嬗变原因（共7篇）
嬗变原因 篇1
等级性是封建社会中婚姻关系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在汉代婚姻关系中表现为逐步加深的趋势, 随着大地主庄园经济的不断勃兴以及儒家学说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日渐深刻, 为了保持皇室贵族血统的高贵性, 皇室在婚姻问题上比较讲究门当户对, 从而使婚姻关系具有鲜明的等级色彩。
一、汉代皇室等级婚姻的嬗变
在秦末复杂交错的阶级斗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西汉王朝进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初级阶段。西汉初年, 因汉高祖起于布衣, 不注重礼仪, “选纳尚简, 饰玩少华” (《后汉书·后纪·序》) , 没有建立起完备的遴选后妃制度, 对所选女子的出身、家庭地位等没有明确的要求, 以至于西汉时期帝王纳妃没有严格的等级观念。许多歌舞艺人, 由于能歌善舞而深受皇帝宠爱, 最终入主掖庭, 登上后妃之位。如汉高祖刘邦最宠爱的戚夫人, 就是一位“善为翘袖折腰之舞, 唱《出塞》、《入塞》、《望归》之曲” (《西京杂记》) 的风尘女子。汉武帝的皇后卫子夫原是平阳公主家的一名歌女, 在一次宴饮中被武帝相中纳入后宫, 不久便册立为后。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原来也是一名色艺俱佳的舞女。西汉时期帝王纳妃还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不拘辈分。惠帝张皇后是惠帝姐姐鲁元公主的女儿, 由吕后做主许配给惠帝;而哀帝的傅皇后是哀帝祖母傅太后娘家的侄女, 傅太后效仿吕后, 把她娶来做孙儿的皇后, 这样哀帝便是以外家的姑姑为妻。西汉皇室这种班辈颠倒的联姻是当权的太后或外戚为了巩固本家族势力实行重亲所致, 有深刻的政治背景。
自武帝以后豪强地主开始兴起, 西汉政权既要依靠豪强地主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还要对他们损害中央政权的行为进行打击, 因此对豪强地主采取妥协联合的政策。在这种政治环境下, 皇室与豪强地主、贵族、功臣之间的联姻就成为一种必然的现象, 皇帝选妃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依据《汉代帝后家庭状况简表》[1]:从高祖至武帝五位皇帝共二十三位后妃中, 有四位出身官僚地主家庭, 而从昭帝到平帝六位皇帝共十九位后妃中, 则有九位出身不凡。通过这两组数据可以明显地看出:西汉后期皇室婚姻关系中的等级性在加强, 但是这时的婚姻等级性还不像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样严格。
随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日益成熟, 大地主庄园经济的不断勃兴以及儒家学说在国家政治生活领域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日渐深刻, 汉代皇室的婚姻也由西汉时期的不论等级转变为东汉时期的审慎、制度化, 等级色彩日益明显。
东汉制度明确规定, 入选后宫女子的身份是“良家童女”, 这里的良家实际是指世代官宦人家。同时东汉皇室总结西汉时的教训。提出挑选后妃时必须详求淑哲, 德贤兼备, 开始注重后妃本人的素养。查阅典籍, 我们自然会发现东汉后妃中, 除桓帝田贵人卑微、灵帝何皇后家是屠户外, 其余二十多人的家庭均属社会上的官宦家族。如东汉光武帝郭皇后出身于真定的名门显贵;邓皇后的祖父邓禹, 官至太尉, 列于“中兴二十八”之首;献帝伏皇后是大司徒窦融的曾孙女等。这些被东汉皇室纳立为后的女子由于出自名门望族, 因而大多形色端庄、德才兼备, 并且具备良好的儒学素养, 能够统摄六宫, 很好地辅佐皇帝的执政。
可以看出, 东汉时期皇室婚姻缔结中的门第等级观念在逐步加强, 这与汉代社会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东汉政权是以豪族地主为基础建立的, 豪族地主阶层的兴起, 使东汉时期出现了更加顽强、更加广泛的封建宗法势力。在这种社会氛围下, 东汉时期婚姻缔结中的等级观念比西汉更为明显了。东汉皇室这种累世与世家大族通婚的现象无疑是婚姻政治化的一种表象。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东汉政权建立的社会阶级基础是豪族地主, 其政权的稳固与否取决于与这些世家显姓的联盟是否紧密, 因而婚姻成了维系政治联盟的一个最可靠的纽带。
二、汉代皇室等级婚姻嬗变的原因
第一, 经济方面。西汉王朝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 这种经济极大地调动了当时个体小农生产的积极性。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 把人们获取富贵的现象归纳为“天下熙熙, 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他还特别写到“今夫赵女郑姬, 设形容, 揳鸣琴, 揄长袂, 蹑利屣, 目挑心招, 出不远千里, 不择老少者, 奔富厚也”。三河一带的女子“鼓鸣瑟, 跕屣, 游媚贵富, 入后宫, 徧诸侯”。可见, 小农经济促使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使社会充满了活力。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之下, 婚姻关系也蕴含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婚姻极具开放性和自由性, 等级观念淡薄。一些出身微贱的女子凭借着出众的色艺, “不择老少”, “游媚贵富”, 进入后宫, “由至微而体至尊”, 成为皇亲国戚。东汉统治是建立在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豪强地主除占有大量土地, 还兼营商业, 从而形成“膏田满野”、“田连千顷”的封建田庄。同时, 封建宗法家族制度在豪强地主身上得到更加明显的体现, 豪强地主大都聚族而居, 家族族长和家族成员之间的统治与服从关系, 同“敬上慈下”的温情脉脉的宗法制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大地主这种以聚结宗族收养宾客的形式, 巩固并发展大土地所有制, 成为东汉王朝的统治基础。这就要求婚配的双方经济上要相互匹配, 目的是为了维护豪强地主在东汉政治生活中的绝对统治地位, 加强和扩大他们的政治势力。
第二, 政治方面。西汉初年政治制度变化的一个特点就是以新的官僚制度取代了世卿世禄的家族政治, 官吏的选拔不再以血缘关系为唯一依据, 而是按“尊贤尚功”、“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原则。于是, 那些身怀技能的奇士不再受等级门第的约束, 可以充分施展抱负。西汉前期封爵列侯的绝大多数是出身低下的“布衣”。汉武帝时更是人才辈出, 卜式、弘羊、卫青等, 其中出身寒微者占了很大比重。这种“尊贤尚功”的选人原则影响着帝室的婚姻, 使西汉前期帝王选妃跟用人一样, 注重实际, 但求美色, 不重出身。西汉前期的选人体制能不拘一格, 广泛选拔地主阶级中下层参政。但是, 由于选人权掌握在中央和地方的官僚地主手中, 从而埋下了任用官吏的祸根。随着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 三位一体官僚政治的形成和儒学与选官制度的结合, 至西汉后期, 族第逐渐被列为举荐的标准。例如石显、平当均以其家为世代名族被察举为官。这就使西汉末年选择后妃对象除了赵飞燕、宣帝许后之外, 都限于豪族名门。到了东汉, 刘秀和他的将帅皆有“儒者气象”。“儒者气象”与前汉“布衣将相”之局面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在东汉尊儒的气氛下, 士族门阀开始形成。门阀在西汉时称“阀阅”, 阀阅, 指功劳和资历。东汉以后至南北朝, 阀阅逐渐演变为门阀。阀阅从西汉的功劳、资历到东汉的门阀、门第含义的演变说明了豪强地主向门阀地主发展的趋势。东汉前期, 豪强地主已开始带有门阀色彩, 具有一定的门第观念, 选官从政已着重考察其门第。章帝在建元元年诏曰:“每寻前世举人贡士, 或起畎亩, 不系阀阅。敷奏以言, 则文章可采;明试以功, 则政有异迹。” (《后汉书·章帝纪》) 从中可知东汉用人“系以阀阅”, 影响到皇太子皇帝择婚重视门第匹配。
第三, 思想文化方面。汉初奉行的是黄老思想, 主张清净无为, 但同时作为治国的指导方针, 它也深刻地影响了西汉前期的婚姻制度。清净无为, 与民休息, 诸事简易的态度, 使西汉的婚姻风尚比较开放, 婚姻缔结时所受等级观念影响较小。自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之后, 儒学纲常学说得到充分的发展。儒学大师董仲舒论证了“君为臣纲, 父为子纲, 夫为妻纲”的三纲, 还制定“仁、义、礼、智、信”五常作为调整三纲关系的基本原则, 这是以严格的封建等级制为基本内容的伦理体系。西汉后期, 刘向撰写了完整的《列女传》, 分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七章, 从章名便可了解到西汉中期以后对女性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了。东汉以后, 儒家经典逐渐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成了国家政治和风俗习惯所依据的圣经。此时, 儒家礼制也趋向完备。东汉建初四年的白虎观会议继承和发展了董仲舒的伦理道德观, 把君臣、父子、夫妇三种人际关系及其准则正式确立为调节封建社会秩序的纲领, 从而使夫妇关系的道德规范日渐严密。此时, 我国第一部专门规范妇女行为的著作《女诫》也形成了。在这部书中, 班昭将先秦古籍和汉代大儒著作中的有关妇德礼教、三从四德等零星的思想观点集中起来, 使之系统化和理论化。《女诫》的问世说明东汉上层统治者对妇女道德的要求已十分严格, 东汉皇室纳妃不再像西汉时期那样疏阔随便, 所立后妃多出自名门世家, 受过良好的教育, 德才兼备。
总之, 汉代帝室婚姻特点随着两汉的政治、经济、治国思想的变化而变化, 表现为等级性逐步加深, 这为两晋南北朝时期重视族姓门第婚姻的出现做了良好的铺垫。两汉时期等级婚姻制注重的是相互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 两晋到唐则集中表现为族姓、门第划分。可以说, 两汉等级婚姻开启了两晋的族姓门阀婚姻。
参考文献
[1]彭卫.汉代婚姻形态[M].三秦出版社, 1988.
嬗变原因 篇2
一、青年大学生思想意识现状
作为“95后”的当代青年大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由不成熟到成熟, 思考问题从感性到理性变革的关键期, 使得一些人思想情绪波动大、知行不一、价值观念多元化, 最终导致自身价值观念嬗变。
(一) 青年大学生处于思想情感变化的矛盾期
青年时期是人的生理、心理剧烈变化的时期, 也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青年大学生的思想处于不稳定、不平衡的矛盾期, 从而导致思想情感剧烈变化。一方面, 青年大学生思想具有冲动性。虽然青年大学生是思想较为敏锐且能够直观反映社会发展状况的最敏感群体, 但是由于他们容易在没有深入了解社会现象产生原因的情况下产生冲动行为。另一方面, 青年大学生的思想具有反复性。由于面对的社会环境复杂, 加之人生经历曲折坎坷, 因此情感活动较为动荡, 价值观展现出易变性和摇摆性的特点。
(二) 青年大学生处于知行不一的困惑期
青年大学生思想品德的形成是他们内在知、情、意、信、行等诸要素辩证运动和均衡发展的过程。一般情况下, 五方面要素是处于平衡状态的, 但是由于客观环境的影响和内在因素影响, 即使一些人有着良好的认知、情感、意志、信念和行为, 也往往不能在他们身上实现完全辩证均衡的运动与发展, 突出表现为思想和行为的不一致。青年大学生普遍对社会存在发展的事物有一定的认知, 对于事物的负面影响会产生想要改变的情感意识, 但是部分人没有坚定改变的意志, 造成行为无从产生与持续;或者即使形成了促成改变的意志, 也存在不将其认知作用于实践以形成相应行为的问题, 最终不能使事物的现状得到改变。
(三) 青年大学生处于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模糊期
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国家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 我国在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优秀文化的同时, 国外各种思想文化随之而入。西方国家的价值观会影响一些学生正确价值观形成。此外, 由于一些青年大学生思想不成熟难以识别复杂的文化本质, 会在有形或无形中受到影响, 不利于自身成长。
二、当代青年大学生价值观嬗变的原因分析
一些青年大学生身心发展的局限性是其价值观嬗变的主观因素, 一些高校价值观引领能力不足是其价值观嬗变的客观因素。此外, 多元文化价值观的碰撞与冲突也深刻地影响着大学生科学价值观的形成。
(一) 青年大学生身心发展的局限性
大学阶段既是人的本质矛盾最复杂的年龄阶段, 又是其价值观嬗变的突变期, 面临着诸多矛盾且各方面处在不平衡不协调的发展状态。造成青年大学生处于这种特殊人生阶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 随着社会急剧变化, 青年大学生自身意识及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加快, 价值观处在不断变化状态。其次, 青年大学生知识经验尚待丰富, 理论思维尚不成熟, 价值评价的局限性使得他们常常看到表面现象而不能看到本质, 看到事物的多样性却看不到统一性, 不能认识和把握社会现实的变与不变, 因此不能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二) 一些高校价值观引领能力不足
人的思想品德形成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 在客观外界条件影响与主观内部因素的相互作用、相互协调和主体内在的思想矛盾运动转化过程中产生、发展和变化的”[1]。由于当代青年大学生内在的知、情、意、信、行等诸要素往往处在不平衡状态, 不能有效达到知行合一, 这就需要充分发挥高校在价值观引领方面的积极作用。然而, 当前一些高校在价值观引领能力方面却存在不足。首先, 在价值观教育理念上, 未充分展现时代特色, 不能满足青年大学生内在世界发展需要, 教育理念目标设置脱离实际情况。其次, 在价值观教育内容上, 存在过时问题, 缺乏新颖性和创新力。再者, 在价值观教育过程中, 着重讲知识内容, 缺乏实践探索。最后, 在价值观教育方法艺术上, 针对性弱, 综合性不强, 最终无法使各种方法要素形成合力以达到细致分析和巧妙解决问题的综合效果。
(三) 多元化价值观的碰撞与冲突
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发展, 我国与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域交流越发频繁, 势必会使各种思想观念产生碰撞, 从而影响青年大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形成。西方价值观“立足于个人的个体本位观和‘按自己意愿行事’的自由观, 导致一些大学生的个人主义倾向和自由主义行为方式”[2]。在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和实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 一些青年大学生只追求个人的、眼前的利益而放弃整体的、长远的利益且会把“有利、有用、实惠”作为处事原则。面对个人主义价值观和实用主义价值观并存的客观现实, 少部分青年大学生由于对价值观的判断能力与选择能力较弱, 从而影响形成科学的价值观念。
三、当代青年大学生价值观嬗变的引导策略
当前, 要使当代青年大学生形成科学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不仅要积极引导他们正确认识自我, 积极参加社会实践, 还要增强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 努力营造出良好的思想氛围。
(一) 引导当代青年大学生全面客观认识自我
当代青年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主要不是通过社会实践而是通过学习理论得来的, 学习理论对大学生主观思想和认识的形成往往具有重大影响”[3]。为此, 要加强对青年大学生的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 帮助青年大学生掌握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 不断增强他们的辩证思维能力, 使他们学会并运用客观的、发展的、辩证的理性思维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 避免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错误。具体而言, 就是注重指引青年大学生认识事物的整体性, 从全面的、根本的和长远的角度思考分析问题, 避免对客观事物孤立的、分散的、片面的认识;引导青年大学生正确认识自己, 让他们意识到自身经验尚未丰富, 理论思维不成熟, 对社会事物的认识过程是反复的, 要在这一过程中经过反复磨炼提高认识, 保持理性情感, 控制情绪并形成良好的行为, 树立并坚持正确的价值观。
(二) 鼓励当代青年大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
人们“只有通过实践使自己的感觉器官直接同对象相接触, 才能使对象的各种现象反应到头脑中, 形成一定的直接经验, 进而上升为理性认识”[4]。当代青年大学生的科学价值观形成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主客体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因而, 受到客观环境影响的这个群体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将自身与客观环境相联系以达到主客的平衡与协调, 从而产生一定的价值观念。而主体价值观念只有回到社会实践中, 才使得价值观念对实践产生巨大的反作用, 才达到价值观教育的积极作用。所以, 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使当代青年大学生牢固树立并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应鼓舞和组织这个群体积极认识和深入社会, 把握社会运行态势, 形成一定的实践行为。青年大学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了解社会现实状态, 不断调整自身思想行为以符合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最终达到知行一致。
(三) 增强当代青年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
当代青年大学生是“思维最为活跃, 接受新生事物最为迅速的群体, 其思想活动和行为方式会有很深的时代烙印, 呈现更鲜明的时代特色”[5]。鉴于此, 高校应该基于这一鲜明的特征, 根据当代青年大学生的客观实际和社会需求, 尽最大可能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生日常教育过程中, 努力做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 不断增强高校价值观教育的引领能力。具体说来, 在教育理念上, 要合理设置教育目标, 体现教育的层次性和可行性;在教学内容上, 要联系实际, 更新内容, 克服“繁、难、偏、旧”的缺陷;在教学过程中, 要注重理论联系实践, 根据青年大学生的特点讲解其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 并对其进行正面引导;在教育方法艺术上, 要创造性地采用科学的手段, 将理论灌输法与自我教育法相结合, 使他们通过自我学习和反思提高自我修养。
(四) 净化当代青年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环境
党和国家要加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6], 才能更好地应对当前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力量, 能够保持自身的主流价值体系, 促进社会和谐有序发展和保障社会群体成员的团结与稳定。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努力构建起能够引领主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必将为当代青年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思想价值观念创造有利的社会思想环境和发展条件, 进而最大程度消除外来文化的不良影响。与此同时, 党和国家在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 通过引导当代青年大学生正确认识国家变化发展的客观形势, 进而形成与社会主义本质相符合的社会价值观, 必将使他们明确自身责任和增强使命感, 更好地将个人发展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紧密结合起来, 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与要求。
当代青年大学生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 高校只有对当代青年大学生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引导, 才能更好地应对意识形态领域各种社会思潮与价值观念的碰撞与冲突, 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科学指导。
参考文献
[1]陈万柏, 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1:119-120.
[2]武燕萍.影响当代大学生思想状况的原因探析[N].中北大学学报, 2005 (4) .
[3]骆郁廷, 高飞.大学生思想认识活动的特殊性及引导[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5 (7) :115-120.
[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5]阿历克斯.人的现代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22.
中国劳资关系嬗变 篇3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应《瞭望东方周刊》撰写的文章, 向我们揭示了中国劳资关系嬗变的诸多思考。
而越来越多的事实也证明:建立良好、科学、有序的劳资关系, 关乎生产力的解放, 关乎和谐社会的建设, 关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社会就业等一系列社会难点问题的解决。
由此, 本刊愿在这些方面抛砖引玉, 以期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工资问题是劳资关系中的核心。经济学界有相当一批学者主张工资完全由市场调节, 政府不要干预。以张五常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对最低工资一直持反对态度。
理论上讲, 最低工资有不小的负面作用。但即使在最市场化的美国, 最低工资也是实施了上百年的制度。之所以接受这种制度, 是因为市场化下的劳资关系无法完全靠市场进行调节。劳资关系本身是不对等的, 有人认为市场化后, 契约自由, 来去自由, 市场自己就可以进行调节。
但市场化的平等是形式化的平等, 其实际上是不平等的。由于资本的稀缺性, 劳动者一直处于从属地位, 这种从属不仅表现在工作上, 还表现在社会地位上, 相互关系上, 甚至人身上。工人只能听从指挥, 工作期间没有自由, 因为工人把劳动力使用权让渡给了雇主, 雇主给他们工资。
如何平衡劳资关系
要平衡劳资力量, 一是政府公权力介入, 保护弱者, 比如最低工资。计划经济下, 我们控制工资总额, 不让超过;市场经济条件下, 是对最低标准的把握, 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政府的最低工资仅仅是个生存线, 并没有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要解决社会公平问题, 需要靠劳资双方的力量博弈。在对《劳动合同法》的争论中, 有人质疑《劳动合同法》保护工人权利, 平衡劳资关系的作用。我认为, 《劳动合同法》做不到, 但《劳动合同法》是个机制, 是个起点, 下一步是集体劳动关系的调整。《劳动合同法》调整的是个别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 认可、确认劳动关系, 要提高和改善这种关系, 《劳动合同法》做不到。
劳资力量的平衡除了靠政府介入外, 还靠工人形成集体的力量和雇主进行抗衡。历史发展经验很明显, 劳动者必须享有自己特定的权利———劳动者集体权利。这在国外叫劳动三权:团结权 (比如成立工会) 、集体谈判权和集体行动权。这些权利是劳资双方获得相对平衡力量的基本手段。
利益争议性质所占比例越来越大
国际上把劳资争议分成两大类:一种是权利争议, 前几年更多是权利被侵害, 比如不发工资, 不给加班费;另一种是利益争议, 几个月前的罢工既有权利争议的性质, 又有利益争议的性质。企业往往并没有侵害工人的权利, 没有不给工人发加班费, 没有不上保险等等, 但工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企业盈利, 工人工资却仍然很低。
南海本田的例子中, 并没有出现工人工资低于最低水平或者不给加班费的情况, 但工人感觉不公平, 因为企业效益很好, 而工人却没有分享到成果。本田2009年纯盈利1671亿日元, 增长将近92%, 但工资却没有动。工人现在都能得到这些信息, 他们觉得不公正, 希望得到更公正的待遇。金融风暴时, 大家风险共担, 下岗的、裁员的, 可经济上去了, 为什么工人还不能同时分享发展的成果呢?另外, 虽然2009年我们遭遇了金融危机, 但GDP增速仍然有9.3%。可工人的最低工资被冻结着, 在岗工人的待遇即便没有下降, 也只是持平。那么, 增长的9.3%去哪儿了?所以, 罢工并不是工人找合适的时机敲竹杠, 而是因为权利得不到保障。
利益争议性质所占比例越来越大, 这是工人集体意识增强的表现。
中国的集体谈判权已经比较明确
概括起来, 2010年五六月的企业罢工有几个特点:
第一, 劳资纠纷基本都是经济性质的, 比较简单, 大量发生在非公企业。
同时, 国有企业的罢工比较复杂, 往往和国企改制直接相关, 有政策和历史的因素, 涉及国有资产流失和官商勾结, 处理起来比较复杂。而非公企业, 特别是外资企业, 则比较简单。这种劳资纠纷就是未来纠纷的主要方向, 因此, 市场化下企业的劳资纠纷更加典型。
第二, 罢工具有自发性。
罢工不是工会组织的, 是工人自发的。如果工会有策略, 有斗争目标, 那可能在劳资关系中还有一些主动性, 而工人自发组织往往就是被逼无奈的最后选择。国际上, 常常是谈判不成罢工, 然后再回到谈判桌上。而在中国, 虽然有集体谈判, 但现实中往往先罢工, 再回到谈判桌上。
中国的集体谈判权已经比较明确。笔者要说的是, 工人的行动应该在法律框架内。但即使是在这个框架内, 中国工人的权利也没能实现, 因为现在的工会不能代表工人。广东省总工会主席邓维龙说, 企业工会基本都是雇主控制的工会, 一旦出现劳资冲突的时候, 工会都站在雇主一方。这次南海工人提出整改工会并不是要成立自由工会, 而是整改现有工会体制里的工会代表。
目前在中国让工人搞自由工会不切实际
外国媒体和研究者总希望工人按照西方模式实行工会多元化。但是, 在中国让工人搞自由工会不切实际, 是对工人的不负责任。笔者认为, 还是应该支持和宣传在法律框架内完善团结权、完善工会制度、改善现有工会。
政府对这个问题上的处置也基本持宽容态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南海本田罢工。笔者被工人邀请作为劳方的法律顾问参与罢工, 地方政府对此非常高兴。政府的态度比较明确, 不介入劳资纠纷, 由劳资双方自行谈判。当时, 日方有5个人, 总经理、财务科长、管理科长、技术负责人和总部的法律顾问和代表, 而工人这边都是十八九岁的小男孩小女孩。罢工是罢起来了, 但怎么收尾、怎么谈判, 工人没有经验。他们给我打电话, 说他们遇到很多法律问题, 雇方说他们违法, 他们觉得不违法, 但又说不清楚, 所以向笔者寻求帮助。
罢工最重要的一点是政府的态度。国企出现这种集体行动时, 政府往往强力介入, 私企出现这种情况时, 前几年政府为了维持稳定、保护投资, 也采取这种办法, 但现在政府清醒了, 这种办法和市场经济的规则不相符, 而且后患非常严重。
对于罢工问题的解决, 政府应该处于中立的地位, 不应该强制老板必须涨钱, 也不应该强制工人必须复工。政府如果冲在前面, 那么政府其实就在替老板埋单。本来是劳资双方的问题, 政府介入的话就把经济纠纷变成了政治事件, 变成了劳动者和政府之间的冲突。这样, 工人会把对资方的怨恨转移到政府身上。因此, 政府介入是非常愚蠢的事。南海本田事件的处理中, 地方政府非常冷静。最终, 事情处理得还是比较令各方满意的。最重要的不是工人工资涨了30%, 还是40%, 而是工人开始介入了工资的决定。
企业应有远见
中国劳动关系的转型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中国的劳资关系二十多年来也在进行市场化的转变, 但这种转变相对滞后。总体而言, 中国劳资关系的发展正在从个体劳动关系向集体劳动关系转变。任何市场经济国家都不可能靠个体劳动关系调整, 只能靠集体关系调整。四五年前, 我们做过一个国家社科重点课题, 即当代中国劳动关系的特点和趋向, 当时就提出了这样的判断。2009年, 我们做的年度劳动关系报告中也指出这种转变越来越清晰, 但是没有想到会这么快。
那么, 中国的劳工政策如何适应这种转变呢?对政府来说, 这个问题非常直接, 而对企业, 很多经济学家仅仅就经济谈经济, 忽略了企业是社会权利、法律和经济的结合。中国企业的发展过程中, 从来没遇到过对峙。劳工根本不是对手, 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就是一种成本。对此, 前几年劳工还没意识到, 或者能接受, 或者意识到了但没有办法, 但现在不是了, 国有企业和非公企业的工人对自己的身份和权利认识得越来越清楚, 所以企业要注意这个问题。
政府并不希望或者靠政府的强制力, 而是希望通过更加平和的手段, 让大家主动处理好劳资关系。企业应该对劳工有更多的人文关怀, 不仅发展企业, 同时也让劳工得到发展。《劳动合同法》就是希望稳定这种关系。并不是成本越低, 对企业发展越有利。有适当的成本, 企业才能发展, 最低成本的发展很可能最终会翻车。
如果企业有远见, 能采用工资增长机制, 人力资源管理和员工发展计划等, 是最好的局面。但中国有很多初期阶段没有越过去, 所以, 劳资关系转型后的规范化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重点。
微电影的嬗变 篇4
一、微电影的前世
许多专家学者研究微电影时, 把2010年作为微电影的元年, 把微电影作为一种全新的影视创作模式, 笔者认为是极为不妥的。微电影的定义为:微电影是指专门运用在各种新媒体平台上播放的、适合在移动状态和短时休闲状态下观看的、具有完整策划和系统制作体系支持的具有完整故事情节的“微 (超短) 时” (8-15分钟) 放映、“微 (超短) 周期制作 (1-7天或数周) ”和“微 (超小) 规模投资 (几千-数千/万元每部) ”的视频 (“类”电影) 短片, 内容融合了幽默搞怪、时尚潮流、公益教育、商业定制等主题, 可以单独成篇, 也可系列成剧。它具备电影的所有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主题、故事情节。这个定义被大多数的研究者所采纳, 并认为“三微”是界定微电影的标准。实际上现在很多微电影无论是时长、拍摄周期还是投资已超出了微电影的界定范围, 包括被誉为微电影开山之作的由中影出品的《一触即发》, 以及由筷子兄弟拍摄的《老男孩》。因此, 笔者认为这个定义是不准确的, 不能作为微电影的界定标准。
那么, 真正对界定微电影有实际意义的是:“它具备电影的所有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主题、故事情节。”以及运用了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法拍摄制作。以微电影的这个界定, 结合当前大多数微电影的创作模式来看, 微电影的前世无疑DV电影。
DV电影的创作群体包括影视导演、独立制作人、艺术家和大学生等。虽然影视导演、独立制作人和艺术家是DV电影创作的主导阶层, 但各大高校数以万计的电视编导、影视文学和新闻传播等专业的大学生才是DV电影创作的主力军。这个群体具备了剧本写作、编导、拍摄和编辑的能力, 急需通过实践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 而校园D V电影的拍摄就成了最佳途径, 于是, 以青春、梦想、爱情、友情为题材的有完整故事情节的校园DV大量产出, 各大电视台、网络媒体纷纷开设DV专栏, 为校园DV提供了播出和展示的平台, 也对校园DV的创作推波助澜, 校园DV成为DV时代最主要的创作模式, 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了微电影时代。现在, 大学生仍然是微电影创作的重要力量, 校园微电影仍然是微电影创作题材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微电影的嬗变
随着新媒体势力的崛起, 越来越多的观众, 特别是年轻观众将视线从电视屏幕转移到了电脑显示屏和移动终端, 新媒体也成为商家热衷的广告投放平台。由于不再受电视台按秒计费的限制, 商家可以在新媒体上用更长的时长从容地展示自己的产品及企业文化。以《一触即发》为代表的一批有完整故事情节、以电影艺术手法拍摄之作的广告片, 有明星参演、有故事情节、拍摄制作精良, 商业定位非常明确, 主要是针对年轻观众, 因此在新媒体上迅速传播, 对于新媒体和商家来说, 形成了双赢的局面。以此同时, 由中影与优酷网联合出品的《11度青春系列电影》在网络上走红, 其中包括点击量过亿的《老男孩》, 它延续的仍然是DV电影的创作模式, 被无数年轻DV电影创作者效仿, 掀起了DV电影创作的新的高潮。恰逢此时, 微电影的概念被提出。
微电影概念的提出, 既是为了迎合新媒体的传播方式, 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毕竟现在是新媒体时代, 新媒体已成为年轻人接受信息的主要平台。微电影把DV电影、商业广告、公益广告、形象宣传等都纳入其中, 而新媒体公司、影视公司、广告公司甚至地方政府的介入使微电影资金投入巨大, 拍摄制作精良, 微电影的时长也因各自的需要长短不一, 致使对微电影这种形式的界定却始终无法确定, 微电影的定义也无法自圆其说。但如果把定义中的“三微”标准抛开, 被纳入其中的这些微电影形式还是有共同之处的, 那就是“有主题, 有完整故事情节, 用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法拍摄制作”。虽然这种创作模式基本上是DV电影的延续, 但相对于DV电影以创作者自我为中心、以自我情感表达为主要目的, 微电影的功能已丰富了很多, DV时代向微电影时代的嬗变也是顺势而为。
三、微电影的创作模式
微电影突破了DV时代功能的瓶颈, 创作形式也呈现出多样化趋势。梳理当下微电影的创作, 主要有如下模式。
1. 电影模式。
这种类型是微电影创作的主要类型, 也是DV电影的延续。随着影视公司和新媒体的介入, 更多的专业影视编导和明星参与到了电影类微电影的拍摄制作中, 如由中影集团和优酷网联合出品的“11度青春系列电影”, 汇集了沈严、尹丽川、杨树鹏、李冯、庄宇新、肖央等一批青年导演。由优酷网2012年推出的、重点打造的微电影“美好.大师”系列, 每年邀请一些著名电影导演拍摄微电影, 集结了许鞍华、顾长卫、蔡明亮、吴念真、金泰勇、吕乐、张元等实力派导演。此外, 一些具有专业影视创作水准的知名度较低的影视业者, 鲜有拍摄电影和电视剧的机会, 想通过拍摄微电影展现自己的艺术水平、通过新媒体传播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也纷纷加入了微电影的拍摄。这些专业电影人的参与, 使得微电影的制作水准、艺术性、文化内涵和观赏性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更接近电影。
2. 商业广告模式。
在新媒体上播放的商业广告, 商家摆脱了时长限制的束缚, 不再像电视台播出的广告那样, 争分夺秒、生硬地将品牌和产品强加于观众。创作出一个引人的故事情节、把自己的品牌产品或企业文化巧妙地融入其中的模式被越来越多的商家所采用。这一模式的微电影因商家投入资金较大, 情节设计较好, 拍摄制作的质量较高, 既让观众爱看, 又能让观众了解商业信息, 常常被观众津津乐道。如《一触即发》采用了好莱坞影片的叙事风格, 扑朔迷离的情节和紧张刺激的镜头, 适时出现的凯迪拉克汽车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OPPO手机广告微电影《她/他不知道的事》, 讲述了由陈坤饰演的摄影师与江一燕饰演的模特一见倾心并相互暗恋的爱情故事, 画面清新唯美, 受到青年年轻观众的喜爱;京东的形象宣传片《为每一点喜悦》, 则在片中设计了关于爱情、亲情、友情等的多个情节, 片中每一个美好愿望的实现都有京东的身影, 展现了京东的企业文化, 也给观众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这些都是商业广告类微电影的成功制作。
3. 公益广告模式。
微电影为公益广告提供了很好的创作模式。相比较以前说教式的公益广告, 微电影围绕公益公告的主题, 创作出一个感人的故事情节, 使观众在被感动的同时, 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公益广告的观点, 教育的效果更好。作为国家级主流媒体, 央视一直是公益广告创作的领头羊, 凭借强大的影响力和优秀的创作团队, 央视不断通过公益公告推行主流价值观, 引导着人们爱国、爱家、感恩、友善, 这其中以“家”为题材的让观众印象最深、最能打动观众。如, 央视春节期间播放的《回家》系列公益广告微电影, 设计了四个回家过年的故事, 四个不同的家庭, 四段不同的回家艰辛历程, 传递给观众的是家里的温暖和团聚的喜悦, 以及浓浓的年味, 深深地感染着每一个观众。此外, 央视的《老爸的谎言》《妈妈的等待》《打包》等, 都是感人至深的公益广告微电影。通过微电影的形式, 把要表达的公益主题, 通过情节巧妙地设置其中, 去触碰观众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既感动了观众, 又让观众从中受到教育和启迪, 无疑, 微电影是公益广告最好的传播形式。1
4. 形象展示模式。
无论是电视媒体还是新媒体, 形象展示模式都是较为活跃的微电影模式。无论是城市、村镇、风景名胜, 还是企业、单位、学校甚至个人, 都抛弃了以前形象展示所采用的专题片的方式, 纷纷采用清新灵活的微电影方式, 通过人物的引导和故事的展开, 艺术地展示各自的形象。国内首部以城市微电影的形式出现的是由合润传媒与凤凰网联合出品《相约山楂树》, 讲述的是男女主角在看过电影《山楂树之恋》后, 通过网络相约从不同的城市来到宜昌, 寻找山楂树、寻找真爱的故事, 用以推介宜昌的城市风貌和旅游资源。该片借助张艺谋电影《山楂树之恋》的热播, 在网络上播放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极大地提升了宜昌的城市知名度, 也引发城市微电影拍摄的热潮。2013年初, 苏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和苏州日报报业集团联手打造了国内第一部官方城市形象微电影《苏州情书》。该片纵览苏州千年文化精髓, 艺术地呈现了东方水城的人文风情, 展现了苏州与众不同的城市特质, 在“情调苏州”的官方网站和官方微博、各视频网站还有CCTV-6“爱电影”栏目等多个平台播出, 广受赞誉。3此后, 通过拍摄城市微电影来宣传城市形象也成了地方政府考虑的一个方向, 一批由各地政府主导拍摄的构思巧妙、创意新颖、制作精良的城市微电影推出, 收到了观众和网友的好评, 对展示城市形象、表现城市人文精神、推介城市文化起到了积极地作用。
微电影并不是一种全新的电影创作模式, 它是由DV电影演变而来, 并加以发展的。虽然微电影至今无法准确界定, 但作为一个概念它已被大家所接受。今后, 随着智能化终端的进一步普及, 年轻观众在新媒体环境下对视频快餐化、碎片化消费习惯的养成, 特别是90后、00后成为新媒体视频的主要消费者后, 微电影才可能会真正符合“三微“的界定标准。
注释
11 .张琪:《当下国内公益广告的家庭伦理主题诉求研究——以央视近五年“家”主题公益广告为例》, 西北大学, 2013.
中国入世十年嬗变 篇5
★出口增长4.9倍, 进口增长4.7倍,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
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7 595亿美元, 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40%以上, 2010年达到688亿美元, 居世界第五位。
工业增长近2.7倍, 制造业进出口总额增长近5倍, 全球第一。我国汽车总产量增长6.8倍, 年产突破1 827万辆, 居世界第一。
农产品出口增长近3.1倍, 达到520亿美元, 为世界第三大农产品贸易国。
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长4倍, 成为世界第三大服务进口国和第四大服务出口国。保险业总资产增长近10倍, 银行业总资产增长3倍, 电信业务总量增长6倍。
★10年前, 中国刚开始参与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时蹒跚学步, 如今已成为该机制的积极运用者, 成功处理了与主要贸易伙伴的重大双边经贸摩擦。迄今, 中国作为当事方应对和处理了31起争端, 作为第三方参与了87起争端。
★世界也分享了中国的发展红利。
中国平均每年进口7 500亿美元的商品, 为贸易伙伴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和投资机会, 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累计汇出利润2 617亿美元, 年均增长30%。
乡村卫生室的嬗变 篇6
近年来利川市稳步加大对村卫生室建设的投入, 基础设施得到极大改善。今年, 市政府又建设60个“五化”村卫生室作为十大民生工程来抓, 2014年10月底前全部投入使用。针对全市288个尚未达标的村卫生室, 该市计划今年达标60个, 2015年达标70个, 2016年达标80个, 2017年达标78个, 探索建立多种机制, 逐步消灭空白村。
镜头一:就医环境得到改善
“这两年村里变化真是大, 现在又修了这么漂亮的村卫生室, 看病方便多了, 每天傍晚还可以到卫生室前的小广场跳舞健身, 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像城里人一样了。”忠路镇花台村村民李菊兴奋地说。
以前, 该市大部分村卫生室基本没有单独的诊断室、治疗室等, 部分村卫生室仅配有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计这“老三件”, 村民就医环境简陋。为彻底改变这一状况, 改善村民就医环境, 2011年争取中央投资64万元, 建设村卫生室16个;2013年争取中央及省级投资135万元、自筹28万元, 改扩建27个村卫生室、新建4个村卫生室;今年, 中央及省级财政共投资300万元、市政府投资200万元, 专项用于60个村卫生室达标升级建设。新 (改、扩) 建的村卫生室统一样式、统一标志、统一规范设置, 并添置崭新的办公桌椅、病床、电子显示屏等, 配备体温计、听诊器、出诊箱、身高体重仪、心电图仪、氧气袋等基本诊疗设备。
“华丽转身”后的卫生室, 基本达到了“产权公有化、建设标准化、服务规范化、运行信息化、管理一体化”的标准, 就医环境大大改善。“现在每天来看病的村民达到20人左右。”杨家坡村卫生室村医吴光敏说。
镜头二:医疗水平得到提升
为了提高村医的服务水平和能力, 利川市卫生计生部门定期组织村医培训, 各乡镇卫生院也采取每月例会制度“以会代培”。同时, 按季度进村督导检查, 手把手地对村医进行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的业务知识培训, 全方位提高村医服务能力。
今年3月, 对全市乡村医生分三期进行了轮训, 截至目前, 全市乡村医生取得乡村医生及以上执业资格的807人, 占总数的95.5%。
同时, 该市严格按照《执业医师法》和《乡村医生从业管理规定》, 建立健全符合村卫生室功能定位的规章制度和业务流程, 加强对乡村医生的从业准入管理, 坚决打击非法行医行为。加强乡村医生人才队伍建设, 建立健全年度培养培训制度, 强化管理指导, 规范执业行为, 不断提高服务管理水平。2013年, 市卫生计生局选派25名空白村的初 (高) 中毕业生到州卫校参加农村医学和中医专业学习, 学制三年, 毕业后分配到空白村卫生室从事村医工作。今年, 该市将再派送15名空白村的初 (高) 中毕业生到州卫校学习, 以逐步解决空白村问题。
现在各村都实行“村医签约服务”, 村民自主选择辖区内自己信任的村医签约, 签约内容包括基本医疗服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健康体检、转诊服务四大项。每天一大早, 凉雾乡旗杆村卫生室候诊厅就陆陆续续有前来看病或体检的村民, 他们说, 我们村里自己的医生服务态度好, 医术也不错, 在家门口看病方便, 有点头痛脑热的病随时就解决了。
量体温、测血压、打针, 走进凉雾乡纳水村卫生室, 村医杨丽叶忙得不亦乐乎。正在打针的村民黄东海说:“从我家到卫生院有18公里路, 坐车一个来回路费就要四五十元。现在好了, 村卫生室就在家门口, 又干净又敞亮, 村医服务态度也好, 药费也便宜, 既节约路费又省时间, 真好!”
镜头三:村医待遇得到保障
除了基础设施的改善, 村医的待遇也得到保障。该市通过多种投入渠道, 加大对乡村医生的补助力度, 确保每人每年不低于2.2万元。其中, 对实施基药制度的乡村医生每人每年落实5000元补助、运行经费补助6000元、一般诊疗费补助人均5元、基药配送费分别为每月80元或120元。2013年, 全市实际补助727.69万元, 平均每个村卫生室1.17万元。同时, 按照《关于进一步落实乡村医生补偿政策提高乡村医生待遇的通知》 (鄂卫生计生发〔2013〕3号) 精神, 为村卫生室统一购买年投保额为1200元的医疗责任险, 保费由市政府和村卫生室各负担50%, 实现村卫生室单次事故最高赔偿额15万元、累计赔偿额30万元, 极大提升了村卫生室有效抵御医疗风险的能力。同时, 该市创新推进“村医进村班子”工作, 进一步提升村医收入水平。通过政府资助与乡村医生自筹相结合方式, 建立健全乡村医生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妥善解决乡村医生养老问题, 以吸纳更多卫生人才扎根基层, 稳定乡村医生队伍。
曹操文学形象的嬗变 篇7
一
曹操,生于公元155年,卒于公元220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本姓夏侯,字孟德,又名吉利,小名阿瞒,沛国谯郡(今安徽亳县)人,出生自大官僚地主家庭,长子。因其父曹嵩是中常侍曹腾之养子,故改姓曹。曹操身长七尺,细眼长须。自幼放荡不羁,但很有才华,足智多谋,善于随机应变。鲁迅先生曾说:“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这样的评价倒是和曹操刚刚去世时人们对他的评价比较类似,在曹操刚死的一段时间,曾经在魏国出现过一阵吹捧他的热潮。曹植在《武帝诔》中描述了曹操下葬时的情景:“华夏饮泪,黎庶含悲”“兆民号眅,仰诉上穹”。这里固然有曹植故意抬高自己父亲的成分,但是在当时魏国境内的各种文学作品中,曹操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随后在陈寿所编的《三国志》里,对曹操的评价依然很高。《三国志·武帝纪》中,陈寿大力宣扬了曹操的文治武功和卓越的领导才能。如《武帝纪》结尾所述:“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陈寿对曹操“鞭挞宇内”的统一事业予以肯定,称他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而对曹操的缺点陈寿却不着痕迹,轻轻带过。如他在说曹操“少机敏,有权术,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的同时,又说“惟梁国桥玄、南阳何眃异焉。玄谓太祖曰:‘天下将乱,非命士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赞扬。
陈寿之后,陆机对曹操的评论对后世也有一定的影响。陆机曾任晋朝的著作郎,他在“游乎秘阁,而见魏武遗令,怅然叹息,伤怀者久之”后,写下了著名的《吊魏武帝文并序》,称赞曹操“接皇汉之末绪,值王途之多违。伫重员以育鳞,抚庆云而遐飞。运神道以载德,乘灵风而扇威。……扫云物以贞观,要万途而来归。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齐晖。……威先天而盖世,力荡海而拔山。厄奚险而弗济,敌何强而不残。……”。由于受文体的限制,这里对曹操的评价都是赞扬溢美之辞,比较片面,因此不足采信。陆机在其另一篇文章《辨王论》中曾说:“曹氏虽功济诸夏,虐亦深矣,其人怨。”这一评价还是比较中肯的,曹操在天下大乱之际一统北方,不论经济政治都颇有建树,可以说是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但就是因为“虐”太深,才导致百姓对其怨声载道。
二
西晋张辅,应该是高举尊刘贬曹大旗的第一人。他在《名士优劣论》中,把刘备与曹操作了全面的比较,他说:“董公仁,贾文和恒以佯愚自免。荀文若,杨德祖之徒多见贼害。孔文举,桓文林等以宿恨见杀。良将不能任,行兵三十余年,无不亲征。功臣谋士,曾无列土之封,仁爱不加亲戚,惠泽不流百姓。岂若玄德威而有思,勇而有义,宽弘而大略乎”。张辅认为曹操最恶劣的品质就是多疑、暴虐,而“威而有思,勇而有义,宽弘而大略”的刘备才是他心中真正的名士。
东晋习凿齿在张辅“尊刘抑曹”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将曹氏贬的一无是处。他主要的观点有二:其一,以蜀汉为正统。其二,他认为“汉亡而晋兴”。他认为魏没有资格继承正统,认为“皇晋宜越魏继汉”。他甚至连司马氏曾为魏臣都不承认,说“宣皇祖考立功于汉”。(宣皇指的是司马懿,司马炎即帝位后追封他为高祖宣皇帝)
曹操的形象在南朝中的宋代也有所发展,刘宋的临川王刘义庆在其所编的《世说新语》中记载了不少曹操的故事。但大多数都是“数曹之非,揭曹之短”的,《假谲篇》第二十七所载:“魏武常谓人欲危己,已辄心动,因语所亲小人曰:‘汝怀刃密来我侧,我必说心动,执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无他,当厚报。’执者信焉,不以为惧,遂斩之。此人致死不知也。左右以为实。谋逆者挫气矣。”由于刘义庆特殊的政治地位,因此他的观点基本上代表了南朝统治阶层对曹操的态度。而《世说新语》中所载的小故事也为《三国演义》直接提供了不少鲜活的素材。
到了唐代,人们对于曹操的评价总体来说是褒贬不一的。唐太宗李世民在《祭魏太祖文》中,虽然称曹操“雄武之姿”,还将他于伊尹、霍光相提并论,称其为“国之栋梁”,肯定了他的匡正之功;但与此同时又说曹操“观沉溺而不拯,视颠覆而不持。乖徇国之情,有无君之迹”。句中这个“乖”字非常形象的刻画了曹操的野心,明喻曹操所作所为的出发点不是为了匡扶汉室,而是为了一己私利。后面一句“有无君之迹”更是直白地将曹操“奸臣”的形象公诸于众。由于李世民的特殊身份,唐代士人对他是十分尊崇的,因此他对曹操的看法基本上为唐人所认同。
宋代司马光在其编著的《资治通鉴》中的不少地方对曹操都带有明显的“非其不轨,卑其为人”的倾向。在对曹操杀杨彪一事的选材上,司马光没有使用语焉不详的《三国志》,也没有使用立场较为中立的《孔融传》注引《续汉书》的说法,而偏偏使用《后汉书》的记载:“时袁术僭乱,操托彪与术婚姻,诬以欲图废置。奏收下狱,劾以大逆。”小小一个“诬”字,却将曹操蓄意陷害他人的小人形象刻画的淋漓尽致,实在是精彩。
到了南宋,曹操的形象更是江河日下,这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密不可分。无论是士大夫还是平民百姓,都对曹操极为仇视。朱熹为了将曹魏斥为篡逆,甚至不惜明目张胆的篡改历史。朱熹在其所著的《通鉴纲目》中,将《资治通鉴》中以曹丕“黄初”承汉“建安”改为刘备的“章武”承汉“建安”纪年。朱熹还在他的《朱子语类》中说:“曹操作诗必说周公,如云‘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又《苦寒行》云:‘悲彼东山诗’。他(指曹操)也是做得个贼起。不惟窃国之柄,和圣人之法也窃了”由此可见,曹操在朱熹心中就是一个地地道道得“盗贼”。
三
曹操的形象发展至此,离《三国演义》中所刻画的曹操也就不远了。在元明时期的学者士人心中,曹操形象基本趋于一至。概括起来即是“肯定其才能,诽议其为人”,如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魏武帝集题辞》中说曹操“乐府称绝,文章瑰玮”“汉末之名人,文有孔融,武有吕布,孟德实兼之”,此评价不可谓不高。在评论其为人之时又说曹操“称王谋逆,甘心做贼”,贬的也不可谓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