一个比德鲁埃好千倍的男人。他富有并有社会地位。当他对嘉莉示爱时,嘉莉很开心,现在“赫斯特伍德似乎是在引她往体面的地方走”(P.100)。她很快投入了赫斯特伍德的怀抱。她认为赫斯特伍德会给她德鲁埃给不了的生活,她再也不适合和德鲁埃再一起了,她想和赫斯特伍德结婚。

但嘉莉妹妹再一次领略到了现实的残酷。她知道了赫斯特伍德已经结婚了,而德鲁埃因为知道了嘉莉的背叛离开了她。“所有这一切令让她心乱如麻,茫然无措——如同一叶飘零在暴风雨的小舟,无可奈何,只能随波逐流。”(P.170)想找工作找不到,世界似乎与她为敌。这时,赫斯特伍德偷了钱逼着嘉莉和他一起逃亡。嘉莉有机会拒绝和离开他。可是当赫斯特伍德一提到他们要去的蒙特利尔和纽约,嘉莉妥协了。嘉莉觉得她会在那变得更富有。“大城市里无所不有。也许她会摆脱束缚,过上逍遥自在的生活”(P.206)。可怜的嘉莉在她内心对财富的渴望和环境的驱使下和赫斯特伍德逃到了纽约。

德莱赛让读者停止对这些不道德行为的谴责,强调女主人公是在对财富欲望的驱使下做这些事的。她想在这残酷的世界过得更好,她和赫斯特伍德不正当的关系是由于欲望和环境的驱使。

三、嘉莉妹妹的悲剧命运受到她在一定环境下对社会地位的欲望的影响

由于环境的影响,嘉莉妹妹知道了她所需的东西——社会地位。当赫斯特伍德失业找不到工作时,嘉莉妹妹决定出去找工作。这时,赫斯特伍德早已满足不了嘉莉对社会地位的欲望了。他们的角色发生了转换,嘉莉赚钱,他在家做一些家务。嘉莉的社会地位的欲望给了她不少勇气,她不愿意赫斯特伍德依赖她生活。他成了她的拖累。

最后,嘉莉妹妹在这样的环境和自身欲望下,抛弃了赫斯特伍德。文章的最后,德莱赛打破了传统的“堕落女人”一定要受惩罚的结尾。结尾的嘉莉妹妹是空虚寂寞的,虽然她在别人眼中是成功的,她拥有一切她要的——漂亮衣服、财富、社会地位。但她意识到那不是幸福,她没有用诚实的劳动来换取成功,她是出卖了自己的肉体与灵魂,名誉和良心换来了成功。

综上所述,是欲望和环境因素导致了嘉莉妹妹的悲剧命运。德莱赛向我们呈现了嘉莉妹妹先后生活的三种环境,在这些环境中的嘉莉妹妹认识到自己对自身命运的无助,她像是一片欲望所驱赶的树叶,随波逐流。

参考文献:

1.王克非,张韶宁译.嘉莉妹妹[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p.11

2.童明.美国文学史[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3.蒋道超.德莱塞研究[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永别了, 武器》中的悲剧因素 篇7

关键词：《永别了, 武器》,悲剧因素

《永别了, 武器》作为一部悲剧小说, 其中的悲剧因素不仅仅体现在故事的情节上, 更多的则暗含在细节之中, 例如两位主人公的经历, 自然景物中的部分元素等。

1、悲剧角色

小说中, 海明威主要塑造了两个角色:男主角弗雷德里克·亨利和女主角凯瑟琳·巴克利。这两个角色本身便已包含了悲剧因素。海明威通过对这两个角色的经历描述揭露了一战对人们带来的伤害。

1.1、弗雷德里克·亨利

弗雷德里克是美国的一名救护车驾驶员, 同时也是意大利军队的一名中士, 也是故事的叙述者。他孤独, 迷茫, 被动, “在寻找着能够信赖的某种价值观或者某种体系”。对他来说, 正是传统的价值观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亨利的性格太过于理想化, 而不是海明威笔下典型的男性角色。海明威所描写的男性角色大都“无法全身心的投入到对一个女人的爱恋中, 必须不断地和其他男性发生冲突”。因此, 弗雷德里克他想要和凯瑟琳到瑞典隐世独居的美好愿望注定是要迎来破灭的结局。即便他们在那里过着简朴的生活, 但是他并没有对这样的生活感到满足。他对于自己逃离战场, 逃避危险而感到心怀愧疚。产生这种情绪的起因在于, 在海明威的小说中, 男性能够实现自身价值的唯一途径就是直面危险, 而非逃避危险。这样的想法在小说中多次从细节方面展现出来。例如, 自从亨利和其他男性断绝来往之后开始想要蓄胡子, 以此来维持自己的男性气质。也因为凯瑟琳说她喜欢亨利留胡子, 他才想要通过改变自己的外貌来打消内心的愧疚之感。总之, 亨利不能也不想回到战场上去, 因为他认为战争是毫无意义且危险的。他所能做的只有继续和凯瑟琳过着隐居的生活, 一边承受内心的折磨。

当现实与理想出现巨大的鸿沟的时候, 人就会活得悲惨, 活得痛苦, 就像弗雷德里克·亨利一样。他的生活逐渐变得可悲, 变得不幸。与此同时, 由于他想要离世独居, 更多的则是想要逃避战争的波及, 他再也无法回到曾经的生活中去, 这使得他只能承受下这份痛苦和折磨。

另一个导致他的悲剧的是亨利经常表现出来的被动个性。他与凯瑟琳的像是也是经由朋友纳尔迪介绍, 并且是在被纳尔迪灌醉之后才被带去见凯瑟琳;先提出交往的人也是凯瑟琳, 而不是弗雷德里克;而后, 即便他不愿意, 他还是爱上了凯瑟琳;在酒吧里, 也是因为格瑞菲的邀请, 他才参与了牌局;逃跑是旅店酒保安排的;瑞典住的小村庄是凯瑟琳选的;孩子出生前不结婚也是凯瑟琳的决定。弗雷德里克在故事里就像是一个被人牵着鼻子走的木偶一样, 没有自己的思想, 没有自己做过决定。他所做的就是听从别人的安排行事。他做出的唯一一个自己的决定是在小说第30章, 他为了逃生选择跳进了河里逃生。而这一行为是出于求生的本能, 根本没有经过周全的考虑。

如果一个人, 尤其是一个军人, 不能根据自己所拥有的知识与技能做出任何决定, 只能听由本能做出反应, 可想而知, 他很难在战争中存活下来。由此可见, 弗雷德里克根本不适合当一名军人。参军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巨大且致命的错误, 因为他缺少保持冷静清醒的思维做出正确决定的能力。但情况既已至此, 无法改变, 于是在成为军人和不适合当军人之间这两个事实之间产生了无法逾越的鸿沟。在这里, 弗雷德里克被动的个性再一次将自己置身于悲剧角色的地位。这一次, 他险些丧命, 不仅仅只是饱受内心的折磨那样简单, 而是切身处地地面对了死亡的威胁, 感受到了恐惧。

除此之外, 弗雷德里克的经历也带有悲剧元素。第一个是第九章, 在村子里的时候, 他和其他士兵一起用餐的时候被炮弹炸伤。当时炮弹突然就落到他们附近爆炸, 有的人被炸伤了, 有的人被炸死了。弗雷德里克的左膝受了重伤, 之后他不得不在病床上躺了好几周才康复。然而他的左膝却不能再像以前一样行动自如。这是战争给他留下的身体上的后遗症。

第二段经历则是凯瑟琳以及他们的孩子的死, 给他留下了永久的精神创伤。凯瑟琳是他唯一想要一起生活的人。在她去世之后, 弗雷德里克孤零零的留在这个世界上。他本在寻找生活的意义, 直到他遇到了凯瑟琳。他曾一度以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他所寻找的答案。可最终他明白了爱的意义并非是他所寻找的那个终极的答案。人终有一死, 而宇宙长存。他又回到了小说开始时那个孤独的人。他的信仰完全被推翻了, 随着凯瑟琳的去世, 他对她的爱也随之而去, 她再也感受不到了。弗雷德里克失去的不只是对凯瑟琳的爱意, 还有他人生的信念。这个巨大的打击使得他一时间失去了所有。当他意识到他的爱和希望都随凯瑟琳而去之后, 他才明白一个人必须和周遭, 和生活的其他方面有其他联系, 尽管这个冷漠的世界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他之前所希冀的与世隔离的生活只是一个注定会破灭的幻想而已。如今一切都太迟了, 他已经没有机会改变凯瑟琳离他而去的事实。他孤身一身, 失去了之前所信仰的价值观, 才醒悟自己当初的想法是多么的错误和不切实际。

总而言之, 弗雷德里克·亨利这个角色形象包含的悲剧元素通过自身的性格和经历表露出来。他的悲剧一方面是自己导致的, 另一方面是战争带给他的。他是一个在一战中身心都受到了巨大伤害的典型。

1.2、凯瑟琳·巴克利

凯瑟琳是一名从英国来到意大利前线的护士。她被塑造为一个不拘于繁文缛节并对弗雷德里克十分忠诚的角色。她身上的悲剧因素主要是她的遭遇, 其中主要表现在她与两个她所爱的男性的关系中。小说中, 她追寻着爱和幸福, 全身心地爱着弗雷德里克, 然而弗雷克里克却不能回报以相同的爱, 因为他觉得为凯瑟琳的付出已经足够了。最后, 凯瑟琳因为难产死于医院。

当凯瑟琳在小说第四章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她告诉弗雷德里克关于她未婚夫去世的消息, 表现出了自己对未婚夫的真挚情感。她谈到她的未婚夫的时候说:“He could have had anything he wanted if I had known.Iwould have married him ro anything.I know all about it now.”凯瑟琳是带着自责和愧疚说出的这些话。现在, 她只能在心里想念死去的未婚夫。尽管凯瑟琳是一位坚强的女性, 但未婚夫的死仍然给她带来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从这里可以看出, 凯瑟琳是对于自己所爱之人是全心全意地倾其所有的女性。她渴望得到曾经同未婚夫没有得到过的幸福与爱情。在和弗雷德里克的恋情之中, 她想要确保自己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所以才会拒绝在孩子出生之前和弗雷德里克结婚。她害怕被送回英国, 被两个有着婚约的人所抛弃。事实上, 她在后一段恋情中付出的比弗雷德里克要多得多。正是如此她也没有得偿所愿地从弗雷德里克那里得到她想要的幸福和爱情, 即使是在他们共同生活的日子里。可以说, 在她追求幸福和爱情的道路上, 她所遇到的尽是坎坷, 而最终也没有实现愿望。这对于凯瑟琳, 或者说对于任何人, 都是不可否认的悲剧。

在生下孩子之后, 凯瑟琳因为失血过多导致虚脱而躺在病床上无法起身。这是弗雷德里克走进病房, 凯瑟琳看看他笑了笑, 用非常轻的声音和他说话。弗雷德里克安慰她会好起来的, 但这似乎更像是在安慰他自己, 因为凯瑟琳知道自己快要不行了, 她告诉弗雷德里克自己就快撒手人寰, 但是并不害怕死亡, 只是讨厌死亡这件事情。原因就在于她本想要和弗雷德里克共同生活更长的时间, 用更多的时间来追寻自己期望的幸福。可眼下她就快要死了, 一旦死去, 自己渴望得到的幸福也就永远都变得遥不可及。无法改变事实, 凯瑟琳只好选择接受。这是人类在自然法则面前显得毫无办法的又一例子, 正如面对现实与理想的差距一样。凯瑟琳凭着自己的坚强接受了残酷的现实, 这正好从反面表现了她的死亡所带来的另一种悲剧色彩。

2、意象中的悲剧元素

《永别了, 武器》中有大量的自然景观意象, 且在小说中不断重复的出现。自然景观编织了情节发展和重大事件发生的主要框架, 意象的反复出现代替了人物的情感表现。大多数的意象在第一章就已出现。海明威将象征着活力的意象和象征死亡的意象放在一起, 各自相互反衬出对方所表达的情感, 这在小说中不断的出现。在这些意象中, 表现悲剧色彩的主要有两个:雨和泥。每次将要发生不幸的时候, 总是会有雨的出现, 例如军队的撤退和凯瑟琳的死亡。而泥则如同自然对人类的敌意一般, 象征着阻碍。

2.1、雨

从古至今, 在人们眼里雨经常和灾难与死亡联系在一起。小说中的雨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为故事情节的线索, 预示着悲惨的结局。在某种程度上, 雨可以被视为灾难性的事件和负面情绪的预兆。

凯瑟琳曾提到过她害怕下雨, 因为有时候她觉得从雨中能看到弗雷德里克和自己的死亡。雨是死亡降临之前的先兆, 同时也代表着与死亡相随的悲伤, 痛苦和绝望。同时, 雨也代表着阴暗、潮湿和寒冷, 正如残酷的战争一样。如果说整部小说是一座悲剧构筑的大楼, 那么雨就像是大楼外墙的玻璃窗户。你能穿过它看到外面的情形, 但是却无法穿过这层玻璃窗逃出去, 在这种情形下只能感受到神秘、悲伤与绝望。作者不断的使用雨这一意象来渲染灾难、死亡和悲剧的场景, 意在传达在如此的场景中, 在绵绵不绝的雨水中, 人们感受到的这些负面情绪, 以使得读者们在小说后面一读到雨的出现, 就会情不自禁地被带入悲伤的情绪中。

小说结尾处, 有几句描写出了弗雷德里克观察到的下雨的情景:“The day was cloudy but the sun was trying to come through.”“It was dark but in the light from the window I could see it was raining.”从阴云密布到下起雨来, 暗示了事态向着不好的方向在发展, 读者可以很自然的联想到凯瑟琳或者他们的孩子至少会有一个将要面临死亡。而小说情节也正是这样:孩子夭折了, 而不就之后凯瑟琳也死在了病床上。

当弗雷德里克孤身一人离开医院的时候, 又下起雨来:“After a while I went out and left the hospital and walked back to the hotel in the rain.”弗雷德里克他同时失去孩子和妻子的巨大悲痛在雨幕中蔓延开来。这雨仿佛上天同情这个悲剧的男子而流下的眼泪一般。

2.2、泥

泥是小说中又一个典型的意象。在第三十章里面, 泥这个意象最为突出。它的出现预示着困难和阻碍:“The road was muddy, the ditches at the side were high with water and beyond the trees that lined the raod the fields looked too wet and too soggy to try to cross.”

在整个故事中, 泥代表着困境的恶化。它所渲染的悲伤气氛更甚于雨的出现。雨仅仅预示着不好的事情, 而泥却直接和战争带来的绝望相关。绝望常常比死亡更令人害怕, 更令人哀伤。

泥的每次被提及都伴随着篱笆或者水沟, 或者突发状况的出现。甚至在撤军途中, 大自然也没有对撤退的军人表现出怜悯。撤军本已是让人丧气和不安的事情, 在撤军途中遇上各种阻碍更是让人压抑不堪, 并且面对大自然的阻拦, 谁也没有办法。后有德军的追击, 前有泥泞道路的封锁, 队伍里面还有伤员需要看护, 气氛紧张至极, 压抑至极, 悲伤至极。困于其中的人们所剩下的仅有绝望。

在《永别了, 武器》这部小说中, 海明威从多个方面进行烘托渲染, 讲述了一个悲剧的故事, 同时也揭示了战争对人们造成的伤害, 表现了战争的丑恶。这部小说不仅仅是一个让人心痛的悲情故事, 同时也唤醒了人们对于战争的反对情绪。作为一个有着良好道德观和价值观的现代人, 应该珍惜现在生活中的和平, 反对战争, 以免故事中的悲剧重演。另一方面, 对于个人来说, 我们应该鼓足勇气面对生活中的重重阻碍, 不能忽视我们的义务和责任。逃避现实永远不是正确的方法, 而应该选择面对问题才能解决问题。

参考文献

[1]Ernest Hemingway, A Farewell to Arms (Xi’an: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0)

[2]Gary Carey, Cliffs Notes on Hemingway’s A Farewell to Arms (Nebraska:Cliffs Notes, Inc., 1966) , 50

从环境因素看珍妮的爱情悲剧 篇8

关键词：悲剧,环境因素,珍妮姑娘

西奥多·德莱塞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著名小说家, 是“美国自然主义文学最出的代表”。当时的批评家门肯曾这样评论德莱赛:“德莱塞之前和之后的美国文学的变化就如达尔文之前和之后的生物学上的变化一样大。”而《珍妮姑娘》作为德莱赛的代表作之一, 也得到了门肯的肯定:“不要担心《珍妮姑娘》, 她是一部上乘之作, 是迄今为止美国最棒的小说。”作为一部典型的自然主义作品, 自然主义的环境因素在《珍妮姑娘》这部小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本文将主要论述环境因素在珍妮与布兰德和莱斯特的两段感情中的体现, 说明环境因素对于珍妮的爱情悲剧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珍妮与布兰德的爱情悲剧

格哈特家是位于社会底层的穷苦人家的典型, 珍妮的父亲老格哈特是个玻璃匠人, 这个职业“也和其他的低级职业一样艰难, 每天都得看着他的妻子, 六个孩子和他自己, 光靠幸运吹来给他的那一点东西维持生活”。在最艰难的时候, 全家要靠借债度日, 珍妮不得不和母亲一起到一家大旅馆找活干, 就在这家旅馆工作期间, 珍妮遇上了参议员布兰德, 这是一位“气度非凡的中年绅士, 脸孔黝黑端庄, 但轮廓鲜明, 显出富于同情心的线条”, 珍妮在见到布兰德的第一眼, 就被他的气质和镶金手杖所吸引, 而布兰德也被珍妮的青春美丽打动。家庭的贫困给了珍妮与布兰德相识的机会。之后在两人的交往中, 布兰德给珍妮的家庭提供了很多帮助, 这也是珍妮考虑得最多的因素。第一个星期洗衣服的十块钱就让格哈特太太乐不可支, 并不时念叨着这一笔不可思议的意外之财, 珍妮也接受了母亲对待这位参议员的态度, 心里充满感激。而随后布兰德在圣诞节给格哈特家送上的丰富的圣诞礼物, 更是让全家人都兴奋不已。连老格哈特也开始“相信这位布兰德先生一定是位非常伟大而且心地又非常好的人”。

两人的关系逐渐有了新的进展, 在布兰德眼里, 珍妮已然是一位扮演着情人角色的成年女人。为了更进一步了解珍妮, 布兰德几次到珍妮家登门拜访, 珍妮每次去旅馆收送衣服时在他卧室里逗留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这位参议员开始担心这个消息万一传到人们的耳朵里, 是要闹得满城风雨的。但即使是这样, 仍然有一股莫名的力量使得布兰德不改初衷, 我行我素。珍妮对布兰德有一种既敬爱又感激的感情。而真正让她不顾世俗伦理的规范, 尚未婚嫁就失身于人的原因也是由于她的哥哥塞巴斯蒂安因偷煤被捕入狱, 10块钱的罚款对于珍妮贫困的家庭来说是一笔巨款, 这时候只有参议员布兰德能帮助她救出哥哥。当哥哥在布兰德的帮助下顺利出狱之后, 珍妮眼中噙着感激的泪花, 她的眼泪激起了布兰德的无限怜爱。一个怜爱, 一个感恩, 最终使得珍妮做出了违反当时伦理的事情, 未婚便失身于人。哥哥的被捕拉开了珍妮与布兰德爱情悲剧的序幕。布兰德最终决定和珍妮结婚, 但是老格哈特因为年龄的差距和邻居的闲言碎语而极力反对两人的婚事, 特别是在知道珍妮和布兰德的事情之后, 这位老父亲暴跳如雷, 立即把未婚失身的女儿赶出家门, 也正是因为老格哈特的反对和干涉才造成珍妮姑娘和参议员布兰德美好计划的破灭, 最终酿成悲剧。

二.珍妮与莱斯特的爱情悲剧

珍妮未婚失身还怀孕生子, 街坊邻居闲话不断, 为了躲避这些风言风语, 珍妮在哥哥的劝说下搬到了克利夫兰, 并很快在当地找到了一份侍女的工作。日子慢慢步入正轨,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 珍妮的生活也就顺顺当当了。但偏偏就在这里, 珍妮遇到了莱斯特。

珍妮与莱斯特的相遇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个悲剧。就物质条件来说, 作为一个殷富厂商儿子的莱斯特处于比珍妮优越太多的社会地位, 但这个“穷婢女具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 他本能地, 就像遇到化学磁力一般被吸引了”。考虑到自己的孩子、父亲、兄弟姐妹和整个家庭, 珍妮决心要拒绝莱斯特的告白, 不想再“重蹈覆辙, 造成另一种可鄙的罪孽的关系”, 而就在此时, 在玻璃厂工作的父亲在厂里发生事故, 双手严重灼伤, 这一变故严重影响家用开支, 对于这个贫困的家庭来说是一场大灾难。珍妮不得不重新考虑眼前的处境, 认为除了牺牲自己解救家庭此外毫无办法。家庭的变故再次迫使珍妮做出选择———接受莱斯特的钱和帮助, 两人过起了同居生活。

经过三年的同居生活, 两人都增进了对彼此的了解。莱斯特真正爱上了珍妮, 逐渐信任她, 依赖她, 珍妮也衷心地、深挚地和真诚地爱上了这个男人, 莱塞特还接受了珍妮的孩子维斯德。但莱斯特妹妹的突然到访使得两人的关系被凯恩家所知, 老凯恩首先想到的是家族事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因此他千方百计地拆散他们, 最后还立了份决定性的遗嘱。珍妮曾两次屈服于环境压力之下, 这一次也不例外。她选择主动与莱斯特分离, 回到克利夫兰和父亲待在一起。珍妮与莱斯特这对不为世俗所接受的恋人从此各自回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环境, 恋情也以失败告终。

三.结语

德莱塞认为:由于环境因素, 每种事物只能适应在某种环境下生存。人只能适应环境, 被环境所左右, 个人无能为力, 世上无所谓道德与不道德。珍妮与布兰德也好, 与莱斯特也好, 都是属不同阶层的人。他们各有各的生存环境, “谁要想竭力脱离他们原来的环境, 结果必然是不幸的, 可笑的。”也正是因为受到环境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珍妮的爱情注定是悲剧。

参考文献

[1]史志康.美国文学背景概观[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8.

[2]Judith sealander.American Her-itage[M].Jame portor, 1993.

[3]徐勤.从珍妮姑娘的人生抉择看其悲剧的成因[J].齐齐哈尔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1.3.

[4][美]西奥多·德莱塞.嘉莉妹妹[M].潘庆舲, 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5]聂晓戌.父权文化的牺牲品——从文化视角浅析珍妮姑娘的悲剧[J].安徽文学.2009.4.

[6]邓云.珍妮与莱斯脱的爱情悲剧探析[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9.24.

悲剧性因素 篇9

《红字》是美国19世纪著名小说家纳撒尼尔·霍桑的代表作,得到各国读者和批评家的广泛关注。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深刻地表达了对宗教和清教徒殖民地的黑暗残酷的痛恨,对小说男女主人公悲惨命运的同情。在霍桑的笔下,海丝特·白兰既有独立反抗性的一面,又有人性脆弱与妥协性的一面。她的悲剧性格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本文通过霍桑对海丝特所处时代的铺述和对海丝特心理发展历程的挖掘与分析,去揭示人性悲剧的因果。

一、海丝特与清教的冲突

海丝特的主要悲剧在于她对人性的追求与清教加尔文教社会的冲突。霍桑指出,人性悲剧的真正缘由就在于它与社会的冲突。十八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正处于一个上升时期。他们反对清规教条的束缚,追求个性解放。海丝特是他们的一个代表。她渴望自由的爱情和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最终与丁梅斯代尔相爱并生下珠儿。虽然整个资产阶级在当时处于上升时期,但其正式地位并未得到确立与巩固,旧的世界依旧存在。像海丝特这样一个敢于冒犯加尔文教清规戒律的妇女,势必要遭到清教徒的迫害,遭到社会的歧视。海丝特内心的渴望与她周围这个循规蹈矩的清教旧世界发生冲突,即个人力量与社会力量发生冲突,原有的和谐被打破,造成了她的悲剧的根源。

小说中所描写的地方统治者,是波士顿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的清教徒代表人物,是一群迫害海丝特的刽子手。他们不仅毫无人性地公开羞辱海丝特,而且在她以后的惨痛生涯中,继续扮演着监护公众道德的圣人,把她作为训诫罪恶的一个活标本,残忍地蹂躏她那颗饱经创伤的心灵。然而这群所谓教会圣徒,实际上是一些伪君子,表面上刚直可敬,骨子里却极其虚伪无耻。

海丝特不单单受到当权者的残酷迫害,同时还受到其他妇女们尖刻的辱骂,陌生人无礼的围观。当海丝特第一次站在刑台上接受示众的惩罚时,她本希望能从观众中得到些同情。但恰恰相反,她走向人群时,脸上变得苍白而颤抖起来,因为她看到的是一张张望而生畏的脸。其中一个女人说:“这个女人给我们所有女人带来耻辱,罪该万死。”听到这些,海丝特痛苦不堪,“好比她的心灵已然被抛在大街上,人人都可以踏上去踩几脚”。

尽管海丝特为维持生活诚实地工作,尽自己微弱的力量援助贫穷的人们,在瘟疫流行的时候,表现出可贵的献身精神,走入受难人的家室给人以安慰,然而她还是孤独地生活着,成了为社会所摈弃的罪人。正是清教徒们可怕、逼人的偏

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是要“神似”,入“化”境。译者应从整体上把握原作的或人物的语言风格与个性,并根据此充分发挥译语优势来处理各细节,以保证原作的主要精神、风格特征执狂加深了海丝特的悲剧。

二、海丝特自身矛盾的性格

海丝特是一个充满自身矛盾的女性,具有反抗性格,但同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又不可避免地带有妥协性。她性格中的反抗性使得她不甘听从命运摆布,更加深了她与政教合一的清教统治社会的冲突。而她性格中的妥协性又使得她不得不把对社会的不满深埋心底,作出表面的让步和妥协,最终造成了她的悲剧命运。

在七年的苦熬中,海丝特从不向人诉苦,也不乞求别人的怜悯和宽恕。她敢于接受新思想,在罪恶的宗教势力面前表现出一个普通妇女在那个特定历史环境下所能有的最强烈的反抗精神。海丝特三次公开的反抗是作者赋予她反抗性格的聚光点。海丝特第一次行动上的反抗表现在对孩子的养育权的争夺上,第二次表现在对前夫的无情揭露上,第三次就是她勇敢地激励牧师一块出逃。当发现所爱的人的精神与肉体几乎全面崩溃时,她再也不能忍受了,勇敢地激励他一块出逃,并拟定了一系列计划,准备与他一块逃离这是是非之地,去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她的反抗性也一步步走向成熟。但在十七世纪的马萨诸塞州,她的这种反抗精神是不可能给她带来任何好结果的。相反,更加深了她与政教合一的清教统治社会的冲突。结果,海丝特成了她自身反抗的受害者。

海丝特的性格中有反抗精神,但无法完全摆脱宗教思想对她的束缚和禁锢,这就造成她在思想和行为上的妥协性。她深知与丁梅斯代尔的爱情具有自身的神圣之处,但还是认为自己的行为触犯了宗教戒律,在上帝面前,自己是罪恶的。宗教思想在她心中根深蒂固,她曾力图打破它对自己的禁锢,并在行动上迈开了第一步,但最终还是无法摆脱它。于是,她日复一日地受凌辱、受折磨而毫无怨言,竭力使自己相信,这样最终会净化她的灵魂。她无法摆脱罪恶感,坚信上帝的存在,惧怕上帝对她的惩罚。她虽朦胧地认识到妇女解放的根源所在,却又错误地相信她的不幸遭遇是由她自己的癖性所造成。由于她的妥协,本该是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残酷的宗教法规进行彻底斗争的时候,她却心甘情愿地重新戴上标志耻辱的红字,去做不能得到原谅的忏悔。她性格中的这些妥协性进一步加深了她的悲剧命运。

三、霍桑的人性悲观性对作品的影响

在霍桑生活的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正蓬勃发展,残酷的剥削压榨和疯狂的侵略扩张将社会的阴暗残酷暴露无遗。霍桑对他周围新生的现代主义无动于衷,旧世界的消亡令他感到兴奋,但他也非常反感新世界的粗俗。他在清教主义道德的崩溃中还能看到其中永恒的东西,然而在一个新的经济社会的国家中,一切对他来说都无足轻重。观《红字》,阳光只照耀了一时,而黑暗几乎笼罩了全书,人物的整个生命以独自飘零告终。从海丝特当年面对全镇的鄙夷仍能昂首挺胸地生活,坚信精神独立和自由,到遭到命运一次次的打击,希望全部都落空后,转而自觉地悔罪,最后到她无奈地接受人生的凄凉、悲惨和黑暗,这些都反映了霍桑的人性悲观论,揭示了人在遭遇现实生活打击面前的无助,表现了人类生活的悲剧意很好地再现,尽量达到“神似”和“等效”。这便是翻译的艺术创作性所在。比较起来,两种译本都传达出了原文的基本思想,但译文2却使读者感到译出了深刻的真理,更给人以美的享受。

《送冰人来了》的道家思想解析

张

(信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河南信阳

摘要:《送冰人来了》是美国著名剧作家尤金·奥尼尔在他晚年居住的“大道别墅”里创造出的第一部作品。这部作品不论是主体的选择、情节的安排还是人物的塑造都体现了老庄思想虽不明显但更为深刻的影响。本文主要从“道”、“回归”、“无为”、“齐物”、“阴阳”等几个方面来考察道家思想对这部作品的题材、风格、角色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以及主题等的影响。

关键词:尤金·奥尼尔《送冰人来了》道家思想

1936年,美国著名戏剧家尤金·奥尼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家奖,这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次年,奥尼尔用文学奖奖金为自己在加利福尼亚州建立了一幢别墅,命名为“道舍”,并镶有中文“大道别墅”。奥尼尔在这幢别墅隐居了八年,创造出了最为杰出的四部戏剧:《送冰人来了》、《奇异的插曲》、《进入黑夜的漫长旅行》和《月照不幸人》。其中,《送冰人来了》是他在大道别墅创作的第一部作品。这部作品表现出了他后期作品的特色,就是情节减弱,人物刻画鲜明,通过对话与动作来表现人物的内心。

《送冰人来了》主要描述一群在哈里·霍普旅馆里的人。他们无所事事,只知用酒精的麻醉和白日梦的慰藉来继续人生。他们希翼在旅馆里找到庇护。但是推销员希基的到来却把他们的平静和自欺欺人打碎。他们在希基的半劝诱和半强迫下走出旅馆,却又再次走回来。整部戏剧看似简单,却有着极其深刻的哲理和追求。而且这部戏剧受到了道家思想深刻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不像其中期作品,比如《马克百万》显露得那么明显。但是老庄思想依旧在作品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正是这些影响使得这部作品极富魅力。这部作品不论是主体的选择,情节的安排,还是人物的塑造都体现了老庄思想虽不明显但更为深刻的影响。

一、“道”和“回归”对该剧主题的影响

刘海平教授在《朦胧中的“东方色彩”》中指出:“奥尼尔在‘大道别墅’中完成的四部后期作品,即《送冰人来了》、《奇异的插曲》、《进入黑夜的漫长旅行》和《月照不幸人》中的道家思想虽不显眼,但却更深刻。”在这几部作品中,“道家思想悄悄地潜入了他作品的主题、结构、人物和风格之中,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他对创作题材的取舍”。

奥尼尔曾着手创造一部由十一幕剧组成的连台戏《占有者的自弃》,用以批评美国一百五十多年的发展历史。然而在大道别墅里,奥尼尔放弃了他这一选择,转而写身边及自身的故事。而《送冰人来了》就是以哈里·霍普旅馆里的一群无所事事的普通人为写作对象的。很多西方学者把这一转变归结为奥尼尔的健康缘故。但是正如刘海平教授指出的那样:“他的这种选择还可能跟道家的认知思想有关。”

识。通过海丝特的故事,霍桑曲折地讲述了他对人性的感悟、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洞察,说明霍桑对浪漫主义理想的不信任,以及对当时社会的无可奈何。

海丝特·白兰的悲剧自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自身矛盾的性格因素,但霍桑的人性悲观论注定这部小说终以悲剧结尾。海丝特·白兰性格中的不屈服、勇敢追求和她人性的脆弱性使博得了大家的同情。而正是这令人同情的悲剧造就了《红字》经久不衰的独特魅力,使它成为了美国文学乃世界文学的一部浪漫主义经典。

瑞

老子曾说:“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虽然强调事物的对立,但是同时也说明事物可从小做起,以小而明大。庄子也提出“以明”的认识论,即“以此明彼”。在《送冰人来了》一剧中,没有奥尼尔早期作品中的冲突,没有琼斯王一样的悲剧,仅仅是作者根据其早年在酒店里碰到的普通人的生活为故事内容。整个故事就发生在一间破烂不堪、“灰蒙蒙”又到处布满尘埃、劣质酒和过期面包的酒店里。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剧作中,作者却更一步地探讨了人的生存意义,揭示了美国梦的实质,对时代弊端的根源的挖掘“远远超过了他(奥尼尔)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而未完成的连台戏《占有者的自弃》,也超过了他同时期的其他作家的直接反映社会冲突的剧本”。

二、“无为”和“齐物论”对该剧内容的影响

道家思想不仅仅对该剧的主题及其选择产生了影响,在这部戏剧中,道家思想的影响和痕迹也是无处不在。

1. 重“无为”而轻“有为”

老子思想中最核心的就是“道”。他赋予“道”以形而上的意义。它是宇宙万物的起源,是不可言不可明的实体。“道,可道,非常道。”“无名,天地之始。”这种实体称为无。由无生有,由无为而有为。“道”既是万物运动的自然规律,又是人的行为准则。老子主张“自然”、“无为”,也即不要在人性的自然状态上加入人为的因素,应放弃人类创造的文明进步,回到与自然混成的简朴生活。以柔作虚,不与人事,贵静而不贵动。庄子更有“堕形骸以会神”的主张,认为人应绝贪欲,绝忧虑,不受事物的干扰。而《送冰人来了》中的这群房客恰恰就是这种生活的体现。这群人是被所谓的资本主义文明摧残的一群人。他们选择呆在旅馆里,静静地度日,虽然也有着梦想,但是却没有什么贪欲。他们的小小旅馆像老子笔下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是他们的庇护场所,是逃避工业文明以后的生存之地。然而希基的到来却使这一切都改变了。

希基是哈利·霍普旅馆的常客。这位推销员每年都会在店主哈里生日的时候赶回旅馆为他祝寿,并与酒馆里的人喝酒狂欢。但是这一次希基的到来却与往常不一样。他戒酒,劝解或是强迫酒店里的人走出去。众人在无奈中走出去,却在恐惧中回来。希基引领他们走出旅馆,实际上是让他们重新面对所谓的工业文明,也即“有为”,而恰恰就是这种引领几乎使酒店里的人都面临着恐惧和危险。“无为”和“出世”对于酒馆里的人来说才是最好的生存选择。

2. 对立和齐物论

老子认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随,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也即万事万物无一不由相对的比较关系而存在。生与死、爱与恨都是两两相对的。庄子更进一步地认为,万事万物没有是非。因为没有是非的绝对标准。在庄子看来,是非、大小、高低、贵贱、生死都是相齐相通的。

参考文献

[1]君羊立.“红字”的象征手法与霍桑的文学观念[J].外国文学研究,1990.

[2]雷旭辉.《红字》主人翁海丝特·白兰悲剧人性探析.湘南学院学报,2005.4.

[3]纳撒尼尔·霍桑著.苏福忠译.《红字》[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论繁漪成为悲剧人物的性格因素 篇10

一个人物能否成为悲剧人物, 并不取决于他的社会地位的高低, 也不取决于他的生命毁灭的价值的大小, 只要一个人的生命活动过程显示出有价值的生命激情与悲剧精神, 无论是这个人是英雄, 是普通人, 还是反面人物, 都可以成为悲剧的主角。 (1) 繁漪是一个追求自由的知识女性, 在家庭生活中她陷入了周朴园的精神折磨与压抑的悲剧;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 她遭受了周萍的背弃, 这位要求摆脱封建压迫的女性, 又一次陷入了绝望的悲剧。繁漪身上有着不同常人的生命力激情, 她甚至不惜牺牲生命来寻找真正的自我及自我的真正价值。虽然她不是英雄, 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甚至她反抗和报复的行为还让人觉得有些残忍, 但繁漪身上所展示的独特的性格特征以及对生命的激情、对自由爱情的渴望, 足以使她成为一个耀眼的悲剧人物。

一、“性格悲剧”对繁漪形象的影响

曹禺的话剧《雷雨》在创作上明显受到西方戏剧理论的影响, 其中性格悲剧的因素在繁漪这个人物上表现尤为突出。曹禺在南开中学读书时, 就爱上了莎士比亚的戏剧, 他十分欣赏莎士比亚戏剧中对内心矛盾而又复杂的人物性格的塑造。经过五年酝酿, 曹禺终于在1933年完成了《雷雨》。莎士比亚作为曹禺最为推崇的剧作家, 莎翁的“性格悲剧”对曹禺笔下繁漪形象的塑造影响可谓是巨大的。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性格不是单一的, 而是复杂多变, 且不断发展变化的。他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内涵是丰富的, 是许多性格特征的充满生气的总和, 他们在思想上有着超越时代的敏锐感, 代表了进步力量, 但自身又有着致命的弱点, 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抗争来改变命运, 在最终在现实面前倒下了。

莎士比亚“性格悲剧”最具有代表性的当数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也被认为是戏剧舞台史上最复杂、最矛盾、最犹豫的人物。当哈姆雷特得知父亲被害的事实真相时, 他一直想手刃叔父, 为父报仇, 可是他性格软弱, 一直无法下定决心主宰自己的命运, 内心在矛盾中挣扎, 在犹豫和等待中失去最好的时机, 酿成悲剧。曹禺由于对莎士比亚的热爱, 无意中在自己创作的天地里留下了“性格悲剧”的痕迹。哈姆雷特的人物形象更是给曹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使曹禺在自己的作品中深入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 分析人物的性格因素, 塑造了多面性的人物形象。他所塑造的繁漪既是《雷雨》悲剧的灵魂, 又是曹禺剧作中具有独特魅力的人物形象。繁漪形象之所以震撼了万千读者, 主要在于作者深刻地表现了她矛盾复杂的人物性格。“她的外形是沉静的”, 可是内心却燃烧着熊熊的一团火。她对周朴园表面上是屈从的, 但内心里却充满了仇恨和反抗;她抓住周萍不放, 不惜陷入“母亲不像母亲, 情妇不像情妇"的可悲境地, 由爱生恨, 从倔强变成疯狂的报复。

二、非理性的“雷雨式”性格

悲剧人物的生命活动受到主体的许多确定与不确定因素影响, 其中的个性癖性的作用不可小视, 因此, 悲剧人物的个性癖性成为我们审视悲剧生命之维的一个重要内容。 (2) 繁漪能够成为《雷雨》的灵魂人物直接与其"雷雨式"的性格有关。她是个忧郁、阴鸷的女性, 她的内心有股不可抑制的抗争力量, 最终爆发为反抗和报复。受到“五四”时期个性解放和女性意识觉醒的影响, 繁漪内心世界一直渴望拥有自由、平等的爱情。作为一位受过教育的女性, 她有着所有年轻女人都有的对爱情的憧憬、对婚姻的期盼, 可是当她嫁到周公馆的那一刻, 一切都破灭了。丈夫周朴园比她大很多岁, 根本就不懂得平等的爱, 虽然他能提供繁漪过上让普通人羡慕的锦衣玉食的生活, 但周朴园却仍旧维护封建伦理道德规范。18年来, 专制的家长制度, 寂寞无聊的生活, 让她对爱情心灰意冷, 这时周萍的出现打破她沉寂的生活, 她内心的躁动和渴望爱情的种子开始萌芽了。她冲破了理智和伦理道德, 与自己的“儿子”偷情, 她享受着自以为的幸福爱情, 可是很快周萍的背叛, 让她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沉没了, 她的性格变得彻底地阴鸷, 最后不惜一切代价来换取周萍的回心转意, 但最终却失败了。

非理性的雷雨般的性格在繁漪这个人物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很快雷雨般的悲剧也就通过繁漪寻求真正的自我与自我真正价值的性格中爆发了。繁漪可以为了自己的幸福, 不顾一切地追求, 甚至用上报复的手段来挽留周萍的爱, 她在“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的性格交织中, 使她的内心向变态发展。她在绝望中对封建道德观念进行反抗, 由爱变恨, 由倔强变疯狂, 对悲剧进行了更独特、更深层次的发掘。

对爱的追求、对封建专制的抗争意识, 使繁漪的性格里有追求个性自由的一面, 作为畸形社会下的悲哀女性, 曹禺曾把她比喻为“雷雨”, 即具有雷电暴雨性格的叛逆者。曹禺在繁漪出场时, 用了一段舞台说明来描绘她:“她一望就知道是个果敢阴鸷的女人”、“眉目间看出来她是忧郁的”, “她也有更原始的一点野性”。曹禺在《雷雨·序》中, 对繁漪极端性格形成的原因曾做过这样的描述:她们都在阴沟里讨着生活, 心偏却天样的高。热情原是一片浇不熄的火, 而上帝偏偏罚她们枯干地生长在砂上。这类的女人, 许多有着美丽的心灵。然为着不正常的发展, 和环境的窒息, 她们变为乖戾, 成为人所不能了解的。受着人的嫉恶, 社会的压制, 这样抑郁终身, 呼吸不着一口自由的空气的女人,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 不知有多少吧。” (3) 繁漪的身上有种“原始的蛮性”, 她是个敢于用生命来毁灭一切的女人, 她的性格执著而又忧郁, 有爆发性, 也有毁灭性。因此曹禺说繁漪是最具有“雷雨式性格”的人。

三、中国旧式的女人的软弱性

在繁漪的性格世界里, 她既是个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女性, 又具有中国旧式女人软弱的特征, 她的性格具有双面性。繁漪曾经对周萍说过:“你父亲对不起我, 他用同样的手段把我骗到你们家来, 我逃不开。”那繁漪是真的如她所说的逃不开吗?并不是。繁漪虽然读过书, 追求民主自由, 但她并不属于那些自食其力的知识女性, 她的头脑里还同时存在着严重的封建残余。她早已习惯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18年来象一朵艳丽的花一样, 被养在深宫里。虽然她很想摆脱周朴园, 但只要这种被圈养的关系存在, 她就不可能逃走。甚至她也并不想逃开, 因为她连逃开所具备的独立的勇气和能力也没有。思想上的懒惰和性格上的缺陷, 使得繁漪变得软弱, 她根本不可能象娜拉那样, 勇敢地出走。

一个女人如果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 把爱情当作生命的全部, 是不可能走向真正的解放。繁漪的所有抗争, 都在于企图通过周萍微薄的爱来拯救和解脱自己。自从十八年前, 她进入周家这个衣食无忧的笼子开始, 她就慢慢被冷酷专制的周朴园折磨成了没有生命和希望的行尸走兽。三年前, 周萍引诱了她, 但周萍很快就后悔了, 一下子抛弃了她, 爱上了年轻貌美的四凤。这使繁漪感到自己未来生活的最后一点希望和幻想也破灭了, 于是她一心要拆散周萍和四凤, 她认定只要把周萍留住, 就留住了幸福和希望。周萍玩弄了她的感情, 她却不得不在使尽一切手段之后, 苦苦哀求周萍的回头。繁漪甚至祈求他带她和四凤一起走都可以, 然而周萍没有答应。当一个女人如此卑微的乞求, 希望以此留住自己的爱情, 并且还能容忍三人在一起的爱情生活, 这样的女人是软弱的。繁漪对周萍爱得痴狂并失去自我, 用曹禺的话说是一次“困兽的斗”, 之所以繁漪不肯放手, 用尽一切手段去挽回, 最终无力拯救, 是因为她生命中唯一剩下的, 就是爱情。即使是不平等的爱情, 有第三者的爱情, 作为一个受过民主、平等教育的女性, 她也甘愿忍受。以上的分析都说明, 无论繁漪的个性中有如何果断、阴鸷的一面, 也无法掩盖她在经济上对周朴园的依附, 情感上对周萍的妥协, 她的性格悲剧也就不可避免的发生。

繁漪在面对自己儿子的爱情时, 却遵守着强烈的封建等级观念。当周冲向他母亲表示他爱四凤时, 繁漪却强烈地反对这场爱情, 因为她从心底鄙视四凤的出身和地位。繁漪说:“我怕你走错了。第一, 她始终是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下等人。”“我的儿子要娶也不能娶她。”在繁漪眼中像四凤这样出身卑微的下等人的女儿, 是绝不可能嫁入周家, 更不配做自己的儿媳, 她认为自己的儿子要娶也要娶个富家小姐。她在自己追求爱情的同时, 却否定儿子对爱情的追求, 也从来不去关注周冲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在她眼中周冲只是个没有长大的孩子。她自己追求自由、平等的爱情观, 但对于儿子的婚姻爱情时, 却苟同了周朴园的封建门第观念。她忘了自己也是门第观念的受害者, 毫无爱情而言的婚姻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此时却置儿子的爱情不顾。当周萍和四凤要私奔时, 她完全不顾忌周冲的感受, 将儿子喜欢四凤的秘密无情的公布于众, 把单纯的儿子当作了自己夺回周萍的筹码。她虽然爱周冲, 但保守陈腐的封建婚姻观束缚着她的思想, 她又是自私、狭隘的。

总之, 繁漪作为悲剧人物, 其性格对她的生命活动有着直接的影响, 甚至能够对于压抑、窒息、毁灭悲剧人物的生命激情起到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正因为繁漪的雷雨性格和狭隘心理, 使她成为全剧的主导性人物, 引导着戏剧冲突和人物关系的矛盾, 并把戏剧冲突推向悲剧的高潮。钱谷融先生认为:繁漪不但有雷雨的性格, 而且是有独特性的雷雨性格, 她本人就简直是“雷雨”的化身。繁漪操纵着全剧, 成为整个剧本的动力, 牵制着剧中人物:她死命地拖住周萍不让他离开周公馆;她把鲁侍萍召来周公馆;最后在周萍与四凤将要一同出走时, 又是她叫来周朴园, 揭出难堪的事实真相, 了结了这个悲剧, 葬送了这个家庭。《雷雨》这曲悲剧, 是在繁漪的性格力量的推动下一手制导完成的。 (4) 由此可见, 繁漪的独特性格和悲剧结局对观众心灵有着深层触动, 她的性格因素在剧情冲突中居于重要地位。

摘要：曹禺《雷雨》里繁漪的形象受到西方“性格悲剧”理论的影响, 其中性格因素在繁漪这个悲剧人物的表现上尤为突出。繁漪是个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 她以其非理性的雷雨式的性格及其中国旧式女人的软弱的两面性, 引导了全剧的戏剧冲突和人物关系的矛盾, 成为不朽的悲剧人物形象。

关键词：繁漪,悲剧人物,性格悲剧,雷雨性格

注释

1 (2) 佴荣本.《悲剧美学》,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4年1月第1次版, 第126、127页.

2 (3) 曹禺:《雷雨-序》, 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1936年版.

清末商部被改组的三大悲剧因素 篇11

一、清廷改革的被动性和决策的短视性, 商部成立规划不足

自鸦片战争以来, 从《南京条约》到《辛丑条约》, 清廷积贫积弱已衰敝不堪。面对巨额的庚子赔款, 传统赋税远不敷所需。清廷上谕公开承认:“现在国步艰虞, 百废待举, 而库储一空如洗……如不设法经营, 大局日危, 后患何堪设想!”[1]5001开辟新财源成为清廷自救的关键。鉴于西方重商而国富的现实, 朝廷内部开明官员把求财的目光对准了商民。1902年6月朝廷重臣刘坤一在复吕海寰、盛宣怀和张之洞的信中坦白承认“中国每年所还之债, 应用之款, 不能不取之于商民”[2]2688。顺天府尹胡燏棻则把敦劝工商作为挽救危局的根本, 指出“国用出于税, 税出于商, 必应尽力维持以为立国之本”[3]。在清朝大员的支持下, 商业、商民、商利打破传统“重农抑商”政策的限制, 成为清廷挽救危亡的救命稻草。

然而, 清廷在商务管理机构的设置上被动应付, 表现出决策的短视性。洋务运动以来, 近代工商业逐步发展, 但办工厂、开矿山、设电线、通航运等新式企业均与对外交涉有关, 因而划归总理衙门管理。总理衙门主持的弱国外交, 战事、教案教务交涉已穷于应付, 对企业也多从交涉上着手, 很少进行正面业务管理。被动应付过多, 主动行为偏少。总理衙门这种管理状态维持了40年, 改为外务部后也无改变, 不仅揽权不办阻碍商务发展, 外交部门管商务也会把国际间正常的经济问题引入交涉范围造成不必要的外交争端, 一旦外国恣意要求, 便无可推宕, 其结果必然是“商利商权尽归洋人”。

与此同时, 清政府在1898年接受礼部侍郎荣惠的建议, 特设商务大臣“专办本省商务矿务”及沿江等处商务。清政府在设置商务大臣时随意性极强, 既设有督办全国的商务大臣如李鸿章 (盛宣怀实际执行) 、张之洞、袁世凯, 又设有督办一省的商务大臣。即便是督办全国的商务大臣又重复设置, 如张之洞和袁世凯几乎是同时被任命为督办商务大臣, “会同办理”。职务的重复设置造成权限不明、责成不专。商务大臣又多为督抚兼职, 他们更多的是专注于所辖地域的发展, 且意在办理商务交涉事宜。在多事之秋, 商约谈判已使之疲于奔命, 更何谈发展商务?

商部的成立是清政府应付危机局势的慌张举措, 明显带有规划不足的特点。在“挤牙膏”式的推动中, 清廷始终缺乏对商务管理的系统化、前瞻性思考, 改革思路并不清晰, 对商部的职能定位也不明确。既令其综理商务, 又附设有农务、工艺、铁路、矿务等事务。不仅职权上与原有农、工两部交叉, 而且埋下了商部与督抚大员的权力之争。

二、中央权威衰落和督抚势力坐大, 商部运转受挫

清廷管理体制基本上是一种以块块管理为主、条条管理为辅的管理模式。这种体制下的督抚是沟通中央与地方的桥梁。自镇压太平天国后清政府的权力开始下移, 地方督抚势力坐大。其造成的必然后果正如端方所说:“各省事权寄在疆吏, 朝廷以情形不同, 每有政令辄付督抚, 或务名而不复实, 或谋始而不图终。”督抚每以私利和兴趣办事, 而于中央所发指令则“多推宕”, “虽经严旨敦迫, 犹复意存观望”。“当事诸臣不能综核名实, 因循以为持重, 敷衍以为塞责”[4]已是普遍现象。

早在1899年1月“皇太后懿旨农工商诸务责成各省督抚在省设局, 分门别类, 详细考核, 庶有实济”[1]4301, 但到1903年8月商部成立, 商部奏请整顿商务折中, 还一直提到“路矿农工等项均为近今要政, 各省往往视为具文, 至奸商倒欠之案经该部行查, 各该地方官迟延不复, 华商回藉仍复需索等语”[5]11345。迭经严旨行催, 懈怠之情如故。为了改变商务不兴的局面, 清廷饬令各省设立商务局和保商局。然而, 多数省份的官员对此“大都一笑置之, 即使实见施行, 亦惟以一纸官文奉行故事”[6]84。经朝廷严旨催促, 到1903年9月, 各省会及通商大埠才次第设立商务局, 其用人由督抚决定, “局中支领薪水者均系候补人员, 即有一二与之交际者, 亦只商而兼官, 其声势足与之相埒者耳”[7]。商务局虽设, “商务似有归宿, 然尚有名无实, 仍局是局, 而商是商, 上下仍然隔膜”[8]594, “有商务局而商业未振兴也”。保商局由于任用非人也没有尽到保商的责任。作为商部省级执行机构的商务局落到了督抚手中。

对于商部颁布的政策法规, 地方官员也置若罔闻。商部颁布《奖励公司章程》以奖赏刺激商人投资企业, 但督抚留难、州县留难、某局某委员留难, “有局员需索, 更有幕府需索, 官亲需索。不遂其欲, 则加以谰言, 或谓其资本不足, 或谓其人品不正, 或谓其章程不妥, 或谓其于地方情形不合, 甚或谓夺小民之利, 夺官家之利”[9]1126。一旦商部对全国工商业所实行的统一控制和管理与地方的经济利益发生冲突, 督抚就对其横加干涉, 经常以与地方情形诸多窒碍, 迭兹事端为由, 饬令停办或加以限制。由督抚设立的公司局所包揽了全省的路矿商业事宜进行垄断经营。奖励和保护法规在许多地区更得不到切实贯彻。许多省份的官员在断结商事纠纷案件时置《商律》于不顾, 甚或为解决财政窘困, 公然违反《公司律》, 强行将一些获利丰厚的商办矿业收归官办。广东曲江商办煤矿于1905年被官方查知该矿之畅旺, 勒令交出, 改归官办。江苏、直隶、广西等地都有这种官府盘剥、掠夺商人事件发生。湖南有的官员甚至提出将所有商办矿业“一律提归官办”。商部苦心制订的经济法规就这样遭到地方官员的粗暴践踏。

以督抚为首的督办大臣仍然掌握着商部成立前官办路矿的一切权力, 包括财政、用人、购地等。商部亦没有实现对电政的管辖。正如张心澂先生所说:“铁路电气诸事归 (商部) 通艺司掌管, 然大权仍在路电各督办……对于电政欲监督而未能行。”[10]501

三、商部与户、工、外务部的职能交叉, 执行效力弱化

商部设有四司分掌职能。保惠司专管商务局、所、学堂、招商一切保护事宜, 赏给专利文凭, 译书译报, 聘请洋工程师及本部司员升调补缺各项保奖事宜;平均司专管开垦农务、蚕桑、山利、水利、树艺、畜牧等生植事宜;通艺司专管工艺、机器制造、铁路、街道、行轮、设电、开采矿务、聘请矿师、招工等事宜;会计司专管税务、银行、货币、各种赛会、禁令、会审词讼、考取律师、校正权、度量衡以及本部报销经费事宜[11]301。从商部职权看, 与原有户部、工部、外务部存在职能交叉。

户部的职权是管理全国疆土、田地, 对“土地所出”进行税收, 以及管理财政等, 这与商部平均司的掌管存在职权重叠, 从而导致户、商两部在执行时发生矛盾。商部管理盐政、建设商业银行之议, 均因与户部冲突未果。同样, 工部管理水利工程、矿冶、纺织以及金融货币和统一度量衡的职能, 亦与商部通艺司和会计司的职能交叉。商部与户、工两部的职能交叉, 权责不明现象, 造成行政混乱, 相关事务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进行领导, 而且使得地方官员不知所从。1904年10月山东巡抚周馥就曾把《筹办农桑工艺各项实业兼筹商务基础以资教养而弥盗源》一折咨照到户部, 后经户部转咨到商部。1906年1月6日陕西巡抚曹鸿勳为筹修西潼铁路咨照到工部。商部与外务部亦然。商部由外务部分离出来。但商部成立后, 外务部的职责范围并未减小。外务部的考工司掌司铁轨、矿产、电线、船政, 凡制造军火、聘用客卿、招工、游学诸事各擅其职, 凡是涉及“洋”的问题, 外务部仍行使职权。如外、商两部会奏议复蒙矿缓办事, 禁止华商“悬挂洋牌以为护符”, 会同酌复出洋赛会等事宜。不仅如此, 外务部还单独行动, 独立核准道清铁路接至柏山;接受英人凯约翰的“运动”, 给其铜陵县铜官山之矿权, 许其修铁路至最近水口而不指明何处。是故, “有能招集巨资之家多愿与外人合股, 向外务部递呈, 商部管理路矿有名无实”[12]。再如, 《商标注册暂行章程》经商部修改重订后, 于1904年9月奏准颁行。商部认为保护商标, 乃商部应尽之责。然而, 外务部却照会商请于各国驻京使节, 经各国会议, 遭到强烈反对和非难, 后以英德法各国龃龉, 未及如期开办。《商标局章程》也迭经厘订, 各国驻使仍不满意, 不得不重行展缓, 到1906年7月23日商标局才开始工作。

新部的职权设置而旧部的权限未变, 二者必然存在着矛盾冲突, 并导致权力在互相咨商、互相牵制中抵消。孙宝瑄亦感慨:“ (商部) ……新创之政局, 似有意变革者, 然而纲领条目不画一, 权限不分明, 为之决无效也。”[13]796此评价一针见血。

商部的成立是清政府的张皇举措, 由于改革的思路不清晰, 规划不到位, 致使商部在成立伊始就面临着职权不明确的艰难处境, 时刻处于各部与地方督抚大员的牵制之下;再加上清末中央权威衰落、督抚势力坐大, 埋下了商部被改组的悲剧命运。

摘要：1903年由清政府在中央首创的管理全国商务事宜的商部, 仅运行三年即被改组。商部的被改组既暴露出清政府为挽救时局的张皇举措, 全局规划缺失;也隐现着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实力角逐与权力制衡的微妙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