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和嬗变（共8篇）
发展和嬗变 篇1
我国的武术文化博大精深, 在原始社会蚩尤和黄帝的部落军事战争中就已经形成了武术的雏形。伴随着冷兵器时代的长期发展, 以武术竞技为代表的军事实力一直为封建王朝所重视。但自清末鸦片战争爆发以后, 西方的船坚炮利击败了晚清赖以维持的传统军事制度, 作为晚清军事制度支柱的武术也因武举制度的废除逐渐与军事相分离, 走向了民间化和大众体育的道路。中华武术文化在清末实现了其向近代化的艰难转型, 并成为中华民族的国粹一直延续至今。
一、清末武术文化的发展背景
武术作为我国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 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武术在功能上以格斗和健身为发展起点, 最早起源于原始社会蚩尤和黄帝的军事战斗中。春秋战国时期, 武术的攻击性得到进一步的彰显, 铁器的广泛使用拓展了武术的攻击范围。在冷兵器时代以身体格斗和器械辅助为主的军事战争中, 武术作为主要的战斗技巧被广泛应用在军事活动中, 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封建时代的军事操练和战斗技术都离不开武术在军事训练中的普及, 所以, 虽然我国封建王朝不断兴衰更替, 但是武术作为国家暴力机关赖以增强军事力量的后盾, 受到历朝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重视。到秦汉时期, 徒手搏斗形式增加了角抵和手搏, 丰富了武术的表现形式。西汉、三国时期的武舞盛极一时, 剑器也成为流行的兵器, “项庄舞剑, 意在沛公”的典故可以看出当时军中对武术舞蹈发展的描述, 武术开始增加表演性质的外在表现形式。南北朝时期, 随着各民族的相互融合, 武术——作为各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交流和融合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南北朝时期佛教和道教思想的广泛传播与我国传统武术逐步合流, 佛教和道教文化从此融入了武术体系, 让深具文化底蕴和哲学内涵的中华武术大放异彩。唐朝武则天长安二年, 公元702年, 唐朝统治者为了选拔专门的武艺人才首创了武举制度, 将民间的武术高手经选拔进入军事队伍, 开创了平民凭借武术技巧晋身致贵的途径, 为民间武术的勃兴提供了政策的土壤, 习武之风深植朝野。两宋时期, 战争频仍, 民族矛盾激烈, 统治者更加重视军事训练, 进一步推动了武术运动的发展[1]283。即使在元朝——为建立稳定的异族统治秩序——虽然禁止汉族民间武术的传播, 但在军事训练中也对武术的发展予以不遗余力的支持, 并凭借元朝骑兵强悍的战斗力拓展了广阔的疆域。明清时期是我国武术发展的鼎盛时期, 各种武术拳种纷至沓来, 各家武术门派林立, 武术理论日益完备, 武术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 晚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打碎了, 冷兵器时代以武术为标志的“八旗”军事制度在近代洋枪大炮面前遭到了惨败。清末政府被迫改革军事制度, 下放军权、废除武举、开办教育, 振兴军事, 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 中华武术与军事逐渐分离, 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武术民间化和大众体育的道路。
二、清末武术文化的嬗变
清末“八旗”军事制度的破产和新式军队的构建, 使得传统武术与军事被迫分离。尤其是武举制度的废除和传统军队的式微, 对清末武术的民间化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清朝武举制度废止于1901年, 结束了武术人才在军事上的选拔机制, 对我国武术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 武举制度的废除导致我国军事武术人才的断层, 新式军队更加注重枪炮和操练的运用, 我国近代军事人才不再追求武艺的精湛, 而是追求枪炮的娴熟运用。另一方面, 武举制度的废止直接导致中国武术退出军事领域, 断绝了武术人才武举入仕的途径, 为大量武术人才向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条件, 尤其是武术开始与近代学校的体育教育相结合, 焕发了中华武术近代化转型的新途径。
第一是清末武术开始走向社团化。在洋务运动时期, 晚清王朝在“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 引进西方体操和新式军队操练方法, 在中国引发一股强国强种的尚武思潮。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为武术的大众化传播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后来在维新变法过程中, 尚武思潮为更为具体的军国民体育思想所取代, 主张在“尊君、爱国”的指导下, 培养军事国民, 接受军事训练, 军国民思想在1903年颁布的法令中正式为官方所确认。在这样保家卫国、抵抗外辱的国家危难的背景中, 人民求进步, 社会求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以霍元甲、黄飞鸿和“大刀王五”为典型的一大批清末爱国武术家的英雄事迹变成了振奋民族精神、砥砺朝野士气的爱国主义教育。在当时这些著名武术家的带动下, 许多大城市纷纷建立了以武术家为首、革命家支持的武术社团, 为广大武术爱好者提供了强身健体、切磋武艺和报效国家的方式。上海等地成立的体操会、体育会和尚武会以及后来成立的精武体育会、北京武术体育会等都是武术走向社团化的典型方式, 在其他地方如天津、河南、山东和四川也有许多著名的武术社团。武术社团的兴起为清末武术的社会化开辟了新的路径。
第二是清末武术开始走向大众体育。我国传统武术有很强的封闭性, 很多武术的传承都是家族内部子承父业, 代代相传, 很容易造成武术的断流和灭绝, 影响了武术文化的广泛传播。清末面临的国破家亡、外敌入侵的境遇, 迫使很多民间武术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 并且逐渐向大众体育发展, 广大民众开始练武强身, 抵御外侮, 义和团运动在大江南北的广泛兴起, 为武术走向大众体育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众宣传和普及。武术成为当时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媒介, 武术之中蕴含的勤奋刻苦、自强不息、谦虚诚信和勇敢拼搏的内涵成为当时民众津津乐道的大众体育精神, 成为民众表达爱国热情的重要方式。
第三是清末武术开始走向新式教育。清末新政时期, 清政府面临旧的教育体制对人才的束缚, 开始探索新的教育改革。1905年, 绵延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清政府建立了仿效西方的新式学堂, 开辟了旧式书院向近代教育的转型。与之相适应的是官方规定各类学校需开设体育课程, 并明令教授旧有的武技。武术进入近代教育是我国武术发展史上的重大里程碑, 这不仅扩大了武术传播的范围, 系统继承了武术的发展事业, 促进武术自身的发展, 而且武术教学方法和内容的改革, 都使得武术逐步适应了近代体育的发展, 为武术的继承和发展做好了全面的准备。
三、现代武术对清末武术的继承和发展
虽然清末武术已经进入新式教育的课堂, 但由于时局动乱, 武术的传承事业迅速夭折了, 在清末和民国时期, 我国的武术事业多数处于自发状态。直至新中国成立, 在1958年中国武术协会在北京的成立, 我国的武术事业才在新生政权的支持下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进程。
一是清末武术文化的整体化发展。武术的整体化发展, 一方面意味着我国武术的发展要适应社会的整体环境, 如果武术的发展不能与时俱进, 就会如清末武举制度的废除一样, 成为历史的淘汰品。武术必须有其特定的社会功能, 才能成为不断发展的动力。武术也必须保存我国的民族特色, 挖掘内在的文化价值, 才能成为民族的代表性。另一方面, 清末武术文化的整体化发展还意味着我们要全面继承武术, 我国武术流派杂多, 包含了现代的竞技武术和传统武术等[2]70。建国后我国用整体化的思路继承和发展了各门各派的武术, 坚持了传统武术和竞技武术并行发展的理念, 这是对我国传统武术文化继承和发展的正确路径。
二是清末武术文化的国际化发展。中华武术从家族走向校园, 从校园走向大众, 从国内走向国际, 是中华武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清末的武术文化走到了校园, 部分走向了社会大众, 而在新时期将武术文化推向国际化是清末武术文化发展的未来趋势。20世纪90年代武术成为亚运会重要的表演项目, 2008年, 武术作为比赛项目首次进入奥运会。我国传统武术在现代焕发了新的生机, 健身、表演和技击成为主流的功能。我国武术的特点和世界各国武术对我国武术的认可, 是我国武术走向世界和现代化体育的重要基础。在我国武术国际化发展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遭遇西方的竞技体育的评价标准。相较于我国武术文化, 西方体育文化更加侧重锻炼的科学方法, 强调竞技的外在形式。而我国武术在长期发展中, 强调内在修养和外在表现的和谐, 尤其是在武术文化与佛教、道教文化合流之后, 中华武术更注重习武者自身人格素养的提高。因此, 我国传统武术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3]67。为了适应武术国际化的发展, 我国形成了以竞赛套路为主的传统武术和以武术散手为主的现代武术格局, 这两种武术形式既保留了我国传统武术的精髓, 又逐步与现代体育接轨, 为武术的世界性传播奠定了基础。
三是清末武术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清朝武术主要是军事功能, 武举制度废除后, 习武者开始自谋出路, 创建了武术多元发展的新格局。武术的多元发展源于武术功能的多元化, 武术除了传统的强身健体和防身技击的功能外, 还能够修身养性、武艺竞赛和表演欣赏, 这为武术的多元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 我国现代武术的发展, 也根据社会对武术的需求的不同产生了武术的不同发展方式, 逐步开办了以强身健体为目的的武术健身辅导馆, 以竞技武术为目的的武术体育院校, 以修身养性为目的的太极拳训练班等, 实现了武术功能的分流和大众化发展, 也因此, 中华武术得到了多层次、多领域和多元化的发展。
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 清末的武术文化在现代形成了很多嬗变和发展, 我国的武术文化也在传统的基础上作出很多的创新和改革, 逐步将我国国粹武术推向了奥运会和世界舞台。我国清末传统武术中的强身性、竞技性和欣赏性得到深层次的挖掘和开发, 使得清末武术文化更加适应现代体育精神, 并向大众化和普世价值转变, 为中华武术的世界化带来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程大力.中国武术:历史与文化[M].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5.
[2]张志雷.中华武术的历史流变[J].兰台世界, 2011 (6) .
[3]黄军.中华武术文化的历史发展与现代流变[J].兰台世界, 2011 (11) .
发展和嬗变 篇2
易哲学发展史之一嬗变--陆王心学的易哲学思想探析
陆王心学的易哲学思想的出现,伴随了一定的时代特点,可谓是易哲学史上继王弼义理易之后的一次深刻嬗变.这表现为其以心释易统易、工夫简易直截的`鲜明特征,其中蕴涵了心学派易学对象数易及程朱义理易的解构以及为一般易学研究所忽略的易佛沟通问题.从陆王心学的易哲学思想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心学在宋时的诞生以及它最终的衰微,同样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它在解构“传统”易学的同时也解构了自身.
作 者：杨月清 YANG Yue-qing 作者单位：上海理工大学,社会科学部,上海,200093 刊 名：周易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STUDIES OF ZHOUYI 年，卷(期)：2005 “”(5) 分类号：B248.2 关键词：象数易 程朱 义理易 佛禅 以心统易 简易工夫发展和嬗变 篇3
一、可持续发展思想渊源及其他
1968年4月, 意大利、美国、日本等国专家发起成立民间国际学术组织罗马俱乐部。他们写出十几份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综合性研究报告, 最著名的是1972年发表的《增长的极限》 (以下简称《极限》) 。该报告说:“人类社会的发展由人口激增和加速发展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资源消耗和环境恶化五种互相制约的因素构成。”“这五种增长趋势到21世纪会达到极限”, “为了使人类免于毁灭性的灾难, 就必须让经济发展绝对服从环境保护的需要。”[2]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深受该报告的影响。《极限》提出的增长超过极限将导致全球性危机的警告具有科学意义。
1970年3月, 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关于公害问题的国际座谈会上, 一位环境法教授提出了环境权的理论:“我们请求, 把每个人享有的健康和福利等不受侵害的环境权和当代人传给后代的遗产应是一种富有自然美的自然资源的权利, 作为一种基本人权, 在法律制度中确定下来。”[3]1972年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中有类似的规定。1987年,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应联合国大会的要求, 提出了20万字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 其中为世界各国的环境政策和发展战略提出了一个基本的指导原则即“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战略, 被认为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转变。”[2]“可持续发展”思想渊源于此。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要一步。
1992年5月22日,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简称《公约》) 达成, 并于6月4日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发大会 (地球首脑会议) 上通过。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 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公约“定了一个原则, 就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3]1995年3月28日, 首次缔约方大会在柏林举行以后, 每年都召开缔约方大会。1997年12月11日, 第三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 通过了《京都议定书》 (简称《议定书》) , 它规定了2008—2012年间主要工业发达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百分比。2007年12月, 第13次缔约方大会在印尼巴厘岛举行, 形成了“巴厘岛路线图”:把公约和议定书的基本原则化为具体事项, 强调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同时“把美国纳入进来”。“由于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 美国如何履行发达国家应尽义务一直存在疑问。”[4]美国的说辞是, 虽然它排放的温室气体接近全世界总量的五分之一, 但是它创造的物质财富总量在1/4以上, 就是说它的效力和能源利用率是高的。由于美国打退堂鼓, 可以说公约和议定书的部分效力待定。
2009年9月, 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召开。同年12月,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即《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 在哥本哈根召开。“世界上从来没有一次会议能像这次引来如此关注的目光”, 因为人们认识到人类需要“修正行为、恢复理性, 以保证自然的永续和人类的永恒。”[5]在被认为是“拯救人类最后机会”的歌本哈根会议可能面临无果而终的关键时刻, 温家宝总理代表中国政府以卓有成效的努力推动了《哥本哈根协议》的达成。联合国纽约气候变化峰会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可谓“世界气候变化两会”。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众多国家领导人出席这次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峰会本身就表明了人类所面临的气候变化挑战的严重程度”。他还说:“超过13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出席气候变化大会, 这在联合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最大规模”与“史无前例”的“气候变化两会”提醒我们:人类遭遇的威胁之严重。半个世纪以来, 从民间学术组织到气候变化峰会, 从数年一次的环境会议到一年一度的气候变化大会, 从泛泛而谈到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实行量化的节能减排, 这是国际社会探索人类生存与社会发展的路径, 可谓“数”途同归:以应对气候变暖为着眼点, 以节能减排为着力点。江泽民谈到中国环境保护时指出:“要更多地考虑国际因素”[6]。上述若干国际会议和多边协议构成的“国际因素”对中国环境保护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嬗变及其他
2009年9月, 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三十七年来, 从斯德哥尔摩到里约热内卢, 从京都议定书到巴厘岛, 我们为保护全球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共同努力, 取得显著成就”, “气候变化没有国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 “中国高度重视和积极推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战略任务, 强调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7]其中回顾了世界环境保护工作的三次跨越, 同时包含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建设思想。胡主席的讲话有理有节, 先强调“发展中国家应该”“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后指出“发达国家应该承担起责任, 向发展国家提供新的额外的充足的可预期的资金支持。”“这是对人类未来的共同投资”[7]。胡主席的讲话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理所当然地引来满“峰会”喝彩。
1972年, 联合国召开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中国刚恢复联合国席位, 收到了这次会议的邀请。当时国内的宣传口径是:环境问题是资本主义典型的社会弊病, 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够承认也有环境污染问题呢?”[8]中国政府犹豫一番之后, 还是派出代表团出席会议, 并在会上首次归纳了环境保护的三十二字方针:“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在政治动乱、困难重重的年代里, 在周恩来总理的领导和关怀下, 1973年8月, 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 并拟定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 (试行草案) 》。两个举措表明中国顺应世界环境保护潮流, 标志着中国环境保护立法开始孕育。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逐步地艰难地走向有序开展。1983年12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针对环境问题的严重性确定了环境保护同人口问题一样是一项基本国策, 确立了“三同步”和“三统一”原则:“经济建设、城乡建设与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 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统一”。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以后, 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进入了全方位快速推进时期。我党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远远早于“建设生态文明”口号的提出, 可以说1972年就已经开始, 而口号的提出正是不断探索的成果。
1991年起的十几年来的每年初, 中央都召开的“座谈会”, 构成了一个系列。第三代中央领导核心江泽民和继任总书记胡锦涛到会讲话。第一阶段 (1991—1996年) :会标为“中央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 “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为子孙后代创造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环境”[6]。江泽民在谈人口控制问题紧迫性的同时, 要求我们十分重视环境保护以确保可持续发展。第二阶段 (1997—1998年) :会标为“中央计划生育与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由于人口众多是导致环境问题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所以原先的会标改为包括主题词“环境保护”。“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都很重要, 都关系到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 都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6]“三都”之说把两项工作完全并列。“建设和保护良好的生态环境, 是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大事”, “要坚持不懈地搞好生态保护工程”[6], “生态保护”的内涵比“环境保护”丰富。江泽民本阶段的讲话既纵向地强调保持可持续发展, 又横向地全盘考虑人口资源环境。第三阶段 (1999—2002年) :本阶段会标为“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江泽民强调必须“保护自然资源, 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6]系列座谈会在称谓上完成了由一者 (“计划生育”) 向二者 (“计划生育与环境保护”) 进而三者 (“人口资源环境”) 转化, 会标明义, 讲话的主题进一步凸现。直至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高瞻远瞩地提出“建设生态文明”。
江泽民在系列座谈会上的讲话由包括环境保护向突出生态保护转而提出走“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生态文明的理论形态呼之欲出。在后来接着召开的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座谈会上, 胡锦涛又发表了与时俱进的讲话, 其要点逐步凝聚成和谐社会观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 科学发展比可持续发展更缜密, 是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嬗变、推进, 为提炼生态文明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
三、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升及其他
环境保护问题已经不是部门工作, 而是关系到全局、大局和长远, 需要从文明和生产力的高度宏观地看待。“保护环境的实质就是保护生产力。环境意识和环境质量如何, 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6]“人类共同生存的地球和共同拥有的天空, 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保护地球, 需要各国共同行动。”[6]江泽民的本篇讲话与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有内在的联系。“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环境, 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以浪费资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 发展就不可能持续。”[6]江泽民辩证地论述了环境保护对于持续发展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初, 邓小平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进入21世纪, 我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在“两个文明”的基础上, 在十六大政治报告中重提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文明”的概念。因此, 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三个文明”共同发展。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 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又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重要内容。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 对文明的认识是步步深入、日臻全面, 发展到在党的文献中出现“四个文明”。未来, 中国将长期坚持“四个文明”一起抓。
我们党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是非常之重大的。 (1) 提出生态文明建设, 是我党对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历史性把握, 是具有前瞻性的一种重大的理论创新, 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最新的成果。 (2) 提出生态文明建设, 是中国消除环境资源威胁,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实践性提升。面对当前的环境资源问题, 我们必须调整经济结构, 转变增长方式。 (3) 提出生态文明建设, 不仅关乎中华文明的世代延续, 也是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中国占世界人口22%, 这样一个群体形成良好的生态文明的发展模式, 就是对人类的贡献。 (4) 提出生态文明建设, 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许多精辟的论述, 今天我们就是要发扬光大这种生态文明观。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第四种形态。与“生态文明”相关的概念不胜枚举, 包括:以“生态”为前缀 (词头) 的概念:生态平衡、生态工程、生态环境、生态科学、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生态系统等;以“绿”和“绿色”为前缀的概念:绿色 (下转16页) (上接4页) GDP、绿色经济、绿色发展、绿色核算、绿色统计、绿色消费等;还有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生态文明”几乎囊括了这里列举的若干相关概念的内涵, 同时又是高度浓缩的朗朗上口的, 因此它是一个纲领性的可以跨越国界和年代的概念。
“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09年9月11日印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口号》第13条。本口号简洁明了地指出了中国未来较长时期的几项任务, 有人称之为“六大建设”。在接着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中提出了“五大建设”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 。四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党的建设”是会议的主题。因此, “六大建设”与“五大建设”是一致的。“以及”作为连词一般是连接并列的词或词组 (前面的往往是主要的) , 但在“五大建设”和“六大建设”中的“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没有其他“建设”重要。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 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 建设科学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状况支撑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其核心是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落实及其成果的反映, 它摒弃人类破坏自然、征服自然、主宰自然的理念和行动, 倡导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合理利用自然, 并主动开展生态建设, 实现生态良好、人与自然和谐。关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探讨充实了生态文明理论, 生态文明理论丰富了我党构建的社会主义文明体系。
参考文献
[1]江泽民文选:第1卷 (1989—2008)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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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郑国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千方百计服务民生[N].学习时报, 2010-05-24.
[4]徐华清.减排目标:推进全球清洁技术合作[N].光明日报, 2009-12-07.
[5]肖国忠.让哥本哈根托起人类的明天[N].光明日报, 2009-12-14.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江泽民思想年编 (1989—2008)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231-613.
[7]胡锦涛.携手应对气候变化挑战[N].光明日报, 2009-09-23.
发展和嬗变 篇4
一、改革开放三十年, 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家庭结构的变化
在罗马, Famulus (家庭) 的意思是一个家庭奴隶, 而Familia则是指属于一个人的全体奴隶。罗马人用Familia一词表示父权支配着妻子、子女和一定数量奴隶的社会机体。对家庭含义本质的认识是从近代才开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 即增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 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家庭。” (1) 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 家庭是“肉体生活同社会机体生活之间的联系环节”。从这种意义上来说, 家庭不仅仅是指生活在其中的家庭成员, 更是指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由于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 市场经济下商业社会按照财富和地位形成的权利结构重新解构和重组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而作为社会最基本组成的家庭, 其结构也发生了方方面面的变化。
(一) 家庭结构多样化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 历来以大家庭为荣, 主张三代同堂、四世同堂甚至五世同堂, 子辈, 甚至孙辈成家后仍然住在同一个大宅子中, “分家异炊”被认为是可耻的行为。所以, 传统的家庭结构往往包括了两对或者两对以上的异代夫妇和他们的子女, 并且往往以第一代夫妻为权力中心, 按血亲远近划分各自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权力。这类家庭我们称之为主干家庭 (2) 。然而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 商业社会的权利重构直接影响了传统主干家庭的结构和构成模式, 使得家庭结构呈现多样化趋势。
1. 核心家庭占据家庭结构的主流
核心家庭, 也叫主流家庭, 指两代人组成的家庭, 其成员是夫妻两人及其未婚孩子。拉尔夫·林顿认为, 夫妻和子女是“一切家庭结构的基础”。乔治·彼得·默多克发现250个社会都有核心家庭。他得出结论认为, 核心家庭是普遍存在的。改革开放使得沿海发达地区经济高速发展, 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全面的市场经济, 在此情况下, 个体价值和个体意识被强化, 家庭结构和权利体系也面临重构。传统的大家庭被打破, 核心家庭渐渐占据了家庭结构的主流。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截至2000年, 一对夫妇和未婚孩子的核心家庭占全国家庭总数的47.25%, 是所有家庭结构类型中的第一位, 远远高于以21.73%居于第二位的主干家庭模式。
2. 丁克家庭 (1) 、空巢家庭 (2) 大量出现
除了占据主流的核心家庭, 仅有一对夫妇没有孩子的两人家庭大量出现, 这其中包含了丁克家庭和空巢家庭。改革开放以来, 沿海城市经济发展迅速, 节奏快, 生活压力大, 很多年轻夫妻选择在婚后不生孩子, 形成了丁克家庭。根据某市场调查公司对中国4个城市的抽样调查, 推测出, 截至2003年, 中国丁克家庭可能已超过60万户, 并且选择丁克家庭的人群具有三个明显特征:高学历、高收入、年轻化, 大部分集中在大城市及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大都市上海是最为明显的例子, 不断下降的生育率已使得城市人口进入负增长。另一方面, 经济的发展也使得东部沿海城市人口流动加快, 年轻人外出学习、工作者增多, 或在组建小家庭后脱离“母巢”生活, 使原来的核心家庭中只剩下一对老夫妻, 成为空巢家庭。以浙江省为例,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 2000年65岁以上老人空巢率达到35.12%, 超过1/3, 并且仍在逐年上升中。
3. 单亲家庭日益增多
社会剧烈转型以及急增的生活压力给夫妻两人生活增加了无数外来的压力, 妇女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提高, 两性矛盾尖锐化, 年轻一代的个性意识抬头, 离婚成为很多人解决矛盾和问题的选择。改革开放至今, 中国家庭离婚率逐年上升, 根据民政部2004年公布的数据, 到2003年底, 全国共离婚133万对, 粗离婚率达到2.1‰, 而到2005年, 上海等大城市均已超过2.23‰, 与港台地区、日本、韩国等地的统计数据接近。随着离婚率上扬, 中国社会离婚式单亲家庭也日益增多。据中国统计局不完全统计, 我国现有800多万个单亲家庭, 并且仍以每年2.3%左右的速度增长。
4. 单人家庭渐渐成为新家庭结构中不可忽视的部分
随着婚姻和家庭观念的开放, 沿海发达地区女性独立意识增强, 导致单人家庭在新的家庭结构中所占比例也日渐增多。一方面, 城市初婚年龄不断推迟, 外出工作的年轻人晚婚、不婚的现象屡见不鲜, 形成了一部分单人家庭, 这类家庭和丁克家庭一样, 鲜明特点是高学历、高收入、年轻化。以上海为例, 截至2002年, 初婚女性晚婚率达64.04%。另一方面, 一部分没有孩子的离婚家庭在离婚后也各自形成单人家庭。
5. 其他家庭结构模式屡见不鲜
21世纪是个性化的时代, 人们的生活方式选择愈趋多元化, 表现在家庭结构上, 也呈现出多元的趋势。中国社会的家庭结构模式从以往传统的大家庭为主渐渐被以核心家庭为主流所取代, 而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核心家庭在家庭结构中的比重却已呈下降趋势, 正在被家庭结构模式的多样化所取代。除了上述家庭结构外, 夫妻分居两地的候鸟家庭、未婚同居家庭等各种家庭结构也屡见不鲜, 成为东部沿海城市家庭模式中不可忽视的部分。
(二) 家庭规模小型化
随着传统大家庭结构被打破, 家庭规模呈现小型化趋势。2002年, 中国总人口数达到128 453万人, 总家庭户数则为35 717万户, 全国城乡户均人口数为3.39人, 较之1973年的4.81人, 户均人口下降了1.42人, 与1990年的户均3.97人相比, 也下降了0.58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更是维持在户均3.2人以下, 已接近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户均3人左右的水平。东部沿海地区家庭规模小型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1. 核心家庭三人户居多
改革开放30年, 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迅速, 婚恋观念也与西方社会靠拢, 子女婚后往往另组家庭, 独立生活。传统大家庭生活瓦解, 新的主流家庭结构变为一对夫妻和未婚孩子的核心家庭。由于实施计划生育, 大部分核心家庭以一个孩子的三口之家规模为主, 多人口的主干家庭所占比例逐渐降低。截至2002年, 全国家庭规模三人户所占比例最高, 为31.69%, 其次为四人户, 占23.06%, 五人以上的多人口户型所占比例微乎其微。
2.“四二一”式家庭组合成为常见模式
随着计划生育的实施, “四二一”式家庭结构成为东部沿海地区最常见的家庭组合模式。所谓“四二一”, 也就是两个子女离巢的空巢家庭和一个核心家庭的组合, 包括夫妻双方各自父母组成的空巢家庭, 以及夫妻和自己未婚子女的核心家庭, 其家庭规模分别为二人户、二人户、三人户, 是东部沿海地区家庭规模小型化的一大体现。
3. 二人户、一人户家庭比例上升
除了空巢家庭外, 丁克家庭、单人家庭等新兴家庭结构的兴起也使得家庭规模进一步小型化, 二人户、一人户家庭越来越多见。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 2000年, 我国二人以下家庭所占比例为25.34%, 而到了2002年, 该比例上升为26.11%, 两年中上升0.77个百分点, 并且呈日益上升的趋势。而在城市化发展较深的东部沿海地区, 该比例要远高于平均数。以上海为例, 2002年, 上海市一人户和二人户相加, 占家庭总数的35.98%。
(三) 家庭和婚姻观念个性化
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 东部沿海地区人们接触外来思潮和观念的机会越来越多, 年轻人的观念也日益开放。他们强调个性, 对生活方式有自己的看法和选择, 这同样体现在了婚姻和家庭观念中。
1. 年轻人婚姻观念日渐淡薄
在当前社会, 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构成了大部分家庭的基础。而在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之际, 只要是以婚姻为纽带的家庭, 无论是核心家庭还是丁克家庭或是其他模式的家庭结构, 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权利义务构成也大部分建立在婚姻的基础之上。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 婚姻的功能就是为人类的延续提供保障。人由出生到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承担社会职能, 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 需要适当的抚养, 而在我们的男女分工体系中, 健全的生活需要由一男一女合作, 一个完整的抚养团体必需包括两性的合作, “这样两性分工和抚育作用相加才发生长期性的男女结合, 配成夫妇, 组成家庭” (1) 。然而在沿海发达地区, 经济发展之后的商业社会, 人们更注重生活的享受和个人的价值, 对于婚姻乃至家庭职能的观念日益淡薄, 很多年轻人认为婚姻不过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离婚率不断上升, 婚前同居人数急遽增多, 婚外性行为屡见不鲜, 不婚族、单身贵族越来越多。从1987年至今, 中国社会结婚率呈连续下降趋势。而且经济越发达、城市规模越大, 人群的文化程度越高, 对婚姻持淡漠态度甚至否定态度的人就越多。
2. 传统的传宗接代观念被改变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 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观念深入人心, 古人认为“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而费孝通先生认为, 生育制度是人类种族延续的人为保障;为了维持种族延续和社会结构的完整性, 人们结成婚姻关系来确保双系抚育的形成, 进而形成家庭这一基本的三角 (2) 。而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在许多崇尚自由和个性的年轻人中, 中国人传宗接代的观念被进一步淡化到无, 抚育子女的巨大时间和金钱成本让他们对养儿育女望而却步, 丁克家庭悄然兴起, 同样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城市的高学历、高收入人群。
二、家庭结构变化促进文化消费
根据恩格尔系数, 一个家庭收入越少, 家庭收入中 (或总支出中) 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 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 家庭收入中 (或总支出中) 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则会下降, 相应地, 用于其他方面的家庭支出比例将会上升, 其中包括文化消费。
文化消费是指人们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 选择文化产品和服务来满足精神需要的消费活动。它的基本特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所满足的是消费主体的精神需要, 使主体感到愉悦、满足;另一方面是满足主体需要的对象, 主要是精神文化产品或精神文化活动, 如美丽的风景和感人的艺术品。文化消费包括教育、文化娱乐、旅游观光等各个方面。按照马斯洛对人类需要的划分, 对文化消费的需要正是人的高级需要, 求知和求美的需要, 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需要 (3) 。沿海地区经济迅速发展, 恩格尔系数随之降低, 当地家庭在满足成员低层次需要的同时, 有余力满足更高层次的需要, 而家庭结构的变化促使这些家庭将此“余力”更多地投入到文化消费。
1.“四二一”式家庭使教育消费成为家庭消费的首要支出
中国人历来重视下一代教育, “昔孟母, 择邻处。子不学, 断机杼”的佳话传诵至今。计划生育条件下, 沿海发达地区“四二一”式家庭成为最常见的家庭结构组合, 这使得唯一的一个孩子成为三个家庭的核心, 对孩子的教育成为家庭事务中的重中之重, 教育消费也成为家庭消费的首要支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中调查显示, 子女教育费用在居民总消费中被排在第一位, 超过养老和住房, 而中国人民银行2004年第四季度关于“储蓄目的”的调查也显示, “攒教育费”是居民储蓄的首要目的, 占18.9%。而在沿海发达地区, 教育消费尤其高, 除了义务教育以及高等教育, 沿海城市很多家庭会自主选择对孩子进行各方面素质教育, 尤其是读幼儿园与小学的孩子, 由于课业相对比中学生宽松, 孩子发展的可塑造性相对较强, 大部分父母选择给孩子报名钢琴、美术、国际象棋等兴趣班学习。一些小学会举办部分英语、数学等兴趣班, 相对收费较低, 而校外的音乐、美术等素质兴趣班收费通常较高, 很多家庭仅仅在孩子的兴趣班学费上一年就花费上万元。
笔者曾通过互联网对长江三角洲的50个家庭作了一个关于孩子兴趣班选择的调研, 该50名都是有4-14岁孩子 (幼儿园—小学生) 的家庭。如图1所示, 98%的家庭都给孩子选择了各种兴趣班, 其中选择一个班的占到34%, 两个班的为24%, 三个和三个以上的各占20%, 加起来占到40%, 而一个兴趣班都不选择的家庭只有一个, 仅占总数的2%。在兴趣班的学费上 (如图2) , 38%的家庭每年的花费是5 000-10 000元, 32%的家庭是每年5 000元以下, 10 000-15 000元的家庭占据12%, 而超过15 000的家庭也有18%。
2.核心家庭占据文化娱乐消费主流
经济发展使得生活节奏加快, 人们的生活压力骤增, 对自由与享乐的渴望从未比今天更强, 人们通过出版物、影音、游戏、健身、唱K、欣赏各类比赛和演出来释放生活的压力。而家庭规模小型化使得家庭成员在娱乐消费方面有了更多选择的自由, 不乏全家出动的文化娱乐消费方式。统计资料显示, 截至2005年, 仅文化部门主管的文化娱乐业、音像业、演出业、艺术品经营业等门类的产业单位已达22.3万个, 从业人员91.9万人, 年上缴税金20.2亿元。而一些全家进行的娱乐消费更是大受核心家庭的欢迎, 2006年英文原版音乐剧《狮子王》在上海大剧院连续上演101场, 票房收入高达7 200万元, 售票率达到98%, 家庭套票的受欢迎程度超乎想象, 很多家庭因为孩子的需要带动两个大人一起购票。在家庭结构中占据主流的核心家庭在文化娱乐消费方面同样占据了主流。
3.家庭结构小型化促使旅游消费逐渐升温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 居民消费支出中发展和享受型消费比重上升, 旅游逐渐成为新的消费热点, 国内旅游消费人数不断攀升, 我国进入了大众旅游消费时代。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出游率达到129%, 比2000年提高了近70个百分点。但城市居民出游率为167.4%, 农村居民出游率为111.9%, 城乡居民出游率相差55.5个百分点。旅游消费的总体格局是城市高于农村, 沿海发达地区高于内陆地区, 2007年全国国内旅游消费前三位的省市依次是江苏、浙江、广东。旅游消费成为沿海发达地区家庭预算中的一项重要开支。同样, 家庭规模小型化使得全家出游或者部分家庭成员出游都便利很多, 许多二人家庭或者三人家庭全家出游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而近年来旅行社热推的针对中老年人的“夕阳红”系列旅游, 更是倍受孩子已经离巢的空巢家庭的欢迎。
三、伴随家庭结构嬗变而来的文化消费的问题和困境
文化消费的增长在一个方面反映了经济的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 说明沿海发达地区居民的消费结构已经从温饱型消费模式向小康型消费模式转变, 消费支出中为了满足求知需要和求美需要等高层次需要的支出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但是另一方面, 家庭结构变化导致家庭文化消费同时存在着一些隐患, 甚至陷入一定的困境。我们既要看到家庭结构变化对文化消费的促进作用, 也要看到他同时带来的副作用, 及时制定对策, 引导家庭文化消费摆脱困境, 向健康、合理的方向发展。
1.教育支出畸重
由于“四二一”式家庭结构中孩子的重要性, 导致孩子的教育费用成为几个家庭共同关注的焦点, 通常不计回报地投入, 其负担已经超过养老和住房, 导致家庭中其他项目的消费受到一定的抑制。这样的现状一方面导致家庭教育负担过重, 教育目的过于功利化, 望女成凤、望子成龙成为大部分家长的通病;另一方面, 作为几个家庭目光中心的孩子从小养成物质化生活习惯, 过分以自我为中心, 习惯了几个家庭的成员围着他转, 为他付出, 并视其为理所当然, 反哺老人和中国自古相传的孝道反而日渐零落。
2.年轻人娱乐消费缺乏家庭制约
传统大家庭被打破, 核心家庭孩子为主, 养成了年轻人自我为中心的性格, 同时婚姻、家庭观念淡薄, 对长辈的话只当做耳旁风, 甚至反其道而行之, 家庭对年轻人的约束力减小甚至没有。很多年轻人片面追求享乐生活, 忽略了健康、适度的娱乐消费。一些年轻人, 甚至未成年人因游戏荒废学业, 蹦迪、泡吧过度导致耳聋或其他不良反应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为了加强对娱乐场所的管理, 保障娱乐场所的健康发展, 2006年, 有关部门经过修订颁布《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 规定了一系列娱乐场所的营业规范, 包括KTV等娱乐场所凌晨2点歇业, 从政策法规上规范了娱乐场所的经营, 但另一方面, 家庭作为孩子的教育者之一, 也要负担起引导、教育年轻人适度健康消费的责任。
3.文化消费城乡和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
由于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家庭结构的变化, 教育和旅游等文化消费在家庭消费中的支出越来越高, 而相对的, 经济发展落后一步的乡村和西部地区家庭, 在文化消费方面的投入虽较以前有所提高, 但提高的速度和幅度与发达地区城市有一定差距。相关统计说明, 当前教育消费地区和城乡差异极大, 沿海发达地区的教育投入远高于西部地区, 城市远远高于乡村;而旅游消费也同样存在这一问题, 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出游率相差55.5个百分点, 比1997年的52.4, 10年间城乡居民出游率之间的差距, 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3.1个百分点。现实说明, 家庭文化消费的城乡和地区差距不仅没有缩小, 反而进一步拉大, 使不同地区家庭的孩子从一出生就处于不平等的竞争状态, 社会不平等现象可能会逐渐尖锐化。
参考文献
[1]王跃生.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变动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 2006, (1) .
[2]邓伟志, 徐榕.家庭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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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雕塑的发展嬗变 篇5
西方现代雕塑旨在突破传统的桎梏, 时间跨度大约是从19世纪末开始, 繁荣整个20世纪。19世纪末, 当学院派为代表的古典雕塑已呈现出腐朽僵化之势, 积攒着冲破学院派禁锢的勇气, 一群雕塑家踏上了现代主义艺术的探索之路。其中不可忽视的是雕塑家罗丹在现代运动中先驱意义, 尽管里德认为塞尚才是现代艺术的创始人。从罗丹开始, 雕塑去文学性, 更多关注雕塑的本体语言和形态构造, 这也成为古典向现代转变的重要标志。随后马约尔、布代尔、布朗库西、摩尔等一大批伟大的奠基人, 开始为抽象雕塑的发展做出努力。
二、西方抽象雕塑发展脉络
(一) 立体主义
首先是立体主义给现代雕塑带来了新的视野, 雕塑家强调雕塑本体语言的欲望更加强烈, 开始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将形态的塑造放在首位, 对传统的学院派和只注重体量的雕塑观念做出反抗。艺术家们用毕加索《F·奥利维尔头像》的诞生, 标志着立体主义雕塑的正式诞生, 毕加索充分施展了绘画上形成的立体主义原则, 以解析性的几何形块组合强烈的撼动了古典雕塑以体量为首的雕塑原则, 为以后的构成雕塑和抽象雕塑的继续发展打下基础, 并带出了阿基本科、杜桑·维龙、查德金、利普希茨等现代雕塑家。
(二) 从构成主义到极限艺术
构成主义观念的直接源泉是立体主义, 它并非为某种艺术风格所制定的一种技术方案或某个艺术团体的叛逆性宣言, 而是一种普遍的认识观, 是与现代生活密切联系并直接影响生活进程的思想意识。代表艺术家有塔特林、加波、佩夫斯纳等。俄国构成主义的奠基者塔特林, 用木料、金属和纸板, 表面上罩上石膏、釉面和碎玻璃, 构成了一系列浮雕。这些浮雕有着完全抽象的构成和造型, 是达达以及1960年代废品雕塑的开山鼻祖。
60年代, 和绘画上的抽象表现主义相呼应出现的抽象构成雕塑的另外一种发展趋势, 被称作“极限艺术”, 代表艺术家有戴维·史密斯、考尔德、菲利普·金、卡罗。戴维史密斯的雕塑成就和卡罗在其基础上的发展, 往往被看做现代雕塑由从属地位到现代艺术主角的标志, 作为美国抽象构成雕塑的代表, 戴维史密斯的作品体现了大量的工业因素以及对工业文化氛围的觉悟。
(三) 未来派与超现实和达达的混淆路线
未来派的雕塑宣言在程度上甚至比绘画宣言更为重要, 它预言了构成主义雕塑、达达及超现实主义的装配、作为字面意义的雕塑, 甚至预言了1960年代波普雕塑家的环境等流派的发展。虽然博乔尼始终想要超越立体主义的一切努力和效果, 但毫无例外, 他还是受到了毕加索在1909年做的第一件《F·奥利维尔》头像的影响做出了他早期未来主义雕像《母亲》。混乱是有意识的一种有系统的“不规则”意识, 它把解放那种通常为了理性秩序和社会一致而压制想象力的手法作为目标。
三、抽象雕塑在中国的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中国当代雕塑的创作观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雕塑界的转型存在着两个基本取向。一种是接续西方古典雕塑的传统, 另一种则是接续了西方现代主义雕塑传统。起到革命性和关键性作用的应该是后者。80年代早期的中国雕塑家通过各种途径获得西方现代主义雕塑资讯, 并运用于自己的雕塑创作, 从事形式语言的探讨, 强调雕塑的自身造型规律和语言, 进行抽象半抽象的实验, 进行新材料的尝试。
(一) 中国抽象雕塑出现的背景
1. 社会和知识文化的转型
80年代, 伴随着思想解放和启蒙, 人们的观念出现了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其实是知识结构的差异, 由于艺术家各自的知识结构不同, 所创作出的作品也不同。雕塑文化转型标志性的事件是1992年“当代青年雕塑家邀请展”。这次展览唤醒了雕塑界的问题意识和学术意识, 改变了雕塑界长期以来在学术边缘徘徊的局面, 理论家和批评家开始介入雕塑界的活动。
2. 艺术家当代观念的自觉
由于92年当代青年雕塑家邀请展的推动, 当代雕塑的自觉创作局面被打开, 此次展览之前, 雕塑家主要是在城市雕塑里耗费精力, 个人创作少, 在西方形式主义的影响下, 有了一些关于形式美和抽象雕塑的探索。89年开始, 一些艺术家开始转向对文化的关注, 从审美到对文化意义的转化。艺术家不再单一追求形式的探讨, 而转向文化意味着雕塑家心态的成熟, 雕塑家这种当代观念的自觉, 说明了雕塑切入文化, 这种转变成为当代雕塑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二) 中国抽象雕塑的几种类型
抽象雕塑的开启时间应该是在20世纪的80年代, 随着社会和文化知识的转型, 大批艺术家开始放弃传统人物造型方式, 采用抽象造型、材料构成、对抽象的自然物体进行材料转换等不同方式来展开他们的工作。
1. 抽象造型
1980年第二届星星美展上, 包炮的作品留下受到布朗库西、阿尔普、贾科梅蒂影响, 包炮是一位相当超前的艺术家, 在1986年, 他就提出, “新的雕塑艺术的概念, 将逐步产生, 雕塑艺术不一定非叫雕塑”。吴少湘也是一个敏感、富于探索性的雕塑家, 在他一批具有抽象意味的作品中, 对于“性感”“神秘感”的强调, 就使我们能看出它们与西方现代主义雕塑的联系。朱祖德也是一位重要的人物, 他的木质雕塑, 既可以看到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 又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木雕的气质, 一些抽象作品表现了物质流淌融化的状态。
2. 材料构成、金属焊接
还有是一些构成雕塑, 如朱明, 更前卫也更接近观念艺术。还有付中望的《榫卯结构》, 他把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入创作, 开创了中国式抽象, 形成丰富的空间形态。唐颂武作为材料的一系列作品, 强化了钢铁的特性, 让人们联想到战争、暴力、恐怖活动等一些我们关注的问题。项金国、孙伟等艺术家也利用不同材料捆扎、焊接、铆合、嵌入等方式作出一系列构成材料的作品。
(三) 女性雕塑家崭露头角
中国当代的女性艺术家很多都受到了西方女性主义的影响, 但中国的女性艺术家也并存在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女性主义立场, 在语言的表达上, 也并不强化作品中潜在的性意识, 她们通常从自身经验出发, 寻求特有的表达方式, 如李秀勤, 特殊的经历让她把艺术和盲文结合起来, 感知看不到和触摸的世界, 在作品《凹凸系列》中, 不同的材料不同的硬度不同的质量感, 心灵和世界通过手的触摸而联系起来。《呼吸的石头》等都是她表现女性独特经验的作品。施慧的作品也体现出江南女性的细腻。《巢》和《柱》是一类软雕塑作品, 《结》和《框》营造出神秘的空间感。陈妍音的《箱子》体现出锐利的尖刺, 具有进攻性和伤害性, 体现出潜意识中的自我保护意识。
四、结语
浅谈中国动画市场的发展与嬗变 篇6
动画产业是永远取之不尽的宝藏, 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 我们的动画产业开始发展强大, 但是我们现在的动画片市场处于一个不稳定的过渡阶段, 动画公司和大量的动画片的涌现是个良好的现象, 可是同时也存在着忽略了质量的问题。很多国产的动画片屡屡遭受失败和挫折, 票房惨败。直到《喜羊羊与灰太狼》的出现似乎让我们看到了国产动画片的新希望, 这部简单的二维动画, 没有过多绚丽的技术, 取胜只是靠他们能吸引自己的观众群体的故事情节, 他们的最忠实的观众就是小朋友, 这也是我们的动画片一直忽视了的群体。虽然动画片很多是给孩子看的, 却并不是证明就要很肤浅的内容, 《喜羊羊与灰太狼》里面有很多很时髦的词汇, 很搞笑的桥段, 有些在我们成年人看来都是很新鲜的, 这就证明动画片其实可以制作的很精彩。我们现在的动画片市场似乎过多的追求了国外商业片的效果, 反而把自己定错了位。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知识是正确的, 可是不能光学习商业效果, 却忽略了最重要的内涵。
中国的动画产业至今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商业模式, 致使动画产业发展相对缓慢。我国的动画产业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 大量的动画片的播出主要靠进口。我国的动画产业应该从技术发展, 人才培养等发面出发。动画产业应该在提高优秀作品的同时重视衍生产品, 在日本动画产业发展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就是动画片衍生产品带来的的利润, 只有这样的循环才有利于更好的发展动画产业。
总体来说, 中国的动画产业还是在向着更良好更广阔的空间在发展。截止2009年, 中国的动画片产量突破17万分钟, 2010年中国的动漫产业市场规模达到208亿, 较2009年增长22.4%。中国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财政部等部门《关于推动中国动漫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提出了推动中国动漫产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使许多动漫企业调整了发展计划, 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但是中国的动漫产业的发展与不断发展的市场需求之间还是有着很大的差距的。要改变中国动漫产业的现状, 需要改善几点问题:
一、改变传统的观念, 在故事情节, 造型和制作上面加强力度
中国的动画产业之所以一直停滞不前, 是被一些传统的观念所拘束, 动画片并不一定是要有教育意义的同时就不能充满乐的角度上, 以历史的辩证进行思考, 不能在陶艺的定义中主观的将其分开, 要使现代陶艺能充分的弥补和改善传统陶艺, 这样构成的现代陶艺才能真实的展现出美学的实质, 将陶艺推向到一个崭新的领域。
参考文献:
[1]郭文连.论现代陶艺创作的思维方法[J].陶瓷学报, 1996, (04) .[2]吕金泉.生活陶艺创作之我见[J].中国陶瓷工业, 2002 (6) .
趣, 造型上不一定要模仿国外的商业造型, 可以有中国自己的特色, 创意老化是我们的致命伤。我国还有一个明显的问题, 就是对动画的内容和教育意义的把关, 存在着明显的说教色彩, 缺乏亲切感和童趣, 其情节冲突、故事性贫乏。这样的动画, 大人和小孩都不爱看, 这或许是我们动画产业萎靡的最大原因。
二、市场要加强科学性的模式管理, 合理运作, 挽回流失的大量动画人才
虽然我们的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保障我国的动画市场, 可是很多的动画公司还是缺乏合理的运营模式, 导致了大量动画人才的流失。中国有很多优秀的动画人才, 现在很大一部分流失在外国的动画公司里, 这说明在国内他们没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在国外制作一部动画片可能要几年的时间, 而国内可能要一年制作很多部动画片, 质量当然会有很大的差别, 那些优秀的动画人才自然觉得没有用武之地。再说到动画剧本, 一部好的动画片剧本就是灵魂, 可是我们国内对动画片的原创方面还是实力很微弱的, 中国的动画技术现在并不算差, 很多国外的片子就是在我们国内加工的, 可是我们这样的技术为什么做不出一样的动画片, 就是在原创上。缺乏创意是做动画致命的弱点, 一个好的动画片就必须有好的创意。重视本土原创是一切的前提和基础,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要培养属于自己的动画原创和技术人才, 鼓励优秀的动画作品的创作。
三、取长补短不能留于表面, 要对好的技术和影片挖掘内涵
我们的动画片可能更过的时候只注重模仿了人家的皮毛, 这样只会让我们在创意上的差异显现的更加明显, 让我们的观众感到没有新意乏味而已。动画片是可以具有独特的, 丰富的内涵, 我们在学习人家先进的技术的时候不能只留意一些表面的东西, 要考虑人家为什么这么做, 这个细节的时候人家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要做到的是“创意”, 而不是“创新”, 更不是要我们丢掉传统。设打破我们自己在心理对动画的狭隘的定义, 才能挖掘出动画更深层的内涵, 能够拓宽观众的层面和动画商品进一步的产业化。
四、加强市场的产业链, 更深层次地开发和发展动画产业
动画片在市场上都会带来很多的衍生产品, 像服装, 玩具, 游戏, 食品等一系列的产品。动画片不只是播出市场本身, 与它相关的衍生产品也是很重要的, 这是能保证动画市场良性循环的重要保证。一部好的动画片在受到欢迎的同时, 它的衍生产品才会变的有价值。我们应该纠正现在对动画片的态度, 先从质量出发, 做出高水平的动画片, 再发展衍生的动画品市场, 使我国的动画市场进入一个良性发展的状态。在问题中解决问题, 才是中国动画发展和不断壮大的路线, 也为中国动画市场的发展和嬗变增加了更大的动力和信心。
参考文献
[1]聂欣如.动画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年12月.
[2]赖守亮.中国动画发展困境原因初探[J].《美与时代》, 2006年第5期
发展和嬗变 篇7
岳家拳乃北宋民族英雄岳飞所创, 而岳家拳的起源, 缘起于四个因子的融汇。一是岳飞有良好的身体条件。岳飞“生有神力, 未冠, 挽弓三百斤, 弩八石”。南宋时期, 军中能开二百斤硬弓的, 便可以做军官;而岳飞在未冠之年, 就能“挽弓三百斤, 弩八石”。这说明岳飞天生就有超乎常人的神力, 身体条件很好。二是岳飞有高洁的品行德操。岳飞“少负气节, 沈厚寡言”。他有超乎发小的德操和纳言敏行的品行, 打小就“家贫力学”, 知道克难精进。师傅周侗谢世后, 他“朔望设祭于其冢”, 其“父义之”, 说他将来会“殉国死义”。后来, 岳飞真的践行了“文臣不爱钱, 武臣不惜死”、“尽忠保国”的诺言。宋高宗还亲手书写“忠岳飞”字, 制旗以赐之, 对岳飞的高洁操行予以褒奖。三是岳飞有深厚的文化涵养。史文载称:岳飞“尤好左氏春秋, 孙吴兵法”。《左氏春秋》是解读五经之一———《春秋》的一部书, 岳飞“尤好”《左氏春秋》, 说明他通读过“五经”, 甚或“九经”、“十一经”等儒家经典, 只是“尤好”《左氏春秋》;岳飞又“尤好……孙吴兵法”, 说明他起码熟读了《武经七书》。“《武经七书》编纂于公元1078年的北宋年间, 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教科书”。“尤好”, 说明他“好”军事教科书, 只是格外喜欢《孙子兵法》和《吴子兵法》罢了。这表明, 岳飞有着丰富的文化涵养。四是岳飞有师傅的精心授艺。史文载称:岳飞“学射于周侗, 尽其术, 能左右射。”其意有四, 一是岳飞的师傅是周侗;二是岳飞天生聪慧, 习武的悟性很高, 以致“能左右射”;三是岳飞掌握了师傅毕生的武学, “学尽了其术”;四是周侗“尽其术”, 精心授予岳飞, 毫无保留。而周侗的师傅则是少林派的谭正芳。这就足以说明周侗是正宗少林派功夫传人, 岳飞是他的关门弟子。
岳家拳起源于岳飞以先天的身体条件为基础, 以儒家和兵家学说为拳理内核, 以少林拳技的特点为拳技外壳, 融汇创编而成。
二、黄梅岳家拳的嬗变
(一) 岳飞生前, 岳家拳在黄梅的传播
岳飞一生, 先后三次统兵黄梅。第一次是绍兴元年 (公元1131年) 五月。岳飞引兵渡江至黄梅县, 追击叛匪李成, 双方在黄梅县石矢坡展开激战。叛匪据险抗拒, 岳飞等冒死率众进攻, 叛匪数万俱溃。岳飞率部追至罗田, 杀李成部副都统马进。据文字记载, 此次来黄梅, 岳飞把十岁的四子岳震也带在身边。后来征战他乡, 仍留岳震镇守黄梅, 直到公元1141年岳飞遇难。第二次是绍兴四年 (公元1134年) 。岳飞率岳家军主力驻防蕲黄地域, 部署抗金, 并实施移民、屯田等防御性措施, 以加强这一带的抗金实力。第三次是绍兴十一年 (公元1141年) 正月。金兵大举南犯, 渡淮陷庐州, 江淮军情告急, 宋高宗应允岳飞“自蕲黄深入, 绕敌于背后, 与淮西军南北合击”之策。二月, 岳飞会兵蕲黄, 亲率岳家军, “自蕲黄出兵”, 经罗田翻越大别山, 驰援淮西。
从岳飞三次统兵黄梅的史实可知第一次 (公元1131年) 统兵黄梅后, 留下四子岳震镇守黄梅十余年, 这为岳家拳在黄梅的传播, 插下了“正义”的大旗, 奠定了正宗、嫡传“法统”的“政治”基础。第二次 (1134年) 和第三次 (公元1141年) 统兵黄梅, 是为了驻防“蕲黄”和“自蕲黄出兵”, 驰援淮西。这一是表明岳飞在“蕲黄”统有重兵, 或留有可资调遣的重兵;二是表明, “蕲黄”是当时南宋抗金的前沿阵地;三是表明, “蕲黄”是岳飞驰援淮西的根据地。既然有重兵, 又是抗金的前沿阵地, 那军中为抗金杀敌而习练岳家拳, 必定蔚然成风。既然是根据地, 那就得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那岳家拳从军中传到当地老百姓, 也就成为必然。这从历史上曾有十万忠义民兵, 打着岳家军旗号, 同岳家军协力抗金的史实中, 即可见一斑。由此可知, 岳飞生前, 岳家拳在黄梅就得到了一定的传播。
(二) 岳飞逝后, 岳家拳在黄梅的传播
1、岳飞后裔的传播
绍兴十一年 (公元1141年) 十二月二十九日, 岳飞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害。第二年, 岳飞妻李氏携五子岳霆投奔身处黄梅的岳震。来到黄梅, 兄弟二人便改岳姓为鄂, 藏匿于五郎关下的聂家湾 (今黄梅县大河镇聂闸村) 。当时, 聂姓族长、岳飞在黄梅大河结交的兄弟聂大同 (亦名聂福俊) , 仰慕岳飞忠名, 召集全族, 冒死严密保护岳家兄弟, 才使岳震岳霆逃过劫难。
此后, 兄弟二人深居简出, 偷偷地琢磨、习修岳家拳, 并根据自己习修岳家拳的体悟, 精心系统地整理出由岳飞记述的, 但尚未完成的岳家拳拳理、拳法、拳诀、拳歌 (课题组于2013年11月, 到黄梅田野调查, 有幸拜访了岳家拳传人、岳飞31世孙岳进。岳进先生说:“岳家世代相传。岳飞生前, 拳术整理仅完成了一半。岳飞蒙难后, 其家人把岳飞的手稿带到黄梅, 交给了岳震岳霆兄弟) , 编著了象征岳家拳技理开山的《岳武穆王武艺要论》 (原始拳谱现被黄梅县小池镇的岳家拳传人、岳飞31世孙岳进秘藏) , 即后世所尊称的《武穆遗书》。为替父兄报仇, 兄弟二人潜心参悟《武穆遗书》, 研修岳家拳技, 把岳家拳练得炉火纯青。后来, 在聂大同的帮助下, 兄弟二人又开始秘密授徒, 组建岳家军。为了不被朝廷察觉, 一开始他们并不声张, 习练岳家拳的人尽皆聂姓青年。尔后, 由于赵岳二姓相近和睦, 赵族二世祖赵荣富的女儿嫁给了岳霆次子岳玙为媳, 岳家拳由此而传到了邻近的赵畈村。从此, 岳家拳才得以在黄梅民间秘密传播, 点燃了岳家拳从军旅传入民间的火种。
2、岳家军将士的传播
岳飞蒙难后, 驻扎在“蕲黄”一带的岳家军将士, 就地解甲归田。解甲归田后, 由于身处动荡的年代和习惯于长期的军旅生涯, 这些将士或为岳飞报仇, 或为朝廷效力, 或为军旅升迁, 或为当兵吃粮, 或为防身自保, 或为强健体魄, 或几种原因兼而有之, 乐于传习岳家拳, 从而促成了岳家拳在以黄梅为中心的“蕲黄”地区的广泛传播。诚如岳飞部将雷公小文一族, 已把岳家拳传至黄梅县大河镇雷家嘴的雷氏26世孙雷杰;而岳飞爱将张保一族, “根据祖训, 世代学练岳家拳, 挑起了传授岳家拳之重任”, 现已将岳家拳传至武穴张保的后裔张奇娟等人。
三、黄梅岳家拳发展的现状及弊端
(一) 黄梅岳家拳发展的现状
“1949—1978年, 岳家拳始终保持着固守于以黄梅为中心的一域发展。”到上世纪80年代, 黄梅县成立了以岳家拳为核心的武术协会, 全县100多名有声望的岳家拳师都是会员。黄梅大河镇赵畈村的赵正球等多位岳家拳师, 在国家体委的领导下, 配合省市县体委, 挖掘整理出版了《岳家拳》一书。现今, 在黄梅大河镇赵畈村还有45岁的赵小权、68岁的赵毛柱、74岁的赵玉荣、92岁的赵晓楼等岳家拳师, 带领村民习修岳家拳;以岳飞31世孙岳进先生为首的岳氏家族, 也正在筹备成立“中华岳家拳研究总会”;除此之外, 为传承弘扬黄梅岳家拳, 当地政府已把黄梅岳家拳纳入中小学体育教学体系。例如, 黄梅大河镇的三所重点小学和两所重点中学, 已开设黄梅岳家拳的课程, 共约5000名学生在传习黄梅岳家拳。然而, 与积极发展相对的消极态势也清晰可见, 一是岳家拳的传播地域狭窄。课题组在田野调查时, 走访了黄梅的蔡山、孔垄、濯港、苦竹等乡镇, 一路寻访当地民众, 了解到岳家拳并非众所周知, 甚至在蔡山、孔垄一带, 竞有很多人从未听说过岳家拳。二是鲜有人会岳家拳。田野调查期间, 当民众纷纷将传习岳家拳的中心指向大河镇时, 新的窘境接踵而来, 广为人知的岳家拳, 却只有为数不多的一部分人会演练。三是岳家拳技艺的流失。大河镇作为公认的黄梅岳家拳集合之地, 岳家拳也已是神话般的存在, 其神勇无比, 但却很少有人亲见, 技艺的失传, 导致再也无法重现当年的雄姿。四是岳家拳的传承出现年龄断层现象。现今黄梅岳家拳的传承, 主要集中在老人和孩子两个年龄段, 青壮年习练者, 寥寥无几。
(二) 黄梅岳家拳发展的弊端
发展和嬗变 篇8
印度学术界对大学的定义一般为:大学通常拥有完整的三级学位体系: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来自不同地方的学生在不同的高等教育层次学习不同的学科,教师是他们所在学科领域的专家。印度名誉大学不同于大学的地方在于授权成立的机构不一样。在印度,大学的建立是由议会或邦议会批准的,而名誉大学则是由大学拨款委员会提出授予某高校“名誉大学”称号的建议,之后由高等教育部、人力资源开发部共同批准的。
一、印度名誉大学的发展历程
(一)印度名誉大学的创建及早期发展
印度为什么在建国初期创建名誉大学?这与印度当时的高等教育质量不高,不能满足国家的发展需要有关。印度建国后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Pandit Jawaharlal Nehru),其任期为1947年到1964年,是印度在位时间最长的总理。尼赫鲁非常关心印度高等教育的发展和高等教育体系的重建。印度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萨瓦帕利·拉达克里希南(Sarvepalli Radhakrishnan)认为:“印度高等教育应继承印度丰富的文化和教育遗产,印度的高等教育体系应该是广泛的、具有平等主义的、能满足民众的多样化要求。”[3]当时印度的大多数政治家和教育家们都认为印度应该拥有一批优秀的高校来完成国家发展、民族繁荣、传承知识和价值的重要使命,但是现有的高校并没有达到印度建国初期国家对大学的要求。因此,拉达克里希南担任主席的大学教育委员会(University Education Commission)(又名“拉达克里希南委员会”,Radhakrishnan Commission)在1950年提议将一些质量比较高的高校赋予一个特殊的称号———“名誉大学”。
拉达克里希南委员会的建议受到印度政府和高等教育界的重视,经过多次讨论,最终在《1956年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法案》第三部分对名誉大学做出具有法律意义的规定:“在拉达克里希南委员会的建议下,由官方公报正式宣布,而不是由任何高等教育机构或大学宣布,印度中央政府应该按照本法案,有权认定一些高校获得‘名誉大学’的称号,任何一所高校,只要满足本法案第三部分的要求,就可以申请‘名誉大学’的称号。”[3]《1956年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法案》第三部分明确了“名誉大学”的概念和成为名誉大学的条件:名誉大学要么是在某一专业化的知识领域表现突出的高校,要么是在知识生产方面具有创新传统的高校。
《1956年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法案》颁布后,印度在1958~1968年间建立了第一批名誉大学,共计8所,主要有两种类型的高校:一种类型是遵循印度传统的教育体系。例如,印度农业研究所(the Indi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于1958年成为名誉大学,是印度最早的名誉大学,主要致力于农业方面研究生层次的教学,重点开展关于提高农业生产率的科学研究。古儒酷岗日大学(Gurukul Kangri Vishwavidyalaya)于1962年成为名誉大学。古儒酷岗日大学建立于1902年3月4日,由印度教育家斯瓦米·沙拉达南德(Swami Shraddhanandaji)创建。古儒酷岗日大学向印度人传授吠陀文献、印度哲学、印度文化、现代科学,同时还带领学生进行科学研究。印度国立伊斯兰大学(Jamia Millia Islamia)于1963年成为名誉大学,它建立于1920年,最初位于联合省(United Provinces)的阿里格尔市,1925年该校由阿里格尔市迁到新德里。1988年印度议会颁布法案宣布印度国立伊斯兰大学成为一所中央大学(Central University)。[5]另一种类型是模仿美国高等教育模式的名誉大学。例如,博拉理工学院(Birl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Science),博拉教育信托基金会(The Birla Education Trust)于1929年成立了博拉学院,最初只提供学士学位,在1955年开设电子硕士课程,之后逐渐开展研究生教育。1964年,博拉人文学院、商学院、工程学院、药学院、科学院合并组建博拉理工学院。[6]1964年,它成为名誉大学。
印度高等教育部、人力资源开发部共同授予了第一批“名誉大学”称号之后,变得谨慎起来,在20世纪70年代只认定3所高校为名誉大学,80年代认定18所,90年代认定15所。在这30年间被认定为名誉大学的高校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它们都是具有特色的单科类高校。只有两所高校例外,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被认定为名誉大学的曼尼帕尔大学(Manipal Academy of Higher Education)、巴哈提·维迪雅皮斯大学(Bharati Vidyapeeth university),这两所高校拥有多个学科,但也是在一些专业领域具有特色。[3]
(二)印度名誉大学的大发展
印度名誉大学在经过早期稳定发展之后,在2000年迎来了大发展。这主要是由于在20世纪90年代,印度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高等教育的质量和培养人才的数量无法满足印度快速发展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推动印度名誉大学的发展和繁荣,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印度政府和高等教育界在名誉大学的认定标准修订方面达成了以下共识:
第一,私营企业对国家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因此为了加速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必要加强职业教育。当时,由于政府推动议会通过《私立大学法案》(Private University Bill)失败,于是通过发展名誉大学来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被认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政府便要求有关机构对名誉大学的认定标准进行重新修订。
第二,有必要将地区层次的工程学院提升到国家层次。1996年,印度国家科学委员会的主席马赫卡(R.A.Mashelkar)提出这一建议,该建议被印度政府采纳。2002年,印度政府将17所地区层次的工程学院进行合并,成立了一所大学———国家技术学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NITs),并将其认定为名誉大学。今天国家技术学院进一步发展为国家重点大学。
第三,为了促进新兴技术领域的发展,如信息技术、航天科技、生物科学等,有必要对名誉大学的认定标准进行重新修订。
经过多次与社会各界讨论、修改,2000年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发布了《关于认定名誉大学的新指南》,该指南规定高校成为名誉大学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第一,该高校要在一个特定专业领域的教学、科研方面具有一定的创新,达到较高的水平,在硕士生教育方面达到较高的质量标准,并针对非全日制学生开展多种形式的继续教育,与社会进行更深入、全面的互动。
第二,该高校通过开发和利用在一个专业领域的创新性项目,应对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发展做出突出的贡献,并且该高校应有潜力进一步丰富印度的高等教育体系。
第三,在一些新兴领域,该高校要有能力承担一些应用导向的项目,这些新兴领域普遍与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
第四,该高校要具有必要的生存和管理能力,并能对大学理念的创新和守正印度大学的优良传统做出自己的贡献。
以上规定意味着一所高校只授予传统的学位,例如文学学士学位(BA)、理学学士学位(BS)、文学硕士学位(MA)、理学硕士学位(MS)等,将不可能获得“名誉大学”的称号。这也意味着那些授予工程、技术、医学等学科学位的高校,更有可能成为名誉大学。更重要的是,新建立的高校也被允许申请成为名誉大学,打破了过去按照高校的历史长短进行论资排辈的常规。
在2000~2003年间,印度25所高校、17所地区层面的工程学院被认定成为名誉大学,这一时期是印度名誉大学的大发展时期。在短短3年时间里,印度高等教育部、人力资源开发部新认定了42所名誉大学,而之前42年(1958~2000年)仅仅认定了44所名誉大学。事实上,许多新的名誉大学并没有达到2000年《关于认定名誉大学的新指南》的要求,特别是在硕士生教育阶段的教学和开展高质量的科研方面没有达到规定。
(三)印度名誉大学的规范和提高
在2000~2003年间,印度高等教育部、人力资源开发部新认定了42所名誉大学,印度名誉大学得到了大发展,但是一些新名誉大学的教学、科研质量并不高,服务社会的能力也不强,从而导致名誉大学的办学声誉受到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为此,有关人士提议对2000年《关于认定名誉大学的新指南》进行修订,实施一个新的、更加严格的标准。很快这个问题引起了印度政府和高等教育管理机构的重视。
2002年7月,印度组建了一个拥有更大权力的委员会———计划委员会(Planning Commission),主席是文卡塔萨布拉曼尼亚(K.Venkatasubramanian)教授,他要求计划委员会对2000年《关于认定名誉大学的新指南》进行审订。之后,计划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认为应保留对申请高校的教学和科研质量的要求,建议那些只提供普通课程和专业的高校不应成为名誉大学,而且申请成为名誉大学的高校必须通过国家评估与认证委员会(NAAC)或国家认证委员会(National Board of Accreditation,NBA)的认证。该报告还建议,只有中央政府或邦政府资助的高校,才能申请成为名誉大学。之后,印度政府、高校和社会团体等各方又经过多次讨论,多次修订,最终在2010年5月26日大学拨款委员会发布了《2010年大学拨款委员会关于名誉大学的规定》(UGC Institutions Deemed to be Universities Regulations,2010)。
该规定明确:新规定的发布是为了规范、有序地推进授予“名誉大学”的称号,阻止质量差的高校成为名誉大学,进一步保护获得名誉大学的声誉,保证名誉大学的质量。《2010年大学拨款委员会关于名誉大学的规定》明确指出,任何想申请名誉大学称号的高校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 申请高校应具有至少15年的办校历史,或者该高校属于创新型高校(De-novo Institution)的类别。创新型高校是指该高校致力于在新兴的知识领域教学和科研方面进行创新,具有独特性,并得到相关学科学术界同行的认可;
2. 申请高校科研项目具有多样性,拥有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并在教学方面具有创新性,已经具备了大学的特征;
3. 申请高校拥有被外部权威认证/评估机构定期评估的记录,并且评估结果认定该高校符合创新型高校名誉大学的要求;
4. 申请高校已经在本科生教育、研究生教育阶段的几个学科领域建立起广泛的、可行的跨学科取向的科研条件和科研平台;
5. 申请高校不应只是一个授予传统学位的高校,例如只授予工程、管理、医学、药学和口腔科学等;
6. 申请高校不应只是一个为在职人员提供培训项目的机构,或仅仅授予技术导向的或与制造相关的学位或文凭;
7. 申请高校应从事高质量的科研活动,产出优秀的出版物和学术作品,拥有被国际认可的数据库收录的证据,必须拥有质量较高的博士/博士后研究项目,并有权授予全职类型的博士学位;
8. 申请高校必须有足够数量的、全职的、高质量的教师队伍,并且在其学科领域的教学和科研方面至少有学术领军人物;
9. 申请高校须具有开展高质量科研所必备的基础设施,能够方便对现代信息资源进行访问;
1 0. 申请高校应该有一个来自公立/私立机构的较大数量的外部科研资助的记录;
1 1. 申请高校须已获得一定数量的知识产权,并以专利、版权、技术转让等合适的方式进行科技成果的转化、知识产权的转移;
1 2. 申请高校必须具有一个显而易见的、被证实了的社会参与、社会服务的记录;
1 3. 申请高校必须通过国家评估与认证委员会(NAAC)/国家认证委员会(NBA)或大学拨款委员会指定的认证机构的认证,并获得较高的、有效的评分,或者拥有“创新型大学”的评估证书;
1 4.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申请高校应提供任何形式的远程教育课程;
1 5. 一所高校一旦被认定为“名誉大学”,它的附属机构不能享用“名誉大学”称号,除非这个附属机构能独自满足《2010年大学拨款委员会关于名誉大学的规定》的条件;
16.对每一所名誉大学都应该进行强制性的、密集的外部评估,大学拨款委员会规定每5年进行一次评估;
17.申请高校必须是非营利性机构,不得参与高等教育的商业化活动;
18.申请高校必须在提交申请之前的5年内没有违反任何权威机构发布的法规及指南条款的记录。[8]
可以看出,《2010年大学拨款委员会关于名誉大学的规定》比《2000年关于认定名誉大学的新指南》的要求更为严格,旨在保证不让质量差的高校成为名誉大学,维护名誉大学的声誉。但是,该规定一定程度上也损坏了名誉大学的自治权利。
二、印度名誉大学的现状
(一)名誉大学的类型
印度学术界普遍将印度名誉大学分为三种类型:(1)研究型的名誉大学;(2)多院系的名誉大学;(3)专业型的名誉大学。以上三种类型的名誉大学还可以细分为私立名誉大学和公立名誉大学。这三种类型的名誉大学的办学重点各有侧重。
1. 研究型的名誉大学
研究型的名誉大学包括塔塔社会科学学院(Tata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印度科技大学(Indian Institute of Science)、脑科学研究中心(the Brain Research Centre)、德干研究生院(the Deccan College Post Graduate and Research Institute)等。这些高校及中心具有一些共同特点:重点发展单一学科,或一组相关的学科,办学的重心在科研方面,拥有研究生教育等。政府对这类高校进行一定程度的资助,但是在资助程度上有差别。例如,像印度科技大学、塔塔基础研究大学(Tata Institute of Fundamental Research)等高校,主要由中央政府对其进行资助,拥有充足的办学经费。但是,一些名誉大学,像德干研究生院等机构,主要接受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的拨款,办学经费有限,仅仅能满足其最低层次的办学要求。
2. 多院系的名誉大学
大多数多院系的名誉大学比较重视开展自由教育,重点强调传承印度的价值观和文化。但是,现在也有一些多院系的名誉大学也开始开展专业领域的教育教学。古儒酷岗日大学和达耶尔巴格教育学院(Dayalbagh Educational Institute)等一些机构获得政府大量的资金资助。但巴纳斯达里·瓦拉纳佩斯大学(Banasthali Vidyapith U niversity)等一些多院系名誉大学每年接受政府的资助则不到大学年总收入的20%。大多数多院系的名誉大学面临着办学经费不足的问题。
3. 专业型的名誉大学
印度有几乎一半的名誉大学是专业型的名誉大学,主要开展的专业(职业)教育集中在工程、技术和医学等专业领域,如韦洛尔理工大学(Vellor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佩蒂尔·瓦拉纳西大学(Dr D.Y.Patil Vidyapeeth University)等高校。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印度经济的繁荣,一些专业型名誉大学也开设信息技术和管理等热门专业。专业型的名誉大学的资金来源多元化。像印度信息技术学院(Indian Institute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几乎完全是由政府资助的,但其他一些专业型的名誉大学较少获得政府资助,主要依靠收费和捐赠。大多数专业型名誉大学的科研能力较弱,当然也有少数专业型名誉大学在科研方面表现良好。
(二)名誉大学的数量和分布
印度当前共有126所名誉大学,不均匀地分布在印度29个邦、6个联邦属地及德里国家首都辖区。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拥有28所名誉大学,是印度拥有名誉大学最多的邦。马哈拉施特拉邦拥有21所名誉大学,排名第二。卡纳塔卡拥有14所名誉大学,排名第三。德里和北方邦(Uttar Pradesh)各拥有10所,拉贾斯坦邦(Rajasthan)拥有8所,哈里亚纳邦(Haryana)拥有6所,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拥有5所,中央邦(Madhya Pradesh)和北安恰尔邦(Uttarakhand)各拥有3所,比哈尔邦(Bihar)、古吉拉特邦(Gujarat)、贾坎德邦(Jharkhand)、喀拉拉邦(Kerala)、奥里萨邦(Orissa)、旁遮普邦(Punjab)、特仑甘纳邦(Telangana)各拥有2所,阿鲁纳恰尔邦(Arunachal Pradesh)、昌迪加尔、本地治里(Pondichéry)、孟加拉邦(West Bengal)、梅加拉亚邦(Meghalaya)各拥有1所。阿萨姆邦、恰蒂斯加尔邦、果阿邦、喜马偕尔邦、查谟和克什米尔、曼尼普尔邦、米佐拉姆邦、那加兰邦、锡金邦(特里普拉邦)没有名誉大学。在6个联邦属地及德里国家首都辖区中,昌迪加尔、德里、本地治里拥有名誉大学。[9]
(三)印度前十名的名誉大学
经过50多年的发展,印度名誉大学的质量和声誉在整体上有了很大的提高,有的名誉大学还拥有了一定的国际声誉,如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Bombay)、印度理工学院德里分校(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Delhi)、孟买大学(University of Mumbai)等。最近,有关机构评选出印度前十名的名誉大学,分别是: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第一名)、印度理工学院德里分校(第二名)、印度理工学院马德拉斯分校(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adras)(第三名)、印度理工学院坎普尔分校(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Kanpur)(第四名)、印度理工学院卡哈拉格普尔分校(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Kharagpur)(第五名)、印度理工学院卢克里分校(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Roorkee)(第六名)、贝拉科技学院彼拉尼分校(Birl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cience,Pilani)(第七名)、安娜大学金奈分校(Anna University,Chennai)(第八名)、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新德里分校(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New Delhi)(第九名)、孟买大学(第十名)。[2]可以看出,印度理工学院的各个分校在名誉大学中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在印度前十名的名誉大学中占据了6位,包揽了前6名。
根据2015~2016年QS世界大学排名,印度一些名誉大学也进入世界大学前500强,表现抢眼。其中,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排名202名,印度理工学院马德拉斯分校排名254名,印度理工学院坎普尔分校排名271名,印度理工学院卡哈拉格普尔分校排名286名,印度理工学院卢克里分校排名391名。
三、印度名誉大学的特点
(一)具有较为充分的办学自主权
名誉大学是印度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一个独特类别,也是印度高等教育的创新之处。印度政府在1956年设立名誉大学,对名誉大学进行支持,并赋予这些高校几乎与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一样的权利,例如允许名誉大学自己开设课程,制定教学大纲、入学、收费、教学的标准。这使名誉大学有机会发展自己具有特色的课程,为学生在毕业后进入多样化的工作领域做好准备。从理论上来讲,印度任何一所高等教育机构都可以获得“名誉大学”的称号。被授予“名誉大学”称号的高校必须具有较高的教学质量、创新性的教学方法和课程,拥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现代化的基础设施等。这样,那些准备成为名誉大学的高校就有了充足的发展动力,来提高自己的办学质量,而已经成为名誉大学的高校也获得了政策支持,进一步发展强大自己。
(二)名誉大学的类型多样
名誉大学的类型多样,不仅包括普通的高校,还包括一些研究院所和国家实验室,例如脑科学研究中心等。国家实验室包括联邦政府下属的科学与工业研究委员会(Council of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CSIR)、印度医学研究委员会(Indian Council of Medical Research,ICMR)、原子能总署(Department of Atomic Energy,DAE)、国防研究和发展组织(Defen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rganisation,DRDO)、太空总署(Department of Space,DOS)等。当前,一些原子能总署的下属机构已经成为名誉大学,大学拨款委员会也已经推荐科学与工业研究委员会成为名誉大学,正在等待批准。可以肯定,未来在所有的国家实验室中将有很大数量的机构获得“名誉大学”的称号。[12]
(三)名誉大学具有独特的身份地位
不同于其他类型的高校,印度名誉大学具有独特的身份地位,具体表现为:一些名誉大学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办学质量比较高,社会声誉比较好,经过权威部门评估和认可后,可以升格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例如,国家技术学院已经由名誉大学成为国家重点大学,印度国立伊斯兰大学也成为一所中央大学。
关于名誉大学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才能升格为大学?迄今为止,根据搜集到的资料显示,名誉大学升格为大学并没有具体的、硬性的条件。更多的是印度政府出于国家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等方面的考虑。以国家技术学院为例,“随着工业的持续增长越来越依赖技术的增长,印度议会在2007年通过《国家技术学院法案》(National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 Act),宣布国家技术学院成为国家重点大学。该法案的目标是为了在工程、科学和技术领域培养国家所需要的高质量的人才,为国家技术学院提供统一的治理模式、收费结构和规则等”。[12]
但是,在现实中也存在一些名誉大学在获得名誉大学称号之后,并没有严格要求自己,提高其教育质量,而是放任自流,从而导致其教学质量、办学水平都出现较为严重的下滑。例如,2009年5月一个委员会对当时132所名誉大学中的127所(其中41所公立名誉大学,86所私立名誉大学)进行了评估,发现只有38所名誉大学适合继续保留“名誉大学”的称号,44所名誉大学在课程、科学研究、教育治理和基础设施方面存在不足。2014年,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UGC)下属的一个委员会审查了41所名誉大学,建议将其中7所名誉大学列入黑名单,其他34所基本合格。[13]
这表明印度政府对名誉大学的管理特点是动态管理,而不是静态管理。印度的高校符合条件就可以申请成为名誉大学,名誉大学表现优异,就可以升格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如果表现不好,就面临着退出名誉大学类别的风险。这种动态的管理,有利于形成各高校之间“能者上,差者下”的良性竞争环境,有利于构建一个富有竞争力、开放性和流动性的高等教育生态系统。
四、结语
印度名誉大学自1958年创建以来,已经成为印度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种类。在近60年的发展历程中,印度名誉大学基本实现了当初创建它的初衷———将一些质量比较高的高校授予“名誉大学”的称号,给予它们一些优越的政策,使之担负起为国家培养人才,促进国家发展的重任。而且,为了更好激励这些名誉大学的发展,印度政府允许一部分办学质量高的名誉大学升格成为大学,如果名誉大学的教育质量糟糕,也可能面临着撤销“名誉大学”称号的惩罚。这种动态管理制度,避免了高校身份的固化,有利于充分调动名誉大学的办学积极性,有利于名誉大学在办学质量之间的互相竞争,从而促进名誉大学的卓越。
但是,随着名誉大学的数量不断增多,而且越来越多的包括科研院所在内的机构申请成为名誉大学,与之相伴随的是一些名誉大学的教育质量不高,科研能力不强,服务社会的能力较弱,对名誉大学的整体声誉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例如,一些名誉大学存在等级森严的层级制度,并没有为学生、年青教师提供太多的机会。预计未来印度政府将对名誉大学的认定标准进一步严格要求,未来获批的名誉大学的数量将减少,少数不合格的名誉大学也将被淘汰,名誉大学的总量将保持稳定,但更加注重内涵发展和质量提升。
总之,印度名誉大学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是印度高等教育领域中的一个创新,是印度在移植英国高等教育体系基础上,结合本国国情和文化的实际,发展适合本国高等教育发展道路的一种宝贵探索。
摘要：名誉大学是印度高等教育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种类。依据《1956年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法案》第三部分,第一批名誉大学在1958年到1968年间建立起来。为了加强对名誉大学的管理,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在2000年制定了《关于认定名誉大学的新指南》,后又于2010年颁布了《大学拨款委员会关于名誉大学的规定》。印度名誉大学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研究型的名誉大学;多院系的名誉大学;专业型的名誉大学。经过50多年的发展,印度名誉大学的质量和声誉在整体上有了很大的提高,有的名誉大学还拥有一定的国际声誉。
关键词：印度,名誉大学,高等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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