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的嬗变论文

2024-09-14

空间的嬗变论文（共8篇）

空间的嬗变论文篇1

摘要：本文借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标准馆改造这一实际项目, 详述了该空间设计和施工的全过程。并重点介绍设计中突破点, 希望对业界和学术界有所启发。

关键词：空间改造,标准馆,“More than office”

空间改造是目前设计界发挥余地比较大的设计类别之一，主要体现在建筑师与艺术家或者空间设计师合作，融合视觉美学、组织管理精神及环保理念，营造活力及人性化空间，不仅为旧建物赋予新生命，更促使美学与实用彼此交流，使空间的使用者有一个更开阔的工作环境，期许激发出更多的创新成果。

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是山东省标准化研究和监督机构的龙头单位，是省级公益科研机构。其办公楼位于济南市历下区历山路146号，框剪结构。长期以来这座建筑一直担当着咨询，服务，售书和办公等多种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时值国家大力推行标准化建设之际，过去诸多功能杂糅带来的问题渐渐显露出来，落后的标准物件展示方式也不能满足新的需求。同时，国内目前在严格意义上说没有一个纯粹的标准馆向广大群众介绍标准以及标准化的重要性等知识。因此，借此契机打造山东省独一无二的标准化展览馆，积极塑造崭新、有活力的标准化研究所成为当务之急的首要任务。新的标准馆位于原研究院办公楼的一层，总面积1136.1平方米，是包含标准服务、查询、标准知识普及、标准类书籍售卖、馆藏60万余册资料的综合性空间.整馆于2007年10月14日开幕。整个设计施工由山东大学品牌与传播研究所完成，整体改造理念以“More than office”——为主，目的在创造富于人性及符合生态的永续空间，让环境保持可持续发展。现在将本项目在设计以及施工过程中的经验总结如下：

一、理念的嬗变——“变”则通，由“院”到“馆”

原来标准化研究所一直以专业的技术人员和企业机构为研究对象，服务范围也仅限于这个圈子。这样对于自身的品牌推广或多或少有一些限制，同时，也在老百姓心目中树立起了比较冷漠的企业形象。为了突破这点，我们特别提出了要为此机构设立新的形象立足点：不但满足专业人员需要，同时从更广泛的层面服务于大众，引领生活处处有“标准”的普及渠道，激发潜在品牌影响和社会效益.具体到空间布局上，我们采用开放和一体化的空间环路体系，让整个一层突破于以前“闭”和“散”的格局，在色调上也选用更加活泼的颜色，富于亲和力。

二、流线的清晰化——所见之处皆精彩

改造之前的大厅是很传统的布局方式，分为南北两部分，彼此之间缺乏交联。重新布局之后，打破严谨的室内界线，让整个大厅形成环形的通路，让接待空间，信息空间，展示空间，服务空间自然而融洽的过渡。在视觉和游览感受上充分体会来访者的感受，充分利用每一个设计位，让参观者觉得内容丰富，但路线又简洁清晰。同时考虑了采光的关系，设计了悬吊式的展柜，轻灵通透，让自然光源与绿荫得以穿透至室内，使人可以随时亲近大自然。局部还刻意用曲线强调造型，柔化原来刻板的感觉，给人带来一个开放、明亮、弹性的工作和展示环境。

三、亮眼的色调和造型——“青出于蓝胜于蓝”

标准化研究院办公空间原有色调有浅灰，米黄，黑色，深普兰，白色等多种色彩，稍显杂乱，而且经过分析，这些色彩的色温都比较偏冷，难免会给人带来一种刻板和单调的感觉。我们在设计的过程中要以标准化研究院的企业色为依据，并且，因为这是一个空间改造项目，我们要保证新的色彩体系与空间中现有色调协调统一。标准院的企业色是普兰色，稳重且富于科技感。我们以这种色彩基调出发，选用R=87, G=115, B=188的蓝色，使整个空间活泼靓丽充满时代感。另外在造型上，设计注重打破原有方方正正硬朗的线条。服务柜台以流畅的线条勾勒出两个不同功能的空间，别致的银灰色帆板使造型体组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同时在视觉上克服了原有大厅层高不高的问题，显得挺拔有力。对于信息检索台的设计，同时糅合了检索和休憩两种功能，以几何块面造型凸现简洁大方，放射状的玻璃台面显露标准院的开拓进取。设计过程的另一个亮点是顶部装饰条带的应用。由于大厅原有色彩比较杂乱，顶部蓝地银色线条的装饰条带成功的把主色调强调为蓝色，并且使功能区域的界定进一步强化。

四、光线的应用——“无形”空间

人对空间的感受不仅仅限于围护结构所圈定的部分。在这个项目中，我们把人对空间范围的感受也考虑为设计内容的一部分。即，“无形”空间。依靠灯光的应用，让各个展示区域保持其独立性。通过光线可以营造温暖和愉悦，也可以刻画辉煌和耀眼。有限的空间与有限的光色在充满幻想的设计过程中构置出无限的作品。利用灯光的照度，角度和色泽区分明区和暗区，构成展示过程的空间感。在标准展示长廊部分，展品的立体感是通过选定一定光度的灯光照射不同的角度形成的。空间与立体感由100%的逆光，50%的侧光和20%的面光共同营造。

结语：

本项目涉及的功用复杂，而且工期紧，前后只有一个多月的设计施工时间。我们克服了经费有限，施工工艺难度大等难题，让原有单一的办公空间成为了集合展示、服务、办公为一体的空间体系。并且成功的进行了思路的突破，空间的突破，色调的重新整合，展品展位序列设计等综合设计，这对标准院品牌形象的强化是大有裨益的。

空间的嬗变论文篇2

网络与文化的嬗变

网络是现代文明的产物,文化是历史的`积淀,研究两者的关系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两者的内涵.本文认为网络引起了文化传播的历史性变革;文化则是网络存在的深层次动因.网络文化是在网络与文化的互动中形成的平等文化、多元文化、霸权文化和全球文化.

作者：高正荣作者单位：河海大学人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8刊名：前沿 PKU英文刊名：FORWARD POSITION年，卷(期)：2002“”(7)分类号：G05关键词：网络文化网络文化

微电影的嬗变篇3

一、微电影的前世

许多专家学者研究微电影时, 把2010年作为微电影的元年, 把微电影作为一种全新的影视创作模式, 笔者认为是极为不妥的。微电影的定义为:微电影是指专门运用在各种新媒体平台上播放的、适合在移动状态和短时休闲状态下观看的、具有完整策划和系统制作体系支持的具有完整故事情节的“微 (超短) 时” (8-15分钟) 放映、“微 (超短) 周期制作 (1-7天或数周) ”和“微 (超小) 规模投资 (几千-数千/万元每部) ”的视频 (“类”电影) 短片, 内容融合了幽默搞怪、时尚潮流、公益教育、商业定制等主题, 可以单独成篇, 也可系列成剧。它具备电影的所有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主题、故事情节。这个定义被大多数的研究者所采纳, 并认为“三微”是界定微电影的标准。实际上现在很多微电影无论是时长、拍摄周期还是投资已超出了微电影的界定范围, 包括被誉为微电影开山之作的由中影出品的《一触即发》, 以及由筷子兄弟拍摄的《老男孩》。因此, 笔者认为这个定义是不准确的, 不能作为微电影的界定标准。

那么, 真正对界定微电影有实际意义的是:“它具备电影的所有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主题、故事情节。”以及运用了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法拍摄制作。以微电影的这个界定, 结合当前大多数微电影的创作模式来看, 微电影的前世无疑DV电影。

DV电影的创作群体包括影视导演、独立制作人、艺术家和大学生等。虽然影视导演、独立制作人和艺术家是DV电影创作的主导阶层, 但各大高校数以万计的电视编导、影视文学和新闻传播等专业的大学生才是DV电影创作的主力军。这个群体具备了剧本写作、编导、拍摄和编辑的能力, 急需通过实践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 而校园D V电影的拍摄就成了最佳途径, 于是, 以青春、梦想、爱情、友情为题材的有完整故事情节的校园DV大量产出, 各大电视台、网络媒体纷纷开设DV专栏, 为校园DV提供了播出和展示的平台, 也对校园DV的创作推波助澜, 校园DV成为DV时代最主要的创作模式, 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了微电影时代。现在, 大学生仍然是微电影创作的重要力量, 校园微电影仍然是微电影创作题材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微电影的嬗变

随着新媒体势力的崛起, 越来越多的观众, 特别是年轻观众将视线从电视屏幕转移到了电脑显示屏和移动终端, 新媒体也成为商家热衷的广告投放平台。由于不再受电视台按秒计费的限制, 商家可以在新媒体上用更长的时长从容地展示自己的产品及企业文化。以《一触即发》为代表的一批有完整故事情节、以电影艺术手法拍摄之作的广告片, 有明星参演、有故事情节、拍摄制作精良, 商业定位非常明确, 主要是针对年轻观众, 因此在新媒体上迅速传播, 对于新媒体和商家来说, 形成了双赢的局面。以此同时, 由中影与优酷网联合出品的《11度青春系列电影》在网络上走红, 其中包括点击量过亿的《老男孩》, 它延续的仍然是DV电影的创作模式, 被无数年轻DV电影创作者效仿, 掀起了DV电影创作的新的高潮。恰逢此时, 微电影的概念被提出。

微电影概念的提出, 既是为了迎合新媒体的传播方式, 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毕竟现在是新媒体时代, 新媒体已成为年轻人接受信息的主要平台。微电影把DV电影、商业广告、公益广告、形象宣传等都纳入其中, 而新媒体公司、影视公司、广告公司甚至地方政府的介入使微电影资金投入巨大, 拍摄制作精良, 微电影的时长也因各自的需要长短不一, 致使对微电影这种形式的界定却始终无法确定, 微电影的定义也无法自圆其说。但如果把定义中的“三微”标准抛开, 被纳入其中的这些微电影形式还是有共同之处的, 那就是“有主题, 有完整故事情节, 用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法拍摄制作”。虽然这种创作模式基本上是DV电影的延续, 但相对于DV电影以创作者自我为中心、以自我情感表达为主要目的, 微电影的功能已丰富了很多, DV时代向微电影时代的嬗变也是顺势而为。

三、微电影的创作模式

微电影突破了DV时代功能的瓶颈, 创作形式也呈现出多样化趋势。梳理当下微电影的创作, 主要有如下模式。

1. 电影模式。

这种类型是微电影创作的主要类型, 也是DV电影的延续。随着影视公司和新媒体的介入, 更多的专业影视编导和明星参与到了电影类微电影的拍摄制作中, 如由中影集团和优酷网联合出品的“11度青春系列电影”, 汇集了沈严、尹丽川、杨树鹏、李冯、庄宇新、肖央等一批青年导演。由优酷网2012年推出的、重点打造的微电影“美好.大师”系列, 每年邀请一些著名电影导演拍摄微电影, 集结了许鞍华、顾长卫、蔡明亮、吴念真、金泰勇、吕乐、张元等实力派导演。此外, 一些具有专业影视创作水准的知名度较低的影视业者, 鲜有拍摄电影和电视剧的机会, 想通过拍摄微电影展现自己的艺术水平、通过新媒体传播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也纷纷加入了微电影的拍摄。这些专业电影人的参与, 使得微电影的制作水准、艺术性、文化内涵和观赏性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更接近电影。

2. 商业广告模式。

在新媒体上播放的商业广告, 商家摆脱了时长限制的束缚, 不再像电视台播出的广告那样, 争分夺秒、生硬地将品牌和产品强加于观众。创作出一个引人的故事情节、把自己的品牌产品或企业文化巧妙地融入其中的模式被越来越多的商家所采用。这一模式的微电影因商家投入资金较大, 情节设计较好, 拍摄制作的质量较高, 既让观众爱看, 又能让观众了解商业信息, 常常被观众津津乐道。如《一触即发》采用了好莱坞影片的叙事风格, 扑朔迷离的情节和紧张刺激的镜头, 适时出现的凯迪拉克汽车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OPPO手机广告微电影《她/他不知道的事》, 讲述了由陈坤饰演的摄影师与江一燕饰演的模特一见倾心并相互暗恋的爱情故事, 画面清新唯美, 受到青年年轻观众的喜爱;京东的形象宣传片《为每一点喜悦》, 则在片中设计了关于爱情、亲情、友情等的多个情节, 片中每一个美好愿望的实现都有京东的身影, 展现了京东的企业文化, 也给观众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这些都是商业广告类微电影的成功制作。

3. 公益广告模式。

微电影为公益广告提供了很好的创作模式。相比较以前说教式的公益广告, 微电影围绕公益公告的主题, 创作出一个感人的故事情节, 使观众在被感动的同时, 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公益广告的观点, 教育的效果更好。作为国家级主流媒体, 央视一直是公益广告创作的领头羊, 凭借强大的影响力和优秀的创作团队, 央视不断通过公益公告推行主流价值观, 引导着人们爱国、爱家、感恩、友善, 这其中以“家”为题材的让观众印象最深、最能打动观众。如, 央视春节期间播放的《回家》系列公益广告微电影, 设计了四个回家过年的故事, 四个不同的家庭, 四段不同的回家艰辛历程, 传递给观众的是家里的温暖和团聚的喜悦, 以及浓浓的年味, 深深地感染着每一个观众。此外, 央视的《老爸的谎言》《妈妈的等待》《打包》等, 都是感人至深的公益广告微电影。通过微电影的形式, 把要表达的公益主题, 通过情节巧妙地设置其中, 去触碰观众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既感动了观众, 又让观众从中受到教育和启迪, 无疑, 微电影是公益广告最好的传播形式。1

4. 形象展示模式。

无论是电视媒体还是新媒体, 形象展示模式都是较为活跃的微电影模式。无论是城市、村镇、风景名胜, 还是企业、单位、学校甚至个人, 都抛弃了以前形象展示所采用的专题片的方式, 纷纷采用清新灵活的微电影方式, 通过人物的引导和故事的展开, 艺术地展示各自的形象。国内首部以城市微电影的形式出现的是由合润传媒与凤凰网联合出品《相约山楂树》, 讲述的是男女主角在看过电影《山楂树之恋》后, 通过网络相约从不同的城市来到宜昌, 寻找山楂树、寻找真爱的故事, 用以推介宜昌的城市风貌和旅游资源。该片借助张艺谋电影《山楂树之恋》的热播, 在网络上播放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极大地提升了宜昌的城市知名度, 也引发城市微电影拍摄的热潮。2013年初, 苏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和苏州日报报业集团联手打造了国内第一部官方城市形象微电影《苏州情书》。该片纵览苏州千年文化精髓, 艺术地呈现了东方水城的人文风情, 展现了苏州与众不同的城市特质, 在“情调苏州”的官方网站和官方微博、各视频网站还有CCTV-6“爱电影”栏目等多个平台播出, 广受赞誉。3此后, 通过拍摄城市微电影来宣传城市形象也成了地方政府考虑的一个方向, 一批由各地政府主导拍摄的构思巧妙、创意新颖、制作精良的城市微电影推出, 收到了观众和网友的好评, 对展示城市形象、表现城市人文精神、推介城市文化起到了积极地作用。

微电影并不是一种全新的电影创作模式, 它是由DV电影演变而来, 并加以发展的。虽然微电影至今无法准确界定, 但作为一个概念它已被大家所接受。今后, 随着智能化终端的进一步普及, 年轻观众在新媒体环境下对视频快餐化、碎片化消费习惯的养成, 特别是90后、00后成为新媒体视频的主要消费者后, 微电影才可能会真正符合“三微“的界定标准。

注释

11 .张琪:《当下国内公益广告的家庭伦理主题诉求研究——以央视近五年“家”主题公益广告为例》, 西北大学, 2013.

乡村卫生室的嬗变篇4

近年来利川市稳步加大对村卫生室建设的投入, 基础设施得到极大改善。今年, 市政府又建设60个“五化”村卫生室作为十大民生工程来抓, 2014年10月底前全部投入使用。针对全市288个尚未达标的村卫生室, 该市计划今年达标60个, 2015年达标70个, 2016年达标80个, 2017年达标78个, 探索建立多种机制, 逐步消灭空白村。

镜头一:就医环境得到改善

“这两年村里变化真是大, 现在又修了这么漂亮的村卫生室, 看病方便多了, 每天傍晚还可以到卫生室前的小广场跳舞健身, 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像城里人一样了。”忠路镇花台村村民李菊兴奋地说。

以前, 该市大部分村卫生室基本没有单独的诊断室、治疗室等, 部分村卫生室仅配有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计这“老三件”, 村民就医环境简陋。为彻底改变这一状况, 改善村民就医环境, 2011年争取中央投资64万元, 建设村卫生室16个;2013年争取中央及省级投资135万元、自筹28万元, 改扩建27个村卫生室、新建4个村卫生室;今年, 中央及省级财政共投资300万元、市政府投资200万元, 专项用于60个村卫生室达标升级建设。新 (改、扩) 建的村卫生室统一样式、统一标志、统一规范设置, 并添置崭新的办公桌椅、病床、电子显示屏等, 配备体温计、听诊器、出诊箱、身高体重仪、心电图仪、氧气袋等基本诊疗设备。

“华丽转身”后的卫生室, 基本达到了“产权公有化、建设标准化、服务规范化、运行信息化、管理一体化”的标准, 就医环境大大改善。“现在每天来看病的村民达到20人左右。”杨家坡村卫生室村医吴光敏说。

镜头二:医疗水平得到提升

为了提高村医的服务水平和能力, 利川市卫生计生部门定期组织村医培训, 各乡镇卫生院也采取每月例会制度“以会代培”。同时, 按季度进村督导检查, 手把手地对村医进行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的业务知识培训, 全方位提高村医服务能力。

今年3月, 对全市乡村医生分三期进行了轮训, 截至目前, 全市乡村医生取得乡村医生及以上执业资格的807人, 占总数的95.5%。

同时, 该市严格按照《执业医师法》和《乡村医生从业管理规定》, 建立健全符合村卫生室功能定位的规章制度和业务流程, 加强对乡村医生的从业准入管理, 坚决打击非法行医行为。加强乡村医生人才队伍建设, 建立健全年度培养培训制度, 强化管理指导, 规范执业行为, 不断提高服务管理水平。2013年, 市卫生计生局选派25名空白村的初 (高) 中毕业生到州卫校参加农村医学和中医专业学习, 学制三年, 毕业后分配到空白村卫生室从事村医工作。今年, 该市将再派送15名空白村的初 (高) 中毕业生到州卫校学习, 以逐步解决空白村问题。

现在各村都实行“村医签约服务”, 村民自主选择辖区内自己信任的村医签约, 签约内容包括基本医疗服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健康体检、转诊服务四大项。每天一大早, 凉雾乡旗杆村卫生室候诊厅就陆陆续续有前来看病或体检的村民, 他们说, 我们村里自己的医生服务态度好, 医术也不错, 在家门口看病方便, 有点头痛脑热的病随时就解决了。

量体温、测血压、打针, 走进凉雾乡纳水村卫生室, 村医杨丽叶忙得不亦乐乎。正在打针的村民黄东海说:“从我家到卫生院有18公里路, 坐车一个来回路费就要四五十元。现在好了, 村卫生室就在家门口, 又干净又敞亮, 村医服务态度也好, 药费也便宜, 既节约路费又省时间, 真好!”

镜头三:村医待遇得到保障

除了基础设施的改善, 村医的待遇也得到保障。该市通过多种投入渠道, 加大对乡村医生的补助力度, 确保每人每年不低于2.2万元。其中, 对实施基药制度的乡村医生每人每年落实5000元补助、运行经费补助6000元、一般诊疗费补助人均5元、基药配送费分别为每月80元或120元。2013年, 全市实际补助727.69万元, 平均每个村卫生室1.17万元。同时, 按照《关于进一步落实乡村医生补偿政策提高乡村医生待遇的通知》 (鄂卫生计生发〔2013〕3号) 精神, 为村卫生室统一购买年投保额为1200元的医疗责任险, 保费由市政府和村卫生室各负担50%, 实现村卫生室单次事故最高赔偿额15万元、累计赔偿额30万元, 极大提升了村卫生室有效抵御医疗风险的能力。同时, 该市创新推进“村医进村班子”工作, 进一步提升村医收入水平。通过政府资助与乡村医生自筹相结合方式, 建立健全乡村医生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妥善解决乡村医生养老问题, 以吸纳更多卫生人才扎根基层, 稳定乡村医生队伍。

当代中国版画创作的嬗变篇5

一、新时期创作群体的变化

中国当代版画的创作群体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学院版画;二是画院、美协、美术馆的专业版画家;三是业余版画群体;但在一个地域的群体里, 大都是三位一体从事创作但也各有差别。上世纪90年代, 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 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和文化体制的转型, 中国当代版画创作受到强烈的冲击, 原有的组织模式和创作群体开始蜕变, 最主要的是业余版画群体逐渐消解, 画院后继乏人, 版画创作呈滑坡趋势。而学院版画在前两类群体相对减弱的情况下, 扩大招生规模, 青年教师与学生风格上的追随, 甚至主导了美术创作的新思潮, 呈现出在版画创作中的统领趋势, 其特征体现为:艺术性、探索性和纯粹性。它在版画转型中由肤浅走向深刻, 在丰富媒材、技法制作和探索版画的多样性发展空间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它逐渐疏离社会生活, 淡化主题, 过分强调个人主观意识, 以其独立的文化身份与艺术品质, 在中国当代版画结构中往往呈现出前卫的姿态, 表现在新一代版画家对传统观念的消解与否定和现代意识的确立与逐渐增强这两个方面。虽然一些老版画家与一些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中年版画家仍在倡导版画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强调版画的社会功利性。但是绝大多数年轻版画家已经无意于对新兴版画传统的弘扬, 而着力于对版画的绝对本体语言和纯艺术层面的突破。具体表现为“代言人”“遵命”的角色弱化甚至消退, 自我意识的无限放大, 忽视大众的审美趣味和需求;从现实生活中把握和挖掘时代精神的意识淡化, 主观表现的欲望极度增强, 转向极端的主观内心世界表达, 从先前的“自我”发展到“只有自己”。但我们还不能笼统的说新一代版画家完全无视社会生活和没有社会责任感, “主观表现、内心关照”其实也源于当代社会思潮和对生活的认识与理解上, 只是采取了嘲弄调侃甚至玩世不恭的态度, 版画又加上了多种媒材的专业技巧与个人语言的极端强化, 几乎完全无识大众审美诉求与欣赏习惯。伴随着一届届版画本科生与研究生走上社会, 中国版画已经完成了从“社会版画”向“精英版画”的过渡, 或者称之为“精英版画”已经取代了“社会版画”。

二、新形势下创作观念的嬗变

它首先表现在对版画本体语言的挖掘上, 如对版画复数性与“印痕”的本体认识与理解上。徐冰在《对复数性绘画的新探索与再认识》一文中说:“我们以往对复数性绘画的认识, 正在与缺乏对版画语言自身纯粹性的理解在创作中, 不能抓住版画艺术的特质, 使版画往往尾随其他画种, 而显示不出自身的优越性。所以我认为, 应透过这些表面的非本质的差异, 沿复数、印痕两条线索, 真正把握住版画艺术最深层的特点。”其次是版画题材的变化, 它表现在题材由客观的再现到对心象表现的转换, 表现形式由具象写实到抽象写意。就最具传统与最富有代表性的中国木刻而言,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木刻版画与八九十年代的木刻版画在题材选择与视觉形式上都有着极大的差异。正如齐凤阁先生在《转型期版画的转型》一文中写道“近年的中国版画经历了两个层面的转化, 一个是在语言形态上、在视觉方式上, 由本土的、民族的、传统的, 向现代的、国际性迈进, 一个是在精神内涵上、价值取向上, 由封闭的、单一的、附属型的, 向开放的、多向的、自主型的演变。”两位先生都特别强调了版画自身的艺术本质特征以及对这些艺术特征的探求与强化, 这对一向依附于宣传政策的中国版画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但我们也要适当顾及大多数民众对艺术审美的诉求和艺术语言的认同与领略, 尤其应该注意两点:即由体现时代精神向关注个人内心体验转变以及由版画惯用语言去体现对象和事件向纯粹的版画本体语言的转变这两个过程中不能疏离民众而孤芳自赏。

三、新形势下作品内涵的变化

摆脱历史的重荷而走进现实风情, 由“文革”中版画对政治的亲和转向了轻松愉悦的风情表现, 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的转折, 它标志着版画由政治的附庸转向了自主。这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学院版画越走越远, 在作品内涵方面基本背离了传统的版画形态, 疏离了中国民族文化精神, 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标准。齐凤阁先生曾在《学院版画的当下语境》一文中说“有的评论家认为‘学院版画不能以迎合大众的审美口味为目标, 要保持学院版画的前卫状态, 要以提高大众的欣赏能力为宗旨, 把学院版画推向高新的成熟阶段’。”这一脱离了中国国情无视客观实际的理论, 实际上是作茧自缚, 即使破茧飞出全新的灯娥, 也不能为多数人认同。如果违背了中国数千年的审美意识, 试图强制民众接受前卫的脱离生活、脱离民众的令人费解的创作, 无论其技艺如何的精湛, 奋斗目标多么的远大, 恐怕都只能是自言自语, 都将无法摆脱中国当代版画的困境。

四、新形势下表现形式的变化

新时期的版画创作, 已不仅是单纯的木刻一统天下, 石版、铜版、丝网版, 以及综合版在创作中已经广泛的应用。在这里经济形式的变化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当今随着我国经济形式的不断变化, 各种艺术形式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由于中国现在完成体制的转型, 走出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 艺术也必然要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 版画当然也不例外, 版画再也不是政治的宣传品而是要面对市场经济的严峻挑战, 去接受社会和民众的选择。新的形势促使一些版画家去寻找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和表现语言, 另一些版画家受到艺术市场的制约在版画创作表现形式上趋于多样化甚至在创作观念上迎合市场的需求, 无论他们能否走出全新的道路, 但他们或多或少是基于现实潮流的影响和顾及了民众的认同和需求, 往往表现得讲究印刷工艺、制版材质、印刷颜料等媒介材料, 追求尽可能丰富的效果和成品的精致。以学院为代表的版画家们则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来研究尝试各种制版和印刷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 版画的画面效果比以前更完整、精致。在版画的表现形式上, 学院派画家以其独具的优势, 通过新设备和新工具材料的广泛应用, 扩大了版画品种的范围, 多种表现手法的尝试, 极大地丰富了版画语言, 使版画突破了以往的模式。但在相当大的范围内, 对主题思想的发掘和重大题材的抉择上, 已不再是学院版画的注意范围, 而新制作技术的精研和新艺术表现手法的探索创新, 成了版画家刻意追求的唯一中心。较少体现当今社会的时代性, 而更多的表现为时尚性, 但它过分的注重自我内心关照而忽略了现实社会的本质和脱离了绝大多数民众, 忽视了绝大多数的民众审美趣味等方面, 应该是特别值得我们警惕的。但对于新技法、新材料、新观念、新追求应用在当前的版画创作中是应该明确肯定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中国的版画创作已经发生较大变化。新形势下, 版画家在创作意识里注入现代人文主义精神关怀, 提升版画本体语言的文化含量与艺术含量, 强调版画的原创性、实践性与开放性和顾及公众的认知与感悟, 在进一步实现版画本体语言由表现手段的客体向有高尚精神情操创作主体的变化过程中, 创造既有版画审美特质又带有当代人文精神的与社会公众相关联的艺术形象, 成为当代版画作品应当具备的品格。

参考文献

[1]徐冰.对复数性绘画的新探索与再认识[J].美术, 1987, (10) :50.

电视体育节目解说的嬗变篇6

1 早期的“广播体”解说风格

我国的体育解说可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张之,他以激昂、快速的解说风格得到了观众的一致认可,奠定了我国体育解说事业的基础。后来的宋世雄也延续了这种解说风格,这种富有激情的解说以及对节奏的有效控制,打动了整整一代人。

但早期的体育解说方式并不能对观众产生比较明显的效果和影响,这种解说缺乏与观众的互动,传播方式也比较单一。无论是张之还是宋世雄,采用的都是广播体的解说风格,宋世雄更是将此风格发扬光大。作为中国体育解说的领军人物,宋世雄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事了20多年的体育解说工作,而中央级广电传媒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以至于当时的体育解说,从形式上都呈现出高频男声以及极快的解说语速,内容上只是简单地用语言描述在比赛现场所看到的场景和内容,无法对赛事做更加精准的评判。后来由于年龄逐渐偏大的原因,宋世雄在解说事业的后期出现了业务能力停滞不前的迹象,也就是仍然用收音机时代的解说方式来解说电视时代的体育节目。听过其电视解说的观众都知道,宋世雄到了节目后期主要是报球员的姓名和号码,只是将比赛情况简单地用语言描述出来,缺乏对比赛的分析和评论。但在收音机时代和直播比赛严重稀缺的时代,受众能听到或看到比赛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往往忽略了对体育解说的关注,对体育解说不会特别在意。

2 中期的“幽默语录体”解说风格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的体育解说员在模仿前人解说风格的同时,也在努力打造自己的独特风格。这一时期我国比较有代表性的体育解说员当属韩乔生和孙正平。最初他们总是在刻意模仿,无法突破张之和宋世雄的风格,但这样的传播方式并不是长久之计。

随着观众对体育节目的欣赏能力逐渐提高,对体育解说员的要求也越来越专业。体育解说员已不能只是具备从前那种只会“看图说话”的能力。韩乔生等人也试图突破这种单一的风格,并尝试着在赛事中适时加入自己的观点和见解,然而,由于这一时期的体育解说员缺乏专业的体育知识,又没有形成个人的特点,所以解说时会闹出不少笑话,甚至出现严重口误。个人虽努力进行风格的突破,却又以失败告终,给受众留下的是一段段“口误频出”的印象。韩乔生却索性“将错就错”,把这种无意的口误转化为有意的“犯错”,以此换来观众的笑声。这种幽默的语言特点,也形成了韩乔生独特的解说风格,他的很多解说语都被收录在了《韩乔语录》,更有学者将此语录当作一种文化现象进行研究。不过受众对此类解说褒贬不一,有很多人认为这种解说语录已不属于体育范畴,受众更为认可的还是解说员对赛事的解说能力,也就是要以广泛专业的体育知识和精准的分析能力,为人们透彻分析、讲解体育赛事。

3 后期的“专业”体解说风格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快速迅猛发展的同时,体育类节目也随之兴起,各种精彩纷呈的国际赛事进入观众的视线。如今的受众已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体育迷”,其对体育知识的掌握也越来越专业,受众需要的是思维敏捷、语言精彩、观点精准、能够引领他们的专业型体育评论员而不是一个只会“照葫芦画瓢”的门外汉,黄健翔的出现则弥补了这一空白。黄健翔一改曾经我国体育解说单一的风格,不仅具有极为宽泛专业的体育知识,同时他精准的剖析、对赛事独特的见解和对赛事发展趋势准确的判断,都使他很快成为了观众最喜爱的体育解说员。他能很好地引经据典,使受众在收看比赛时收获更多的知识,黄健翔一度成为了最受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所喜爱的体育解说员。

从中国几代体育解说员的分析来看,他们的播报技巧是在不断完善,逐步增强的,从早期的广播体到中期的幽默语录体再到如今的专业型,不难探析出我国体育解说的发展之路。

摘要：随着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电视体育类节目也受到了越来越多观众的喜爱,欣赏体育赛事已成为很多观众消遣的方式,体育节目近年来收视率一路攀升,不论是从样式还是种类上都有很大的突破。体育节目的解说员在每一场赛事中承担着大量的解说任务,在对赛况进行解说的同时,也可以对赛场上所发生的一切进行一番评论,甚至会在解说中带上自己的情绪和态度。当今的体育传播已经是全球化和商业化了,中国的体育解说事业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后,其播报技巧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关键词：电视体育节目,解说员,解说风格,播报技巧

参考文献

[1]李强.专业型解说——电视直播体育赛事的解说原则[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1).

新媒体的传播业态嬗变篇7

一、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特征

从互联网到通讯业、到媒体行业, 数字化已经成为一个发展的潮流, 数字地球也正在呈现。以数字电视、手机电视、网络电视、移动电视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的发展, 给广播电视和信息传播带来了最深刻的一次变革, 它改变了声音、图象、文字等信息内容的生产、交换、传播、消费的方式, 使信息传播从单一的形态向双向多元的形态, 从资源的垄断向资源的共享, 从自成体系向开放体系, 从不对称的传播, 到互动交流的方向转变。

(一) 传播多元化

传统的媒体传播方式, 大多是以单向传播为主。随着热线电话、手机短信、手机图片、3G技术、卫星连线等等手段的大量使用, 如今的广播电视节目, 互动性有了很大的突破, 极大地丰富了节目形态。现在的新媒体技术, 使得这种传者与受者的互动, 有单向的, 有多向的, 有群发的, 有单发的, 有互动的, 还有群体互动, 传播方式可谓是多种多样。

不仅如此, 现如今无论你是挤公交车还是打出租车, 无论你是乘地铁还是坐飞机, 也无论你是在健身房还是在KTV, 甚至无论你是在等电梯还是入厕, 新媒体的传播可以说是全方位覆盖, 无孔不入。这是传统媒体所可望不可及的。

(二) 传播融合化

新媒体是介乎两个及两个以上媒体的技术于一体, 往往打破传统媒体的有序分工和严格界限, 催生了媒体间的重组整合。凤凰卫视的《有报天天读》, 引发了全国各电视台纷纷在电视上读报, 这实际上就是报纸与电视的结合。还有手机报、手机电视, 无论你身处何方, 打开手机, 就能方便地浏览重大新闻。而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新媒体, 更是融合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介质, 呈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地球村”。事实也证明, 无论报纸、广播、电视, 一旦介入网络, 就已经在自觉不自觉地尝试和构建着一个不属于任何一个“本原媒体”的新媒体。

(三) 传播扁平化

所谓扁平化就是中间环节越来越简化, 直接从传者到受者, 实现点对点的传播, 传播的准确率、到达率很高, 从传统媒体的多层级传递到新媒体的扁平化传播, 可以极大地降低传播成本, 有针对性地提高传播效果。数字技术的发展, 使传者与受者位置互换、重叠并且逐渐变得模糊, 美国《连线》杂志对新媒体的定义:“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 确实, 新媒体逐渐模糊了传播者和受众的界限, 每个参与者既是受众也是传播者, 既是传播者也是受众者, 传播扁平化, 使得分众传播迅速细分了消费者市场, 赢得了自己的利润蛋糕, 也使得人们进行传播活动更加便捷、高效、平民化。

二、新媒体时代的受众需求

决定大众传媒生死在于受众, 中国传媒大学黄升民教授称此生存规律为“1/3”法则:“当新媒体出现的时候, 1/3的人接受新媒体, 1/3的人保守老媒体, 剩下的1/3, 就是新旧争夺的对象……作为媒体经营者, 决策的首要任务当然是搞清楚自己所根植于自己的1/3是什么, 需要争夺的也有可能争夺的1/3是什么”。

人的需求是无止境的, 新的技术往往给“喜新厌旧”的人们带来新的期待, 新媒体让观众的互动、参与意识以及自主性越来越强[1]。

(一) 休闲娱乐需求成为首选

科技进步改变休闲游戏方式, 网络新媒体催生新娱乐, 由于工作和生活节奏的加快, 备感压力的人们的休闲时间呈现出碎片化的倾向, 新媒体的出现正是迎合了这种需求, 因为受众对于不同的媒体有着不同要求和不同期待, 对新媒体更多地要求轻松、生动、简单, 即希望通过新媒体获得休闲和娱乐,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新媒体就是一种“娱乐媒体”, 风靡一时, 男女老少齐上阵的开心网上“偷菜”游戏, 不正是全民网络游戏的最好诠释。

调查数据也证实了人们对于新媒体的娱乐期待。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的调查显示, 在回答“使用手机上网的目的”这一问题时, 66.5%的受访者选择了“休闲娱乐”, 选择“随便看看”的占26.8%。

艾瑞调查得出了相似的结论:3G应用后, 手机用户最为期待的服务是视听娱乐业务, 占38.4%。在线网游也占到了5.7%的比例。

该调查还显示, 3G时代, 除通话和短信外, 用户认为手机最主要的功能中, 商务功能占26.5%, 上网功能占24.6%, 多媒体功能 (MP3、电影) 占15.6%, 支付功能占11.6%, 手机娱乐 (主要指在线游戏和移动IM) 占11.4%, 拍照录像占7.7%, 其他占2.9%。除商务功能和支付功能外, 另外几项功能都或多或少都与娱乐相关[2]。

(二) 实用服务需求日渐凸现

CNNIC调查结果显示, 浏览新闻、搜索引擎、收发邮件是网民经常使用的三大网络服务, 三者的选择比例分别为66.3%、66.3%和64.2%[3]。艾瑞关于互联网用户的最新调查与CNNIC的结果不太一致。在网民经常使用的网络产品及服务中, 电子邮件占83.8%, 搜索引擎占78.8%, 即时通讯占61.3%, 分列前三名。有意思的是, 两者的调查都显示, 排在前三位的网络服务满足的都是人们的实用性需求[4]。

信息爆炸时代, 人们使用新媒体的目的性与选择的主动性更强, 除了信息查询、手机炒股、电子邮件、交通导航, 移动POS, 还可以通过不同的新媒体锁定不同的人群, 年龄段、教育层次、婚姻状况、收入情况, 分门别类, 有针对性地将实用服务信息送达有特定需求的特定人群。事实上, 目前已有部分的城市实现了“手机一卡通”, 不仅可以打电话发短信, 还可以预约医院挂号, 能当“钱包”用, 甚至可以成为有线电视点播, 煤、电、水抄表工具......总之, 实用服务需求已经成为人们对新媒体的最主要的诉求之一。

(三) 便利快捷需求致胜法宝

“方便快捷”是在谈论新媒体需求时被提到最多的两个词。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日益发展, 它的使用也越来越便利, 这既包括使用成本随着使用人数的增长而大幅度下降, 使用效率随使用人数增长而成倍提高, 也包括使用方式越来越符合人的天性和人的最基本需求。人们可以随时随地以自己的方式接入互联网, 接触到新媒体, 获取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的调查报告中提到, 在回答“哪些原因可能会增加您使用手机上网”的问题时, 36%的被访者选择了“手机网站上信息查找更方便”。在回答“您理想中的手机上网服务应该是怎样的, 请说出最先想到的三个形容词”时, 被访者提到最多的三个形容词是:快捷、方便、便宜[5]。手机等新媒体给人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够便捷、舒适地获取信息, 进行沟通、交流以及娱乐。

(四) 交流分享需求获得认同

通过调查数据可以看出, 受众对于通过新媒体进行互动交流有着巨大的需求。根据CNNIC的调查, “网民上网经常使用的网络服务”中排序第二阵营和第三阵营的服务包含了很多互动元素。第二阵营主要包括论坛/BBS/讨论组43.2%, 即时通讯42.7%, 获取信息39.5%等, 在线影视收看及下载37.3%, 在线音乐收听及下载35.1%, 文件上传下载33.9%, 网上游戏31.8%。网上校友录, 网上购物, 个人主页空间, 博客等共同组成网民选择比例相对较低的第三阵营, 选择比例都在30.0%以下[6]。

现实生活中, 人人都渴望交流、分享和获得反馈, 今天, 媒体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人们通过虚拟的网络世界相互沟通, 可以较为随意地与他人交流, 克服了面对面交往时容易产生的心理障碍。通过即时通讯、微博、论坛, 不仅是交流思想、发表意见, 更多的是寻找一种心理认同、身份认同、时尚认同, 实质就是一种分享化, 适应和满足了现代人们表达意愿和情感互动的需求。

三、新媒体时代的责任意识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 互联网上包罗万象的丰富内容和多样化的服务, 在给人们带来方便和实惠的同时, 也会带来大量的有害信息和虚假内容, 一些低俗、色情、暴力, 甚至反动的信息也会裹挟在一起, 如果不加以科学管理和有效引导, 就会给社会, 特别是年青一代带来危害。

据2009年4月CNNIC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 我国的网民已经达到3.16亿, 中文网站数量已达287.8万。这一数据说明, 网络媒体已经成为大众传播的一分子, 而且将承担越来越大的影响与作用。越来越媒体化的网站, 特别是商业网站出现了新一轮的转型, 包括编辑理念、新闻生产方式、话语影响方式等等都出现了新的变化, 但因为缺少传统媒体的职业化把关机制, 以及从业人员自身的整体素质和自律意识的有待提高, 虚假新闻、低俗信息在网络媒体上实现得更为方便, 危害程度和范围也更大。为此政府也将新媒体的监管纳入治理体系中来, 对它的监管也从此前的“自律公约”较松散的方式转向“政府治理”的严格模式[7]。

国务院新闻办等中央七部委在2009年年初, 就部署在全国开展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 采取有力措施坚决遏制网上低俗之风蔓延, 进一步净化网络文化环境, 截止到2010年2月10日, 专项整治行动中已关闭严重违法违规网站1911家, 关闭淫秽色情博客269个。从2009年12月到2010年5月底, 中央外宣办、全国“扫黄打非”等九部门又在全国范围内联合开展深入整治互联网和手机媒体淫秽色情及低俗信息专项行动, 已依法关闭14万余手机淫秽色情网站。[7]同时加强对传播视听节目互联网站的管理, 关闭了一批没有获得“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的下载网站, 政府治理的力度之强可见一斑, 也表明新媒体监管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从政策层面上昭示着新媒体“责任时代”的来临。

说到底, 新媒体的责任还是一个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问题, 新媒体能否强大最终不取决于技术, 而是取决于它及它的使用者是否能成为社会的责任者。目前的情况是, 新媒体在多数情况下只是人们了解信息的快捷工具, 却远未能成为人们认识问题的老师。新媒体要想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就需要和传统媒体一样, 彰显社会主流价值。

四、新媒体时代的内容生产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崛起和迅猛发展, 不仅意味着传播技术的提高, 更体现了传播理念的革新, 因而导致了传统的传播方式的必然性变革。新媒体的互动性和时宜性、便携性和伴随性、强制性和随机性, 全方位颠覆了传统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方式, 对作为媒体灵魂的内容生产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以前的传统媒体业务界限非常明晰, 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各有其独立开展的业务, 相安无事, 互联网的出现, 打破了这些固有的传统界限,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各种媒体已经从形式的融合上升到了内容的融合。新媒体的内容生产与传统媒体存在思维方式的不同, 传统媒体希望进行的内容平移, 在新媒体时代基本是行不通的, 但传统媒体有着丰富的内容储备, 内容经过充分的包装和整合, 可以形成各种新传播方式特点的新媒体产品[8], 新媒体搭建起的是一个能够产生差异化内容的平台和机制。传统媒体拓展新媒体的业务, 有着天然传统的内容优势, 缺乏的只是对新媒体的内容、形态、语境的重新认识。2009年4月28日, CCTV旗下的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注册成立, 同时他们也拿到了广电总局颁发的第二张IPTV牌照。他们就是希望能通过网络为电视提供增值服务, 对原有的优质电视节目资源进行整合、加工、包装, 转化为适合在网上传播的视听产品。

新媒体之间存在的激烈的竞争, 也会导致新媒体对优秀的、有正当版权的内容需求越来越旺盛, 从而极大拉升优秀内容的价值。同时, 内容本身也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 新媒体上承载的真正具有商业价值的内容一定是为其量体裁衣的新内容。所以, 这是一个内容为王的时代, 也是一个内容稀缺的时代[9]。

新媒体时代的信息源处在更加开放的状态中, 除了传统信源外, 来自网络、手机等多个平台将涌现海量的民间信源, 因此传统媒体实现内部融合的首要, 就是空间融合, 在空间融合的基础上, 才能实现单介质新闻向多介质新闻生产的转变, 也才能实现单信源向复合信源的集纳。因此, 一些广播电视集团也在思考, 如何把各种新媒体元素聚合在一个平台上尽情展现, 希望做到传达给受众真正全新的体验, 每一条新闻都能包含所有媒体元素, 如视频、图片、文字、声音。不仅是简单的“看+听”, 而是要加强实用价值, 使之更具有现代色彩的传播方式, 可以说, 全媒体时代已经扑面而来了。

如何把传统媒体的内容转换成新媒体用户喜欢的方式, 同时生产出符合新媒体特征的特定内容和服务, 是新媒体和进入新媒介领域的传统电视都应该积极思考并付诸实践的问题, 新或旧其实并没有一个严格的界限, 一个新媒体的形成和发展, 不仅需要依托于传播技术与传播模式的创新, 更需要传播观念和传播体制的彻底变革。

参考文献

[1]黎瑞刚.颠覆传统电视追求媒体创新[R].2006-10-23.

[2][5]唐润华, 刘滢.中国手机媒体发展面面观[N].中华新闻报, 2008-04-08.

[3]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2006-7.

[4][6]刘滢, 吴长伟.寻找新媒体的受众与需求[J].中国记者, 2006 (11) .

[7]栾轶玫.新媒体的责任时代与传播新秩序的建立[J].新闻与写作, 2009 (3) .

[8]吴长伟, 万智炯.新媒体内容供应的三个转变[J].中国记者, 2006 (9) .

工程与技术关系的历史嬗变篇8

任何时代的工程活动都要以技术为基础, 而技术是可以选择的。通过对技术的选择会间接影响工程发展的方向、模式和速度, 因此, 工程也是可以选择的, 可以通过技术间接选择, 工程的可选择性是“技术选择论”中应有之义。时代不同, 作为时代基础的技术表现形式就不同, 通过对不同时代的不同的技术的选择, 工程的形态也要不断发生变化。这导致了工程与技术的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表现。

1 “军事艺术”与“技艺”的“家族相似”

在古代社会, 统治阶级的社会需要决定技术选择, “阶级对立对技术选择的制约, 奴隶制、封建制对技术的社会选择, 通常比农夫工匠的技术选择起更大的作用”[1]。阶级需要在选择技术的同时也间接对工程进行选择。希腊文明兴起于一批由奴隶主统治的分散城邦, 这就是古希腊的城邦奴隶制。此后, 它一直保持一种松散的结构很长时间没有形成集权国家。散乱的政治格局使军事需要成为奴隶主阶级的第一需要。这样, 新兴的、最先进的技术往往首先应用于军事领域, 因此, 古希腊冶铁的尖端技术不是体现在农具上, 而在兵器的制作上。这反过来又制约着技术的形态演变和发展方向, 进而影响建基于其上的古希腊工程发展方向、模式和速度, 规定其形态。因此, 古希腊工程首先出现于军事领域, 指的是军事工程。

技术是可以选择的, 但技术选择是有条件的, 人们不能完全自由地选择技术。古希腊文明是与铁器时代并行的, 在这个历史时期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冶炼金属特别是冶铁技术的发明和应用, 当时的技术形态广泛表现为铁匠的手工技艺, 因此古希腊有关技术的用词为techne (技艺) , 它是我们普遍使用的technology (技术) 的词根。技艺构成了那个时代的社会技术基础, 这是无可选择的, 是后代人必须要接受的“获得性遗传”。与此相对应, 工程的选择也是有条件的, 不能完全自由地选择。古希腊工程活动中, 作为其基础的手工技艺就具有不可选择性, 只能当作历史铸成的已有的东西接受下来, 无法再做出别的选择。因此, 古希腊军事工程必然承袭了技艺属性, 是工匠的手工技艺在军事领域中的应用和展现, 强调其创造性本质和内涵。

上述分析表明, 在古希腊, 工程以“军事艺术” (military arts) 形态存在, 它包含三层含义:其一, 它表明古希腊工程的基本军事内涵, 那时的工程是指战争器具的操作、制造、设计等军事活动, 与此相对应, 那时的工程师指的是火炮、弹射器及其他战争引擎操作者和建造者;其二, 它指出古希腊工程以“技艺”为基础, 是对其属性的传承与保留;其三, 它强调古希腊工程实践中主体的智力因素, 强调工程师的直觉创造在工程活动中的主导地位, 与“艺术”内在相关。

在古代, 工程以军事艺术形态存在, 而技术表现为手工技艺, 二者之间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

首先, 古代工程作为一个系统, 与古代技术体系一样, 在其中占主导地位的都是手工性经验技能。在古代社会, 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技术手段也非常落后, 技术活动表现为人直接把握工具进行生产, 手工工具是靠人的体力驱动的, 人借助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 按照人自己的目的去改变它, 在这一古代技术体系中人控制着技术手段, 人对技术手段拥有绝对的权利, 而技术手段完全没有自主性。所以, 在这一技术体系中, 特别强调工匠的经验技能, 能工巧匠的经验技能即人的因素在这一技术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古代工程要以技术为基础, 是由技艺生发而来, 其实质是技艺的制作过程在战争中的展现, 表现为工程师对火炮、弹射器及其他战争机器进行操作、制造和设计。因此, 与技术活动一样, 也特别强调工程师的手工性经验性技能。正如柏拉图所指出的:“任何工具都不能使人成为一个熟练的工匠或防御的大师;对于那些没有学会使用、也从不花力气在上面的人来说, 这些工具毫无用处。那些手持盾牌或其他武器的人又怎能在一日之内成为优秀的战士呢?[2]”可见, 柏拉图认为使用和操作战争工具的经验性技能比工具本身更重要, 在古代工程活动中, 同样是以手工性经验技能为主, “工匠的巧”就是工程师操作技能, 在本质上并无差别。

其次, 在古代, 工程主体与技术主体是相同的, 工程师就是工匠, 在本质上并无分别。在古代思想家中, 有一种对实践应用的蔑视和对理论的崇拜的传统, 其后果是导致两种分离的路径:即思想者的理论路径和行为者的实践路径, 无可否认, 技术、工程遵循着后一种路径而发展。技术活动中, 主体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工匠, 由于缺少理论指导, 他们在生产活动中主要借助经验和直觉。从事古代工程实践的人, 虽然具备一定经验科学知识, 获得工程师称谓, 但他们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工程师, 并不具备今天意义上的理论知识 (theory) , 在工程实践中, 他们凭借的仍然是经验与直觉, 是theoria而不是theory。“theoria不仅仅是理论, 它是人们看世界的一种方式, 它反过来也是驾御世界的一种方式, 与世界亲密交互, 寓于世界之中。[3]”事实上, 军队会随军携带一定数量工匠, “军队无疑都是在急需进攻设备时当场建造的, 而不会随军携带严格意义上的攻城设备。毫无疑问, 在普通士兵中会有一定量的木匠和铁匠”[4]。这些在军队中服役的工匠就是最早的工程师, 他们在军队中任职, 因此具备工匠和士兵的双重身份。如柏拉图指出:“当兵打仗这门技术容易掌握吗?一个军人不可能同时是一个农民、一个鞋匠或其他什么匠人吗?”[5]可见, 古代工程师在本质上就是工匠, 他们构成古代工程活动的主体。

2 工程与技术的半分离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之后, 技术选择的模式发生重大改变。与古代社会迫切的军事需求不同,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中经济需要是第一位的。出于经济竞争的目的, 资产者必须经常不断地采用更新、更完善、更能降低成本和增加效益的技术, 换言之, 他们必须不断地进行技术选择, 选择那些能够使他们在竞争中保持优势的技术, 也可以说正是由于进行了恰当的技术选择才使得有些资产者能够获得高额利润, 在竞争中维持其有利地位并有机会吞并别人。资产阶级喜欢技术, 但他们并非天生就喜欢技术, 而是由于先进技术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有重要作用, 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以技术的不断进步为前提和内容, 资产阶级离不开技术, 迫切需要新技术, 与激烈的经济、技术竞争相始终。

近代的蒸汽机、内燃机等新兴的、能够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社会进步的机械技术正是在此背景中被选择, 并成为近代工程的技术基础。工程实践要以技术为基础, 技术基础变了, 工程活动的方式也要随之改变, 因此, 也可以说技术选择的过程同时也是工程选择的过程, 经济竞争的需要通过技术间接选择工程。这样, 伴随着技术选择模式的转变, 工程实践的方向、模式、速度首先发生改变, 与古代工程相对照, 近代工程与军事的相关性逐渐弱化, 工程逐渐转向民用, 民用工程 (civil engineering) 开始出现并迅速成长壮大。工程是社会的工程, 是可以选择的, 工程选择取决于社会性需求, 并且由社会性的人来进行, 它强调的是外在于工程的社会性因素。

但从工程活动内部来看, 还要对技术进行集成, 这要由工程中的人来进行, 即由工程主体来进行。与古代工程一样, 近代工程也要以技术为基础, 并因此承袭了近代技术的工具属性。但工程活动又绝不是一种“纯技术”的活动。与古代工程活动中技艺的简单组合不同, 近代工程实践中还要对技术进行集成。“工程不同于产业, 它可能有其关键性技术, 又是更复杂的技术系统或技术群”[6]。在近代工程活动中, 多种技术同时存在并集结在一起, 集成并不是简单的加合, 技术要在工程中“出场”, 工程提供技术以敞开自身的场所, 它在这样一种境遇中如其所是的“绽出”, 被集成为“在场”技术, 此时的生产技术已经转变了形态成为“工程技术”。在此过程中, 工程的工具属性被进一步增强。技术是行动中的技术, 在行动中改变形态, 与此相对应, 工程同样是行动中的工程, “中立工具”作为近代工程形态展现于这一生动过程中。

与技术相比较, 近代工程凸显出越来越明显的异质性, 逐渐呈现与技术的半分离状态。这首先表现为工程师与工匠 (craftsman) 及技师 (technician) 的分离。

早期的技术活动带有很强的私人性, 其主体是以手工操作为主的孤独个体, 他们通常运用肢体主要是手的操作而不是脑, 使用简单在手工具而不是复杂机器, 不懂数学和科学, 这就是工匠的传统形象。早期从事军事工程实践的工程师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 但与传统工匠没有本质区别, 他们遵循共同的工匠传统具有相同的技艺展现方式, 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工程师就是工匠。这表明早期的工程师与工匠并未分离。

在技术、工程快速发展的近代, 随着机器及机器系统对手工工具的取代, 技术、工程的形态及活动方式发生根本改变。并且, 工业研究的兴起促使“工匠传统”与“学者传统”走向融合, 人们的专业化意识逐渐增强。这使得近代技术主体与工程主体各自呈现新特点, 并逐渐分离开来。与古代不同, 近代技术活动中其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 技术实践除了要有工匠的参与外, 主要依靠技师 (technician) 。技师也要从事生产劳动, 但与工匠不同, 他们又是具有知识的人, 但他们的知识主要来源于工匠的“拇指规则” (rules-of-thumb) 积累[7], 是经验与理论的混合体, 或者说半经验半理论的知识。与古代军事工程师不同, 这一时期的工程师是指具备丰富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专业人士, 他们是产生观念的人, 很少有机会从事手工技能操作, 这使他能够担负起整个工程项目方案, 从而成为工程创新的驱动力。这就是“工程师”一词在近代欧洲所表征的基本内涵。

与技师相比较, 工程师的职责范围更宽泛。工程师关心整个人造 (man-made) 世界, 他们负责方案设计, 工程师的行为领域中包括技术活动。一个掌管整个或部分工程项目的工程师要借助许多不同类型的技师和工匠的服务。而技师的职责被限定在一定范围内, 例如技师知道怎样完成测试、怎样操作机器, 但不必要知道如何构思、设计出某种人造物。他们擅长实现某种操作或建造, 但并不理解和涉及工程制造的全部行为过程。工程师建立总体方案和方法, 技师去实现这一设计方案, 他们通常擅长于工程实践中的某一个方面, 或者成为器械技术顾问, 或者是复杂设备测试者。

然而, 工程师与工匠及技师在近代的分离又并非是完全的, 由于深厚的历史渊源, 他们之间并不泾渭分明。例如在英国, “工程师”一词的内涵非常宽泛:从半熟练的机械师到工程设计者, 从工场里的铁匠到蒸汽机之父瓦特都被称作工程师。并且, 技艺工匠仍然分有许多技师的特征。

工程师与工匠及技师的差异性的凸显折射出工程与技术的渐进分离的路径。

如前所述, 在古代, 作为手工技艺形态的技术与作为军事艺术形态的工程存在很大相似性, 它们同样运用和强调经验性的“拇指规则” (rules-of-thumb) 。古代技术及工程的进步似乎主要得益于偶然的发现和试错的经验与操作技巧的结合, 而不是由于智力或工具因素的介入。这说明古代工程尚未与技术相分离。

近代工程呈现出不同于技术的差异性。与近代工程师的内涵较技师内涵更宽泛相对照, 工程的内涵也要比技术更宽泛。近代的工具主义技术观把技术抽象为无生命的操作装置, 广泛使用的机器成为技术的化身和象征物, 技术形态已经由柔性的技艺能力凝固为钢性的机器设备。近代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中立工具的工程形态是通过对技术的选择与集成而生成, 是对技术工具 (主要是机器) 的集结, 因此工程的象征物是巨大机器或机器系统。这样, 技术似乎就成为工程的构成单元, 工程中包含技术。在这个意义上, 工程与技术的区别凸显出来, 工程涉及总体, 而技术是微观、局部的, 前者通常是大规模的, 而后者规模较小, 技术是辅助和屈从于工程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将工程与技术区别开来。

工程师、技师、工匠身份的含混划分表明技术与工程同样不能全然分离。工程无非是对技术的选择和集结, 其形态的生成过程已经体现出两者之间的紧密关系。正因为如此, 近代的技术观与工程观都带有明显的工具主义指向, 其实质都是从本体论层面上对技术和工程的一种静态考察, 将它们抽象为无生命的存在物。技术作为工程的单元与组分不能与工程整体截然分割, 因此近代技术与工程呈现的是一种半分离状态。

3 工程与技术的分离与交叉

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过度, 技术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积累并呈现新特点:技术的开发和研制过程更加社会化。正如列宁曾指出的, 由竞争转变为垄断的结果是生产的社会化有了巨大的发展, 特别是技术发明和改良过程, 也相应地社会化了。现代技术的社会化主要与以下几点相关:其一, 技术成为国家经济实力的主要标志;其二, 技术对国家政治实力、军事实力产生重要影响;其三, 现代技术活动的规模扩大, 一些重大项目私人或企业无力承担, 只能由政府部门承担;其四, 现代技术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 又引发了人口爆炸、资源过度消耗、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样, 技术选择的状况又出现了新的变化。近代的技术选择主要是个别发明家、企业实验室的事情, 但现代之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技术选择则成为整个社会的事情, 甚至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社会需要成为技术选择的标准, 技术选择要兼顾全社会多方面的利益。

技术选择的模式变了, 工程选择的模式也要发生相应变化。社会需要对技术的选择就构成了工程活动的基础, 决定了现代工程发展的模式、速度和方向, 即社会需要通过对技术的选择间接进行工程选择。工程的社会选择使得现代工程活动相应呈现以下新特点:工程建设的规模越来越大, 组织系统越来越复杂;现代工程对资源和能源的依赖性越来越强;现代工程带有越来越明显的人文价值指向。这表明现代工程越来越受社会经济、社会文化、自然条件和政策法律等诸多因素的制约, 凸现更强的社会性。而社会性的载入是一个复杂的选择过程, 该过程同时也是工程形态显现的过程。换言之, 正是社会选择的复杂性决定工程形态的过程性。在这里, 工程是社会需要对技术的选择过程。

就工程活动内部而言, 还涉及要对现有技术进行集成。如前所述, 任何时代的工程活动都要以那个时代的技术为基础, 即在工程活动中, 现有技术基础具有不可选择性。现代工程要对现代进行集成, 因此, 必然继承了现代技术的过程性本质特征。这样, 当作为过程的技术在工程中被集成时, 动态的技术在其过程中要经历形态的转化, 要与工程过程中的相应环节匹配、整合, 而被集成为“在场”技术, 即“工程技术”。于是技术的过程性本质特征就将工程活动展现为一个过程, 一个由计划, 设计、制造、操作、管理、消费等构成的全过程, 既包括造物阶段又包括用物阶段, 其中每个子过程都与社会紧密相关。此时, 工程的过程性取决于技术的过程性。

就现代工程而言, 其形态的生成还是一个社会建构过程。转入现代以来, 由于技术的社会作用的增强及其应用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凸显, 技术与社会之间连锁反应增多。这样, 人们引入一种社会建构主义的研究纲领, 该纲领坚持社会要素形塑了技术的解释。由于处在多种复杂的、相互牵制的社会因素和关系的影响下, 因此需要人们在多种各有所长的技术实践方案中作出相对合理有效的折中选择, 即要找到舒马赫所谓的“中间技术”或法国哲学家雅克埃路提出的“适用技术”, 而不可能取得最优解。因此可以说, 现代技术是由社会因素建构而来的。由于在工程活动中, 需要对技术进行选择与集成, 因此, 社会建构主义的研究纲领也就延伸到了工程领域。实际上, 与技术相比, 现代工程具有更强的社会性。因此在工程选择过程中, 同样不可能有理想化的最优解, 工程方案通常不是唯一的, 我们只能在其中选择一种“妥协解”。与“中间技术”、“适用技术”提法相对应, 该“妥协解”或许可以称作“中间工程”或“适用工程”。因此可以说, 现代工程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 是通过技术的社会建构而生成。

现代社会中, 作为过程的工程具有了新的与技术相区别的异质因素, 与作为过程的技术分离开来, 成为虽有关联却有本质区别的两种人类实践行为和过程。具体而言,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工程的核心是管理, 甚至可以说“工程就是管理”。现代管理的泰斗泰勒曾经借工程来阐明管理的重要意义, 他认为, 现代的工程学应该是一门精密科学。他进一步指出:“管理这门学问注定会具有更高于技术的性质, 那些现在还被认为是在精密知识领域以外的基本因素, 很快都会像其他工程的基本因素那样加以标准化, 制成表格, 被接受和利用。管理将会像一门技术那样被研习, 不再是依靠从个人接触到的一些模糊观念, 而将建立在一种被广泛承认、有明确界说和原已经确立的基本原则之上”[8]。学者肖峰认为, 工程作为人类的大型建造活动, 它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需要管理。“所以工程是在一种管理的状态下作为工程要素的术的组合性运用”[9]。李伯聪也认为, 工程活动是离不开管理、领导和控制的。工程作为一种集体活动、集体生产、群体协作必须有相应的管理, 如果没有一定的管理, 工程不可能的。可见, 工程是一个由众多角色参与的社会建构过程, 它需要各个因素之间进行“协商”, “协商”的目的是为了协调和协同发挥作用, 这样, 管理一定程度上就成了工程建造活动的命脉所在。当然, 在技术活动中也要涉及管理, 但管理并不构成核心要素。因此, 是否需要以管理为核心就构成为工程和技术之间的区别之一。

工程内在地包括经济价值实现的过程。如果要从经济的角度上看, 技术与工程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获得经济效益, 但工程具有比技术更为明显的经济目标。工程活动, 一定要涉及市场、资源、资金、成本、利润, 环境等基本要素。工程与经济的关联程度要高于技术与经济的关联程度。殷瑞钰院士在《关于工程创新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认识》一文中, 以图表的形式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并且, 在工程活动中, 还内在地包括经济价值的实现过程。工程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 其中不仅包括造物过程, 还包括用物过程。正如李伯聪先生所认为的, 一个完整的工程活动的过程还应该包括用物阶段, 经济价值是在用物阶段实现的, “从工程哲学的角度来看, 造物的目的是为了用物, 造物过程之后还有一个用物的过程, 造物的目的是在用物的过程中得到实现的[10]”。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生产过程是经济价值生产的过程, 消费过程是经济价值实现的过程[10]”。而在技术过程中, 经济价值还是潜在的, 它只有在技术创新过程中才能实现。因此, 与经济的关联性的高低, 是否内在地体现经济价值实现的过程构成工程和技术之间又一区别。

因此, 工程与技术分别展现为两个不同的过程, 工程与技术在现代彼此分离, 但这两个过程还存在一个交叉点——“工程技术”。工程与技术的分离, 并不代表二者就毫无关联, 相反, 技术与工程与着难分难解的亲缘关系。技术不能游离于工程, 工程不能摆脱技术。技术是工程的支撑, 工程是技术的载体。二者之间的桥梁与纽带就是“工程技术”, 它即属于技术的范畴, 又被纳入工程之中。作为过程的工程与作为过程的技术以“工程技术”作为它们的交汇点。这个交汇点的存在表明了工程与技术还有着密切的联系。

4 结束语

通过以上分析, 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 技术的社会选择过程其实就是工程的社会选择的过程, 二者具有内在一致性。

第二, 工程形态的历史嬗总是伴随着技术的嬗变, 工程形态的历史流变过程同时也是工程与技术相分离路径的展现, 这种分离正是工程哲学存在的前提。

第三, 在历史背景中, 工程形态经历了从单因素到多因素, 从单一维度到多维度解释路径, 人们对工程与技术关系的不同理解在此动态视域中找到历史延续性和内在关联性, 成功消解了人们的歧义。

第四, 工程与技术的关系是复杂的、多维的, 工程与技术的分离是相对的, 二者的分离正是以二者的关联性为基础的。

摘要：厘清工程与技术的关系是工程哲学存在的前提。工程与技术的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表现:第一阶段, 古代“军事艺术”形态的工程与“技艺”形态的技术具有“家族相似”性;第二阶段, 近代工程与技术呈现半分离状态;第三阶段:现代工程与技术分离开来, 但二者仍有一个交叉重叠点——工程技术。

关键词：工程,技术,关系,嬗变

参考文献

[1]陈昌曙, 远德玉.技术选择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0:40.

[2]莫蒂默.查尔斯.范多伦.西方思想宝库[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1:1083.

[3]GENE MORIARTY.The Place of Engineering and the Engineering ofPlace[J].Techne, 2000, 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