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风险（精选8篇）
动力风险 篇1
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再一次证明了安全风险防范的重要性。2014 年马来西亚遭遇的严重洪水灾害,众多重要政府档案受到洪灾影响。事后马来西亚国家档案馆馆长Azemi呼吁各机构重新评估内部档案保管体系的安全性,采取措施防范类似的自然灾害,以减少未来可能的损失[1]65。档案安全风险评估,是对档案实体和档案信息资源所面临的威胁及其可能造成的影响的可能性的评估。其目的是以最小的成本来减少或消除风险因素,把风险发生的概率和损失幅度降到最低限度,获得最大的安全保障,在档案安全保障体系建设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档案安全风险评估工作的推进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一系列动力要素的推动,这些动力因素的构成及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方式和原理就构成档案安全风险评估的动力机制。
档案安全风险评估动力机制的构建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包括文化动力、制度动力、组织动力、权力动力、舆论动力等五个要素。
一、文化动力
这里的文化动力,主要指档案安全风险管理文化。培育和塑造良好的档案安全风险管理文化,能够增强档案安全风险评估的内生动力。档案安全风险评估动力系统的内在本源性动力主要来自档案部门、档案工作者保障档案安全的职责、使命。这一正确的价值观念的形成和实现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得益于良好的档案安全风险管理文化,其能为档案安全风险评估提供强大、稳固的精神动力。
档案安全风险管理文化是蕴含于组织文化之中的核心内容,是在档案安全风险管理活动中逐步形成的集安全风险理念、安全风险价值观和安全风险防控策略于一体的人文文化。档案安全风险管理文化既是制度的环境,又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能够直接并且深刻地影响着组织和个人在档案安全风险管理中的选择和行为方式。档案安全风险管理文化的优劣直接决定着档案安全风险管理制度实际执行的力度,以及档案安全风险管理目标实现的程度。良好的档案安全风险管理文化能够使组织成员树立正确的风险管理理念,具有较强的风险管理意识、较强的保障档案安全职责使命感,对于档案安全风险评估的一系列重要内容达成共识,例如档案安全风险评估的重要性、档案安全风险评估的技术、方法、手段等,并自觉地转化为行动,为建立系统、规范、高效的风险管理机制,实现档案安全保障的目标而努力。
良好的档案安全风险管理文化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进行培育和塑造:一是将安全风险管理与档案业务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安全风险管理应该贯穿整个档案业务工作环节,包括档案收集整理、保管、利用等各方面,从中找出隐患或薄弱环节,及时加以消除和弥补,确保档案安全,从而带动各项档案基础业务全面发展。二是加强安全风险管理的培训和教育。安全风险管理的理念、技术和方法仅掌握在少数专家手里,是达不到风险控制效果的,必须让组织的每个成员都去学习、掌握、执行,因此要让成员的每个人都加入到档案安全风险培训和教育中来。根据组织成员职责权限的不同,还应分为领导层、管理层、一般成员进行有针对性的层级培训。在培训的内容上,应增加案例警示教育,从有关典型案例中吸取教训。
二、制度动力
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2]225。制度动力实质是一种规范力,一种矫正性、控制性的动力,是组织得以良好运行的规则体系和有效保证。制度通过其激励和约束功能的发挥,保障个人与组织在制度框架内运动,从而有效地推动档案安全风险评估的开展。
制度动力作用的有效发挥首先基于制度本身的科学性。因此需建立健全档案安全风险评估政策法规体系,为档案安全风险评估动力机制良性运行提供法规基础。把档案安全风险评估的目标、标准、方法、程序、组织原则、经费保障及奖惩措施等以规章的形式加以明确。此外,还需尽快出台科学、统一、规范的档案安全风险评估技术标准,为档案安全风险评估提供技术保障。档案安全风险评估,并不是传统的粗放的安全检查,而是基于一系列具体细致的安全风险评估技术指标而得出的结论,因此评估标准的科学规范直接关系到风险评估的准确性或效果。制度发挥其正向动力作用必须基于科学合理的法律规范、技术标准。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制度动力的驱动作用还表现在制度创新对档案安全风险评估的驱动。例如,济南市档案局首创的档案安全风险告知制度,就是档案安全风险管理制度的创新,档案安全风险告知制度通过确定风险的范围,明确应进行告知或提醒的相关情况,强化了档案行政监管职能,增强了社会档案安全意识,提高了档案安全事故预防能力。因此,应大力发挥制度创新的作用,用制度创新的思维,把档案安全风险评估中的一些经实践证明具有可行性、普遍性的新的制度安排在档案部门推广应用,以此推动档案安全风险评估的有效开展。
三、组织动力
组织既是一种社会实体,也是管理的一项重要职能。组织理论学家理查德L.达夫特和多萝西·马西克认为“组织就是配置组织资源以实现战略目标”[3]143。组织行为学家斯蒂芬·P·罗宾斯认为“组织是对完成特定使命的人们的系统性安排”[4]4。组织通过对个人和部门下达档案安全风险评估任务并进行任务分解,制定工作计划,合理配置资源,协调部门间关系,以此为档案安全风险评估提供强大的推动力量。
档案安全风险评估,组织动力的驱动首先体现在明确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档案机构、档案安全风险评估服务机构和评估专家库之间的关系及各自的具体职责。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制定档案安全风险评估的政策、法规、标准,对风险评估的实施进行指导、监督、检查。承担档案安全风险评估工作的机构,可以是档案部门内部组成的具备相应条件的相对独立机构,也可以是具备相应资质的档案部门外部的社会专业机构。评估专家负责对评估方案、评估结果进行评审,在风险评估中提供相应的技术指导。
培根的《习惯论》中指出:“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思想决定行动,是行动的先导和动力。组织的管理者或成员对风险所持的态度,特别是领导者对待风险的态度,直接影响着组织对风险采取的行动。风险管理专家彼得·杨、马丁·冯认为组织内部由于阶层的差异,不同的阶层对风险管理的看法不尽相同。因此,组织动力的驱动还需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组织的领导层与管理层对档案安全风险评估要达成共识,从而才能对档案安全风险评估实践提供有力的支持。二是对组织全员思想上的动员。包括表明档案风险评估对组织的重要性,风险评估所涉及范围及相关部门,参与的必要性,组织对圆满完成评估活动的期望和决心。人员参与的程度和范围将影响风险评估的效果。没有全员的参与,安全风险评估有可能“走形式,走过场”。
风险评估领导小组科学配置与否关系档案安全风险评估的效果。领导小组应由组织领导、专家型人员构成,以下三种类型专家型人员不可或缺:一是风险评估专家,熟悉风险评估的流程、方法,可以从总体上对风险评估进行把握,引入风险评估理念。二是技术专家,指的是档案保护技术、计算机技术、工程技术等方面的专家,从技术的层面对档案安全风险进行评估,增强风险评估的技术性、专业性,同时也为安全风险的消除提供后续技术支持。三是档案业务专家,对档案工作熟悉,能把握档案工作的全过程。
四、权力动力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行政组织定理核心内容“法定权力是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认为任何组织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权力作为基础,没有某种形式的权力,任何组织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权力运行具有不平等的特性,档案安全风险评估正是基于权力“命令与服从”不平等的特性而得以推动。由国家档案局,档案最高行政管理部门发起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各档案部门的档案安全风险评估,正是基于档案行政部门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这是目前最为有效地推进档案安全风险评估实践的动力。档案安全风险评估过程中,档案部门通过权力合法性、威慑力和影响力等权力要素的作用,使组织内部一些零散的、无序的管理力量得以整合,共同致力于档案安全风险评估。档案安全风险评估离不开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档案部门领导通过物质、资金、人力、荣誉等权力资源作用于档案工作者,确定档案安全风险评估各项任务的分配与责任的归属,由于权力非平等性的本质特征驱使档案工作者对领导命令的服从,从而有效完成档案安全风险评估任务,保障档案的安全。
五、舆论动力
19 世纪的作家和《大西洋月刊》的第一任主编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说过,“舆论的压力就像大气层一样,虽然你看不到它,但是,它仍然是每平方英寸16 英镑”[5]214。现在,舆论的力量更加威力巨大。舆论所表达的是具有公开性、评价性和倾向性的社会群体意见,在客观上对档案部门、档案工作者会产生一定的心理压力、道德压力和社会影响,从而形成一种无形的督促、制约力量,正是这种正向导向和监督功能推动了档案安全风险评估工作的开展,是重要的外部动力。新闻媒介的监督是较为常见的、最有力的舆论监督的一种形式。新闻媒体对档案安全事故发生的原因、造成的损失进行客观的报道,加大档案安全事故的曝光率,引起社会的关注,提高全民的档案安全和防灾减灾的意识,加强了社会各界对档案安全事故的社会监督,从而推动档案安全风险评估工作的开展。例如,在汶川大地震中,新闻媒体对在这次地震中档案遭受的惨重损失进行的报道,引起社会各界,特别是档案部门、档案工作者的强烈震撼,激发了人们强烈地保障档案安全的情感和欲望,促使档案安全风险评估提上日程。舆论动力作用有效的发挥,要加强档案的宣传。特别是对档案的作用、档案法规的宣传,让公众了解档案的现实作用和意义。舆论动力作用有效发挥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公众档案意识提高的过程。此外,档案宣传要利用多种媒介,特别是一些公众喜闻乐见的新兴媒介。例如,天津市档案馆微信平台受到了市民的喜爱和追捧,7 月份天津市档案馆微信平台总阅读量达25 万次,平均日阅读量达8000 次[6],在档案宣传上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摘要：档案安全风险评估,是对档案实体和档案信息资源所面临的威胁及其可能造成的影响的可能性的评估,是档案安全风险防范的切入点和关键环节。文化、制度、组织、权力、舆论等一系列动力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强有力的档案安全风险评估动力机制,从而有效地推动档案安全风险评估的开展。
关键词：档案安全风险评估,动力机制制度,风险管理文化
参考文献
[1]黄霄羽国外档案新闻工作室.国外档案新闻集萃[J].中国档案,2015(4).
[2]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25-226.
[3]理查德L·达夫特,多萝西·马西克.管理学原理[M].高增安,马永红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143.
[4]斯蒂芬·P·罗宾斯.管理学(第4版)[M].黄卫伟,孙建敏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4.
[5]斯各特·卡特里普,艾伦·森特,格伦·布鲁姆.公共关系教程[M].明安香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214.
[6]天津市档案馆微信平台受市民追捧[EB/OL].[2015-8-12].http://www.chinaarchives.cn/news/china/2015/0812/106160.shtml
动力风险 篇2
1978年冬，小岗村的18位农民按下了鲜红的手印，率先实行农业“大包干”，从此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其背后是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力挺。即便当时外界对小岗村的争议不断，甚至有人说这是在“开倒车”，万里依然坚持鼓励小岗村的改革，体现出了一种历史的担当。
勇于承担风险的改革精神
“想吃米，找万里；小岗人，欢迎您。”——去年7月22日，万里同志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举行，来自农村改革发祥地的安徽省小岗村的农民代表，高举挽联前来送别。
小岗村，这个微不足道的小村庄，是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一个符号。走进小岗村，迎面是一座牌坊，刻着“中国改革第一村”字样；笔直宽敞的柏油马路两旁是两排挺拔的大杨柳。村里，鳞次栉比的楼房、厂房映入眼帘。
“要吃米，找万里”，这是曾在安徽流传的一句民谣。1977年6月，万里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来到安徽后，万里走访乡村，实地了解农民的生活状况，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安徽，万里是有功的。万里因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和闯将。
在安徽，万里一头扎进基层，半年走了3000里路。其子万伯翱说：“父亲到了基层，对当地穷的程度大吃一惊，他看到农民没裤子穿，临近年关，却为没有一两白面，吃不上饺子而发愁。父亲讲，《白毛女》里的杨白劳穷成那样，过年了也要给喜儿扎根红头绳，也要吃顿饺子呀！他马上命令农业部门开仓放粮，给每户农民5斤面过年。”
万里调研从来都是轻车简从，身边只有一两个工作人员，车一停，自己就下去走。公社干部照着稿子念，万里一把夺过稿子，不听他们讲形式主义那一套，自己直接到农民家里去看。3个月后，安徽省委出台了农村工作六条（草案），简称“省委六条”。
1978年冬，安徽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18位农民按下手印，分田到户，率先实行农业“大包干”。此举在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支持和推广下，成为拉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时任小岗生产队队长、“大包干”发起人之一的严宏昌说：“可以说，没有万里，就没有小岗村。万里的话起到了拍板定论的作用，给小岗村的老百姓吃了一颗定心丸。可以想象当时他这么做，承担着多大的‘风险’。”
“大包干精神”的现实意义
“大包干”即“包产到户”，后来被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中国农村推行的重要改革，是农村土地制度的重要转折，也是中国农村现行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回忆起万里1980年元月到他们生产队视察时的情景，严宏昌表示，“我向万里汇报大包干的相关情况时，他说，‘做得好，我早就想这样做了。’”万里视察临走时，严宏昌夫妇送了他几斤炒花生，一向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万里把花生带了回去，因为要把小岗村改革的成果带给省里的领导尝尝。
许多农民特别是干部开始疑惑很大：六条说“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那么，“阶级斗争”这个“纲”还要不要呢？不是“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吗？反响最大、争议也最多的是关于联产计酬的问题。“省委六条”吸收有些地方群众的创造，允许生产队下分作业组，以组包产，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广大农民认为“大锅饭”变小了，手脚也松了绑，对此特别高兴。而一些思想保守的领导干部和想多吃多占的基层干部则强烈反对。
万伯翱说：“要不是对农民感情深，父亲绝不会冒这个风险。1977年还在提倡‘农业学大寨’，父亲却想，现在是百年不遇的大旱饥荒，农民没饭吃，这个大寨学不起啊。他对‘农业学大寨’的会议淡然处之，对极‘左’的形式主义那一套深恶痛绝。”会议要求各省第一书记参加，但万里就是不去，叫下属去，万里还交代：“你去只带着耳朵，什么话也不要讲，回来也不要传达，回来就抗灾、救命。”
不久，全国各地对安徽的批评声此起彼伏，有人说：“干部不是挂羊头卖狗肉，不是嘴上说社会主义，实际干资本主义，不管什么积极性都去鼓励，都去提倡。”也有人告诉万里，一场大论战就要开始了，来势很凶，你可要小心点儿！“当时真的是谈‘包’色变，群众拿着报纸来找父亲，问他还坚不坚持包产到户。父亲坦然处之，只要群众吃饱饭，挨批斗就挨批斗吧。安徽被斗了两年多，斗得不可开交，最终是邓小平力排众议，才帮助父亲完成了改革。”万伯翱回忆，“当时父亲还跟母亲说，做好准备再次被打倒，乌纱帽不要了。可奇迹出现了，百年大旱之后第二年出现了丰收。小岗村农民利益和力量的结合，效果巨大。”
在万里的强力推进下，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一夜之间在安徽全境遍地推广。1980年3月，中共中央调万里任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随后，万里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38年后，站在“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的土地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今天在这里重温改革，就是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改革开放不停步，续写新的篇章。”
今天，“大包干精神”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今日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压力和阻力都不同程度地增加，改革的空间和时间约束也都进一步增强。此外，改革要承载更高、更多元的民意诉求，啃硬骨头、打攻坚战……这一切，都呼唤锐意改革、大胆改革、创新改革和持久改革。
摸着石头过河，不会没有风险。可如今一些干部，缺乏对风险的担当，瞻前顾后不敢改革，坚守“不出问题”就是最大的政绩。当这种“厌恶风险”的风气弥漫，官员不是争先恐后地比改革，而是比“不改革”，就会形成劣币驱逐良币、庸官驱逐好官的逆淘汰。
动力风险 篇3
1 服务外包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1984年沃纳菲尔特(Wernerfelt)发表了企业的资源基础理论[1],提出企业具有不同的有形和无形的资源,这些资源可转变成独特的能力;资源在企业间是不可流动的且难以复制;这些独特的资源与能力是企业持久竞争优势的源泉。资源基础理论的核心思想是资源“异质性”,企业竞争优势来源于包括实物资产、无形资产及组织技能等隐性知识在内的资源地位壁垒所产生的租金,其中包括李嘉图租金、张伯伦租金和熊彼特租金。李嘉图租金是基于资源稀缺性而产生的,即有形资源越稀缺,其价格就越高,一个资源禀赋良好的企业就能够比禀赋差的企业获取更多的经济租金。张伯伦租金是基于资源的垄断性而产生的,通过利用经济规模、高额的转移成本等机制建立行业的进入壁垒,企业可以获取额外的垄断经济租金。熊彼特租金是基于创新的租金,它是由具有特殊知识与技能的企业在一个不确定性很高的复杂环境中承担风险并形成独创的洞察力而获得的。因此,如果企业实现战略目标所需的资源与组织自有的资源之间存在一定的缺口,就必须通过外包来填补这些资源缺口。
杰弗里·普费弗(Jeffrey Pfeffer)与萨兰奇克(Gerald Salancik)1978年出版的《组织的外部控制》中提出了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一个企业与其周边环境中的其他企业及组织密切相关,这一企业的生存、发展和成功要依赖于周边别的一些企业和组织向其提供必需的资源。但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对其他企业及组织的依赖存在着不确定性。如果组织间建立一种相互的依存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种不确定性。
交易成本理论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Coase,R.H.,1937)所提出,交易成本理论的根本论点在于对企业的本质加以解释。由于经济体系中企业的专业分工与市场价格机能之运作,产生了专业分工的现象。交易成本理论认为由于服务外包商通常由于其规模经济而具备较低的成本,因此企业可以通过服务外包来降低成本。但节约的成本或多或少的在与外包商进行的合同谈判、外包关系的管理以及确保外包商对合同的严格执行上所产生的费用所抵消。所以该理论认为只有当外包交易成本、外包管理成本、外包商供应成本之和小于自己执行拟外包业务的成本时,外包才会发生。
资源基础理论关注的是内部的资源和能力,而资源依赖理论关注的是外部的环境。这两个理论的目标都是通过从外部获取与组织生存休戚相关的稀缺和有价值资源来获得和保持竞争优势。从经济学视角出发的交易成本理论和代理成本理论它们的假设条件是专业化的组织可以通过规模效益提供更有效的产品和服务,这两个理论更多的用来解释外包的管理和合同的特性。它们更多是从成本效率的角度考虑外包的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们对企业的要求越来越高,企业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因此,通过将非核心业务外包,利用外部最优秀的专业化团队来承接其业务,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提升核心竞争力的目标,成为大多数企业的必然选择。
2 服务外包创新的动力机制
创新理论是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1912年创立的。他认为,创新是“企业家为了获取潜在利润而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并将创新概括为五个方面,即:1)开发新产品或提高产品的质量,即产品创新;2)引入新的生产方法、新的工艺,即工艺创新;3)开辟新的市场;4)利用和开发新的资源,即资源配置创新;5)采用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即组织创新。对照这五种创新,可以发现服务外包是以技术创新为基础,以资源配置创新为手段,以产品创新引领达到的市场创新。而这一系列创新,通过组织创新在有目的地推行[2]。
企业创新的动力机制,可分为外部动力因素和内源动力因素两大部分。其外部动力因素主要有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动力、社会需求的拉引力、市场竞争的激励力、经济利益的驱动力和政府政策的支持力等。而内源动力则包括:企业提升竞争能力、企业科技进步的主体意识、企业职工的推进、企业家的精神和风格特质、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等等。因此,企业创新的动力不是某种或几种外部和内源动力,而是所有外部动力和内源动力构成的合力,如图1所示。
2.1 科学技术推动力
广义地说,服务外包就是通过购买第三方提供的服务来完成原来由企业内部完成的工作。因此,服务外包是早已存在的企业的一种经营活动,但服务外包的普遍、规模实施是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发展的结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首先,互联网的延伸性和灵活性使市场可以无限地延伸到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从而为服务外包跨越时空障碍提供了技术支持。其次是信息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大幅降低了信息处理的成本,增加了信息储存的容量、提高了信息的传播速度,为服务外包各方参与者之间提供了交流和信息传递的技术支持。
2.2 市场竞争激励力
竞争优势是企业具有的能够带来超额利润的禀赋,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理论[3]认为企业的价值链在于企业活动的主要业务和辅助业务两大板块。外包可使外部供应者为企业完成那些它并不擅长的价值活动(辅助业务),从而使企业专注于自己的核心业务上。很少有企业拥有在所有主要和辅助业务中把价值活动做到足够满足所要求的资源和能力。外包让外部提供者来完成那些企业不擅长的工作,而这些工作又恰恰是他们很擅长的,同时企业得以将资源集中在自己擅长的工作上。在相应的价值活动上为顾客创造较竞争对手更多的价值,或者以较对手低的成本完成这些价值活动。一旦将资源集中于少量的工作上,企业便可以在这些工作上大力投入,发展出对手无法模仿也难以找到替代品的资源,合理利用并不断发展这种资源的能力就构成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外包还可在成本、市场反映速度等方面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4]。
2.3 经济利益驱动力
在服务外包活动中,发包企业将其非核心的业务外包出去,利用外部最优秀的专业化团队来承接其业务,从而使其专注核心业务,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对环境应变能力的一种管理模式。承包方增加了从事社会劳动生产活动的劳动者数量提高了就业率,接纳了发包方的资本投入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发展动力,接受了发包方的一些先进的生产技术、经营理念、管理经验提高了自身的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外包利用了合作双方的比较优势,合作会使双方利润更大化。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19世纪初提出了“比较成本说”的国际贸易理论。外包战略正是这一理论在企业资源分配方面的实际应用,也就是“只做自己做的最好的,其他交给别人去做”,最后实现共赢。
2.4 政府政策支持力
政府政策支持、资金引导在发展服务外包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服务外包的发展涉及到宽领域、多部门,需要完善的配套措施进行产业支持。根据各国的研究结果,世贸组织报告总结道,“IT行业的发展得到了各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它们都提供了有利的商业环境。”该报告进一步解释,政府支持包括基础设施、教育培训、贸易便利、优惠的税收环境和有利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法规。该报告指出,海外外包目的地国家多是成本低,有较好的电信基础设施和良好的法制纪录。
2.5 社会需求拉引力
社会需求是企业创新的源动力源。从人类历史的发展可以看出,正是人类在长期的狩猎中,创造了原始的劳动工具,从而开始了动物的饲养和农作物的种植,人类文明进入了农业社会;为了减轻人的劳动强度,在劳动实践中,人类不断地研究和发明新工具,终于在18世纪发明了蒸汽机,人类进入了工业社会;在不断研制出各种机器,大大减轻人的体力劳动以后,人们又把眼光放到如何减轻人的脑力劳动上来了,随着1946年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问世,人类又逐步走向信息社会。
2.6 企业内部推进力
在一定环境下,企业的发展,也往往取决于自身内在条件。企业的外部动力主要是通过企业创新活动对企业发展发挥作用,而企业发展的内部动力,不仅直接作用于企业一系列创新活动,而且往往还会直接作用于企业发展。企业的内部动力主要包括市场定位的准确性、营销能力、融资能力、创新意识、质量意识、核心人才管理能力、企业在同行业的认可程度、分公司整合能力、企业职能整合能力、产业整合能力等方面。服务外包正是企业在分工不断细化的社会环境中这些能力在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提升核心竞争力主体意识下的集中体现和有效发挥。
服务外包是企业的一种多维创新、集成创新,根本动力也就是为了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需求。可以说,需求是拉动服务外包的根本原因。创新满足需求,同时创新诱发新的需求,新的需求又拉动新的创新,如此循环,就使得需求拉动成为企业创新主要的持续的动因。也正是企业不断的创新,推动着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准不断提高。
3 服务外包的风险因素
服务外包风险,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则是指服务外包实施结果相对于预期结果的变动程度,即企业服务外包预期收益的变动程度。来自于企业外部的风险主要是由企业与承包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信息技术本身的特点带来的[5]。
3.1 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风险问题
外包的实质是企业和服务商之间的一种“委托一代理”关系,一般而言,由于委托方和代理方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信息扭曲问题,加之市场及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委托人往往比代理人处于一个更不利的位置。在企业和外包服务商的交易中,当交易的一方掌握有另一方所不知的信息时,交易便处在不对称信息结构当中,导致企业在实施外包过程中存在服务商的“逆向选择”风险和道德风险。
逆向选择的风险是由隐蔽信息引起的,是指在签订契约之前,服务商就已经掌握了一些委托人所不知道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可能是对委托人不利的。隐蔽信息的问题在企业选择服务外包服务商的过程中非常具有普遍性。由于信息不对称,外包服务商比企业更了解自己的资信、真实的技术实力、人员实力,并向企业提供不充分或不真实的信息。同时在企业方面,由于企业没有能力或没有严格设计和遵照招标规程去了解服务商的实际运作情况、背景、主导产品与核心业务情况,也没有对服务商的财务状况、非财务状况、稳定性等进行认真核查及分析,从而无法把握来自于服务商的风险。这种信息不对称的决策导致了企业误选了不适合自身实际情况的服务商。
道德风险的风险是由隐蔽行动引起的,是指委托人和服务商达成契约后,委托人无法观察到服务商的某些行为,或者外部环境的变化仅为服务商所观察到。在这种情况下,服务商在有契约保障之后,就倾向于不会像委托人期望的那样努力,可能采取不利于委托人的一些行动,进而损害委托人的利益。
3.2 外包决策与管理风险问题
是否选择外包,是选择全部外包还是部分外包,选择一家或者几家外包服务商,做出决策后必然带来决策结果可能发生问题的风险。另外委托方企业与外包服务商在管理模式上存在差异,不同的企业文化、目标、利益的分配造成的矛盾,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可控制性,情况严重时甚至造成管理上的失控。
市场、自然环境、政治与宗教等外部环境时刻在变化,必然会带来原材料、劳动力价格、消费者的需求波动,进而导致外包服务市场的波动而造成风险。由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技术成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外包合同价格的相对不变性与市场技术成本不断下降之间造成了不对称性,服务费用不随技术成本的降低而变化。另外选择服务外包后,企业不能准确测定外包后的隐藏成本、模糊成本,这些可能导致外包成本上升,甚至超过自营成本。
3.3 机会成本的风险问题
机会成本指由于选择一种方案而放弃另一方案的收益。又称替换成本。它反映不选择最佳方案或机会的“成本”,或者说是因选择某一经营项目所牺牲的另一机会可获得的利益。机会成本是人们可以预见和认知的将要被放弃或已经放弃的最佳机会和最高收益。真正的收益不仅仅指某种选择获取的收益减掉会计意义上的成本,还须减掉机会成本。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若选择一种手段来获取收益,就必须放弃用其他手段来实现收益。选择正确,效率很高,则收益就有可能会实现,反之,就会有所损失。
企业一旦选择了外包,就有可能减少企业的学习机会和培养核心竞争力的机会,尤其是选择了服务外包,就有可能切断了企业学习所处业务领域技术的最新发展及应用的途径的机会。企业形成对外包服务商的依赖,就可能会对业务的控制与洞察能力有所降低,而不能及时而有效的了解业务情况,另外,选择了外包也有可能造成人才的流失,专业人士或骨干力量可能因为不能直接从事运营与人员管理改做业务协调而另寻高就。
3.4 信息安全问题
安全问题是服务外包行业发展的一个关键的制约因素。不可否认,大部分服务外包企业存在着电子偷盗和欺诈的隐患,由于许多企业担心核心技术外流和数据泄露,使得外包业中仍以境外自营外包服务企业为主,专业的第三方服务提供商仍没有成为外包行业中的主流,跨国公司反而更倾向于建立独资或合资的境外外包中心。有些外包服务商将计算机病毒通过外包渠道植入委托方计算机系统实施犯罪行为。这不由得不使委托方人感到恐惧,担心外包成了一种“引狼入室”的行为,那么越来越多的信息,小到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大到国家机密和军事情报都可能因外包而被泄露,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此外,各国之间的信息战、网络战越来越激烈。有时没有硝烟的战争更可怕,如何保护国家的信息安全,避免国家的敏感信息通过服务外包的形式外泄是外包服务中要格外重视的问题。间谍组织有可能通过发包方的软件植入木马或者通过发包方与接包方的网络,将不良信息传入,或者通过病毒木马窃取商业秘密和国家情报。所以,涉及到国家的敏感信息和机密等业务外包时,更需要严格控制和监督管理。
4 结论
服务外包是社会分工细化、信息技术发达后的必然结果,也是企业生存、发展和竞争的必然选择。要促进服务外包健康、有序的发展,首先政府要建设完善的法律、法规、信用、信息安全等政策环境,成立专门的服务外包管理机构,完善服务外包的风险评测与预警机制。其次,发包企业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慎重选择外包服务商,与外包服务商建立稳定的交流机制,尽量减少信息不对称,进行全面的合同管理,建立双赢的合作理念。第三,需要建立以“政府职能部门”监管为主以“服务外包行业协会”自我约束和管理为辅的,“发包方”、“承包方”和“第三方信息安全评估机构”协同合作的,保证国家、社会、经济的信息安全,保护企业知识产权、商业机密、产品专利等为核心内容的新型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摘要：理论证明服务外包是社会分工细化、信息技术发达后的必然结果,也是企业生存、发展和竞争的必然选择。服务外包是一种多维创新,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满足社会需求是最根本的动力源泉。
关键词：服务外包,动力,风险,创新
参考文献
[1]WERNERFELT.A 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84,5(2):171-180.
[2]王恺.服务外包的本质及形成机理研究[J].中国经济特区研究,2008,1:173-181.
[3]迈克尔.波特.竞争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
[4]吴泗宗,董肇伟.论外包与企业竞争优势[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20(6):40-742.
动力风险 篇4
为了满足经济与社会发展、西部大开发战略、开边通海战略的迫切需求, 我国修建了大量的隧道, 总长度已达到了400多万延米, 隧道的总数量达到了6000多处。隧道施工兼有建设工程施工和矿山施工的特点, 施工难度大、结构复杂、隐蔽性较强, 这些都会加大施工的难度, 从而造成安全事故频发。在国外, 早就开始了隧道施工风险的识别与控制的研究。例如Nilsen等对复杂地层条件海底隧道的安全风险进行了深入研究;Ruzk、Olsson等提出了实用风险分析技术并将其用于环形隧道工程施工中。目前, 我国对隧道施工风险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 已有专家学者利用风险分析方法对饱和软土地层中管幕法隧道施工进行了风险分析研究, 根据潜在的风险得出了工程的总体风险水平, 并为该方法施工提出了相应的防范措施;对盾构隧道防水风险进行合理化等级划分, 利用模糊识别理论研究了盾构隧道防水风险评估, 一定程度上客观、量化地评价盾构隧道防水风险。从目前看, 随着对隧道施工的安全要求越来越高, 现有的研究和传统的风险评价方法已显得不够适应,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本文把系统动力学引进到隧道施工风险分析中来。系统动力学是研究高阶次、非线性、多变量的复杂系统的一种定量定性的方法, 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社会与人口、生态与环境、科技与教育、医学、生物学及工程技术等领域, 并且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本文在对隧道施工风险分析的基础上, 结合系统动力学理论, 构建隧道施工风险管理系统的系统动力学模型, 运用仿真软件模拟实验, 最终得出四种风险对隧道施工风险影响效果的大小顺序, 以此达到对隧道施工过程中风险深入分析的要求。
2 隧道施工风险的系统动力学分析
2.1 隧道施工风险系统的结构构成
隧道施工风险系统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的、多变量的系统, 本文结合系统工程理论和风险控制的4E原则, 把影响隧道施工风险的因素分为四类:人为失误风险因素、隧道支护风险因素、测量失误风险因素、隧道结构风险因素。其中人为风险是指隧道施工人员的素质和能力的缺乏带来的风险, 包括缺乏安全意识、缺乏工作能力等;隧道支护风险是指隧道支护不当带来的风险, 包括隧道支护选址不合理、支护设计不规范;测量失误风险是指测量失误可能给隧道施工带来的风险, 包括测量操作失误、测量信息处理不及时等;隧道结构风险是指由于设计规范以及复杂的地理地貌带来的风险, 包括隧道结构设计不合理, 地理条件过于复杂。隧道施工风险系统结构, 见图1。
2.2 隧道施工风险系统中的因果关系
根据系统动力学原理, 因果关系图是通过正负因果链, 把系统中的相关变量串联起来的一种关系图。通过因果关系图, 不仅能够简洁地表达出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还能表达出各个变量的相互作用 (“+”表示加强;“-”表示是抑制) 。通过建立隧道施工风险因果关系图 (见图2) , 为建立隧道施工风险系统动力学模型打下基础。
3 模型的构建与变量方程的确立
3.1 隧道施工风险系统流图的构建
根据对隧道风险系统结构的划分以及因果关系图的确立, 结合系统动力学理论, 借助VENSIM软件, 建立隧道施工风险系统动力学流图模型, 见图3。所建立的实验模型中包括了水平变量、速率变量、常量总共22个, 其中4个水平变量、4个速率变量。
3.2 确定隧道施工风险系统模型中的方程
3.2.1 相关变量的权重值的确定
隧道施工风险系统非常复杂, 影响因素众多, 各个风险子系统影响隧道施工风险的作用强度各有差异, 因此运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4个子系统对隧道施工风险的影响权重以及4个风险因素下的各个单因素的影响权重。层次分析法的步骤如下:
(1) 根据判断矩阵标度, 建立判断矩阵。
(2) 层次分析计算: (1) 计算方法采用方根法, 即计算判断矩阵每一行元素的乘积:
根据求判断矩阵的方法, 分别对4个子系统两两比较得出判断矩阵, 见表1;根据公式 (1) 、 (2) 、 (3) 求出4个子系统对隧道施工风险的影响权重, 见表2;经过验证计算得出CI<0.1, 满足一致性检验。
同理, 根据上述的方法能够得到4个风险因素下属的各个单因素对其影响权重, 由于篇幅有限, 计算过程从略。所求相关变量权重值如下:
(1) 操作失误对人为失误风险的影响权重W11=0.2;有意破坏对人为失误风险的影响权重W12=0.25;安全管理不足对人为失误风险的影响权重为W13=0.2;缺乏工作能力对人为失误风险的影响权重W14=0.24;缺乏安全意识对人为失误风险的影响权重W15=0.06;缺乏责任心对人为失误风险的影响权重W16=0.05。
(2) 地理条件对隧道结构风险的影响权重W21=0.3;隧道结构设计对隧道结构风险的影响权重W22=0.7。
(3) 支护设计不合理对隧道支护风险的影响权重为W31=0.65;支护地点选取不合理对隧道支护风险的影响权重W32=0.35
(4) 测量操作失误对测量失误风险的影响权重W41=0.47;测量信息处理不及时对测量失误风险的影响权重W42=0.31;测量选址不合理对测量失误风险的影响权重W43=0.22
3.2.2 实验模型中常量的赋值
以某段隧道为实验对象, 该隧道全长3364m, 属于长隧道, 最大埋深150m, 浅埋段在3.5~10m, 但大部分处于深埋段, 隧道跨度为10m, 高度为9.6m, 高跨比为0.96, 属于断面稍大隧道。借鉴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 结合该隧道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和地理地貌, 参考风险事故率数量级的划分标准和国家评价标准, 对系统中各个风险影响因素的风险变化量进行赋值。
a1 (操作失误风险变化量) =0.0077;a2 (有意破坏风险变化量) =0.0053;a3 (安全管理不足风险变化量) =0.008;a4 (缺乏工作能力风险变化量) =0.0072;a5 (缺乏安全意识风险变化量) =0.0075;a6 (缺乏责任心风险变化量) =0.0074;b1 (测量操作失误风险变化量初始值) =0.0082;b2 (测量信息处理不及时风险变化量初始值) =0.0076;b3 (测量选址不合理风险变化量) =0.007;c1 (支护设计不合理风险变化量初始值) =0.0068;c2 (支护地点选取不合理风险变化量) =0.0075;d1 (地理条件风险变化量) =0.0059;d2 (隧道结构设计风险变化量初始值) =0.0066;e1 (人为失误风水平初始值) =0.16;e2 (测量失误风险水平) =0.15;e3 (隧道支护风险水平) =0.17;e4 (隧道结构风险水平) =0.15
3.2.3 实验模型方程的建立
隧道施工风险水平=W1×人为失误风险水平+W2×隧道结构风险水平+W3×隧道支护风险水平+W4×测量失误风险水平;人为失误风险水平=INTEG (人为失误风险率, 0.16) ;隧道结构风险水平=INTEG (隧道结构风险率, 0.15) ;隧道支护风险水平=INTEG (隧道支护风险率, 0.17) ;测量失误风险水平=INTEG (测量失误风险率, 0.15) ;人为失误风险率=W11×a1+W12×a2+W13×a3+W14×a4+W15×a5+W16×a6;隧道结构设计风险变化量=d2×测量失误风险率;隧道结构风险率=W21×d1+W22×隧道结构设计风险变化量;支护设计不合理风险变化量=c1×测量失误风险率;隧道支护风险率=W31×支护设计不合理风险变化量+W32×c2;测量操作失误风险变化量=b1×人为失误风险率;测量信息处理不及时风险变化量=b2×人为失误风险率;测量失误风险率=W41×测量操作失误风险变化量+W42×测量信息处理不及时风险变化量+W43×b3。
4 实验仿真结果分析
4.1 实验仿真方案
运用Vensim-PLE-v5.6a软件, 对所建立的系统动力学模型进行模拟仿真, 仿真时间为12个月。
实验方案:在保证其他风险因素数值不变的情况下, 分别只减少人为失误风险、隧道结构风险、隧道支护风险、测量失误风险下属的风险变化量或者风险变化量初始值, 每次只减少一个子系统的所有因素值, 都减少0.005进行模拟, 根据《铁路隧道风险评估与管理暂行规定》对风险等级划分的标准, 当风险水平达到了0.4时, 风险就极有可能发生。具体的仿真方案见表3。
4.2 结果分析
根据仿真结果数据 (表4) , 画出4种方案的隧道施工风险走势图 (图4) 。从图4 (a) 可以看出, y=0.4与隧道施工风险水平曲线交点Q1的横坐标为8, 即在其它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改变人为风险子因素变化值时, 隧道施工风险水平大约240天后才达到0.4;从图4 (b) 可以看出y=0.4与隧道施工风险水平曲线交点Q2的横坐标为7.5, 即在其它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改变测量失误风险子因素变化值时, 隧道施工风险水平大约225后天才达到0.4;从图4 (c) 可以看出y=0.4与隧道施工风险水平曲线交点Q3的横坐标大约为7.8, 即在其它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改变隧道支护风险子因素变化值时, 隧道施工风险水平大约235天后才达到0.4;从图4 (d) 可以看出y=0.4与隧道施工风险水平曲线交点Q4的横坐标为7, 即在其它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改变隧道结构风险子因素变化值时, 隧道施工风险水平大约210后天才达到0.4;通过以上分析, 可知人为失误风险对隧道施工风险水平的影响最大, 依次分别是隧道支护风险、测量失误风险和隧道结构风险。
5 结语
本文以系统动力学原理为基础, 构建隧道施工风险系统动力学模型, 通过模拟仿真分析, 得到如下结论:四大风险子系统对隧道施工风险影响效果大小的排序是:人为失误风险>隧道支护风险>测量失误风险>隧道结构风险;四大子系统对隧道施工风险影响权重大小排序为:测量失误风险>隧道结构风险=隧道支护风险>人为失误风险。权重大小的排序与实验结论不同, 说明并不是权重越大对系统的整体水平影响越大, 它还受到复杂系统中各个因子之间相互影响和制约。
参考文献
[1]赵勇, 王效良.我国2000-2005年建成的铁路隧道[J].铁路标准设计, 2006, 11 (19) .
[2]B Nilsen, A palmstrom, H Stille.Quality control of a sub-sea tunnel project in complex ground conditions[J].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 1992 (3) :137-145.
[3]Ruzk, Olsson, Uohansson.Risk and decision analysis for large underground project, applied to the stockholm ring road tunnels[J].Tunnel and Underground Space Technology, 1996, 11 (2) :157-164.
[4]朱合华, 闰治国.饱和软土地层中管幕法隧道施工风险分析[J].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05, 24 (S2) :5549-5554.
[5]袁永博, 闫国栋, 王艾琳, 等.系统动力学在建设工程风险识别中的应用[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 2010, 40 (21) :99-106.
动力风险 篇5
1 IT外包的概念
1.1 定义及特征
IT外包是指组织以合同的方式委托IT供货商向组织提供所需的部分或者全部的IT功能。IT外包一般还伴随着组织的IT资产、人员、租赁资产交由IT供货商管理。常见的IT外包涉及IT设备维护、通信网路管理、信息系统运作与管理、IT应用开发与维护、IT培训及安全性问题等。
近年来, 各大公司越来越倾向于将其IT管理的全部或者其中一些重要的部分外包出去。过去, IT外包模式仅仅是一种不普及的企业活动, 而今, 它已经迅速扩展到全球范围内。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 施乐、柯达等国际知名的大公司纷纷与IT供货商签订外包合同, 将公司IT业务中的重要部分外包出去, 而英国航空公司则将整个公司的IT业务全部外包出去。财富500强企业中几乎每一家都考虑签订IT外包合同。
1.2 IT外包和IT内给的差异
IT内给是与IT外包相对的一个概念, 它指的是企业依靠自己的IT力量提供IT功能。IT外包和IT内给的差异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协调机制、约束机制和管理方式
1.2.1 协调机制的差异
IT外包是靠市场机制来协调的, 而IT内给则是靠企业的层级关系协调的。一方面, 市场理论告诉我们, 市场竞争会促使IT供货商降低生产成本。相比之下, 企业内IT部门的垄断地位则往往使他们满足于现状。另一方面, 市场调节方式的交易成本是很高的, 包括收集信息、谈判合同、竞价的成本以及机会成本等, 而层级调节方式的交易成本相对较低。
1.2.2 约束机制的差异
就约束双方行为的机制而言, IT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关系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的。这种约束机制的好处是它有很大的灵活性, 双方可以根据组织的需要很灵活地调整服务方式和内容。但这种灵活性也导致了IT部门不能有效地约束用户需求, 因此企业的IT需求容易泛滥。不受约束的需求往往是企业信息IT成本急剧膨胀的原因。而IT部门正好相反, IT供货商与客户间有明确的契约关系, 合同规定了双方的义务和权利, 所要求的服务与所付出的费用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对企业IT需求构成了强有力的约束。但是契约方式要比关系方式僵化, 当企业需求发生变化时, 契约成了适应变化的障碍。
1.2.3 管理方式的差异
就企业对IT的管理方式而言, 在IT外包的情况下企业只要明确所要的结果, 怎样实现可以让供货商去选择。因此IT外包能够减少企业耗费在IT上的精力。但是因为企业对IT过程是看不见的, 它也有可能对技术失去了解, 因而不利于更好地应用技术。IT内给则相反, 企业要管理IT服务的细节过程, 通过IT部门在企业内提供IT功能, 企业能够学习和掌握技术, 发现改进应用的机会。实际应用中应考虑二者的结合点。
2 IT外包的动力及优势
成本压力是推动IT外包的主要原因。一方面, 随着信息技术应用在企业内全面铺开, 各部门的IT需求不断膨胀, 缺乏约束的IT需求促使IT投资急剧增加, 再加上有的企业对IT应用的规划和管理不力, 更增加了IT开销;另一方面, 日趋激烈的竞争促使企业必须降低成本以保持竞争优势, IT部门作为企业的“成本中心”自然也备受关注。除了成本压力以外, 企业对IT绩效的不满、对新技术或者特殊技术的需求、向核心竞争战略的转变以及IT供货商的促进作用都可能是企业考虑IT外包的原因。
对IT外包的普遍看法是:它能够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 IT外包能够为企业提供重新调整资源以加强核心能力的机会, 并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和竞争能力。
(1) 降低成本。在一项调查中, 公司宣布它们平均能够节省9%的成本。IT供货商之所以能够比他们的客户花费更少, 一方面是由于规模经济, 他们可以在多个客户之间共享硬件、软件、人力资源和知识, 从而使他们在固定成本投入上更加节约。他们还可以通过批量购入硬件和软件而获得更多的折扣。他们也实行了一些削减成本的措施, 比如统一的软件和硬件标准, 合并客户的多个计算中心等, 这些措施能够极大地降低IT成本。
(2) 提高服务水平。IT供货商可能有比客户更全面的技术, 或者具有客户所不具备的特定技术和资源。他们在员工培训和教育以及吸引高水平专业人员方面也比企业IT部门有优势, 这些也能够大大加强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IT供货商往往具备较强的软件过程管理能力, 实施严格的软件质量管理标准, 从而能够提高IT服务的质量。他们还会不断跟踪领域内的最新技术以保证他们的技术是有竞争力的。企业内的IT部门却难以做到这一点, 因为他们可能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时间, 或者疲于应付满足用户不断提出的需求。
(3) IT外包能够为企业提供重新调整资源以加强核心能力的机会, 并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和竞争能力。企业为了维护过时的系统、管理IT资产花费了太多的精力。如果把IT外包, 就可以把一些花费时间和精力的IT活动委托给供货商, 从而将精力集中于其更擅长的领域。通过外包, 供货商可以帮助企业把大量的IT固定成本转变为可变成本, 使企业更好地投资于核心业务领域。
3 IT外包决策中面临的风险及对策
IT外包在给企业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可能使企业面临一些问题。
3.1 IT外包真的有成本优势吗
一些研究者指出, 中型以上的企业就能达到信息技术上的规模经济[1]。因此单从规模经济的角度考虑, IT外包未必有成本优势。如果再考虑IT外包中的交易费用、供货商利润、外包初期的转换成本和合同失败时的退出成本, IT外包未必比内给更节约。
IT供货商在成本管理上的优势也不是绝对的。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一家食品企业的IT成本居高不下, 无论IT部门怎样努力, 用户都拒绝IT主管关于制定软件标准的建议, 坚持使用他们自己的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直到企业主管威胁要把IT外包出去, 用户才同意将软件标准化, 结果IT成本降低了45%。
3.2 削弱组织的学习和创新能力
很多组织都是在IT实践中了解和应用IT的。在IT内给的情况下, 尽管企业需要维持较多的IT资源, 但是这样有利于企业与IT实际接触, 使得企业从切身体会中认识到IT的利用价值并且发现新的IT应用。如果企业将IT外包, 供货商与企业的合约关系将限制熟悉业务的用户和熟悉IT的专家之间的接触, 因而有可能阻碍新技术和业务的结合, 削弱组织的学习和创新能力。
3.3 技术不确定性和商业不确定性
如何应对信息技术、商业环境和企业经营战略的变化是IT外包过程中非常有挑战性的一项任务。企业在IT外包中可能面临两个方面的风险:一方面是估价风险, 根据现在的市场状况确定的合同价格经过若干年后可能会远远超出当时的市场价格;另一方面是需求风险, 比如企业想用新的客户服务器系统替换原来的主机系统, 而原来签订的主机系统维护合同还没有结束, 那么企业的IT应用就受到了阻碍。
此外, 企业对供货商的依赖性、外包系统与其他系统之间的接口问题、数据完整性和保密性也是IT外包中容易遇见的问题。
4 总结
当然, 一个外包项目是否成功仅仅取决于外包决策是否充分考虑了与项目有关的所有已知的成本和效益。另外,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 合同应该得到有效的商谈和管理。不过,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各企业应该清楚地认识到, 外包工作涉及企业了解自己、了解在不同业务流程中企业可以相信谁, 以及是否具备适应业务变化、挑战和问题的灵活性等各方面的问题。只有很少的企业能够成功跨越第一次外包的障碍, 但是, 只要他们正确掌握了3个要素, 就能够在正确的道路上向真正的业务转型迈进。
参考文献
[1][美]沃伦.麦克法兰, 理查德.诺兰.IT战略与竞争优势[M].陈国青, 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2]赵苹, 陈守龙, 郭爽.企业信息战略管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3]黄梯云.管理信息系统[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4]薛华成.管理信息系统[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5]王学东.企业信息战略[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1.
动力风险 篇6
关键词：供应链风险影响因素,企业合作,系统动力学,风险模型
1 引言
根据调查,2010年以来食品安全类投诉的比例居高不下,食品安全问题依然严峻,成为消费者关注重要问题。食品安全问题主要出现在食品流通、农产品生产和食品加工环节,由此可知食品安全影响整个供应链风险。因此本文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分析影响食品供应链风险因素。
2 食品供应链风险因素分析
2.1 食品供应链结构分析
食品供应链主要包括原材料供应、批发、加工、配送和销售等环节。食品加工环节是整个供应链的核心环节。这个复杂的网状结构,由物流、信息流、资金流贯穿其中,食品供应链结构如图1所示:
2.2 影响食品供应链风险因素选取
食品供应链具有环境依赖性强、流通环节多、运输难度大、需求不确定性高和质量要求高等特性。刘永胜认为食品供应链风险源于食品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其核心内容是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1]李昌兵、郭艾佳提出食品安全监管重点在于食品生产商,其次是流通商,最后是零售商。[3]
根据专家调研和食品供应链的特性,本文选取了影响食品供应链的风险因素:质量因素、物流与库存控制因素、供应结构约束因素、信息约束因素、参与者合作因素、市场因素和环境因素。食品供应关系到人民日常生活,需要政府进行严格监管,因此政府惩罚也会影响到食品供应链风险。
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和专家调查对于食品供应链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权重设定,权重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2.3 构建政府惩罚机制下的企业合作模型
食品供应链供应商和加工商加强合作会促进整个食品供应链的信息共享,增加食品供应的监管力度,降低食品供应链风险,但同时会增加两者合作成本,因此会导致食品供应商和加工商消极合作,减少对于食品安全内部监管,致使他人和社会利益受损,即具有外部负效应。因此供应链风险与合作成本非常矛盾,因此需要权衡供应风险和合作成本。在食品供应出现问题的情况下,政府则有责任和义务惩罚相关企业,此时合作收益矩阵如表2所示。
根据表可知供应商采取“共享”“不共享”的期望收益、平均收益及制动态方程分别:
同理,加工商采取“合作”“不合作”的期望收益、平均收益及动态方程分别:
3 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
3.1 模型假设
(1)供应链企业包括食品加工企业和供应商。
(2)供应链风险模动力学型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双方合作总成本、合作时双方的额外收益、单方合作的额外收益和合作方的额外收益以及政府惩罚力度P。
(3)供应链中食品质量安全直接影响到食品供应商的风险。
(4)食品加工商风险通过供应链条转嫁给供应商。
3.2 建立演化博奔的仿真模型
这里采用软件对食品供应链风险模型进行仿真,假设INITIAL TIME=0,FINAL TIME=100,模型主要参数设置如下:Z1=Z2=50,π1=π2=20,A1=9,A2=9.5,B1=B2=10,C=20,α=0.5,P=0。
所建模型如图2所示。本部分通过比较不同总成本和政府惩罚力度数值,分析随着总成本和政府惩罚力度对加工商和食品供应商风险的影响。供应商供应链风险高于加工商供应链风险,主要是由于加工商在食品生产加工阶段将自己的风险可以通过食品安全风险转嫁给供应商。随着信息共享成本的增大,食品供应链风险越来越大。因此,信息共享概率随着共享成本的增大而减小,即二者呈负相关关系。其实际意义是:当合作的成本越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会使信息共享超过不合作的剩余利益变小甚至成为负值,那么共享方的合作动力和意愿就会下降,增加食品供应链风险,如图3、图4所示。
政府惩罚系数增大会增加食品供应链风险,主要是因为政府罚款增加会增加企业成本减少企业预期收益,企业为保持预期收益可能会减少产品质量监管,增减食品供应链风险。但是政府惩罚又是保证产品质量的必要措施,因此政府在惩罚企业的同时,更应该帮助建立企业公共信息平台,才能降低食品供应链风险,如图5、图6所示。
4 结论
食品供应链风险因素主要受供应商和加工商的合作程度影响。本文指出解决食品安全问题需要从食品供应链企业合作和政府外部监管两个方面入手,确定影响食品供应链供应商和加工商合作的因素,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对食品供应链合作收益模型进行模拟仿真;在模型中引入了政府惩罚因素,研究表明食品供应链风险与合作成本呈负相关,同时说明政府惩罚力度越大,食品供应链风险越大。因此政府不应只加大对食品企业的惩罚力度,应该建立食品供应链公共信息平台,才能有效减少食品供应链风险。
参考文献
[1]刘永胜.食品供应链风险相关概念辨析[J].经济问题,2014(8).
[2]刘玫,吴浪.从系统动力学视角谈食品供应链风险管理[J].商业时代,2011(18).
动力风险 篇7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经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对社会舆论风险问题展开研究。从媒体新闻生成机制的角度,Vincent Covello等认为媒体在报道和传播风险的时候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即往往会高估一些耸人听闻的风险,而低估一些看似寻常的风险[1,2]。从网络舆论风险的角度,国内学者主要依据默顿的功能分析范式,将舆论风险定义为网络舆论负功能的社会学体现[3,4]。从国际舆论风险的角度,邓亚楠等对国际舆论风险的基本特征、风险因素及其与社会风险的共生性等问题进行系列研究[5,6]。当前研究主要采用社会学和传播学的理论定性分析舆论的基本演变过程和风险治理策略,却较少从系统学视角对事故风险和舆论风险的逻辑关系及其演化路径进行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试图在充分了解公共危机事件和社会舆论演变关系的基础上,明确影响社会舆论发展的因果关系和流程图,建立社会舆论形成及干预的动力学模型,并利用该模型对宁波PX项目进行实证分析和仿真实验。
2 舆论风险的基本内涵
2.1 舆论风险的含义
舆论风险研究涉及社会学、管理学和传播学等学科,学术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从风险基本内涵的角度,可以将其理解为社会环境、群体行为及公众情绪的不确定性交互作用的产物[7]。从舆论风险形成机理的角度,可以将其理解为以舆论的方式折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风险,即传统风险与舆论的耦合性风险。本文将舆论风险定义为社会事故引发舆论快速聚集的产物,其实质是舆论作为最大的风险传播载体,给社会事件带来的一系列不确定性。舆论风险同样存在三个基本要素,即舆论风险因素、风险事故和风险损失。其中,舆论风险因素主要来自于现实的、易引起公众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具体包括贫富分化、诚信问题等。根据动力学建模的需要,本文从属性角度的将风险因素分为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心理因素等。风险事故是舆论风险形成的导火索,是指能使社会舆论呈现聚集性、不确定性和情绪性的公共危机事件,如宁波PX项目、甬温高铁事故等。风险损失是指舆论风险对经济、社会、公众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具体包括心理恐慌、人身伤亡、社会动乱等。
2.2 舆论风险的特征
作为传统风险与社会舆论的耦合风险,舆论风险不仅具有危害性、不确定性及多样性等风险的一般特征,还具有三高性、蔓延性和叠加性等特点。三高性是指舆论风险具有高发、高危和高关联性,即公共危机事件经媒介传播,可能迅速引爆全国舆论,而与当前存在的社会风险因素相互关联,还可能产生危机社会稳定的舆论危机[8]。蔓延性是指舆论风险不是局限于某一特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而是在较大范围内快速蔓延,并容易受到相关舆论的影响。叠加性则指舆论风险是风险社会与媒介化社会双重叠加,虚实耦合的结果,即舆论风险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其能量具有很强的连锁效应和叠加效应等。例如,宁波PX项目的舆论风险就是社会认知风险与媒介舆论相互叠加、耦合的综合风险。
2.3 舆论风险的形成及干预路径
舆论风险源于社会事故的舆论关注,其形成和干预机理不仅受媒介内外部因素的制约,还受公共危机事故等级、类型和发生时间、人员密集度和安全意识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相同的社会背景下,事故等级越高、类型越敏感、人员密集程度越高,舆论风险形成的可能性就越高。本节以公共危机事件为分析始点,将舆论风险分为传统媒体风险、网络媒体风险和网络社区风险,并进一步将风险干预策略引入舆论风险机理的分析框架中,分别探讨舆论风险的形成和干预路径(图1)。
(1)舆论风险的形成路径
如图1所示,舆论风险的形成以公共危机事件为导火索,经历事故风险、传统媒体舆论风险、网络媒体舆论风险和网络社区舆论风险环节。事故风险是公共危机事件的直接社会风险,其风险等级随事故等级、类型、人员密集度和安全意识等外部因素的增加而提高;随事故发生时间的增加而降低。传统媒体舆论风险是事故风险在传统媒体上的衍生,随传统媒体影响力的增加而提高,随其新闻沉寂系数的增加而降低。网络媒体舆论风险是一个狭义的概念,是以网络新闻为主要载体,同时受事故风险和传统媒体舆论风险的影响。不同于网络媒体舆论风险,网络社区舆论风险是一种交互式的舆论风险,不仅受事故风险、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舆论风险的影响,还受网民心理因素和网络社区内部因素的影响。该舆论风险通常随网民好奇心、社会剥夺感、仇富心理、社区帖子浏览量和平均回复率等因素的增加而提高,随网民同情心和帖子沉寂系数的增加而降低。
(2)舆论风险的干预路径
舆论风险的干预以政府为干预主体,对事故风险、传统媒体、网络媒体和网络社区舆论风险等进行干预。图1将风险干预的策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宏观干预是指政府处置或引导社会舆论而采取的长期干预策略,具体包括提高政府公信力、增加事故信息公开度,完善相关应急预案等。微观干预则是以舆论风险为干预对象,采取隔离新闻、帖子、网民和话题等微观策略,降低社会舆论的热度,并对舆论的走向进行引导。
3 社会舆论形成及干预的系统动力学建模
3.1 边界确定与基本假设
模型的研究对象是公共危机事件引发的社会舆论,舆论主体包括传统媒体、网络媒体和网络社区三部分。为简化建模过程,做如下假设:①假设上述三个主体以公共危机事件为始点,彼此相互影响导致社会舆论的形成,其他主体在此不予考虑;②假设模型仅考虑原发性危机事件,不考虑事件的耦合和衍生;③假设各类媒介信息的传输是通畅的,不会因为网络硬件问题影响舆论传播;④假设政府具有一定的舆论引导能力,但不会采取过于极端的行为干预媒体和网民的言论自由,禁止舆论的产生。
3.2 因果关系图和流图分析
社会舆论形成和干预的动力学模型主要包括传统媒体子系统、网络媒体子系统和网络社区子系统。这些子系统分别反映传统媒体、网络媒体和网络社区活跃新闻或帖子随时间的变化情况以及社会舆论关注度,建模过程采用因果关系图和系统流图进行描述。
(1)闭环因果关系图的构建
根据舆论的形成及干预路径,利用反馈环描述系统中变量的因果关联结构,可以构建社会舆论系统的因果关系图。本节以公共危机事件、政府以及各类舆论主体形成的闭环舆论为研究对象,分别介绍社会舆论形成、干预及其闭环的因果关系图。
①舆论形成的因果关系图
在社会舆论形成的动力学模型中,考虑由传统媒体、网络媒体和网络社区组成的三级舆论形成系统,具体的概念模型如图2所示。
如图2所示,社会舆论的形成始于公共危机事件,事件以社会风险的形式导致媒介舆论聚集,主要的因果回路如下:
事故社会暴露性→事故影响力→传统媒体新闻增加率→传统媒体活跃新闻数量→传统媒体新闻关注度
事故社会暴露性→事故影响力→网络媒体新闻增加率→网络媒体活跃新闻数量→网络媒体新闻关注度
事故影响力/网民好奇心等→网民关注度→帖子平均浏览量→网络社区帖子增加率→网络社区活跃帖子数量→网络社区帖子关注度
②舆论干预的因果关系图
舆论干预的动力学模型起始于政府的各类干预策略,具体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宏观干预的主要作用对象是传统新闻媒体和网络新闻媒体;微观干预的主要作用对象是网络社区。干预的主要回路如下:
政府公信力/事故信息公开度/应急预案→政府处理能力→新闻或帖子沉寂系数
新闻隔离/话题隔离→新闻干预能力→媒体新闻沉寂系数
帖子隔离/网民隔离/话题隔离→帖子干预能力→社区帖子沉寂系数
③舆论的闭环因果关系图
社会舆论形成和干预动力学模型之间的联系,主要是通过新闻或帖子的沉寂系数实现。政府通过宏观和微观干预策略的选择和执行,提高新闻和帖子的沉寂系数,进而干预和引导社会舆论的走向。此外,调整政府干预介入的时间,也可能影响社会舆论的趋势。因此,可以将社会舆论形成和干预的因果关系图整合为社会舆论闭环因果关系图,如图3所示。
(2)系统流量存量图的构建
因果关系图仅对系统反馈结构的基本情况进行描述,不能反映不同性质变量间的区别。因此,在因果关系图建立的基础上,需要构建社会舆论系统的流量存量图(简称流图),分析影响反馈系统动态性能的积累效应及其改变的速率,如图4所示。
3.3 模型变量集及主要公式
社会舆论动力学模型的流图将不同性质的变量进行区分。根据模型建立的需要,本节对模型的变量集及主要公式进行说明。
(1)舆论动力学模型变量集
社会舆论动力学模型的变量集包括3个状态变量、6个速率变量、24个辅助变量、7个决策/干预变量和2个常量。状态变量表示系统的存量,当前时刻的变量值等于上个时刻的值加上单位时间的变化量;速率变量反映状态变量值增加或减少的速度;辅助变量是由其他变量通过计算获得,其当前时刻的值和历史时刻的值相互独立;决策/干预变量是人为引入的,通过影响辅助变量的值,实现对状态变量的干预;常量是根据具体情况设定的固定值。表1对社会舆论动力学模型的主要变量进行说明。
(2)舆论动力学模型的主要公式
系统动力学的建模仿真,不仅需要描述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还需构造变量间的方程关系。通过挖掘“方正舆情智思系统”的数据和借鉴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对相关变量的定义,我们利用SPSS软件对变量数据关系进行拟合和回归分析,得出社会舆论动力学模型的相关方程式。其中,主要计算公式描述如下:
①事故因素=0.3×事故类型+0.7×事故等级
②事故影响力=STAN(事故因素×EXP(-TIME/50))——STAN()表示0～1标准化
③新闻增加率=DELAY1 (事故影响力,x,0)×媒体影响力——DELAY1()表示延迟函数
④新闻增加量=新闻增加率×活跃新闻数量
⑤新闻帖子减少量=新闻帖子沉寂系数×活跃新闻帖子数量
⑥t+1时刻活跃新闻数量=t时刻活跃新闻数量+新闻增加量一新闻减少量
⑦新闻媒体网络社区关注度=STAN(活跃新闻帖子数量)——STANO表示0～1标准化
⑧网民对社会的满意度=STAN(-(0.25×网民仇富心理+0.5×网民社会剥夺感)+0.25×网民同情心理)——STAN()表示-1～1标准化
⑨网民关注度=事故影响力×网民幻奇心×(0.2×传统媒体关注度+0.5×网络媒体关注度+0.15×网络社区帖子关注度-0.15×DELAY1(网民对社会的满意度,5,0))
⑩网络社区帖子增加量=网络社区活跃帖子数量×帖子平均回复率+帖子平均浏览量
11隔离网民的影响=隔离网民量×网民的平均影响力
12帖子干预能力=隔离网民的影响+隔离帖子的影响+隔离话题的影响
13新闻帖子沉寂系数=初始值+a×政府处理能力+b×新闻帖子干预能力——a、b是系数
3.4 社会舆论动力学模型的Stella框架及人机界面
为实现模型的模拟仿真,本节利用Stella软件对社会舆论动力学模型进行可视化处理,包括建立舆论动力学模型的Stella框架和人机界面。
(1)舆论动力学模型的Stella框架
Stella软件是以图形为导向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发展软件,使用者可以将可视化的模型组件拖至面板,进行动力学模型的构建和可视化分析[10]。考虑舆论风险因素、模型分析主体以及风险干预策略,可以将社会舆论动力学模型在Stella软件中进行描述。如图5所示,框架左侧的功能区分别描述社会舆论形成的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和心理因素;框架中部的三个功能区则是传统媒体、网络媒体和网络社区的舆论风险;框架右侧的功能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社会舆论的干预策略进行构建。
(2)舆论动力学模型的人机界面
在Stella软件的界面层,可以构建相应的人机界面,用于控制和实现舆论动力学模型的实时仿真。如图6所示,该界面包括标题栏、输入组件、输出组件和控制按钮四部分。输入组件分布在界面的左下侧和右侧,包括风险因素输入框、干预策略输入框和微观干预转换器等。输出组件分布在界面的左上侧、盅下侧和上侧,包括舆论关注度输出图、舆论风险输出表格和新闻帖子数量预警输出框等。
4 舆论风险形成及干预的模型仿真——以宁波PX项目为例
在模型的实证部分,本文选取事件过程较为完整、媒介舆论相互作用显著的宁波PX项目作为案例,对舆论风险形成及干预的动力学模型进行仿真。
4.1 宁波PX项目回顾
PX(二甲苯)是一种有毒危险化学品,虽然其生产工艺已经成熟,但由于生产环节缺乏透明性,在各地引起公众的强烈反对。2012年宁波引进的PX项目同样引起民众的激烈反对。2012年10月,宁波因此发生四次规模较大的群众聚集事件:22日湾塘200名村民以“居住点离化工厂近”为由,集体到区政府上访;26日多名民众聚集在镇海甬江隧道口,采取静坐、拉横幅、散发传单等方式抗议;27日多名民众在镇海甬江隧道附近抗议时被警方逮捕,网络谣言“骚乱大学生被特警打死”在网络迅速传播;28日5000余民众再次聚集在镇海甬江隧道附近。事件发生后,PX项目的舆论和谣言就以新闻、帖子和微博的形式在媒介迅速聚集,引发全社会的舆论风险。结合3.3节对模型事故变量的定义,宁波PX项目事故等级属于较大社会安全事故,变量取值为3;事故类型属于民生类安全事故,变量取值为8。
4.2 宁波PX项目网络新闻仿真的拟合分析
事故发生后,当地政府借助报纸、电视、官方网站和微博等方式,多维度传播官方信息,澄清PX项目的论证经过,具体的干预措施包括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表电视讲话、公安部门辟谣等。这些干预措施主要是政府从宏观层面对PX项目及相关危机事件进行声明,其目的是提高事故信息透明度,提升政府公信力,引导社会舆论。因此,对宁波PX项目的仿真拟合分析,应该采取考虑政府宏观干预后的预测值与舆情系统挖掘到的真实值进行对比。参考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数据,本文认为政府宏观干预策略基本有效,故将政府公信力、事故信息公开度以及应急预案完备程度等变量均取值为0.6。
本节抽取“网络媒体活跃新闻数量”指标来验证社会舆论动力学模型的可靠性。其中,网络新闻数量的真实值采用百度指数2012年10月22日至11月10日的宁波PX项目数据;预测值是通过系统动力学仿真得到的结果。图7描述了具体的曲线拟合图,其相关系数R为0.93,拟合效果基本满意,可用于仿真分析。
4.3 宁波PX项目舆论风险形成的仿真分析
为反映宁波PX项目舆论风险的形成规律,本节选取四个变量描述社会舆论,分别为传统媒体新闻关注度、网络媒体新闻关注度、网络社区帖子关注度和舆论风险。其中,关注度是各时刻新闻或帖子数量的标准化数据;舆论风险则是由新闻或帖子关注度表示。图8描述了宁波PX项目舆论风险的形成规律,曲线1、2、3、4表示的舆论关注度和舆论风险均在不同时刻达到最高值1。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宁波PX项目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新闻关注度、网络社区帖子关注度分别在第6、7、8天达到最大值,且相互之间呈现逐级放大的趋势。网络社区帖子关注度升高和降低斜率的绝对值最高,表明其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反映较为敏感;传统媒体、网络媒体新闻关注度的形成曲线较为相似。此外,舆论风险的变化率在事后20天内发生多次变化,主要是由于不同媒介关注度变化率的不同导致。
4.4 宁波PX项目舆论风险干预的仿真分析
宁波PX项目舆论风险干预策略的仿真分析从“怎样干预”和“何时干预”两个维度展开。其中,“怎样干预”选取宏观干预、微观干预及其综合干预3种策略集。对于“何时干预”,本节选取社会舆论形成始点和峰值点(第8天)作为干预介入点进行仿真分析。
(1)宏观干预的仿真分析
参考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数据,将舆论动力学模型宏观干预变量“政府公信力、事故信息公开度和应急预案完备程度”的取值均定为0.6。将变量值输入模型的人机界面,对宏观干预后宁波PX项目社会舆论趋势的仿真结果如图9所示。图9(a)表示在舆论形成始点采取宏观干预的仿真结果;图9(b)表示在舆论峰值点采取宏观干预的仿真结果。
对比图9和图8的曲线,得到如下结论:宏观干预对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新闻舆论的干预效果较为显著;早期的宏观干预对控制新闻舆论的形成具有较为显著的效果;舆论风险的走势同时受到新闻和帖子关注度的影响,且在始点干预后的第4天得到有效控制。
(2)微观干预的仿真分析
参考网络帖子的回复关系数据,将模型微观干预变量隔离新闻率、隔离帖子率、隔离网民率、隔离话题率的取值分别定为0.02、0.01、0.001、0.0001。将变量值输入模型的人机界面,对微观干预后宁波PX项目社会舆论的仿真结果如图10所示。图10(a)表示在舆论形成始点采取微观干预的仿真结果;图10(b)表示在舆论峰值点采取微观干预的仿真结果。
比图8、图9、图10的曲线,得到如下结论:微观干预对各类媒介舆论的干预效果均较为显著,且对网络媒体的干预效果最佳;微观干预介入时间的选择同样可以影响社会舆论的干预效果,干预时间越早对舆论风险的影响效果就越明显。
(3)综合干预的仿真分析
综合干预指同时考虑宏观干预和微观干预策略,将干预变量取值同时输入模型的人机界面,对综合干预后宁波PX项目社会舆论的仿真结果如图11所示。图11(a)表示在舆论形成始点采取各类干预策略的仿真结果;图11(b)表示在舆论峰值点采取干预策略的仿真结果。
对比图8、图9、图10图、11的曲线,得到如下结论:综合干预对各类媒介舆论的干预效果均较为显著,且干预效果显著高于宏观或微观干预;综合干预介入的时间越早,干预策略对社会舆论的作用效果就越明显;采取综合干预策略可以将新闻舆论控制在相对较低的水平。
5 结语
本文在国内外较早利用系统动力学理论对社会舆论的形成和干预问题进行分析。其中,舆论动力学模型的因果关系图和流图较全面地反映社会舆论的形成和干预机理;模型的Stella框架和人机界面可以将复杂的动力学模型结构化和可视化。在模型的实证环节,本文选取宁波PX项目作为案例,对社会舆论形成及干预的动力学模型分别进行拟合分析和仿真分析。其中,干预的仿真分析从“怎样干预”和“何时干预”两个维度分别展开,主要结论包括:宏观干预对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的干预效果较为显著,而微观干预则对网络社区的干预效果显著;干预策略介入时间的选择影响社会舆论的干预效果,干预时间越早对社会舆论的影响效果就越明显;舆论风险的走势同时受到新闻和帖子关注度的影响,且在始点干预后的第4天得到有效控制。
本文虽然对舆论风险的形成和干预策略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但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很多内容有待于深入研究。在理论研究层面,舆论动力学模型对舆论风险走势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各影响因素间的逻辑关系并未详细探讨,可以进一步对现有模型进行改进;在实证研究层面,可以利用不同的仿真软件对同一舆论风险的形成和干预策略进行实证和对比分析。
参考文献
[1]Vincent C,et al.Risk communication:Evolution and revolution anthony wolbarst[M].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1.
[2]William J B.Risa D.Harold innis"crisis in public opinion";Performance,retrieval,and the polities of knowledge[J].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6,(31):325~340.
[3]刘吉东.论网络舆论风险的生成机制与防范路径[J].东南学术,2012,(5):258~264.
[4]王敏.国际舆论风险的特征:诱因及演化机理[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1.
[5]郑亚楠,徐中民.论国际舆论风险的基本特征[J].新闻传播,2010,(9):15~16.
[6]徐中民.国际舆论风险研究——以食品安全为例[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10.
[7]张涛甫.再论媒介化社会语境下的舆论风险[J].新闻大学,2011,(3):38~43.
[8]张一文等.网络舆情与非常规突发事件作用机制——基于系统动力学建模分析[J].情报杂志,2010,29(9):1~6.
[9]Forrester J W.System dynamics,systems thinking,and soft OR[J].System Dynamics Review,1994,10(2)i245~256.
动力风险 篇8
风险投资 (Venture Capital) 也称作创业投资, 是由职业金融家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的、有巨大竞争潜力的企业中的一种权益资本。纵观全球, 美国、英国、日本、以色列, 以及中国台湾等是风险投资业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中国大陆风险投资业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中, 进入新世纪, 海峡两岸风险投资合作方兴未艾, 原因是背后存在一套动力机制的支持。学术界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创业投资发展的研究较多, 但对两岸合作的研究较少, 相关文献中也没有提出两岸合作的动力机制问题。本文从风险资本来源、投资行业、投资阶段、人才和市场等方面对两岸风险投资合作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 期望对两岸风险投资的进一步合作带来启示。
二、两岸风险投资合作的动力机制
1. 两岸风险资本来源互异
首先, 两岸风险资本区域来源差异悬殊。2003年~2007年, 大陆的海外风险资本加速上升, 占资本总额的比例从5%上升到55.63%;而台湾地区风险资本绝大部分来源于岛内, 2003年~2007年, 岛内风险资本额比例均高于92%。其次, 两岸本土风险资本部门来源差异较大。2005年台湾本土风险资本额来源于法人公司和投资机构的占56.18%, 个人占15.28%, 政府占4.55%;而大陆来源于个人的风险资本额比例只占3%, 政府资本高达32%。可见, 第一, 台湾地区风险投资机构具有很强的融资能力, 而中国大陆风险投资机构数量不多且融资能力较弱, 主要依靠海外资本。第二, 台湾地区风险融资渠道比较完备, 个人投资比例甚至超过金融机构, 而大陆来源于政府的风险资本是个人资本的10倍, 表明大陆民间资本尚属保守, 还需要政府基金的引导。因此, 如果两岸风险投资机构进行合作, 既可以相互补充资金来源, 又可以分散投资风险。
2. 两岸投资行业错位选择
以2006年为例, 无论按投资项目还是投资金额比重, 两岸获得风险投资前四名的行业均不相同:台湾地区是半导体、光电、电子工业、传统制造业, 而中国大陆是狭义IT、传统产业、能源环保、IC或通讯工业。台湾岛内半导体、光电、电子工业、传统制造业已趋于成熟, 资讯工业、生物科技、数字内容等行业正蓬勃发展, 所以台湾未来风险投资仍将集中在以上行业。而大陆受到扩大内需等政策的影响, 风险投资者倾向于大陆“反周期”性的传统行业, 比如餐饮、酒店、零售、医疗等关系民生的行业。随着政府对节能减排的重视, 能源环保也将成为投资大陆的一个热点。因此, 台湾风险投资选择的行业仍将以高科技产业为主, 而大陆风险投资将围绕传统产业, 这种投资行业的错位选择构成两岸风险投资合作的有利条件。
3. 两岸投资阶段和趋势互补
国际上将接受风险投资的企业划分为五个发展时期:种子期、创建期、扩张期、成熟期和重整期。通常投资于越早的时期, 风险越大但回报率也越高。新世纪以来, 大陆获得风险投资的企业在种子期和创建期最多, 如图1所示。种子期的案例数比例从2003年的28%下降到2006年的20%, 创建期的案例数比例则在后三年持续上升了13%, 扩张期和成熟期也总体上升, 体现出大陆风险投资由种子期和创建期向后期转移的趋势, 主要原因是大陆规避风险的传统理念和尚未健全的退出机制抑制了投资前期的积极性。台湾获得风险投资的企业集中在扩张期和成熟期, 如图2所示。成熟期的案例数比例从2003年的22.1%持续上升到2006年的27.4%, 扩张期的案例数小幅下降4.3%, 而在这一时期, 创建期呈现升降波动, 种子期总体上升, 可知台湾风险投资正从扩张期、成熟期向前期转移。因此, 投资阶段和投资趋势的互补形成两岸风险投资合作的又一动力。
数据来源:《2006年台湾创业投资年鉴》
数据来源:《2006年台湾创业投资年鉴》
4. 台湾地区有人才优势
最近十年, 中国大陆风险投资业的起落锤炼出一批既熟悉国际资本市场和产业发展动向, 又了解国内投资市场的风险投资英才, 但英才数量屈指可数。新风险投资基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风险投资公司就只有从“老牌”基金那里“挖角”, 这样就导致专业投资经理流动过盛。而过多的人才流动不仅会引起公司之间的恶性竞争, 而且会使新团队的不稳定性增加。相比之下, 台湾地区风险投资专业人才储备丰富, 2005年专业投资经理人就有402人。如果能引进台湾的风险投资人才, 就能有效缓解大陆人才瓶颈问题, 同时有利于台湾风险投资人才的职业拓展。
5. 大陆有市场优势
目前, 台湾岛内电子、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日趋成熟, 很难再发掘质量俱佳的风险投资产业。此外, 资本市场低迷打击了投资者信心, 岛内风险投资案源明显不足。1996年~1999年, 台湾风险投资公司年均案例数为10.9件, 然而2000年~2006年, 这一数字下降到4.1件。相比之下, 大陆的科技成果和项目资源比较丰富。2007年, 大陆风险投资业呈现爆发性增长, 全年风险投资案例数达到741件, 比2006年增长约一倍。由于大陆经济增长前景被普遍看好, 加之政府提出“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的发展战略, 大陆未来案源储量可谓丰富。因此, 大陆广阔的风险投资市场是吸引台商前来投资和合作的强大动力。
6. 大陆创业板推出是长期利好
长期以来, 由于大陆风险投资本土退出渠道的缺失, 获得风险投资的大陆企业退出完全依赖于纳斯达克、香港创业板等境外资本市场。这就意味着大陆风险投资业的表现很大程度上由境外资本市场的走向及其对“中国概念”的认可度决定。2009年5月1日, 中国证监会发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开始实施, 讨论和筹备10年之久的创业板有望在2009年10月底上市, 这对大陆风险投资业发展是一项重大、长期的利好。2009年上半年, 金融危机仍在蔓延, 但外资风险投资对设立人民币基金热情不减, 此时大陆创业板逆市崛起, 预示着未来几年仍将是大陆风险投资业发展的良好时机。对于熟悉大陆环境的台湾风险投资者, 大陆筹资、大陆退出, 应该是未来发展的一条主要路径。
三、结论与建议
海峡两岸风险资本来源互异、投资行业错位选择、投资阶段和趋势互补、台湾有人才而大陆有市场, 以及大陆行将推出创业板等方面构成两岸风险投资合作的动力机制, 但是目前两岸风险投资合作规模较小, 形式简单, 发展缓慢, 主要是因为各种障碍阻挠了合作的深入。2008年马英九上台执政, 两岸经贸往来打开新局面, 如迅速推动两岸三通、实现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台湾银行机构可在大陆设立办事处和开办业务等等, 但是在风险投资领域仍然没有相关政策出台。因此, 两岸逐步消除政策障碍是推进风险投资进一步合作的关键。大陆方面要减少对资本的管制, 健全风险投资的法律法规, 建立和完善风险投资中介机构, 以良好的投资环境促进两岸风险投资事业的深入合作。
摘要：新世纪以来, 海峡两岸风险投资合作方兴未艾, 原因是存在一套动力机制的支持。这篇文章就是从风险资本来源、投资行业、投资阶段、人才和市场, 以及中国大陆行将推出创业板等方面对两岸风险投资合作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 最后对进一步合作的障碍提出建议。
关键词：风险投资合作,动力机制
参考文献
[1]迟宝旭钟甫宁:中国大陆与台湾省创业投资形势的对比分析[J].哈尔滨:商业研究, 2005 (8) :99～103
[2]单玉丽:构建海峡两岸风险投资合作平台的探讨[J].南京: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6 (6) :96～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