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人物

悲剧人物（精选12篇）

悲剧人物 篇1

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发表于1982年, 以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为时空背景, 写了一个爱情故事, 但在这里面却凝聚着丰富的人生内容和社会多变的诸多信息。出身于“城乡交叉地带”的农村青年高加林高中毕业以后, 未能考上大学, 回到乡里当了一个民办教师。不久又被人挤回家里当了农民, 在他心灰意冷之时, 农村姑娘巧珍炽烈的爱情使他振作起来。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又来到县城广播站工作, 当他抵挡不住中学同学城市姑娘黄亚萍的追求时, 毅然断绝了与巧珍的爱情, 可过不久组织上查明他是用不正当途径进城的, 于是取消了他的工作, 重又打发他回到农村, 而这时即将迁居南京的黄亚萍也与之分手, 遭受心灵打击的巧珍也早已嫁人, 高加林失去了一切, 孑然一身回到村里, 扑倒在家乡的黄土地上, 流下了痛苦、悔恨的泪水。苍茫的大地上只剩下这孤单的身影, 想从不会把他推开的泥土地那里得到一点安慰, 也许他是要把他的灵魂一点点地埋进泥土里, 就此扎根下去。

那么, 《人生》究竟要传达出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呢?“谈到作品的主题, 过去把主题限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 总要使人一眼看穿, 有点简单化, 当然也不是说让读者什么也看不出来, 我的意思是, 作品的主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 因为生活本身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 生活是一个复杂万端的综合体, 作品是反映生活的, 真实的反映生活的作品, 就不会是简单的概念的东西, 应该像生活本身的矛盾冲突一样, 带有一种复合的色调, 我在《人生》中就想在这个方面进行探索, 主要表现在高加林身上”。正如路遥先生所说的这番话一样, 《人生》的主题不是单纯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 从作品的内涵来看, 是为了探索转折时期各种矛盾交叉点上的青年一代, 他们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的问题。高加林的理想和追求具有当代青年的共同特征, 但也有历史的惰性加给青年一代的负担, 有十年浩劫给青年一代的狂热、虚无的东西, 这些都在高加林身上交织起来了, 从这个主线辐射开来反映了时代生活的各个方面, 因此对于这个农村青年的形象, 这个时代一些青年的缩影, 就不能简单地用传统二元对立的是非概念来理解, 不能简单地回答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可以笼统地说, 高加林有文化, 有知识, 对现代文明怀着强烈的向往, 比一般的农村青年有更多的追求, 更大的抱负, 但却没有找到实现这些追求与施展才华的正确道路, 客观现实使他好梦难圆。于是, 他苦闷、抑郁、一直徘徊在人生的岔道口。的确, 他既不同于所谓的“社会主义新人”, 显然也有别于于连式的“个人奋斗者”, 我们只能说他是一个具有完整的性格的矛盾统一体, 一个具有深刻内涵的农村知识青年形象。“加林不是孤立存在的, 他是特定历史时期广阔社会生活背景下的产物, 路遥准确地把握了新时期农村生活的种种矛盾, 在一个比较开阔的典型环境中, 展现了加林典型的性格。”的确这样, 在表现手法上, 作家不惜大起大落, 为加林安排了五次大的生活转折, 把这一形象自身的喜怒悲欢展现得淋漓酣畅:加林被高明楼无端地从民办学校教师位置上拉下来是其第一个转折;紧接着巧珍在加林心中的出现给他的命运带来了第二个转折, 此时生活给予加林的苦闷和爱情给予加林的甜美交织在一起, 使他矛盾性格得到进一步发展;偶然的机遇使加林来到县城是他人生之路的第三个转折, 这是他性格中的一个侧面——奋斗精神与冒险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这种奋斗精神和冒险精神又导致他第四个转折——自私而冷酷地抛弃了巧珍;就在最为得意的时候, 走后门进城的事被告发了, 他面临的第五个转折只能是心手皆空地回到农村。至此, 加林的悲剧命运以及他性格中的光亮面与阴影面在作者笔下的贬褒毁誉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人物形象显得完整而丰富, 也使高加林获得了永久的生命力。诚然, 作品没有替高加林找到一个爱情归宿, 对他未来的生活道路也没有为读者做出明确的预测, 但是作品却从这个人物形象身上找出了人物悲剧的原因。

高加林性格的复杂性、两重性正是人生社会的复杂性、流动性的生动反映和深刻表现, 而这两者的作用便造成了《人生》的人物悲剧, 同时也为我们折射出了丰富而真实的社会生活。作品借助这一人物形象, 触及了城乡交叉地带社会的、道德的、心理的各种矛盾, 实现了作者“力求真实和本质地反映出作品所涉及的那部分生活内容”的目的。刚开始高加林本打算在农村实现其价值, 教书、改革陋习, 但这一理想却被霸气的高明楼毁灭了。连这一简单的想法都不能成为现实的时候, 读者也不由得为生活给予他的痛苦感到不平。同时他身上所固有的传统道德使他对爱情也是相当严肃的, 他对巧珍也有着真实的感情, 但在变动的现实中, 在他对城乡生活的差异有了强烈的感受之后, 他被实现个人愿望的可能而引起的骚动所折磨。一方面他留恋乡村的淳朴, 更留恋与巧珍的感情, 另一方面又厌倦农村传统落后的生活方式, 向往城乡文明, 希望能在那里实现自己新的更大的人生价值。对他来说, 这一开始就是一个甜蜜而痛苦的矛盾, 他与巧珍的爱情最终被与黄亚萍的世俗爱情所取代, 这正是象征着他对乡村生活的决裂, 在作品中高加林也在心里谴责自己:“你是一个混蛋, 他已经不要良心了, 还想良心干什么……”自我谴责背后是一种痛苦搏斗后的自我肯定, 他还是把来自内心的良心发现和来自外部的责难全部否定, “为了远大的前程, 必须做出牺牲, 有时对自己也要残酷一些。”时代赋予了他这样矛盾而复杂的性格, 就是在最后他孤独地一无所有地回到农村, 也是因为他采取了不正当途径。此时人物的悲剧完整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了, 但笔者认为他做这些也是被逼出来的, 是违背他个人意愿的。没有高明楼的先前所为, 也就没有这些悲剧的结尾。

至于高加林抛弃巧珍这一爱情悲剧用是与非来说都过于简单。刚开始在读这小说时, 人们可能总是站在巧珍的立场来痛骂高加林是现代的“陈世美”, 这么轻易地就忘了在他最困难时候帮助过他的人, 但读完后才发现在这功利的世界, 一些人鬼迷心窍, 不再因为爱而爱, 常常会在想做的事和该做的事之间徘徊、彷徨, 有着太多外部因素干扰着。这也是真正的人生, 尽管活得虚伪, 活得很累, 但我们就得接受这残酷的现实, 所以说高加林这一行为虽不尽合情但也合法合理。倘若古老而淳朴的乡村文化不能产生更高的物质和精神要求, 倘若刘巧珍诚挚而深沉的爱情始终不能满足高加林愿望中的合理部分, 那么传统生活哲学如何来说服他、束缚他呢?越想越觉得很难从高加林本人身上找出不对的地方, 错误究竟在那里, 他有进取心, 他不安于现状, 于是在苦苦挣扎中寻找希望, 当他不再安于一种生活时, 他就向往更高更好的层次, 于是对于他来说, 他是跳出了原来痛苦的境地, 但对别人来说, 那却是一种抛弃。高加林是一个悲剧, 发生在他身上的悲伤远远超过了他的错误, 甚至可以说并没有什么错误可言, 而全是悲伤。他忠于那在内心深处跳动和潜伏的感觉, 于是他以放弃他能得到的美好为代价去冒险, 企图找到使他能最终死心的东西。虽然他最终失败了, 但路遥也曾说过:“他相信高加林会越走越好, 生活还得继续下去, 或是实实在在的扎根在生活的土地上才会是一个新的开始, 或是想方设法跳出这一片大地才会是最终的幸福, 我们谁也说不清, 但可以肯定的是高加林今后的道路是不平坦的。”

社会原因、性格原因相互影响、相互牵制, 诸多矛盾的错综交织导致了高加林时喜时悲的命运沉浮, 演绎了当时农村青年复杂的人生历程, 创造出了高加林这一永恒的形象。《人生》这部作品所寄寓的含义已经超越了时空限制, 给现在我们以沉重的思考。每个人改变自己生活道路的愿望实际上也是对既定生活秩序的一种反抗, 而为了实现自己愿望所采取的方式又只能是既定生活方式所规定的, 并没有更多的选择, 于是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矛盾的两难境地。

参考文献

[1]王光东.民间文化形态与80年代小说[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1:163.

[2]路遥.人生[M].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 2001:348.

悲剧人物 篇2

摘要:<< 伤逝》是鲁迅先生的一部短篇小说，也可以说是唯一一部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它所讲述的是两个觉醒的知识分子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故事。作为鲁迅的唯一爱情小说，却以涓生和子君他们爱情的破裂为结局，可以说是一个悲剧，但它的悲剧原因又是什么呢？我想，大概有以下的几方面首先，他们生活在那“万难破坏的铁屋子里”，整个社会的沉滞、腐朽不可能不毁灭这个爱情的绿洲。封建礼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爱情，当然也不例外。涓生和子君只是希望获得婚姻自主和爱情上的自由，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一个小小的愿望，但那些“仁义道德”却容不下他们的叛逆！他们需要的是奴隶！一个“忠诚”的奴隶！在那些“德高望重”的封建卫道士和“铁屋子”里面的“沉睡者”们，他们都不允许他们的“屋子”里出现叛逆者！在那间“铁屋子”里，人们永远地维护着他们认为是无法替代，无法逾越的礼教精神。其次是涓生和子君本身的弱点。就子君来说过于依附于涓生是爱情悲剧的主要原因；视爱情为人生终极目标是子君爱情悲剧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依附、目标、束缚、悲剧

鲁迅先生的作品《伤逝》描写了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会有不同的原因。仅从女性视角分析来他们爱情的悲剧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女性依附于男性，是爱情为人生终极目标以及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束缚。

《伤逝》是鲁迅先生的一篇以爱情为主题的短篇小说，小说以手记的形式，以倒叙的方式由男主人公涓生以沉痛悔恨的语气回顾了他和女主人公子君从相识、相爱、同居到分手以及最后子君死亡的整个过程。文章虽说是从男性的角度写起，但从涓生整个的回忆叙述当中，不难看出作为女性的子君在他们爱情悲剧当中所扮演的角色。

首先，封建礼教的束缚是他们爱情悲剧的社会原因。封建礼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爱情，当然也不例外。涓生和子君只是希望获得婚姻自主和爱情上的自由，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一个小小的愿望，但那些“仁义道德”却容不下他们的叛逆！他们需要的是奴隶！一个“忠诚”的奴隶！在那些“德高望重”的封建卫道士和“铁屋子”里面的“沉睡者”们，他们都不允许他们的“屋子”里出现叛逆者！

在那间“铁屋子”里，人们永远地维护着他们认为是无法替代，无法逾越的礼教精神。封建伦理道德，纲常名教，诸如节烈、孝道。“以不情为伦理，都是吃人”的东西，最低限度也是压制人的个性的东西。涓生和子君在追求自己爱情和婚姻的自由的时候，便触动了“仁义道德”者们。在他们的眼中，青年男女之间是没有爱情自由可言的，有的应该是“父母之

命，媒妁之言”。一旦脱离了他们的准线，那就是“叛逆者”，当然，他们是不会让那些“叛逆者”好过的。于是，涓生和子君便生活在一个众人白眼的环境里。

涓生和子君经过他们自己的努力，他们成功地同居了，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在他们自己看来，一切都是幸福的（最起码刚开始的时候是那样），但在那些封建卫道士的眼里，他们这些坏纲乱常的“激进分子”是不允许存在的！“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人们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他们？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破坏了人们一直以来所认同的“道德”。封建的伦理道德沉重地压在每一位生活在“铁屋子”里面的人们身上，他们一旦脱离了这些准则，在社会上就难以走动。男女之间如果没有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便结合，那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在社会里很难太得起头来。一不小心便要落个身败名裂，更有甚者连命都保不住。鲁迅的《离婚》中的主人公爱姑，可以说是鲁迅笔下最泼辣，最有具有“反抗精神”的人物。但回想一下，她是用什么来武装自己的呢？是因为自己家里有六个身强力壮的弟兄和家庭殷实，最重要的一点是她是“三茶六礼定来的，花轿抬来的”。1反过来说，爱姑的反抗，是因为她认为自己是在“仁义道德”的范围内，是道德所鼓励的，所允许的。所以，她有那么大的勇气去反抗。但封建的权威也深深地伤害着她，七大人的一声：“来~~兮”，就把她的气势给压住了，再也不敢找“小畜生”“老畜生”的晦气了。再看看祥林嫂，她有反抗，“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但是，同样，她也是为了维护封建传统的“守节”，虽然她第二次结婚得到了幸福，但她还是怕人家说起，为啥？因为她不“守节”了啊！祥林嫂因为没有守节而受苦，在祝福的声中默默地死去。与其说祥林嫂死于无爱的人间，倒不如说她是死于封建的礼教下，死于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毒害下！《明天》里的单四嫂子受苦于守节，她的唯一愿望就是好好地养活她的宝儿。就是退一步来说，假如单四嫂子没有守节，去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又可以照顾自己两母子的男人，也许，她的宝儿就不要死掉，就不会那么盲目地相信何小仙的那“长长的指甲”。总的来说，封建社会就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它吃掉你的思想，你的灵魂！当然涓生和子君的“微不足道”的爱情更加不用说了。

封建思想数千年来，都在沉重地压制着人们的思想，压制着人的个性的发展。它不会给你一个小小的空间，让你去发展。在那些“卫道士”的眼里，你一旦反抗了，那就是和他们为敌了。涓生的失业，说到底一句就是那些“卫道士”们在压制着涓生。“那雪花膏便是局长的儿子赌友，一定要去添些谣言，设法报告的”，添什么谣言？那还不是说涓生和子君违背了封建伦理道德，没有经过双方家长的同意便同居了，那是大大的破坏社会风气的了！“和她的叔子，她早已经闹开，至于使他气愤到不再认她做侄女”，子君的叔叔连自己的侄女的不认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子君是个不遵守“道德”的人。记得涓生和子君在找住所的时候，“寻住所实在不是容易的事，大半是被托词拒绝”。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人们是看不惯，也看不起那些自把自为的“叛逆者”的，他们的内心深处只有礼教这两个字，而没有爱情两个字！

也许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得而复失的时候，子君可以重新过上自己的生活，那也不算是太大的悲剧，最多我们只是可惜他们的爱情是那么的弱不禁风而已，也不会太大的悲伤。但是，在当时那样沉滞、腐朽的社会里，她只能：“现在她知道，她以后所有的只是她父亲——儿女的债主——的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此外便是空虚。负着空虚的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这是怎么可怕的事呵！而况这路的尽头，又不过是——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那是什么？那是吃人的社会啊，子君走了第一步，社会就不会让她有机会“改正”的了，既然子君违背了他们的“伦理道德”“三纲五常”，那子君最后只有被逼迫走向那“没有墓碑的坟墓”了，这些是多么的可悲啊！即使你有更强的意志与斗志，到头来也会有给它吃掉的危险，想得到真正的自由，那只有推翻这个吃人的社会，推翻一切沉滞、腐朽的制度。

可以说社会上的“流言似虎”吧，涓生和子君的同居引起多少人的白眼？引起多少的议论？“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就连自己的朋友也是一样，“我也陆续和几个自以为忠告，其实是替我胆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绝了交”。其实鲁迅先生又何曾不是呢，为了和许广平同居，为了他们的爱情，他们只有离开了北京，作为一个战士的鲁迅尚且要里开，涓生和子君的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社会不会给他们的爱情一个自由的空间，“恋爱是自由的”在他们那个社会里是不会出现的，那他们的爱情绿洲也就被破灭了。

在那沉滞的社会里，他们想跨出一步是那么的困难，可以用许广平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在社会上严厉的戴着道德的眼镜，专唱高调的人们，在爱之国里四不配领略的人们，或者嫉恨于某一桩事，某一方面的，对爱的他俩，也给予一番猛烈的袭击。”2

其次是涓生和子君本身的弱点。就子君来说过于依附于涓生是爱情悲剧的主要原因；视爱情为人生终极目标是子君爱情悲剧的重要原因。

他们两个人同居之后，他们的性格也随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生活的压迫接踵而来，生计断绝的困境中，涓生那自如的心情没有了，随即自己的自私、虚伪和卑怯的心理便膨胀起来。这样，他们的爱情也就在自己那膨胀的心理中慢慢地变质，慢慢地变淡，最后走向了破裂。

刚开始的时候，涓生是勇敢的，对爱情也是真挚的，也是令人感动的。“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他们都是觉醒的知识分子，他们彼此鼓励着，彼此依偎，准备逃脱

这个沉滞的社会，追求自己的爱情，他们抛弃了世俗的眼光。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他们的确找到了自己的爱情。他们的爱是甜蜜的，“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但是，涓生他本身的弱点，在社会和生活的压力下，慢慢地流露出来。涓生那样做，实际上是一种不负责任、把子君往死里推的表现！一种虚伪的心态！他也知道子君一旦离开了他，回到她父母的家里，她一定会死于那“无爱的世界”。最后子君死于那无爱的世界里。涓生没有做到为爱侣奉献，更没有尽到对爱情应该负的责任，他想的只是他自己。说句不好听，是那种“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思想，在当时的社会里，他离开了子君，实际上就是把子君送向死亡的尽头！

《伤逝》中，涓生他自己明明两次想到过，他离弃子君的结果，是子君的死。第一次，是他打算离开子君的时候，“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并且立即忏悔、自责。第二次，是他决定说出他不再爱子君之前，“我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她应该决然舍去，——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责，忏悔了。”然而，他仍然用了十分的决心，说了下面的一段话：

“„„况且你已经可以无须顾虑，勇往直前了。你要我老实说：是的，人是不该虚伪的。我老实说罢：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

也许在他说：“人是不应该虚伪的”的时候，就是他最虚伪，最卑怯的时候。他所讲的一切，真的像他所说的一样吗？子君真的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了”吗？其实他是知道的，“我也突然想到了她的死”，只是他不敢去面对而已！

当然，我们不可以认为涓生就是一个坏人，他也沉痛地说出了自己悔恨：“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也是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

在最初反抗家庭专制的斗争中，子君同样表现出非凡的勇敢和坚决，她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样响亮的个性解放呼声，但她以为争得“同居”的权利，就获得了一切，从此安于平庸的生活，将“别的人生的要义”都忘却了。旧思想的束缚使子君心甘情愿地成为捶着衣角生活的家庭主妇，“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4的思想牢牢地禁锢着她。一旦失去了涓生的爱，便无可奈何地退回父亲那里，独自负荷着虚空的爱的重担，走完人生的长途。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与“我真不料这样微细的小事情，竟会给坚决的、无畏的子君以这么显著的变化。”深刻地反映出子君的转变，从原来那个勇敢和坚强的子君变得如此的软弱。一切都是因为她自身性格弱点和传统的思想在她的心中打下 的深深的烙印。在她的眼中除了喂她的小油鸡和阿随之外，就是忙碌自己的家务，其他的事情都已经不再记得。随后渐渐陷入了小市民的争斗中，为了那小油鸡而和邻居吵开了，为了一些并不重要的事情而耿耿于怀，“她说，阿随实在瘦得太可怜，房东太太还因此嗤笑我们了，她受不住这样的奚落。”这样的生活和传统的那些小市民有什么差别？人是会变的，如果停下自己的脚步，不再前进的话，那就变得消沉了很多，记得路遥说过这么一句话：“人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才可以活得更充实”，那的确不错，一个人要想活得充实，就要不断的完善自己，把自己的精力用在有用的地方——不要像子君那样把自己的精力放在无谓的小市民争斗中，那样只会磨灭自己的意志。

但是，子君毕竟是那个沉滞的社会中的一个觉醒者，她喊出了数千年来女性不敢喊出的声音：“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一点令所有的人都很受鼓舞。虽然涓生和子君他们的性格都被传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但他们到底是当时极少数觉醒的知识分子成员。

最后，经济上的困顿，使他们失去了轻松自如的心态，他们的爱情也就一步一步地走向灭亡。涓生和子君的爱情虽然都有很深的感情（刚开始的时候）。但是，到最后他们那朵美丽的爱情花朵也是悄然凋落。在除了社会压逼和他们个人性格特点的缺陷之外，生活的困顿，使他们失去了斗志！我虽然不敢说没有面包就没有爱情，但是没有面包的爱情是难以维持的，难道真的是：“有情可以饮水饱”吗？美满的爱情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的，就像一朵美丽的花朵需要阳光和雨露一样。在经济困顿上，涓生和子君那轻松自如的心境没有了，当涓生被局里开除了的时候，子君的第一反映是：“无畏的子君也变了颜色”，涓生也只有忙碌在于那求生的道路上，以前的那些轻松心情没有了，他忙碌在那抄抄写写的工作中，由此也和子君产生了矛盾。涓生要一个安静环境去工作，而子君也为了生活上的一点琐碎的事情和生活上的拮据而同邻居争论不休，致使涓生有了那么的一种感觉：“天气的冷和神情的冷，逼迫我不能在家庭中安身”，这样的生活，爱情会长久吗？答案是肯定的。

一个人要想战斗，首先你得不饿着肚子，“不至于饿着肚子战斗，减了锐气”5，涓生和子君都具有很强的反抗精神，但是由于经济陷入了困境，涓生无法在家里静静地做他的事情，子君也得去为了生计而忙碌着，他们再也没有时间“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自然就少了一份理解与交流了。也许他们都忘却了经济对他们来说是那么的重要，记得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里面说道：“但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办法”。所以，涓生和子君想得到美满的爱情，得去解决一下自己的经济问题才行啊。

总之，封建礼教的束缚是他们爱情悲剧的社会原因，涓生和子君本身的弱点是他们爱情悲剧的主要原因。无论如何，他们最终还是冲不破封建礼教的樊笼，还是被旧的樊笼葬送了原本美好的爱情，窒息了宝贵的人生。

参考文献：

1、鲁迅作品选

从人物形象看悲剧意蕴 篇3

伊迪丝·华顿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纯真年代》是她的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故事主要发生于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以阿切尔·纽兰与梅·韦兰、埃伦·奥兰斯卡之间的爱情为切入点，描绘了一幅纽约上流社会的风俗画卷。故事讲的是阿切尔的犹豫与妥协。阿切尔与初恋情人埃伦重新燃起爱火，然而他又不愿割舍未婚妻梅，最后埃伦离开，他与梅继续维持婚姻关系。故事发展与《红楼梦》的情节有异曲同工之妙。贾宝玉与林黛玉心心相印，最后却是宝玉与宝钗步入婚姻殿堂，黛玉带着满腔的忧愤离世。这两部作品不仅故事情节有类似之处，人物也有共通性。他们一个个都蕴含着深切的悲剧。

1. 阿切尔与贾宝玉

阿切尔自小接受上流社会的熏染，在不可动摇的传统习俗中长大，循规蹈矩地过着悠闲的生活。这与贾宝玉是一样的。阿切尔的悲剧在于他与他的同类的不同之处，那就是他爱读书，喜欢思考。他和宝玉一样，厌弃自己所处的环境，希望逃出世俗的樊篱却又无能为力。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构成了他悲剧的主体。阿切尔渴望自由他欣赏埃伦的与众不同，背她身上所焕发出的自由精神深深吸引。他爱上了埃伦。然而，他又无法抛弃梅。阿切尔虽然讨厌美的呆板和愚昧，反感她对她的家族乃至于整个上流社会的服从，可是，他又想到，如果自己的未婚妻发生埃伦的那些行为，“自己即便请求教会和国家给她最严厉的惩罚也是正当的”。阿切尔没有勇气叛离自己的婚姻。埃伦得知梅怀孕的消息后，毅然与阿切尔分手，离开纽约，阿切尔平静的接受了这一切。宝玉最后也是娶了自己完全不爱的薛宝钗为妻。

阿切尔与宝玉还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他们的反抗都是消极的。阿切尔的不满永远停留在心里，表面上还是滴水不漏的按照惯例行动，而宝玉是采取回避的态度，躲开封建卫道者们的锋芒。面对异常坚固的世俗力量，他们最后都选择牺牲自己，向社会妥协，形成自己的人生悲剧。

2. 埃伦与林黛玉

埃伦和林黛玉都萌发了对自由和真情的追求，然而，在不允许自由和真爱的社会制度下，她们的悲剧就在所难免。埃伦逃离他那不忠诚的丈夫，从欧洲回到纽约，她坚持离婚，寻求自我的独立自主，却得不到家人的理解和社会的支持。在阿切尔的说服下，放弃了离婚的念头。后来，她与阿切尔之间的爱情被重新激发出来后，埃伦又顾及到家族的荣誉、阿切尔的声誉和表妹梅的幸福，痛苦地要求和阿切尔保持距离，“只有放弃你，我才能够爱你”，成了埃伦无可奈何的爱情宣言。以理性的态度处理爱情问题，以“良知”克制感性的冲动，服从社会道德，遵守世俗理念，牺牲自己，摆脱心理负担。三人的爱情纠葛，以埃伦退出，阿切尔留在梅身边收场。林黛玉则因没有显赫的家族做后盾，与宝玉有缘无分，“心事终虚化”。埃伦虽然没有得到爱情，却也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自由独立。而林黛玉痴迷过甚，落了个香消玉殒的结果。

埃伦与黛玉的结局虽然不同，但她们对情的热烈憧憬、对爱的真挚态度是相似的，她们都是挑战传统的社会制度和虚伪的社会道德约束的新女性。书中对埃伦的描写都是在充满诗情画意的背景中展开的，烂漫温馨的寓所、日暮里的港湾、宁静的夏日游轮。而曹雪芹在勾勒林黛玉时，赏花、作诗、作画，唯美到极致。由此可见，这两位女性都是作者们所极力赞扬的人物。她们的悲剧都是得不到心中所爱，幸运的是，她们都爱过，也曾被爱过。

3. 梅与薛宝钗

梅·韦兰是传统社会礼教培养出来的产物，她魅力纯真，永远说着得体的话，具备当时社会制度要求女性具有的全部美德，是纽约上流社会公认的好姑娘。薛宝钗也被封建统治阶级认定为好女子。她们二人的悲剧来源于她们对自己社会地位及社会地位的完全认同，服从礼教安排，组合没有爱情基础的婚姻。梅明显感觉到阿切尔与埃伦之间关系的不寻常，然而，她却对丈夫灵魂的背叛没有丝毫的指责，继续维持婚姻表面的和谐。背地里，她在还不确定是否怀孕的情况下告诉埃伦自己怀孕了，迫使埃伦离开，击退情敌于无形之中。确定怀孕之后，梅表现出的不是即将为人母的喜悦，而是“充满了胜利的泪水”。“你们两从来没有要求对方做过什么事，对吗？可你们也从来没有告诉对方任何事。你们就是坐在那里，揣测对方心里想什么。简直就像在聋哑人收容站！”这是他们的儿子对他们二十多年夫妻生活的观察，与其说是甜蜜的扶持，不如说是冷漠的厮守。而薛宝钗只得到贾宝玉“悬崖撒手”的顿悟。

貌合神离的婚姻关系里，“阿切尔仿佛在心中建起了一座圣殿，里面有他最隐秘的思想和渴望，而奥兰斯卡夫人则成了其中的女王。”而贾宝玉“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梅与宝钗既可怜又可恨，她们既是世俗思想的维护者，更是受害者。没有心灵沟通的婚姻就像是一口棺材，只会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而这两个女人只能在这暗无天日中蹉跎岁月，直至生命的终结。

“金玉良缘”取代“木石前盟”，既是《红楼梦》的写照，亦是《纯真年代》的悲剧。这种悲剧的产生，固然与他们自身的性格弱点有关，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才应该是真正的罪魁祸首。爱情是世间最刻骨铭心的情感，“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身死相许”、“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古今中外想这样感人肺腑的爱情诗文比比皆是。美好爱情被外界不合理的因素破坏，那就证明这个社会的不合理性。这六人的悲剧意蕴不仅仅是爱情的悲剧，更是人生的悲剧、社会的悲剧乃至是全人类的悲剧。

参考文献：

[1] （美）伊迪丝·华顿《纯真年代》 赵明炜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

[2] 《红楼梦》插曲《终身误》

《苔丝》人物悲剧成因解析 篇4

这部电影为何令人如此垂青呢?原著作者哈代认为大自然同样具有磁场和灵性,“威塞克斯”的景色自它有苍凉、昏暗、空旷的神秘色彩。电影继承了原著的精神内涵——悲凉而深刻;重新提炼了人物关系突出了主题。影片以黑色基调为主营造了压抑、苦痛的绝望情绪,引起了人们灵魂情感深处的共鸣,暗示了主人公苔丝多舛的悲剧命运。影片弥漫着导演罗曼·波兰斯基对苔丝宿命的无奈之情。我们试着从《苔丝》主人翁所处的时代政治、经背景来分析苔丝人物悲剧成因解析。

一、电影苔丝形象所处的时代背景

19世纪中期英国资本主义迅速崛起,英国的经济独占全球70%份额。资本主义已悄然在农村萌芽,影片中《苔丝》所处的正是英国资本主义维多利亚时代全盛时代。工业文明的入侵颠覆了农村固有的生产方式。新式农业机器的广泛应用让濒临破产边缘的个体农民生存状况更加糟糕。少数农业资本家如亚雷少爷、克里克老爷们占有着农村的土地、农场、牧场和大牛奶厂。农村贫富两极分化,农民因贫穷不得不沦为雇佣劳力。

电影《苔丝》呈现出19世纪中期维多利亚繁荣盛世时乡村的独特美感,导演波兰斯基以高超的技巧、独特的影像风格拍摄了穿梭于城市之间的火车,秋收时节农场机器夜以继日的脱粒情景,影片直观地呈现了苔丝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波兰斯基在影片中以流畅、娴熟的镜头语言展现出资本主义蒸汽机时代城市风貌,并借时代背景来烘托人物形象:底层小人物虽努力挣扎却始终无力逃脱命运的安排。

二、苔丝命运的悲剧解析

1. 时间的往复、季节的更迭暗示了苔丝悲剧的宿命

故事中的时间循环与人物的命运变化巧合。《苔丝》主人公在循环的时间中改变着人生轨迹,是阴差阳错还是命运的安排?影片和原著中巧妙地以四季为轮回为叙事的时间线索。春夏秋冬对应着苔丝的生活从生机盎然的暖色调过渡到冰冷绝望的冷色调。

影片缘起在第一年的春天(跳舞),苔丝“头上扎着一根红带子,在一片白色的队伍里……”暖色调的红带子表达了苔丝热爱生活,憧憬着美好未来的浪漫情怀。“一片白色的队伍里”暗喻苔丝的年轻纯洁,白璧无瑕。

秋天(被亚雷玷污,陷淖沾泥)循环,“秋天的纯瑞脊,空气中弥漫着夜雾,好似一张张雾气织成的网罗,变成了树木中间一片一片的纱幕了”。夜雾暗喻苔丝未来的生活虚幻、很不明朗;雾网预示苔丝未来的生活没有依靠,受制于亚雷的金钱之网。

第二年的夏天(生下亚雷的孩子)

秋天(在奶牛场与安吉尔恋爱)哈代写到,“旺盛的夏季时光,草木孕育繁殖的嘶嘶声,汁液都喷涌得几乎听得到声音,此情此景,就是最飘忽轻渺的恋爱,也莫不不变成缠绵热烈的深情”。影片情景交融,描写陷入热恋的苔丝和安吉尔。

冬(结婚被抛弃)

第三年的冬(迫于生计屈尊于亚雷),电影的镜头中“冬天农舍非常荒凉。目之所及不见一棵树,此时,草色萧条”。“整丛的灌木或者大树,都似一幅触目惊心的素描,白色的线条挣扎在惨淡的灰色天空之上”。

第四年春4、5月(杀死亚雷,苔丝被捕)。

苔丝的故事源于春天,也结束于春天。

2. 苔丝的悲剧命运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

电影《苔丝》从内容和叙事上来看基本上忠实于小说原著,以苔丝与两个具有典型性格特征男人的爱情角度开始了故事。人物的镜头描述详略得当、主次分明。

亚雷个性自私、放荡,哈代描写道:“他眼睛滴溜溜转”,“脸上的曲线表现一团色欲之气”。当苔丝迫于生计重新回到亚雷身边时他说:“你记住了,我的夫人,从前你没逃出我的手心,这回你还是逃不出我的手心。你只要作太太,你就得作我的太太!”表现了他的绝对占有欲。日常生活里,亚雷俨然就是一个花花公子,他放纵享乐,欺世盗名。

安吉尔貌似开明,具备当时社会的进步思想,他厌倦了繁华的城市,渴望精神的自由。挑战陈旧的社会习俗和等级财富观念。身为中产阶级的他和农场的工人一起劳作,投身于农村艰苦劳动中,他欣赏苔丝纯沽、淳朴、善良的个性,认为她是一切美好事物的象征。他不顾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追求真挚纯洁爱情,与苔丝结为夫妇。表明他向世俗礼教斗争的决心和勇气。然而作为维多利亚时代文化传播中的知识分子,[2]思想上仍然遵循着陈腐的社会习俗和道德偏见,并左右着他的价值观与道德标准。如果他信奉的价值观与现实生活与发生矛盾时,他的所谓进步与开明都会化为浮云。

影片中的苔丝的美德无处不在,她外在勤劳善良、聪明美丽;内在坚韧,执着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美德一、尽管命运多舛,她贪图奢靡享受,对待爱情忠诚、没有虚荣心。宁愿为所爱的人去做他需要的一切。遭到丈夫无情的抛弃后,她把责任归咎到自己头上,依然深深地爱并袒护着丈夫。美德二、勤劳善良。为了照顾家人,她屈辱地两次失身、受制于亚雷,历经磨难。苔丝勤劳、善良、勇敢的品质被艰苦的环境映衬得闪闪发光。

波兰斯基在电影中很好地把握住了苔丝、安吉尔和亚雷三个主要角色。亚雷和安吉尔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势力,它们共同作用,生生将美丽、纯洁、善良的苔丝推向万劫不复深渊。亚雷是“金钱之魔”,牢牢的控制了勤劳、善良但处于贫困之中的苔丝;安吉尔是“道德之魔”,在当时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下,以道德之名,生生埋葬了苔丝期待的幸福生活,亚雷和安吉尔制造了苔丝的悲剧。在肉体上和精神上,代表两种不同势力的亚雷和安吉尔合力绞杀了苔丝。

摘要：由哈代的原著《德伯家的苔丝》改编的影片《苔丝》1979年一经公映就征服了无数影评者与影迷成为经典。一举获得奥斯卡、金球奖等多项大奖。本文简要分析了《苔丝》主人公苔丝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时代背景,解析主人翁苔丝命运的悲剧成因。

关键词：苔丝,悲剧成因,社会政治,经济时代背景

参考文献

[1]E.J.Hobsbawm.Labouring Men: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Labour[M].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64.

中国电视人物悲剧性的表达论文 篇5

在电视剧《康熙王朝》第五集中就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声音的“特写”。八岁的康熙就要举行登基大典了，当时朝政复杂，四个辅政大臣各怀心态，年幼的他对眼前的一切感到手足无措，加上班布尔善刚刚发难，撤了魏承谟的司仪职位，让吴良辅担任司仪，宫廷斗争很激烈。为了给康熙自信和权威，就在他要出门走向登基的时候，太皇太后对康熙说：“孙儿，你要昂首阔步地走，记着，这天有你来撑，地任你来踏，这天下的人都是你的臣民。去吧!”在太皇太后说这一番言语时，声音是扩大了的，非常的宏亮，响彻房间，振聋发聩，画面上是仰拍她的镜头，没有任何杂音。这个本来就极富特质的对白经过特写更显示出太皇太后的坚毅，振聋发聩的感觉，给康熙登基这一历史时刻做了很好的悲壮注脚。 因为人物语言与文学的近缘关系，语言的文学性也可以吸纳进来。作家丛维熙曾说：“电影和电视都需要文学血液的支持，如果影视没有和文学联姻，导演和摄影就是拿出浑身的解数，也难越艺术殿堂半步。而这种要素，却是属于艺术主体中最为重要的部件，而这正是影视工作者最欠缺的(包括某些大导演和名演员——恕我直言)”。

104电视剧《大明宫词》的台词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通过欧化的、莎士比亚式的语言风格，在产生距离感的同时，加强了电视剧的悲剧性。其中通过一段薛绍的表述，就能体会其爱情悲剧的无奈：这样的通过台词对悲剧形象和情景的营造，在该剧的最后一集中更是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现。薛绍的儿子刺杀李隆基，太平公主的出现导致了薛绍儿子的死亡，太平公主觉得很多人因为爱自己而死亡，悲痛欲绝的离开了，但是李隆基追了出来，大声喊着：“姑母你不要走，我爱你!这句话憋在我心里整整二十年了，我知道我将接受怎样的道德谴责，可是我不能不说。我无法抑制我对你的情感。尽管这令我感到恐怖和羞耻，可对于它的畅想依然令我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甜蜜。”

3结语

文化冲突下的悲剧人物 篇6

关键词：文化冲突；黛西·米勒；悲剧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149-02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和文学理论家，在英语文学界享有美名，被认为是现代小说的先驱和文化使者。英美两国都把他归为自己的作家，他和他的作品一样，都是很特别的。在他的多数作品中，他引入“国际主题”，也就是欧美两种文化和社会的交往。因为他本人游历过欧洲的许多国家，因此深刻地感受到两种文化的不同，也形成了他的国际主题。在詹姆斯的小说中，他把角色放入这两种文化中，赋予他们不同的性格以及对欧美两种文化的不同的态度。在《黛西·米勒》（Daisy Miller）中，詹姆斯赋予女主人公黛西悲剧的命运。当然，对待黛西的悲剧，文学界存在着不的态度，有同情，有漠视，这也意味着对待欧美两种文化态度的不同。然而，如何避免这样的悲剧，这是一个让人思考的问题，也是作者想通过黛西来告诉我们的。

一、黛西，注定的悲剧人物

黛西，像她的名字一样，是一朵清新的雏菊，天真而单纯，充满了芳香，但是也粗俗，没有修养。最后，在罗马严寒的冬天，这朵娇嫩的小花凋谢了。事实上，黛西是文化冲突的牺牲品。然而，我要说的是，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黛西的悲剧是注定的。有两个原因造成了这场悲剧，一个是黛西自身的原因，另一个就是欧美文化冲突的原因。黛西的出场，穿着白色的纱裙，上面缀满蕾丝和花朵，还有粉红色的蝴蝶结，优雅而美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在黛西与温特伯恩（Winterbourne）的第一次会面中，黛西的所说所为都让我们清楚的意识到她不同于欧洲女孩，也让温特伯恩感到迷惑，从而对她产生了矛盾的看法，是天真纯洁，还是美丽风骚。我赞美她的自然和清新，但也为她的粗俗和无知感到惭愧。在温特伯恩要离开时，黛西的言语和行为，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她的天真、纯洁与无知。这与欧洲文化是格格不入的。在罗马，黛西并不欣赏罗马古文化，并不在意欧洲的深厚的文化底蕴，由此，我们知道，黛西是无知的。最终，在古罗马圆形剧场的废址上，温特伯恩唾弃了黛西，因为她不听从沃尔克太太的劝说，执意要与意大利男子在深夜逛花园。也就在不合习俗黛西说“沃尔克太太，如果说这样做是不合习俗，那么我这人从头到脚都不合习俗，你就不要管我了”的这个时刻，两种文化熏陶生成的行为模式第一次正面交锋，这种互不相容也注定了黛西的悲剧。这个时刻，她已经意识到了这两种文化的差异，而她却不听从别人的意见，依然我行我素。最终在某个晚上深夜11点，黛西和那位意大利男子吉奥瓦尼里先生漫步在“月光影影绰绰的古罗马剧场”，感染了罗马热病——疟疾，不久便香消玉殒。可以说，黛西是她自己的天真的牺牲品，因为她的行为与欧洲社会格格不入，并且在她意识到这种文化差异后，丝毫不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这也就注定了她的悲剧。

另一方面他们还面临文化冲突，即欧洲文化和美国文化的冲突。黛西生活在美国的一个小镇，这里的人们诚实、勤劳，但文化修养不高。他们享受着美国的自由，没有欧洲社会的森严的等级制度和行为规范。欧洲人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做事遵循社会行为标准，但他们也世俗、伪善。如此两种文化相遇，冲突再所难免，也就造成了黛西的悲剧。

二、其他角色对待两种文化的态度

小说中的其他角色，如温特伯恩（Winterbourne）、克斯蒂洛太太（Mrs. Costello）、米勒太太（Mrs. Ezra Mille）、沃尔克太太（Mrs. Walker）、吉奥瓦尼里先生（Mr. Gionavelli），都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他们对待美国文化的态度也决定了他们对待黛西的态度。温特伯恩，一个年轻的欧洲化了的美国人，他更加熟悉欧洲文化。在第一次与黛西见面后，他把她归类为“一位风骚的女性”。当黛西谈起纽约的社交生活时，温特伯恩“觉得既饶有兴味，又困惑不解”，他还是生平第一次听到一位少女这样表白自己。他也意识到由于自己常年居住在日内瓦而丢掉了美国的风格。在这第一次见面中，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给他带来的差异已经使温特伯恩丧失了推理能力。虽然温特伯恩一直试图从美国文化的角度去解读黛西，一直摇摆于黛西究竟是一位“天真一粗俗的混合体”还是一个“心怀叵测、放肆、不择手段的女郎”之间，但最终他在古罗马圆形剧场的废址唾弃了黛西，认为“她是一位不会再得到有教养的男士尊敬的女郎”。黛西去世后，他才醒悟：“我注定要犯错，因为我在国外居住得太久了。”从他的一系列的态度变化中，我们知道，温特伯恩已经意识到了这两中文化的不同，但他最终也没能找到挽救黛西的方法，相反，却唾弃了她。克斯蒂洛太太，温特伯恩的姑妈，是一个有钱的美国寡妇，有着极其深刻的欧洲等级观念，她很难接近。虽然从没见过黛西，却对黛西妄加指责，并把她归为下层社会的人。克斯蒂洛太太是欧洲文化的尊崇者和捍卫者，鄙视美国文化。沃尔克太太，不同于克斯蒂洛太太，扮演着挽救黛西的角色。她好心驱车赶到平西奥花园，苦口婆心地劝说黛西应和母亲散步，不该违背当地的风俗——单身与两位男士闲逛。但由于黛西拒绝了，她最终放弃了挽救，她也是欧洲文化的尊崇者和捍卫者。米勒太太，黛西的母亲，一个美国典型的母亲，对子女管教不严，不像欧洲那些母亲，她允许自己的女儿与男士随意交往，并且还要和自己女儿认识的那些男士见面。她允许黛西在罗马社会随意交际，不约束她。米勒太太丝毫不了解欧洲文化和社会行为习惯，因此到最后她的女儿以悲剧收场。吉奥瓦尼里先生，一个意大利人，虚伪、势利。这个长得精致的意大利小个子男人，迷惑了黛西。他明知道在那样的夜晚在罗马会让黛西感染疾病，可还是陪同她一起逛花园。吉奥瓦尼里先生只想讨黛西的欢心，一点也不在乎她的安全，也不为她的名誉着想。他很清楚欧洲社会的行为习惯，知道黛西的行为与欧洲社会格格不入，却不伸手挽救她，甚至侮辱了她。这些人都对黛西的悲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詹姆斯对两种文化的态度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知，詹姆斯对待发生在黛西身上的悲剧所持的态度也是复杂的。詹姆斯一方面对美国人的天真表示认同，严厉批判了欧洲人的世俗和伪善；另一方面，他也指出了美国人的不足，他尽力去表现黛西的天真与纯洁，但对黛西的粗俗与无知也不可能回避。很多例子都说明黛西对欧洲文化的无知和不欣赏，她的乐趣只在于社交。从这个角度，詹姆斯还是对美国文化的粗俗感到遗憾的。詹姆斯对待黛西的态度在温特伯恩身上反应出来，不确定的态度，不知道如何做才能挽救黛西。传统而注重礼节，对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社会的平稳是必要的。人必须学会适应环境，做到入乡随俗，才能保持友好的人际交往。在詹姆斯长时间的探索中，最终发现，只有文化融合才是解决文化冲突的办法。

文化无所谓好坏，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但是人们进入到另一个文化区域时，就得入乡随俗，否则就会引起文化冲突。詹姆斯知道这两种文化各有优点和弱点，并致力与解决这种冲突。在他的早期作品中，他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所以多数的美国英雄在进入欧洲旧社会时都遭受了像黛西一样的悲剧。最终，詹姆斯找到了解决的办法，那就是文化融合，各取优点。詹姆斯写作时期，美国正处于一个特殊时期，刚刚获得主权独立，一切都百废具兴，也包括文化和艺术。虽然詹姆斯在几个领域里都享有盛誉，但他最突出的还是在小说方面，特别是他的“国际主题”。他的小说主题大都离不开美国人的天真纯洁和欧洲人的伪善世俗，如早期作品《黛西·米勒》，但在后期的《大使者》中，他终于找到了解决两种文化冲突的办法，那就是文化融合。在分析了詹姆斯成长的家庭背景和所受到的文化影响后，我们知道了詹姆斯形成“国际主题”的原因，他并不是在简单地想描写美国人的天真和欧洲人的世俗，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美国人在欧洲生活，有着极其“复杂的命运”，但他的视角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欧美两种文化的孰好孰坏上。

导致黛西悲剧命运，既有黛西自身性格的原因，也有文化冲突的影响。我们知道，影响一个人的命运的，社会客观原因固然重要，但个人主观行为也起着很大的作用。要避免黛西这样的悲剧，人在陌生环境中，要学会适应，并采用合乎环境的方式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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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Bellringer， Alan wl. Henry James， Modern Novelists Serie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8.

〔2〕Blackmur， R.P. Studies in Henry James.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83.

〔3〕Bloom， Harold. Henry Jamess Daisy Miller， The Turn of the Screw， and Other Tales. New York： Chelseal House Publishers，1987.

〔4〕傅井川，杨景宏.黛西·米勒[A].世界中篇小说名著精选[C].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996.

〔5〕代显梅.亨利·詹姆斯的欧美文化融合思想刍议[J].外国文学评论，2000，（1）.

〔6〕亨利·詹姆斯.黛西·米勒[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边城》中主要人物的悲剧命运 篇7

然而在这个风景如画、人情美好的世界里, 人们的内心深处却蕴含着辛酸、悲凉和孤独。如有评论者指出:沈从文的《边城》, 使人读后总在获得美的感觉的同时, “感到一种忧伤、悲凉和惆怅, 总感到他所描绘的明丽景物和温暖人情, 笼罩着一种似雨似雾、挥之不去的阴湿与愁苦, 总隐隐地感到作者在有点强作欢笑。”原因是他以诗人的敏感和情绪, 编织着一副与现实人生完全不同的“优美, 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他同时又担负着一个思想家的担子, 想为我们的民族寻找一条摆脱“堕落趋势”的路途, 他感到力不从心, 感到痛苦、寂寞, 感到前途的无测。他的这种心绪辐射到他笔下的人物身上, 于是就产生了老船夫的“一切要来的都得来”的无奈心声, 产生了少女翠翠“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 也许明天回来”的不测的等待。

《边城》中主要人物都是纯朴善良的好人, 但这些好人没有一个能够逃脱悲剧的命运, 或是爱情破灭, 或是非正常死亡, 或是离家出走, 无一如愿。

翠翠是个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 是人性美与人情美的化身。她天真善良、美丽乖巧、善解人意、温柔恬静。留给读者的是她“天真灵逸、羞怯中见娴雅的气质, 是她如鱼戏水地融合于大自然之中诗一般的神韵”。然而, 她又是很不幸的。虽有慈爱的爷爷关怀备至, 生活表面恬淡而平静。但因为自幼父母双亡, 内心有着无比深沉的孤独和忧伤, 她会在无人的时候独自垂泪。爷爷虽然一心想把她交给一个可靠的人, 但她的爱情仍以悲剧告终。爱她的大老和二老一个意外溺水身亡, 一个黯然远行, 不知所踪。而和她相依为命的爷爷也心力交瘁而死, 只留下她孤寂、凄凉地守着渡船, 在迷茫与无望中等待心上人的归来, 但没有人能告诉她要孤独地等到什么时候。

爷爷是中国传统美德的典范, 一辈子尽忠职守、轻利重义、宽厚仁慈、豁达爽直。他生活虽然清贫, 但却从不贪心;乐善好施, 却从不索取, “凡事求个心安理得”。终生为别人服务, 却不图别人一丝报答。他因为女儿婚姻的悲剧, 在心里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痕, 他害怕女儿的悲剧重演。他爱护、疼惜孙女, 为孙女的亲事担忧, 为孙女能有个好的归宿而日夜操劳, 在大老、二老和顺顺面前奔波, 而最终不能如愿, 他又不能向任何人求助诉说, 带着深深地忧虑、遗憾在雷雨交加之夜心力交瘁溘然逝去。

大老、二老两兄弟, 勤劳能干, 性情豪爽、慷慨。大老爱翠翠, 糊里糊涂地陷入爱情的矛盾中, 最后他感到希望破灭, 爱愿难成, 只能孤独地外出闯滩不幸而亡。二老也爱翠翠, 他为追求爱情, 和哥哥“决斗”, 夜半唱情歌, 却并不为心上人所知。最后也孤独地出走, 远下桃源。

《边城》中的每个人都在孤独中挣扎着, 尤为可悲的是, 翠翠本应处于悲剧的中心, 可实际上她却一直处于悲剧之外。她不知道大老是因不能得到她的爱而忧愤出走后落水身亡的, 她不知道二老离家远行也是因为不能得到她的爱, 她甚至也不知道爷爷猝然离世全是由于替自己的亲事思虑奔忙而心力交瘁。只有这一切都已发生, 陪伴她的杨马兵向她说明了之后, 她才如梦初醒“哭了一个夜晚”。

论繁漪成为悲剧人物的性格因素 篇8

一个人物能否成为悲剧人物, 并不取决于他的社会地位的高低, 也不取决于他的生命毁灭的价值的大小, 只要一个人的生命活动过程显示出有价值的生命激情与悲剧精神, 无论是这个人是英雄, 是普通人, 还是反面人物, 都可以成为悲剧的主角。 (1) 繁漪是一个追求自由的知识女性, 在家庭生活中她陷入了周朴园的精神折磨与压抑的悲剧;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 她遭受了周萍的背弃, 这位要求摆脱封建压迫的女性, 又一次陷入了绝望的悲剧。繁漪身上有着不同常人的生命力激情, 她甚至不惜牺牲生命来寻找真正的自我及自我的真正价值。虽然她不是英雄, 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甚至她反抗和报复的行为还让人觉得有些残忍, 但繁漪身上所展示的独特的性格特征以及对生命的激情、对自由爱情的渴望, 足以使她成为一个耀眼的悲剧人物。

一、“性格悲剧”对繁漪形象的影响

曹禺的话剧《雷雨》在创作上明显受到西方戏剧理论的影响, 其中性格悲剧的因素在繁漪这个人物上表现尤为突出。曹禺在南开中学读书时, 就爱上了莎士比亚的戏剧, 他十分欣赏莎士比亚戏剧中对内心矛盾而又复杂的人物性格的塑造。经过五年酝酿, 曹禺终于在1933年完成了《雷雨》。莎士比亚作为曹禺最为推崇的剧作家, 莎翁的“性格悲剧”对曹禺笔下繁漪形象的塑造影响可谓是巨大的。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性格不是单一的, 而是复杂多变, 且不断发展变化的。他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内涵是丰富的, 是许多性格特征的充满生气的总和, 他们在思想上有着超越时代的敏锐感, 代表了进步力量, 但自身又有着致命的弱点, 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抗争来改变命运, 在最终在现实面前倒下了。

莎士比亚“性格悲剧”最具有代表性的当数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也被认为是戏剧舞台史上最复杂、最矛盾、最犹豫的人物。当哈姆雷特得知父亲被害的事实真相时, 他一直想手刃叔父, 为父报仇, 可是他性格软弱, 一直无法下定决心主宰自己的命运, 内心在矛盾中挣扎, 在犹豫和等待中失去最好的时机, 酿成悲剧。曹禺由于对莎士比亚的热爱, 无意中在自己创作的天地里留下了“性格悲剧”的痕迹。哈姆雷特的人物形象更是给曹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使曹禺在自己的作品中深入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 分析人物的性格因素, 塑造了多面性的人物形象。他所塑造的繁漪既是《雷雨》悲剧的灵魂, 又是曹禺剧作中具有独特魅力的人物形象。繁漪形象之所以震撼了万千读者, 主要在于作者深刻地表现了她矛盾复杂的人物性格。“她的外形是沉静的”, 可是内心却燃烧着熊熊的一团火。她对周朴园表面上是屈从的, 但内心里却充满了仇恨和反抗;她抓住周萍不放, 不惜陷入“母亲不像母亲, 情妇不像情妇"的可悲境地, 由爱生恨, 从倔强变成疯狂的报复。

二、非理性的“雷雨式”性格

悲剧人物的生命活动受到主体的许多确定与不确定因素影响, 其中的个性癖性的作用不可小视, 因此, 悲剧人物的个性癖性成为我们审视悲剧生命之维的一个重要内容。 (2) 繁漪能够成为《雷雨》的灵魂人物直接与其"雷雨式"的性格有关。她是个忧郁、阴鸷的女性, 她的内心有股不可抑制的抗争力量, 最终爆发为反抗和报复。受到“五四”时期个性解放和女性意识觉醒的影响, 繁漪内心世界一直渴望拥有自由、平等的爱情。作为一位受过教育的女性, 她有着所有年轻女人都有的对爱情的憧憬、对婚姻的期盼, 可是当她嫁到周公馆的那一刻, 一切都破灭了。丈夫周朴园比她大很多岁, 根本就不懂得平等的爱, 虽然他能提供繁漪过上让普通人羡慕的锦衣玉食的生活, 但周朴园却仍旧维护封建伦理道德规范。18年来, 专制的家长制度, 寂寞无聊的生活, 让她对爱情心灰意冷, 这时周萍的出现打破她沉寂的生活, 她内心的躁动和渴望爱情的种子开始萌芽了。她冲破了理智和伦理道德, 与自己的“儿子”偷情, 她享受着自以为的幸福爱情, 可是很快周萍的背叛, 让她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沉没了, 她的性格变得彻底地阴鸷, 最后不惜一切代价来换取周萍的回心转意, 但最终却失败了。

非理性的雷雨般的性格在繁漪这个人物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很快雷雨般的悲剧也就通过繁漪寻求真正的自我与自我真正价值的性格中爆发了。繁漪可以为了自己的幸福, 不顾一切地追求, 甚至用上报复的手段来挽留周萍的爱, 她在“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的性格交织中, 使她的内心向变态发展。她在绝望中对封建道德观念进行反抗, 由爱变恨, 由倔强变疯狂, 对悲剧进行了更独特、更深层次的发掘。

对爱的追求、对封建专制的抗争意识, 使繁漪的性格里有追求个性自由的一面, 作为畸形社会下的悲哀女性, 曹禺曾把她比喻为“雷雨”, 即具有雷电暴雨性格的叛逆者。曹禺在繁漪出场时, 用了一段舞台说明来描绘她:“她一望就知道是个果敢阴鸷的女人”、“眉目间看出来她是忧郁的”, “她也有更原始的一点野性”。曹禺在《雷雨·序》中, 对繁漪极端性格形成的原因曾做过这样的描述:她们都在阴沟里讨着生活, 心偏却天样的高。热情原是一片浇不熄的火, 而上帝偏偏罚她们枯干地生长在砂上。这类的女人, 许多有着美丽的心灵。然为着不正常的发展, 和环境的窒息, 她们变为乖戾, 成为人所不能了解的。受着人的嫉恶, 社会的压制, 这样抑郁终身, 呼吸不着一口自由的空气的女人,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 不知有多少吧。” (3) 繁漪的身上有种“原始的蛮性”, 她是个敢于用生命来毁灭一切的女人, 她的性格执著而又忧郁, 有爆发性, 也有毁灭性。因此曹禺说繁漪是最具有“雷雨式性格”的人。

三、中国旧式的女人的软弱性

在繁漪的性格世界里, 她既是个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女性, 又具有中国旧式女人软弱的特征, 她的性格具有双面性。繁漪曾经对周萍说过:“你父亲对不起我, 他用同样的手段把我骗到你们家来, 我逃不开。”那繁漪是真的如她所说的逃不开吗?并不是。繁漪虽然读过书, 追求民主自由, 但她并不属于那些自食其力的知识女性, 她的头脑里还同时存在着严重的封建残余。她早已习惯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18年来象一朵艳丽的花一样, 被养在深宫里。虽然她很想摆脱周朴园, 但只要这种被圈养的关系存在, 她就不可能逃走。甚至她也并不想逃开, 因为她连逃开所具备的独立的勇气和能力也没有。思想上的懒惰和性格上的缺陷, 使得繁漪变得软弱, 她根本不可能象娜拉那样, 勇敢地出走。

一个女人如果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 把爱情当作生命的全部, 是不可能走向真正的解放。繁漪的所有抗争, 都在于企图通过周萍微薄的爱来拯救和解脱自己。自从十八年前, 她进入周家这个衣食无忧的笼子开始, 她就慢慢被冷酷专制的周朴园折磨成了没有生命和希望的行尸走兽。三年前, 周萍引诱了她, 但周萍很快就后悔了, 一下子抛弃了她, 爱上了年轻貌美的四凤。这使繁漪感到自己未来生活的最后一点希望和幻想也破灭了, 于是她一心要拆散周萍和四凤, 她认定只要把周萍留住, 就留住了幸福和希望。周萍玩弄了她的感情, 她却不得不在使尽一切手段之后, 苦苦哀求周萍的回头。繁漪甚至祈求他带她和四凤一起走都可以, 然而周萍没有答应。当一个女人如此卑微的乞求, 希望以此留住自己的爱情, 并且还能容忍三人在一起的爱情生活, 这样的女人是软弱的。繁漪对周萍爱得痴狂并失去自我, 用曹禺的话说是一次“困兽的斗”, 之所以繁漪不肯放手, 用尽一切手段去挽回, 最终无力拯救, 是因为她生命中唯一剩下的, 就是爱情。即使是不平等的爱情, 有第三者的爱情, 作为一个受过民主、平等教育的女性, 她也甘愿忍受。以上的分析都说明, 无论繁漪的个性中有如何果断、阴鸷的一面, 也无法掩盖她在经济上对周朴园的依附, 情感上对周萍的妥协, 她的性格悲剧也就不可避免的发生。

繁漪在面对自己儿子的爱情时, 却遵守着强烈的封建等级观念。当周冲向他母亲表示他爱四凤时, 繁漪却强烈地反对这场爱情, 因为她从心底鄙视四凤的出身和地位。繁漪说:“我怕你走错了。第一, 她始终是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下等人。”“我的儿子要娶也不能娶她。”在繁漪眼中像四凤这样出身卑微的下等人的女儿, 是绝不可能嫁入周家, 更不配做自己的儿媳, 她认为自己的儿子要娶也要娶个富家小姐。她在自己追求爱情的同时, 却否定儿子对爱情的追求, 也从来不去关注周冲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在她眼中周冲只是个没有长大的孩子。她自己追求自由、平等的爱情观, 但对于儿子的婚姻爱情时, 却苟同了周朴园的封建门第观念。她忘了自己也是门第观念的受害者, 毫无爱情而言的婚姻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此时却置儿子的爱情不顾。当周萍和四凤要私奔时, 她完全不顾忌周冲的感受, 将儿子喜欢四凤的秘密无情的公布于众, 把单纯的儿子当作了自己夺回周萍的筹码。她虽然爱周冲, 但保守陈腐的封建婚姻观束缚着她的思想, 她又是自私、狭隘的。

总之, 繁漪作为悲剧人物, 其性格对她的生命活动有着直接的影响, 甚至能够对于压抑、窒息、毁灭悲剧人物的生命激情起到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正因为繁漪的雷雨性格和狭隘心理, 使她成为全剧的主导性人物, 引导着戏剧冲突和人物关系的矛盾, 并把戏剧冲突推向悲剧的高潮。钱谷融先生认为:繁漪不但有雷雨的性格, 而且是有独特性的雷雨性格, 她本人就简直是“雷雨”的化身。繁漪操纵着全剧, 成为整个剧本的动力, 牵制着剧中人物:她死命地拖住周萍不让他离开周公馆;她把鲁侍萍召来周公馆;最后在周萍与四凤将要一同出走时, 又是她叫来周朴园, 揭出难堪的事实真相, 了结了这个悲剧, 葬送了这个家庭。《雷雨》这曲悲剧, 是在繁漪的性格力量的推动下一手制导完成的。 (4) 由此可见, 繁漪的独特性格和悲剧结局对观众心灵有着深层触动, 她的性格因素在剧情冲突中居于重要地位。

摘要：曹禺《雷雨》里繁漪的形象受到西方“性格悲剧”理论的影响, 其中性格因素在繁漪这个悲剧人物的表现上尤为突出。繁漪是个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 她以其非理性的雷雨式的性格及其中国旧式女人的软弱的两面性, 引导了全剧的戏剧冲突和人物关系的矛盾, 成为不朽的悲剧人物形象。

关键词：繁漪,悲剧人物,性格悲剧,雷雨性格

注释

1 (2) 佴荣本.《悲剧美学》,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4年1月第1次版, 第126、127页.

2 (3) 曹禺:《雷雨-序》, 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1936年版.

浅析苔丝的人物形象及悲剧 篇9

女主人公苔丝是一个美丽善良但贫穷的农村姑娘, 出生于一个子女众多的小商贩家庭。苔丝是长女, 她还有四个比她小而且年龄差很多的弟弟妹妹们, 而酗酒又身体不好的父亲是一家生活费的主要来源。她迫于生计到地主庄园去做工, 被少爷亚历克奸污怀了身孕。孩子夭折后, 她在一家牛奶厂当挤奶工时, 与牧师的儿子安琪克莱尔相识并相爱。新婚之夜, 老实善良的苔丝出于一片忠诚告诉丈夫自己过去的事情, 没想到克莱尔却抛弃了她。苔丝只好又去做苦工, 这时亚历克又来纠缠她, 困难的处境使她没有任何出路, 只好又选择和亚克力在一起。同时丈夫克莱尔幡然悔悟, 回来找苔丝。苔丝又恨又悔, 刺死了亚克力。在和克莱尔过了几天幸福生活后, 苔丝被捕并被判处死刑。

哈代在这部作品中把苔丝塑造成一个忠诚温柔孝顺的形象。身为人妻, 苔丝深爱着自己的爱人, 认为爱一个人就要无所保留, 她的心中只有爱, 所以对自己的丈夫吐露了自己悲惨的过去, 但是克莱尔嫌弃她并离开她, 这是苔丝人生最大痛苦的开端, 苔丝的忠诚却给自己造成了悲剧。身为人女, 苔丝孝顺听父母的话, 在家庭的巨大不幸面前, 她坚强的承担起养家的重任, 愿意为家庭作出任何牺牲, 包括忍辱负重的与亚克力生活在一起。对亚克力, 在她失身之后, 也没有嫁给他。在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 封建的传统道德, 传统观念仍然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心灵, 失身是一件非常严重的道德事件。但是苔丝并没有屈服于社会压力, 选择离开, 在爱情和道德之间, 苔丝选择了爱情。在书中她对亚克力说, “要是我过去真爱过你, 要是我现在还爱你, 那我就不会象这会儿这样, 因为自己软弱, 厌恶自己、怨恨自己了, 只有很短的一阵儿, 我叫你晃的头昏眼花, 就是这样。”这在当时社会是很难得的, 因为她知道这不是她所追求的幸福, 她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在克莱尔又回头找她时, 她愤然杀死了给自己带来莫大屈辱的毁了自己一辈子的人——亚克力。可这在当时的社会所不能接受的, 因此苔丝的命运几乎是注定是一个悲剧。

二、命中注定的悲剧

我们先从作家所处的时代及他所受的影响来分析。托马斯哈代出生于英格兰西南部的一个小村镇, 生活的时代是英国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度的时期, 资本主义创造了繁荣的经济, 但同时也使下层贫苦人民的生活更为痛苦。哈代非常同情农民的悲惨境遇, 同时他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从信仰上帝到抛弃上帝, 哈代最终找不到问题的出路, 而成为一个悲观主义者, 这使他的文章带有很大的自然主义色彩, 这一点在小说的女主人公苔丝身上表现的最为突出。哈代运用了一系列的“偶然”, 来说明苔丝的悲剧性命运是早安排好的, 是无法避免的, 这也符合自然主义的特点, 自然主义文学大都认为人的力量在整个社会面前是微不足道的, 是渺小的, 人们就像棋子一样, 受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支配, 却又无能为力, 最后导致悲剧的结尾。小说中的老马被车撞死、克莱尔没有看到苔丝的信、苔丝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又遇到亚克力等等, 这些看起来很偶然的事情连在一起, 暗示一个必然的结果, 那就是苔丝不得不牺牲自己去做自己不愿意去做的事情, 从而导致了她一生的悲剧, 当苔丝感到生活日益艰难时, 她不得已求助于按克莱尔的父母, 结果也因为机缘不和而错过了他的家人, 以至于苔丝没能得到任何人的帮助。没有工作、家庭面临的悲剧都预示着苔丝的生活将越来越艰难, 她的悲剧将进一步加深, 苔丝遇见了当初诱奸她造成她悲剧人生的亚力克并被迫与其同居了, 这样使读者觉得苔丝的命运就象是宿命早就安排好的一样, 她的人生悲剧是必然的。

苔丝悲剧的主要原因是在她自己, 但外部因素也起着很大的作用, 比如传统的道德观念、家庭的经济困境和以恶势力等等。导致苔丝悲剧的根本原因是苔丝面对困境与诱惑时, 所作选择的必然结果。苔丝在遇到克莱尔之后, 面对他的的追求, 她的内心充满矛盾, 在那样一个共同外出的风雨交加的晚上, 苔丝终于答应了安玑的求婚, 就在答应了求婚的第二天, “苔丝就写了一封最急迫、最动人的信, 寄给了她母亲, ”寻求母亲的帮助。但是, 在结婚前, 苔丝给克莱尔写的信克莱尔却没有看到。于是, 苔丝在犹豫中不顾母亲的警告, 向克莱尔坦白了自己的过去, 从而最终导致了苔丝被遗弃的悲惨命运。

悲剧是把所有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人看, 悲剧的灵魂要在一定的悲剧环境中形成。这一环境, 既包括主人公所处的社会历史时期, 也包括她生活的周围具体环境。因此, 高明的哈代在描写悲剧环境时没有呆板地作抽象的介绍和说明, 而是致力于冷清凄悲气氛的渲染, 一环紧扣一环, 使读者在阅读之中, 能够立即感受到一种弥漫开来的浓重的悲剧气氛, 仿佛自己就置身在那悲剧环境里, 为主人公的悲惨命运不平。

三、总结

哈代看到了是资本主义制度给苔丝带来悲剧, 哈代本身的局限使他认为, 尽管苔丝的悲剧值得同情, 但它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必然结果, 但这无损《苔丝》这部小说在世界文坛中的地位。除了苔丝的悲剧, 我们还可以感受到许多高尚、纯洁的东西, 无论命运会怎样, 人性中的高尚和纯洁永远不会泯灭, 苔丝的形象却会一直留存在每一位读者的心中。

参考文献

[1]雷芳.哈佛蓝星双语名著导读———苔丝.[M].天津: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2003.

[2]德尼兹-加西尔等著.马慧译.《欧洲文学史》.南海出版社, 2003年.

[3]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论文学与艺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1年.

浅议张爱玲悲剧人物的塑造 篇10

(一) 女性的悲哀

在张爱玲的作品中, 我们会看到许许多多悲哀的女性, 她们无不因为着或这或那的原因开始又结束悲哀的一生。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 本是一个开麻油店的年轻女人, 本也不乏众多追求者, 然而这些身强体健的追求者却都比不过一个天生残废的人——一个家富门贵、财产万贯的二少爷! 在那个年代, 女子是没有选择的权利的, 姜家老太太为了使曹七巧能死心塌地的服侍二少爷决定将其聘为少奶奶, 曹七巧的哥哥为了获得更多的聘金让妹妹嫁给一个残废, 两家各图所利, 一拍即合, 联合将曹七巧推向万丈深渊, 推进黄金牢笼。曹七巧守着一个残废, 用自己的大好青春耗死一切挡在黄金面前的障碍——丈夫、婆婆, 赢得了遗产。为了这笔遗产, 她成疯成魔。“她将彻底扑灭自己的情焰, 把情欲的魔鬼关进意识的牢笼, 一心一意保住那笔‘死钱’。情欲的魔鬼却在不断地要冲破牢笼, 她以变态的方式来满足它。她对一切人施以报复, 在她的潜意识里, 并不仅仅在疯狂的报复于子女, 她在报复男人, 报复世道, 报复自己的身世。”[1]在物欲和情欲的双重压迫之下, 曹七巧的内心变得愈发变态, 她为了黄金不仅牺牲掉自己的幸福, 甚至于牺牲自己儿女的幸福, 不愧张爱玲在作品最后说“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 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2]

在张爱玲的笔下, 女性没有选择的权利, 只有被宰割的命运。她们什么都不能依靠, 只能依靠自己的一副皮囊! 为了冰冷的黄金, 为了无爱的婚姻, 她们心甘情愿牺牲自己的大好青春, 而从那一刻开始就注定她们的一生都是充满悲剧的。“女人往往忘记这一点:她们全部的教育无非是教她们意志坚强, 抵抗外界的诱惑——但是她们耗费毕生的精力去挑拨外界的诱惑。”[3]或许真的还是张爱玲对现实生活中的女性更为了解。

( 二) 男性的悲哀

张爱玲的作品题材主要以婚恋嫁娶为主, 描写两性关系, 在为数不多的人物描写中, 对男性的描写也是寥寥几笔, 但刻画的却生动逼真, 令人“想而生厌”!在我们的记忆深处, 男性本应是顶天立地、血气方刚, 而在张爱玲的笔下, 那些男性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是庸俗猥琐、软弱自私的。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 至少两个。 娶了红玫瑰, 久而久之, 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 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 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 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4]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如是说。一个是纯洁贤惠的妻子, 一个是性感奔放的情人, 对于一个号称“柳下惠”的佟振保也“阵亡” 在这两女人的面前了。佟振保一直用理性克制着内心的情欲, 压抑着强烈的情感, 尽力成为并沉迷于“柳下惠”的好名声。然而, 在“红玫瑰”的几番挑逗下, 终于所有的伪装都土崩瓦解, 所有的秩序规范都被抛之脑后, 他终于释放了真正的自己, 宣泄出那早已克制不住的情欲——背叛了妻子, “爱”上了情人!万万令他没想到的是, 热情放荡的王娇蕊竟然真正地爱上了自己!这于佟振保来说, 又怎么可以!他是一个合乎社会规范的人, 是一个“好人”, 他是一个太需社会承认的男人。因此, 他退缩了, 在付出真心实意的王娇蕊面前他软弱了, 他不敢又不能“爱”王娇蕊。处于社会要求, 他娶了贤良却冷淡的妻, 无奈灵魂深处的渴望如洪水一般一直冲击着理性, 佟振保就处于这样冰火两重山的境况之下, 一会儿理性战胜了情欲, 回家却刻意冷落妻子;一会儿情欲又冲破了理性, 在外又不敢承认情人地位, 佟振保就在理性和情欲的双重夹击之下艰难痛苦的苟延残喘。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 这些男性仿佛被抽去了脊梁骨一般, 不仅在身体上腰直不起来, 在精神上头也抬不起来。他们一反常态, 身体残疾、内心肮脏、道德沦丧, 完全颠覆了男性阳刚形象, 而张爱玲正是以这样的反传统描写, 来突出男性的丑陋卑鄙、猥琐自私、昏庸无能。这或许对于男性是最大的悲剧吧, 连身体、精神都残废了, 他又能要求怎样呢?

二、塑造悲剧人物的原因

这些男男女女的悲哀并不是一朝一夕促成的, 而是张爱玲身处乱世的大时代, 且经受各种匪夷所思的遭遇而促成的。

(一) 家庭亲情的缺失

若论家世, 与其同时代的作家恐无人能及。祖父乃清朝名臣张佩伦, 祖母是慈禧心腹李鸿章女儿。然而到了张爱玲这一辈早已没有了贵族的痕迹, 幸福的概念, 仅剩下那一份贵族所特有的孤傲的气质。父亲是一个封建遗少, 母亲则是一个新式女性, 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结合, 而这种矛盾的婚姻注定是不会长久的。一个沉迷酒肉玩乐, 一个大胆追求自由, 张爱玲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矛盾的家庭, 受着封建遗少和新式女性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在张爱玲幼年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 这对于一个幼儿怕是最大的打击了吧!不久父亲就带回来一个后母, 本就看不惯父亲行为, 加上后母的不冷不热甚至于父亲为了后母而囚禁自己, 迫使张爱玲万分渴望离开这个毫无温情的家!

(二) 西方哲学的熏染

因为母亲向往西方文化, 故而张爱玲也较多的接触到了西方文化, 耳濡目染, 西方作家对张爱玲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真正有影响力的是毛姆、赫胥黎、威尔斯等作家, 这些作家大多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 深感生命的脆弱, 战争的罪恶以及精神的痛苦, 因此他们在作品中无不留露出对人生沉重的虚无感、恐惧感以及世界末日的紧迫感。同时, 西方哲学思想对张爱玲创作的影响更是深刻的。 “虚无主义”就是“什么都没有”, 在《权力意志》一书中, 尼采认为:“存在本身就没有意义和目的, 但不可避免地循环, 没有终结, 归于虚无, 永远循环, 这是虚无主义的最高形式:永远虚无。”[5]毛姆的小说创作就具有着浓厚的虚无主义色彩, 其中“危机”和“异化”是其两大作品主题。在张爱玲笔下的任务, 大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小人物, 他们每天为着钱, 为着婚姻, 为着生存而日复一日, 重复着单调无聊得生活。没有远大的目标, 没有执着的追求, 只是一味地循环, 由生到死, 充溢着一种末世的荒凉, 宏大的悲哀。

(三) 战争时代的动荡

童年的创伤早已令张爱玲心灰意冷, 谁知屋漏偏逢连阴雨, 时局的动荡更是令其伤痕累累。香港战争爆发的时候, 张爱玲还只是深处燕园的学生, 战争的恐怖令她感觉自己彻底被这个世界抛弃, 彻底对这个世界绝望!什么都是灰色的, 什么都是缥缈的, 什么都是绝望的, 一个人慢慢的, 慢慢的, 坠落在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中, 一切都变得很淡很淡……作品《倾城之恋》一反常态, 以范柳原和白流苏的结合完结。爱情传奇好像真的战胜了历史传统, 而这种结合却是以整个香港沦陷为代价, 让“香港的沦陷”做了二人的证婚人。无疑, 在这苦涩的婚姻背后包蕴着厚重的悲哀。

(四) 东西文学的影响

“天才”对于张爱玲来说, 绝不是梦!张爱玲从小就阅读《红楼梦》, 她曾明确指出《红楼梦》是其“一切的来源”。 尽管家庭没落, 但仍属名门望族, 因此张爱玲并不缺少良好传统文化的熏染。同时, 因受母亲影响才使张爱玲更能以异于常人的眼光和思维看待世间苦乐。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 “悲剧是认得伟大的痛苦或伟大人物的灭亡”, 鲁迅也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 在对悲剧人物的塑造时, 张爱玲自觉地将传统中国文化和新式西方文化相结合, 创造一种震撼心灵的悲剧, 创造一种另类魅力!

(五) 婚姻情感的破碎

父亲是张爱玲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 然而他给张爱玲带来的却只有伤心的泪水和痛苦的回忆。张爱玲刚从父亲的魔爪中挣脱出来却又跌进了另一个擅于采花捕蝶的手掌中, 她遇到了风流才子胡兰成。这对于她既是幸运又是不幸的。幸运的是, 张爱玲遇到了一个能真正欣赏自己才华并又爱自己的人, 因此她毅然决然, 不顾一切!与大自己14岁的甚至已有妻室的胡兰成相知相爱。不幸的是, 胡兰成到处拈花惹草, 处处留情, 一纸婚书远远不能束缚住那颗躁动的心, 故远离张爱玲而去。张爱玲的这场恋爱宛如昙花一现, 虽然美丽一场, 却狠狠刺痛了张爱玲的心, 使她再一次受到重创! 随后, 张爱玲在异国他乡又邂逅了另一场爱情。当时刚到国外, 个人的孤独、文化的差异、经济的窘迫都使张爱玲迫切需要一个可以依偎的臂膀。而当时的赖雅正好是一个谈吐风趣、体贴女士的文人, 他给张爱玲带来了极大的安全感。殊不知, 赖雅不仅年老体弱, 连在创作上也是江郎才尽, 甚至需要张爱玲不惜损坏自己的身体, 夜以继日的写作挣去稿费来维持二人的生活。张爱玲不仅没有得到一点帮助, 反而一边照顾赖雅, 一边辛苦创作, 在辛苦忙碌中送赖雅走完人生最后之路。

张爱玲在散文《天才梦》中写道:“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 爬满了蚤子。”[6]这句话深刻的反映出她早已看穿红尘往事, 在其中又透着丝丝的无限悲凉之感。家庭亲情的缺失、西方哲学的熏染、战争时代的动荡、东西文学的影响加上婚姻情感的破碎, 这一切都压在一个弱女子的肩膀上, 她悲观, 她孤独, 她无人能懂, 她无所适从, 她只能靠自己的天赋, 以文字的方式来傲娇的昂起下巴, 扬起头颅, 让世人为之侧目!

张爱玲是一位有着敏锐感觉的小说家, 她以自己超常的人生体验, 凭借着自己对世界的感性认识, 用睿智的头脑, 以冷静的目光, 借犀利的笔锋, 描绘出自己的悲剧世界, 塑造一个个凄惨的悲剧人物, 表达对众生悲剧性存在的关切和同情。在这个悲剧世界中, 我们和张爱玲一起感受社会冷漠黑暗、体会人情冷暖。“长的是磨难, 短的是人生。”[7]在人的成长过程中, 总会不可避免的被各种各样的因素所羁绊, 带有磨难的人生才是真正的人生!张爱玲正是用其高超的智慧以独特的悲剧世界向人类展示真正的人生, 感悟真正的自我。

参考文献

[1]朱育颖.“家”的拆解——巴金、张爱玲家庭小说之比较[J].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00 (4) .

[2]杨义.论海派小说[J].中国现代文学丛刊.1991 (2) .

[3]倪文尖.张爱玲的“背后”[J].中国现代文学丛刊.1998 (1) .

[4]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张爱玲文集[M].北京文艺十月出版社.2012 (1) .

[5]尼采文集:权力意志卷[M].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9.

[6]夏志清中国现代生物学史[C].香港友联出版社.1979:37.

鲁迅小说中小人物的悲剧命运解析 篇11

关键词：鲁迅小说 阿Q 孔乙己 祥林嫂 悲剧命运

鲁迅的《阿Q正传》、《孔乙己》、《祝福》中的阿Q、孔乙己、祥林嫂这三个人物形象深深植根于我们每个人心中，也正是这三个文学形象奠定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坛的地位。这三个文学形象基本代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底层社会的生活状态，阿Q代表了广大的农民阶层，孔乙己代表了知识分子，祥林嫂代表了旧中国广大的农村妇女。这三个小人物自始至终都在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但他们的尊严却自始至终被践踏，他们的悲剧让我们感受到普通民众在旧中国生存的艰难与困苦，看到国民的劣根性，感悟到卑微人物的艰难与无奈，体会到人性的冷漠与凉薄。

鲁迅笔下的小人物，无论是阿Q、孔乙己，还是祥林嫂大都逃不开沉重而悲惨的人生。他们作为社会中的普通一员，非常渴望社会给予他们生存的尊严，但他们生存的那个等级森严、弱肉强食的旧社会，不能给予弱者一丁点尊严，只把他们当作这个社会中可有可无的草芥。他们的悲剧是旧中国的悲剧，旧中国容不得这些小人物的艰难生存，剥夺了他们生活的尊严，生存的权力。阿Q是一个深受封建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农民，连姓名、籍贯都很渺茫。他没有住处，没有家，没有妻子儿女，也没有固定的职业，靠打零工维持生活。这样一个处于社会最底层、身份卑微的流浪汉，没有任何尊严可言。虽然我们承认无论多卑微的生命都有生存的权力和尊严，但那时的社会——辛亥革命前后的农村现实对阿Q来说，是残酷的，未庄中属于他的只有暂时栖息地和暂时的零工。他也想谋求正常幸福的生活，想赢得女人的尊重和关心，获得属于一个普通男人的尊严，结果却被暴打一顿。看到未庄的有钱人害怕革命，有钱有权人对他也分外尊敬了，以至于叫他“老Q”，于是乎他感觉到自己顶天立地了，便也想革命，结果又被轰了出去，不准革命。辛亥革命的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不彻底性，没有让当时的农村发生变化，也没有让阿Q走出生活的困境，反而将其送上刑场。

孔乙己是一个深受封建科举制度毒害的知识分子，虽然比阿Q身份高些，有姓氏，但却没有名字，被姑且称为孔乙己，屡试不中，最终连个秀才也没考中。但他固守知识分子迂腐的清高，恪守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原则，好吃懒做，不能低下头、俯下身来谋求生存的技能，只能靠帮富人家抄书来换口饭吃，解决口腹之需。然而抄书所得甚少，偶尔也会做令人不齿的偷窃。可怜迂腐的他在咸亨酒店扮演一个被嘲弄、被侮辱的角色，没有人看得起他，在生活的困顿中，在众人的笑声中，他凄惨地被举人家打断腿后就不知所踪了。

祥林嫂是一个善良、勤劳、朴实的农村劳动妇女，总是低眉顺眼，逆来顺受。她“整天的做，似乎闲着就无聊”，“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后来，她的婆婆把她抢回家，又把她强嫁给山里人。当她已经被人们忘记，在山里平静的生活中刚尝到一点生活的乐趣，几乎拥有了一个正常女人所拥有的一切时，不幸又降临到这个不幸的人身上：她的第二个丈夫又死了，她的儿子阿毛也被狼叼走，房子也被大伯收走。坚强的祥林嫂变得“手脚已没有先前一样灵活，记性也坏得多，死尸似的脸上又整日没有笑影”，在周围人的冷眼中，精神渐渐崩溃。当她用一年的工钱捐了“赎罪”的门槛，满心欢喜地认为自己是个干净的人了，可以坦然地去摆福礼的时候，得到的仍然是大声的呵止，这使她精神彻底崩溃，终于死去了。就这样，在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的大网中，祥林嫂上演了自己的人生悲剧。

这些小人物的悲剧不单单是时代的悲剧，旧中国的悲剧，也是这些小人物自身的悲剧，是他们自身的性格缺陷将自己的尊严丧失殆尽，使他们最终走向了悲剧。鲁迅先生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于阿Q，不但痛心的他物质生活的困顿，更痛心的是他精神上的无奈，自身地位卑微，却妄自尊大。阿Q用“精神胜利法”来麻醉自己，在现实中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后，在精神上却一次又一次地“胜利”。既然不能比美，那就和人家比丑；既然现在穷困潦倒，就幻想“祖上和未来子孙阔绰得多”；既然打不过强者，就欺侮弱者。在现实中处处碰壁，饱尝辛酸，就在幻想中自欺自慰、自傲自足。鲁迅正是从阿Q实际失败受辱和虚妄的胜利自尊这两个方面来刻画他的悲剧性格，描写他的悲哀与不幸。

而祥林嫂，一个安分守己的女人，她对生活要求很低，只要拥有生存和劳动的权力，拥有一个普通女人的生命尊严即可，但这一点小小的要求鲁镇也无法满足她。第一次来到鲁镇时，新寡的她希望用自己的劳动来维持做为女人的尊严。她老老实实做工，本本分分做人，在鲁四老爷家，那么劳累的活计非但没有让她消瘦，反倒白胖了，精神舒展了，脸上有了笑容，因为暂时坐稳了奴隶而满足和自喜，算是拥有了一个奴隶的尊严。但这些并不能换来大家对她的尊重，因为在当时人们的心中，女人的尊严来自于男性，来自于贞节尊严，所以当她第二次来到鲁镇时，再次丧夫和丧子的她连奴隶也做不得了。她在思想上还恪守着封建礼教的信条，誓死维护自己的贞节尊严。在她心中封建迷信思想严重，她那么虔诚地相信柳妈所说，顺从地拿自己辛辛苦苦积攒的钱去捐门槛赎罪。愚昧迷信使她最终在别人的祝福中、自己的恐惧中离世。

在孔乙己的身上，集中体现了旧知识分子的陋病：迂腐清高、虚荣自尊、好吃懒做。身处社会制度变革时期，他还固守科举制度那一套，认为知识分子不能从事体力劳动，而是妄图通过一些迂腐的言行得到人们的敬重，结果却适得其反，换来的是大家的讥讽和嘲笑。他的衣着是那件标志身份的又破又脏的长衫，明明已经落魄，却死要面子活受罪，用长衫来显示他的与众不同，正是他的迂腐清高，使他被短衣帮排斥。他的好吃懒做、虚荣自尊使其在抄书不能维持口腹之需时，便去做一些令人不齿之事，而他却要为自己辩解，使得所有人瞧不起他，最后在大家的鄙薄声和掌柜的十九文钱的惦记中走远了。

这三个小人物性格里都有着普通百姓的质朴、善良，对于生活的要求也不高，只求有尊严地生存，但由于自身性格上的一些缺陷使他们不能冲破自己思想的局限和束缚，最终是自己将自己的尊严一点点脱掉，自己为自己掘墓。

从他们的悲剧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旧时代对个体生命的不尊重，也看到了弱势群体在旧社会生存的艰难和无奈，同时也看到了他们周围的人也即中国国民的人性的冷漠与凉薄。未庄、鲁镇、咸亨酒店都是当时社会的缩影，对于这三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这里的人们没有用他们的热情和大度去尊重他们，关爱他们，而是尽显了人性中的自私和冷漠，极尽可能地去嘲笑他们，去否定他们。未庄的人对于阿Q，只是在于叫他舂米便舂米，叫他割麦便割麦，尽可能地为大家所用，对他的哀痛喜乐没有人去留意，没有人关心。对于他的缺陷——癞头疮，大家会抓住一切机会去取笑他。对于他的恋爱，在吴妈看来是奇耻大辱，在赵家看来是挑衅赵家的权威，竟敢调戏赵家的佣人，只落得一顿暴打和当掉所有的财物。总之，他是闲人嘲弄的对象，是有钱人剥削的穷人。就连他的游街示威，同属一个阶层的吴妈也好像没有看到他，只盯着车子看，全没有吃惊的感觉。他的被枪毙，也只给大家带来了一段时间的谈资和遗憾，因为他没有唱戏文。孔乙己这个知识分子在所有人对他的否定中，丧失了做人的尊严。咸亨酒店的掌柜只记得孔乙己喝酒赊欠的钱，冷漠得心中只有金钱。短衣帮们更是没有把孔乙己放在眼里，他们看不起孔乙己，对他只是鄙夷和嗤笑。长衫人物更是不认可孔乙己，无视他的价值，让他做抄书一类的工作，给他的薪水又少，当他有偷窃行为之时，用棍棒在他身上留下痕迹，直至打到用手来走路。没有一个人能从内心来理解、尊重、体恤他那一点可怜的知识分子的尊严。连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对孔乙己的感觉也从好玩、好奇到了哄笑、无趣、散开，让孔乙己尊严片刻的释放也没有了机会。所有的人都排斥、否定他，没有一个人能设身处地地替孔乙己着想，而是在嘲笑别人中获得自己内心的自慰。 而可怜的祥林嫂在鲁镇的遭遇就更凄惨了，第一次到鲁镇时路四老爷看祥林嫂有利用价值，一个人可以抵几个人，虽然说着“可恶，但是……”，还是允许祥林嫂做奴隶的。第二次来到鲁镇，她的抗婚和阿毛的故事成了鲁镇一段时间内的新闻和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大家津津有味地问着，开始还唏嘘地感叹着、悲悯着，他们并不是真心悲悯，而是在用祥林嫂的不幸来换取自己的幸福感。所以当祥林嫂一再诉说不幸的时候，大家便厌烦了，不再允许她继续下去。柳妈更是从祥林嫂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和自豪，于是积极为弱者想办法，让她拿出所有积蓄去捐门槛来赎罪。最后四婶那冷酷断然的“你放着吧”，将祥林嫂彻底击垮。从小说中我们看不到她们对祥林嫂的安慰，只看到孤零零的祥林嫂一日不如一日，最后在鲁镇人们的祝福中离开了悲凉的人间。

在阿Q、孔乙己、祥林嫂周围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冷漠和自私，没有对自己的同类，对个体生命以应有的尊重，而是用充分咀嚼别人的不幸和痛苦来获取自己的幸福感。强者对弱者的态度是不屑一顾，把弱者的不幸看成是咎由自取，理所应当；弱者对弱者也没有现出同类相怜应有的同情，而是用自私和冷漠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鲁迅用了日常生活中的平常事、平常话，展现了三个小人物极力维护自己生命尊严，最终却毫无尊严地死去的悲剧一生。同时刻画出了他们周围的人的自私冷漠，刻画出了小人物身上的人性弱点，再现了那个吃人的旧时代，也表现出了这种极其普通、极其平凡的人事里含有的人性的悲哀。鲁迅凭着对人生的敏锐感悟和对语言的高度驾驭能力，使我们在欣赏作品的过程中沉思造成这些小人物悲剧的原因，除了时代原因，今天的我们应该反思一下我们国民的劣根性，反思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人性的弱点、自私和冷漠。在感慨分析他们不幸命运的时候，我们将能看到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看到我们自己，感觉到他们与我们同在。

悲剧人物 篇12

一

司马迁写韩非之死如泣如诉, 精练传神。秦王见《孤愤》, 《五蠹》之书, 曰:“嗟乎, 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 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秦王费尽心思, 花大力气引入韩非, 人或传其书至秦。韩王始不用非, 及急, 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 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 毁之曰:“韩非, 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 非终为韩不为秦, 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 久留而归之, 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 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 使自杀。韩非欲自陈, 不得见。秦王后悔之, 使人赦之, 非已死矣。

秦王先起欲见韩非子:“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 死不恨矣!”按常理而言, 秦王必重用韩非子。韩非却因李斯、姚贾谗害而身陷囹圄, 自杀而死。司马迁并特意指出“秦王后悔之”, 其矛头指向了李斯、姚贾的谗害。这样的例子在《史记》中俯拾即是:写屈原受迫害“上官大夫与之同列, 争宠而心害其能”;写孙膑受迫害“庞涓恐其贤于己, 疾之, 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 欲隐勿见”;写吴起受迫害“鲁人或恶吴起”, “公叔为相, 尚魏公主, 而害吴起”, “故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写司马穰苴受迫害“已而大夫鲍氏、高、国之属害之”。

司马迁善于将历史人物对比呈现, 李斯韩非则相对而成, 秦始皇统一六国, 李斯为丞相, 可谓富贵已极“百官长皆前为寿, 门庭车骑以千数”。

李斯喟然而叹曰:“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 闾巷之黔首, 上不知其驽下, 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 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 吾未知所税驾也!”秦始皇死后, 赵高密谋立二世, 李斯为求自保, 屈从于赵高, 矫天子之诏, 拥立二世胡亥, 残害扶苏、蒙恬、蒙毅等。李斯自叹:“嗟乎!独遭乱世, 既以不能死, 安托命哉!”陈涉兵起山东, 秦朝统治岌岌可危, 李斯身居高位难辞其咎。国家危机的境遇下, 不思报效国家, 为求自保, 苟且求容。“李斯恐惧, 重爵禄, 不知所出, 乃阿二世意, 欲求容”, 为维护个人私利不择手段。李斯为赵高所陷害, 临刑前对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 岂可得乎?”

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李斯为求自保, 不仅丧失了人之为人的独立人格, 而且把国家导向了深渊。

韩非和李斯, 代表人类的深层命运冲突的两个侧面, 或者追求人格的独立则为人谗害, 或者委曲求全最终成为权力的牺牲品。

二

韩信是不可多得的军事奇才。然而, 封建统治者“家天下”的专制统治, “太平不用旧将军”的用人制度及“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的选材标准, 不可能真正尊重和使用人才, 只不过是将人才作为实现个人政治目的的工具, 一旦目的达到, 江山既定, 功臣所扮演的“功狗”角色业已完成, 被烹便成为必然, 武将彭越、英布、韩信、卢绾、陈豨等如此, 文臣萧何张良、陈平等亦然, 刘邦甚至连自己的女婿张敖、连襟樊哙也未豁免, 而不唯“触逆鳞、犯龙颜”者, 这是历代人才悲剧之源。因此, 韩信悲剧说到底还是封建社会使然。只要不把从王权政治出发审视人才的视角转变为由人出发审视整个社会, 人才“立身”的价值取向就永远以单元而非多元形式存在, 人才的“全身”也就永远存在危机, 这是必然结论。由此可见, 真正尊重人才, 合理使用人才, 最大限度地让人才挥洒自己的创造才能为整个社会服务, 是人类社会、尤其是统治者永恒的研究课题。

但是, 如果我们从人生价值的层面考察, 不难发现, 张良的功成身隐, 萧何的买田、贱贳贷自污, 陈平的颓废自戕都付出了人性备受压抑、人格严重扭曲以至于人生价值失落的沉重代价, 原本鲜活的生命, 已然抽象为几个生命符号, 其结局之悲惨与韩信无异, 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韩信等开国功臣惨遭杀害, 既是汉高祖刘邦个人性格和好恶所决定的, 更是封建社会帝王与重臣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

韩信贫而无行, 寄食于南昌亭长, 漂母食之十日, 淮阴少年侮之, 韩信甘受胯下之辱, 仗剑从项梁、项羽, 不得重用;后亡楚归汉, 作法几乎被斩, 又不得重用, 入蜀路上逃亡。这种种令人费解的举动都是韩信受辱而不辞的真实写照, 有大志而不得施展。韩信许诺漂母“吾必有以重报母”对淮阴少年“孰视之”, 在赞语中称赞道“韩信虽为布衣时, 其志与众异。其母死, 贫无以葬, 然乃行营高敞地, 令其旁可置万家。”从反面衬托出韩信对人生价值的强烈追求。

萧何月下追韩信, 刘邦登坛拜将, 他施展出卓越的军事才能, 顺民心还定三秦, “涉西河, 虏魏王, 擒夏说, 引兵下井陉, 诛成安君;徇赵;胁燕, 定齐, 南摧楚人之兵二十万;东杀龙且, 西向以报, 此所谓功无二于天下, 而略不世出者也”。同时韩信表现出对自我欲望实现的渴求, 劝刘邦“以天下城邑封功臣”。攻下齐国后, 迫不及待地请求封为齐王。通过正面叙述其战功, 展现其人生价值的实现。

臣事项王, 官不过郎中, 位为过执戟, 言不听, 画不用, 故背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 予我数万众, 解衣衣我, 推食食我, 言听计用, 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信我, 我背之不祥, 虽死不易。

刘邦给予他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机会, 韩信则对刘邦忠心不二。

韩信封王, 功高盖主, 受到刘邦的猜忌, 刘邦以陈平的计策, 游云梦, 执韩信, 并贬为淮阴侯。韩信自我发展与实现受到阻挠限制时, 他表现出不合作的抗拒。首先称病不朝, “日夜怨望, 居常怏怏, 羞与绛、灌等列”, 并在刘邦面前夸其将兵之才, 称己将兵多多益善。

韩信一生积极追求自我的价值实现, 而表现在韩信一生的另一侧面, 就是其人生价值实现的处处被束缚、压制。

韩信下魏破代, “汉辄使人收其精兵”。韩信取赵降燕, 刘邦夺其军权, 收其精兵, “即其卧内上夺其印符, 以麾召诸将, 易置之”。当刘邦取得天下之后, 先“袭夺齐王军”, 后“徙齐王信为楚王”。韩信功高盖主, 无形之中对刘邦统一大业构成潜在的威胁。

“家天下”的君主专制体制下, 对韩信的尊重和重用, 只不过是刘邦实现其政治目的的工具, 一旦功业继承, 确立了君主的崇高的地位之后, 需要臣服于其君主权力的顺臣, 一切都要臣服于君主的意志之下。韩信的地位、军功无形之中对刘邦的统治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正如蒯生所言:“且臣闻勇略震主者身危, 而功盖天下者不赏。臣请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 虏魏王, 擒夏说, 引兵下井陉, 诛成安君;徇赵;胁燕, 定齐, 南摧楚人之兵二十万;东杀龙且, 西向以报, 此所谓功无二于天下, 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 挟不赏之功, 归楚, 楚人不信;归汉, 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 名高天下, 窃为足下危之!”兔死狗烹, 最后韩信成了阶下囚, 含冤而死。

与韩信相对的, 为萧何。萧何为汉初三杰之首, 给予刘邦统一大业以最坚定的支持, 但是司马迁在《萧相国世家中对他的功绩一笔带过、治国策略不着笔墨, 重在写萧何在刘邦的猜忌下求生:“汉高之狙诈猜忌, 鲍生知之, 召平知之, 又一客知之, 史公又从而反复著明之, 而读者不察。犹谓其豁达大度, 何哉?”

三

韩非李斯之对比呈现, 韩信萧何之对比呈现, 可以发现司马迁善于挖掘历史人物人性的光辉和命运的悲剧性, 给予我们以深刻的人生启迪。马克思主义认为, 在人类活动的任何历史时期, 他们都具有共同的主体精神, 即“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自己”, 这就是人类的本质。在人类的蒙昧原始时期, 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和人的认识、实践能力有限, 大自然作为人类不可抗拒的力量而存在, 人类在与异己的可怕的自然力量的斗争过程中形成对人自身的本质力量的强烈认可。共工怒触不周山、夸父逐日、愚公移山表现出人类永不放弃的坚韧;刑天舞干戚、精卫填海、鲧窃息壤以湮洪水表现人类永不屈服的倔强和胆识;弈射日, 女娲补天表现人类对自身命运的关注。这时期的人以自己有限的生命和力量对抗自然界, 以自己的方式改变这个世界, 人类要在客观的世界里展现自我主体意识, 表现出人类对主体意识和主体意志的强烈认可。到春秋战国时期, 人类表现出对人类社会和人生的强烈的关注。由对自然的改造转向对人类社会的干预, 突出地表现为对人类政治生活的强烈干预。把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寄托在现实的功业中, 个体的自身道德修养都是为了社会的利益而存在。孔子表现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殉道精神, “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的历史责任感。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要求以自己的学说来治理社会、改变社会。孟子“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的自信与强烈的现实干预精神。

摘要：《史记》中弥漫着一种深层的悲剧意蕴, 既蕴含司马迁的个人身世之感, 又包含他对人类生命的深层关怀。本文通过韩非与李斯、韩信与萧何的对比分析, 深入挖掘传记人物人性的光辉和命运的悲剧性, 探究其命运冲突和悲剧性原因。

关键词：历史人物,命运冲突,悲剧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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