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主人公

悲剧主人公（共10篇）

悲剧主人公 篇1

一、《珍妮姑娘》简介

《珍妮姑娘》是美国作家西奥多·德莱赛的著名作品之一,书中讲述了德裔贫民格哈特的大女儿珍妮的悲惨一生。格哈特一家人口较多,家庭负担比较重,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珍妮和母亲到一家宾馆里打扫卫生,并为客人烫洗衣物。在宾馆工作时,她们认识了善良的布兰德参议员,并且在布兰德一次次的帮助下,珍妮身受感动,并为了自己的家庭,珍妮委身于布兰德。当珍妮幻想着和布兰德结婚过着幸福的日子时,布兰德却不幸患病逝世,并留下了一个遗腹女,从此珍妮的悲剧命运便开始了。珍妮在生下维斯塔后,为了生计在别人家中当女佣时,认识了富家子莱斯特,并且在莱斯特的猛烈追求,以及为了解决全家的生计,珍妮答应与其同居。但是由于莱斯特家中的反对和压力,使得珍妮不得不离开他,带着维尼塔独自生活。然而不幸的是,不久之后维尼塔也病逝了,带着珍妮唯一的希望离开了人世,珍妮痛苦万分,独自一人承受。

小说描写了美国大城市中严重的贫富差距,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生活极其奢华,而劳动人民竭尽全力也只能勉强果腹。贫苦人民凭借着自己的辛勤劳动却不能致富,而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人们轻而易举地就能获得巨额财富,显示了资产阶级严重的不公平的社会现象。珍妮是善良、大度和宽容的化身,她为了家人和爱人不断地做出自我牺牲,但是在那个黑暗的资产阶级社会,她的善良和美好并不能给她任何的回报,使得她一生凄苦孤独。这部小说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是劳动人民生活悲剧的根源。

二、个人性格

珍妮的命运与她个人的性格是息息相关的,她善良、单纯、大度、宽容、体贴,为了亲人她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换来家庭的和亲人的健康和安全。作为家中的长女,她善良懂事,“打从蹒跚学步开始,她已成了母亲的左右手。不论是擦地、烘焙、跑腿,还是照顾弟妹,样样都有她的份,她虽然心中常怨叹命苦,口中却从未抱怨。”她将家人视为一切,“她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善良与慈爱”,家人的温饱和健康比自己都重要,为了家人她可以牺牲自己的任何东西,当乔治喊肚子饿时,她会把自己的面包全给他吃,自己饿着肚子。以至于当哥哥巴斯因为偷煤被发现后被抓进了警察局时,他为了不让父母为难,不让哥哥受苦,委身于布兰德,让他救出了哥哥。她性格中的自我牺牲精神是她悲剧命运的一个原因,如果她不为家人做出自我牺牲,就不会失去贞洁,也不会生下布兰德的孩子,就不会开始她悲惨的人生。

当父亲手受伤后,全家又陷入了拮据贫困的境地,她为了全家能够过上温饱的生活,她又一次做出自我牺牲,答应和富家子莱斯特同居,这样他就能帮助她的家人过上温饱的生活。当莱斯特无法继承父亲的巨额财产时,她又一次牺牲自己,用自己的离开来成全莱斯特,使莱斯特过上了应有的富足生活。而珍妮的弟妹并不具有珍妮这样的性格,他们只会想着自己,自然不会像珍妮那样牺牲自己,从而为自身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她的一次次的自我牺牲成就了他人,却委屈了自己,因此她善良、宽容和用于做出自我牺牲的性格,成为了促成她悲惨人生的一个原因。

三、社会环境因素

德莱塞在他的作品中经常强调环境对人物命运的决定作用,他认为环境对人生的影响十分巨大,环境会影响人的行为,会影响人的性格的形成。

社会环境是珍妮悲惨命运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黑暗的资本主义社会让善良勤劳的底层人民无法生存,劳苦大众想尽一切办法辛苦工作都很难维持温饱,而资产阶级的上流社会的人们是想尽一切办法来挥霍,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在那个黑暗的资本主义社会之中,金钱成为人们衡量一切的标准,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冷漠,社会的阶级分化明显,底层人民很难进入到上层社会之中,上层社会的人们也绝不接纳卑微的底层人民。格哈特一家都勤勤恳恳,辛苦工作,无奈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并不给广大劳苦人民活路,即使竭尽全力也很难维持温饱。来自社会环境逼迫下的压力,珍妮只能选择和布兰德、莱斯特在一起,只有在他们的帮助下,她的家人才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因此珍妮只能牺牲自己来成全家人。

当珍妮和莱斯特在一起时,他们过着幸福的生活,然而当时那个社会阶级分化明显,莱斯特的家人都是上流社会中的人,他们不会接受来自底层社会的珍妮,竭力反对。在莱斯特父亲的遗嘱中,还特意注明,如果莱斯特不离开珍妮,就无法继承他应得的巨额财产。莱斯特的朋友、邻居都以异样的眼光看待他们俩,没有人能够接纳他们的关系,最终在社会环境的压力下,莱斯特离开了珍妮,回到了他的上层社会之中,过着富足奢华的生活。而珍妮只能自己孤苦无依地度过一生,无法和所爱的人白头到老,因此,社会环境的压力也是珍妮人生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结语

珍妮的人生悲剧并不是个例,她的人生反映了那个时代大多数女性的命运悲剧,资产阶级压迫贫苦人民,使底层人民无路可投,一步步走向命运的悲剧。她们的悲剧是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必然结果,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参考文献

[1]德莱塞,潘庆玲译.《珍妮姑娘》,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

[2]张华英.德莱塞长篇小说的悲剧意识[D].内蒙古师范大学,2008.

[3]段秀艳.论《珍妮姑娘》的悲剧性因素[D].山东师范大学,2007.

[4]王兰.析《珍妮姑娘》中珍妮的悲剧性格[J].电影评介,2007(16).

悲剧主人公 篇2

《诗经·氓》中的女主人公在爱情、婚姻之路上历经艰辛坎坷。

《诗经·氓》可算是中国文学史上有迹可查的第一首弃妇诗。诗中的“我”(即弃妇)自叙了从相爱、结婚、受虐到被弃的全过程，其情悲愤难平，态度哀怨决绝，“我”声泪俱下、后悔莫及的控诉深刻的反映了当时社会婚姻制度对女子的歧视和压迫，也异常生动地反映了在那个时代里女子在婚姻、家庭中处于被动低下、任人宰割的悲惨地位。

诗中的“我”从一开始表现出的是对生活强烈的热爱和憧憬。当“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氓”打着“抱布贸丝”的旗号来向“我”搭讪、套近乎时，“我”出于对美好情感的渴望与期盼，在他花言巧语的攻势下，涉世未深的“我”很快被其捕获，心甘情愿的成为了他爱情罗网中的猎物。“我”不但轻信了“氓”感情的真诚，而且大胆的突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桎梏，毅然决然地与其私定了终生的爱情契约。在痴情的主导下，“我”不但体贴的“送子涉淇”，而且在“子无良媒”前提下，竟然还同意了仓促的“秋以为期”的婚期。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对自由爱情的追求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气，也许是出于对把握命运的自信，“我”抛开了女子应有的矜持和谨慎，也可能是出于对“氓”海誓山盟的偏听偏信，“我”忽略了传统媒妁制度对当事人品行道德考察的必要性，“我”抱着一颗至诚之心，迫不及待、义无反顾的飞向了一个自我营造的爱情小巢。

在最初的婚姻生活中，“我”也是能在某种程度上体验到幸福的。因为基于单纯、炽热恋爱生活的惯性，“我”依然深信他还具有当初“抱布贸丝”时的虔诚，而此时的我，不但依然拥有当初能深深吸引“氓”的“其叶沃若”的娇美容颜，而且能做到在“三岁食贫”“夙兴夜寐”的艰苦生活中安之若素、无怨无悔。但“我”并不知道这种一厢情愿所营造出来的痴心的幸福，基础并不牢固。因为随着无情的岁月的洗礼，“我”再娇美动人的容颜也有枯竭的一刻，“我”再坚强的臂膀也有不堪重负的一天。随着我“桑之落矣，其黄而陨”一天的到来，昔日那个温情脉脉的“氓”开始对人老珠黄的“我”冷淡、疏远，也正当“我”被“靡室劳矣”“靡有朝矣”的艰辛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昨日那个信誓旦旦的“氓”开始变得“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面对眼前这个朝三暮四、冷若冰霜的男人，“我”肯定也在扪心自问，这还是那个值得自己信赖并托付一生的爱人吗?难道自己付出这么多、牺牲那么大，竟然就换来冷漠和背叛吗?伴着这些疑问，“我”并不甘心于“静言思之，躬自悼矣”的自怜自惜，“我”决心要向“氓”讨个说法。虽然文中没有描述这样一个“摊牌”的情景，但我们相信这样一个场景肯定是真实发生过的。可悲的是，“我”的不满和愤懑，不但没能赢得“氓”的回心转意，甚至未能争取到他些许的安慰或敷衍，“氓”所回应“我”的.，竟然是“至于暴矣”的变本加厉!“至于暴矣”短短四个字，远不足以刻画出“氓”的穷凶极恶、残暴无情，但却可以很好地引导我们去想象受暴后的“我”的悲苦无助、伤痛欲绝。 至此，曾经天真的“我”终于在残酷的事实面前认清了“氓”冷酷凶残的本性。可以说，此时的“氓”，已不屑于再戴上温柔的假面来哪怕是敷衍一下我。一个血淋淋的现实和一个黑得看不到头的未来，清晰而又令人绝望的展示在“我”面前。

可“我”无法反抗“氓”的绝情，就像“我”无法抵御命运的无情一样。因为在那样一个“夫为妻纲”的时代，丈夫就是“天”，就是不可违逆、不能质疑的代名词。因为男女权力的极端不平等和家庭地位云泥之别的形成，早已由来已久，根本不是任何个人通过努力可以改变得了的。在一个靠劳动力强弱决定生存资源大小的时代，决定了男人“撑起一片天”而女子只能“大树底下好乘凉”的经济格局;在一个男人可“出将入相”纵横天下以逞其威，而女子只能困守阁中做“淑女”的时代，注定了男人风光无限而女人只能做幕后英雄的政治格局;在一个男人可以读书识字走仕途经济之路，而女子总被强调“无才便是德”的时代，注定了男子有想法有主见而女子只好“头发长见识短”的文化格局;在一个男人可以三妻四妾以繁盛家族香火，而女人只能大度包容以显其贤德的时代，决定了男子为所欲为而女子只好忍气吞声的伦理格局。

可以确信的是，在当时男尊女卑的社会伦理秩序下，在那个男人说了算的家庭格局中，“我”针对“氓”的背叛和凶暴，没有任何有效地反制手段，而且就算是在公众舆论方面，“我”也没能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支持。这里面除了“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的束缚，“我”被休弃返家后遭遇的“兄弟不知，咥其笑矣”的冷嘲热讽也可看作是社会救济之路不通的明证。可见，在当时以男权为主导的社会伦理秩序下，女性不仅在家庭内部可能遭受男性不受限制的权力的种种侵犯，还有因家庭不幸沦落为社会笑柄的现实危机。因此，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令人丧气的可悲情景：当女性在被追求时，因为信息的不对等(足不出户的女子不能和见多识广的男子在信息的准确性、针对性、完整性上相提并论)，很可能被男子的表面功夫所迷惑，而做出不甚准确的判断;而当进入婚姻生活时，女性因为种种资源和能力的劣势，又只能沦为男性的附庸，特别是当遭受男性的不公对待时，处于弱势地位的女子既没有正当的渠道可以申诉，又没有可资利用的合法权利能与男性的强势特权相抗衡，这时，如果不能选择保持逆来顺受、息事宁人的沉默，可能就会因反抗触怒男方而遭遇无情的休弃;就算是到了被抛弃的地步，女性的处境依然是尴尬的，因为社会舆论通常会不问是非曲直的偏向男性说话(舆论指向有时也只问尊卑贵贱，而常常罔顾公平正义)，甚至是女性的亲友也会习惯性地从女子身上挑毛病，因为在传统时代女子被休不但对本人甚至之于家族都是一件可耻的事(尤其是对于私定终生的女子，这种舆论的非难可能更加沉重)。

悲剧主人公 篇3

关键词:榆树下的欲望爱碧性格

中图分类号:J801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尤金·奥尼尔(1888-1953)是美国戏剧伟大的剧作家,是美国现代悲剧的创造者,先后四次获得美国的普利策戏剧奖,荣获美国戏剧界唯一的诺贝尔文学奖,被誉为美国的“戏剧之父”。他于1924年完成的现实主义杰作《榆树下的欲望》(以下简称《榆》)全文共三幕十二场,被认为是他悲剧创作生涯中的转折点、里程碑。

奥尼尔在《榆》一文中探讨了现代西方人追求幸福生活的欲望与传统思想观念之间的冲突,通过写主人公爱碧跟丈夫前妻留下的儿子伊本乱伦通奸的故事,猛烈的抨击了清教主义对人们追求爱情和幸福生活的束缚。

一 强烈的占有欲

爱碧具有强烈的物质占有欲,自从嫁给凯勃特来到农场时,她一再向伊本强调这是“她”的田庄,“她”的家,“她”的厨房,“她”的卧室和床,表明了爱碧对农庄财产的贪婪;她就像屋外的两颗老榆树,使人感到一种不祥的、充满嫉妒和企图征服一切的母性心理,她的“眼睛里有一种坚决的、毫不退却的神气”,有一种野性的美;她又具有強烈的情欲,她不仅要求从肉体上占有伊本,而且要求获得真爱。爱碧的“美被一种粗俗的肉欲破坏了……身上有一种和伊本身上一样的骚动、野性和不顾一切的气质”。从最初伊本就被爱碧深深地吸引了,这就是我们称之的自然本性。

在文中第二幕第四场出现爱碧对伊本的爱的表白。爱碧:“伊本再接个吻吧,我得想你一整天呢……我还有一百万个吻留给你呐!你真爱我,伊本?”伊本:“那么——我爱你。你满意了吗?”爱碧:“是的,我满意了。”(爱碧爱慕地望着他,笑了)。爱碧成为情欲与物欲、本能与意志矛盾冲突的产物,这种冲突来自于对钱的无边的欲望,而爱碧与伊本的真挚感情却使他们得以升华,令人作呕的行为和欲望在真挚爱情悲剧中使人顿生恻隐之心、同情之心。

二 敢做敢为

由于评论界对奥尼尔《榆》中爱碧的评论褒贬不一,在此更有必要来讨论爱碧独具特色的性格魅力。此作品从社会性别批评的理论出发,反映了奥尼尔关注女性社会地位,能够客观、真实的再现女性在男权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所遭受的折磨、痛苦以及对真爱的渴求。数世纪以来,传统女性必须是有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必须温柔、顺从、谦逊。而《榆树下的欲望》中的爱碧,颠覆了传统女性形象。

剧初爱碧没有屈服于残酷的社会现实,作为一个寡妇,36岁的爱碧嫁给75岁的老凯勃特,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婚姻换取生活上的保障,她的爱的理想最初是被物欲所掩盖的。选择嫁给老凯勃特这一举动可以证明她的敢做敢为,不顾社会舆论的压力,冲破传统女性被动、被迫、贤淑的社会道德标准模式,敢于反抗命运,这种被压抑的对爱情的渴望转变成不计后果的情感后酿造了她的悲剧,成为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的男权社会的牺牲品。在当时残酷的社会现实中,没有女性能自己决定命运,而爱碧的表现无疑是向传统束缚女性的道德论理挑战,冲破了清教主义的桎梏而追求本能欲望的满足,实现自己的人生。

三爱的扭曲

文中对爱碧杀婴行为的描写是依据古希腊故事中美迪亚为原型而改编的。希腊神话故事中美迪亚就是一个反叛人物,为了对背叛自己的丈夫进行报复,亲手杀害了自己的孩子。这种令人震惊的行为,可以看作是对男权社会的讽刺。有区别的是,爱碧不顾一切的杀死自己的孩子以证明自己爱的纯洁的举动,显示了她不屈从于命运的安排,敢于与命运作斗争的性格,是现代版的美迪亚,是坚强女性的形象代表。

在剧本中,爱碧嫁给老凯勃特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钱财,儿子是财产象征。然而为了证明自己真挚的爱情,她却抛弃了财产,杀死了自己与爱人的结晶,通过残忍的、不人道的、背离社会伦理的杀婴行为,去实现个人的爱情,造成了她扭曲的爱情观。这些证明了爱碧复杂、扭曲的心理性格特征。这种行为纯属于女性在困境中所做的非常态的反叛,是以女性自身的巨大痛苦为代价的。正如奥尼尔说:“我们本身就是悲剧,是已经写成和尚未写成的悲剧中最令人震惊的悲剧。”

四 结语

爱碧对爱情飞蛾扑火般的执着追求令人可叹、可悲、同情、感动,引起了读者的共鸣。虽然死亡不能改变社会现实,但通过这一举动说明了她对男权社会的反抗,是为纯洁的爱情而死。这在金钱主宰一切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激起了一片片涟漪,闪烁了人性的光芒。结局两人双双承担罪责,愿意接受法律的惩罚,他们的形象是可爱的,爱情得到了升华,留给读者一种崇高的美感。

剧中主人公爱碧的性格不是单一的,而是丰满的、有个性,既有其可爱的一面,又有残酷的一面,是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剧作家对爱碧形象的刻画代表了女性反抗男权社会,追求真爱的强烈呼声。

参考文献:

[1] 廖可兑:《尤金·奥尼尔剧作研究》,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

[2] 郭继德:《尤金·奥尼尔戏剧研究论文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

[3] 张小平:《榆树下的欲望:女性对男权社会的反叛》,《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2年。

悲剧主人公 篇4

在哈代的威塞克斯小说中, 主人公的悲剧命运的形成有一个容易被人们忽视的原因———主人公自身的原因。我这里所要说的不是单纯的性格原因, 而是形成性格的人性原因。这一原因突出表现为人性的欠缺。从人文精神角度看, 人性所包含的所有成分都有其合理的一面, 但它们并不都是完好无缺的, 过分发展任何一方面将导致另一方面的欠缺, 那都是不符合人文精神的, 所以, 人文精神主张人性的全面、均衡、健康的发展。虚荣、私欲、利己等都属于人性的范畴, 人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这些特征, 我们不会也不应该去苛责人性, 但是, 我们必须承认人性是存在欠缺的, 这种人性的的欠缺恰恰是导致哈代小说主人公悲剧命运的重要原因之一。《远离尘嚣》中巴斯·谢芭、《德伯家的苔丝》中的苔丝都有爱慕虚荣的一面, 《卡斯特桥市长》中亨察德、《无名的裘德》中的淑也都存在利己的一面, 《无名的裘德》中的裘德、《还乡》中的游苔莎身上存在着强烈的个人私欲, 等等, 诸如此类的因素也是导致他们人生悲剧的重要原因。本文所谓形成主人公悲剧命运的个人因素就是指的这类人性因素。指出这一悲剧成因似乎过于残忍, 但认识人性的欠缺将有助于人文精神的形成和发扬。

一、虚荣是人的本性, 每个

人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虚荣心。恰当的虚荣心能够促人奋发向上, 而不恰当的虚荣心将导致人生悲剧。哈代早期的小说《绿荫下》中的女主人公芳茜是个虚荣心很强的人, 容易受到太多外物的引诱。她向往现代文明和上流社会, 在爱情问题上动摇不定, 她不能战胜牧师梅博德的引诱, 其实就是她的虚荣心使然。本来她已经答应了爱她的狄克的求婚, 但是当牧师向她求婚并许她以钢琴、小马车、花鸟和愉快的社交生活来满足她的虚荣心的时候, 她就抵抗不住这种诱惑。虽然芳茜的人生结局相对美满, 但虚荣的祸根已经埋下。

《远离尘嚣》中巴斯·谢芭也有着强烈的虚荣心。巴斯·谢芭不幸的根源就是因为她的虚荣心所造成的。她喜欢出风头, 好挑逗, 想到自己能征服众多的男性便洋洋得意。她在冲动之下给农场主博尔德伍德一张匿名情人卡, 其原因就是懊恼于他对她的冷淡与漠视, 使得她的虚荣心遭到了挫败。于是, 她便急于想要吸引他、征服他。她的轻浮行为虽然帮自己达到了目的, 但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造成了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 叫她为此吃尽了苦头。同样, 由于巴斯·谢芭的虚荣心作怪, 使得她为特洛伊的甜言蜜语与赞美所陶醉, 而全然不去考虑这些话里到底有多少真实的成分。虚荣心害了巴斯·谢芭, 造成了她自己的痛苦与不幸, 让她付出了比芳茜更为严重的代价。

同样, 在《德伯家的苔丝》中, 虚荣也是导致苔丝个人悲剧的一个重要因素。苔丝的父母部分出于满足虚荣心的目的让苔丝去认亲, 其家人也是因为虚荣希望她嫁给纨绔子弟亚雷·德伯。在特兰特里奇赶集的那天晚上, 当亚雷说要租一辆马车送她回去的时候, 苔丝虽然拒绝了他, 但她的心里却有几分“得意”。在回家路上当她被那群轻浮的人围攻的时候, 她几乎是庆幸亚雷的出现, 在明知有危险的情况下她还是选择主动跳上了亚雷的马背, 并因此直接导致了她的失贞, 也奠定了她一生的悲剧根源。

二、欲望同样既是人类不断

追求的动力, 也是人类痛苦的根源, 因此, 个人欲望必须受到理性的制约。如果一个人理性意志不坚, 无限膨胀的欲望将会泛滥成灾。哈代小说的主人公自然也是存在各种欲念的人, 失控的欲念也是他们悲剧命运形成的一大原因。《还乡》中的女主人公游苔莎从阳光明媚的布达茅斯来到荒凉昏暗的埃格敦荒原, 仿佛是从天堂被“放逐”到了地狱。耽于感官享受的游苔莎与荒原上枯燥单调的氛围格格不入。游苔莎是个欲望极强的女孩子, 她想方设法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离开荒原, 一心想去巴黎。她决定与克林结婚, 是因为她错误的认为克林能够帮助她离开荒原, 前往繁华纷闹的巴黎, 她梦想有一天能够成为靠近巴黎林荫大道一幢漂亮小屋的主妇。克林的坚持让她陷入了绝望, 荒原则是她憎恨的地方, 是她的十字架, 是她的苦难。在欲望的驱使下, 缺乏意志力的游苔莎再也忍受不了了, 她急切的想要离开荒原, 在荒原中不断地挣扎, 反抗, 绝望, 最后毁灭。强烈的个人欲望使她丧失了良知与道德, 丧失了对现实的认识和判断能力。

欲望不仅仅折磨着游苔莎这样的女性, 也同样折磨着男性。《无名的裘德》中的裘德就是位被欲望驱使而在理性与情感之间挣扎、最终走向毁灭的的人物。怀着远大抱负的裘德在阿拉贝娜的勾引下便失去了自己的理性。尽管裘德认识到他和阿拉贝娜并不是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之中的人, 但为什么他还是走向了阿拉贝娜?其实就是对于本能的欲望缺乏理性的抑制。他后来因为淑而放弃进基督寺的理想, 改变自己的宗教道德信仰, 最终爱情、事业皆以悲剧结局, 这就是远理性而近私欲的结果。

苔丝身上也存在着理性不坚的问题。在和亚雷的接触、交往的过程中, 她多次违背自己的自由意志向亚雷的无理要求屈服, 比如吃草莓、坐马车、亲吻等情节, 苔丝最终都是屈从了他人的意志, 接受了无理的要求, 可见苔丝在理性与情感的冲突中并不是总选择理性的坚守, 也正是因为她这种不坚定的理性才使亚雷更加猖狂地一步一步地向她逼近, 以至于一步步走向悲剧的结局。哈代在《无名的裘德》的“第一版序”中所说:“它只试图真切自然地把人间的烦恼和焦虑、嘲弄和灾难加以描写———它们在人的情感最强烈时即会产生———直言不讳地讲述人的肉体与精神之间展开的殊死斗争, 指出理想破灭后造成的悲剧”。[3]可见, 理性与情感的冲突在哈代主人公身上也是普遍存在的, 只不过在有些人身上表现为旺盛的欲望, 在另一些人身上表现为理性的薄弱, 总之它们都是造成主人公悲剧命运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利己是人的自然本性,

但利己思想并不总带给人喜悦, 有时也会带来痛苦和绝望。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说:“在任何时代, 任何国家, 人们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爱自己甚于爱别人的。”[4]在哈代的小说中, 主人公因为过于利己的目的而导致自身的悲剧的也大有人在。《远离尘嚣》中的巴斯·谢芭为了自己的利益, 毫不顾忌别人的感受, “她知道他会实话实说, 也知道这话题会使他痛苦, 她还是问了他。有些迷人的女子就是这样自私。也许, 她实在无法轻松得到明智的判断, 为了自己的利益, 只好这样来折磨—个老实人了。”巴斯·谢芭自私的个性让她做起事来自相矛盾。她并不真心爱博尔德伍德但她对他的态度一直很暧昧, 使他产生了误解, 以为她肯定会接受他的求婚。然而, 当她遇见了特洛伊时, 便马上改变了主意, 决然拒绝了博尔德伍德的求爱。这就是人性自私的典型例证。在《卡斯特桥市长》中, 亨查德也是个自私的人, 他全不顾及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为了自己的一时痛快便卖掉了妻女, 以至于最后亨察德自己也落得无儿无女的下场郁郁而终。在哈代看来, 亨察德的悲剧应该由他本人来负责, 哈代十分深刻地揭示了亨察德悲剧命运的个人因素。

《无名的裘德》中的淑嫁给菲洛特桑、离开菲洛特桑、嫁给裘德、抛弃裘德都是首先立足在自己的需要, 而她的利己行为直接导致了自己的悲剧, 同时也导致了菲洛特桑和裘德的悲剧。《还乡》中游苔莎也是一位自私的女主角, 她无法在克林身上实现自己的理想, 便把理想中的美境, 完全安放到韦狄一个人身上, 而韦狄准备好娶她并带她去美国, 使她有机会逃脱她所憎恨的荒原时, 她又犹豫了。游苔莎的自私使她的每一条出路都成了无法选择的末路。

亚里斯多德在《诗学》指出:“悲剧主人公在道德品质和正义上并不是好到极点, 但是他的遭殃并不是由于罪恶, 而是由于某种过失和弱点。”[5]哈代的主人公们在他们悲剧性的人生旅程中, 也因为自身的某些过失和弱点加速或加剧了自身的悲剧。这些过失或弱点主要表现为虚荣、欲望、自私等因素。我们认清他们悲剧命运的个人因素, 不仅能够对他们的不幸命运作出更加客观公正的解释, 而且能够作出更加符合人文精神的解释,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从中汲取既有利于个人幸福也有益于全人类共同幸福的经验教训。

注释

1[1]陈焘宇.哈代创作论集[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2[2] (英) 艾弗·埃文斯.英国文学简史[M].蔡文显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3[3]哈代.无名的裘德[M].刘荣跃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4[4]魏金生.现代西方人学思潮的震荡[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

悲剧主人公 篇5

[关键词]变态心理 悲剧结局 矛盾性

约翰·福尔斯（1926年3月31日—2005年11月5日），在世界文坛上享有盛名的英国作家。但最为批评家和读者称道的还是1969年发表的《法国中尉的女人》。相比之下，他的第一部小说《收藏家》（1963）却不太受人关注。《收藏家》一出版即大获成功，成为当年畅销书。小说以第一人称讲一位专门收藏蝴蝶标本，患抑郁症的男子绑架一位搞艺术的女大学生米兰达的故事。小说以米兰达的死和收藏家又多了一个蝴蝶标本结束。关于约翰·福布斯《收藏家》专门评论不是很多，大多数关于作品的评论都集中在男主人公克莱格的变态心理分析上，缺少对女主人公米兰达心理的剖析与关注。以往读过的一些书评，绝大多数将米兰达放在一个弱者的角度、一个正常人的角度，投以诸多同情的目光。然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以说米兰达的悲剧结局的另一个始作俑者，正是女主人公自己，她人格中的变态心理表现非常隐秘，但最终导致了自己的死亡。因此，从变态心理的视角分析女主人公的隐性变态表现对其悲剧结局的推动作用，可以加深对作品的理解。

有人看到这里一定会质疑，米兰达怎么会是变态呢？首先我们先从变态心理的概念来看。变态心理或者心理障碍（psychological disorder），是一种伴随着痛苦和功能性损伤出现的个体内部的心理功能紊乱，是一种不典型的或文化上不被期待的行为反应。“变态”这个词只是传统心理学给的诨号，认为意识不能察觉的现象就是变态。按常理，变态是对于常态而言的，正常是相对于异常而言的。而心理学上的变态可以说几乎在“每个人的身上、每种文化中都存在，可以说是无处不在”。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米兰达会存在变态心理表现了。

当然，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社会环境的差异等因素影响，各个时代的读者对《收藏家》的解读角度也不尽相同。从一个现代读者的角度来看，将变态心理学的概念引入这部作品，可以加深对这部作品的理解。这部写于1963年的作品在文采上说不上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它的闪光点在于它缜密的情节安排和细致的心理描写。现代看过好莱坞大片的人可能认为，《收藏家》只不过是一部犯罪情节小说，也许谈不上精彩。可是为什么仍然有那么多的人成为这部作品的追捧者，我认为精彩的变态心理描写是其中最吸引人之处，这部作品中的变态心理描写及其对整部作品的推动作用即使在今天的世界文坛也是不多见的。

男主人公克莱格无疑是一个严重的心理变态者，作者赋予他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外表、再平凡不过的地位。这位小镇上不起眼的小文书自幼缺乏关爱，性格孤僻、冷漠、封闭，然而由于一次意外的中奖使他成为富翁，他辞去工作，在偏僻郊外买了一所隐蔽的带地下室的古宅。然后，他像捕捉蝴蝶一样把窥视已久的美术学院学生米兰达绑架，最后米兰达因为终日不见阳光，加上肺病延误治疗而香消玉殒。克莱格悲痛之余，又开始了对下一个目标的“收藏”。看看整部故事的简述，就像是克莱格主演的电影，米兰达只是配角，可作品本身采用了两段式的描写手段，分别对两个主人公进行了相同篇幅的自述性描写。那为什么，克莱格就那么让人印象深刻呢？因为他外表平凡，变态表现明显，这种强烈的对比加深的读者对他的印象。女主人公就不一样了，她的社会地位显然要比男主人公高上一等，在当时属于上等社会，她自然有一种富家小姐的优越感。以现代社会的眼光看，这种优越感是畸形的，而在小说里，它是致命的。

下面我们来看看在小说中是哪些行为暴露出米兰达的变态心理。

一、骨子里的上层社会优越感

米兰达通过对克莱格的第一印象就断定两个人的阶层不一样，“他和姑娘从未有过接触，至少没有接触过我这样的姑娘”。在她的心里认为和她这样的姑娘交往接触是一件值得炫耀和称道的事情，是身份的象征，内心的潜台词充分暴露了她的阶级观念。而且她认为“他命中注定是个受嘲弄的贱货，显得那样卑微”，称呼克莱格为“凯列班”（莎士比亚《暴风雨》中野性而丑陋的奴隶）。

米兰达在对克莱格的描述里使用了大量的反语，比如“好青年”、“受伤害”，她认为自己“高高在上”。她认为弱者的暴虐最可恨，平庸的人是文明的祸根。她通过绘画打发时间的同时，也不忘比较两人的巨大差异，她会为克莱格不懂艺术而更加瞧不起他，当着他的面撕掉画好的作品，这不能说这不是另一种心理上的虐待。这种强烈的阶级差异在此时表现得淋漓尽致“瞎子，没有鉴赏力，另一个世界。”

这种优越感决定了米兰达的悲剧结局，她认为自己是上等人，是不能使用不合适的暴力的。她的反抗犹豫、不彻底，注定了她的命运是逐渐走向死亡。

二、言行上的表里不一

米兰达一方面认为自己高高在上，一方面又存在着自我贬低的心理。她甚至认为只要不杀死她，可以把她当成“耐洗耐穿的衣服”。她经常在言语和行为上表现她优雅高贵的一面，但是在两人的斗争中很快又屈服，各种各样的斗争，各种各样的屈服，她甚至没有得到一场真正的胜利。当几乎失去所有信任的時候，她不得不恳求绑架者为她找医生看病。此时在生存面前，阶级差异不再重要了。旁观者说起来很容易，可是作者就是要利用这种强烈的生死反差达到打动读者的目的，可谓用心良苦。

米兰达的悲剧性格不是她的错，但却是导致她悲惨结局的因素。让她表里如一地附和是根本不可能的，就像让克莱格给她自由一样不可能，阶级思想的根深蒂固决定了两个不可能改变的人共同将命运的车轮向前推动。故事的开始就注定了故事的结局。

三、心理上的矛盾和自我扭曲

不得不承认米兰达在与克莱格的非正常交往中，她产生了依赖的心理，甚至有些好感，但是强烈渴望自由的心情让她萌生了杀死他的念头，结果没有成功，她还固执地认为“不能使用暴力，只能用我的智慧”。这种心理表现被成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即在绑架者与被绑架者之间产生的微妙感情，被绑架者甚至站在绑架者的角度为绑架和着想。另一方面，她一直嘲弄他、攻击他，用自己的方式报复这个绑架者。她没有意识到这种报复是徒劳的，这种报复只能加剧克莱格的防范心理，坚定他决不给她自由的信念。

在所有徒劳的反抗都失败的时候，米兰达下了很大决心，决定用自己的身体来交换自由，在她看来这是在贬低自己，但是又不得不这么做，她宁可失去自己的清白也不愿意使用暴力杀死克莱格，这是很矛盾的。然而当她发现克莱格是一个没有性能力的人的时候，她复杂的情绪表露无疑，失望、鄙视、嘲笑、可怜，这么多的情绪让她越来越迷失。她肆意发泄着自己的情绪，歇斯底里地对待克莱格，在她眼里绑架者克莱格是个无能的人，然而面对这个她认为无能的人自己却没有任何办法，这也让她心绪烦躁。她在绑架者给她提供的狭小空间里，心理的自我扭曲得不到控制，在缺乏交流的条件下，她的矜持一点点地磨灭。

《收藏家》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是畸形社会的受害者。尤其就米兰达来说，一方面她是克莱格的收藏品，另一方面，她的偏执及软弱也令她无法逃脱被收藏的命运。她是当时社会背景下两个阶层斗争的牺牲品，社会给了她良好的背景条件，也导致了她性格的缺陷、心理的异常和最后的死亡。

参考文献

[1]John Fowles:The Collector, Toronto: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97.

[2]约翰·福尔斯.The Collector[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

[3]王建平.变态心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4]王守仁，何宁.20世纪英国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42-186.

[5]张和龙.幽闭的自我，畸变的心灵——评约翰.福尔斯的小说《捕蝶者》[J].外国文学评论，2000(2)：243-252.

悲剧主人公 篇6

关键词：《黑猫》,人物分析,人格理论,人格面具,阴影

爱伦·坡是美国历史上享有盛名并极具争议性的一位小说家, 他创作的恐怖小说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人性的黑暗, 人类道德的沦丧及当时社会所面临的人性危机。《黑猫》是爱伦·坡恐怖小说中的一篇代表作, 这篇小说以第一人称为叙述视角, 通过主人公的自述向读者揭示了其人性的堕落并最终走向自我毁灭的过程。小说主人公的种种行径令人匪夷所思, 让人感到恐怖。爱伦·坡精湛的描写与心理刻画, 给读者带来了心灵上的震颤。

关于这篇小说, 许多学者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美学、叙述学等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与解读, 深入挖掘了其文学及美学价值, 其中主人公杀猫害妻的心理动因成了许多学者研究的热点。该文将从荣格的人格面具和阴影这两个原型理论入手, 从心理学角度来解读主人公心理扭曲的过程和杀猫害妻的心理动因。

1 人格面具与阴影

人格面具、阴影是荣格的原型理论中的两个重要的原型, 这两种原型在每个人的人格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人格面具, 这个词的本义是为使演员能在一出剧中扮演某一特殊角色而戴的面具。在荣格心理学中, 人格面具的作用与此类似, 它保证一个人能够扮演某种性格, 而这种性格却并不一定就是他本人的性格。人格面具是一个人公开展示的一面, 其目的在于给人一个很好的印象以便得到社会的承认。”[1]“人格面具对于人的生存来说是必需的, 它保证了我们能够与人, 甚至与那些我们并不喜欢的人和睦相处。它能够实现个人目的, 达到个人成就, 它是社会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基础。”[1]按照荣格的定义, 每个人都可以有不止一个面具, 它能按照不同的情景来调整自己的角色。一个人如果对某一种人格面具过于专注, 太倾心于他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他的意识自我也就开始全然地将自身视同于这种角色, 那么, 他人格的其他构成部分会被弃之不顾。这种人格面具主宰的人会迷失自己的本性, 由于他过度发达的人格面具与其人格的发育不良的组成部分发生冲突, 因此他便生活在一种由这种冲突造成的人格扩张的紧张心理状态中, 从而陷入心灵的危机中。

阴影是潜意识中人的基本动物性的部分, 深深根植于人类的生理和心理进化的历史中, 处于人格的最底层, 是兽性的、本能的种族遗传。由于它的存在, 人类就形成不道德感, 攻击性和易冲动的趋向。阴影原型是人类原始性格的遗留, 人类阴影原型常表现为违反社会规范甚至犯罪的行为。同时, 人格面具和阴影作为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必须在相互冲突, 激烈的整合过程中达到对立统一, 平衡的发展, 才能形成稳定成熟的“个性化”人格, 否则, 任何一个部分被片面发展, 都会导致人格的扭曲和畸形, 最终在痛苦的挣扎中趋向毁灭的结局。

2“我”失败的人格面具

小说中的“我”从小在外呈现出的“面具”是性格温和, 心肠柔软。这种面具是“我”经常使用, 也是用起来最得心应手的, 这种面具可以视为“我”的“主导面具”。“人格是所有面具的总和, 要想全面了解一个人需要知道其所有的面具, 这显然是不实际的, 比较现实的做法是用一两个使用频率最高的‘主导面具’来代替人格。从这个意义上讲, 人格主要是由主导面具构成。”[2]由此可见, “我”本是一个温良之人, 然而这样的“我”并没有得到伙伴们的认可反而一度成为他们的笑柄。“我”这一时期的“面具”是不成功的, 因为这种“面具”没有给当时“我”所处的群体带来好印象也没有让“我”融入其中。也就是说“我”的主导人格面具没有得到认可, 即我的人格本质受到了社会群体的否定。由于受到了群体的排斥, 童年的“我”整日与小动物为伴, 在与它们相处的时候, “我”感到轻松愉快, 在动物身上“我”得到了慰藉。和动物在一起的时候, “我”无需戴上与人相处时要求的“面具”, 这种“面具”是“我”不习惯甚至厌恶的。那么“我”所极度反感的面具是哪种面具?生活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要扮演很多不同的角色, 人首先分男性和女性, 社会对不同性别的人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和期待。男性将承担儿子、丈夫、父亲的社会角色, 女性则是女儿、妻子、母亲的社会角色, 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要按照社会的准则行事, 不能偏离社会的要求。社会要求男性强壮、有雄心、有决断力、成功, 不能表现内心温柔脆弱情感, 这便是男性人格面具。

“我”喜爱小动物的癖好得到了父母的大力支持, 并且一直发展到成人之后, 结婚后连妻子也认同我的喜好。给小动物喂食、抚摸它们是“我”最大的乐趣, “我”似乎已完全沉浸在动物世界之中。但是, 正是由于“我”过分地沉溺于这种角色的扮演, 让“我”无法忍受在人类社会中所要求的男性人格面具的支配。小说中的“我”忍受着男性人格面具的支配, 却又过分地热衷和沉湎于在动物世界里所扮演的那个温良的角色, 把自己仅仅认同于他所扮演的角色, 这个时候其人格的其它方面就受到排斥, 导致人格不健全。在社会生活中, “我”不可能扮演温顺的稍偏女性化的角色, 这不符合社会对男性角色的期望。其实“我”需要戴上多种人格面具以适应不同角色的需要。“我”沉沦在动物世界里那个温良的人格面具中, 试图脱离人类社会中的男性人格面具。此时, 这两种面具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和冲突, 也就是“我”的人格本质与男性人格面具的斗争。一方面, 在强大的社会准则的迫使下, 作为人类社会的成员, “我”不得不要戴着在这个社会群体中的男性人格面具;另一方面, 由于过分地依赖和扮演“我”在动物跟前的角色, 导致“我”常常难以自拔。“我”的人格本质受到了严重的压制难以释放, 为此, “我”的内心是矛盾又煎熬的。在斗争的过程中这两种人格面具始终没有得到整合统一, 这便酿成了“我”的人生悲剧。

3 作祟的阴影

通过上文的解析可知, 小说中“我”在动物世界中的角色是不被当时的社会接受的, “我”的人格本质就被男性人格面具禁锢压抑着。后来“我”染上了酒瘾, 与此同时脾气秉性也完全变了。染上酒瘾后, “我变得越来越喜怒无常, 动不动就耍脾气, 完全不顾别人的感受”, [3]甚至辱骂妻子和虐待动物。发展到这个时候, 小说中“我”的阴影原型开始显现。这是一种暴力的阴影。“我”温良的人格面具实际上是对“暴力”这个阴影的对抗。因为“我”意识到这个阴影是可怕的, 是不能暴露出来的, 于是想通过人格面具来极力掩盖与之对抗。荣格认为, “为了使一个人成为集体中奉公守法的成员, 就有必要驯服容纳在他的阴影原型中的动物性精神。而这又只有通过压抑阴影的显现, 通过发展起一个强有力的人格面具来对抗阴影的力量, 才能够得以实现。”[1]但是, 小说中“我”的人格面具是不成功的, 人格本质承受着男性面具的压制, 两者互相抗衡, 都没有得到平衡的发展, 人格是不健康的。由此可见, 要想压制住阴影的蠢蠢欲动是很困难的, 更可怕的是, “我”酗酒严重深受酒精的毒害, 经常丧失理智。在酒精的催化下, “我”找到了释放内心阴影的渠道:将黑猫“普路托”当成出气筒。在一次醉酒后, “我”残忍地杀死了普路托。这时, 阴影得到了第一次爆发, “我像被恶魔附身一样暴怒……原本那个善良温顺的灵魂被扔到了九霄云外, 酒性发作, 成了凶神恶煞……”。[3]事后“我”这样自述道:“这种邪念是人类内心的一股冲动, 是一种隐蔽且微妙的原始本能, 或者说是情绪, 它决定了人类的性格……明明心里知道不能如此却偏要去做……正是我心中这股难以捉摸的渴望, 驱使着我自寻烦恼, 抛弃本性, 为所欲为……”。[3]“我”的这段告白真实地反映了阴影的强大威力及爆发时的原始性和兽性。虽然, 在人格面具微弱力量的作用下, “我”曾有过一瞬间的罪恶感, 内心也有一丝丝不安, 于是找来一只与普路托极为相似的黑猫作为内心的弥补。然而可怕的阴影早已占据主导地位, 有了第一次的爆发, 之后就更难以控制。第二只黑猫的出现并没有给“我”的内心带来多少安慰, 反而激化了内心的残暴。它竟和普路托一样眼睛也被挖掉一个, 胸前长着的白毛形似象征惩罚的“绞刑台”, 仿佛是在暗示“我”的种种罪行。每每见到它, “我”感觉自己的丑恶便被世人一览无余。此时, 阴影已经没有哪种人格面具能够压制。在阴影一次次的撩拨之下, “我”最终铸成大错, 走向了毁灭。

4 结束语

在《黑猫》中, 爱伦·坡揭示了主人公毁灭的过程, 给读者带来了强大的心灵震撼与恐惧。卡尔·荣格的人格面具和阴影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找出造成主人公人格扭曲的最深层的原因, 即人格面具失衡、人格面具和阴影失衡。小说中的“我”一方面得不到社会的认可, 另一方面却要努力迎合社会的要求, 两种人格面具的不协调发展、激烈的冲突造成了其人格面具发展畸形, 无法发挥其对阴影该有的制衡作用, 从而使阴影吞噬了人性。主人公的命运启示我们读者要塑造健康的人格, 必须协调好人格面具中的各个面具, 以及人格面具和阴影这两种原型。这对人们保持心理健康具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C.S.霍尔, VJ.诺德贝.荣格心理学入门[M].冯川, 译.北京:三联书店, 1987.

[2]黄国胜.心灵之约—一个心理医生的手记[M].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7.

[3]埃德加·爱伦·坡.爱伦·坡短篇小说选 (盛世教育西方名著翻译委员会译) [M].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1.

[4]李雪梅.阿尼玛原型的牺牲品—《黑猫》的心理学解读[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 2007, 26 (5) .

[5]维蕾娜·卡斯特.人格阴影:起破坏作用的生命力量[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6]周莉, 胡向华.人格面具与阴影—安德森《小城畸人》心理探究[J].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1, 18 (1) .

[7]朱振武.爱伦·坡小说全解[M].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8.

悲剧主人公 篇7

《麦田里的守望者》是塞林格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虽然只有十几万字，但它却在美国社会上和文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51年，这部小说一问世，立即引起轰动。主人公的经历和思想在青少年中引起强烈共鸣，受到读者，特别是大中学生的热烈欢迎。因为这部小说道出了他们的心声，反映了他们的理想、苦闷和愿望。家长们和文学界也对这本书展开了争论。经过30多年的考验，它不愧为美国当代文学中的“现代经典小说”之一。现在大多数中学和高等学校已把它列为必读的课外读物，正如有的评论家说的那样，它“几乎大大地影响了好几代美国青年”。

本书以主人公霍尔顿自叙的语气讲述自己被学校开除后在纽约城游荡将近两昼夜的经历和心灵感受。它不仅生动细致地描绘了一个不安现状的中产阶级子弟的苦闷彷徨、孤独愤世的精神世界，一个青春期少年矛盾百出的心理特征，而且批判了成人社会的虚伪和做作。主人公是16岁的中学生霍尔顿·考尔德，他是当代美国文学中最早出现的反英雄形象之一。霍尔顿出身于纽约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教师和家长强迫他好好读书，但是他看不惯周围的一切，根本没心思用功读书，因而总是挨罚。第四次被开除时，他不敢回家，便只身在美国最繁华的纽约城游荡了一天两夜，住小客店，逛夜总会，滥交女友，他在电影院里百无聊赖地消磨时光，糊里糊涂地召了妓女，情不自禁地与虚荣的女友搂搂抱抱，与此同时，他的内心又十分苦闷，企图逃出虚伪的成人世界去寻批纯洁与真理的经历与感受。这种精神上无法调和的极度矛盾最终令他彻底崩溃，躺倒在精神病院里。本文从家庭、学校、社会三个方面分析霍尔顿的悲剧成因。

1. 家庭

霍尔顿在寄宿学校里学习，16岁的他离开了家，但同时也需要回到家。他一方面试图摆脱父母的控制，另一方面又希望得到父母的关爱。霍尔顿渴望得到父母的关心和帮助，但是在小说中，他的父亲从未出现过，他的母亲唯一一次出现是从黑暗的房间里传出的声音，霍尔顿在成长的过程中未能在精神上得到父母的指导和帮助。他的父亲是个富有的律师，送他到很好的学校就读，希望他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将来找份很好的工作。在物质上这位父亲尽了他之所能，但在精神上却未给儿子关心和爱护。对于儿子的问题他没有试图去了解霍尔顿，寻找他厌学的根由，并帮他解决。对待儿子他非常粗暴，霍尔顿的妹妹说，如果霍尔顿又被学校开除，“爸爸会杀了你”。霍尔顿的母亲是个情绪化的人，非常容易激动，动不动就歇斯底里。这样的父母是不能给孩子温情的。父母的粗暴使霍尔顿不敢回家，有问题也不敢说，当然也没有勇气向父母寻求任何精神上的支持和帮助。

2. 学校

霍尔顿就读的潘西学校在教育界声望很高，它理应为学生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教育。但事实并非如此。社会上流行的种种不良风气在这里也很盛行。因此，霍尔顿的四周“全都是伪君子”。读书、求学问也只是为了“出人头地，以便将来可以买辆混帐的凯迪拉克”，学生一天到晚干的，就是“谈女人、酒和性”。很显然，这样的学校不是霍尔顿的理想所在，他瞧不起那些伪君子似的师长，也厌恶那些同流合污的同学，他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当然，这里也不可能有真正认识并理解他的叛逆性格的人，他的室友———斯特拉德莱塔对他的训斥：“要你干的事他妈的没一样是好好照着干的。”就说明了这一点。

安东里尼是霍尔顿在纽约寻求交流的尝试一个接一个失败后出现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曾是霍尔顿的老师，而且是“这辈子有过的最好的老师”。因为，他曾用自己勇敢正义的行为赢得过霍尔顿的尊重。因此，霍尔顿在遭受一连串失败的打击之后，满怀信心地来到安东里尼的公寓，幻想从他身上寻找到理解和安慰，但这位在学生心目中留有美好印象的教师此时却这样告诫他的学生：“一个不成熟的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很显然在他心目中霍尔顿是“不成熟的”，而他自己才是“成熟的”。安东里尼对霍尔顿的这番忠告，从成人世界的立场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却不能解除霍尔顿心中的困惑。他之所以孤独、痛苦，就是不愿像多数人那样“卑贱”地活着，而他最尊重最值得信赖的老师竟又这样教育他，他感到非常地困惑，非常地失望，尤其是当他在睡梦中惊醒，发现这位师长有可能是同性恋者时，他立即找借口逃也似地离开了安东里尼的家，他所有的希望全部破灭，这个世界带给他的只有绝望。

3. 社会

小说在记述霍尔顿在格林威治村喝酒时遇到哥哥的昔日女友时，谈到哥哥是位很有才气的作家，曾出版过一篇优秀的短篇小说，可是却为了钱给好莱坞写一些庸俗的剧本。哥哥的昔日女友想要和哥哥重归于好，就来讨好霍尔顿，他感到厌恶和沮丧。才华横溢的哥哥屈服于金钱的诱惑，证明了本应该纯洁的艺术已被陈腐的实利主义气息所包围，无论哥哥的女友———普通人，还是哥哥———艺术家，都为金钱所驱使，拜金主义充斥着整个世界，包括本应美好的艺术。霍尔顿的厌恶和沮丧显示出他对深陷于物欲的泥潭不能自拔的成人世界的鄙夷和痛心。

旅夜之行霍尔顿遇到妓女萨妮。他对为生活所迫而自甘堕落的萨妮充满同情，然而换来的是萨妮的困惑、愤怒甚至是痛打和洗劫。萨妮是一个社会受害者的形象，霍尔顿对她寄予同情，但是她已经接受了那个社会的规则———人们只为个人打算，不会像关心他们一样去关心他人。霍尔顿又一次感受到社会的冷漠和人性的扭曲。于是，霍尔顿的每一次与人交往都好像对牛弹琴，几乎无法与任何人建立起有效的沟通。霍尔顿在拒绝世界之前，已经先被这个世界放逐。所以他只能用一种扭曲的方式表达自己。因而霍尔顿才说谎，胡说八道，玩世不恭，讽刺、挖苦、捉弄甚至侮辱人。他常深切自责自己是一个可怕的说谎者、一个疯子、一个笨蛋，这是因为他在洞察成人世界扭曲的同时，也洞察了自己的精神扭曲。逃避是霍尔顿的惟一选择，但是现实让霍尔顿知道“你永远找不到一个舒服、宁静的地方，因为这样的地方并不存在”。

结论

霍尔顿敏感和叛逆的个性是与他身处青春期的年龄有关的，这时他正处于身心发展变化，自我意识觉醒，独立精神加强的时期，对世界、人生和自己开始有较深入的思考，但缺乏认识和准备。他惊慌失措，不能自我调整，只是消极地以玩世不恭的态度进行抵抗，最终无法走出与现实社会相抗衡的心理怪圈而走向精神崩溃。霍尔顿走向精神崩溃是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麦田里的守望者》虽然写的是一个16岁的少年的故事，但他具有极大的普遍性。二战后，美国一跃成为世界霸主，经济空前繁荣，科技迅猛发展，但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却出现了危机。这部小说以细腻而深刻的笔触，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主人公霍尔顿复杂而又矛盾的心态。霍尔顿的孤独、彷徨、无奈及对传统价值观的蔑视，不仅仅是其个人的感受，它反映的更是战后美国社会人性的畸变，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这也是这部小说能够引起巨大反响并被读者视为珍宝的原因。正如美国评论家大卫·盖洛威在《美国小说中的荒谬英雄》一书中评论霍尔顿形象时所说：“霍尔顿是西方现代社会中的代表，同时也是现代社会的批评者。”

摘要：《麦田里的守望者》在美国当代文学中的“现代经典小说”之一。本文主要从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个方面分析主人公悲剧成因。主人公霍尔顿看透了周围世界的虚假, 他试图超越这个虚假的社会, 努力去寻求真诚与友爱, 但现实注定了他的找寻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他的向往只是一场不切实际的白日梦。

关键词：《麦田里的守望者》,霍尔顿,悲剧成因,家庭、学校和社会

参考文献

[1][美]J.D塞林格著.施咸荣译.麦田里的守望者[M].南京:译林出版社, 1998.

[2]李公昭.20世纪美国文学导读论[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0.

[3]秦小孟.当代美国文学[M].青岛:青岛出版社, 1986.

悲剧主人公 篇8

该文试图从萨特存在主义哲学处境论的角度出发,探讨小说主人公克里斯莫斯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1 暗无光明的人生

福克纳笔下的克里斯莫斯是文学评论界公认的悲剧性人物。刚刚出生就因为身上可能存在的黑人血统,被外祖父扔在孤儿院门口。在孤儿院不仅遭到孩子们的欺辱,外祖父的监视,还因偶然撞见营养师偷情而遭营养师的排挤,五岁就被虔诚的清教徒夫妇收养。由于无法忍受养父严格的请教戒规的束缚,尤其无法容忍养父对他生活的种种干涉,他杀死了自己的养父。从此他的生活便踏上了漫无边际的旅程,失去了别人的监视与看管,更变得孤独无助。在长达十五年的流浪生活中,他当过劳工、勘探工、甚至还贩卖过私酒、也与无数女人鬼混过。这十五年对他来说是荒淫堕落的十五年。他身上可能存在的黑人血统使得他漫无目的地追寻了十五年。他无法容忍别人叫他黑鬼,也无法忍受别人拿他当穷白人来看待。这十五年萦绕在他脑海里最大的疑惑就是自己到底属于哪一个种族。他无奈、愤怒直至到了疯狂的地步,因此他做了很多坏事,想要彻底地毁灭自己而得到解脱。最终,他杀死了自己的情人乔安娜而受到惩罚,流浪生活才得以告终。这个悲剧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矛盾性与恶劣性并不是种族主义者们所断定的黑种人的劣根性,而是一个无法确定自己身份的人,内心无奈和无助所体现出来的外在表现。“他影子一样漂游不定的行踪和自虐的气质,他外表的冷漠与意志力,他与女人亲近后又有意的疏远,甚至连他最后的凶杀暴力,其实都是他努力逃避自身的模糊,拼命追求身份的表现。”[5]97

2 处境中的人生

作为具有社会性的人永远不可能单独地存在于世界上,因此也必然会受到社会、历史、环境及他人的影响。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在他的自由哲学理论中,把作为社会性的人所不可避免的所有因素归结为人的“处境”。他的自由哲学中,“处境”以五种不同的方式显现:我的位置、我的过去、我的周围、我的邻人、我的死亡。一个人的人生和“处境”有着很大的联系。我们总是在“处境”中选择,但是“处境”不会成为选择的限制或障碍。利用“处境”或被“处境”利用造就了人生的喜剧或悲剧。人成为什么样的人都是由自身选择的结果。下面笔者以萨特的“处境论”的几个方面来解析克里斯莫斯人生悲剧的必然性。

2.1 我的位置

萨特的自由哲学里,人的位置是指人的住所及人所处的地点。人的住所和位置看似无从改变,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条件。小说里的克里斯莫斯一生都是行动着的,漂泊度日居无定所。前五岁在孤儿院的日子,虽然有饭吃有床睡,似乎衣食无忧。但由于外祖父的存在,孤儿院的孩子们在外祖父的教唆下喊他黑鬼。尽管当时的年龄还不明白“黑”与“白”的界限。但在他幼小的心灵里,“黑鬼”的称呼表明他与其他人有所不同。因此形成了孤僻的性格,宁愿躲在衣橱里偷吃牙膏也不愿和其他孩子玩(除了一个名叫艾丽斯的女孩)。

孤儿院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个住所,这对他来说也只是个暂时居住的地方。不知道会不会像艾丽斯那样突然从这个地方消失。他幼小的心灵里对于位置没有任何的概念。因此当外祖父深夜将他送走时,他一点都不惊慌,一点都不感到突然。

在克里斯莫斯被麦克依琴夫妇收养后,那个充满浓烈清教氛围的家就成了他人生的第二个住所。在养母的悉心照料下,生活也算得上衣食无忧,偶尔还可以从养母那里得到一些零花钱。在养父严格清规戒律的管教下,他形成了刚毅坚强的性格。在养父母家他完成了小孩到成人的蜕变,但是他内心的孤寂犹如一道厚实的壁垒,将他与养父母隔在两个世界里。他不满养父对他的呵斥责骂,更不满养母对他充满同情爱怜的关心。在他心里,他认为养父母是想对他的人生进行改造与占据。因此他内心愈加冷漠,充满了愤慨,愤慨爆发最终杀死了自己的养父。

为了逃避罪责,他接下来的长达十五年的生活更是流离失所。他走南闯北,干过各种工作,同各种不同肤色的女人鬼混。这十五年的生活,无论是客观所存在的住所,还是心理位置都是漂移不定的。尽管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他与乔安娜相识并成为情人,他也并没能把乔安娜为他提供的小木屋当成固定的住所。在心理上更是觉得处于乔安娜的控制中。为了挣脱乔安娜的控制,他再次杀人,落入法网,得到了应有的处罚,结束了漂移不定的人生。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克里斯莫斯没能摆脱“处境”对他的阻碍。“我的位置”致使他失败的原因在于他无法选择自己的位置,无论是客观的位置,或是心理的位置,他都处于一种驱逐的状态。他无法选择继续呆在孤儿院,不愿选择跟着麦克伊琴夫妇过古板安定的生活,更不愿选择乔安娜为他安排的生活。他将自己驱逐的毫无位置,让“处境”做了他的主人。

2.2 我的邻人

人生活在一个受到邻人亦即他人纠缠的世界中。正如萨特所言,他人就是地狱。“他人成为我这里把世界窃去的存在者,使以我为中心的世界分裂”[6]106。因为有他人的存在,对我的存在产生了威胁,人与人之间便产生了冲突与混乱。

克里斯莫斯悲惨的身世造就了他孤僻冷漠的性格,这种性格致使他与周围他人的关系基本处于冷漠和不信任的状态中。纵观他一生的人际关系,他所信任的人只有他在孤儿院时像妈妈一样照顾他的艾丽斯。艾丽斯消失后这种关系就不存在了。他与养父母麦克伊琴夫妇的关系,仅是被动的接受,心里始终含有抵触情绪。麦克伊琴想将他的姓该随麦克伊琴,而他“充耳不闻…甚至没有心思对自己说我不姓麦克伊琴,克里斯莫斯才是我的姓。”[7]97。麦克伊琴以严格的清规戒律来教育他,他虽然被动接受,但随着年龄的增大,也开始反抗。他拒绝背诵《教义问答手册》,甚至将它放在马厩的地面,以此来表达他的不满和对上帝的藐视。他任由养父用鞭子抽打,脸上也没有丝毫的颤动。他将养父送给他的小母牛偷偷卖掉,买了一套新衣服去哄饭店的女招待。与女招待鬼混被养父发现后,他恼羞成怒,用椅子砸死了养父。他与养父之间的关系建立在打骂与反抗之上,他始终没将自己融入到这个家庭中,将养父对他的养育之恩看做是对他自由的限制与占有,愤恨与不满逐渐积累,故能恩将仇报。他与养母的关系更是冷漠。虽然养母待他如同亲生儿子一般,为他打水洗脚,替他挡鞭子,帮他撒谎,背着养父给他钱,偷偷给他做饭,但他从不领情。他内心的想法无比扭曲变态,他认为养母的“温情善意…(会使他)永远成为它的牺牲品,他憎恨它胜过憎恨男人冷峻无情的公正。”[7]113

女招待博比和乔安娜也是克里斯莫斯人生中的重要人物。克里斯莫斯对博比的喜欢在最初是懵懂的少年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因此最初他对博比充满了爱恋与信任,信任到将自己可能存在的黑人血统也告诉了她。当博比得知这个穷小子又没钱还是个黑人时,便毫不将他放在眼里。克里斯莫斯也渐渐得知博比是个暗娼。他对她的关系从爱恋转为玩弄。乔安娜是克里斯莫斯在杀死养父逃避罪责时偶遇的情人,为他提供住所和食物。但克里斯莫斯一直只拿她作为肉体上的依靠。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克里斯莫斯因无法忍受乔安娜对他的占有与控制,尤其是让他接受他的黑人身份,最终紧张的关系破裂,克里斯莫斯杀死了乔安娜。

除了以上主要人物,其他人物,如海因斯和克里斯莫斯之间只是监视与被监视的关系。克里斯莫斯在逃亡过程中所遇到的同事或与他鬼混的女人,与他都只是利用与占有的关系。克里斯莫斯将他一生中的他人都看作是想控制与占有他自由的人。他将自己封闭起来,不主动去与他人建立信任友好关系(除了博比对他的欺骗),也不接受他人对他的友好与善意,因此它的人生充满了冷漠与无情。“我的邻人”这个“处境”最终成了限制他自由的因素。

2.3 我的过去

是指每个人拥有的已经成为改变不了的东西,也即历史过去不可补救,是构成我的性质的重要因素。我的未来选择要以我的过去为基础。“它(过去)是我们不从它出发就不能做出新决定的东西。”[7]636正是因为过去不可补救,才造就了克里斯莫斯一生的阴影。他的过去判定他可能存在黑人血统,因此他永远生活在这个疑团中,一生都在追逐自己的黑白身份,终生都没有结果。他的过去让它无人疼爱成为孤儿,继而他始终生活在不需要他人关爱的生活中,与他人为敌,冷漠孤僻,恩将仇报。他永远生活在过去中,过去没有成为他选择新生活的起点而是终点,成为限制他选择行动的又一“处境”。

2.4 我的周围

这是指我周围的物,亦即工具。它们的存在依靠我的自由选择。根据我的自由选择它们支持或反对我。在分析“我的周围”这个“处境”因素对克里斯莫斯人生的影响中,笔者将“我的周围”的概念宽泛化,理解为所存在的除个人以外的所有因素。这些因素包括社会因素,思想体制及人文环境。小说的背景放在美国的南方。十九世纪后半叶及二十世纪初,美国经历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变化。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所带来的冲击动摇了南方以种植园为主的经济模式。内战中南方的失败摧毁了南方人过去的荣耀。传统世界的消失使得南方人无所适从,他们愤恨、焦虑、无奈,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克里斯莫斯所体现出的精神状态是整个南方社会的精神状态。如学者们所评论福克纳所创造的“约克纳帕塌法世界中的大多数主要人物在不同程度上都是旧南方的遗老遗少或是南北战争直接或间接造成的孤魂野鬼。”[8]50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南方人拒绝现代力量,但抵抗不了现代力量的威力。感慨自己的悲惨人生却找不到出路。除此之外,清教主义思想对人们的毒害根深蒂固。清教思想对黑人的排斥及偏执扭曲了南方人的人性。南北战争虽然废除了黑人奴隶制,但黑人的自由与平等却遥不可及。这些外在的客观因素,也是造成克里斯莫斯人生悲剧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2.5 我的死亡

死亡是对一切选择的否定。它是作为限制的“处境”,但是它把人生改造成另一种命运。死亡既是人生的终结也是另一种命运的开始。“我的死亡”是对主人公克里斯莫斯人生影响最复杂的因素。他既对主人公的人生产生限制,也带来了希望,是绝望中的最后一丝希望。

死,对克里斯莫斯来说是必然的结果。他先后杀死了自己的养父和情人。前一次逃脱了罪责,让他延续了十五年的对身份追逐的生活。后一次杀人放火引起了社区人们的公愤最终将他处以私刑。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死亡的结果无可避免,给他的人生带来了限制。然而,如果读者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可以发现,克里斯莫斯自己主动选择了死亡。如果按照前一次的方法,他说不准还可以侥幸活上十五年。但是在逃亡一个星期后,他静下心来,发现自己生活的三十多年毫无意义。他明白自己永远无法找到自己的身份,再也不想继续追逐下去,选择平静地去迎接死亡。他自动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当人们抓住他时,他并没有否认自己是克里斯莫斯。他对死亡的主动承认与接收使“我的死亡”这个“处境”因素成为对他人生有利的因素。死亡代表他否定了自己毫无意义的追逐,代表他主动承担了杀人的罪责。从存在主义角度来看他对自己一生的选择和行动承担了应有的责任。他以死亡这种方式选择了另一种命运,不能平静安宁地生活但可平静安详的死去,是绝望中的希望。

3 结束语

在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中,存在先于本质是最核心的。人的自由选择与行动被赋予了相当高的价值。同时萨特也认为人的自由不是任意的,自由可能受到“处境”的限制,但是“处境”不能阻止人的自由选择。从这个角度讲,人在“处境”中是绝对自由的。自由赋予“处境”以意义,“处境”只有在人的选择中才会呈现其具有阻碍或帮助的现实意义。人是自由选择的绝对主人,因此人虽然处在“处境”之中,却命定地具有超越性,人的存在是超越“处境”的存在。可能存在的黑人血液,漂泊不定的生活(我的位置),他人对我的看法(我的邻人),对身份毫无结果的追逐(我的过去),社会历史因素对我的影响(我的周围),这些外在的因素虽然会极大地限制和阻碍克里斯莫斯的人生,但并不能控制他意识上的自由选择。不可以决定是否有黑人血液,但可以选择过黑人或白人的生活;不可以决定成为孤儿的命运,但可以选择与养父母幸福地生活;不可以控制他人对他的排斥,但可以选择接受友好、付出真诚。正因为他放弃了自由选择,无法战胜自己的内心,所以让“处境”作了他的主人,导致了人生悲剧。唯有选择死亡的方式,以主动和坦然的态度迎接死亡,才让他的人生得到了最后一丝希望。克里斯莫斯的悲剧人生足以警示世人,要以阳光健康的态度面对现实,努力奋斗,创造人生!

参考文献

[1]杨敬仁.20世纪美国文学史[M].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

[2]柏里尼.福克纳传[M].吴海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

[3]肖明翰.威廉.福克纳:骚动的灵魂[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4]肖明翰.威廉.福克纳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5]生安锋.现代社会中人格的分裂与模糊——试析《八月之光》中的双重人格[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S1):96-100.

[6]杜小真.一个绝望者的希望——萨特引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悲剧主人公 篇9

森鸥外(1862—1922)是日本近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在小说、翻译、戏剧、评论等方面卓有建树,与夏目漱石并称为明治时代的两大文豪,其创作作品和文艺思想对日本近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舞姬》发表于1890年,小说中森鸥外的自传气息十分浓郁,有很多他生活和经历的影子。在他留德归国后,就曾有一名德国女子追随而来,在鸥外家人的劝说下,未能与鸥外见面,便黯然离开。《舞姬》是森鸥外著名的纪念留德三部小说—《舞姬》、《泡沫记》、《送信人》中最有影响力、最具代表性的一篇。

《舞姬》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悲剧故事。日本留学生太田丰太郎来到德国,在德国大学受自由气氛的熏陶,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对日本官僚制度产生了反抗情绪。偶然的一次机会他与美丽的舞女爱丽丝相遇,爱丽丝无钱安葬死去的父亲,丰太郎出于同情,解囊相助,从此两人交往日益密切起来[1]。因为此事,被几个好事之徒谗言诽谤,丰太郎被撤职,失去经济来源和精神支柱,在不幸中与爱丽丝同居。但另一方面,丰太郎在心理上无法遏制思乡之情和功名之心,最后终于在天方大臣的压力和朋友相泽谦吉的帮助下,选择步入仕途,抛弃爱丽丝踏上回国之路。为此,爱丽丝精神错乱失常成为疯女,丰太郎内心也留下了不可治愈的伤痕。

二、留学经历

丰太郎自幼受到严格的家教,从旧时的藩馆到东京大学的法律系,他一直是名列前茅的高材生。并以陆军派遣的形式去德国留学,肩负着国家和家族的双重使命,抱着振兴民族、光耀门楣的宏图伟志踏上了异国求学的道路。此时的丰太郎是非常清楚自己肩负的责任和压力的,所以来到德国后,他一心苦学,甚至对上司的话惟命是从,生怕出一点差错。用纵然身处怎样的花花世界,决不为它所动的誓言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兢兢业业的学习和工作。

“我既不和他们一起喝啤酒,又不跟他们打台球。他们便说我顽固不化,道貌岸然,并且还嘲笑我,嫉妒我。其实,这一切都是他们不了解我的缘故。他们固然可以嘲笑我,至于去嫉妒这样一颗脆弱而可怜的心,真是何其愚蠢!彼此疏阔,他们对我不仅嘲笑,嫉妒,而且还夹杂着猜忌的成份”[2]。从丰太郎与同学的交往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在留学生中间是被孤立的,与其他留学生不经常来往的原因应归结为他是一个具有独立思想、与众不同的人。丰太郎并不是上司培养的机器,而是具有独立人格的。由于具备了卓尔不群的特质,进而在自己的孤立自傲的个性上滋生了优越感,作家此时生动地刻画出了人物的内心独白,“我的心宛如一颗处女的心,又似合欢树上的叶儿,一碰到什么便要退缩躲闪”[2],直接揭示了丰太郎内心的软弱。尽管如此,丰太郎却还把自己被孤立的原因之一归结为不去和其他留学生寻欢作乐。但是这种考虑问题的方式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回避自己无能、自欺欺人的方法而已,被孤立的真正原因其实是他孤傲的内心、优柔寡断的性格。

三、恋爱经历

从两人的相爱经历来看,众所周知丰太郎和爱丽丝的爱情是从丰太郎对爱丽丝的怜悯之心开始的。丰太郎黄昏散步时,看见了哭泣的爱丽丝,被她的美貌所打动,同情她的遭遇,救了她的急。但是从“她抬眼看我时,十分媚人,以至于我不忍心拒绝她的要求。她这眼波,不知是有意做作的呢?抑或是天然的风韵?”[2]这样的表达来看,并不仅仅是怜悯,这复杂的感情中还有一种对异乡少女的好奇和好感。事后,少女亲自到寓所来表示谢意,从这时起,两个人的交往日渐频繁,但到此为止两人之间完全是白璧无瑕的,按森鸥外描述他们之间的关系首先是师生间的情谊。然而正在此时传来“免官撤职”和“母亲去世”的消息,因此脆弱的丰太郎对爱丽丝的感情,突然炽烈起来。“现在她十分同情我的不幸,又因为惜别在即而不胜悲戚地低垂了头,几缕秀发拂在脸颊上,是那么妩媚动人,深深印在我这悲愤欲绝、深受刺激、兴奋得有些反常的脑海里,使我在迷离恍惚之中走到了这一步,又能奈何!”[2]丰太郎的境遇发生了剧变,遇到了不幸(被免职和母亲去世)才使丰太郎向爱丽丝急剧倾斜。在这种理智和感觉都失衡的状态下,不可能正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也不能冷静判断事态,在万分痛苦与恍惚中与爱丽丝结为了一体,使两个人的关系发生了本质上的改变。也就是说,丰太郎对爱丽丝的爱情,是在丰太郎遭遇到种种不幸和不得志的时候,为了获得心理平衡,找到精神寄托才会与爱丽丝相爱的。那么,可以说丰太朗对爱丽丝的爱情是为了逃避严酷的社会现实,找到一个情意绵绵的温柔乡才产生的。

此时的爱丽丝对丰太郎来说算什么呢?首先当然是是精神支柱,诚心诚意来帮助丰太郎的便是爱丽丝。同时她也是丰太郎的经济援助者,她极力劝说母亲,让丰太郎寄居在她们家里。两个人把微乎其微的收入合在一起,在穷愁潦倒之中度过了些愉快的时日。此时能给予在异国他乡无亲无故又失业的丰太郎以经济上支持的,也只有爱丽丝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丰太郎的身心都得到了恢复,生活也趋于正常,此时森鸥外细致地刻画了丰太郎内心微妙的变化。

首先,明治二十一年(公元1888年)的冬天来到了,爱丽丝在舞台上晕倒了,由别人扶回家来。从那以后,她说不舒服,在家休息,吃了东西便想吐,家人怀疑爱丽丝可能是怀孕了。此时丰太郎是怎么说的呢?“唉,正当我前途渺茫,一身无着之际,如果真是这样,叫我怎么办好呢?”[2]他冷冰冰地诉说着自己不安的心情。此时他和爱丽丝已经是事实上的夫妻了,但从这感叹中我们看不到夫妻作为共同体共患难的情绪,更像是对这个“共同生活者”拖累了他生活的感叹和不安,丰太郎把爱丽丝怀孕一事当作是一个棘手的麻烦,没有一点作为男人该有的责任感。面对好友相泽来德后的一番规劝,丰太郎的态度是“爱丽丝的爱情也使我割舍不得。这颗软弱的心,一时竟拿不定主意,姑且听从朋友的劝告,答应他斩断这段情缘”[2],这种态度不仅对爱丽丝,对朋友也是极其不负责任的。注意森鸥外此时的表达是“爱丽丝的爱情”而不是“我对爱丽丝的爱情”,这表明丰太郎内心的爱是在社会环境逼迫下产生的被动的爱。此时的丰太郎一边为爱丽丝的爱所牵挂,一边又担心自己会被故国抛弃,从而丢失可能是唯一一次恢复名誉的机会,他想抓住天方大臣和相泽的援助之手。此时,他那脆弱的自我在两个不同的价值体系之间徘徊摆荡。

随后,丰太郎随大臣去了俄国。收到爱丽丝炽热的信件时,“啊!看了这封信,我对自己的处境才若有所悟。我的心竟这样冥顽不灵”[2],如此看来,以他软弱的悲剧性格和脆弱性,即使没有相泽的劝说,只要丰太郎的自我解放具有不彻底性,他早晚都会抛弃爱丽丝的。相泽的出现只是加速了悲剧的发生而已[3]。从俄国归来时,面对爱丽丝热情的拥抱,思乡之情和功名之心时而压过儿女之情占了上风,那种追求仕途、名誉和地位的意识在其内心深处早已根深蒂固,此刻压抑在丰太郎内心的功名心和事业心完全浮出水面,于是他放弃自己的个性和自由,放弃爱丽丝,踏上了追求仕途、名利的归国之路。

小说最后借相泽之口,向爱丽丝告知丰太郎已向天方大臣许诺东归日本,爱丽丝承受不了被丰太郎抛弃的打击,过于悲伤和失望导致精神失常,爱丽丝疯了。懦弱的丰太郎连亲口对爱丽丝说出事实真相的勇气都没有,森鸥外如此用意的安排,也彻底表明丰太郎与生俱来的软弱的悲剧性格。

四、性格是悲剧的最大诱因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性格为悲剧六大要素之一。表面看来,故事有这样的悲剧结局是因为丰太郎不得不对周围环境无条件服从而导致的。但笔者认为这是他推卸自己应负的责任,以此掩饰其自私和卑劣的本质性格。丰太郎回日本后定有机会发展事业,实现人生追求。帮他做出决定,促成他实现这些抱负的相泽实在是他的大恩人,丰太郎对他的感激之情自不必言。可是抛弃了发疯的爱丽丝,放弃了这段曾经美好的感情,又使他的内心饱受愧疚和不安的煎熬。他便将心头这挥之不去的遗憾和痛苦转移到好友相泽谦吉的身上。小说的最后一句“我心中对他(相泽)至今仍留着一点恨恨之意”恰恰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外在因素的影响、外力的推波助澜终究也只是外因,最终做出回国决定的还是丰太郎自己,这个决定无疑是他对自己未来人生的最大主见。

有人把悲剧依据其发生的原因划分为社会(或环境)悲剧、性格悲剧、命运悲剧等[4]。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主人公丰太郎聪颖天资的背后,有着内在的卑劣性和决断力差的弱点,懦弱、自私、不负责任是主人公丰太郎的性格特征,这是这场悲剧发生的最大诱因。

摘要：《舞姬》是日本著名作家森鸥外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小说通过青年官吏丰太郎与德国舞女爱丽丝的爱情悲剧,表现丰太郎自我觉醒后,在个人仕途与爱情之间的抉择。通过几个细节分析得出丰太郎懦弱性格以及对爱情不负责任的卑劣性是这场悲剧产生的直接原因。

关键词：以自我为中心,不负责任,软弱,悲剧

参考文献

[1]王永良.论森鸥外《舞姬》的悲剧性[J].呼兰师专学报,2001,(3).

[2]高慧勤.森鸥外精选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

[3]吴永红.试论森鸥外的《舞姬的》悲剧性[J].日语学习与研究,2006,(6).

悲剧主人公 篇10

一、无名的存在

在《骑》中, 劳伦斯塑造了一个无名无姓的白人女主人公, 只称其为“女人”或“她”。很明显, 这种无名的状态意味着劳伦斯不想用她来指任何一个单个的女人, 而是用来象征女性的普遍生存状态。女人是一位资产阶级的太太, 生活安逸, 家庭舒适。丈夫是一位矿主, 比她大二十岁, 靠自己的努力从过去的一无所有到挣了一份颇为殷实的家私, 当然这份家私也包括他的妻子在内。但是女人的处境并不妙, 因为她并不感到幸福, 而是整天心神恍惚, “她的神经慢慢开始出了毛病。”

究其毛病的根源, 是由于男权制社会长期对女性的精神压迫和控制造成的。在几千年的男权制社会文化中, 早已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等级制度。男人代表的是理性、权力和行动;女人代表的是情感、智力低下、顺从和被动。因此, 女人的职责被局限在家庭的狭小范围内, “她没有职业, 没有能力, 没有个人关系, 她连娘家姓都失去了, 她仅仅是丈夫的‘一半’”。而《骑》中女人的丈夫也顺理成章地把她看成是自己拥有的一份财产。“他把她深藏在奇瓦瓦的群山里, 就像那一带所有的酋长那样。他小心翼翼地守着她, 就像对待自己的银矿似的, 那可真是了不得的。”“通行于西方法律体系中的‘已婚妇女法律身份’的原则使已婚妇女一辈子处于未成年人和有形财产的地位。她丈夫成了她的法律监护人, 因为一旦结婚, 她便处在了与那些‘在法律上已经死亡’的精神病者或白痴相同的地位, 开始了受辱的进程。”因此, 自然而然地, 到了三十三岁上, 女人除了体格之外, 其他方面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 尤其是结婚后精神的发展被抑制住了, 完全停止了发展。因此, 这种无名和被动的家庭生活, 使婚姻实际上变成了对她身心的一种折磨和摧残。那么, 长此以往, 她的神经出了毛病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女性主体性意识的觉醒

在男权制社会, 人们普遍认为, 女人的属性是“智力低下, 本能的或官能的满足、原始的或孩童般的情感、想象中的性威力和喜好性事、安于现状、听从命运的安排、精于欺骗、掩饰感情等。”因此, 婚姻是女人的唯一职业, 除了做贤妻良母, 相夫教子, 她别无选择。因为她没有能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一技之长, 她只能过着依附男人的生活。在《骑》中, 女人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单调乏味的生活, “她教育她的儿女, 她监督着充当她仆人的那些墨西哥男孩子。”这就是她的全部生活。

但是,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二十世纪初时, 随着女权运动的蓬勃兴起, 妇女的命运开始发生了部分改变。到了1920年, 有二十多个国家的妇女获得了公民权和选举权。《骑》创作于1924年, 女主人公的命运正是与这一时期的女权运动息息相关。美国是妇女运动的发源地, 所以这位来自加利福利亚的女人不可避免地参与其中, 成为了时代的一名新女性。

在《骑》中, 女人虽然幽居家中, 但不时来访的丈夫的客人却让她开阔了眼界, 对外部世界有了一些了解, “她丈夫有时带一些客人回家, 其中有西班牙人, 墨西哥人, 偶尔还有些白人。”而她也被到来的一些青年绅士吸引住了。正是其中的一位青年绅士在她沉寂的心底掀起了层层涟漪。这位青年和她的丈夫谈起了住在南面幽深山谷里的印第安人, 引起了她的极大兴趣。据说, 那是一支叫奇尔朱人的部落, 是全印第安人中最古老的, 还保留着古代的宗教, 用活人献祭等。这使她感到极为震惊, 她的女性主体性意识被突然唤醒:她意识到该做点什么, 以摆脱这种无所事事的、屈从的和压抑的生活。于是, 她决定到印第安人的居住地去探险, 以实现自己的价值, “她觉得她命中注定了该到山里去, 到这些无始无终、神秘莫测的印第安人的隐蔽的居住地点去遨游一番。”而这一决定和行动, 则悄然预示着她的悲剧命运的到来。

三、走向死亡

这位从未单独出过门的女人, 不顾仆人的竭力反对, 毅然决然地骑着马离开了家, 兴致极高地去未知的领域探险。此刻, 她把男权社会给她的传统角色安排抛之脑后, 决意要做一名新女性。但是, 女人选择挑战的领域难度系数像是很高, 因为这些印第安人似乎不大容易接近, “他们当中有些是很野蛮的, 从来不让任何人接近他们, 一见到传教士就杀。连传教士都去不了的地方, 谁还去得了。”这里, 劳伦斯用象征的手法, 描述了女人即将进入男性的工作领域, 而这个领域对一些男人来说也是望而却步的。这就意味着女人的努力必将遇到重重阻力, 且凶险难卜。

首先, 她要克服自己的畏怯心理。作为一个长期依附于男人生活的中产阶级女性, 习惯了男人和家庭给她提供的保护, 当要独自面对一切时, 心里未免有些恐惧和茫然, “她已经有两个晚上露宿在外, 觉得筋疲力尽, 一想到夜晚的来临就感到害怕。她不知道自己在上什么地方去, 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她的思想甚至发生了片刻的动摇, “她要是还剩下一点意志力的话, 她便会拨转马头, 回到村子里。到了哪儿她便有人保护, 有人送她回家, 回到她丈夫那儿去。”其次, 在与男人们打交道时, 她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也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在路上, 她遇到了三个奇尔朱人印第安人, 并随他们一道到他们的部落去。当其中的一个印第安人不停地鞭打她的马, 使她颠簸得难受时, 她愤怒地呵斥道, “‘告诉那个家伙, 别再碰我的马, ’她大声说。”但是, 那个印第安人非但没有听她的话, 反而在马屁股上又打了一下, 使马颠簸得更厉害了, 女人只能束手无策。当他们到达目的地时, 女人同样经历了屈辱的过程。当年轻的卡西可 (酋长) 拿来印第安人的衣服要她当众换上时, 她断然拒绝, “‘你们男人全部走出去, 我就换, ’她说。”但是回应她的要求的却是更加粗暴的对待, 站在门边的两个男人很快走过来, 猛地抓住她的胳膊, 让她站定。接着, 两个老人拿着锋利的小刀麻利地割开了她的衣服, 瞬间使她体面尽失。可以说, 刚到那儿, 这些印第安人就毫不留情地给了她一个下马威。女人千辛万苦地逃离家庭的束缚, 本意是想追求自由, 实现自我, 可是不由自主地她又落入了印第安人的控制。在与这些人日后的相处中, 更是时时感到他们的不友好和敌意, “他们的黑眼睛在凝视着她的时候, 眼睛深处另有一种眼神, 凶猛, 残酷, 令人望而生畏。如果他们觉察到她在注意他们, 他们立刻便以微笑来掩饰过去。可是她已经看在心里了。”因此, 进入的这个新领域, 给她带来的是更多的束缚和压抑, 只有在她喝了印第安人给她的带有麻醉性质的药草饮料后, 她才有了些许美好的感受和幻想, “她的感官便被释放出去……这是一种渗入万物的更加崇高的美与和谐之中的绝妙的感觉。”

劳伦斯毕生致力于研究男女之间的关系。他主张, 最道德的男女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男人忠于自己的男子汉之道, 女人忠于自己的妇道, 从而让男女之间的关系自然而然地形成。因为, 对各自双方来说这就是生命。”劳伦斯的思想反映了男权制社会延续了几千年的男女在各自领域的分工。而在《骑》中, 这位女人尽然“不守妇道”, 走进男性的领域, 公然向男权制挑战, 显然是“大逆不道”, 因而势必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联合起来对她进行讨伐。最终“她那种独立不羁的, 带有强烈的个人因素的女性气质, 将被重新消灭;而那些巨大的原始象征将再一次高高耸立在女性的被征服了的个人独立性之上。她那种有教养的白种女人所具有的锋芒和颤抖着的, 神经质的自我意识将被重新摧毁, 女性的气质将被再一次抛入超越性别, 超越个人激情的巨流之中。”

因此, 这次新领域的探险给女人带来的是深深的绝望, 她此刻明白, 只要男权制度还存在, 她就无路可逃, 她的命运也还会和从前一样, 死气沉沉, 没有希望。由于极度的心灰意冷, 她最终悲哀地走上了印第安人的祭坛, 走向死亡,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她知道, 她是一个牺牲品……但是, 她并不在意。她愿意。”

四、结语

在20世纪初期, 女权远动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 但是, 由于男权制社会的传统势力还过于强大, 以及女性自身的力量和经验尚有不足, 因此, 妇女在谋求自身的解放和出路时, 难免会有阻力, 会有失败。而《骑》中的女主人公在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时, 只是靠着满腔的革命热情, 这是远远不够的。因此, 只有和男人一样接受公平的教育机会, 实现经济上的独立, 并积极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去, 女性才能完全获得自身的独立和解放, 才能真正建立一个男女平等的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冯季庆.劳伦斯评传[M].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5.

[2].陆锦林.劳伦斯作品精粹[M].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0.

[3].[美]凯特·米利特.宋伟文译.性政治[M].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