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性意蕴

悲剧性意蕴（共11篇）

悲剧性意蕴 篇1

1人性的深切关怀

《城南旧事》是林海音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 以童年在北京的生活为素材而创作出来的作品。小说由五个独立的故事组成, 五个故事构成了一个主题系列, 每一个不同的故事都倾注着作者对于人性的深切关怀。它通过一个孩子纯美的眼光, 去关注人性, 关注生活在阴影里的人们的内心世界, 呼唤人们放下成见, 关心身边的每一个人, 用欣赏, 包容, 怜悯的心态去生活。

《我们看海去》中, 贼同样被归入“坏人”一类, 而且只要被戴上“小偷”、“贼”的帽子, 那么等于“老鼠过街, 人人喊打”, 他们被人抛弃、孤立, 还成天怀着沉重的负罪感, 比疯子更见不得光。

他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 有个聪明的弟弟, “年年考第一”, 毕业后还要“漂洋过海去念书”, 但是家里“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 这个生计无门的哥哥“事非得已”做了小偷。他不但要承受自己良心的拷问, 还要强颜欢笑对哭瞎眼睛的老娘和一直拿他当好哥哥的弟弟隐瞒真情, 一个男人做出这种选择是如何的痛苦。碰到英子后, “不懂事”的英子又与他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这个才七岁的孩子成为了他倾诉内心烦恼的唯一对象, 他们彼此都在交流中获得了喜悦。在这里人性是美好的, 内心痛苦的人找到了可以倾诉的对象, 这样子至少可以缓解他内心的苦闷。

然而, 这一故事的结局却又充满了戏剧性和残忍性。英子在无意中给便衣警察指了路, 竟将小偷送进了监狱, 带来了不可挽回的灾难。对于他的品学兼优的弟弟, 心目中哥哥的美好形象一下子坍塌, 对于他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

在小说的第五部分《爸爸的花儿落了》中, 死亡, 对于一个尚未成年的人来说, 是令人恐惧的, 尤其是面对自己父亲的离世。然而, 对于死亡, 作者诠释的温情而美丽。

在英子笔下, 爸爸一直是一个正气凛然的角色, 他既严厉又和蔼, 一会儿对“我”用鸡毛掸子从床头打到床尾, 一会儿却又将花夹袄和铜板送到学校, 站在教室窗外默默看着自己的女儿。然而在女儿完成父亲心愿的时候, 却传来了父亲病危的消息, 对于这个消息, 英子是“从来没有过的这样的镇定, 这样的安静” 。英子在父亲病榻的那段稚气的对话, 以及对父亲往事的回忆, 正是作者特意营造出的一种温馨幸福的氛围, 让读者和英子一起沉溺下去。就在英子的幸福里, 父亲像是不愿惊动任何人般, 静悄悄地离她而去。

这最后的结局, 尽管忧伤, 但作者和英子都没有因此放弃希望。她学会了坚强, 学会了承担责任。就像英子爸爸所说的那样, “无论什么困难的事, 只要硬着头皮去做, 就闯过去了。” 几个故事无不体现了人物的悲哀和人性的脆弱, 人性需要更深切的关怀, 在那样的年代社会里, 当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一种和睦的彼此关心, 文章中的悲剧也就会转变成另外一种结局, 但是人性的深切关怀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 又有多少人能给予呢?

2小说悲剧成因探析

小说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 纳入当时的社会环境, 加上林海音是一位台湾作家, 她在作品中向我们展示了一幅色彩明丽的北京风俗画, 自然而然, 在文学史上我们会把它归为“怀乡文学”一类。但是, 笔者却认为《城南旧事》的城, 只是一个特定的地理环境, 或故事背景, 作衬托主题之用, 故事可以发生在任何地点, 任何城市。如果我们将认识的深度仅仅停留在怀乡文学这一层面, 很可能遮挡了它作为一部意蕴丰富的佳作从多角度多方面所折射出的光芒, 从而无法抵达作家心灵最深处。

这是一部贴近人物心灵的作品, 五个故事, 五个悲剧, 这不能说是纯属巧合, 探析酿成悲剧的原因, 其中有太多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宋妈为了生计在外面做奶妈, 自己的孩子却在丈夫的疏忽下全失去了, 面对无能的丈夫, 最后还得跟着他回家, 继续为他生子养家。作者通过宋妈从“出来”到“回去”, 无法改变自己命运的遭遇, 揭示了传统妇女只能扮演妻、母角色的永恒悲剧命运。

女性的悲剧命运着实让人感到同情, 但是《我们看海去》里面的贼的遭遇也足以让读者为之掬一捧同情的泪水。做小偷的确让人产生憎恶, 但如此一个小偷, 读者读来却觉得他是多么善良、真诚和忠厚的一个人。当他“手被白绳子捆上了, 一个巡警牵着” (P88) , 还被许许多多的人拥着看热闹时, 笔者的心也好象被揪着, 丝毫没有大快人心的感觉, 相反是对他的一种同情, 一种惋惜。是什么让他被迫走上了这条道路, 是来自于生活的压力。虽然作者没有正面描述旧时代中国的黑暗势力, 但是读完这个故事, 我们都很明显的感觉到二、三十年代贫穷、苍凉的旧中国面貌。

小英子拥有一颗善良的童心, 但是, 由于她的好心, 却促成了一个个悲剧高潮的到来, 这无疑加剧了小说的悲剧色彩。

秀贞被所有人视为疯子, 惟独英子将她当作好朋友。在一个偶然之中, 英子知道了原来妞儿就是秀贞失散多年的女儿。天真无邪的英子帮助她们母女相认, 进而协助她们出逃寻亲, 可没想, 这一出逃却酿成了她们母女双双惨死车轮下的悲剧。

因为英子的童言无忌, 一次将捡到的铜佛像顺手就给了路人, 还将“窝脏”的地点毫不隐讳的告诉人家。殊不知她已经将小偷的行踪无意透露给了便衣警察, 最后的结果自然是这个可怜的小偷很快被警察逮捕了, 还造成了很多爱看热闹的人们像看戏一样看着小偷被警察带走, 这是英子和所有读者不愿意看到的场面。

兰姨娘被她老公赶出家门后, 一直住在英子家, 英子很喜欢她。然而当父亲抓住兰姨娘朱砂手的那一刻起, 英子发现自己母亲的地位会岌岌可危。于是, 鬼灵精怪的她开始为德先叔和兰姨娘牵线搭桥, 最终两人终于产生感情, 相携出奔。可是, 出奔以后他们的前途究竟是如何, 没有人会知道, 或许一起过上幸福的日子, 但是, 这或许也会让兰姨娘又一次跳入命运为她设置的深渊。

3伤感的情调——《城南旧事》的艺术魅力

《城南旧事》以行云流水般的笔触, 含蓄而有致地演绎着人物的悲剧故事。然而, 流淌在故事中还有作者精心建构的艺术魅力, 无数次的离别增添了小说的伤感情怀, 以及在语言叙述中, 作者一些不经意的语言描述无形中将小说的基调定格在悲剧之中。

小偷是英子无话不谈的朋友, 但是, 当他被警察带走的那一刻, 英子“躲进了大门里, 依在妈妈的身边, 很想哭” (P86) , 她实在不舍得这个草丛里的好朋友, 因为她知道他不是坏人;不知是否后会有期的兰姨娘和德先叔离开时, 英子也是依依不舍。当兰姨娘对“我”说“英子, 好好地念书, ……”时, 英子心中“想哭, 也想笑, 不知什么滋味”;善良的宋妈在雪后的清晨坐着毛驴回老家, 英子起了个大早, 为的是能让她帮我最后一次梳辫子。他们都离开了英子, 而且也不知道何时能再见面, 这种百感交集的人生状态让一个10岁的孩子去体验未免为时过早了些。

小说娓娓读来, 其实也是英子逐渐告别童年的一个过程。小说开始, 她还是一个五岁的天真可爱的小姑娘, 还没上学, 成天在胡同里瞎玩, 后来英子去学校上学, 到小说结尾英子已经拿到小学毕业证书, 却要一个人冷静地接受父亲病危的消息。因为父亲的离去, 她已不再是一个天真愚顽的孩子, 在以后的岁月她将是一个独立勇敢、直面生活的小大人了。

当小英子刚接触唱戏的妞儿时, 她认为妞儿一笑眼底下鼻子两边就会有小漩涡, 十分好看, 可是, 宋妈却和别人说妞儿长的俊是俊, 但是有两个“泪坑儿”, 这让英子感觉有些不可理解, 明明是好看的东西在大人眼中却认为是泪坑, 既然和眼泪有关, 那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了。没想, 当英子后来看见疯子秀贞时, 居然发现她笑起来也有“泪坑”。当我们看到故事后面, 才发现原来这对都有着泪坑的人居然是母女关系, 最后两人还都惨死。看来, 作者是特意将这两对泪坑儿放在了一对苦命的母女身上。

在林海音的生活中, 对她的成长影响很大的事件是父亲林焕文的过早辞世。这部作品中的父亲形象, 多少有着现实生活中林海音父亲林焕文的影子。林海音的叔叔林炳文在抗日中被日本人折磨而死, 父亲去收尸, 后来因过度悲痛回北京后染上重病, 不久便辞世了。家庭的这一变故, 一下把林海音母女逼到了人生的孤岛上, 使他们对欠下两条血债的日本帝国主义仇深似海, 不共戴天, 而且也唤醒了他们的祖国意识、民族意识。在国仇家恨面前, 十三岁的林海音已经成熟为一个大人了。姊妹六个中间她是老大, 最小的妹妹才两岁, 形势迫使十三岁的林海音承担起了一家七口的生活担子。父亲的早逝, 让她过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 品尝了人间了辛酸, 所以说, 人生的悲剧意蕴已经锲入她的心灵, 而创作则是她传达生命感悟的最佳方式。

摘要：《城南旧事》是台湾作家林海音的代表作。小说以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城为时空背景, 通过一个叫英子的小女孩童稚的眼光去观察身边的琐事, 并用孩子特有的方式去控诉社会的不公和封建社会酿成的人性悲剧。结合作家的写作背景和身世, 对《城南旧事》中主要人物的命运进行分析, 体会作者通过叙述故事来表达对人性的深切关怀之情, 从多角度去探讨酿成这些人性悲剧的种种原因;并通过对作品的艺术手段的运用的分析, 解读作家倾注在作品中的淡淡的哀怨和悲悯, 深切体味作家对人生悲剧意蕴的体悟。

关键词：林海音,城南旧事,悲剧意蕴及其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古继堂.林海音——台湾女性文学开山人[J].新文学史料, 2002, (2) .

[2]林海音.城南旧事[M].台北:纯文学出版社, 1983.

[3]汪景寿.台湾小说作家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

[4]钱虹.当代台湾文学的发韧及其主题[J].华侨大学学报 (哲社版) , 1997, (4) .

[5]杨利娟.论《城南旧事》的悲剧意蕴[J].美与时代, 2004, (1) .

[6]张晨阳.城南旧事艺术魅力的建构[J].语文学刊, 2002, (4) .

悲剧性意蕴 篇2

亚里士多德是西方文学理论早期的杰出代表，其《诗学》集中体现了他的悲剧理论，也标志着西方悲剧学说的开端。亚里士多德在其《诗学》第六章一开始就明确给出了悲剧的定义，“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

《俄狄浦斯王》是伟大的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著名戏剧之一，全剧写了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俄狄浦斯王努力逃避“杀父娶母”的命运却最终不可避免的应验了这一厄运的故事，引起了古今中外众多读者的极大同情。俄狄浦斯王作为悲剧主角具有过人的才能和非凡的毅力，他具有几乎完美无缺的品格和力量，却在冥冥之中逃不过神秘命运的策划，带有不可避免性。下面我们就从情节来看《俄狄浦斯王》的悲剧意蕴

亚里士多德认为在悲剧艺术的组成成分中最重要的是情节，即事件的安排；因为悲剧所摹仿的不是人，而是人的行动、生活、幸福；„„因此悲剧艺术的目的在于组织情节（亦即布局），在一切事物中，目的是最重要的。”“因此，情节是悲剧的基础，又似悲剧的灵魂„„”。亚里士多德认为，情节的安排是悲剧艺术中的第一事，而且是最重要的事。因而要求作品情节要单一，完整，即事情要“有头、有身、有尾”，并且要有一定的长度，悲剧《俄狄浦斯王》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它共8幕，但通篇是围绕着俄狄浦斯个人的悲剧命运展开写的，可谓有条不紊，娓娓道来。

而在安排情节的时候，诗人又该做些什么来产生悲剧的效果呢？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完美的悲剧的结构不应是简单的，而应是复杂的，而且应摹仿足以引起恐惧与怜悯之情的事件。”《俄狄浦斯王》的悲剧情节的安排完美的契合了亚里士多德这一观点，“俄狄浦斯”，意为双脚肿胀的人，而这似乎早已意味着俄狄浦斯王的悲惨命运。神的参与，人的命运，构成了一件件复杂的、令人恐惧怜悯的的事情。由于俄狄浦斯王的父亲拉伊俄斯无意得罪宙斯，因而，宙斯降下神谕，说俄狄浦斯长大后会杀父娶母，于是狠心的拉伊俄斯就在其出生三天后用铁丝穿其脚踵，让仆人把他仍在荒郊野外，但是这个仆人不忍心看着这么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死，于是就把他送给了另外一个国家的一个牧人，结果他被那个国家的国王收为义子。俄狄浦斯王长大后也得到了同样的神谕，他是如此的害怕，所以他匆忙逃离此地，却在无意间到了他出生的地方特拜并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杀死了自己的亲生父亲，命运的轨迹就此开始。他解答出了女妖斯芬克斯的难题，成功解救了特拜城的人民因而被推举为王，并赢取了自己的母亲，在他统治十几年后，瘟疫再次降临这座城堡，而只有找到杀害前国王的凶手，瘟疫才能就此消灭。几经周折，俄狄浦斯愕然发现，凶手竟然是自己，于是悔恨、自责之下，他刺瞎自己的双眼，并且流放了自己。

论《赵氏孤儿》的悲剧意蕴 篇3

那么什么是悲剧意蕴呢？朱光潜曾谈到：“没有对灾难的反抗，也就没有悲剧。”[1]笔者觉得，如果一部作品只是单纯地表达对悲哀人生深切的体验和对生活无尽的悲悯情怀，面对劫难却逆来顺受或麻木不仁，而没有对苦难和不幸加以抗争的话，那这部作品毫无悲剧意蕴可言。而唯有在面对悲哀的人生的进行顽强的反抗，以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力求改变这种看似宿命的结局，在面临无数倍大于自己的强力时展现出蹈死不顾的抗争精神，表现出一种崇高的气势磅礴的人格美，这才是真正的深层次的悲剧意蕴。而《赵氏孤儿》中所体现出的悲剧性以及剧中主要人物如程婴、公孙杵臼、韩厥等所展现出的人物形象都符合这一含义，而且与其他作品的悲剧性有着明显的不同。

一般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悲剧性，大多都具有这些特点：首先，结局一定是大团圆的。比如《窦娥冤》里的窦天章为女儿平冤昭雪，《梁祝》里的双方都化蝶而去，虽然主角均已死去，但作者还是会以另一种形式让主角有个好结局，满足中国人民自古以来根深蒂固的和谐观念。第二，都会利用超现实的力量来实现大团圆结局，窦娥化成鬼魂来到父亲案前，反复将公案翻到自己的那一页从而引起父亲对自己冤案的注意;祝英台来到梁山伯墓前痛哭，感动了上天，于是雷雨大作，坟墓劈开，祝英台跳入墓中，与梁山伯团圆。

正是由于这两点，这些作品中虽然也展现了个人的反抗精神，但是其反抗精神与《赵氏孤儿》相比，就差很多。其悲剧气氛与悲剧意蕴也被冲淡。大团圆结局冲淡了整个作品的悲剧气氛，而美好的大团圆往往要通过上天等虚幻的东西来帮助完成，这或多或少就会弱化整部作品的深度，弱化人作为主角的能动作用，也就弱化了悲剧意蕴。而《赵氏孤儿》的悲剧特点与这些或多或少有些不同，正是这些不同，才更加突出了《赵氏孤儿》的悲剧性，使得《赵氏孤儿》有更深的悲剧意蕴。

《赵氏孤儿》悲剧意蕴的独特性突出在以下这四个方面：

首先，《赵氏孤儿》的结局并非是完美的大团圆。虽然赵氏孤儿为赵家报了仇，杀了屠岸贾，恢复了赵家的名誉，但对于救赵氏孤儿的程婴、公孙杵臼、韩厥，甚至那些之前的小人物来说，悲剧还是无可挽回的。这也正说明了《赵氏孤儿》悲剧意蕴的主要体现者并不是赵氏家族死去的人们，而是为保护赵家和为保住赵氏孤儿而做出牺牲的人们。程婴为救赵氏孤儿，牺牲了自己中年才得的独子;公孙杵臼为救赵氏孤儿，放弃了与世无争的安逸生活，牺牲了自己的性命;韩厥为了包庇赵氏孤儿，不惜挥剑自刎……这些人的牺牲与死亡是客观存在的，而结局的大团圆并没有真正挽回他们所失去的一切，大团圆结局仅仅是局限于赵家的大团圆，而真正作为主角的他们却是始终生活在彻头彻尾的悲剧里。这就是很多人看完《赵氏孤儿》后并没有像看完其他作品一样心情放松，而是依旧心情沉重地为剧中人物的人生遭遇唏嘘感叹的原因。《赵氏孤儿》从头到尾都让人沉浸在浓浓的壮烈的悲剧气氛当中，实际上是一种“假团圆真悲剧”[2]，因此其反抗精神就显得尤为壮烈和难得。

第二，《赵氏孤儿》中个人对命运的抗争十分激烈。这也是悲剧的精髓部分，《赵氏孤儿》中几乎所有的代表正义方的人物，都体现了很强的个人斗争精神，也就是反抗精神。正是这种对于悲剧命运的反抗的精神，增强了《赵氏孤儿》的悲剧意蕴。首先，整个故事都是笼罩在一个悲剧氛围中的。面对凶狠的屠岸贾，赵家几乎要亡族，而唯一活着的赵氏孤儿也几乎不可能逃脱屠岸贾的魔掌，仿佛赵氏孤儿被屠岸贾害死已经是命定的了，死亡是赵氏孤儿的命运。但是正是这种不可能才使得抗争显得更为宝贵。这是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在院子被屠岸贾重重包围的情况下，赵氏孤儿的母亲硬是将赵氏孤儿转交给了程婴;面对重兵的把守，再加上韩厥的再三盘问，程婴却将赵氏孤儿从这个“插翅难逃”的环境中送了出去;狠心的屠岸贾下令要屠杀全城婴儿时，赵氏孤儿看似怎么也活不成了，但是公孙杵臼和程婴却上演了一场“狸猫换太子”的戏，将赵氏孤儿替了下来。戏剧中的每个人都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可能来保护赵氏孤儿，用生命与正义抵抗恶与暴力。而且赵氏孤儿长大成人，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后，也是用自己的力量去报仇，这也体现了对命运的反抗。总之，整部《赵氏孤儿》的斗争反抗精神是贯穿全剧，是推动全剧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悲剧意蕴的精华体现。

第三，不同于中国传统悲剧借助上天的力量实现大团圆结局，《赵氏孤儿》的大团圆结局却是通过赵氏孤儿的个人力量来完成的。这不仅体现了面对悲剧的反抗精神，更彰显了个人的价值。那些靠天来雪耻的文学作品，大多有种对现实的无能为力，统治者昏聩不明是非，自己力量弱小无法改变命运，寄希望于天，实际上是对现实的逃避，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态度。只有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人们才会幻想上天为自己“出头”，所以一般的悲剧文学作品总由上天的力量帮助实现大团圆结局。但《赵氏孤儿》却不同。赵氏孤儿长大后，得知自己的仇人是屠岸贾，并且在了解了整个事情的真相后，单凭自己的力量，杀了仇人屠岸贾，为赵家报了仇。恶人最终受到惩罚，正义得以伸张，使“三百口的冤魂，方才家自有主”，不仅符合了中国传统“因果报应”的思维模式，还体现出面对悲惨的命运用自己的力量改变现状的人的价值。正是这一点，使得《赵氏孤儿》的主题更加深刻，也使得其悲剧意蕴比起其它中国古代悲剧文学作品更其价值。

第四，《赵氏孤儿》“凸显道德的悲剧价值”。[3]如果说西方古典悲剧是一个从怜悯﹑恐惧到崇高的净化过程，那么中国古典悲剧则是一个从怜悯到悲愤再到崇敬的过程。与西方古典悲剧侧重审美同情的审美价值相比，《赵氏孤兒》体现出的主要是道德同情。程婴、公孙杵臼、韩厥等人，甚至提弥明、灵辄等等，本与赵家的灭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们出于“义”这一信念，放弃了安逸与世无争的生活，甚至牺牲了自己的亲人，牺牲了自己，只为与非正义抗争，实现自己坚信的“义”。很多人可能认为，这是一种愚忠，是不可取的。[4]但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受儒家学说的影响，这就是时人的价值观，是时人的追求。正是因为如此，可以说这种“愚忠”正等价于西方悲剧价值观的正义与光明。剧中悲剧人物在追求“义”的时候凸显了个人价值，为了自己信念上的追求，舍生取义，而且前赴后继，毫无怨言。这就相当于站在正义的角度，不顾一切去追求正义，追求光明，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因为正义与光明才是最崇高的。这就使《赵氏孤儿》的悲剧意蕴带有一种大义凌然之感。出于维护正义而做出的努力与牺牲，为了追求自己的崇高理想与原则而作出的努力才更让人觉得可敬。读者先是怜悯于赵氏孤儿悲剧命运的不幸，再是悲愤于屠岸贾的凶残，正义得不到伸张，最后崇敬于众多义士为救赵氏孤儿为追寻正义与光明所做出的牺牲。这种感情的变化使得《赵氏孤儿》悲剧意蕴得到了升华，其悲剧意蕴既深刻又具有影响力。

鲁迅曾经说过：“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5]赵家忠义一门遭小人所害，《赵氏孤儿》主角们为了追求“义”而做出不可挽回的牺牲，让人唏嘘不已。而《赵氏孤儿》中所体现出来的与不公命运的抗争精神，追寻人生价值和实现个人价值的道德观念又让人崇敬。

注释：

[1]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06页。

[2]朱永贵：《浅析<赵氏孤儿>的悲剧意蕴》，青年文学家，2010年，第1期。

[3]郝二涛：《从<赵氏孤儿>看中国古典悲剧的美学特色》，文教资料，2011年，第33期 。

[4]姚海涛：《<赵氏孤儿>的悲剧特征与中国伦理理性精神》，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5]鲁迅：《论雷峰塔的倒掉》，语丝，1925年，第15期。

悲剧性意蕴 篇4

一.果园城人与事的悲剧性

平静的水面下可能正酝酿着惊涛骇浪,虽然师陀在讲述果园城中小人物的命运故事时,似乎只是以一种局外人的身份用温吞的话语点到为止,但是在这些非典型的小人物身上却展现着一种相似的、集体性的悲剧色彩。师陀赋予了这些小城人物三重悲剧 :爱情变质的悲剧、人生衰亡的悲剧与理想幻灭的悲剧。这三重悲剧隐藏在人物命运轨迹的深处并人物身上得到交错叠加的体现。

1.1爱情变质的悲剧

在原始农业文明下的封建乡村中,象征着自由与生命力的爱情对于女性来说显得极为重要,男权中心的传统文化使得爱情成为生活在家庭小圈子里的女性的一次重要的人生赌博,由此,爱情往往特别能展示女性在整个社会文化中的处境。师陀在小说中所展现的女性的悲剧也都集中体现为她们爱情变质的悲剧,爱情的变质带来女性的命运悲剧是小说中女性人物的悲剧模式。这种爱情悲剧既来自果园城中的空闺少女,还有寂寞女性,她们都还没有来得及品味爱情就在小城时间的凝滞中匆匆地度过了青春,被摧残的无果的爱情始终以悲剧结局。

《桃红》中十二岁便学会各种女红的素姑在她二十九年的生命中为那么多少女绣过嫁衣,却仍然寂寞的守着空闺。在她对爱情作认真的等待时,她的生命早已被那一针一线给缝死了,等待的必是无望的。“闺中绣嫁衣”成为了《果园城记》中表现女性悲剧命运时的典型情景,师陀实则预言了所有果园城少女的悲剧性命运与归宿——爱情的变质,生命力的丧失,生命的枯萎。

《颜料盒》中,活泼、渴望嫁人的油三妹始终没有等来她企盼的爱情,在被人奸污怀孕后吃藤黄自尽。《三个小人物》中布政第小姐胡凤英中学的时候恋爱被骗,沦落风尘。《一吻》中大刘姐遭到小锡匠虎头鱼的一吻,最终却被刘大妈当作赚取金钱的砝码,成为衙门里一位师爷的姨太太。她们的爱情都还未真正开始就被传统封建伦理与现实压制、扼杀,人生都因着爱情的变质与不可得而拐向了穷途末路。

变质的爱情集中地体现了果园城中跼蹐在重重束缚与压迫下女性命运的悲剧性,似乎这个传统农业文明下的封建小城无法容忍少女们鲜活的爱情与蓬勃的生命力的生长,这些女性如果不是在爱情的空等中褪尽了生命的华彩,便是在爱情的变质与幻灭中堕落衰败。她们在封建文化的囹圄中隐忍地度过一生,虽然也许有激情和反抗意识——她们像飞蛾扑火般地要冲出牢笼,获得自由和爱情,但是无论哪种女人都生活在封建的土壤上,因而她们对爱情的渴望与追求、对命运的抗争也都会注定像飞蛾那样灰飞烟灭。

1.2人生衰亡的悲剧

死亡是不可规避的、对整个人生的终极性否定,人存在的所有价值与可能性都随之覆灭。在文学创作中,爱情与死亡一直是两大永恒的母题,死亡更可以说是悲剧性表现中最浓重的一笔,是悲剧性的极致表达。这一点在师陀的《果园城记》中也不例外。

不管是果园城的平民还是豪绅巨族都难脱死亡的厄运。自杀在小说中是当弱势的女性想要摆脱现实困境却不能找到出路时的一种寻求解脱的极端生存方式,比如《塔》中的小女儿和《颜料盒》中的油三妹。最典型的是《塔》里的少女,这个极具悲剧性征兆的女性形象。作为家中最小的女儿,父亲要为她找十全十美的丈夫,在年年的闺阁寂寞中她逐渐觉醒,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困境,厌倦又空虚,最终选择了自杀。明明是父亲的“好意”举动,最终却导致了爱女的自杀,这种自杀的死亡悲剧性便在这个悖论中无限加深。以死为生的生存困境是自杀悲剧性的源头。

在其他小人物的死亡里,《期待》中徐立刚为革命献身的死亡带有着崇高的悲剧性,《三个小人物》中门房老张没有做错什么却被逼凄凉地死去,然而他的死亡往往会让人在“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情绪中只感到淡淡的悲凉,却少了些深刻的悲剧性。小说中还有一个人的死亡是最让人倍感生命之荒凉无常、最具生命的悲剧感的,生前困苦的说书人凄凉地死去,他在临死的前几天还必须勉强支持着出去说书,仅仅是为了悲苦地活下去吗?不,在说书人的身上似乎还承担着一种责任、一种值得坚持的东西,尤其是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

至于《三个小人物》中曾经气傲一时的布政使家的胡凤桐,短短数年钱财挥霍尽,最终家破人亡,更别提当年的胡左马刘们,纷纷走向了似乎注定的衰败结局 ;《鬼爷》中统治了果园城长达十五年的魁爷,却因农民暴动,太太私奔,瞬间苍老并一撅不振。这是豪族巨绅们身上被赋予的悲剧性命运,从某种角度上而言,当人生衰亡的悲剧既发生在大人物身上也发生在平民身上时,这种集体性的相似结局就更给人一种物是人非的生命荒凉之感。

1.3理想幻灭的悲剧

在果园城中有许多小人物,虽然在时间的碾压下他们逐渐变得平庸、失去棱角、失去活力,但他们曾经、在他们的青少年时代或多或少都有着抽芽的理想,然而悲剧在于他们在果园城多年形成的制度法则下,要么主动投降,自认平庸,要么在挣扎中煎熬着死去。

《贺文龙的文稿》中曾经像鹰一样充满战斗力与生命力、渴望飞翔的青年日复一日地为了生计、家庭琐事而忙活,终于让果园城的生活重压把年轻时成为大作家的梦想给碾碎了、揉进了庸碌的生活中,渐渐了断了最后的希望。当他终有一天“无意间在书堆下分出他的文稿,它已经像夹在纪念册里的花瓣变成焦黄”,成为孩子随意图画的废纸。在果园城,“希望、聪明、忍耐、意志 , 一切人类的美德无疑全比罪恶更难成长 , 它们却比罪恶更容易销蚀、容易腐烂、容易埋没”。贺文龙注定要在果园城凝滞浑浊的空气中,忍耐着、煎熬着度过一辈子。当已经失去理想激情的庸碌的人恍然间发现了自己年轻时也曾雄心勃勃的、为理想而奋斗的旧证,这种对比、这种印证岂非也含有着一种岁月飘忽、人生空虚的悲剧感吗?

《狩猎》中的孟安卿满腔壮志,离开果园城开始他生活上的大狩猎。但是当他成为了一名画家后回到果园城,以为一切都没有变,却发现果园城里的人都不记得他的存在了,连从身边经过的狗和猪都不再对他亲切了。他始终不能忘情的故乡抛弃了他、背叛了他并再次逼走了他。

《傲骨》中的“傲骨”是个接受过各种新思想的熏陶、能看清果园城愚昧的人,他满怀希望与骄傲地去学校“试试自己的理想”,希望启迪学生的思想,然而这个小城里的人都不理解他,将他视为怪物。他的理想、他的抱负在小城愚民的奚落中、小城旧制的压迫下湮灭了。自己也被折磨成了一个“牢骚,没有完的牢骚”的愤世家。

果园城很难让人寄以理想与希望,所有那些对它怀有理想和希望的人都是与它不相容的,果园城的这滩浅水里根本不能让这些抗命不尊的反抗者存身,在传统旧制以及其后面冷漠麻木的小城居民的冷漠逼视下,理想者除了最终理想幻灭的悲剧性结局,没有更好。

二.果园城的悲剧性

从果园城人的悲剧命运,我们已经可见小城自身的隐患了。师陀在《果园城记·序》中写道 :“我有意把这小城写成中国一切小城的代表,它在我心目中有生命,有性格,有思想,有见解,有寿命,像一个活的人”。如果将果园城做为小说主人公,那么无论是它的性格还是它隐约可以预见的命运轨迹都蕴含着悲剧性的征兆。

我们剖析人物身上的以上三重悲剧,为的就是认识果园城这位小说主人公身上的灾难性性格——顺命苟安、保守愚昧、残酷冷漠。它虽然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似乎仍保留田园牧歌的风味,然而却让倚它活着的小城人染上了因陈守袭的因子,顺从天命的惰性就像病毒一样侵袭了这里的每一个人,使他们失去了主动抗争的意识。果园城就是这场瘟疫的病源。无论是对爱情、理想还是人生的希望,在这滩死水中都不被相容。这样的传统小城要在现代文明中存活,唯有牺牲、压制所有新生萌芽。

在凝滞的时间里,果园城默默地经历着沧海桑田的变化,灵性的小城在现实逼迫之下显得了无生机。素姑还没有真正迈进生活的门坎,青春就已枯萎凋谢 ;魁爷风光不在,变成“龟爷”;试验场场长被岁月磨砺得渐渐淡泊名利、与世无争 ;梦想成为作家的贺文龙不再幻想不切实际的东西,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变得平庸,失去朝气,果园城成为死气沉沉、保守愚昧的小镇。它麻木冷漠地看着诸如孟安卿、贺文龙之流的理想者、抗争者在苦苦挣扎煎熬,看着素姑、油三妹等期盼爱情的荏弱女性一步步走向衰亡的人生尽头,看着城里所有痛苦的人都在空空地、寂寥地凝望。而果园城就有这种非凡的消化能力 :“凡是到果园城来的人,没有一个能够幸全,他一走进城门,走进那些浮土很深的街道,忽然他会比破了财还狼狈,首先他找不见他自己了。”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小国寡民式的安宁固然美丽,但这样的安宁也代表着一种在永恒的轮回中不思进取、坐等待毙的盲目的生存状态。无论平民、知识分子,或豪族巨绅,只要一入果园城,命运大都是凄凉、惨淡、悲哀的,要么堕落,要么死亡。这些身份不同的人最终悲剧命运的相似,意味着的不是小城中一个人或一个阶层的衰亡,而意味着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依赖传统农业文明而生存的整个小城将在这种死一般的安静中走向末日。然而,果园城的悲剧性命运是可以预见的,早蕴含在小城中的每一个人物的悲剧中。

结语

很多人评论师陀的《果园城记》时,总更多地将目光投注于师陀对于乡村故土的复杂感情以及现代文明冲击下农业文明何去何从的忧虑。诚然,师陀借马叔敖的虚拟身份重新审视故土时,对故土持有矛盾的双重情感,既爱又憎,既想要逃离又终生难以忘情,只留下无法摆脱又难以言表的痛,其实这种情感也是一种悲剧性的存在。

摘要：师陀在文学领域一直坚持着独特的创作风格,他的《果园城记》既是对处于现代文明冲击中的原始农业文明下的故土的纯美的讴歌、留恋与担忧,还有师陀对像果园城一样的旧中国小城的“黑暗、痛苦、绝望、该被诅咒的”现实的憎恨。这种矛盾情感使得《果园城记》浸染着浓重深沉的悲剧性。本文将透过师陀富有诗意的抒情笔调下再现的田园般的中原小城,探究作者赋予小城与小城人物命运的悲剧性。

论白先勇小说的悲剧意蕴 篇5

关键词：白先勇；悲剧意蕴；女性之悲；乡愁

作者简介：詹曼成，女，汉族，1989年5月出生，河南信阳人，目前就职于河南工业技师学院。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6-0-02

白先勇是我国台湾省较有影响的当代作家，被夏志清先生称为“当代短篇小说家中少见的奇才。” [1]白先勇是前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的儿子，他的出身是高贵的，但他的童年却是不幸的。七岁那年他染上了肺痨，被迫休学五年，过着被隔离的孤独的生活。他的少年时代是在国民党的官僚家庭中度过的，先辈们的“显赫”和上流社会的“气派”在他的童年回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大陆到台湾后，他目睹了国民党旧官僚的没落以及许多背井离乡、流落台湾的下层人民的痛苦生活和思乡情绪，这些都深深印刻在作者的脑际。在美国，旅美中国人对美国物质文明的向往和对西方腐朽文化的憎恶，也激荡在他的心中。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所以在白先勇的笔下我们看不到淋漓尽致的快乐和歌颂，有的只是感伤和悲哀。

一、白先勇小说的浓厚悲剧氛围

由于白先勇独特的生活经历和坎坷的人生道路，所以他的小说不论是在艺术风格上还是在思想内容上都体现出了浓厚的悲剧氛围。

每每阅读白先勇的小说，总让人感觉到一种死亡的气息。作者善于运用诸多艺术手法去表现人物的身世和个性，如：细节、比喻和象征，而这些运用更多的是体现在环境和色彩的描写上。如在《游园惊梦》中，作者通过对窦公馆的中西合璧的客厅的描写，不仅把窦公馆的豪华和气派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有力地反衬了钱夫人的落魄和寒酸，为她们以后的触景生情、回忆过去的情节发展提供了条件，而且表现出这个厅堂的主人已经不是《梁父吟》中所描绘的朴公一类的旧的封建官僚，而是一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封建官僚了。

白先勇的许多小说善于运用色彩的描写去暗示人物的悲剧命运。如黑色、白色等。黑色会让人联想到黑暗与恐惧，给人一种阴暗的感觉，预示着人物的不幸命运和黑暗前途。像《国葬》中：“秦义芳参加李将军的葬礼时，脚上穿的是一双软底黑布鞋。”《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当金大班离开夜巴黎的前一天晚上，身上穿了一件黑色的紧身旗袍。”在《永远的尹雪艳》中，作者描写尹雪艳时几乎不曾离开过白字：“素白旗袍”、“浑身银白”、“一身雪白的肌肤”、“犯了白虎”。而当尹雪艳在替吴经理做60大寿的庆生酒会上选中徐壮图时，象征死亡的白色之上突又增添了象征血腥的红色。穿着月白旗袍、月白绣花鞋的尹雪艳，“破例的在右鬓簪上一只酒杯大血红的郁金香”，“那朵血红的郁金香颤巍巍的抖动着”。即连她捧给徐壮图的食品，也是红白相映：“一碗冰冻杏仁豆腐上面却放着两颗鲜红的樱桃”。[2]红与白，流血与死亡——这里，已预示着徐壮图无法逃避的噩运。在一个又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故事中，白先勇将渗入骨血的悲哀与感伤不着痕迹地移入到了他的作品中。[3]

白先勇先后经历了从旧中国大陆到台湾再到美国等几个不同的生活阶段，这些经历对他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影响，并在他的笔下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真实反映。他的作品既有着丰富的生活内容，也夹杂着矛盾复杂的思想情绪，成为反映台湾社会特别是台湾上流社会的一面五光十色的镜子。白先勇先后创作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等几部短篇小说集，而他丰富而复杂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台北人》一书中。《台北人》由十四个短篇小说构成，即：《永远的尹雪艳》、《游园惊梦》、《岁除》、《一把青》、《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孤恋花》、《花桥荣记》、《国葬》、《秋思》、《思旧赋》、《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梁父吟》、《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冬夜》。这十四篇小说的写作技巧和长短都不相同，但是把它们聚合在一起，串联成一体后，不但小说的幅面变广了，使我们看到了社会的“众生相”，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作品可以更清楚地窥视到作者的人生观念。《台北人》一书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描写一批国民党官僚晚年的落魄、潦倒和凄凉；描写旧中国和台湾上流社会的荒淫无耻的生活；抒写台湾人民的“乡愁”；反映下层人民的痛苦生活和旅美中国人的生活。这些小说捕捉到了各阶级各行业的大陆人士在来台后二十年间的生活面貌，作者在对他们生活境况的描写中渗透着浓重的感伤情调。白先勇在《台北人》一书前引录了刘禹锡的《乌衣巷》一诗，传达出自己的不胜今昔之怆然感。因此，他的作品字里行间总弥漫着悲剧性色彩。

二、白先勇小说的悲剧意蕴解读

白先勇小说的悲剧意蕴大体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即：女性之悲、“无根”之悲、“没落英雄”之悲、乡愁——啼血的杜鹃，对这些内容的探讨与解读，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白先勇在创作中所寄寓的思想与情感。

（一）女性之悲。白先勇笔下描写了众多的女性，这些女性既有上层社会的也有下层社会的，但是无论哪一类女性总是和悲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作者通过对这些女性命运的描写，把往昔中国女性的悲剧命运展现在读者面前。

（二）“无根”之悲。1963年，白先勇去了美国，到爱荷华大学工作室从事小说理论和创作研究。在美国，他发表了另一部小说集《纽约客》，该部小说由《芝加哥之死》、《上摩天楼去》、《香港——一九六O》、《安乐乡的一日》、《火岛之行》、《谪仙记》、《谪仙怨》、《夜曲》、《骨灰》九篇小说构成。在小说集《纽约客》的开首处，作者转引了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把小说中描写的“无根的一代”脱离祖国而又看不到出路，从而产生的孤独寂寞的悲哀心情完整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三）“没落英雄”之悲。白先勇笔下描写了众多的英雄形象，如《思旧赋》中的李长官，《国葬》中的李浩然，《梁父吟》中的王孟养。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随着时代的变幻，再也回不到以往那种轰轰烈烈的生活，可回味的只有“没落英雄” 的悲苦命运。

（四）乡愁——啼血的杜鹃。阅读白先勇的《台北人》，总能体味到一股淡淡的乡愁。在他的小说中，“大陆”这个词语多次出现。虽然小说中的主人公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身份，但是在对这些人物的描写中，我们总能捕捉到他们心灵深处的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白先勇作品所描写的“乡愁”可以分为上层人物的“乡愁”、中层人物的“乡愁”和下层人物的“乡愁”。不论是对哪一种类型人物的乡愁的描写，作者都把他们那种爱国主义和深沉的民族感情以及对祖国故乡的思念之情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出来。

白先勇大都以感伤的笔触去描绘笔下人物的“乡愁”，它所折射的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它反映了台湾和祖国的分离给台湾人民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和灾难，也反映了台湾人民和大陆人民强烈渴望祖国统一的愿望。因此，白先勇的作品细细品读十分的悲痛感人。

参考文献：

[1]王艺.伤逝——白先勇短篇小说的悲剧倾向[J].河西学院学报，2010，26﹙4﹚：13.

[2]白先勇.台北人[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3-125.

生存——悲剧意蕴的浸染 篇6

生存的内涵是多方面的,除去物质的、本能的需要,还应有感情的、精神的追求。如果说新写实小说关注的多是人在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物质(粮食与房子)与本能的需求,那么新写实后的生存小说则比较全面地关注人的生存,从物质转向了精神。梁晓声的《学者之死》中,主人公吴谭是个名副其实的学者,他做的学问赢得学界的广泛好评,破格晋升为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的津贴。表面看来似乎不受生存的威胁,然而实际上他的生存压力很大,来自经济上的压力和精神上的迷惘使之怀疑自身存在的价值,最终因失去生存的勇气而走向死亡,以死获得了债务上的解脱与精神上的超脱。活着与生存是具有悲剧性的,只有死亡才是悲剧性的终结。作品以精神上的困惑与矛盾揭示出人生的苦难与价值求证的艰难。另外,作家们也开始从道义立场出发,关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关注那些被意识形态所忽略的生存苦难所鸣奏的一曲曲生存之歌。新生代作家同是生活于城市中,但他们对生存困境的关注和反映各有不同。如刘庆邦的矿工题材作品鲜明地反映了一个长期受忽视的群体的付出被喧嚣都市所淹没的生存血泪史,其中篇小说《卧底》写出了作为个体的矿工在严酷的资本剥削制度中生存的绝望。他们是这个时代的无名者,没有身份,也不被任何团体组织所认同、收留和保护,他们是被社会所抛弃的边缘人。当沦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后被非法“黑窑”骗去,为了生存他们忍受压榨和奴役而成为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纸灰》写出了背井离乡的外地人民子在京城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与思念之情难以释放的压抑与痛苦,他们思乡的悲情随着飞扬的纸灰与泪水一起飘落。

随着新时代快节奏生活方式的到来,人们变得越来越实际,理想和冲突被淡化,特别是青年群体呈现出浮躁、苍白、消解一切、否定一切、没有生活目标的精神心态,加之现实中环境及人际关系的复杂又使他们陷入尴尬而孤独的境地,他们的精神生存受到了威胁,因此他们需要一点刺激、一点浪漫。这些需要致使他们开始对平乏、单调、苍白的生活产生种种幻想,希望有一次浪漫的邂逅,希望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但却往往遭遇现实生存状态中的事与愿违。蔡智恒的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将一个发生在网络生活与现实之间的虚拟爱情写得凄楚动人,最终以女主人公的离世悲剧性地收场,而男主人公不得不又重跌回到冰冷的现实世界中继续忍受生存的痛楚。安妮宝贝的《告别薇安》、《八月未央》等作品则将青年群体隐隐的生存的孤独感、焦灼感与生命的无力感发挥到淋漓尽致。而以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孙睿的《草样年华》、何员外的《毕业那天我们一起失恋》等为代表的青春系列网络小说,则展现的是大学里或是已涉入社会的青年男女所遭遇到的爱情、友情和事业的徘徊等生存中的关键性问题,对于此问题的思索,80后作家意在告诉青年们:情感是生存的本源,把握身边的一切,积极面对每一天才是青年群体们真正的青春和希望;反叛物欲对人性的腐蚀,要用自己的努力去撑起人生的殿堂。悲剧蕴味被这些积极的、乐观的和富有活力的年轻色彩所冲淡了。

有人说,现在是商品时代,人们追求的是消费,是娱乐,悲剧的意义不大了。事实上,在任何时代悲剧都是不可替代的。悲剧不仅展示人们在生存中遭遇的不可抗拒的巨大灾难与困厄,且表现人们为了美好理想和崇高目的不向命运屈服,敢于同厄运与灾难抗争的善美人性和昂扬顽强的生命力,敢于面对人生拂去遮蔽本质的表象向人们显示生命的真理;悲剧同时也给予人们恐惧与怜悯之感,给予人心灵的震撼、精神的振奋以及对生存的深沉思索,从而让人悟出人的精神意志的丰盈和不可毁灭,进而产生审美快感,这也即是为什么我们读一部叙述生存的悲剧作品时能从其中深切地体会到平时在现实生活中很少体会到的活力。

当代生存悲剧作品是通过微小叙事给人提供了一幅富含悲剧性的生命图景,即个体生命的有限、苦难的深重、生存的挫折感、幸福的短暂和死亡的不可避免,体现了人生存中永恒的悲剧精神。它们着意告诉我们:有限的个体生命更为可贵,艰难的生存更有蕴味,短暂的幸福更需珍惜,不可避免的死亡中则蕴含了人生无尽的抗争精神和全部价值与意义。如同雅斯贝尔斯所认为,“悲剧能够惊人的透视所有实际存在和发生的人情物事;在它沉默的顶点,悲剧暗示并实现了人类最高的可能性,洞察和透视蕴含着一个潜在的哲学,因为他们给未来毫无意义的毁灭赋予了意味。”另外,这类悲剧作品所具有的悲剧意义是积极的,它是在让人看到世界的现状与生存的意义;是在让人领悟历史性的矛盾时唤起人内心的真实反应,让人在悲壮之中对人性大彻大悟;是在展示当代人所遭遇的物质上的痛苦与精神上的迷惘、焦虑、孤独;是在悲观绝望的外壳中表现人对自身生存和完整个性的热切渴望与无尽追求,及对他人的人性关怀,蕴含了当代崇高的性质。

摘要：人们经常说爱情是永恒的主题，其实比爱情更永恒的主题是生存。有生存就有苦难与死亡，有苦难与死亡便有超越与抗争，便有悲剧。因为死亡与苦难的必然性与人的生存“不朽”企图是一对永远不可协调的矛盾，而现实告诉我们往往是生存屈从了死亡与苦难，最终浸染上了悲剧意蕴，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则凸显了对生存悲剧的反观和省思。

关键词：生存悲剧,悲剧意蕴

参考文献

[1][德]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M]．第6页，亦春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

[2]邱紫华．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3]郭玉生．悲剧美学：历史考察与当代阐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4]张炯．新时期文学格局[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反抗”中的悲剧意蕴 篇7

在有些人看来, 祥林嫂面对生活的打击, 不是束手待毙, 而是坚强地尽自己的所能做了最大限度的反抗, 诸如改嫁时“出格”的“异乎寻常”的大闹, 为了逃避死后被阎罗大王“锯开”的恐惧, 用自己历来辛辛苦苦积存的工钱捐了一条门槛, 尤其是临死前对死后人有无灵魂的询问, 更被一些人认为是伟大的疑问。关注这些, 自然有助于对祥林嫂有个全面的认识。但笔者认为, 祥林嫂固然是坚强的, 也表现出了很强的反抗性, 但是, 她的反抗本身便是一个悲剧, 而且也是更为深刻的悲剧。由此出发, 也许可以更为真实地把握《祝福》这篇小说的深刻主题。

造成祥林嫂悲剧的原因, 除了生活的坎坷、人们的冷漠外, 在小说中更主要的是“礼教”与“迷信”, 她的反抗也主要集中在这两个方面。但让人感到沉重的是, “礼教”给了她生活的重压, 但她的自觉的反抗依然是不自觉维护了这一礼教。“迷信”给了她精神的折磨, 但她的自觉的反抗却恰恰是以“迷信”为手段。总之, 她的反抗, 并不能真正解除悲剧的根源, 而恰恰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了造成自己悲剧的根源。她临死前的关于灵魂有无的疑问, 依然没有走出这一怪圈。要说其伟大, 也更在于它鲜明地表现了这一深刻的悲剧。

鲁迅曾言:“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 而且变了之后, 还万分喜欢。”“实际上, 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 至多不过是奴隶。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 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历史, “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在《灯下漫笔》中, 祥林嫂的反抗, 其实质恰恰是维护自己的奴隶地位, 并不是争到人的价值。

在历史上, 统治阶级的思想, 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普通人们的思想。统治者统治人们的思想已经潜移默化地积淀在人们心中, 自觉地成了人们自己的行为准则。他们承受着这一重压, 又理所当然地以此来要求自己要求别人。他们生活在痛苦中却又不自知, 他们的生活包括他们的反抗在很大程度上又恰恰在维护着造成他们痛苦的根源。这一不自觉的悖论和矛盾也正注定了祥林嫂反抗本身的悲剧性, 而且也是更为深刻的悲剧。

因为, 这种悲剧性, 也表现在小说中的其他人物身上, 而柳妈则是其中的代表。柳妈和祥林嫂其实是一样的奴隶, 她津津乐道于祥林嫂的改嫁, 除了冷漠, 除了以鉴赏他人的痛苦为乐外, 更在于她也以改嫁为伤风败俗的礼教观念。她劝说祥林嫂“捐一条门槛”, 也是出于好心, 并非要吓唬折磨祥林嫂。而这种好心, 也正是根深蒂固的迷信思想。而这一切, 她也不自知。这就是祥林嫂所处社会环境的一个侧面。

生活的磨难固然可怕, 但更可怕的是思想上的枷锁, 尤其是还要自觉地扣紧维护这一枷锁, 则更为可怕。作为伟大的思想家的鲁迅早已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凡是愚弱的国民, 即使体格如何健全, 如何茁壮, 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 我们的第一要著, 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 (《呐喊·自序》) 而呼唤人的觉醒, 改变人的精神, 恰恰是鲁迅思考的一个永恒的主题。

其实, 有很多读者也已注意到, 生活的磨难还不足以压垮祥林嫂, “鲁四老爷”所代表的最主要的对立面也似乎并未怎么压迫祥林嫂, 人们的冷漠也似乎不是最根本的原因。那么, 由此出发来解读这篇小说, 也许更接近《祝福》的主题, 也许更接近鲁迅自己。

摘要：在部分读者眼里, 祥林嫂面对生活的打击, 不是束手待毙, 而是坚强地尽自己的所能做了最大限度的反抗, 但是, 她的反抗本身便是一个悲剧, 而且也是更为深刻的悲剧。造成祥林嫂悲剧的原因, 主要的是“礼教”与“迷信”, 她的反抗, 并不能真正解除悲剧的根源, 而恰恰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自己的奴隶地位, 而并不是争到人的价值。由此出发, 也许可以更为真实地把握《祝福》这篇小说的深刻主题。

端木蕻良小说悲剧意蕴探析 篇8

关键词：端木蕻良,悲剧意蕴,表现,成因

端木蕻良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东北作家群”的一员, 创作成果丰硕、题材多样。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期在文坛崛起, 就以作品的宏大叙事、绚烂文采、浓郁关外风情而著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其作品中所体现的带有历史印记及强烈个人色彩的悲剧意蕴。作为一个具有深厚历史使命感的作家, 在国破家亡的动荡年月里创作的文本毫无疑问地烙下了时代的印记。他自身没落贵族的出身背景, 也奠定了作家的艺术个性及小说文本独特的审美特质。从1933年创作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开始, 端木蕻良小说中就营造强烈的悲剧色彩, 无论是对人物形象的塑造, 还是人物命运的揭示, 均体现出这一点。这种悲剧感正是端木蕻良小说独特的思想意蕴和创作特性。本文探讨端木蕻良小说悲剧意蕴的表现及成因。

一

端木蕻良的小说文本中, 悲剧形态主要表现为三种类型:

一是末路英雄的抗争。端木蕻良创作高峰期所处的时代正是社会急剧变革的动荡时期, 正处于求学时期的他, 在新文化运动中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礼, 对参与社会改革、推动社会进步有着极其强烈的使命感, 希望自己是为社会带来新生的新力量。端木带着这种精神诉求创作小说, 塑造了一系列符合这一特点的时代英雄。如《科尔沁旗草原》中的大山, 《大地的海》中的艾老爹。大山一出场就被赋予了英雄人物的雄强气质, “这时候, 大山手里拿着一把火焰, 烘烤着一块泥钵。他一面嘴里哼着, 一面粗暴地搅着那钵里的土豆浆。……一副凹凸的胸像, 立刻雕出来。古铜色的皮肤, 一副鹰隼样的、黑绒镶的大眼, 画眉炭子画的眉毛, 铁腰, 栗子肉” (1) 。除了外形粗犷威猛外, 大山的性格也有英雄人物的特质。在火车上与警察发生冲突, 在当铺里恐吓当铺老板, 子弹射穿肚子却在一个星期后迅速康复, 被农民推举为“推地运动”的带头人等。像山一样强壮的大山, 敢作敢当, 有仇必报, 并已经有了较强的阶级反抗意识。《大地的海》中的艾老爹脾气暴躁, 经常对妻子动武, 甚至在一次对妻子的误会后竟将她砍死。与此同时, 端木蕻良也将艾老爹英雄一般顽强不屈的抗日情绪书写得淋漓尽致, 当来头阻止年事已高的父亲不要打鬼子时, 艾老爹气愤地说:“胡说, 不带着‘活口’去和敌人分个上下, 还等着我们死了用阴魂阵去打退他们去吗?我老?我用你扛着抱着吗?咱们俩赛三枪去!” (2) 来头、艾老爹都是端木蕻良笔下勇于抗争的时代英雄, 不惜以生命代价换取自由和尊严。他们均是大地的“儿子”, 但由于自身条件所限, 只有仇恨与反抗的欲望, 却更多地局限于“家族仇恨”, 对基本生存权利的诉求和不公命运的反抗。不具备思索社会未来的能力, 也没有明确的反抗目的。他们的反抗是社会变革的必要因子, 终将淹没在变革的浪潮中。端木恰恰是通过对这些末路英雄的刻画, 释放自己的悲剧情感体验。

端木蕻良小说暗含的第二种悲剧意蕴是通过对卑微的社会底层劳动者的刻画体现的。端木的小说中除了塑造颇具英雄气概的农民外, 还有很多命运悲苦、苟且偷生的底层农民形象。《鴜鹭胡的忧郁》中的玛瑙和来宝被地主雇佣, 负责在夜里防止穷人偷割农作物, 在一个晚上他们将一个企图偷农作物的人痛揍一顿之后, 才发现挨揍的竟是玛瑙的老父亲, 玛瑙顿时“忧郁的倒在席上, 一种无极的哀怆淹没了他”。《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中, 年幼的孩童竟说出“哼, 你逃得出去吗?早晚我们也得死在东洋人的手里, 爹爹就是的”这种令人惊痛的话语。这些小人物命如蝼蚁, 不仅肉体遭受着剥削, 精神也被毁灭。这类悲剧人物给读者带来彻骨的痛楚与震撼, 更可怕的是端木的小说中这类悲剧还在不断上演。虽然他们也在奋力反抗, 虽然他们的反抗所产生的效力微乎其微, 但端木仍给予这些生命抗争大声喝彩。

另一种悲剧是由压抑苦闷的女性演绎的。端木蕻良擅长塑造女性, 无论是在宏大叙事的《科尔沁旗草原》中, 还是在《初吻》、《早春》等短篇小说中, 端木蕻良塑造的女性形象无不令人印象深刻。王富仁曾说:“正像端木蕻良是一个描写景物的能手, 他也是一个描写女性的能手。” (3) 评论家赵园说:“端木也善写女性。他笔下的林野的女儿, 那些水水 (《科尔沁旗草原》) 、杏子 (《大地的海》) 、水芹子 (《浑河的激流》) 们, 较之她们的父兄、丈夫、情人, 毋宁说是更为迷人的。她们宛若未驯的野马, 山林草泽的精灵, 真率而又放浪, 柔媚而又倔强, 洋溢着原始的粗犷的野性的美。” (4) 当然, 端木对女性的刻画绝不仅仅是在对她们外在美的细腻描摹上, 对女性内心世界的揭示, 以及对她们的悲苦命运与苦闷心境的透视均饱含作者深沉的悲剧意识。在端木笔下, 无论是命运多舛的农村女子, 锦衣玉食的贵族妇女, 还是光鲜靓丽的都市女性, 均遭受命运的捉弄及男性施加的痛苦。《大地的海》中, “袅娜而刚健”的农村姑娘杏子独自支撑着几乎是赤贫的家, 像个男人一样辛苦劳作, 还要照顾既聋又瞎的老母亲。她虽脾气火爆、单纯率真, 但也知冷知暖温柔体贴, 是小伙子们暗恋的对象, 却最终惨死在荒淫野蛮的地主手中。《科尔沁旗草原》里的二十三婶是深宅大院的贵妇人, 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表面是看起来花团锦簇, 但实际上与荒淫无度的丈夫早已貌合神离, 连正常人的感情需要都得不到满足。还要应付大宅院里的勾心斗角, 精神苦闷与大烟为伴, 葬送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让我们听一听二十三婶的心声:“二十三婶喘了一口气道:‘唉’你不病也不行呵, 你叹口气吧, 他说你想心事, 你刚松一松眉头吧, 他说你有外找想, 咸言淡语便塞满了你一耳朵, 你不听, 放在你耳朵里你不听?不用说别的, 就说我吧, 我是一不争斤二不驳两, 我的心是死定了的, 谁愿意怎的就怎的。可是老太太不喜欢我, 说我是活烟筒, 就会鼓动烟。小三表面上把我捧到天上去, 背地里把我踩到泥里去。我可也好, 我什么都不想, 也什么都不要。……哼, 我呀, 待我好也罢, 带我坏也罢, 要没有真心的呀, 只是巧言花语的哄着我, 我呀, 哼’……” (5) 相对于贫苦穷困的农村女子和深宅大院的豪门怨妇, 在繁华都市漂泊的女性, 其生存境遇也不尽如人意。《可塑性的》的女主人公凤子原是贵族小姐, 却在家庭的败落后沦为妓女, 最后用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端木笔下的女性无论何种出身, 无一不在生活中历尽艰险, 遭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 最终走向毁灭。端木蕻良对她们是充满怜爱的, 在对她们悲剧命运的诉说中, 流露着对生命最本真的关怀。

二

端木蕻良小说创作中, 对悲剧意蕴的营造是相当成功的, 也给读者带来了颇为强烈的阅读体验。究其成因, 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首先, 母亲的悲惨命运使其从孩童时期就怀有敏感而仇恨的心态。端木的母亲原是其父亲佃农家的女儿, 因长相俊美被父亲强抢为妻。他的母亲在父亲家不仅要侍奉封建大家庭里的公婆, 还会因出身低贱受到歧视, 承受见异思迁的丈夫的漠视, 内心充满了怨恨。知晓这一切的端木, 对母亲怀有深深的怜惜与同情, 带着与生俱来的忧郁, 在精神上过早承担了母亲的痛苦。正因如此, 端木对弱势群体总是充满了人道主义关怀, 尝试探究悲剧命运的根源。

其次, 苍茫辽阔的东北大野赋予其诗人般忧郁的气质。端木蕻良出生在辽宁昌图鸶鹭树村, 昌图历史上属于蒙古族的科尔沁旗, 辽阔神秘的大草原是充满活力的, 也是荒凉寂寥的。草原令端木惊叹自豪, 却也将它的荒凉与寂寞传染给了端木。这种感知世界的方式奠定他的世界观, 用悲悯的情怀关照人物的命运。

再次, 动荡多难的民族困境给端木蕻良烙下了深重的忧患意识。20世纪30年代, 军阀混战、内乱频发, 民不聊生, 社会剧烈动荡。端木的家乡东北正是日本侵略军最早觊觎的对象, 也是中华民族最早开始反抗的地方。在这种历史条件下, 端木的文学创作理所当然地弥漫着浓厚的民族悲剧意识。

综上, 端木蕻良小说富含悲剧意蕴与他自身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时代风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艺术特性也是作家独特的审美品质。

参考文献

[1]端木蕻良.端木蕻良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8.

[2]王富仁.文事沧桑话端木——端木蕻良小说论 (上) [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3 (3) .

论白先勇小说的悲剧意蕴 篇9

一、白先勇小说的浓厚悲剧氛围

由于白先勇独特的生活经历和坎坷的人生道路, 所以他的小说不论是在艺术风格上还是在思想内容上都体现出了浓厚的悲剧氛围。

每每阅读白先勇的小说, 总让人感觉到一种死亡的气息。作者善于运用诸多艺术手法去表现人物的身世和个性, 如:细节、比喻和象征, 而这些运用更多的是体现在环境和色彩的描写上。如在《游园惊梦》中, 作者通过对窦公馆的中西合璧的客厅的描写, 不仅把窦公馆的豪华和气派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有力地反衬了钱夫人的落魄和寒酸, 为她们以后的触景生情、回忆过去的情节发展提供了条件, 而且表现出这个厅堂的主人已经不是《梁父吟》中所描绘的朴公一类的旧的封建官僚, 而是一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封建官僚了。

白先勇的许多小说善于运用色彩的描写去暗示人物的悲剧命运。如黑色、白色等。黑色会让人联想到黑暗与恐惧, 给人一种阴暗的感觉, 预示着人物的不幸命运和黑暗前途。像《国葬》中:“秦义芳参加李将军的葬礼时, 脚上穿的是一双软底黑布鞋。”《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 “当金大班离开夜巴黎的前一天晚上, 身上穿了一件黑色的紧身旗袍。”在《永远的尹雪艳》中, 作者描写尹雪艳时几乎不曾离开过白字:“素白旗袍”、“浑身银白”、“一身雪白的肌肤”、“犯了白虎”。而当尹雪艳在替吴经理做60 大寿的庆生酒会上选中徐壮图时, 象征死亡的白色之上突又增添了象征血腥的红色。穿着月白旗袍、月白绣花鞋的尹雪艳, “破例的在右鬓簪上一只酒杯大血红的郁金香”, “那朵血红的郁金香颤巍巍的抖动着”。即连她捧给徐壮图的食品, 也是红白相映:“一碗冰冻杏仁豆腐上面却放着两颗鲜红的樱桃”。[2]红与白, 流血与死亡——这里, 已预示着徐壮图无法逃避的噩运。在一个又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故事中, 白先勇将渗入骨血的悲哀与感伤不着痕迹地移入到了他的作品中。[3]

白先勇先后经历了从旧中国大陆到台湾再到美国等几个不同的生活阶段, 这些经历对他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并在他的笔下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真实反映。他的作品既有着丰富的生活内容, 也夹杂着矛盾复杂的思想情绪, 成为反映台湾社会特别是台湾上流社会的一面五光十色的镜子。白先勇先后创作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等几部短篇小说集, 而他丰富而复杂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台北人》一书中。《台北人》由十四个短篇小说构成, 即:《永远的尹雪艳》、《游园惊梦》、《岁除》、《一把青》、《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孤恋花》、《花桥荣记》、《国葬》、《秋思》、《思旧赋》、《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梁父吟》、《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冬夜》。这十四篇小说的写作技巧和长短都不相同, 但是把它们聚合在一起, 串联成一体后, 不但小说的幅面变广了, 使我们看到了社会的“众生相”,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作品可以更清楚地窥视到作者的人生观念。《台北人》一书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描写一批国民党官僚晚年的落魄、潦倒和凄凉;描写旧中国和台湾上流社会的荒淫无耻的生活;抒写台湾人民的“乡愁”;反映下层人民的痛苦生活和旅美中国人的生活。这些小说捕捉到了各阶级各行业的大陆人士在来台后二十年间的生活面貌, 作者在对他们生活境况的描写中渗透着浓重的感伤情调。白先勇在《台北人》一书前引录了刘禹锡的《乌衣巷》一诗, 传达出自己的不胜今昔之怆然感。因此, 他的作品字里行间总弥漫着悲剧性色彩。

二、白先勇小说的悲剧意蕴解读

白先勇小说的悲剧意蕴大体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即:女性之悲、“无根”之悲、“没落英雄”之悲、乡愁——啼血的杜鹃, 对这些内容的探讨与解读, 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白先勇在创作中所寄寓的思想与情感。

(一) 女性之悲。白先勇笔下描写了众多的女性, 这些女性既有上层社会的也有下层社会的, 但是无论哪一类女性总是和悲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作者通过对这些女性命运的描写, 把往昔中国女性的悲剧命运展现在读者面前。

(二) “无根”之悲。1963 年, 白先勇去了美国, 到爱荷华大学工作室从事小说理论和创作研究。在美国, 他发表了另一部小说集《纽约客》, 该部小说由《芝加哥之死》、《上摩天楼去》、《香港——一九六O》、《安乐乡的一日》、《火岛之行》、《谪仙记》、《谪仙怨》、《夜曲》、《骨灰》九篇小说构成。在小说集《纽约客》的开首处, 作者转引了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 把小说中描写的“无根的一代”脱离祖国而又看不到出路, 从而产生的孤独寂寞的悲哀心情完整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三) “没落英雄”之悲。白先勇笔下描写了众多的英雄形象, 如《思旧赋》中的李长官, 《国葬》中的李浩然, 《梁父吟》中的王孟养。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 随着时代的变幻, 再也回不到以往那种轰轰烈烈的生活, 可回味的只有“没落英雄” 的悲苦命运。

(四) 乡愁——啼血的杜鹃。阅读白先勇的《台北人》, 总能体味到一股淡淡的乡愁。在他的小说中, “大陆”这个词语多次出现。虽然小说中的主人公来自不同的地方, 有着不同的身份, 但是在对这些人物的描写中, 我们总能捕捉到他们心灵深处的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白先勇作品所描写的“乡愁”可以分为上层人物的“乡愁”、中层人物的“乡愁”和下层人物的“乡愁”。不论是对哪一种类型人物的乡愁的描写, 作者都把他们那种爱国主义和深沉的民族感情以及对祖国故乡的思念之情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出来。

白先勇大都以感伤的笔触去描绘笔下人物的“乡愁”, 它所折射的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悲剧, 也是时代的悲剧。它反映了台湾和祖国的分离给台湾人民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和灾难, 也反映了台湾人民和大陆人民强烈渴望祖国统一的愿望。因此, 白先勇的作品细细品读十分的悲痛感人。

摘要：白先勇是台湾60年代现代派作家的主将之一, 被评论家称为当代短篇小说创作中少见的奇才。他总是喜欢用悲伤的笔调去描写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物, 侧重于对人物悲剧命运的抒写, 所以其作品大多都带有悲剧性特质, 读者在阅读中每每会感觉到有一种悲凉气氛萦绕在字里行间。白先勇小说的悲剧性思想内涵主要体现在:女性之悲、“无根”之悲、“没落英雄”之悲、乡愁——啼血的杜鹃等方面。对这些悲剧意蕴的解读分析, 能使人深刻体会白先勇小说中所蕴含的悲剧性主题和所要表达的情感, 并引发人们对白先勇小说的悲剧意义的更深入的思考。

关键词：白先勇,悲剧意蕴,女性之悲,乡愁

参考文献

[1]王艺.伤逝——白先勇短篇小说的悲剧倾向[J].河西学院学报, 2010, 26 (4) :13.

[2]白先勇.台北人[M].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9.3-125.

悲剧性意蕴 篇10

关键词：人物形象；悲剧意蕴；宗教命运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8-0206-04

《穆斯林的葬礼》作为一部描写伊斯兰教文化的作品，在回族这一少数民族文本中具有代表性，有着“民族史诗的品格和不可替代的文学地位和审美价值”。①曾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作品塑造了如梁君璧、梁冰玉、韩新月等一系列丰满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在不同的环境中生长，有着各自不同的经历、性格以及最终的命运。其中梁君璧的一生则经历了由一个纯情独立的少女到冷漠自负的妇女的转变。君璧就像一堵墙壁，隔断了所有了感情，与妹妹的亲情，与韩子奇本就少之又少的爱，与韩新月和天星之间亲密无间的母子之情，最终造就了她可悲可叹的一生。她的悲剧命运，是新文化与传统伊斯兰教文化碰撞的悲剧，是命运的悲剧，是自我性格的悲剧。本文从宗教道德、命运、性格几方面来分析梁君璧这一悲剧人物形象，揭示其悲剧命运的成因和内在意蕴。

自我命运的悲剧

古希腊的悲剧人物都是不同寻常的神灵或者英雄，他们的结局在开局便注定，无论主人公如何努力，都只沿预定的轨道运转，这就是所谓命运悲剧。②固然，这只是古希腊时期对于命运悲剧的界定，而命运并非无法抗争，人可以通过抗争改变命运，但人却无法预知、也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梁君璧正是众生中这样一个代表人物。如果说整个故事的发展都是海上的惊涛骇浪，则梁君璧一直处于漩涡的中心，而无法去把握自己的命运。命运不断把众多人生打击施于这个少女，而使她在以后的岁月中迷失掉了当初的自己，留下了可悲可叹的一生。

梁君璧的一生经历了三次对她来说可能是极其沉重的打击，改变了她的一生。第一次便是父亲的去世，家庭的变故和没落。

梁君璧出生于北京的一个普通的回民家庭，全家都是笃信真主的穆斯林，其父是一名琢玉高手，一生都投入到玉的事业上，连最后生命的终结都是因于此。而其母则是一名传统的穆斯林妇女。同时，她还有一个疼爱的妹妹--玉儿。可以说，梁君璧的童年或者说少女时期，虽然并没有充裕的物质条件，却也是生长在温暖幸福的家庭环境里。作为梁家的长女和掌上明珠，璧儿从小就显示出自己的能干聪明，“洒扫庭除、铺床叠被、缝缝补补、洗衣做饭，都是一把好手”。③如果说，生活能够一如现在这般平静，梁君璧可能完全会拥有不同的人生。可是，再美好的想象，也敌不过现实的撕扯。鲁迅曾说过：“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④因此，第一个命运悲剧，降临到梁君璧身上。

梁亦清作为一名琢玉高手，从“汇远斋”老板蒲绶昌手里接了一个雕刻《郑和航海图》的大活，在之后的三年里，他都把心血都倾注在这一件艺术品身上。在艺术品即将完工的八月节前，家里的每个人都为即将到来的美好生活而欢欣鼓舞，璧儿买了新衣料，想象着全家到万寿山游玩的情景，就连生病的母亲，也心里泛起了甜蜜的柔情。而劳累了三年的梁亦清，也在等待宝船竣工的那一刻，他就像一名老船长，经历了惊涛骇浪，即将到达彼岸。然后，就在那一天，耗尽了体力的梁亦清倒在了他的水凳儿上，再也没有醒来。他留给女儿们的，只是一条破碎的宝船，以及巨额的债务。在梁亦清去世后不久，蒲绶昌便上门讨债，带走了梁家的所有东西。璧儿在年仅十五岁之时，便经历了社会的冷酷无情。家庭使得她成长为一个更为坚强干练好胜的女性，却也给其内心留下了巨大的阴影。

当奇珍斋重振家业，名满京华，自己也拥有了幸福的家庭以后，她可能以为，苦难已经过去，然而又一次更为重大的感情打击正在等待着她。

当战争的火焰燃烧到北平时，视玉如命的韩子奇决定远赴英国，而受到爱情打击的当代新女性小师妹梁冰玉也跟随他远渡重洋到伦敦。梁君璧在硝烟战火的北平带着儿子天星苦苦的支撑着奇珍斋以及这个家。本天真的以为一年半载战争就能停歇的韩子奇，这一走就是十年。“谁也说不清那场战争消耗了多少钢铁，吞噬了多少生命，毁坏了多少家园，粉碎了多少美好的梦，改变了多少人生之路”。⑤这十年，比起对于韩子奇的折磨，对于梁君璧来说，更是一种煎熬。因此，当韩子奇归来那一刻，她惊喜的几乎昏过去，她向真主表示了至诚的感激，感谢真主把奇哥哥送回了她身边。然而她不知道的是她的奇哥哥早已不属于她，而变成了她最疼爱的妹妹的丈夫，并且带回来了他们之间爱情的结晶——新月。“女人的不幸，莫过于发现丈夫另有新欢；男人的耻辱，莫过于向妻子招供外遇。而这“新欢”、“外遇”又出自同一个家庭，同根相生的姊妹！命运啊，为什么这么残酷”？⑥丈夫的背叛对她来说犹如晴天霹雳，残酷的命运又一次降临在她的身上，她也由此心生怨恨变得冷漠自私，但是在她的内心，是多么的孤寂和悲怆。

当她经历了人生的诸多风雨，走向耳顺之年时，本以为这凄凉的一生也已到尽头，还有能比那些接二连三的打击更糟糕的吗？然后，她错了，命运的悲剧又一次的加诸于她。

梁君璧出生于一个传统的穆斯林家庭，全家都是虔诚的穆斯林教徒，她一生严守教规，一心一意的信奉真主。在她的观念里，穆斯林是坚决不能同所谓的“卡斐尔”结合的，为此她甚至不惜让新月付出生命的代价。然而，韩子奇在即将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却说出了自己不是回回的秘密，这个秘密击碎了梁君璧一生维护的宗教信仰。她曾经为自己的信仰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最终自己却卷入了这个轮回，对旁观者而言，这可能是巨大的讽刺，而对梁君璧来说，则是命运给予她一生的又一记重重的巴掌。

梁君璧作为书中最受争议的人物，其一生无疑是一出纯粹的悲剧。她经历了家庭的变故、丈夫的背叛、信仰的崩塌，她一生所赖以支撑的，都随着时间流逝而离去，最后只剩下孤寂的自己。她经历了常人没有过的痛苦和折磨，度过了沉重的一生。虽然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她以自己的冷酷自私让天星失去了爱情，让新月失去了生命，让韩子奇在折磨中度过下半生，造成了整个家庭的悲剧，但这更衬托出了她的一生就是一个命运的悲剧，让人感觉愈发沉重。

性格的悲剧

理想的悲剧人物应当是“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而他之所以陷入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歹，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⑦梁君璧正是如此，其悲剧很大一部分是由自己的性格造就的，这正是所谓的性格悲剧。梁君璧自身的精明能干、小市民心理、冷酷自负、独断专行种种性格特征在生活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她在把痛苦加于周围亲人身上的同时，也给自己酿了一杯人生的苦酒，造就了自己的悲剧。

在叙事的发展过程中，性格特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叙事过程的某一阶段出现，在另一阶段又可能消失或被另外的特征取代。⑧梁君璧的性格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于平常的生活中逐步形成、深受家庭、生活环境的影响，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首先，梁君璧从小便显示粗了精明强干的一面。她作为一个清贫的玉器世家的长女，从小便开始帮助母亲持家。她天资聪颖、长于心计，家里的内外开支，比母亲还有数，虽不识字，却全凭心算，安排的井井有条，刚刚十二三岁，便顶替了母亲大半，几乎是梁亦清的小小账房，⑨内外兼顾，游刃有余。当父亲去世的那一刻，连韩子奇都惊慌失措，璧儿却显示出异常的镇静，甚至还想到没有让父亲在临死那一刻念清真言。面对完全乱了方寸的母亲妹妹，她以自己的沉着冷静担当起了一家之主的角色，把父亲的葬礼安排的妥妥帖帖。十五岁的梁君璧，从此变成了一个成年人，她相信，只有家里有她，就不会垮！接下来面对蒲绶昌的讨债和韩子奇的离去，她并没有哀求和眼泪，表现出了自己的坚强不屈和有主见的一面。梁君璧以自己的坚强、能干支撑住了这个飘摇的家庭，苦难让她成长，却也让她开始变得自负和专横。

当韩子奇为了玉而远走异国之后，梁君璧和忠心的管家老侯一起支撑着奇珍斋。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想要维持生意是非常困难的，除了老侯一心一意的打理，梁君璧也利用自己的精明在麻将桌上做了一桩桩买卖，她认为自己甚至要比老侯和柜上的伙计们要强得多。于是，当柜上一只蓝宝石戒指不翼而飞以后，她便不问是非，把责任推到老侯身上，一口咬定是老侯监守自盗，完全不讲多年情分，在那个战乱时节把老侯一家扫地出门。虽然当老侯一家出门的时候，她也动过恻隐之心，但是为了给柜上的伙计们显示她才是一家之主，她还是作了可能在多年后让她后悔的决定。就这样，为了维护她自己的权威地位，用她自己的专横和冷酷无情把奇珍斋推向了深渊。伙计们相继离去，奇珍斋也最终易主。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忘记仇恨，就像梁君璧每次见到蒲绶昌分外眼红一样，老侯家的儿女们在二十多年后，并没有忘记家庭的耻辱，于是在那个敏感的年代，他们毅然决然的冲进了博雅宅，把韩子奇一生的心血洗劫一空，家没有了，韩子奇倒下了，再也不是玉王，而是一个“可恶”的资本家。这个家庭的苦难正是由梁君璧的独断专横一手造成的！“一颗象征着慈爱、诚实、谨慎和德高望重的蓝宝石不翼而飞，从而毁了整个奇珍斋”，⑩也带走了一个家庭的最后的幸福。

梁君璧的独断专横在奇珍斋覆灭后还远远没有停止，她把自己的控制欲带到了家庭的每一个人的身上。面对抢走自己丈夫的妹妹，她在崩溃的同时，却也在打算如何让这个家庭保持安宁，保持自己的地位，甚至想到把妹妹嫁出去，她用玉留住了韩子奇，也以自己的尖酸刻薄逼走了自己血浓于水的亲妹妹。之后面对韩子奇，她不断地对他进行精神上的折磨，在新月即将报考志愿的时刻，她竟然以新月作为要挟，逼韩子奇拿出了一块对于他来说是心头肉的玉。而对于新月，她一直以冷漠的态度对待，而从来没有给过新月一些真诚的母爱，甚至在新月生病后，埋怨全家人都要跟着她操心。当她知道了新月和楚雁潮的恋情后，竟然自私到不考虑新月的病情，而以自己的自私和冷酷用激烈的语言来训斥新月，说她全家都伺候着不成，还没忘记犯贱，宁可让她死了，也不让她丢人现眼。她的仇恨和自私已经压倒了善良，她毁灭了女儿最后的希望，把女儿的一生变成了一个人生和爱情悲剧。由此，她已经变成了一个冷酷无情的恶妇。

在梁君璧的身上，除了独断专横、冷漠自私外，她还深受当时生活环境影响，充满了小市民的思想，儿子天星的婚事可以说是她全面性格的表现。当她知道天星与容桂芳已经交往半年多以后，第一反应便是儿子脱离了自己的控制，这是自己决不能允许的。她已经成功的让丈夫走上了自己盘算的道路，儿子的道路自然也要由她来选，这时他极强的控制欲便表现了出来。当她知道容桂芳是切糕家庭以后，小市民的心理让她觉得切糕容配不上他们玉器世家。于是她使用各种心计使容桂芳和天星产生了误会，然后衡量利弊得失后，给她介绍了自己早已看上的陈淑彦，那一刻，她的“五脏六腑都感觉到少有的痛快”。{11}我想当天星之后知道误会是母亲一手设计的时候，他的生活中，已经只剩下了痛苦。而另一个受害者淑彦在新月墓前喊的那一声也道出了自己内心的痛苦，她从未得到过爱情，一辈子只能生活在没有爱情的婚姻里。梁君璧亲手拆散了两对相爱的人，使新月失去了幸福和生命，剩下天星和淑彦也活在痛苦之中。而她自己，也置身于这场悲剧之中，成为一个悲剧人物。

至此，梁君璧的性格已经形成，从一个善良坚强的的少女变成了一个冷酷自私的恶妇，使自己成为了一个悲剧性的角色。她的性格使自己失去了丈夫的爱情、儿子的亲情、女儿和妹妹的陪伴。她的一生，每件事情都掌控在自己的手中，顺着自己设计的轨道发展，她是一个胜利者吗？不，她是一个最具有悲剧色彩的人物。性格决定命运，她的性格在给别人带来痛苦的同时，也成为了这悲剧最惨痛的承受者。

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的悲剧

梁君璧一家都是笃信真主的穆斯林。梁君璧从小受父母的影响，成为了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信仰者。她时刻恪守穆斯林的教规，每天坚持作五次礼拜，在斋月里，能够克制住美食热茶的诱惑，甚至在儿子婚礼上操劳了一天后，也不忘记抽时间做礼拜。然而，她作为这么一个虔诚的宗教的捍卫者，却没有真正理解穆斯林精神的内涵，只是把对真主的朝拜当做是自己精神解脱的寄托。她这种盲目的虔诚，给自己的家庭带来了终生的痛苦，让自己也陷入了痛苦的深渊。同时，她作为一个传统的家庭妇女，并没有受过很多教育，人生观念的形成除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以外，就是母亲的言传身教，因此，在她身上，充满了传统道德的色彩。她的悲剧，正是传统伊斯兰教文化和现代新文化激烈碰撞的结果。

当她苦等十年面对的却是妹妹和丈夫的背叛以后，她面对那个负心的男人，甚至想当街骂他，但是她不忍，因为那是她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奇哥哥，是她的丈夫。当她恨不得把勾引自己丈夫的女人置于死地时，却又想到那是她从小相依为命、一手带大的妹妹，虽然再恨，却也于心不忍。当妹妹踏进门的那一刻，她忘记了所有仇恨，抱住了自己日思夜想的妹妹。然而，她也从没有忘记自己一生信仰的真主。“《古兰经》明确训示：“淫妇和奸夫，你们应当各打一百鞭。你们不要为怜悯他俩而减免真主的刑罚，如果你们确信真主和末日”。况且，梁冰玉和韩子奇是什么关系？她是他的合法妻子的亲妹妹”。{12}《古兰经》中赫然载有这样的戒律：真主严禁你们......同时娶两姐妹！”{13}在她眼里，没有按照宗教习俗进行的结合是私自的结合，不为教规和世俗所容。何况，梁君璧作为一个传统女性，面对梁冰玉说出的她跟韩子奇之间是爱情，他是韩子奇的老婆这种话是难以接受的，作为一个传统女性，她无法明白新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追求爱情和人生价值的观念和行为。就这样，在激烈的新文化和传统伊斯兰教文化斗争中，她的信仰战胜了自己的亲情，她逼走了自己的亲妹妹，让新月从此失去母爱，把悲剧延伸到下一代，也失去了韩子奇的爱情，让自己一辈子活在无爱的婚姻中。她无法明白无论信仰什么宗教，都不能剥夺一个人追求人生价值和爱情的权利，人生来平等。对于人性的摧残也并非她所信仰的真主愿意看到的。她盲目的信仰毁掉了自己追求人生价值的机会，让自己一生都活在悲剧之中。

悲剧始终在重演，梁君璧在妹妹身上造就的悲剧，也同样在十几年后，在新月的身上重演，只不过这一次，并不是以新月的出走而告终，而是阴阳两隔。面对妹妹和韩子奇的女儿，梁君璧在感情里始终有一种难以面对的芥蒂，这使得她无法用一个慈母的形象出现在新月的面前。在新月的成长岁月里，她始终表现的冷漠无情。在陈淑彦眼里所谓幸福的新月，其实就像天星说的一样，心里太苦。当楚老师走进她的感情世界，为她朗诵马克思给燕妮的诗，与她一起翻译鲁迅的《故事新编》，给予她生命的希望和动力时，她以为自己幸福的生活就要到来。就算生命即将结束，她也不枉走过此生。然而当梁君璧发现新月与楚雁潮的恋情时，心里竟然没有一丝的怜悯，她不能容忍新月与楚雁潮不坚守伊斯兰教规的冒失和无教养的表现——伊斯兰教明文规定：回汉不能通婚，若是一方强意越轨，将受到被亲人遗弃，逐出教门的惩罚。在她看来，感情和眼泪，是无法泯灭穆斯林和“卡斐尔”之间的界限的，面对楚雁潮和韩子奇的恳求，她只有冷冰冰的拒绝。世上的每个人大抵都知道，在一个人生命将尽的时刻，能够支撑她继续活下去的往往是自己心中的希望，这些爱和希望远远超出药物的治疗效果。对于新月来说，楚老师就是她最后日子里的温暖，而这些，都被母亲扼杀了。当新月恳求母亲留下这最后一点让她存活的希望时，梁君璧却以冰雪一样的脸色和锋利的目光拒绝了新月。在她看来，维护宗教的名誉比任何事情都要重要，她宁肯让新月付出生命的代价，也不允许他们践踏她的信仰半步。也许，如果她没有阻拦，新月的生命会更长久一些，也会活的更加幸福。就是梁君璧盲目却坚不可摧的信仰，制造了女儿的爱情悲剧，自己也饱尝了失去女儿的痛苦。

更加讽刺的是，韩子奇在临终时道出他不是一个回回，梁君璧所维护了一生的宗教信仰就这么崩塌，她付出女儿生命代价要维护的就是回族血液的纯正，事实上她的一双儿女流淌的都是回汉两族人民的血液。这样一个结局，让她更显悲剧色彩。信仰作为她一生岁月里唯一的心灵寄托，却让她失去了妹妹、奇哥哥、女儿新月，让她离幸福越来越远。

梁君璧的一生就像一条长河，与玉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长河，发源、跋涉、蜿蜒、直至汇入大海。这一路上，有风平浪静，也有惊涛骇浪，最终汇入大海。她经历了命运的打击、丈夫和妹妹的背叛、自己信仰的崩塌，也把痛苦延续到了下一代人身上，失去了儿子对自己的尊敬和女儿陪伴在自己身边的天伦之乐。她作为一个复杂的矛盾纠葛体，掌握着大家的命运，自己却是最可悲可叹的一个。作为作品塑造的最鲜明丰满的人物，她的悲剧意蕴映射出了了整部作品的悲与奇。让人在震撼和反思中感受其纯粹的悲剧美感。

注 释：

①白玉荣.论《穆斯林的葬礼》中梁君璧的形象[J].飞天，2009（10）：20-21.

②何峰.外国文学教程新编[M].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69.

③⑤⑥⑨⑩{11}{12}霍达.穆斯林的葬礼[M].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8，488，509，8，295，167，535.

④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201.

⑦杨冬.文艺理论：从柏拉图到德里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6.

⑧张栓刚.简论《穆斯林的葬礼》的悲剧美[J].安徽文学，2008（4）：49-50.

{13}古兰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8.

参考文献：

〔1〕霍达.穆斯林的葬礼[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

〔2〕鲁迅.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3〕马坚（译）.古兰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论李商隐无题诗之悲剧意蕴 篇11

一

对于李商隐无题诗的意旨, 历来观点不一, 大致有“寄托说”与“爱情说”两派。观其现存无题诗, 除《无题》 (万里风波一叶舟) 一首抒写“怀古思乡”外, 其他均以男女相思离别为题材, “爱情说”似有证可据。然中国古代诗歌很早就出现以美人香草、男女之情寄托政治遭遇的传统。李商隐自己也说:“为芳草以怨王孙, 借美人以喻君子。”故“寄托说”也不无道理。但我认为, 无论持哪一说, 观点都有些牵强, 因为李商隐很少在诗歌中详尽刻画具体事件, 所涉及的时间、地点也往往是朦胧不可考证的, 他的无题诗更侧重于传达一种情绪, 一种悲凉情绪。诚如余恕诚《唐诗风貌》云, 李商隐的无题诗“几乎篇篇都在书写其不幸”, 突出的是作者身处政治、爱情等多重悲剧下的复杂凄凉情绪。而且, 政治与爱情的悲剧在其诗歌中还达到了互相激昂的效果———因政治失意, 他的爱情失意之痛愈发强烈, 反之, 因爱情失意, 他的政治失意之悲也愈发难堪。

如其《无题》 (重帏深下莫愁堂) 一诗:

重帏深下莫愁堂, 卧后清宵细细长。

神女生涯元是梦, 小姑居处本无郎。

风波不信菱枝弱, 月露谁教桂叶香。

直道相思了无益, 未妨惆怅是清狂。

此诗可理解为爱情诗, 展现一位失恋女子的忧伤。深夜时分, 女子独卧闺房, 回忆往日恋爱生活, 如梦般虚无缥缈。然联系此诗创作背景———李商隐早年因得牛党令狐楚相助而中进士, 后成为李党中人王茂元女婿, 一生都在牛、李两党的倾轧中度过, 或可推测, 此诗作者是有政治寄托的———神女的漂泊与小姑的独居, 或表达诗人自己的孤独抑郁;风波摧残菱枝和月露阻止桂香, 或表达牛李党争之下官场的黑暗, 诗人备受压抑的痛苦。

又如其《无题》 (相见时难别亦难) 一诗:

相见时难别亦难, 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 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 青鸟殷勤为探看。

一方面, 该诗可理解为写爱情悲剧。暮秋时节有情人痛苦离别, “东风无力百花残”衬托离别时的无奈, 而离别之后的“青鸟殷勤为探看”更在无谓的希望中增添离别之绝望。作者运用了“到死”、“成灰”、“丝尽”、“泪干”等一系列充满悲剧意蕴的词眼, 曲折展现爱情的感伤与幽怨。另一方面, 此诗最后“蓬山此去无多路, 青鸟殷勤为探看”一句意蕴深长, 刘学锴《李商隐诗歌研究》这样评论:“明知思念之徒劳与追求之无望, 却仍然要作无穷无尽的无望追求;明知思念与追求只能使得自己终生与痛苦为伴, 但却心甘情愿背负终生的痛苦去做无望的追求。”[1]这种明知难成却执著追求的精神, 明显融入了处于党政漩涡中的诗人对政治、人生的深切感悟。

再如《无题》 (照梁初有情) 一诗, 一方面写深情, 另一方面在“莫近弹棋局, 中心最不平”的诗句中, 亦可看出作者身处政治迫害之中的愤恨不平;《无题》 (何处哀筝随急管) 一诗, 同样借爱情失意之愁抒发身世潦倒、怀才不遇的悲愤;《无题》 (凤尾罗香薄几重) 一诗则通过渴望爱情而不得的女子形象寄托了作者渴望施展“凌云万丈才”却不得的悲苦。除此之外, 一生坎坷的李商隐还在诗中展现其人生的绝望与幻灭, 使其“悲”达到顶巅。如《无题》 (飒飒东风细雨来) 一诗:

飒飒东风细雨来, 芙蓉塘外有轻雷。

金蟾啮锁烧香入, 玉虎牵丝汲井回。

贾氏窥帘韩掾少, 宓妃留枕魏王才。

春心莫共花争发, 一寸相思一寸灰。

此诗描写一位幽居深闺中的女子, 追求爱情而最终失望。诗歌最后两句“春心莫共花争发, 一寸相思一寸灰”, 既刻画了女子因美好爱情最终走向幻灭的强烈悲愤, 又流露出李商隐政治生涯屡经挫折近乎绝望的悲叹。更有甚者, 李商隐还在诗歌中展现因悲的浓烈而惘怅迷茫的心境,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其《锦瑟》一诗:

锦瑟无端五十弦, 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 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 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惘然。

此诗意蕴虚幻, 所涉及意象迷茫忧伤, 让人无从得知诗人究竟具体针对何事抒发胸臆, 我们能体会的只是弥漫在诗境之上的那层浓重复杂的人生情绪:伤感、迷惘、惆怅、无奈、悲伤……而这些正是诗人在坎坷的政治道路、爱情道路中蕴集的复杂情感的集中宣泄。

二

李商隐无题诗在艺术上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他采用多种手法, 使其无题诗悲剧性意蕴得到进一步强化, 最为突出的表现手法有以下几种。

(一) 心象与物象的交融。

陈建华《内心视镜———析李商隐〈无题〉诗相见时难的心绪描写》云:“当心灵受到外界触动时, 在心境中会出现一串串心象序列, 发而为诗, 则可能以心象融和眼前或来源于记忆与想象而得出的物象, 构成一种印象色彩很浓的艺术形象。”[2]李商隐身处恶劣环境, 有口难言, 为释放心灵, 他只能选择将其悲剧性情感渗透或依托于客观物象之中。

如上文提及的《无题》 (飒飒东风细雨来) 一诗即为典型代表。全诗除最后一联, 没有任何抒情成分。首联纯为写景, 然在前人诗作中, “芙蓉塘”常作男女相悦之所的代称, “轻雷”又暗用司马相如《长门赋》“雷殷殷而呼起兮, 声象君之东音”, 再加上一个东风细雨的环境, 便自然透出了主人公怅惘忧伤、又有所期待的心象。颔联中的“香”、“丝”谐音“相”、“思”, 表明该联明写室内外物象, 暗喻女子在幽居孤寂中时时牵引的情思。颈联与颔联紧密关联, “烧香”引出“贾氏窥帘”, “牵丝”引出“宓妃留枕”, 更显绵绵情丝。一系列的物象的描绘中, 主人公的期待脱颖而出。末联直接抒情, 直接呈现出了由追求到幻灭的心象。李商隐将对爱情的追求与幻灭两种心象, 自然熔铸于客观物象中, 通过情景交融, 委婉道出女子心中的哀愁。再如《无题》 (昨夜星辰昨夜风) 一诗, 首联即借助星辰好风, 画楼桂堂等外部景物的映衬, 烘托出一片柔美旖旎的环境, 颔联则通过一“无”一“有”的对比, 展现诗人对这段美好情愿的珍惜。颈联“隔座送钩春酒暖, 分曹射覆蜡灯红”, 在追忆昨夜与意中人共饮的欢快场面中, 自然流露出诗人今日的孤独抑郁情怀。

(二) 比兴象征手法的融合。

李商隐的一生始终抑郁不得志, 可他所处的环境又不允许他直接宣泄心中的不平, 于是他巧妙求助于中国古代诗歌中自先秦时代就有的美人香草比兴象征的传统, 通过比兴象征的巧妙融合, 表达自身深细隐微的人生体验与感受。正如缪钺《论李义山诗》云:“中唐时代的李贺已经在诗中大量运用象征, 但一般与赋体结合而不同比兴结合, 而大都运用于古体诗, 而李商隐则将比兴与象征融合, 并取李贺作古诗之法移于作律诗, 而变奇瑰为凄美, 又参以杜甫之沉郁, 诗境遂超出李贺之上。”[3]

他的无题诗运用比兴象征手法最为纯熟的当属《锦瑟》一诗。此诗明为咏“锦瑟”, 实则与物无关, 而是重在物所营造的迷茫忧伤的气氛, 以寄托作者凄迷怅惘之情。首联起兴, 由锦瑟五十弦所奏的之音, 引出对自身已往的追忆;颔联与颈联则巧用典故, 通过庄生迷蝶、杜鹃啼血、沧海遗珠、良玉生烟等意象象征诗人自身的惘然、悲苦、可望而不可即。末联则是对前面所有比兴象征内涵的大总结, “惘然”二字概括了“思华年”的全部感受。再如《无题》 (凤尾香罗薄几重) 一诗中“曾是寂寥金烬暗, 断无消息石榴红”两句, 其中的“金烬暗”、“石榴红”除渲染气氛、点明时令外, 还含有比兴象征意味, 前者象征无望的相思, 后者暗示流逝的青春年华;此外如《无题》 (相见时难别亦难) 、《无题》 (来是空言去绝踪) 、《无题》 (八岁偷照镜) 等诗皆运用比兴象征寄托悲伤情感。

(三) 意象的叠加, 创造朦胧的诗意。

李商隐在抒写不幸时, 常运用意象的叠加法, 创造迷离朦胧的意境, 烘托作者的悲剧性情感。郝世峰在《选玉溪生诗补说前言》中这样评价李商隐:

他的诗歌结构常常不注重意象间的表面关系, 而是以心使物, 因心造境, 偏于表现意象下面的深层底蕴, 因此, 意象间的表面逻辑关系相当不定, 甚至彼此不相干连……这样的结构才足以表现诗人那种迷离惆怅的心境。

如《无题》 (飒飒东风细雨来) 一诗中, “细雨”、“芙蓉塘”、“香炉”、“香料”、辘轳井索、贾氏、韩寿、宓妃、魏王、枕头、春花、香灰等众多意象交杂在一处, 景象苍凉孤寂, 作者将追求与幻灭两种主观心象, 注入上述自然物象之中, 在意象的叠加中, 意境更加朦胧, 无形之中流露出就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哀痛情绪。再如他的《无题》 (如有) 一诗中重叠着各种意象———缥缈的神女, 碧绿的芭蕉, 火红的菡萏, 隐约的远光, 似有似无的烟中之响以及重叠的锦帐。陈炎《儒释道背景下的唐代诗歌》一书中这样评价此诗:“浓与淡, 光与影, 远与近, 虚与实, 色与声, 错落有致地叠加缀连, 使人恍惚置身于一个朦胧的梦。”[4]如此朦胧意象所构成的是一种失意、惆怅、渺茫, 隐约迷离的悲情。与《如有》相比, 《锦瑟》更具有扑朔迷离的朦胧感, 诗中无论是庄生梦蝴蝶, 还是望帝化杜鹃, 抑或沧海遗珠, 鲛人泣泪, 蓝田日暖, 良玉生烟, 都带有不可指实的朦胧性, 它们之间的排列没有明显的必然联系, 然而所构成的却是一种悲凉意境。

参考文献

[1]刘学锴.李商隐诗歌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1998:48.

[2]陈建华.内心视镜——析李商隐《无题》诗相见时难的心绪描写.抚州师专学报, 2003.1:63.

[3]缪钺.论李义山诗.诗词散论.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