滋生原因（精选10篇）
滋生原因 篇1
中国机械第二建设工程公司在广州丰田汽车有限公司冲压车间、总装车间、焊装车间公用动力施工项目中,曾出现过这样一种怪现象:同一桥架内新敷设的电缆,其中的部分电缆送上交流线电压为380V的电压后,其他没有送电的的电缆也会带电。经测试,这部分没有送电的电缆间也会有交流160V左右的电压。如果不找出其产生的原因,消除其带电的根源,在今后使用和维修中将是一个危险因素,随时威胁相关人员的安全。
鉴于此种现象,经过初步分析,可能是以下几种原因引起:
1)进行电缆耐压试验时,没有充分放电的剩余电;
2)电缆绝缘层被损坏;
3)感应电。
于是,逐一进行排查。
首先,对未送电而带电的电缆进行放电处理。我们用放电棒进行了10min的长时间放电处理。过了12h后,我们再次对这部分没有送电又放过电的电缆进行测试,结果发现:这部分电缆又带上了交流160V左右的电压。故排除了进行电缆耐压试验时,没有充分放电的剩余电的可能性。
是否是由于电缆绝缘层被损坏,而使带电的电缆的导电部分与不带电的电缆的导体接触而带电呢?经分析,有可能是电缆绝缘层被损坏,因为电缆破皮后,绝缘下降,这样带电的电缆把电压传给没送电的电缆而使之带电;但这种现象只可能发生在少数几根电缆上,不可能全部电缆都带电。而在这个项目中,由于没有送电而带电的电缆几乎是全部,这就不可能是由于破皮原因而带电了。为了验证该结论,对该桥架内敷设的所有电缆进行停电,经过现场沿电缆线路仔细检查,也证实了这一推断—--电缆无一破损。对每根电缆的绝缘电阻进行测试,其值均符合要求,排除了电缆绝缘层被损坏的可能性。
最后只可能是感应电了。由载流导体产生的磁场,其磁力线的方向与电流的方向满足右手螺旋关系。假定在一根导体中通以电流后,则在导体周围空间的某一平面上产生交变的磁场。
电磁感应定律告诉我们,磁场的变化会产生感应电动势。由于单芯电缆上通以交流电后,会产生感应磁场,与其平行敷设的电缆,磁力线相垂直,未送电的电缆会处于交变的磁场环境中,它会使没带电的电缆产生感生电动势。根据法拉第定律,在导体中会产生感应电动势,且这种导体在磁场中产生的感应电动势的大小由下式给出e=BLV,由于桥架上敷设的电缆较长,其感应电电动势也将较高,最后以感应电压的形式表现出来。
再看看本工程的图纸,发现本工程设计采用的电缆是单芯电缆,型号规格如:YJV-0.6/1 3(1×300)+2(1×150)。如果是多芯电缆,与其对应的型号规格为YJV-0.6/1 3×300+2×150。这两种电缆都可以用于三相五线制供电回路中。只是前者每个回路要铺5根单芯电缆,而后者每个回路只铺1根5芯电缆。相比之下,前者的每根电缆重量轻,敷设容易;后者每根电缆很重,施工起来很困难。所以大截面的电缆一般都采用单芯电缆。只是单芯电缆敷设过程中应象多芯电缆那样按回路排列整齐,以减少分散电流的产生。
由于本工程在电缆敷设过程中没有重视单芯电缆与多芯电缆的区别,仍然将电缆散乱地放在桥架内。没有按回路整理成“品”字形敷设,以致于出现了带电的怪现象。这可以从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中得到解释。
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告诉我们:感应电动势产生的条件是:穿过电路的磁通量发生变化。不管电路闭合与否,只要穿过电路的磁通量发生变化,电路中就一定有感应电动势产生。这好比一个电源:不论外电路是否闭合,电动势总是存在的。但只有当外电路闭合时,电路中才会有电流。在电磁感应现象中产生的电动势叫感应电动势,感应电动势与磁通量的变化律成正比。用公式表示为:
单根单芯电缆通电后,会在其周围产生磁场。而本工程电缆所通过的是交流电,交流电产生的磁场,是一个交变的磁场。在这个交变的磁场作用下,另一些没送电的电缆因为处在磁通量不断变化的磁场中而产生感生电动势。这就是部分电缆送电后,没有送电的电缆也带上电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散乱敷设的单芯电缆在部分送电后会使没送电的电缆带电,而呈“品”字形排列的多芯电缆就不带电呢?
这是因为:电缆通以三相交流电后,由于这三相电存在相同的相位差,如果呈“品”字形排列,三相电互相抵消,在电缆周围就没有剩余电量。就象我们经常用钳形电流表测量三相电机的电流。如果让电机回路中的一根带电电缆芯线穿过钳形电流表,测得的电流值是10A;则同回路中其他二根电缆芯线穿过钳形电流表所测的电流值也是10A。而如果把同回路的3根芯线一起穿过钳形电流表测量,则所测电流值就为零了。这个现象可从图1中得到解释。
如图所示,横轴为时间T,纵轴为电流值I。图中表示供电系统中,A、B、C三相电流的变化曲线。A、B、C三相电流波形均为正弦波,而且相位差120度,在任何时刻,三相电流的矢量和为零。因此,同一回路的单芯电缆如果叠放在一起,每根芯线产生的磁通就会相互抵消。也就没有感生电势产生了。这也是《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GB50217)5.4.1明确规定:“交流单相电缆以单根穿管时,不得用未分隔磁路的钢管”之原因。否则,穿有单根交流电缆的钢管会产生涡流而烧坏电缆。
于是,决定对该桥架内的电缆进行调正,调正方式是按回路整理成“品”字形敷设。在对该桥架内的所有电缆停电和放电处理后,安排人员按要求对电缆进行调整,按照回路分段用尼龙扎带绑成“品”字形。全线调整完后,再次对原先送电的电缆送电,多次对其他未送电的电缆进行测试,均没有带电。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正确地敷设单芯电缆的做法是:把所有单芯电缆按照回路分段用尼龙扎带把电缆按照品字形(三叶状)捆绑后,排放到桥架里,以达到单根多芯电缆的效果。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截面的电缆越来越多地采用单芯电缆,正确地敷设单芯电缆显得尤其重要。因此,有必要提醒电气同仁引以为戒,积极采取措施,预防感应电势的产生。
随着单芯电缆的普遍使用,尤其是大截面的电缆所承载的电流增大后,这种现象会经常出现。因此,有必要提醒电气同仁,在施工前做好敷设的准备工作,向敷设人员进行技术交底,明确各条电缆敷设的位置和方式等,采取措
施加以预防,可以有效预防感应电势的产生。
摘要：单芯电缆在电缆敷设过程中,如果没有按回路整理成"品"字形敷设而是散乱地放在桥架内就容易滋生感应电。这是因为已通电的单芯电缆会使其周围产生磁场,而交流电产生的磁场,是交变的磁场。根据电磁感应原理,它会使没带电的电缆产生感生电动势。这样就存在用电安全隐患。正确的做法是把所有单芯电缆按照回路分段用尼龙扎带把电缆按照品字形(三叶状)捆绑后,排放到桥架里。以达到单根多芯电缆的效果。
关键词：电缆,施工,感应电
“神医”滋生的土壤 篇2
近年来中国大陆土生土长的“神医”还没有哪位有从宝岛舶来的林光常那么风光。
这位被称为“排毒教主”“地瓜王子”的另类养生“博士”，在2006年8月到2007年8月短短一年间，成为大陆媒体的宠儿，吸引了无数追随者，在电视上讲一通“抗癌食品第一名是红薯”，就能让当地红薯价格顿时飞涨三倍；说一句“可乐是刷马桶的”“牛奶是牛喝的，不是人喝的”，就能让可口可乐大减价，一些地区牛奶销量下降20%〜30%。他的著作《无毒一身轻》也长期盘踞畅销书的榜首。
正当“林博士”在大陆春风得意之时，却后院起火。2007年9月初，台湾检察机关起诉林光常犯有常业诈欺等罪，限制其“出境”，让他无法如期到大陆举行新书推介会。林光常的著作也在台湾被禁售。2008年8月，台湾法院判决林光常诈欺的罪名成立，判刑两年六个月。
当时与林光常在大陆争夺养生市场的还有杜撰自己为明朝“太医之后”的刘弘章。或许是限于形象和口才，“刘太医”并没有上电视推销自己，但“刘太医谈养生”丛书也名列畅销书排行榜的前茅，以至有人产生“‘刘太医和‘林博士，该信谁”的疑惑。“林博士”在台湾轰然倒下后不久，“刘太医”也在天津被逮捕，并以非法经营罪遭起诉。
比较这两个案件，有值得注意的不同之处。两人都采用了捏造专家身份、吹嘘自己的医学水平等欺诈手法误导患者购买产品，但“林博士”在台湾因此获罪，而“刘太医”在大陆却没有被追究其诈骗行为(他被起诉为“制售伪劣产品”)，否则属数额特别巨大的诈骗罪，应被判刑十年以上。
冒充“博士”“教授”“院士”“专家”“太医后代”，让患者相信所推销的另类养生或医疗理论，骗取患者购买图书、保健品、药品，几乎是每个“神医”都采取的招数。这种诈骗行为是否应该被追究？答案显然是肯定的，而且这种诈骗直接危害健康，更应该被严厉打击。
但是尽管在大陆有众多“神医”在电视、电台和报刊上公然推销医疗保健骗局，日进斗金，却从未有人因此被追究涉嫌诈骗之罪。即使极个别的倒霉蛋惹上了官司，也是以其他罪名被起诉的，大多数人则安然无恙。
在一个诚信丧失的社会，欺诈也许已被视为必要的营销手段，连司法机关也见怪不怪了。
林光常在台湾的沉沦，始于一名误信林光常、拒绝化疗的癌症患者在病逝前一天咯血致书报章，控诉林光常赚黑心钱。林光常一被抓，其在台湾的追随者即作鸟兽散。但“刘太医”在大陆被抓，却有一批仍然迷信他的追随者四处为其喊冤，向司法机关施加压力。这些追随者未必与“刘太医”有利益关系，他们可能是真心地相信“刘太医”的医术。
我们这个民族本来就缺乏科学、理性传统，具有基本科学素质的公民低到只占几个百分点，却有一帮文科教授还嫌科学过于强盛，以唱衰科学、反对科学为己任，有意混淆科学与伪科学、科学与迷信的界限。
在这种环境下，再荒诞的医疗保健理论也不难占有庞大的市场，为企盼出现养生奇迹的民众提供着心理安慰。其追随者绝非仅限于文盲、半文盲，其中不乏高学历、高职称人士。
“刘太医”“林博士”这样的“神医”既非空前，更不绝后。此前，严新、张宏堡等“气功大师”曾风靡一时，在大陆骗不动了就转战到海外华人市场。像“一代神医”胡万林那样因非法行医罪被判刑15年的，只是罕见的特例，而且至今也有人在为其鸣冤叫屈。
今天，风靡图书市场的健康、养生类畅销书、热播的“医学”讲座节目几乎毫无例外全是与现代医学唱反调的另类养生理念乃至迷信，其宣扬者都没有受过生物医学方面的训练，本来不具有提供健康指导的资质，却不妨碍他们拥有众多的支持者、追随者，说得越玄乎越荒唐就越有人相信——从《人体使用手册》《求医不如求己》《从头到脚说健康》《不生病的智慧》，到几家电视台同时推出的王晨霞“掌纹医学”讲座，央视与“神医”李培刚的“面对面”等，无不如此。
“神医”的盛行离不开媒体(包括出版社)的推波助澜。国内媒体往往模糊了广告与新闻报道的界限，把医学讲座、报道做成了“神医”的广告。它们未必都是付费广告，只不过“神医”善于吸引眼球，媒体为了追求收视率、销售量，甘愿免费为“神医”做广告，甚至反过来向他们支付报酬。
2007年4月，我曾应邀在北京卫视《搜城记》节目与“林博士”进行辩论，但节目的主角是“林博士”，我只是到节目接近尾声时才上场和他对话，大部分时间坐在台下看他的表演，经过剪辑播出后，更是成了重点介绍“林博士”的养生观，我的质疑则成了陪衬。
我相信电视台并没有收取“林博士”的费用，只不过他们认为其观点和表演更有市场，为了迎合观众才有这番安排。更有一些编导、编辑和记者真诚地相信、崇拜“神医”，积极主动地为他们做宣传。
媒体本应该成为质疑、揭露保健骗局的主力，却有意无意地成为“神医”的帮凶、帮闲，反映出的是媒体社会责任的丧失，新闻道德和科学素养的缺乏。有公众的热衷，有媒体的热捧，有司法机关的纵容和保护——有这样的土壤，中国这片土地必然“神医”辈出，今天倒下一个，明天站起十个。
滋生原因 篇3
当我们在问责中介人员的越轨行为时,或许,寻找到中介乱象滋生的原因才是明晰法律责任的前提。毕竟,惩治只是我们思考法律作用的一个方面,预防更应受到重视。社会学方法的运用,可以更为直观地折射出中介人员行为的特点以及“病变”的动因。
1 场域内的资本争夺——房地产中介越轨行为滋生的社会学剖析
场域(Field)是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也是布迪厄从事社会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布迪厄的场域概念,不能理解为被一定边界物包围的领地,也不等同于一般的领域,而是在其中有内含力量的、有生气的、有潜力的存在。引用社会学中场域的概念来分析中介机构的行为特征,颇有直观、明晰之感。
1.1 房地产场域系一个相对独立且特殊的空间
在布迪厄看来,场域是一种社会空间。具体说,场域就是现代社会世界高度分化后产生出来的一个个“社会小世界”,如经济场域、文学场域、学术场域、权力场域等,这个意义上的“场域”有点类似于我们平时讲的“领域”。
房地产中介显然是存在于经济场域中,作为经济场域中的一个子场域,房地产场域受到经济模式、市场需求、政策调控等不同因素的影响。“各种场域都是关系的系统”,在房地产场域中,中介机构也势必交织于各种关系中,而关系的主体也纷繁复杂,例如房地产开发商、房屋出卖方、出租方、买方、承租方和从事房屋过户等事项的工作人员等。
场域作为一个社会空间,理应有自己的边界。但是,“场域的界限问题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场域边界的确定“不容许任何先验的回答”。如果非要从理论上确立一条划定场域界限的原则,只能说“场域的界限位于场域效果停止作用的地方”。正当、合规的中介行为理应处于房地产场域中,但当中介行为违反其职业的规定及操守,侵害了他人的利益时,中介行为便游走于经济与法律场域共同界限中,需同时遵守经济与法律场域内的行为规则。换言之,中介的违法行为也可能受到法律场域内的规则调控,即受到法律的问责。
1.2 房地产场域是一个充满争斗的空间
场域中各种位置的占据者利用种种策略来保证或改善他们在场域中的位置,不断展开争夺资本的斗争。场域是充满斗争的,拥有不同质量和数量资本的行动者在场域中展开竞争,正是这种竞争使场域充满了力量。资本不仅是场域活动竞争的目标,同时又是用于竞争的手段。房地产场域亦是如此。
场域内存在力量和竞争, 而决定竞争的逻辑就是资本的逻辑, 一种资本不与场域联系在一起就难以存在和发挥功能。一个人拥有资本的数量和类型决定了他在社会空间的位置,也就决定了他的权力,即资本“意味着对于某一(在某种给定契机中)场域的权力,以及,说得更确切一点,对于过去劳动累积的产物的权力(尤其是生产工具的总和),因而,也是对于旨在确保商品特殊范畴的生产手段的权力,最后,还是对于一系列收益或者利润的权力”。
布迪厄最初将资本界分为三种类型: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后来,他又补充了符号(象征)资本。
所谓文化资本,是指借助不同的教育行动传递的文化物品。在意志与性情内,我们可以感受到文化资本,如个体的语言能力、行为举止、对书籍的品味、对艺术的鉴赏等;在制度化形式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资本,如学历。“文化资本,这种资本在某些条件下可以转化成经济资本,它是通过教育资质的形式被制度化的”。在房地产中介中,文化资本可以体现于显性与隐性两个层面,显性即外在表现上中介机构的成立条件,例如要求具备数量相当的具有从业资格的人员构成等;隐性即内在表现上,中介人员须接受专业培训,具有从业人员的基本素养和行为操守等。
所谓社会资本,是指一个人或群体凭借拥有一个比较稳定、又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地相互交往、彼此熟悉的关系网络,从而积累的资源的总和,它反映了更为复杂的社会场域的结构和权力关系。社会资本是中介机构从事经营活动以及同行业竞争的核心所在,更确切地说,供求信息、房屋过户、市场调控政策等信息资源是中介机构赖以生存的关键,谁握有的社会资本多,意味着他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的可能性增大,在此方面,规模性较强的中介机构显然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所谓经济资本,是经济学通常理解的那种资本类型,指可以直接兑换成货币的资本形式。“这种资本可以立即并且直接转化成金钱,它是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的”。经济资本的获取是中介机构的终极目标,中介所从事的所有服务旨在将社会资本、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在此点上,中介机构与房地产商有着异曲同工之意。经济资本的获取能力也成为判断中介机构发展是否良好的最为重要的指标之一。
1.3 房地产场域中的性情倾向系统——惯习
惯习(Habitus)是布迪厄实践社会学中除了场域、资本之外的又一个重要概念,三者紧密联系息息相关。场域界定了一个客观的关系系统,存在于场域中的行动者并非一个个独立的“物质粒子”,而是有知觉、有精神属性、有意识形态的人。换言之,场域并非一个冷漠的物质世界,每个场域中都充斥着专属于自己的“性情倾向系统”——惯习。
布迪厄并没有给出关于惯习的确切定义,在《实践的逻辑》中,他对于惯习的概念做出了如下说明:“与存在条件的特定阶级相联系的条件作用形成了习性;它是持久的、可变换的一些性情系统,是一些被建构的解构,这些结构倾向于作为建构性结构而起作用,也就是作为这样一些原则而起作用:它们产生和组织了实践和表征,从而,即便并未有意识瞄准一些目标,或者并未明确掌握为达至这些目标必具的运作程序,就可以客观地适应到其结果中去”。
将惯习运用至房地产场域中,我们不难觅得中介机构在营业过程中的特征:
其一,信息系构成中介机构资本最重要的资本,也成为恶性竞争的最大动因。
为获取最大限度的信息资本,中介人员会“撒渔网”似的拨打电话,询问机主是否有交易房产的需求;街头随处可见的广告、名片派发;为竞争同一客户,不同的中介机构会相互攻击或以中介费用减收为诱饵,等等。
其二,经济资本作为衡量中介人员业绩的重要标准,势必导致对文化资本的忽视。
中介机构作为典型的服务行业,在整个房屋交易的过程中,并未真正地体现服务业应有的素质和理念。因为部分中介人员为促成交易的完成,会处心积虑地夸大房屋的优点,而对于缺点则极力掩盖,在收取中介费后,则大有“人走茶凉”的态度。房屋是价值较高的商品,同一客户在短时间内重复光顾中介的几率并不大,因此很多中介抱着“一锤子”买卖的心态,忽略了客户信心的需求以及诚信的执业理念。
其三,中介机构市场准入制度门槛较低,中介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房地产中介机构存在着成立易、投资少、成本低、起步快、风险小、利润高的特点,“一间房子, 一张桌子, 一把椅子, 一部电话, 一个人”组成的房地产中介机构遍布街头巷尾。然而简易的市场准入制度背后隐藏着营业不规范、风险承担能力孱弱等危险因素,不容忽视。
2 中介机构违法行为归类
2.1 瑕疵告知行为
中介机构及其人员,为争夺客源、赚取中介费用,经常通过不规范的行为进行谋利,责任观念淡薄。在实践中,一方面,中介与开发企业间签订虚假合同,出具虚假、不实估价报告,骗取银行贷款;另一方面,对于自然人客户,则隐瞒房源的真实情况,甚至挪用、侵吞房屋买卖款项、房屋租金等,将职业操守抛于脑后,金钱利益至上,使得中介的诚信度在社会公众心中每况愈下。
2.2 一房多卖行为
在二手房交易中,有部分中介人员与房主进行串通,通过一房多卖,骗取买家的定金或佣金。中介人员首先将房源以较低价格放盘或宣传,而在意向买家进行看房、咨询、交易的过程中,房主通常不会出面,所有事宜由中介进行跟踪、办理。在成功吸引多家买家后,中介人员即向多家买方收取定金或佣金,同时,中介交付买方的定金、佣金的收据均非正式的发票或收据,且没有中介公司的印章。在买方催促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或意识到事态严重时,中介人员已失去联系,而当买方追问中介人员所在公司时,因为买家不能提供正式定金、佣金发票或收据,中介公司会推说不知此事或公司没有责任,对事情置之不理。
2.3 泄露信息行为
央视3.15晚会曝光2014年全国骚扰电话总数达270亿通,其中除却诈骗电话外,推销房产、金融、保险类的电话最多,个人信息泄露、买卖等信息安全问题引发了全民关注。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因为经常受到中介电话咨询的困扰,特别是,如若近期有到中介公司进行咨询并留下电话号码,或是在网络上刊登过房屋转让或购买意向的信息,那么短时间内,将有数家中介人员电话进行咨询,令人苦不堪言。对此,人们尝试了诸如直接拉黑、谎称同行、安装拦截软件和不接陌生电话等各种办法,但中介的电话仍然无孔不入,严重干扰了人们的正常生活。
2.4 强迫交易行为
对于中介人员与购房者而言,在信息资源上存在明显的不对等性。购房者对于房屋的性质、信息以及房地产政策等难以做到全面、准确的了解,对于购房者而言,中介人员的说辞则成为最直接、可信的信息来源。很多房产中介机构往往利用购房者对房产法律知识的缺失,任意篡改合同条款,并且以格式条款的形式规避自己应尽的义务,限制购房者应有的权利。中介人员企图以合同条款形式大玩文字游戏,一旦被购房者发现问题,便百般抵赖,甚至采取言语威胁、肢体暴力等方式迫使购房者接受不公平的交易条件,企图逃避责任,同时,夸大了合同行为的“合意”,旨在将不平等的条件强加于人。
2.5 偷吃差价行为
根据《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受托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在代理销售商品房时不得收取佣金以外的其他费用。而在实践中, 很多房地产中介向购房者提出所谓的“包销”,即所销售的房产均统一报价,而提供的价格中已经包括佣金,或者在已获取佣金的情况下,却误导购房者“免佣金”。在上述行为中,中介人员利用了购房者与售房者之间难以进行直面沟通,购房者很难获取到真实的出售价格,中介人员利用购房者信息的缺失“赚差价”,明显违反法律规定以及职业操守。
2.6 违法炒房行为
近年来,房价的走势一路攀升,原因除了来自于开发成本的提高、住房需求旺盛、开发商利润的追求等原因外,中介机构与开发商的炒房行为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介机构与开发企业利用信息优势,对房地产项目进行虚假宣传、囤积土地房源、向购房者发布虚假交易及不实价格信息,人为地制造了市场供求紧张的假象,进而造成房价的哄抬以及对市场预期的误导。
2.7 非法经营行为
中介机构的正规性问题也是为人诟病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实际生活中,不乏中介机构不申领营业执照就开展业务的实例,其所发的名片及宣传单页只留下了个人的电话,发生问题后便难觅踪影。同时,还有部分中介机构违反工商管理部门的规定,注册地与实际经营地不相符合。
同时,中介机构在实际运营中亦争议凸显。房地产中介机构普遍缺乏存在着资金实力较弱、财务制度混乱、机构管理松散、资信程度差、从业人员素质低下且流动频繁、相互之间恶性竞争等问题。
根据《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商品房销售人员应当经过专业培训,方可从事商品房销售业务。”而反观现实生活中,很多中介人员并未接受过任何专业培训,便直接上岗,职业理念十分匮乏。此外,法律严禁伪造、涂改、转让《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格证书》《房地产估价师注册证》《房地产估价员岗位合格证》。
3 房地产中介违法行为的刑法化思考
3.1 刑法的审慎介入
实践中,对于房地产中介不当行为的法律规范主要集中在民法领域,多以合同违约责任为主要依据,而法律对于中介行业的直接约束集中体现于住建部等三部门于2011 年出台的《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其规定“擅自发布房源信息,捏造散布涨价信息,或者与房地产开发经营单位串通捂盘惜售、炒卖房号,操纵市场价格;以隐瞒、欺诈、胁迫、贿赂等不正当手段招揽业务,诱骗购房者交易或者强制交易;为交易当事人规避房屋交易税费等非法目的,就同一房屋签订不同交易价款的合同提供便利;改变房屋内部结构分割出租等行为,可罚款1 万到3万元” 。但遗憾的是,相关条款在各地并没有得到有效落实,而且很少有配套的地方法规,房地产中介行业良性发展亟需法律保障。
目前,各个法律之间由于其效力低微,处罚力度不够强大,其作用远远不能满足房屋买卖居间业务发展的需要。正是由于缺乏这种居间行业统筹规划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行业内部的有效监管自律,以致于在房屋居间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了大量过高收费、恶意欺诈、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等市场无序的混乱状态,产生了众多纠纷问题;此类相关问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国相关法律的滞后和不完善。崇尚“意思自治”,强调鼓励交易的民法是否能够全部涵射房地产中介的违法行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中介触犯刑法的案件虽然并不多见,但在实践中已非个例。2013 年,北京坚石房地产经纪公司利用名曰“房屋银行”骗取了近500名租户高达870万元的租金,随后销声匿迹,给承租方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北京坚石事件”过后,类似事件时有耳闻。2006年10月,曾被评为天津市优秀企业的汇众房地产中介公司一夜之间全线停业,1.5 亿元房产交易资金不翼而飞。2007年11月13日,深圳中天置业总裁蒋飞携款潜逃,昔日的百强经纪机构卷款事件再发,市场信心一落千丈。
房屋直接关涉百姓民生,而其价值的高额性更是要求中介行为的规范性,民法的温和性无法完全遏制中介违法行为的趋势,刑法的严厉性出击势在必行。然而,刑法的介入应当具有审慎性,毕竟,在当下追求自由经济、有序发展的年代,鼓励交易以及公权力非必要情形不介入还是应当坚守的关口,否则刑法的“过度膨胀”只会使得蓬勃的中介行业蒙上黯淡色彩。
3.2 房产中介常涉刑法罪名
刑法对于中介房地产违法行为的规制应当谨遵“罪刑法定”的原则,不能做扩大解释,避免造成刑法的膨胀化,在完成准确打击中介犯罪行为,净化房地产市场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保护市场交易的有序化、自由化。针对实践中出现的案例,刑法规定涉及中介犯罪行为的条款主要有以下几种。
3.2.1 强迫交易罪
强迫交易罪,是指以暴力、威胁手段强买强卖商品、强迫他人提供服务或者强迫他人接受服务,情节严重的行为。根据《刑法》与《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强迫他人提供或者接受服务的,构成强迫交易罪。在生活中,不乏中介人员违背出租人意愿,擅自变动房屋结构或进行多处隔断,然后再以对外出租的方式赚取其中差价,在房主发现后拒不退房或恢复房屋结构,反而采取诸如堵锁眼、言语威胁等多种方式迫使出租人妥协,或是迫使已经交纳房租的租户搬出房屋的情形。根据法律规定,如果中介人员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以暴力、威胁手段强买强卖商品、强迫他人提供服务或者强迫他人接受服务,情节严重的行为,且主观属直接故意,那么行为人有可能构成强迫交易罪。
有着“黑中介教父”之称的赵国军于2013年3 月至12 月间,先以个人名义与房主签订房屋租赁合同,随后再将房屋以中介公司名义对外转租,获取非法利益。当房主要求收回房屋时,赵国军便采用强行换锁、卸门以及言语威胁等方式,强迫多名房主继续将房屋租赁给中介公司,或强迫房主多退租金、交纳违约金等方式,变相牟利。在同房主解除租赁合同后,赵国军采用拆除隔断、损坏财物等方式,强迫多名房客退租,并以各种理由少退或不退房客租金,对房主与租客进行“双面压榨”。最终,赵国军被以强迫交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5万元。
实践中,如何区分强迫交易罪与一般的违法行为是认定中介人员行为违规程度的难点,在对行为性质进行界定时,需准确认定“情节严重”的含义,“情节严重”指多次强迫交易的;强迫交易数额巨大的;以强迫交易手段推销伪劣商品的;造成恶劣影响的;造成被强迫人人身伤害的;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等。厘定刑法处罚与一般违法行为的应用界限,是遵循罪刑法定最基本的要求。
3.2.2 诈骗类犯罪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该罪的基本构造为:行为人以不法所有为目的实施欺诈行为→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被害人受到财产上的损失。
诈骗类犯罪在房地产中介中较为常见的是利用中介人员的身份进行诈骗,即被害人基于信任,将房屋价款或定金、租金交给中介人员。例如,2014年,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审理了欧某诈骗案。欧某利用原任职的中介公司业务经理身份,在离职前后以提供购买房屋中介服务为由,分别骗取两名购房者人民币共计13 万元,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在诈骗类犯罪中,合同诈骗罪与民法中的合同欺诈界限并不十分明晰。在实际案例的审理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同时涉及民法与刑法适用的情形,即法院在审理合同诈骗案件时, 若发现其中有涉及合同民事欺诈的部分,行为人在负有刑事责任的同时,尚有一定的民事责任的情况,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普遍遵循着“先刑后民”的原则。然而,考虑到可能会因刑事审判带来的行为人经济状况的恶化或因审判周期过长给被告人转移、隐匿财产的契机,最终导致民事救济的落空。此时,经当事人申请,“先民后刑”的审理方式在不违背法律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也应当被允许,毕竟,当打击犯罪与保护被害人利益并不相互排斥的场合下,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的发生,弥补被害人的损失应当是法律自身公正的体现。
3.2.3 职务侵占罪
仅在2015 年的北京,中介人员触犯职务侵占罪名已屡见不鲜。罗某侵占单位业务款6万余元,并诈骗客户23 万元,分别构成诈骗罪和职务侵占罪,数罪并罚,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对其判处有期徒刑7年8个月,罚金6000元;曾在中大恒基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任分店店长的郭某,将买房人的65万元购房款据为己有后逃匿8年。丰台区人民法院一审以职务侵占罪判处郭某有期徒刑6年。
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实践中,中介人员构成侵占类犯罪的情形主要包括三种:一是房产中介人员在收取客户交付的房产中介费或购房意向金后,并没有按照公司操作流程将相关款项及时入账,反而将款项挥霍一空或是隐匿、转移;二是房产中介人员利用客户的信任,谎称交易失败或是其他事由,将客户用于办理房屋买卖中介服务过程中的房款予以非法侵吞;三是以出售或抵押房产为幌,伪造房产凭证骗取客户的信任,在房屋买卖、抵押过程中,骗取合同相对人的款项。
“居有其屋,老有所养”是扎根于每一位中国人心底最朴素的梦想,房屋的重要性对于每一位购房者均不言而喻,中介的违规行为对行为相对人的侵害都是十分严重的。对于中介的违法犯罪行为,仅仅依靠法律并不能彻底予以解决,来自中介职业体系内部的调整以及市场的调控均必不可少,法律的干预应当作为最后一道防线,既不能随便逾越,也不应随意提前。但是,法律必须被尊重,无论是民法抑或刑法均应当发挥其应有的调整、惩治的作用,净化房屋中介市场,打击房屋中介犯罪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多数中介人员而言,其应当也希望在健康、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中持续发展,否则,中介自身就将背离其最初存在的意义,渐行渐远。
摘要：在房屋交易中,中介(本文取狭义)机构是连通出租人与承租人、卖方与买方之间的重要一环,中介行为的“越轨性”直接破坏了房地产交易市场的管理秩序及健康发展。在美国等国家,房产中介作为一个较为成熟的角色,对职业本身的要求以及工作的流程均有明确的规定,反观我国,部分中介机构的行为仍显混乱,缺乏应有的规范性。当我们将中介的违法行为逐一展开,反思法律法规对违法行为的整治现状,不难发现民法的局限性以及刑法介入的迫切性。然而,当我们考量到对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刑事追责直接影响到房地产市场的快速、有序发展时,我们又必须反思刑法介入的合理性,进而采取刑法审慎介入的方式。
高新区城区四害滋生地治理方案 篇4
高新区城区四害滋生地治理方案
按照市创卫办要求，开展除“四害”活动，重点巩固灭鼠、灭蚊、灭蝇成果，深入开展以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为目标的爱国卫生工作，对“四害”孳生地进行重点整治。主要任务：
一、抓好宣传教育工作。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用通俗易懂、简便直观的方法让全区人员在参与中养成自觉习惯，以提高大家的卫生意识，形成人人讲卫生，个个参与的良好局面。
二、突出抓好以治理“四害”孳生地为重点的环境卫生突出整治工作。各单位要明确任务，责任到人，认真组织单位成员积极参与社会义务劳动。每周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环境卫生突击整治活动，清理卫生死角，及时清运垃圾，清除杂草。
三、抓好督导检查。区卫生办和监察训导科要组织相关人员，对全区机关和家属院环境卫生、“四害”孳生地进行检查。
几点要求：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各单位要认真组织好“四害” ****************医院 孳生地治理工和，把除“四害”工作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面。
环境滋生优越感 篇5
父亲从家乡来看她，父女俩去市场买菜，摊主应找回20块钱，结果只找了10块钱。朋友心想，大白天抢钱啊，心中顿时不平，和摊主理论还起了争执。她心想，有父亲在，对方能怎样。
可是，她那伟岸正直的军人父亲却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让别人占尽了便宜，还说自己闺女任性不懂事，搞得周围看客还以为朋友是个难缠的主儿。
回去后，她跟父亲吵了一架：“要是xx，肯定能保护我。”xx是她的老公。
“这是你的地方，我是出门在外的。”父亲脸色一变，转身回了房间。
是的，朋友在这里许多年，这里早已是她现实及心理意义上的家。而她父亲，仅仅来这里一个月，到处显得生疏胆怯。
这件事成了她和父亲之间的疙瘩，一搁好几年。
不久前遇到朋友，又说起这事。她说：“我理解父亲了，不在自己的环境里，就是硬气不起来。这不，休假回老家，我也有了外地心态，连在北京穿着时尚的衣服，这会儿都觉得不自在；和小商小贩打交道，也是尽显礼貌之仪；别人要是横点，自己第一反应是—还是收敛点吧，这又不是自己的地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环境滋生归属心理，这话一点都不假。
我们在自己的环境里，自在、从容、有归属感及权力感，到了别人的环境却怕事、畏难，而且谨小慎微。
想想自己，是不是只有在自己家里或最熟悉的环境中，言谈举止才表现得最为自信和从容？只有在相信自己能够掌控局面的时候，才表现得更有优越感？只有在属于自己的地盘上，才觉得自己是当之无愧的主人？
心理学家指出，这就是“居家效应”— 一个人只有在自己的环境里才有心理优势。
想起小时候的考试。好像每次考点设在自己班里或是自己学校时，就发挥得好；一旦设在外校，八成要出意外。遇到难题时，想想与此有关的背景，通常能够灵感闪光；可是，到了陌生的环境，完全没有了思考的头绪。
后来的很多考试，都要先去看考场。我想，这就是为了解除人内心对陌生环境的一种抗拒吧。
广东的朋友来北京，每次都带着对北京的尊敬和距离，即使很多事情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每次去广东，也不乏一种对未知的恐惧，即使遇到的都是些司空见惯的小事。
隔壁的小朋友来我家，睁着好奇的眼睛到处打量，摸什么都要征询我的意见，乖巧至极；可是到了他家，那叫一个“主人心态”，不断上演一出又一出闹剧。
其他行业的人来到你的单位，对一切都很好奇，你平日干得近乎麻木的一些事，他们都觉得妙趣横生，对你更是多了点尊敬；你到了别的行业也是一样，觉得他们的工作是如此神秘，那些你平时觉得很不靠谱的朋友，在这个环境里也多了些光环……
仅仅因为环境变了，内心异于常态的不同感受与做法也由此而生。哪里是自己的，哪里是别人的，早已贴上了内心标签，在属于自己的那一块，底气十足，在属于别人的空间里，不自觉地放低自己。
这也是为什么，那个叫做“家”的东西，只消想一想都让人觉得熨帖，只有在那里，才能让我们产生最优势的心态。
当然，你可能也见到过一些例外。
那就是对有些人而言，环境与自我无关。无论在任何地方，都从容自信，不卑不亢，居家如此，对外也如此。
我一直想，这些人的内心一定很强大。直到有一次，问到一位超级自信者，“无论在哪儿，你都没有怯场的时候吗？”
他以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我说：“你怎么能说出这种问题？”
或者，每个人的内心都是挑环境的。在内心宜居之处，我们自信满满、妙语连珠；到了人家的地盘，可能大打折扣；如果这个地盘不宜居，那么，我们的自信就仿佛缩水了，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想找回自己，不妨先从认同环境开始。
还记得大一时的自己吗？是不是也不乏“外地心态”，自卑、怯场、羡慕别人、缺乏底气？再想想大二、大三、大四，是不是早已放开自己，甚至成了校园一霸？有人说，看一个人的眼神，就能看出你大概读大几。其实，不是因为别人的眼光毒，是你的眼神出卖了自己。
环境就是这样，当你置身其外的时候，它依然对你虎视眈眈，不过，当你把它视为自己的环境时，它也会对你视如己出。
关节点：居家效应
仅仅因为环境变了，内心异于常态的不同感受与做法也由此而生。哪里是自己的，哪里是别人的，早已贴上了内心标签，在属于自己的那一块，底气十足，在属于别人的空间里，不自觉地放低自己。
每个人的内心都是挑环境的。在内心宜居之处，我们自信满满、妙语连珠；到了人家的地盘，可能大打折扣；如果这个地盘不宜居，那么，我们的自信就仿佛缩水了，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环境就是这样，当你置身其外的时候，它依然对你虎视眈眈，不过，当你把它视为自己的环境时，它也会对你视如己出。
“性旅游”滋生的多角度透析 篇6
当“全世界性旅游产业每年的收益达到120亿美元, 仅次于武器和毒品交易;柬埔寨近1/3的性工作者是不满18岁的儿童……”[1]这类报告及数据清晰呈现时, 会惊讶地发现:整个世界范围内关于“性旅游”, 特别是“儿童性旅游”的恶劣现象及其增长趋势, 在现阶段已经是一个普遍的、不容“再”忽视的事实了!
基于此类现象, 国际上各类呼声此起彼伏, 而非政府组织也迅速涌现。比如1990年5月成立的国际终止童妓组织 (The 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End Child Prostitution in Asian Tourism, 简称EC-PAT) 。该组织致力于保护全球儿童免于商业性剥削, 工作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终止童妓、终止儿童色情、终止跨国性剥削。
与此同时, 旅游界也警觉到问题的严重性。1995年10月, 在埃及开罗举行了世界旅游组织的第11届大会。会上不仅抨击、谴责了针对儿童的性旅游, 明确提出“予以禁止”, 还通过了《关于禁止有组织的性旅游的宣言》;同时呼吁各旅游目的地国、客源国政府以及旅游协会共同致力此项工作并做出自己的贡献[2]。
联合国反对性旅游是因为它会对性游客所在国和目的国导致健康、社会和文化一系列不良后果, 特别会导致在性旅游目的国性别、年龄、社会和经济状况的不均衡[3]。
二、性旅游滋生的因素
一件事物的发展, 依据历史的发展规律, 必然有其产生、存在的历史必然性, 抛开“性旅游”“白”与“黑”的辩论, 以下将从历史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心理学和法律这三个角度进行阐述。
(一) 从历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
性旅游的产生并不是在现代, 其在历史上的雏形就是买春, 其原因可能是基于男权社会的影响。后来, 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 有买春或卖春动机的人们受到个人所扮演社会角色及传统道德文化的束缚更倾向于在异地完成这项商业性“性活动”的交易, 因此, 以一般旅游活动为载体的“性旅游”产生了, 并且以各种不同的形态逐一走上了历史的舞台。不可否认的是, 走上卖春这条道路的女性或者男性, 甚至儿童, 除了自愿和被逼以外, 依然有很大一部分是基于生活的无奈而“自愿”投入这个行业的, 例如:由于从小缺乏足够教育的边远山区妇女, 因为偶然的天灾而处于生存的绝境, 有谁能保证为所有这类女性提供其他的谋生方式或助其偿清债务?当目前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面临失业的情况下, 这样的妇女如何自食其力?社会制度的保障在当今的任何社会都不是十全十美的, 尽力完善的情况下也只能尽量减少因灾返贫这类现象的发生, 却没有办法杜绝;而慈善制度也同样不能完全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 贫困的女性愿意在非居住地以外的场所进行卖淫活动, 虽然不能认同, 但并不再难以理解。而对于那些在异地买春的人, 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 各项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依然还有闲暇时间和资金, 就会自然寻求其他方面内容来满足自己, 性需求则是其中一种。另外,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以致性交易价格不等, 从而促使“性旅游”形成, 比如在贫穷的非洲, 性交易价格低廉, 所以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游客来该地寻花问柳。综上, 性旅游所依托的供方市场和买方市场就得以产生并延续发展。
(二) 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
当体验经济来临, 旅游业作为其中的一个载体, 更是得到了高速的发展;而性体验又是一种最直接的方式, 尽管世界旅游权益宪章与旅游者规范 (索非亚, 1985) 呼吁各国及个人防止任何利用旅游对其他人进行色情剥削的可能。但仍然有部分的人愿意选择付费的方式, 从而缩短获得情感体验所需要的时间, 来直接获得性体验。那些在异地买春的人, 从根本上讲:是由于无法满足自己的性需求, 且在有经济保障的基础下, 通过旅游———可以让游客忘却自己的身份的一种行为方式, 摆脱现有社会角色的束缚, 在异地寻求释放或者说是放纵自己的性行为。所以, 大量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人会前往非发达国家或地区进行“性旅游”活动。其中一部分人, 更是为了满足自己不正常的性需求, 比如恋童癖或者与不同种族的人发生性行为, 同时为了维持自己的社会角色, 因此更加依赖于“性旅游”。而作为“性旅游”卖方市场的提供者, 为了摆脱自己的生存困境或者基于其他原因, 在不影响自己所扮演社会角色的情况下, 在一种“别人不认识我”和“我很无奈, 没有其他办法”的心理暗示下, 在“游客只是过路者, 不会介入我的生活”这样一种心理安慰下, 提供性服务则成为一种快捷、便捷的选择。
(三) 从法律的角度分析。
在古代的中国, 青楼是政府允许存在的一种形态, 文人仕子或富绅豪户到异地探访名妓是一种时尚;随着各项法律制度的完善, 扫黄工作的展开, 名正言顺的买春行为被终止了。但是法律仍有空隙, 而扫黄也不能彻底, 很多的旅游目的地国家或地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甚至公开认可、允许这样的性行为。于是, 买春的人, 在法律覆盖不完全的范围内游荡, 以旅游活动为载体, 从严格禁止的国家或地区流向允可的国家或地区;要想彻底消灭这样一种行为, 务必让所有国家或地区发布相关统一的法律制度。另外, 对于扫黄工作, 也同样值得深思:扫黄在净化社会风气的同时, 由于制度或管理上的缘由, 是否会让性工作者在转入地下工作后, 从而陷入更加艰难的境地, 甚至导致性病的传播更加迅速?基于这种情况, 又该怎样完善, 以便配合现行的法律。而那些以“性旅游”为卖点, 作为旅游经济支撑的国家或地区, 又该寻找怎样的替代产品, 从而彻底杜绝这类现象, 也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积极直面与理性抵制
(一) 直面正视“性旅游”的白与黑。
性文化本身无“白”与“黑”之分, 非洲一些国家的政府认为:性旅游虽然有诸如艾滋病、暴力、毒品等负面影响, 但也有些积极因素:性工作者必须学外语, 必须了解异域文化, 这就促进了文化交流与融合。旅游业中“性”因子的存在, 无论意识与否、发现与否, 都是客观必然的, 是旅游活动自产生之初便具备的基本因子。而性旅游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需要引导而非回避, 需要将其系统理论化而非泛泛说之, 需要分类为之正名而非一概而论。在经济社会发展悬殊的不同国度间或同一国度内不同区域 (城市) 中, 在后现代思潮对旅游消费行为的影响下, 那些病态的或被压抑的性欲以及强烈地寻求非正式途径性发泄的性需求, 历经全球化以及全球经济衰退 (包括经济危机) 的浪潮, 借助旅游观光这一阳光的产业载体, 最终以蔑视道德的疯狂姿态彻底爆发了出来。不仅仅是抨击、谴责, 更重要的是寻求一种有效可行的解决模式。当认识到“性旅游”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旅游产品时, 尽管是被“拒之门外”的一款旅游产品;那么, 从经济学的视角切入, 从需求理论、动机理论、营销理论、传播理论以及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等着手, 便必定能找到让这个产品退出市场的有效方案。
(二) 将理性抵制进行到底。
国际性旅游市场的买家基本上来自发达国家, 而卖家则来自发展中国家;这实际上正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平等分工的极端体现, 由此带来的健康和社会问题, 以及引发的目的地国家性别、年龄、社会、经济方面的不平等, 正是威胁和平的一大隐患。特别是近二十年以来, 出现了以旅游观光为借口, 大规模前往落后地区“消费”童妓的现象;根据国际儿童基金会的资料, 仅东南亚地区就有超过100万的儿童被迫卖淫;同时, 由于爱滋病的蔓延, 卖淫集团已开始寻找年纪更小的女孩。
旅游业本是朝阳、绿色的产业, 却因为承载了体验经济下直接付费的“性体验”, 而变得肮脏并遭受到目的地国家的抵制;长此以往, 产业的正面形象必将付之一炬, 各类旅游产品也会遭到牵连而进入产品生命周期的衰退期。在目前尚不完善的法规和标准不一的道德约束下, “性旅游”并未销声匿迹, 反而借助于网络和各类数码产品的“辅助”, 变得更适应市场需求。如何掀起全球化的抵制运动和怎样展开这样的运动, 就迫切地依赖于新的、有针对性的、系统的理论出现;并以此为指导。
另外, 抵制“性旅游”可防止艾滋的传染和蔓延。以泰国为例, 仅1984年至2003十年时间就有142, 027人感染这个死亡绝症, 其中已有39, 194人因这种病毒丧命;在非洲, 数字更是远不止于此, 肯尼亚的艾滋病发病率就高达6.9%。而这些国家和地区, 也就是所谓的“性旅游王国”和“性旅游天堂”。
假如把“性旅游”比作一个系统, 那么抵制“性旅游”就是一场全球化的战役, 所以无论是法规, 还是道德, 仅仅只是战斗中的武器;无论是政府或组织, 还是个人, 也仅仅是战斗力量的一部分;无论是性剥削者和被剥削者, 还是链接他们之间的各层次、各类型媒介 (组织) , 都仅仅是整个“性旅游”系统中的一个结构因子……那么, 要打赢这场现代化的战役, 首先得准备充足的武器, 积聚足够的战斗力量, 再有针对性、策略性地将各个结构因子一一击破, 最终瓦解“性旅游”系统。警惕:如果不全局击破, 单单破坏某个结构因子, 结果只能使得这个系统暂停或减缓运转的速度。
参考文献
[1].1.01.1 (17-22October1995) “WTO Statement On The Prevention Of Organized Sex Tourism”.Adopt-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at its eleventh session-Cairo (Egypt) , 17-22October1995 (Resolution A/RES/338 (XI) ) , Cairo (Egypt)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2].U.N.Office of the Special Adviser on Gender Issues and Advancement of Women (OSAGI) Gender Main-streaming Mandates
滋生原因 篇7
现存《盛世滋生图》为手卷形式,有的学者认为它“忠实、精确、详细”地描绘了乾隆时期苏州的城乡景观[3],有的视其为乾隆朝城市图像的典范[4]。画面从苏州城西灵岩山起,由山下的木渎镇东行,过横山,渡石湖等,入姑苏城。再自葑盘、胥门出阊门外,转入山塘街,至虎丘而止。整个画面包括太湖至虎丘近百里的风光山色、地理民俗、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建筑园林等极为丰富的内容,重点描绘了一村、一镇、一城、一街的景况。妙笔丹青,画出了江南的湖光山色、水上人家、水运漕行、田园村舍、商贾云集等繁盛图景。全图人物众多,场面宏大,的确刻画得十分精细。既然这件画卷作于1759年,想必所描写的实物景致应该就是此时的景物。
明清时期的苏州是江南著名的大都会,因水路交通的便利,使其成为江南第一商业大都会。可能是由于城区内的狭小与管理的问题,对经济的发展有所局限,明清两朝苏州最发达的商贸中心地区并非在城内,而是阊门城外至枫桥镇的那一段地区。“自阊门至枫桥,将十里,南北两岸,居民栉比,而南岸尤甚。凡四方难得之货,靡所不有,过者烂然夺目。枫桥尤为商泊渊薮,上江诸郡及各省菽栗棉花大贸易咸聚焉,南北往来,停桡解维,俱在于此。”(5]阊门位于苏州城西北角,是由虎丘山塘或枫桥镇进入城区的必经之道。清纳兰常安在其《宦游笔记》中提到了阊门,“阊门外,为水陆冲要之区,凡南北舟车、外洋商贩,莫不毕集于此,居民稠密,街衖逼隘,客货一到,行人几不能掉臂。”[6]明清时期关于阊门、枫桥、南濠一带的文字记载很多,可见城外比城内更为热闹。
作为一幅纪实性作品的《盛世滋生图》自然将阊门商业繁茂的景象作为重点加以描绘,并将这部分景致安排于图卷接近尾声的高潮位置。在没有照相设备的18世纪,纪实图像资料自然十分稀缺,可贵的是除了这件《盛世滋生图》详细地描绘了苏州阊门商贸景象之外,在目前所能见到的“姑苏版”作品中,收藏于日本王舍城美术宝物馆的《姑苏阊门图》(图1)与《三百六十行》两幅作品(图2),无疑是描绘同一景致最佳的纪实作品。
《姑苏阊门图》与《三百六十行》两幅作品因尺幅巨大、有明确纪年(刻版年代为雍正十年,1734)和受到西洋造型艺术的影响而被频频提及外,更由于它真实反映了清前期苏州城繁华的商业景象,为研究清代城市发展和商业经济的专家学者所关注。
自上世纪50年代起,学者阿英、庞薰琹、张朋川就提出《姑苏阊门图》与《三百六十行》两幅可以缀合成一幅作品的观点。[7]通过复原连接成的画面高1090厘米、宽1100厘米,为一幅接近正方形的巨幅木刻设色版画。张朋川经过作品布局分析与题诗考订,进一步提出了名称修订的设想。“因此这幅画的主题既不是苏州阊门,也不是‘三百六十行’,从画面布局来看主题是表现苏州金阊地带水陆码头的形形色色的行市。因此,这幅画的名称不能延用原来两幅画的《姑苏阊门图》和《三百六十行图》的名称,可称作《苏州金阊图》。”[8]
笔者认为如果根据画面题诗的首句“万商云集在金阊”,来推测缀合后的作品名称——《苏州金阊图》,那么作品表达的一定是苏州从金门至阊门一带的风景,而现有画面中明显缺失金门地区的景致。金门位于阊门南边,相距约五六百米。(9]据《吴县志》记载“金阊市肆,绸缎与布,皆列字号,而布业最巨。枫桥以西,市多米豆,南濠则海外之货萃焉。”[10]如果《苏州金阊图》完整地再现出金门与阊门之间的景象,势必现有的两幅作品的右边还需要有两幅等大的作品。从现有经过缀合的《苏州金阊图》看,它给人以重心向右倾斜的不稳定感,因其心点位于右边缘。而受西方透视影响的早期作品,为了强化空间纵深的视觉真实性,心点往往处于画面中央位置,距左右两边大致相等的距离。这是与当时西方的透视理论“维尼奥拉透视偏见”[11]影响有关。因此,笔者认为完整的《苏州金阊图》应该是由四张呈长方形的画面构成,第四张作品表现的应为金门的场景,与阊门形成左右呼应关系。由此推断因为《苏州金阊图》缺少右边二联,最终导致“在这《苏州阊门图》上,人物描写并不突出,三百六十行,也没有充分表现出来,而苏州城内却是一座空城”[12]这种现象的产生。也正是阊门外的景象比起阊门内的景致更加热闹,缺失的画面中应该是以人物和百业为重点的图像,就比较容易说得通了。
《苏州金阊图》刻版年代为雍正十年(1734),早于徐扬的《盛世滋生图》(1759) 25年。将《盛世滋生图》阊门一段与《苏州金阊图》进行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两件作品对于阊门的描绘有着极大的不同。文字史料中并无阊门在这段时间里详细的形制记载。但《苏州金阊图》和《盛世滋生图》所表现的视角相同,这就为我们仔细对比两件作品提供了可能性。《苏州金阊图》上所表现的阊门有两层瓮城,外层为呈“凸”字形且拐角圆润的瓮城(月城),内层为长方形的瓮城(方城)。而《盛世滋生图》所表现的阊门只有一层长方形瓮城,水门位于瓮城北侧,其外围月城不见了踪影。其次,《苏州阊门图》中城门外的桥是由砖石的桥基和圆木构架的桥面所构成,而《盛世滋生图》中所描画的此桥,无论桥基还是桥面都是用同样的砖石所构成。由于阊门在军事防御上的重要性,一旦有了战事,木制的“吊桥”部分可以烧断,只剩下两边的石墩,以阻止敌人的进攻,“吊桥”之名也一直沿用至今。如果说吊桥在此25年间,尚有可能有所改建的话,阊门两层瓮城的形式具有更强的稳定性,一直保留到了咸丰年间。阊门的雄伟在苏州诸城门中是首屈一指的,家住阊门内专诸巷(此巷距阊门只有约百米之遥)的徐扬,即使在京城生活了8年,似乎也不该遗忘它的容貌特征。更何况,徐扬“在被召入清宫画院前,曾参与乾隆《苏州府志》的纂修工作。这部志书始纂于乾隆八年(1743),刻成于乾隆十三年(1748),主持者是时任苏州知府的傅椿。在卷首所刊《苏州九邑全图》、《苏州府城图》等10幅地图之后,署有‘候选主簿徐扬绘’的字样,说明徐扬在对苏州的城市沿革、标志性建筑的形制应该是了如指掌的”。[13]
据《同治苏州府志》记载:“咸丰十年(1860),粤匪(按,指太平军)陷城,六门俱经改筑,事平,以次修复,惟阊门月城尚未复旧制。”也就是说,1860年太平军攻陷苏州,一些城门因毁于战火而改建,当时只有阊门的月城没有恢复原貌。因此,月城毁于1860年,1927年因开辟马路又拆毁了方形的瓮城。在咸丰以前,阊门瓮城有两道,一是外围的“月城”(也可称为“外瓮城”),一是内侧的“方城”(也可称为“内瓮城”)。2004年苏州博物馆考古队对阊门瓮城遗址的调查与发掘也证明了这一点:阊门“瓮城”的平面形制为“凸”字形,城门面西正对“吊桥”。这段长约25米的西墙基为瓮城城门部分,全部被压在新建吊桥的东引桥下。[14]苏州博物馆考古队将发掘的瓮城分为“前瓮城”和“后瓮城”(又再划分为北墙和南墙,如图3所示)。实际上,考古报告里的“前瓮城”相当于“外瓮城”,即月城的凸起部分,“后瓮城南墙”是月城的南段;而报告中“后瓮城北墙”则应该是“内瓮城”,即方城的一部分。该考古报告对于北面未发掘部分的描述也支持了这一推断,报告提到,“后瓮城”西侧城墙向北延伸、与小河北岸的一段城墙相接形成“水瓮城”。据苏州博物馆考古队的初步调查,河北岸民房北侧是有一道石墙。但此段城墙尚未发掘(推测如图3“后瓮城北墙”上面所示的深色部分)。如果将此段石墙与已发掘的古城墙相连,就构成完整且对称的“凸”字形月城(即“外瓮城”)。总体上讲,考古结果与明清方志和笔记记载基本相符,也与《苏州阊门图》所描绘的阊门构造一致。当月城被毁后,原本在两瓮城之间的水城门看上去就在瓮城的外侧了。
除了阊门之外,在《盛世滋生图》上,还有几处标志性的景物,如胥门外的万年桥和虎丘附近的山塘普济桥。在“洋风姑苏版”中也有同题作品传世,我们将它们与《盛世滋生图》作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差异与区别。版画《万年桥》目前所见最少有:《平江钦震题姑苏万年桥》(图4)、《墨林居士姑苏万年桥》、《姑苏万年桥图》和《苏州景新造万年桥》四幅同题作品。这四张创作于乾隆初年的画作,所描绘的万年桥具有相同的形制特征:三孔、砖石桥墩、引桥为三角坡形台阶,桥面是平的、石质的望柱和栏杆。而《盛世滋生图》上的万年桥则呈现出中间一段明显凸起的拱桥形制,引桥台阶不见了踪影,代之为缓坡。从1932年拍摄的万年桥老照片上还可以看出版画作品的描写更为客观准确,而《盛世滋生图》显得较为主观、更为不准确。
在《盛世滋生图》中,还有一处标志性景观建筑保留至今——那就是连接苏州城和虎丘的山塘普济桥。山塘普济桥为三孔大型石拱桥。从现存的版画作品《山塘普济桥中秋夜月图》(图5)中可以看到,今天的普济桥与清代康乾时期的普济桥在形制上没有根本的改变。而《盛世滋生图》上的关于七里山塘的桥,除了题跋中所提到的山塘桥以及半塘桥有具体的名称外,横跨山塘河上的七座桥[15]只表现了三座,且都为单孔石拱桥,样子雷同,没有明确的形态特征,已经无法确认普济桥的位置,显然画卷作者忽略了这一标志性建筑。
作为“纪实”作品的《盛世滋生图》在主要景物的外形结构上屡屡犯这种失实的错误,不得不令人疑窦丛生。毕竟徐扬是主持过更大型纪实画作《乾隆南巡图》创作的画家,又参与过乾隆《苏州府志》的编撰工作,而且《盛世滋生图》是由乾隆皇帝敕命,经过三年时间才创作完成的作品,失实的可能性应该不大。然而,我们回首谨慎地检视这卷名迹的历史文字记录,似乎有更多破绽暴露出来。如《钦定石渠宝笈续编》第四十三,御书房画识八:[16]
徐揚盛世滋生圖一卷[本幅]宣紙本。縱一尺一寸。横三丈九尺一寸。設色畫靈巖至虎邱景物。并恭識。欽惟我國家治化昌明。超軼三代。幅貟之廣。生齒日繁。亘古未有。臣幸遭逢之盛。圖寫太平。為盛世滋生圖一卷。臣執藝所有事也。其圖自靈巖山起。由木漬鎮東行。過横山。渡石湖。歴上方山。從太湖北岸。介獅和兩山間入姑蘇郡城。自葑盤胥三門出閶門外轉山塘橋。至虎邱山止。其間城池之峻險。署之森羅。山川之秀麗。以及漁樵上下。耕織紛紜。商賈雲屯。市廛鱗列。為東南一都會。至若春樽獻壽。尚齒為先。嫁娶朱陳。及時成禮三條燭焰。或掄才童子之場。萬卷書香。或就業先生之席。耕者歌野。行者咏於途。熙皞之風。丹青不能盡寫。要皆自我朝聖聖相承。深仁厚澤。淪浹于百有餘年之久我皇上輿再幸。行慶施惠。有加無巳。斯地斯民。故能感激鼓舞。樂樂利利交相勸勉。共為盛世之良民。豈偶然哉。昔孔子適衛。惓惓富教之謨。而未之行焉。至今日而全盛矣。大備矣。皇上宵旰憂勞。猶且视民如傷。無時少釋所以保泰持盈。永太平福澤于無疆者也。臣執事内廷能不益加觀感。以摹寫帝治光昌于萬一乎。圖成于乾隆巳卯年九月臣徐揚敬跋。鈐印二。臣。揚。
而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盛世滋生图》图上跋文如下:
欽惟我國家治化昌明超軼三代輻員之廣生齒之繁亘古未有臣幸遭逢之盛圖寫太平為盛世滋生圖一卷臣執藝所有事也其圖自靈巖山起由木凟鎮東行過横山渡石湖歴上方山從太湖北岸介獅和兩山間入姑蘇郡城自葑盤胥三門出閶門外轉山塘橋至虎山止其間城池之峻險署之森羅山川之秀麗以及漁樵上下耕織紛紜商賈雲屯市鱗列為東南一都會至若春樽獻壽尚齒為先嫁娶朱陳及時成禮三條燭燄或掄才於童子之塲萬卷書香或受業於先生之席耕者歌野行者咏於塗熙皞之風丹青不能盡寫要皆自我朝聖聖相承深仁厚澤淪浃於百有餘年之久我皇上輿再幸行慶施惠有加無巳斯地斯民故能感激鼓舞樂樂利利交相勉共為盛世之良民豈偶然哉昔孔子適衛惓惓富教之謨而未之行馬至今日而全盛矣大矣皇上宵旰憂勞猶且视民如傷無時少釋所以保泰持盈永太平福澤於無疆者也臣執事内庭能不益加觀感以摹寫帝治光昌於萬一乎圖成乾隆巳卯九月臣徐揚敬跋
校勘两段文字,不难发现:“幅貟之廣”中的“幅貟”二字与图中书写不同,尤其是“幅”字,在图中为“輻”,显然是别字。“生齒日繁”在图中为“生齒之繁”。“木濆鎮”的“濆”在图中为“凟”。“虎邱”的“邱”在图中为“”。“三條燭焰”的“焰”字在图中写为“燄”。“童子之場”的“場”字在图中为“塲”。“就業”在图中为“受業”。“行者咏於途”的“途”字在图中写成“塗”。“淪浹于”的“于”字在图中写“於”。“大備矣”的“備”字在书中记录为单人旁,右边上为业下为用,而画面上的单人旁右边多一竖,一竖的右边上为反文下为用。“福澤于”的“于”字在图中写“於”。“内廷”在图上写为“内庭”。“光昌于”的“于”字在图中写“於”。“圖成于”的“于”字在图中为繁写的“”。另外“巳卯年九月”在图上仅为“已卯九月”,缺了“年”字。两者之间的差异居然多达十余处。如果说这些差异尚可解释为是由于《石渠宝笈续编》编者在抄写时疏忽所致的话,那么,已在宫廷供职八年之久的徐扬,不至于不会书写“辐”、“塗”的正确写法,似乎应该能意识到“内廷”与“内庭”在使用上的区别。不应该是靠著录抄写人员来订正别字。
分析《盛世滋生图》的跋文内容,可以明确画卷集中展示的应该是苏州内外的三段景致:第一段是从灵岩山至石湖的郊外风光。第二段是从狮子山和何山之间进入苏州城。第三段是从苏州城的东南角沿城墙出阊门后,顺山塘河再至郊外的虎丘。但在目前所见的《盛世滋生图》卷中,与第一、三段内容相比,第二段只是描写了狮子山和何(画上题跋和著录均写作“和”)山,并未描写出由此入城的情景。使此段描写显得短促,只具有点的特征,而缺乏中国画长卷特有的描写特性。还应该注意的是狮子山与何山在画面中的位置关系,二山均在苏州城西较远的地方(但在《盛世滋生图》中却与苏州城东南的葑门距离画得很近)。根据画面由右及左的视觉顺序,画中视点的位置应该在两山的北端,从北往南看。而在画面上,具有动物形态的显然是指狮子山,两山的位置与地图上狮子山在何山南面的现实明显不符,两者的位置被更换,却更吻合了“介狮和两山间入姑苏郡城”的文字顺序。
另据《石渠宝笈续编》,《盛世滋生图》的画面尺寸为纵一尺一寸、横三丈九尺一寸。换算成公尺约为:纵36.7厘米、横1303.4厘米。而今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原作画心高39厘米[17],全长1241厘米。也就是说,传世作品比著录的记载,画面高了2.3厘米,长度却短了62.4厘米。据记载,“乾隆二十一年(1756)十一月初十日,太监胡世杰交旧宣纸一卷,长四丈、宽一丈二尺,传旨着徐扬画《盛世滋生图》”。[18]长四丈、宽一丈二尺的宣纸,其尺幅之巨大几乎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能够被皇帝重视并被记载下来,想必应该是一幅整纸,绝非拼接而成者。从著录的尺寸来看,徐扬做到了物尽其用。然而,我们从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这件作品来看,画面有明显的拼接痕迹,有12个接缝,用纸长短不一,这说明画作在创作过程中没有经过样稿的程序,即使出现问题,也是在原作上割纸删改。
滋生原因 篇8
我们来看看2012年后期和2013年早期的情况。关于裙带资本主义的例子我们可以一连讲上几个小时,比如新税法中对NASCAR赛车手的7800万美元税务注销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也许这种注销很受欢迎,这个我不太知道, 但是它确实是裙带资本主义的结果。
纽约自由区的税收优惠又是很好的一例。另外还有一个税收完胜的例子,就是由前康涅狄格州参议员、现好莱坞电影界的掌门人之一克里斯·多德(Chris Dodd)给予那些在美属萨摩亚群岛经营的企业的特惠。他给这些企业两年的税收优惠政策延期,不过规定这些企业要允许影视制片商将在美国发生的第一笔1500万美金的制片费作为开支勾销。这便是一种大规模的裙带资本主义。
还有一些例子涉及到最近得到政治任命的几个人。参议院2013年2月确认了杰克·卢(Jack Lew)成为新一任财政部部长。关于这次任命有一件非常令人瞩目的事,就是他在花旗银行的合同。卢在花旗是从事对冲基金的行政管理工作。合同中明确约定:如果(也只能是如果)他被任命到政府高层任职的话,他会收到一笔奖金。现在看来,并非所有的贿赂都是不合法的,因为这种预期的贿赂看上去还是行得通的。只要你购买了期货合同、合同上要求未来某个时候支付费用给某个官僚即可。这不同于在现货市场购买它———现货市场是给了好处差不多立马就兑现贿赂的。我认为允许预期支付给政府监管者费用本身就有问题。
玛丽·乔·怀特(Mary Jo White)是另外一个例子。怀特是个非常杰出的律师———美国德普律师事务所(De- bevoise & Plimpton)的前合伙人。她现在已经被确认担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主席。怀特在德普的时候,她的一个客户就是投资银行公司———摩根斯坦利。2005年, 摩根斯坦利的董事会决定让约翰·麦克(John Mack)担任CEO,但是他们遇到了一个问题:有报告表明,麦克可能已经违反了联邦证券监管法中关于禁止内幕交易的那些恼人规定。
接下来怀特的客户———摩根斯坦利给她打了电话。他们说如果他们选约翰·麦克担任CEO,而他第二天就被起诉证券诈骗的话,未免太过尴尬。所以他们请怀特看一看麦克是否会被起诉。于是怀特就致电给证券交易委员会执行部负责人琳达·查特曼·汤姆森(Linda Chatman Thom- sen),问她麦克先生的情况怎么样。尽管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间段内都有数百人乞求得到关于SEC是否会结束调查以及什么时候结束调查的消息,怀特还是搞到了她想要的答案。麦克先生如愿升到了摩根斯坦利CEO的位置。顺便提一下,汤姆森已不再担任SEC执行部主管。她现在是位于纽约的达维律师事务所(Davis Polk & Wardwell)合伙人。
简而言之,美国有很多裙带资本主义的例子。很明显, 裙带资本主义的供求非常之大,以至于这种污秽的资本主义之风不仅已经刮起,甚至在条件成熟之处大有统领之势。裙带资本主义囊括先是它需求的一面———需求来自于象摩根斯坦利、或者高盛、或者任何想获得司法利益的受监管机构———而供应则是由官僚或者当选的官员提供的。 这里面的要素无非就是随着经济监管的增加和竞争的减少,裙带资本主义在发展。这不是简单的道德方面的故事, 因为我们选出来的政治官员和我们的商人都是在达尔文学说中的环境下运作,而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在这种环境下生存下来。这个过程会淘汰掉最弱的参与者,而那些赋有更好的生存特征的公司和监管者可以做到更好。这种情形可以很好地解释裙带资本主义势头的上升及其周期性的下降趋势。
或许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裙带资本主义趋势走低的个案发生在近19世纪末。当时美国没有任何当代的规定来说明如何获得企业执照。那时候应该说更是处于一种特殊许可时期。为了得到一个企业执照,人们不得不去公司所在的州立法机关,并且使其通过一个特殊的法规,以便让他们来做某些事,比如承担这个公路或者那个桥梁的建设等。当然了,这就是裙带关系滋长的一种肥料,因为一些人是通过贿赂来获得这些许可的。私人领域里的人们面临着可怕的二选一:要么就拿出银子给政客进贡,要么就关门歇业。大家普遍承认这些许可是与权利垄断并存的。人们花费不少资金办事,而政府立法者则从中揩油。
这一点毫无争议。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在授予企业执照这方面出现的裙带资本主义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彻底消失了。当美国很正当地转为公司制度之时,经济状况已经悄然改变。结果是,个人或团体现在都可以通过互联网, 花35或50美金立即在任何州组建公司,甚至包括很出名的特拉华州。这番正当地转为公司制度的变化开始导致企业对特殊许可需求的下降。人们不再认可为得到这些许可而花大把银子。立法部门也开始允许人们从一个州获得许可、在另一个州从事商业活动,前提是大家自由阅读商业条款和宪法中的特权和免责条款。所以,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伙人去了一个州的立法机关,而该机构不愿意给他们许可的话,他们还可以去另一个州。于是州与州之间就形成了竞争。这样的竞争促使企业执照的价格降下来,最终各州进入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对于企业许可的管辖区竞争,这也成了各州价值最大化的一种体现。监管方面的变化就这样使裙带资本主义的影响逐渐降低了。
还有其它一些更为人熟知的通过竞争来战胜裙带关系的例子。在过去,美国大学篮球联赛(NCAA)、尤其是东南联盟中,球队都是白人队员。但当几个篮球教练———特别是来自得克萨斯西部(学院)队的教练———意识到如果他们在选择队员的时候不带有歧视,那么他们的球队会发挥得更好。直到这时,白人队伍一统天下的局面才算告一段落。当黑白队员混合的得克萨斯西部队在美国大学篮球联赛中打败了清一色白人队员组成的肯德基大学篮球队的时候,这些认为设置的城墙最终坍塌了。
我在火奴鲁鲁的一家公司工作时曾经观察到一个非常类似的现象,随着各个公司竞争性的不断增强,那些历史上被边缘化的群体———日本人、菲律宾人和其他亚裔人的名字慢慢地也都渗透到上层了。在纽约的很多公司里, 犹太人的名字也遇到了同样的结果。
所以裙带关系就像生物学里的成长一样,只要环境允许它生长,它就会滋长。摆脱它的唯一办法是创造一种环境,使其从需求中所获得的回报、或者从政客或官僚手中寻求到的特殊优惠要比其付出的成本低得多。在这样的环境下,利益群体就没有动力去要求得到特殊照顾了。
创造一种不存在裙带资本主义现象的经济制度要求做到两点。第一,需要有一个非常激烈的竞争环境,使得裙带关系成为竞争者无法负担得起的奢侈品。第二,需要有一个自由的市场体系,促使企业家和工商企业都在市场进行价格、服务和质量等方面的竞争,而不是在华盛顿古琦峡谷(Gucci Gulch)的走廊里从事裙带交易。
摘要：本文以较新、较现实的实例重点论述和分析了裙带资本主义在美国的滋生状况,指出这种现象时涨时消,关键还是在于环境,只要环境允许,它就会滋生和蔓延。正是因为裙带关系多是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利,通过给予额外的税收优惠或其它不符合正常手续的手段为自己或与己相关的人、事谋取福利,它对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非常不利。作者认为,如果想要遏制裙带资本主义之瘤,就要创造激烈的竞争环境和自由的市场体系。
关键词：裙带资本主义,趋势,税收优惠,竞争环境
参考文献
[1]本文原载美刊《哈佛法律与公共政策》(Harvard Journal of Law&Public Policy),2014(1).
[2]杰弗瑞·斯巴邵特(Jeffrey Sparshott):卢成为财政部长已成定局[N].华尔街日报,2013—02—27.
[3]乔纳森·威尔(Jonathan Weil):花旗男走向财政部[J].彭博(期刊),2013(2).
[4]约翰约瑟夫沃利斯(John Joseph Wallis):美国历史上体制型腐败的概念[D].University of Maryland,2005.
[5]罗伯特M爱尔兰(Robert M.Ireland):19世纪美国地方、私有和特殊立法的问题[J].AM J LEGAL HIST,2004(271).
[6]南佐民:美国裙带资本主义的表现特征及其对市场经济建设的启示[J].甘肃社会科学,2004(1).
[7]吴敬琏:市场经济应防止陷入“权贵资本主义”[J].决策与信息,2004(1).
[8]张广凯:《经济学人》公布裙带资本主义排名:香港第一中国在美国之后[J].上海经济,2014(5).
滋生原因 篇9
几年前, 这位同行接到一个“学术会议”的通知, 到广西某地参加一个“低碳经济发展”研讨会, 通知还称将有大牌专家作重要报告。
开会时才发现, 根本没有大牌专家。更滑稽的是, 一群人不知所云地聊了近两个小时, 然后去境外旅游, 花了几天时间, 缴纳费用9 000多元, 比直接旅游贵出将近5 000元。
不过, 这位“上当”的同行并无损失。在科研经费里, 本身就有学术活动的钱, 根本不需要自己掏腰包。
这两年来, 这种“变相旅游的学术研讨”邀请函在高抒的邮箱里每年最少有30封以上。
新中国成立60年来, 我国科技投入天翻地覆:新中国成立之初, 1953年财政科技投入只有5 600万元;2008年全国财政科技投入超过2 400亿元。2008年和改革开放之初相比, 科研经费增长了40多倍。
高抒教授发出警告:随着经费的急剧增长, 科研领域的欺诈现象也愈演愈烈, 如果不能及时遏制, 腐蚀的将是整个学术界。
科技欺诈的手段隐蔽, 外行难以发现
高抒像做科研一样对这一现象进行了专门的调查研究。
在他看来, 科技领域的欺诈行为有多种, 其目的大多是为了骗取科技经费, 并将其转化为黑钱;诈骗手段高明一些的, 在骗取经费的同时, 还要骗取学术荣誉。
高抒注意到, 一些人用质量低劣的、甚至是伪造的数据, 炮制假冒伪劣的文章, 骗取学术声誉, 进而骗取经费。
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井冈山大学造假事件”。2009年12月, 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发表社论, 将井冈山大学两名讲师刘涛和钟华的70篇论文一次性撤销, 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学术界的国际声誉。
高抒随后了解的情况则是, 两名造假者伪造数据发表论文, 是为了获得高额奖金。“由此带来的更大危害还在于, 科技界还要花费很大的成本去消除假成果造成的恶劣影响。”
但暴露出来的仅仅是少数。去年7月, 中国科协发布了5年一次的“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这份问卷量达3.2万人次的报告展示出一幅更加“宏大”的图景:调查显示, 分别有43.4%、45.2%和42.0%的科技工作者认为当前“抄袭剽窃”、“弄虚作假”和“一稿多投”现象相当或比较严重, 认为“侵占他人成果”现象相当或比较普遍的比例高达51.2%。
近年来, 从科技部到地方, 设置了众多的奖项, 其目的是为了激励科技工作者, “但欺诈者的目标也瞄准了科技奖励, 因为评奖能够带来名利”。
首先是包装虚假成果。“三鹿奶粉事件”中, 其获得的国家科技奖的成果居然把婴幼儿扼杀在摇篮里, 背后就是拼凑虚假成果, 骗取科技奖励, 这样的大奖不仅有各级政府的奖金, 同时为企业带来更多的无形收益。
翻看教育、科技主管部门的评奖, 高抒还发现了另一类“虚假成果”:成果本身可能是真实的, 但成果的拥有者被调了包。比如一些研究文学的高校领导, 可以在数学领域作为第一申报人拿奖, 或者工科专业的跨到了理科。
“这些行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奖励的公正性, 使得广大科技工作者对各种奖励抱有怀疑甚至反感的态度。”
更大的骗局是用夸张的“假说”、“观点”, 炒作耸人听闻的“推论”, 来骗取项目立项。
随着国家科技投入的增长, 高抒听到一些手握拨款权力的领导说, 经费有的是, 只要有好的想法就可以给钱。
“其间的危险就在于, 科技的细节就像魔鬼, 外行根本难以发现。欺诈者的策略是提出一个毫无根据的观点, 或者从别人那里抄来一个假说, 然后不顾逻辑地编造出一些‘成果’, 经费拿到手里, 最后往往是以‘科学要宽容失败’为由搪塞了事。”高抒说。
我国科技打假机制滞后
有与会的政协委员调查发现, 一所“211”大学每年仅科技奖励就在500万元左右, 这样的高校上百所, 仅一成经费因造假流失就数量不菲, 这还不包括总量更大的各项拨款。
据“汉芯事件”举报人回忆:2002年, 陈进骑的是一辆自行车;汉芯发布之后, 不到一年, 陈进就花30万元买了一辆别克君威;2004年, 君威又变成了宝马。买“马”的钱正是其骗取的科研经费。
让高抒痛心的是, “一些欺诈者最初都是正派的科技工作者, 在监督系统近乎失效的状态下开始逐步蜕变。”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与会委员也表示, 就在自己身边, 经常有年轻的同事交心谈心:在实验室、在野外艰苦工作, 所得的成果虽然是干货, 但是与造假欺诈的“成果”相比, 在数量上难以匹敌, 别人随手一改的成果, 可以拿去发SCI论文, 评教授、博导, 年年拿上百万元、上千万元的课题, “造假欺诈的诱惑太大了, 都不知道哪天会失去定力”。
“科技领域的欺诈行为比社会上的诈骗行为更隐蔽, 损害的是国家利益。科技工作者个人不具备与欺诈行为进行斗争的条件, 必须要有外部力量介入。”高抒认为, 传统观念总是把科研领域看成象牙塔, 事实上, 科研工作者也是普通人, 也面临各种生存压力, 仅依靠职业道德上的自律, 在现实面前往往不堪一击, 关键还在于法治, “对欺诈行为应有严厉的惩罚制度, 构成刑事犯罪的, 应予严惩。”
韩国“克隆之父”黄禹锡造假事件后, 不但首尔大学撤销了其教授职务, 韩国检察机关也对黄禹锡及其科研小组进行调查, 认定他欺诈挪用“政府科研资金”, 对其提起公诉。
相比之下, 我国法律在打击学术造假方面明显滞后, 追究学术造假者的刑事责任一直没有下文, 甚至被骗取的科研经费也难以追回。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中科院院士王志新表示, 我国科研经费近30年来急剧增长, 但是在经费的管理上, 还延续着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操作模式, 缺乏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打击和惩处机制, 一些科学家能力有限、欲望无限, 这必然导致大量腐败滋生。
逆境是滋生顽强的沃土 篇10
我的这位朋友，是一名残运会游泳项目的金牌获得者。他曾笑言自己从小怯水，小伙伴们在水塘里嬉笑打闹时，他只是作为在岸边看护衣物的旁观者。八岁那年，他跟几个小伙伴踩著麦秸垛爬树掏鸟窝，准备下树时一根忽然断开的高压线朝他“飞”了过来……“我当时一阵眼黑，之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我醒来发现，我的两只胳膊已经没有了，床边是悲痛欲绝的父母。”朋友每次说到这里，乐观开朗的他眼神中总是流露出一种淡淡的忧伤。接下来的几年，他面对命运的不公，也曾想放弃人生。
父亲怕他想不开，也为了能够驱散他心里的阴霾，便找了个机会带他去庐山旅游。在攀登庐山途中，朋友无意间看到一株树，一株从石头缝里长出来的树，树身挺立，树根遒劲粗壮，巨大的石头硬是被它给“撕”成了痕迹分明的两半。他很疑惑，问父亲：“为什么我们一路走来，沿途平地上的树都没有这棵树看起来茂盛呢？它是从石头里长出来的，养分缺失和自由受限，生存下来的几率不是应该更小吗？”父亲拍了拍他的后背说：“你可别小瞧了这棵树，很多游客攀登到这里都是为了能看它一眼。正是因为它所处的环境恶劣，它才会拼命地把根往下扎，它比平地上的那些树多了一种危机感，所以有了今天的这般成就。其实，人也是如此！越是处在逆境之中，越是能激发强者的斗志，逆境是滋生顽强不屈精神的沃土！”他听了父亲的话豁然开朗，感觉有一道希望的曙光击中了自己，他央求父亲给他拍了在庐山旅游中的唯一一张照片：他在树下笑得灿烂。
后来，省体委来朋友所在的市里挑选运动员，市残联推荐了他，在选择运动项目时，他咬咬牙选择了生平最怕的游泳。之后他便开始了“从石头缝中跻身而出”“树根穿透沙石延伸”的艰苦历程，他要做一棵无畏的顶天立地的大树。在训练中，泳池壁上的电子计时器对其他运动员来讲很容易触击，只要用手掌握好力度大小即可，但没有手臂的他却只能以头代手，力度小了，表不停；力度大了，头顶经常被撞得青一块紫一块。毫不畏惧地一次次撞击，奋力拼搏的坚定信念，让他一次次在各类运动会中脱颖而出，并多次获得游泳项目的金牌。
当我们身处逆境，直面命运不公，为前途的暗淡而自暴自弃止步不前时，请想想那棵“撕裂”岩石的树，那根掀翻“压迫”的竹笋，物犹如此，何况人乎？逆境是滋生顽强的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