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的力量（精选7篇）
变革的力量 篇1
日益复杂多变的环境决定了现代企业只有适时地变革才能获得进一步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而引发企业变革的力量来自内外两个方面。但企业的变革如同复杂多变的环境一样, 面临着众多因素的干扰, 影响企业变革的正反力量及其博弈将成为企业变革成功与否的关键。
一、推动企业变革的力量
西方学者Ulrich (1998) 认为:“商场中赢家与输家最主要的不同点在于是否具备响应改变的能力:也就是赢家会自我调适、学习且快速行动;反之, 输家只会花时间试图去控制或主导改变。”这也意味着, 企业面对环境改变时的敏感度与提前反应速度的能力, 这就决定了企业必须主动顺应环境的变化进行变革。而企业进行变革, 通常源于内外两方面力量的推动。
1. 外部力量
市场力量是引发企业变革的主要外部力量。如今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使检验一个企业成功或失败所需要的时间也越来越短。换言之, 对许多企业来说, 生命周期在缩短。企业创立和破产的频率在加快, 市场交易的不稳定性在增加。同时, 消费者需求的变化也不断对企业的适应能力提出挑战。
技术也产生了变革的需要。例如, 昂贵的诊断仪器的技术改进, 为医院和医疗中心创造了显著的规模经济。工业生产的装配线技术也经历了重大的变革, 如许多企业中机器人已经取代了人类劳动。特别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突飞猛进, 使大多数采用直线职能式组织结构的企业面临向扁平化、网络化组织结构转变的需要, 也促进了业务流程、价值链的变革。
政策、法律的变化有时会对企业今后的发展产生致命的影响。通常一国政府出于某种目的, 会对该国的政策、法律及法规做出调整, 而这种调整往往直接关系到企业未来的生存与发展。比如, 现在绝大多数国家提倡环保, 因此会在政策、法律上对一些严重污染环境的产业进行限制。对此, 企业就要被迫进行变革, 调整发展战略和经营范围。
经济变化对几乎所有的组织都造成了影响。比如, 全球经济萧条的压力迫使许多组织变得更加注重成本上的节约, 这也将促使企业进行变革。
2. 内部力量
内部力量主要来自企业的领导者, 更具体的说, 这种内部力量来自企业领导者对战略的重新制定或修订, 因为战略上的变化将进一步引发一系列的变化。例如, 戈登·贝休恩接任了濒临破产的大陆航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后, 他与全身心投入的员工们一起, 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重大的战略变革, 使公司转变为运营顺畅的盈利的企业。另外, 组织的劳动力队伍也很少是不变的。人员构成会在年龄、教育程度、伦理观念、性别等方面发生变化。在一个老年经理人员比例不断增大的平稳组织中, 可能需要对职务进行重组, 以便留住位居低层的、富有进取心的年轻管理者。无论如何, 企业变革的主要力量源于企业领导对变革的渴求, 这是企业变革永恒的第一推动力。
二、阻碍企业变革的力量
当大部分企业在内外部力量的作用下决定进行变革时, 往往会涉及到: (1) 战略及经营范围的调整。包括产业的重新选择、产品的结构调整、横向组合、垂直组合、多角化经营等内容; (2) 组织结构、规则的重新设计。包括大幅度进行部门合并、人员削减、改造工作流程及行为规范等; (3) 重塑企业文化, 即展现新的领导作风、价值观念、思维方式, 最终改变员工的心理状态, 并创造一种能促进更新与发展的氛围。
对于这些变革, 无论企业选择渐进式还是激进式, 都会因对变革后的观念、利益目标等的认识上和接受上的不一致, 而引起企业内下至普通员工上至管理层对变革的不满, 进一步表现为种种资源的争夺或抵抗等斗争行为。这些正是阻碍变革的力量。对于员工为什么要阻碍变革, 国外的学者有很多相关的研究。Kotter&Schlesinger (1979) 就认为员工抗拒变革最普遍的原因有四点:希望不要失去原有的价值;误解了改变及其涵义;认为改变对组织没什么用;对改变的容忍度低。Almaraz (1994) 则引用Nadler (1998) 的观点指出员工抗拒组织变革的因素为:对未知的恐惧;习惯;经济不安的可能;对社会关系的威胁;无法认知变革的需要。
由此可见, 阻碍企业变革的阻力及干扰首先来自于组织成员的惯性和惰性以及成员对组织变革认知不清所造成的抗拒。例如, 在制造厂采用复杂的统计模型的质量控制方法, 往往意味着许多质量控制检验员需要学习新的方法。有些检验员可能担心自己学不会, 因此在被要求使用新的方法时会产生敌意或做出很差的表现。其次是企业成员会担心失去现在所拥有的事物、权力或优势。变革威胁到人们在现状中已做出的投资。人们对现有系统投资的越多, 就越会阻碍企业变革。通常年老的员工比年轻员工更抵制变革就说明了这一点。最后一个阻碍变革的原因是有人顾虑变革并不符合组织的目标和利益。例如, 要是员工相信变革提倡的新操作程序会造成产品质量或生产率下降, 那么员工就很有可能反对变革。
三、应对变革阻力的对策
阻碍企业变革的力量, 常常会在行动上表现为:消极怠工;四处宣扬不利于变革的言行;进行人身攻击;借变革之机发泄长期积蓄的对企业的不满;为了维护目前的利益采取激烈的抗争行为甚至不惜出卖企业, 等等。在本文, 我们将这些行为定义为冲突, 或者说这些行为是冲突的具体表现。按传统的观点, 冲突对组织是不利的, 是导致组织不安全、不和谐乃至分裂、瓦解、缺乏战斗力的主要原因, 应当防止和消除。但事实上, 按照性质不同, 组织冲突可分为良性冲突和恶性冲突两种。一般来说, 良性冲突以解决问题为目的, 因而对组织是有利的, 管理者应加以充分利用和引导。比如, 员工对某项变革措施持怀疑态度, 但行为上并不是消极对抗, 而是积极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像这种因意见上相左而产生的冲突是可以利用的, 只要处理得当, 对变革是有利的;而恶性冲突往往是由于双方目的不一致造成的。冲突双方为实现个人目的不惜惩罚和抵毁对方, 给组织带来伤害。对此, 管理者应予以坚决制止和反对。
换个角度来说, 企业变革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影响变革的两种力量博弈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冲突不断产生又不断消亡, 而企业变革的绩效就取决于两种力量最后博弈的结果, 或者说取决于对冲突是否处理得当、是否能有效应对变革的阻力。
在确定了恶性冲突或有害变革的阻力后, 我们通常采用以下策略予以克服: (1) 教育与沟通。这种策略适合在变革阻力来源于不良的沟通或误解时使用。具体做法包括:与员工们沟通, 帮助他们了解变革的缘由;通过个别会谈、备忘录、小组讨论或报告会等教育员工;要求劳资双方相互信任和相互依赖等。 (2) 参与。参与能降低阻力、取得支持, 同时提高变革决策的质量。具体做法包括:吸收反对意见者参与决策;假定参与者能以其专长为决策做出有益的贡献等。 (3) 促进与支持。包括:提供一系列支持性措施, 如员工心理咨询和治疗、新技能培训以及短期的付薪休假等。但这种策略需要时间, 花费也较大。 (4) 谈判。包括:以某种有价值的东西来换取阻力的减少等。这种策略在阻力来自少数有影响力的人物时是必要的措施, 但缺点是存在潜在的高成本, 而且可能面临其他变革反对者的勒索。 (5) 操纵与合作。操纵是将努力转换到施加影响上, 如有意扭曲某些事实, 隐瞒具有破坏性的消息, 制造不真实的谎言。合作是介于操纵和参与之间的一种形式。采用操纵与合作的策略, 成本较低, 也便于争取反对派的支持, 但如果欺骗或利用的意图被察觉, 容易适得其反。 (6) 强制。包括:直接使用威胁或强制手段等。这种策略取得支持的花费低, 也比较容易, 但可能不合法, 而且容易被看成是一种暴力, 更加激起员工的对抗。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 因此在采取对策时, 应该从上面几种策略中选择适合本企业的策略, 或者不受上述策略的局限而有所创新。
变革的力量 篇2
瞭望世界教育变革风云,推进教育信息化已成为各国抢占教育发展的制高点。该文聚焦技术正在引起哪些教育变革、为何说教育变革需要技术支撑,如何善用技术促进教育变革三个问题,从学习方式的变迁与创新、教育资源的开放与共享、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生态化发展、学习环境从数字化走向智能化、课堂教学变革新风向、新的教育技术研究范式六个方面扫描技术正在引起的教育变革;从改变学习者学习方式、认知方式、参与者之间的教育关系、学习生态、增加学习机会五方面阐释技术促变教育基本原理;基于信息技术—社会—教育变革互动结构分析,从教育需求/问题、技术可为因素、社会-教育可为因素构建三维空间分析技术促进教育变革的作用点;构建技术水平、心力投入二维空间提出利用技术促进教学变革的策略;并主张以智慧教育引领信息化教育变革;最后从教育文化的视角阐明技术促变教育的实质。
祝智庭教授的讲座从四个方面道来：聚焦技术正在引起哪些教育变革、为何说教育变革需要技术支撑、如何善用技术促进教育变革三个问题，从学习方式的变迁与创新、教育资源的开放与共享、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生态化发展、学习环境从数字化走向智能化、课堂教学变革新风向、新的教育技术研究范式六个方面扫描技术正在引起的教育变革;从改变学习者学习方式、认知方式、参与者之间的教育关系、学习生态、增加学习机会五方面阐释技术促变教育基本原理;基于信息技术—社会—教育变革互动结构分析，从教育需求/问题、技术可为因素、社会—教育可为因素构建三维空间分析技术促进教育变革的作用点;构建技术水平、心力投入二维空间提出利用技术促进教学变革的策略;并主张以智慧教育引领信息化教育变革;最后从教育文化的视角阐明技术促变教育的实质。
我们目前教育的改革，新课程教学实施也是一种变革。这种变革首先是思想上的变革，新理念，感受课改新思维，使用课改新教材;其次是技术上的变革;再者， 新课程教学实施也是一种变革，我们应该加倍珍惜，大胆尝试，力求有所突破。实施素质教育任重道远。 摆在我们面前的改革任务十分艰巨，需要为之不懈努力。改革有阻力，有失败，但改革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教育发展的唯一出路。通过本次讲座的学习，我感受到了技术的力量，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我们要不断地学习及使用新技术。
变革与创新的力量 篇3
深层次分析，它不是互联网和金融业的简单结合。当它通过安全、移动等网络技术被用户熟悉接受后，就成为金融领域的新模式及新业务。
厘清了互联网金融的要义之后，中国的金融界应该如何审视这一新技术推动的金融变革，又该如何看待这个行业的迅猛发展，成为政府、行业协会，以及广大的金融业者关注的焦点问题。
作为传统金融行业与互联网精神相结合的新兴领域，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的区别不仅仅在于金融业务所采用的媒介不同，更重要的在于金融参与者深谙个中的价值所在。互联网的开放、平等、协作和分享的精髓，是中国金融业蜕变中不可或缺的拼图。在大数据思维之下，使传统金融业务透明度更强、参与度更高、协作性更好、中间成本更低的一系列积极变化。
回顾过去十年，包括第三方支付、众筹、P2P网贷、数字货币和大数据金融在内的金融创新产品，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同时也诠释了中国金融创新走在世界前列的事实。
当2003年在《天下无贼》电影里“淘宝网”的植入广告刚出现时，谁也不曾想到支付宝会嵌入亿万人民的生活，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当2006年唐宁创办宜信时，他不曾想到P2P网贷会在几年之后发展成数千家的规模。他更加想象不到，这种融资贷款的模式，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传统金融所不能满足的企业与个人信贷的强大需求。
从发展历程来看，每一项创新都是经过较长的发展之后才被认可的。我们欣喜地看到了，过去的一年时间，互联网金融在规模、模式等方面的创新和质变，我们更加欣喜地看到，主管部门在谨慎之外的包容，有识之士为互联网金融未来的鼓与呼。
今年全国“两会”，李克强总理提出要推动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这是继2014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之后，来自中央层面的对引导和推动互联网金融的再度提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经济信息》集全社之力，梳理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历程，剖析行业发展和典型案例，揭露有待规范的乱象，呼吁行业监管政策的出台，从而为各阶层的读者奉上这一期以“远？鉴”为主题的互联网金融盛宴。
变革的力量 篇4
在过去的20年中, 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都出现了市场化的趋势, “也就是政府放松管制, 将市场逻辑引入高等教育, 让竞争与价格机制引导高等教育机构响应市场的需求”[1] 。1998年,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发表《重整高等教育》报告, 对高等教育市场化下的定义是:“把市场机制引入高等教育中, 使高等教育运营至少具有如下一个显著的市场特征:竞争、选择、价格、分散决策、金钱刺激等。它排除绝对的传统公有化和绝对的私有化。”一方面, 全球经济一体化, 公共管理体制的改革, 导致去中心化的影响延伸到高等教育领域;另一方面, 高等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大和多样化需求, 以致政府不能完全满足高质量的教育供给, 这些都促使高等教育市场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从宏观层面, 市场对政府高等教育的管理所造成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 减少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比例, 导向基于绩效的拨款机制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 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规模得到急剧的扩大, 毛入学率不断提高。我国毛入学率从1999年的10.5%提高到2009年的24.2%。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 像韩国、芬兰、美国、新西兰、丹麦、挪威、瑞典、意大利等都超过了50%, 进入了普及化发展阶段[2] 。
然而, 有限的公共资源已经难以适应高等教育的增长速度。许多国家在关注高等教育多元筹资渠道的同时, 减少了国家对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比例, 重视非政府部门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与2000年相比, 200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公共投入平均水平已由75.7%下降到69.1%, 私人投入比例由24.3%上升到31.9%。
为了有效地运用有限的高等教育经费, 许多国家引入了基于绩效的拨款机制;把研究与教育经费分开拨付;增加对学生的贷款力度;出台税收激励政策等, 尝试对教育经费实行目标式的管理, 加强专项或分类式的拨款方式。
(二) 多元化高等教育供给主体, 加强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作用
1.政府已不再是高等教育的垄断提供者。
当政府不能够满足高等教育资源的完全供给时, 市场力量即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增多就大大缓解了高等教育资源不足的压力, 同时政府也鼓励高校与商界及工业界加强联系。这样, 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加入也满足了公众的多样化需求, 同时打破了政府垄断高等教育的地位。
2.大学已不再是高等教育的垄断提供者。
随着终身教育理念的渗透, 以及多样化教育模式的出现和职业教育的不断发展, 大学已不再是唯一的选择, 非大学型高等教育提供者以不同的方式融入了整个高等教育服务体系。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的报告统计, 许多国家有超过1/3的学生在其他类型教育机构注册学习, 而且在少数国家这样的学生占多数。在一些国家, 特别是德国和芬兰, 非大学型教育机构在促进高等教育的全面扩展上发挥了关键作用[3] 。
(三) 加大放权高等教育机构的力度, 响应市场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应对高等教育的大扩张, 政府寻求改革高等教育的管理方式以保障教育质量的稳定与提高, 给予高等教育机构办学自主权, 如我国2002年宣布有6所高校获得自主设置本科专业的权力以及更多的高校获得自主招生的权力, 大学自治得到了进一步的保障。田野郁夫曾指出, 日本高等教育多元化的趋势早在1980年代时就已开始, 以学生入学无需接受学业成就入学测试的形态产生, 随之, 1991年修正《大学建立标准》, 给予各机构在课程方面实质性的自由, 并且促使机构产生重要的转变, 包括组织的结构, 日本高等教育系统进入高等教育机构多样化时代, 这是转向市场模式的结果[4] 。近年来, 各国政府不断减少对高等教育的直接控制, 其标志之一就是质量评估体系不断建立, 以取代政府对高校的直接控制。
二、政府与市场的博弈:大学的两难选择
在高等教育领域, 政府干预和大学自治分别要达到何种程度, 应该如何协调都是值得探索的问题。然而, 随着国家对高等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大学改革就一直徘徊在市场与政府之间。如1985年英国发布的绿皮书指出, “自1945年以来, 英国的经济成就是令人沮丧的, 目前是该由高等教育来为英国经济发展作出有效贡献的时候了……”[5] , 这表明了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期望。但是, 如何能够减少国家对大学的直接控制同时又能得到政府的资金支持, 如何能够利用市场带来的经济效益同时又能不偏离传统的大学价值理念, 这一直是大学改革的两难问题。
(一) 面对市场介入的大学改革
欧文·休斯、盖伊·彼得斯等对传统的官僚制政府提出批评, 倡导要以新公共管理的理念改革公共政府部门。马丁·米诺格把新公共管理的观点概括为以下四点[6] :一是重建公共部门, 尤其通过私有化;二是重建并压缩中央服务机构;三是引入竞争, 尤其通过内部市场和将公共服务转包给私人部门;四是提高效率, 尤其通过绩效考核和测评。由此, 教育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要受采用市场化的运作模式再造政府的影响。
大学期望改变传统的管理和运作模式, 加强同社会经济发展的联系, 借助市场机制提高高等教育的经济效益。为了消除可用公共资源和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的失衡状态, 各国和研究机构都提出了许多解决方法。最常见的是通过引入或提高学费来增加成本分担, 同时允许更多公共或私人合作者为高等教育活动提供服务。但是, 多元筹资的困难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又不得不让大学寻求政府的庇护, 难以完全融入市场经济的浪潮。
(二) 面对政府放权的大学改革
许多国家都注意到了要改变高等教育的管理模式, 减弱了政府对大学的控制, 并且在近些年, 这一进程有所加快。如日本实行国立大学法人化计划, 把大学从政府中分离出来并给它们独立的法律地位, 拥有自己的土地和建筑, 有权聘任教职员工。
在我国, 政府也鼓励大学办学体制的多元化, 强调简政放权。1985年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要求“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 坚决实行简政放权, 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199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指出“政府要转变职能, 由对学校的直接行政管理, 转变为运用立法、拨款、信息服务、政策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手段, 进行宏观管理”。由中央集权制到地方适度分权制, 中央高教权力一直在不断下放之中 (林荣日, 2007) 。
许多国家对高等教育管理权限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下放。然而, 大学不同于市场中的商业公司或企业, 因为人才的培养是长期的过程, 不可能短期内随市场的需求而立刻发生变化, 同时, 由于缺少对市场调节的应对能力和相应的专业机构, 大学在短期内很难准确地做出市场预期, 并且承担了巨大的市场经济压力。
(三) 大学的变革困境
各国政府都要面临提供多种社会公共服务的压力, 有限的公共资源不得不使这种分配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高等教育在工业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中通常都不具有公共资金的最高优先权, 很难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追寻以市场为导向的大学改革, 也导致了学术权威重要性的降低。由于受到高等教育运作经费来源的影响, 高等教育机构必须要对重要的利益相关者负责, 那么私立部门就可以带着自己的使命介入。
在财政投入不足和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大的情况下, 教育供需矛盾更加突出。公办学校通过贷款举债和提高收费标准维持运行。1990~2004年间, 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总投入比重从85.6%降到61.7%, 社会投入主要是学费的比例逐年攀升, 全国一半公办高校学费占总支出50%以上, 目前公办学校贷款欠债估计累计3000多亿元[7] 。
Ben Jongbloed提出自由市场的八个条件[8] :一是入门自由;二是产品供给自由;三是资源运用自由;四是价格决定自由;五是选择提供者的自由;六是选择产品的自由;七是价格和质量的信息;八是直接和成本价格支付。其中前四项属供给者的自由;后四项属消费者的自由。对这八个条件, 大学很难完全满足。这也就意味着高等教育领域中的自由市场是不存在的。这样, 当政府难以为大学提供完全的支持与资源的满足, 而大学在背负市场压力的同时又很难融入市场时, 改革的方向与道路就越发模糊了, 不断徘徊在政府与市场之间, 难以明确自身的责任与使命。
三、主要结论
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 (1983) 曾提出了广为引用的三角协调模式, 描述了政府、学术与市场在高等教育运行中的互动与制衡关系。显然, 在高等教育的动态演变中, 这三个要素都同时存在并在不断变化之中。关键在于高校要在政府管理与市场力量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
当高校能够在理念、使命、目标上与政府、市场对大学的要求相协调时, 正确处理短期利益与长期目标之间的关系时, 三者就会处于相对的平衡和稳定状态。当然, 在这一钟摆式结构中高校也不可能完全“摆入”政府与市场的任何一极, 因为政府与市场形成了相互制约与协调的系统, 也不可能由政府或市场代替高校的作用。由于受到市场需求的牵制, 高校不可能完全受到政府的控制, 从而产生政府管理的缓冲区域, 需要借助其它方式, 如质量监督、绩效评价等手段, 灵活地运用市场机制, 采用竞争、税收等策略对学校加以管理, 从而摆脱过去的指令性管理。
当高校过多地受到市场价值的影响而偏离了平衡点, 那么政府权威对高校就具有天然吸引力, 可以为一味追求经济效益的学校走向传统价值提供必要的支持。然而, 当政府试图以自身的权威决定学校的发展方向时, 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传统的“自上而下”直接控制模式, 但这恰恰又超出政府所能提供的多元化高等教育选择的范围, 必然又会促使高校追寻市场带来的效益好处, 重新回到平衡点。这就使高校、政府与市场形成了钟摆式结构, 极端化地偏向任何一端, 都难以满足公众对高等教育的角色期待。
(一) 从集权管制转向分散自治, 树立政府与大学的责任意识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 作为办学主体的大学, 除了采取向政府请示的方式来争取更灵活的政策空间之外, 应更多地采取协议、走访、形象设计等策略来经营与社会各方面的关系, 以达到办学目标 (别敦荣, 2007) 。当前我国大学的管理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政府管理职能的一种延伸, 其行政构架基本沿用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管理模式。政府对高等教育机构的放权和解制, 意味着高等教育管理方式的转变, 是利用市场优势和克服市场局限的表现。然而, 中国大学自主性的制度环境具有宏观鼓励与微观约束、制度剩余与制度匮乏、制度空间小于观念空间、民主法制传统的短缺与公民社会的不成熟等特征, 正是这些特征导致中国大学自主性的现实特征 (张金福, 2007) 。在这种环境中, 更加需要政府和大学树立强烈的责任意识。对于政府来说, 需要为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起到主要作用, 维护高等教育的公平与均衡发展, 通过法律、拨款和评估等手段引导大学的发展, 确保大学自治权利的实现。对于大学来说, 要直接承担社会责任。对此, 美国学者德里克·博克提出了三方面的理由:一是大学几乎垄断了某些类型的有价值的资源;二是大学在教育和研究方面的专长和能力是其他社会机构所不能替代的;三是大学接受了政府的巨额资助, 有责任回报社会[9] 。因此, 大学要从为少数人提供教育的强势状态的围墙中走出, 走向为大众扮演“服务提供者”的角色。
(二) 从直接控制转向互动协商, 设置政府与大学的缓冲区域
由于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拨款逐渐减少, 政府的角色已由主要提供者转向监控角色。在早期的高等教育公共服务的运行管理中, 提供给教育消费者的公共服务大多由政府管理, 带有强烈的垄断色彩, 消费者很少有教育选择的表达权, 只能被动地接受。在高等教育决策中, 体现为单一的从上至下的行政决策模式, 主要依赖于官僚体制的建立, 带有强势的国家意志的权力色彩。近十几年来, 随着政府行政管理方式的革命性变革, 服务型政府的逐步建立, 以及市场力量在高等教育中的扩大, 教育消费者有了更多教育选择的话语权, 需要政府在教育服务产品的提供上更多地采取民主对话和沟通协商的方式, 提倡公民教育利益表达机制的建立。大多数公众逐渐享有高等教育公共服务的权利, 积极地参与到政府的教育决策中。另外随着教育中介组织的发展, 教育公共服务决策已演变为多元、协商的模式。政府已由对高等教育的直接控制转向间接管理, 加强了与相关利益者的互动协商, 在政府与市场相互协调中设置相关的缓冲环节, 保持高校权益的表达以及政府目标的有效实现。
其缓冲环节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搭建平台, 建立政府与市场高等教育合作的联系点, 如许多国家都在大学与政府之间设立高等教育拨款组织、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委员会等, 反映出市场 (消费者) 对大学的评价, 作为政府决策的重要指标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公众。二是设定规则, 政府不再是传统上的三位一体, 即集高等教育的管理者、提供者、评价者于一身, 而是关注明确目标的提出, 以及实现规则、标准的制定, 集中于制定战略和确定优先领域, 建立教学研究质量监督机构。三是建立协商机制, 实行民主决策, 形成分配公共资源的“中介”或“缓冲”部门, 强调“松绑”和“问责制”, 从而影响高等教育的管理与改革方向。
(三) 从传统管理转向现代治理, 构建政府与大学的伙伴关系
大学治理结构是大学制度的核心。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发展, 个人付费教育的驱动以及资助行为的改变都促使政府不可能像过去一样, 全面、综合地管理高校改革与发展的方方面面[10] 。政府需要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加以引导, 通过设置缓冲区域改变高等教育的管理方式, 形成行政与学术系统的联合治理结构。在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影响下, 大学治理结构面临着在传统学术理念和新生管理文化之间的冲突和碰撞, 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形成了不同的治理形态 (熊庆年, 代林利, 2006) 。 但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出现, 为了增加高等学府的管理效率和营运的效益, 不同政府纷纷引入企业精神及管理主义以提升高等教育机构的效率和效益[11] 。市场力量已成为现代大学治理结构的重要影响因素。
良好的大学治理结构旨在提高行政效率, 保持政府、市场和大学的均衡发展, 促使大学尽可能地提高行政效率。在高等教育领域, 通过对自身角色的调整, 它可以将经费、学生就业这样一些可能出现危机的事项推向边缘、基层和高校;而对中央政府而言, 它只是通过掌控制定标准的权利而牢牢握有控制权 (卢乃桂, 张永平, 2007) 。显然, 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域的管制由全面性转为选择性, 大学治理的主体逐步多元化, 各治理主体之间需要形成相互独立、相互联系的制衡权力结构。政府改变了传统居于垄断统治的地位, 与大学一起面对市场的选择和多元需求, 构建伙伴式的合作关系, 相互认可、共同协商参与教育决策。当然, 保证高等教育的公共目标通过影响而非指令得以实现, 是将来政策制定的一种艺术[12] 。
(四) 从单一控制转向绩效评价, 寻求政府与大学的多元发展
基于绩效的高等教育评价机制的建立, 意味着政府管理模式的改变, “对决策与规制角色 (即掌舵) 和服务提供与服从角色 (即划桨) 进行分离, 同时也将服务提供与服从职能进行分离”[13] 。采用灵活的绩效框架, 由政府把握高等教育的宏观战略方向, 设立明确的教育目标, 高校在绩效框架中充分利用自治权利, 寻求目标的达成。
“由上至下”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一直是描述政府与学校关系的主要概念, 但是随着市场选择和竞争的引入, 政府与高校逐渐脱离了传统的直线管理方式, 而是与市场形成了三角模型。高等教育管理范式发生变化:一是改革的推进需要双方具有相似的目标追求和达成方式, 不再是单一的指令式改革;二是政府的管理目标的达成途径已日趋多元化, 包括绩效合约、竞争、解制等策略。另外, 随着中介组织作用的不断增强, 以及市民社会中形成的公共教育参与意识的崛起, 政府与高校的发展模式正在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摘要：全球社会经济领域的变革正深刻影响着高等教育的发展, 而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对国家经济水平的提升也至关重要, 由此而来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与系统结构的革新已成为各国关心的重要议题。文章尝试从市场力量对大学的影响和大学变革的困境出发, 阐述政府与大学关系的发展态势。
教育变革中的技术力量心得体会 篇5
视频中讲到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的第五十九规定：加快教育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把教育信息化纳入国家信息化发展整体战略，超前部署教育信息网络。所以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破解制约我国教育发展的难题，促进教育的创新与变革，是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的`重大战略抉择。
作为信息时代的教师，我们要对自己提出新的要求：技术性知识、技术性内容知识、技术性教法、技术性教法知识、教法性知识、教法性内容知识、内容性知识。要不断地提高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包括信息技术素养、教学的计划与准备、教学的组织与管理、教学的评优与诊断、教师专业发展。要实行智慧教育，通过利用智能化技术(灵巧技术)构建智能化环境，让师生施展灵巧的教与学方法，给学习者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服务，使其由不能变为可能，由小能变为大能，从而培养具有良好价值取向、较高思维品质和较强施为能力的人才。
组织变革中的力量控制 篇6
组织的管理可分为形式的管理和力量的管理。在形式的管理方面，归类有多种方式，有直线职能制、矩阵制等划分方式，还有如机械式或创新式等划分方式。形式是组织力量的反映，是组织管理中界定各方权限和责任的框架。采用什么样的组织形式，一方面受企业转换外部环境输入和向外部输出效率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自身内部力量均衡的影响。
组织内部力量有哪些
一个企业往往是某些典型组织结构的复合体，这不仅是企业经营必然的产物，也是企业不同力量间博弈的结果。组织结构无好坏之分，轻在形式，重在实质。国有企业和非一股独大的民营企业往往有这方面的体现，组织结构的分分合合也许变化频繁，但人们可以从中体会到明显的意图。所以，对公司力量的管理，是组织管理和控制的关键。
不同企业的组织力量构成是有差异的。组织力量往往来自于一个群体，而非个人，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企业家或者企业所有者：由于法律授予的权力而对企业具有控制权，比如公司股东、董事长或者总经理；
技术专家或权威：由于具有技术标准的制定和影响权，以及拥有大量的非正式权力，而对企业发挥影响，如科学家或者高级财务顾问；
中层管理者：基于自治的需要，而获得纵向的分权，从而在企业内具有一定区域的高度影响力，如事业部总经理或者车间主任；
专业化的操作员工，由于技术的独占性，而获得的工作独立性和自主权，从而对组织运作产生影响，如医生或者技术工人；
企业一线员工：在当前社会形势下，他们（即使没有技术性的工种）也成为一种力量，通过制造有社会影响的事件，对企业造成一种压力。如罢工事件就是该种力量的展示。
动态来看，以上力量的组合会形成新的力量结构，影响力量结构的因素包括意识理念因素和政治联盟因素。两者是组织力量形成动态的变化，从而
影响组织内的力量均衡。
东方管理文化对意识理念和政治联盟给予了高度重视，从古至今，从政治到商业，均有反映。欧美企业的企业愿景、宗旨和文化阐述，也是在强化意识理念的管理。可见，东西方企业管理中在意识理念和政治联盟管理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处。
以干预员工的感受调控变革的进程
在进行组织大规模变革的时候，由何处引发，如何调控过程，不是靠企业发布的一个发展战略、组织结构、企业文化等文件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尽管这些非常重要。而通过影响和管理员工感受（而不仅仅是思维），触动他们的情感，进而促使他们改变行为方式，是一个触发和引导变革的有效方式。商鞅变法中的“徙木立信”就是干预人感受的一种有效方式，为秦国新法的推行创造了信任基础。当今社会，由于某个看似偶然的事件引发的组织变革也并不少见。
有些企业的变革会从薪酬入手的原因之一，就是从涉及员工切身利益的管理点入手，对员工的关注度和行为施加影响，以达到促进企业变革的目的。比如，某传媒企业曾采用一种奖金总额固定，员工单兵作战凭业绩抢份额的方式激励员工间竞争，这既可体现员工多劳多得，也可以控制企业支出，这种方式在企业成长之初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几年后造成的结果是，相互竞争使员工间关系紧张，员工对企业认同度降低，绩效下降。所以公司一直酝酿推行一种基于团队的组织方式和新的组织结构，但组织结构的改变会造成在位管理者的权力分配调整，处理不好会影响正常业务的开展。公司最终确定以改良员工薪酬分配作为变革的切入点。平衡员工间收入，抑制员工收入大幅波动，使员工收入和团队业绩相联系，这一系列惠及员工切身利益的改革方案的提出，大大激发了员工支持企业变革的积极性。随后启动了与薪酬分配配套的基于团队工作方式的组织结构变革，实行全员竞聘管理岗位，虽有个别管理者消极抵制，但员工的高涨热情使一切还是顺利推行，最终平稳完成过渡并取得良好效果。我们可以看出，以薪酬变革来制造和利用员工群体对变革的支持和关注，成为该公司推行组织变革的关键。
通过影响员工的感受，可以帮助克服大规模组织变革中通常存在的许多障碍。视觉对人产生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抽象的逻辑分析，更容易影响人们行为的改变。通过一堆分析数据来试图改变他人的思维，不如让他们看到事情的真相，进而影响他们的感受。所以，企业内能够反映现实问题的一些典型事件，可以被用于影响员工感受，进而引发变革。对标管理是目前许多大型国有企业推行的一种管理方法，配合企业间数据对比，有组织地选派管理人员和核心骨干到对标企业现场考察、学习和挂职工作，已经成为许多大型国有企业的有效管理手段，感同身受比纸面数据更能让人警醒。
组织变革中的力量须动态管理
企业组织内部的各种力量，在环境未发生大的变化情况下，一般会形成一种均势，以求取得各自最大的利益。当内外部形势发生变化，企业内部的力量，随着企业的发展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局面，由此带来了不同力量间的摩擦。强化对内部以及通过内部力量间接发挥作用的外部力量的控制，可以使组织变革在可预期的方向上发展。期间，具有“合法基础”的力量与调节“合法力量”的隐性力量均需要同时被利用。
企业合法管理的基础是明文规定的组织责权与运行规则，这是保持企业运营基础秩序的需要，是企业管理的大道。国家法律规定的企业股东、董事会、监事会等权利和义务构成了企业治理的基础，企业内部的岗位说明书、部门职责、组织手册、业务流程等文件，构成了组织内部规章。这些企业日常业务的运行基本规则，形成了显性的权利体系。许多企业建立ERP
系统，构建EIP系统，使显性权利充分的流程化、透明化和信息化。目前，企业规范化管理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和社会普遍认同的“人治”向“法制”进化过程相一致。这方面内容不再赘述。
同时，企业对隐性力量的管理也不容忽视，尤其是当隐性力量组织化以后，更应该予以重视。首先，国内知识分子与技术专家的力量一度被弱化和抑制，随着科技强国和文化强国理念的梳理和推行，专家的“硬权利”和“软权利”同时被唤醒和增强，逐渐将成为影响企业组织运行的力量。以技术或产品创新为主要目标的国有大型集团公司、以产品技术优势为核心竞争力的民营企业内部高端知识工作者群体，其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显著提高，对组织的决策产生着关键影响。其次，是民主权利意识的提升，使普通员工集合成为一个群体，不断地在争取自身的地位和利益。基层员工由于自身的劣势地位，往往以极端事件或群体性事件来博取利益，给企业和社会造成压力。企业文化管理和“政治手段”成为利用这些力量的两种主要方式，可在企业变革中充分利用。
强化企业文化的力量，意图是对员工意识理念进行管理。管理员工意识理念的主要作用是聚合各方力量，增强内聚力，强化组织协作。但由于员工个体意识形态的差异性，企业意识理念的整合与统一过程是艰难和复杂的。企业的意识形态越是强化，为保持自身意识形态的需要，结果可能是企业越来越封闭。企业精心设计的愿景、宗旨和文化，很容易在某次风暴中被冲击和崩溃。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共生”的理念，对于企业意识理念的管理具有借鉴作用。
“丛林法则”没有变化，变化的是在丛林中所处的位置。尽管前些年国内某些企业借鉴军事化管理思想取得了成功，但长期来看未必可取。以前国企倡导的“黄牛文化”、“雷锋精神”，当前很多民企倡导的“狼性文化”，随着企业生存环境的变化均有所改良。企业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企业领导者对组织管控深层次思考的必然内容。
“政治”这个在企业管理中略带贬义的词语，在企业内一直存在并长期被利用。人们通常用政治联盟来激发被“合法体系”压制的必要变革。如果政治联盟能够起作用并占主导地位，那么将会使充满冲突的组织提高效率。企业变革中会产生各方力量的博弈，“合纵连横”等政治手段的应用可以提供必要的组织变革的推动力量。
一家有几十年历史的企业曾有一例类似事件。该企业的领导者提名一般都是照顾各方利益关系，各有代表。但在数年前的高管换届中，总经理力排众议提名了一个不属于任一传统势力派别的人员任职副总岗位，此举引发了众多猜测和抱怨。多年后，总经理私下和其他人谈及此事，解释当时基于三方面考虑：首先，为保证对公司发展方向的推动，有必要保证在领导班子内拥有一个坚定的支持者，以便在表决时获得足够的支持；其次，此人可居中协调各方利益，在某些关键事件决策时尤为必要；第三，该人无太多依靠，工作必尽心尽力。结果表明，此举确实达到了该总经理预想目标。
意识理念和政治联盟是亦敌亦友的共生体。具有共同意识理念的政治联盟将更加强大，同时政治联盟也会打破原有意识理念的凝聚力从而创造新的内容，两者相互动态制衡，和正式权利一起构筑起三角关系。正是利用了意识理念和政治联盟的制衡作用，企业组织内部的任何一种力量都可加以利用，以协调组织力量均势，促进企业向某方向发展。当企业变革结束，各方力量重归平衡，新的意识理念重新确立，政治联盟达成和解，显性的正式权利重新占据上风，组织进入新的运行阶段。
变革的力量 篇7
我们把目光放在那些辞职回家做“全职太太”的日本主妇身上。长期以来沉淀在日本人思想深处以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男女不平等观念和现象如同一张看不见又摸不着的网，把主妇们隔离在家庭生活中，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成为了一种遥远的存在。她们接送孩子上学、买菜、做家务，闲暇时看看展览、学学插花和茶道。在超市、商场以及各种活动场所中总能看到主妇们的身影。她们的日子看上去忙碌和平静。然而，在这平静之下，传统意义上的主妇形象已随着时代变革静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如今不少主妇已不满足于在家做家务、养育孩子、照顾老人、支持丈夫，做个贤内助。相当数量的主妇在孩子稍大后出去工作，也有不少主妇热心公益，利用闲暇时间参加地区和学校的活动，如：所居住地区町内会(类似我国街道居委会)的工作，承担孩子学校的“家长会”的社会工作，还有些主妇在社区、街道担当志愿者。有统计表明，在日本志愿者队伍中主妇所占人数比例最多。日本有社会学家甚至宣称当今日本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家庭专职主妇已经消失。那么。日本主妇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要想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不妨近距离对当今日本主妇进行一番观察，“生活俱乐部生协”(以下简称生活俱乐部)无疑是一面观察日本主妇的放大镜。
生活俱乐部是成立于1965年的一个民间非营利团体，创立之初仅有200人，基本上是家庭主妇。经过40多年的风风雨雨，以家庭主妇为中心的该俱乐部的活动范围已覆盖日本19个都道县，会员人数达30万。
反对不良生活方式
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突飞猛进，“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生活方式形成一股强劲的社会风潮，它所导致的资源浪费、一次性使用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日本普通消费者的思想观念和生活。当时日本市场所售牛奶的三分之二是脱脂乳粉等勾兑的乳饮料。在生产厂家利润的驱动下，这些营养成分不高、价格却比普通牛奶高许多的合成加工奶被广为宣传，甚至被吹捧为高级营养品，鲜牛奶在市场的占有率越来越低。为了对抗这些加工奶，让更多的人饮用到新鲜、健康的牛奶，主妇们每五六户结成一个“班”，以“班”为单位从厂家直接订购牛奶。之后，这种共同订购活动扩展到鸡蛋、大米、肉类、禽类、鱼类、蔬菜等食品及各种生活用品，就连图书、交通旅券和文艺演出门票等都可以共同订购。
生活俱乐部一诞生便亮出了对商品化社会和不良消费方式表示反对和抵抗的姿态。主妇在生活中意识到人类必须善待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存。在20世纪70年代，她们发现市场上出售的合成洗涤剂对河流和地下水造成污染，于是发起了“肥皂运动”，从环保与生命安全的角度呼吁大家不要使用合成洗涤剂，而尽可能使用那些易分解、对环境影响小的肥皂或肥皂粉。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琵琶湖湖水的富养化问题使会员们将保护水资源、保护水质作为一个课题。她们最初呼吁会员们以肥皂代替合成洗涤剂，但很快又认识到此举并不能从根本上控制水质污染，于是发起了“禁止制造和贩卖合成洗涤剂的请愿”运动。
“环保、安全、健康”始终是生活俱乐部遵循的原则。她们对使用农药、合成着色剂、防腐剂等食品持怀疑态度，即便是那些对人体无害的食品添加剂也尽可能少用。她们甚至建立起奶牛场，全方位把握奶牛的饲养环境、生产环境、牛奶的品质、生产日期、容器和清洁工序。她们订购指定养鸡场的鸡蛋，用非转基因、不撒农药的饲料来喂养，并尽可能不使用抗生素。为了保留蛋壳表面的保护层，鸡蛋外表也不作清洗，承诺在48小时内送到会员手上。
生活俱乐部的会员们对既有生活方式进行反思和批判，追求一种可持续的、更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她们认识到如果自身生活方式不改变，许多问题便无法解决。她们开始最大限度考虑环境，不但发起了包装物的再利用、再生运动，还从我做起，减少一次性物品的使用，倡导一种不产生垃圾或尽量少产生垃圾的生活方式。如：她们将鸡蛋装在再生纸做的专用盒子里发货，会员收到货后把空盒子还给送货员或店铺以重复使用。针对包装垃圾占日本家庭垃圾总量60％的现状，生活俱乐部发起垃圾减量运动。她们把各种饮品、调料的玻璃瓶子合并为五种型号的瓶子来循环使用，将盒装牛奶改为重量较轻的强化玻璃瓶，塑料瓶盖也可回收再利用。可别小看这种瓶子，它获得了2000年世界包装机构授予的“世界包装之星奖”。这些看似细小的举措大大减少了政府回收垃圾的费用，无形中也降低了垃圾处理时所产生的二氧化碳。
家庭主妇们通过改变自我生活方式影响越来越多的日本人。生活俱乐部所倡导的消费、生活的理念和实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1989年获得了有“另一个诺贝尔奖”之称的“优秀民生奖”，1995年又从联合国之友获得了“最佳50市民团体奖”。
生活俱乐部的主妇们不仅仅把自己看作是在市场购买商品的消费者，还自主介入生产和流通之间，与生产者一起开发安全、环保的食品和日用品。如她们与生产企业共同开发了环保肥皂。会员们认为生产企业应公开她们在生产、流通、消费、废弃整个链条上的信息，也应该接受消费者的监督和指导。在她们的努力下，生活俱乐部所订购的产品具有生产和流通环节的详细信息，这些对消费者公开的信息使消费者做到明明白白地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把企业对商品的决定权转移到了消费者手中。她们的这一思考和行动无疑具有前瞻性，特别是在当今企业资本主宰的商品社会中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新型的工作方式
生活俱乐部的会员大都是主妇，担负着家务和教育孩子的责任，很难
找到正式工作。她们又期望能有自己的事业，于是，摸索和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工作方式——劳动者自主合作社(Worker's Collective)，就是由会员自己出资、自己经营、自己作为劳动者的一种劳动经营实体。劳动者自主合作社不以盈利为目的，会员之间也不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她们更像是事业伙伴、是姐妹。
2005年生活俱乐部有582家劳动者自主合作社，涉及福利、餐饮、店铺经营、编辑策划、肥皂厂、物业等各领域，其中与福利相关的事业占一半以上。合作社种类繁多，有社区小吃店、旧货店、面包房、第三世界物产店、为老年人和残疾人开办的互助社、食品外卖店、盒饭店、儿童保育所、快递公司等。
劳动者自主合作社与一般小公司的最大区别在于：经营目的不是利润至上，而是提供物品和服务，解决社区中存在的问题。会员们都希望通过劳动获得经济自立，又为社区做贡献。生活俱乐部、劳动者自主合作社以一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方式劳动，希望通过人与人之间互帮互助来创造一种新型的社区。这一新型的劳动方式也是一种非常适合家庭主妇的新的工作方式，使得主妇们既能够取得经济自立，又能兼顾家庭，还能在社区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1982年，生活俱乐部诞生第一个劳动者协同组合性质的店铺，之后这类店铺发展得非常迅速。在店铺里，附近居民可以买到新鲜、安全的蔬菜、鲜鱼、指定产地和指定饲养方法饲养的猪肉、牛肉、鸡肉等食品。店铺里所用的调味品、牛奶的瓶子、装鸡蛋的盒子均可反复使用，大大减少了垃圾量。
为了对应当今日本社会面临的少子老龄化现状，生活俱乐部还在社区成立了托老所、老人之家、托儿所等各式各样的社区福利法人和非营利组织，对需要家务劳动的家庭提供服务，对需要照顾老人的家庭提供帮助，对双职工家庭的育儿提供支援。生活俱乐部无论目标还是日常活动都与生活密切相关，与社区居民的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得到了社区居民的广泛支持和参与。她们创建这一新型工作方式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生活便利的、宜居型社区社会。
代理人运动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活俱乐部的主妇们在生活中发现政治和行政中的问题，随之产生了变革社会的愿望。生活俱乐部也逐渐从生活领域走向了政治领域，在这样的背景下，“代理人运动”应运而生。
代理人运动就是生活俱乐部推举自己的会员作为“代理人”参与地方议会议员竞选的活动。这里，代理人不仅仅是生活俱乐部的代理人，也是站在广泛的市民立场上、将市民的声音传达到议会的市民的代理人。代理人运动的政治运动口号是“生命、生活与政治相连”。1977年东京都议会选举时，东京练马区生活俱乐部将关町支部委员长土屋正枝拥立为候选人，参与竞选。她的竞选口号是“一起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虽然落选了，但这次参与竞选是代理人运动的首次尝试。为了推进代理人运动，练马区几位有政治抱负的成员结成了政治团体——“生活者小组”。在1979年的统一地方选举中，“生活者小组”推荐的候选人片野令子胜出，练马区首次诞生了生活俱乐部的议员。之后，代理人运动向其他地区辐射，扩展到神奈川、千叶、琦玉和首都圈的全部以及北海道、长野等生活俱乐部事业所覆盖的主要地区，相当多的有志于政治的妇女作为代理人走上了参政道路。
代理人运动不但挑战了男性中心的政党政治，还开辟了一条主妇参与地方政治和行政新的道路。主妇们通过直接参与、通过日常活动来变革行政和政治中的弊端与不足。
生活俱乐部的会员们认识到议会上讨论和决定的法律、条例涉及衣、食、住、医疗、护理等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自己的生活就是由这些法律、条例所左右的。要想将市民的声音反映到政治中，必须亲自参与政治、变革政治。例如，20世纪80年代，家长们发现学校为孩子们提供的午餐存在诸多问题。于是，町田市的会员们与其他市民团体合作，发起了请愿运动。1981年秋，当时约19万人口的町田市征集到17206个签名，提交到町田议会，最终使学校集中供餐状况得到了改善。还有1989年的食品安全条例直接请求活动、1993年的市民活动推进立法请求活动、1997年的转基因食品对策请愿签名活动、1998年环境荷尔蒙对策请愿签名活动、2002年请求停止爱知县转基因水稻的研究与开发签名活动、2003年请求停止岩手县和北海道转基因水稻开发的签名活动等，都在不同领域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主妇们是从“生活者”的视角发现周边生活、地方政治、行政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弊端而产生变革政治的要求的。这使得生活范畴的问题作为政治问题登上了政治舞台，促使日本政治贴近生活。
事实证明，主妇们的政治参与的确起到了一定作用。如1989年，生活俱乐部和其他市民组织一起，开展了55万签名的要求制定《食品安全条例》的直接请求运动。虽被否决，但却促使东京都从行政上强化了食品安全管理。经过生活俱乐部等团体15年的不间断努力，2004年3月东京都议会终于通过了东京都首次确保食品安全的条例——《食品安全条例》，之后又推动国家制定并出台了《食品安全基本法》，设置了食品安全委员会等。
当会员们看到一些提案在议会上受阻、成为一纸废案时，考虑仅仅提案是不够的，还应成立反映民意的政党。地区性政党东京生活者网络的诞生就是一次这样的尝试，东京生活者网络积极推举出自己的候选人参与地方议会选举。1983年统一地方议会选举中，除练马区以外，杉并区、多摩市、神奈川的代理人都有当选。在1999年统一地方选举中，东京生活者网络产生了57位东京都、市、区议会议员。2007年地方议会选举中，东京都议会有一人当选，区议会选举中20位候选人有19位当选，市议会选举中，28位候选人中有26位当选，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
推动日本社会变革
从生活俱乐部到劳动者自主合作社、再到代理人运动，这一连串的活动构成了变革日本社会的“生活者运动”，而且，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一社会运动从始至终都是由家庭主妇参与并推动的。人们不禁会产生疑问：在日本这样一个男女性别分工依然存在、且女性地位有待提高的社会，主妇们在兼顾贤妻良母角色的同时，又在民间团体、在社区、在日常生活中作为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悄然改变着日本社会。她们的行动和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妇女运动有着怎样的相同与不同呢?
解答这一疑问，首先要从分析她们参与生活俱乐部活动的初衷人手。主妇们参与运动的出发点是要过一种安全的、健康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与人相互关爱的生活。她们加入生活俱乐部后，开阔了视野，提高了素
质，密切了邻里关系。她们首先对日常生活中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提出疑问，然后对公害、地区行政、日本政治和社会产生全方位关注，最后以世界视角关注国际问题、地球环境问题。她们将自己生活的感受和体验带入到社会活动和社会运动之中，对政策进行提案或是通过选举进入议会，直接参与政策的制定。
我们欣喜地看到：加入生活者运动的妇女们在运动中发现自我、找回自我，她们已经不仅仅是一名普通的家庭主妇，而是一个独立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个体，是女性、消费者、生活者、居民和市民。在寻找自我、重新塑造自我的过程中，她们也在履行着这些角色所赋予她们的职责，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一种新生力量。生活者运动没有鼓励家庭主妇放弃主妇身份去职业中寻求与男性的平等，而是鼓励家庭主妇从女性的视角思考问题，通过俱乐部的日常活动去参与社区活动，并通过参与活动介入经济、政治和社会。
生活俱乐部的主妇们对日本社会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以及制约女性的不合理性现象提出了质疑。可贵的是，她们不仅仅提出问题，还在力图超越这种对女性的歧视和制约。身为家庭主妇的会员们聚在一起学习、劳动、思考和参与各项活动，思维和视角变得开阔。她们虽然身为家庭主妇，但已超越了传统意义的家庭主妇，而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奉献社会的女性市民。
主妇们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了与政治的结合点，从而挑战了“男性在外工作、女性在家从事育儿和家务”的性别分工模式，创造了“男性在外工作，女性既兼顾家庭又从事社区活动”的模式。尽管这种模式并不完美，但却开创了妇女参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新途径，显示了未来妇女运动新的发展方向。
主妇们在社区的实践有很多启示。她们本着“自我意识、自主管理、自己决定”的宗旨，在社区内自发进行互助式服务，如：在社区开展步行拉力赛、跳蚤市场、岁末捣制年糕等活动，召开各种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会议、讲座。如：食品材料与烹调的说明会、料理讲习会，断乳食谱讲座、暑假儿童料理和父亲料理讲座等。她们还组织会员们参观生产厂家，尝试制造食品，进行与生产方的零距离体验。有些地方的生活俱乐部还开展了小规模的托儿服务、助残助老等服务。目前，生活俱乐部的会员们已成为一股关心社区发展、关心环境和自然、关心他人的力量。据2005年度的调查结果表明，在生活俱乐部的相关团体中有将近1万人参与居家养老服务和养老设施服务，有事业所448家，接受服务的人约3万，上门服务等护理服务时间总量达到了143万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