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习惯法

2024-06-17

民族习惯法(精选12篇)

民族习惯法 篇1

我国南方地区森林密布, 生存着多种世界珍惜树种和植物。然而, 面对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 如何保护好这一地区的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 无疑是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关键问题。而长期生活在南方的少数民族, 在植树造林、禁止乱砍滥伐、森林防火、山林纠纷解决等方面, 形成了一整套古老的习惯法, 为该地区的森林资源保护做出了突出贡献。因此总结继承南方少数民族保护森林习惯法, 发掘和吸收其所蕴涵的巨大价值和潜能, 对保护这一地区独特的生态环境、实现这一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植树造林习惯法

由于森林是重要的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源, 南方少数民族非常重视对森林的种植与保护, 由此形成了特殊的植树造林习惯法。例如, 许多少数民族都有“添丁种树”的风俗习惯。百色、田阳两县交界地区, 壮族群众有“添丁种树”之俗。龙胜苗族凡生儿育女, 家人就在山坡上载一百棵杉苗。十八年后孩子长大成人, 杉苗也长成材, 嫁娶的费用都可以解决, 因而这种杉树又被称为“十八年杉”。龙胜的侗族则在每年腊月, 老人带儿孙上山种数十株杉树, 供以后建新房、修桥梁和做寿时取用。黔东南苗族有生孩子送树苗之俗:谁家生了孩子, 族人纷纷送来杉树苗当“祝米”, 孩子的父亲郑重收下, 种于专辟的一块地中, 精心管护。布依族的独子之家, 要在屋前栽种一蓬竹子, 保佑独子平安健康成长, 此竹在独子大前不准砍伐, 独子长大后, 若要砍此竹, 也须举行的仪式, 且必由独子砍第一棵竹。

南方少数民族不仅注重树木的种植, 还非常讲究种植的方法与时间。俗谚云:“正月竹, 二月木”。壮族民间挖坑种树只能直着腰栽种, 不许弯腰驼背, 否则认为以后树长不直, 人亦驼背。而且插苗往往由年老的人来做, 寓意“前人栽树, 后人遮阴”。种植棕树, 在坑内垫上一块石或瓦片, 防止立根直下, 谚云:“蔸脚放块瓦, 三年就得剐”。瑶族种茶树由家里最老的人去种, 认为这样茶树才能长生不老, 四季常青, 年年有摘。种竹子时, 边种边让人在竹子周围跑, 跑得越快、越宽, 表示以后竹子也长得越快, 发蔸得也越宽。

二、禁止乱砍滥伐习惯法

南方少数民族的宗教大多属于自然崇拜, 即在“万物有灵”思想的支配之下, 崇拜天、日、月、树木、水、石等自然物。而对林木的自然崇拜形成了他们保护森林资源的重要精神依据。南方少数民族大都有禁止砍伐树木的习惯法, 在砍伐的树种、时间、地点、方式上做了严格的限制。例如, 许多民族都规定, 风水树、神林、风景林等都绝对禁止砍伐的。壮族凡被奉为神树神山的, 禁止伐木、开荒、造坟。谚云:“七竹八木”, 即凡砍伐竹木, 宜于七八月间进行。即使砍伐树木, 也应砍大留小, 砍老留嫩, 忌乱砍滥伐。凡砍伐竹木还须留“长山” (即种株) 。壮族农村村寨旁边, 桂南多种榕树或竹子, 桂北多种枫木或松树等, 名为风景树, 是一村一寨美丽吉祥的标志, 村民倍加保护, 如行人乱砍乱伐, 必遭众人追究。

瑶、苗族人民一向爱护风景树, 几乎寨寨都有绿树环绕。凡是寨头村边的枫、松、杉树, 任何人都不准乱砍或损坏, 俗语云“老树守寨, 老人看村”。大瑶山瑶族将山林划出一部分实行有计划分片砍伐, 每年砍一次, 每次砍一片, 按户均分所砍柴薪。砍伐时间从正月至清明止。清明以后是树木生长期, 不准再砍。砍时不准挖蔸, 不准放火烧, 不准锄地种植作物, 以利树木再生长。十至十五年以后又可再砍。如此循环, 相沿成习。融水苗族自治县林业发达, 贝江河沿岸森林茂密, 水源充裕, 靠的是“依直” (埋岩会议) 的习惯法和乡规民约。苗族有“不长三只手”的观念, 人人自觉地保护山林和水源林, 不乱砍他人的一根树木。

侗族是个十分注重生态保护的民族, 大都世代传承的族规, 其中很重要的一条便是不许挖、砍公共坟山的龙脉、风水树。如《杨氏十甲族规》 (修于民国二年 (1913年) , 现存藏于贵州会同县金子岩乡栗木村) 第七条规定:“祖山竹林, 蓄禁保基, 来龙去脉, 亦宜顾全。倘有不法子弟及他姓毗连擅行破挖者, 均应鸣族长理处。不服者有族长分别指名禀究。”广西三江、融水等地侗族村寨的护寨树严禁砍伐, 违者依法处以敲锣游寨示众认错, 还要补种保活。贵州榕江县侗族, 乱砍他人柴木者, 被捉住后, 令其扛着柴木喊寨, 自己边敲锣边高声说出自己做错的事。侗族歌词中说:“山有山规, 寨有寨约, 不管谁人, 不听规约, 大户让他产光, 小户让他产落。”因而上述禁止乱砍滥伐森林的法规均能得以严格实行。

三、森林防火习惯法

森林资源最大的破坏威胁, 莫过于森林大火。因此, 南方许多少数民族都规定了严格的森林防火乡规民约。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马胖乡于光绪元年 (1875年) 立的乡规中规定, 放火烧山者罚1200文。广西龙胜县坪寨 (今平等村) 侗族于民国二年 (1913年) 定立的《永定合约》第六条规定:“不许乱放野火, 倘有不遵, 一经察觉, 公罚不怠!”历史上, 侗族中谁要火烧了风水树、坟山、房屋, 要杀一头牛、两头猪, 用来祭火神, 祭毕, 全寨人把肉吃光。有的侗族地区, 罚猪一头, 分给本寨各家各户吃。水族则除罚一头100斤的猪外, 还罚够全寨人吃一餐的米和酒。解放前, 广西宜山县洛东乡壮族所订的款约 (约乡约) 中规定:放火烧山林者, 小孩罚1元2毫, 大人罚7元2毫。解放后, 许多少数民族更是沿袭了这一优良传统, 在乡规民约中规定森林防火的事宜。广西金秀大瑶山瑶族各支系于1951年订立的《大瑶山团结公约》中亦规定:“凡放火烧山, 事先各村约定日期, 做好火路, 防止烧毁森林。”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滚贝乡瑶族民约规定, 不准放火烧山, 不准乱放耕牛糟踏庄稼和幼林, 违者罚款五元到三十元, 严重者追究刑事责任。1988年的广西三江县林溪乡乡规民约也规定, 生产用火或其他用火, 造成山林火灾, 除赔偿损失和补造林外, 处以二百元以下的罚款。

四、禁止偷盗林木习惯法

南方各少数民族还制定了禁止偷盗森林树木的习惯法, 这在生态保护中也起了非常的作用。广西河池地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立于康熙五十八年 (1719年) 的小长安《何家众立禁碑》规定:“不许盗人柴草”, “不许偷伐竹木嫩笋。”湖南省新宁县麻林洞立于嘉庆十八年 (1814年) 的《治瑶洞律碑记》, 其中“禁款五旗公议”一条记载:“所有山场杉株竹木柴笋等项, 并竖建界碑, 各管各业, 不许混入偷窃, 越山间生非。”广西扶绥县昌平乡下余村双甲屯立于嘉庆二十四年 (1819年) 的《立例禁约碑》规定:“禁偷窃拱桥树木瓦片等件。如有犯禁条者, 议定出每村各庙香油银壹两正。”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乡立于清道光二十九年 (1849年) 的《龙脊乡规碑》规定:“……山上竹木柴筍棕茶桐子家畜等项, 乱盗者, 拿获交与房族送官究治。”广西大苗山有专门禁止盗窃的习惯法“禁盗岩”, 其中就包括不得砍护寨树、风景树、破坏公共古老森林和盗伐鼓社树木等。贵州榕江县苗族规定, 偷砍一株杉树, 罚大洋13元。瑶族的习惯法也规定, 对偷砍柴杉和偷杉木的都要罚款, 数额不等, 不服从处罚者加倍, 屡犯者甚至处死。所罚的钱, 多用来买酒和豆腐给全寨人吃。若本人无产业赔偿, 则由其家族代出。这些规定, 都有力地维持了森林秩序, 促进了生态保护。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南方地区特殊的地质地貌和自然环境, 决定了在这一地区必须用独特方法来保护生态环境。少数民族用其系统的森林资源保护习惯方法, 为这一地区的生态保护提供了良好的范例。目前许多人提倡借鉴国外的环境保护方法来保护生态保护, 却忽视了中国民间固有生态保护法治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摘要:我国南方地区森林密布, 生存着多种世界珍惜树种和植物。然而, 面对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 如何保护好这一地区的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 无疑是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关键问题。而长期生活在南方的少数民族, 在植树造林、禁止乱砍滥伐、森林防火、山林纠纷解决等方面, 形成了一整套古老的习惯法, 为该地区的森林资源保护做出了突出贡献。因此总结继承南方少数民族保护森林习惯法, 发掘和吸收其所蕴涵的巨大价值和潜能, 对保护这一地区独特的生态环境、实现这一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南方,少数民族,森林资源,习惯法

参考文献

[1]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篡委员会.广西通志·民俗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2.

[2]龙胜县志编篡委员会.龙胜县志[M].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2.

[3]黄钰.瑶族石刻录[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3.

[4]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碑刻、契约资料集[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1987.

[5]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社会历史调查 (一) [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1984.

[6]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 (五) [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1986.

[7]杨知勇, 李子贤, 秦家华.云南少数民族生活志[M].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2.376.

[8]蒋红星.侗族民风一瞥[J].森林与人类, 1995, (3) :42.

[9]范宏贵.少数民族习惯法[M].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0.100.

[10]侗学研究会编:侗学研究[M].贵州民族出版社, 1998.184.

民族习惯法 篇2

满族受汉文化的影响,节日与汉族相近,重视过农历新年。正月十五过灯节,正月二十五祈求来年过“添仓节”,农历二月二是“锁龙”的日子,还有五月端五,六月六“虫王节”,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添仓节,每年正月25日,满族农村家家讲究煮黏高粱米饭,放在仓库,用秫秸杆编织一只小马插在饭盆上,意思是马往家驮粮食,丰衣足食。第一天,再添新饭,连着添三回。也有的人家用高粱秸做两把锄头插在饭上。这个节至今在东北农村保留着;虫王节,六月天,易闹虫灾,居住在辽宁省岫岩、凤城一带的满族过去在六月初六这天,一户出1人到虫王庙朝拜,杀猪祭祀,求虫王爷免灾,保证地里的收成好。如今不搞虫王节祭祀扫活动,但家家要在这一天晾晒衣物,以防虫蛀。

侗族

各地侗族大多要过春节,时间也是正月初一。有些地方在10月底或11月初择日过侗年。4月8日或6月6日为祭牛节,节日时不准使用牛。此外,还有抢花炮的花炮节,吃新米的吃新节,停止生产活动,以及各姓氏自己过的姓氏节及赶歌会、姑娘节、斗牛节、花炮节等。侗族一年一度的花炮节,各地举行的日期不同。拿三江侗族自治县来说,是正月初三(农历,下同),梅林是二月初二,富禄是三月初三,而林溪却是十月二十六。花炮分为头、二、三炮,包炮都系上一个象征幸福的铁圈,外用红绿线包扎。燃放时以火药铁炮为冲力,把铁圈冲上高空。当铁圈掉下来时,人们便以铁圈为目标,蜂拥争夺,谓之“抢花炮”。据说,谁抢得花炮,谁在这一年里就能人财两旺,幸福安康。集会地点还唱侗戏、演彩调、吹芦笙、“多耶”、打篮球等助兴。花炮节是侗族人民最热闹的节日。

汉族

汉族是中国56个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汉族是原称为“华夏”的中原居民,后同其他民族逐渐同化、融合,汉代开始,称为汉族。汉族最隆重的节日是春节,还有中秋、端午、清明等。汉族与其他民族一样,节日食品是丰富多采的。它常常将丰富的营养成分,赏心悦目的艺术形式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巧妙地结合起来,成为比较典型的节日饮食文化。

蒙古族

蒙古族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又富有传奇色彩的民族,过着“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活。中国的大部分草原都留下了蒙古族牧民的足迹,因而被誉为“草原骄子”。每年七、八月牲畜肥壮的季节举行“那达慕”大会是蒙古族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这是人们为了庆祝丰收而举行的文体娱乐大会。“那达慕”大会上有惊险动人的赛马、摔跤,令人赞赏的射箭,有争强斗胜的棋艺,有引人入胜的歌舞,显示出草原民族独有的特色。

傣族泼水节

泼水节源于印度,随着佛教在傣族地区影响的加深,泼水节成为一种民族习俗流传下来,至今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到了节日,傣族男女老少穿上节日盛装,而妇女们则各挑一担清水为佛像洗尘,求佛灵保佑。“浴佛”完毕,人们就开始相互泼水,表示祝福,希望用圣洁的水冲走疾病和灾难,换来美好幸福的生活。集体性的相互泼水就这样开始了。人们各种各样的容器盛水,涌出大街小巷,追逐嬉戏,逢人便泼。文雅的则用树枝蘸水泼。“水花放,傣家旺”,“泼湿一身、幸福终身”!象征着吉祥、幸福、健康的一朵朵水花在空中盛开,人们尽情地泼尽情地洒,笑声朗朗,全身湿透,兴致弥高。入夜,村寨鼓乐相闻,人们纵情歌舞,热闹非凡。整个节日期间,除有赛龙船、放高升、放孔明灯、泼水、丢包等传统娱乐活动外,还有斗鸡、放气球、游园联欢、物资交流等新的活动。云南民族村的傣族、佤族男女也身穿盛装与游客一起欢度泼水节。

花婆节

壮族传统节日。民间传说,壮族始祖

六甲是从花朵中生出来的。后来主管赐花送子之事。所有的人都是从

六甲花园中的花转到世上来,故其被奉为花婆神。农历二月二十九为花婆神的诞辰日。壮族妇女举行祭祀仪式,村寨里同一辈的妇女结异姓姐妹,凑钱备办鸡鸭从和香烛钱纸,供祭花婆神,然后成群结队到野外采花来戴,祈求生育和保佑小孩健康成长。没有生育的妇女,是日要到野外采花来戴,以求花婆神赐花送子。若日后怀孕,为使小孩出生后有灵魂,须请师公到野外念经求花,还要在路边小沟做架桥仪式,把花从桥上接过来。小孩出生后,要在产妇床安上花婆神位,定期祭拜。此俗现已淡化

维吾尔族

维吾尔族人主要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奉伊斯兰教。维吾尔人非常重视礼貌,接待见面,习惯把手按在胸部中央,把身体前倾30度或握手,并连声说:“您好”。客人席地而坐,不要双腿直伸,脚底朝人;院落的大门禁忌朝西开,忌讳睡觉时头朝东脚朝西,所以在给他们分配房间、安放卧具和枕头时,特别要注意。忌随便走近灶台、水缸等。讲究卫生,经常在自来水龙头下直接冲洗手、脸。到维尔吾族家里做客,进门前和用餐前女主人要用水壶给客人冲洗双手,一般洗3次。习惯一人专用茶杯,住宿期间也不换。当第一次给茶杯的时候,要当着本人的面,把茶杯消毒后再用。在屋里就坐的时候,要跪坐,忌双腿直伸、脚朝人。吃完饭有长者领着做“都瓦”的时候,忌东张西望或站起。在饮食方面,喜欢喝奶茶、吃馕,喜欢吃拉面和包子以及“炖整羊”、“涮羊肉”、“烤羊肉串”、“羊、牛肉的锅贴”。烤羊肉串是这个民族最出名的风味小吃。每餐必喝葡萄酒,酒量大。忌讳吃猪肉、狗肉、骡肉、鸽子。衣忌短小,上衣一般过膝,裤脚到脚面,最忌户外穿着短裤。

肉孜节、古尔帮节是传统的盛大节日,不管男女老幼都喜欢戴着四楞小花帽。他们最喜欢的体育技艺是高空走大绳。植树节

三月十二中国的植树节定于3月12日。1979年2月,中国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定,将每年的3月12日定为中国的植树节。1981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又通过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国务院于次年颁布了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具体实施办法。植树节前后,我国各地都要集中进行植树造林活动。

端午节 农历五月初五

(阴历五月初五日为“端午节”。“端午”本名“端五”,端是初的意思。“五”与“午”互为谐音而通用。是我国的一个古老节日。我国古代最早的爱国诗人屈原遭谗言被放逐后,目睹楚国政治日益腐败,又不得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无力拯救危亡的祖国,于是自投汩罗江以殉国。此后,人们为了不使鱼虾吃掉其尸体,纷纷用糯米和面粉捏成各种形状的饼子投入江心,这便成为后来端午节吃粽子、炸糕的来源。这风俗已传到了国外。)

清明节

(清明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也是最重要的祭祀节日,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扫墓俗称上坟,祭祀死者的一种活动。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大多都是在清明节扫墓。按照旧的习俗,扫墓时,人们要携带酒食果品、纸钱等物品到墓地,将食物供祭在亲人墓前,再将纸钱焚化,为坟墓培上新土,折几枝嫩绿的新枝插在坟上,然后叩头行礼祭拜,最后吃掉酒食回家。唐代诗人杜牧的诗《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写出了清明节的特殊气氛。

清明节,又叫踏青节,按阳历来说,它是在每年的4月4日至6日之间,正是春光明媚草木吐绿的时节,也正是人们春游[古代叫踏青]的好时候,所以古人有清明踏青,并开展一系列体育活动?的习俗。)

花山节

和谐司法语境下的民族习惯法困局 篇3

关键词:和谐司法;民族习惯法;苗侗地区;司法个案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2)04-0074-08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贵州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自治州之一,苗侗民族世居于此,依山傍水,繁衍生息,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法文化。苗族的民族法文化对社会秩序稳定方面有较多的规定,如在苗族习惯法中对通奸和强奸的处理就十分严酷,以此来保证本寨小地域范围内的社会安定。处罚通常由加害方出酒肉请受害人家属或村寨乡邻吃饭,谓之“挂红”,通过这样的仪式向女方亲属赔礼道歉,使女方的恢复名誉,也教育那些潜在的犯罪分子,起到了刑法中一般预防的作用。婚姻习惯法对强奸案有严格的规定和处罚方法,如对“已婚男子与妇女通奸,分别情节,或公开批语,或罚以羊酒服理。受罚的费用由双方负担”,“外寨男子强奸了本寨妇女,则通知其父母进行讲理,由双方寨老共同解决。一般奸夫不仅要受批评,还受羊酒服理的处罚,本寨男子强奸外寨妇女,处罚如之”[1]。“遇到奸情,已是十分不吉利,若通奸者再不‘挂红’消除晦气,唯恐自己将来会遭厄运,让通奸男女出钱消灾,实属天经地义”[2]。徐晓光教授在其所著的《苗族习惯法的遗留传承及其现代转型研究》中就对此问题专节论述为“请酒服理”“粘花挂红”。认为“黔东南地区各族群众对‘挂红’消灾这种风俗普遍认可,此种风俗在客观上可能有利于揭露和惩罚乱伦行为,但作用不明显,且容易导致敲诈勒索”[2]。但近年来,这种习惯法处理方法与现代司法的冲突日渐增多,法院如果处理不好,也容易引发家族暴力事件。“一起简单的小额诉讼或涉及到整个家族所谓的‘面子’问题,则又会穷尽所有的救济手段将司法之路进行到底,即使到了无路可走也会选择上访——围攻——再上访等诸多办法来迫使法院重新启动再审程序。这就出现了厌诉与缠诉并存的一种社会现象,这一现象又在整个黔东南苗侗地区具有极强的普遍性和效仿性,由此也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3]。

下面笔者以黔东南州某县发生的强奸司法个案为例来做说明。

吴某某与吴小某同住在一个自然寨,2011年2月21日(农历正月十九)下午2点至3点左右,吴某某去吴小某家借马驮大粪,吴小某好客请吴某某喝酒,在吃饭喝酒过程中,吴小某的妻子一直在抓手,吴某某问吴小某妻子怎么回事,吴小某的妻子当着吴小某的面卷起衣袖让吴某某看。吴某某认为这是干疮,并让吴小某找点草药来治疗,吴小某说不懂草药,请吴某某帮忙找草药治疗,这样,吴某某对吴小某的妻子说今天下午5点至6点到吴某某家来拿药,吴某某从吴小某家吃饭回家后,忘记了给吴小某的妻子找草药,可是,吴小某的妻子也未按时间约定到吴某某家取药。大约当天晚上7点过钟,吴某某与父亲,儿子正在吃晚饭,吴小某的妻子来到吴某某家,吴某某叫吴小某的妻子等他吃完饭后去帮她找草药。饭后,吴某某带上手电筒正要出门找草药,吴小某的妻子说同吴某某一起去找也好顺路好回家。吴某某与吴小某的妻子走到寨上公路通道(大岩石板边)打开手电筒,亮起来找草药,刚找了一会,吴小某就来到大岩石边,先打了其妻子一耳光,然后说吴某某欺负其妻子,为此,吴某某与吴小某发生了争吵。第二天中午12时左右,吴小某邀约其家族来到吴某某家要钱挂红,由于吴某某不同意,吴小某喊吴齐某某(苗名音译)、吴某翁将吴某某毒打一顿,然后扬长而去,造成吴某某住院的事实。吴某某在医院治疗期间,支付医疗费62226元,这些损失的发生都是吴小某的违法行为所致。事后,在经过几个月的伤痛之后,吴某某于2011年11月29日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吴小某赔偿打伤其住院治疗费62226元,住院期间误工费150元,护理费150,住院伙食补助费90元,共计人民币101226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吴小某承担。①摘录自原告吴某某的《民事起诉状》。文中原告、被告、证人、地名等均为化名,以下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如此,为完整展现基层司法的真实性,对原告、被告提交的书面材料除纠正文字错误外,其他不加改正。

吴小某收到吴某某的《民事起诉状》后,没有在法定时间内向法院提交任何证据,也没有请律师代理,在开庭时向法院提交了《民事答辩状》,答辩请求如下:

1.驳回吴某某的诉讼请求。2.判令吴某某对吴小某以及受害人家庭的精神损害费一万元,吴小某、吴齐某某、吴某翁的误工费、交通费2000元。3.追究吴某某猥琐妇女(见证人证言),强暴受害者龙某某的刑事责任。4.案件受理费和一切费用由吴某某全部承担。

事实和理由:

吴小某与吴某某均在一个自然寨邻,吴某某1995年经人介绍与某某县龙某某登记结婚,现育有儿女3人,吴小某之妻从小就患有痴呆症、听力差、吐语不明,结婚多年来,吴某某经常在吴小某家以串寨,后来才发觉吴某某多次色迷迷的对吴小某之妻进行调戏,因吴某某均属一系家族(一个大的家族),加上吴某某有一定的威胁势力、武力强霸一方,吴小某多年来都忍气吞声。在2011年农历正月十九日下午时分,吴某某又来吴小某家中喝酒,因吴小某之妻患有部分疮疤,吴某某称他家里有治这种病的药,叫吴小某之妻龙某某下午6-7点到他家去拿药。饭后吴小某父子上山砍柴回来,发现妻子不在家中,一家人到处寻找也不见踪影。吴小某用手电筒又在寨邻各处寻,当找到原集体的晒场一角,看见吴某某坐在吴小某妻子身上,吴某某见吴小某发现才慌忙爬起来整理衣裤,吴小某妻子衣扣敞开、头发蓬乱、头巾脱落在地,下身已被脱光,吴小某看出吴某某的强暴行为,心如刀割忍无可忍,对吴某某和妻子各打了一耳光,吴某某才灰溜溜的走开,吴小某才把妻子扶回家中。

吴某某强暴受害者龙某某当晚,吴小某的母亲找到吴某某要说法理论,吴某某还威胁吴小某的母亲。吴某某禽兽行为在我村寨人人皆知,早在1978年7月的一天,吴某某趁人不备,强行将本寨张xx家8岁幼女脱光裤子……幸亏被他人及时发现,才使幼女未受伤害,逃过此劫。其父母上门找吴某某讨要说法,吴某某挂红打火炮向该户及寨邻赔礼道歉后才得了事(现证人在场,求请法院允许出庭作证)。吴某某不仅没有悔改之诚意,多次逃避村委会和吴小某的指责,事隔1年之久,还将吴小某诉讼法庭,真是可恶至极,吴某某对吴小某之妻的强暴行为,引起了当地民众的强烈愤怒,对受害人和吴小某家庭成员带来极大的精神损害和经济损失,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吴某某造成吴小某的一切损失进行赔偿,追诉吴某某对残疾妇女的强暴行为,为受害人和吴小某讨回公道。

某某人民法院

答辩人:吴小某①摘录被告提交法院的《民事答辩状》。

本案是苗族婚姻习惯法对强奸案件进行处理的一个典型司法个案,根据吴小某的陈述可知吴某某企图强奸其妻子,却被吴小某当场捉住。根据苗族习惯法对强奸案的处理要以“请酒服理”“粘花挂红”的方式来处理。当吴小某及其家族人员前往吴某某家要求按苗族习惯法进行解决时,吴某某却不同意,吴小某及其家族人员愤怒之下打了吴某某,并强行将吴某某家的猪杀后当众分食吃掉,吴某某及其家族的人在场也不敢话说,因理亏在先,反而要赔着笑向受害人家族赔礼道歉。吴小某及其家族通过此举完成了苗族习惯法中对“外寨男子强奸了本寨妇女”的相应处罚。事后双方也无争议,但事情发生近1年之后,吴某某却避开强奸纠纷案由,以人身损害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吴小某等人“赔偿打伤吴某某的住院治疗费62226元,住院期间误工费150元,护理费15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90元,共计人民币101226元”。吴小某等人收到起诉状副本之后,非常气愤,马上向法院递交了民事答辩状,并且认为自己是“理直气壮”,请法院“追诉吴某某对残疾妇女的强暴行为,为受害人和吴小某讨回公道。”

吴某某为了说明自己对吴小某的处罚是合理合“法”(民族习惯法),吴某某举出“早在1978年7月的一天,吴某某挂红打火炮向该户及寨邻赔礼道歉后才得了事”的事例,并向人民法院说明“现证人在场,求请法院允许出庭作证”,并认为吴某某“不仅没有悔改之诚意,多次逃避村委会和吴小某的指责,事隔1年之久,还将吴小某诉讼法庭,真是可恶至极”,在村寨内甚至“引起了当地民众的强烈愤怒”。吴某某的《答辩状》在民族习惯里,是既合理又合情,必然能获得法院的支持。因此,带着“必胜的信心”,吴小某及其家族人员如期到县人民法院开庭。但庭审以后,吴小某及其亲属根据吴某某和法官的态度,认为此案的结果可能对吴小某不利,均感到很生气和顾虑,于是向在外工作的亲友联系,下定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到凯里咨询律师准备应诉。律师看到相关材料后根据本案的案情,建议吴小某立即向派出所报案,如果派出所不处理则向检察院提出控告,要求检察院对此案加以关注。走刑事案件的途径解决此案对维护当事人的权益是较好的选择。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案件审理要先刑事后民事,对民事案件就中止审理,这样就能迫使吴某某撤诉,才能维护吴小某的合法权益。否则,吴某某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根据现有证据来看法院只能做出对其有利的判决,同时,要求吴小某以事实不清为由向法院申请要求第二次开庭,凡是要签字的材料一定要先让律师看了再签,防止发生意外。如果上述两种办法都走不通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吴某某以强奸罪提起刑事自诉,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在解答的同时,考虑到本案的特殊性,律师没有与吴小某签订代理合同,先为吴小某代书了《控告书》、《情况反映书》等相关法律文书,并告知详细的做法,如果遇到不懂的地方可随时打电话联系。一周后,当事人打电话告诉律师,县法院已作出的调解,结果为

贵州省某某县人民法院

民事调解书 (2012)某民初字第61号

原告:吴某某,男,1958年8月27日生,苗族,贵州省某县人,务农,住某县某镇某村某组。

委托代理人杨某某,男,某县法律援助中心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

被告:吴小某,男,1971年7月29日生,苗族,贵州省某县人,务农,住某县某塘镇某村某组。

原告吴某某诉被告吴小某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本案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李某某适用简易程序进行了调解,原告吴某某及其代理人与被告吴小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被告双方是同一寨子的人,2011年2月21日(农历正月十九日)晚饭后,原告与被告的妻子去找草药后与被告发生纠纷。同年农历2月3日被告邀约亲友未经原告同意,将原告的猪宰杀吃掉,其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现特诉至你院,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猪一头(260斤),价值人民币3640元。

被告辩称:猪确实是杀来吃了,但没有那么多斤。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被告吴小某自愿一次性赔偿原告吴某某人民币800元(已兑现)。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原告吴某某自愿承担

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本调解协议,自双方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捺印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述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审判员 李某某

二○一二年三月十五日

书记员 张某某①摘录自贵州省××县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12)某民初字第61号。

民族习惯法 篇4

一、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形成

习惯法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在少数民族地区, 生产力相对不发达, 社会发展滞后、缓慢, 许多习惯法得以沿袭下来, 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少数民族多在偏远山区, 统治者鞭长莫及。二是法制不健全。中国古代刑法规范发达, 但民事方面关于钱债、田土、户籍、婚姻等法律规范简陋, 且传统法律文化中存在“厌讼”情形, 而民族地区头人为控制本族人民, 也严禁“私自奔告”。三是朝廷王法与民族习惯法相辅相成, 在民族地区经常有朝廷王法与民族习惯法相互援用的现象, 这也使民族习惯法的长期蕴存提供了客观条件。

一般认为, 少数民族习惯法是我国习惯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独立于国家制定法之外的, 依据少数民族或民族地区的社会组织的权威而俗成 (自然形成) 或约定的, 主要调整该少数民族内部社会关系, 具有强制性和习惯性的行为规则的总和。它作为一种独立存在的社会规范存在, 有着明显的地域性和群体性的特点。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 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 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 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 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 后来变成了法律”。

二、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冲突之分析

自近代以来, 特别是解放以后, 民族习惯法面临着重大冲击或瓦解, 随着国家大量制定法的出台和完善, 民族习惯法的地位也逐渐走向衰落。民族习惯法不是我国正式法律渊源, 随着法制化的进程, 民族习惯法的地位、效力范围、作用都在逐渐缩小, 但我们不能忽视民族习惯法在治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秩序方面的重要作用。

首先, 自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入侵中国始和社会几次重大的变革, 都对我国传统文化和少数民族习惯造成影响, 社会土壤的改变打断了传统法律的正常运行轨迹。自新中国建立以来, 废除了民国“六法全书”、封建社会残留的各种习惯法, 并开始建立现代意义的法律体系, 大量的民族习惯法被不加分析地抛弃了。

其次, 随着国家法制的统一和日渐完备, 少数民族的法律意识逐步提高, 都在不断地弱化民族习惯法。法文化现象在内的一切文化现象的变化总是随着经济生活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少数民族进入现代社会, 生产关系、社会文化都有了一定的发展, 但是长期形成的习惯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 这也造成了传统民族习惯法与法制现代化的矛盾。

第三, 国家在法治建设过程中, 更为重视制定法的功能, 而轻视民族习惯法的作用。虽然我国正对少数民族地区使用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特点, 对法律、法规的规定作出相应变通, 但不得违背宪法、法律、法规的基本原则

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 人们相信法律是一种理性的社会生活秩序的基础, 只要构造出健全的法律体系, 是法律“万能论”抬头的一种表现把一切社会关系都置于法律的调整之下, 就能规范社会秩序。事实上, 完全寄托于国家制定法来解决问题并非好事, 也并非彻底和有效。

三、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关系的调适

中国地域辽阔, 民族众多, 各地形成的民族习惯、民族传统各有不同, 尤其在社会转型时期, 少数民族地区新情况、新问题用民族习惯法更易解决。因此, 保留民族习惯法合理的部分, 成为二者关系调适的关键。

首先, 可以通过实地调查民族习惯法之后, 筛选, 保留一些好的、行之有效的习惯法, 在制定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时, 有意识、有针对地吸收、认可这部分习惯法。而对一些落后的甚至与国家制定法相冲突的习惯法, 须通过长期、有效的法制宣传教育, 使少数民族从内心接受、认同国家制定法, 逐步放弃不合时宜的习惯法。

其次, 根据不同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现状和民族文化素质程度, 依客观实际条件应当容许民族习惯法的过渡适用, 很多民族地区的社会传统秩序都依托着民族习惯法, 国家制定法不可一刀切的斩除民族习惯法而强调法律“万能论”。协勒内·达维德曾说过“为了使法律家喻户晓, 常常需要习惯作为补充, 因为立法者所用的概念要求借助习惯予以阐明。”

参考文献

[1]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和国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法]亨利·莱维·布律尔:《法律社会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 篇5

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

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

中华大家庭――五十六个民族 阿昌族:分布在云南,人口2.7万余人,主要从事农业,手工业也很发达,尤其以善于打制长刀而闻名于世。有自己的语言。――采茶 白族:分布在云南、贵族、四川等地,人口159万余人,关于经营农业,有自己的语言。――盐渍杜鹃花,三道茶,大理三塔 保安族:分布在云南、青海等地,人口1.2万余人,主要从事农业、手工业,以打刀为主“保安刀”十分著名,有自己的语言。――羊皮袄、保安刀 布朗族:分布在云南,人口8.2万余,主要从事农业,有自己的语言。――弹唱 布依族:分布在贵族、云南等地,人口254万余人,主要从事农业,享有“水稻民族”之称。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石板屋、绣花、雕刻面具 朝鲜族: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吉林、辽宁,人口192万余人,主要从事农业,以善种水稻闻名,有自己的语言。――跳板、长鼓舞 达斡族:分布在内蒙古、黑龙江、新疆等地,人口12万余人,主要从事农业,兼营畜牧业,有自己的语言。――剪纸,打曲棍球 傣 族:分布在云南,人口102万余人,主要从事农业,寺塔、竹楼和竹桥显示出了别具一格的建筑艺术,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孔雀舞、夹箩饭,泼水节 德昂族:分布在云南,人口1.5万余人,主要从事农业,以善于种茶闻名,有自己的语言。――象脚鼓舞 侗 族:主要分布在贵州、湖南、文本等地,人口251万余人,主要从事农业,兼营林业,鼓楼、风雨桥、风雨亭是侗乡的主要标志,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浸泡芦笙,拦路迎宾 东乡族:主要分布甘肃、宁夏、新疆等地,人口37万余人,主要从事农业,善种瓜果。有自己的语言。 独龙族:分布在云南,人口0.5万余人,他们保持着“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良好社会首先风尚。绝少发生盗窃现象。有自己的语言。――织独龙毯,烤烙饼 鄂伦春族:分布在内蒙古、黑龙江等地,人口中0.6万余人,主要从事狩猎和农业。有自己的语言。――制作毛皮服饰,篝火节 俄罗斯族:分布在内蒙古、黑龙江等地,人口中1.3万余人,从事各种修理业、运输业和手工业,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拉手风琴,烤面包 鄂温克族:分布在内蒙古、和黑龙江,人口2.6万人,主要从事畜牧业,有自己的语言。――驯鹿、爬犁 高山族:主要分布在台湾省,其余少数分散居住在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人口约40人余人,主要从事农业和渔猎业,有自己的语言。――竿球,龙舟,编织 仡佬族:分布在贵州、广西、云南等地,人口约43万余人,主要从事农业,有自己的语言。――制作糯米团,地戏 哈尼族:分布在云南,人口125万人,主要从事农业,善于梯田,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 哈萨克族:分布在新疆,人口约1万余人,主要从事畜牧业,善刺绣,绣品已出口到日本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剪羊毛,弹唱,刺绣 汉 族:分布在全国各地,人口10.4亿余人,经济、文化发达,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庙会,舞龙 赫哲族:分布在黑龙江省,人口0.4万余人,是中国北方一以捕鱼为生的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制作鱼皮衣服,渔乡,善食生鱼 回 族:主要聚居在宁夏、甘肃、新疆等地,其余散居全国各地,人口860万余人。――摔牛,炸油香 基诺族:分布在云南省,人口1.8万余人,主要从事农业,善于种茶,有自己的语言。――乐器迪他,跳鼓舞 京 族:分布广西,人口1.8万余人,主要从事沿海渔业,兼营农业和盐业,有自己的语言。――哈亭,弹奏独弦舞,踩高跷 景颇族:分布在云南省,人口11万余人,主要从事农业,种植水稻、玉米、旱谷等作物,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目脑纵歌,跳孔雀舞 柯尔克孜族:分布在新疆和黑龙江,人口14万余人,主要从事畜牧业,兼营农业,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吹奏和握手礼 拉祜族:分布在云南省,人口41万余人,主要从事农业,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 黎 族:分布在海南省,人口111万余人,以农业为主,妇女精于纺织,“黎锦”“黎单”闻名于世,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打柴舞 僳僳族:分布在云南、四川等地,人口57万余人,主要从事农业,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上刀杆 珞巴族:分布在西-藏,人口0.2万余人,主要从农业和狩猎,有自己的语言。 满 族: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吉林、辽宁,人口约982万余人,主要从事农业,兼营渔牧业,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穿旗袍,萨满舞,二贵摔跤 毛南族:分布在广西,人口7.1万余人,主要从事农业,善于饲养菜牛和编制花竹帽。有自己的语言。――分龙节舞龙 门巴族:分布在西-藏,人口约0.7万余人,主要从事农业,擅长编制竹藤器和制作木碗。有自己的语言。 蒙古族:分布在内蒙古、新疆等地,人口480万余人,以畜牧业为主,兼营农业,有自己的语言。――马头琴演奏,蒙古包和勒勒车 苗 族:分布在贵州、湖南、湖北等地,人口中739余人,主要从事农业,刺绣、桃花织、锦蜡染和银饰素享盛名。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吹芦笙,吊角楼 仫佬族:分布在广西,人口15万余人,主要从事农业,种植水稻、玉米,有自己的语言。 纳西族:分布在云南、四川和西-藏,人口27万余人,主要从事山地农业、畜牧业,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东巴舞,腊染 怒 族:分布在云南省,人口2.7万余人,主要从事山地农业,有自己的语言。――织怒毯,努寨 普米族:分布在云南、四川,人口2.9万余人,主要从事农业,兼营畜牧业,有自己的语言。――吹葫芦笙,弹唱,集体舞 羌 族:分布在四川等地,人口19万余人,主要从事农业,大白芸豆是著名的特产,有自己的语言。――羌寨 撒拉族:分布在青海、甘肃等地,人口8.7万余人,主要从事农业,艺也发达,有自己的语言。 畲 族:分布在福建、浙江等地,人口63万余人,主要从事农业,除种水稻外,还普遍种植茶树、甘蔗等经济作物,有自己的语言。 水 族、分布在贵州、广西等地,人口34万余人,主要从事农业,善种水稻和糯稻,有自己的语言。 塔吉克族:分布在新疆,人口3.3万余人,主要从事畜牧业,兼营农业,有自己的语言。 塔塔尔族:分布在新疆,人口0.4万余人,以经营商业为主,兼营手工业和畜牧业,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 土族:分布在青海、甘肃等地,人口19万余人,主要从事农业,兼营畜牧业,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太平洋舞,高台会 土家族:分布在湖南、湖北等地,人口570万余人,土家织绵以其“色彩斑斓,做工精巧”闻名于世,有自己的语言。――摆手堂 佤 族:分布在云南,人口35万余人,从事农业,木鼓舞富有民族特色,多次在全国民族舞蹈中获奖,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甩发舞 维吾尔族:主要分布在新疆,人口721万余人,主要从事农业,善种粮棉和瓜果,有自己的语言。――手鼓舞 乌孜别克族:分布在新疆,人口约1.4万余人,主要从事畜牧业,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 锡伯族:主要分布在辽宁、吉林、黑龙江、新疆等地,人口约17万余人,主要从事渔猎和农业,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 瑶 族:分布在广西、湖南、云南、广东等地,人口17万余人,主要从事山地农业,有自己的语言。――盘王节、长鼓舞 彝 族:分布在云南、四川等地,人口657万余人,喜食“砣砣肉”,爱饮“杆杆酒”,舞蹈音乐独具特色,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虎节 裕固族:分布在甘肃,人口约1.2万余人,主要从事畜牧业,崇尚骑马和射箭,有自己的语言。 藏 族:分布在西-藏、四川、青海、甘肃等地,人口459万余人,主要从事畜牧业,兼营农业,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藏舞,布达拉宫 壮 族:分布在广西、云南等地,人口1555万余人,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壮锦”享誉海内外,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

民族习惯法 篇6

关键词:英语阅读 不良习惯 西南边疆

一、引言

阅读在外语学习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英语阅读是英语学习重要的一环,对扩大词汇量,培养语感,提高语言运用能力有重要的作用。目前对英语阅读和英语阅读策略的研究已经非常多,但关注西南民族边疆地区英语专业学生这一群体的研究并不多。因此,聚焦这一群体的英语学习状况,关注他们在英语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帮助他们找出提高英语学习的策略对推动边疆民族地区的英语教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基本概念

阅读理解是一个阅读者通过文字与作者进行交流的一个过程,是一种书面的交际。既然是一种交际形式,必然会有一定的交际目的。而交际目的的传达不仅仅体现在文字中,更多地体现在作者的言外之意。因此,阅读理解是一个读者探求作者交际意图的一个过程。

1967年Goodman提出了“心理语言阅读模式”(psycho-1inguistic-model-of-reading)。认为阅读过程是一种猜测的过程,即读者利用最少的已知信息,结合相关背景知识对读者意图进行不断地猜测,确定或者扬弃。

1983年Carrell & Eisterhold提出了“图式理论”(schema theory)。认为新输入信息的理解取决于人脑已经存在的信息图式。输入信息必须与这些图式相匹配,才能完成信息处理的系列过程,即从信息的接受、解码、重组到贮存。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阅读是一个读者通过文字与作者进行互动的过程。互动的最终目的是揣测出作者的交际目的,这一过程中需要调动作者的已有背景知识、读者提供的既定信息、作者自身的理解能力等。

三、研究步骤

研究对象为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13级的两个英语教育专业班学生。他们的年龄在20岁左右。所有学生均来自云南地区,其中大部分来自偏远山区。他们从初中开始英语学习,在德宏师专已经接受了一年的英语专业学习。

研究工具为“英语阅读中不良阅读习惯问卷调查表”。问卷在老师监督下由学生在课堂上认真完成。问卷填写前,学生被告知本次问卷调查不需要填写姓名,调查结果和学生成绩无任何关系,仅用于数据收集,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数据的真实和可靠。问卷填写完成后,经老师收集并去除未填写的无效问卷,最后共有60有效份问卷。相关数据被输入软件进行研究分析。

四、研究结果

从表二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被调查对象各种不良阅读习惯的出现频率处在“通常不符合”和“有时符合”之间,其中最高的是不良习惯2,即“在阅读过程中遇到生词时我经常停下来去查字典,弄明白单词意思后再继续。”。这一分析结果与笔者平时课堂上的观察也是一致的。在平时的阅读训练中,学生们经常会拿出手机查阅自己不认识的单词。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1)学生本身的词汇量太少,在遇到生词时,无法根据上下文进行推测。一般情况下,已知单词的覆盖率达到95%以上时,读者才能够对未知单词进行有效推测。而本研究中的调查对象英语水平普遍不高,在平时的阅读训练中一篇文章中的生词要远远高于5%,因此,根据上下文进行推测就变得困难。(2)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利用手机快速方便地查询生单词在学生中间变得越来越流行。在遇到生单词时,学生不愿意去回忆,思考或者推测,随手拿起身边的手机查询答案。出现频率排在第二的不良习惯是“在阅读过程中我的注意力容易受周围同学的行为影响”。在是否容易受到周围环境影响方面,美国心理学家郝尔曼认为有些人较多地受到周围环境影响,有些人则较多地受内部心理活动的影响。他把个体不易受外来因素影响和干扰,独立对事物做出判断的称为场独立性,把个体较多地依赖周围环境称为场依存性。本研究结果表明场依存性类型的认知风格在调查对象中的存在较为普遍。场依存性类型的同学一般表现较为谨慎,不愿意冒险,受到批评时,很容易受到影响;容易受外界干扰, 学习欠主动,受外在动机支配较为明显。研究认为,场依存性的学生在自然情境下习得第二语言效果更好,而场独立性的学生在课堂情境下学习第二语言效果更佳。因为场依存性的人具善于与人交流,会主动地找机会说和听,这就使得他们有了更多的接受信息输入的机会;而场独立性的人具有较强的分析能力,他们更容易内化一定的语法规则和语言现象。Hansen和Stansfield(1981)对293名第一学期选修西班牙语的大学生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语言知识成绩与场独立性有显著的正相关。而我国学者的研究的总体结论是:在语言学习中,场独立者语言能力更强,而场依存者乐于交际,但总的来说,场独立者在外语教与学中有更多的优势。除此之外,出现频率较高的不良习惯还包括“在阅读过程中,我经常出现回视现象”和“在阅读过程中,我经常出现眼停过频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和平常我们在阅读中不注重阅读效率有关。同时也揭示了大部分受调查对象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阅读模式,在阅读过程中倾向于对对字母、词作逐层表面处理,而没有意识到在阅读过程中,读者还需要还需不断运用己有的图式自上而下地对这些信息进预测、判断和纠正。王瑛 (2011)对普通高校英语专业三年级学生的调查研究表明,在阅读过程中,高水平阅读者更频繁且更好地使用语篇知识,而低水平阅读者更多地使用词素知识和句法知识,且在句法知识的正确使用上存在困难。作为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英语专业学生,由于地理位置,教学资源,师资力量等方面的限制,大部分学生的英语水平较低,因此,在阅读过程中不能够像高水平阅读者那样从全局进行把握,而是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个别的单词和句子上,当然,这也是由于他们的词汇量低,语法知识欠缺导致的。

各种不良习惯之间的相关关系分析表明,不良习惯3和不良习惯10,不良习惯5,不良习惯4之间均存在较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不良习惯3是指“在阅读过程中,边看书边用手指着单词逐字阅读”,不良习惯10是指“在阅读过程中,边看书边小声朗读”。小声朗读是指在阅读过程中逐字逐句的读,而不良习惯3是手指单词逐字逐句读。这两项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主要是由“逐字逐句”导致的。不良习惯5指的是在阅读中经常出现眼停过频现象。眼停过频说明受调查者在阅读过程中过于关注某一个词,尤其是生词。不良习惯4指的是阅读过程中出现摆头现象。这几项不良习惯一般在低龄的阅读者中出现频率较高。本研究受调查对象为大二学生,这些不良习惯的出现频率不是很高。但不良习惯3和他们之间的明显相关关系表明逐字逐句阅读所带来的危害。伴随逐字逐句阅读出现的眼停过频,摆头等现象会进一步误导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过分注意每个单词的意思,而忽略了从整体上把握全文,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阅读者无法根据上下文,利用背景知识和利用已有知识对文章意思进行有效的推测。唐杰(2005)曾指出逐词阅读只能使阅读者达到句子水平的理解,从而偏离文章的主题和内涵,最终影响阅读效率。

五、结论和建议

从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受调查对象在阅读中存在问题主要有:生单词过多,在阅读过程中经常停下来查单词;阅读过程中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阅读过程中经常出现回视和眼停现象。针对上述情况,在以后的教学中我们应该利用各种方法扩大学生词汇量。由于本研究中大部分受调查对象来自云南边远地区。他们的英语基础较差,接触和使用英语的机会很少。在大学学习中,我们应该鼓励学生利用各种渠道,尤其是网络渠道去接触英语,阅读各种英语报纸杂志,以扩大词汇量,提高学习兴趣;其次,我们应该认识到大部分学生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们是场依存的认知风格,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一认知风格鼓励他们多与同学接触,交流,讨论,共同提高英语学习;最后,在帮助学生提高词汇量和熟悉基本语法句法知识的基础上,老师应该有意识地培养他们有效地运用阅读策略,打破逐字逐句的阅读习惯,学会运用自上而下的模式,根据上下文推测词义,寻找主题句,运用意群注视的方法等阅读策略。

参考文献

[1] 王瑛.外语阅读水平对词义猜测影响的探析[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1(6).

[2] 刘丹丹.中国英语学习者的阅读策略研究[J].外语界,2002(6).

[3] 姚喜明.英语阅读理论的研究发展[J].外语教学,2004(1).

[4] 张伊娜.对当前外语阅读教学的几点思考[J].外语研究,2001(1).

民族习惯法 篇7

1. 中国法律文化的影响。

中国的法律文化中存在法律一元论和法律多元论两种基本观点, 法律一元论认为只有国家法是社会的唯一有效的法律, 自然法、习惯法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根本不是法律。与法律一元论不同, 多元论者认为应该以法社会学、法人类学等更为广泛的视角去看待社会生活中的规范。因为, “国家法在任何社会里都不是唯一的和全部的法律。无论其作用多么重要, 它们只能是整个法律秩序中的一个部分, 在国家法之外、之下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类型的法律。它们不但填补了国家法遗留的空隙, 甚至构成国家法的基础。”正是因为这些法律多元现象的存在才使得民族习惯法的存在成为一种必然[1]。

2. 国家法的局限。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 但在国家法执行过程中, 其自身的缺陷影响了制定法的有效运行。首先, 国家法并非唯一的社会控制手段。由于每个民族和地区之间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 任何法律都不可能面面俱到, 对某些社会关系不可能一一规范, 我们还不能完全希望通过国家法来解决所有问题。其次, 中国的法律移植形似而神不似。中国法律制度的变迁, 大多都是修法变法, 尤其是与民众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民商事法律, 多为移植国外法律而来, 它们并未被大众消化甚而内化为自己的规范, 不易甚至根本不为民众所接受[2]。最后, 国家法的影响有限。由于国家法必然是以国家强制力来保障实施的, 但事实上国家权力在一些边远地区的控制力及影响力比较弱小。在这些国家权力的边缘地带, 当代表和体现国家权力的国家法到达的时候, 已经不能发挥多大作用了。而民族习惯法的存在则代表或满足了一定区域一定人员的法律需求, 能够弥补现有法律的不足, 这就为民族习惯法的产生和发展留下空间。

3. 民族习惯法的自身优势。民族习惯法已经在长期的社

会发展中融化在一定区域成员中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中, 成为区域文化心理的一部分。它适应了一定的经济关系和人文环境, 培育了一种民族精神, 生长在这一特定文化土壤上的人们共享着它所承载的信息, 并内化为人们的价值选择。作为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一部分的民族习惯法, 民族习惯法以通俗的形式, 紧贴社会实际, 根植于社会生产生活中, 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现实基础, 因此人们都能够自觉地维护和遵守它。

4. 民族历史文化的积淀。

民族习惯法, 作为一种文化价值观念它是从民族历史延续下来, 并已深深地溶入到各民族灵魂之中。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重“礼”轻“法”的社会, 人们在处理纠纷时把情、理放在法律之前, 以合乎情理为准则, 只求和睦, 不求权利, 再加上旧社会司法腐败低效和传统观念的影响, 诉诸法律成为“贱诉”、“贱民”。这种传统根深蒂固, 虽然解放后各民族的习惯法有所废除, 但要想改变这种文化价值观念并不是废除几部习惯法就能奏效的。因为产生这种观念的社会文化背景依然存在, 这种观念就不会消失[2]。

二、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冲突的表现

1. 法律文化与法律观念的冲突。

纵观中国几千年来法制发展的历史, 不难看出, 各少数民族的法律文化和规范也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组成部分。风格各异的少数民族文化、民情风俗, 构成了法律传统的多样性, 礼治、德治、人治、家族宗法、调解等等都是传统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 “和谐”、“无讼”、“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所追求的最高目标, 与此相对应, 现代法律文化深受西方法律观念的影响, 在中西方法律文化逐渐融合的过程中, 对西方文化由冲突、半接受、融洽到孕育新的法律文化, 现代法律文化追求的是抽象独立的人格、发达的契约关系、平等、自由、民主等观念, 主张“法治”、“维护人权”等现代法治理念。实证分析表明, 这些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法律文化与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3]。

2. 法律内容和法律规则的冲突。在刑事规则方面:由于少

数民族独特的生活习俗和民族思维指向, 导致在罪与非罪的判定上出现分岐, 同时在处理审理与执行程序上的出现冲突。在少数民族地区, 民族习惯法在刑事纠纷的立案、起诉、审判等阶段, 都对刑法适用产生或隐或显的重要影响。民族习惯法不仅在刑罚裁量上举足轻重, 普遍成为酌情减轻、从轻处罚的事由, 而且可以使法定意义上的犯罪转化成非罪处理。

在民事规则方面:民事方面的规定在民族习惯法中占有较大的比例, 是民族习惯法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与国家法的冲突主要表现为确立个人权利范围的不同、男女不平等思想的坚守等。

在婚姻规则方面:国家婚姻法确立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结婚登记、需达法定婚龄等规则。但按照民族习惯法就有所不同, 早婚、重婚、近亲结婚、包办婚姻、换亲等旧式婚嫁形式仍存在, 订婚、下彩礼、下聘礼几乎在每个少数民族社会中都有自己一整套民间程序。

在继承规则方面:如回族继承习惯法深受伊斯兰教法和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影响, 虽然承认男女均享有父母遗产的继承权, 但否认了同一亲等继承人平等的继承权。同时保留了出嫁女子不享有对娘家遗产的继承权;儿媳不享有对夫家财产的继承权等习惯。这些习惯法与国家继承法中继承权男女平等的规定是相矛盾的[4]。

3. 法律移植与本民族特点的冲突。

中国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受之制约的人们的行为方式却依然相当保守传统, 人们所惯用的习惯法是和本民族的特点及地方性知识一起生长的, 这就意味着国家制定法中从西方移植过来的那部分法律———“移植法律”必定会和某个民族文化的特点、价值观念发生冲突。因为国家制定法从西方引进的法律观念与各地方性的少数民族自身固有的特点无法磨合, 从而使“冷冰冰”的移植法律与极富“人情味”的本地民族特点产生了冲突[3]。

4. 调控纠纷的方式手段的冲突。

民族习惯法调控纠纷的方式手段较为简单、易行、有效、经济、容易为民族成员所接受, 例如对民间纠纷的调解, 往往由头人首领或有名望的民族成员、亲戚、邻居等进行即可, 甚至会以迷信的不健康的手段进行, 当事人也愿意遵从。这种解决方法所需成本极低, 有的民族只要请调解人吃顿饭而不需花费太多, 效果十分明显, 双方当事人在调解之后也不会再因此纠缠不清。因此, 其在民族地区还发挥着很大的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而相比之下, 国家制定法具有严格的适用条件和程序, 手段、方法都较民族习惯法复杂得多, 成本也比较高。虽然国家已经负担了一部分, 但当事人仍会因启动适用国家法的程序而付出较启动民族习惯法的适用高得多的花费, 而且国家法在某些交通不便、相对比较闭塞的民族地区来说, 也不便于取得和适用, 因而也阻碍了其作用的发挥。

三、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调适的途径

1. 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 促进少数民族全面发展。

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是民族法与国家法融合的重中之重。少数民族地区要发展, 教育必须超前发展, 要加大对民族地区教育的投入, 在资金投入和政策倾斜上都要加大, 保障民族地区整体文化素质和社会认识的提高, 进行民族习惯法的主动变革。

2. 在国家立法层面上, 吸收和继承民族习惯法中合理和有益的部分。

在对待民族习惯法的态度上, 我们不仅要正视其与国家法并存的客观实在, 更要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准则来融合吸收。

在法的创制层面上, 要注意对习惯法的调查研究。立法部门应开展大规模民族习惯法的调查研究, 深入各少数民族聚居区, 到偏远的村寨中, 掌握第一手资料, 研究、分析各个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习惯法及地方性知识, 结合民族自身特点和社会的整体需求, 探索习惯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及其规律, 使其更快地融合到国家法之中[3];立法活动必须充分考虑和尊重民族特色, 并分别不同情况进行有效处理, 使其更加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国家法律应当认可民族习惯法在一定范围和条件下存在[4];充分行使法律变通权, 用好变通执法权和变通司法权, 切实解决法律与民族习惯法的冲突。

3. 在执法、司法层面上, 既要维护国家法律的权威, 又要运用民族习惯法调处社会纠纷。

在现代法治国家, 任何法律实践的根本目标都不应当是为了建立一种权威化的思想, 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 调整社会关系, 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基于这种理解, 我们应当避免只靠建构一种纯国家形态的法律秩序或建立一种权威化的法律可能对人们造成的压制, 而应当努力保持规范适用的多元性特征。在执法、司法实践中, 执法者既不能违背法定职责, 又不能完全依赖习惯法, 既做到不枉法裁判, 又做到充分照顾到习惯法的合理成分。

4. 重塑民族法律文化。

应在国家法的主导下, 通过国家制定法的适度妥协和民族习惯法的不断更新, 重塑民族法律文化, 以促进民族地区法制建设、调适民族习惯法和国家法冲突。首先, 要克服依靠国家强制力将民族习惯法消除的思维和防止过分强调保持民族习惯法的独立性错误倾向。其次, 要在国家法原则的指导下, 建构国家法与习惯法的二元结构调整模式。应充分发挥民族习惯法调整具体性、民族性的特点, 更好地弥补国家法弹性的局限和立法空白的不足。最后, 立足民族习惯法, 吸收和汲取国家法的法治理念, 进行民族习惯法体系化建设。

参考文献

[1]蒋超.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关系研究[J].求索, 2008, (7) .

[2]陆进强.少数民族习惯法与民族法制建设[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12) .

[3]石伶亚.论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冲突与融合——西部乡村少数民族婚姻现象透视[J].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 2002, (6) .

民族习惯法 篇8

国家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 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 反映着统治阶级意志的规范系统, 具有规范性、强制性、阶级意志性和物质制约性。[1]然而国家法并不是万能的, 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 国家法显得相对萎缩。相反, 国家法之外的所谓习惯、伦理、道德等习惯法却倍受民众青睐。少数民族习惯法作为习惯法的一种, 是我国广大少数民族在千百年来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 世代相袭, 不断发展并为本民族成员所信守的一种行为规范, 它与各民族的宗教信仰背景、地理环境等有着密切关系, 是“活的法律”。在外界眼中, 中国传统的少数民族社会宛如一个“没有法律”的社会, 真正维系民族发展的是一种内在的社会秩序, 而这种社会秩序的生成主要依赖对“宗教”和“习惯”的信仰。信仰作为一种精神动力蕴含着巨大的能量, 它的产生并不仅依赖于宗教, 同样可以作用于法律。法律信仰的培养不仅是现代法治的应有之义, 也有助于国家法和民族习惯法的契合。

二、法律信仰定义之解读

伯尔曼曾说 过: “法律必须 被信仰, 否则将形 同虚设”, [2]国内学者对这一概念也进行了一些定义: 法律信仰是对法的“神圣崇尚”; 法律信仰是对法的“神圣体验”;[3]“法律信仰从主体之心理因素观察, 应当和宗教信仰的心理状态相同”, “是主体对法律的行为拜从; ”[4]法律信仰“是一种类似于宗教信仰般的情怀。”以上观点都具有两个共同点: 一是将法律信仰主体的信仰程度扩大化, 类似于宗教信仰的热衷。二是把“法律信仰”等同于“信仰法律”, 即信仰的对象为“法律”或“法”。卢梭曾说过: “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 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 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可见, “法律信仰是关于人类世俗社会生活秩序与规则的信仰”, 实质在于对法所具有的普遍性与最高价值的认同与期待。因此, 法律信仰应当同时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主体对法律的认同, 二是法律本身应当呈现的内在价值。这就要求法律必须顺应民族的文化、贴合民众的生活, 不能与民众一贯导行的价值相悖。同时, 法律应当具备公平正义的内涵, 值得公众追求。

三、法律信仰对契合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的作用

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形成具有“封闭性”和“人性”, 这与国家法秉承的“开放性”和“理性”势必产生摩擦, 此外, 少数民族习惯法“自下而上”的产生与国家法“自上而下”的实行更是加剧了二者间的冲突。如何使二者有效契合, 法律信仰的树立为我们提供了方法。

( 一) 法律信仰的树立有助于国家法对民族习惯法的吸收

首先, 民族习惯法生存的客观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 生态与少数民族的生活是共存共荣。因此, 土地、草场、水域等自然资源的保护在民族习惯法中早有体现, 如:藏族的“放生”习惯、蒙古族的“轮牧”制度以及宗教对“神山”、“神水”、“神兽”等自然物神性的赋予都为地区自然环境的保护做出了贡献。其次, 少数民族习惯法在处理纠纷时注重调解, 调解是以群众之间的亲善和睦、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为出发点, 以礼俗和习惯法规则来处理问题。这使得习惯法这种自生秩序方式不仅效率较高而且成本较低, 同时在方式上有其更符合民族心理。再次, 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环境艰苦, 部落与族群的发展离不开彼此的互助, 故而, 民族习惯法中多有关于“尊老爱幼、救助孤寡、生产生活互助”的规定。这些都是民族习惯法精华所在, 国家法对其应当承认并尊重。对民族习惯法良性因素的吸收不仅使国家法更容易被本民族成员接受, 也是国家法增强内在动力的最佳途径。

( 二) 法律信仰的培养有助于国家法对民族习惯法的修正

民族习惯法必然有它的“有限性”与“落后性”。习惯法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 有些纠纷甚至依靠“神判”来解决, 惩罚手段野蛮落后, 判决不公或冤假错案时有发生; 藏族习惯法中的“赔命价”, 苗族的“包办婚”等规定都表现出父母包办、男尊女卑的封建等级观念, 与我国的民主法制格格不入; 此外, 因为草原、水利、林木等纠纷引起的群众械斗、报复性偷盗、抢劫案件都严重危害了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对于这些问题, 国家法应立足于地区现状对习惯法予以修正, 运用法治理念及时消除习惯法中野蛮、封建因子, 将公平正义的宏观精神渗透到民众日常的微观生活之中, 使之成为维护民众权益的有效武器, 从而树立国家法在民众心底的威信。

四、结语

民族习惯法从产生、发展到与国家法契合的过程中展现出强大的张力, 这使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问题, 法不是存在就能树立其权威, 法应当紧密贴合民族生活、顺应民族心理、反映民族精神。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的沟通、妥协需经历一个漫长又艰难的过程, 但二者最终会趋于一致。法律信仰的培养不仅为契合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提供了途径, 它更大的价值在于推动国家法向主体的意识形态靠拢, 使法具备更为实在的精神。

摘要:法律信仰既包括主体对法的认同, 又包涵法自身的价值, 法律信仰的培养不仅有助于国家法对民族习惯法的吸收, 还有助于国家法民族习惯法的修正。

关键词:法律信仰,习惯法,国家法,契合

参考文献

[1]孙国华.法理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2][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梁治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3]刘旺红.法律信仰与法制现代化[A].法制现代化研究[C].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民族习惯法 篇9

一、不同历史时期的习惯法及其演变

彝族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历史长河中, 蕴育出一套赋有本民族特色的法律习惯及文化, 它是彝族人民在各个时期智慧的总结, 并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而变迁, 不断的与国家法进行互动, 两者间既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

先秦及秦汉时期:世界上许多民族的文化起源均来源于神话故事及传说, 彝族也不例外, 这一时期彝族还处在奴隶社会, 此时彝族地区大多以神话传说规范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通过了解彝族的神话故事, 我们可以找到彝族文化习惯的来源, 包括婚姻、解决纠纷的机制以及服饰习惯等。随着秦朝一统天下, 汉朝在西南地区设置郡县, 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管理逐步加强。这时, 彝族地区已经开始形成较为完善的习惯法制度, 不再单纯依靠神化传说来调整社会秩序, 另外彝族人民还喜欢通过盟誓来确立条约、规定权利与义务。

唐宋时期:自公元8世纪中期, 南诏首领皮罗阁统一六诏建立起南诏地方民族政权, 到13世纪中期元军入云南结束大理段氏的统治, 南诏、大理作为与唐王朝、宋王朝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文化实体, 在历史上持续了近5个世纪。这一时期一方面官方法更加完善, 另一方面由于实行以血缘宗法为基础的部落制, 更多的是以习惯法来调整彝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 最后大理国是以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段氏所建立, 标志着彝族社会由封建领主阶段进入封建地主制阶段。

元清时期:元明清时期是云南彝族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 这一时期随着元朝实现全国统一, 建立全国性的封建政权, 推行行省和土司制和改土归流政策, 进一步加强了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 “官方法”在调控社会秩序上享有更高的地位。土司统治时期, 元明两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逐步加强, 随着明朝提刑按察使司的建立, 习惯法的调整能力相对弱化, 官方法开始积极的介入彝族社会纠纷的解决, 彝族社会开始被纳入国家统一的司法体系。改土归流的实施直接导致官方法在彝族社会取得了空前的优势地位, 彝族习惯法仅存在于民事领域和朝廷特许例外的刑事领域, 彝族的法律体系仅仅是清朝中央法律的组成部分, 而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

民国至今:辛亥革命以后, 新思想不断涌入, 彝族习惯法并没有随着中原大地思想的逐步解放而发生改变。解放后, 局势逐渐稳定, 且中央采取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相对灵活的民族政策, 少数民族得意休养生息发展经济, 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的开放程度不断增加, 以及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 这一时期彝族习惯法又有了新的变化:等级制度已不存在;在惩罚制度上, 封建残酷的肉刑逐渐被更加文明的财产刑、资格性所取代;祭祀活动因地而异;丧葬习俗独具特色;在继承制度上, 女儿依然没有继承权。

二、彝族习惯法发展变迁的历史规律

罗平地区作为彝族的发祥地之一, 对于彝族法律文化的发展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 通过对《罗平州志》、《罗平州乡土志》及其他历史文献的分析, 我们大致梳理了罗平地区彝族法律文化从先秦时期到清朝的一系列变迁规律,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 从生产力的发展上来看, 彝族的法律经过了奴隶社会时期到封建领主时期再到封建地主时期的变迁, 在不同时期的法律制定者因其代表不通的利益, 因此法律的表现也不通。在秦汉时期, 即奴隶社会时期, 这一时期的彝族社会不再仅仅依靠神话来调整社会秩序, 奴隶主通过制定法律来维护其统治, 法律表现为比较残酷的刑法, 多身体刑;到了南诏国时期, 随着农业的不断发展, 彝族社会进入封建领主时期, 法律的表现形式较之前相对温和, 由于本时期战事频发, 所以军法较为发达, 但本时期的法律缺乏系统性, 较为散乱;大理国建立以后, 彝族社会进入封建地主时期, 以血缘宗法为基础的部落是典型的社会组织结构, 这为后期家支的形成奠定基础, 这一时期的法律文化开始受到“官方法”的影响, 但在部落内部, 习惯法仍具有较高的地位;元朝一统天下后, 随着土官土司制度代替羁縻制度, 以及明末清初的改土归流, 中央王朝对彝族的地区的控制一步步加强, 到了清朝时期, “官方法”已享有绝对权威的地位。

第二, 从内容上来看, 整个彝族的法律文化经过了形成→发展→高潮→汉化的过程, 即在原始社会形成, 奴隶社会逐步发展, 封建社会达到高潮, 从清朝至今逐步被汉化的过程, 而罗平地区彝族的法律文化在遵循这个规律的基础上, 又表现出自己的特色, 即趋同→特殊→再趋同的过程。从法律文化的起源上看, 罗平彝族和其他地区都是大同小异的, 都是在原始社会末期出现阶级划分以后, 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而使用的工具, 但随着生产力和文化的不断发展, 特别是南诏国末期和大理国时期, 居住在云南不通地区的彝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 各部落之间又相对独立, 罗平彝族较之其他地方开始渐渐出现差异, 最为明显的是彝族在各个地区的名称大不相同, 但解放后统称为“彝族”, 随着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日益重视, 彝族的文化逐渐复兴, 此前生活习俗相异的彝族之间也在不断影响、相互融合。

三、现代社会彝族习惯法的创新发展

人类跨入21世纪后, 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 文化间的交流、碰撞也更加激烈。“现代社会许多变迁都源于物质文化, 物质文化变迁又引起其他部分文化变迁。在很多情况下, 都是物质文化变迁在前, 所引起的其他变迁在后, 有时这种滞后所引起的失调时间很长, 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因此, 在现代社会少数民族地区习惯法文化如何适应新的社会变化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习惯法的创新发展是一个社会群体根据社会的发展规律及趋势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构建及合理调整的一个过程, 其目的是使习惯法传承优良传统的同时, 又适应新的社会需要起到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笔者认为罗平彝族地区习惯法的创新发展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去粗取精, 即将原有的习惯法文化进行整合,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扬弃某些习惯法文化要素;二是促进文化转型, 即将演变了的习惯法和新出现的习惯法予以接纳, 承认其进步性, 而不认为它是对旧有文化的冲击和遗失。

(一) 去粗取精

首先保留习惯法中优秀的文化要素, 优秀的习惯法文化犹如一盏明灯指引人们形成正确的道德观与人生观, 教导村民应该具有勤劳、勇敢、诚实、质朴、坚韧、温顺等品质, 在维护少数民族地区和谐中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在罗平彝族地区, 祭祀文化是传统习惯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除少部分被汉化的彝族外, 大部分彝族会在农历新年举行大型的祭山活动, 祭祀选在农历正月的第一个龙日, 在神山树下集体祭祀, 祭祀后大家席地而坐, 不分长幼, 饭自带肉共食, 是一种大规模的集会。另外还有农历六月二十四的“火把节”, 彝族人认为农历六月二十四为一年的一半, 因此这天又称为“过小年”或“过半年”, 彝族过火把节时, 一到夜晚, 各村寨即点燃火把, 举火把散布游动于田野山乡, 颇为壮观。彝民用火把照田, 占岁丰收, 民间传说, 过火把节是要引谷穗出来看火把, 耍火把是为了扑灭秧苗的病虫害。火把节期间还有各种社交文化娱乐活动, 各村寨举行唱歌、跳舞、摔跤等。这些祭祀活动不仅仅表现为庆祝了某个节日或进行了某项程序, 更重要的是它在潜移默化的传递集体意识, 凝聚并规范着民众的文化心理、道德规范及宗教信仰。除祭祀活动外, 还有丧葬、婚嫁等习俗, 这些仪式不仅是彝族文化的表现, 更有着深厚的历史特色和地方特色, 因此应该予以保留、传承和发展。

其次扬弃习惯法中落后的文化要素。在历史的发展中, 已经有部分落后的习惯法要素被扬弃, 例如:身体罚和等级制度。我国法律的规定儿子和女儿的继承权是完全一样的, 如果说有什么差别那就是谁对父母尽得义务多, 谁就可以适当多分, 谁不尽义务可以少分或者不分。但在彝族社会依然恪守着“嫁出去的闺女泼出的水”, 认为女儿没有继承权, 在分房产、分土地时将女性置之不理, 更难以理解的是即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彝族女大学生, 清楚了解自己在法律上拥有继承权, 也不会去争取这份权利, 而会遵守家里世世代代留下来的规矩, 即“家规大于国法”, 另外在彝族社会, 妇女地位极为低下, 无论酷暑或严寒妇女均要地里干活, 男人则可在家休息, 如果家里来了客人, 女人 (客人除外) 一定不能上桌吃饭, 而是拿着小碗蹲在一边吃, 或者等男人和客人们吃完了再吃。这不仅不利于妇女权益的保护, 更是对法律精神的违背, 也不符合和谐社会中“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要求。要改变这种现状除了加大普法宣传力度, 司法机关也应该积极介入, 避免少数民族妇女因畏惧“家法”“夫权”“父权”而损害自己的权益。

(二) 促进文化转型

“过去的生活方式是现在的传统, 当活动主体重新使文化传统成为现实, 成为他们生活方式一部分的时候, 他们必须创造性的克服传统作为抽象形式或符号的局限性, 那么传统自然会适应新的形势, 发生变通。现实的人借传统的名义, 在传统之中获得一定的合法性, 而传统借人的活动成为现实文化, 获得了新的存在。”在少数民族社会中, 习惯法不是一成不变的沿袭古老的传统, 而是根据社会的变化不断的创新发展, 只要有利于习惯法的现代化, 并不改变其性质和文化精髓, 都可以在发展中创新, 并作为新的习惯法被吸收到民族传统文化中。根据上文总结的少数民族习惯法演变规律, 习惯法的文明程度与社会的发展相一致, 因此彝族习惯法应符合社会主义的精神和市场经济的要求。

促进文化转型就是要承认新的习惯法表现形态。火把节不仅是彝族的传统节日, 罗平旧屋基彝族乡政府也将此节日作为旅游项目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在广场区架起篝火, 组织大型的集体舞蹈吸引游人参与。不少学者认为, 传统文化已逐渐沦为敛财的工具而丧失其淳朴的本质, 而笔者认为这是文化随时代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习惯法作为文化之一, 必然会经历这个过程。因此, 面对习惯法的市场化, 我们不要去苛责它丢失了传统的意义, 而应该认识到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作用, 在建设市场经济的今天, 习惯法市场化就是新的表现形式, 它虽然有别于传统, 但对于未来而言, 它只是对于传统的变通, 因此我们应该承认。

综上所述, 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创新发展是一个运动的过程, 它以不断创新的方式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和环境, 我们在保持文化精髓的同时要摒弃其落后的部分, 还要积极促进习惯法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和市场经济的时代转型, 使之成为传统习惯法和现代习惯法的过渡桥梁, 这样经过创新重组后的习惯法必定能适应社会新的要求与挑战。

最后, 目前国内学者在对彝族法律文化的研究中, 对于民国之前的历史时期, 其研究对象还具有多样性, 也较能反映彝族社会在不同地域的特点, 但在研究民国至今这一时期的彝族文化变迁及特征时, 基本上均以四川凉山彝族为对象进行研究, 因此现存资料中, 关于四川凉山彝族的社会文化、等级制度、刑事惩罚、丧葬嫁娶等方面研究成果颇多。笔者认为, 虽然凉山地区较好的保留了彝族的文化传统, 但凉山彝族文化仅为彝族文化中的一个支脉, 不能以其代表整个民国时期至今的彝族文化的发展和变迁。罗平地区作为彝族的发祥地之一, 同样也蕴含了丰富了彝族文化, 目前对它的研究还处于空白和起步阶段, 还有更多的挖掘空间。对于罗平彝族法律文化的研究, 可以打破目前研究对象的单一性, 使民国至今的彝族法律文化更具有多样性。

摘要:少数民族社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呈现出不同的特性, 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习惯法也随之改变。本文通过分析云南罗平地区彝族习惯法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及其演变方式, 并根据这些特点和变迁的规律, 为现代社会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创新发展提出自己的意见, 使之与时俱进, 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更好的维护少数民族社会的稳定与团结。

关键词:彝族,社会发展,习惯法,创新

参考文献

[1]张晓辉, 方慧著.彝族法律文化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5.

[2]高丙中.居住在文化的空间里[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9:47.

[3][美]W.F.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144.

[4]罗家云.大理国时期的彝族习惯法[J].云南大学学报 (法学版) , 2007, (05) .

民族习惯法 篇10

一重视培养学生求真务实的动手习惯

好的习惯往往使所做之事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学习语文亦是如此。对刚跨入中学大门的少数民族学生, 在引导他们积极地认识初高中语文学习的差异和不同要求的同时, 通过介绍名人逸事、文字趣事等方式努力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培养他们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 在方法上加强学法指导, 在操作上提出明确要求, 并进行严格训练。有关语文学习的每一个环节, 都要求学生认真去完成。要做好这一系列的工作, 老师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心力, 非常辛苦, 但只要坚持下来, 数月后, 就会发现学生身上出现让人欣喜的变化, 学生在学习语文时不再有抗拒的表现。

二重视培养学生动口多说的习惯

1. 立足课堂, 重视训练

教师的教学要抓住学好语文学科要“多读、多写、多说”中多说的方法特点, 要坚守住课堂教学这个主阵地, 引导学生认真领悟、表述课文中极具暗示和内涵的语言, 认真落实课文中表达交流部分的教学的要求, 对教材中设计的每个单元都有一个中心主题进行表达交流训练, 使学生通过典型话题的实践, 积累口语交流的经验。表达交流和一般的说话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表达交流是一种在特别的交际环境中进行的有交际目的的、重视语言表达的、围绕一定的中心话题进行有条理表达的语言活动;而一般的说话相对要随意, 可以没有话题、中心, 可以不带着目的。正因为如此, 我们的语文课堂就是表达交流最好的“特定环境”, 可以借助课堂来创设符合学生生活实际的交际情境, 帮助学生有效地落实好每一次交际训练的活动。只有这样才会消除师生、学生间的隔阂, 拉近距离才容易使学生有熟悉、似曾相识的感觉, 才能让他们不拘谨, 放松心情, 才能活跃他们的思维, 才能对交流的话题深入思考。

2. 立足生活, 注重运用

在教学过程中, 为了训练和提高学生的表达交流能力, 可采取很多灵活的训练方法。如在教学中, 我会通过播放课文的诵读录音材料给他们听, 借此让他们发现各自的读音问题;每节课的前5分钟通过讲成语故事、解读警句名言、读书交流等活动, 来提高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 通过这样的活动, 让每一个学生都得到充分的锻炼, 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表达能力。同时在教学中, 结合课文中主人公的人生价值观让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发表他们对一些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的看法和见解。通过长期不懈的有效训练, 学生的表达能力提高了。

三培养学生重视积累的良好习惯

课外阅读是对课堂教学的有效补充, 是课堂的有效延伸, 它能够拓宽学生的视野, 丰富学生的知识结构, 提升学生的思想水平。作为老师的我们应该营造读书的氛围, 给学生开出适合他们阅读的书单, 结合课本中的名著导读向学生介绍中外名著, 以吸引学生的阅读兴趣。如每两周我安排一节课作为学生读书交流活动课, 要么安排学生交流对某本书的阅读心得, 要么安排学生讲述文人墨客的逸事, 要么结合课本的名著导读向他们介绍相关的作品, 指导他们去读这些作品。此外, 每周安排一节课阅读报纸杂志或好的文学作品, 并鼓励他们写下有感触的笔记, 积累觉得有用的东西。一学期下来, 每位学生至少读了几部中外名著和一些较好的报纸杂志, 这样既让学生从阅读中提高自己的阅读能力, 认识社会, 开阔视野, 又可为写作积累大量的素材。如在2012届时有这样一位来自高寒山区的少数民族学生, 刚入学时, 汉语都不能说利索, 虽然刻苦学习, 但考试没及格过。她非常困惑和痛苦, 经过几次交流, 我帮她找到了重视阅读、注重生活实践、多写、多积累的学习方法, 在后来的学习生活中, 她是班上读书较多的学生之一。经过三年不懈的坚持阅读, 高考取得了125分的成绩。

背诵是学习语文的最基本的方法, 背诵的过程实际就是知识积累的过程。特别对于少数民族学生而言, 背诵的过程即是在进行各种语言素材的积累。同时通过背诵这些美文, 可以训练学生对语言的感知能力, 积累大量的优美语言词汇, 从而提升学生的表达能力, 也逐渐培养了他们的语感。

四培养学生多写多练的习惯

语文教学中的“写”, 包括两方面, 即“书写”和“作文”。随着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的普及和使用, 学生的书写能力整体呈下降的趋势, 相当一部分学生丧失了写好字的能力, 部分学生的书写能力甚至还不如初一学生的书写能力, 标点符号乱用, 给他们的学习带来了负面影响。

作为高中生, 应“能写出规范、工整、具有一定美感的行楷字”。所以从学生进入高中的第一天开始, 我就重视培养学生良好的书写习惯, 并贯穿于整个教学环节。首先, 引导学生掌握汉字的偏旁的书写和组合特点, 帮助学生分析他们书写习惯中存在的问题, 然后针对问题提出书写的标准和要求。其次, 高一阶段引导重视选择较好的、规范的临帖, 指导和要求他们每天坚持练10分钟的字。再次, 要严格抓学生作文中的不规范字, 要求学生认真改正。最后, 规范的书写包括规范、正确地使用标点符号。只要老师坚持抓下去, 学生的书写会有很大的改善。

写作是高中语文教学和高考语文的重点之一, 也是语文学习的难点所在, 被称为语文考试的“半壁江山”。然而, 现实是学生对写作文非常害怕, 不愿多花时间和精力提升写作能力, 老师费尽了心机, 但学生依然不知怎么写, 这样的情形普遍存在于我们的语文教学中。究其原因, 或许是因为我们老师未注重对学生良好写作习惯的培养、写作方法的指导;学生平时不写或少写, 缺乏系统有效的训练, 不注重对生活的感悟和反思。针对这种情况, 我要求学生从入学开始, 就坚持每天写读书笔记、单周写随笔、双周写作文, 而且要写自己的真实感受, 让他们有感而发。另外, 还要求每位学生准备一个作文素材笔记本, 每天坚持积累一些好的语文素材 (好的词句) , 每天读3000字左右的读物, 做好读后感的书写。通过这样的方法, 学生既积累了大量的写作素材, 做到写作时有素材供自己使用, 同时因为有东西可写消除了学生对作文的恐惧心理, 又掌握了行文的技巧, 提升了学生的思辨能力。同时也可以利用课内阅读的内容, 选择一些贴近生活实际的例子进行写作训练。老师只有激发学生的兴趣, 学生的写作水平才会不断地提升。

五培养学生探究式的学习习惯

在教学实践中, 只有充分调动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我们的教学活动才会产生应有的效果, 而新课程理念中强调的学生探究式的学习方式正是学生主观能动性的体现。这种学习方式要求学生能自主地参与知识获得的过程, 具备必要的探究能力。然而在现实的教学活动中, 我们的学生因为各种原因, 不愿主动地参与到探讨式的教学活动中, 更不愿意向老师和同学提出问题和发表自己的看法。针对这种情形, 首先要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消除师生间的隔阂, 让学生愿意接近你, 愿意和你分享他们的情感体验;其次在教学中营造轻松、和谐、民主的课堂氛围, 让学生在这样的氛围中不拘谨, 能够畅所欲言;最后, 教师在探讨交流过程中, 不仅要对学生的表述正确评价, 还要注意维护学生积极探讨和表达的积极性。探究式的学习习惯能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语文教学中, 应鼓励学生要敢于打破常规, 不要拘泥于权威和老师, 要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这就要求教师要解放思想, 突破固有的思想束缚, 树立师生平等的观念, 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在教学中同学生一起探究, 让学生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激发他们的好奇心理, 让他们去思考、合作、探讨, 最后得出结果。这样既能体现学生学习的主体性, 同时也获得了更加直观的体验。

总之, 语文是一门长期性、积累性、人文性、实用性的基础学科。作为语文老师应该留给学生的是一辈子受用的东西, 应是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然而良好的学习习惯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够形成, 只有长期不懈的坚持、师生的通力合作才能养成。但只要我们抓住语文是一门语言学科的特点, 利用生活这个最有利的环境, 就总能找到方法。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说:“学习语文的目的在于应用, 就是要养成应用语文的良好习惯。”

参考文献

[1]语文课程标准研制组编审.语文课程标准解读[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2]朱慕菊.走进新课程——与课程实施者对话[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3]韩永昌主编, 杨治良主审.心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民族习惯法 篇11

《汉语教学大纲》明确指出,高中阶段要求学生具备写的能力:能够撰写一般性文章(心得体会、读后感、实习报告、工作小结、小论文等),用词较恰当,语言表达尚得体,能基本正确地反映客观情况或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能够撰写一定业务范围内的工作文件及普通应用文,格式基本正确,语言表达基本清楚,熟悉汉字的基本结构特点,笔顺基本正确,掌握标点符号的基本用法。

高考作文评分标准也要求全文语言自然、流畅,句式多样,遣词造句恰当。内容充实,表达全面。条理清楚,前后紧密连贯,句意连接转换自然、流畅。

但从历届中考和高考的成绩来看,写作类题目学生的得分率最低,不少人是零分。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与我们日常教学中教师不重视写作教学,学生很少写作有关。因此,我们必须要特别强调在中学汉语教学中加强写作教学,小学、初中阶段要专门开设作文课对学生进行专业辅导,让少数民族学生养成良好的汉语写作习惯。

要让学生有感而发,有感而写,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就要在日常的课堂教学过程中加强汉语写作训练。少数民族汉语教学的各个环节中,写作是最薄弱的环节。汉语写作教学是整个汉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高中阶段的重心之一。写作和听说读具有内在联系,相互渗透,互为基础。

高中阶段的写作训练应以公文、记叙文、说明文写作训练为重点,选择较难的训练项目,如,广告、合同或协议书、备忘录、说明书、产品介绍、读书笔记、工作总结、经验介绍、专题论文等内容。学完一篇课文后书写读后感等方法进行训练,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写作训练是一个渐进的、连续的、完整的过程,它呈现出阶段性特点,小学阶段要求学生斟词酌句,也就是要吃透词义,用搭配法连词成短语,连词组成句子,扩写句子,为以后的语篇写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初中阶段要求学生在特定语境中连续写几段话或连句成段成篇的能力。小学、初中阶段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后,高中阶段就可以让学生放任笔锋,规范写作了。

教师在指导学生进行写作时可以采取以下五个步骤循序渐进地进行:

第一步:可以采用潜意识写作训练法。潜意识写作就是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进行写作,写作前教师不向学生布置写作任务,只要求他们回答问题,这些问题都是老师根据写作的程序、写作的内容来设计的,学生的正确回答就是文章的基本构架和主旨内容。设计这种方法的目的就是尽快减少学生一开始对写作的神秘感和畏难情绪,将语言的两种产出——口头产出(说)和笔头产出(写)结合起来。在教师的引导之下,学生由说向写过渡,再通过学生的记忆对师生课堂说的内容进行筛选并用笔记录下来,最后通过老师的讲评,让学生从一种无意识状态下的写作过渡到有意识的模仿写作,学生在“恍然大悟”中掌握写作的基本规范和基本技巧。

第二步:老师可以给学生列提纲、分析文章的纲要过渡到学生自己能列提纲。在日常的课文教学中,老师注重培养学生组织段落的能力,给学生阅读一些简短与段落清晰的范文,从中分析段落结构与段落结构的关系。学会了优秀范文的写作提纲、文章结构、段落组织后,学生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逐步培养自己书写提纲的能力了。学会用汉语写提纲是提高写作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培养学生写作时逐渐习惯用汉语思维合乎逻辑地表达思想。

第三步:老师可以对学生进行引导性写作训练。老师写出文章的第一段,要求学生续完。或给出每段话的第一个句子,要求续写。或给出文章的头与尾让学生在中间填写内容。给出的内容很灵活,可供学生发挥。这样既训练了学生的想象力,又可以使学生写作不离主题。

第四步:学生自由发挥,独立完成写作。在自由写作阶段,应放手让学生表达自己的思想。寻找一些与学生生活接近、实用性强、结合学生实际需要的写作素材,这样学生就愿意写,有话说。

第五步:学生养成随感而写的习惯。在汉语听、说、读、写四技能中,写作对学生的要求是最高的,在汉语写作的过程中,学生不仅要掌握字、词、句、标点等写作基本知识并具有用汉语造詞造句的能力,而且需要以汉语思维方式创造性地、合乎逻辑地表达思想。因此通过以上五步的课堂写作训练,在学生广泛阅读范文,积累好词好句的基础上,使学生养成有感就写的好习惯。

民族习惯法 篇12

一、培养民族地区农村中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必要性阐述

首先, 从社会发展的需求角度来讲, 良好的行为习惯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是我国社会发展对于人才素质所提出的要求, 因此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是符合社会发展对于中学教育所提出的要求, 也是确保学生在未来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能够占有一席之地的关键性教育理念。

其次, 民族地区的农村中学学生急需要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教育, 这不仅符合学生个人发展的需求, 同时也是确保教育质量, 完善教育工作的关键性工作。俄国著名的教育家曾经提出:“良好的行为习惯是寄存于人类神经系统中的道德资本, 这个资本将会随着良好行为习惯的不断提高而不断的增值, 而这也将会使人们受益终生。”由此可见, 良好的行为习惯是人们进步的阶梯, 而作为处于身心成长关键性阶段的中学学生来说, 这个潜移默化的成长极为关键。而民族地区农村的学生在这个方面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而处于劣势, 因此作为教育者我们更应该给予这方面的教育以充分的重视, 这样才能够真正确保学生的道德水准不断提升, 从而成长为德才兼备的社会人才。

二、当前民族地区农村中学生不良行为习惯简析

我国民族地区的学生普遍具有淳朴、热情、意志力顽强、心灵纯洁善良等优点, 然而这些优点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有的, 有一部分学生且这部分学生的数量正在呈现扩大化的趋势存在着语言习惯不良的缺点, 很多学生语言不规范, 甚至有很多学生出口成脏, 礼貌用语使用几乎没有, 对于师长和同学的尊重也很不够, 这就很容易激化学生群体之间的矛盾, 也容易造成师生之间的隔阂。还有很多学生缺乏良好的行为习惯, 例如, 有很多学生吸烟、打架、酗酒、斗殴、赌博等等这些行为习惯都极大地腐蚀了中学生纯洁的心灵, 如果不引起足够的重视则学生很容易渐渐误入歧途而无法回返。

三、民族地区农村中学生良好行为习惯培养策略探析

1. 教师做好表率工作, 为学生树立良好的学习榜样

在中学阶段的教育中, 教师所起到的作用是极为关键的, 教师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是教育者同时也是学生的效仿对象, 学生不良行为习惯的产生有学生自身的责任, 但是也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来自于教师, 教师自身行为习惯的不规范必然会成为学生的效仿对象, 而中学阶段学生的身心发展处于较为快速的时期, 模仿能力较强, 因此为了有效地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 教师首先要做的就是规范自己的行为习惯, 为学生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 为学生做好表率带头作用。用教师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规范的思想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 促进学生身心良好的发展。

2. 以学生为主体, 促进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形成

在培养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时候, 教师不应该只是教学生怎样去做, 而是应该更多地让学生亲自去实践, 行为习惯的培养和道德情操的培养不是仅仅依靠理论知识教育就能够实现的, 这需要学生亲身实践和体会, 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这项教育工作的时候要时时刻刻以学生为主体, 更多地将他人教育转变为自我教育。也有很多的教育学家曾经明确地提出, 人类最为优质和有效的教育不是所谓的高等教育, 而是来自于自我的教育,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教师所要做的只是帮助学生树立好争取的发展方向, 具体的内容还是要靠学生自己去实现, 在培养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时候同样也是如此, 教师过多地参与只会引起学生的反感情绪, 甚至会滋生学生的逆反心理。所以, 对于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更多的应该是让学生在潜移默化的感悟之中完成。

3. 加强与学生家庭教育的链接, 全面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

家庭的教育对于学生行为习惯的养成非常重要, 因为学生在校的时间毕竟有限, 而在家庭之中的时间却是非常多的, 并且家庭教育也是学生接受的最早教育, 对于学生的成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为了全面培养学生的行为习惯, 作为教师应该加强与学生家长之间的联系, 向家长申明行为习惯培养对于学生个人发展的重要意义, 引起家长的足够重视, 让学生家长能够充分发挥家庭教育的作用, 全面培养学生良好的个人行为习惯。

总而言之, 在民族地区的农村中学教育中, 对学生个人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对于我们整个中学阶段的教育来说具有十分深刻的意义。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不仅对学生未来的个人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同时对我们眼下中学阶段的教育来说也是意义非凡, 因此作为教师, 我们应该本着为学生的一生负责的教育态度来对学生的个人行为习惯和内在道德品质进行重点的培养, 通过我们的教学努力将学生培养成为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为学生未来更高更好地发展创下一个良好的开端。

摘要:在中学阶段对于学生的教育作为教育者不仅要将教育的目光停留在学生成绩的提高上, 同时还要对学生的个人生活习惯以及学习习惯等等给予充分的关注, 因为这些不仅关系到学生未来的人生发展, 同时对于我们眼下的中学阶段教学来说也至关重要, 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中学教育中, 教师应该给予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以一定的重视, 通过我们的教学工作来使学生具有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的习惯, 为学生未来能够取得更大的发展奠定一个有力的基础。

关键词:民族地区,学生良好行为,培养意义,策略探究

参考文献

[1]卫庆锋.行为习惯养成教育的思考与实践[J].才智, 2009 (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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