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

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精选11篇）

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 篇1

一、概述

(一) 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

1.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相对人范围

在各个公共场所中, 并不是任何遭受侵犯的对象都是经营者交易的对象, 在其中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直接消费者, 已经与经营者签订了合同, 经营者出于订立合同中潜在义务, 应当对其顾客承担侵害赔偿责任, 这是毋庸置疑的;第二类是潜在消费者, 双方还未订立合同, 但是可能产生潜在消费动机, 针对这一人群, 当今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直接认为双方未订立合同, 经营者不对相对人承担安保义务, 也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内容;相反观点持有者认为, 虽然双方没有直接订立合同, 但是因为先契约义务的存在, 经营者当然的由于缔约过失责任而负担义务。笔者认为, 经营者应当承担责任, 经营者不但需要承担地约过失责任, 而且经营者从利益与风险并存原则, 其就应当承担责任, 并且经营者有义务在其经营场所范围内保证潜在客户群的人身财产安全, 所以我认为其对这类主体负有责任。第三类是随机消费的顾客, 可能只是在公共经营场所休闲娱乐或者甚至是犯罪分子, 从经营者营业的附随义务上适用于这一种责任对象, 但针对犯罪分子, 我仍有异议, 若是从侵犯他人合法权益角度来讲, 根据国家平等保障公民义务来说, 国家将保障义务延伸到犯罪分子来说, 对消费者的经营活动是不利的。①

2.公共场所的范围

在公共场所中, 较多出现的是银行、医院、商场、车站、娱乐场所等, 其也有一定的限制, 其主要特点有:一是公共性。它必须是对外开放的, 允许社会上一般的公众人员自由出入;二是管理型:公共场所具有特定的负责人, 对安保义务责任进行承担, 对各项安保事前防范事后救助拥有责任承担的直接义务。三是服务性:公共场所主要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 其中包括完全公益性服务和盈利性质的服务。

在针对私人场所的排除这一问题引起了很大争议, 有的人认为私人场所不具备公共性, 也不是以营利为目的, 更不是服务型的场所不具备安保义务;但另一部分人指出若在私人场所举办公共性质的活动如何解决, 有的人提出在法规中针对这一现象设定私人场所公共多人活动的人数限制, 以此作为界定。

(二) 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内容

经营者需要承担的义务, 从硬件上, 有物的方面的安全保障和人的方面的安全保障。物的方面, 经营者需要保障其经营范围设备、场所的安全, 提供给相对人安全稳定的消费氛围。经营者还要聘用符合要求的保安人员或特殊行业保护人员。从软件上来看, 首先经营者要保障自身场所内部环境的安全, 其次要保证外部不安全因素的防范, 制止来自第三方的侵害, 最后要有不安全因素的提示、说明、劝告、协助义务。

在此需要强调构成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要件:第一, 经营者必须存在过错, 这里的过错包括积极作为未履行义务和消极不作为侵害相对人利益。积极的作为, 就是法律赋予经营者需要保障其服务或产品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以保障经营者对象人身财产面受损失;消极的不作为更多的存在于经营者经营的过程中, 由于经营者具备告知或潜在保护义务而未完成合理告知救助义务的时候, 经营者就构成消极的不作为。第二, 需要有违法行为。违法行为依旧分为作为和不作为, 不作为就是怠于行使安全保障义务, 违反了法律规定的义务或者双方缔约合同所产生的附随义务。第三, 需要有损害事实的发生。在一定程度, 一定要有证据证明经营者的作为或不作为造成了相对人人身财产的损害。第四, 需证明损害事实是损害结果的原因。只有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才能证明经营者对消费者的损害需要担责。

(三) 经营者安保义务的豁免情形

(1) 针对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相对人中, 间接不确定的消费者和对经营场所可能造成危害的相对人承担的责任相对狭窄, 当经营者的店堂告示或者硬件设施符合法律要求, 经营者就具备豁免条件; (2) 如果消费者没有使用或者拒绝使用安全设施会引起损害后果, 那么经营者应当指导消费者安全设施使用方法, 这是一种义务; (3) 在第三人的侵权导致的损害, 经营者需做到一方面有必要的安保人员和纠纷解决基本机制, 若事态发展超过一半公共场所所能控制的范围, 经营者具有豁免条件。

二、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必要性

(一) 保障社会公众合法权益的需要

在经营者经营活动的过程中, 经营者处于比较强势的地位, 而消费者总是对各方面内容掌握的较为浅显, 在经营活动中, 总有一些未知的风险存在于经营过程之中, 这个风险需要经营者来承担, 因为经营者具有很大的保障优势, 它天然的对其经营的行业存在超出他人的敏锐感和解决能力, 在活动过程中, 经营者更熟悉各个环节、各个设施的性能和相关法律要求, 他可以迅速快捷的检测到设备设施检查、老化机器的维修, 若将这一义务放置在消费者身上, 经营者会丧失维修积极性, 为了最大程度追求利润, 将危险放置在消费者身上, 不利于维护国家保障社会安定的初衷。

(二) 维护社会安定的需求

在社会学理论上, 公司法的社会责任规定, 经营者由于其强势地位, 天然的需要尽到对社会大众的保障义务, 公司的社会责任与人权中的社会权利紧密联系, 尤其是消费者的权益, 具有不可分割的关联, 这项规定就有利于实现经营者的社会职能, 现今经济法相关规定显示, 要加强经营者的社会性, 赋予经营者社会责任, 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就是为了尽到社会责任, 将单纯的追求利润化为努力承担社会责任, 强调对国家、对社会、对消费者等社会大众的贡献。

(三) 提高经营者效益的要求

企业的经营目标就是盈利, 而盈利从经济学上包括短期的盈利和长期的利润, 企业更大程度的追求长期利润, 而长期利润就需要消费者的信任和支持, 这种信任就需要安定的消费环境作保障。在经营活动中, 消费者人身权和财产权不受侵犯是最基础的稳定因素, 经营者承担这种风险, 就是一种提高长期利润的方式。经济学上指出, 风险与利润相一致原则, 就是对这一义务的理论支持, 经营者想要吸取利润, 就一定要承担利润上赋予的风险, 这一风险就需要通过经营者承担安保义务来挽回消费者的损失。

三、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体制

(一) 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形态

我国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以直接责任为主, 补充责任为辅。直接责任即违法行为人直接的侵害了相对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益, 其包括直接侵权责任和合同中的违约责任。而补充责任就是两个以上的行为人共同违反了法定义务, 造成了他人的损害, 第一责任人不能及时赔偿受侵害人的损害, 由第二责任人承担补充责任。这种情况常发生于第三人侵权。补充责任分为几种情况, 第一种是经营者与第三人间具有一定的连接关系, 经营者就理所应当对第三人负有监督义务;另一种是经营者与第三人没有直接的关系, 这就要考虑经营者是否尽到了应尽的救助义务, 以及第三人的赔偿能力。

(二)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归责原则

在我国针对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归责原则, 主要采取过错推定原则。在损害事实的基础上, 判断经营者的作为或不作为是否与损害结果具有因果关系, 若具有因果关系, 经营者就需要承担责任。若经营者否认自己具有过错责任, 就要通过举证证明自己没有侵权, 若证明成立, 就推翻了责任承担, 反之就要自行承担后果。

四、第三人侵权的责任承担方式及未来发展方向

(一) 第三人侵权的责任承担方式

针对第三人侵权是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中, 纠纷最多, 最不易解决, 最不利于社会公平实现的一大硬伤, 怎样确定侵权赔偿, 由谁赔偿是责任承担中最常见的问题。在现今的法律规定中, 经营者承担的是补充责任, 即经营者未尽到安全合理的谨慎保障义务时, 或者没有明确的侵害者, 或者实施侵害的第三方没有能力履行赔偿义务时, 经营者需要承担义务, 承担义务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二) 建立政府主导的第三人侵权赔偿制度

在第三人侵权, 经营者承担补充责任这一制度规定上, 一方面可以督促经营者承担责任, 做好事前防护工作, 但是针对不能预见的侵害行为, 若将责任强加在经营者身上, 必将不利于经营活动的实施, 不利于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我认为可以参考各省市建立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制度, 建立政府损害赔偿基金, 赔偿资金由社会各方筹措解决, 一方面有利于快速针对消费者赔偿, 另一方面有利于保障我国社会经济发展。

(三) 建立经营者责任保险制度

建立经营者责任保险制度是针对第三人侵权, 经营者承担赔偿责任的另一大制度构想。我们要求, 在第三人侵权这种会造成赔偿不予解决的情况, 建立保险机制, 由经营者前期进行投保, 在损害发生的情况下, 由保险公司进行支付, 这样既有利于赔偿受侵害方损失, 又有利于发展我国保险产业, 还有利于保障经营者的权益, 刺激其安全稳健运行。

参考文献

[1][德]克里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 (上册) [M].张新宝, 焦美华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242.

[2]郭晨.论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J].消费导刊, 2008 (2) .

[3]张新宝, 唐青林.经营者对服务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J].法学研究, 2003 (5) .

[4]王利民.人身损害赔偿疑难问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 篇2

第三十七条 安全保障义务

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北京市大兴区新秋老年公寓与王一昌等身体权纠纷上诉案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0422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大兴区新秋老年公寓。

负责人董伟，经理。

委托代理人蔡玉霞。

委托代理人王建敏。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一昌。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凤翠。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玉翠。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天翠。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京昌。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雯。

六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王亮，北京市一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市大兴区新秋老年公寓（以下简称新秋老年公寓）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3）大民初字第6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2年12月23日，王一昌、王凤翠、王玉翠、王天翠、王京昌、王雯起诉至原审法院称：2009年7月5日，王贞秀与新秋老年公寓签订《新秋老年公寓代养合同书》，并入住新秋老年公寓。2012年8月26日，因新秋老年公寓疏于护理，导致王贞秀摔伤，造成其左股骨粗隆间骨折，进而导致肺部感染，加重心衰，最终导致王贞秀死亡。新秋老年公寓作为一家为老年人住养、护理、康复提供服务的社会福利机构，其主要职责是为入院老人提供相应服务，但其未尽相应护理义务，对王贞秀的死亡存在严重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我方诉至法院，要求判令：

1、新秋老年公寓赔偿医疗费128303.05元、护理费4800元、营养费1500元、伙食补助费1500元、交通费1500元、住宿费4688元、家属陪护住院伙食费1500元；

2、新秋老年公寓赔偿丧葬费31338元、死亡赔偿金182345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鉴定费6000元；

3、诉讼费用由新秋老年公寓承担。

新秋老年公寓辩称：双方之间基于养老服务合同而产生的养老服务合同纠纷。我公寓按照服务合同的约定以及王贞秀家属购买的完全自理老人基础养老服务，向王贞秀提供基础护理服务，未有提供24小时夜间看护之约定义务或法律义务。王贞秀已经在我公寓居住了多年，在这期间，我公寓考虑到王贞秀年龄较大，征求其家属是否为王贞秀购买额外服务，但其家属对此表示拒绝。2012年8月26日凌晨，王贞秀在其居住房间内摔伤，对此我公寓没有任何过错，当时进行夜间巡查的护理人员发现王贞秀屋内亮灯后，进屋发现王贞秀摔伤，其本人当时认为没事，要求我公寓不要通知家属。根据我公寓通知王贞秀家属的情况以及其随后的住院和手术时间来看，没有因为我公寓未在发现王贞秀摔伤时第一时间通知家属和就医而延误治疗，故我公寓不应承担王贞秀死亡的赔偿责任，不同意支付王贞秀骨折受伤的相关费用。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7月5日，甲方新秋老年公寓、乙方王贞秀、丙方王京昌，三方签订《新秋老年公寓代养合同书》约定，甲方向乙方提供基本的生活设施，有完善的管理章程和护理流程，基于保护入住老年人生命权及健康权的需要护理人员24小时值班，保障老人生命的安全，防止老人意外伤害，对于潜在的危险，甲方有告知和警示的义务。甲方负责白天为乙方定员护理，晚间流动看护，若乙方身体不适需要护理升级，甲方应及时通知乙方并增加护理项目（收费），乙方如不同意，出现一切后果，甲方概不负责。甲方认为乙方的病情超出了甲方的护理能力，甲方有权通知丙方劝乙方退院。乙方需按约定的时间向甲方交纳有关费用，乙方需向甲方支付如下固定费用，床位费每月1500元、伙食费每月400元、交纳押金4000元，固定费用乙方需在25日至30日交纳下一个月的费用。乙方的房间属于私人空间，除院长和相关护理员可以出入外，其他人员乙方有权拒绝入内。2009年7月5日，王贞秀入住新秋老年公寓单人间，并交纳入住费300元、医疗押金3000元，床位押金1000元。房间的基本设置主要有：单人床1张，该单人床一侧与墙相邻，另一侧床头侧面摆放有床头柜1个，床头柜上方有壁挂灯1个，该房屋内另配备单人沙发2张、茶几1张、设有独立卫生间1间，卫生间入口外侧墙壁设有控制卫生间照明灯的开关。王贞秀在新秋老年公寓一直持续居住至2012年8月26日。

根据《新秋老年公寓服务及收费标准》，新秋老年公寓提供基础、半自理、完全不自理三个护理级别的服务，具体为：基础护理，包括打扫房间卫生（1次／天），打开水（2次／天），送饭到门前，每周洗外衣一次，半月洗卧具一次，共5项服务。半自理护理，包括送饭到房间、洗碗，送开水到房间，协助洗澡（1次／周），协助泡脚（1次／天），协助处理大小便，协助穿衣服，协助入厕或协助上下轮椅，随时换洗脏衣服，随时清洗卧具，整理床铺（2次／天），晾晒被褥（1次／周），打扫房间卫生（1次／天），共12项服务。完全不自理护理，包括打扫房间卫生（1次／天），送开水到房间，送饭到房间、洗碗，穿脱衣服，整理床铺（2次／天），晾晒被褥（随时晾晒），洗手、洗脸（2次／天），清洗（冲洗）会阴部（1次／天），洗澡或床上擦浴（1次／周），刮胡子，剪指甲（包含脚指甲），大小便处理，搬抱上下轮椅或定时翻身，清洗脏衣服（随脏随洗），清洗卧具（随脏随洗），共16项服务。此外，还可根据入住老人需要提供另外40项选项服务。新秋老年公寓对入住老人有一个月的观察期。根据年龄、体检报告、身体状况，由新秋老年公寓参考入住老人能力等级评估情况，为老人定制入住标准。自理型的必须缴纳基础服务费，半自理型的11项服务内容必须选择，完全不能自理的16项必须选择，在此3类基础上可以增加选项内容，但不能减少服务内容。年龄超过85周岁自理型的必须选择送饭到房间、洗碗和护送到室外或搀扶推行轮椅到室外。

2012年5月27日，新秋老年公寓根据《北京市社会办养老服务机构入住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评估标准》，对王贞秀进行了10个项目的综合评估，描述其能控制大小便，能独立洗脸、梳头、刷牙，能自理用厕、位置转移、穿衣、上下楼梯，能全面自理吃饭，能独立步行，洗澡需依赖，评定王贞秀得分95分，即为生活自理类型。新秋老年公寓为王贞秀出具的《生活自理能力评估报告》中写明：王贞秀为生活自理老人，能够处理日常生活，无需他人照顾，能够处理好人际关系，心态上能够承受各种压力，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王贞秀家属按照自理型老人为其购买基础服务，并于2012年8月12日增加打饭、洗碗、每周洗澡、每天洗脚等选项服务。

2012年8月26日凌晨1时左右，新秋老年公寓负责夜间巡视的护理人员发现王贞秀所住房间内亮灯，进屋后发现王贞秀摔倒在床边。新秋老年公寓表示经其护理人员询问，王贞秀称不用通知家属，随后巡视的护理人员将王贞秀扶上床。2012年8月26日6时40分，新秋老年公寓通知王贞秀的儿子王京昌，建议其带王贞秀去医院救治。当日7时许，王京昌等王贞秀的家人赶至新秋老年公寓。2012年8月26日10时许，王贞秀入住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南区，被诊断为：左股骨颈骨折，2012年9月6日行左股骨头置换术。2012年9月25日13时02分，王贞秀因“肺部感染、呼吸衰竭”药物治疗无效临床死亡。

另查明，王贞秀出生于1925年8月22日，其与王修斌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子女6人，分别为长子王一昌、次子王一靖、三子王京昌、长女王凤翠、次女王玉翠、三女王天翠。王修斌于2006年2月15日死亡。王一靖于2003年6月4日死亡，其有一女王雯。

经法院委托，2013年11月18日，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王贞秀摔伤与死亡之间存在部分因果关系，参与度为50%。王京昌支付鉴定费用6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益受法律保护。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相关场所的管理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一般而言，经营性养老服务机构的服务内容，包括并不限于住宿、日常饮食和相关老年养护服务，并结合机构性质、服务内容及受众群体综合分析，其安全保障义务应高于一般的住宿、餐饮经营者的法定义务，应在合理限度内使入住老人免受身体损害。北京市质量监督局于2002年1月30日发布并于2002年6月1日起实施的《养老服务机构服务质量标准》中规定，北京市各类养老机构的服务范围均应包括有安全保护服务，安全设施包括提供床档、防护垫、安全标识、安全扶手、紧急呼救系统。在本案中，新秋老年公寓作为有偿养老服务机构，既有保障老人生命安全并防止意外伤害之合同约定义务，亦有作为经营管理者之安全保障义务，在其为王贞秀提供的公寓房间内仅有基本住宿之设施，未有床档、防护垫、安全扶手等符合老年人需求的安全保护设施，在审慎管理和安全保障方面，新秋老年公寓存在疏忽、纰漏和未尽之处，其对王贞秀之摔伤存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王贞秀作为高龄老人应对自身的身体状况及行动能力应有充分的认识，其因自身注意不够而导致摔伤，因此亦存在一定的过错。故对于王贞秀摔伤这一损害事实的发生，法院确认新秋老年公寓应承担70%的过错责任，王贞秀作为受害人应承担30%的过错责任。王贞秀存在高龄、免疫功能低下等综合因素是其摔伤后死亡的原因之一，司法鉴定意见确认其摔伤与死亡之间的参与度为50%。在本案中，综合摔伤之责任分担以及摔伤与死亡之参与度等上述因素，法院确认王贞秀因摔倒导致受伤的各项损失，由新秋老年公寓承担70%的赔偿责任；王贞秀摔伤后因救治无效而死亡产生的经济损失，由新秋老年公寓承担35%的赔偿责任。因王贞秀死亡，其近亲属有权作为赔偿权利人要求赔偿义务人给予赔偿。各项损失费用法院确认如下：关于医疗费，根据医疗急救、救护车及住院收费专用收据核算为68132.17元；关于住院伙食补助费，根据住院天数确定为1500元；关于营养费，根据相关医嘱及住院天数确定为1500元；关于护理费，根据相关医嘱及护工服务协议、护理费票据确定为4800元；关于住宿费，因王京昌等人主张为王贞秀住院期间家属轮流照看而产生之费用，没有相关医嘱表明王贞秀在住院期间需多人陪护，故对此主张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家属陪护住院伙食补助费，没有法律依据，对此主张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交通费，王京昌等人主张包括王贞秀住院期间因家属看望而产生的交通费及办理丧事支出的交通费两个部分，因王贞秀住院期间未发生转院、就医等交通费支出，但考虑到王贞秀家属在办理其丧葬事宜时确需支付交通费，法院酌定为1000元；关于丧葬费，按照相关标准计算为31338元；关于死亡赔偿金，根据死者的年龄状况并结合2012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为182345元。此外，对于王京昌等人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受害人王贞秀因摔伤致死亡，必然给其近亲属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因此王京昌等人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证据充分，法院予以支持，具体数额根据本案案情酌定为20000元，对其请求过高部分，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1月27日判决：

一、北京市大兴区新秋老年公寓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王一昌、王凤翠、王玉翠、王天翠、王京昌、王雯医疗费四万七千六百九十二元五角二分、住院伙食补助费一千零五十元、营养费一千零五十元、护理费三千三百六十元，以上共计五万三千一百五十二元五角二分；

二、北京市大兴区新秋老年公寓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王一昌、王凤翠、王玉翠、王天翠、王京昌、王雯交通费三百五十元、丧葬费一万零九百六十八元三角、死亡赔偿金六万三千八百二十元七角五分，以上共计七万五千一百三十九元零五分；

三、北京市大兴区新秋老年公寓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王一昌、王凤翠、王玉翠、王天翠、王京昌、王雯精神损害抚慰金二万元；

四、驳回王一昌、王凤翠、王玉翠、王天翠、王京昌、王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原审判决后，新秋老年公寓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王京昌等人的诉讼请求。新秋老年公寓主要上诉理由：

1、本案系养老服务合同纠纷，原审认定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侵权纠纷，案由有误；

2、《司法鉴定意见》认定摔伤与死亡之间参与度为50%的鉴定结论错误，应重新鉴定；

3、我方已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不存在任何过错，王贞秀的摔倒完全属于意外事件，不应由我方承担赔偿责任。王一昌、王凤翠、王玉翠、王天翠、王京昌、王雯同意原审判决，不同意新秋老年公寓的上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无异。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代养合同书、老年公寓服务及收费标准、生活自理能力评估报告、照片、住院病例、医疗费票据及费用清单、护理费票据、司法鉴定书、鉴定费票据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

1、本案确定的案由是否正确；

2、新秋老年公寓是否应对王贞秀的摔伤和死亡承担赔偿责任；

3、原审判决确定的各方责任比例是否适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王贞秀基于其与新秋老年公寓签订的《新秋老年公寓代养合同书》而入住新秋老年公寓接受新秋老年公寓提供的养老服务。王贞秀在入住新秋老年公寓期间摔倒受伤，后因医治无效而死亡。故王贞秀之近亲属依据侵权责任法之规定提起诉讼，要求新秋老年公寓承担赔偿责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新秋老年公寓认为本案案由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新秋老年公寓对王贞秀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是基于双方代养合同关系而产生的法定义务，新秋老年公寓应当确保王贞秀在入住新秋老年公寓期间身体免受意外伤害。现已查明，王贞秀在入住新秋老年公寓期间摔倒受伤，并因医治无效而死亡，损害事实已经客观存在，新秋老年公寓难辞其咎。新秋老年公寓认为自己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但未能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存在法定的免责事由，故本院对其要求免除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原审审理期间，法院委托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确定：被鉴定人王贞秀摔伤与死亡之间存在部分因果关系，参与度为50%。新秋老年公寓对鉴定结论不予认可，上诉要求重新鉴定，但未能举证证明存在应当重新鉴定的法定情形，故对其要求重新鉴定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司法鉴定结论已确定，王贞秀摔伤与死亡之间存在部分因果关系，故新秋老年公寓对王贞秀的死亡也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双方当事人对原审判决确认的各项损失费用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原审法院根据王贞秀的年龄、认知程度等实际情况，认定新秋老年公寓对王贞秀因摔伤而产生的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王贞秀自行承担30%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原审判决根据司法鉴定结论，结合本案实际情况，认定王贞秀摔伤后因救治无效而死亡产生的经济损失，由新秋老年公寓承担35%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恰当。对于新秋老年公寓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鉴定费6000元，由王一昌、王凤翠、王玉翠、王天翠、王京昌、王雯负担3000元，北京市大兴区新秋老年公寓负担3000元（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王京昌）。

一审案件受理费3751元，由王一昌、王凤翠、王玉翠、王天翠、王京昌、王雯负担2378元（已交纳），北京市大兴区新秋老年公寓负担1373元（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2746元，由北京市大兴区新秋老年公寓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周瑞生

审判员高英

审判员林立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九日

书记员郭爽

某养老院与徐某1等生命权纠纷上诉案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3)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166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某养老院。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某1。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某2。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某3。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某4。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某5。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某6。

上诉人某养老院（以下简称“某养老院”）因与被上诉人徐某

1、徐某

2、徐某

3、徐某

4、徐某

5、徐某6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3）徐民一(民)初字第14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6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陈某系六位被上诉人的母亲，某养老院系提供老年人住养、护理、康复等服务的社会福利机构。陈某、徐某6与某养老院于2012年2月18日签订了《上海市养老机构老人入住协议书》，约定陈某自2012年2月18日至2013年2月17日入住某养老院处，约定的护理等级为“专护”，护理费人民币（下同）1,400元/月。陈某入住某养老院处7人间的房间，该房间内白天有一名护理人员，晚上有二名护理人员。2012年7月3日凌晨，陈某在房间内被烧伤，某养老院通知家属后由救护车将陈某送至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救治，经诊断为：双下肢火焰烧伤，25%，Ⅱ°深-Ⅲ°。陈某于7月17日转入武警上海总队医院，并于9月20日行清创游离植皮术。陈某于10月9日死亡。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记载的直接死亡原因为：呼吸衰竭、循环系统衰竭，在引起上述情况部分记载：火焰灼伤双下肢TBSA25%Ⅱ°，促进死亡部分记载：高血压、糖尿病、帕金森综合症。事发前，因陈某被蚊虫叮咬，而某养老院处尚未开始发放电蚊香片，故陈某子女自行购买了蚊香和打火机交由护工使用，事发当天，护工使用了蚊香。某养老院在房间内、走廊内设置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事发时均未对本案所涉火情发出警报。根据本市民政局的《上海市养老机构管理和服务基本标准（暂行）》规定，护理要求从低到高分为三级护理、二级护理、一级护理、专护，其中“专护”要求提供24小时专门护理，确保各项治疗护理措施的落实。

六位被上诉人认为，陈某入住某养老院处，某养老院未能按照24小时看护的护理要求提供服务，没有及时发现本案火情，造成老人被烧伤，进而导致死亡的损害后果，遂提起本案诉讼，要求某养老院赔偿医疗费54,934.42元、护理费2,455元、交通费2,000元、死亡赔偿金181,150元、丧葬费26,420元、营养费2,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律师费12,000元，另要求某养老院返还陈某入住养老院的入住费（2012年7月3日至7月31日）2,943.50元、押金5,000元。

原审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陈某因养老需求与某养老院签订入住协议，双方形成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某养老院作为专业养老机构，应当根据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对陈某入住期间的人身安全负有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对于陈某受伤原因，某养老院认为陈某在事发前因缺乏子女探望导致精神状态不佳，再结合其被烧伤时的状态，可以推定陈某有自伤、自残的行为，因此某养老院不应承担责任。对此原审认为，某养老院在无其他客观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仅依据护工及陈某同房间老人家属的陈述即推定陈某有自伤、自残可能，依据不足，不予采信。

对于某养老院是否应当对陈某所受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应从某养老院是否尽到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加以分析。首先，事发房间内居住的都是老人，行动能力可能存在一定欠缺，因此护理人员在使用明火点燃蚊香后，对蚊香、打火机均应加强看护以防止意外的发生，某养老院未尽其责，与陈某被引燃的毛巾被烧伤存在因果关系，某养老院对此存在过失；其次，双方在合同中约定陈某的护理级别是“专护”，该护理级别高于普通护理，根据本市相关规定，某养老院应当提供24小时的专业护理。事发时，某养老院自称在房间内有二名护理人员，但该二名护理人员在意外发生后的较长时间内均未能发现该情况，此外，某养老院虽然在房间、走道内安装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但在事发时房间内的烟雾报警系统未启动，在护工将毛巾被扔到走道内，毛巾被起火燃烧后相关设施亦未发出警报，因此原审认为，某养老院在人员配置及安全设施设置上均未达到安全标准，未尽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其过错与陈某遭受人身损害具有因果关系，某养老院对此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六位被上诉人主张某养老院应当对陈某死亡的损害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对此原审认为，根据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记载，陈某的直接死亡原因是呼吸衰竭、循环系统衰竭，而陈某自身的疾病亦是促进死亡的原因，因此主张某养老院承担全部责任的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原审综合考虑陈某伤情、自身疾病情况以及某养老院的过错，酌情确认某养老院对陈某死亡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的责任比例为50%。

本案的具体赔偿项目如下：医疗费，根据相关支出单据，确认总额为54,934.40元（已扣除统筹支付部分）；凭据确认护理费2,455元；根据陈某住院期限，酌情确认住院伙食补助费2,000元、营养费2,000元；徐某4在陈某遭受损害后从外地回沪的机票费用属于合理支出，另结合护理陈某需要，主张交通费2,000元尚属合理，酌情予以确认；根据陈某死亡时年龄及相关赔偿标准，确认死亡赔偿金为181,150元；丧葬费金额的主张符合相关规定，予以确认；酌情确认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陈某因本案损害导致与某养老院之间的入住协议无法继续履行，而某养老院对此亦存在过错，故对于支付的押金及多支付的入住费，某养老院应予返还；酌情支持律师费5,000元。

原审法院于2013年5月31日作出民事判决：

一、某养老院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徐某

1、徐某

2、徐某

3、徐某

4、徐某

5、徐某6医疗费54,934.40元、护理费2,455元、交通费2,000元、营养费2,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000元，共计63,389.40元（扣除已支付25,635元，尚需支付37,754.40元）；

二、某养老院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徐某

1、徐某

2、徐某

3、徐某

4、徐某

5、徐某6死亡赔偿金181,150元、丧葬费26,42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共计257,570元的50%计128,785元；

三、某养老院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徐某

1、徐某

2、徐某

3、徐某

4、徐某

5、徐某6入住费2,943.50元、押金5,000元；

四、某养老院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徐某

1、徐某

2、徐某

3、徐某

4、徐某

5、徐某6律师费5,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414元，减半收取计3,207元（徐某

1、徐某

2、徐某

3、徐某

4、徐某

5、徐某6已预缴3,019元），由徐某

1、徐某

2、徐某

3、徐某

4、徐某

5、徐某6负担1,707元，某养老院负担1,500元。

某养老院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

1、事发时陈某未呼救、不自救的主要原因系作为子女的被上诉人未看望老人，原审责任比例认定不当，未考虑被害人自身过错，亦未考虑起火原因、烧伤方式及时间；

2、被上诉人要求返还入住费、押金等费用应根据双方所订合同要求返还，本案系侵权纠纷，原审判决支持适用法律错误。故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某养老院承担不超过30%的责任。

徐某

1、徐某

2、徐某

3、徐某

4、徐某

5、徐某6同意原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案中，陈某的死亡与其被烧伤存在因果关系，烧伤事故的发生与某养老院未尽约定的安全保障义务有关，原审对此已经详述，本院在此不赘。原审综合本案各项因素，酌情确定某养老院承担5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某养老院提前收取的入住费、押金等，系陈某的死亡而产生的财产损失，原审基于侵权诉因一并予以处理，有利于减少各方当事人的讼累，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某养老院的上诉请求与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难于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376.80元，由上诉人某养老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李 虎

代理审判员沈卫兵

代理审判员凌 捷

二○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左莉莉

吴某等与某养老院生命权纠纷案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2)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77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某。

委托代理人齐雷，上海泰瑞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戴某。

委托代理人齐雷，上海泰瑞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某养老院。

上诉人吴某、戴某因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0）浦民一（民）初字第364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2年3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3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戴某及其与吴某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齐雷，被上诉人某养老院（以下简称：养老院）的委托代理人严尧新、华家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认定，戴金陵生于1928年2月10日，系城镇户口，吴某系其妻子，双方生育一子即戴某。2009年4月7日，由戴金陵、戴某分别作为乙方、丙方与养老院（以下简称养老院）（甲方）签订《养老服务协议》一份，约定由养老院为戴金陵提供养老服务，托管费人民币660元（以下币种同）、护理费420元、伙食费240元，合计每月1,320元，三方另在协议书中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吴某、戴某、养老院一致确认戴金陵的护理等级为特级护理。同日，戴某在《养老院入院告知单》上签名，表示对老人入住养老院后可能出现的状况，“如：体弱多病，长期卧床的老人，虽尽精心护理，也难免出现一些并发症（如肺部感染、褥疮、尿路感染等）；老人住院期间，发生疾病变化，需转医院治疗时，由养老院医疗部根据老人疾病缓、急程度，通知家属，并及时转院，病情紧急时先转院后通知，亲属接到通知后，应及时赶到，需陪护的，护理费由亲属承担。未经医院许可，不得私自出院”等表示理解和配合。协议签订后，戴金陵即入住养老院接受养老服务。入院前戴金陵有脑溢血、高血压病史，2008年底时发现脑梗塞。2010年3月11日，戴某在一份内容为“本院住养老人戴金陵，因患小腹部肿块，需外院诊治，目前体质虚弱，平衡失调，行走不稳极易发生跌倒、坠床和座椅意外。家属意见：任其自然，责任自负”的《谈话纪要》上签名。2010年8月20日夜间，戴金陵与同住一室的另一位住养老人颜立贵（1921年4月19日生，于2010年12月4日亡故）因琐事产生纷争，后被颜立贵打伤，护工发现后即通知值班医生对其采取了抗炎、止血等处理。同年8月22日早上发现戴金陵出现气急等症状后，养老院马上通知了其家属，后将其送到周浦医院住院治疗，该院曾于同年8月25日向其家属发出《重危病情通知书》。戴金陵在该院住院治疗共计10天，于同年9月1日好转出院，出院诊断为：

1、胸部外伤：右下肺及左上肺挫伤；

2、头部外伤：软组织挫伤；

3、两侧脑室旁及基底节区缺血灶；

4、高血压病；

5、心律失常：I度AVB、窦缓、房早，窦性静止；

6、右侧尺骨鹰嘴骨折。戴金陵住院期间发生的医疗费7,392.82元（含救护车费）、护工费550元，合计7,942.82元已由养老院支付。戴金陵出院后即继续入住于养老院，养老院于同日向其家属发出主要内容为“戴金陵患有脑溢血史（10年前）、心动过缓，周浦医院建议装心脏起搏器、支架，血压目前偏高，病情严重，虽经积极抢救与治疗，仍可能随时出现心跳骤停，并可再次出现脑血管意外等疾病并危及生命”的《重危病情通知书》，该《通知书》由戴某签收以示对老人病情严重性的理解。戴金陵入住养老院期间，由养老院内设医疗机构卫生所继续对其进行用药治疗。2010年12月13日，因戴金陵病情加重，故由养老院再次将其送至周浦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

1、肺部感染；

2、褥疮感染；

3、脑梗塞后遗症、血管性痴呆；

4、陈旧性肋骨骨折；

5、低蛋白血症。后戴金陵于同年12月31日死亡，死亡原因：Ⅰ.直接死亡原因（导致死亡的最后的疾病和情况）：肺部感染（呼吸衰竭）。Ⅱ.促进死亡，但与导致死亡的疾病或情况无关的其它重要情况：

1、褥疮感染、低蛋白血症；

2、脑梗塞后遗症、血管性痴呆；

3、陈旧性肋骨骨折。除被告支付的医疗费外，吴某、戴某支付的戴金陵医疗费自负部分的数额为1,026.60元。

戴金陵生前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于2010年11月29日立案受理，审理中，因戴金陵于2010年12月31日亡故，故该院依法变更戴金陵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吴某、戴某为原告参加诉讼，吴某、戴某明确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养老院赔偿吴某、戴某医疗费1,026.60元（吴某、戴某自负部分，未包含养老院已支付的医疗费）、残疾赔偿金14,419元、营养费1,800元、护理费2,700元、死亡赔偿金144,190元、丧葬费21,394元、律师费4,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鉴定费4,800元、鉴定人员出庭费用1,000元。

原审审理中，戴金陵于2010年11月26日申请对其是否构成伤残及伤残等级、休息期、护理期、营养期等进行鉴定。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遂委托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此进行了鉴定，鉴定结论为：“被鉴定人戴金陵因外力作用致右侧尺骨鹰嘴骨折，胸部外伤等，现右肘关节活动受限，评定十级伤残，酌情给予伤后休息5个月，营养2个月，护理3个月。”戴金陵为此交纳鉴定费1,800元。后吴某、戴某又于2011年7月7日提出申请，要求对戴金陵死亡与其所受伤害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进行鉴定。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遂又委托该鉴定中心对此进行了鉴定，鉴定结论为：“被鉴定人戴金陵2010年8月20日所受外伤与其死亡之间无直接因果关系。”吴某、戴某为此交纳鉴定费3,000元。因吴某、戴某对上述鉴定结论持有异议，故申请鉴定人出庭接受当事人质询。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通知了该鉴定中心鉴定人樊静平、孙大明到庭接受当事人质询，吴某、戴某为此支付了鉴定人出庭费用1,000元。

原审法院审理后认为，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戴金陵所受到的伤害系由与其同住一室的另一位住养老人颜立贵所造成，故应由直接侵权人对戴金陵的损害结果承担侵权责任。而养老院作为专业养老机构，应当按照所签订的养老服务协议对入住于其处接受养老服务的老人尽到生活护理和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然养老院却未能及时发现两位老人之间产生的纷争并进而制止人身损害事件的发生，故养老院亦负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经审查，原审法院确认戴金陵因人身受到损害产生如下合理损失：医疗费8,419.42元、残疾赔偿金14,419元、营养费1,800元、护理费2,700元、律师费4,000元，合计31,338.42元。综合案情，原审法院认定由养老院承担30%的赔偿责任，计9,401.52元，扣除已支付的7,942.82元，尚应赔偿1,458.70元。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审法院综合案情酌定由养老院赔偿1,500元。至于吴某、戴某主张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的诉讼请求，由于经鉴定部门鉴定，戴金陵2010年8月20日所受外伤与其死亡之间无直接因果关系，吴某、戴某虽对此持异议，但未能提出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且鉴定人亦到庭接受了当事人的质询，故原审法院对该鉴定结论的证明力予以认定，吴某、戴某主张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戴金陵第一次住院好转出院后其仍入住于养老院、养老院内设医疗机构亦对其继续进行了治疗，后其出现褥疮感染等并发症，然该情况的发生对于一名因病长期卧床不起、年逾八旬的老年人来说实属难免，且当其出现并发症等情况后养老院也多次与家属联系，最终亦由养老院将其再次送至医院住院治疗，因此将本应由子女承担的义务完全加之于养老机构，显然不尽公平合理，也加重了养老机构的责任和加大了安全保障义务承担的范围。

原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一条的规定，于二○一二年二月九日作出判决：

一、养老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吴某、戴某医疗费、残疾赔偿金、营养费、护理费、律师费合计9,401.52元（已给付7,942.82元，尚需给付1,458.70元）；

二、养老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吴某、戴某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元；

三、驳回吴某、戴某的其余诉讼请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65元、鉴定费4,800元、鉴定人出庭费用1,000元，由吴某、戴某负担案件受理费5,353元、鉴定费4,260元、鉴定人出庭费用1,000元，养老院负担案件受理费212元、鉴定费540元。

吴某、戴某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吴某、戴某原审全部诉讼请求。其上诉理由是：没有证据证明戴金陵系被颜立贵打伤的，也没有证据证明曾有值班医生对戴金陵的伤情进行过抗炎、止血的处理。养老院内设的医疗机构不具有资质，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曾对戴金陵进行过用药治疗。原审法院仅判决养老院对戴金陵的受伤承担部分责任，而对死亡不承担责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养老院未对戴金陵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导致其受伤，后又护理不周，致戴金陵产生褥疮，养老院的行为综合导致了戴金陵的死亡，两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养老院对于入住人员的安全应当负有高度的注意义务，戴金陵和颜立贵入住养老院后，应当视为监护关系已转移到养老院，即使能够确认是颜立贵打伤了戴金陵，但颜立贵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致人损伤的后果也应当有养老院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被上诉人养老院辩称，养老院主要是对戴金陵进行生活上的照料，内设医疗机构系对入住人员健康状况及一般常见病给予对症治疗，了解老人疾病变化并及时通知家属外出治疗。戴金陵的受伤是颜立贵引起的，其死亡更是与养老院没有关系，养老院在对戴金陵的护理过程中，已尽到了应有职责，对戴金陵的死亡没有过错。故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养老院已于2011年由养老院更名为某养老院。

本院认为，首先，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吴某、戴某要求养老院赔偿因戴金陵死亡所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费用，然根据在案证据，已有专业鉴定部门出具鉴定意见，认为戴金陵2010年8月20日所受外伤与其死亡之间无直接因果关系，戴金陵死亡时虽有褥疮感染等并发症，但考虑到其已年逾八旬，且长期因病卧床不起，上述症状的产生并不能简单归咎于养老院的看护存在瑕疵。从事情的发展过程来看，养老院在戴金陵出现并发症后曾多次与家属联系，最终亦是由该院将戴金陵主动送到了医院医疗，故养老院的行为已基本尽到了相应的义务，上诉人要求其对戴金陵的死亡承担相应责任，实属牵强，故本院对吴某、戴某的相关上诉请求，难以支持。其次，关于养老院对于戴金陵的受伤所应承担的责任比例。吴某、戴某认为没有证据证明系颜立贵将戴金陵打伤，但本院注意到，本案原审阶段的最初诉讼，系由戴金陵本人作为原告提起的，其在诉状的事实和理由部分，写明了受伤原因系受他人侵害，戴金陵作为亲历事件的当事人，对事实的陈述具有客观性、真实性，故原审法院认定其所受伤害应由直接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养老院仅承担与其过错程度相应的补充责任，即30%的责任，并无不当，吴某、戴某要求养老院对戴金陵的2010年8月20日所受伤害承担全部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值得指出的是，戴金陵虽被送至养老机构进行照料，但吴某、戴某作为其配偶、子女，所负的扶养、赡养义务并未因此而减少，吴某、戴某在诉讼中关于戴金陵入住养老院后，其相应的监护关系亦转移至养老院之主张，不但缺乏法律依据，亦与我国的文化传统相悖，本院对此实难采信。综上所述，吴某、戴某的上诉请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据在案证据，所作的认定并无不当，因原养老院已于诉讼中更名为某养老院，故本院对相应的判决主文予以变更。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0）浦民一（民）初字第36486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三项；

二、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0）浦民一（民）初字第36486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二项；

三、某养老院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吴某、戴某医疗费、残疾赔偿金、营养费、护理费、律师费合计人民币9,401.52元（已给付7,942.82元，尚需给付1,458.70元）；

四、某养老院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吴某、戴某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1,500元。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565元、鉴定费4,800元、鉴定人出庭费用1,000元，由吴某、戴某负担案件受理费5,353元、鉴定费4,260元、鉴定人出庭费用1,000元，某养老院负担案件受理费212元、鉴定费5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565元，由上诉人吴某、戴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孙 卫

代理审判员陈 敏

代理审判员丁 慧

二○一二年四月十一日

书 记 员许 洁

王素芹与周村区大街街道元宝湾社区老年公寓健康权纠纷上诉案

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3)淄民三终字第4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素芹。系死者韩其英之四女。

委托代理人：吴新忠。

委托代理人：常玉芬。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村区大街街道元宝湾社区老年公寓。

法定代表人：王爱华，主任。

委托代理人：马传永，山东明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王德芹。系死者韩其英之长女。

原审原告：王德芬。系死者韩其英之次女。

原审原告：王爱芹。系死者韩其英之三女。

原审原告：王德钊。系死者韩其英之长子。

原审原告：王德永。系死者韩其英之次子。

共同委托代理人：吴新忠。

共同委托代理人：常玉芬。

上诉人王素芹因与被上诉人周村区大街街道元宝湾社区老年公寓（以下简称老年公寓）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法院（2012）周民初字第4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素芹及其委托代理人吴新忠、常玉芬，被上诉人老年公寓的委托代理人马传永，原审原告王德芬、王爱芹、王德芹、王德钊、王德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吴新忠、常玉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老年公寓系民办非企业单位。2008年3月30日，王德钊、王德芬、王爱芹与其母韩其英与老年公寓签订《托老协议书》一份，约定韩其英以健康老人标准入住，年缴费6600.00元，老年公寓负责全方位服务。2011年6月6日10时许，韩其英在老年公寓居住的二楼房间内从坐着的马扎上不慎摔倒致伤。韩其英于次日到周村区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2天，同年6月29日出院，诊断为左股骨粗隆间粉碎性骨折等，韩其英支付医疗费12793.90元。同年7月29日，韩其英再次入住周村区人民医院治疗5天，8月3日出院，诊断为低血糖、糖尿病、肺部感染、冠心病、左股骨颈骨折等，给予抗感染、保护胃黏膜、维持水电解平衡及对症治疗，韩其英实际支付医疗费1574.43元。2012年4月9日，淄博市周村区人民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鉴定韩其英左下肢损伤构成六级伤残，今后需护理依赖，韩其英支付鉴定费2000.00元。韩其英于2012年7月2日至7月17日再次入周村区人民医院治疗，诊断为冠心病、左股骨骨折、褥疮等，韩其英实际支付医疗费5195.21元。韩其英受伤后由其子女轮流护理。2012年7月17日，韩其英去世。另查明，韩其英于1924年3月6日出生，原系淄博市周村区站北路23号楼1号楼1单元502号居民。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

1、应否适用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对老年公寓科以民事责任；

2、韩其英经济损失的范围及数额。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是从事社会活动的特定场所的所有者、经营者，并不以具有交易关系及经济利益为前提。老年公寓作为从事托管老年人事业的社会团体，与韩其英签订协议并收取费用，双方已形成具有相对性的紧密的法律关系。韩其英以耄耋之年入住老年公寓，老年公寓即负有照顾、护理其日常生活的责任，预见到可能发生的危险并采取尽可能的防护措施减少危险发生的盖然性，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因此，韩其英在老年公寓受伤遭受损害，老年公寓应根据其过错程度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根据本案案情，确定老年公寓按50%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对老年公寓辩称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意见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韩其英支付医疗费19563.54元、鉴定费2000.00元，证据充分，予以支持。住院44天，住院伙食补助费按每天12.00元计算为528.00元；根据韩其英伤情，确定其三次住院44天需2人护理，护理费按照本地护工人员劳务报酬标准每日50.00元计算为4400.00元；根据韩其英伤情及鉴定意见需部分护理依赖，出院后护理费按照2011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792.00元计算至2012年7月1日计363天为6799.72元（22792.00元×363天×30%），护理费合计11199.72元。韩其英损伤构成六级伤残，残疾赔偿金按照2011山东省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22792.00元计算至韩其英去世为1年2个月，老年公寓予以认可，残疾赔偿金为13295.50元（22792.00元×1年2个月×50%）。韩其英主张的交通费100.00元，予以确认。韩其英年迈体弱，营养费酌情支持1000.00元。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以上共计47686.76元，由老年公寓承担50%为23843.38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

一、老年公寓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王德芬、王爱芹、王素芹、王德芹、王德钊、王德永医疗费、鉴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交通费、营养费共计23843.38元；

二、驳回王德芬、王爱芹、王素芹、王德芹、王德钊、王德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327.00元，由王德芬、王爱芹、王素芹、王德芹、王德钊、王德永负担1837.00元，由老年公寓负担490.00元。

上诉人王素芹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

一、一审判决不公，应当让被上诉人承担90%的赔偿责任。2008年3月30日，我的母亲韩其英入住元宝湾老年公寓，以健康老人标准入住并签订《托老协议书》一份，年缴费6600.00元，被上诉人负责全方位服务。2011年6月6日10时许，我母亲在老年公寓自己居住的房间从马扎上摔倒，造成左股骨粗隆间粉碎性骨折，构成六级伤残。被上诉人的老年公寓是具有经济利益的有偿养老服务机构，不是从事群众性活动或社会活动的公共场所，被上诉人不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还负有全方位照顾护理的义务，应在受伤事件中负主要过错。

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我母亲韩其英的残疾赔偿金应按2011年山东省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22792.00元计算五年，不应计算至其去世1年2个月。综上，请求纠正原审判决错误，依法公正裁判。

被上诉人老年公寓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原告王德芬、王爱芹、王德芹、王德钊、王德永述称，同意上诉人王素芹的上诉意见。

经二审审理查明，上诉人之母韩其英在2011年6月6日10时许摔伤后，老年公寓即通知其子女，王德钊、王德芬先后赶到老年公寓，由王德芬陪伴老人住了一夜，老人非常痛苦，第二天上午其他子女将老人送至周村区人民医院。

另查明，韩其英于2011年6月7日入住周村区人民医院时，入院记录记载：糖尿病10余年，2010年148医院CT检查示：脑萎缩，平时能走20-30步。入院诊断：左股骨粗隆间粉碎性骨折、老年骨质疏松症、冠心病、糖尿病、坠积性肺炎、肺不张。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一致，予以确认。

以上事实，有原审卷宗和双方当事人在二审庭审中的陈述记录在卷佐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上诉人王素芹及各原审原告之母韩其英患糖尿病10余年，并检查出患脑萎缩，行动不便，但上诉人及各原审原告隐瞒韩其英的病情，仍将其母按照健康老人的标准送至老年公寓，且一直按照健康老人的收费标准交纳托老费用，致使韩其英无法享受到患糖尿病、冠心病、脑萎缩等病症的老人的特别护理标准，最终导致韩其英摔伤后果的发生。在损害后果发生后，上诉人王素芹及各原审原告作为韩其英的子女，理应及时将老人送往医院就诊，但其拖延履行子女救助父母的义务，应当承担损害的主要责任。老年公寓在韩其英摔伤后未及时送往医院就诊，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减轻损害后果，应当承担损害的次要责任。但老年公寓在二审审理中明确表示愿意主动承担50%的赔偿责任，本院予以采纳。上诉人认为老年公寓应承担90%的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韩其英摔伤后1年1月有余后去世，其残疾赔偿金按照法律规定计算至其去世前，上诉人认为应当计算5年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因老年公寓自愿承担50%的赔偿责任，原审判决结果正确。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2327.00元，由王德芬、王爱芹、王素芹、王德芹、王德钊、王德永负担1837.00元，由老年公寓负担49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27.00元，由王素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燕萍 代理审判员

李兴明 代理审判员

马清华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史华振

朱某浩诉复康会颐某护理有限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

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2)深盐法民一初字第640号

原告：朱某浩。

委托代理人：曹某辉，广东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汪某锋，广东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复康会颐某护理（深圳）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某勋，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吴某海，广东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某华。

原告朱某浩诉被告复康会颐某护理（深圳）有限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曹某辉、汪某锋和被告委托代理人吴某海、王某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1年12月1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入住院友托养协议书》，由被告有偿为原告提供2011年12月18日至2012年2月29日期间的生活护理服务，原告于同日入住被告设立的颐某院。2012年2月7日，原告在被告的颐某院中摔伤，被告仅电复家属老人摔了一跤并无大碍。由于担心老人的安危，原告家属于2月8日亲赴颐某院查看，发现原告的伤情严重，即送原告至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检查治疗。经诊断，原告已摔伤至“左股骨颈骨折”，遂进行了为期20天的住院手术治疗，由于医院床位紧张，原告被迫于2012 年2月28日出院，医嘱坚持借助助行器行走、不适随诊。如今原本能够生活自理的原告己留下神志不清、间歇老年痴呆、大小便失禁等后遗症。原告认为由于被告护理不当导致老人摔伤，老人摔伤后被告又刻意隐瞒实情不及时救助，反而一直推卸责任。被告的行为给原告带来身体的痛苦和不便，被告依法必须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被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令：

一、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74433.7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93元、护理费3300元、辅助医疗器械费500元、交通费5922.1元、误工费19500元、营养费10000元、额外增加的住宿费用10875.6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共计155424.5元。

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答辩称：

一、在发现原告摔伤后，被告对原告的各项身体指标进行测量，并且询问了原告的情况。在得到原告自称身体没有什么问题的答复后被告及时致电原告家属。被告在此次事故中不存在任何过错，对原告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

二、即使被告承担责任，原告主张的赔偿数额也存在错误。

1、原告提供的医疗费清单中有些诊疗项目不是治疗左腿而支付的应予以扣除。

2、从原告提供的出院证明上看，原告在住院期间并未有护理人员陪护，故此诉讼请求于法无据。

3、对于交通费，由于原告本身居住在深圳，且原告提供的大多为航空票据，往返地点为北京与深圳，故原告此项诉讼请求于法无据。

4、原告作为已离休的国家干部主张误工费于法无据。

5、原告提供的出院证明中并未有加强营养的医嘱，故原告要求营养费的诉求于法无据。

6、原告所要求的额外住宿费用，被告已经提供了相应的住宿服务作为对价，所以原告的此项诉求于法无据。

7、由于被告对原告的损害并无过错，所以也不应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庭予以驳回。

原告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1、老干部离休荣誉证，证明原告的身份。

2、入住院友托养协议书，证明原告于2011年12月18日入住被告设立的颐某院，与被告签订协议，被告有偿为原告提供2011年12月18日到2012年2月19日期间的生活护理服务。

3、医院病历，证明原告摔伤及住院手术治疗的情况，出院证明中医嘱要求使用相关辅助器械及加强营养。

4、医疗费收费收据及住院结算清单，证明原告支出医疗费74116.04元。

5、收款收据8张、陪护协议书及发票，证明原告支出的住院伙食费893元、护理费（包括看护费2660元和普陪费640元）及辅助医疗器械费500元。

6、交通费发票，证明原告家人支出的交通费5890.1元。

7、收款收据，证明原告因摔伤额外增加的住宿费用。

8、营业执照、法人代表人证明书、扣缴个人所得税明细报告表及完税证明，证明原告女儿张某的误工费标准6500元/月，计算3个月，共计19500元。

9、病历、医疗费收费收据317.7元，证明原告在2012年2月28日出院后由于身体状况不佳，术后又于2012年4月9日到北大医院进行了进一步的治疗。

被告对原告向本院提交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3、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根据北大出院诊断显示原告患有二型糖尿病，医疗费中也包括了糖尿病的治疗费用，该费用与本案没有关联。对证据5收款收据因不属于正规发票，对真实性无法确认，所加盖的公章非常不清楚。对辅助医疗器械费予以确认。对证据6中的机票不予确认，是电子扫描件，对于的士票、公共汽车票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在人身损害侵权中家属处理事故所产生的相关费用不属于法定赔偿项目。对证据7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费用是原告及原告妻子在被告处住宿，被告向其收取的住宿费及伙食费。对证据8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对证据9是内分泌科的收款收据，没有写明原告此项费用是用于治疗何种疾病，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

本院对原告所提交证据认证如下：本院对被告无异议的证据1—4及证据5中辅助器材发票予以认可；证据5为收款收据12张、陪护协议书及发票，因有原件予以核对，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其中8张餐费收款收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2张普陪费收款收据能与陪护协议相佐证故关联性予以认可，1张看护费发票的关联性予以认可。对证据6—9的关联性不予认可。

被告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1、入住申请表，证明当时原告是自愿入住被告处的，护理级别是自理。该申请表第2页中显示入住时原告的血糖就有一些高。

2、离院申请表，证明原告入住到2012年4月21日。

3、费用构成表，证明原告提交的两张收款收据的费用构成情况。

4、录音光碟（当庭播放），证明被告发现原告腿红肿以后，被告告知原告监护人张某，张某说会第二天带原告去医院检查。

原告对被告向本院提交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护理级别与本案被告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导致原告受伤没有关联性。原告血糖的状况与本案没有关联。对证据2予以确认，如果没有发生本案摔伤事故的话，原告就不会在2012年3月、4月继续入住颐某院。对证据3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对于证据4，该录音的来源被告不清楚，录音所指的当事人不在现场，对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是真实的与被告的过错也没有关联性。该录音的表述与事后的医院诊断大相径庭，可能被告发现原告的时候，已经很严重了，因为被告怕承担责任才给家属打电话。被告本身是对老弱病残的护理机构，该证据只能印证被告的过错是严重的。该录音是原告方知道事情发生后打回给被告方，被告方有备而来打回时做的录音。

本院对被告所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对证据1—3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予以认可，综合案情及庭审情况本院认为证据4所反映的是被告护理人员在发现原告摔倒后通知原告女儿张某的客观事实，故对证据4的真实性及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可。

根据原、被告提交的证据、以及庭审情况，本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12月1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入住院友托养协议书》，由被告有偿为原告提供2011年12月1日至2012年2月29日期间的生活护理服务，护理级别为自理，原告于同日入住被告设立的香港赛马会深圳康复会颐某院（以下简称颐某院）。2012年2月7日，原告在颐某院六楼天台摔伤。被告护理人员于当晚7时左右在六楼天台找到原告后电告原告的女儿张某。张某于2012年2月8日带原告前往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就诊，发现原告“左股骨颈骨折”并进住院进行了为期20天的手术治疗。原告出院后与其妻子在颐某院居住至2012年4月21日。

本院认为：

一、原告因本次事故所受损害的具体赔偿项目及数额的问题，因本案法庭辩论终结日为2012年12月6日，所以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相关规定，参照《广东省2011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以下简称《标准》）计算。在不考虑责任承担的前提下，关于原告主张的各项赔偿项目及数额，本院认定如下：

1、医疗费74116.04元

原告提供了医疗费票据及病历，本院确认原告支付医疗费74116.04元。被告答辩认为医疗费中也包括了糖尿病的诊疗费用，并认为该费用与本案没有关联。本院认为，被告未能举证证明该答辩意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对被告该答辩意见不予采纳。对于原告主张的术后前往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所产生的317.7元诊疗费，本院认为，从原告提交的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收费收据可知，原告所就诊科室为呼吸内科与内分泌科，诊疗内容与本次事故无必然联系，故本院对原告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2、护理费3300元

原告提供了护理费票据三张及陪护协议对该项诉求数额予以证明，本院确认原告支付护理费3300元。

3、住院伙食补助费1000元

从本院查明的事实可知，原告住院20天，依照《标准》中50元/天的标准计算，本院认可住院伙食补助费为1000元（50元/天×20天）。

4、辅助医疗器械费500元

被告对本项诉求予以确认，本院予以认可。

5、交通费5922.1元

本案原告年事已高，事故发生后其子女前来探望合情合理，鉴于该项费用乃实际发生，参考一般交通交通工具的交通费价格，本院酌定原告可主张的交通费为3000元。

6、营养费3000元

原告出院证明中虽无加强营养的医嘱，但鉴于原告伤情较为严重且年龄较大等因素，本院酌定原告可主张的营养费为3000元。

7、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

本案原告虽未作伤残等级鉴定，但鉴于原告事发时已82岁高龄，其因本次事故给其身体造成较为严重的创伤，本院酌定原告可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

8、对于原告主张的误工费，本院认为，由于原告是国家离休干部，不存在因事故导致收入损失的情形，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误工费不予支持。

9、对于原告主张额外增加的住宿费用，本院认为，此项费用的支出为原告出院后与其妻子在被告处居住所支付的对价，并非因本次事故必然发生的费用，故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以上损失合计92916.04元。

二、关于本案事故损害赔偿责任承担的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从本院查明的事实可知，原、被告之间约定的护理级类别为自理，自理护理级别的服务对象为日常生活行为完全能够自理，不依赖他人护理的院友，被告已经根据入院协议书履行了相应级别的护理义务，且原告系自行在颐某院六楼天台活动时不慎摔伤，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身损失承担主要责任。同时，本院认为，被告作为专业从事养老服务的机构，不仅在其经营活动范围内具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而且对老年人的活动特性及身体条件等应比常人具有更多的了解，在提供服务中更应尽到审慎注意义务。颐某院地处滨海山顶，空气湿度较大，原告系在颐某院六楼天台摔倒，被告对该露天场所应更了解实际情况，预见可能发生的危险，并采取必要的防滑、防护措施防止损害的发生或使之减轻，故被告对原告的人身损失应在其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综合本案案情，本院酌定被告对原告的损失承担40%的赔偿责任即人民币37166.42元（92916.04元×40%）。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复康会颐某护理（深圳）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朱某浩支付人民币37166.42元；

二、驳回原告朱某浩其它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人民币638

元，由原告朱某浩自行负担人民币486元，被告复康会颐某护理（深圳）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152元。该款原告已预交，被告复康会颐某护理（深圳）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日径付原告朱某浩。原告多预交的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38元，由本院予以退回。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式六份，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应 礼 奕 二○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邱 鸿 进

杨仁某、杨微某、王某与某养老院生命权纠纷案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2)奉民一(民)初字第1546号

原告杨仁某。

原告杨微某。

原告王某。

三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蔡某，上海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某养老院。

委托代理人桑某，上海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巴某，上海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杨仁某、杨微某、王某与被告某养老院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2年2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2年3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微某及三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蔡某、被告某养老院的委托代理人巴某到庭参加了诉讼。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2年6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微某及三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蔡某、被告某养老院的委托代理人桑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仁某、杨微某、王某共同诉称，2010年9月12日，原告杨微某与被告某养老院签订老人入住协议，将其母亲王某某送往被告处居住，并约定王某某的护理等级为一级。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履行了相关义务，被告亦为王某某做了入院的首次健康检查，诊断结果为原发性老年痴呆症、高血压Ⅱ级。2011年10月14日下午18时许，因被告疏忽，王某某一个人在房间外走路时摔倒致双侧额骨颞顶急性硬膜下血肿及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后经上海市奉贤区中心医院救治无效死亡。三原告认为，被告违反规定、未尽相关安全保障义务致王某某摔倒、死亡，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故诉讼来院，请求判令：

1、被告某养老院赔偿三原告因王某某死亡造成的损失：医疗费人民币（以下币种同）9,671.82元、护理费1,2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920元、死亡赔偿金159,190元、丧葬费21,39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交通费1,000元、律师代理费10,000元，合计253,375.82元；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杨仁某、杨微某、王某对其诉称的事实向法庭提供了如下证据：

1、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3份、上海市公安局户籍证明、身份信息各1份、被告执业证照1份，旨在证明原、被告诉讼主体资格及死者王某某系非农业户口；

2、某养老院老人入住协议书1份、某出具的收据1份、发票3张，旨在证明事发时王某某入住在被告处，且已按协议规定付清相关费用；

3、健康档案及首次病程录复印件各1份，旨在证明王某某入住时已患有原发性老年痴呆症，容易健忘、存在经常性出走迷路的情况；

4、事故经过说明1份，旨在证明王某某摔倒经过及送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的事实；

5、医药费收据3份、救护车车费收据1份、医疗费报销结算单1份、出院小结1份、住院用药清单1份，旨在证明事故发生后，王某某住院治疗的费用及病情恶化、无好转的事实；

6、居民死亡推断书1份、火化证明1份，旨在证明王某某因走平路摔倒致死，排除身体其他原因致死的事实；

7、律师代理费发票，旨在证明原告聘请律师的费用；

8、养老机构服务管理实用手册1份、上海市养老机构管理和服务基本标准1份，旨在证明被告未按上海市养老机构管理、服务标准履行相应的护理服务，其护理人员与入住老人的比例也与上海市养老机构管理和服务基本标准的要求不符。

被告某养老院辩称，1、死者王某某在被告处入住期间，被告工作人员的护理尽职尽责，不存在过错；

2、王某某摔倒系意外，其与被告签订的入住协议中约定护理等级为一级，不是专护，不享受24小时专人护理，被告已尽合理的注意义务；

3、王某某的死亡没有公安部门及法医鉴定，没有死亡证明书，不足以证明死亡结果与摔倒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4、王某某摔倒后，被告工作人员及时采取救助措施，在住院治疗期间多次探望，被告对王某某的死亡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被告某养老院对其辩称的事实向法庭提供如下证据：

1、意外情况经过说明1份，旨在证明死者王某某摔倒经过及摔倒后被告某养老院采取了必要救助措施；

2、某养老院护理标准1份，旨在证明被告已按护理标准履行职务；

3、情况说明1份，旨在证明被告某养老院的巡视和防护措施。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3均无异议；对证据4认为没有被告的盖章或负责人签字，故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5中的医药费收据、救护车车费收据、出院小结、住院用药清单没有异议，但因编号为2513764、2491624的医疗费收据没有原件，故对这两笔费用不予认可；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死亡推断书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死亡推断书的效力低于死亡证明书，不足以证明死亡结果和摔倒之间的因果关系；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收费过高；对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养老机构服务管理手册和上海市养老机构管理和服务基本标准都只是上海市民政局发的指导性文件，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不能以此证明被告未尽到护理义务。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2、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王某某摔倒致死是意外事故。被告称已采取措施防止老人随意外出，但王某某确实因独自在房间外走动摔倒，故原告认为被告并未采取相应措施。而被告称其护理人员每隔5分钟巡视一次，原告认为这不能作为被告免责的理由。另被告在意外情况经过说明中已经认可了王某某摔倒与死亡有直接因果关系。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3，被告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供的证据4因缺乏被告盖章，且被告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故本院不予采信；对原告提供证据5，被告对其中编号为2513764、2491624的医疗费收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供相反证据，原告解释这两张发票的原件因医疗报销已交至奉贤区医疗保险事务中心，本院结合医疗发票的时间及医疗费报销结算清单，对原告的陈述予以采信，故对该组证据依法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供的证据6，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关联性，本院认为死亡推断书一样具有证明死亡结果与原因之间因果关系的效力，故对该证据依法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供的证据7，被告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供的证据8，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关联性，本院认为该证据是上海市民政部门用于指导上海市养老机构管理和服务的基本规范，故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2、3，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不认可其关联性，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情况说明和意外情况经过说明均系其单方陈述，缺乏相关的证据予以佐证；提供的某养老院一级护理标准亦无法证明其已履行了相应的护理义务，故对这三份证据的关联性本院均不予认可。

根据原、被告双方的陈述，结合庭审举证、质证意见，本院确认如下事实：

2010年9月12日，原告杨微某与被告某养老院签订老人入住协议，将其母亲王某某送往被告处居住，并约定王某某的护理等级为一级。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履行了相关义务，被告亦为王某某做了入院的首次健康检查，诊断结果为原发性老年痴呆症、高血压Ⅱ级。2011年10月14日下午18时许，王某某吃好晚饭后，独自一人在房间外走路时摔倒，致双侧额骨颞顶急性硬膜下血肿及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后经上海市奉贤区中心医院救治无效死亡。期间共住院22天，花费医疗费9,675.36元。原告认为被告未尽相关安全保障义务致死王某某摔倒死亡，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告则认为已履行相应的护理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双方就赔偿事宜未能协商一致，遂诉讼来院。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某养老院在王某某摔倒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该过错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多大的因果关系？2010年9月12日，原告杨微某与被告签订老人入住协议将王某某送至被告处养老，并确定了护理等级为一级，此时王某某与被告之间已形成服务合同关系，被告某养老院理应按照合同约定的护理标准照料老人。根据《上海市养老机构服务管理手册》及《上海市养老机构管理和服务基本标准》的规定，对一级护理的老人，无论是进餐厅进食还是出房间走动都需要有人搀扶，且对痴呆老人应根据情况定时巡视，防止随意外出或发生意外。本案中，原、被告均确认案外人王某某系吃完晚饭后独自在房间外走动时摔倒的。事发后被告虽辩称其已采取定时巡视等相应的措施防止老人随意外出，但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且对王某某何时走出房间、如何摔跤、何时摔倒等情况均未明确陈述并加以证实，故对被告的辩解本院难以采信。本院认为，被告作为专业的养老机构，理应按照入住协议约定的护理等级对老人进行专业护理，现其护理的痴呆老人王某某因独自外出走动摔倒，说明其在履行服务行为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瑕疵和过错，未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另，被告辩称居民死亡推断书不是死亡证明书，不具有证明死亡原因与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证明效力。本院认为，死亡推断书中已清楚写明，王某某死亡的直接原因是走平路摔跤致双侧额骨颞顶急性硬膜下血肿，结合出院小结的内容（出院小结写明患者情况无好转）及王某某的死亡时间（出院后第二天），可以认定死亡推断书的证明效力，即王某某摔倒与其死亡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但考虑到被告某养老院的过错行为与老人王某某摔倒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非充分和必然的，即老人王某某本身的身体状况也是其走平路摔跤的重要因素，且死亡推断书上亦写明，高血压是促进与导致王某某死亡的重要疾病，故被告某养老院对老人死亡结果应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赔偿责任，综合案件的实际情况和被告的过错程度，本院认为，被告某养老院应对王某某的死亡承担30%的赔偿责任。

对原告具体损失中的医疗费，本院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疗费发票等收款凭证，结合出院小结、住院费用清单、医疗费报销结算单等相关证据确定为9,675.36元。对护理费，原告提出的50元/天的标准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期限自住院之日起算至死亡之日计23天，数额为1,150元。对住院伙食补助费，本院按照20元/天的标准，期限参照住院医药费专用收据确定住院天数22天计算，数额为440元。对交通费，本院酌情认可300元。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原告请求的159,190元和21,394元均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对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鉴于受害人的死亡必然使原告在精神上遭受巨大痛苦，故对该损失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对律师代理费，因原告相对缺乏法律知识，其聘请律师代理诉讼，有利于其诉讼权益的实现，故本院凭据予以支持10,000元，以上各项损失合计252,149.36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某养老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付原告杨仁某、杨微某、王某因王某某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75,644.81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100元，由被告某养老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甘青峰 书 记 员：林庆强 人民陪审员：龚贤明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八日 书 记 员：黄晓轶

杨永生诉上海徐汇区阳光养老院健康权纠纷案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2)徐民一(民)初字第1310号

原告杨永生。

委托代理人杨林妹（系原告杨永生之女）。

委托代理人段永玺，上海方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徐汇区阳光养老院。

法定代表人季朝和，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唐海琴。

委托代理人施晓桦，上海嘉创润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杨永生诉被告上海徐汇区阳光养老院（以下简称阳光养老院）健康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2年2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被告阳光养老院于2012年2月20日申请重新进行司法鉴定，至2012年4月28日司法鉴定程序终结。本院于2012年5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永生的委托代理人杨林妹和段永玺、被告阳光养老院的委托代理人施晓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永生诉称，原告于2010年12月15日入住被告阳光养老院。2011年4月26日5时许，因被告护理人员缺乏护理资质，违规操作将水盆放置在地上，致使原告滑倒摔伤。被告迟至同日下午14时30分许才电话通知原告家属，又使原告延误治疗。后原告家属拨打120急救电话将原告送往上海市徐汇区大华医院就诊，诊断为左侧股骨颈骨折等损害后果。经司法鉴定，原告经治疗遗留髋关节活动受限，构成九级伤残，休息期、营养期均为四个月。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74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20元、残疾赔偿金36,230元、营养费4,800元、护理费4,800元、交通费3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鉴定费1,800元、律师代理费3,000元，共计62,296元。

被告阳光养老院辩称，被告护工在护理时已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原告系因从床边探身至床头柜取香蕉而不慎摔伤，属于意外事件。原告摔倒后，被告医生及时进行了检查，并无骨折迹象。被告从当天中午起即电话联系原告家属，但一直没有接通，直至13时30分许才联系上。通知家属后，被告又拨打120急救电话。原告入住被告处时已年近九旬，本身骨质疏松，部分机体功能丧失，本次摔伤只是加重其功能丧失，九级伤残的损害后果并非全部由被告造成。现对原告主张医疗费746元没有异议，愿意全额承担。被告已为原告垫付的医疗费33,228.33元、护理费960元以及护工伙食费340元，要求在本案中一并处理；被告不同意承担原告住院医疗费中的进口钢板支架材料费，仅同意按国产价格承担；其余医疗费，被告愿意全额承担。对原告其它的合理损失，愿意承担70%的赔偿责任。其中，住院伙食补助费，计算标准没有异议，但认为原告住院期间被告已送营养餐，故不同意支付；残疾赔偿金、营养费、护理费、鉴定费、律师代理费金额均无异议，但认为后续治疗的营养费、护理费应待实际发生后确定；交通费，应当按照实际发生的单据结算；精神损害抚慰金，因被告并无明显过错，故不同意承担10,000元，具体数额请求法院酌情确定。

经审理查明，2010年12月15日，杨永生的女儿杨林妹出具承诺书，因家属无力照顾，委托阳光养老院给予老人生活起居照料。同日，杨林妹与阳光养老院签订上海市养老机构老人入住协议书和徐汇区阳光养老院补充协议书，其中约定：阳光养老院受杨林妹委托接受杨永生在阳光养老院住养，协议期限为一年，试住期为三个月。阳光养老院根据杨永生入住时的健康状况及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确定护理等级为专护。阳光养老院对杨永生不提供一对一陪护人员的专门护理服务。托管费每月800元，护理费（入院时）每月1,200元。阳光养老院在杨永生入住期间应对其做好疾病的预防工作并定期组织基本健康检查（或通过挂钩的医疗机构完成）。如病重或认为应当送医院就诊的，应及时通知杨林妹带其外出就诊。紧急情况下，可直接送杨永生至医院治疗。双方还对其它事项作了约定。

2011年4月26日清晨，杨永生起床后坐在床沿边，阳光养老院护工杨培金为其洗脸后转身走开，未为杨永生使用床上的安全带加以保护，杨永生起身为拿放置在床头柜上的香蕉而摔倒在地。杨培金即通知阳光养老院医生，医生经检查杨永生髋腿部未发现红肿。后由杨培金在杨永生身旁观察、照料。杨永生于10时许起反映其有疼痛症状。13时后，杨永生在杨培金为其擦身时反映疼痛，阳光养老院即电话联系杨永生的家属，杨林妹于14时30分许赶到阳光养老院。15时04分许，杨永生由杨林妹和杨培金陪同，经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救护车送至上海市徐汇区大华医院急诊治疗，病历记载为左髋外伤后疼痛伴活动受限10小时，诊断为骨折，同日收治入院。入院诊断：

1、左侧股骨颈骨折（GardenⅣ）；

2、左耻骨上支骨折待排。查体：脊柱生理性弯曲，无压叩痛，屈伸活动正常。左髋部压痛存，略肿，左髋关节略外旋内收畸形，较健侧未见明显短缩畸形，屈伸受限，肢端血供、感觉、活动正常。膝、跟腱反射存，病理征未引出。杨永生入院完善相关检查后，于2011年5月4日在连硬外麻醉+静脉麻醉下行左侧股骨颈骨折切开闭式复位空心钛钉内固定术，手术顺利，术后安返病房，术后予补液预防感染、消肿对症治疗后。术后发生肺部感染，予积极抗感染后，病情稳定。术后两周伤口拆线，I/甲愈合。杨永生于2011年5月28日出院，共计住院天数31天。出院诊断为

1、左侧股骨颈骨折（GardenⅣ）；

2、肺部感染。查体：神清，精神可，两肺可闻及湿性罗音，心率82次/分。左下肢外展中立位制动，左髋部外敷料干燥，患肢末梢循环、足趾活动及感觉可。出院后用药及建议：

1、骨科门诊随访，四周后骨科专家门诊复诊、摄片；

2、患肢床上不负重功能锻炼；

3、带药：银杏叶等。治疗结果：治愈。杨永生为此支出急诊医药费180元。阳光养老院为此支出急救医疗费70元、救护车费60元、门急诊医药费307元、住院医药费4,334.50元、护理费960元，另由医疗保险统筹支付住院医药费28,456.87元。

2011年6月13日、7月3日、7月7日，杨永生先后三次至上海市徐汇区大华医院门诊复诊，其中7月7日由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救护车往返接送。杨永生为此支出急救医疗费70元、救护车费60元、医药费202.10元，另由医疗保险附加支付医药费233.92元。

2011年9月26日下午，上海市徐汇区长桥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杨永生与阳光养老院进行调解，杨林妹代表杨永生、沈小龙代表阳光养老院出席参加协商。因赔偿金额差距过大，致调解不成。

2012年2月20日，杨永生为委托律师代理本案诉讼，支出律师代理费3000元。

另查明，2011年11月11日，上海方锐律师事务所委托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南医院司法鉴定所对杨永生的人身损害伤残等级及休息、营养、护理期限进行评定。该司法鉴定所于同日在所内检验所见：（杨永生）平板车推入检室，神志尚清，检查合作等。2011年11月18日，该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记载有：“根据病史、结合案情及检验所见，被鉴定人杨永生因交通事故致左侧股骨颈骨折。……”结论为：被鉴定人杨永生所受损伤分别构成九级伤残。其所受损伤的营养三个月、护理三个月；择期行二次手术治疗，则后期治疗营养一个月、护理一个月。杨永生为此支出鉴定费1,800元，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南医院出具了姓名为“张永生”的司法鉴定费收据。

2012年2月21日，阳光养老院向本院申请重新委托鉴定机构对杨永生的伤情进行因果关系的司法鉴定。2012年2月23日，阳光养老院又向本院申请对杨永生的伤残等级、三期、认知能力程度及表达能力进行司法鉴定。后经本院组织调解不成，阳光养老院于2012年3月26日明确申请对杨永生进行伤残等级、护理期、营养期和行为能力鉴定。2012年3月29日，阳光养老院又撤回对杨永生进行行为能力鉴定的申请。杨永生同意由法院指定重新鉴定机构。

本院遂委托上海市司法鉴定中心对杨永生的伤残等级、护理期、营养期进行重新鉴定。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南医院司法鉴定所于2012年4月25日出具情况说明，对司法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部分的相关意见更正为：“根据病史、结合案情及检验所见，被鉴定人杨永生因摔倒受伤致左侧股骨颈骨折。……。”并在司法鉴定费的收据上更正姓名为“杨永生”。上海市司法鉴定中心于2012年4月28日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认为阳光养老院申请重新鉴定不符合司法部《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九条（重新鉴定）的规定及存在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故不予受理。杨永生和阳光养老院对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南医院司法鉴定所的情况说明、补正意见、上海市司法鉴定中心的不予受理通知书均无异议。

再查明，杨永生受伤时，杨培金未经专业培训，未取得上海市护理员执业证书。自2011年2月起，杨培金一人护理包括杨永生在内同一个房间的六位老人。

上述事实，除双方当事人的一致陈述外，另有上海市养老机构老人入住协议书、阳光养老院补充协议书、承诺书、护理交接班记录、医生交接班记录、出门证、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急救医疗费收据、救护车费收据、杨永生门急诊就医记录册（自管）、上海市徐汇区大华医院出院记录、门急诊医药费收据、住院医药费收据、上海恒研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劳务服务工资和管理费发票、上海市徐汇区长桥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笔录、上海方锐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费发票、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南医院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司法鉴定费收据、情况说明、上海市司法鉴定中心不予受理通知书、证人杨培金的证言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予以确认。

庭审中，杨永生明确后续治疗尚未进行。阳光养老院表示根据上海市徐汇区大华医院的出院小结等证据，对杨永生具有行为能力不持异议。

本院认为，自然人的健康权受法律保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健康权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被告作为从事老年人住养、护理、康复等服务的社会福利机构，对于入住的老人应当根据护理等级尽到照顾和护理的职责，其录用的护理员应当具有相应的护理资质。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入住协议明确原告为专护等级并收取了相应费用。根据相关规定，养老机构护理员与专护（完全不能自理和瘫痪老人）老人比例应达到1:1.5至2.5。对易发生坠床、坐椅意外的专护老人，应提供床栏、座椅加绳托等保护器具，确保安全。但被告护理员当时既无护理资质，又需一人护理六位老人，难免导致护理不到位。且从事发情况分析，护理员在暂离原告之前并未采取保护措施，从而无法在最大程度避免和防止属于专护对象的原告发生事故。事故发生后，被告既未在第一时间通知家属，又未及时将老人直接送医院诊断，导致从老人反映疼痛症状起至医院就诊长达五个小时。被告的上述行为显已违反了相关管理规定和安全保障义务，应当对造成原告受伤的过错承担侵权责任。但考虑到原告本身自理能力较弱，且系因自身取物时不慎摔倒，亦有一定的过错，依法可酌情减轻被告的责任。综合事故起因、双方的过错程度，以及对养老护理行业本身具有的公益性、高风险性等情况的考虑，本院酌情确定由被告对原告的合理损失承担80%的赔偿责任，原告自负20%的责任。

本案损害赔偿范围认定如下：

1.医药费，经庭审质证一致，扣除医疗保险统筹、附加支付部分，本院凭据支持5,283.60元，其中被告已支付4,771.50元。被告自愿全额承担合理的医疗费用，于法无悖，本院予以准许。因被告未就其主张应扣减医疗费中进口钢板支架材料与国产价格的差价予以明确金额及合理解释，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尚需赔偿原告医药费512.10元。

2.住院伙食补助费，被告并无证据证明于原告住院期间为其送营养餐，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原告的计算标准于法无悖，本院对其主张620元予以照准。

3.残疾赔偿金、护理费、营养费、鉴定费、律师代理费，被告对金额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因后续治疗尚未实际进行，对原告主张后续治疗的护理费、营养费，本院不作处理，原告可待实际发生后另行主张；本院对五项损失合计支持48,230元。

4.交通费，杨永生虽未提供交通费的相应凭证，但考虑到其复诊、鉴定确需相应支出，其主张金额300元亦属合理，本院予以支持。

5.精神损害抚慰金，鉴于原告因本起事故构成九级伤残，客观上承受一定的精神痛苦，其主张金额10,000元与其所受伤害标准相符，本院予以支持。

上述第2项至第5项损失共计59,150元，依据责任比例，应由被告赔偿原告47,320元。扣除被告已支付的护理费960元，及与医药费合计，本院核定原告损失为46,872.10元。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上海徐汇区阳光养老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杨永生46,872.1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297.40元，减半收取计648.70元（原告杨永生已预缴623.80元），由原告杨永生负担160.80元，被告上海徐汇区阳光养老院负担487.9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汪 健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书 记 员：朱 磊

周某诉某敬老院等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2)杨民一(民)初字第2311号

原告周某。

被告某敬老院。

被告王某。

被告王某某。

原告周某与被告某敬老院、王某某、王某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陈某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本院依法将本案转入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某的委托代理人牛某，被告某敬老院的委托代理人金某、被告及被告王某某的法定代理人王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某诉称，原告自2008年4月起入住于被告某敬老院，被告王某某(智力残疾)也居住于该敬老院。2011年9月24日，原告在敬老院内，被被告王某某推倒在地，造成身体受伤。经医院诊断，原告左骨粗隆间骨折。被告某敬老院作为专业的养老机构，本应对智力残疾的被告王某某采取适当防范措施。然而被告某敬老院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造成被告王某某在敬老院内可以随意走动，以致原告受伤，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王某是被告王某某的监护人，对于被告王某某造成的损害后果，亦应承担责任。由于原告和被告就赔偿事宜未能达成一致，故诉至法院。现要求三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人民币1000元（以下所涉货币均为人民币）、住院伙食补助费260元、交通费326元、一期护理费48,000元、一期营养费1500元、残疾赔偿金18,11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律师费6000元。由于部分的医疗费单据遗失，原告自己支付的医疗费单据只有113.35元。

被告某敬老院辩称，原告受伤的时间、地点没有异议。原告和被告王某某均居住于敬老院内，因此他们都可以在敬老院内活动，被告无权对王某某的活动进行限制。由于原告在事发当日对于智力残疾的王某某态度生硬才会引发其受伤，因此被告对于原告受伤没有责任。另外，被告在原告治疗期间，垫付了医疗费34,881.73元、救护车费241元、护理费120元，要求在本案中一并处理。

被告王某某、王某辩称，原告受伤的时间、地点没有异议。被告应当承担多少责任，由法院判决。被告在原告治疗期间，垫付的费用，同意在本案中一并处理。

经审理查明，原告周某自2008年4月起入住于被告某敬老院。2011年9月24日，原告周某在被告某敬老院内与同为居住在该院的被告王某某(智力残疾)发生争执。在此过程中，原告周某倒地受伤。之后，原告周某被送往医院治疗，经诊断为左骨粗隆间骨折。治疗期间，被告某敬老院垫付了医疗费34,881.73元、救护车费241元、护理费120元。

另查，被告王某某为智力残疾（三级），监护人为王某。

审理过程中，本院委托某司法鉴定中心对于原告周某休息、营养、护理期限和伤残等级进行鉴定，结论为原告周某损伤的后遗症相当于道路交通事故十级伤残，伤后一期治疗休息300日，护理240-270日，营养90日，二期治疗休息30日、护理15日、营养15日。

本院认为，公民的身体健康权受法律保护，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本案原告周某在敬老院内，因与被告王某某发生争执导致摔倒受伤，被告王某作为被告王某某的监护人，应承担侵权责任，原告周某受伤之后所产生的赔偿费用应由被告王某承担。被告某敬老院作为养老机构，主要收养老人居住，职责是在能够合理预见的范围内确保居住在内人员的安全。老年人在敬老院内年老体弱，行动不便，而被告王某某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随意走动可能会对老人产生影响，故被告某敬老院应当适当采取措施予以防范。原告周某的损害虽然是由被告王某某造成的，但被告某敬老院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当对此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

关于原告损失的具体项目确定如下：

一、原告周某主张的医疗费，因原告遗失单据，只能认定其自己支付的部分单据为113.35元；

二、营养费，参照鉴定报告确定的营养期限，按照每日35元计算，期限确定为90天；

三、护理费，参照鉴定报告确定的护理期限，按照每日50元计算，期限确定为270天；

四、残疾赔偿金，按照鉴定报告确定的残疾等级，依据定残时原告的年龄，酌情计算为18,115元；

五、交通费，按照原告就诊实际所需，确定为326元；

六、住院伙食补助费，住院时间为13天，按照每天20元计算；

七、律师费，发票金额为6000元，考虑到原告伤情和责任程度，酌情确定为3000元；

八、精神损害抚慰金，考虑到原告的伤害程度及双方的责任，确定为5000元。由于被告某敬老院垫付了医疗费34,881.73元、救护车费241元、护理费120元,为避免诉累,上述垫付的费用,在本案中一并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王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周某医疗费人民币113.35元;

二、被告王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周某营养费人民币3150元;

三、被告王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周某护理费人民币13,500元;

四、被告王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周某残疾赔偿金人民币18,115元;

五、被告王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周某交通费人民币326元;

六、被告王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周某住院伙食补助费人民币260元;

七、被告王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周某律师费人民币3000元;

八、被告王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周某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5000元;

九、被告王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被告某敬老院垫付的医疗费人民币34,881.73元、救护车费人民币241元、护理费人民币120元;

十、被告某敬老院对上述判决主文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条中被告王某应履行部分在40%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人民币945元,由被告王某负担，本案鉴定费人民币2800元，由被告王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陈某某 审 判 员陈 某 人民陪审员李 某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六日

书 记 员周 某

李某诉某敬老院健康权纠纷案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2)长民一(民)初字第8384号

原告李某。

委托代理人潘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姚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某敬老院。

法定代表人楼某，院长。

委托代理人汤某，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某与被告某敬老院（以下简称：某敬老院）健康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2年11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中，应原、被告申请，本院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司鉴所），对原告李某的伤残程度及休息、护理、营养期和伤病关系进行法医学鉴定，该中心于2013年1月11日出具鉴定意见书。嗣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3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某的委托代理人潘某，被告某敬老院的委托代理人汤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某诉称：2012年6月，其子与被告签订入住协议书，约定原告入住被告处，护理等级为一级护理，每月护理费805元。2012年7月13日，原告神志清醒，原告自行吃完早餐后，在其入住的被告处的房间床边，站起来要将餐具递给护理员，护理员没有伸手接碗，没抱稳原告，原告向前摔倒，摔倒过程中原告身体碰到床沿，然后脸朝下倒地。同日，原告家属接到被告电话通知后，赶到被告处，将原告送往上海市长宁区中心医院进行门急诊及住院治疗（住院8天），被诊断为肋骨骨折（左侧2-7，右侧4-6），原告支付医疗费人民币（下同）983.77元。出院后，原告住回被告处，按月支付床位费、护理费、伙食费。此后，原、被告就赔偿事宜未达成一致意见，故原告诉至法院。法院委托司鉴所，对原告李某的伤残程度及休息、护理、营养期和伤病关系进行法医学鉴定，该中心于2013年1月11日出具鉴定意见书，结论为原告因故致胸部损伤等，其两侧九根肋骨骨折相当于道路交通事故九级伤残。伤后休息120-150日，营养90日，护理90-120日。原告支付鉴定费3,900元。另，原告对《上海市养老机构管理和服务基本标准（暂行）》无异议。原告认为其各项损失如下：医疗费2,99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60元，营养费3,000元(1,000元/月某3月)，残疾赔偿金36,23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交通费300元，护理费7,420元（1,855元/月某4月）,律师费5,000元，鉴定费3,900元。庭审中，原告调整下列诉请如下：医疗费983.7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50元，残疾赔偿金36,230元,交通费100元。原告认为被告存在如下过错及行为：

1、从被告提供的护理交班记录可见，被告每名护理员护理9-11人，违反一级护理一名护理员最多护理3.5人的规定，被告未尽到一级护理的义务；

2、被告护理员没抱稳原告，存在失手行为，导致原告坠地；

3、被告通知原告家属较晚，没有进行及时救治；原告考虑到被告系福利机构，由被告全额赔偿较困难，故仅要求被告承担70%的赔偿责任。

被告某敬老院辩称：其院对原告入住该院时间、护理等级、原告摔倒时间及地点、原告就医情况、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交通费、鉴定结论、《上海市养老机构管理和服务基本标准（暂行）》均无异议。其院对认为原告摔倒过程如下：2012年7月13日，原告神志清醒，原告吃完早餐，被告护理员将原告安顿在床边的座椅上，护理员就离开房间，接其他老人去了。护理员听到原告所住房内其他老人在叫，然后返回该房间，看到原告跌坐在地上。护理员见状立即抱起原告，放在床上。之后，该护理员立即向被告负责人汇报，被告的负责人随即通知了原告家属。被告护理原告的该名护理员具有上海养老护理人员资格证，发证期为2007.6，有效期三年，期满后未续证，但被告是按照相关规定一名护理员最多护理3.5位老人进行护理的。被告不存在未及时救治的情况。因被告相关行为并不构成侵权四要素，故被告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

经审理，本院查明事实如下：

1、原告系本市城镇居民，被告系经批准从事养老服务的社会福利机构。2、2012年5月，原告之子与被告签订入住协议书，约定原告入住被告处103室3床，护理等级为一级，每月费用如下：床位费为1,050元，护理费805元，伙食费400元。

3、2012年7月13日7时许，原告在入住的被告处103室房间内摔伤。同日，原告被其家属送往上海市长宁区中心医院进行门急诊及住院治疗，被诊断为肋骨骨折（左侧2-7，右侧4-6），原告支付医疗费983.77元。8天后，原告出院返回被告处103室居住，并按月支付床位费、护理费、伙食费。

4、庭审中，应原告对伤残程度及休息、护理、营养期和被告对原告的伤病关系的申请，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委托司鉴所，对原告李某的伤残程度及休息、护理、营养期和伤病关系进行法医学鉴定，该中心于2013年1月11日出具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分析说明阐明：“„„被鉴定人李某因故致胸部等处损伤，本中心阅其损伤后影像学资料见双侧九根肋骨（左侧第2、3、4、5、6、7及右侧第4、5、6）骨折等，以上骨折端锐利，未见骨折端血肿机化。一般骨折愈合过程可分三个阶段，血肿机化期约为两周，骨痂形成期（即临床愈合）约需数个月，骨痂塑性完成约需两年。以上骨折端未见明显血肿机化，符合新鲜性骨折改变。且目前未见李某存在明显骨质疏松等病理基础或病理性骨折的危险因素，故分析其上述骨折符合本次外伤所致，即本次外伤与其多发性肋骨骨折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该意见书结论为原告因故致胸部损伤等，其两侧九根肋骨骨折相当于道路交通事故九级伤残。伤后休息120-150日，营养90日，护理90-120日。为此，原告支付鉴定费3,900元。

5、事发时，原告神志清晰；护理原告的被告处护理员，具有上海养老护理人员资格证，发证期为2007年6月，有效期三年，期满后未续证；上述护理员护理约8位老人。

6、庭审中，原、被告对如下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医疗费983.7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50元，交通费100元，残疾赔偿金36,230元；对《上海市养老机构管理和服务基本标准（暂行）》无异议。

7、《上海市养老机构管理和服务基本标准（暂行）》内容载明：“„„第五条本标准所列各项条款均为最低要求。第六条护理员与住院老人的比例为：„„护理员与一级（不能自理）老人比例1：2.5至3.5„„。„„第十九条分级护理服务三、一级护理

8、„„防止摔伤。”

8、原告为本案诉讼聘请律师进行诉讼代理，并支付律师费。

上述事实，除有各方当事人陈述外，另有入院申请表、入院调访表、护理交班记录、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上岗证、某敬老院发票、病史资料、医疗费票据、入住协议书、鉴定意见书、鉴定费发票等证据为证，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

审理中，因原告不愿意调解，致本案调解不能。

本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人身、财产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1、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判断被告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应从被告是否具有违法行为、受害人是否存在损害后果、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被告是否存在主观过错四个构成要件予以考量。

1）、被告是否具有违法行为？本案中，被告作为经批准从事养老服务的专业社会福利机构，对入住其处的老人，应从自身护理职责出发，对老人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防止意外情况的发生。本案原告入住被告处后，直到本案事发，被告根据原告的身体健康状况，确定原告护理等级为一级。根据原、被告均无异议的《上海市养老机构管理和服务基本标准（暂行）》规定，护理员与一级老人比例最多为1：3.5。然而，被告为原告提供的护理员服务的老人远远多于3.5名老人，且事发时该护理员的上岗证处于失效状态。可见，被告实施的护理行为，违反了《上海市养老机构管理和服务基本标准（暂行）》的相关规定，具有违法性。

2）、受害人是否存在损害后果？受害人，即本案原告，在被告处摔倒，致原告九根肋骨骨折，九级伤残的损害后果。

3）、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上海市养老机构管理和服务基本标准（暂行）》规定，一级护理要防止老人摔伤。然而，被告实施的上述行为，未能防止原告摔伤。可证，被告的违法行为与原告的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

4）、被告是否存在主观过错？被告作为经批准从事养老服务的专业社会福利机构，对于《上海市养老机构管理和服务基本标准（暂行）》关于护理员与一级老人比例等规定应是明知的。但，被告为原告提供的护理员服务的老人远远超过上述比例，被告未按照上述规定履行自身护理职责，未对原告尽到合理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未防止原告摔伤的意外情况发生。可证被告主观上存在过错。

综上，被告的违法行为、原告的损害后果、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被告存在主观过错，均符合侵权责任四要件，被告的侵权责任成立，被告应就原告的摔倒受伤及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

2、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

本案中，事发时，原告神志清醒，原告对自身的摔伤未尽到应有的安全注意义务，对摔倒受伤及损害后果亦存在过错，可适当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

本院根据案件实际情况，结合原、被告双方的过错程度以及被告作为社会福利机构的公益性质，确定被告对原告摔倒受伤及损害后果承担40%的赔偿责任。故原告要求被告承担70%赔偿责任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

关于本案赔偿范围和数额，应当基于原告的诉请范围、鉴定意见、法律规定等合理确定。

1、原、被告确认一致的医疗费983.7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50元，交通费100元，残疾赔偿金36,230元，于法不悖，本院予以确认。

2、营养费，根据鉴定意见确定的营养期，结合原告的伤情，本院确定为2,700元(30元/日某90日)

3、护理费，本院根据原告受伤的实际情况，结合鉴定结论，确定为3,220元(805元/月某120日/30日)。

4、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鉴定意见，本院酌定为10,000元。

5、律师费，本院根据原告在本案中的可获赔数额，结合本市现行律师收费的标准，确定为4,000元。

6、鉴定费3,900元，系合理合法支出，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原、被告申请鉴定的事项、赔偿比例，酌定由原告负担1,440元，被告负担2,460元。

上述各项中，医疗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残疾赔偿金、律师费共计57,383.77元，应由被告负担40%，即22,953.50元;鉴定费3,900元，由原告负担1,440元，由被告负担2,460元。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某敬老院应赔偿原告李某医疗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残疾赔偿金、律师费共计人民币22,953.5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履行完毕。

二、驳回原告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鉴定费人民币3,900元，由原告李某负担人民币1,440元，由被告某敬老院负担人民币2,460元。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52.40元，由原告李某负担人民币632.40元，被告某敬老院负担人民币42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俞鸣琪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浅谈学校后勤的安全保障义务 篇3

关键词：学校后勤；安全保障；义务

学校后勤因为自身的特点，服务场所多，人员密集，人身伤害事件时有发生，避免事件的发生值得学校后勤管理者的重视。笔者从一起人身伤害案件入手，结合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阐明了安全保障义务的概念和性质以及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范围，并讨论了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结合可能出现的涉及安全保障义务有关的后勤服务纠纷，提出防范措施。

一、学校安全保障义务的由来

1.现有法律体系渊源

《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三十七条“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2.安全保障义务的概念和性质

所谓安全保障义务是指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对于进入经营场所或社会活动场所的消费者、活动参与者负有人身、财产安全的保障义务。如果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的，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从我国的立法实践看，由于法律、行政法规等大量规定了各种具体情况的安全保障义务，而合同法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安全保障义务应该属于法定义务。违反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承担的是侵权责任而非违约责任。

3.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应该符合侵权民事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即侵权损害事实——发生了人身损害结果；侵权行为的违法性——违反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更多体现为不作为；违法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即认为其主观上有过错。

由于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是过错责任，因此，判断有无过错是关键。判断经营者、组织者有无过错的一般标准是看其是否达到了“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具体地说，是否达到了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或者操作规定等所要求达到的注意程度，或者是否达到了同类经营者、组织者所应当达到的通常注意程度，或者是否达到了一个诚心善良的经营者、组织者应当达到的注意程度。如果履行了“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即使受害人有人身伤害的事实，经营者、组织者也不承担赔偿的责任。

二、学校防范措施

1.涉及安全保障义务的后勤服务纠纷

学校后勤部门直接或者间接为师生提供服务，越是与师生接触紧密的环节，发生纠纷的可能性越大。后勤服务中容易发生的纠纷有：浴室洗浴中因地面过滑造成的人身伤害，保洁时地面湿滑导致师生摔倒，校内高大树木残枝折断伤人，修建过程中高空作业导致人身伤害，师生在就餐过程中因食堂地面湿滑造成的人身伤害等。这些都是一般的侵权纠纷，对于经营者、管理者有过错的举证责任由受害人一方承担。

2.防范措施

（1）建立健全各种管理制度

建立健全各种管理制度，就使得各岗位、各人员的工作有一个统一的执行规范和评定标准。现在比较流行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无疑是一个很好的管理方法。我校在建立质量管理体系的时候，制订了详实的、操作性强的后勤服务质量手册、实施细则和工作标准等文件，共计30余万字，内容涵盖后勤服务的各个环节，收集整理与后勤有关的法规100余万字，从而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质量管理体系。明确了各个岗位的职责、工作标准和质量目标，加强了各个过程环节的质量控制，进一步规范了后勤服务，有效提高了服务质量。

（2）规范作业程序，完善作业档案

根据安全保障义务的要求，学校后勤安全保障义务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硬件设施方面和人员配备方面，二是软件方面。学校要经常地注意建筑物、配套服务措施、设备是否安全可靠，有国家强制标准的要符合其要求，没有国家强制标准的应当符合行业标准或者达到进行正常经营所需要达到的安全标准；对建筑物、设备设施进行日常维护，使它们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对于可能出现的风险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配备数量足够的合格的安保人员。比如：电梯要经过质量管理部门的强制检测；特殊操作岗位的人员要经培训后持证上岗；绿化人员对高大树木的枯枝要经常修建，避免落下伤人等。

虽然一般的人身伤害案件，受害方承担证明对方有过错的举证责任，也不能认为学校就无需收集任何证据，学校同样要认真收集证据证明自己并无过错。这要求学校对于纠纷平时就要有防范意识，在作业的过程中做好防范工作，及时做好作业纪录，以应付日后可能发生的纠纷。

后勤服务的范围广，涉及安全保障义务的事务非常多，关键是后勤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要做个有心人，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就可防范许多潜在的风险。

参考文献：

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 篇4

1 经营场所经营者对消费者的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律依据

(1) 经营者的所得收益和承担风险相统一原则。经营者从事营利性活动并能从中得到收益, 他们的营业服务场所和设施是为获取利益而存在的, 由此产生的损害属于经营风险, 因此, 按照利益和风险相统一的原则, 经营者在获利的同时应当承担相关的风险, 进而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 有利于经营者控制危险的发生。相对于消费者而言, 经营者应该比消费者更了解设备的性能和服务的设施, 更熟悉服务场所的实际情况和相关方面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 更能预见可能会发生的危险和损害, 因此, 要求经营者承担安全保障义务就会促使经营者在危险发生前做好预防工作, 防止损害的发生或减轻损害。

(3) 有利于节约社会成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预防损失发生的成本和事后处理的成本哪个较低, 就应采用成本较低的办法处理。拿消费者到银行取款这个案例来说, 由银行这个经营者承担经营服务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的成本相对较低, 因为事故的发生概率对于单个取款人而言是极小的, 如果为了防止极小概率发生的事故, 每个取款的消费者都要聘请保镖, 这样付出的预防成本, 对个人乃至整个社会利益而言都是不经济的。所以, 由银行经营者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符合社会成本的最小化原则。

(4) 消费者与经营者实质平等的要求。从法律地位上来说, 经营者和消费者是平等主体, 但在实际生活中, 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

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廖善康

因, 消费者则是弱者。因此, 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形式上平等而实质上不平等。为了体现实质平等, 各国都出台消费者保护法对消费者这个弱势群体进行特殊保护, 并在立法中规定消费者的安全权。198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保护消费者准则》也把“保护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不受危害”列为首要条款。

2 经营场所经营者对消费者的安全保障义务

2.1 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分类

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是一种积极的作为义务, 法律设置的初衷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因此, 依据危险来源的不同, 可以将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划分为两类:一是经营者防止自己侵权的安全保障义务;二是经营者防止第三人侵害消费者的安全保障义务。

(1) 经营者防止自己侵权的安全保障义务。经营者防止自己侵权的安全保障义务是指经营者负有不因自己的行为而直接使消费者的人身或财产受到侵害的义务。此类案件在我国的司法实例中大量存在。如广西北海“渔家庄”鳄鱼湖就曾于2007年4月20日下午发生一起因经营者的鳄鱼湖安全设施存在隐患 (外层防护墙门口旁墙体坍塌, 内墙最矮处只有0.55米, 外人容易进入) 致使进入该湖游玩的受害人刘海洋被鳄鱼群活活吞噬的悲剧发生。此类案件中经营者未履行的就是防止自己侵权的安全保障义务, 因此经营者应负侵权赔偿责任。刘海洋事件案件发生后, 其父母起诉到法院, 最后在二审法院的调解下, 广西北海“渔家庄”鳄鱼湖的经营者刘家振自愿补偿死者父母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误工费、公证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合计16万元。

(2) 经营者防止第三人侵害消费者的安全保障义务。经营者防止第三人侵害消费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是指经营者负有的不因自己的不作为而使消费者的人身或财产遭受自己之外的第三人侵害的义务。如超市搞促销活动时常发生的消费者踩踏事件中, 经营者就负有保障消费者人身安全的义务。此类案件在现实中也较为常见。据报道, 南京北京华联超市湖南路店就在2008年8月20日上午举办的低价促销活动时发生踩踏事故, 这起事故造成多位顾客受伤, 有4名伤者较重, 其中一人多处骨折。

2.2 经营场所经营者对消费者的安全保障义务

根据司法实践案例, 经营场所经营者对消费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主要有以下三项义务:

(1) 危险预防的义务。经营者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预防第三人侵害消费者权利的行为发生。经营者预防危险发生的义务主要体现以下三个方面:第一, 物方面的安全保障。经营场所的建筑物、构筑物、配套服务设施、设备应当配置合理充分, 性能安全可靠, 没有不合理的危险存在。并且要在场所内配备安保设施, 如设置电子监控系统。第二, 人方面的安全保障。经营者对于可能出现的危险应

参考文献

[1]黄松有.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4.

[2]张新宝, 唐青林.经营者对服务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J].法学研究, 2003, (3) .

[3]许海鸥, 董新勇, 苏骅.北海“鳄鱼吞噬小孩”案审结死者父母获赔16万元[N].南国早报, 2009-09-11.

[4]曹卢杰, 吉启雷.南京超市发生踩踏事故一顾客被踩断肋骨[N].扬子晚报, 2008-08-21.

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 篇5

摘要：现代物业管理中物业公司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的性质素来有合同义务、附随义务、法定义务等不同认识。现有立法直接涉及物业管理安全保障的仅有物业管理条例中个别条款规定，多是在侵权法、合同法等立法中针对一般民事活动中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基于不同性质的义务的优劣分析，结合我国现有立法模式，认为现代物业管理中安全保障义务应界定为法定义务，同时不排除法定标准之上的约定。

世界上最早的物业管理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英国。我国的物业管理自20世纪80年代深圳第一个物业管理公司成立后，逐渐在沿海地区兴起，发展至今虽只有几十年时间，已逐渐呈现出专业化、规模化、集团化、区域化的趋势和特点。虽然房地产经济的繁荣推动了物业管理行业的发展壮大，但人们对私有权利保护意识的逐步增强，使其对居住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物业管理中的各类纠纷也逐渐增多。尤其是各地频频出现的业主被盗被害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也让我们不得不将目光集中到现代物业管理中的安全保障这一问题上，而首当其冲的是应明确界定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律性质。1 物业管理中安全保障义务的含义

安全保障义务最早起源于罗马法中要求旅馆业者对住宿客人携带的财产承担保护义务（契约责任）的规定。德国法最初在道路交通安全中规定此种安全注意义务，后为德国判例逐渐引用到侵权行为法领域，通常被称为“社会活动安全注意义务”。在法国，最开始是为了解决工伤事故中对雇员的保护，要求雇主对雇员承担安全保障义务，也叫“保安义务”；此后扩展适用

到所有契约类型中和侵权行为法领域。

在我国，安全保障义务通常被认为是在某些特定的法律关系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的人身、财产之安全负有关照和采取积极措施加以保护的义务。物业管理中物业公司和享受物业服务的业主之间也存在特定的物业合同关系，物业公司在其可预见范围内，也负有保障小区业主人身、财产不受侵犯的安全保障义务。物业公司若违反此义务造成业主权利受到侵害，应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物业管理中安全保障义务的性质争议

2.1 合同义务说

正因为安全保障义务最早由契约责任规定，很多人都容易将其界定为约定性义务。物业管理中，只要物业服务提供方和接受方在物业合同中约定了保障人身及财产安全的义务，则负有义务的行为人违反了该义务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比如，物业公司在物业服务合同中明确承诺保障业主在住宅、小区内的人身、财产不受外来人员的干扰和侵害，则物业公司就有义务为此配备专门的保安人员、建立相关的保安制度、安装必要的电子监控系统、对服务区域周边的围护设施加以完善，从而保障业主人身财产权利。

但合同义务确立的前提是一定要存在物业服务合同关系或者当事人有关于安全保障的明确约定，这要求遭受损害的业主有充分证据证明此种关系。并且合同义务仅限于保护相对人，保护的内容也仅限于财产利益，义务违反的责任中也不包括精神损害赔偿。这对物业服务中遭受损害的业主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2.2 附随义务说

附随义务，一般指并非自始确定，而是在合同关系发展过程中，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发生的、旨在更好地实现当事人利益的义务，通常包括通知、说明、协助、照顾等。物业管理中，即便物业服务合同中没有对安全保障义务进行明确约定，基于遵循诚信原则，物业公司为保证对业主提供符合约定要求的服

务，也必须对业主尽到协助、照顾义务，其中就包括对业主的人身、财产的安全保障义务。

附随义务归根到底还是合同法上的义务，不可避免也会受到保护对象和保护内容范围的限制。对于那些与物业公司不存在物业合同关系，但又很容易频繁出现在物业小区的人员，如家庭装修工、快递员、家政服务人员等，都不会在小区区域内受到来自物业的安全保障；那这些提供相应服务的人员不愿服务上门，也给小区业主造成不便。此外，理论上，附随义务在合同的义务体系中大多也都处于辅助性、次要性、依附性地位，不具主导、基础作用；但是物业管理中的安全保障通常是针对人身性、财产性利益进行保护，往往是最本质、最基本的。将安全保障义务定性为附随义务与现实需求不符。

2.3 法定义务说

也有很多学者认为物业管理中的安全保障义务是侵权法上的义务。学者王利明认为：“保护义务与其说是根据诚信原则产生，不如说是侵权法所确定的义务。因为侵权法为每一个人确定了不得侵害他人财产和人身的义务，违反此种义务首先将要产生侵权责任。”学者尹田也认为“人身伤害从来都不适用于合同责任，即使这种伤害导致了合同的不履行。因为注意第三人安全的义务是一种‘通常存在’的义务，这一义务不是来源于合同，其范围也并非由合同所确定。”

法定义务的主体范围扩展到了不仅包括特定紧密联系的相对人，还包括其他所有不特定社会主体；法定义务的违反，不仅涉及财产损害赔偿责任，还有可能涉及精神损害赔偿；受害人的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也较合同的违约请求权的长。因此，将安全保障义务界定为法定义务，相较于合同义务具有极大的优势。物业管理安全保障义务的立法规定

我国目前在物业管理的相关立法中，并没有针对安全保障义务的直接规定，仅在《物业管理条例》的个别条款中有涉及。如第36条第2款规定，物业服务企业未能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导致业主人身、财产安全受到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第46条第1款规定，对物业管理区域内违反有关治安、环保、物业装饰装修和使用等方面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制止，并及时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报告。第47条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协助做好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安全防范工作。物业服务企业雇请的保安人员在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公共秩序时，应当履行职责，不得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这几条是关于物业服务公司在物业服务中对业主人身、财产遭受损害所承担之法律责任的原则性规定，也隐含了作为法定义务的安全保障义务。

目前更多的立法是对一般民事活动中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如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侵权责任法》第37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此外，《航空法》、《铁路法》、《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民用航空器法》、《公路法》、《娱乐场所管理条例》、《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以及《公共娱乐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等都对安全保障义务作出了直接或间接的规定。

但上述立法尤其是侵权责任法均未明确是否也适用于物业服务活动。物业服务公司和业主之间也属于一种常见的服务消费合同关系，是一种民事关系，但是否能适用上述两条规定，关键就在于物业服务公司是否属于立法中所指的“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

笔者以为，现有列举式立法并不能穷尽当前所有管理人的类型，而物业服务区域属于一个相对开放的公共性场所，属于侵权责任法中37条所指的“公共场所”，该场所的管理人理所当然对应于物业服务公司。而且根据安全保障义务的“收益与风险相一致”理论，“那些从危险源中获取利润的人经常被认为是有制止危险义务的人”；物业服务公司在提供有偿物业服务中获得相对丰厚的利益，就要对业主承担安全保障义务。而且，物业公司更有能力控制危险的发生，让其承担安全保障义务，更能节省社会成本，更符合实质平等的要求。所以，应认为物业服务公司也应该负有侵权责任法中的安全保障义务。

同时，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若存在合同关系，则也应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合同法》第122条规定：“因为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第60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前一条说明安全保障义务可能成为约定的合同义务，后一条预示其也有可能成为诚信原则所决定的合同中的附随义务。

综上，对于物业管理中的安全保障义务，现有的立法上既允许其为合同法上的约定义务，也可能为合同法上的附随义务，更多地可能为侵权责任法等立法规定的法定义务。认识和结论

物业管理中安全保障义务的性质的界定有助于我们明确法律的适用，从而明确义务违反的责任类型和追究；有利于去平衡物业服务中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的关系，更有利于保障和维护业主权益。

笔者认为，现代物业管理中物业公司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根本上而言是一种法定义务，但不排除超过法定标准之外当事人约定为合同义务。

首先，单独界定为合同义务或附随义务存在缺陷。如上，附随义务虽属于广义的法定义务，但从根本上而言是一种合同

法上的法定义务，和合同义务一样，仅限于特定相对人之间，保护对象范围受限，责任内容仅限于财产损害赔偿。而且，将物业管理安全保障义务规定为合同义务，过于自由，物业服务公司往往会借助自己的强势而逃避或限制自己在合同中对业主人身、财产安全保障的义务，以规避承担责任。

其次，界定为法定义务与现有立法模式相适应。我国现有立法大多数都对各公共场合的管理者、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进行了直接规定，明确为法定义务；尤其是侵权责任法的出台进一步明确了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管理人或者组织者应承担补充责任。所以，将物业管理中物业公司的安全保障义务界定为法定义务，与我国现有的立法模式相符，顺应了立法发展趋势。事实上各国在对安全保障义务性质的认定上一般也都会基于两种考虑：首先不违反本国已有的侵权法和合同法传统的分界线；进而在这一前提下寻求最有利的解决处理方式。

再者，有利于保障业主的权益。物业公司违反安保义务，应对受害业主遭受的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进行赔偿，这更有利于保障业主的权益。

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 篇6

关键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构成要件

一、行为人实施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

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7条的规定，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组织者在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这是我国法律关于安全保障义务的具体规定，由此不难看出存在相关主体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是承担责任的前提条件。在现实中，违反安全义务的行为通常表现为消极的不作为，但要准确界定这一前提条件就必须搞清一下几个问题：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来源以及其范围与类型。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7条规定的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为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和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而最高院下发的《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6条规定的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为从事经营活动或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通过法条对比看来，虽然二者均采用列举的方式明确了一些义务主体的类型，但《侵权法》规定的义务主体显然要比《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的狭窄很多，其排除了其他活动的组织者与自然人，这样限缩的主体范围将不利于受害人利益的保护[1]。知名学者杨立新倡导借鉴英美法系有关土地利益占有人的概念，即土地利益的占有人对所有进入土地是人承担安全保障义务。当然这也并不绝对，土地利益占有者承担义务的程度因进入者身份的不同而不同。笔者认为上述建议有可取之处，例如自然人甲经过乙家宅基地门前因路滑而跌倒受伤，在此乙对甲并不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法律的规定和合同的约定是安全保障义务的两项重要来源，其中法律规定是最主要也是最直接的来源。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中，《消法》第7条、《侵权法》第37条、《物业管理条例》第36条都是不同领域对安全保障义务的具体规定，还有不少法规与司法解释，如上述《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也对此有相关规定。伴随公民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一些消费者在签订合同时就与经营者就相关安全保障义务进行了明确约定，除了这种方式之外，理论界不少学者立足于民法中诚实信用和公平等基本原则，主张安全保障义务作为主合同的一项附随义务。

对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进行类型化的划分是为了更好的保障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为消费者提供舒适的消费环境。根据其内容的不同，可以将安全保障义务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保障设备、设施安全的义务。这点主要是指公共场所的经营者和管理者应确保场地的基本设备、基础设施，比如安全出口、消防设施、建筑质量等符合相关安全标准。第二，必要的提示、说明、救助义务。公众场所的经营者和管理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对潜在的危险因素应尽到必要的、及时的说明、提示、警告等义务。第三，配备专业服务人员的义务。例如在银行、交易场所等金融机构应配备专职的保安人员；旅行社应配备专业的具有讲解、救助技能的导游等等。

二、安全保障义务的相对人受有损害

安全保障义务的相对人受有损害作为相关主体承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是不言自明的，如果不存在安全保障义务的相对人受有损害，就无所谓承担责任、赔偿损失。当受害人单纯的遭受财产损失时，其可要求对方侵权人承担财产损失赔偿责任；当受害人遭受健康、生命的损害时，可要求对方当事人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当人身侵害造成受害人精神痛苦的事实时，其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要求对方当事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2]。

三、安全保障义务人存在过错

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的前提为相关主体存在过错，过错在在主观意识形态上可以分为故意和过失，而此处的过错仅指过失。当且仅当公共场所的经营者和管理者或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过失未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造成当事人人身和财产损失时，才能依据《侵权法》第37条由相关的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如果上述责任主体主观意思为故意，造成受害人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此时将不再涉及《侵权法》第37条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问题，受害人得依照《侵权法》或《合同法》请求侵害人依法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或违约责任。情节严重的，得依我国《刑法》追究其相应责任。

相关责任主体因过失未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在责任的承担上还会涉及到归责原则即由谁承担举证责任的问题。对此理論界基于不同的立场发出了两种不同的声音，王利明先生认为应当由受害人承担证明相关责任主体未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的举证责任，即过错责任。杨立新教授认为采用过错推定原则更为合理，一旦受害人受有损害即推定安全保障义务人存在过错，由安全保障义务人证明其不存在过错，就其已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承担举证责任。但就实务界目前主要的操作来看，采用过错推定原则，由安全保障义务人举证证明自己不存在过错更为公平与科学。

四、损害事实与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是一种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目前学界根据原因与结果两者联系的紧密程度，存在两种不同的学说，即直接因果关系说和相当因果关系说。直接因果关系说强调只有某一行为在特定情形下直接引起某一结果的发生，该原因与结果之间才存在因果关系。相当因果关系说是一种“盖然性占优”的高度推断，具体是指在侵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事实，根据社会经验能够推定该行为足以造成损害后果的发生，则判定他们之间存在引起与被引起的因果关系。

两种学说各有侧重，对于实践操作中如何适用的问题，理论界依然分为两派。不同的是，此时不涉及非左即右的问题，以王利明先生为主的学者站在最大限度保护受害人的立场上，认为应当采用相当因果关系说，只要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是损害结果发生的适当条件时，就判定他们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相关主体就应对此承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人大杨立新教授主张依据人身损害与财产损失的不同类型分类适用，对于人身损害事实以相当因果关系说为依据，最大限度保障人身健康；对于财产损失，则采用直接因果关系说，只有损害结果是由侵权行为直接引起的，才能判定相关主体对此承担侵权责任。

参考文献：

[1]杨立新.侵权责任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73.

[2]王利明.人身损害赔偿疑难问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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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保障义务义务主体的研究 篇7

一、安全保障义务的理论基础分析

学界的观点:

(一) 危险控制理论

在属于不作为责任原始形态的对他人侵权行为责任领域内, 监督者控制潜在危险的义务通常来源于他对危险的控制力。②这便是危险控制理论, 即“谁能够控制、减少危险, 谁就承担责任”。作为服务场所的实际控制者, 管理人相对于其他人来讲, 具有危险控制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二) 获利报偿理论

获利报偿理论, 又称收益和风险相一致理论, 意思是谁享受利益谁就应该承担风险。除了特定信任关系也受侵权行为法保护的法律观念外, 那些从危险源中获取利润的人经常被认为有制止义务的人。③大多数服务场所的管理人从事的都是营利性活动, 能够从危险活动中获得利益, 所以法律便将防范损害发生的注意义务施加到他们身上。

(三) 信赖关系理论

诚实信用原则是私法领域的帝王原则, 许多制定法规则都是由这一基础性的原则引出的。建立在这一原则上的信赖关系构成了安全保障义务的重要理论基础。基于这种民法上所保护的信赖关系, 一方当事人相信自己在从事这项活动时的人身和财产不会受到伤害。信赖关系理论为不作为侵权提供了理论依据:只要加害人有合理理由可以相信对方将保护其利益, 职业上的经验也会导致积极的作为义务, 如注意到一些不为受害人本人所致的风险。这种受法律保护的信任关系的存在就是对不作为责任中经常被用作抗辩论据的“为什么偏偏选择了我?”这一问题的答案。④

笔者认为, 安全保障义务的理论基础有两个, 即危险控制理论和信赖关系理论, 危险控制理论和信赖关系理论相互依存。危险控制理论是从安全保障义务的义务人角度来讲, 安全保障义务产生的前提应当是, 义务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有控制危险的可能性, 即保障权利人在安全保障义务的义务人控制的范围内不会受到第三人对其人身和财产的侵害。不能控制危险的人不承担安全保障义务。信赖关系理论是从安全保障义务权利人角度来讲的, 正是基于义务人对危险控制的可能性, 才产生了信赖关系。因此, 危险控制理论是信赖关系理论产生的前提, 两者都是安全保障义务的理论基础。

而获利报偿理论具有自身的局限性, 获利报偿理论可以作为经营者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理论基础, 但却无法说明为什么非经营者, 如公益活动的组织者也承担安全保障义务。所以, 这个理论不能作为安全保障义务的法理基础。并且很多情况下, 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并非因获利而产生。

二、安全保障义务与一般注意义务的区别

我国的现行法律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一般注意义务。那么安全保障义务和一般注意义务有什么区别呢?

(一) 学界的观点

1.有学者将安全保障义务等同于一般注意义务

认为经营者、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的法理基础, 来源于德国的一般安全注意义务理论与英美法系的注意义务理论。⑤

2.有学者认为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

联系是二者具有立法上的承继关系, 区别在于一般注意义务的范围更广。⑥

(二) 笔者认为, 安全保障义务和一般注意义务的理论基础都源于危险控制理论和信赖关系理论, 但两者存在明显的不同, 安全保障义务的义务人是基于自己是双方当事人特别的关联关系产生对危险的可预见性和可控制性。一般注意义务的义务人是基于道德的要求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考虑对自身的行为产生的风险控制或者是对自己管理的具有危险性的物 (或物件) 所产生的风险控制, 避免因为自己的行为或者自己管理的具有危险性的物 (或物件) 给他人造成损害。安全保障义务要求双方有一定的社会接触, 从而产生特别的关联关系, 基于这种特殊的关系或者是义务人对风险的控制能力, 一方当事人对他方当事人产生合理的信赖, 相信在自己从事这项活动时, 自己的人身和财产不会受到第三人的侵害。而一般注意义务的信赖关系发生在任何第三人之间, 是社会对一个“理性人”的要求。相信任何一个“理性人”自己的行为或者自己管理的具有危险性的物 (或者物件) 不会给他人造成损害。

安全保障义务与一般注意义务的性质也存在区别。安全保障义务主要是作为义务, 安全保障义务要求义务人采取一定的积极行为来保障相对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体现在“人”这一个层次上, 要求安全保障义务人在有第三人侵权的情况下, 要保障权利人的人身和财产免受侵害。这就要求安全保障义务人为保障特定场所或者社会活动参与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而配备数量足够、合格的保障人员, 为权利人提供与其活动相适应的预防外来侵害的保障, 并配备相应的设施, 如电子监控, 发现有第三人侵害的时候及时制止。一般注意义务既包括作为义务也包括不作为义务, 作为义务体现在“物”这一个层次上, 任何具有危险性的物 (或物件) 的管理人都负有保障接触该物 (或物件) 的人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避免其因为自己管理下的具有危险性的物 (或物件) 给他人造成损害。这就要求一般注意义务义务人对该物 (或物件) 采取积极措施, 如警示告知相对人、及时检查维修等。不作为义务主要指一般注意义务人的行为不得侵犯他人的权益。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承担的责任与违反一般注意义务承担的责任也不同。根据《侵权责任法》第6条和37条的规定, 在直接侵权的情况下,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义务人和违反一般注意义务的义务人都承担直接责任, 两者没有本质区别。所以笔者认为37条的第1款的义务属于一般注意义务而非安全保障义务, 只有在第三人侵权的情况下才可能存在安全保障义务。在第三人侵权的情况下, 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的是与其过错相当的补充责任。因为, 安全保障义务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保护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免受第三人的侵害, 而这里的他人往往处于弱势群体, 法律为了进行利益平衡才规定了安全保障义务。在第三人侵权的情况下给被害人更多的救济, 鼓励被害人在诉讼中起诉“深口袋”, 即有偿付能力的侵权人作为被告, 即使这些人只有微小的过错。制度设计上引入安全保障义务是为了保证被害人的损害能够得到及时填补。而一般注意义务的立法目的只是基于社会公共利益考量, 要求社会成员尽到“理性人”应当尽到的一般注意义务, 并不存在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之分, 因此没有必要在第三人侵权的情况下由一般注意义务的义务人承担补充责任, 应当直接由第三人承担责任。如, 路人甲在马路上正常走路, 路人乙猛的一推路人甲, 使路人甲由于身体惯性造成了路人丙的脚扭伤。在这个案例中路人甲尽到了“理性人”的一般注意义务, 应当由路人乙对路人丙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三、安全保障义务义务主体的界定

笔者认为, 根据危险控制理论和信赖关系理论, 只要是场所的经营者、管理人对场所的风险有预见的可能性和风险控制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就应当承担安全保障义务, 保障权利人的人身和财产免受第三人的侵害。正是基于危险控制理论, 才使相对人产生合理的信赖, 相信自己的人身和财产不会遭受第三人的侵害。笔者将从以下4点展开论述:

(一) 公共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

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是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 那么该如何界定公共场所呢?立法者们认为公共场所包括以公众为对象进行商业性活动的场所, 也包括对公众提供服务的场所。笔者认为这里的公共场所应当作扩大解释, 不仅包括以公众为对象进行商业性活动的场所, 还应当包括以公众为对象的非商业性场所。学校等的非商业性场所的非商业性并不影响场所对风险的预测和控制能力, 也应当采取积极措施保障权利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免受第三人的损害。故并不影响相对人对场所管理人保护其人身和财产安全免受第三人侵害的信赖关系。有学者认为学校是对公众提供服务的场所, 笔者不敢苟同。因为学生和学校的关系不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 而是管理教育和被管理教育的关系, 所以不能将学校囊括到对公众提供服务的场所中。所以非商业性场所的管理人也应当是安全保障义务的义务主体。对《侵权责任法》37条的扩张适用, 不能毫无限制, 应当排除荒郊野外, 因为其不具有管理性。

(二) 私人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

私人场所的管理者对合理进入其场所的相对人是否有保护其人身和财产安全免受第三人侵害的安全保障义务呢?笔者认为私人场所的管理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因为私人场所也可能存在群众性活动, 私人场所的管理者在自己的私人场所内举办群众性活动, 就自愿承担私人场所内的安全保障义务, 自愿对场所内的风险进行控制。请看以下案例:甲邀请好朋友乙、丙、丁等20个朋友到自己家里聚会, 吃饭中乙、丙因旧事撕打起来。问甲对乙、丙是否有安全保障义务?笔者认为甲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甲是管理者, 应当采取积极措施保护相对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免受第三人的侵害, 因为进入私人场所的人存在一定的特殊关系, 如亲人、朋友、同事等, 案例中的甲可以自己及时劝架、或者邀请朋友丁一起劝架来避免乙丙的损害。甲对自己的私人场所有风险控制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正是基于甲对风险的控制才使乙丙丁相信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不会受到第三人的侵害。这里的第三人可以是外界的第三人也可以是存在特定关系的第三人。私人场所管理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不能任意的扩大, 应该存在一定的限制, 笔者认为私人场所的主人只对合理进入其场所的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对成年人以邀请为标准。对擅自进入私人场所的人不负安全保障义务, 未成年人例外。

(三) 半开放性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半开放性场所是指一部分人可以相对自由的出入, 而其他人只能获得允许后才能进入, 如用人单位、物业小区等。但是用人单位、物业小区的管理者应当配备人员、设施, 并制定相关管理制度。在第三人侵权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监控设施等及时发现, 并由相关人员加以制止, 保护相对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免受第三人的侵害。管理者对场所内风险的控制使相对人产生合理的信赖关系, 因此半开放性的管理者也是安保义务的义务主体。当然半开放性场所的管理者的安全保障义务范围也应当加以限制, 笔者认为只要是被允许进入半开放性场所的成年人和进入半开放性场所的未成年人都是安全保障义务的权利人。

(四) 群众性活动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

群众性活动是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面向社会公众举办的参加人数较多的活动, 比如体育比赛活动, 演唱会, 音乐会等文艺活动, 展览、展销等活动, 游园、灯会、庙会、花会、焰火会等活动。根据风险控制理论和信赖关系理论, 其组织者理应承担安全保障义务义务。笔者认为根据2007年施行的《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第11条的规定“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应当符合下列条件:承办者是依照法定程序成立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见大型的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必须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而中小型的群众性活动可以由自然人组织。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 安全保障义务的义务主体包括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或经营者、私人场所的管理者、半开放性场所的管理者或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

注释

1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159。

2[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 (下) .焦美华译, 张新宝审校.法律出版社2001, 269。

3[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 (下) .焦美华译, 张新宝审校.法律出版社, 2001:269。

4[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 (下) .焦美华译, 张新宝审校.法律出版社, 2001, 269。

5陈现杰.《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精髓论释》 (下) .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4:20。

论经营者场所安全义务标准 篇8

一、经营者场所安全义务的范围

对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 很多学者都有论述, 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内容:

1. 硬件方面的安全保障义务

(1) 物的方面之安全保障, 指服务场所使用的建筑物、配套服务设施、设备应当安全可靠, 有国家强制标准的应当符合强制标准的要求, 没有国家强制标准的, 应当符合行业标准或者达到进行此等经营所需要达到的安全标准。

(2) 人的方面之安全保障

经营者对于可能出现的危险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 配备数量足够的、合格的安全保障人员。

2. 软件方面的安全保障义务

(1) 消除内部的不安全因素, 为消费者创造一个安全的消费环境。

(2) 外部不安全因素的防范, 制止来自第三方对消费者的侵害。

(3) 不安全因素的提示、说明、劝告、协助义务。

3. 救助义务。指因危险状况的存在已经使顾客遭受了人身损害, 经营者应及时采取合理措施实施救助。

4. 保全证据义务。

当经营场所发生侵害他人人身权、财产权案件时, 经营者必须及时向警方报案, 积极提供侦破线索, 妥善保全并提供监控录像等证据, 配合警方缉拿案犯。”

但笔者认为, 经营者“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和类型不应限于以上几种, 同时, 经营者也只在“合理限度范围内”履行以上义务。

二、经营者场所安全义务“合理限度范围”的标准

判断在一个具体案件中, 对经营者施加以安全保障义务是否合理, 笔者认为可以参考以下标准:

1. 法定标准。

在许多法律、法规、规章中存在对经营者场所安全义务内容的强制性规定, 这是经营者提供场所安全责任的最低标准, 必须得到遵守。所以这些规定中的场所安全义务属于合理限度的范围。但在个案中, 经营者履行了法定要求的场所安全义务未必是尽了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场所安全义务, 此时, 法院应结合其他标准进行判断。

2. 行业惯例标准。

“惯例往往都用来指称人们在从事某些工业或商业活动中约定俗成的做法, 比如, 大多数商店都会在清洁过地面后, 摆放上提醒顾客此时路滑的警示牌。”不过, 这些惯例并非自然而然就可以构成一个绝对的行为标准, 它只是可以帮助我们确立行为标准的证据, 而非标准本身。还需要由法院来判断这些习惯或惯例是否符合合理的要求, 以及最终决定其能否成为一种普遍的可得到法律强制力支持的在该领域所有人的行为标准。

3. 理性人标准。

理性人标准是侵权法上判断过错的标准, 但它同样可以用来作为合理限度范围的确定标准。如果在同样的情况下, 一个普通的、勤勉的、谨慎的人会履行一些场所安全义务, 则这些场所安全义务就是合理限度范围内的。

4. 可预见标准。

“可预见性是邻居规则的基础, 如果被告能合理预见到他的行为 (作为或不作为) 会对原告造成损失或损害, 那么被告就被认为存在注意义务。这种可预见性的损害是指行为人如果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可能避免或可能将损失降至最低的损害, 只要求行为人依据行为前所获得的有效信息做出判断。”合理预见到的危险界定了应当遵守的义务。

5. 信赖标准。

“信赖作为决定注意义务存在的一个重要因素, 是在1964年的Hedley Byrne一案中确立的。根据此种理论, 如果原告因相信被告所做出的陈述而遭受损害, 则被告即应对原告承担过错侵权责任。”从受害人的角度讲, 如果其对经营者存在着合理的具体的信赖, 则该信赖内容即可能成为经营者的具体义务, 反之则构成侵权。

6. 可控性标准。

威胁到消费者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危险有很多种, 但并不是经营者对所有危险都负有同样的预防和控制义务。对于那些直接来源于经营者经营活动的危险, 判断经营者场所安全责任合理范围的标准应当相对宽松。如果危险来源于经营者之外的第三人, 经营者场所安全责任的合理限度范围标准应从严把握。况且, 对第三人不法行为的防范已经涉及到公共安全领域的问题, 可能更多的属于警察的职责, 而非普通民众的义务。只有经营者能力范围内的危险控制义务才是合理限度范围内的。

7. 成本效益标准。

当事故成本要小于预防事故的成本时, 一个有理性的、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就会对事故的受害人支付侵权损害赔偿金, 而不是支付更大的成本去避免责任的发生。如果损失的巨大性和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之结果超过了预防措施所指出的成本, 一个有理性的、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就会采取预防措施防止事故的发生。因此, 经营者被要求的场所安全义务的履行成本小于事故成本时, 此时的场所安全义务才是在合理范围内, 否则, 即使法律规定经营者要履行这些场所安全义务, 其结果或者是不被履行或者是使经营者的经营成本过高进而损害经济的发展。

摘要：经营者场所安全义务是理论界和实践界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 经营者的场所安全义务应该限制在合理的限度内, 因此, 合理限度的标准就成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 在本文中笔者对合理限度的标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经营者,场所安全保障义务,合理限度,标准

参考文献

[1]胡勇军:论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http://xuefa.org/article/7360.html, 学法网, 2008年4月19日

[2]汤啸天:经营场所安全责任的合理界限.法律科学, 2004年第3期

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归责原则 篇9

一、安全保障义务的概念

研究一个问题, 笔者认为首先要从最基本的概念入手, 最基础的搞明白了然后再探讨其特征、性质、作用, 只有如此, 才能更深层次地掌握有难度、重要的知识。对于安全保障义务也不例外, 只有上述方法, 才能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中更好地识别出哪些行为、哪些主体需要用这一法律规定的内容来规制;才能更清楚、更准确地对其适用《侵权责任法》中所规定的规则原则以及如何做到双方主体利益的平衡, 以致不偏向任何一方的利益而忽略另一方的利益。

我国学者对安全保障义务的概念说法不一, 各持己见。张民安教授认为, “所谓的安全保障义务, 是指行为人如果能够合理地预见他人的人身或者财产正在或者将要遭受自己或者与自己有特殊关系的他人实施的侵权行为或者犯罪行为的侵害, 即要承担合理的注意义务和采取合理的措施, 预防此种侵权行为或犯罪行为的发生, 避免他人遭受人身或者财产损害”。笔者对于其概念赞同张民安教授的观点, 张民安教授在对其概念中不但对产生安全保障义务情形的本质特点进行了说明, 而且明确了此种保障义务应达到的标准, 因此, 更具有准确性和可操作性。

二、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归责

学界关于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有很大的争论, 根据通说, 确定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 行为人必须具有过错。但是学界在过错证明责任的承担问题上存在分歧。

有学者认为,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发生被侵权人人身、财产损害的, 经营者仅在自己有过错的情况下承担侵权责任, 没有过错则不承担责任。其理由是, 出于平衡社会利益的需要, 一方面要保护受害人的利益, 给予合理的补偿, 另一方面又要考虑目前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 考虑到经营者的经济赔偿的承受程度。

而有的学者则认为, 对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的过错认定, 应当采用过错推定原则。推定的事实基础, 就是被侵权人已经证明了被告的行为违反了安全保障义务。在此基础上, 推定被告具有过错。如果否认自己的过错, 则过错的举证责任由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人自己承担, 由他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事实。如果他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则推翻过错推定, 免除其侵权责任;如果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或者证明不足, 则过错推定成立,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笔者认为, 违反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正如王利明教授指出的那样,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发展, 在许多领域对行为标准的确定越来越具体化, 要求用各种技术性的标准来确定人们的行为规则, 违反了这些规则不仅表明行为具有违法性, 而且也表明行为人具有过错。”由此可见, 行为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客观行为, 完全可以作为其在为相关行为时存在过错的依据。违反安全义务侵权责任是特殊的侵权责任的类型, 不同于一般的侵权行为, 一般的侵权行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特殊侵权与一般侵权的差异就在于其归责原则上, 因此,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归责原则适用过错推定原则更为合理。另一方面,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适用过错推定原则更有利保护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

安全保障义务是现代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产物, 在许多的领域对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标准的确定也越来越具体化, 因此安全保障义务在当今的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也同时体现了我国立法的不断进步, 以及对人权的保护力度不断地加强。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不断增多, 其内容的多样性以及案件的复杂性也越来越不易解决。安全保障义务的提出在侵权法上是一个进步, 从而体现了保护消费者等处于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 本文通过对安全保障义务概念性质,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归责原则等方面进行分析, 从而使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更加清楚明了, 便于实践操作。

关键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过错责任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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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章天骄.防止第三人侵权的安全保障义务研究[J].郑州大学学位论文, 2011

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 篇10

1 物业管理中安全保障义务的含义

安全保障义务最早起源于罗马法中要求旅馆业者对住宿客人携带的财产承担保护义务 (契约责任) 的规定。德国法最初在道路交通安全中规定此种安全注意义务, 后为德国判例逐渐引用到侵权行为法领域, 通常被称为“社会活动安全注意义务”。在法国, 最开始是为了解决工伤事故中对雇员的保护, 要求雇主对雇员承担安全保障义务, 也叫“保安义务”;此后扩展适用到所有契约类型中和侵权行为法领域。

在我国, 安全保障义务通常被认为是在某些特定的法律关系中, 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的人身、财产之安全负有关照和采取积极措施加以保护的义务。物业管理中物业公司和享受物业服务的业主之间也存在特定的物业合同关系, 物业公司在其可预见范围内, 也负有保障小区业主人身、财产不受侵犯的安全保障义务。物业公司若违反此义务造成业主权利受到侵害, 应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2 物业管理中安全保障义务的性质争议

2.1 合同义务说

正因为安全保障义务最早由契约责任规定, 很多人都容易将其界定为约定性义务。物业管理中, 只要物业服务提供方和接受方在物业合同中约定了保障人身及财产安全的义务, 则负有义务的行为人违反了该义务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比如, 物业公司在物业服务合同中明确承诺保障业主在住宅、小区内的人身、财产不受外来人员的干扰和侵害, 则物业公司就有义务为此配备专门的保安人员、建立相关的保安制度、安装必要的电子监控系统、对服务区域周边的围护设施加以完善, 从而保障业主人身财产权利。

但合同义务确立的前提是一定要存在物业服务合同关系或者当事人有关于安全保障的明确约定, 这要求遭受损害的业主有充分证据证明此种关系。并且合同义务仅限于保护相对人, 保护的内容也仅限于财产利益, 义务违反的责任中也不包括精神损害赔偿。这对物业服务中遭受损害的业主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2.2 附随义务说

附随义务, 一般指并非自始确定, 而是在合同关系发展过程中, 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发生的、旨在更好地实现当事人利益的义务, 通常包括通知、说明、协助、照顾等。物业管理中, 即便物业服务合同中没有对安全保障义务进行明确约定, 基于遵循诚信原则, 物业公司为保证对业主提供符合约定要求的服务, 也必须对业主尽到协助、照顾义务, 其中就包括对业主的人身、财产的安全保障义务。

附随义务归根到底还是合同法上的义务, 不可避免也会受到保护对象和保护内容范围的限制。对于那些与物业公司不存在物业合同关系, 但又很容易频繁出现在物业小区的人员, 如家庭装修工、快递员、家政服务人员等, 都不会在小区区域内受到来自物业的安全保障;那这些提供相应服务的人员不愿服务上门, 也给小区业主造成不便。此外, 理论上, 附随义务在合同的义务体系中大多也都处于辅助性、次要性、依附性地位, 不具主导、基础作用;但是物业管理中的安全保障通常是针对人身性、财产性利益进行保护, 往往是最本质、最基本的。将安全保障义务定性为附随义务与现实需求不符。

2.3 法定义务说

也有很多学者认为物业管理中的安全保障义务是侵权法上的义务。学者王利明认为:“保护义务与其说是根据诚信原则产生, 不如说是侵权法所确定的义务。因为侵权法为每一个人确定了不得侵害他人财产和人身的义务, 违反此种义务首先将要产生侵权责任。”学者尹田也认为“人身伤害从来都不适用于合同责任, 即使这种伤害导致了合同的不履行。因为注意第三人安全的义务是一种‘通常存在’的义务, 这一义务不是来源于合同, 其范围也并非由合同所确定。”

法定义务的主体范围扩展到了不仅包括特定紧密联系的相对人, 还包括其他所有不特定社会主体;法定义务的违反, 不仅涉及财产损害赔偿责任, 还有可能涉及精神损害赔偿;受害人的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也较合同的违约请求权的长。因此, 将安全保障义务界定为法定义务, 相较于合同义务具有极大的优势。

3 物业管理安全保障义务的立法规定

我国目前在物业管理的相关立法中, 并没有针对安全保障义务的直接规定, 仅在《物业管理条例》的个别条款中有涉及。如第36条第2款规定, 物业服务企业未能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 导致业主人身、财产安全受到损害的, 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第46条第1款规定, 对物业管理区域内违反有关治安、环保、物业装饰装修和使用等方面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制止, 并及时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报告。第47条规定,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协助做好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安全防范工作。物业服务企业雇请的保安人员在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公共秩序时, 应当履行职责, 不得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这几条是关于物业服务公司在物业服务中对业主人身、财产遭受损害所承担之法律责任的原则性规定, 也隐含了作为法定义务的安全保障义务。

目前更多的立法是对一般民事活动中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如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 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 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 《侵权责任法》第37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 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此外, 《航空法》、《铁路法》、《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民用航空器法》、《公路法》、《娱乐场所管理条例》、《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以及《公共娱乐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等都对安全保障义务作出了直接或间接的规定。

但上述立法尤其是侵权责任法均未明确是否也适用于物业服务活动。物业服务公司和业主之间也属于一种常见的服务消费合同关系, 是一种民事关系, 但是否能适用上述两条规定, 关键就在于物业服务公司是否属于立法中所指的“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

笔者以为, 现有列举式立法并不能穷尽当前所有管理人的类型, 而物业服务区域属于一个相对开放的公共性场所, 属于侵权责任法中37条所指的“公共场所”, 该场所的管理人理所当然对应于物业服务公司。而且根据安全保障义务的“收益与风险相一致”理论, “那些从危险源中获取利润的人经常被认为是有制止危险义务的人”;物业服务公司在提供有偿物业服务中获得相对丰厚的利益, 就要对业主承担安全保障义务。而且, 物业公司更有能力控制危险的发生, 让其承担安全保障义务, 更能节省社会成本, 更符合实质平等的要求。所以, 应认为物业服务公司也应该负有侵权责任法中的安全保障义务。

同时, 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若存在合同关系, 则也应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合同法》第122条规定:“因为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 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 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第60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前一条说明安全保障义务可能成为约定的合同义务, 后一条预示其也有可能成为诚信原则所决定的合同中的附随义务。

综上, 对于物业管理中的安全保障义务, 现有的立法上既允许其为合同法上的约定义务, 也可能为合同法上的附随义务, 更多地可能为侵权责任法等立法规定的法定义务。

4 认识和结论

物业管理中安全保障义务的性质的界定有助于我们明确法律的适用, 从而明确义务违反的责任类型和追究;有利于去平衡物业服务中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的关系, 更有利于保障和维护业主权益。

笔者认为, 现代物业管理中物业公司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根本上而言是一种法定义务, 但不排除超过法定标准之外当事人约定为合同义务。

首先, 单独界定为合同义务或附随义务存在缺陷。如上, 附随义务虽属于广义的法定义务, 但从根本上而言是一种合同法上的法定义务, 和合同义务一样, 仅限于特定相对人之间, 保护对象范围受限, 责任内容仅限于财产损害赔偿。而且, 将物业管理安全保障义务规定为合同义务, 过于自由, 物业服务公司往往会借助自己的强势而逃避或限制自己在合同中对业主人身、财产安全保障的义务, 以规避承担责任。

其次, 界定为法定义务与现有立法模式相适应。我国现有立法大多数都对各公共场合的管理者、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进行了直接规定, 明确为法定义务;尤其是侵权责任法的出台进一步明确了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 管理人或者组织者应承担补充责任。所以, 将物业管理中物业公司的安全保障义务界定为法定义务, 与我国现有的立法模式相符, 顺应了立法发展趋势。事实上各国在对安全保障义务性质的认定上一般也都会基于两种考虑:首先不违反本国已有的侵权法和合同法传统的分界线;进而在这一前提下寻求最有利的解决处理方式。

再者, 有利于保障业主的权益。物业公司违反安保义务, 应对受害业主遭受的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进行赔偿, 这更有利于保障业主的权益。

并且, 笔者认为对于物业管理安全保障义务的根本性质的界定应该唯一, 法定义务是起码的基本的义务。在法定义务标准范围内, 当事人同时进行约定, 仅是意思自治的体现, 此时的安全保障义务根本上还是法定义务。只有在超过法定标准外的安全保障义务才是约定义务, 因为此时的约定受法律保护, 但此时的约定义务其实还是应以最起码的法定义务作为基础。所以, 在前种情形下,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 物业服务公司应承担法定的侵权责任;后一种情形下, 业主在法定标准内既可选择追究物业公司的侵权责任也可追究违约责任, 超过法定标准部分只能根据约定追究物业公司的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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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德]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 (上) [M].张新宝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270.

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 篇11

安全保障义务是指经营者依照法律规定或者约定对进入到经营者经营活动或社会活动领域之中的人或财产应尽到合理限度范围的安全保障以防止其受到人身或财产损害的义务。违反该义务而直接或间接造成他人人身或财产损失的是一种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侵权行为。当然, 这里所说的经营者应做广义的理解, 除包括一般的企业经营者外, 也包括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等。

二、安全保障义务的来源

确定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 最重要的是确定经营者是否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因此需要确定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来源。安全保障义务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法律法规的规定。法律法规规定的安全保护义务是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直接来源。二是合同约定的主义务。如果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 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则合同当事人应当承担安全保障义务。三是合同附随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2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并给对方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三、安全保障义务的法理依据

安全保障义务是在立法上综合考虑了在调整商业活动的秩序中设立这种义务的社会经济价值及道德需要后, 依据诚信及公平原则确立的法定义务。具体是指经营者在经营场所对消费者、潜在的消费者或者其他进入服务场所的人之人身、财产安全依法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其义务主体为服务场所的经营者, 包括服务场所的所有者、管理者、承包经营者等对该场所负有法定安全保障义务或者具有事实上控制力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与此相对应的权利主体是:1、消费者;2、潜在的消费者;3、实际进入该服务场所的任何人。该权利义务的主要内容是:在特定的服务场所, 权利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应当得到保障, 义务人应当对这种人身和财产安全履行相应的积极作为或者消极不作为义务。

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的法理基础是社会活动安全注意义务。社会活动安全注意义务由诚实信用原则派生而来的, 它来源于德国法院法官从判例中发展起来的社会活动安全注意义务或者一般安全注意义务的理论。社会活动安全注意义务原先指维持交通安全, 其后扩张于其他社会交往活动, 以强调在社会生活上应负防范危害的义务。具体指:在与自己有责任的领域内, 从事或持续特定危险的, 负有采取必要的、具有期待可能性的防范措施, 保护第三人免受危险的义务。其主要有三种情形:一是经营者纯粹的不作为, 没有营造好一个很安全的消费环境, 导致消费者受到损害;二是经营者提供的服务本身或硬件设备不安全导致客户受害, 负有防范危险发生的义务;三是因从事一定营业或职业的经营者消极不作为, 未勤勉地尽到对不法侵害的防范和制止的义务。上述第三种类型即为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

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内容的确定, 是判断经营者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标尺, 即经营者需要履行哪些义务, 才能视为其已经尽到了注意义务而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民法理论认为, 需要尽适当注意义务却没有尽这种义务, 就具有民法上的过错, 就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四、安全保障责任的构成要件

(一) 行为人实施了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 一般表现为消极行为, 是不作为的行为方式。这就是应当履行作为的安全保障义务的人, 由于未尽适当注意义务, 应当作为而没有作为, 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因此而造成受保护人的权利损害。一般表现为以下四种形式:1、怠于防止侵害的行为。对于负有防范制止侵权行为的安全保障义务的人, 没有对发生的侵权行为进行有效的防范或制止;2、怠于消除人为的危险情况。这就是对于管理服务等人为的危险状况没有进行消除;3、怠于消除经营场所或者活动场所具有伤害性的自然情况;4、怠于实施告知的行为。对于经营场所或者社会活动场所中存在的潜在危险和危险因素, 没有尽到告知义务, 亦为未尽适当注意义务。对于安全保障义务的标准, 应该以法律规定为限, 没有法律规定的, 应当以善良管理人合理注意为限, 否则, 即使造成了进入经营或者活动领域的人的损害, 也不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二) 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相对人受到损害。

构成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 应当具备损害事实要件。这种损害事实, 包括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人身损害是受保护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受到损害的事实, 不过仅仅是身体权受到损害的话, 应当是轻微的损害, 在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行为中较为少见。因此,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所保护的是人的健康权和生命权。财产损害实施是由于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行为造成了受保护人的财产或者财产利益受到损害的事实。这种财产损害事实, 一般是指财产的直接损失, 即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所直接造成的财产损失, 而不是债权等其他财产权中的期待利益的损失。

(三) 损害事实与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在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构成中, 义务人的违反义务行为与受保护人的损害之间, 应当具有引起与被引起的因果关系。不过, 由于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行为的类型不同, 这种因果关系的要求也不相同。在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构成中, 由于其侵权行为类型不同, 对因果关系要件的要求也不同。在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行为直接造成损害事实的情况下, 对因果关系的要求应当是直接因果关系,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行为是损害发生的原因。在防范、制止侵权行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行为中, 对于因果关系的要求比前三种侵权行为的要求为低, 其侵权责任构成的因果关系应当是间接因果关系,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行为仅仅是损害发生的间接原因, 不要求是直接原因。在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构成中, 对于不同的损害事实的因果关系也有不同的要求。对于人身损害事实, 应当适用相当因果关系作为判断标准,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行为是损害事实的发生的适当条件的, 即构成因果关系要件, 应当对该损害事实承担侵权责任。对于财产损害事实, 则应当以直接因果关系作为判断标准,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是损害事实发生的原因时, 才能构成侵权责任。

(四)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行为的行为人具有过错。

构成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 行为人应当具有过错。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过错性质, 是未尽注意义务的过失, 不包括故意。如果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人在造成损害中具有故意, 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 则不属于这种侵权行为类型, 而是故意侵权。这种过失的表现, 就是应当注意而没有注意, 是一种不注意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实际地表现在其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中, 应当通过对其行为的考察作出判断。具体说,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人有无过错的标准, 是否达到了法律、法规、规章等所要求达到的注意义务, 或者是否达到了同类经营者、社会活动组织者所应当达到的注意程度, 或者是否达到了诚信、善良的经营者、社会活动组织者所应当达到的注意程度。

五、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的类型

第一种, 设施设备未尽安全保障义务, 这是对硬件方面的安全承诺, 对于硬件有缺陷, 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损害的, 应负赔偿责任。

第二种, 服务管理未尽安全保障义务, 这是属于软件方面的安全承诺。服务管理是人的问题, 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损害, 要承担责任。这种行为比较典型, 就像在饭店里面吃饭, 饭店地面滑, 客人一下子摔倒了造成了伤害, 这个是服务管理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第三种, 对儿童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对儿童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也是这样一种情况。儿童是祖国的未来, 是民族的未来, 因此法律对儿童要特别的加以关照和保护。因此, 对儿童的保护需要有特别的规则。

第四种, 防范制止侵权行为没有尽到安全保护义务, 这种侵权行为比较复杂, 司法解释规定这种责任为补充责任, 我们以前的侵权行为法从未规定过。按一般侵权行为法的法理来说, 如果一个损害事实产生两个赔偿请求权, 这种情况原则上属于不真正连带责任。典型的不真正连带责任是产品侵权, 即《民法通则》第122条规定的那种。

六、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的归责原则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造成受害人人身、财产损害的, 经营者仅在自己有过错的情况下承担侵权责任, 没有过错则不承担责任。因此,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行为仍应由受害人一方来承担安全保障义务人具有过错的举证责任, 除非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 否则不能适用过错推定的严格责任。

七、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的责任承担

(一) 直接赔偿责任。

经营者或者组织者、管理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导致他人遭受损害的, 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不作为的违法行为是导致受害人遭受损害唯一原因的时候,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经营者或者组织者、管理者对受害人承担直接赔偿责任, 赔偿受害人全部经济损失。

(二) 补充赔偿责任。

经营者或者组织者、管理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 由于第三人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 经营者或者组织者、管理者应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构成要件为:1、第三人的侵权行为是发生损害的直接原因;2、经营者或者组织者、管理者不作为违反了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3、第三人的侵权行为与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发生原因竞合。此种原因竞合是作为的违法行为与不作为的违法行为的原因竞合。它表现为如果经营者或者组织者、管理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通常情况下能够防止或阻止危害结果的发生或者扩大。补充赔偿责任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顺位的补充, 即首先应当由直接实施作为的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人没有赔偿能力或者不能确定谁是直接侵权的第三人时, 才由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经营者或者组织者、管理者承担赔偿责任;二是实体的补充, 即补充差额。经营者或组织者、管理者只有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这意味着补充赔偿责任的总额, 不是以直接侵权人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总额为限, 而是根据其不作为的违法行为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总额为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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