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原则（精选3篇）
生存原则 篇1
1 生存原则及道德含义
(1) 个人本身的生存。人的生存是属于自然本能的, 无论是平日里的“谋生”, 还是危及时刻的“逃生”, 只要不危及他人生命, 通常既不用谴责也不值得表扬。除非在某种“边缘处境”中, 在某种极限危险或匮乏的情况下的“逃生”还可表扬。如:在坍塌井下坚持数天、在海上船只遇险后漂流、从沙漠或极地逃离等。他们发挥了人的潜力、精神、勇敢、决心和韧性, 表现出珍惜生命的一种精神态度, 这就是生命的价值。从义务来讲, 假如说认为自杀有违背一个人对他人、对社会的道德义务, 而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视自杀为人的一种必要乃至完全的义务。不过, 在这一问题上还存有争论。
(2) 个人关系的生存。谋求自我生存就是自爱表现, 是一种常会影响他人利益的自爱, 发生利益冲突就会无法避免。实际我们可以识别出类似于国家“安全困境”的一种个人“生存困境”, 一个人越是对自己珍惜就越有可能损害他人利益甚至生命, 最后也很可能对自己利益产生损害乃至牺牲, 所谓道德含义也出自于此。纯粹个人行为是不具有道德含义的, 影响他人生活行为才具道德含义并对其做道德上的褒贬。在一种文明和政治秩序已存在的状况下, 个人行为与个人关系反映着群体间的联系, 特别反映着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
2 道德“范围”的重要性
(1) 国际性道德的重要性。在人类历史上, 道德从氏族、部落到城邦、国家为核心的单位扩展。目前, 道德实践虽没超出以国家为根本政治社会单位的伦理, 但包含全人类乃至所有生命的伦理观念在强有力地产生影响。人类迄今并没有组织成真正的“大家庭”、政治共同体, 而是一直生活在内外有别的政治群体中, 道德要求就有内外差别了。所以, 群体的领导者自然对这个群体安全及其他利益有优先和权重考虑且富有正当性, 毕竟对其他群体同样利益也必须有所顾及。只有致力于保障自身生存也顾及其他政治体中人们生存甚至整个人类生存的行为原则, 才可获得一种客观普遍性, 构成一种道德原则。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可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道义, 这时的政治家或决策者“审慎”不能仅为自己考虑利害后果, 也要为所属群体甚至全人类、地球上所有生命考虑这一后果。这种“审慎”也成为一种国家“道德”, 甚至是世界性伦理。
(2) 利益性道德的重要性。“利益”要考虑群体利益, 是个人利益也是道德意义。通过种族、信仰或意识形态来比对利益权衡和竞争并导致更残酷的行为。“生存”固然包含在“利益”范围中, 但“利益”概念容易理解为物质或经济利益, 不如直接说“生存”或“安全”。国际政治中道德相关性主要是关系生存和安全。一个国家为保卫自己生存和安全是有理由奋起抗争的, 但用对外战争来扩展自己经济利益或实现某种自持理想信念显然得不到正当性证明。人类生存原则是处理人际及国际关系的更高原则, 是可超越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对立, 可沟通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中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对峙甚至各种理论争论, 成为某种可共享、底线共识的东西。
3 生命原则的体验阐述
有些基本道德原则不一定被人们所清楚的认知, 而且“道德”之名还被人们进行评判和否认, 但它还是被人们不假思索地作为自我隐蔽行为的前提和指导, 并透过各种“利益”或观念“冲突”顽强地表现自己。所以依据近代社会的思想发展, 阐述出具有明确道德意义的“生命原则”。
(1) 生命原则的优先性。“生命—自由—平等”, 从霍布斯、洛克到卢梭的主要三个社会契约论者那里能够轻而易举地发现作为社会伦理原则的一个系列, 而保存生命无疑是最优先和最基本的原则。人们只有先生存后才谈其他别的事物。生存是可以制伏和压倒一切的, 这个原则在霍布斯那里不仅是主要而优先的, 且几乎是仅有的。在其他很多道德和政治哲学家那里还是有机会向其他原则开放的, 不过, 生命原则总是在最优先的。
(2) 生命原则的宝贵性。作为价值原则的一个阐述, 假如只从人的视角来看, 生命原则的含义包括:一是生命是人类最优先和最根本的价值, 是一切其他人类价值的先决条件。这一点在前面谈到生存是否可作为一个原则来对待已略有说明, 所以说这是生命原则最根本也最普遍的内容。二是生命本身作为目标是宝贵的, 而不是作为手段而宝贵。康德在他有关“普遍立法”、“人是目的”和“意志自律”的三个绝对命令中阐述得最为有力。这种区分可以说是非常主要的, 因为, 也有观点认为人是世间最珍贵的, 但只作为一种生产力或战斗力的珍贵。作为有明确道德含义、具有自我意识的原则, 将其称为“生命原则”, 以此来区别于不自觉地、作为事实上的一种动机起作用的“生存原则”。在现代生态伦理学中, 有很多学者强调人的行为决策必须把包括动物、植物在内的所有生命都考虑进来。
(3) 生命原则的义务性。尽管生命是作为目标, 自由自在的, 宝贵的, 那么, 所有人的生命就都同样值得珍惜, 任何生命都同样宝贵, 都应当作为生命来看待, 任何人也都应当有尊严的看待自己, 都应当给予某种关怀和珍惜, 即应该以合乎人道或人性的方式对待所有人。但作为一种义务原则, 我们更要强调生命原则义务命令的否定性:即它们主要是作为禁令出现的道德义务。这主要包括两层面内容。一是不要戕害生命, 即要尽量避免杀戮和伤害生命, 特别是不杀害无辜者。二是给生命提供最根本的供养, 即让生命得到基本营养和生活条件。这种物质生存有时被视为“经济利益”, 但是否尽可能提供这种基本生存资料并不是简单分配公正问题, 而是关系到生存根本道德问题。
4 结论
总之, 上面的陈述已富有现代色彩, 特别表现在对价值原则和道德范畴两点内容的陈述。而且这个原则要落实到目前以国家为根本政治单位生活的人们之中, 出于政治制度不同, 实现程度自然也有所不同, 而且不可能完全消弭一种内外差别。在国际政治中这种道德义务主要体现在应当尽力避免暴力和战争、在战争中尽力避免残酷和毁灭, 特别是避免伤害平民和无辜者, 而核武器当前仍然是威胁各国安全和全人类生存的最大危险。我们最深切的希望是世界和平, 人人都能以和谐的思想来面对一切, 这样, 才能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一份力量, 人们才可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摘要：本文尝试捋顺这个原则, 表明它尽管还是没有被人们清楚认识到, 但顽强的利益诉求和矛盾主张在发挥作用, 并不管怎样还在约束着人们的某种行为, 这个原则还是有进一步明确和自觉的需要。本论文最后试图对具体道德含义的生命原则做出另一种可能的说明, 并提出一些有待进一步思考和讨论的问题。
关键词：生存原则,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伦理思考
参考文献
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生存原则 篇2
work hard不如work smart，在职场中，除了要努力干活外，更要聪明地干活。
随着网络轻喜剧《司马Ta呀》的广为流传，“司马Ta”成为了继杜拉拉之后的第二个职场标杆人物，这一次他将白领work smart(聪明地工作)的特征发挥到了极致。作为smart的谐音，“司马他”(也称“司马Ta”)强调在工作中注意技巧，让干活变得更有价值，而这种职场生存之道被“80后”职场人士奉为经典，在SNS网站引发了热议。
在白领活跃的休闲频道以及SNS网站上，“司马他”一族还发起了“司马他”指数投票、办公室风水帖、十二星座讨好老板帖等趣味性职场话题。此外，网友创作的“蓝精灵版司马他之歌”也获得了颇高的点击率。“在那都市里面高楼里面有一群‘司马他’，他们聪明又努力，他们勤奋又上进，他们忙忙碌碌奔波在那职场生活里，他们睿智勇敢永不退避。”职场人士对“司马他”的追捧，表达了“80后”群体在工作压力下，对轻松应对职场问题的期待。
在软件公司做销售的Tina 就是典型的“司马他”一族，这位入职刚一年的“80后”女生无论说话还是做事都显得比同龄人成熟，在同事中间口碑不错，销售业绩也比有些老员工要高。
她说，这要归功于书上、网上、师兄师姐传授的职场守则。她把这些箴言融会贯通，无论是与同事还是客户交往，都能派上用场。
比如有一条“发挥性别优势解决问题”，Tina说，虽然职场不是情场，但女人若是足够聪明，能把情商发挥到极致，性别能帮上大忙。“比如明白进退之道，懂得尊重身边的男同事，特别是尊重男人与自己的不同之处。然后，再以退为攻，求得实际效果。”在她看来，work hard不如work smart，在职场中，除了要努力干活外，更要聪明地干活，这样才能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中脱颖而出。
赞成派：
用小智慧化解大危机
如果说，《杜拉拉升职记》推出的办公室女主角主要靠着“老黄牛”的精神，兢兢业业地干出一番成就，那么《司马Ta呀》所推出的办公室男主角则是靠高超情商在职场中游刃有余。任何企业中，都会有“杜拉拉”和“司马他”的存在，作为
公司的骨干员工，“司马他”们用小智慧化解办公室大小危机的做法，不仅让人际关系更润滑，也让本人对职场的投入收到更多的回报。
人力资源专家认为，“司马他”之所以引起职场的热烈反响，就是因为真实地反映了职场中的情况，无论同事还是老板，都更乐意与“有趣”的人进行交流。除了埋头苦干外，有时候稍微机灵点会更受欢迎。在职场中，掌握一定的职场交流技巧，的确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司马他”正是这样老少咸宜的聪明族群。
反对派：
典型的职场厚黑学
“如果大家都提倡‘司马他’，那么还有哪个愿意安安分分地工作呢？都去走捷径了！”白领小涛显然对此颇有微词。他认为，自己工作5年以来，一直都在技术岗位上兢兢业业，眼看着几个同时进入公司的同事不到三年都被提升为部门主管，也有过不甘心，但是却始终没有放弃努力工作的信念。“在工作中，必须经历一段积累经验的过程，如果缺少了这种磨练，就算一时可以上位，也不会太长久。”
民企HR姚先生认为，要做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司马他”，运用职场智慧或技巧只是锦上添花，工作能力才是基础和关键。“我个人也会比较喜欢那些活络的员工，但是要从办公室小白领中脱颖而出，踏实地干好活，才是关键所在。除了会讨好老板、处理好人际关系以外，总要有点基础的安身立命的本领。”姚先生指出，办公室的生存技巧的确是必需的，但是如果演变为职场厚黑学，就会让职场如同雷区一般。
中立派：
辩证地看待“司马他”
司马他一族的“语录”听起来符合很多“80后”的处世方式，仔细看也有很多是源自他们在职场中积累的智慧或小聪明，值得玩味。我们应该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司马他“精神”。其中，鼓励职场新人“不抛弃不放弃”、“注意发挥自己的特长”等法则是积极可取的，还有一些诸如“踏实和耐力不如会看老板眼色”之类的“厚黑学”其实并不适合初涉职场的新人。
此外，实际上“司马他”一族是很难界定的，每一个人有每个人心目中的“司马他”。可以说work smart是work hard的对立，也可以说work smart是work hard的升华。对于办公室人群来说，“司马他”一族可以是一群找捷径的人，也可以是一
群偷小懒的人，他们不是没有上进心，只是知道如何更快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链接
名词解释：Smart 企业制定团队的工作目标和员工的绩效目标的原则。S－Specific(具体的)、M－Measurable(可衡量)、A－Achievement(可完成)、R－Realistic(现实的)、T－Time bond(时间段)。近日，80后职场人以Smart为基础的另类生存法则在网络迅速蹿红，被大批同龄网友奉为经典，拥护者被称为“司马他”或“司马Ta”。“司马他”一族坚信，职场之路只有从智慧出发，坚守Smart原则才能大获全胜。
职场“司马他”一族的特征：
“80后”白领，受过高等教育、睿智、时尚、内敛等。其具备的核心素质为：智在职场，我本聪明。这一法则强调行走职场要基于现实，未雨绸缪，在短时间内达成具体的目标。
“80后”八大职场Smart生存法则：
1.找工作要不抛弃不放弃；
2.注意发挥自己的特长；
3.要懂得如何让BOSS满意；
4.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得淋漓尽致；
5.讲原则不要乱了大局；
6.注重实践并且谦虚谨慎；
7.善于思考和处理问题；
生存原则 篇3
1.19世纪英国的发展
19世纪的英国有一个赫赫有名的别称“日不落帝国”, 特别是在维多利亚时代, 英国的殖民地遍布全球, 在任何时间都有阳光照在他的其中一个属地上。从18世纪起英国率先开始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大机器代替了手工生产, 市场上的商品越来越丰富, 生产效率也随着蒸汽机的隆隆作响不断提升。为满足工业生产的需要, 蒸蒸日上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像一个饥饿已久嗷嗷待哺的婴儿一样, 在世界的范围内搜寻补给, 抢占原料产地。销售因生产效率提高而产出的丰富大量的产品, 这个巨婴在世界范围内抢占商品市场, 倾销工业品。当时的经济学的代表亚当·斯密指出:“一个人是贫是富, 要看他能取得必需品、舒适品和娱乐品的程度如何”[1]这种新财富观获得了资本家的认同, 使资本家对于财产的认识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和视野, 在这样的经济学背景下, 英国接下来为了利益和财富的丑恶所作所为就也显得有迹可寻了。马克思将鸦片贸易从普通的商品贸易中抽取出来, 用“鸦片贸易”和“合法贸易”来区分。英国从中国进口大量的茶叶、丝绸和瓷器。然而英国的普通商品例如棉纺织品的销售却在中国接连受挫。马克思说:“在印度及中国, 商品堆积如山”, “商品堆积非常厉害, 半年以来, 粗样布几乎无人购买”[2]贸易逆差让这个资本主义国家坐立难安, 这样的结果与他们最初的愿望背道而驰, 于是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进行了这种罪的贸易。
2. 迈入老年的腐朽清政府
自公元前221年秦王朝的建立, 一直到英国用鸦片贸易撬开中国的大门, 我国一直处于封建社会, 在经济上, 封建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是基础的经济结构。这种长达千年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具有顽固和抵抗性。因为自己能满足自己的生活所需, 所以不需要购买英国进口的“合法贸易商品”, 这种天然的自然经济的抵抗使得“合法贸易”无法按照英国的愿望进行。同时在政治上满清政府践行闭关政策, 这项政策的本质就是为了维护封建王权。闭关锁国这一政策推行了二百多年, 使得清政府也无法开眼看世界, 与世隔绝妄自尊大的推崇封建礼教, 自居天朝上国。但是, 当时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进行资产革命和工业革命, 进入了生产力迅猛发展的新时代。
3. 罪恶贸易扭转贸易逆差
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这样抨击这项罪恶的贸易:“不是吗?‘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 都要算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毁灭非洲人的肉体, 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的思想, 也没有毁灭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出后, 还杀害他们肉体。”[3]然而, 英政府就是用这种罪恶的贸易敲开了中国紧锁的大门, 先进而又文明的英国绅士们称鸦片贸易为“最安全和有绅士气派的投资生意”这似乎是一种稳赚不赔轻松赚钱的好生意, 一旦打开了清政府紧锁的门, 那么根据强大的需求量, 提高鸦片价格赚取高额利润;或是减少产量让鸦片以稀为贵。财富简单且完完全全握在英国人手中。
马克思在其著作《鸦片贸易史》中写道:“1820年, 偷运入中国的鸦片增加到5147箱, l821年达7000箱, 1824年达12639箱。”“鸦片堆栈从澳门和黄埔转到了珠江口附近的伶仃岛;在那里, 全副武装、人员众多的船只上建起了固定的鸦片堆栈。在由此产生的更有利的条件下, 鸦片贸易在1824年到1834年的10年当中, 就由12639箱增加到21785箱。”[4]回看18世纪末期, 鸦片贩售的数量还没到200箱。60年左右, 英国向中国输出的鸦片数量整整翻了100倍之多, 这个数字相当惊人, 通过惊人的数字背后, 我们可以看出鸦片贸易这项罪恶的贸易行为对大英帝国的诱惑有多大, 他们通过这项特殊的贸易攫取了中国多少财富。
4. 清政府禁烟
因为大批的白银外流, 清政府的财政收支更加困难, 鸦片腐蚀国人身体的同时也腐蚀了中国的统治机构。1794年东印度公司发现了新的便利的港口———广州港, 之后清政府颁布法令, 用杖责来震慑鸦片走私者, 并颁布严格的禁令, 但对于鸦片走私者而言这些在高额的利益面前都是微不足道可以忽视的。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写道:“1800年, 输入中国的鸦片已经达到2000箱……皇帝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 下令同时禁止外国人输入和本国人吸食这种毒品, 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和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 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1/3的大帝国, 安于现状, 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5]清政府在绝望中于1839年6月实施了第一次禁烟。但是, “虎门销烟”并没有有效地解救中国于水火之中, 反而加速了英国对中国的侵略。虎门禁烟正好被用作肮脏的借口, 英国借此挑起了了预谋已久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不久之后又故技重施, 对中国发动了又一次侵略战争。
二、鸦片战争后英国得到的利益
1. 开启英国殖民主义的新的领域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和清政府签订了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在条约中“因大英商船远路涉洋, 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 自应给予沿海一处, 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 任便立法治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又因签订《天津条约》割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割让整个香港给英国使日不落帝国的太阳又可以在一个新的地方升起。新的殖民地也为大英帝国带来了新的便利, 因为香港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 位处九龙半岛和香港岛之间的维多利亚港更是水深港阔的天然良港。早在清中期, 英国人已被位处东亚中心位置的香港所吸引, 香港岛特殊的位置, 向南可以与东南亚的殖民地做生意, 例如缅甸、锡兰、马六甲。向西可以和中国的内陆通商。
侵占香港以后, 英国更能畅通无阻的进行海上贸易, 利用天然良港集散货物。同时, 《广东记录报》公开宜称:“如果狮子 (指英国) 的脚爪将占据中国南方某个地方, 那就占据香港吧……十年以后, 它将成为好望角以东最大的商业中心”[6]。这块新兴的属地带给了英国无限的商业价值和贸易便利, 这也是正好符合英国目的的。
2. 推动了工业化进程
自鸦片贸易后英国商品倾入中国, 中国开始成为英国商品的倾销市场;英国大量进口中国农产品, 中国好像变成了英属的补给舱。《南京条约》一经签订标志着清政府开始丧失了关税自主权, 本该是国家内务的关税协定, 清政府却需要英方许可。这样的规定却是单方面的, 英国不需同中国商议对英进出口的税率。这一不平等内容的签订使得中国无法保护自有经济了。这样的不平衡为英国倾销商品打开了大门, 使得英国因工业革命生产效率提高剩余的大量产品有了销路。同样, 这一系列不平衡的耻辱条约, 也使得英国从中国进口产品变得更加廉价, 所谓的进口贸易已经不能算是贸易, 更贴切的说法应该是掠夺, 低廉的代价换取高价值的原料。大量的洋货“破门而入”式的进入中国市场, 原本已经身份贫困的农民为了购入日用必需品, 不得已要把自有产品拿去出售, 狡猾的资本家们联合勾结清政府的买办商人, 依靠其垄断的地位, 用非常低廉的价格购买并输出再翻倍卖出获得高差价。
(单位:英镑)
在这样不平等的贸易链条中, 大英帝国用着他工业革命前资本原始积累一样的方式, 榨取着中国人的血汗。同时再将榨取好的血汗装入自己的身体里。他们掳掠的包括中国的廉价劳工, 他们为了财富充当了人贩子, 无所不为。短短30年间, 由中国运往古巴的廉价工人就有14万之多。廉价华工遭到严苛的剥削和虐待, 许多没有工人在猪仔船里就已丧生, 英国资本家们根本没有将他们看做人。幸存下来的到了国外被看做奴隶使唤, 过着昏天黑地牛马不如的生活。这些从中国攫取的资本默默推动了英国工业化的进程。根据Hoffman的估计, 英国工业指数在1870年~1910年的四十年间增长了2.5倍, 英国工业自此开始走上迅速发展的道路。[7]工业对于英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于19世纪20年代起超过农业, 成为贡献率第一的部门, 而贸易和交通运输行业也得益于工业实力的迅速增长而在经济结构比重上超越了农业。[8]到19世纪50年代英国已经具有了世界工厂的地位, 超过一半数量的工业产品分销海外, 工业制造所需的原料大部分要靠国外提供。这样的繁荣和地位却没有使英国停下脚步, 英国继续开辟着海外市场以这样那样的方式销售自己的产品, 最求着更高的利润, 扩大市场成为英国持续繁荣的秘辛。
三、中国沦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鸦片荼毒着中国人的身心, 腐蚀着清政府的构架, 已经很腐朽的社会因为这项邪恶的贸易变得摇摇欲坠。马克思高瞻远瞩地指出:“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 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势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 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使必然要解体一样。”鸦片战争突如其来的瓦解了中国千年以来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包世臣在《安吴四种》中写道:“松、太利在梭布……近日洋布大行, 价才当梭布三分之一。吾村专一纺织为业, 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 消减大半, 去年棉花客都折本。”我们可以从当时的文章里看出英国对清政府倾销产品对原本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破坏, 扰乱了平民百姓日常的经济生活, 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西方的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严重摧残了中国民族经济, 自然经济进一步瓦解, 中国进一步沦为资本主义市场附庸, 鸦片战争将中国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来。
同时鸦片战争后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不平等条约, 大量的赔款税收变重从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人民的生活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长期的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导半殖民地国家工业几乎没有发展, 只是以输出原料为贸易形式, 并形成强大依赖性。长此以往就会形成畸形发展的经济。
不仅如此, 我国的主权还遭到了破坏, 清政府名存实亡, 成为列强的傀儡。这样的傀儡政府所规定的政策都益于侵略者而不是益于自己的子民。
四、总结
掠夺是资本主义的生存原则, 为了攫取高额利润, 为了解决本国的发展问题, 为了扩张的野心, 为了无止境越多越好的财富;所谓的文明人却以罪恶的方式将手伸向一个国家, 搅乱他原有的秩序, 夺取他剩余的所有财富, 马克思说“在这场决斗中, 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 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战争带给英国的是蓄谋已久的广阔市场, 丰富物资, 廉价劳工, 真金白银和日不落帝国的霸主地位:然而与之相对的, 带给他所掠夺的国家的是满目的疮痍, 屈辱的半殖民, 身心不健全的人民。
参考文献
[1]刘淑敏, 胡赤军.近代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的主要利益[J].长白论丛, 1996, (6) .
[2]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
[3]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1.
[4]《纽约每日论坛报, 第5433和5438号.
[5]冯敏强.英国为什么会选择强占香港[J].探索与争鸣, 1997, (6) .
[6]Walther Hoffmann British Industry 1700--1950, B.blackwell Press, 1995, p.55.
[7]Phyllis Deane and William Cole,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