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事业贡献管理

中医药事业贡献管理（共7篇）

中医药事业贡献管理 篇1

陈安民,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第二临床学院院长。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博士学位,1993~1995年曾在奥地利Innsbruck大学骨外科进行博士后研究。

现任中国医师协会理事、中国医院协会理事、湖北省医院协会副主委、中华骨科学会委员、湖北省创伤外科学会主委、湖北省脊柱脊髓损伤学会副主委、湖北省骨科学会副主委、《中华医学杂志》编委、《骨科》杂志主编、《中华创伤杂志》编委、《中德临床肿瘤学杂志》副主编等学术职务。

陈安民教授从事临床医疗和教学工作27年,在医学科学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先后主持完成国家及省部级课题12项,8次获得中华医学会、湖北省政府等颁发的科技成果奖,5项科研成果通过省部级鉴定,其中3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获国家发明专利2项,发表学术论文129篇,主编《脊柱外科手术图谱》,参编《矫形器的应用》、《外科基本技术》等4部专著,全国统编教材1部。在国内率先开展了“驼背畸形矫正”、“植入体治疗骨肿瘤、骨结核”等一系列新技术,接诊病人近10万人次,完成手术4千余台。

在医院管理上,陈安民院长锐意改革,不断创新,追求卓越。先后主持实施了以全成本核算为核心的经济管理改革;以科主任负责制为核心的干部管理制度改革;以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技进步为核心的创新学科与人才机制建设;以依法治院、文化建院为核心的医院制度文化建设;以“人人岗位责任制”为核心的人事管理改革。近年来,创新性地开展了医院的绩效管理改革,在国内率先开展了一系列适用性、卓有成效的绩效管理举措等等。这些改革和创新,极大地促进了同济医院的科学发展和医疗服务能力的全面提高,铸就了同济医院十年发展的辉煌。医院近5年来先后被授予全国卫生系统先进集体、卫生部“行业作风建设先进集体”、卫生部“文化建设先进集体”、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全国文明单位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单位等荣誉称号。医院的综合实力位居国内综合性大医院的前列。

近年来,陈安民同志先后被国务院学位办、卫生部、科技部授予“有突出贡献的博士”、“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称号,2001年,被教育部授予“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2002年被中国医院协会评为全国“百名优秀院长”,2003年荣获中国医院协会“医院管理突出贡献奖”。2006年被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10年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光荣称号。

中医药事业贡献管理 篇2

中医药国际贡献奖是目前世界范围内中医药领域唯一的国际奖项, 是世界中联为了褒奖在中医药国际传播中作出重大贡献的中医药工作者,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批准设立的。前三届的评选工作体现了权威性、国际性、公益性、广泛性和以人为本的精神, 得到了国际中医药界的广泛认可。

据世界中联副主席兼秘书长李振吉介绍, 凡在中医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等方面取得重大科技成果, 在向所在国的公民或者组织传授中医药科学技术、培养中医药科技人才或者中医药管理人才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促进中医药与其他国家的科技交流与合作方面作出重要贡献, 并对中医药学在世界各国的传播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的个人或团体, 均可通过世界中联各团体会员及各专业委员会、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中国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国针灸学会、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中国中药协会、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中国民间技术开发协会等团体或部门推荐参评。

据中医药国际贡献奖办公室介绍, 第四届国际贡献奖自10月初启动以来, 通过寄发信件、发送电子邮件等形式, 向各省中医主管部门, 世界中联专业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团体会员单位、各理事会副主席, 及各医院、各大学外事处详细介绍了申报、推荐第四届中医药国际贡献奖的条件和要求。截至10月底, 中医药国际贡献奖办公室共收到28份申报、推荐材料, 其中个人18份, 团体10份, 国内21份, 境外7份, 境外申报材料占申报材料总数的四分之一。申报者中有院士, 有基层医务工作者, 也有政府官员;国外申报者中有华人, 也有其他民族从事中医药事业的人士, 覆盖面较广。

中医药国际贡献奖的评奖办法中明确规定, 采取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进行评选。评审团分成3个组, 即专家组, 由各医院院长、学会会长、秘书长等组成;政府组, 由科技部、民政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药监局的部长、局长、司、办领导组成;媒体组, 也就是社会组, 由各长期关注报道中医药的媒体记者组成。同时还征集世界中联各副主席、常务理事的评选意见, 最后在网上公示, 听取各方面意见, 接受社会监督。据悉, 第四届中医药国际贡献奖评选结果将于2010年12月揭晓。

中医药事业贡献管理 篇3

一、“湖广填四川”期间移居三峡地区的医家概况

历史上, 三峡地区发生了多次大移民。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文物与博物馆系主任汤惠生教授结合考古发现和有关文献资料, 认为三峡地区历史上发生七次大移民[1];重庆三峡学院三峡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任桂圆教授认为是六次[2]。历史上, 三峡地区出现了夏末商初“耕乃降于巫”、春秋中叶“廪君出巫诞”、秦汉“移秦民万家”、东汉末年“僚人入蜀”、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抗战时期陪都移民、解放初期三线内迁、三峡工程移民等八次大规模移民。其中, 前七次均属移民从外地迁入, 第八次系从三峡地区向外地移民。

明朝末期, 四川成为“四战之地”, 人口锐减, 中医学术受到摧残。清政府统一后, 施行了“湖广填四川”政策, 大量湖北、湖南、贵州、广西等地人民移民四川, 许多中医也在此期间来到三峡地区。其中, 对三峡地区中医药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有黎茂材、桑孝知、王文选、刘靖之、胡顺昌等。

黎茂材, 湖南长沙人, 明末移居忠州 (今重庆市忠县) 。医术精湛, 活人无数, 邑人称其为“笃行居士”, 系三峡地区迄今为止书面记载最早的中医医家[3]。

桑孝知, 字安宁, 湖北人, 清乾隆年间由湖北迁居到开县善字山, 以行医为业, 效验卓著, 名声显赫, 远近推仰, 在三峡地区素有“桑外科”之称。

王文选, 字锡鑫, 号亚拙, 湖北石首人, 清初迁居万县 (今重庆市万州区) 大周里, 后移居天德门, 开设“存存医馆”济世活人, 医术高超, 著述丰富[4]。

二、“湖广填四川”, 促进了三峡地区与外部的中医药文化交流, 推动了三峡地区中医学术的发展

湖广填四川期间, 移居三峡地区的外省老中医, 大多学识渊博, 在中医学术研究上多有建树, 著述丰富, 其学术思想极大的推动了三峡地区中医学术的发展, 其中贡献最大的是王文选。

王文选移居万县后, 以其丰富的临床经验为基础, 撰写了《活人心法》四卷、《医学切要》六卷、《存存汇集医学易读》三卷、《存存汇集针灸便览》、《日月眼科》、《光明眼科》、《遂生外科》、《外科切要》、《幼科切要》、《寿世医鉴》、《王亚拙医鉴》、《救生船》等多部专著。其著作多采用歌诀体例编撰, 并配以图表, 简洁实用, 在三峡地区广为传抄, 影响广泛而深远, 推动了三峡地区中医学术的发展。多数著作被成都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珍藏。《救生船》在现有医籍文献及王文选学术成就介绍中均无该书记载, 仅在万县有其手抄本传世。

所著《存存汇集医学易读》内容丰富, 包括五运六气、望闻问切、舌图脉决、十二经脉、五脏六腑病原、虚实要药、药性、分类见病用药及见病知方等。《幼科切要》首载小儿要略论、看小儿病状歌、虎口三关图。次列初生门, 详述初生保育、防病用药。最后论脐风、惊风、伤寒、咳血、呕吐等儿科病症二十三门, 共载方剂173首。《日月眼科》述时行眼火、眼病生翳、枣花翳障、黄膜上冲等眼病48种, 且病因方药俱全。《针灸便览》成书于清道光1850年, 系集辑诸家针灸之精要, 加以分类合编而成。诸多专著, 均成为三峡地区中医系统学习中医基础理论, 指导中医内科、外科、眼科、儿科的主要学术著作。

湖北桑氏著有《正骨心法》一书, 系统总结了桑氏“三步十法”伤科治疗要诀, 奠定了三峡地区中医骨科学术发展基础。是书虽未付梓, 长期被三峡地区中医骨科医家奉为圭皋加以传抄。

三、促进了三峡地区中医特色专科的形成

在“湖广填四川”期间移居三峡地区的部分外省老中医, 学术特色浓郁。移民三峡地区后, 继续行医济世活人, 以其鲜明的学术特色、高超的医疗技术、卓越的医疗效果, 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医特色专科。具有代表性的是湖北桑氏。

湖北桑氏善治骨伤, 移居万县后, 以行医为业。自制丸、散、膏、丹, 以手法复位、小夹板固定为特色, 技术精妙, 疗效奇特, 时人喻为“桑神仙”。其传人万县谭显宇老中医, 于1933年起先后在万县市益安中药房、万县市人民医院和万县中医院专事中医骨伤, 传承和发扬桑氏骨伤, 三峡地区中医骨科逐步发展兴盛并形成特色。

四、为三峡地区培养了一批中医人才

移民入三峡地区的外地老中医, 在三峡地区或家传、或师徒相授、或学堂讲学, 为三峡地区培养了大量中医药人才。黎茂材、王文选等诸多老中医均代有传人, 特别是桑氏骨科, 传承至今已历200余年10代, 后学传人达300余人, 遍及三峡地区开县、万州、云阳、奉节等地。近时开县著名伤科医生桑贤美 (女) 、桑海涛、罗道之等人均系其嫡传弟子, 万州骨科医院的许多中医骨伤老专家亦是桑氏骨科传人。

移民三峡地区的老中医, 大多具有丰厚的传统文化底蕴, 对诗、书、画、琴、棋多有建树。如王文选长于书法, 既喜诗词, 又爱好琴棋, 万县太白岩上仍留有其多处题刻。大多具有高尚的医德, 王文选设“存存医馆”, 免费为贫苦百姓诊病, 将诊费尽用于救济民众, 兴办文学和架桥修路。桑氏置15亩田产, 专种药材, 用以配制防暑、祛瘟救急之药, 广为散发, 不取分文。凡此种种, 成为三峡地区中医后学的典范。

参考文献

[1]汤惠生.峡江, 见证七次大规模移民.中国三峡建设, 2006年2期, 53-57页;

[2]任桂圆.“三峡移民”谈古说今.http://www.cctv.com/lm/842/96/61918.html

[3]《四川医林人物》.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2

毛坤对我国档案事业的贡献 篇4

一、首创档案管理专业

毛坤在文华图专和四川大学30多年的教学中, 讲授的课程主要有图书馆学、目录学、中国目录学、西洋史部目录学、档案经营法、档案行政学等。毛坤并没有因为文华图专在图书馆学专科开设了档案管理课程而满足, 他认为档案管理应成为一门单独学科, 成立专门档案学校进行教育, 而不应附庸于图书馆学。1936年他在《档案处理中之重要问题》一文中, 提出了创办档案学校的主张并不断为之奋斗。1940年春, 由于毛坤的竭力主张与策划, 并得到文华图专校长沈祖荣的支持, 报经当时教育部批准立案开办档案管理专科, 我国最早的档案管理专业诞生了。毛坤参照欧美训练档案管理人员所讲授的课程, 结合我国实际, 创造性地设计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专”、“博”兼顾,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30门档案管理专科课程, 开创了我国档案学教育的学科体系, 推动了我国档案学教学的开展。

二、创立档案学思想体系

1. 著述丰沛。

以毛坤的档案学思想为主形成了文华图专的档案学思想体系, 其影响至今仍是巨大的。毛坤档案学方面的文章, 大多写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如《档案处理中之重要问题》、《档案序说》、《人事档案编目法》、《国家档案馆档案分类编目规程》。其设计并讲授了《档案馆设备用品表格小识》、《机关文书处理规程》;翻译介绍了关于欧美及前苏联档案学方面的英文译文六篇:《欧美各国档案之大概情形》、《法国在革命后之档案管理》、《英国档案局之用档规程》、《美国档案管理员之训练》、《欧洲训练档案员之经验》及《国家档案分类中之三步骤》等 (均为《档案行政学》油印本讲义的补充教材手稿) 。毛坤先生于1947年离开档案教学岗位, 但仍念念不忘档案教育, 并一直跟踪国内、外档案学的学术动向, 对我国档案事业发展的关注之情始终未曾割舍。1957年下半年, 连续撰写《略论关于旧档问题》和《中国国家档案馆规程草案》两篇长文。在毛坤逝世后, 他的著作、手稿、讲义由其夫人任慎之女士保存, 在1962年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举办文华图专50周年校庆借展后, 不幸散佚。其手稿未能整理出版, 实为憾事和学术上一大损失。2000年12月, 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梁建洲、廖洛纲、梁鱣如三位图书馆学专家、文华图专校友编辑的《毛坤图书馆学档案学文选》。其中档案学方面的文章11篇, 仅存目录的5条, 英文译著6篇。

2. 系统创立、讲授档案学的第一人。

毛坤先生在1934年就开始讲授《档案经营法》, 是我国讲授档案学最早的一人。该讲义现已散失, 无从窥其全貌, 然从1935年发表的《档案序说》一文所述目录中可知其内容相当广泛而完备。不但论述了档案的意义、性质、功用等概念, 还介绍了现行公文函件、旧档、编印的档案官书的档案实体的接受及日常管理等业务, 及档案馆的建筑、设备、用具、组织、人员等的馆务管理等各个方面。可称得上是当时开创性的档案学论著。毛坤先生提出“档案学”的概念, 指出:“档案家用以驾驭档案之学识, 即可称之曰档案学。档案学与其称之为纯粹科学, 毋宁称之为应用科学。”在《档案序说》及《档案处理中之重要问题》中对档案的定义、性质、范围、目的、功用等理论问题均做了系统阐述。

3. 在我国最早提出建立国家档案管理机构体系的设想。

毛坤在档案管理教学中, 认为档案具有公证特性, 十分重视维护档案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又认为要维护档案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只有由合法的、可信的、专门的档案管理机关和人员来管理。为此, 还提出了建立国家档案管理机构体系的设想。在当时档案管理的研究上是一大突破, 大大推动了档案学的发展。1940年他在《档案行政学》讲义中, 明确提出了建立国家档案馆的主张, 并草拟了我国最早一份《国家档案馆规程》, 为我国建立国家档案馆提供了借鉴。解放后, 我国建立各级国家档案馆的实践证明了文华图专在三四十年代提出的建立国家档案馆的设想是完全正确的。为加强档案的集中管理, 毛坤强调提高附属于机关档案管理处的地位, 并强调档案管理好与否, 人的因素是关键, 对档案管理人员要严格要求。文华图专在讲授档案管理时, 也非常重视维护档案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4. 在我国首先提出尊重档案群原则。

毛坤在吸收、消化欧美经验的基础上, 首先在我国提出尊重档案群原则。所谓档案群, 毛坤在《档案经营法》讲义中解释为:“一个独立的政府机关、公共团体、企业组合在其事务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全部档案的整体之谓也。”所谓尊重档案群原则, 解释为:“国家档案在管理中按机关组织分类排列, 使一个独立的政府机关、公共团体、企业组合的全部档案的整体聚集在一起, 使之不可分割之谓也。”毛坤对档案群和尊重档案群原则的解释是比较全面、正确的。并在《档案行政学》讲义中的《国家档案馆规程·第六章分类编目规程》提出按照尊重档案群原则分类的十一条具体做法, 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这与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提出的档案管理全宗原则在内涵上是相同的。因此, 可以说, 毛坤是我国档案管理坚持全宗原则的首倡者。

5. 坚持档案以内容性质分类为主, 辅之以其他的分类方法。

毛坤的档案分类思想和方法是尊重档案群原则, 先按制档机构分, 同一制档机构档案, 则按档案内容性质分, 内容性质相同的档案多时, 再辅以按时间、地域、事件、人物、性质细分。

从毛坤先生从事档案教育的经历来看, 他不愧是我国现代档案教育的先驱。他是我国档案教育的辛勤开拓者与耕耘者, 兢兢业业为我国档案教育苦心经营了十几个春秋, 为此而揭开了我国现代档案教育的序幕。并在教学实践中, 创立了较成熟、较完备的档案教学和管理理论体系, 许多理论仍指导着我国今天的档案工作实际。

参考文献

[1]赵艳梅.文华图专对我国档案教育事业及档案学的贡献[J].兰台世界, 2009 (10) .

[2]毛相骞.毛坤先生最后十年——忆父亲晚年岁月片断[J].图书情报知识, 2009 (7) .

[3]认识近代档案学家毛坤[J].档案学研究, 2003 (3) .

陈云对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贡献 篇5

一、“为人师表, 无上光荣”

陈云同志曾为一次北京市优秀教师、学生座谈会题词:四化需要人才, 人才需要教育, 教育需要教师。用简洁明快的语言充分表达了尊师的深远意义。

“文化大革命”期间, 陈云同志被“战略疏散”到江西南昌郊区一个化工厂蹲点。在了解当地教育改革情况时, 有人向他反映教师因为被当成“臭老九”而不能安心工作, 他毅然指出:“我多次通读《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 没有看到里面有这个提法。”临别和大家握手时, 他幽默地把教师的手抬到自己的鼻子边闻一闻, 说:“不臭啊!我看不臭。”[1]163

他曾利用春节, 邀请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代表座谈, 借以了解基础教育发展情况, 提高中小学教师和幼师的社会地位。1986年, 在和首都优秀教师共度春节时, 他充分肯定了中小学和幼儿教师作为教育战线上辛勤的“园丁”, 为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同时指出“全国中小学校和幼教老师们今后工作的如何, 在一定程度上, 将决定21世纪中国的面貌。”鼓励“中小学教师要进一步发扬不为名、不为利的艰苦奋斗精神, 献身于社会主义教育事业。”[1]546

看到反映中年知识分子生活负担重、工资收入低, 很多人健康水平下降的材料后, 他致信中央主要领导同志, 认为这是国家的一个大问题, 要下大决心尽快解决。指出:“生产、科研、教育、管理部门的知识分子是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最宝贵的财富”。日本和联邦德国战后经济迅速恢复发展,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重视教育, 充分发挥了知识分子的作用, 强调:“把钱用在中年知识分子身上, 是好钢用在刀刃上。”[1]301他的这些意见被中央有关部门采纳, 从1982年10月起, 全国中年知识分子增加两级工资。同时, 在报刊宣传引导下, 全社会逐渐形成一种关心、尊重、爱护知识分子的良好氛围。

1984年9月, 陈云同志看到一份高中毕业生很少愿意报考师范院校的材料后, 当即指出这个问题要引起重视, 说:“师范院校学生的质量保证不了, 对今后的教育及四化建设各方面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建议要帮助教师, 尤其是中小学教师解决住房等实际问题, 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 “使教师工作真正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 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1]359不久他收到国务院关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方案的送审稿, 联想到教师待遇亟待改变, 他在批示中特别提出:“中小学教师, 不仅要有工龄工资, 而且要使他们的工资标准, 比同等学历从事其他行业的人略高一点才好。”[1]364在他的推动下, 从1985年1月1日起, 全国几百万中小学教师增加了工资, 他们的地位和待遇由此有了进一步提高。

陈云同志尊重教师、支持教育做到了以身作则。他在上学期间, 因为用功读书, 尊重老师, 深受老师器重, 并同自己的小学老师张子谦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他同张老师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 并且每到上海, 如果有时间都会去拜访老师, 或是请老师到寓所共叙师生之情。得知老师、师母生病, 他会寄些钱和营养品以表心意, 始终没有忘记老师的恩情。陈云同志的女儿陈伟华高中毕业后在北京郊区当老师。高考制度恢复后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后被分配到国家劳动人事部工作。陈云同志对此不是很赞成, 认为她应该“归队”。后来陈伟华回到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当了一名普通历史教师, 他知道后积极支持, 专门把她叫到身边, 详细了解了她回学校后的各种情况, 勉励她要好好工作, 当一名好老师。陈伟华在教师岗位上一干20年, 直到退休。

二、“我们花这样多钱是有好处的”

陈云同志从现代化建设的角度出发, 一直关注对教育的投资问题。建国初期, 他主持全国财经工作, 把建立和扩大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作为“一五”计划的重要任务。1952年, 他在《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报告》中专门提到关于大中学生的补助问题。首先他为大学生算了一笔账, “现在每一个大学生补贴人民币六万五千元, 但是一个大学生只吃饭就要用八九万元, 因此六万五千元的补助是不多的”[1]388, 提议为大学生增加一些助学金, 要保证他们除吃饭外还有一点零用钱。虽然培养大学生要用很多钱, 但陈云同志说:“我们花这样多钱是有好处的, 为的是把大学办好, 使这些大学生安心学习, 毕业之后参加我们国家的各项建设。”针对当时全国7800万学龄儿童中上小学的只有3800万人, 而且有很多小学生连五年级都没上的情况, 他说:“这个问题我们也要管, 要给他们建一些房子, 请一些教员, 不管不行。”[1]389提出当时的教育重心应该放在消灭文盲上, 要在生产救国的基础上, 大力发展教育。

改革开放后, 陈云同志更加重视教育事业的重要作用。1981年, 在讨论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稿时, 他提出:“在科学和教育部分, 应加强常规教育、提高整个国民教育水平、提高技术基础和在科学技术上组织攻关的内容。”[1]1761并解释说, 日本和德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之所以恢复发展很快, 重要条件是知识分子多, 技术水平高。1982年, 在会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海代表团部分代表时, 他明确提出:为顺利实现到20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任务, 在“六五”和“七五”两个五年计划实施过程中, “由中央适当集中一笔资金, 加强能源、交通运输和科学、教育等薄弱环节, 保证重点项目的建设, 是完全必要的。”[2]319

三、“关心下一代, 就是关心祖国和全世界的伟大前程。”[1]268

陈云同志把中小学教育工作提高到关系到中华民族素质、祖国繁荣富强的高度, 认为:“现在中小学教育办得怎么样, 将决定21世纪中国的面貌。”强调包括幼儿教育在内的基础教育, 一定要办好。他重视普及义务教育, 提倡素质教育, 为中小学和幼儿教育事业发展提出过很多独到见解, 做过许多具体工作。

1983年, 一位政协委员来信建议将全部民办小学改为公办小学, 民办教师改为公办教师, 以保证1990年前基本实现普及初等教育的目标。并指出如不迅速采取措施实现义务教育, 将来会像50年代处理人口问题一样, 追悔莫及。陈云同志对这封信很重视, 立即把信批转中央有关负责同志, 并在给他们的便函中指出:来信“提出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是很有远见的。希望指令计委、教育部等有关部门加以研究, 提出方案, 然后在书记处会议上专门讨论一次。”[1]319

1994年4月, 在医院与病魔斗争的陈云同志, 从新闻联播中听到中央机关为希望工程捐款的消息, 委托身边工作人员从自己稿费中取出5000元, 捐给革命老区、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并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绝不能让儿童失学, 应当动员全社会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1]450

陈云同志提倡素质教育, 早在1971年, 他就提出“教学改革要朝着有利于学生在德、智、体三个方面全面发展的方向去改。”[1]162他鼓励少年儿童通过参加夏令营、观看戏剧等课外活动, 扩大视野, 提高能力。看到茅盾等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关于缺少儿童剧演出场地问题的文章后, 他给中央书记处的领导写信, 建议向儿童开放单位内部的礼堂。后来, 中央办公厅率先将怀仁堂向儿童开放, 在那里演出了话剧《岳云》。1982年5月, 他再次致信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领导, 提议在“六一”节时, 全国城镇的所有影剧院和机关、企业的所有礼堂, 均应免费向孩子们开放一天。考虑到当时离儿童节已经很近了, 他又在信笺上方亲笔写了“特急件”三个字, 还在下面画了三个圈加以强调。这个意见得到有关部门重视, 全国的影剧院和礼堂、俱乐部在“六一”节向少年儿童开放, 全国少年儿童度过了一个特别愉快的节日。

陈云同志晚年很少在党中央、国务院举行的大会和节日之外参加公开活动, 但却欣然接受了团中央的请求, 参加了1983年由《中国少年报》社组织的全国“快乐的小队活动”夏令营开营仪式。他在题为《长大后做一个合格的接班人》的讲话中, 称赞“快乐的小队活动”有利于锻炼孩子们独立生活能力和对集体生活的适应性, 有利于增强体魄、开阔眼界、丰富课外知识、提高民族素质。希望孩子们为长大后当合格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做好准备。讲话后, 陈云同志愉快地接受了少先队员代表敬献的礼物, 和小队员们一起合影留念, 并为他们点燃了夏令营的火炬。当天, 应《中国教育报》邀请, 他为全国的少年题词:“为祖国好好学习。”

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在教育中的作用是陈云同志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重视古籍整理、评弹等曲艺艺术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教育。他指示整理出版古籍时, 要有今译, 争取做到“能读报纸的人都能看”, 为的就是让年轻人能看得懂, 会利用。他建议“今后, 在继续办好理工科的同时, 应该加强大学的文科教育。从小学开始, 就要让学生读点古文。”[2]289他对评弹的欣赏和指导也更多地是想发挥其对人民的社会教育作用, 指出:“曲艺工作者和所有我国的文艺工作者一样, 肩负着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责任, 肩负着教育群众, 特别是教育青年的责任。”[3]1241984年, 陈云同志向教育部建议:“小学要重视毛笔字的训练, 要把大字课作为小学的基础课, 严格要求。”[2]528

一年之计, 莫如树谷;十年之计, 莫如树木;终身之计, 莫如树人。这就是陈云同志教育思想的精华。当前我国高度重视教育, 重视教师地位的提高、待遇的改善,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蔚然成风, 这些无不印证了陈云同志的教育思想。今天我们回顾陈云同志对教育事业的关心和指导, 总结他的教育思想, 对于进一步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振兴中华民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陈云年谱.下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2]陈云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 1995.

钱伟长先生对我国力学事业的贡献 篇6

力学对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所起的作用,我想力学界的朋友是不言而喻的.但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独立的力学研究和教学.早先的力学研究和教学都是大学工科、数学、物理系科的教员在教学之余开展的研究工作.最早在国内从事力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只有两名,一名是当年清华大学的物理系的教授周培源,还有一位就是周培源曾经教过的学生钱伟长.所以他们两位和后来归国的钱学森和郭永怀一起被称为我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

关于钱伟长对我国力学事业的贡献,我认为只要提到以下几件事就足以表明他的学术地位的重要性了.

第一,我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力学研究的单位,是钱伟长先生创建的.

1951年,中国科学院成立数学研究所,在数学研究所内建立了一个力学研究室.钱伟长是第一任室主任.这个研究室不久接受了一批像胡海昌、林鸿荪、郑哲敏、庄逢甘等这样有为的年轻人,在钱伟长教授的领导下,学术活跃、创造力强.短短几年内出版了研究论文集《弹性圆薄板大挠度问题》(1954年)、《弹性柱体扭转理论》(1956年).并且发表了许多重要论文,如胡海昌(1928-)的论文《论弹性体力学与受范性体力学的一般变分原理》(1954年,《物理学报》)就是被钱伟长先生推荐发表的.后来被称为广义变分原理,世界各国的固体力学论著中称之为“胡-鹫津原理”.1956年1月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成立,就是在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的基础上建立的,当时有新归国的钱学森任所长,钱伟长任副所长.

第二,钱伟长参与筹建北京大学力学专业.

我国从来没有专门培养力学人才的系科.1952年国务院对全国高等学校进行了一次大调整.这次调整的主导思想是按照苏联的教育模式来重塑中国的高等学校体制.在苏联的教育模式中,力学专业总是放在综合性大学数学力学系内的一个专业.于是决定在北京大学设置数学力学系,这个系是由原来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燕京大学三校的数学系合并的,下设数学与力学两个专业.力学专业从1952年招收第一届学生.它是中国的第一个力学专业.筹办力学专业的教师以周培源教授为首连同吴林襄、钱敏3个教员,还有钱伟长先生的研究生叶开沅、和周培源先生的研究生陈耀松一共只有5个人,靠这5个人来开出力学专业的全部课程是不可能的.所以北京大学力学专业的筹办实际上多亏许多其他单位的支援,它的开办成功也可以说是整个中国力学界的贡献.钱伟长派出他的得意研究生叶开源参加筹建北大力学专业,实际上是对这个专业的最大支持.因为在前无力学专门人才培养系科的条件下,能够有一个人参加进来都是十分值得珍惜和宝贵的.

第三,钱伟长先生,参与创办清华大学力学培训班.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各方面的建设急需力学人才.为了适应这种需要,清华大学于1957年成立了力学培训班,简称“力学班”,招收大学工科毕业生学习两年力学然后分配去急需力学专业人才的单位.这个班第一任班主任就是钱伟长先生、后来由于钱伟长先生被错划为右派,被免去了班主任,改由郭永怀教授担任班主任,并且聘请校外教师和调动清华大学各系的力量给以支持.力学班先后招收了三届共约290名学生,在各高等学校新成立的力学系科还没有毕业生之前,培养了一批急需的力学专业人才.

文革后,有一个阶段,由于钱学森先生到航天部和国防科委主持工作,力学所的工作无暇顾及.有一个阶段,力学所想请钱伟长先生主持工作,不过科学院希望在钱伟长调任科学院之前,按照当时平反的政策,应当先恢复他以前清华大学副校长的职务.不过由于一些人的阻挠,没有恢复他的副校长的职务,所以调动没有成功.后来钱伟长想法调出清华,几经周折,才被上海市接纳.于是就在上海为力学事业建立了新的功勋.

第四,创建上海应用数学与力学研究所.

与此同时开创了全国现代数学与力学系列学术会议(简称MMM会议),开创了理性力学的研究方向和非线性力学的学术方向.这些事比较近,年轻人都知道,所以就不必细说了.

现在在力学界的许多第一线的学者,有相当多数是从北大力学专业和清华力学班毕业的.而钱伟长恰好参与了前者的创办,而直接就是后者的创办人.在我国众多的力学研究单位之中,中科院力学所是举足轻重的一所综合性研究所,而钱伟长是它的最早创办者.有这几件事,我们应当体味得出钱伟长先生在我国力学事业的发展上的重要地位.

萨班对中国统一事业贡献再探 篇7

目前, 学术界虽对萨班其人的研究著述颇丰, 尤对其著书《萨迦格言》进行思想分析的论文较多。但是, 关于萨班对中国统一事业的贡献方面的专文研究寥寥可数。而现今, 藏独势力不顾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 试图分裂中国, 笔者认为关于萨班对中国统一事业的贡献探究有必要廓清。

1 青藏高原割据混战, 蒙古政权以统一中国之势迅速发展, 萨班被推入历史前台

萨班生活的时代, 青藏高原地区正处于分裂混战时期, 各地的王公贵族、诸寨酋帅们为着各自的家族利益, “迭相雄长, 不存王臣之分”, 彼此角逐, 互相斗争。同时, 佛教在西藏广泛传播, 并先后派生出许多佛教流派分支 (如噶当、噶举、萨迦等) , 他们形成割据势力, 互不统属。世俗利益结合着神权斗争所导致的混乱局面, 几乎构成了这一时期西藏地区的历史中心。这就给西藏僧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诚如藏人福幢所言:“王权递减, 如冬日之溪水;十善王律, 如腐朽之草绳;藏民福分, 如油尽灯昏;政事利乐, 如虚空虹散;恶劣行为, 如恶的暴风雨之来袭;善良意愿, 如夜梦之消失。”此时的中国内地, 自唐朝崩溃后, 历经五代十国、宋、辽、金长达三百多年的发展, 到13世纪初叶, 也仍是群雄并竞、地方政权林立的封建割据局面。与中国内地及青藏高原地区不同的是北方草原的蒙古军事势力迅速崛起, 建立起强大的蒙古汗国, 并在此后不断地向四方扩张势力, 先后灭亡西夏、金国, 大有统一中国之势。

1239年, 阔端派大将多达那布率军远征西藏。进军非常顺利, 这支军队很快从青海一直攻到藏北。烧毁了拉萨北方的热振寺和杰拉康寺, 并杀死了五百多名反抗的西藏僧俗众人。蒙古人强势的进攻态势, 以及藏北僧兵无谓抵抗而招致的惨败, 让西藏各地贵族及各佛教流派不得不认真思量自己的前途:继续混战, 西藏势力势必要在蒙古军队的强大攻势下生灵涂炭、暗无天日;如果主动向蒙古统治者求和, 表示臣服, 倒不失为一个明智权变之举, 这样起码可以暂时避免蒙古军队的征服, 也为以后的斡旋留有余地。

然而, 蒙古政权的所向披靡也只是暂时的, 多达那布的军队推进到藏北以后, 再也没有向卫藏前进。究其原因, 主要有两个:首先, 这是由于西藏异常特殊的地理环境等客观因素决定的。西藏地区气候高寒, 海拔极高, 加之其地域辽阔、人烟稀少, 蒙古骑兵进入西藏后, 无论是行军、作战, 还是给养供应, 都面临很大的困难。其次, 多达那布在进入西藏后发现当地寺庙林立, 各教派势力都处于各自为政、分散割据的状态, 并无一个统一的政权。在这种情况下, 即便能轻易实现对西藏的军事征服, 但对最终控制西藏将失去意义。很显然, 单独的军事进攻无法实现蒙古人的初衷。于是, 阔端经过权衡, 改变了最初的单纯军事战略, 准备在西藏寻找一位在学、修等方面都堪为诸方导师的藏传佛教人物, 以领袖群伦、表率雪域。就其领袖人选, 多达那布将军曾致信阔端:“在边地西藏, 僧迦组织以噶当派的最大, 顾惜脸面以达隆噶举派的领袖为甚, 排场华丽以止贡噶举派的京俄为最, 教法以萨迦班智达最为精通。究竟迎致何人, 还请大王赶紧定夺。”最初, 蒙古人对止贡派颇有兴趣, 指定要止贡派的京俄去当应供喇嘛。京俄内心惶恐, 担心自己被异族摆布, 沦落为阶下囚, 从此一去不复返, 因此极不情愿。于是, 他就向蒙古人推荐萨班, 萨班就这样被推到历史的前台。

2 不顾未卜风险, 赴凉州谈判, 顺应历史潮流, 促进中国统一

1244年8月, 阔端发出了具有最后通牒性质的邀请书, 邀请萨班前来凉州会谈。阔端写给萨班的邀请函, 措辞严密, 软硬兼施, “若不前往, 大军压境”, “汝如何利益众身”, “尽快前来, 吾将令汝统领四方僧众”。既恐吓, 又拉拢, 还馈赠礼品, 以示友好。

萨班当然清楚这次谈判的危险性, 也清楚京俄的小算盘, 但此时的西藏地区形势异常凶险, 若不去, 西藏地区人民将更陷入绝境。经过权衡得失利弊, 63岁高龄的萨班毅然决定带领10岁的八思巴和6岁的恰那多吉二侄以及一些佛像和经典, 从卫藏地区出发, 跋涉到千里之外的蒙古地区恳求归附。正所谓:“此菩萨 (化身) 汗于佛法三宝深为崇敬”, “于余恩泽更异于他人”, “令尔所部吐蕃民户安居乐业”。萨班让八思巴兄弟随同迎请使臣先行去凉州, 他自己则沿途同各地方势力联络, 商讨有关归顺蒙古的条件, 历经两载, 于1246年8月初抵达凉州 (今甘肃威武) 。然时逢阔端赴和林参加推举贵由即大汗位的忽必勒台去了, 未能及时相见。贵由即大汗位后, 阔端方于1247年返回凉州, 与萨班进行了历史性的亲切会晤, 最后双方就西藏归顺蒙古王朝事宜, 经协商, 达成共识。最后, 由萨班写了一封致西藏各僧俗领袖的公开信, 即著名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信中明确规定:蒙古王室已经拥有了委派官吏管理西藏的政治权利, 萨迦是蒙古管理西藏的全权代理人, 藏地各官员要听命于萨迦, 任职要以归顺为条件并必须严格遵奉梦副法令;蒙古王室掌握西藏各地的户口清册, 蒙古王室委派官员征收税负, 申报表中列有进贡数量, 并要服乌拉及军差负担。

这封信的公开发表, 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以无可辩驳的事实, 反映了当时西藏地方势力同蒙古王室的隶属关系, 反映了西藏归顺中央政府, 正式纳入祖国版图, 成为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从此以后, 西藏地区结束了几百年的分裂局面, 正式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萨班和阔端的成功合作, 不仅使广大僧俗民众免遭战争之难, 也使西藏内部的分裂局面趋向统一, 以和平方式解决了祖国统一的大问题, 维护了全民族的根本利益。

3 注重培育接班人才, 为祖国统一人才储备作出贡献

就在蒙藏关系向良性轨迹发展的时候, 1251年阔端与萨迦班智达相继在凉州去世。同年, 拖雷系的蒙哥汗取代窝阔台系在斡难河称汗。蒙古皇室内部的这一次权力转移对当时西藏的政治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窝阔台子孙失列门、脑忽等因反对蒙哥汗受到镇压, 阔端系虽然与蒙哥关系较好, 未受牵连, 但是权力也削弱了, 特别是管理西藏的权力被蒙哥剥夺。蒙哥汗即位次年, 遣皇弟忽必烈“领治蒙汉地民户”, 入藏括户 ( 清查、登记户口, 划定地界) 。括户成功后, 蒙哥汗将西藏各地主要地区分封给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诸弟及阔端后裔蒙哥汗在西藏括户之后将其分赐给诸王作为封地, 这在当时西藏教派林立、互不统属的情况下, 是实现按蒙古汗国的制度统治西藏的最简便可行的办法。这本身就包含对西藏教派分立状态的某种承认, 它非但没有解决各教派和各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还在其中渗进了蒙古皇室各系成员争夺势力范围的因素。为了发展已有的统一局面和维持西藏的相对稳定, 需要蒙古皇室与西藏的宗教领袖进一步密切合作, 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统治机构和组织制度, 加强西藏与内地在宗教、经济、文化上的联系, 这些是历史赋予西藏各教派的使命, 挑选培育人选的重任由萨班担当。

其实, 早在凉州会盟的时候, 萨班就已经考虑到萨迦派、西藏乃至中国的未来。他慧眼识珠, 挑选了历史上著名的八思巴和恰那多吉作为促进西藏及中国统一事业的接班人才。据萨迦家族的族规, “长子出家, 学习喇嘛, 幼子繁衍后裔, 掌管家务”。因此, 萨班着力培养其侄子八思巴的宗教修养, 教授其佛教经典, 并有意识地让八思巴见识各种大场面。在八思巴十岁之时, 萨班就让其跟随参加了凉州会盟, 这也是著名人物八思巴接触蒙古汗国的肇端。另外, 萨班还让恰那多吉娶阔端之女, 借用蒙古人的实力暨通过联姻的手段, 增强萨迦派在西藏的影响。萨班作为八思巴和恰那多吉的监护人和教育者, 在他们身上寄托了自己乃至萨迦派的全部希望, 更为后来巩固和发展西藏及中国的统一局面培养了优秀的接班人才。

4 结论

萨班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宗教上层人士, 他不仅是一位学富五车的大学者, 更是一位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爱国主义者。在青藏高原割据混战时期, 他酌情笃实, 冷静看待形势;他同情人民, 厌恶战争, 不顾未卜风险, 顺应历史发展规律和潮流赴凉州谈判;他慧眼识珠并锻炼培养了两名将来担当中国和平统一重任的幼童, 为西藏的和平统一, 中华民族的繁荣发展, 为实现包括西藏在内的祖国统一作出重要的人才储备。

摘要：萨班是西藏历史上著名历史人物, 其对中国统一事业的贡献不可忽视。但目前, 关于萨班对中国统一事业贡献方面的专文研究较为单薄, 有必要廓清。经分析, 笔者认为萨班对中国统一事业的贡献主要有:主张统一、反对分裂, 顾全大局, “牺牲”小我, 顺应历史发展赴凉州谈判;慧眼识珠、重视培养锻炼促进中国和平统一事业的优秀接班人才。

关键词：萨班,西藏,中国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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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西藏王臣记[M].郭和卿, 译.北京:民族出版社,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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