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量的稳定机制

货币量的稳定机制（共12篇）

货币量的稳定机制 篇1

对金融机构实施风险监测的主要目的是控制其承担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从而减小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作为金融监管的核心, 审慎监管主要包括微观审视监管与宏观审视监管两个部分, 是一种以指标监测为前提, 旨在维护金融体系的平稳运行, 进而进行风险治理的监管理念。然而, 微观审慎监管在对金融风险治理上存在以下三方面弊端。第一, 放大了经济周期与经济波动对金融稳定的影响, 过分强调对单个银行资本风险的控制;就单个银行而言, 资本风险的可控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宏观经济景气, 这会直接导致在经济繁荣期时资本风险权重偏低, 信贷扩张在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共同作用下, 也将进一步放大经济周期与经济波动的作用, 进而使微观审慎监管呈现出典型的顺周期特征。第二, 微观审慎监管无法规制金融体系的“协同谬误” (fallacy of composition) , 即微观审慎监管在对个体金融机构进行风险监测之时, 并未考虑整个体系的风险聚敛程度, 它无法监测金融体系的联合风险是否处于可控范围。第三, 随着全球金融深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许多影子银行机构融入到信贷市场之中, 同时又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 这使得微观审慎监管本身就存在规制漏洞 (Metrick, 2012;Pozsar et al., 2010;Stafford, 2009a;Shin, 2009) 。

近年来, 为弥补微观审慎监管的弊端, 宏观审慎监管越发受到各国政府和央行的重视。这不仅强化了宏观审慎监管在我国金融风险监测中的重要性, 同时也对我国货币政策的选择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 从宏观审慎的视角出发监测金融体系稳定性, 进而探究货币政策变动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机制, 能够对我国未来一定时期内的金融风险监测和货币政策选择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

一、货币政策选择与宏观金融稳定的关联性

以往各国中央银行通常把稳定物价作为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 货币政策的选择高度依赖于前期的通胀水平, 体现出较强的“相机抉择”特性。然而, 这种货币政策规则并未考虑货币供给变动对金融稳定的影响。近年来, 世界各地金融危机频发, 微观审慎监管失灵, 使得各国央行开始重视货币政策选择对宏观金融稳定的影响。曾省存 (2010) 将“宏观审慎监管”划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指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要兼顾物价水平和资产价格, 保持二者的长期协同稳定。第二个层次是指当资产价格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偏离真实价值时, 利用宏观审慎工具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加以识别, 进而采取宏观调控手段缓解金融风险的顺周期特性。

目前, 有关货币政策选择对宏观金融稳定影响的研究正在深入进行, 主要观点包括权衡观点 (Trade-off) 、协同观点 (Synergies) 和新环境假设 (New environment hypothesis) 。权衡观点是指为实现物价稳定而采取的货币政策并不一定有利于金融体系稳定, 价格稳定与金融稳定之间存在着平衡关系 (Mishkin, 2000;Fisher, 1933) 。Borio和White (2004) 指出, 由于以往的货币政策未将金融稳定作为调控目标, 因此在使用紧缩的货币政策调控通胀时也会造成信贷萎缩, 这会打破信贷市场平衡, 对金融稳定形成冲击。Angeloni和Faia (2009) 的研究结果表明银行系统存在固有的经营风险, 货币政策不能只关注通货膨胀和产出, 还需要注意资产价格和杠杆水平的变动。Caruana (2011) 对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的频率进行对比并指出, 当二者处于相同区间时进行货币政策调控可以同时实现控制通胀和维持金融稳定。

尽管权衡理论认为使用货币政策调控物价水平与促进金融稳定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权衡取舍, 但在通常情况下二者又高度耦合。于是, 协同观点应运而生, 协同观点指出:为实现物价稳定的货币政策同样可以促进金融稳定, 这主要是因为高通胀状态往往是由货币供给过剩引起的, 而货币供给过剩同时又会导致过度投资和资产泡沫等现象, 这些都是金融脆弱的主导诱因 (Issing, 2003) 。Borio和Lowe (2002) 指出通货膨胀与金融稳定具有高度的依存关系, 其中稳定的资产价格和信贷规模有利于经济增长与物价水平的长期稳定。Herrero和Pedro (2003) 使用多国面板数据模型, 研究了货币政策选择与银行业危机的关联性, 研究结果表明央行为稳定物价采取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有助于降低银行业危机发生的概率。

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世界各国宏观经济运行呈现出一些典型的新特征, 主要包括短期产出波动降低、通货膨胀波动降低、信贷规模激增和资产价格剧烈波动。此外, 受美国次贷危机和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共同影响, 世界各地金融危机频发, 波及范围也更为广泛 (Borio和White, 2004) 。因此, 在国际经济形势巨变的情形下, 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选择也逐步由以稳定物价为导向的“相机抉择型”货币政策, 向“规则型”货币政策发生转变, 新环境假设受到了各国货币当局的普遍认可。新环境假设强调在信贷扩张迅速的新经济环境下, 央行应重新审视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间的关联性, 二者间的作用关系可能发生了本质改变。这一理论还认为目前世界各地金融危机频发, 中央银行在进行货币政策选择时不仅应关注物价水平, 同时还要兼顾其对金融稳定的影响。Cao J和Chollete (2013) 从长期均衡的视角进行研究, 指出“相机抉择型”货币政策仅具有短期调控作用, 然而在长期, 物价水平与金融稳定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权衡取舍。

通过回顾以往相关研究可以看出随着全球信贷水平的不断扩张, 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间的关联机制也发生了结构性改变。以稳定物价水平为单一导向的货币政策已无法实现货币当局的多重宏观调控目标, 维持金融体系平稳发展已经成为央行货币政策选择的重要依据。因此, 本文采用非线性模型刻画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影响机制的转变, 并从维护宏观金融稳定的视角出发, 为我国未来一定时期内的货币政策选择提供合理的经验证据。

二、STR模型介绍

STR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其中y= (y1, y2, …, yt) '为滞后因变量, Xl= (xl, 1, xl, 2, …, xl, m) , xl, j= (xl, j1, xl, j2, …, xl, jt) ', 为模型的线性主部, 参数α= (α1, α2, …, αm) '则是对应的线性回归系数;Xnl= (xnl, 1, xnl, 2, …, xnl, n) , xnl, j= (xnl, j1, xnl, j2, …, xnl, jt) ', 代表模型的非线性部分, 由外生解释变量和因变量的自身滞后组成, 参数i= (i, 1, i, 2, …, i, n) , i=1, 2是非线性部分的回归系数;μt~N (0, σ2) 是模型的随机扰动项;F (st, λ, c) 是转移函数, 它是时变参数st的有界函数, λ为斜率系数, c= (c1, c2, …, ck) 代表位置转移向量。STR模型的具体形式取决于其采用的转移函数。常用的转移函数有逻辑型和指数型两类, 其中逻辑型转移函数可表示为:

此时模型是LSTR模型, 当K=1时, 为LSTR1形式, 当K=2时为LSTR2形式。这里的参数λ的取值决定了机制转换速度, λ取值越大, 模型的迁移速度就越快。当λ→∞时, 模型的转变将在瞬间完成。此外, 在LSTR1模型中, 当st→-∞时, F (st, λ, c) →0, 当st→∞时, F (st, λ, c) →1, 转移函数是状态参量st的单调函数。因此, 模型在两种状态间的迁移与st的取值呈单调变动关系。

与逻辑型转移函数不同, 指数型转移函数可表示为:

此时模型是ESTR模型, 在这里指数转移函数关于st=c对称, ESTR模型将根据状态参量st与位置参量c的接近程度将转移函数划分为两种不同区制。因此, 模型在两种状态间的迁移随st取值的不同呈现出轴对称特性。

在建立STR模型时要进行参数的非线性检验, 因为只有当变量间不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时才应采用非线性模型进行参数估计。非线性检验的主要思想是将转移函数F (st, λ, c) 进行三阶泰勒展开, 把模型转化为线性形式, 随后对线性模型进行参数估计, 并假设所有展开项的系数全部为0, 进而进行假设检验。如果检验结果拒绝原假设, 则表明非线性部分对模型拟合具有显著影响, 否则无需建立STR模型。

非线性检验通过后就需要对STR模型进行选择, 主要包括对转移变量和模型形式的选择。其中可选取的转移变量一般是因变量或自变量的自身滞后以及趋势变量, 转移变量的使用原则是选取非线性假设中t值最大 (P值最小) 的转移变量。在模型形式的选择上, 本文参照Lükepohl和Krtzig (2004) 的做法, 给出如下的检验标准:

模型的检验顺序为:首先检验H04, 随后检验H03, 最后检验H02;模型选取原则为:当H03的F统计量最大时, 选取LSTR2模型, 否则选取LSTR1模型。模型及转移变量选定后就需要对参数进行估计, 初值通常采用格点搜索法进行选择, 本文中λ的初值搜索范围设定在0-100之间。初值选取后, 本文采用Gauss-Newton算法进行迭代, 进而得到收敛的参数估计。

三、我国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影响的实证检验

(一) 数据的选取及分析

本文旨在从宏观审慎的视角出发监测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因此将延续万晓莉 (2009) 的做法, 对人民币各项存款同比增长率, 各项贷款同比增长率和存贷比率的月度数据进行主成分拟合, 进而计算金融稳定指数;同时采用主成分均值加0.5倍标准差作为金融稳定警戒线, 并使用广义货币供给M2同比增长率的月度数据作为货币政策的代理变量, 所有的数据均来源于中经统计网宏观月度库 (/http://db.cei.gov.cn/) , 样本期间为2004年1月至2013年12月。

图1和图2刻画了样本期间内我国金融稳定指数、金融稳定警戒水平和M2同比增长率的走势, 可以看出2008年以前尽管金融稳定指数与M2同比增长率的总体走势较为接近, 但是M2同比增长率的波动幅度要显著高于金融稳定指数。这主要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内, 我国宏观经济飞速发展, 金融体系也较为稳定 (金融稳定指数均位于警戒水平下方) , 货币政策选择的重点致力于控制通货膨胀, 体现出较为明显的“相机抉择”特性。在2008年之后金融稳定指数与M2同比增长率无论在整体走势还是波动水平上都高度耦合, 这主要是因为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 我国金融体系也受到了强烈冲击, 资本市场表现低迷引起了公众投资恐慌, 资本在短期内大量地从金融市场转向银行部门, 整个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急速上升。因此, 货币当局改变了以往的货币政策方针, 将金融稳定视为货币政策调控的重要目标, 首先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稳定银行体系, 为其提供充足的资金缓冲;当金融体系回到较为安全的状态后, 又逐步放缓货币供给增速, 在确保稳定物价的基础上兼顾金融稳定。

总体而言, 2008年以后我国金融稳定指数与货币政策的依存关系显著增强, 这表明美国次贷危机过后, 随着货币当局对金融稳定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 货币政策选择对金融稳定的影响也发生了结构性改变。此外, 就货币政策的变动而言, 国际金融危机过后, 货币政策的延续性显著增强, 这表现为相邻期间内的波动幅度显著低于样本前期, 意味着当政府将金融稳定纳入货币政策调控目标体系后, 加强了对公众预期的重视, 使货币当局在确保宏观调控目标实现的前提下尽量保持货币政策的延续性, 强化政府承诺公信力的作用。因此, 货币政策也逐步由“相机抉择型”向“规则型”发生转变, 这不仅会使投资者建立良好的政策预期, 同时也有利于金融体系的长期稳定。

(二) 关于货币政策迁移机制的检验

在建立STR模型之前要确定模型的线性主部, 由于本文仅考虑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 仅需要确定线性方程中因变量的自身滞后阶数。表2给出了含有1至4阶因变量滞后的线性模型估计结果, 通过表2可以看出当分布滞后模型中引入多期因变量自身滞后项时, 会导致多重共线性, 这会使变量的显著水平受到严重影响。此外, 相比于一阶分布滞后模型, 高阶分布滞后模型并不能显著降低线性方程的AIC值与SC值。因此, 可选取一阶分布滞后模型作为STR模型的线性主部, 这样既可以避免多重共线性, 同时又不会使拟合优度显著降低。实际上, 由于分布滞后模型中引入了因变量的自身滞后项, 这本身就可能引发模型残差的序列相关性。所以, 仅从参数估计方法的角度而言, STR模型使用的迭代算法也要比OLS估计更为合理。

线性主部确定后就要对STR模型的形式进行选择, 参照表1给出的F统计量和相应的模型选取准则, 具体计算结果如下:

注:F代表金融稳定指数。

表3列示了非线性检验的F统计量计算结果, 观察表3可以看出, 除使用M2 (-1) 作为转移变量时模型形式选择LSTR2外, 使用其他变量作为转移变量时, 模型形式均为LSTR1, 这表明, 使用LSTR1模型进行非线性估计更为合理。此外, 由于使用趋势变量 (TREND) 作为转移变量时, F2取值最大, 因此本文将以趋势变量作为转移变量, 并采用LSTR1模型进行参数估计。

表4给出了LSTR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 方程拟合优度为0.975, 高于线性分布滞后模型, 表明使用LSTR模型进行参数估计是有效的。此外, 由于本文采用LSTR1模型进行参数估计, 因此对公式 (1) 进行整理, 可以得到非线性方程的直观表达形式:

其中, F=1+exp[1-λ (st-c1) ]}-1。在线性主部中, M2的系数为10.18并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这说明我国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引发金融脆弱。此外, λ, c1的估计值分别为21.94和52.04, 较高的λ系数表明模型非线性部分在两个区制间的迁移历时较短, 而趋势转移参数的估计值为52 (第五十二期) , 说明模型是以2008年4月为中心而产生的区制转变。

图3是转移函数在样本期间内的走势图, 观察图3可以看出2008年以前转移函数取值基本为0, 模型仅具有线性主部, 同时M2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这表明在此期间内宏观金融稳定指数与货币政策间存在稳定的依存关系, 以控制物价为导向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有利于金融体系稳定, 这一点也与Borio和Lowe (2002) 的观点相吻合。随后, 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 转移函数以2008年4月为中心发生了结构性迁移。在此期间内, 宏观金融稳定指数与货币政策间的作用关系体现出明显的非线性特征, 然而整个过程历时较短 (仅为十个月左右) 。这表明我国货币当局对金融危机做出了及时有效的应对, 迅速调整货币政策导向, 将金融稳定纳入货币政策调控目标体系, 并在短暂的调整后就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调控机制。最后, 状态迁移后的转移函数表明, 国际金融危机过后, 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间的关联机制达到了新的均衡状态;同时φ2-φ1的系数为正则说明状态迁移完成后, 金融稳定指数受货币政策的影响更为强烈。这主要是因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我国政府加强了宏观审慎监管力度, 积极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 并对货币供给总量进行控制, 将维持金融稳定视为货币政策调控的重要目标, 具体表现为:2008-2009年, 当金融市场低迷, 信贷严重萎缩, 公众投资不足, 银行存款比例急剧上升之时, 货币当局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 为整个银行体系提供充足的资金缓冲, 以避免行业挤兑风险的发生;2010年后, 当金融稳定指数再度回到警戒线下方时, 货币当局又逐渐减缓货币供给增速, 我国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 在稳定物价水平的同时, 将宏观金融稳定指数控制在相对安全的区域。

四、结论与展望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从总量测度拟合出我国金融体系稳定指数, 使用STR模型对宏观审慎监测框架下我国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机制进行了迁移性检验, 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 在样本期间内, 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发生了结构性迁移, 结构迁移时段恰好为次贷危机爆发期间;第二, 全样本期间内, 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间均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特性, 只不过是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存在一定程度的非对称性, 这意味着采用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进行调控是一种有效的宏观调控措施;第三, 相比于国际金融危机之前, 国际金融危机过后宏观金融稳定指数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更为敏感, 这表明国际金融危机过后, 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更加重视货币政策选择对金融稳定的影响, 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已经由以往单一的“物价稳定”目标逐步地向维持“物价稳定”, “金融稳定”和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多元化目标体系进行转变。

一直以来, “相机抉择型”和“规则型”货币政策都是货币当局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相机抉择型”货币政策强调货币政策应根据宏观调控目标而制定, 它凸显了货币政策的短期作用。其中, 在对短期物价水平波动进行调控时应用的最为广泛。而“规则型”货币政策是指政府在制定货币政策前进行公开的承诺, 只要宏观经济总体形式不发生结构性突变, 货币政策就会在微调的基础上保持一贯的延续性, 并为公众树立良好的政策预期。国际金融危机过后, 我国政府将金融稳定视为货币政策调控的重要目标, 货币政策选择已经逐渐由“相机抉择型”向“规则型”发生转变。我国今后一定时期内的货币政策选择, 是在保持货币政策延续性和维持物价稳定的前提下兼顾金融稳定。因此, 货币当局及有关部门应引起高度重视, 平衡货币政策的多重宏观调控目标, 采取相对稳健的货币政策为公众树立良好的投资预期, 保持货币政策的延续性, 同时把维持金融体系长期稳定提高至新的战略高度。

货币量的稳定机制 篇2

要防止假币流向市场，需要每个人都增强识别能力。假币没有空间、没有市场，也就没有了滋生泛滥的余地。

近几年，人民币反假工作在城市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广大农村以及偏远地区依然是反假的薄弱部位。农村反假工作仅靠每年一次为期数天的短期宣传,远远满足不了广大农民反假、防假知识的需求。一些偏远地区假币识别人才匮乏，鉴别设施不到位，反假机制也不健全，收缴假币工作难度大，开展反假币工作力不从心。因此，建议加大反假币知识宣传和培训为长期宣传和培训。积极举办反假币知识讲座，将反假知识送到千家万户。

要建立相关的反假币组织协调机构，研究反假币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交流、沟通反假货币工作情况，加强各相关单位协调配合和整体行动。使反假工作形成长效机制，把“宣传、教育、管理、服务”工作融为一体，形成一个综合治理工作体系，创造一个长治久安的反假币工作环境。各级政府部门、各商业银行、公安部门应建立群防群治的反假协作机制，齐抓共管，形成政府、金融、公安、社区四位一体的反假信息网络，从严、从重、从快打击制贩假币和使用假币的犯罪活动，以维护群众利益和金融秩序的健康稳定。

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加大惩处力度，细分和量化制贩假币的犯罪行为。加重惩罚标准，加大处罚成本，增加对假币犯罪行为的威慑力。

建议装备人员充足、技术精湛、装备先进、打击有力的专业队伍。加大宣传力度，增强社会反假意识。建立更紧密高效的跨区域联动，多警种配合，全民参与的协作机制，形成打击制贩假币犯罪的强势网络和合力。

健全反假币激励和保障机制，可根据实际需要改革有关反假币专项经费的使用和管理权限、审批程序，适度提高有功单位和人员的奖励标准，提高反假币斗争的积极性和打击效能。

坚持打防结合，充分发挥各相关单位的协调作用，改进反假币宣传教育工作，坚决不能存在反假、识假的“盲区”，营造反假氛围，推动反假币信息共享，明确分工，明确责任，实施制贩假币犯罪活动的综合治理。

增强银行结算和“三票一卡”的使用率，引导消费群体卡式理财，大力改善用卡环境，从而降低假币的流通渠道。

只有靠我们每个人积极参与，才能够真正有效的打击假币。也只有常抓不懈，深入扎实的原则，才能卓有成效的作好这项工作。

货币政策维持稳定温柔 篇3

今年年中CPI处于高位，达到6.4%，下半年通胀压力仍然高企不下，不过由于翘尾因素的影响，名义CPI将有所下降，今年年中CPI处于全年最高位，央行此次加息就是对通胀压力的回应。从5月前后开始，我国经济增速有所下降，采购经理人指数下降，尤其是其中的细分指标原材料购进价格大幅下挫，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趋于稳定，让有关方面产生通胀压力下降需要保增长的强烈预期。

在经济转型期，对通胀忍受度已大幅上升。目前，我国在新兴经济体中经济增速最高而通胀压力最低，越来越多的人指出，在GDP增速高达9%的背景下，中国又要发展全民社保，5%的CPI并非不可接受，在CPI上胶柱鼓瑟将影响中国经济转型的进度。中国经济转型必然要忍受高通胀的洗礼吗？答案如果是肯定的，那么可以继续肯定的是，央行绝对不会大幅加息，而是以数量型调控的方式争取收放自如的境界。

今后我们将面对的是，央行温柔的加息举措，暴风骤雨般的存款准备金率上升和央票发行。其实质是对负利率高通胀的容忍，我们正在选择的路径，是以高增长与高通胀强行建立全民社保体系，建立内需社会。高通胀并不必然带来内需社会，对CPI的容忍也不必然带来全民富裕，一切取决于基本的经济与分配制度，而一向站在舞台中心的货币，在财富分配体制上无能为力。过多的流动性会让中国提前进入虚拟社会，而严重的通胀会带来财富的掠夺，政府从前门给予工薪阶层的保障，通过后门的通胀被拿了回去。

任何恶性通胀都将带来灾难。以转型成功的国家论，二战后的德国实行严厉的通胀目标制，并最终让坚实的马克成为欧元的基础；而在日本20世纪国民财富倍增计划前后，出现了一轮通胀，通过经济转型与富民政策得到了克服，但20世纪80年代的第二波与汇率异动并行的通胀，却摧毁了日本经济发展的根基，20多年未能恢复。南美的贫富差距与腐败，让一切转型的努力消亡，这无关货币，而有关社会路径选择，货币不过是社会力量的体现。

此次央行加息25个基点，在效果上对存款的影响大于对贷款的影响，本质上实行的是不对称加息，存款利率上升吸引资金回流至患上了饥渴症的银行，而贷款基本不动，是为了保证中国潜在的地方债务危机不再继续恶化。预计央行年内还可能加息一次，但加息到此终止，两次加息后银行的长期存款利率摆脱负利率，这对于最保守的投资者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他们会将资金放入银行代替理财。

加息对市场的影响集中于心理层面，市场会受到一定的负面冲击，但很快会消失。针对房地产的单独加息由来已久，目前投资房地产的人现金充裕，不会在乎利率上升区区25个基点，而现金能量不足的投资者已经成为房地产市场的观望者。而对于证券市场而言，一切都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对于此次加息的解读将较为乐观，真正的冲击来自于套现者，来自于一级市场的寄生者，来自于低效公司源源不绝的再融资。

全球经济未能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美国的复苏能否持续让人十分怀疑，如果德国制造业下降，比美国更强有力地说明了全球制造业下降的趋势。通胀必然带来经济转型，如此荒谬而乐观的理解，让宽松的货币政策有了理论依据，而在其他基本制度没有根本改革的情况下，我们将发现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债务危机的源泉，是贫富差距的放大器。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代价巨大。

货币量的稳定机制 篇4

所谓货币购买力是指货币能够购买到的商品的能力, 也即一定数量的货币可以购买到的商品的数量。货币的购买力与商品价格成反比例关系, 保持货币购买力的稳定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着重要意义。第一, 可以保障商品交换、流通的顺利进行, 维系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第二, 能够为企业发展创造基础, 使企业不致因原材料或产成品的价格变化而提升自身生产成本等不佳经营状况;第三, 可以确保劳有所得, 提高劳动的社会生产率, 从而进一步增加员工工资, 最终带动社会生活与生产水平的提升;最后, 能够保障社会发展的稳定, 遏制不良社会风气的蔓延。总体而言, 维系货币购买力的稳定也就是保证社会商品价格的稳定, 而这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尽管货币购买力与币值有所区别, 但币值的稳定与货币购买力的稳定也具有很大的联系。货币贬值是货币稳定的对立面, 以货币贬值而言, 它通常具有两种情况。首先是商品价值的降低, 但商品价格却并未降低, 使得价格在总水平上仍然保持着稳定, 这时的货币贬值并未导致商品价格的上涨, 促成通货膨胀, 因此货币的购买力仍然是稳定的。其次, 货币价值快速降低, 使得自身贬值的幅度远低于商品价值的幅度, 从而使得商品价格飞涨, 出现通货膨胀, 也大大降低了货币的购买力。

二、信用货币制度概述

所谓信用货币制度是指由中央银行及其他国家相关机构所发行的以信用货币形式作为本位货币的货币制度, 而信用货币主要包括现金和银行存款, 当它进入到流通环节之后, 国家就可以运用政策手段来对信用货币进行管控。信用货币制度有五大特征:第一, 纸币是本位币, 铸币为辅助货币;第二, 纸币不可与金属货币保持等值兑换关系, 不代表金银, 而银行券则具有国家的强制流通性;不实行金本位制, 纸币的发行数量没有限制, 本国黄金储备不作为纸币发行的参考;第四, 金融体系的健全与发展导致现金的流通范围及数量都大为减少, 取而代之的是虚拟货币等非现金形式的货币成为货币流通的主角, 例如存贷款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完成;最后, 尽管纸币的发行不受黄金数量约束, 然而不合理的发行仍然会为国家经济带来灾难, 如通货膨胀, 因此, 根据本国经济发展情况, 通过缜密的计划与安排来纸币的发行量, 而这也即纸币本位制度, 是信用货币制度的体现。

信用货币制度遵循不兑现的指导思想, 也即这一货币制度不能兑现为黄金, 与黄金数量的保证没有联系, 仅通过国家信用支配货币的发行与流通。因此, 黄金在信用货币制度中失去了原有的调节功能, 而这也增大了发生货币贬值的可能性。实际上, 采取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也拥有着不少优点:首先, 摆脱纸币发行受黄金数量约束的枷锁, 能够根据本国实际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确定货币的需求量, 从而保证货币供应量的科学合理性;其次, 采用纸质货币能够降低资源的浪费, 相比金属货币, 纸币的成本较低, 不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最后, 纸币具有便携性的优点, 无论是携带, 还是保管, 都十分方便。总的来说, 实行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主要是为了摆脱金属本位货币制度的缺陷, 并且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能够更好的体现出一国经济的发展水平, 是一种更为科学的货币体制。

三、推行信用货币制度所存在的问题

尽管信用货币制度具有一系列的优点, 然而在推行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 具体来看, 包括着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 信用货币制度下, 国家的货币政策因银行信用评估体系的缺失而效率降低。我国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 导致了不少银行、企业的信用观念淡漠, 更有甚至, 不少国有企业更是以银行贷款来交税、发放工资等, 使得很多的贷款缺乏信用, 银行也未能建立起完善的信用评测体制, 导致货币信用市场混乱。这种信用的缺失对国家的货币政策调控影响极大, 当经济过热时期, 国家或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 银行采取一刀切的形式减少贷款数量, 导致信用较好的企业也难以带到所需资金, 而这也即信用市场上的“格雷欣法则”;当经济不景气之时, 银行在国家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指导下, 扩大自身的贷款数额, 而这直接使得信用较差企业也能够获得贷款, 从而进一步恶化信用市场, 不利于货币稳定, 催生通货膨胀。

第二, 商业信用缺失进一步弱化货币政策效应。所谓商业信用是指交易双方按照平等自愿的原则所达成的合约信用。然而, 目前我国却存在着严重的强制性的商业信用模式, 也即不少企业不履行相关协议, 拖欠银行贷款, 导致银行承担着巨大的贷款风险。另外, 企业之间的借贷款协议也受商业信用的制约, 无法开展经营活动 (向新民, 2005) 。商业信用对货币政策有两个层面的影响:首先是企业之间的相互拖欠降低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效力, 企业之间的债务关系最终必然反映到银行的货币支出上, 而这笔支出将主要用作企业组织的清算处理;其次是阻碍票据市场的发展, 致使商业汇票等难以在社会融资中占据较高比例, 因此最终制约了央行再贴现工具的使用。

第三, 个人信用制度的建设落后, 促使货币政策对消费调控不力。个人的信用制度的建设主要来自银行, 是指银行根据信贷监督条款, 从控制信贷风险角度出发, 对借款人的信用评估。尽管人民银行对跟人信用制度的建设提出了一系列的指导意见, 然而目前个人信贷体系仍然薄弱, 不少贷款申请者钻制度的空子, 恶意骗取银行贷款。这种不良骗贷的现象使得消费信贷的风险增加, 质量下降, 从而不利于发挥货币政策对消费领域的调控。

四、稳定货币购买力的措施

货币购买力的稳定是保障经济发展、提升大众生活水平的基石, 而面对上述实施信用货币制度的问题所在, 政府相关机构可从如下几点出发来维系货币购买力。

第一, 强化金融工具的使用效率。通常而言, 为保持货币购买力的稳定, 国家会从三个方面开展货币政策, 也即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率政策、法定准备金政策, 这也是货币工具的“三大法宝”。然而, 伴随金融市场的发展, “三大法宝”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已逐步展现出不适应发展的一面, 例如公开市场业务无法准确体现市场信息, 反而搀杂着扰乱黄金流动、外汇买卖等混乱信息 (黄达, 1999) 。因此, 对金融工具的创新势在必行。其次, 扩展货币政策的调控范围, 强化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政策落实的有效性, 将调控范围扩展至非银行金融机构。

第二, 完善不同层面的制度安排。从规制性制度层面而言, 首先, 政府机关应加强市场信用体系的法律建构, 从法律角度来保障守信用者能够获得利益, 确保贷款活动的顺利, 而失信者则无法从信用体系中获益, 并且要为自身的不诚信获益付出法律代价, 而这一点在国有企业中的有效执行更为重要, 可有效切断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之间的缺乏信用约束的交易;其次, 政府机构应该努力强化信息披露制度, 保障企业信用能够从信息中得以解读, 不仅可以建立起公平、公正、公开的信用市场, 而且也可为银行合理放贷提供借鉴;最后, 政府机关应强化市场准入及失信惩罚制度, 一方面可从源头上杜绝诚信较低的企业出现在信用市场当中, 防止其“驱逐”诚信企业, 另一方面也可约束信用市场的企业自觉维护信用体系, 合法经营。从规范性制度层面而言, 政府相关机构应加强社会信用制度的建设, 增强相关企业及责任人自觉遵守信用的观念, 使信用机制形成一种社会文化, 从而从社会环境背景提升信用的价值, 督促相关利益群体对信用的追求。

第三, 创新银行机构的组织构架。无论是大型的国有银行, 还是地区性的商业银行, 其运营结构都面临着复杂的重构。首先, 创新银行自身的产权结构。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责是为国家政策和公共利益服务, 其不允许私有利益的出现, 是公有化的形式, 而这也决定着它的行为方式与私有产权的组织有所不同。因此, 私有产权的组织与公有产权的银行的活动目标并不相同, 这也促使银行的产权应有所创新, 以更好服务于大众。其次, 理清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这主要是针对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而言, 明确两者之间的产权关系是摆脱国有企业逃避银行债务众多借口的关键。最后, 优化中央银行管理组织的构架。这要求中央银行在遵循经济发展及金融政策需求的前提下, 合理安排附属机构的数量及规模。

参考文献

[1]、向新民.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与稳定性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5.

货币发行机制 篇5

第一条货币资金是学校的重要资产，包括现金、银行存款。为了加强货币资金管理，保证学校货币资产安全，维护结算纪律，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现金管理暂行条例》和有关结算制度，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章现金管理

第二条现金使用范围

1、职工工资、个人津贴

2、支付给个人的劳动报酬：

3、根据国家和学校的规定发给个人的各种奖金;

4、各种劳保、福利费用以及按规定对个人的其他支出;

5、向个人收购农副产品和其他物资的价款;

6、出差人员必须携带的差旅费;

7、结算起点以下的零星支出;

8、其他必须支付现金的其他支出。

第三条使用现金要在限定的范围内，严格审批程序。

1、日常报销过程中，如差旅费、零星办公用品购置、电话费等需要支付现金的仍通过现金结算。

2、向机关、团体、部队、企业采购商品、劳务结算、缴纳税费在结算起点以上的应采取转帐结算。

3、在本地购买设备、家具等固定资产，必须通过银行转帐不得支付现金。

4、去外地采购，在同一单位采购商品支付现金限额为元。因采购地点不能确定的现金借款一般不大于10000元，确有特殊原因超过10000元小于50000元的，须预先经财务处领导审批，超过50000元的，须预先经分管校领导审批。

5、职工因公出差携带现金数额应根据出差地点和任务确定，一般不大于10000元，确有特殊原因超过10000元小于50000元的，须财务处领导审批，超过50000元的，须经分管校领导审批。

6、现金的收付、结算、审核、登记等工作，不得由出纳一人担任，会计和出纳要分开，出纳管钱不管帐。

第四条财务部门应建立健全现金帐目，逐笔记载现金收付。出纳人员应于当日业务终了后对库存现金盘点，保证帐实相符。各科科长应组织人员对库存现金进行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并认真如实填制库存现金盘点表报财务处综合科备案。

第五条现金当日库存量应控制在核定的库存限额内，超过限额部分应于当日送存银行。由于特殊原因，当日无法送存的，必须报告财务处领导，采取安全措施。

第六条未经财务处同意或授权，学校任何部门和个人均不得以学校或个人名义收取现金。所收现金应及时送交财务处入账，不准自收自支，私设“小金库”。

第七条学校不得为其他单位和个人套取现金，不得将现金借给与本校无业务关系的单位和个人。

第八条严禁坐支现金，严禁白条抵库。

第九条商业汇票及银行存兑汇票视同现金管理，由财务部门出纳负责保管。

第十条严禁将公款以私人名义在银行办理存储。

第三章银行存款管理

第十一条学校根据业务需要和有关开户规定在银行开设银行帐户，按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办理结算。

1、学校财务部门负责管理银行帐号，其他部门一律不得擅自开设银行帐号。

2、二级核算单位需开设银行帐户的，必须报学校财务处审批并备案。

3、学校的业务结算除必须通过现金结算的业务外鼓励通过银行结算，减少现金流通量。

4、重要的银行票据(如支票、汇票、本票等)的领购、签发使用要严格办理领用签发手续，并登记造册。

5、银行印鉴和结算票据应两人分工保管，不得将结算票据与全部印鉴存放同一处同一人保管，签发结算票据应分别由二位印鉴保管人审核无误后加盖印鉴。

第十二条财务部门应建立健全银行帐目，逐笔记载银行存款收付，及时结出存款余额。出纳人员应及时了解和掌握存款情况，不得开具空头支票。当存款余额可能不能满足日常支付需要时，应及时报告，提议调度资金。调度资金的手续按《江苏科技大学资金调度管理办法》办理。

第十三条学校的银行帐号只能用于学校的对外业务结算，严禁出租出借银行帐号。未经财务部门同意，不得将单位银行帐号告知其他单位或个人。

第十四条严格执行银行结算纪律，不准签发空白现金支票，严格控制签发空白转帐支票。签发转帐支票应事先填写签发时间、收款单位、用途和金额。对确因暂时无法确定金额的，应注明最高限额，确定金额后，领用人应及时通知财务部门。支票领用人对支票的安全负责。

第十五条财务部门应由按排非出纳人员定期与银行对帐单对帐，每月编制银行余额调节表，查明未达帐项原因。确保银行存款的安全完整。每月编制的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按规定须经财务处领导和审计处领导签字。

第四章附则

第十六条凡以前有货币资金管理规定的，从公布之日起以本办法为准。

美联储货币政策难稳定 篇6

历史资料显示，耶伦事实上是QE的支持者。她的学术研究侧重于失业问题的起因和成本，她一贯认为在经济疲弱的情况下不大可能出现通胀问题，主张美联储采取有力行动应对高失业。如果说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的功勋是“17次加息驯服通胀虎”，伯南克的功勋是启动三轮量化宽松（QE），帮助美国摆脱金融危机，那么耶伦的作为则是“加息”，帮助美元再走强。这是耶伦的使命。

在美国经济周期性领跑和美联储率先转变超宽松货币取向的双重激励下，美元走强成为近期最大的市场主题。不可回避的现实是，因为美元的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地位，全球货币政策说到底是美国的货币政策。只要这种状况一天不改变，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对世界经济的巨大影响也就不会变。目前，美联储资产4.5万亿美元，是危机前的5倍，抵押支持债券（MBS）和国债占比超过90%，负债主要是超额准备金约2.7万亿美元。2014年美国退出量化宽松（QE），开启了全球货币新一轮周期，全球货币宽松、资本充裕的外部环境发生根本性逆转。这对全球货币体系是结构性、周期性冲击，一般会持续数年，将使各国面临美元流动性风险。美元供给的“总阀门”掌握在美联储手中，它在2014年逐步结束量化宽松后，全球货币基数随之下降，“美元资金池”水位也下降了。这对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产生大量资本回流的冲击，带来本币贬值和债务负担增加等金融风险和经济困难。发展中国家对全球货币政策和流动性没有多少发言权，只能深受其害，有苦难言。据国际金融协会（IIF）统计，2014年，从新兴市场流出资金约1万亿美元。而且，受美元升值及美联储加息预期影响，新兴经济体资本外流趋势有增无减。据最新统计，新兴市场股票基金流出量达到近月来最高点，新兴市场债券基金流出量达2014年初以来最高位。资本外流、回流加上本身贬值预期继续强化，新兴经济体资产市场和汇率压力也持续增大。

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2014年，美元对一揽子货币的名义有效汇率上升了8.35%，在全球61种主要货币中，升值幅度排列第一;同期，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上升了6.41%，排名第四，仅次于实行盯住美元固定汇率制的委内瑞拉和沙特，人民币甚至略微超过了实行联系汇率制的港币。2015年，这种情况进一步发酵，1～7月，人民币有效率上升4.88%，在61种主要货币中升值幅度高居第9位。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型开放经济体而言，有效汇率如此大幅度被动升值一定程度上可视作汇率扭曲，汇率水平既未反映真实要素的变化，也不符合市场机制自发修复实体经济的客观需要。扭曲需要纠正，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贬值预期由此形成并不断强化。中国在无任何先兆的情况下，坚决地采取了行动。一是果断地剪断了人民币随美元被动升值的联系。8月11日，中国央行宣布完善人民币中间价形成机制，让市场在中间价形成中发挥主导作用，随后3天，人民币累计贬值超过4%，贬值预期得以一次性大幅宣泄。二是鉴于人民币贬值预期广泛存在于国际社会，中国又进一步打开在岸人民币市场，让挤塞于离岸人民币市场的贬值预期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里得以释放。为此，央行下发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拓宽人民币购售业务范围的通知》，将人民币购售业务范围拓展到直接投资项下的人民币结算需求，交易品种包括即期、远期和掉期。三是由于预期是易变的，只有绝对低利率才会产生加息预期，并由此引致升值预期（就像美国），因此，央行在8月25日进行了超预期的货币政策调整，从汇率角度看，超预期的降息行动实际上起到了主动释放贬值预期潜力的作用，而未来一旦利率降无可降，贬值预期也将变成强弩之末。中国的行动获得了广泛的理解，但同时西方对中国经济也产生了很大的误解，因此的确也发生了全球性的巨震。这一事件成为美联储9月会议的重要背景。

美联储9月17日会议已决定维持利率不变并将其保持在2008年12月以来的同一水平上。美联储表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9名委员投票决定，将基准的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0～0.25%的区间。委员会委员杰弗里﹒拉克是唯一的反对者，他支持加息0.25个百分点。美联储明确表示，对全球经济实力的担忧影响了其决定。该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近来全球经济和金融领域的最新情况可能会略微抑制经济活动，并有可能在短期内对通胀产生下行压力。”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股市动荡等征兆致使投资者担心美国经济增长前景。美联储主席耶伦在记者会上说：“我们早就预料到，中国调整经济结构期间增长会随着时间推移有所放缓，这一趋势并不出人意料。现在的问题是，会不会有超出大多数分析师预期的更加突然的减速风险。”英国《金融时报》网站9月19日刊登题为《从中国寻找美联储何时加息的线索》的文章中说：“全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再次形成了共生关系。在外界猜测了数月之后，美联储本周决定不加息，维持持续近7年的接近零的利率水平。美联储明显很想加息。美国的失业率在持续降低。”很明显，美国和中国此际的政策方向不同，美国倾向于货币紧缩，中国由于需要更多时间调整金融体系，稳定人民币汇率并促进其增长而倾向于进一步放松。考虑中国因素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担心2011年欧央行在经济未稳之时就贸然加息，最后不得不大幅降息至负利率甚至启动QE的前车之鉴重演，美联储不得已选择了“不加息”。美联储选择不加息，出乎意料的是，股市收盘时略有下跌。美联储不加息的决定，可能加深了投资者对全球经济状况的担忧，对美联储应对全球经济疲软的能力产生质疑。

真的是中国经济出了大问题？还是庸人自扰，杞人忧天？前不久，李克强总理在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表示，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之一，现在中国经济的趋势是缓中趋稳，稳中向好。一是中国经济潜力巨大，内在韧性强;二是结构性改革正在释放改革红利;三是“双创”即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形成势头，成为推动发展的强劲动力。可以看出，中国经济波动并不是世界经济遇到“顶头风”的根源。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虽然遇到程度不同的困难，但总体发展趋势依然看好，将会继续为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所以问题的根源并不在这里。

货币量的稳定机制 篇7

我国银行同业业务的发展过程中, 表现出规模迅速扩大和所占比例上升、主要业务结构为同业存放和买入返售等特征。从而造成货币政策、金融稳定受到不利的影响, 阻碍了我国金融行业的持续发展, 因此急需加大对银行同业业务的管理, 维护金融行业的稳定、保证货币正常的有效实施。

二、我国银行同业业务发展影响货币政策的表现

(一) 影响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目前信贷渠道是货币政策主要传导渠道, 而同业业务的信贷作用机制并没有在央行的监管范围内, 造成央行降低了调控信贷渠道的作用力度。在经济繁荣的背景下, 出现旺盛的资金需求情况, 于是同业业务对这一额外的信用创造功能进行充分的利用, 将央行监管范围之外的可贷资金投放到市场中, 于是导致过度扩张信用的问题产生, 若是同业业务某个信用链环节有危机产生, 那么商业银行为了对风险进行有效的防范就会采取资金的囤积策略, 这时就会出现过度收缩信贷的情况, “钱荒”也会因此而产生。于是货币供应量与央行预期严重偏离, 对货币正常的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产生严重影响[1]。

(二) 影响了货币政策工具

同业业务对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表现为降低其有效性, 加大宏观调控的难度。同业业务的发展会造成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被削弱, 在资金来源中同业负债所占的比例会逐渐上升, 使准备金的缴存基数逐渐下降, 对同业业务进行利用, 银行可对存款规模进行灵活的调整, 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的缴存范围进行有效的缩小, 从而造成央行对存款准备金的法定政策的有效性出现了削弱的现象。另外同业业务的资金融通功能, 促使金融机构减弱了依赖央行资金融通的程度。使再贴现政策、再贷款政策的有效性出现降低的问题[2]。

三、我国银行同业业务发展影响金融稳定的表现

(一) 造成金融系统的风险性增大

在开放的金融市场不断发展下, 逐渐壮大了资本市场, 促进了我国同业合作形式、合作内容的不断发展, 出现了主要形式为银银合作, 银财、银保、银证等合作方式并存的情况。加大了金融机构与商业银行、不同商业银行之间的密切联系, 导致在不同的市场件和机构间迅速传染风险的局面发生, 极大的提高了金融风险的关联度, 提升了金融系统的脆弱性, 增大了系统性风险发生的可能性。若是某个银行中有流动性风险产生, 那么整个银行间市场都会受到该风险的影响, 使得金融机构出现极大的不稳定性。

(二) 导致金融系统流动风险增大

期限错配是同业业务的主要盈利方式, 利用短期套长期的方法获得更多的利润, 同业资产中具有较长的期限的资产形式是买入返售、拆出资金、存放同业。例如, 在兴业银行的同业业务中, 买入返售票据通常有3个月左右的余期、信托受益权有9个月的余期。而与同业资产相比, 同业负债的期限要较短一些, 例如民生银行在2012年末的时候, 其大约有50%的同业负债剩余期限是1个月, 而同业拆入往往具有较短的期限, 如1年、6个月、3个月、7天、1天, 而且7天、1天期限较为集中。而所有金融机构的特征就是期限错配, 若是商业银行在获取拆借资金的时候不断的利用同业市场, 那么期限错配就不会对其产生影响, 若是在收紧的货币政策下, 流动性风险则很容易发生, 甚至造成“钱荒”, 极大的影响金融机构的稳定性[3]。

(三) 对金融系统现有的监管效力产生了削弱作用

目前主要依靠资本充足率、贷款投向、信贷额度等实现对银行信贷增长的有效监管, 金融创新的一种方式就是银行的同业业务, 能够实现对金融机构内资产负债结构的调整, 对各项监管指标等进行优化的目的, 但是却造成了较大的风险的出现。如在央行对银行过度扩张进行控制的时候, 对于商业银行的最高存贷比央行的规定为75%, 而且在相关商业银行法律中也对其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可是银行同业业务在实施的过程中并有被该规定所限制, 于是银行同业业务也不需要对存款准备金进行缴纳, 同时银行对其他银行只有25%的风险权重, 与对一般企业100%的债权风险权重相比要低出很多。所以银行在放贷的时候会利用同业业务进行信贷资产的挪用, 满足客户的融资需求, 不仅可以避免对信贷额度的占用, 还可以实现对存贷比约束的有效规避, 从而造成对现有监管效力产生不利影响的问题[4]。

四、总结

综上所述, 通过对我国银行同业业务发展对金融稳定、货币政策影响的研究, 从中可以了解到我国银行同业业务的发展影响金融稳定的表现在于造成金融系统的风险性增大、导致金融系统流动风险增大等, 而影响货币政策的表现为影响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货币政策工具等, 为了有效的促进我国银行的持久发展, 应当加大对同业业务的管理, 促进金融稳定、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发挥。

参考文献

[1]白雪, 牛锋.金融业务创新与银行间市场流动性[J].西南金融, 2014, 09:46-49.

[2]董骏.基于商业银行同业业务发展及其对货币供给的影响研究[J].商场现代化, 2014, 24:119.

[3]于水.银行同业业务扩张动机、模式及影响研究[J].生产力研究, 2015, 05:25-29+84.

货币量的稳定机制 篇8

一、资产价格波动影响金融稳定的机理

2008 年以来, 全球蔓延的金融危机催生了资产价格波动和金融稳定研究的新一波高潮。从“内生”视角来看, 资产价格波动可能通过金融创新、银行信贷与流动性、微观主体行为等渠道, 影响一国金融稳定, 并诱发宏观经济波动。

(一) 资产价格波动、金融创新与金融稳定

一些学者的理论研究表明, 资产价格波动会经由金融创新对金融稳定与宏观经济运行产生多种影响。如Fostel和Geankoplos (2008) 认为, 信用评级的虚增与金融衍生品的过度膨胀, 放大资产价格初始波动对金融稳定的影响, 并通过衍生品向资产抵押物转移, 最终传染至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

Shleifer和Vishny (2009) 认为, 金融创新往往伴随着财务杠杆的产生, 在经济繁荣时, 杠杆效应促使资产负债表扩张, 而在经济萧条时, 银行不得不抛售资产, 导致资产价格剧烈波动, 并引起金融不稳定。同时, 银行通过金融创新将资本市场的扰动传递到实体经济, 进而使市场情绪的波动演化成实体经济的波动。另外, 当资产价格急剧下跌时, 银行愿意持有资质较差的低价证券, 放弃对实体项目的融资, 这可能在金融危机的基础上形成经济危机。谭政勋和侯喆 (2011) 指出, 金融创新在提高金融效率、提升金融功能的同时, 对金融稳定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通过金融创新追求效率和维护金融稳定之间无法实现平衡, 是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 资产价格波动、流动性变化与金融稳定

Allen和Gale (1998) 认为, 银行为满足存款人的取款意愿而出售风险资产, 这不仅会导致存款数量和信贷规模的缩减, 同时也会加剧资产价格下跌, 引发金融体系不稳定。另外, 资产价格波动对银行保证金账户余额也会产生很大影响, 当资产价格下跌时, 客户必须增加保证金, 从而导致市场流动性紧张、违约风险增高及资产价格加剧波动, 最终使金融风险蔓延 (Holmstrom和Tirole, 1998) 。

Fostel和Geankoplos (2008) 认为, 流动性高低、杠杆大小都会影响资产价格, 同时资产组合和消费效应会使流动性楔随着实体经济的波动而起落, 在经济危机阶段, 较大的流动性楔会产生更高的贷款抵押价值, 从而产生更大的价值差额。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 由于不同经济主体调整预期的时机和方式的不同, 流动性楔波动会对资产价格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并使资产价格波动不断放大和蔓延, 最终导致金融不稳定。

(三) 资产价格波动、银行资本金变动与金融稳定

银行资本金规模及其稳定性, 是保障银行体系安全的重要经济基础, 但资产价格波动会导致银行资本金波动, 进而对金融稳定构成冲击。Bernanke和Lown (1991) 指出, 资产价格下降会造成大规模贷款损失, 而银行为满足资本管制要求, 会出售企业所抵押的资产, 并收缩信贷规模, 从而导致金融不稳定。

Peter (2004) 认为, 资产价格大幅下降会造成物价总水平的下降, 并引发部分企业违约, 当企业贷款违约率达到一定程度时, 银行资本金就会减少, 从而造成银行信用收缩, 并加剧资产价格下跌和恶化宏观经济, 最终导致金融不稳定。另外, 在新巴塞尔协议实施背景下, 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期间, 金融体系的内在顺周期性会导致银行资本金减少, 加剧金融不稳定 (Shin, 2009) 。

(四) 资产价格波动、银行信贷与金融稳定

资产价格波动会引起企业抵押物价值发生波动, 影响银行信用扩张能力、企业信贷获得能力, 进而影响金融系统稳定。一般而言, 资产价格上涨提高了抵押物价值从而增强了借款人融资能力, 且因违约风险很低, 银行可以正常收回本息。同时, 激烈的行业竞争驱使银行继续扩大信贷规模, 从而进一步推动资产价格上升。

Kiyotaki和Moore (1997) 认为, 当银行信贷规模减少使企业投资缩减, 会进一步降低抵押物 (耐用资产) 的价格, 这种恶性循环会导致经济系统信贷规模缩减和资产价格的进一步下跌, 并严重威胁金融稳定。Bernanker和Lown (1991) 、Allen和Gale (2000) 、Bernanker和Gertler (2000) 强调, 资产价格越高, 银行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状况越好, 银行信贷规模扩张也就越快;当资产价格大幅下跌时, 银行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状况会急剧恶化, 银行信贷规模收缩, 并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稳定。Chen (2002) 、Shin (2006) 的研究也获得了大致相同的结论。

(五) 资产价格波动、微观主体行为与金融稳定

资产价格波动经由微观主体行为影响金融稳定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信息不对称性和未来时间段内不平衡信息传导。如Marshall (1998) 认为, 当预期未来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变大时, 股票价格会下跌, 即可用当前股票价格来预示将来一段时期内系统性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如果市场上所有投资者都认同这一观点, 则资产价格的下降就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银行系统危机。Mishkin (1999) 则认为, 当信息流被金融体系的冲击所干扰时, 会导致金融系统的资金融通效率降低, 影响了企业生产和投资, 导致金融不稳定的发生。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使得企业资本金价值降低, 凸显出信息不对称问题, 导致银行收缩信贷, 引起金融不稳定甚至金融危机。

二、货币政策是否应对资产价格波动作出反应

毋庸置疑, 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宏观经济背景下, 资产价格及其波动可能蕴含不同的政策信息。那么, 如果资产价格波动对实体经济、金融稳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央行是否应该对其予以回应呢?对于这一问题, 不同的学者持明显不同的观点与主张。

第一种观点认为, 央行应致力于一般物价水平的稳定, 而不应当对资产价格波动作出反应。首先, 央行对资产价格上升是否是因为基本面的推动几乎无法判断, 即使资产价格泡沫达到了可以识别的程度, 时滞效应也会制约货币政策的效果;其次, 货币政策的目标是稳定本国币值 (控制通货膨胀) , 如果将资产价格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 (或之一) , 会造成货币政策因目标增多而难以有效实施。

一些实证研究为上述观点提供了经验证据。如Bernanker (1999) 的研究表明, 如果股价上涨并出现泡沫, 之后暴跌, 那么当货币政策试图降低通货膨胀率时, 就会自动吸收上市公司基本面变动所导致的股价上升, 同时也抵消了市场投机活动所带来的股价波动, 因此, 对资产价格波动货币政策最好不做反应。Filarado (2000) 、Friedman (2000) 也获得类似的研究结论。近年来, 在资本市场规模不断扩张和股市大幅波动的背景下, 一些国内学者对中国货币政策的指向进行了研究, 有相当一部分研究的结论也支持上述观点。如谢平 (2004) 认为, 如果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波动的反应过激, 则会损害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如果试图通过货币政策刺激股市, 则可能陷入严重的道德困境。卜壮志和卢小兵 (2008) 认为, 中国人民银行应将关注的焦点放在维持总体物价水平稳定上, 并运用紧缩性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 而不是仅关注股价、房价等的波动。李亮 (2010) 运用SVAR模型测试了我国货币政策对于资产价格波动的反应, 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在保证资产价格稳定的同时, 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货币政策不宜盯住资产价格。

第二种观点认为, 在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中, 资产价格能准确地反映其真实价值, 因此央行应关注资产价格波动所提供的信息, 在泡沫即将形成之时就调整货币政策, 将资产泡沫消灭在开始时段。首先, 引起资产价格波动的原因, 除了基本因素外, 可能还包括一些非基本因素, 如证券监管缺陷、投资者盲目跟风等。其次, 资产价格上涨会引起企业和个人所拥有的资产总量增多, 从而促进消费;但资产价格大幅度下跌, 会影响银行系统的偿付能力, 特别是当资产泡沫破灭时, 对宏观经济及金融体系造成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这一观点也获得了较多实证结论的支持, 如以Cecchetti (2000) 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对Bernanker (1999) 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并对BG模型中的假设条件做了一定的增补, 将货币政策对产出缺口做出反应纳入到BG模型中, 且恰当考虑确定性泡沫的存在, 其研究结论与BG模型相反。Semmler和Zhang (2007) 对BG模型做了拓展, 但得出了与Bernanker (1999) 不同的结论, 即货币政策应当对资产价格做出直接反应。国内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 也为这一观点提供了较充分的证据。如马亚明和邵士妍 (2012) 认为, 鉴于资产价格波动与金融稳定之间的重要联系, 货币政策应当对资产价格过度波动做出有效反应, 以保证金融稳定和促进经济持续发展。此外, 货币当局还应与监管部门密切合作, 减缓和消除资产价格波动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

本文认为, 无论是从理论上讲, 还是从资本市场的实际运行来看, 第一种观点都有失偏颇。首先, 资产价格不存在合理的目标值 (或区间) , 更不可能人为决定其价格区间, 资产价格及其波动反映了众多经济主体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所进行的投资行为的集合。其次, 尽管稳定币值是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 但币值稳定又与物价总水平的稳定相差甚远, 其应该包括资产价格。因此, 央行可将资产价格作为货币政策的一个中介目标来进行监控。事实上, 对货币政策是否应关注资产价格这一问题, 英、美、日等国家在货币政策实践中早已做了回答。如从1996 年6 月开始, 美联储采取一了系列措施 (接连六次加息) 来保证当时美国经济过热能够实现“软着陆”, 并成功防范了股票市场突然崩溃对美国实体经济的打击。Greenspan还采用了“道义劝告”等措施提示股市风险。虽然效果初时并不明显, 但如果不是货币政策行动及时, 美国股市可能会发生更大范围、更大幅度的动荡。由此可见, 不论资产价格波动对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运行的实际影响有多大, 货币政策适当关注资产价格波动, 是中央银行的理性选择。

三、实现金融稳定的货币政策选择

如果货币政策应当对资产价格进行反应, 那么央行所应解决的问题就是:面对资产价格波动应如何做出反应。同时, 由于资产价格波动是即时的, 而货币政策着眼于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 那么对于资产价格的每一次波动, 货币政策是否都应做出反应?

(一) 货币政策应适时关注资产价格波动

在大多数情况下, 央行对于资产价格波动是无所作为的, 将控制资产价格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存在许多不可行性。这是因为, 第一, 资产价格波动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央行一般很难准确地辨别出究竟是何种因素导致当期资产价格波动, 这也就意味着央行不能阻止短期内大量的资产价格波动, 从而通过货币政策来稳定实体经济长期的价格与产出就变得更加困难。第二, 在某些情况下, 货币政策盯住股价、房价等变量, 并直接对其异动做出反应时, 可能产生与初衷完全相反的政策效果。由此可见, 因决定资产价格的基础难以确定, 货币政策不宜“盯住”资产价格, 但可以将资产价格作为间接的监测指标, 用其判断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 并作为制定货币政策的参考。也就是说, 货币政策应适度关注资产价格波动。

2008 年以来, 中国经济衰退已是不争之事实, 但毋庸置疑的是, 如果当时中央银行在股票市场急速膨胀并远远偏离正常价格时能够对其进行适时适当地引导和调控, 又或者是能在2008 年股价急剧下跌、资产价格泡沫破裂时能迅速采取措施, 那么资产价格波动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冲击也会小得多。房地产价格波动同样包含了丰富的信息, 房价上涨和大幅下跌均蕴藏巨大的风险。因此, 央行对于房地产价格波动应给予适度的关注, 特别是针对我国二、三线房地产市场出现的价格上涨和一线城市出现的价格下跌, 货币当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 谨防房地产价格大幅波动或反转带来的金融经济动荡。

(二) 选择合适的刺破资产价格泡沫的工具

货币政策并非刺破资产价格泡沫的最好工具, 首先, 没有明确的证据能够证明央行能够比市场更了解市场, 即央行也很难分辨出股市是否存在泡沫。众所周知, 央行能适时调控资产价格的前提是能确定资产价格波动的合理范围水平,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定资产价格的实际水平与所判定的合理水平之间是否存在过度偏离, 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进行调控。但到目前为止, 能够确定资产价格合理波动范围的方法并不存在, 同时金融学家们也不能准确地区分资产价格的安全价格和泡沫成分。其次, 就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而言, 货币政策几乎无法做到在刺破资产价格泡沫之时, 能不对经济造成更加严重的破坏。

美国20 世纪20、30 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和日本20 世纪80 年代末经济急剧衰退时期, 运用货币政策刺破“泡沫”的实践显示, 利用货币政策影响股价是有风险的。因为救援政策的实施时机、力度和持续性, 往往都难以把握和控制。目前, 我国仍处在世界性经济危机周期中, 具有一定力度和连贯性的经济政策是必不可少的应对措施。同时, 面对资产价格上涨, 应更多地采取非货币化的宏微观经济政策, 减少资产价格泡沫产生的可能性, 并保护经济健康运行。

(三) 建立资产价格泡沫的预警指标体系

货币政策不直接干预资产价格波动并不意味着任由资产泡沫无限膨胀, 相反, 央行应给予较多关注。尽管央行难以在资产价格泡沫来临之前将其识别出来, 但可以将其纳入到监控货币的辅助指标体系中;同时, 央行应建立一套资产价格泡沫的预警指标体系, 构建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过度波动的反应机制。

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评述 篇9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货币传导机制是复杂的。戴根有(2001)指出，改革开放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从人民银行→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企业，基本没有商业银行、没有金融市场，传导过程简单直接，从政策手段直接到最终目标;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随着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和金融机构的发展，货币政策形成从中央银行→金融机构→企业的传导体系，货币市场尚未完全进入传导过程;90年代以后，金融宏观调控方式逐步转化，货币市场进一步发展，初步形成从中央银行→货币市场→金融机构→企业的传导体系，初步建立从政策工具→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目标的间接传导机制;90年代中期以来，直接调控逐步缩小，间接调控不断扩大。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确定为稳定货币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从贷款规模转向了货币供应量和基础货币;存款准备金、利率、中央银行贷款、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等间接调控手段逐步扩大。目前已基本建立了以稳定货币为最终目标，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调控基础货币(操作目标)的间接调控体系。

一、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

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不可忽视。但货币政策传导的渠道不只是单一的，货币政策传导通过哪种渠道发挥了作用便成了诸多学者研究的重点。

1. 较早的研究侧重于分析利率渠道和信用渠道之中哪个渠道起到了主要作用。

王振山、王志强(2000)运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1981～1998年度数据，1993年1月～1998年4月季度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金融机构信贷总量对实际GDP有较强的解释能力，而货币供应量对实际GDP没有显著的影响，认为信用渠道仍旧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途径，信用总量较之货币供应量更适合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潘红宇、邓述慧(2000)选择了三个反映经济状况的变量工业总产值(IP)、消费品零售总额(RETAI)、全民固定资产投资(GZ);四个金融变量：基础货币(MB)、贷款总额(DK)、货币供给量M1、M2，分别对每个金融变量与宏观经济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利用1987～1998年间的月度数据，得出我国货币政策主要通过银行贷款途径对经济产生影响的结论。

王国松(2004)利用1994～2002年间的年度数据进行的研究表明在通货紧缩期间，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传统货币渠道“受阻”，主要表现为居民储蓄攀高和银行存贷差逐年扩大，民间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难以有效启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途径在通货紧缩期间呈现出新的特点，主要通过我国金融机构的“有价证券及投资”和“外汇占款”等信贷渠道，为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持，成功地实现了拉动经济增长和稳定汇率的宏观调控目标。

孙明华(2004)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向量自回归模型等技术，对我国从1994年第一季度至2003年第一季度期间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实证分析，从而找出M1、LOAN和GDP以及M2、LOAN和GDP之间的稳定关系，证明了目前在我国，货币政策是通过货币渠道而不是信贷渠道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的。

2. 随着我国市场化经济改革的深化，后期研究对货币政策通过多渠道传导进行了更多的实证分析。

诸多学者更多认识到我国货币政策是通过利率渠道和信用渠道同时发挥作用的。白钦先，李安勇(2003)对西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的货币观点和信贷观点进行比较分析，尽管货币观点和信贷观点在理论上存在争论，但两者不是相互排斥的，信贷渠道可以看做是对传统利率效应的丰富和发展。

李斌(2001)利用1992～2000年间的季度数据进行研究的实证结果来看，信贷总量的相关性更大一些，认为现阶段信贷总量对经济运行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判断经济运行状况时，其重要性应等同于货币供应量。

周英章、蒋振声(2002)运用协整与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和预测方差分解等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中国1993～2001年间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的货币政策是通过信用渠道和货币渠道的共同传导发挥作用的，相比之下信用渠道占主导地位。但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信用渠道的传导障碍，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以其为主要传导途径的货币政策有效性，使增加有效信用供给成为提高当前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关键。

陈飞、赵昕东、高铁梅(2002)采用向量自回归(VAR)和脉冲响应函数(IRF)的冲击理论模型对1991～2000年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货币供给量M1、实际利率R、实际信贷总量LOAN的季度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货币供给量的作用比较显著，但其发生作用的时滞较长;贷款冲击的作用见效最快，但作用的时间较短;利率冲击的作用介于两者之间。在运用货币政策进行经济调控时，短期内主要调整信贷总额;长期内主要调整货币供给量和利率，其中货币供给量相对更为重要。

赵进文、高辉(2004)基于协整理论、向量自回归(VAR)选取货币政策工具变量及宏观经济关联变量，对中国1993年～2002年间货币政策行为传导进行了模型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信贷、货币供应量M1及汇率等货币政策工具对消费价格、消费、股价、GDP及储蓄存款的作用显著，而利率工具的作用则较小。对于投资来讲，信贷、货币供应量M1以及存贷款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引导作用显著;而净出口、信贷、货币供应量对其几乎没有引导作用;相反，利率(市场化利率，存款利率)、汇率的引导作用却十分显著。说明我国利率的杠杆作用还未充分发挥，从实证角度阐明了利率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李南成(2005)根据对贷款总量与GDP的脉冲响应、货币供应量与贷款规模影响GDP的对比分析中看出：当前贷款规模作为我国中央银行中介目标仍对经济的影响起着一定作用，但是从冲击的数量效果看，相比货币供应量而言，贷款规模的作用确实在减弱。

蒋瑛琨、刘艳武、赵振全(2005)运用协整检验、向量自回归、脉冲响应函数等方法，围绕国内外学者争议较多的货币渠道与信贷渠道，对中国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轨的1992年一季度至2004年二季度期间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90年代以后，从对物价和产出最终目标的影响显著性来看，贷款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M2, M1的影响最不显著，这表明，90年代以来信贷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对物价和产出最终目标的影响稳定性来看，M1比较持久和稳定，其次是M2，最后是贷款。由于对最终目标影响稳定的中介变量更易于调控，因此就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而言，M1优于M2, M2优于贷款。

刘军(2006)选取货币供应量和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变量，以经济增长作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变量，运用动态计量经济学理论，通过对变量的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因果关系检验，对1978～2004年的数据采用EG两步法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研究表明货币政策传导存在明显的时滞，而且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贷款余额增长率相比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更显著。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利率(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都发挥了一定作用，M2增长率、贷款余额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存在长期影响。但相对来说，利率渠道在中国货币政策传导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更大。

盛朝晖(2006)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1994～2004年中国货币政策主要传导渠道效应，认为信贷和信用渠道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发挥主要作用，利率传导渠道的作用得到发挥，资本市场传导渠道效应开始显现，汇率传导渠道具有一定的被动性。

刘传哲、聂学峰(2007)分别从投资、消费、净出口三大需求出发，建立了我国货币政策传递到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的季度动态模型，并进行了脉冲响应和预测方差分解分析。结果表明：一是我国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信贷途径和房地产价格途径传递到投资商，由于利率管制和金融市场割裂等原因，名义利率途径并不存在，由于资本市场规模较小及存在结构和制度性的缺陷，货币政策无法通过托宾的q效应、资产负债表效应、通货膨胀效应传递到投资上。二是我国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消费信贷途径和房地产价格的财富效应传递到消费上，消费对利率并不敏感;股票市场不具有财富效应，且其流动性效应也是扭曲的。三是由于利率管制及资本管制，我国货币政策无法通过利率、汇率这一途径传递到净出口，货币政策可以通过信贷可得性途径传递到净出口，由于我国货币供应量对物价的影响不显著，货币政策无法通过物价途径传递到国际贸易上。

谢平(2004)总结了1998年至2002年间中国货币政策的实践。通过相关分析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发现中国基础货币与货币供应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呈现一定的内生性。建立向量自回归和向量误差校正模型，发现长期内产出的变化与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没有必然联系，在长期货币是中性的，而货币供应量在短期和长期对物价水平都有影响。通过1996年到2002年，中国8次调整利率，利率变动与储蓄、消费、贷款、投资增长的相关性都不强，说明在目前情况下，利率还不具备成为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条件。

二、综合评价

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在我国市场化改革初期，由于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发育不充分，信贷配给现象仍然存在，造成了货币政策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上的传导受阻，信贷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中居主导地位。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宏观经济条件的不断变化，货币政策传导的各个渠道发挥的作用逐渐显现，不能片面的认为哪一种渠道更有效。尽管货币观点和信贷观点在理论上存在争论，但两者不是相互排斥的，信贷渠道可以看做是对传统利率效应的丰富和发展，而且资本市场的发育使得资产价格渠道也逐渐在显现其作用。

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实证研究 篇10

关键词：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实证分析

一、货币政策主要传导机制的理论研究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理论在不断发展, 各种学派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有不同看法, 但归纳起来货币政策影响经济变量主要是通过以下四种途径:

1. 利率传递途径。

利率传导理论是最早被提出的货币政策传导理论, 但从早期休谟的短期分析、费雪的过渡期理论魏克赛尔的累积过程理论中所涉及的利率传导理论均未得到关注。直到凯恩斯的《通论》问世及IS-LM模型的建立才正式引起学术界对利率传导机制的研究。利率传导机制的基本途径可表示为:

货币供应量M↑→实际利率水平i↓→投资I↑→总产出Y↑。

2. 信用传递途径。

威廉斯提出的从贷款人信用可能性学说是最早有关货币政策信用传导途径的理论, 伯南克则在此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银行借贷渠道和资产负债渠道两种理论, 并得出货币政策传递过程中即使利率没发生变化, 也会通过信用途径来影响国民经济总量。信用传导机制的基本途径可表示为:

货币供应量M↑→贷款供给L↑→投资I↑→总产出Y↑。

3. 非货币资产价格传递途径。

托宾的Q理论与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理论则提出了货币政策的非货币的资产价格传递途径。资产价格传导理论强调资产相对价格与真实经济之间的关系, 其基本途径可表示为:

货币供应量M↑→实际利率i↓→资产 (股票) 价格P↑→投资I↑→总产出Y↑。

4. 汇率传递途径。

汇率是开发经济中一个极为敏感的宏观经济变量, 因而它也引起了众多学者的研究, 而关于货币政策的汇率传导机制的理论主要有购买力平价理论、利率平价理论和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等。货币政策的汇率传导机制的基本途径可表示为:

货币供应量M↑→实际利率i (通货膨胀率INF) ↓→汇率E↓→净出口NX↑→总产出Y↑。

二、数据的选取与研究方法

货币供应量选取M2、Ml、M0, 规模经济变量选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 信贷规模选取国内信贷总值LOAN, 利率选取60天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R。其中:

M0=流通中的现金

M1=M0+企业活期存款+农村存款+机关团体部队存款

M2=M1+单位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其他存款 (不含财政存款)

根据样本的可得性, 采用2002—2008年的季度数据 (取自然对数) 进行研究分析, 对变量进行ADF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数据均来源于相关各期《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等。

借鉴货币学派的研究思路, 观测货币供应量, 国内生产总值, 利率与信贷规模时间序列的因果关系, 进而分析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冲击作用。本文采用EVIWS软件对各调整后的宏观经济变量作ADF检验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研究分析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 中国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时滞期大概在半年左右, 所以本文所作的因果检验的时滞期LAGS=2。

三、货币政策非中性及传导途径的实证研究

对经济变量M0、M1、M2、GDP、LOAN、R分别取对数, 用LM0、LM1、LM2、LGDP、LLOAN、LR表示。观察发现所取的数据具有明显的时间趋势, 用ADF检验法检验其平稳性。

注:表1中的ADF检验的临界值是在1%的显著水平下的值。

表1的结果表明:各经济变量在1%的显著水平下均接受原假设, 所以各变量都是平稳的时间序列。所以各变量间因果关系可以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进行检验。

表2的实证测算结果表明:LM0、LM1、LM2是LGDP的GRANGER原因的概率分别为90.8%、99.2%和57.3%;LGDP是LM0、LM1、LM2的GRANGER原因的概率分别为99.9%、15.4%、99%。由以上测算结果数据可得中国货币政策在较大概率下表现为非中性, 这也是研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前提。据此我们进一步探讨利率传导机制和信贷传导机制在中国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作用。

结合表2和表3的测算结果可得:利率R通过M0、M1、M2作用于GDP的概率分别为90.0%、57.2%和26.3%;信贷规模LOAN通过M0、M1、M2作用于GDP的概率分别为90.8%、98.0%和57%。所以中国信贷规模通过M0、M1、M2作用于GDP的概率大于利率通过M0、M1、M2作用于GDP的概率。

四、基本结论分析

1. 中国货币政策非中性效应显著。

货币供应量与产出间的关系长期以来都是金融界所研究的热点课题, 然后至今不同学派的学者之间尚未达成一致的观点。但从中国的实证检验结果看, 中国货币政策的数量效应显著, 即货币政策在中国具有非中性。中国货币政策非中性的主要原因有社会公众对未来的非理性预期, 市场机制不健全以及金融市场的不发达, 另外, 传统投资消费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货币数量效应。

2. 中国货币供应量具有一定的内生性。

从GDP对货币供应量的GRANGER检验中可知中国货币具有内生性。近年来中国商业银行贷款意愿增强、积极放贷, 商业银行超额储备率不断下降, 而导致的货币乘数快速增长是货币供应量M2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当然基础货币在引发货币供应量变化上也起着重要作用, 因此中国货币供应兼具内生性与外生性。但由于实体经济资金需求增加以及商业银行由惜贷转变为积极放贷, 中国货币供给内生性不断增强。

3. 中国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途径是信贷传递机制。

实证测算结果表明, 在中国货币政策通过信贷途径传导的概率大与通过利率途径传导, 所以, 信贷传递是中国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途径。在中国目前的政策市场上贷款与债券间的替代性并不完全, 这也是满足信贷传导机制的前提。

4. 在未来中国货币政策调控的操作目标应为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

在上述分析中知道利率通过M0在较高的概率下能影响GDP。同时利率符合了目标选择的可测性, 可控性和相关性三个基本原则。在相对比较完善的西方金融市场中同业拆借利率是最主要的操作目标, 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利率的变化可以随时进行观测用以估计货币政策的效应, 这是货币量或信贷规模所不具有的优点。另外, 随着利率机制的改革, 利率传导途径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作用逐渐增强, 能够更灵敏的反应货币政策的效应。当然, 在目前的体制中中国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尚不能准确反映社会资金的供求情况, 各种利率间的传导关系也不完善。因此, 以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是未来改革的目标。

参考文献

[1]闻岳春, 严谷军.西方金融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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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传哲, 聂学峰.中国货币政策的传递途径[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2.

[4]李安勇, 白钦先.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渠道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6.

[5]曾宪久.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4.

[6]李若愚.货币供给内生性在不断增强[N].上海证券报, 2003-09-18.

我国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困境 篇11

第一，由于体制原因，我国商业银行各个部门之间缺乏市场化协调，从而使得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受到阻碍[3]；第二，国企是我国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但由于国企存在预算软约束的诟病，对利率水平缺乏敏感性，这使得金融市场上形成的利率有可能偏离真实的利率水平，从而使得金融资源分配不均衡，对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产生影响；第三，由于我国征信体制不完善，居民消费信贷意识较差等原因，利率变化对居民个体的消费行为影响不大，同时，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居民个体对货币的预防性需求相对较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居民个体的消费，从而会对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产生影响。

三、总结

在当前经济结构深度调整时期，如何通过货币政策的实施稳增长、促改革，如何使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渠道更加通畅，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还没有完全结束之前仍需要深入研究，从而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作者单位：吉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参考文献：

[1]郑道平，张贵乐.货币银行学原理 [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

[2]张莉.我国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及效率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4.

[3]钟辉. 利率传导机制困境：为什么“降准+降息”效果不尽如人意？[N].21世纪经济报道，2015-07-06（009）.

注解：

货币量的稳定机制 篇12

关键词：股票市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一、我国现行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由于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与货币供给总量与货币需求总量的平衡相辅相成。因而宏观经济调控的重点必然立足于货币供给量, 货币政策主要围绕货币供给量的调控而展开。1998年后我国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稳健的货币政策。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 是指以币值稳定为目标, 正确处理防范金融风险与支持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提高贷款质量的前提下, 保持货币供应量适度增长, 支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中央银行要使货币政策的效用最大化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必须完全充分地掌握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二、股票市场发展削弱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

我国股票市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 在规模上已经有了较大的提高, 对宏观经济逐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股市发展改变了货币需求结构。

由于证券资产与货币资产之间有一定的替代性, 股市的发展使企业和居民对货币的需求发生相应变化。股价上升时人们的名义收入上升, 对货币需求增加。股价上涨时股票交易量扩大, 成交量越大, 人们对货币的需求量也越大。此外, 股价上涨会使人们调整个人资产结构, 持有更多的股票而减少货币持有量, 从而减少了货币需求。货币需求的这些变化改变了基础货币在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存量比例进而影响着基础货币的创造能力。

2. 股市发展对流通中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由于货币供给量是由央行、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的行为共同决定的, 通过后三者的行为来实现信用创造。但是现实经济中, 后三者的行为容易受到股市发展状况的影响而改变, 从而改变了货币的供应量。由股市发展引起资金流动的不稳定性会影响央行货币供应量指标的真实性。并且股票总市值会影响货币的流通速度, 当股票市场繁荣时, 货币流通速度会下降。因此, 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做法正面临挑战。

三、源于市场结构的因素

1. 货币市场的结构因素。

目前我国的货币市场主要以同业拆借市场为主体, 但各子市场的发展相互独立, 它们的规模和数量、交易品种远远不能满足股票市场对大规模资金的需求。《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报告》显示, 2011年, 全年社会融资规模为12.83万亿元, 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只占8.0%, 企业债券占10.6%。货币市场上由于金融工具品种较少, 相互替代性较差, 使货币市场的灵活性、流动性和安全性大大降低。同时, 金融工具的利率形成非市场化、弹性小、灵敏度低, 不能形成基准的利率和有机相连的其它利率结构。只有在结构完善的货币市场中, 各经济单位才能在既定的资金总量下结合各项资产的特点, 调整资产的配置比例, 使流动资金及时地在货币市场与股票市场之间流动, 保证股票市场有较为充裕和稳定的资金来源, 股票市场的投资者通过货币市场可以快速补充短期资金, 而从股票市场退出的资金也可以到货币市场寻找其他投资机会。

2. 股票市场的结构因素。

从市场规模来看, 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 2013年3月末, 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103.61万亿元, 2011年沪深两市的股票总市值为21.48万亿元, 占GDP的比重为45.54%比例仍然偏小。在股票市场的体系结构方面, 存在着股票市场“股市化”的倾向, 注重股票市场发展, 轻视债券市场发展;重视场内交易市场发展, 轻视场外交易市场发展。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结构、信用工具种类结构、资本价格结构、交易方式结构等也存在不合理问题。2011年社会融资规模中, 人民币贷款占58.3%, 公司信用类债券市场占25.61%。这会影响到股票市场的运行效率和定价效率 (配置效率) , 从而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效率。

四、实现市场联动、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效性的途径

1. 注重货币市场各项功能的发挥。

货币市场是股票市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它是一个流动性高和风险性低的短期资金的融通市场。货币市场欠发达, 证券公司及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只能通过私下拆入、挪用或透支等方式融入短期资金。在国外, 证券商可以通过股票发行上市、发行债券、短期借款、同业拆借等方式进行融资。因此, 我国应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建立稳定和正规的渠道, 在合理的利率下灵活、有效地融通短期资金, 最终形成一个社会长短期资金合理流动机制, 使社会资金供求关系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 实现货币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协同发展。

2. 扩大股市规模和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目前我国股票市场虽然取得了较大发展, 但规模仍然偏小, 对经济影响程度有限, 传导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限制, 尤其是传导渠道不畅通, 在短期内不能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 还增添了干扰因素。股票市场的规模和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股票市场传导货币政策的效率和质量。在发展股票市场时, 应将重点放在扩大股市规模和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方面, 注意防范股市泡沫, 强化市场优化配置功能、促进企业改制和加强企业监控。规模大、效率高的股票市场可以“迅速反映资金供求状况变化, 同时将对中央银行宏观调控措施的反应通过其广泛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传递到现实经济中去。

五、结语

在股票市场发展的过程中, 股市在转化储蓄、刺激消费、优化资源配置和传导货币政策等方面的功能逐渐显现出来。但是我国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长期分割的原因, 使股票市场作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重要性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我们应积极借鉴国外成熟的理论和成功的经验, 构筑股票市场传导货币政策的基础条件, 不断扩大市场规模、优化市场结构, 完善市场有关的运行机制, 实现股票市场发展与货币市场发展的互动发展, 促使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充分发挥最大的效用。

参考文献

[1]刘肖原.我国货币政策票据市场传导效率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参考2012/41[1]刘肖原.我国货币政策票据市场传导效率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参考2012/41

[2]王文静.货币政策传导的非对称性效应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2/14[2]王文静.货币政策传导的非对称性效应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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