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悲剧（通用12篇）
女性悲剧 篇1
毕飞宇的创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 迄今有百余篇作品, 已形成极具个性魅力的艺术风格。对女性悲剧意识及女性悲剧命运加以论述, 旨在探究“女人文学”之旅。
一、女性的悲剧意识
《玉米》系列深刻展示了玉米被封建余毒所侵害的悲剧和玉秀、玉秧的那种抗争的悲剧。
解放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 广裹而闭塞的农村, 封建余毒依然根深蒂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 主人公玉米的悲剧不可避免。对于成长于权利与政治畸形环境阴影下的玉米来说, 作为长女的她, 从小就对自己的家庭有着与生俱来的使命感, 一心想嫁给象征权力背景的解放军飞行员, 可是随着父亲的倒台, 不仅使她惨遭恋人的抛弃, 就连家人也受尽村民的侮辱。要想彻底摆脱父亲失势、家庭颓败的命运, 让家人不再遭村人的白眼与侮辱, 获得生存下去的尊严, 唯一的办法只能是铤而走险, 去攀附权利的高枝, 以此来挽回家族的尊严和荣耀。
父亲有权时, 无论在家里还是在村上都说了算;父亲与母亲的婚姻毫无感情可言, 生个权力的接班人才是目的。这样环境下长大的玉米必然是封建落后思想的忠实信徒。父亲下台、家庭衰败后, 家人受到的白眼甚至惨无人道的凌辱等一系列致命打击, 使她坚定了一生对权力的信仰和追逐。在玉米这里, 个人的“幸福”被理解为家庭生活的温饱、家族生存的尊严上。玉米们最大的悲哀在于不但自己成为封建伦理秩序下的牺牲品, 而且还不自觉地成为了这种伦理道德的捍卫者。
玉米的人生悲剧就是爱情悲剧。建立在权利欲望上的恋爱为玉米的悲剧定下了基调。她因父亲失势被彭抛弃后, 更加坚定了追逐权利的目标。她把自己的青春肉体垫在年近半百的郭家兴身下的同时, 就已经埋葬了人生理想中最高尚和最珍贵的东西。如果说这样的身体服从是极其可怕的, 那么玉米真正的心理服从才是更加可悲的。心理上玉米已经完全成为男权统治下的牺牲品。
读《玉米》三部曲, 能感受到一种绵厚、深沉的悲剧力量。
二、女性的悲剧命运
性占有是权力最日常最蛮横的表现方式。《玉米》系列中的三个女主人公受到“人在人上”的驱使和支配, 一步步走向毁灭的深渊。玉米身为王家的长女, 她过早地体验到了权力的强大和好处。她父亲王连方是公社支部书记, 他仗着权势, 把自己当成王家庄的“土皇帝”, 而村里的妇女则是他的“七十二嫔妃”, 被他“宠幸”过的女人横跨老中青三代。
在权力光环笼罩下, 玉米的爱情抹上了阴影色彩。权力的有无、大小决定了玉米的恋爱对象。她与彭国梁的恋爱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那种纯真和美好, 只有彭国梁动物般的生理欲求和玉米处处防范、盘算的心机。这场恋爱因父亲王连方的失权而告终。王家气势颓败下去后, 玉叶的老师不再惧怕王家, 敢于拿玉叶开刀;曾经被王连方侮辱过的男人们轮奸了玉秀和玉叶。人们报复王连方正是由于他不再是支部书记, 失去了权力。玉米深刻地认识到权力的重要性以后, 不惜拿青春和身体换取明天。她不顾自尊、不计年龄, 下嫁给了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郭家兴, 成了他的填房。爱情的破灭, 其实也是权力的破灭。纯功利的手段不可避免地异化了她的婚姻, 导致她爱情的悲剧。
玉秀对权力比较漠然。她只是更倾向于向男人展示自己的魅力, 想做狐狸精、美女蛇。她去投奔姐姐玉米, 发现掌管一家权力的是姐夫郭家兴和其女郭巧巧。为了在姐姐家有一席之地, 她不惜与姐姐为敌, 讨好郭家人。与郭左恋爱, “外甥和小姨子”的身份却成了这一对青年男女无法跨越的障碍。玉米绝不会允许她做出有损于王家利益的事来。当玉米装作无意向郭左透露了玉秀被人玷污的事实时, 她原本纯洁善良的灵魂已经极度扭曲。玉秀在承受了超越生命负荷的极限后, 对人生对自己彻底绝望。
其貌不扬的玉秧靠自己努力考入师范学校。在这所“学高为师, 德高为范”的学校里, 权力的阴影也是无处不在。受权力影响, 庞凤华攀附班主任以扳倒“人精”赵珊珊, 玉秧无意中成为性无能兼性变态者魏向东泄欲的玩物和密探, 且对此麻木不仁。一个受过教育的女学生在权力的驱使下失去了理性, 和楚天的爱情的破灭, 自身的欲望, 把玉秧推向了万劫不复之渊。更可悲的是, 她深陷其中却全然不知。
玉米三姐妹悲剧的主要原因是对权力的疯狂追求。从小生活在权力光环笼罩下的她们, 无法摆脱权力给自身带来的欲望和禁锢, 在权力泥潭中愈陷愈深, 最终麻木、绝望。
《玉米》系列小说可用“眼界始大, 感慨遂深”来形容。这的确是一部“逼近了生活质地、逼近了生活的秘密、逼近了生活理想”的不可多得的佳作。
参考文献
[1]乔以钢:《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文化探析》,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2]董之林:《“身上的鬼”和“日常的梦”》, 作家出版社, 2005年版。
[3]余玲:《潮流外的写作——毕飞宇小说论》, 《小说评论》, 2002年版。
[4]吴义勤:《感性的形而上主义者——毕飞宇论》, 《当代作家评论》, 2000年。
[5]黄毓磺:《春意阑珊半山腰——略谈毕飞宇小说》, 1993年。
女性悲剧 篇2
《花凋》是张爱玲于1944年3月发表在《杂志》月刊第12卷6期上发表的一篇作品。这是一篇短篇小说，与《金锁记》、《倾城之恋》、《半生缘》等相比，《花凋》并不出名。但其中对于女性命运的描写却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张爱玲是一个冷静的女性写作者，在《花凋》中，她以平淡的笔调向我们讲诉了一个少女的悲情故事。
《花凋》中川嫦的命运实质上是时代的缩影，其悲剧命运的根源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在历史的潮流中，在男权为中心的重压下，文本力图重现女性的真实遭遇，即被压抑的现状，从而引起社会的共鸣。
郑川嫦的悲剧首先表现在其个性的被压抑。这种对其内心本能欲望的压抑是双重的。文本开篇以倒叙的手法写道“„„川嫦是一个稀有的美丽的女孩子„„十九岁毕业于宏济女中，二十二岁死于肺病。„„爱音乐，爱静，爱父母„„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回忆上的一朵花，永生的玫瑰„„安息罢，在爱你的人的心底下。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这是多么富有诗意的墓志铭呀，这躺在墓中的女孩子生前必然是十分受人宠爱的吧？可是作者在此却笔锋一转，接着说“全然不是这回事。的确，她是美丽的，她喜欢静，她是生肺病死的，她的死是大家同声惋惜的，可是„„全然不是那回事。”不是那回事，那么又是怎么回事呢？
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我们看到：“川嫦是姊妹中最老实的一个，言语迟慢，又有点脾气。她是最小的一个女儿，天生要被大的欺负，下面又有弟弟，占去了爹娘的疼爱，因此她在家里不免受委曲„„”，文本中提到，“川嫦是姊妹中最老实的一个，言语迟慢，又有点脾气。她是最小的一个女儿，天生要被大的欺负，下面又有弟弟，占去了爹娘的疼爱„„”在这种背景下，川嫦注定成为被忽略与欺压的对象。为了在家里生存下去，川嫦不得不隐藏起自己的本能欲望。她没有漂亮的衣服来装饰自己，穿的的姐姐们剩下的旧衣裳，甚至有时还得赤脚；她想要上大学，可是那对于她而言那只是奢侈品；她渴望一段真正的爱情，却因为一场大病扼杀在了摇篮里。生活在宗法父权下的女性，除了选择逆来顺受，没有任何主导自己命运的权力和力量。
马克思曾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很显然，我们的主人公川嫦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她的父亲是遗少，家里虽然拮据，却死要面子。“为门第所限，郑家的女儿不能当女店员，女打字员，做“女结婚员”是她们唯一的出路。可见，川嫦是没有机会取得经济独立的。没有经济的支持，自然就没有话语权。起初，我们可以看到，川嫦是有自己的思想的。在姐姐们都出嫁以后，川嫦并不忙着找对象，她希望她爹有了钱以后可以送她上大学，好好地玩两年，从容地找个合适的人。但依附于父权下的她，想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在她的愿望还没有得到是实现时，她的母亲，郑夫人已经托了大小姐为川嫦找对象。这也就有了后来的与章云藩的恋爱。在川嫦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女性在长期压制下被扭曲的思想，即便川嫦有着对更高理想——上大学的追求，但她最终的目标仍然是找个合适的人。在男权中心思想的影响下，川嫦对自己未来的规划始终无法摆脱从属于男性这一传统。
其次是人性的自私与冷漠对川嫦的伤害。这不仅表现在她生病前的不得宠及受欺负。更表现在她生病后，周边人的态度。当川嫦缠绵于病榻时，她的亲人早已厌倦了这劳神又伤财的事。郑先生父母并非不爱她，只是这爱若与钱比起来就显得苍白无力不值一提。当面对川嫦即将逝去的生命时，“郑先生道：‘不是我说丧气话，四毛头这病我看过不了明年春天。’说着，不禁泪流满面。”可是听到要买西药时，他却舍不得了，生怕为她白花了钱而影响一家人的日后生活，甚至连她每天吃两个苹果也要发怒，因为他连养姨太太的钱都没有了。而母亲呢？因为怕给女儿治病让丈夫知道自己有私房钱，竟忍心眼睁睁看着女儿慢慢地死去，她那有限的母爱终归抵挡不了金钱力量的冲击。文本通过这对川嫦周边人的行为的描述生动再现了人性的自私与冷漠。而川嫦也因为明白这一点而觉得自己是拖累，最终在孤独中死去了。
爱情的悲剧色彩。文本说到，川嫦起初见章云藩的印象“起初觉得他不够高，不够黑„„他说话也不够爽利„„措词也过分留神了些„„”，从川嫦对于恋爱对象的标准也可以看出，在饱受环境的折磨后，她把希望寄托在男性的身上，希望藉此得以解脱。所以与其说川嫦最后是爱上了章云藩，倒不如说章云藩是川嫦在饱受压抑的生活中拼命想要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在当时的背景下，章云藩是她尚心仪且唯一有可能的结婚对象。可就是这最后一点希望也破灭了，那个曾对她说“我总是等着你的”的男人，在她病了两年后终是有了新欢。在得知章云藩有了新女友后，川嫦执意要见上一见，她的固执和任性令人叹惋。，相貌平平然而丰满健康的余美增小姐令她失望的同时又自惭形秽。此时章云藩已成为她心中最理想的爱人，她实在不甘心让另一位平常的女子日后再发现他的缺点。这一次会面给了她致命的打击，也让她彻底绝望了，这绝望其实是来自女性对男性和男权社会的依赖以及对自身价值的不确定，正如张爱玲所说：“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川嫦的这种对男性的依赖以及自身的懦弱也是造成她悲剧命运的原因之一。
《花凋》为我们展现的是在男权社会里被放逐的女性无助的挣扎，她们因为被折断了翅膀而失去了飞翔的能力，只能在牢笼一样的环境里做无力和绝望的挣扎。
悲伤柔韧的悲剧女性 篇3
摘 要:元代悲剧表现出丰富的色彩,呈现出多变的艺术姿态。而元代以女性为主人公的悲剧,一般都有阴柔和阴刚两种美感形态。本文从女性这一人物形象入手,来剖析元代女性悲的发生机制、审美特征、哀苦氛围以及柔韧精神。
关键词:元代女性悲剧 发生机制 审美特征 哀苦氛围 柔韧精神
一、悲剧概念的理论界说
(一)不同历史时期对悲剧意义的阐释
什么是悲剧?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悲剧理论中提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1]黑格尔主张:“悲剧是伦理力量的冲突导致的毁灭。”这里悲剧的根源和基础是两种实体性伦理力量的冲突。[2]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他说:“悲剧是悲剧是人的苦难和死亡,这苦难或死亡即使不显出任何无限强大与不可战胜的力量,也已经完全足够使我们充满了恐惧或同情。无论人的苦难和死亡的原因是偶然还是必然,苦难和死亡反正都是可怕的。”[3]在这里他虽然强调了悲剧来源于现实生活,但却否认悲剧矛盾的必然性。恩格斯从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指出:“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4]鲁迅先生也曾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里的“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是指那些合乎历史必然性的人类进步要求的美好品质。这里的“毁灭”指那些有价值的东西所遭受的挫折、失败和牺牲,在毁灭时表现人物的巨大的精神力量。[5]这些观点虽然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悲剧的某些本质,但未能全面揭示其本质。当今学术界普遍认为,悲剧是指正义和邪恶两种力量斗争中,邪恶的一方的力量压倒了正义的一方,正义的一方最后遭到失败,以至毁灭,从而激起人们的悲痛﹑怜悯以至崇敬的感情的戏剧作品。[6]
(二)元代悲剧的不同类型
悲剧的根本特征在“悲”上,悲的根源在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斗争中所遭到的失败和不幸,即真的被诬灭,善的被诛灭,美的被毁灭,这便是鲁迅所说的把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鉴别悲剧的标准是以真善美的失败和不幸,作为衡量悲剧的前提,从整体的把握悲的氛围、悲的程度。
元代悲剧表现出丰富的色彩,呈现出多变的艺术姿态。根据不同的参照物可进行多种分类。如按题材可分为历史悲剧、社会悲剧;按悲剧的冲突方式可分为性格悲剧、过失悲剧、阴谋悲剧、命运悲剧;依照悲剧的结构过程可分为一悲到底、亦喜亦悲团圆收束型等;按悲剧人物的类型可分为英雄悲剧、帝王悲剧、文士悲剧、女性悲剧等;按风格类型可分为豪壮、悲哀、凄惋、恐怖……本文将从女性悲剧这一人物类型入手来分析悲剧女性的发生机制、审美特征、哀苦氛围以及柔韧精神。
二、元代女性悲剧
(一)元代女性悲剧产生的历史成因
“乱世出悲剧”。[7]元代女性悲剧是现实与艺术的共同产儿。在元代,蒙元亡宋,异族入主,社会混乱,民不聊生。科举废止,带给广大汉族知识分子的是失魂落魄,是整天沉沦勾栏瓦肆与一班社会底层的声妓和女演员厮混。他们其中的一些就开始编写剧本以抒发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情绪。这种不得已的聚合使戏曲与文学形成了最优组合,这种身不由衷的深入生活方式使戏剧家们了解到了广大女性的悲惨遭遇,认识到了妓女艺术家们金子般的心灵以及她们出淤泥而不染的纯洁、柔美和坚韧的可贵品质。这些激荡着剧作家们的心灵,驱使他们唱出一曲曲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女性悲歌,在这里有无数妇女在哭泣,有众多的女性在哀怨。
元代历史是女性多灾、多辱的历史。女性所承受的灾难痛苦往往要比男子更加屈辱、悲惨。封建的伦理纲常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像副镣铐牢牢地捆绑住她们。种族压迫,在他们身上不仅仅是所谓事业的抽象阻碍,而是随时可能遭遇到的野蛮蹂躏。那时妇女的人身安全虽得不到保障,但她们对纯洁和贞节的誓死捍卫,恐怕不只是简单的传统道德观念的呈现,而更是一种曲折的爱国精神的发露,是对中华民族文化道德殊死保存的特定方式,是对民族文化的坚决保留。因此可以说元代女性悲剧是弱者们奋力呼喊正义的告白,是指天骂地的强烈呼叫,是劈破黑暗现实短暂的剑影电光。而现实中女性悲剧群体,则集中展现了柔能克刚,弱能胜强的女性阴柔之美。“柔软不过山涧水,到了不平之地也飞溅,这既是女性悲剧的审美特征,也是女性悲剧的产生机制。”[8]
(二)元代女性悲剧产生的社会环境
在元代文学作品中,悲剧氛围以各种形态笼罩和压迫着无辜的女性。如《鲁斋郎》中张圭的妻子李氏生得美貌,心地善良。她曾为昏倒在街上的李四煎药熬汤,又把他认为兄弟,同时她也有主见、不为权势所屈。
《潇湘夜雨》中的张翠鸾,她在被押解到沙门岛的风雨兼程中,全面感受了悲剧氛围的整体压迫,枷锁在颈,淤泥陷脚,行路艰难,旧伤在身,新痕痛疼。她当少女时,与父过河翻船;嫁与崔氏人家,被崔遗弃不认,并发配远郊,险遭丧命;她在层层悲痛中,又遇泼天风雨,遍地泥泞,犹如天地、河流、丈夫和差人联合起来鞭杖她,迫害她,全部悲剧氛围紧紧追随着她。这里作家的神来之笔,竟是张翠鸾对一把枣木梳儿的执着找寻,这里她爱美天性地自然发露,更是对摧折美好和纯洁的恶势力的强烈控诉,这是她心中蕴藏着的理想火种和希望之光,也是剧作悲剧氛围渐次解散的契机。
三、元代女性的阴柔和阴刚之美
女性的柔韧精神主要表现为阴柔和阴刚两种美感形态,《潇湘雨》的中的张翠鸾,《窦娥冤》中的窦娥,她们都娴美、柔顺、善良,可生活之神却把她摆布得如此凄惨,使人们不仅产生爱怜之感,但当她们奋力抗争时,又给人一种壮丽的审美愉悦。
(一)阴刚之美
在那乌云、狂风、骤雨、泥泞中艰难挣扎而未发怒忿的张翠鸾,虽屡遭权势的迫害、环境的威逼,但她从未为之屈服,并在得到解脱之后,仍要与欲置她于死地的崔甸士复婚。“我情愿举案齐眉,也非俺只记欢娱不记冤,到底是女孩儿的心肠十分样软!”她把崔甸士对自己的迫害归之于自己“时乘运蹇”,把与崔甸士重作夫妻看作是“苍天可怜”,这是多么宽广、坦荡的胸怀啊,是多么美好的天性啊!但这种基督教式的以善感恶的精神、救赎不良的意志最终还是被限制在富有悲剧意义的社会规范中,女性的柔韧精神变成了崇高道德的化身。然而,像张翠鸾那样于危难中巧遇做官父亲的场面毕竟少见,更多的女性却在与黑暗势力的冲突中,展示了柔韧精神的美好和强悍。女性柔和的天性在与恶势力的殊死搏斗中化为百炼钢刀、闪电炸雷给封建势力以不同程度的打击。
(二)阴柔之美
再如被戏曲史学家王国维视为元代第一悲剧的《窦娥冤》,也塑造了一位饱受封建压迫,苦难深重的妇女典型。在关汉卿的笔下,窦娥的性格有温柔、善良、多情的一面,更有倔强、刚烈的一面,她三岁丧母,七岁抵债做童养媳,十七岁成亲,旋即变成了寡妇。生活中一连串的不幸都落到她头上,但她安于天命,恪守封建伦理,服从命运的安排。
[黄钟尾]:“情愿认药杀公公,与了招罪,婆婆也,我若是不死呵,如何救得你?”
就是在被押赴刑场时,她还惦挂着婆婆,哀求刽子手走后街,怕前街里婆婆看见她“被枷带锁赴法场餐刀”而活活气死。即使被冤死后,她的灵魂还恳求父亲要善待婆婆,窦娥的这种善良天性集中体现了封建意识下层劳动妇女的美好品质,她的刚烈性格是在屡遭打击与磨难之中逐渐外化的。她开始认为自己的贱命是“前生烧了断香”所致,相信用今生的善行来换取来生的好命,这正是窦娥外柔内刚的性格的表现。
[滚绣球]:“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辩,可怎么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也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泪涟涟。”
窦娥指天骂地实际是对黑暗社会发出的强烈控诉和抗议,是对封建统治秩序的批判和否定。对亲人,她柔情似水;而对整个王法刑典的不公,对天地日月的沉默,她却爆发火山一般炽烈的愤懑之情。在这里,关汉卿把窦娥这样一个温柔善良的女性的不幸遭遇以及其抗争的失败展现给人们看,从而使人们更能体会这一悲剧女性的强烈悲剧精神。
四、结语
悲剧的核心内容是悲剧精神,具体到作品中就是主人公的反抗精神。然而在元代女性悲剧是,部分女性的反抗却具有不彻底性。大多数女性在伦理纲常精神束缚下的反抗几乎是一种徒劳与失败,只有少数人能如愿以偿如窦娥的冤案是通过自己和鬼魂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得以昭雪。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思想的局限性,即在当时社会里不可能找到改变现实的真正力量和办法,只能采用这种方式来寄寓他们的理想,但这丝毫不削弱元代女性悲剧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女性的水性柔肠与坚韧钢骨的靠拢仍然在这黑暗年月(元代)里放射出耀眼的光彩。
注释:
[1][2][3][4]杨辛,甘霖:《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鲁迅:《鲁迅全集》(卷10),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6]刘安海,孙文宪:《文学理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7][8]谢柏梁:《中国悲剧史纲》,上海: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
《美国悲剧》中的女性形象 篇4
一.霍顿斯———物化的本我
本我是人们所有的热情、本能和习惯的来源, 是遗传本能和基本欲望的体现者, 它缺乏道德观念, 甚至缺乏逻辑推理, 唯一的需要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满足自身。“本我的唯一功能就是尽快发泄由于内部或外部刺激所引起的兴奋, 本我的这一功能是实现生命最基本的原则。”本我所遵循的是“快乐原则”、寻求欢乐和躲避痛苦是本我最重要的功能。
霍顿斯是在克莱德初次踏进灯红酒绿的社交场后, 第一个令他心魂摇曳的对象。霍顿斯的身上有着本我高度的张扬, 追求一种享乐主义生活。克莱德从一开始就知道“此人不过是某家大商店一个喜好风流的女售货员。她皮肤黝黑, 模样俊俏, 自以为了不起”, 他也反复告诫自己“结交的这位姑娘, 不过是飞蛾一般的庸俗人物。她不过是刚刚登上社交舞台, 发觉利用年龄相仿或稍大的男孩子去寻欢作乐或获取心爱的衣服, 既方便又合算罢了”。
“她一身俏丽的打扮……一双眼睛闪闪发亮。像往常一样, 她表现出那种洋洋自得的神态”, 她的身上永远洋溢着充满肉欲的活力。克莱德“迷恋的正是这一切。她的手势, 她的身姿, 她的撅嘴, 无不充满性感, 令人想入非非”, 对于自小在宗教信仰强烈的家庭长大的克莱德, 他真正迷恋的是霍顿斯的青春、欢乐、自由和对生活的热爱。
然而, 在这个实际上是由男人和金钱主宰的社会里, 自由对她如同虚无:她有自由、却没有目的。自由的手段是通过与男人调情获得金钱, 对于生活所有的热爱被物化为一件裘皮大衣或一个钱包。
当出车祸撞死一个女孩以后, “霍顿斯突然摸了一下脸, 意外地发现左脸颊和前额不但破了皮, 而且正在流血。她一想到自己的眉毛可能因为这场车祸永远地毁掉, 心里马上产生了一种恐惧。她是如此替自己担忧, 以致将同伴的不幸受伤、警察追捕的危险、小孩惨死、豪华轿车的撞毁, 忘得干干净净。事实上, 她除了她自己和自己的美貌可能被毁掉之外, 一切都忘记了。对于克莱德、斯帕塞、拉特勒和其他女孩子, 她根本没有考虑。此时他们算得了什么”。在万分危急的时刻, 霍顿斯唯一关心的是她自己的美貌。这个与克莱德同样身处下层贫困家庭的女孩, 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没有道德、宗教的概念。她依靠自己的青春美貌捕获男人的心, 目的是从他们身上得到自己喜欢的衣服和饰品来打扮自己, 之后再投入物欲横流的生活之中, 周而复始。她的本我逐渐被物化了, 因而失去了最原始的生命力。
二.罗伯达———迷失的自我
自我是社会的产物, 是本我与外部世界、欲望和满足之间的居中间者。自我遵循“唯实原则”, 它的作用即是调节“真实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之间、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之间的这种对立”, 每个人都有满足本能欲望的要求, 但社会又不允许本能的任意性行为, 自我就指导着人遵循社会的道德规范与法纪秩序, 在这个前提下去寻求满足本能欲望的方式, 从而使个人的本能欲望的满足与社会规范达到一致。
罗伯达“长得俊俏、富有魅力”、“富有人情味, 热情洋溢, 待人宽厚, 心地善良”。最重要的是, 克莱德敏锐地发现“她身上还洋溢着一种愉快和欢乐。它不仅有情感上的因素, 而且有高雅优美的肉欲成分。这未免使他吃惊, 尤其是他原先认为她是那么娴静、脱俗”。
这表明罗伯达的自我尽管压抑控制, 但本我的活力仍充沛淋漓地展现。“她的家境及其生活同克莱德无不相似……罗伯达的父母恪守传统道德和宗教教义———诚实、正直、敬畏上帝, 备受尊敬”, 形成了她对于道德、社会评价的恪守标准。另一方面, “她生性热情、敏感, 富于想象力, 长至十五六岁时, 脑中充满了有关形形色色的女人的原始的玄想, 认为不久的一天, 她的美貌或魅力必然会奇迹般的征服上帝预先安排好的一个或几个男人的心。她虽然在幼年和少女时代耳闻目睹着极度贫困, 但由于固有的想象力, 总是憧憬着美好的生活。也许将来有一天, 她能进入奥尔巴尼或尤蒂卡之类的大城市, 过着一种新的幸福生活”。可见她有属于自己的“美国梦”, 无法像父母一样在田间生活。
在与克莱德交往的最初, 她认为克莱德属于上层社会, “权势和经济实力实际上比她原来想象的大得多”, 这使得克莱德成为她心目中的罗曼蒂克情感的对象。在后来深入的交往过程中, “她的心里总离不开一个朦胧的想法……她这一切是在引火烧身;也许她还会弄得身败名裂”。当克莱德要求她献身于自己的时候, 她曾受到的良好的教育和她出自本能的欲望形成了两股争锋相对的强大的力量使她摇摆不定。“一会儿, 她想让步、屈服于他, 可是在道德观念和社会风俗上, 她又觉得十分痛苦”, 她一直处于自我对本我不断的谴责之中。
黑格尔在《美学》中指出:“爱情在女子面前显得最美, 因为她把全部的精神生活与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和推广成为爱情, 她只有在爱情里才找到生命的支持力”。罗伯达最大的悲剧在于, 她把实现自己梦想的所有筹码都压在了与克莱德的爱情上。“她的未来已经完全依赖于克莱德的旨意及狂想了, 所以她常常向他献殷勤并百般地恭维他, 处处为他提供方便。确实, 按照罗伯达对生活秩序的看法, 她已属于克莱德了, 而且仅仅属于他的人了, 就像任何一位妻子属于他的丈夫一样, 做其丈夫希望她所做的一切”, 未婚先孕的母亲不为当时的美国社会所接纳, 社会偏见和内心固有的女性从属于男性的观念, 消磨了罗伯达自我的意志力, 在爱情的悲剧中迷失了自我。
三.桑德拉———成功的自我
桑德拉是克莱德求而不得最后导致其走上歧途的女子。克莱德“感到所遇到的这位来自上流社会的姑娘, 对他来说, 是上流社会所具有的全部意义的化身”。
桑德拉是名门淑媛, 第一次遇到克莱德的时候就对他很有好感, 但得知克莱德贫苦的出身与她并不相称, “脸上露出了非常惋惜的神色”。其实最初桑德拉钟情于克莱德的哥哥吉尔吉伯特, 但是“吉尔吉伯特对她很冷淡, ……他伤害了她的自尊心, 而这对爱好虚荣、自视甚高的桑德拉来说, 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她不能原谅他”。出于这个原因桑德拉想扶持与吉尔吉伯特酷似的克莱德, 并与他发生异常罗曼蒂克的恋爱关系, 使克莱德鸡犬不宁进而报复吉尔吉伯特。
在交往的过程中, 桑德拉也的确爱上了克莱德, “这不仅是因为他足以大大满足她的虚荣心”, 更重要的是她“热切希望能够有克莱德这样的年轻人, 生得漂亮, 出身又是上等, 并经她一手调教”, 桑德拉的英雄梦想就是亲手塑造一个成功的男人。当克莱德要求她与他私奔的时候, “在一段时间里, 她的眼光表明了她本人的愿望, 甚至是她的决心, 决议按照克莱德的建议去做———离家出走, 让她那炙热而纯洁的爱情引发一场热闹非凡的乐趣……”, 但是转念想到自己现在的生活地位, “刚才那种大胆冒险的喜悦神情在她的眼里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她那一贯注重实际与物质的品格”。在与克莱德相爱的过程中, 桑德拉的自我意志强有力地控制着本我的欲望, 使本我按照道德标准和上流社会的准则行事, 追求一种利己主义的生活。
当她最终知道克莱德杀死了人, 桑德拉首先想到的是自己, “这样一件事……克莱德在大毕腾湖杀害了一个姑娘, 他被捕了, 被抓走了, 而大家, 至少是这个圈子里的人, 都知道她有意于他……”。在桑德拉清醒之后, “她央求朋友和所有人不要疏远她, 别把她晕倒、大哭的事说出去, 省得人家风言风语。她一直在想, 如果这一切是真的, 怎样才能把她写给克莱德的那些信拿回来……万一这些信落到了警察手里, 或是在报纸上登出来呢?……在她年轻的一生里, 她看到的都是快乐和虚荣。如今这突如其来的冷酷严峻的现实生活, 使她的心灵第一次受到了震动”。
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资产阶级上流社会里, 女人必备的素质是迷人的姿态:她具有的美貌、头脑、魅力和高雅, 也成为丈夫的财产的表现, 就像他定做的轿车外壳一样。”桑德拉很讲究实际, 体现了一种成功的不逾矩的自我准则。然而这种自我准则对于一个女性来说却是失败的, 因为她的“自我”是属于他人的, 所以并没有自我。
四.格里菲斯太太———坚守的超我
超我是人格在道义方面的表现, 是理想的东西, 超我分为自我理想和良心、需要努力达到, 它是完美的而非快乐或实际的, 它是禁忌、道德、伦理的规范和标准以及宗教戒律的体现者。超我是从自我中发展而来的, 它是“一个从自我内部的分化”出来的“自我理想”。超我是人类理想的源泉, 一切完美的追求都产生于超我。
格里菲斯太太是克莱德的母亲, 一位笃信上帝的传教士。在嫁给克莱德的父亲之前, “她不过是一个天真的乡村少女。她是在缺乏任何宗教意识的环境中长大的。可是她爱上阿萨后, 便将他周身传播福音和劝人悔改的真菌移接在自己身上, 不顾一切地跟着他到处流浪, 过着种种非正常人所过的生活”。
她是超我的化身, 首先在她的身上体现着一位母亲无私伟大的爱。自己的女儿被别人抛弃未婚先孕, 虽然这与她自身的宗教思想格格不入, 但她仍然尽己所能给予女儿最大的庇护。其次她的身上具有一种牺牲奉献的精神, 穷苦的人都会向她寻求帮助, 尽管自身生活艰难, 她也会给予更穷的人力所能及的帮助。并且格里菲斯太太身上有一种坚不可摧的信仰, “她有好几次趁无人的时候站在房间中央, 仰起头, 闭上眼, 那张坚毅的、长相一般的棕色脸庞露出笃信和虔诚的神情, 仿佛置身在六千年前上帝创世之初的时代”, 对于“这位作证上帝主宰人世的美国女人”, 尽管“生活的磨难、命运的残酷打击使她贫困不堪、生计维艰”, 她依然虔诚、安详。
正因为有着这样强大的超我力量, 当克莱德犯罪以后, 她为了帮助儿子而成为了一个报社记者, 她还承担起为儿子演讲的传教工作。母亲的爱使得克莱德感到“母亲那破旧的外套, 古怪的帽子, 呆滞的大脸盘, 笨拙、粗俗的举止, 不再像不久以前那样令他心烦苦恼了。她是他的母亲。她爱他, 相信他, 拼死拼活地搭救他”, 克莱德的两位律师“起初怎么也没料到会遇到这么一个粗俗、没有文化、却又十分自信的人”, 但过了一会, “她对儿子的诚挚、信任和慈爱, 她那双坚定、好奇、清纯的蓝眼睛露出的非凡的信念和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 不知怎的就把两位律师给征服了”。
资本主义上升时期, 人们信奉的不再是上帝和美德, 取而代之的是压榨、金钱和享乐。格里菲斯太太像一首呼唤信仰的挽歌。在救助克莱德的过程中她追寻到了自身的价值, 在信仰上帝的过程中她超越了情欲, 神话到英雄主义, 她的精神力量和生命力量就展现出彻底的奉献精神。然而她并没有理解真正价值的源泉是人的心灵, 在禁欲的实践过程中, 她扭曲了克莱德的天性, 也扼杀了自己。
摘要：弗洛伊德认为每个人都是本我、自我、超我的集合体。当这三方面不平衡时, 人格就会扭曲, 就会感到痛苦。德莱塞的《美国悲剧》中描写的女性也不例外。女性这一身份与人格结构的三方面相互交织, 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美国, 展现了女性“美国梦”的破灭。
关键词：本我,自我,超我,女性
参考文献
[1]德莱塞著.《美国的悲剧》 (上下) .燕山出版社.
[2]西蒙.波伏娃.《第二性》.西苑出版社, 2009.
[3]朱维之、赵澧、崔宝衡《外国文学史》欧美卷.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4.
女性悲剧 篇5
内容摘要：望夫石意象是中国古代诗词歌赋及民间文学中的重要意象，同时也作为一种与实物相关的文化现象，渗透到民族文化的领域，受到民族文化社会观念的影响严重。在诸多文学样式里，望夫石题材的作品作者多为男性，男权话语叙写模式既透露了对女性悲惨境遇的叹惋，也在无形中树立社会主体意识规定的女性道德规范，并使女性不断内化这种道德意识，进而扩大了整个古代社会的女性悲剧。
关键词：望夫石意象 男权话语 女性悲剧存在
作为一种颇具中国文化特色的文学意象，望夫石意象 本身也隐喻着中国古老的文化观念，传统社会意识及古代女性特有的生存状态，望夫石意象 遍及古代文学多种文学领域，成为历代文人乐此不疲的吟咏题材。同时作为一种与现实存在物形似相关的文化现象，在平常的社会生活中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心理情结：石头的坚韧性特质与传统社会要求的女性‚贞节‛观念相结合，构成了古代社会整体对望夫石意象较为注重的文化心理，由此树立文学中的道德偶像，引领社会主流意识的推崇，进而女性自身内化其道德意识，从而构筑女性生存悲剧的双重枷锁。
一、‚涂山氏化石‛--女性依附父权制的时代开始，传递誓约的一种象征。
在远古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对自然社会的认识贫乏，先民们极为崇拜的女性繁衍后代的能力，男性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谦卑地对待女性，‚人们首先发展的是对女人怀孕、分娩、哺乳能力的羡慕，对其创造能力以及由此而来的愉悦感与神秘色彩的嫉妒。‛[1]所以在我国古代的关于人类产生、繁衍的神话传说多与女性有关，如女娲抟土造人，周氏族后稷母亲姜塬踩巨人脚印感神而孕等。且中国古代认为‚圣人无父，感天而生‛，圣人、先哲的灵性光芒，无疑为其母亲带来崇高的社会地位。然而到了父系氏族社会，母性的荣耀不复存在，反而成为为男性繁衍后代的生子工具的特质，男人统治了整个社会，女性只能成为依附于男权制度下恭顺贤良的母亲形象，遵从于男性统治规定下的‚三纲五常‛的规范生存。涂山氏‚候人歌‛和‚涂山氏化石‛则较早地露出女性妻贤母良的特点，依附男性的端倪。《吕氏春秋.音初篇》说：‚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行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做为南音。‛[2]此处记载的涂山氏女的使女登山歌唤大禹，其词义无疑为唤情郎，广义上其行为则有盼夫、望夫的意韵。大禹治水时期，我国古代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私有制和阶级对立的情况相继出现，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3]原始社会时期的群婚制由此向代表男性要求的一夫一妻制度发展。男性在父权制占统治地位的奴隶社会将家庭‚男性在父权制占统治地位的奴隶社会将家庭‚建立在男性优越的基础上，它毫不含糊的目的是养育无可争议的父亲的孩子，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这些孩子今后将继承他们父亲的财产‛[4]，因此作为父亲的男性在后代的归属问题上强调父亲的所有性。《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淮南子》：‚禹治水，同缳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响，稳鼓而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为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正如刘旭平先生《望夫何以成石》所言，这则材料包含两个母题‚人化石‛和‚石生人‛并且他认为‚启生于石‛是故事的原始形态，涂山氏化石等情节是后来加进去的，因此我们可以认定在大禹治水时期的人们对自身类的繁衍已经有了新的认识，不单是对‚石生人‛原始认识的否定，而且是对女性个体控制人类繁衍能力的否定，和对父亲对后代拥有权的肯定，也由此否定了女性原本崇高的社会地位。大禹向涂山氏索取儿子，言毕石破子出。这一细节的描述则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母权向夫权的低头。在传说的发展过程中涂山氏的形象朝着正统社会所要求的‚符合儒家伦理规范的贤妻良母形象发展，扮演的是为男子生育养育后代的正妻角色‛[5]，西汉刘向的《列女传》卷一‘母仪传’更是极为赞扬了涂山氏在这方面的功绩。‚神话女性形象从女娲到涂山氏的变化，标志着女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一个漫长的男尊女卑的历史时代就此到来。‛[6] 再则材料中呈现的‚人化石‛母题，实际上这一母题在民俗意义上体现了人们一相情愿的‚守约‛心理，就石头的自然属性来言，石头具有坚韧无比，历经千年风化而不灭的特性，恰如王孝廉先生所言：‚石头由于他的不动性与永恒性使人八十头做为不便的守信的誓约象征，古代人相信坚硬的石头可以守着誓约永远不变。‛[7]涂山氏化石在材料中可以理解为涂山氏无意为自己失约，因惭愧而化为石，‚化石‛行为与‚守约‛是联系在一起的，刘旭平先生认为这种化石变形在实质上仍是作为‚守约‛的象征，完全符合民俗心理中石与誓的深层内涵。至于后来石头作为这一传说与其所寓意的民间心理因素相契合。[8]《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便是这样期待夫君焦仲卿的，‚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草；蒲草韧如丝，磐石无转移。‛然而后世流传的望夫石题材的作品表现的多是女子望夫而夫不归的情节模式。女子一如既往的守望姿态，呈现的不久是期待夫君能和自己一样的‚守誓约‛的心理么？古代先民们对石头形象的崇拜心理莫不如说是对‚言既出，行必果‛的誓言的崇敬，在这样的思路理解上，我们不难确定‚涂山氏化石‛传说与后世的望夫石意象其实在民族文化内涵上都代表着‚守约‛的民俗心理要求，可以说‚涂山氏化石‛是一种誓约遵守的象征。
二、女性的等而无望的‚化身为石‛的现实悲剧
在众多的望夫石题材作品中，绝大多数为男性作家，而其表现的‚主人公‛即化身为石者多为女子。并且这些‚望夫石‛者身份原为民间下层的贫民女子。按照朱恒夫的《望夫石传说考论》将民间传说仔细归类，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由于生活上遭遇灾难，夫妻被迫分离，夫实际已死，而妻仍在守望。此类故事多为民间贫民传说故事类型。比如最早用文字记录望夫石故事为晋干宝《搜神记》卷十一‚望夫冈‛条中云：‚鄱阳西有望夫冈，昔县人陈明与梅氏为婚，未成而妖魅诈迎妇去。明诣卜者，诀云：‘行西北五十里求之。’明如言，见一大穴，深邃无底。以绳悬入，遂得其妇。乃令妇先出。而明所将邻人秦文，遂不取明。其妇乃自誓执志，登此冈首，而望其夫，因此名焉。‛因为这属于诡异事类自然不可全信。但望夫的真情仍让人感动，次夫也确实值得等待。与其有同样怪异气息的还有‚望夫云‛《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卷一九五引《大理府志》云：‚俗传昔有人贫困，遇苍山神，授之异术，忽生肉翅，能飞，一日至南诏宫摄其女入玉局峰为夫妇，凡饮食器用皆能致之。后问女安否，女云太寒耳。其人闻河东高僧有七宝袈裟，飞取之，乃还，僧觉，以法力制之，遂溺死水中。女望夫不至，忧郁死，精气化为云倏起倏落，若深望之状。此云起洱海，即有云应之，飓风大作，舟不敢行，因呼为望夫云，又呼为无渡云。‛夫为妻饱暖而不归，妻子守夫，身死而气息犹在。给后人留下的是不尽的精神感叹。如果这些神异例子都不足以说明因生活之苦而导致的夫妻永诀、妻望夫而化石的至深情思的话那么下面一则因为传说而造就的诗歌则令闻者无不为之动容。传说一对渔民夫妇为反抗‚海霸王‛，男的远走海外，女的望夫死在山上，变成块石形，石人旁边有一个石头麻蓝石碗，石碗里的拧麻的水常年不干。唐代诗人王建感之甚深，作七古《望夫石》咏叹之：‚望夫处，江悠悠，化为石，不回头。山头日日风复雨，行人归来石应语。‛这诗歌和故事都精细的表现了哀妻盼夫归而执着等待的挚情情景。第二类‚望夫石‛传说的动因主要是社会灾难导致的男子远征服役，妻子独守空闺，望夫不至的类型。突出代表的是孟姜女的例子。《澧州志》卷四云：‚望夫台在嘉山，秦时孟姜女望夫处，旁有镜石，足迹宛然。……近僧苦凭者瞻伺，潜推镜石堕水中。‛另外有曹丕的《列异传》：‚武昌阳新北山上有望夫石，状若人立者。传云：‛昔有贞妇，其夫从役，远赴国难。妇携幼子饯送此山，立望而形化为石。‚征夫远行，也有夫死不归，妻守望化为石的。巫峡有‚女贞观石‛，传说有对渔人夫妇，婚姻和谐，夫征徭役，别时，妻云：‚月十五，予至孤岭山上望郎归。‛三年后，夫逃役被杀，妻闻而不信，仍于山上望夫，从晨至暮，伫立不归，化为石。（《三峡的传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此传说更符合一般的望夫石故事类型，除了表现夫妻深情意重之外，更突出了人们心理要求的‚守约‛愿望。第三种类型的故事则是典型的‚痴心女子负心汉‛类型，丈夫或为仕途，或为商利外出远行不归，留恋忘返，妻子空等岁月流失。《太平御览》卷五二引《舆地夫》云：‚南陵县有女观山。俗传云昔有妇人，夫官于蜀，屡愆秋期，忧思感伤，登此骋望，因化为石。《宣城图经》云：‛望夫山，昔人往楚，累岁不还，其妻登此山望夫，乃化为石。
其山临江，周回五十里，高一百丈。‛丈夫薄情不归，造就妻子空等无望的悲惨生活。这些传说透露更多的是妻子的无奈，甚至是‚单相思‛，绝非是对等的感情付出，可谓‚自古红颜多薄命‛，更多的是‚负心男子女多情‛。在这众多的望夫故事中，大多是守在原地等夫君回来的女子，惟独留给世人深刻印象的是孟姜女千里寻夫。任何文化现象的存在都不是孤立的。它是深受社会环境、民族意识、伦理道德规范等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望夫石传说的众多，很大程度上与封建社会对女子道德规范的约束是分不开的。在父权制的社会，女子有道德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封建伦理道德‚三纲五常‛、‚从一而终‛的观念的绝对服从。《仪礼.丧服》中规定：‚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女人的一生都交给掌握大权的男子。我国古代传统文化讲究女子持礼守家，操持中匮，其全部的生命意义就在于对家庭的维持。‚封建女性没有承担济世安邦的责任和实现社会价值的权利，只有在围墙内担任儿媳、妻子、母亲的角色和应尽的义务……以丈夫为中心规划着自己的人生圆圈。‛[9]一旦丈夫离开她的生活圈子，她的生活的中心就由此失衡，失去了原本的一切平静和幸福的可能。漫无边际的精神孤独无依和生存艰难的压力都将成为丈夫离开后她的重要生活重负。于是盼夫归来是守妇们惟一的精神支柱，相思不尽的愁苦诉说对爱情无望的期待和执着的追求。李白《望夫山》咏叹道：‚
望临碧空，怨情感离别。……春去秋复来，相思几时歇？‛纵然年年花相似，岁岁人不归，而相思等待无尽时。孟郊《望夫石》诗云：‚望夫石，夫不来兮江水碧。行人悠悠朝与暮，千年万年色如故。‛其品性之坚贞令人赞叹。同时也让观者哀怜之忧伤不尽。李白《望夫石》言道：‚仿佛古容仪，含愁带曙辉。露如今日泪，苔似昔年衣。有恨同湘女，无言类楚妃。寂然芳霭内，犹若待夫归。‛苦苦等待，精神难负之苦自不待言，此恨何时休？此恨何时已？执着等待但为一片真情，年华老去，往事成梦而等待却如当时。刘禹锡《望夫山》：‚终日望夫夫不归，化为孤石苦相思。望来已是几千载，只似当时初望时。‛等待似乎成了一种习惯，放弃等待选择改嫁又是万万不能。纵然夫行千里，游冶章台路不归，老妻也只能空望归，愤然之心油生，然也终是怨艾而已。刘叉《怨》云：‚君莫嫌丑妇，丑妇死守贞。山头一怪石，长作望夫名。鸟有并翼飞，兽有比肩行。丈夫不立义，岂如鸟兽情。‛传统社会道德对女子‚从一而终‛贞节观念的枷锁，使得女子的等待无望而断肠，这一个体化的姿态一经文人渲染，社会道德的风化，继而也成了中国古代女子最具有集体性特征的姿态。文人从对望夫守约、盼夫归来而恒等的凄苦女子命运的悲叹，逐渐转化为视觉上的审美形象，玩味之余，也有有心为之树榜样鼓舞女子守贞等夫，直述男子远游者的心态。刘方平《望夫石》诗言：‚佳人成古石，藓驳覆花黄。犹有春山杏，枝枝似薄妆。‛苏辙《望夫台》诗云：‚江上孤峰石为骨，望夫不来空独立。去时江水拍天流，去后江移水成。江移岸改安不知，独与高山化为石。山高身在心不移，慰尔行人远行役。‛恩斯特.波佩尔说：‚我们生命的主观长度取决于所有曾经在我们的意识之中，随后又在我们的记忆中存在的东西。‛[10]一个体生命本身的存在饱受自然条件的限制，而其主观长度却与个人本身的社会活动、行为事件关系重大。古代男子向来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求取功名，立言立行于史册，生命价值越千年而不朽。然而那些望夫的女性，个人生存的小小幸福尚不可言，何来实现其人生价值，丰富其人生经历之机会？望夫为石的女子一生的命运简单的仅可以用‚望‛的符号来概括，在生命的主观长度上甚于为零。
三、男权话语模式操纵下的社会女性的普遍悲剧
望夫石意象存在于文学作品中，起初仅传达了男性群体对女性个体悲剧遭遇的同情怜悯。当个体悲剧存在的合理性与社会伦理要求相契合时，男性作家关注的则不是女主人公的凄苦命运，对爱情的痴迷付出的崇敬，而是带有刻意寻得的女性守贞意识和行为，在男劝话语处于主导地位时，女性无法申诉个人意识的要求，她们是被动地被纳入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要求序列里，她们要获得生活的幸福，大多数古代女性只能恪守男性的审美要求、行为准则规范。在不自觉的意识中自觉地将自己包装成男性欣赏的完美女性形象，即温柔贤淑、柔弱顺从、守节从夫的贤妻良母角色。在外界的男权社会主流意识高压控制下，女性自觉行为的服从条件下，女性走进父权制社会里层层牢笼封锁下的悲剧人生。
日本国分康孝《男性的心理》中这样阐述到：‚大多数男人认为女性是温柔的，哪怕对她们说点难听的，她们也会微笑地听完。只有这样才算是女性。其实女性的这种态度并不是因为女性有绝对的宽容精神，而不过是女性对社会文化要求的应付而已。‛‚‘自我主张的女性不被人喜欢’这种观念被灌输到女性的头脑里，所以总要表现出和蔼可亲的样子。但是，在内心里却有着相当强烈的批判精神和憎恶的情绪。‛[11]男性笔下的‚望夫女‛大多具有执着爱情的持久相思的情深意重的品质，从一而终、身死化石亦不变节的坚贞品质，纵然这往往以女子的全部个体意识、生命本身的毁灭为代价，男性也是怜悯疾苦之少而更看重这种品质，男性可以妻妾成群但却要求妻子门对自己有矢志不渝的真情。清代顾嗣立《望郎回》可谓字字血泪的呈现了望夫女凄楚的生活景况和无望的渴望，‚望郎回，望郎回，朝朝望郎郎不回。孤儿三尺，形单影只，冬愁风酸，夏愁日赤。南山云连北山雨，一样人间两样土。望郎回，几时来，东海会有西归水，妾作石人甘烂死。‛妻儿的愁苦，远行人繁荣无情，妻子的一腔等待无期漫漫，一腔热情化为满腹的愤怒和愁苦。文学作品反复咏唱甚至在现实社会树立偶像供世人崇拜，男性在深化女性守贞意识方面可谓是煞费苦心。白居易《蜀路石妇
》：‚道旁一石妇，无记复无铭。传是此乡女，为妇孝且贞。十五嫁邑人，十六夫征行。夫行二十载，妇独守孤茕，其夫有父母，老病不安宁。其妇执妇道，一一如礼经。晨昏问起居，恭顺发心诚。药饵自调节，膳羞必甘馨，夫行竟不归，妇德转光明。后人高其节，刻石像妇形。俨然整衣巾，若立在闺庭。似见舅姑礼，如闻环佩声。至今为妇者，见此孝心生。不比山头石，空有望夫名。‛[12]由对女性的对夫君的守节发展到对丈夫父母的守孝，由形似的石头的咏叹发展到树原型供世间妇女学习模仿。普普通通的人生，沉重的生活悲剧，换来男性对更多女性贞德的普遍要求。
尼采说：‚男性为自己创造了女性形象，而女性则模仿这个形象创造了自己。‛千百年来，男权制社会里缺乏话语权的女性，以个人的或集体性的悲剧等待姿态，守望着贫微的甚至遥不可及的人生幸福。男权话语模式创造理想的女性形象影响社会意识，班昭《女戒》等理论的确立，则使女性自觉的自我塑造完美形象迎合男权社会的主流心理，自觉地沦为封建纲常控制下甘愿以生命为代价的悲剧女性。当然最为主要的是女性在封建社会时期始终处于从属和被奴役的地位，幽闭的生存环境、狭窄的个体生命体验空间，无论从精神还是行为上都饱守着男性控制的悲惨待遇。这也是‚望夫石‛意象产生，广泛存在的主要原因。石头的坚韧性可以用来颂扬女性对爱情的执着精神的喻品，然而将女性的全部生命价值异化为望夫石这样冷酷而缺乏生命意识的物体，对女性群体的精神戕害是何等的冷漠！这不能单纯地理解为男权社会里男性的自私与残忍，更让我们在心理上沉重地意识到传统社会心理对女性理想模式的要求之苛重是难以语言明了的。参考书目：
[1]陈立旭著《两性之争》，[M]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
[2]、[3]、[4]、[5]、[6]宋致新著《长江流域的女性文学》[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8 [7]王孝廉著《中国的神话世界.各民族的创世神话及信仰》[M]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7年.[8]刘旭平《望夫何以成石》，[J]《民间文化》1999年第1期
从女性悲剧的角度解读《祝福》 篇6
祥林嫂的一生充满着坎坷与不幸。她首先是以一个婚姻不幸者的童养媳身份出现在读者面前的，嫁给一个小十岁的丈夫；丈夫死后，受到婆婆的虐待且面临被卖的厄运……精神彻底崩溃而惨死雪夜。祥林嫂的一生是不幸的、悲剧的。
她屡次遭受生活与命运的无情折磨与摧残，那么又是如何对待自己的不幸命运的？第一次，不愿被卖，冒犯婆婆权威勇敢逃出；第二次，对于再嫁，一路哭嚎又撞香案，不甘别人摆布；第三次，虽夫亡子丧仍没有丧失生活的勇气，选择活下来；第四次，再次来到鲁镇虽受到百般歧视，仍力图捐门槛为自己赎罪以获得他人的认可。尽管这一切都是在遵从社会规范的前提下，但读者分明感到祥林嫂的一再挣扎与生存的努力，这种努力源于作为人最基本的生存渴望，因此可以说，祥林嫂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是最能活下去，也最该活下去的人。
但祥林嫂最后的悲惨死去却宣告了顽强生命力的无助、孤独与毁灭。那么，祥林嫂的毁灭源于什么？我们应该从——“环境”这个要素去分析。祥林嫂生活的环境从时间上说是20世纪初叶，从地点上主要在鲁镇。所以这个地方与祥林嫂的死有着直接联系。而鲁镇的环境风貌首先通过鲁四老爷这个人物及其书房这个特定地点得以集中体现。四老爷的身份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通过书房摆设刻画出四老爷是一个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封建思想的坚决捍卫者。而鲁四老爷这样一个大户人家的当家人代表了鲁镇绝大多数人的意见，鲁家即鲁镇社会的缩影。
对于祥林嫂再嫁再寡的特殊遭际，四老爷皱眉、讨厌她是个寡妇，对祥林嫂第二次来鲁镇，又坚决阻止其插手祭祀。正是由于四叔、四婶对祥林嫂的彻底隔绝，才使其精神世界彻底崩溃，使遭受丧子之痛的祥林嫂完全失去精神支柱，绝望离开世界。四老爷的态度与看法缘于祥林嫂违背了妇女最基本最重要的道德规范——贞洁观，要求妇女“一女不嫁二夫”“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而祥林嫂恰恰失了节，违反了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并且也破坏了“夫为妻纲”的封建夫权秩序，再寡使其更背上不祥不净、扫把星的罪名。所以鲁四老爷是祥林嫂悲剧的直接元凶。
而生活在鲁镇的以“柳妈”为代表的一般人们间接充当了四老爷的助手，一起将祥林嫂推向死亡的深渊。集中体现于阿毛事件与额角风波。对于祥林嫂的悲惨遭遇，生活在鲁镇的一般民众只是咀嚼和赏鉴，甚至百般嘲讽和歧视，这里体现了鲁迅先生作品的一贯主题——对麻木、冷漠、自私的国民劣根性的批判。
由此我们可以概括得出，鲁镇这样一个典型环境深深扎根的封建思想与国民劣根性是造成祥林嫂悲剧之根源。
女性悲剧 篇7
关键词：莫言,《蛙》,女性,悲剧
一、对于女性悲剧的指向性
莫言在《蛙》的研讨会上曾指出:“作品虽然以‘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作为集中表现的主题, 但并非要写计划生育事件的过程, 而是‘盯着人’, 也就是以塑造人物为核心来写。”正如廖先怀先生所说的:“抛开历史性的计划生育史的角度, 从个人生命和人性角度探析《蛙》是最接近著者思想的, 毕竟, 小说并不是简单的历史事实重述。”[1]
《蛙》这部作品以计划生育作为小说故事发生的大背景, 女性作为计划生育背景下的主体。小说中, 她们的悲喜来不及被生活粉饰就被计划生育浪潮打翻, 悲剧由此产生。
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的主人公在得知母亲背弃忠诚丈夫与他人私通后, 因内心激愤而叹出一句:“脆弱啊, 你的名字是女人! ”莎士比亚设计这句对白旨在责备女人们自我意识缺失与自甘堕落。无疑这是女性在命运面前暴露出来的性格弱点, 但我们何曾静下心来思考过, 这种备受批判的“脆弱”是否真的只能归咎于女性本身? 另外, “脆弱”的内涵并非只是一种消极的自甘堕落, 这一点在莎士比亚的对白设计中被合理地无限缩小, 而笔者想要提及的却是容易遭受忽视的女人独有的脆弱性。从大的角度看, 女性的脆弱并不止步于易受欺凌, 还包括与命运抗争却依旧丧失希望的失落感。脆弱酿成悲剧, 由此奏起一曲曲女性悲歌, 细细想来, 这种悲歌放到沿袭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农村是不能只推责于女性本身的。
二、女性悲剧的分类阐释
笔者将作品中拥有悲剧命运的女性分为三类: 作为生殖机器的女人 (包括农家妇女与牛蛙公司的代孕者) , 被扼杀在母亲腹中的女娃与被迫做人流的准母亲。这里每一类女性都值得他人为其奏响悲歌, 而其悲剧性的体现也殊途同归。
(一) 家庭以多子为荣, 以女子为机器。
1.背负生育重担的家庭妇女
小说描写的是1962年后的“地瓜时代”, 是一个生育高峰期, 生孩子成为东北乡的一种潮流, 男男女女热火朝天地忙活生育, 那种狂热劲就像资本主义时代人们对金钱的追求, 用现代视角看显得十分滑稽。
作为生养孩子的关键人物, 各位母亲铆足了劲为家庭增添香火。她们在不自觉情况下成了生养的机器, 但还是乐此不疲。这是值得审视的, 退一步讲, 多数人 (包括多数女性) 都坚持认为女人的价值很大程度体现为生育下一代。
“我母亲摇摇头, 说:自古到今, 生孩子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大汉朝时, 皇帝下诏, 民间女子满十三岁必须结婚, 如果不结婚, 就拿女子的父兄是问。如果女人不生孩子, 国家到哪里去征兵? ”母亲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整个高密县东北乡居民对生育的看法, 这种看似民主放任的手段实质是为“生男”铺下的厚实铺垫, 因为只有不断生养才能最终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生男防老。在王仁美请求袁腮取出避孕环再一次怀孕之后, 母亲对匆匆回家的蝌蚪吐露自己支持媳妇再次生养的想法:“你大哥二哥都有儿子, 唯你没有, 这是娘的一块心病, 我看就让她生了吧。”蝌蚪虽点头却担忧妻子腹中孩儿的性别。不仅暴露一个老母亲对年轻母亲顺理成章的“压榨”, 还说明“生男孩”对这个家庭的重要性, 更凸显王仁美作为一个自愿的生育机器的悲哀。
一方面, 女性对自我价值探索不足。这一点能从那些自愿为家庭多多生育的母亲身上印证, 如王仁美。这类女性对自我价值的认知依旧停留在封建传统文化上, 她们认为不为家庭增添香火的媳妇有罪, 不生男孩是罪上加罪, 这种思想对女性的束缚性极强。另一方面在于男性 (抑或整个社会) 对生男孩的迫切渴望, 传统家庭妇女作为传统生殖机器的悲剧性由此可见一斑。
2.牛蛙公司暗中培养的代孕群体
在计划生育实施到一定程度后, 高密县顺应国家发展潮流, 短时间内各类工厂与公司拔地而起, 其中就有袁腮的牛蛙公司。顾名思义, 这个公司与“蛙”的联系十分紧密。同时, 在小狮子为能顺利成为牛蛙公司一员而对蝌蚪灌输“必备知识”后, 读者对“蛙”的内涵的理解才真正达到作者初期预想的层次:“她像背诵似地说:为什么‘蛙’与‘娃’同音?为什么婴儿刚出母腹时哭声与蛙的叫声十分相似? 为什么东北乡的泥娃娃塑像中, 有许多怀抱着一只蛙?为什么人类的始祖叫女娲?‘娲’与‘蛙’同音, 说明人类的始祖是一只大母蛙, 说明人类就是由蛙进化而来的, 那种人由猿进化而来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从小狮子的反应可以推断出这些听起来知识性十足的言论肯定吸引了不少与牛蛙公司往来的客户。找牛蛙公司代孕的男女们必定包含对“蛙 (娃) ”的崇高爱意, 他们被粉饰过的丑恶本质蒙蔽了双眼, 甚至觉得这个机构存在的合理性足够强。从蝌蚪与竹筏青年 (即牛蛙公司的业务员) 的对话中, 我们更可以清楚窥见这类怂恿者与花钱代孕的富翁们的扭曲心态。男人们的轻松口气使我们感受不到哪怕一丝负罪感。当竹筏青年殷勤地向蝌蚪献上一个省钱生儿子的秘密时, 我们才会明白负罪感已无法作为衡量牛蛙公司罪恶的标准, 追求经济效益与家庭香火的渴望已然将这一群男子变成剥夺女性权力的恶魔。
小说由此牵出陈眉。这是一个集合近乎本书中所有悲剧意象的女性———出生坎坷又遭父嫌弃的女娃、成为廉价代孕机器的毁容女人和被夺走孩子的疯母亲。在小说最后一部分, 作者以话剧形式让我们看到陈眉的疯癫。这本是一个坚强的双胞胎妹妹, 却惨遭命运接二连三地扼喉。毁容对于一个美丽女子已是不小的打击, 之后她忍辱为父治病, 却遭到袁腮公司的讹诈, 被迫与亲生孩子分离……这一切悲剧一起压在她瘦弱的身躯上, 发疯是必然的。陈眉的疯癫是悲到极致后的稳定状态, 作者这样设定或许已是体现女性悲剧的最好方式。代孕者的命运就是如此:没有地位, 无法与骨肉相亲。小说虽以陈眉为重点描写对象, 但她并不是特例, 反而是一名散落在人群中的普遍悲剧人物, 这世上必定还有千千万万个像陈眉一样饱受苦痛的女性, 因此这悲歌的曲调是广阔悲壮的。
(二) 计划至少有一子, 只生女孩为不孝。
在计划生育浪潮下, 被扼杀在母亲肚子里的娃娃数不胜数, 女娃作为一个被家庭不重视的群体, 其承担的苦痛必定不只是生理上的死亡。
作为与男娃相对的女娃, 她们一开始被扼杀在母亲腹中的不仅是同男娃一样鲜活的生命, 更是一种尚未出生就必定承受的否定:父亲对女儿地位的否定、家族对女儿继承权的否定……犹记小说中描述袖珍女王胆艰难生下第二胎的悲壮场景, 当姑姑匆忙为她接生下一个女孩后, 作为新生儿父亲———这个理应为妻子顺利生产而欢呼的男人却“颓然垂首, 仿佛泄了气的轮胎。他双拳轮番击打着自己的脑袋, 痛苦万端地说:天绝我也……天绝我也……老陈家五世单传, 没想到绝在我的手里……”
由此笔者联想到柔石笔下父亲沉女的情节, 血腥场面令人毛骨悚然:“这个病前极凶狠的男子, 没有一分钟商量的余地, 也答不出半句话, 就将‘呱呀, 呱呀’声音很重地叫着的女儿, 刚出世的小生命, 用他粗暴的两手捧起来, 如屠户捧将杀的小羊一般, 扑通, 投下沸水里了! ”[2]这样惨烈的悲剧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父亲们对香火的极端渴望。可以推测, 倘若小说中的人们在生育之前能清楚知道腹中胎儿的性别, 那么有些父亲一定十分愿意接受妻子堕胎———因为女儿出生了也是无用的, 同时家庭也能有理由规避被罚款的风险。
(三) 天恩与人祸。
女性受孕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一定程度上说, 这是一种恩赐。地瓜丰收时代的东北乡人沐浴着天恩, 毫不懈怠地生育。此后出台的计划生育政策却用暴力强行将多余的恩惠铲除。
天有恩泽, 人有红心。姑姑的一颗红心奏起她一生的悲歌, 她始终秉持着为党服务的理念, 极力扼杀计划外的腹中生命。姑姑像是一只狼, 怀有多余生命的母亲难逃她闪着绿光的双眼。张拳之妻耿秀莲身怀六甲, 为躲避姑姑一行人的追杀而长时间凫水, 最终经抢救无效死亡;蝌蚪之妻王仁美大费周章才得怀有二胎, 反抗过后的她接受了姑姑的思想, 还是在通往“康庄大道”的路上牺牲;陈鼻之妻王胆在激流勇进的竹筏上用袖珍的身躯尽力保护腹中胎儿, 在艰难产下一女后失去生命。年轻母亲们的悲歌在这三个可悲例子中得以体现。
姑姑多次为流产的年轻母亲们献血, 而在她们牺牲后却显得心安理得———她的堕胎大业完成, 同时她救病人时确实尽了力。由此可见, 姑姑的心红得可怕, 她已然成为计划生育的执行机器, 其忏悔与赎罪的方式到最后显得十分可笑。小说末尾姑姑那次未遂的自杀似乎将她的一切罪责都化为云烟, 但蛙声依旧常鸣。这些细碎的情节让我们不得不怀疑姑姑赎罪意识的真实性。姑姑是小说设计得最复杂的人物, 她的前半生与后半生在迎接新生命与结束新生命之间分裂, 巨大的落差在她心里必然留下极深的阴影, 这可以从她晚年时不时会记起当初众人对她如送子娘娘一般敬爱中推断出来。她与郝大手结合之后对于每个未出生的小生命的回顾让我们看到一个手上沾满献血的“杀人狂魔”的悲哀。拥有悲剧人生的人不一定从未制造过悲剧, 相反, 与其他女性比较起来, 姑姑身上的悲剧更让人怜悯。
三、结语
我们的忏悔不是讨饶, 应建立在人的自尊之上[3]。小说中各类女性的悲剧如同彻夜嘶吼的蛙鸣一般, 再没有更好的方式让我们重新回顾那种源于生命的痛。那一代女性的悲剧已经无法用任何一种赎罪方式抵消, 她们被印在那段历史中, 只要历史还在, 这些冤魂的吼叫就不可能被平复。
即便脱离了这部作品, 这类想法也是十分悲观的, 世界本身就应当被怜悯地看待。佛经有云:观一切有情, 自他无别, 同体大悲。也许只有将他人的苦痛与自己等同起来, 我们才能更好地体会女性的悲痛, 才能更深刻地领悟莫言在《蛙》中想要表达的悲悯情怀。
参考文献
[1]廖先怀.生殖崇拜视角下原始生命的回归——莫言《蛙》之探析[J].安徽文学 (下半月) .2013 (6) :68-70.
[2]柔石.为奴隶的母亲[C].高永年.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精选·小说卷, 南京:凤凰出版社, 2011:107-127.
女性悲剧 篇8
关键词：《上海孤儿》,石黑一雄,新女性,父权,萨拉,戴安娜
石黑一雄的《上海孤儿》自出版后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 对它的研究已经包含了追寻自我身份、国际化写作、后殖民主义、侦探小说和写作技巧这些方面。在这些研究中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很少被提及。然而, 这些女性形象对小说情节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如果班克斯的妈妈戴安娜没有加入反鸦片活动, 那么他的爸爸也就不会逃出家, 班克斯也就不会变为孤儿。萨拉这个女性形象贯穿整个小说, 她常常让班克斯想起他的童年, 起到了将现在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作用。戴安娜和萨拉的理想与抱负与她们身边的人形成鲜明对比, 她们都是有知识有抱负的新女性。本文将通过文本分析以及运用女性主义理论着重分析这两位女性形象, 透过表面现象寻找导致她们悲剧命运的原因。
1 新女性:戴安娜与萨拉
1.1 对新女性的定义
新女性是一个女性主义典范, 它出现在十九世纪末期并对二十世纪的女性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女性”这个词是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提出来用于描述在欧洲和美国逐渐变多的受过教育又有独立职业的女性。
历史学家露丝·博尔丁对“新女性”的定义是“亨利·詹姆斯发明的, 用以描述富裕而又敏感的女性。这些女性由于有自己的财产而表现出独立的精神, 并且习惯于依靠自己。新女性这个词常常指那些掌控着自己的个人生活、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的女性。” (露丝·博尔丁, 2)
作为“家中天使”的另一面, “新女性”意味着女性拥有他们自己的思想意识。女性主义者将它定义为新女性特征的化身。新女性的特征强调追求政治权利和参与到社会事务中。这些特征意味着女性在未来发展中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女性自信。然而, “新女性”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形象, 它是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而改变的。“新女性”与“家中的天使”之间最大的矛盾就是新女性极度重视她们在社会公众事务中的重要性, 而不是家庭生活。 (王萍, 118)
在《上海孤儿》中, 萨拉和戴安娜都是新女性。很显然相比于家庭生活, 她们更重视社会活动。她们有文化有抱负, 再也不是房间里的天使。然而, 随着情节的发展, 她们的抱负渐渐消失。最终, 她们都回归到最普通的生活中去。这是违背新女性的特征的。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女性始终都没有权利掌控自己的命运。社会对女性的偏见和人们根深蒂固的思想阻碍着女性追求理想抱负的道路。
1.2 戴安娜:从女勇士到女疯子
戴安娜是个帮助中国人民反对鸦片贸易的女勇士。她劝说英国官员们的妻子, 想通过她们阻止她们丈夫的鸦片贸易。她敢于挑战权威并且表达自己的观点。她的形象决不再是家中的天使, 而是一个全身投入到反鸦片活动中的女勇士。
然而, 不管她多么勇敢, 女性在社会上仍然是弱势群体。在她失去丈夫后, 她身边的男性开始压迫、攻击她。她被好朋友菲利普出卖而屈从于军阀顾汪。她同意嫁给顾汪做妾的原因不再是因为她想阻止鸦片贸易, 而是她想给儿子更好的生活。自此, 她的女勇士形象消失了。她再也不关心反鸦片活动, 她只为儿子活着。最终, 她还是回归到了普通女性的生活, 为了儿子而屈服于男人。在顾汪死后, 戴安娜被送到罗斯戴尔庄园, 她被残酷的现实逼疯了。然而在疯人院里, 戴安娜过上了独立而安静的日子。一个女勇士从此跌落到了谷底。
1.3 萨拉:从寻求者到逃离者
另外一个女性形象萨拉在《上海孤儿》中也扮演重要的角色。萨拉说:“我不想在白发苍苍的时候回收往事, 却发现自己虚度了一生。我希望看到能引以为豪的东西……我是个有抱负的人。” (石黑一雄, 27) 萨拉梦想着嫁给一个能够为人类做出贡献的男人。她所追求的不是有名有利的男人, 而是出类拔萃的男人。她寻寻觅觅, 最终嫁给了塞西尔这个“承担伟大使命的人”。
萨拉以为在上海她和塞西尔能够做一些大事。然而, 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太大。塞西尔大部分时间都在赌博。萨拉的梦破碎了。萨拉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痛苦无望的生活了, 她决定逃走。她完全对塞西尔失去了信心, 她意识到她根本无法完成她的理想和报复, 所以她放弃了。这时她只想要“别的东西, 某种给她温暖、给她庇护的东西”。 (石黑一雄, 127) 她也回归到了普通家庭妇女的生活中。就像她那只在行李箱中被撕破的泰迪熊一样, 萨拉被深深地伤害。所以她选择离开。她将自己放逐, 想要寻找温暖而又安全的生活。
2 导致新女性悲剧命运的原因
这个故事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 这时候女性运动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在那时女性得到了政治权利, 女性主义也变得越来越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女性的地位应该是越来越高了。然而, 萨拉和戴安娜这两位新女性却始终不被社会所接受。她们都被迫回归到传统女性的生活中去。她们拥有理想和报复, 却无法实现。最终她们不得不放弃梦想过上普普通通的生活。她们这种悲剧命运是社会和她们自身的局限性所造成的。
2.1 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的限制
男权思想是男权社会的主导, 也是男性控制女性的基础。女性主义者贝内特指出虽然男权主义来源于男性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 但它已经逐步扩展到社会体制的各个方面。因此男权思想是性别歧视的根源所在。
男权主义文化是人类社会中最常见的现象。它深入渗透到各种社会观念、体制和行为之中, 并且成为西方文化和知识的根基。女性主义学家米丽特指出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就像马克思定义的主导和从属的关系。这种男女关系是西方文化中最常见的意识形态, 这也体现了它的权利概念。就像历史上所有的文明一样, 西方社会是一个男权主义体系。因此, 男权主义文化就是两性关系的一种特点。男权文化的普遍性导致了对女性的歧视扩散到了各种社会观念之中, 它就像是一张大网, 网住人们的手脚, 更是控制住了人们的思想。激进女性主义学家表明正是因为男权主义文化的印象以及男性权利的普遍性导致了男性比女性优越的社会现状。
在戴安娜和萨拉所生活的社会中男权主义早已深深扎在人们的心中, 女性无法摆脱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性别歧视。在大英博物馆里, 班克斯曾希望在报纸的报道中找到关于她母亲反鸦片活动的记载, 然而他没有找到母亲的名字, 只看到了对菲利普叔叔的记载。在那个时候报纸不允许刊登女性参加社会活动的报道, 女性仍然被期待成为家中的天使。无形之中, 女人们被圈禁在家中。
戴安娜和萨拉都受到了男性的压迫和虐待。顾汪被戴安娜的精神所吸引, 但是他并不尊重她, 只是想征服并且制服她。萨拉帮助塞西尔完成他的工作和使命, 而塞西尔却视萨拉为娼妓。不管女人对这个世界做出了多大贡献, 男性总是把她们看做是低级的。女性得不到她们应得的尊重。
2.2 新女性自身的限制
除了男权思想的影响之外, 新女性自身的限制也是导致她们隐退的原因。萨拉和戴安娜都具备新女性的特质, 但是她们又都无法摆脱传统和道德的束缚。有时候新女性是一个分裂的自我, 这体现了她们自身的矛盾和个人性格的二元对立。她们向往自由的生活, 追求独立并且拥有反抗精神。然而, 同时她们又容忍、服从、无私奉献。有时她们意志坚强, 然而有些时候她们犹豫、软弱。
在反鸦片活动中戴安娜非常的勇敢, 然而最终她还是为了自己儿子的前途而牺牲了自己。为了让儿子过上好日子, 她不惜屈从于军阀顾汪。萨拉拥有远大抱负, 她一直渴望展现自己的价值, 然而她却没有发现她实现自己梦想的方式是依靠男人。戴安娜和萨拉都无法摆脱自己作为女人的职责, 因此虽然她们有新女性的思想但她们却不能听从自己的意愿。
从另一方面看, 戴安娜和萨拉的信仰都被击垮。虽然她们都有志向为创造美好世界献出自己的力量, 但是现实将她们的热情击退。戴安娜帮助中国人抗击英国的鸦片贸易, 她以为她同中国人民在统一战线上。然而渐渐地她发现有些中国人并不抵制鸦片贸易, 有些人甚至加入鸦片贸易并从中获取大量财富。顾汪就是其中之一。王岚教授在她的论文中指出无法接受任何一种文化的人就是局外者。戴安娜和萨拉想要为需要帮助的人们做点什么, 然而现实让她们失望了。被错置在中国这个地方, 戴安娜无法接受英国文化也无法接受中国文化, 处于信仰缺失的状态中她们找不到为之付出的对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她们放弃了自己作为新女性的梦想而回归到普通的女性中去。
3 结语
作为一名国际性的作家, 石黑一雄在《上海孤儿》中反映了普遍存在的性别问题。小说中两个主要女性形象戴安娜和萨拉都具备新女性的特质。戴安娜是参与到反鸦片运动中的女勇士。在她看来英国在中国的鸦片贸易是邪恶的、不正义的, 因此她拒绝做家里的天使而积极投入到反鸦片活动之中。萨拉志向高远, 一心想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她是一个追寻者, 不断寻找一个成功的、出类拔萃的男性与她共同完成她的远大志向。
然而, 她们都没都没能坚持自己的理想。为了儿子的未来, 戴安娜选择屈从于中国军阀顾汪。萨拉抱着挽救上海的愿望嫁给塞西尔并与他一同去了上海。然而在上海萨拉不仅一事无成, 还被塞西尔虐待。最终她选择了逃离, 与一个普通男人结婚。
造成这两个新女性最终隐退的原因有二。一方面社会制度限制了女性的自由发展。根深蒂固的男权主义思想决定了女性在社会上没有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女性自身矛盾的性格以及信仰的缺失导致了她们的崩溃。
根深蒂固的男权主义文化妨碍女性实现她们的个人价值, 这种现象在现代社会仍然存在。要改变这种现状, 女性和男性都需要作出努力。女性革命的道路已经走了很久但是终点仍然遥不可及。法律和制度对女性权利的保护不是最根本的保证, 只有当人们的思想真正发生变化的时候女性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等, 否则这条革命之路将永无尽头。
参考文献
[1]Bordin, Ruth Birgitta Anderson.Alice Freeman Palmer:The Evolution of a New Woman[M].Michigan: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3:1-10.
[2]王萍.现代英国社会中的妇女形象[M].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3]Ishiguro, Kazuo.When We Were Orphans[M].New York:Vin-tage Book, 2000.
[4]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M].钟良明, 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5]王岚.解构“身份”——简评《当我们是孤儿时》[J].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2002 (00) :129-136.
[6]王岚.公正地再现“他者”——简评石黑一雄的《当我们是孤儿时》[J].外国文学, 2001 (1) :83-87.
[7]Cheng Chu-chueh.The Margin without Centre:Kazuo Ishiguro[M].Bern:Lang, 2010.
女性悲剧 篇9
一、女性自我意识的严重泯灭
女性自我意识的泯灭在南戏的代表作品中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从《琵琶记》来看, 女性自我意识的泯灭是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问题, 表现为身为女性却自甘卑弱, 缺少独立人格, 认同男性的人生价值观, 在男权的压迫下, 有些女性难以自我认同, “自觉”地变为客体, 处于屈从地位, 并对现实中歧视女性的做法毫无怨言, 意识不到男女不平等的现实。这种自我意识的严重泯灭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女性容易屈服外界环境压力
男权社会对于女性的要求是:女性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和被男性认可, 她就必须放弃自我要求成为客体, 这就是说, 她就必须放弃成为主体的权利。在《琵琶记》中, 在公公强迫新婚的丈夫去考取功名时, 而赵五娘不愿丈夫离开自己, 但她却没有争辩, 最后只能让蔡公和张太公的“怂恿”成为现实。尽管赵五娘对外界环境压力本能地进行了反抗, 但赵五娘毕竟太弱小, 她终于滑向了“他者”——“没有或丧失了自我意识、处在他人或环境的支配下, 完全处于客体地位、丧失了主观人格的被异化了的人。”
2.女性缺乏自我抗争精神, 面对不幸只是忍受
在作品中, 女性面对生活的一切困苦, 往往无怨无悔, 默默忍受, 听凭命运的安排, 对男人的逃避责任决无怨言, 也不思考痛苦的根源, 无视男女不平等的现实, 更不用说抗争命运的大胆举动了。《琵琶记》中的女主人公赵五娘积极认同并实践着男人的人生理想, 心中惟独没有属于自己的喜怒哀乐, 作者也是按照男人的标准来设计她的生活之路。“总之, 在男性中心的宗法社会之内, 女性生活处处受男性的操纵、压迫、欺骗、藐视……而她们也有投降也有反抗;投降者被称为‘贞女’‘良妻’, 反抗者被骂为‘淫女’‘妒妇’;而最后, 投降者只能忍辱苟延度日, 反抗者到底只有一个失败”。这样看来, 赵五娘就是“投降者”了, 其生活的内容就是忍耐和等待。
3.女性对男性的依附性, 主张为男性做自我牺牲
在封建社会中, 文人对人生价值的认识与追求, 更注重政治前途, 在事业与爱情不可兼得时, 往往更多地选择事业。“在封建正统的观念里, 文人举子的终极追求是着眼于德行的完备与事功的辉煌, ‘太上立德, 其次立功, 其次立言’被称为人生追求中的三不朽, 这三不朽, 都是统一在政治伦理中的, 而人生的其他大事包括婚姻也当归属于此”。而她们巨大的自我牺牲换来的, 不过是朝廷的旌表与“一夫二妻”的结局, 这是当时女人真正的悲哀而不是荣耀。女性是男性话语的“传声筒”
几千年来, 无论东西方, 女性一直被认为是“第二性”或“从属他人的人”, 丧失了自我主体性, 其旨意也是参照男性来决定的。女性失去了自己的言语空间, 成为男性话语的“传声筒”:所言是男人们常说的忠孝节义的话题, 所为也是为了夫君的事业, 以男人的是非为自己的是非, 默默地衬托着他们的成功, 而我们却听不到她们心底的真实的声音。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夫者妻之天”之说, 意为女性为男性的附庸。
在作品中, 赵五娘埋葬了公公婆婆, 要更换衣装前往长安寻取丈夫时, 她俨然成了个满口孝义的代言人。可见, 赵五娘在男性话语占主导的社会中失去了表达自我意愿的话语权利, 成了男性话语的代传人。
二、中国封建思想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
在“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束缚下, 失去独立的思想和意志。她们必须自甘卑弱, 服从男人的意志, 才能获得这个以男子为中心社会的认可与尊重。反思造成女性自我意识严重泯灭的原因, 应当与中国封建思想男尊女卑的观念密切相关。
男尊女卑的观念塑造了女性的依附性格, 使女人不能作为独立的个人而存在, 更不用说做人的自由和尊严了。可想而知, 女人在男权社会中生存下去是多么艰难。《琵琶记》中的赵五娘已接近死亡的边缘, 但她找不到痛苦的根源, 只有忍耐煎熬下去, 而最终九死一生的她, 其结局不过是和牛小姐共同分享了丈夫的情感。“在古代中国两性对立的社会模式中, 一句‘唯女子与小人难养’的儒门古训, 便将男性居主的话语权势昭示得明明白白, 而女性则在这种异己的‘他者’话语强权下被赤裸裸地剥夺了与前者平起平坐的社会地位”“夫为妻纲”“出嫁从夫”的规定, 已经赋予了男人对女人的绝对统治权, 女性失去自我的悲剧一幕幕上演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赵五娘悲剧命运的深层次分析
赵五娘的悲剧命运昭示着女性自我意识的严重泯灭。没有爱情, 可以苦等;遭受误解, 忍气吞声;生活困难, 一肩承受;遭遇磨折, 咬牙苦撑。然而, 正是在苦难中显现出她善良、无私、隐忍、坚韧等品质。让人惊异的是, 在那个豺狼当道的世道里, 她一个弱女子居然能千里迢迢找到远在京城的丈夫, 这其间有多少辛酸曲折, 恐怕是难以详尽的。
作为一个女人, 她首先应该是个人, 然后才是女人, 她可以成为女儿、朋友、妻子、情人、母亲, 等等。但赵五娘根本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她只是一个附属物, 只是封建男权制度下的一个符号化概念。她在作品中实际上是个对象性的存在, 她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利他”“无己”的。赵五娘是男人心目中理想的女性, 有着天使般的美丽和纯洁, 内敛、顺从并且无私奉献, 她们回避着她们自己——或她们自身的舒适, 或自我的愿望, 甚或是两者兼有之。女性在这里成了没有自由意志的东西, 没有真实人的生活, 只是一个美好但没有生命的对象。
男女本来就是相依同生的, 如同“吃糠”一出, 赵五娘所唱“糠和米, 本是相依倚”, 但是在男权统治的社会中却发生了分裂, “被簸扬作两处飞”。所以, 只有男女平等对话, 和谐地生活, 精神上合作的时候, 才可能实现女性独立自主的生活。如果女性没有独立自主的能力, 女性就算是男人的“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也不过是个附属品。
参考文献
[1][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
[2]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话[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4.8.
[3]孙逊.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法思想[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12.
女性悲剧 篇10
剧中三个女性:蘩漪、鲁妈与四凤为旧社会罪恶之下的牺牲品,蘩漪由妒生恨,逼得采取痞子手段,从盯梢、关窗、锁门到告密。蘩漪便不得人喜,被视为可恶的坏女人。加上同情与可怜弱者,鲁妈、四凤便划为“好女人”之类。但她们都被爱情拖向沉沦的深渊,爱于她们正如罂粟。
蘩漪是个果敢的女人,有她的文弱、她的哀静、她的明慧,但是她也有更原始的一点野性:在她的心、她的胆量、她的狂烈的思想,在她莫名其妙的决断时忽然来的力量。
蘩漪的生命烧到电火一样的白热,也有它一样的短促。情感、郁热、境遇激成一朵艳丽火花,当火花也有消灭时,她的生机也顿时化为乌有。她的生命交织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她拥有行为上许多的矛盾,但没有一个矛盾不是极端的,“矛盾”与“极端”原是《雷雨》蒸热的氛围里的自然的基调。
诚然,如果以寻常的尺度来衡量她,她实在没有几分胜人的地方,甚至她做了所谓“罪大恶极”的事情—抛弃了神圣的母亲的天责。在儿子与她的“爱情”发生冲突的时候,她的母性没有占上风,而是毫不犹豫地争取“爱情”。
蘩漪是周萍的后母,他们的乱伦让周萍痛苦、后悔,他恨自己,羡慕一切没有顾忌、敢做坏事的人。与蘩漪的关系在他的直觉过去、理智回来的时候,他觉得这样是卑鄙,他更刻薄自己,更深刻觉得这是反人性,他要把自己拯救出来,于是他去追求一种新的生活。但蘩漪岂能放他“自由”“我已经预备好棺材,安安静静地等死,一个人便把我救活了又不理我,憋得我枯死,慢慢地烫死。”哪怕在儿子周冲面前,蘩漪也由于爱情的幻灭而丢弃了母亲的尊严,但是当周冲被电击中发出惨叫,母性的天责又蘩繁漪身上复苏了,眼见儿子的惨死,她倚门怪笑:“冲儿,你这么张着嘴?你的样子怎么直对我笑—冲儿,你这个糊涂的孩子。”进而干哭、呆立、狂笑:“冲儿,你该死、该死!你有了这样的母亲,你该死!”爱情的幻灭、儿子的暴死使蘩漪走向了疯狂。
相对周萍对感情的优柔寡断,蘩漪无疑是一个感情的勇士,她敢爱敢恨,绝没有犹豫徘徊的中间地带。她会爱你如一只饿了三天的狗咬着它喜欢的骨头,她恨起你来也会像狼狗一样不声不响地恨恨吃了你的。聚许多所谓的好女人在一起,便可以鉴别出她是最富于魅力的。这种魅力不易为人解悟,正如爱嚼姜片的人才品味得出辛辣的好处。蘩漪是一柄犀利的剑。
但当周萍背叛她的爱,要带一个在她心目中不过是一个没受过教育的下等人准备逃出她爱的罗网,她便磨利爪子反击,哪怕玉石俱焚。在阴沟里讨着生活,却心偏天样地高,热情原是一片浇不熄的火,而上帝偏偏罚她们枯干地生长在砂上。这类的女人许多有着美丽的外表,然而为着不正常的发展,和环境的窒息她们变为乖戾,成为人所不能了解的。受着人的嫉恶、社会的压制,这样抑郁终身呼吸不着一口自由的空气的女人在那样的社会里不知有多少吧。
在遭遇这样的不幸的女人里,蘩漪自然是值得赞美的。她有着火炽的热情,一颗强悍的心,她敢冲破一切的桎梏,做一次困兽之斗。虽然依旧落在火坑里,热情烧疯了她的心,然而不是更值得人们的怜悯与尊敬么?这总比阉鸡似的男子们为着凡庸的生活怯懦地度着一天一天的日子更值得人佩服吧!
蘩漪可说是《雷雨》中最具有雷雨般性格的人。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颓废,或者叫叛徒,或者叫痞子,蘩漪被父子两代人逼得也采用了报复的痞子手段,从这点看,她似一个可怖的“妒妇”。蘩漪最后疯狂了,这样的结局使得她的热情熄灭,爱恨平息,但更显示了她的悲剧性。
鲁妈—侍萍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人物,她像一个圣者、一个理想主义者。她的撕支票,至今仍然放射着反拜金主义的光辉。她的性格中也有韧性的一面,始终固守着神圣的母亲的天责,甘愿扛下一切的罪过,希望能把孩子遮蔽于自己的羽翼之下。然而她抵抗不了“世道”,她是失败者,她可以到舞台上表演并赢得观众的同情的热泪,却于事无补;她无法兼济天下,连独善自身也做不到。她的质本洁来还洁去,令人想起失败的林黛玉来。她的不抵抗主义,则叫人想起圣雄甘地。她对“世道”进行控诉,区区世道二字,承担了多少代多少人的仇恨与责任?!这两个字在罪有应得的同时,是不是也太容易叫人忘却了自身的问题了呢?而不能自救者,能一定为世道改变所救吗?
同为被“始乱终弃”者,蘩漪由妒生恨,采取痞子式的报复手段而遭到人们的批判,被划出“弱者”的范围,而侍萍被划为“可怜的好女人”一类。其实,蘩漪为爱放手一拼,甘愿舍出自己燃烧一次,也要将那负心人一同拖入火坑俱焚,倒叫人感觉痛快。
侍萍的自我牺牲叫人看了难受,纵使有些同情弱者,但人们决不会去佩服、敬仰弱者的。儿子、女儿都卷入周家的旋涡,受了周家两代人的欺侮,侍萍却息事宁人,只把一切的罪责揽到自己身上:“这还是你妈太糊涂了。”只能控诉上天的不公:“你的妈命太苦,我们的命也太苦了。”
多么可悲而又多么可怜的中国传统女人啊!她们最具有宽恕、善良的美德,而不会“以牙还牙”作殊死的反抗。遭遇到一切不幸,她们不会寻找罪恶之源,而把一切归结到不公平的命运,认天认命,却把罪魁祸首轻轻放过。
“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对于造成自己悲剧的周朴园,侍萍始终是采取不抵抗主义,不接受周朴园的施舍,撕掉支票,只是体现了她的傲气与尊严,并非要给周朴园一点回击。
侍萍无疑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好女人,一切的委屈与不幸和着血泪默默吞咽,这就如一株极易被践踏的野草却又折而不倒。她对得起任何人,除了对自己的残忍,她的自我牺牲不但不能改变她也不能改变她所保护的人。这种自我牺牲只能叫人看了心情沉重,要知道过度的悲痛的刺激会使人的神经痛苦疲倦,再缺乏气力来怜悯。
四凤原是一个活泼健康的女孩,说话很大方,很爽快,却很有分寸,她懂得活着的快乐,她知道同情,她明白劳动的意义,她不是小姐堆里娇生惯养出来的,而且她是好看的。但四凤叫人可怜,她的无知与奴性叫人心烦—中国人毕竟已走过了很长的一段路了。鲁妈当初再三提醒丈夫不要把四凤送进大户人家伺候人,就是怕女儿走上自己当年的老路。那些美丽的羔羊一旦进人狼圈,无一例外遭到噬灭,尤其当狼披上温情的外纱,羔羊更是乖乖就范,看不出一丝强迫、撕杀、血渍。
悲剧又重演,但四凤比母亲更不幸,她与周萍竟是兄妹,虽然不知者不怪罪,只能怪命运阴差阳错的捉弄。而且四凤不自知地又卷人了三角恋,周萍悔改了“以往”的罪恶,他抓住了四凤不放手,想由一个新的灵魂来洗涤自己,但这样不自知地犯了更可怕的罪恶,这条路引到死亡。他们正如一匹跌在泥沼里的赢马,愈挣扎,愈深人地陷人死亡的泥沼里。
浅谈《飘》中的女性的悲剧命运 篇11
关键词：《飘》；女性；悲剧命运
引言
一部作品的风格，特别是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的命运，很大程度上与作者的构思以及自己所处的时代有关。在美国文学史上，载入史册的作家中，有一个只是依靠一部作品而名扬天下的就是《飘》的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在她的成名作中，我们看到了美国南北战争下的社会万象，更感受到了分裂和战争给家庭和民族带来的心灵和肉体的创伤。在那么一个人为扭曲的环境下成长的人们，其所经历的心灵的阵痛与巨变也是可想而知的，作品塑造的女主人公斯佳丽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这部小说后来搬上了荧幕，拍成了一部经典的电影。电影的中文译名《乱世佳人》可以说比较全面的阐释了斯佳丽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所经历的委屈与无奈，抗争与顺从，觉醒与叛逆，独立与征服等等。本文重点从斯佳丽的生活，特别是爱情生活的的悲剧走向出发，来探讨作品中女性的悲剧命运。
一 《飘》的基本故事情节
《飘》主要讲述的是女主人公斯佳丽，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所经历的生活与命运的一系列具有代表意义的变化。故事的开篇是从一场舞会，或者是误会开始的。在庄园长大的少女斯佳丽，对美好的爱情生活充满着向往与恐惧。一方面是自己优越的家庭出身让自己的择偶门槛非常高，另一方面是自己早就对英俊的艾希礼情有独钟。可惜的是，当晚会进行到一半，斯佳丽放下高傲的心去追求自己心爱的白马王子时，却遭到了对方无情的拒绝。从来没有遭受如此打击的斯佳丽，狠狠地打了艾希礼一巴掌，从此两个人的世界永远的分开。然后在冲动之下，出于一种颇为复杂的心理，斯佳丽草率地将自己嫁给了查尔斯，她以为通过另嫁他人的方式，自己的心会得到几分安慰。可是对艾希礼的爱依然像野草一样在斯佳丽的心头疯长。后来，查尔斯不幸过早的离开了人间。
斯佳丽终于如愿以偿的再次获得了自由，成了一名寡妇。再往后，战争爆发，在战争中斯佳丽迅速的成长与成熟起来。可是由于内心对爱情的执念，她和作品中的另一个男主人公瑞德的爱情之路也几次经历坎坷。分分合合，直到斯佳丽对艾希礼的爱情之火永远的熄灭。可是当一切都要回到正途的时候，一次偶然的事故让斯佳丽不小心从楼梯口摔下。结果斯佳丽与瑞德的孩子没了，斯佳丽与瑞德的爱情走到了死胡同。作何选择，何去何从，坚强但是依然脆弱的斯佳丽把选择交给了明天，交给了时间。
二《飘》中的女性的悲剧命运分析
女性的角色在文艺作品，特别是文学作品中一般都是软弱，甚至懦弱，包括被损害的对象。作为一部具有战争背景的文学作品，《飘》可以说另辟蹊径。在渲染和铺垫女性悲剧命运的同时，又给女性以自立、自强的信心与希望。这种信心下的抗争即使最后的结局是悲剧也会给人以向上的力量。因为，女性的内心深处是有这种力量的。那么，这种悲剧命运下的女性力量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本文从女主人公的命运的改写与抗争来进行探讨。
1女性命运的悲剧来源于家庭与环境。
如果说，女性的命运都有哪些影响因素的话，家庭与环境所占的比重可以说是相当大的。因为，在什么样的家庭成长，就会渐渐地养成什么样的价值观与爱情观等等。在《飘》中，斯佳丽一开始的盲目婚姻的悲剧其实就是她一手造成的，在冲动下所做的决定往往都是缺乏理性思考与科学的判断的。结果，嫁错了人，一切的悲剧就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如果我们要从斯佳丽的起初的爱情发展寻找最后的答案的话，那就是过于优越的环境滋生了斯佳丽内心的自私与自负。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很难让她真正地去体会和体悟爱情的真谛。因为，在爱情中，无论家境如何，一切都是平等的，没有谁高谁低，有的只是谁爱的多与爱的少。
当战争爆发后，斯佳丽家的财产面临着被政府征用的危险，当战争让一切男人走向前线的时候，战争也让女人走出了自己的闺房去捍卫自己的财产与安全。可是拿什么来捍卫呢，斯佳丽选择了用自己最后的财富，也是最宝贵的财富去赢得父亲最后留给自己的庄园。这个庄园对于斯佳丽来讲已经不仅仅是几亩地，几头牛那么简单，而是被赋予了太多的价值，其中一点就是家族的荣辱与自己不得不选择的担当。最后，庄园顺利的被保护了下来，可是，斯佳丽自己的幸福与曾经憧憬的爱情早已经在战争的炮火中烟消云散。但是，这仅仅是生命悲剧命运的开始，生命的大幕才刚刚来开，迎接斯佳丽的是对于女人最大的不幸。
如果说，战争让一个女人学会了坚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战争激发了女性内心潜在的力量，当自己曾经心爱的男人的妻子遭遇难产时，斯佳丽勇敢地站了出来，用一个女人特有的智慧与勇敢去拯救一个即将呱呱坠地的无辜的生命。但是，当意外的乌云袭来，斯佳丽自己的孩子却在冲动中死去，如果说是战争让她学会了坚强，那么母爱则让这种坚强变得更加厚重，厚重的让人心酸。因为，坚强的背后是泪水与孤单，当一切风云过后，斯佳丽的幸福生活应该如雨过天晴一样美好。
2女性的悲剧命运是母亲角色的失败。
对于年轻的斯佳丽来说，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一切都恰到好处。可是当情窦初开的少女遇到了一个不解风情的绅士，一切的美好都化作的天边的那朵云彩，或者心头永运的痛。对于艾希礼来说，斯佳丽的出现只不过是平静生活的一个插曲，就好像平静的湖面偶尔落入的一小片树叶，虽然会泛起些许涟漪，但是很快会恢复到先前的宁静。可是对于斯佳丽来说，艾希礼曾经是她的全部，她的生命。一个性格中有着很多极端色彩的女性，通过挑战自己，惩罚自己的方式来获得别人，尤其是自己所爱的人的怜悯与同情，包括爱情的施舍。故事的最后结局告诉我们，这只不过是一场梦而已。没有真实的付出，换来的更多的是一种更大的失落与悲剧。
对于女人来说，这种悲剧就是对于自己母亲角色的剥夺。在暴风雨的夜里，斯佳丽在冲动中当上了母亲，可是自己的性情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与提升。于是，在一次偶然，其实应该说是必然的争吵中，斯佳丽的孩子不幸流产了。这对于一个女性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打击。当爱人离去，亲人离去，留给斯佳丽的只是自己空荡荡的身影，在空旷的大厅里形影相吊。可是，如果说，孩子的离开只是女主人公性格的必然的话，那么爱人的离开，更值得我们去思考，在斯佳丽人生悲剧的背后谁是最后的幕后推手。答案有很多，但是有一个值得肯定的是女主人公自身的性格与所处的时代环境给人带来的太多的压力。压力是让一个人性格扭曲的原因之一。同样，在这种时代环境压力下所产生的受害者不仅斯佳丽一个。所以，孤独的心在乱世渴望爱情本来就是一个奢望。但是，笔者认为，正是由于这种奢望让女主人公斯佳丽最终学会了坚强。当她面对人生的暴风雨再次袭来的时候，她没有选择退让，而是用自己的行为与担当去捍卫一个追求幸福的女性所应该而且必须拥有的自由。
结语
在世界文学史上，很少有作家仅仅靠一部作品就收获了至高的声誉与地位，但是《飘》的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做到了，而且做到了极致。虽然该部小说在语言结构与情节设计等方面还有很多值得推敲与商榷的地方，但是作品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已经早已深入人心。从作品问世到现在，已经有数十种翻译版本流传到世界的各个国家让我们看到了经典的力量，更让我们感受到了文字背后的力量。语言可以有差异，但是对于主人公悲剧命运的反思与启迪却是我们读者的共鸣。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飘》的美丽将如酒般甘醇。
参考文献
[1] 尹红. 文明转换与人的命运──《飘》重读随想[J]. 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7（06）
[2] 丁蕓. 《飘》的轰动效应探源[J]. 台州学院学报. 1997（01）
[3] 谢景芝. 《飘》中郝思嘉形象魅力解读[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02）
[4] 万丽萍. 《飘》与中国的女性主义“异质同表”现象[J]. 知识窗（教师版）. 2009（07）
[5] 陈木茵. 论《飘》成功的语言运用[J]. 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01）
[6] 唐丽芳. 从未随风而逝——《飘》的女性意识[J].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05）
浅析《白鹿原》中女性的悲剧命运 篇12
陈忠实在《白鹿原》中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概括了女性的生命形态。在众多女性形象中尤以三位女性异常引人关注，她们是被公公残忍杀害的田小娥、被父亲毒哑致死鹿冷氏和在肃反运动中被活埋的白灵。
（一）封建礼教的反叛者形象———田小娥
出生于秀才之家的她，模样娇好，“那黑油油的头发从肩头拢到胸前，像一条闪光的黑缎……宽宽的衣袖就倒捋到肩胛骨，露出粉白雪亮的胳膊”。然而，如此年轻漂亮的田小娥却被其父亲下嫁给一个70多岁的老举人当妾。“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封建传统礼教迫使小娥不得不维持这种屈辱的婚姻。
与其同样年轻的黑娃使她心中燃起了对幸福生活的渴求。俩人私情败露后小娥声名狼藉，被老举人休回了娘家。她的父亲对女儿伤风败俗的行为深恶痛绝。以至于后来面对黑娃求亲，其父“不仅不要彩礼，反倒贴给他两摞子银元，只有一条戒律再不许女儿上门”。
小娥与黑娃历经千辛万苦走到了一起。在当时人们的眼中，小娥被看作堕落的代称。他们不允许进祠堂拜祖宗，更被赶出家门，以致容身破窑洞。但小娥并不嫌弃，说：“只要有你……我吃糠咽菜都情愿。”
农协运动失败，黑娃避难出逃，打散了这个幸福的小家。后为给黑娃求情被鹿子霖占有，再到被鹿子霖指使勾引白孝文报复白嘉轩，命运迫使小娥一步步走向“堕落”并最终导致她被忠厚老实的公公残酷杀害，悲惨地结束了生命。这是小娥的个人悲哀，也是旧中国愚昧与无情社会的悲哀。
（二）凄惨之极的传统女性形象———鹿冷氏
鹿冷氏连自己的正式名字都没有。在虚伪的乡情面纱掩盖下，冷鹿两家的当家人冷先生与鹿子霖实现了他们心中门当户对的联姻。可没料到受过新式教育的鹿兆鹏却拒不接受包办的婚姻，新婚之后，就坚决地远离家门，鹿冷氏从此再也没有见着自己的丈夫。
鹿冷氏完全接受了传统观念：女人正派就要从一而终。所以她只能任由这种名存实亡的婚姻继续下去而不敢有所反抗。但她毕竟是个青春年盛的女子，在欲望得不到满足后，公公的非礼在她的心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长久被压抑的欲望战胜了理智，她鼓起勇气向公公暗示表白，却被虚伪的公公羞辱。“她不知不觉从石墩上溜跌下来……意识到自己永远也站立不起来了。”
最终在她遭到羞辱三、四个月后，有一天突然蹿到大街上，大声张扬自己编造的疯话：“俺爸跟我好……我跟俺爸好……”她疯了，得了令整个白鹿原都羞于启齿的淫疯病。她的公公将其囚禁，她的父亲竟下药将其毒哑了。在她被毒哑后，日见消瘦，最后死在了炕上，又一条鲜活的生命消失了。
她从一个循规蹈矩的良家女子到一个无法见人的淫疯子，再一次揭露“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礼教的虚伪与残酷。男人可以随意掌握女人的命运，而女人永远是附庸。
（三）坚强不屈，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形象———白灵
白灵是白家的幺女。自由的本性再加上亲人的宠爱使她大胆对抗旧习俗、旧礼教：不缠小脚;同男孩子一样上学;她在读完私塾，进一步进城读书的要求受到父亲坚决拒绝后，以失踪的方式表达她的意志。当父亲逼她完婚时，她毫不妥协地逃出来，纵使父亲以断绝父女关系相威胁，也决不屈服。
白灵认为爱情是平等、自由的。所以她理直气壮地和鹿兆海私订终身，当发现鹿兆海与自己的信仰相左时，毅然分手，并大胆和鹿兆鹏结为夫妻。
在政治上，她自觉加入共产党，并在革命斗争中明确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以一个大无畏的共产主义女斗士的姿态在狂风恶浪中出生入死。
白灵对斗争形势有着充分的认识。她怀揣对革命理想的崇高之情，历尽艰险到达革命根据地，但最终却被犯了错误路线的毕政委以清除“叛徒”的名义活埋了!
白灵的悲剧在于现代文明唤醒了她社会责任意识，使她不甘于做传统女性贤妻良母的角色。但在中国现代政治斗争中讲究的是审时度势、对权势者的服从，越是清醒独立的品质越不轻易服从权势者的意志，就越容易落到悲惨的境地。一个几乎完美的女性却成为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真是可悲可叹。
二、女性形象悲剧命运的原因
田小娥、鹿冷氏、白灵她们三人都处在生命的旺盛期，就悲惨的离开了人世。她们死亡不是因为疾病，不是因为自杀，而分别是被自己的公公、父亲、革命战友所害。她们并没有做错什么，却被残忍地杀害。而谋害她们的这些人在结束她们生命的时候又是那样的理直气壮、毫不手软。他们对待女性的生命是那么的轻视与残酷，真是令人发指!纵观《白鹿原》全书，书中的女性无一不是悲剧人物，她们的人性被扭曲、被压抑，她们是工具、是附属品、是牺牲品。通过对这些女性命运的描述，揭示了旧中国妇女悲惨的命运，抨击了封建宗法制度的野蛮与冷酷，号召女性争取人权，改变自己的屈辱地位与苦难命运。
三、结语
《白鹿原》的意义在于揭示了我国现代女性走向独立、寻求解放的艰难。在男权社会文化观的束缚和压迫下，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无论是反抗与顺从，其结果都是摆脱不了悲剧性命运。女性的悲剧不仅仅是社会的，历史的，也是政治的。
法律条文上的男女平等并不意味着女性命运的真正解放，政治上的口号也不意味着女性地位的真正上升，我国女性的根本解放在于从根深蒂固的男权意识中摆脱出来，确立自己独立自主的人格，这也是内涵丰富的《白鹿原》提供给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沉重启示。
参考文献
[1]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2]陈忠实.《白鹿原》创作漫谈[J].当代作家评论, 1993.4.
[3]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7.
[4]郑万鹏.东西文化冲突中的《白鹿原》[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 (哲社版) , 1997, 1.
[5]王逢振.女权主义批评数面观[J].文学评论, 1995:5
[6]何西来.关于《白鹿原》及其评论——评《白鹿原》评论集[J].小说评论, 2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