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汉字的定量

规范汉字的定量（共9篇）

规范汉字的定量 篇1

目前,新的《规范汉字表》(以下简称《字表》)正在制定。这个《字表》是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满足现实需求而制定的。有前人的经验可供借鉴,有当代的汉字规范实践可供参考,还有各个应用领域对汉字规范的期望和要求,使得这个《字表》必须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努力去实现几代人关于汉字规范的最高理想。“理想的汉字规范应当考虑汉字的科学性和社会性。科学性指的是汉字的自然规律,包括它的结构规律、演变规律、互相关联的规律和自成系统的规律,这种内在的规律是客观的。社会性指的是汉字在使用时受社会制约的人文性,语言文字是符号,但不是单纯的数理符号,它是在人文社会中被全民使用着也改变着的符号。汉字的通行度、社会性分布和人为调整的可能性,都是它的社会性的反映。科学性与社会性二者是互相制约的——汉字客观规律的形成与它的社会背景有密切的关系;而社会对汉字的人为调节,无论如何不能违背它自身的规律。”[1]只有充分尊重汉字的自然发展规律,对汉字进行的人为规范才是科学的规范、高效的规范。这也正是新《字表》制定过程中所必须遵从的首要原则。

一历史的宝贵经验

对汉字进行人为规范,已经有过很长的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于当时社会的需要,汉字规范的工作更是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进行,这些规范工作为汉字的发展起到了较好的引导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过去我们对传统注意不够,对汉字的自然发展规律重视不足,那些在特定时代所产生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反思,需要我们充分借鉴。

汉字虽然是人创造的,但当汉字体系形成后,它的发展就不再是一种纯粹的人为现象,而是产生了一种内在的调节机制和组织能力,并逐渐形成自己内在的发展逻辑和基本规律。这个时候,外在的因素虽然仍会发生一定的作用,但总体的发展趋势是由其内在因素所决定的。

这里所说的外在因素,是说社会发展、文化发展对汉字使用的影响,是汉字的社会性和人文性的各式各样的表现。从汉字发展的历史看,外在因素对汉字的影响是很大的。例如,汉字使用范围扩大后,社会对汉字书写速度的要求越来越高,而书写速度的提高,必然会使字体发生变化,从而形成变异字体,草书、行书的形成就是如此。又如,文化的差异也会给汉字带来重要影响,这在居延汉简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居延汉简有些出自底层小吏之手,书写显得极为草率,异写异构的比例很大;而有些则属于宫廷文书,书写较为规整。这种文化差异的影响虽然改变不了汉字本身的系统,却能使汉字系统内部产生一些不规整现象。再如,印刷术的出现,从手写到雕版印刷的转变,也对汉字的字体风格产生了明显影响。在雕版中往往有纵向的行格线,限制了字符的横向空间,束缚了书写的左右取势,而字符的上下空间相对较为宽松,便促使字形朝瘦长的方向变化。特别是在双行小字中,这种变化表现得更为明显。久而久之,一种横平竖直、纵向略长、笔画瘦硬的刻书体逐渐形成,并最终发展为成熟的印刷体“宋体字”。其他如科举考试、石经刊刻、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等,都是影响汉字发展的外在因素。

但所有这些外因都不能越过汉字自身的发展规律,一旦越过,偏离了汉字发展的正常方向,汉字就会通过自组织能力对偏离现象进行自发的调节。历史上这样的例子相当多,在某个时期人们写字比较随意时,就会出现很多异写字,进而在不同的地域产生异构字,但由于汉字自身系统性的制约,异构字不可能大量地无限制地产生,也不可能一直在汉字系统中并存,汉字系统本身会进行自我调整,逐渐淘汰这些异构字,从而保持系统的简约性和字词关系的明确性。汉字的发展历史,就是汉字系统不停地进行自我调节的过程。如历史上某些时期曾大量出现过通假字现象,通假字让两个形义毫不相干的字去承担相同的记词职能,造成了同词异字的问题,这种现象如果数量过多,就会产生歧义,影响传意的准确性,不符合汉字作为交际工具在表意明确性方面的要求,尽管历史上并没有专门对通假字现象进行人为的规范,但在汉字自身调节机能的作用下,通假字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减。这就是说,汉字系统具有自我规整能力,当一些外在因素扰乱了汉字自然发展的规律时,汉字的调节机能就会发挥作用,将其发展方向调校到符合自身规律的轨道上来,即使不进行人为干预,汉字也不会乱到哪儿去。但是,作为人文符号的汉字,如果完全放任自流,仅靠其自发的调节,其发展过程将是十分缓慢的,而且还会造成很多问题。因此,我们强调尊重汉字自身的发展规律,并不是否定人文规范的必要性。恰恰相反,人为规范可以大大缩短汉字自我调节的过程,使汉字快速回归正确的轨道,减少混乱局面给交际带来的损失。当一定时期积累下来的问题严重影响了传播的速度和信度,使得汉字的发展明显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时,就一定要进行人为干预。正确的人为规范是汉字自我调节的助力器,在汉字发展历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历史上看,每当国家进行大规模文化建设时,汉字问题就会倍受关注。因为这个时候各项文化事业快速发展,对汉字的传播速度和信度都提出较高的要求,汉字必须快速净化自己的系统,淘汰歧异现象,才能满足新的社会需求。而这一过程单靠汉字自身的调节是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的,只有进行合理的人为干预,才能加速这一进程。秦代的“书同文”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面临的是“车途异轨,律令异法”的混乱局面,必须迅速进行政治文化制度的统一,才能稳定国家政权。而当时的语言文字状况则是“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没有规范统一的语言文字,就会严重影响政治文化统一的进程,如果只靠文字自发的规整,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丞相李斯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立即建议秦始皇统一文字,由政府组织开展了大规模、有计划的“书同文”运动,“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其他各国文字凡与秦国文字不同的异体字一律废止,把秦通行的小篆作为全国通用的用字标准,迅速结束了汉字的混乱局面,为政治文化的统一扫清了文字上的障碍。这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成功的一次汉字规范运动。

当然,人为规范只有顺应汉字自身的发展规律,才能发挥正确的作用。秦代的“书同文”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小篆代表着当时汉字发展的正确方向。另外,对汉字系统进行人为规范,一定要把握一个合适的度,过多地去干预这个系统,就会使汉字更不好用,反而带来更多的麻烦。所以,历来的规范都不能管死。如唐代以前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大变革时期,既产生了新的书体,也产生了一些不规范的现象,俗体、异体较多,文字使用呈现混乱状态。唐代大一统国家的文化复兴,使得汉字又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当时的上层官吏和文人非常重视汉字规范,而且十分注意规范尺度的把握。颜元孙在《干禄字书》中把当时的楷书字形分为俗、通、正三类。他说:“所谓俗者,例皆浅近,唯籍帐、文案、券契、药方,非涉雅言,用亦无爽,倘能改革,善不可加。所谓通者,相承久远,可以施表奏、笺启、尺牍、判状,固免诋诃。所谓正者,并有凭据,可以施著述、文章、对策、碑碣,将为允当。”[2]他认为俗、通、正三体可以在不同的范围使用。俗文献中允许使用俗字,一般的公文中使用通字,而在更为庄重的文本中一定要用正字。这种做法不是一竿子统到底,不是一概地排斥俗字,而是很好地区分了规范的领域,恰当地把握了软硬规范的尺度。所谓硬规范,就是在特定领域进行强制性的规范,只要属于这样的范围,就得无条件地服从。当在特定领域制定了硬规范以后,就会对其他不能进行硬规范的领域发挥影响,因为硬规范层面是主流的东西,是强势文化,这个层面的文本一定会对其他层面的文本起到示范和引导作用,这种影响就是所谓的软规范。

历史告诉我们,对汉字进行人为干预是十分必要的,但汉字规范必须遵循汉字自身的发展规律,必须把握好规范的尺度,必须分清哪些地方必须是硬的,哪些地方需要用软的,既不能撒手不管,又不能一统到底。只有合理有效地运用人为规范这个杠杆,才能更好地促使汉字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二当代的社会需求

新《字表》的制定,必然面临两大现实问题,一是半个世纪以来的汉字规范,在具体应用过程中逐渐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需要我们去正视;一是新的社会形势变化,为汉字规范提出的新的挑战,需要我们去应对。前者表现为个别规范措施与汉字发展规律不尽一致,主要是科学性的问题;后者表现为如何使人为规范更好地满足新的社会需求,主要是社会性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十分重视语言文字工作,在汉字整理与规范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相继制定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1955年12月)、《简化字总表》(1964年5月)、《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1965年1月)、《现代汉语常用字表》(1988年1月)、《现代汉语通用字表》(1988年3月),对社会用字起到了重要的规范作用,推动了我国教育、文化和科技事业的发展。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一些汉字整理与规范工作过多地照顾到了短期的社会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汉字的内在规律。例如,在简化汉字的过程中,过分追求字数和笔画的减少,较多地采用了同音替代、草书楷化、偏旁类推等简化方法,破坏了部分汉字的理据,降低了部分汉字的区别度,给汉字系统带来了一定的创伤。前面说过,汉字系统本身对通假字具有排斥作用,汉字符号表意的明确性要求尽可能减少通假字现象的存在,而同音代替实际上就是新造的“通假字”,这是与汉字自身的发展规律相矛盾的。草书楷化的适量采用,影响还不算太大,因为这只是单个字的简化问题。但偏旁类推的问题则要严重得多,这种方法把本来个别的问题扩大化了,对汉字的理据性、系统性造成了较大的冲击。另外,由于研制者认识的分歧和当时技术条件的局限,上述字表之间也存在一些相互矛盾的地方。如“”字,《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作“并”的异体字处理,《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又作为规范字收录。“”字,《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作“绸”的异体字处理;《简化字总表》简化作“”,视为规范字。“”字,《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作“扬”的异体字处理;《简化字总表》简化作“”,视为规范字。即使同一字表内部,也存在模棱两可的情况,如《简化字总表》将“像”简化作“象”[3]胡乔木早在1986年就曾预言:“客观地说,过了十多年后,由于汉字信息化要求超高速准确识别,现在简化字以至繁体字中某些过于近似难以分辨的字仍然是必须改变的;有些很不合理的简化字如不改变亦很难希望港台同胞和海外侨胞接受。”[4]大家经常举“设有”和“没有”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酒店设有包间”和“我们酒店没有包间”,所传递的信息可谓大相径庭,而这样的问题在信息化时代带来误会的几率会大大提高。另外,汉字进入计算机后,会对汉字规范提出新的要求。机器带有强制性,人机关系不同于人人关系,人人关系是人文关系,而人机关系则是半人文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自然科学的东西。这些都是当今的汉字规范所必须面对的新的课题。

更何况,汉字早已越过国界,传播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成为一种带有国际性的社会交际工具,这就使得汉字的社会性带有更加广泛的意义,也使得协调汉字社会性和科学性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王宁先生曾反复论述了科学性和社会性的关系问题,她认为:“在考虑到不同社会领域的要求后,科学性与社会性二者应当互相制约、并不矛盾——汉字客观规律的形成与它的社会背景有密切的关系;而社会对汉字的人为调节,无论如何不能违背它自身的规律。我们应当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一个世纪以来汉字规范的实践,并且做好新的规范汉字表的研制工作。”[5]汉字规范在现代社会的作用,直接影响到信息社会本身的诸多问题,涉及国家从大到小各个层面的事务,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要求这么严格,有半个多世纪的经验教训可供借鉴,汉字规范的科学性就显得更为重要了。但科学性并不是与社会性完全对立的,科学性本身就带有社会性,社会性又不能违背科学性,二者之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合理地把握和利用这样的切合点。

三 《字表》的科学理念

回顾汉字发展和汉字规范的历史,审视现实社会用字的诸多问题和新的要求,《字表》的研制更应该站在当代的历史高度,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充分尊重汉字自身构造、演变规律及发展趋势,充分照顾汉字应用的实际,广泛听取语言文字学家和各相关领域的意见,认真考虑不同层面的软硬尺度问题,尽可能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以提高现代汉字规范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上,一定要以科学的理念为指导,以不违背汉字的自身发展规律为根本原则,尽量用辨证的思想来对待汉字这种既有科学性、又有社会性的人文符号。

(一)辨证处理保持稳定和适应发展的关系

任何事物都在不断地变化,但也都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汉字也是如此,字形也好,字体也好,从汉字产生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停止过变化的脚步;但作为大家共同使用的交际工具,汉字又必须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如果变化太快,必然会引起交际的混乱。这种稳定与发展、规整与变异的矛盾,在常用字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常用字是最需要稳定、又最容易变异的字集,是汉字规范的重点。说常用字最需要稳定,是因为这部分字使用度高,信息量大,承担着99%以上的交际任务,如果这部分字不稳定,交际的效能就会严重受损;说常用字最容易变异,是因为这部分字普及率高,使用者多,最容易产生个性现象,而个性现象的不断积累,必然带来较大程度的变异。因此,对于常用字,我们更应该运用规范的手段,控制其变易性,保持其稳定性,以提高信息传递的速度和信度。

保持汉字系统的稳定是十分重要的,但同时又不能忽视汉字的发展趋势。《字表》的制定是为现代服务的,体现的是现代汉字的相关规范,这个性质必须坚持。例如,口语用字和书面语用字的问题,是《字表》选字时将要面对的一个重要判别标准,这个标准将会影响到一部分字是进来还是要出去。在汉语的非基本词汇层面,口语词汇和书面语词汇在风格上有很大区别。书面语词汇大部分来源于文言雅语,口语词汇则多来源于方言俗语。书面语词汇相对较为稳定,口语词汇则更容易发生变化。汉字是记录书面语的,因此在协调这两类词汇用字的关系时,理应优先考虑书面语用字,因为不管在教育领域还是在社会应用方面,我们都提倡使用雅语,提倡词汇的相对稳定。但口语用字也不能完全不考虑,因为普通话在发展的过程中会不断吸收一些方言俗语,以丰富自己的词汇量。一些通俗性读物的广为流传,网络语言的广泛应用,更是加快了这样的进程。既然方言俗语能够进入普通话,就有书面化的可能。因此,《字表》应该在坚持雅言优先的前提下,酌情收录那些已经进入或正在进入普通话且频率较高的口语用字,以满足描述口语的需要。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文言色彩过于浓厚、与现代社会距离较远的书面语用字,则应该排除在外。这样,《字表》才能在保持稳定的同时,真实反映现代汉字发展的实际。

能否妥善处理保持稳定和适应发展的关系,是《字表》成败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一些学者片面强调稳定的重要性,主张对于过去一些既成事实的字表,尽量不要去改动。殊不知,过去有些字表所出现的最大问题,恰恰在于对稳定性的认识不足。如谈到汉字简化的问题时,史存直先生说:“汉字简化运动并不是从解放以后才开始的,解放以前就有过相当长的历史。所谓‘手头字’运动不外也就是汉字简化运动。汉字的繁难是稍有头脑的人都清楚的。问题在于文字有社会性和历史继承性,要简化只能局部地、逐步地简化,不能一次简化得过多,一次简化得过多就会引起混乱和脱节。文改会最初对简化汉字所定的方针是‘约定俗成、稳步前进’。这个方针也是大家一致同意的。所谓‘约定俗成’,无非就是承认长期以来经群众制造出来的所谓‘俗字’的合法性罢了,可是文改会到后来却忘记了这个方针,搞了所谓‘偏旁类推’的办法,突然之间就制造了大量的简体字。试问,在历史中形成的‘俗字’曾经采用过‘偏旁类推’的办法没有呢?没有。”[6]在大量简化汉字的同时,为了减少字数,当时的文化部和文改会又联合发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整理异体字的工作本来是件好事,历史上也有不少宝贵的经验。但问题在于,《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所谓的异体字概念是不严格的,一些具有无法替代的义项的字,也被作为异体字取消了,使得其原有的职能没有能够完全保留下来。这些不合理的人为干预,对汉字的自然发展规律和汉字的稳定性产生了不良影响。今天,我们如果仍然不加区别地去“稳定”这些已经破坏了稳定的东西,我们的规范工作就将失去应有的意义。因此,《字表》需要根据几十年来的用字实践,对原来的一些字表进行重新审视。

(二)辨证处理字量的客观性与人文性的关系

规范字量的多少,是《字表》研制的另一个关键问题。从理想的角度看,好像是越多越好。其实不然,规范的量过大,也会产生一些问题。如前面所谈的类推简化问题,是对汉字自然系统的破坏;但考虑在通用字层面已经进行了类推,就必须保持通用字内部的一致性,如果在通用字层面有些类推,有些不类推,那就更加混乱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无限扩大规范的字量,就等于使类推简化无限扩大,这样对汉字自然系统的破坏就会越来越大。但另一方面,规范的字量又不能太少,太少了信息处理就不够用。因此,合理确定规范的字量非常重要。

字量的确定,要考虑通用度的问题,规范也只能在通用的范围内进行。通用字到底应该有多少,是要有客观依据的,不能凭人的主观臆想,必须建立在科学统计测查的基础之上。基础语料的选择也是一个关键环节,必须同时符合三个标准:(1)有足够的语料规模;(2)语料有足够的年代跨度;(3)语料内容广泛,不同领域语料平衡。目前,《字表》课题组所选取的基础语料是国家语委9100万字符的现代汉语平衡语料库。从该语料库的规模和多方面的平衡性来看,据此得出的字频统计和覆盖率统计数据,应该能够反映现代汉字使用的基本实际。为确保基础语料库统计数据的全面性和可信度,课题组同时采用北京语言大学3.5亿字符的现代新闻媒体动态流通语料库和《字表》研制组建立的404万字符教育与科普综合语料库等进行核查。这种利用多个数据库相互参证的做法是十分科学的,由此得到的统计数据,完全可以作为确定通用字量的客观基础。

但问题在于,只有客观基础是不够的。由于汉字自身和汉字使用都具有很强的人文性,我们不可能依靠一个或几个语料库就可以概括所有的用字现实,因此,机械地按照统计数据进行一刀切,看似客观,其实是不科学的。虽然我们可以从汉字覆盖率的数值坐标上清晰地看到,哪里是最小稳定点,哪里是最大稳定点,但我们并不能够将这些点作为划分通用字及其内部分级的绝对界限。对于边缘地段的字的进出,必须进行人为干预,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加以甄别。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出的字量既符合客观标准,又兼顾人文特点。

(三)辨证处理专业领域与全民用语的关系

由于信息化带来的用字量的扩大,《字表》如果只局限在基本通用字的范围,虽然可以满足日常生活用字的需要,却无法解决特殊领域的用字问题。因此,有必要补充一些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特殊领域用字。《字表》需要在基本通用字之外,适当增加姓氏人名用字、地名用字、科学技术术语用字以及中小学教材文言文用字,以此作为准通用字表,从而有效解决这四个领域中信息处理的缺字问题。

有人对准通用字表的增加持怀疑态度,认为准通用字都是专业领域用字,而规范字表必须强调全民性,没有必要去为这些特殊领域制定规范。我们认为,准通用字的收录,与整个字表的全民性并没有矛盾。因为这些看似属于特殊领域的用字,其实也都具有上升为全民用语的可能,或者早就成为了全民用语。人名用字好像是个人的问题,但试想一下,现代社会中有哪一个领域不和人名打交道?一些不规范的人名用字带来了多大的社会问题?为什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为一个人名用字专门下发了《关于“”字使用问题的批复》?这些都说明,人名用字已经由个人问题转化为重要的社会问题。其他如姓氏用字关系着民族血缘文化的传承,地名用字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而广泛流传,科技用字伴随科学的普及而进入日常生活,部分文言用字也因为进入基础教育领域而经常使用。因此,准通用字表决不是专门为专业领域服务的,而是对基本通用字的必要补充。

作为国家规范,《字表》将要面对的是全国各阶层的使用者,大家的文化水平不同,交际范围有差异,对汉字的使用要求也必然不同。因此,在增加了准通用字之后,要考虑如何对《字表》进行合理的分级,以便更好地照顾不同人群的需求差异,从而提高《字表》的实用性,增强《字表》的亲和力,使之更有利于构建和谐的语文生活。《字表》的基本通用字可参照覆盖率的最小稳定点,划分作一、二两个等级:一级字表主要面向基础教育用字,二级字表与一级字表一起构成面向全社会的基本通用字。准通用字全部归入三级字表,主要满足社会大众对专业领域用字的需求。三个等级的划分,将会形成一个合理的分布,既能客观反映汉字系统内部的分布规律,又可以充分体现汉字规范的层次性。

总之,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的历史经验,以及当代汉字规范的具体实践,使我们充分认识到,对汉字进行人为规范,必须具有科学的理念和辨证的思维,既不能脱离历史,也不能回避现实,更不能违背汉字发展的自然规律。科学的人为规范,应该顺应汉字自然发展的方向,凝炼其内容,缩短其过程,使汉字系统更快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如果不顾汉字的自然发展规律,一厢情愿地另搞一套,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越整越乱。

参考文献

[1]王宁.论汉字规范的社会性与科学性——新形势下对汉字规范问题的反思[J].中国社会科学,2004,(3):171~179.

[2]颜元孙.干禄字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裘锡圭.谈谈汉字整理工作中可以参考的某些历史经验[J].语文建设,1987,(2):3~6.

[4]胡乔木.乔木文丛——胡乔木谈语言文字[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53~358.

[5]王宁.再论汉字规范的科学性与社会性——关于制订规范汉字表的思考与建议[J].语言文字应用,2006,(4):2~11.

[6]史存直.汉字简化所造成的脱节和矛盾[J].辞书研究,1988,(4):44~49.

规范汉字的定量 篇2

教育部下属一研究机构，经多年潜心研究，决定给四十四个汉字整容，规范化。既是研究机构，想必人数不少，集中了中国汉字研究的权威与专家，又研究了多年，花费了研究经费不少，研究成果，是把琴字的王，整容成挑王，杀字下面改成木，研究成果真是丰硕。依我看，这种浪费人民血汗的研究机构，完全没有必要，应该裁撤。这种专家纯是废物，就像研究八股文的专家，早就该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国务院也应该查一查教育部，还有哪些没用的研究机构应该裁撤。

温总理到北京一家中学听课，发现地理课本的地域区划，把陕甘两省，划入华北。不知教育部下面有没有研究机构，研究大、中、小学课本规范化?也许教育部把陕甘两省规范化入华北地区?把陕甘两省划入华北，不过是误人子弟，如果把中国或者外国领土划错了，可是要引发外交纠纷的。希望中国的专家学者，不要像韩国的“专家”、“学者”，意淫历史、地理，把中国、俄罗斯、日本的.领土，“研究”成“大韩民国”的领土，硬把中国满族等少数民族的先人，抢过去当它们的老祖宗。

如果你常上街，留心商店、饭店，什么中心之类，会发现门上挂的牌子，常有错别字，看电视也会发现字幕上有错别字，上网也会发现标题有错别字，比如：一篇文章说现在某男星与某女星，现在“豪无激情”，这“豪无激情”不知何解?听说现在有人专为文章起标题，但看了标题与文章，会发现标题与文章驴头不对马嘴，标题与文章内容不符。这也许是没经过教育部的专家学者多年潜心研究的原故，但是，如果经专家学者多年研究，新闻就成了旧闻，这份报纸早进了博物馆，网络也早就更新了。

教育部，主管的是中国的教育工作，理应都是知识分子，最起码也有中央党校发的“大专”、“本科”文凭，如果搞中国汉字的规范化，就应禁止网络语言。因为网络语言，只流行于网虫，都是不规范的语言文字，各国的网虫有各国的虫语，不常上网交流的人很难懂得。

规范汉字的定量 篇3

一、从汉字的性质看, 由最初的表词文字向

语素—音节文字发展, 很多汉字所记录的语言单位在现代汉语中已不能独立成词, 有些现行汉字所记录的核心义与造字之初的本义有了明显不同。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体系, 早期的汉字都以集形音义于一体的特性与语言里的词相对应。而上古汉语是单音节词占绝对优势的, 从书写形式上看, 汉字与汉语里的词就有了一一对应的关系。因此, 就它所记录的语言单位来说, 这个时候的汉字更像是一种表词文字。

然而, 汉语的双音化进程却是从上古汉语时期就开始了, 中古时期取得突破性进展, 近代汉语中的复音词就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从构词法角度看, 汉语是孤立语, 缺少丰富的词形变换手段, 现代汉语中的很多复合词都是古代词与词的句法组合逐渐词化的结果。尽管上古汉语中的许多单音词, 在现代汉语中已不能单独使用, 但大多都作为构词语素保留在了现代汉语的复合词中, 所以汉字与汉语语素之间又有了对应关系。因此, 如果立足于现代汉字所记录的语言形式, 则它更像是一种语素-音节文字。据金立 (1999) 统计, 现代汉语3500个常用字中, 有1860个不成词语素。另据李长庆 (2008) 统计, 在2500个常用汉字中, 不能独立运用的语素有1007个。这说明, 现代常用汉字所记录的汉语单位, 大约有一半左右都不能在现代汉语中独立运用了。如“士、朋、政、柱、机、宾、壤、敌、践、析、展、袒、羡、惩、逐、植、奢、紊、婉、狡、狭、巨、洪、昂、甘、惑、良、概、毫、暂、刊、孕、众、基、聪、疑、辅、警、殊、究、毕、己、务、径、适、今、许、阿、以、然、况”等。

随着词义的发展演变, 许多汉字的字义也由单义变成了多义, 据《汉字信息字典》 (1988) , 在所收的7785个字中, 多义字有3053个, 大约占总数的40%。有些现代汉字所记录的核心语素义也与造字之初的本义有了明显不同。如甲骨文中的“上”为短横在长画之上, 用上面的短横来指示方位;《说文》:“上, 高也, 指事也。”由此可知, “上”是一个指事字, 本义是“位置在高处”, 与“下”相对, 是个方位词。随着词义的发展, 先秦汉语中的“上”就已经引申出了“等级、地位或质量高”、“次序在前”、“从低处到高处”等多个义位;现代汉语中的“上”除了保留它的本义以外, 词义进一步丰富发展, 《现代汉语词典》中的“上”字条下共列出了2音6大类27个义项, 绝大多数都是从本义引申出来的。甲骨文“考”与“老”本为一字, 像一个披发老人拄着拐杖之形, 到金文才分化出两个字形。许慎认为两者是转注字, 《说文》:“考, 老也。”反映了二者的同源关系。参照早期文献用例, “考”的本义是“老, 年纪大”。但随着词义的进一步发展, “考”的本义在现代普通话口语中已不再使用, 《现代汉语词典》“考”字下共列出了2大类5个义项, “考1”下列出了4个义项:“提出难解的问题让对方回答”、“考试”、“检查”、“推求、研究”;“考2”下列出了“ (死去的) 父亲和母亲”1个义项, 这说明“考”在现代汉语中的常用义与它的本义已经有了一定的距离。现代汉语常用字中, 大约40%的字仍然主要使用本义, 如表示数目或方位的“一、二、上、下”等, 表示自然界事物和现象的“水、火、山、雹”等, 表示动植物名称的“牛、羊、林、桑”等, 表示肢体器官的“鼻、耳、齿、手”等, 表示生产生活的“衣、门、车、刀”等, 表示事物性质的“大、长、高、白”等, 表示动作行为的“采、出、生、死”等;大约20%的字在现代汉语中的核心义有了引申或转移, 但与本义之间仍有比较清晰的线索可寻, 如“行、昏、兵、集、辫、错、暴、驳、窜”等;而大约只有20%的字, 其本义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已经消失或者完全改变, 现代的核心义与造字之初的本义具有明显的差异, 如“莫、且、圣、耽、笨、倍、巴、叔、听、骗、骄、特”等。

总之, 作为汉语的书写符号, 汉字已由最初的表词文字发展成为语素—音节文字, 但汉字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从结构的定型、形体的简化, 到语音的演变、字义的增多, 每一次变革都最大程度地发挥了它作为汉语的书写工具的职能。汉字的演变不但没有脱离它为汉语服务的轨道,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适应了汉语的发展。

汉字教学中, 要根据汉字字义发展的特点和教学对象的不同科学地安排教学方法。教学中可通过分析复合词中构词语素的意义来引出汉字的理据。对于那些现代义与造字之初的本义具有明显差异的汉字, 如果不好找合适的规律, 可以利用构形特点让学生反复练习。

二、从汉字的造字理据看, 逐渐由表意性文

字向意音性文字发展, 古今汉字的造字理据具有一定的差异, 现代汉字中的半理据字和无理据字的比例上升。

汉字具有很大的传承性特征, 丁方豪 (1990) 把《新华字典》和《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两书所收的字与《康熙字典》所收字作了一个统计, 得出新造字只有296个, 占两书总收字量的2.7%;另据高更生 (2007) 统计, 3500个常用字中, 有78.9%的字都是汉代以前就产生的。因此, 分析汉字的造字理据, 考察汉字内部结构的历史演变规律, 可以加深我们对汉字性质的认识, 指导我们的汉字教学与规范等实践活动。

一般认为, 汉字在造字之初是有理据的, 早期的古文字象形程度较高, 形体与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比较直观具体, 能给我们更多的语义方面的提示, 所谓“因形知义”, 也就是说汉字的形体结构能够揭示最初的造字意图。如: (日) 、 (月) 、 (舟) 、 (目) 、 (人) 、 (女) 等, 我们可以从这些古文字的形体直接联想到它们的意义。然而, 仅靠象形的方法是无法表达丰富多彩的语义内容、不能满足汉语发展的需要的, 因此必须使用其他的造字方法。形声字以声符表音、意符表义的构造方式, 运用有限的造字部件, 建立了汉字形体与字音、字义之间的双重联想, 并在记录汉语的过程中显现了突出的优势, 最终成为最重要、最能产的造字方法。

汉字由表意性文字发展为意音性文字的历程很早就开始了。据张振林 (1993) 对古文字资料的研究结果, 西周到西周末期形声字尚占当时总字数的50%左右, 春秋战国之际的文字资料中, 形声字就已占总字数的75%—80%了;周有光 (1998) 认为, 成熟的文字都脱离了“表形”阶段;清代的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说文六书爻列》中指出, 《说文》有形声字7697字, 占《说文》全部字数的81%。

但是, 随着汉字结构形体的变化、语音系统的演变和语义的丰富发展, 汉字的字理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许多汉字已经不能直接地建立形音或形义方面的联系了。首先, 古文字中的一些象形字和指事字失去了形义方面的理据, 如“日、月、虫、水、手、年、龙、乐、寸、甘、亦”等, 早期的形体还带有明显的象形性特征, 但现在已经变成记号字了;其次, 有些会意字也在发展中弱化或消失了造字理据, 变成了现代汉字中的半记号字 (如“报、步、盗、叠、妇、号、昏、引”等) 或记号字 (如“孔、夺、史、及、射、见、先、具”等) ;最后, 有些形声字因为失去了形义或音义方面的理据也最终变成了现代汉字中的半记号字 (如“点、冯、新、康、旁、望、耻;币、层、春、待、划、岁、飒、杏、都”等) 或记号字 (如“备、答、旧、尽、压、兰、要、总、历”等) 。

苏培成对《新华字典》“又、冫、刂、鱼”四部字作了抽样调查, 推断出现代汉字的理据度在50%左右;郑继娥 (1998) 则从对外汉语教学的需要出发, 选取《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中的800个甲级字进行了理据上的定性和定量描写, 最后推测现代汉字的理据度不太可能高出45%。

当然, 理据度的降低并不能全面否定汉字的表意或表音性特征。在汉字教学时, 既要看到形声字的绝对优势, 利用声符表音和意符表义的特征进行合理类推;又要认识到汉字字理的存在, 特别是对于理据明显的汉字, 要充分利用汉字的内部构造特点, 根据形体演变规律适当地进行溯源, 利用意符或音符建立汉字形体与意义之间的联系, 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从而提高汉字的认读能力和认知水平。当然, 由于汉字的理据度不高, 所以汉字教学中不能过分夸大理据的作用, 没必要一一进行形体的溯源。

三、从现代汉字的形体结构看, 象形性功能

逐渐丧失, 表音性功能大大降低, 记号性功能有所增强, 汉字的简化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汉语发展的需要。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 从最初的高度象形到象形性功能的逐渐丧失, 从形声字的急剧增加到表音功能的大大降低, 发展到今天的线条化符号, 汉字的理据度也逐步降低。因此, 如何正确看待汉字形体结构的发展过程, 怎样认识现代汉字中的大量记号, 会影响到汉字的教学与规范、中文信息处理以及汉字的评价等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首先, 汉字的象形性功能逐渐丧失。古文字中的象形字、指事字发展到今天, 很多都丧失了象形功能, 成为现代汉字中的独体记号字。如“才、工、飞、弓、毛、门、眉、人、山、玉、刃、旦、片”等, 如果不从形体上进行溯源分析的话, 已经很难从形体上联想起它们的意义了。

其次, 现代汉字的表音功能大大降低。与拼音文字不同, 汉字是通过音符来表音的, 原则上汉字的部件都有充当音符的可能, 但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 却相对较少, 加之作为构字部件的音符不能随着古音的演变而相应地调整, 所以汉字的表音功能相对低下。从形声字的声旁来看, 很多也不能准确地标示现代汉字的普通话读音。据范可育等 (1984) 调查, 《现代汉字形声字字汇》中共有形声字5990个, 声旁1522个, 只有22.4%的声旁可以完全准确表音。

最后, 现代汉字的记号性功能增强。现代汉字中记号字符的大量出现, 在一定程度上大大降低了汉字的理据。钱乃荣 (1990) 对3500个常用字的构字方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得出现代常用字中的半记号字和记号字占了总数的37.14%;李琼 (2002) 统计, 现代汉语2500个常用字中, 纯记号字占了三分之一, 而带有记号的字高达2033个, 占总数的75.67%之多, 大量形声字的声符和意符都变成了没有音义联系的记号。

虽然现代汉字的理据度在逐步降低, 但我们不能因此抹杀了汉字字形与字义之间的密切联系, 更不能否定隶变在汉字形体演变中的价值, 否定新中国以后汉字的简化和整理工作。对于理据不明显或理据消失的记号字, 则要着眼于其外部构形特点, 从构形单位、构形方式和构形过程等方面进行分析, 侧重汉字的结构规律和形体组合规律进行教学。

四、从汉字的应用看, 传统的偏旁分析和新

兴的部件分析在汉字研究和教学中可以相互补充, 现代汉字具有更强的结构规律和类推规则。

苏培成 (1994) 认为, “部件专用于汉字的外部结构分析, 有层次性, 包括一级部件、二级部件……;偏旁专用于汉字内部结构分析, 要研究它和字音、字义的联系, 有人叫‘字符’。从分析的结果看, 偏旁大体相当于我们说的第一层部件。” (63页) 这说明, 偏旁分析能够更好地揭示汉字的形音义系统, 而部件分析能深入地反映汉字字形的组合结构, 在汉字研究和汉字教学中可以相互补充。

汉字的偏旁分析主要立足于形声字形旁和声旁的分析。李燕等 (1993) 对《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的7000个常用字进行了考察, 得出形声字的数量占总数的78.51%。在5631个形声结构中, 共有1325个声符, 其中成字声符1119个, 不成字声符206个。声韵调完全相同的仅占37.51%;声韵同, 调不同占18.17%;完全不同的占12.70%, 最后得出总体表音度66.04%;另据尹斌庸 (1998) 的研究, 现代形声字声旁的预示力在0.50左右, 即认识一个形声字, 读正确的可能性大约只有一半。相对来说, 现代汉字字符中的意符却占有较大比重, 据统计, 2500个常用字中, 有60.89%的汉字能够从它的意符推知字义。因此, 意符的存在又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汉字的理据性。施正宇 (1992) 对3500个常用字中的2522个形声字进行了考察, 统计形声字共使用形符167个, 其中直接表义1979个, 间接表义103个, 不表义440个, 形声字的有效表义率共为83%, 不表义的仅占17%。也就是说, 现代常用汉字形声字的形符字义, 绝大部分对形声字的字义有提示作用。郑继娥 (1998) 对《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中的800个甲级字进行定量分析描写的基础上, 也证明了汉字“形一义”联系的理据性优于“形一音”联系的理据性。

因此, 汉字教学中, 要正确认识到汉字意符和音符的作用, 既不能夸大, 也不能否定。特别是形声字教学中, 更要恰当地利用这种理据联系。“当形旁和声旁组合在一起, 形成互补关系的时候, 它们所提供的信息量就不是简单的相加关系, 而是大大的增长了, 并使汉字在表义兼表音的文字系统内找到了一种最合适的结构方式。” (费锦昌等, 65页) 对外汉语汉字教学的实践也表明, 利用意符策略对汉字意义的识别是很有帮助的。

另一方面, 汉字常用的构字部件是有限的, 7000个通用字中总共有246个形符, 3500个常用字中共有167个形符, 而形声字常用的形符和声符具有一定的分工, 左形右声的字占了绝对的优势, 并且, 形声字形符的位置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因此, 教学中既要认识到某些现代记号字的“弱理据性”特征, 又要充分认识到构形特征和组合规律在现代汉字中的重要性。特别是一些“能产性”很高的构字偏旁, 如“又、虫、王、手、土、木、门、广、厂、女、水、人、大”等, 早期的形体还带有明显的象形性特征, 现在已经变成记号字了, 但当作为意符出现在合体字中时, 就能对汉字的意义有一定的提示作用, 所以有必要明确这些构字部件的本义以及它们在构字时的组合规律。汉字中还有很多不成字的部件, 一旦作为意符进行构字, 也表现出很强的类型意义, 如以“忄 (心) ”为意符的字一般都与“思维或心理活动”有关;以“艹 (草) ”为意符的字一般都与“花草”有关;以“衤 (衣) ”为意符的字多与“衣物”有关;以“礻 (示) ”为意符的字多与“祭祀、祝福”有关;以“灬 (火) ”为意符的字大多与“火”有关;意符“阝 (阜) ”在左时表示“山或高”, “阝 (邑) ”在右时则表示“地名或聚居地”;意符“彳、辶”大多与“行走”有关;意符“斤”大多与“斧钺等工具”有关;等等。这些联系的建立, 不但让学生掌握了大量的汉字, 还能同时领略到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汉字文化。因此, 汉字教学时可以先从一些独体字入手, 特别是一些常用的形符, 要适当地引出它们的字理, 突出这些部件在构字中所表示的类型义, 让学生利用类推规律进行集中识字。通过分析现代汉字的外部构形特征和形体变化规律, 科学地整理和规范汉字的部件, 对汉字教学与规范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规范学生书写汉字的心得体会 篇4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一颗璀璨耀眼的明珠，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由最初的甲骨文，再到后来的行书、隶书、草书，以及现在我们所推崇的楷书，都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可是随着现在的科技发展，电脑已经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在信息化高度发展的今天，不少学生认为只要学习好，字写的好坏都已经无所谓了，只要会电脑输入，漂亮整洁的字就都有了；也有个别教师认为教学水平主要体现在学生的成绩上，学生写字好坏对成绩、升学基本没什么影响。于是，写字教学被忽视，书写能力直线下降，这样发展下去，直接影响着祖国文字的传播以及学生的自身发展。因此，加强学生规范学生书写汉字势在必行。

目前，我们发现60%的学生，对汉字的笔顺掌握不好，颠三倒四，不能规范；50%的学生书写潦草，字体难看，字迹模糊不清，难以辨认；40%的学生书写错误多，写的字不是多一笔或就是少一笔；还有写字姿势和握笔姿势都有问题。我们在平时查作业、阅作文或网上阅题时，看到如此不堪的书写现象，非常难过。作为语文老师，我们必须及早抓好学生对汉字的书写。我认为汉字书写教学必须要重视，要把汉字书写贯穿到整个语文教学的始终，绝不能泄气。要培养学生热爱汉字的情感，要让中国的汉字继续得到传承并让其发扬光大。

作为语文老师，要让学生写好字，自己首先要给学生做好榜样。掌握汉字的基本笔画和常用的偏旁部首，能按笔顺规则用硬笔写字，注意间架结构；让学生感受到汉字的形体美；自己要养成正确的写字姿势和良好的写字习惯，书写规范、端正、整洁。粉笔字要像钢笔字一样的漂亮、美观，吸引学生的眼球，让学生看到你的字，就喜欢你的课堂；其次，要加强对学生汉字书写的监督和严格检查，定期完成书写任务。每周对楷书字帖的临摹不少于五张；还要在年级或班级开展钢笔字比赛活动，每周一班会时间进行；通过小报、黑板报等形式开展规范语言文字工作的宣传，倡导使用文明、规范的文字交流，让每个人都能在这种和谐的人际环境和优美的校园文化影响下产生一种规范的力量，一种内聚力，一种良好的行为风尚，达到修己善群的和谐境界。

“汉字危机”与汉字规范书写 篇5

数字化时代,文字记录方式发生革命性变革,键盘上“敲字如飞”常常代替了一笔一画的汉字书写。因为长期使用电脑,许多人只能大致记住汉字的形状,提笔却无法正确写出具体部首和结构。提笔忘字、频写错别字,正成为一个令人忧心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被称为“汉字危机”。

很多人认为,说汉字达到了“危机”的程度是危言耸听。 笔者认为,之所以把这种现象称为“汉字危机”,并不是说汉字书写真的达到了岌岌可危的程度,而是要通过这种说法来增强人们的危机意识,从而更加重视汉字的规范书写。所以,笔者个人赞成“汉字危机”这种说法。

二、“汉字危机”的产生原因

“汉字危机”是一种社会现象,所以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原因。

1.科技的发展

随着科技的发展,传统的书信交流被更加方便快捷的通讯方式代替,不仅有手机,还有电子邮件、QQ等。正因为这样, 人们手写文字的必要性越来越弱。青少年是使用电脑打字较多的群体。他们使用电脑进行汉字输入主要采用以下两种方式 :一是通过敲击电脑键盘,将一定的编码转化为汉字。电脑进行汉字编码的规则大致有三类,即形码、声码和综合运用形码及声码进行编码。二是通过专用的手写笔在计算机手写板上写字,经由计算机安装的软件识别进而转化为汉字。 不管是哪类人群,使用较多的方式都是运用声码进行编码。 这种编码形式的弊端就是会产生读音相同的别字。越来越智能的拼音输入法让人们产生了依赖性,这对汉字结构、笔顺的规范都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2.社会用字不规范

我们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各种大众传媒发出的信息,其中有各种各样的文字信息。对于对汉字规范了解甚少的人来说,他们无法辨别这些文字信息中存在的不规范现象,甚至会先入为主,把错误的当成正确的,使这些不规范的汉字书写继续传播出去。报纸、杂志等大众传媒用字是社会用字的代表 , 社会用字不规范的方面还有很多,比如路标、牌匾、 标语等。这些事物都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随时随地都会受到社会用字的影响,所以社会用字肩负着规范汉字书写的重要责任。

3.教育的缺失

教育部长袁贵仁在2010年8月对汉字书写教育的意义做出指示 :“汉字书写能力的培养与提高,在我国有悠久的传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活动。书写汉字不仅是巩固汉字识字、进行书面交际的重要手段,也是体会、把握汉字的结构以及书写体式和运笔规律的必要过程。长期的教育实践证明,教育学生写好汉字,有利于陶冶学生情感、培养审美能力,增强他们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和对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具有基础性作用。”我们从小学开始真正学习规范汉字, 所以基础教育对汉字规范书写有着很重要的作用,然而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许多小学生在学前就开始识写汉字, 但是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这也需要老师在学生们入学后及时纠正,所以学校教育肩负着汉字书写规范的重任。

三、解决“汉字危机”的对策

1.加强人们对汉字规范书写的认识

无论什么社会问题,纠正人们的态度和思想意识都是最关键、最根本的,只有人么在思想上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才会落实到行动上去实践。所以要想让人们意识到“汉字危机”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就必须加强汉字规范书写方面的宣传,开展相关的活动,通过大众媒体的宣传、政府的引导等多方面端正人们对汉字书写的态度。

2.重视汉字规范书写方面的教育

从小学开始,正式的汉字教育就开始了,所以汉字书写规范也要从这个时候抓起。教师的素质直接影响着教学质量,所以对教师也要进行定期的培训和检查,保证学生接受的是正确的书写教育,并且在学校开设汉字书写的专门课程。为了激励人们重视汉字书写,教育部门应该建立汉字书写水平测试标准,最好能像普通话那样实现分等级测试,有了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能激发大家规范书写的热情。

3.顺应信息化潮流

浅谈汉字的规范使用 篇6

历年高考试卷中对字形和名句默写都有要求, 尤其是名句默写, 多字、漏字、错字均不得分。自2008年以来, 安徽省实行了新的高考作文评分细则, 细则规定:错别字不封顶, 每出现一个扣一分, 重复的不计。经过调查分析, 每年考生因为错别字问题普遍失6~7分, 这对于挤高考独木桥的诸多学子来说, 不能不说是一记重拳。毕竟高考中一分之差就能淘汰许多人。新的评分细则的出台, 说明进一步规范语言文字已经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 这对那些对语言文字不敏感的学生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高中学生不能正确使用文字跟他们在初中、小学时就没有规范使用文字有极大关系。看看我们的身边, 不能规范使用汉字的现象太多了。走在大街上, 招牌广告上能发现错别字, 如“衣衣不舍”;走进饭店, 菜谱也出现了错别字的身影, 如“紫菜旦汤”;而新闻出版、广播媒体等不规范用字现象更是屡见不鲜。而更为严重的是, 作为知识传授的媒介———课本, 也出现了为数不少的错别字。高考是“指挥棒”, 让人们明白, 规范汉字不仅是高考考生的作业, 它更是全社会人人都应该做的“作业”, 具体到实际操作中, 最为重要的就是语文教学工作, 这项基本功应该从小抓起, 从小就要让学生认准字、记准字、用准字。

目前小学生中普遍存在着一种不重视基本写作规范、图省事的现象, 学生只要把文章写出来就行了, 字规范不规范无所谓, 以至于他们上了初中仍旧习难改, 写作时频频出现错别字。记得我教学蒲松龄的《狼》一文后, 布置一项家庭作业, 把课文改写成白话文, 哪知作业一交上来, 随手拿一份, 竟发现上面错字连篇, 简直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傍晚”写成“旁晚”, “屠户”写成“屠父”, “卖肉”写成“买内”, 诸如此类的错误比比皆是。一个初中的学生写出这样的作业真的让人很无奈。现在的好多学生背古诗文背得特别好, 记忆也特别精准, 可一到默写就出问题, 错别字特别多。一句话错一个字就不得分, 许多学生背得滚瓜烂熟, 可默写就是不得分, 真是可惜。如果学生在小学、初中阶段不能把握细节, 认准字、记准字、用准字, 那以后想改过来就困难了。

要想认识汉字并且正确地使用汉字, 只有会读、会写、能讲明意义才行。多音字要注意分辨字的意义和用法, 只要辨识清楚多音字字义和用法上的细微差别, 读音问题也就解决了。至于形声字, 要注意其声旁的作用, 有的声旁能够表音, 如“篱、材”, 有的声旁有表音作用但不准确, 如“例、选”。一般说来, 一个形声字的形旁和声旁是固定的, 如果任意调换位置就会成为另一个字, 或者造成错字。因此, 掌握形声字的结构关系, 以及声旁与形声字的关系, 有助于准确认读汉字。

偏旁部首对于汉字来说也很重要, 只有了解偏旁部首所代表的意义和它所处的位置才能避免写错字。比如“颈”和“劲”同是形声字, 因为形旁不同意义就有很大的区别。“页”部在古代汉语中是“牛下巴”的意思, 因此“颈”跟“肉”有关系, 是脖子的意思, 而“劲”的形旁是“力”, 当然跟力气有关系了。了解汉字的这一特点, 写字才不容易出错。

初中阶段的每篇课文后几乎都有生字词积累, 学了生字词后, 注意课后强化, 是巩固记忆的好方法。抄生字词, 听写都是不错的选择。让学生从小养成爱查字典的习惯也是非常重要的。汉字是音、形、义结合的文字, 学生在查字典的过程中不但能学会正确发音, 规范书写, 而且通过字典中对该字字义的解释, 还可加深理解, 做到有理解地记忆。但有些学生不爱查字典, 尤其是在做作业的时候。语文《基础训练》上有很多要求查字典的题目, 可就有学生不查, 随手写, 或想当然写, 甚至连语文书都不翻一下, 以至于错了很多。记得上届带过的一个学生就有查字典的习惯, 他天天都把字典装在书包里, 每遇到不认识的或拿不准的字就随时查字典。我们有时上课讲题目时遇到读音、解释有争议的字词也请他当场查字典, 这样大家都弄清楚了, 并加深了印象, 真好。

要想正确规范地使用汉字, 还要少用电脑, 多“写”字。现在的学生普遍喜欢使用电脑, 写文章爱用电脑打印, 谁知到手写时就提笔忘字, 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啊。毕竟我们中考、高考时试卷是要手写的, 如果书写不规范是要吃大亏的。

规范汉字书写路径探究 篇7

规范汉字书写需从教学入手, 从学生抓起。新课程标准对写字教学提出了明确要求:“按照规范要求认真写好汉字是教学的基本要求, 练字的过程也是学生性情、态度、审美趣味养成的过程。每个学段都要指导学生写好字。要求学生写字姿势正确, 指导学生掌握基本的书写技能, 养成良好的书写习惯, 提高书写能力。”但当前中小学阶段写字教学质量不容乐观, 学生书写过程中存在较多问题, 主要表现在:没有良好的书写习惯, 书写不规范, 坐姿不当, 执笔有误, 笔顺颠倒, 结构欠妥, 字迹潦草, 甚至“缺胳膊少腿”。如何提高写字教学的质量, 培养学生良好的汉字书写习惯呢?笔者在汉字教学实践之中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尝试反思。

一、提高认识

(一) 教师的认识需提高

由于现行中高考制度和学校对教师考核体制的种种束缚, 使得多数教师只重学生“分数”, 忽视学生习惯培养;只想多留作业, 轻视学生书写质量。长此以往, 学生的汉字书写水平定然无从提高, 良好书写习惯定然无法形成。全体教师, 尤其是书法课教师和语文教师, 要有高度的责任感, 从思想上重视写字教学, 充分认识到写字教学对培养学生良好精神状态和严谨治学态度以及学生智力发展的不可小视的重要价值, 切实把写字教学纳入素质教育的轨道上来。若在认识上没有提到应有高度, 在执行上必然打折扣, 在效果上自然要缩水。这一点看起来很普通, 听起来很耳熟, 似乎不用提及, 但, 这第一点最关键。认识不到位, 写字教学必然低效甚至无效。

(二) 学生的认识需提高

很多学生为了完成枯燥无味的甚至是堆积如山的作业, 常常马不停蹄地草草应付, 对于坐姿、握笔姿势、书写笔顺、书写结构等无暇顾及。规范的汉字书写习惯尚未养成, 不良的习惯却日渐增多。当然, 这需要教师减少作业量和增加作业的趣味性, 同时更需要学生充分认识不良的书写习惯的严重危害。古代大书法家“唐驼”酷爱书法, 经过勤奋练习, 终于成为一名知名的大书法家, 但也因为其自小不注意写字姿势, 成了一个驼背。可见不良的书写习惯不仅影响书写质量, 更会危及身体的正常发育。

二、激发兴趣

爱尔兰诗人叶芝曾说:“教育不是灌满一桶水, 而是点燃一把火。”成功的教学不在于强制, 而在于激发兴趣。写字教学质量的提升关键在于激发学生对汉字的浓厚兴趣, 对规范书写的心灵需要, 让其主动积极地约束自我、正确书写、规范书写, 写出汉字的美感, 写出汉字的神韵。只是枯燥地让学生正襟危坐地、一笔一笔地、规规矩矩地练习笔画, 是很难提高他们学习兴趣的。为此, 教师需竭尽心思, 探索激发学生汉字书写兴趣的方法。

在写字教学中, 教师可以穿插大书法家勤学苦练的故事打动学生, 如岳飞“沙上练字”, 张芝临池学书, 虞世南夜卧划破被, 欧阳询观碑宿夜, 王羲之迷书吃墨等, 让名人学习书法的精神触动学生求知的心弦, 爱上书法艺术;可以讲解笔的演变, 圆珠笔的简史, 钢笔的来历, 汉字的起源和演变等, 让学生领略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 心生憧憬与向往之情;可以与学生共同欣赏动人心魂、精美绝伦的书法作品, 让学生感受书法之美、书法之魅, 心生期待与追求;还可以借助多媒体手段辅助教学, 播放有关书法的艺术片或汉字的书写结构、笔顺等, 尤其是采用多媒体进行直观教学, 将用语言不能清晰表达的汉字笔画书写细节清楚而形象地展示给学生, 让学生更易于掌握书写要领, 提升学习积极性。

三、时时激励

每个个体心理上都有渴望被尊重、被认可的精神需求, 希望得到赞美是每个人的愿望。人类行为学家约翰·杜威认为:“人类本质里最深远的驱策力就是希望具有重要性, 希望被赞美。”这种精神需求一旦得以满足, 人就会充满自信与动力。在写字教学中, 教师应该通过语言、情感和恰当的教育教学方式等手段, 不失时机地给予不同层次学生充分的肯定、赞美和激励, 使其心理上获得自信和成功的体验, 从而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 诱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促进他们的发展。

课堂教学中, 教师一句表扬的话, 往往给学生带来新的希望, 产生神奇的力量;一个赞许的手势, 常常使学生倍感鼓舞, 再接再厉;一个鼓励的微笑, 便能让学生化挫折为动力, 迎头追赶。作业批改中, 教师含情脉脉的批语, 会让学生如沐浴春风, 精神大振;一朵红花、一颗五星、一个优字, 便让学生懂得付出必有回报。丰富多彩的书法竞赛活动中, 一个个小脸满面笑容地站在领奖台, 备受瞩目;校园的板报、橱窗、走廊中, 一幅幅优美的书作展示出作者的才华, 光彩夺目。成功的欢乐是一种巨大的情绪力量, 它可以促使学生产生写好字的愿望, 缺少这种力量, 教育上任何巧妙措施都是无济于事的。多元化的激励措施, 能不断点燃学生心中的求知火花, 使其时时感受自信的力量, 体味成功的快乐, 进而使其积极主动地进入学习状态, 圆满地完成学习目标。

四、齐抓共管

良好的书写习惯的形成, 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需要学生拥有持之以恒的耐力, 需要教师与家长的通力合作。首先, 各科教师需要通力协作、齐抓共管、共同把关。单靠几节写字课或语文教师, 难以有效提升学生的写字水平, 并巩固为习惯。只有各科教师共同参与, 严把学生书写姿势和书写质量关, 看好课堂和作业两道卡, 不失时机地渗透写字教育, 形成各学科齐抓共管的写字教育系列, 才能培养学生良好的书写习惯, 在学生中形成规范汉字书写的良好氛围。其次, 家长需要和学校步调一致, 齐抓共管。良好写字习惯的形成不容许有片刻放松, 学生在校期间有教师的严格要求, 学生在家期间也需要家长时时关注。鉴于此, 学校要及时与家长进行沟通, 通报学生在写字方面的成绩与不足, 取得家长的理解与支持, 并要求家长对孩子的写字情况进行及时指导和反馈。这样, 就会形成时时有指导, 处处有监督的习惯养成环境, 让学生的良好书写习惯稳步形成。

加强规范汉字书写教育 篇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要求“推行规范汉字”, 贯彻这一要求需要加强规范汉字书写教育。汉字书写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在我国有悠久的传统, 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活动。书写汉字不仅是巩固识字、进行书面交际的重要手段, 也是体会、把握汉字的结构以及书写体式和运笔规律的必要过程。长期的教育实践证明, 教育学生写好汉字, 有利于陶冶学生情感、培养审美能力, 增强他们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和对传统文化的理解, 对于培养学生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感, 具有基础性作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围绕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目标推进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核心是实施素质教育,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热爱祖国文字, 具备熟练的写字技能, 并有初步的书法欣赏能力, 是现代中国公民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 也是基础教育课程的目标之一。培育新世纪中华民族精神, 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需要研究和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传承和弘扬汉字书法艺术应作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纳入对广大青少年的传统文化教育中。

2009年举办的面向全国学生和在华外国留学生的规范汉字书写比赛, 有1千多万学生报名参赛, 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组织了比赛, 规模和影响空前。这是一次对规范汉字书写教学成果的检验, 涌现出一批优秀作品和创作者。比赛组织情况和成果体现了一些地区教育主管部门、学校、教师、广大家长和学生对规范汉字书写教育的重视, 体现了社会对搞好规范汉字书写教育的殷切期待, 这是今后加强规范汉字书写教育的重要基础。刘延东国务委员已经对这次比赛的成效做了充分肯定, 并对加强规范汉字书写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

落实刘延东国务委员指示精神, 适应新时代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弘扬中华文化的新需求, 需要进一步贯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要求, 加强规范汉字书写教育。应建立培养和提高学生写字技能、传承和弘扬书法艺术的长效机制, 规范汉字书写教育应落实在义务教育课程和教材中, 应作为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体现在各级各类教育中, 纳入校园文化建设、党团组织和社会活动中, 成为评价基础教育、师范专业等学生成长、教师教学、学校办学水平的一个要素。不少地方积极实践, 已经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今后我们还要进一步明确加强写字教育的意见, 加强检查监督, 逐步建立激励机制, 切实落实书写教育的各项要求, 逐步提高学生的汉字书写水平。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 受到全社会的关注。规范汉字书写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 也会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和支持。我相信, 通过教育, 汉字书写一定会随着时代而发展。

规范汉字的定量 篇9

一、“入门三体”, 潜移默化中走进汉字书写的王国

学生大多使用的是铅笔、钢笔 (水性笔) 等硬笔书写工具, 未经过专业的训练, 很容易导致不成字体, 形散、气结、倾斜、扭歪, 或者已然“自成一体”。所以必须按照“破体→入体→立体”的程序进行训练。

1. 破体。

破体即为不破不立, 完全脱离“自传体”的书写模式。最初可以使用双线材料纸进行训练, 纸张宽和高的比例约为2:1, 横平竖直, 可以一直使用直笔, 不使用孤线和弯钩, 如同美术字, 方正、严谨, 大约训练3—4个月, 可以逐渐规范汉字的基本框架, 以重建正确的书写体系。

2. 入体。

“入体”很有效的方法当然是临摹。学生在写时应该临摹结合, 以临为主, 以摹为辅。现将学生的入体书写时出现的问题与解决策略统计如下:

3. 立体。

立体的关键是准确把握汉字的部件结构并规范书写。首先要学好笔画的过渡, 从方方正正的汉字练习中寻找汉字的珠圆玉润。如横、竖、撇等笔画逐步过渡为有棱角与孤度的笔画, 对应如横撇、竖弯、竖弯钩、撇折等比较圆润的笔画。其次, 要找到汉字的横中线与竖中线, 以此寻找左右之间与上下之间的中位线, 在相对的对称中, 进行练习;最后, 教师运用“定形体”“搭积木”“找重心”三种方法, 开展有效的书写实践。

二、“临摹三格”, 指导学生理解汉字书写的要领

田字格和米字格是学生入门书写常用的格式。因为汉字为方块型造字, 此种方法根据汉字的结构特点, 进行了适当的分解与重组, 并在严格的限制之内给予了笔画运行的相对空间与绝对位置, 可以帮助学生在习练之初受到严格规范的训练。在此, 我想重点谈回宫格。

使用回宫格, 可以帮助学生深刻理解并掌握汉字字形的主体结构及笔画左右外延的辅助作用, 同时矫正视觉误差, 防止习字中经常出现的通病, 如把汉字方块形体看作并也写成了长方体形。由于把汉字分成了主体和外延两部分, 并用内部控制主体, 也就是笔画相对稠密的部分, 可以避免在书写时出现疏密失妥。同时, 外宫指导着部分笔画的伸展, 从而不致于产生收放不当的弊端。尤其是内外宫的分配强调了字体上下左右的搭配及笔画之间互相作用的关系, 有助于锻炼学生对字体的形式思维, 培养学生结字的整体意识。

三、“行笔三要”, 训练学生掌握汉字书写的精髓

万事开头难, 书写汉字也形同此理, 第一笔举足轻重。如若起笔不到位, 很容易导致字体出现右倾左斜或占满全格甚至于缩成一团的情况。所以总结为“行笔三要”, 写一个笔画时的用笔要领, 即起笔要有藏锋的变化,

1、相向与相背。

笔画与字中心或与其它笔画成向势的称作相向, 笔画与字中心或其它笔画成背势的, 称作相背, 两者合称为向背。向背的另一种意思是指字的结构, 互相环抱的为向, 相反的为背, 行笔要有提按顿挫的变化, 收笔要有轻重缓急的变化。

2、笔势与呼应。

笔势的含义有两种:一是指笔画在字的结构中, 因所处位置的不同或书写者用笔、结构特点的不同而产生的各种姿势, 也称为字势;二是指笔画之间的内在或外在的联系, 内在联系是无形的, 外在联系是有形的。同时, 要把字写好, 就得全神贯注, 揣摩笔画之间的呼应、避让、穿插与迂回, 准确控制运笔的轻重徐缓。

3、开合与收放。

开合主要是指字形的宽窄, 宽的部分称为开, 窄的部分称为合。收放指一个字在结构安排时所需作的变化, 由于它是通过笔画的应变来体现的, 指笔画的长短变化, 长者为放, 短者为收。中间开上下合:重暑垂;下开上合:来夫严;上开下合:空盖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