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信息化立法

推进信息化立法（精选5篇）

推进信息化立法 篇1

东北农业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包军在畜禽健康环境与福利化养殖国际研讨会中呼吁, 中国需加快动物福利立法, 推广健康养殖方式, 促进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一直从事动物保护及畜牧业研究领域的包军认为, “动物福利就是善待活着的动物, 减少死亡动物的痛苦。动物福利改善, 对促进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增强食品安全有直接作用。”包军说, 近年中国机械化大规模饲养业蓬勃发展, 其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机械化养殖没有顾忌对环境的影响, 这些环境对动物来说可能是逆环境, 动物不适应就会生病或死亡。围绕不发病、不死亡, 养殖中出现了滥用抗生素、促生长素等, 使乳肉蛋中激素或毒素残留, 人食用后直接影响人体健康, 对畜牧养殖业产生负面影响, 不利于食品安全更不利于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动物福利不仅影响食品安全, 现已成为国际贸易中贸易壁垒限制条件之一。“事实上, 我国在出口动物产品贸易中已屡受动物福利壁垒影响。”包军称, 近年来, 我国出口动物产品中遭国外退货或销毁的事件时有发生, 其中原因之一就与我国在执行动物福利标准方面不足有关, 如动物在饲养、运输、屠宰过程中, 不能按照动物福利标准执行, 导致动物产品质量下降, 达不到出口标准, 因此推动动物福利立法势在必行。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有学者提出动物福利立法, 但社会条件不成熟, 迟迟没有动静。”包军说, 政府应增加动物福利在生产科学研究上的投入, 在满足动物福利过程中, 建立良好价格体系, 促使动物福利应用到生产中去。此外, 加大宣传提升普通群众对动物福利的了解, 促使社会形成动物福利意识。

包军认为, 动物福利立法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象征, 已有上百个国家有了动物福利相关立法, 我国也应加快与国际接轨相关法律的建设, 逐步提高决策部门对动物福利工作的重视, 更好地保护动物福利, 提高动物产品质量安全, 避免西方国家动物福利贸易壁垒对我国畜牧产品出口造成影响, 以此促进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推进医事立法和谐医患关系 篇2

【关键词】医患关系；法律属性；医事立法

1、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争议

目前我国对于医事法律的定位依然不明确，没有完整的医事法律体系来规范医事领域、调解和和谐医患关系。现在学术界对于医患关系法律性质的定义有三种不同观点：一种是认为应当属于行政法的范畴，另一种认为是民法的范畴，最后一种则认为应该是独立存在的法律规范。那么到底，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应该怎么定义，出现医患不和谐问题到底应该怎么解决，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医疗机构急切丞待解决的问题。

每次出现医患纠纷的时候，往往有一部分人认为这是民事纠纷事件，但是去寻找民法中相关细则时又发现民法中没有专门针对医患纠纷的法律条款。所以可见，由于医疗行为的专业性和特殊性，民法中的法规根本不适合解决医患纠纷等问题。那么还有一部分人认为直接设置相关的医疗损害赔偿法即可，关键是如果所有纠纷均按照医疗损害法来实施判罚，首先需要确定这起纠纷的确是医疗机构责任，这时候又会发现缺乏相关判断医疗行为对与错的法律体系，从什么标准来判断这起纠纷是医疗机构的呢？

其实，谈论医患关系不应该仅仅只关心损害赔偿、判处医疗机构是非的话题，也同时应该有法律规定患者的行为，才能保证医疗秩序和合理医疗行为流程的进行，这样才能真正规范、解决相关医患不和谐问题，缓解医患关系。

因此，应当有完整的医事法律体系，对医患关系中的民事法律关系进行调整，划分清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规范基本的医疗行為，设立医疗损害的赔偿项目和标准，对破坏正常医疗秩序的行为设定具体处罚项目和标准，从而有效保障医疗活动的开展，促进医疗科学的健康发展。

2、医患关系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2.1社会因素。社会因素主要包括有患者权利意识的增强，对医疗工作的认识不足，还有对社会医疗事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费用提高、基本医疗保障缺少等的不满情绪，还有社会上层次低劣的法律中介，这些社会因素的存在是导致医患关系逐渐恶化的主要因素，患者总是认为自身处于弱势地位，对医疗机构带有极强的不信任度和排斥心理。

2.2院方因素。医院只注重单纯的看病服务，忽视病患心理感受，缺乏跟患者之间的沟通交流，致使双方缺乏信任和理解。

2.3患者因素。患者对医学常识缺乏了解，对于一些不可探知领域的疾病期望值过高，出现问题时候总是单方面认为是院方问题，再加上现在维权意识增强，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纠纷问题，加剧医患关系恶化。

3、医事立法的实践依据

3.1法律依据。众所周知，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制定各类相关法律的依据。翻阅宪法会发现其中有多条关于维护人民健康和医事卫生的规定，如国家发展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鼓励和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事业组织和有关组织举办各种医疗卫生设施，开展群众性的卫生活动，保护人民健康等规定，这些均可以作为医事立法的重要依据。所以医事立法的推进必须依据宪法相关法规来进展，将宪法内容进一步具体化。

3.2政策依据。医药卫生方针政策是我国实现一定历史阶段卫生工作任务而提出的行为准则，有着促进国家卫生事业科学发展的积极作用，所以医事立法的推进必须要符合国家医药卫生方针政策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医事立法的建立。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医事立法的过程，实际就是将经过实践证明符合三个代表发展要求的方针政策，上升为国家意志。

3.3现实依据。什么是医事法？要不要立法？立什么样的医事法？这些最终是要取决于所处环境的社会物质条件的，也就是说医事立法在我国的建立和推进是要受到我国人口、地理环境、人文风情等物质因素制约的，所以说，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医事立法的现实依据。医事立法不能脱离现实，反映客观规律要求，建立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基础之上的医事法律才是科学的、发展的。

4、加强推进医事立法的可行性策略

4.1进一步完善医事立法。现在，我国的医事法律中很多偏重于保护患者的利益，按照当时医事立法的目的和初衷来看，并没有公平的对待医患双方权益，越来越多的医疗机构觉得这是不公平的，从而影响到医患关系的融洽度，阻碍医事法律的实施和长远发展。因此，在医事立法和执行过程中，无论是施法者还是相关者都应该理智、客观阐述问题、解决问题，公平公正的对待医患双方，不要总是偏执地认为某一方就是弱势群体，影响立法的公正性。

4.2进一步提升医疗机构的法律观念。现在很多医疗机构和医疗工作者逐渐加强对医事法律的认识，遇到医疗纠纷事件时候会运用法律知识进行判断，但还是会对涉及到的巨额赔偿从心里抵触，这说明医疗群体对于医事法律的认识仍然不够完整，对医事法律仍有待进一步深入学习，不能只停留在层面认识，还需要对其法律后果有理性的认识，从而更好地缓解医患关系，为全民医疗事业的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4.3进一步加强学校法律教育工作。现在很多医学院校普遍开展了法律基础课程教育，这对于以后学生进入医疗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现在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医疗体系错综复杂环境的变化，学校已经不能仅仅只注重学生的专业课教育，还要加强对学生的基础法律教育。建议各医学院校在已有法律基础课的基点上更进一步，开展医事法律部分的专门课程，增加实例讨论分析课程，使学生对医事法律有更深入理解。

4.4进一步注重医院管理工作。医院是医生工作和接触病患的主要阵地，所以医院对推进在职医务人员学习医事法律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医院应该加大医事法律教育宣传力度，比如举办培训班、组织交换学习等方法强化医务人员的法律常识，使其能够在正确对待医患关系，进行有效地医疗行为；另外，医院还应该制定具体的规章制度，特别是对医疗过程的规定，如严格知情同意程序、规范病历书写等，督促医务人员自觉履行，提升医务人员的责任感。

总之，医疗行业不同于其他行业，医疗从业者必须要加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树立法制观念；患者同样要遵守规章制度，发生纠纷要在法律规定下进行调解，和谐医患关系。

参考文献

[1]袁维舟.重视医事立法构建和谐医患关系[J].时珍国医国药，2006[11]

[2]郑雪倩.重视医事立法正确调整医患关系[J].中国律师，2003[4]

[3]姜柏生，田佩.医师法学[M].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

[4]肖社初.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N].南方日报，2005[11]

作者简介

周海纯（1980-），男，主治医师，博士研究生。（通讯作者）

推进环境立法需要解决十大关系 篇3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当前, 我国面临着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重巨大压力, 经济利益和生态环境状况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如何正确处理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之间关系, 是贯穿整个环境立法工作的一条主线。在环境保护的历史进程中, 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经济建设优先, 走“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的道路。另一种观点是环境保护先行, 一切工作都要为环境保护让路。我们认为, 环境保护和经济建设同为重要内容, 实现经济更好更快更大发展是“十二五”期间的中心任务, 新时期的环境保护工作必须围绕这一大局来进行, 这是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今后, 进行环境立法, 要统筹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关系, 把体现环境保护新道路的要求, 贯彻落实到国民经济体系的各领域和社会组织体系的各方面, 探索制定出推动科学发展的环保法规。

环保法规创立与修废之间的关系

当前, 有些环境立法滞后于形势的变化, 有些涉及民生的亟需立法未能及时出台, 有些已经不适时宜的法规还没有提上修改日程。为此, 必须坚持立改废并举原则, “立”字当头, 及时开展法规的修改清理工作, 抓紧修订完善环保法规规章, 建立健全政策法规体系。一是尽快制定完善新的环保法规规章。要及时起草制定有关辐射安全监管、危险废物污染治理、建设项目管理、机动车污染防治、农村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地方性法规规章。二是及时修订不适时宜的环保法规规章。全面清理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尤其是彻底清理那些违反环保法律法规规定的地方保护主义“土政策”。通过“大规模的废止、修订活动, 保证了地方立法与国家立法的协调统一, 又适应了区域情况变化而不断完善。”

环境立法数量与质量之间的关系

一是加快立法步伐, 保证环境立法数量。只有以相应数量的环保法规规章作为保证, 才能对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为此, 必须进一步加强环境立法, 完善政策法规体系, 使其调整的法律关系覆盖水、大气、噪声、辐射、固体废物、建设项目、居民居住环境、农村环境保护和机动车污染防治等环境保护涉及的各个领域, 基本上做到门类齐全、布局合理和相互协调。二是注重立法质量, 促进环境立法转变。不仅需要一定数量的环境立法, 更需要高质量的立法, 为实现立法目的创造必要的条件。当前, 有的环保法规制度设计和行为规范的可操作性还不够强;重义务轻权利、重权力轻责任、重管理轻服务的问题还依然存在;法规间、条文间的协调性还需进一步增强。要力促环境立法从“管理型立法”向“维权性立法”、“服务性立法”和“社会性立法”转变。三是把握关键环节, 提高环境立法质量。在进行“十二五”环境基础能力建设时, 应把法制能力建设纳入其中, 加大扶持力度。四是开门立法。进行环境立法, 必须走群众路线, 发挥公众参与的作用, 保证立法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民主立法与科学立法之间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环境立法经历了起步、发展和提高三个阶段。这一过程, 是不断完善立法技术和立法程序, 建立健全科学、规范和高效的立法机制的过程。实践证明, 科学、规范和高效的立法机制对于推进民主立法、科学立法, 提高环境立法质量和水平, 具有十分重要意义。今后, 进行环境立法, 要处理好民主立法与科学立法之间关系, 推进立法工作制度创新, 在立法选项、草案起草、立法调研、会议审议和立法后评估等关键环节, 进一步完善立法工作机制, 提高环境立法的水准和效能。

一是拓宽立法建议项目的来源途径, 探索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立法项目建议的机制, 同时加强立法项目的论证调研工作, 维护立法计划编制科学性和严肃性。二是建立健全开放型、多元化的法规起草工作机制, 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 确保优质高效完成起草、调研、论证等立法前期任务, 努力改变以往“谁管理谁起草、谁起草谁执法”的格局。三是完善立法工作协调机制, 加强与人大法工委、政府法制办和法规涉及的相关部门沟通协调, 整合各方面法制资源, 提高立法工作效能。四是创新公众有序参与立法的机制, 充分发扬民主, 拓宽公众有序参与立法的渠道, 认真倾听群众呼声, 使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和愿望能够在立法过程中得以表达, 提高立法民主化程度。五是创新立法专家顾问参与立法的机制, 在立法过程的各环节, 充分发挥其专业能力和技术优势。六是把法规修订、废止与制定放在同等重要位置, 建立和完善法规清理机制, 使法规清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

政府职能与市场机制之间的关系

在对待环境保护的问题上, 政府与市场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多年来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问题。在总结近些年环境立法的经验基础上, 我们体会到:一是开展环境保护工作应在发挥政府职能主导作用前提下, 将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起来。过去, 在环境立法中一味强调政府应当发挥主要作用, 由政府运用行政手段, 强制推动企业从事环境保护, 而忽视了市场机制自我调节作用。今后, 环境立法应注意推进内容创新, 恰切处理政府职能与市场机制之间关系, 合理配置资源保护环境。2008年新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 强化了政府对水污染防治实行严格的总量控制制度和排污许可证制度, 明确要求地方政府对本地的水环境质量负责。二是应进一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 由市场机制引导企业开展环境保护。今后, 在排污权交易、水权交易、生态补偿、绿色贸易和循环经济等方面, 探索制定有关环境经济政策, 逐步建立主要由市场机制引导企业开展环境保护的制度。

行政手段与综合手段之间的关系

市场经济条件下, 我国的环境管理应在制度上、手段上实现实质性的变化, 以适应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要求。当前, 我国环境保护面临着严峻形势, 各级政府对环境保护重视程度不够、投入较少、环境执法不严、监管不力, 是环境污染严重的主因。政府如何进行有效环境管理, 关键是加快实现三个转变, 从主要由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 自觉遵循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 提高环境保护工作水平。这些反映在环境立法上, 把对环境保护有利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与经济手段有机结合起来, 以法律制度的形式规定下来, 使之具有规范性、稳定性和强制性, 确保环保法规便于操作与实施。一是稳妥使用政府行政手段解决环境问题。政府进行环保工作主要依靠行政手段, 包括行政控制、行政命令和财政支持等手段。比如, 政府过多地对违法排污企业采取“关闭”、“停产”、“断水断电”等措施, 很容易造成工人失业, 引发社会不稳定的问题。二是强化使用法律手段解决环境问题。法律手段具有强制性特点。近年来通过开展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 有效打击了环境违法行为。

局部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

环境保护属于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产品, 涉及到千家万户利益, 关系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和谐进步和生态文明构建。同时, 由于一些地方和部门不能正确处理发展与保护环境之间关系, 重经济发展、忽视环境保护, 结果导致片面追求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 损害了社会公众效益。“交由某一行政部门主导的环境立法, 忽视了环境客体从属于环境整体的客观事实, 使得法律在制定过程中不得不面对各个行政部门之间的利益牵着。”所以, 进行环境立法, 要坚持统筹兼顾, 恰切处理好局部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关系, 既要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立法积极性, 也要努力防止立法中的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 使环境立法沿着科学发展的轨道前进。一方面, 要旗帜鲜明反对地方保护主义。有些地方为了保护本地经济利益, 不适当地运用地方立法手段和出台一些“土办法”, 盲目支持经济的“过热”发展, 破坏生态环境, 置本地生态环境恶化于不顾。这种现象是绝不允许的, 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地方保护主义, 确保环保法律不折不扣贯彻执行。另一方面, 要严格防止部门利益法定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部门利益问题日益突出, 它们借立法之名来谋取与巩固部门利益之实, 通过“职权法定”、“行为法定”和“程序法定”使部门利益法定化。

立足实际与相互借鉴之间的关系

进行环境立法, 首先, 必须立足环境结构性污染问题加重、生态环境日益脆弱、环保历史欠账较多、环境能力建设滞后的国情。其次, 应注重依据上位法和本地实际情况相结合, 正确处理维护法制统一与突出地方特色的关系, 运用地方立法的自主性和创制性, 解决地方环境突出而国家立法尚未规定的问题。总之, 通过以上措施, 力促环境立法从追求制定上位法的实施办法向发挥立法的创制功能转变, 从追求立法的数量和速度向重视立法的质量和效益上来, 真正体现地方特色, 走新型环境立法道路。

环保法规与其他法规之间关系

为了促进和保障环境保护事业发展, 仅仅做好环境保护一个方面的立法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环境保护已渗透到国民经济体系生产、流通、消费和分配各部门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还需要在其他领域的立法中, 增加有利于环境保护方面的内容。从一定意义上讲, 在其他法规中规定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内容, 对于解决环境资源问题所起的作用, 比起仅仅制定几部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可能更为重要。今后进行环境立法, 一方面要注意环保法规逆向调节问题;另一方面要注意增强环保法规系统性。尽管国家和地方近些年出台了多部环境保护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 但环境立法的系统性不强仍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环保法规之间、环保法规与其他领域法规之间的逻辑不清, 搭配不当, 同一环保法律关系常常由多部地方性法规来调整和规范, 结果造成交叉重叠、功效相互抵消。要改变这种情况, 就需要今后从立法规划入手, 将相同类型的法规进行必要的清理和科学的筹划, 使不同法规之间的关系更加协调, 优化配置法律资源。

立法与督查、后评估之间关系

进行环境立法, 应把立法、普法和执法当成一盘棋来抓, 强化法规贯彻实施, 以法规的贯彻实施促进立法工作。同时, 探索建立地方立法质量和绩效评估机制, 开展立法后评估活动, 对现行法规规章的合法性和适用性及时进行调研评估。一是开展执法检查。二是进行立法效果评估, 并将评价的结论作为进一步修改完善的重要依据。三是推进法规贯彻执行。通过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环境保护意识, 严格环境执法、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强化目标考核、实行环境保护责任制, 落实专项资金、推进治理污染项目建设, 加强监督管理、加大对行政相对人违法行为的制裁力度等方式, 推进环保法规贯彻执行。

参考文献

[1].董树彬, 张启发.科学发展与环境立法的双向互动[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2) :50.

[2].杨莉英.河北省地方环境立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4) :59.

[3].贾爱玲.浅析环境立法中的经济刺激手段[J].学术界, 2010, (8) :165.

推进信息化立法 篇4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价值；立法背景；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3-0170-02

党的十八大报告在第三部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中提出“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为落实这一目标，必须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保护和发展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将促进文化价值实现，进而推进文化强国战略目标更好完成。

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实现文化价值的体现

（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其文化历史价值

现在是从过去中走来，国家如此，地区亦然。任何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历史人文都自有其生生不息的传承脉络和特有风情。作为历史文化民俗文化的载体，形态各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无疑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有助于现代人们数典念祖，不忘过去，根脉相结，更有助于异域异地人了解本土人民和文化风情，全方位认识文化的多样性和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展示的人民生活的丰富多彩性。

（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其文化创新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在文化创新、艺术创新和科学创新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惊人的。例如，历史上文学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乐坛上的名曲《茉莉花》、《梁祝》，著名戏曲《天仙配》、《白蛇传》等，都是根据民间传说、故事、民乐、小戏等民间素材创作出来。除文化创新、艺术创新外，文化遗产在科学创新的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世界上的许多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传统科技在科技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从祖先所创文明中汲取更多的灵感，为当代科技进步提供技术支持。如海南的南海珍珠传统养殖技艺、陵水黎族自治县海陵珍珠养殖场、海南洋浦盐田传统日晒制盐技艺、海南陵水黎族藤编技艺等都是以传统工艺为根基，在发展中不断融入新的技术，使相关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实现了文化的创新和经济价值。

（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其文化生态价值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说，无形文化遗产是组成人类遗产的根枝。拿语言、音乐、舞蹈、戏曲和服装来说，它们可以让人们从一个更加生动、形象的角度去了解它们背后的人的生活经历。如不加以保护，会使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流失、使原有生态平衡遭受破坏。《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指出：“捍卫文化多样性是伦理方面的迫切需要，与尊重人的尊严密不可分。它要求人们必须尊重人权和人的基本自由，特别是尊重少数群体及土著人的各种权利。”多元文化的存在，不仅可以为人类新文化创造提供更多的资源，同时还会使我们这个由多元文化构成的星球变得更加和谐，更加和睦，更加团结。

（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其文化社会价值

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增强区域旅游形象的文化内涵和特色，提升旅游产品的品质和层级，是旅游策划的重要元素。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地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是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活生生的素材，含有大量的传统伦理道德资源，具有很好的旅游教育功能。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不断融入旅游产业的发展，无疑会使其社会价值充分实现。各地的博物馆、文化馆等场所举办的展览和宣传活动也是在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教育功能。

二、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保护背景

（一）国际背景

世界其他国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保护上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可资借鉴的经验。如日本在1975年修订的《文化财保法》中对民俗文化财即做了具体和明确的规定，并不断扩充民俗文化财的保护范围。2005年时，日本47个都道府县有39个就已完成了无形文化财的登记录入工作[1]。韩国于1962年出台了《文化财保法》，其中明确文化财包括无形文化财，即具有重大历史、艺术和学术价值的戏剧、音乐、舞蹈、工艺、技术等无形的文化遗产。继日本、韩国之后，亚洲许多国家开始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相关立法工作的重要性，并掀起立法热潮。如菲律宾1972年制定了《菲律宾共和国第7355号法令》，设立了“国家活珍宝奖”以保护非遗及其传承人；蒙古1996年制定了《蒙古文化法》，2001年制定《文化遗产保护法》；1986年澳大利亚即通过了保护土著文化遗产的《可移动文化遗产法》，新西兰在这方面也有新立法诞生；非洲地区的马达加斯加、南非及阿尔及利亚等国家均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措施。

（二）国内背景

从国家层面看，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工作已经有序展开，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2011年6月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与此配套的有国务院和文化部颁布的相关法规和规章，使我国的非遗保护工作已与国际接轨，有法可依，缩小了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差异。但基于我们在非遗方面立法起步时间晚，经验不足，立法的技术和内容还比较滞后。从立法内容上仅局限于行政保护手段，从立法技术上还太过宽泛，针对性和实用性不强。统计我国目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情况，数据显示，中央法规和地方法规共计313件，其中宪法法律2件，行政法规4件，部委规章14件，地方法规293件。其中以政府性文件形式呈现的有121件。这些成果多是近几年产生的，且多是在2011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后制定的，并且很多是对某一方面问题比如遗产保护名录、传承人等专项工作制定的文件。目前中国需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计其数，国家级名录收录的项目就有1400项，各省区分别公布了数量不等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海南为例，全省普查的子目达到2万多个，分布在不同地区。对如此大量分布在全国各地区的类别形态各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仅以目前的立法现状，很难满足实际保护工作的需要。因此笔者提出应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以推动文化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

三、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保护工作

（一）加强立法促进保护机构逐步完善

为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机构队伍建设，文化部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各省相继成立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处或省级保护中心。一些地市陆续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构开展了一定的培训工作，逐步培养了一批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线保护的工作人员。但仅限于此远远不足以满足各地数量庞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行政力量必须和民间力量有机结合，通过立法和制度引导企业、科研机构及各类社团组织参与到保护工作中。

（二）加强立法促进分类保护机制的建立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定义和分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至少应在传统文学、传统美术、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技艺、传统医药、传统民俗；传统体育等方面分别建立。因为这些不同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表现形态和内容各异，不同地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表现出较强的地域性，因此通过立法推动建立分类保护机制尤为重要。

（三）加强立法促进资金落实和监管

根据《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至2009年地方省级财政共投入约11.3亿元。近几年还在逐年加大。

逐步引进民间资本参与非遗保护专项保护工作。“鼓励民间资本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 （十）鼓励民间资本积极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民间资本结合文化旅游、民俗节庆活动等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展示馆、传习所等基础设施，开展保护、展示、传承、宣传活动。（十一）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利用现有优惠政策，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积极协调有关部门，研究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税收、信贷、融资、土地使用等方面的扶持办法，为民间资本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营造有利环境。（十二）鼓励民间资本建立信息平台和社会中介组织，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搭建桥梁和纽带。鼓励民间资本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统技艺与题材的创新和发展，推动传统产品的功能转型和审美价值提升。鼓励民间资本支持技艺展示、产品销售等活动，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产品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鼓励民间资本通过设立公益性基金等方式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如对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保护，对代表性传承人及学艺者予以资助等。”[2]文化部的意见和政策导向非常明确，上述资金的投入，将有效地确保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但在具体落实和监管中还缺乏有针对性的法规制度。

（四）加强立法激励科研创新

为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出版重要的研究成果，弥补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科研不足，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起到更好指导作用，应加强立法引导，促进非遗保护科研制度完善。比如成立国家和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积极吸纳社会各界、各方面的专家参与保护工作，为科学开展保护工作提供决策参考和智力支持。

（五）加强立法促进宣传普及工作展开

地方立法和制度应促进利用“文化遗产日”和民族传统节日等重要契机，大力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活动。立法可确立通过现代媒体，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扩大社会影响。确立通过高校及科研院所或者非遗传习所开展传承和宣传工作。确立企业性质非遗保护单位的宣传义务等。

（六）加强立法促进私权保护意识的提升

通过立法确立政府对私权保护工作的推动和引导。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立法内容在行政性趋向的普遍局限下有所创造和突破。给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企业与民众提供可靠权利保障，为持续性非遗保护工作有效开展和合理开发奠定良好的制度环境基础。

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使以上工作很好落实，既能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价值，同时也实现了国家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新，将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作用，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迈进。

参考文献：

[1]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263.

[2]文化部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文化领域的实施意见[Z].文产发[2012]17号，2012-06-28.

信息安全亟需纳入立法体系 篇5

无独有偶,身为律师的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大学社会科学与外国语学院教授何悦对信息安全的问题也十分关心,继去年提交《关于应尽快制定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提案后,今年她又提出了《尽快颁布〈信息安全条例〉的提案》,将信息安全纳入国家立法规划,得到两会代表们的一致支持。

孙代表和何委员都认为,目前,我国现行信息安全法律体系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我国自2003年出台第一部纲领性文件《关于加强信息安全保障工作的意见》以来,其间除了2005年颁布的《电子签名法》外,网络与信息安全工作主要依赖于中央和各部委陆续出台的管理政策,尚未上升到法律高度,至今仍然缺少综合性、专门性的信息安全法律法规。

孙丕恕也表示,“为加快信息安全立法的步伐,要将《信息安全法》尽快纳入国家立法规划中,尽快推进《信息安全条例》出台。”

何悦提出,《信息安全条例》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网络使用者的权利和义务; 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的义务; 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安全要求以及相应的法律责任。何悦还建议,应该明确互联网行业主管部门,建立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协作机制,成立专门的网络安全机构。

孙丕恕认为,目前我国监管体系中存在着执法主体不集中,多重多头管理的问题,因此,构建和完善信息安全组织体系迫在眉睫。他还认为,国家信息安全与信息系统装备国产化有着很重要的关系,信息安全必须建立在自主、可信、可控和产业化的基础上,否则就没有安全可言。

代表们关于信息安全的建议也得了国家部委相关官员的认同。一位工业和信息化部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目前已经起草了《网络信息安全法》的专家稿,工信部会争取尽快将该法列入立法计划。(文/何源)

提案回放

“我们应该抓住新技术兴起和产业变革的机遇,提前部署,积极主动地构建我国信息安全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