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语言学研究与展望

应用语言学研究与展望（共8篇）

应用语言学研究与展望 篇1

应用语言学研究整合的展望——超越艺术和科学 (The Future of Research Synthesis in Applied Linguistics:Beyond Art or Science, 作者为Norrism, J.M.&Ortega, L.出自TESOL Quarterly, vol.41, 4, 2007.) 介绍了一种研究综述的新方法——研究整合 (Research Synthesis, 以下简称RS) 。作者在比较RS与传统研究综述 (Traditional Review, 以下简称TR) 的基础上, 指出了RS的主要特征、优点和局限性等, 并对其今后在应用语言学领域的发展做出了展望。

一、TR的不足之处

TR主要有两种写作方法:一种是单纯描述和总结已有研究;另一种是所谓的“唱票法” (vote-counting technique) , 即分别统计与某一观点相一致和相背的具有显著性研究结果的频数。TR有许多不足之处。

1. TR少有发表, 即使发表的文章也很少有被广泛引用的, 这使得研究综述在总结已往研究和引发新研究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2. TR没有一套成形的、有章可循的系统方法, 其价值和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综述者的综述水平和写作风格。这样一来研究综述的客观性就大打折扣, 综述者的个人看法和偏见往往会掺杂其中, 使得综述的结果难以令人信服。

二、RS的出现

针对TR的不足, 在20世纪70年代, 一些学者开始积极地探索系统的综述研究方法,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些系统的研究综述方法通常被一个涵盖意义更广的名称来代替, 这就是研究整合, 即RS。元分析 (Meta-analysis) 便是其中较为常用的一种形式。自产生以来, RS被广泛地应用于医学、教育、法律、社会学等学科领域, 而在应用语言学研究中, RS仅近十年才开始出现。

三、RS的特点

作为系统的综述方法, RS具有其鲜明的特点。

1. 在综述之前, 综述者会根据自己的研究问题, 依照一定的标准, 有目的地选择要进行综述的研究报告。

2. 在RS中, 综述者并不是直接引用所综述的研究结

论, 而是对这些研究中收集的数据进行进一步的综合分析, 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

3. 在RS中, 综述者使用编码表 (coding book) 对所综述的研究进行编码, 从中提取有用信息。

四、RS的优点

RS在多方面显示出其优越性:RS能够检验在所综述的任何单个研究中都没有涉及的重要变量;RS能够产生所综述的单个研究中没有的新的理论知识;RS能够为以后的研究提供描述和解释的标准;RS比TR更容易揭示理论空白、不足之处和新的研究需要等。具体来说, RS较TR来说具有以下优点 (见表1) 。

五、RS的局限性

本文作者指出, RS并不是完美的, 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1. 进行RS的前提是要有足够数量的、围绕同一或相似问题的研究报告, 而对于应用语言学这个新兴学科来讲, 这个条件有时难以满足。因此, 当同源研究的数量不够充足时最好不要使用RS。

2. RS是建立在已有研究基础之上的。因此它的结论难免要受到所综述研究的影响, 而不能自主选择研究实施的条件。鉴于RS的技术性较强, 比较依赖统计技术, 本文作者提醒RS的作者警惕“技术陷阱”, 不可过分强调综述的技术性层面, 而忽视其理论深度。

虽然在应用语言学的研究中, RS起步较晚, 但它正逐渐地显示出应用价值。在今后, 随着应用语言学的多样化发展, 研究呈现多角度、多种方法并用 (定性分析、定量分析以及两种方法相结合) 的特点, RS也应该具备能够有效地综合这些纷繁复杂的各类研究的能力。

*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罗少茜教授对本栏目提供了大力的支持与帮助, 特此致谢!

应用语言学研究与展望 篇2

在工业废水处理中,作为预处理单元的水解(酸化)反应器,不但降低了废水的CODCr,而且提高了废水的可生化性.作者论述了水解(酸化)反应器的`特点及原理;介绍了水解(酸化)反应器的类型及其在工程应用中的效果;讨论了影响水解(酸化)反应器运行的主要因素及其设计要点;展望了水解(酸化)反应器的应用前景及研究领域.

作 者：程凯英 黄石峰 邓耀杰 Cheng Kaiying HUANG Shifeng Deng Yaojie 作者单位：程凯英,黄石峰,Cheng Kaiying,HUANG Shifeng(中山市恒雅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广东,中山,528403)

邓耀杰,Deng Yaojie(中山市环境科学研究所,广东,中山,528403)

应用语言学研究与展望 篇3

【关键词】应用语言学 实践教学 前瞻 展望

一、应用语言学与外语联系

应用语言学作为一门边缘学科，其主要研究各种语言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重点关注语言怎样解决实际问题的内容。应用语言学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世纪初期时应用语言学逐渐与理论语言学区分，由J.N.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最先提出“应用语言学”的说法，但此时并未受到广泛关注，直到20世纪之后，应用语言学进一步发展，人们越发关注语言在实际中的应用。

为更好的理解应用语言学的含义，将应用语言学与英语结合来进行分析，英语是一门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表达情感的工具，其最大的特性就是实用性。当前英语教学常因只重理论知识，忽略语言的实际使用方法，学生在生活中不能熟练运用英语进行沟通与交流，导致“哑巴英语”的现状。因此，在英语教学中结合应用语言学的方法，将能带动教学工作顺利开展。

二、应用语言学在实践教学中前瞻

1.应用语言学在实践教学的发展。应用语言学诞生于19世纪，逐渐受到关注是处于20世纪40与50年代间，此时伴随着二战的历史环境，为加快美国士兵对战略地语言的学习，将应用语言学划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研究，并由语言学家Fries等人结合心理学的观点进行整合，创造性地提出将应用语言学应用于第二语言的实践教学中。

往前追溯应用语言学最早在大学课堂中出现是1956年，此时爱丁堡大学的Pit Corder教授在校成立了应用语言系，重视培养具有语言实际运用能力的学生，尤其关注外语的教学工作。1964年，国际应用语言协会在法国成立，推动应用语言向系统化、规范化方向发展。从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间，应用学家将语言应用学的理论与实践进一步系统化，语言应用学成为一门独立而崭新的学科。

2.应用语言学的实际教学作用。应用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具有自身的研究领域，其具有实践性强、涉及面广的特点，不论是汉语言、英语、俄语等那类语言，都需要研究语言在实际中运用的问题，这便与应用语言学息息相关。因此，应用语言学的广泛性决定了它的实际作用。应用语言学的实际教学作用可具体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1）应用语言学贴近生活，适用性广。应用语言学重点研究各类语言的日常使用，关注语言在实践中的变化过程，引导学生领会语言之美，理论教学从表面与结构上介绍一种语言，应用语言则引导学生进入语言环境，了解语言使用的背景，适用性广。在应用英语的教学过程中，学生仅了解简单英文词汇是不够的，应带动学生了解英美国家的文化，在实际中运用英语，开展一系列英语活动，带动学生的学习激情。（2）应用语言学与传统理论教学相比生动有趣，避免乏味与枯燥。传统理论教学意图让学生掌握固定的语言用法，但不能为学生提供语言运用的环境，应用语言学与传统教学相比更生动有趣，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引导语言学的实践应用。（3）应用语言学在实际教学中深化语言的理论知识，加深学生对语言使用的认知。理论教学是基础，应用教学是提升，唯有理论坚实并加以运用，学生才能更好地学会一门语言。（4）应用语言学在实践教学中引导学生思考。应用语言学在实践教学中引导学生研究热点问题，具体分析语言背景环境，引发学生进行思考。

三、应用语言学在实践教学中的展望

1.应用语言学对实践教学的意义。应用语言学重视语言的实际使用，关注语言文化、语言交际、情境模拟等方面，应用语言学因其特性被广泛使用在实践教学中。传统的教学过程中，学生听到什么内容就复述什么内容，但在传递的过程中会导致表达或书写错误。这类错误正是语言学教师是组织行教学的关键，在实践教学中应关注学生自我理解产生的错误，在语言应用的环境内去纠正学生的错误，从而推动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

同时，应用语言学重视语言运用中的习惯性用法，语言使用错误也是学科的关注重点，在实践教学中发挥应用语言的这类特性，将让教师更好地理解学生，进行教学工作。

2.应用语言学的实践展望。从19世纪至今，应用语言学从一开始并未受到重视，但现今成为独立的一个研究领域。快速发展的应用语言学推动着各类语言学不断发展，完善着各类语言学的实际使用过程。当前应用语言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应用语言学在实践教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推动着语言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就目前应用语言的发展现状来看，应用语言学在未来将向着三方向发展。第一，应用语言学的将向着系统化、完善化、整体化方向发展，推动应用语言学研究领域的完善。第二，应用语言学在实践教学中将越受重视，更多的院校将开展应用语言专业，更加深入的了解语言文化的使用、历史发展等。第三，应用语言学在实践教学中将与语言理论教学进一步贴近，将理论知识与应用理念妥善结合，带动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培养出更具实践能力的学生。

综上所述，现今应用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而崭新的学科，重点研究各类语言在实际中的使用。分析应用语言学的发展过程，明确应用语言学将向着系统化、具体化进一步发展，带动实践教学的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1]程翠翠.应用语言学在实践教学中的前瞻与展望[J].课程教育研究.2015（10）：15-16.

中国神经语言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篇4

“神经语言学是现代语言学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集语言学、神经科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为一体,专门研究语言习得、生成和理解的生理机制和心理机制,研究大脑如何产生、接收、存储和提取信息,从而探讨脑与语言的关系,充分体现了当代科学各学科门类交叉综合的发展态势,是当代学术研究的前沿,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杨亦鸣,2002:序)(1)语言是人脑最为高级的功能,所以脑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就是语言的认知研究,就是要揭示语言的神经机制;同时当语言学研究的目的从描写人类语言行为发展到解释人类语言能力的时候,语言学也不可逆转地走上了认知科学的道路,语言学由此迅速逼近语言神经机制和脑功能的研究,最终形成了跨学科的神经语言学。因此同脑科学、神经科学一样,神经语言学也是一门实证科学,定量实证研究是其主要手段。语言学家们为解释人类语言能力、揭示语言的神经机制提出了种种理论假设,但这些理论假设是否有其大脑生物基础是必须通过实证研究来验证的。神经语言学正是借助临床神经心理测查、神经电生理学技术以及功能性脑成像技术等多种手段通过实验研究来探索语言的神经机制的,因此神经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可以对有关的理论假设有无神经基础进行验证,“这对于修正这些假设,促使这些假设升华为真正的理论是大有裨益的”。(杨亦鸣,2007)

需要指出的是,神经语言学研究与语言的神经机制研究二者并不完全相同。神经语言学仍然属于语言学范畴,是现代语言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其研究主旨是语言学的,即对语言神经机制的探索要以当代语言学理论为背景,并最终能够解释人类的语言能力,揭示语言本身的性质和规律,推动语言学的发展。而语言的神经机制研究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探求语言在大脑中的神经基础和加工机制,其研究手段和研究成果可以为多个学科服务,如脑科学、心理学、认知科学和语言学等。从这个意义上讲,神经语言学研究与语言的神经机制研究又是有联系的,即从共时来说两者互有重叠,从历时来说后者是前者的来源之一。语言的神经机制研究为揭示语言的本质开辟了路径,同时语言学又由于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需要对人类的语言能力做出解释,在这两个方面的合力推动下才最终促成了神经语言学的形成。

目前,西方的神经语言学已经进入了较为成熟的发展阶段,不仅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而且在学科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首先,学术界充分认识到理论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多是理论上的演绎,理论语言学的理论假设必须通过神经语言学的定量实证研究才能得到检验和修正,最终升华为真正的理论。其次,各种学派的语言学理论都逐渐走向语言的神经机制研究,向神经语言学靠拢。生成语法学派最早提出语言学的研究目的是要揭示人类的语言能力,其创始人乔姆斯基认为只有脑和语言关系的研究才真正涉及语言能力。因此乔姆斯基对神经语言学给予了极大的期望,甚至认为“没有任何原则性的方法可以将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区别开来,这正如没有原则性的方法区分化学与物理化学一样”(斯特梅尔、乔姆斯基,2003)。近年来,功能和认知学派也将研究旨趣转向了语言神经机制的研究。比如兰姆在20世纪最后十年致力于大脑神经科学的学习,将其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升格”为神经认知语言学。(兰姆,1999)Lakoff和Feldman在上世纪末也开始研究语言的神经理论,他们通过构建概念和语言结构的详细的计算神经模式,试图解决如何从神经元中计算出思维和语言,并且预言下一个突破将是语法的神经理论。(Lakoff&Johnson,1999)再次,从世界语言学杂志排名来看,神经语言学专业期刊在前50名中占据重要地位,其中《脑与语言》(Brain and Language)、《神经语言学杂志》(Journal of Neurolinguistics)分别排在第一和第十二位(杨亦鸣,2010)。可见,在国际语言学界,神经语言学已经成为一门核心和领先的科学。

与西方的神经语言学研究相比,中国的神经语言学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下半叶才开始出现与语言神经机制相关的研究。国内最早涉及语言神经机制研究的是神经学家和心理学家。临床神经科学家主要进行失语症研究,关心语言障碍和大脑病灶之间的对应关系,探求失语症病人的发病机理,为失语症的诊断和治疗服务;心理学家主要探讨语言加工的心理机制问题,其研究内容大部分是对汉语字词的识别机制进行考察。整体说来他们的研究在其本领域都是必要的有成效的,但还不是以揭示语言的神经机制为目的的。在研究手段上,主要借助于对失语症患者的临床神经心理测查以及经典的心理学行为实验进行研究,但是临床神经心理测查还不能实时动态地考察正常人语言的大脑神经机制,行为学实验则只能对语言的心理加工过程进行考察,而无法触及到大脑神经机制的层面。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语言学家开始关注神经语言学研究,但也只是少部分语言学工作者对国外的神经语言学研究成果进行译介,语言学界还没有开展真正的神经语言学研究工作。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神经语言学研究在语言学界开始展开,语言学家以当代先进的语言学理论为背景探索语言的神经机制问题,研究内容涉及语法、语义、语音、语用等语言学的各个组成部分,研究手段也开始多元化,除了对失语症进行临床神经心理测查之外,以正常被试为研究对象的神经影像学和神经电生理学等无创性技术也开始在研究中得到应用。

因此,总的看来,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为界,我国的神经语言学研究大致经历了前神经语言学研究和神经语言学研究两个阶段。在前神经语言学研究阶段,医学界关注的是语言障碍的诊治,心理学界关注的是语言的心理表征加工,他们的研究虽然与语言的神经机制相关,但目标不完全是为了揭示语言的神经机制,还不是神经语言学的研究,而语言学界也只是对神经语言学进行了一些介绍性的工作。因此,在这个阶段,真正意义上的神经语言学研究在国内尚未形成。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神经语言学研究开始形成并发展,一批神经语言学意义上的中文大脑词库和汉语句法神经机制的相关研究成果公开发表,特别是《汉语皮质下失语患者主动句式与被动句式理解、生成的比较研究》一文的发表,对神经语言学在我国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该文的发表对我国大陆神经语言学学科的最终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林连通、顾士熙,2002:401)。这些研究将当代先进的语言学理论与脑科学的研究方法相结合,以汉语为语料探讨语言的脑神经机制问题,研究目的在于揭示语言本身的性质和规律,是真正意义上的神经语言学研究。此外,神经语言学人才培养基地的建立和学科队伍建设也是神经语言学形成的标志之一。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招收培养神经语言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2001年起开始招收培养神经语言学方向的博士生和博士后,逐步建立起了一支有中国特色的神经语言学研究队伍。

二前神经语言学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前后,语言学界尚未开展神经语言学的研究,但已有许多学者敏锐地注意到西方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开始了相关的译介工作;而神经科学界主要是神经科临床大夫对失语症的研究和心理学界对字、词的认知加工研究,将其研究触角指向语言加工的脑神经机制。这些研究虽然还不属于真正的神经语言学范畴,但却开了我国神经语言学研究的先河。本文前神经语言学时期的介绍并不完全拘泥于90年代中期以前,其后的一些性质相同的研究也一并介绍。

(一)神经学界的汉语失语症研究

神经语言学萌芽于失语症研究之中,失语症研究中的许多重要结论为神经语言学所吸收,并促进了神经语言学的快速发展。1938年,Lyman报告了一例汉语失读症伴失写症。1959年、1981年、1985年,王新德等人又先后报道了单纯失读症、单纯失写症和汉字镜像书写的研究结果,对由这几种失语引发的语言障碍进行了描述(王新德,1994)。此后,大量失语症的报道开始出现,所涉及到的语言障碍以失读症和失写症居多,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探讨失读症或失写症的脑区定位和产生机理等方面。

多数报道表明,大脑顶枕叶及胼胝体后部受损会导致纯失读症(林谷辉等,1999;赵丽丽等,1998)。但陈海波等(1992)发现,左颞下回后部发生病变才会造成阅读障碍。陈海波等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左颞下回后部及其周围区域有视词记忆功能,对表意的汉字更特异。胡超群(1986)、高素荣(1993:150、151)则认为失读症患者的阅读障碍是因为汉字形、音、义之间的联系遭到破坏所致。是否存在书写中枢是失写症研究中受关注的问题。Exner曾提出左额中回后部为书写中枢(高素荣,1993:31~60),但高素荣(1996)、刘晓加(1998)、陈海波等(1994)的研究结果并不支持这一观点。高素荣(1996)从汉字形、音、义的角度对失写症的发病机理进行分析,认为患者的字词错写主要是回忆字形时在形、音、义上发生了偏离,提取的字与要求的字在形、音、义上无关。目前对失读症和失写症的研究还未完全成熟,上述问题尚无定论。

汉语失语症测查量表的研制是汉语失语症研究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对用来诊断、评估和康复失语患者的语言能力意义重大。目前为止,最系统、最全面的汉语失语症测查量表是高素荣等人在美国波士顿失语症检查法的基础上所制定的“汉语失语检查法”(高素荣,1993)。该测查量表“考虑了汉语的特点,反映出汉语失语症的基本内容”(梁丹丹,2004),“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占有主导地位”(张强等,2005)。还有一些研究者制定了专门的量表用于测查汉语失写症(刘晓加等,1996)、失语法症(赵丽丽等,2002),丘卫红等(2000)还编成适合粤语方言特点的失语检查表。这些工作意义重大,但遗憾的是这些汉语失语症测查量表主要都是建立在对国外量表的引进和修改上,虽然根据汉语的特点进行了一定的修改,但还不能深入到汉语语言学体系的各个部门,也未能筛选出最具代表性的语言学特点作为评定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失语患者进行全面有效的语言能力测查。

总的来看,汉语失语症研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揭示语言的神经机制,而是通过描述失语症患者语言障碍的临床表现,确定失语的病灶部位和发病机理,最终为诊断、评估和康复各种失语症服务,但其研究工作还是间接地探讨了语言与脑神经机制之间的关系,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在语言障碍和脑区损伤之间建立了初步的联系,这对于明确语言功能的脑区定位和神经加工机制具有积极作用。

(二)心理学界的汉字认知研究

心理学界对语言的神经机制的关注是从研究汉字认知加工机制开始的,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研究内容:1)形、音、义在汉字识别过程中的相互作用问题,即从字形到语义的加工过程中,是否要以语音为中介;2)汉字认知加工与大脑两半球的关系问题,即是否存在汉字认知加工的“复脑效应”。

在汉字语义通达的过程中,语音何时被激活是心理学界广泛关注的问题。实验研究表明,在字形首先被激活后,汉字音、义的激活顺序存在三种可能性:一是字音、字义同时被激活(彭聃龄等,1985);一是字音的激活早于字义的激活(Perfetti and Tan,1998);一是字义的激活早于字音的激活(周晓林,1997)。而陈宝国(2001、2003)的实验表明,语音是否在汉字语义通达中起中介作用要受到字频因素的制约。胡超群(1989)、胡超群等(1992)指出阅读过程中汉字形、音、义的脑加工途径是以字形的视觉感知为起点的,然后再分别与字音和字义建立联系,汉语字词认读可通过字词形直达意义而获得理解,不必由形经音再到义,字形和字义间的联系强于字形与字音间的联系。尹文刚(1990)、高素荣(1993、1999)得出了与此相似的结论。然而,大脑对汉字形、音、义的加工机制实际情况可能要更为复杂。魏景汉等(1995)的ERP实验就显示出大脑内形、音、义加工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汉字加工中形、音、义的关系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是否通过音而达义的问题。

在汉字认知与大脑两半球关系方面,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左半球在汉字认读中起主要作用(张武田等,1984);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大脑两半球对汉字的识别加工起均势作用,即汉字认知的“复脑效应”(尹文刚,1984;郭可教等,1995)。魏景汉、罗跃嘉等人(2002)使用ERP技术对汉字识别的脑内加工过程直接进行观测,发现大脑两半球在汉字认知加工中的关系其实是颇为复杂的,其差异不能仅仅简单地归结为哪侧半球占优势。大脑半球的优势问题应从加工速度与加工强度,甚至更多的维度重新认识,所以“优势半球”的概念有必要进行修正。台湾学者曾志朗、王士元(1985)较为全面地探讨了人脑对书面文字的处理机制,发现对单个汉字的辨认存在右半球优势,对由多个字组成的词的辨认则表现出左半球优势。曾志朗等人认为这是因为辨认单个字时,视觉辨认起更为关键的作用,所以右半球起很大作用,而词包含了语音的、缀字法和语义信息,在阅读词的过程中会变成左脑优势,而且从字形到字义的通达过程必须经过语音。

从心理学界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同神经学家相比,心理学研究者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去探讨汉语语言的加工机制问题,部分研究也已经触及到了语言的神经机制问题,其研究结果对神经语言学中文大脑词库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作用。然而,其研究目标主要是通过语言表征研究语言加工的心理机制,不能直接考察语言的脑机制。而且严格来讲,文字并不是语言,只是记录语言的符号。

(三)语言学界的译介工作

20世纪80年代,国外的神经语言学研究已经进入到成熟发展时期,其影响力不断扩大,这使得国内的一些语言学研究者和对语言神经机制感兴趣的其他领域的学者也逐渐开始关注这门学科,并且进行了初步的译介工作。

1980年李家荣、李运兴整理发表了美国语言学家Scovel教授在中国心理学会第三届年会上所作的关于“神经语言学研究的最近趋势”的报告,1984年赵吉生翻译发表了加拿大学者David Caplan写的“Prospects for neurolinguistic theory”一文,对神经语言学作了一些介绍。1987年,赵吉生、卫志强将前苏联著名的神经语言学家卢利亚所著的《神经语言学的基本问题》一书翻译出版,该书的最大特点是完全根据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的组合和聚合理论框架进行神经语言学研究,对神经语言学这门学科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此书中译本定名为《神经语言学》,成为最早被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部真正的神经语言学专著。这本专著的出版为国内学者“提供了一个很富于启发、可供借鉴的理论框架”(胡超群,1987),并“对神经语言学理论在我国的传播起到了良好作用”(梁丹丹,2004)。沈家煊(1989、1992a、1992b)介绍了神经语言学中的失语症研究。卫志强(1994)考察了神经语言学已经取得的一些研究成果,尝试阐述了神经语言学的学科性质,并且已经意识到“语言科学中目前尚未解决的诸多问题”,“其最终的解决将有赖于神经语言学的深入发展”。毛子欣(1996)则介绍了神经语言学起源和研究现状。王德春等(1997)出版了《神经语言学》一书,这是国内第一部较为系统介绍神经语言学的著作。桂诗春(1991)出版了《实验心理语言学纲要》,2000年又对此书内容扩充,出版了《新编心理语言学》,这两本著作介绍了当时国外实验心理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已经关注到语言的生物和生理基础,对神经语言学的研究有启发作用。此外,台湾学者洪兰和曾志朗在Neurolingusitics:A Chinese Perspective(Huang and Li,1996:357~379)中通过对比多种语言的神经语言学的发展,对神经语言学及汉语神经语言学的一般问题及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

以上所述的译介工作对于神经语言学在中国的形成有着积极的作用,正是通过这些译介,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工作者才开始关注并参与到神经语言学这个研究领域中来。

三中国神经语言学研究现状

神经语言学的研究宗旨是探讨语言与大脑的关系,进而揭示语言本身的性质和规律,因此,在国际学术界,当雅柯布逊和卢利亚等语言学家与神经科学家之间的有效沟通开始建立之后,语言神经机制的研究才有了语言学的目的。之后,跨学科的神经语言学才开始萌芽,而在生成语法等当代先进的语言理论的推动下,神经语言学得以最终形成并得到快速发展。我国的神经语言学也是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当中国的语言学家开始参与到语言神经机制的研究中去时,才促使神经语言学这门学科在我国形成和发展。

(一)中国神经语言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1996年,徐州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成立,并在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中开设了神经语言学方向,招收硕士研究生,率先在国内开展以汉语为语料、以当代语言学理论为背景的神经语言学的研究,2001年又与南京师范大学合作,开始招收神经语言学方向的博士生和博士后,逐步组建了国内第一个神经语言学研究团队,致力于神经语言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该团队从1997年开始,在《中国语文》《中国语言学报》《语言科学》《语言文字应用》《外语教学与研究》《当代语言学》《心理学报》等刊物发表神经语言学研究论文数十篇,承担了几十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973项目和部省级项目等,并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奖项。该团队还注重国际国内的交流与合作,先后与伦敦学院大学、哈佛大学、南加州大学、香港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华中师范大学等国内外研究机构开展合作研究,还资助团队成员到荷兰Groningen大学、德国Potsdam大学、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美国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美国南加州大学等国外著名高校去攻读神经语言学的硕士、博士或者进修、学习神经语言学理论。2005年,该研究团队以神经语言学为基础成立了江苏省语言科学与神经认知工程重点实验室,其主要实验设备为当时中国引进的第一台也是世界第七台Neuro Scan Synamps2 256导ERP工作站。2006年研究团队被遴选为“十一五”期间江苏省“青蓝工程”第一批优秀科技创新团队。2008年和2009年,以语言的神经机制研究为宗旨,又分别创建了全国第一个以“语言科学”命名的二级学院和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在神经语言学的学科建设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推动了国内神经语言学的发展。

与此同时,国内其他一些高校也相继或断续设置了神经语言学研究方向,比如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湖南大学等。还有一些高校虽然没有设立神经语言学学科,但开设了神经语言学课程,比如北京大学在全校开设神经语言学公共选修课;还有一些高校,如华中师范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南开大学等也已经组成了与神经语言学研究相关的课题组;另外,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心理学专业的学者也组成相关团队发表了一批探索语言的神经机制的论著。

日益壮大的多学科研究队伍的出现,优化了神经语言学研究者的学术背景,这不仅表现在多元的研究视角上,还表现在不同领域的研究者相互合作、学习和借鉴上,有些心理学、医学、认知神经科学学者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语言学理论和知识功底,而有些语言学研究者也能够运用临床神经医学手段、心理学理论知识和实验范式以及ERP、f MRI等神经电生理学和脑成像技术等,体现了神经语言学跨学科研究的特点。

(二)中文大脑词库研究

“人类关于词汇信息的存储、提取的研究即大脑词库的研究,是人类认知研究的重要内容。”(杨亦鸣等,1998)崔刚(1994)较早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关注,他通过分析8位汉语Broca失语症患者的言语材料,探讨了词汇在大脑词库中的贮存方式等问题,初步得到了中文大脑词库的一些特性,证实了国外这方面研究的一些结论。

杨亦鸣等(1998、2000、2002、2007)采用神经语言学的方法系统综合地研究了中文大脑词库中各下位库的存储和检索机制、形音义整合和汉字认读的神经机制以及语言单位储取的神经机制等问题,“从而将此前的对汉语的心理学的、感觉式的认知研究纳入和升华到神经科学的、实证的认识研究中来,推动了我国神经语言学学科的形成并开辟了神经语言学科的研究领域”(《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杨亦鸣等(1998)对12例汉语失读症患者进行了临床测查研究,这些失语类型包括Broca失语、Wernicke失语、皮质运动性失语、传导性失语、经皮质感觉性失语、命名性失语、皮质下失语、完全性失语等,涉及了绝大部分失语种类和失读种类。测查结果指出,“中文大脑词库中同样存在着相互联系但又彼此独立的音、形、义下位库。形音性、形义性、形音义性失读反映了失读患者形、音、义码损伤的三种状况”。研究对中文大脑词库的结构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否定了汉语和印欧语的词库存在着很大区别、汉语的形义结合牢固而形音结合脆弱这一片面结论,从更为普遍的角度,客观地描绘了中文大脑词库中形音义的联系,正确地认识了汉语与印欧语差异的本质。杨亦鸣等(2000)进一步分析了中文大脑词库的语义、语音、形体表征的结构,以及词库的存储和检索问题。根据对失语症患者的测查结果,认为大脑词库中语义场存储是词的重要存储方式,并列关系是最为密切的一种语义联系;语音结构中,声母、韵母或声调相同的词语联系比较密切;形体相近的词存储也比较接近。失读症患者的组词现象说明中文大脑词库中的一些词可能是以相对整体的方式存储的,词库的检索以扩散激活模式达到。杨亦鸣等(2002、2007)、张珊珊等(2006)用失语症病人和正常人分别做过失语症调查的实验和ERP实验,探讨了大脑词库中语言单位的存取问题。失语症和ERP实验都表明,相对于字、语素和短语来说,词更应该是中文大脑词库内存取的基本语言单位;单纯词和合成词在中文大脑词库中可能都是直接存取的;而短语可能需要经过整合加工后再提取;非自由语素则可能以不稳定的后备信息的概念存储或附着在大脑词库中。

目前的中文大脑词库研究仍有一些问题尚未解决。比如大脑词库中的词具有哪些特征;大脑词库中的句法和语用等因素是如何表征的;词库中各个表征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和规律如何;词库和演算系统如何接口等。这些问题的研究具有神经语言学和理论语言学的双重意义,不能不引起重视。

(三)语法的神经语言学研究

1. 词类研究

许多研究发现,语法缺失患者对功能词(尤志珺等,2005)、动词(徐丽丽等,2006)、句中的方位介词(孙友霞等,2007)等词类的生成能力受损,他们认为这同失语法患者的语法表征受损有关。Tzeng et al.(1991)曾考察了语法缺失失语症患者生成量词的情况。结果发现,汉语失语症患者生成名量词时会出现明显的缺失和/或替代错误,但是Broca失语症患者往往选择一个中性量词去替代正确的形式,而Wernicke失语症患者的替代错误则没有规律,这表明Wernicke失语症患者对名量词的选择加工过程更加杂乱无章,由此Tzeng et al.认为需要重新考虑失语法症和语法倒错症之间的区别。

词类的神经语言学研究最重要的方面是对汉语词类划分标准的研究。目前语言学的理论研究基本认为词的语法功能是词类划分的标准,但是国际神经科学界对名词和动词脑机制的许多实验研究认为,名动在脑区中虽然是可分的,但分离的原因主要是语义特征不同造成的(Bates et al.,1991;Chen et al.,1998)。如果真是如此的话,语言学界对词类划分的研究甚至整个语法体系的合理性都将遭到质疑。然而,这些实验主要是从语义角度设计的,不能触及到名词和动词的语法层面,因此结论并不全面。杨亦鸣等(2002)、刘涛等(2008)运用ERP和f MRI手段从语法角度设计实验对汉语名动分离的脑神经机制问题进行考察。结果在f MRI实验和ERP实验中都发现,在语法语境下汉语名词和动词具有不同的脑神经机制。杨亦鸣等(2003)通过对失语症病人量词使用的考察,探讨了现代汉语量词的下位分类问题,结果发现名量词和动量词在大脑左半球颞叶与/或连接额叶和颞叶的通路等脑区中有不同的神经生理机制。这表明,根据语法标准分出来的名量词和动量词具有相应的神经生理机制,但依据其他标准在名量词和动量词内部划分出的专用量词和借用量词却没有发现相应的神经生理机制。梁丹丹等(2006)的f MRI实验也发现,根据语法功能得到的名、动、形三类词各有其神经基础作支持。上述这些研究都证明词类划分的语法标准有其大脑神经基础,对于解决理论分歧具有重要意义。

2. 句法研究

杨亦鸣等(1997)在国内最先以当代句法理论为背景进行了神经句法学研究。根据生成语法的早期理论,句法结构被分为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主动句是深层结构,而被动句是表层结构,是经过一定的转换规则由主动句转换而来的。究竟这种句法结构间的转换是否具有心理现实性,杨亦鸣等(1997)从大脑神经机制的角度进行了探讨,通过对汉语皮质下失语患者的主动句式和被动句式理解、生成状况的调查分析,认为皮质下结构更多地参与了句法结构的储取加工,并认为主动句法结构与被动句法结构在大脑结构中表现出一种相对独立而又互相联系的平行式储取机制。这一结论显然不支持被动句是由主动句转换而来的理论假设,对生成语法的重要框架基础提出了挑战,而事实上乔姆斯基本人在1993年就撰文提出过要取消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并指出基于转换思想的理论是错误的。因此,杨亦鸣等(1997)的研究结论不仅具有较高的神经语言学研究水平,而且具有重要的语言学理论价值,并且体现出了神经语言学研究中实验研究与理论假设互证的研究理念。学术界一般认为这一研究是“开创性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神经语言学研究”,“对神经语言学在我国的形成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梁丹丹,2004),“对我国大陆神经语言学学科的最终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林连通、顾士熙,2002:401)。

与语言学理论密切相关的神经句法学研究还有周统权(2007)结合配价语法理论探讨汉语动词配价的量效应和质效应。结果发现,汉语中同样存在量效应和质效应,只是表现方式和英语有别,该研究反映了语言的共性,具有语言类型学价值。封世文(2007)在生成语法理论的背景下,运用f MRI技术,结合汉语实例探讨了汉语轻动词假设与其理论框架的合理性,结果证明汉语轻动词加工有其神经基础,主要集中在大脑左额叶的下、中、上回。杨亦鸣(2007)为了探讨动词限定性问题,使用f MRI技术检验了汉语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充当同一名词中心语的修饰语时的脑反应机制。实验结果显示,主要负责句法分析加工的左额叶中回只在动词充当修饰语时被激活,这表明动词充当修饰语需要复杂的句法操作,即动词需要改变其句法性质才能完成语法功能的转变,这一操作过程有其神经加工机制基础,只是没有在语音层面得到体现而已。这证明汉语动词具有抽象的限定性。

崔刚(1999)的失语症研究表明,汉语失语症患者所表现出的句法障碍与其他语言的失语症患者的句法障碍具有一致性,认为这种一致性证实了Blumstein(1989:225)的观点,即“尽管各种语言的表面结构各不相同,但是,人类语言的句法结构似乎是由同样的大脑皮层控制的”。王育新等(2005)、何大艳等(2008)的失语症研究均发现,失语法患者对复杂句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明显受损。此外句子理解加工过程中句法和语义关系问题是近来句法研究中讨论得比较多的问题。研究者通过实验主要得出两种结论:一种是句法自主理论,即在汉语简单句理解过程中,句法分析是一个可以独立于语义的自主加工模型(Ye et al.,2006);另一种是交互作用理论,即句法信息和语义信息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语义信息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初始的句法分析判断和句法结构构建(周路平等,2009;常欣等,2009)。这些研究对于揭示汉语句法加工的神经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但对汉语的特点考虑得还不周全,比如汉语是一种缺少形态标记的语言,那么在汉语中纯句法违反情况究竟怎样尚需仔细思考。

(四)语义的神经语言学研究

对汉语Wernicke失语症病人的临床测查研究最早揭示出大脑左半球颞上回后部与语义加工密切相关(高素荣,1993)。近年来大量的f MRI研究也证明语义加工会激活颞叶皮层(Tan等,2000;Luke等,2002;单保慈等,2003;Mo等,2005),同时在额下回也有激活(单保慈等,2003;李鹏程等,2000)。语义加工激活颞叶和额下回的实验结果同西方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这表明语义加工有其普遍的脑机制。然而,该方面研究中一个有价值的发现是左侧额叶中部是汉语语义加工特异的激活脑区(Tan等,2000;Luke等,2002;Mo等,2005)。这些研究认为,汉语表意文字语义加工的脑区与西方拼音文字语义加工的脑区相比,既有共性,也有个性。但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何在,并没有做进一步细化的研究分析。

熟语、隐喻的加工机制是语义研究中较为重要的方面,但目前此方面的研究还很少,尤其对熟语、隐喻神经机制的探讨不够。佘贤君等(2000、2001)、张积家和石艳彩(2009)、马利军和张积家(2008)使用行为学的方法考察了惯用语的加工过程。朱风云、张辉(2007)对各种熟语语义加工模式进行了述评,指出熟语语义加工模式的不足和熟语研究应该注意的问题,对熟语的心理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研究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季锋(2008)使用ERP技术在语义启动范式下研究了成语理解过程中语义组构性的问题。王小潞(2009)对汉语隐喻认知神经机制进行了ERP实验研究。实验结果表明,汉语隐喻认知有其大脑神经活动基础,大脑两半球对隐喻加工都起作用。该研究在国内首次运用ERP技术探讨汉语隐喻加工机制,有一定的意义。还有一些学者对歧义加工进行了研究。实验发现,语境、重音对汉语歧义词的歧义消解起一定作用(武宁宁、舒华,2001、2002;仲晓波等,2003),歧义词歧义消解的优势半球是大脑左半球(周治金等,2007)。而语境、句法结构使用的概率和动词论元结构的完整性、韵律以及语义关联性效应在汉语歧义句的理解加工中起作用(张亚旭等,2000、2002;王丹等,2003;孙兵等,2007)。这些研究对影响歧义消解因素方面的探讨比较全面,但对歧义消解的加工过程考察不够,而且所使用的行为学方法对揭示歧义加工的大脑神经机制尚有欠缺。

(五)语音的神经语言学研究

一些对失语症病人的测查研究(高素荣,1999),以及对汉字、复合词的f MRI研究(彭聃龄等,2003;Zhang等,2004)表明,语音加工主要涉及颞叶,并且顶枕区也会进行协调加工,构筑了颞—顶—枕语音加工的工作网络。

对语音神经机制的探讨目前主要是通过失语症研究来进行的。熊汉忠等(2004)认为患者的语音障碍是由词典后加工环节损伤所致。高素荣(1999)发现经皮质感觉性失语并深部失语患者可以通过视觉加工激活词义系统,但是在字位—音位转换中存有缺陷,所以不能选择正确的语音。崔刚(1999)发现Broca失语症和传导性失语症病人最常出现的是语音替换错误,认为这是因为汉语声母加韵母的语音结构具有很强的制约作用,即使是有语言障碍的人,也会努力去构成这一结构。此外,崔刚还发现汉语普通话中的四个声调都有可能受到大脑损伤的影响,但是失语症患者最大的声调障碍表现在上声上。

梁洁(2002)对汉语声调和语调进行了研究,通过对一例失语症患者和五位正常人的平叙句的对比分析,提出普通话的平叙句语调模式是趋降型,声调和语调分属两个不同的层次,声调在上,语调在下,汉语的四声受语速、音域宽度、分布和语调的影响。在重音和韵律问题方面,郑波等(2002)探讨了句重音对指代歧义的解歧作用。杨玉芳、李晓庆(2004)研究重读对语篇加工的影响。杨玉芳(1998)探讨了汉语中句法和语音的界面问题,发现了韵律独立于句法结构的一面。孙和涛(2008)则通过ERP技术考察了成语加工中韵律与句法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理论语言学界所提出的“韵律征服句法”现象。

(六)语用的神经语言学研究

人脑中是否存在语用模块或相应的神经机制问题,近年来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但我国现阶段对于语用神经机制的研究极少,因此对于国内学者而言,从何入手去研究语用的神经机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杨亦鸣(2003)曾从语用上将副词分为动态副词(如“也、才、只”)和静态副词(如“格外、互相”)两类,以此为抓手,杨亦鸣(2007)运用神经心理学方法通过对失语症患者进行个案和组案测查,探讨了副词语用分类的神经机制。其前提假设是,如果在理论上对副词从语用上所做的分类得到了神经语言学方法的证明,那么就间接证明了人脑中存在专门掌管语用的神经心理机制。个案和组案的测查结果都显示,当左额叶损伤时会造成动态副词运用困难,而当左颞叶和顶叶损伤时会造成静态副词运用困难。因此,可以认为动态副词和静态副词在大脑中存在双重分离现象,副词的语用分类具有一定的心理现实性,并可进一步推论,人脑优势半球额叶的功能与前提、上下文等语用因素有关,人脑中存在掌管语用的神经机制。

(七)语言习得的神经语言学研究

目前国内的语言习得研究主要包括儿童语言习得、双语及二语习得等方面。对儿童语言习得的研究主要是探讨正常儿童对词汇、语音、语义、句法、句式等的习得能力(李宇明,1997;周国光,1998;李嵬等,2000;孔令达等,1999、2002;张云秋等,2007、2010),以及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的语言能力(栾辉等,2002;刘文理等,2006;李虹、舒华,2009)。这些研究有助于揭示儿童语言的习得发展过程,但主要还是以行为学研究为主,大部分并不涉及直接的神经机制研究。Siok et al.(2004)的f MRI实验探讨了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者的神经基础,发现主要是由左半球额中回功能性损伤所致,表现为形—音转换受损和形—义转换受损,这和西方拼音文字的研究结果不同。Siok et al.因此认为发展性阅读障碍并没有普遍的神经基础,而是受到不同文化的调控。该研究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了发展性阅读障碍的大脑神经基础,具有一定的价值和创新性。

双语研究主要集中于双语的大脑表征和神经加工机制方面。叶彩燕(2004)认为双语习得者心智中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语言系统,但这两个系统间有充分机会相互影响。董奇等(2004)的f MRI实验发现,第二语言的语音皮层表征是随着学习经验的增加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李利等(2007)发现前额叶在双语词汇通达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抑制作用。蔡厚德(2008)则指出,两半球在相对熟练的中—英双语者的母语语义通达中都起作用,而第二语言的语义通达主要依赖于大脑右半球,跨语言条件则出现了半球间语义通达的合作优势效应。董燕萍、刘玉花(2006)探讨了双语者对两种语言的理解机制,指出生命性和词序是理解双语者两种语言的重要线索。蔡振光、董燕萍(2007)进一步指出,如果把生命性线索分解为纯生命性和论元特征满足度线索,不同的线索在双语者句子理解中便出现了不同的迁移模式。耿立波等(2008)利用ERP技术探讨了双语者加工母语及第二语言句子时的脑机制,实验结果表明,两种句子加工时,内隐加工和外显加工呈现出互补的态势。常欣(2009:123~170)探讨了句子复杂性与语言熟练程度对中国大学生理解英语句子的影响,认为总的来看,中国大学生英语句子加工是语义驱动的,语义加工先于句法加工。

目前二语习得中词汇能力的习得是研究最多的问题,内容主要涉及第二语言词汇词义能力发展的路径(孙蓝,2002)、二语词汇的心理表征(张萍等,2010)、二语词汇习得和词汇表征的关系(孙蓝,2004)、二语词汇习得中的形义映现途径(孙蓝等,2006)等方面。杨亦鸣等(2008)通过ERP技术研究了二语习得过程中词汇能力的神经心理现实性问题。从N400成分上可以看出,学习者的英语词汇能力表现在词义通达的深度上明显低于汉语词汇能力,但在通达的快慢上两者并无差别,词汇能力具有显著的心理现实性。该研究开拓了国内二语习得研究的新思路,之前国内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多是局限于行为学的层面,然而语言习得能力是具有一定神经基础的,行为学研究不能完全揭示二语习得的本质,因此该文从神经机制的角度出发来研究二语词汇能力,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二语习得的其他方面,如语义、句法、语音、语用的习得研究目前还很少,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对这些方面进行充分关注。

四中国神经语言学研究展望

(一)坚持以语言本质和生物本质探讨为中心的神经语言学研究目标

中国的神经语言学研究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首先,出现了大量的汉语神经语言学研究成果,研究领域涉及语法、语义、语音、语用等各个方面,尤其是中文大脑词库的研究受到了重视,取得了一些成果,初步奠定了神经语言学的基本框架,为我国神经语言学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其次,汉语神经语言学的研究质量有了很大进步,对国外神经语言学及相关研究的理论、方法和研究热点跟进较快,与国外研究的距离有所缩短。但是总的来看,我国神经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仍比较狭窄,各部门发展不均衡,研究深度不够,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究其原因,一方面主要是因为一些研究者受到学科背景的限制,语言学知识不足或神经科学研究方法不精通;另一方面是因为研究理念和方法尚未更新,不能总体把握神经语言学的研究目标。杨亦鸣(2007)明确提出了语言学的理论假设和神经语言学的实证研究相互论证的研究方法,这种新思想和新方法已经从国际神经语言学和理论语言学的研究中充分体现出来,但国内通常是做理论语言学的不甚关心神经语言学的方法和最新成果,做语言加工机制的不甚了解理论语言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旨趣和新进展。

神经语言学的研究应该明确和坚守自己的研究目标。神经语言学是语言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首先应当在语言学的背景和框架下研究“语言”,符合语言学理论的目标追求,即研究语言的本质,解释人类的语言能力。同时,神经语言学的研究目标也是要发掘语言的神经机制和生物本质,因为当语言研究目的发展到要解释人类语言能力的时候,语言学就不可逆转地走上了认知科学的道路,必然要关注为语言系统及语言系统的使用提供物质基础的生理机制是什么,所以乔姆斯基才认为没有任何原则性的方法可以将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区别开来。因此,神经学和心理学研究者只有掌握好语言学理论的前沿知识,才能够成为真正的神经语言学研究的主体;而语言学研究者也必须要掌握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否则也实现不了这一研究目标。其实这两个目标又是统一的,因为从探讨语言能力的角度看,有关语言研究的部分是人类生物学的一部分,可以称为“生物语言学”(斯特梅尔、乔姆斯基,2003)。乔姆斯基(2006:535)甚至认为“生物语言学的方法是现代语言研究的核心方法”。“乔姆斯基上述的看法既是对神经语言学性质的精彩论述,也说明了当代形态的理论语言学与神经语言学的研究目标已合二为一了”(杨亦鸣,2007)。

(二)重视新技术新方法的综合运用和研究范式的开发与创新

早期的神经语言学研究主要依赖于对失语症病人的临床心理测查,或者是通过对正常人的行为心理学实验来开展,往往难以实时动态地观测语言的神经加工机制。ERP和f MRI等无创伤性研究技术的引进,不但可以用于研究脑损伤患者,也可以直接用于研究正常人的大脑语言功能。但是,所有的技术手段都有其优势和局限。ERP技术具有较高的时间分辨率,可以对语言的大脑加工过程进行实时观测,但空间分辨率不高,语言功能的脑区定位不够精确;而f MRI技术则相反,空间分辨率较高,语言功能的脑区定位精确,但是时间分辨率不高。因此,在神经语言学研究中,一方面要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选择更适合的技术手段,另一方面是要加强对各种技术手段的综合运用,充分利用不同技术的优势,对同一个问题进行多角度考察,这样,得出的结果才更全面、更可靠。此外,也要积极探索细胞水平和分子水平上的语言神经机制的研究。比如许多语言障碍都具有家族遗传性,而且“FOXP2”基因突变也会导致语言障碍(Lai et al.,2001),这说明语言与基因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已有的技术手段尚不能揭示语言与基因之间的关系,这就需要开发出语言基因测定的方法。新的技术方法的开发往往是一个学科革命的前提和促进因素。

与具体的研究方法的运用相比,研究范式的开发与创新意义更加深刻。目前我国的神经语言学研究大量学习、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和先进技术,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神经语言学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国内部分学者的研究缺乏原创意识,在研究的问题、实验手段、实验范式和实验指标等方面机械地模仿或照搬国外,而未能充分考虑汉语自身的实际特点,往往得出不正确的结论。例如,在名动分离的问题上,西方学者有的从语义上设计实验,得出名动分离是由语义因素造成的,有的从词的形态变化方面设计实验,得出名动分离是由形态变化造成的。一些汉语研究者未能深入分析汉语的特点,认为汉语是缺少形态变化的语言,于是借鉴了国外从语义角度设计的实验方案,最后只能得出名动分离原因在于语义。事实上,汉语缺少形态标记和形态变化,其语法特征不能通过形态体现出来,只能通过词的组合搭配关系表现出来,因此在研究汉语名动分类的问题上,可以从词语搭配的语法角度设计实验,杨亦鸣等(2002)、刘涛等(2008)从这一角度设计实验,证明了名动的语法分类是有其神经生理基础的,纠正了西方学者在实验设计范式上的失误。此外,还有一些更加具体但对实验研究有重要影响的常模、指标和变量控制也应该根据汉语的情况加以校正,比如要适时开发和认定新的适合汉语研究的ERP指标,实验设计变量控制要更加精细化,以便有针对性地解决理论目标。

(三)拓展神经语言学基础研究领域和应用研究的空间

从语言的构成和语言学各分支来看,神经语言学的研究可以从语音、语义、词汇、语法、语用、话篇和文字等层面展开,每个层面还可再细分,如语音既可以从语音学的角度研究(大脑如何从听觉信号中提取语音,大脑如何将语音和噪音分离开来),也可以从音位学的角度研究(大脑如何辨别有意义的语音和无意义的语音,语言的音位系统在大脑中是如何表征和加工的),当然也可以将各个层面综合起来研究(如人脑中音和义如何结合成语素、构成词,如何储存和提取这些词,如何组织词语构成句子形成语篇等等)。显然,目前各分支的研究开展较多,但也存在不平衡现象;综合研究开展较少,难度也大,需要大力拓展。

从语言加工过程来看,不论是语言的理解还是生成都是由三个方面的合力来完成的,但一般注意到的、研究成果较多的只有激活这一个方面,包括激活的部位、通道及时间(语言加工的定位研究和时程研究,即不同的语言活动由大脑的哪个或哪些部门负责,不同的语言活动在大脑中所需的加工时间是多少等),而实际上在加工过程中,大脑还要实时抑制冗余的激活信息,并且在言语活动中实时监控(反馈)言语过程以帮助和保证语言交际的成功。目前看来,相对于激活的研究,抑制和监控(反馈)的研究则非常薄弱,亟需加强。

从语言行为的主体来看,神经语言学最先关注的是失语症患者,其后ERP和f MRI等无创伤性研究技术的发明,使得正常人的大脑语言功能的研究成为可能,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两类研究对象上。但是像帕金森病患者、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等的病灶不一定与脑部语言中枢相关,而其语言受损情况有时非常严重;聋哑人的语言机制如何,他们与健听人的语言神经机制的差异如何,目前我们也知之甚少,所以神经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应加以扩展。此外人们对语言习得和学习的神经机制关注较多,对语言能力退行的神经机制研究较少,这些也应成为神经语言学关注的领域。

神经语言学虽然是一门交叉学科,以跨学科研究为其特点,但其本身只是一门探讨语言神经机制的基础学科,以上所言都属于基础研究;另一方面,神经语言学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其研究成果可以对应用领域提供指导和服务。比如根据神经语言学在语法、语义、语音、语用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研制出符合语言学特点的失语症测查量表,从而可以指导各种类型的失语症的诊断、治疗和康复;神经语言学在双语方面的研究,能够揭示双语加工和习得的脑机制,有助于提高第二语言习得的效能;神经语言学对语言与脑机制的研究成果还能为信息处理、人工智能等研究提供大脑神经网络的生物学模型和相关参数等,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所以,今后的工作应加大对神经语言学应用研究拓展的力度。

(四)加强学科间的合作和神经语言学学科队伍的培养与建设

神经语言学的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决定了其跨学科的研究特色,虽然理论语言学、心理学、神经科学等不同学科在最终研究目标上存在差异,但在探讨语言的脑神经机制这一方面互有重叠,且各有所长,语言学背景的研究者在语言材料的把握和理论分析上具有优势,心理学、神经科学、影像学、统计学背景的研究者在病例收集、实验设计、仪器操作、数据处理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相互之间若能取长补短,相互学习借鉴,一定能在语言与脑的关系上做出令国际学术界瞩目的成绩,因此相关学科间的合作应进一步加强。

与此同时,应大力开展神经语言学专门人才的培养,加强神经语言学学科队伍的建设和研究基地的建设。西方的神经语言学得以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门学科受到了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在当代语言科学和认知科学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而在中国,由于神经语言学研究实施条件要求较高,经费投入较大,人才培养周期长,虽然其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已经开始逐渐受到重视,但同国外相比还相差甚远。有些高校甚至急功近利,没有下力气搭建跨学科培养平台,不是在人才培养上下功夫,而是急于发表文章,研究人员不具备从事神经语言学研究的基本知识和素养,有的不具备基本的神经解剖学、影像学、统计学和失语症学的知识,有的则不具备基本的当代理论语言学知识,致使有的文章实验设计与研究目标不匹配,数据处理有误,没有问题意识,也不解决任何问题。因此中国神经语言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任重道远,在神经语言学学科队伍的建设上,我们一方面要注重跨学科培养,即培养通晓语言学、神经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也要注重团队建设,将各个学科的专业人才凝聚在一起,发挥各自的专长,共同促进神经语言学的发展。

摘要：神经语言学是探讨脑与语言关系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是当代学术研究的前沿。中国的神经语言学研究起步较晚,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本文对中国的神经语言学研究进行回顾,总结得失,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神经语言学,中国,神经机制,回顾,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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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语言学研究与展望 篇5

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所在学院领导和全体成员的努力下，在2017做了大量工作，现将各方面工作总结如下： 一 调整研究所人员，凝练研究所主攻方向

根据学院新一轮岗位聘任的指导精神，研究所主要工作任务为凝练科研方向，提高高水平科研产吹。本学期经全体研究所会议讨论，原来的四个小组（句法语义研究小组、专门用途英语小组、二语习得小组、认知语言研究小组）分组取消，大学英语教学研讨小组和ESP教学研讨小组的教学技能研讨类活动放在各系部进行。成员人数由原来的38人，缩减到25人。研究所主要目标是围绕现有比较成熟的句法语义团队，慢慢聚拢方向，以产出为导向进行资源配置、组织研究所活动。

二 协助配合“语言对比与翻译中心”结题验收工作

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所负责人和骨干成员同时也是浙江工业大学语言对比与翻译中心的负责人和骨干成员。本该中心经过5年建设期满验收。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所协助配合研究中心做了验收考核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准备结题材料，收集整理核对研究中心成果，更新研究中心基础设施和制度等。12月进行了验收答辩，以全部11个研究中心排名并列第3的好成绩圆满顺利通过验收，为学院下一步研究平台的提升准备了条件。三 举办语言对比研究的全国语言学研讨会

11月18日，由我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所和浙江工业语言对比与翻译研究中心及共同主办的“全息语言对比青年学者研讨会”在健行楼B502会议室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语言对比在中国：理论、语料库和实验研究新进展”。研讨会特别邀请了苏州大学黄爱军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张炜炜博士、沈阳师范大学夏军博士、厦门大学胡深爱博士在会上报告；我院四位博士彭国珍、王路明、辛奕嬴和杨晓东就自己目前的研究也分别做了报告。报告内容涉及英语、汉语、日语、意大利语、德语等语言的词汇、句法、语用等多个层面，研究视角广泛，研究方法独特。

研讨会过程中，与会人员的讨论积极热烈，特别是在传统语言学研究方法与实验科学的结合方面大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拓宽了研究思路，同时增进了青年学者间的合作与交流。研讨会还吸引了来自之江学院、浙江农林大学、绍兴越秀外国语学院等兄弟院校的语言学研究者参与，为在杭高校致力于理论与实验方法相结合的语言学研究者提供了良好的交流机会。四 邀请专家讲学，加强对内对外学术交流

第一，邀请专家讲座：5月31日，美国爱达荷州立大学Brent Wolter 教授在语林楼610教室为我院教师做了题为“二语词汇搭配习得研究”的学术讲座。Brent Wolter教授以二语词汇搭配的基本概念为起点，对二语词汇搭配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及教学意义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同时，Wolter教授就自己的最新研究进展，从研究课题，研究方法与相关结论等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对词汇搭配习得领域常用的RT反应时实验方法，及基于R 语言平台的mixed effect model等数据分析方法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从语义相似度，搭配频度以及搭配词分解度等三个方面对现有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参会老师表示很有收获。

第二，配合完成学院下达的语林讲坛工作任务。4月12日，本研究所宋丽娟老师做了“母语迁移对二语学习者词汇搭配的影响”的第十期语林讲坛。4月25日，第本研究所高海燕博士应邀做了第十一期语林讲坛，题为“ESP 写作教学及相关研究方法”。10月24日本所老师彭国珍副教授做了“基于真实语言运用的语言研究及教学研究—UCLA 访学收获分享”的语林讲坛讲座。

第三，派出5名老师外出参加学术会议，并回来分析会议学习心得。11月30日听取了语言学研究所葛俊丽、蒋慧丽、彭燕三位老师参加上海同济大学 “第一届全国多模态研究高层论坛”后的见闻和思考。首先，葛俊丽老师结合自身研究体会，介绍了多模态研究的对象和学术脉络。其次，她详细介绍了与会多模态研究专家，多模态研究的下属领域，跨学科群以及研究方法。蒋慧丽老师通过分析同行彭剑娥老师关于课堂环境与交际意愿的关系研究，向我们展示了课堂教学和多模态科研的结合前景。彭燕老师通过分析冯德正的多模态认知研究，向我们展示了取材于生活的多模态研究成果，如校园网页，海报或者漫画。12月19日中午语言学研究所的高海燕老师分享了其参加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第17届中国系统功能语言学学术活动周”的所见所闻。五 启动研究所实验室建设，加强图书资料配备

为推动我研究所研究人员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创新，提高我所文科科研现代化水平，本所致力于通过加强文科实验室建设，为文科科研提供数据和方法支撑，促进跨学科研究和新兴学科发展。2017年12月我们成功申请了“语言对比脑电实验室”，获批建设经费50万元。目前已经开始着手准备实验室的建设工作。

同时，为了加强研究的资料储备，我们运用学院分配的经费购置了1万元的图书资料，用于准备下一年的研究所读书会。六 加强项目申报指导

10月底开始启动召开国家社科、教育部项目申报论证开题会。10月底第一轮论证。11月12日邀请了沈阳教授前来指导本研究所拟申报国家社科及教育部项目的全体老师，详细讨论了国家社科项目及教育部项目申报选题及撰写注意事项。

七 2018年工作思路及计划

首先，进一步凝练研究方向，打造研究团队。根据上学期研究所购置准备的主攻研究方向必读书目清单及教师意愿，启动语言学reading group，并逐步建立以具体研究课题和论文写作为导向研究性小组。

其次，加强研究方法技能和方法培训。启动语言学研究技术培训周，就语言学研究所需要的技术邀请专家进行密集培训，例如脑电实验，语料库处理，田野调查等。

应用语言学研究与展望 篇6

关键词 神经语言学 二语句子加工 ERP 语言理论假设

当语言学的研究目标发展到要解释人类语言能力的时候，语言学就不可逆转地走上了认知科学的道路，跨学科交叉研究是其唯一的路径。神经语言学是现代语言学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集语言学、神经科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为一体，专门研究语言习得、生成和理解的生理机制和心理机制，研究大脑如何产生、接收、存储和提取信息，从而探讨脑与语言的关系。以下就以对二语句子加工的研究为例，来具体呈现神经语言学的一个侧面。第一，对二语句子加工过程本质的研究已有60多年的历史。早期研究者大多尝试着采用行为研究方法，从语义和句法角度对人们如何理解与加工二语句子进行研究。对于二语句子中的语义内容，则无二语者的起始学习年龄差别（Hernandez&Li，2007）。这大概由于语义内容的学习只是不同语言符号间相似信息的转换。但在句法的学习和加工上，成年后学习二语的相关效果和早期学习二语的相关效果存在显著差别。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理论假设的是Lenneberg（1967）。他认为，二语学习存在关键期。关键期假说认为，二语学习存在一个关键期，并且关键期发生在青春期之前。如果二语学习者开始学习二语的年龄晚于这一时期（即青春期），二语学习者就会失去适应二语句法规则的能力，进而丧失在大脑中重新组织二语的能力。这一观点得到了很多研究的支持，如Bialystok & Miller（1999）的研究表明，二语学习早于15岁的个体在句法判断任务上的表现明显优于15岁以后学习二语的个体。但是，行为研究方法对于揭示句子加工的内部过程存在着一些先天的不足。句子加工过程几乎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瞬间完成的，而像反应时法这类行为研究方法，从本质上来讲是对被试完成任务后的各类测试，无法获得被试如何实时加工二语语料的信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数据证明事件相关电位技术（Event-related potentials，简称ERP）对人脑句子加工的许多方面非常敏感。与反应时范式相比，ERP无需添加干扰任务和被试的意识性判断即可提供语言分析过程的反应时与皮层活动数据，这使得研究者可以对句子加工过程进行锁时很高（单位为毫秒级）的实时监测，甚至可以测量“内隐”加工过程。脑电是我们大脑自发产生的没有规律的电压变化。一般情况下，人无论在有意识状态下还是在无意识状态下都会产生脑电。使用ERP进行语言研究的基本原理是，大量的脑神经活动会产生微弱电压，而这些电压可以通过置于大脑皮层上的电极观察到。这些电压随时间而变化，被称为脑电（EEG）。ERP电位也是由大量大脑神经细胞活动产生，与EEG的不同点在于这些电位是接触一些特定的事件后产生的，其电位变化与事件的发生同步。ERP反映了心理过程展开时大脑同步的电活动。此外，人脑对特定事件反应的电压变化是有规律的。因此，通过平均叠加的方式可以从 EEG中提取出ERP。典型的ERP信号由一系列正波和负波组成，通常情况下把这些波称为成分。这些成分具有特定的极性、潜伏期、波幅、皮层地形分布，以及这些属性所指实验效应的功能描述。极性是指这些成分要么是正波（正走向），要么是负波（负走向）。潜伏期反映了该成分的时间历程，包括开始时间和波峰潜伏期（从成分开始到该成分最大波幅的时间）。这些不同的成分与对刺激加工的认知属性紧密相关。通常情况下，人们通过极性以及该成分到达最大波幅时的潜伏期来命名这个成分。如N400是指刺激呈现后400毫秒达到最大值的一个负波。一个成分的波幅反映了参与认知加工过程的资源的多少。最后，脑区图分布指出这个ERP成分的典型头皮分布——该心理活动出现在大脑哪些区域，在大脑哪个位置达到了最大值。基于ERP极高的时间分辨率，ERP可以测量到整个过程的始终，因此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句子加工是怎样进行的，即反映句子加工何时发生及加工怎样发生（Kutas&Federmeier，2000）。ERP对具体施加刺激的锁时性很高，因而由此引发的波形可以用以分析到底是什么样的脑电成分在句子加工中起了作用或发生了怎样的影响（以成分的波幅和头皮分布为依据），并且近来的溯源技术使得我们可以进行有意义的脑定位评估（Schmidt&Roberts， 2009）。ELAN（Early Left Anterior Negativity），LAN（Left Anterior Negativity），N400和P600是利用ERP技术探讨一语句子加工的研究一致发现的四种脑电成分。这些不同的成分体现了语言加工的不同阶段。ELAN是通常出现在大脑左半球前部的负波，潜伏期为150-250毫秒，极性为负。ELAN反映了起始性的、高度自动化的句法分析过程，即对词汇范畴进行鉴定。LAN与ELAN一样，也是一个左前负波，这个成分也反映着自动化的句法加工过程，特别是与形态句法错误有关的加工过程（van Hell&Tokowicz，2010）。但是，与ELAN不同的是，LAN的潜伏期出现在300～500毫秒。N400是一种明显的负波，其峰值在刺激呈现后大约400ms达最大值，通常出现在中央顶叶，该成分标志着有意义材料与个体知识的整合过程。N400的波幅与目标刺激和先前句子加工形成的表征间语义联系的强度成反比，即当目标材料与先前句子表征间语义联系的强度越大，N400波幅越小；反之，N400波幅越大。P600是刺激呈现后500～600毫秒达到最大峰值，并持续几百毫秒的一个正波。在脑区图分布中，P600广泛分布于大脑后部，在中央顶叶区达到最大值。P600通常在（形态）句法违例或者句法复杂结构中出现，它反映了晚期高度控制性的句法重新分析和修正过程。在一语和二语句法加工中，可以将P600作为大脑对（形态）句法违例反应的一个可靠指标。第二，随着研究结果的增多，产生了两个解释二语句法加工的理论模型：统一竞争模型（United Competition Model简称UCM）和浅层结构假说（Shallow Structure Hypothesis简称SSH）。这两个模型假说都是围绕母语与二语的句法加工比较这一主题展开的。就母语迁移效应而言，SSH预期在句子加工水平上不存在迁移效应，即使有也是极其微弱的。二语学习者在实时的句子水平加工上总有别于母语者。这个差异对于局部的形态加工并不一定发生，但是对于涉及短语结构的句法层面上肯定如此，即双语者二语加工无法达到母语者水平，即使两种语言之间非常相似，因为双语者对于二语建立的表征本身就是不完整不全面的。无论母语与二语是否存在相似性，双语者对于二语的加工都会存在某种模糊性，这来源于双语者对于二语语法表征的不确定性。因此，二语者会显示出与母语者不同的加工模式。UCM则持相反的看法，如果两种语言的某种语法属性相似，那么，二语者句法加工的认知标志会更接近于母语者，因为语言结构的相似性会有利于产生正迁移效应。对于二语特有的属性，UCM预期，如这些属性在二语中是普遍可用且高度可靠，那双语者很可能会习得此特有属性，进而双语者会显示出类似母语的神经标志。与之相反，SSH假定对于非局部的二语句法属性层次上的加工，双语者会产生某种程度的模糊性表征。双语者无法对二语句法结构进行具体的表征，这些加工无法映射到完全得到句法分析的母语句法结构上去，因此二语者产生的句法表征和神经模式都会有别于母语者。总之，两个理论的最大差异在于对晚期学习者二语加工模式给出了不同的预期。UCM认为，母语和二语之间句法结构的相似性对双语者二语句法加工有重要影响，藉此双语者对二语加工可能会产生母语加工模式（在形态句法领域内，即出现代表自动化加工的LAN和控制性加工的P600。）SHH主张早期学习二语者可能会产生类母语加工模式，但是，晚期二语学习者对于二语的句法加工则不会出现母语者加工模式。因此二者的根本分歧在于母语和二语之间的相似性对二语加工到底有没有影响，能不能产生达到母语者的认知神经水平，即是否同时出现LAN和P600。简言之，这两个假说的本质区别在于二语者能否产生母语加工模式。以上就是利用ERP技术进行二语句法加工研究的一个神经语言学纵向个案。从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该研究依据的语言学理论是形式语法，而该研究的核心假说也都是在二语习得领域学者们讨论过的话题（即使很多学者没有采用先进的神经学技术）。在笔者看来，二语句法加工是否存在母语正迁移甚至是形成类母语的加工模式，是一个个体差异化很大的问题，不管是否借助相关神经学技术，根据研究者的经验判断，也是可以进行测试和衡量的。进一步说，即使在受试个体中同时出现LAN和P600的证据，也不意味着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推导出带有普遍意义的结论。第三，当代语言学理论包括形式语法、功能语法、认知语法等，从实证科学的观点来看，所有的语言理论都只是有关语言的某种理论假设，这些理论有无人脑的生物基础是需要神经科学和脑科学来验证的。如果长期以来语言学界孜孜以求所建立的一套语言理论不能得到神经科学的实验证明，那么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理论就只能是理论语言学家们的自说自话。但从另一个方面说，神经语言学的研究能否取得突破性进展，仍依赖于所依据的语言理论假设是否合理。神经语言学的作用更多的在于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从本质上，其仍是从属于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这些基本学科的。从本文的举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二语句法加工的思辨在深度上显然是不够的。另外，对观测到的神经现象，基于不同的理论假设，也完全可能做出截然不同的解读。做个不太恰当的类比，在现代物理学界，也是先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假设，而后才出现突破性的实证进展。量子物理之前的经典物理科学家们同样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探索宇宙的真理。因此，面对现象世界，对现象作出深度合理分析甚至是假设性解释比单纯的技术进步更重要。对人类的语言，我们仍有必要去尝试做出语言何以产生和发展的新假设。在笔者看来，语言的根本屬性有两个，一个是生物性，一个是社会性。人类语言的产生和发展，这二者的作用密不可分。只有人才具备创造和产生语言的生理条件，但脱离了社会的孤独个体是永远也无法单独创造或习得语言的。任何人类语言的产生大概都源自于固定社群渴望交流和协作的渴望。语言是活的，而且必须依存于日常使用它的社群而存在。一旦丧失了正常使用的族群，即使某种语言的各种书写资料和影像资料都保存完好，这种语言实质上已经消亡。因此，语言的社会属性在语言的变迁和发展中起着更为核心的作用。所谓的语法永远只能是语言的共时切面，而语法作为社群约定俗成的规则，天然就具有不完全性，只能在实践中被不断产生的新规则所修正或替代。语言是人类社会制度的一种，语言是不断演化的。所以，任何语言学家试图穷尽某种语言语法的尝试都注定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在微观的层面上，一个人能够产生语言一定要基于某个交流对象。写作时交流的潜在对象可以是作者自己或者假想的读者。没有交流对象，就没有语言。从认知的角度，所有的个体思维发展都是从自我到他人，从自我中心到所在外部空间的投射演变。Piaget（1956）已经证明了儿童的空间认知规律，并提出空间概念是儿童认知过程中最早形成的概念之一。他的儿童空间概念表明，儿童的空间认知经历了一个从拓扑空间到投射空间最后到欧几里得空间的过程；儿童对空间物体的定位认知经历一个从自我中心到他人中心的参照框架发展过程。笔者想把空间这个概念扩大一下，除了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物理空间，人所处的社会或者群体本身就是一个空间。人的空间认知也可以视作不断在各种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中寻找定位的过程。而人类感知世界的经验和体验大都是通过语言来呈现的，这就是所谓的语言心智体验属性。其背后的哲学基础就是Merleau-Ponty的具身论（身心交互）的哲学思想。他认为身体既不是与心灵相对的肉身，也不只是肉体与心灵的统一体，而是一种整体性的现实存在，具有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属性，是身心交互的整体性存在。身体的各部分组成一个身体图示（body schema）框架，它既是身体的外在存在方式，也是影响并操纵人们一切行为活动的基础。因此，身体不只是空间的一部分，而是空间的全部。这基本也是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我们的概念是通过我们的身体、大脑和对世界的体验而形成的，也只有通过它们才可以被理解。在笔者看来，这恰证明了语言具有不可分割的双重属性（社会性和生物性）。第四，笔者认为，人类在利用语言探知世界的时候，通常会采用多中心视角，而无论采用哪种视角，都会涉及到与直接交流方或第三方的参照互动才可以成功实现。个体间语言的交流都会涉及到某种层面的个体空间定位。除了通常意义上的自然空间，人们的情感交流涉及人际空间，人们的思想交流涉及心理空间，心理空间和人际空间都属于社会空间。而在寻找空间定位时，通常可划分为三种语言行为：问询、表态和叙述。问询就是我们通常所指的提问；表态则涉及各种肯定否定的情感态度；叙述则是指基于事件的某种现象性描述。以汉语为例，通常有以下几种提问方式：1.表示方位趋向的“哪”。如去哪？在哪？上哪？2.表示人物定位的“谁”。如谁？这是谁？谁想去？3.表示数字和时间定位的“几”。如几天？几年？几个？星期几？4.表示内容定位的“什么”。如这是什么？什么事？说什么？想什么？5.表示行为定位的“怎么”。如怎么做？怎么说？怎么去？怎么回事？6.表示事实定位的“吗”。如是你吗？是真的吗？你好吗？对吗？每一种提问方式都会指向交流方的表态或叙述，从而在交际话轮或语篇中实现交流双方的某种空间定位。在这些表态或者叙述中，必然会涉及人称指示、时间指示、方位指示这些最基本、最普遍的指示。方位指示是话语中关于处所、方位的指示。方位指示主要有：表示方位和处所的名称、副词、指示代词，具有位移意义的动词如“来、去、走、离开”等。实体的的空间位置确定必须以其他实体为参照点，空间指示一般以说话人为中心参照点。靠近说话人的为近指，如“这里、这儿”；远离说话人的地方为远指，如“那里、那儿”。指示语清晰反映出语言运用和语言结构间的关系，是语言运用与语境依赖关系的反映。人称指示、时间指示、方位指示都体现了某种空间定位，可统称为空间指示语，是人类语言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有许多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指示语，如哲学、符号学、语言哲学、认知语言学等，在此笔者就不赘述了。总之，空间概念是人类最重要的概念，使人们理解其他概念的基石、构成非空间概念的基础，是人类认知的核心部分。因为儿童就是自出生起通过空间概念来构建其他概念的。人类的活动是处于时空之中的运动，人们之间的所有互动也都是社区空间或心理空间的运动，都是由以对客观世界的空间方位认知为基础，进而延伸到其他抽象概念的认知。人类对世界的认知首先就是基于自身身体结构与空间的认知。像Merleau-Ponty的具身哲学和George Lakoff的涉身哲学都是基于身体经验对空间概念感知的重要性，而这些都体现在人类的语言结构中。因此，笔者认为，未来的语言理论假设会从广义的空间认知角度找到突破口，并为神经语言学的实证研究指明新的方向，早日解开人类语言与认知的谜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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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旭，匡芳涛.语言空间系统的认知阐释[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3）：125-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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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晗静.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的空间概念建模研究[D].哈尔滨工业大学，2007.

[6]徐子亮.汉语作为外语的学习研究.认知模式与策略[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7]郭熙煌.语言空间概念与结构认知研究.2012.

应用语言学研究与展望 篇7

递归是近年来语言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话题之一,无论是转换生成语法,还是功能语法,它们都关注语言中的递归现象。在国内,关于语言递归的研究已经有十二年,其研究结果对于深刻认知语言现象、全面把握语言规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本论文以2001年至2012年发表在各种外语核心期刊和各大院校学报上与语言递归研究相关的论文为探讨对象,对这些论文进行了宏观而具体的总结。下面分别从这些论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意义、存在的问题以及研究趋势等方面进行分析。

2 研究内容

本文先以表格的形式从这些论文发表的年份、发表期刊、期号以及论文作者等几个方面总览一下国内十二年来关于语言递归的研究情况:

2.1 国内语言递归研究论文总览

注:后面加*号的期刊即为核心期刊。

从以上表格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国内关于语言递归的研究始于2001年,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钱冠连教授以《语言的递归性及其根源》为题发表在《外国语》上的论文为开端。而沉寂了四年后,2006年开始外语界又就语言递归现象展开了研究,公开发表的论文有五篇之多,可见该话题四年之后逐渐引起了学者和教师的兴趣,其中,这五篇论文里面有两篇发表在外语类核心期刊上,这说明其研究成果和论文质量渐渐受到了业内的认可和肯定。此后,每年都有关于语言递归的论文公开发表。

该表格宏观而直接地为我们展现了学界自2001年起十二年来就语言递归进行研究的基本情况。下面,本论文就具体地阐述一下这些相关论文的研究内容。

2.2 研究内容

国内对语言递归的研究时间还不算长,但是研究内容基本涵盖了语言递归理论框架下的主要问题。按照十二年来国内刊物上发表的论文的内容与性质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类:

第一种是探索介绍性质的,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钱冠连教授于2001年发表在《外国语》上的论文《语言的递归性及其根源》为代表。在他的论文中,作者旨在将语言的递归性这一语言学术语引入国内,钱教授创造性地指出并说明了语言的递归性(recursiveness)和语言的任意性与线性一样,是语言的根本性质之一,他第一个定义了语言递归性,即“语言结构层次和言语生成中相同结构成分的重复和相套”(钱冠连,2001:10),接着作者揭示了语言递归性的根源:宇宙全息律(宇宙的递归结构)。2006年,詹全旺在《语言递归的层次与方式》一文中结合具体例子探索了语言递归的三个层次,即短语递归、句子递归和语篇递归,接着,作者仍旧结合实例介绍了三个层面上的三种递归方式,即并列递归、从属递归以及并列从属递归。詹全旺的论文是对语言递归现象的进一步探讨和分类。2009年,杨烈祥在论文《论语言的递归机制》中,着重介绍了语言的“递归机制”(recursive devices),这一术语在前面提到的钱冠连教授的论文中也有所提及,不过杨烈祥的论文对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述,值得注意的是,该论文还指出了递归基础,认为“生成语法中的语言递归性首先是建立在语言具有离散无限性的观察之上的。语言的离散性是指可以将意义按不同的方式进行无限重复、内嵌和合并等操作。从而生成意义不同的、结构更复杂、形态丰富多样的表达方式,以表达人类最细微、最复杂的思想。”(杨烈祥,2009:134)“除离散性外,语言递归的另一个根源是语言的梯级性(hierarchy),或者说语言的非线性(non-linearity)结构。”(杨烈祥,2009:135)杨烈祥论文中的观点跟钱冠连教授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他们一致认为“语言整体上的递归性和局部上的非递归性”(钱冠连,2001:8)是对立统一的,“语言中存在着局部非递归成分,但并不能改变语言递归的本质属性。”(杨烈祥,2009:136)

第二种是论述比较性质的,如代天善(2006)在《生物进化语境下的语言递归性——评乔姆斯基、杰肯道夫等人的语言机能进化观》一文中评述和对比了生物进化语境下对语言机能的研究中两种对立的观点:以豪泽、乔姆斯基和菲奇等学者为代表“提倡”的“唯递归性假设”(1)(the recursion-only hypothesis)以及以杰肯道夫和平克等另一派学者为代表提出的“语言适应性假设”(the language-as-adaptation hypothesis)。同年,代天善(2006)又发表了论文《唯递归性假设语境下的语言相对论》,该论文阐释了语言相对论(又称萨皮尔-沃尔夫假设“the Sapir-Whorf hypothesis”)跟“唯递归性假设”之间的关联和二者互补互济的关系。代天善(2006)在另一篇论文《语言递归性与语言相对论》中从语言哲学的角度阐述了语言递归性和语言相对论(language relativity)的关联,论文认为,虽然“语言相对论关注语言的多样性。生成语法研究语言的普遍性”(代天善,2006:18),但是“语言的多样性和语言的同一性并不矛盾,它们构成了一个问题的两面”(代天善,2006:18),“(从语言递归性的视野看语言相对论)生成语法对纷繁的语言现象剥离得越透彻,语言变异的成分就显露得越明显,语言相对论的成因就越容易定位”(代天善,2006:13)。正如论文结论中所说,“语言递归性和语言相对论,它们看似矛盾冲突,实际上互相补充,互相支持。它们在不同的领域,从不同的角度加深了我们对人类丰富多彩的语言现象的理论认识。”(代天善,2006:18)另外一篇归入此类的论文是杨烈祥于2012年1月发表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上的《唯递归论的跨语言比较评述》,作者从语言理论和语言行为等方面综述了有关唯递归论(recursiononly claim)和语言递归性的跨语言比较研究,还讨论了语言演化研究的生物要求,最后得出结论“不管怎样,唯递归论极大地促进了语言学的跨学科研究,也极大地促进了生物语言学和语言演化研究的发展。可以预见,这是语言学未来的重要学科发展方向。”(杨烈祥,2012:62)

第三种是阐发解释性质的,这一类中的论文与第一种中的论文不同之处在于它们纯粹是对语言递归现象的演绎和说明,比如在《语篇结构中的递归现象》这篇论文中,作者通过考察不同语域语篇的结构模式及实际语篇,结合汉语和英语中的语言现象,发现“功能句法中讨论的两类递归(线性递归和嵌入递归)同样存在于语篇结构中”(王勇、黄国文,2006:288),论文的结论是“递归是语篇结构中较为普遍的现象……语篇结构的递归性具有可选性和理论上的无限性两个特点,这使得实际语篇的结构既有一定的基本规律又富于变化。递归性能够帮助我们透过表面上的纷繁变化把握语篇的基本模式和变化规律,这对语篇理解和说出/写出合乎规范的语篇都会有所裨益。”(王勇、黄国文,2006:294)另外三篇同类的论文是傅志海的《语篇结构分析中的递归现象透视》(2007)、《递归现象在语篇中的体现》(2007)和《语篇结构中的递归性特征和意义分析》(2008),他的这三篇论文大同小异,都结合例子解释了语篇结构(分析)中的递归现象,归纳了其特征,指出了其意义。还有一篇是田正玲和赵震红(2007)的《语言的递归性在直接成分分析法及转换生成语法中的体现》,这篇论文主要从句法的角度举例论证了理论语言学中直接成分分析和转换生成语法中存在的语言递归现象,作者通过讨论,发现“直接成分分析,以及转换生成语法具体的转换示例,都充分体现了语言的递归性。直接成分分析法重在体现短语结构的重复使用,转换生成语法则体现了短语结构的重复、句式重复和镶嵌(或相套)。语言的无限创造性要依赖于语言的递归性,语言的递归性使人们表达思想,进行交流成为可能。”(田正玲、赵震红,2007:274)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归类于第三种性质的这五篇论文基本上是结合例子从语篇或句法角度对语言递归性进行的阐释。

第四种是应用创新性质的,以罗树林的《试论语言递归机制及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2011)为代表,尝试将语言递归性运用到汉语言教学中,作者在钱冠连(2001)、詹全旺(2006)以及杨烈祥(2009)等人对语言递归性做出的定义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语言递归”定义:“语言结构单位和语言结构规则的重复或相套”(罗树林,2011:58)。作者解释道,“语言结构单位包括语音、语义、语法这三个要素系统。”(罗树林,2011:58)“语言结构规则也就是语法规则系统,可以分出词法规则和句法规则两大子系统。”(罗树林,2011:58)该论文创造性地把语言递归分为“语音递归、语义递归、语法递归”三类,突破了以往递归研究仅限于“语法递归”的局限。论文考虑到汉语言的固有特性,结合实例提出语音递归中有声母递归、韵母递归和声调递归等类型,语义递归包括同义递归、反义递归、类义递归等形式,而语法递归中包含语素递归、词语递归、短语递归、句子递归这四个方面。除了短语递归、句子递归(以及语篇递归)在其他学者的论文中有过讨论外,罗树林的论文中提到的其他“X递归”都是第一次出现。这篇论文还分析了语言递归机制的特点和作用,指出了它在对外汉语教学应用过程中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同属于这一范围的论文还有凌永刚的《论递归性与对外汉语语音教学》(2012)及《论递归性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2012)。

第五种是批判质疑性质的,代表性论文是叶友珍(2012)的《论“唯递归性假说”的无效性》,作者从“唯递归性假说”术语的提出、“递归机制”的来源、生物比较研究方法的局限性等方面论证了“唯递归性假说”的无效性。作者以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通过论证得出的结论是“将‘递归性’作为人类语言与动物语言的唯一区别性特征有失偏颇,‘唯递归性假设’是无效的。”(叶友珍,2012:131)很显然,叶友珍论文得出的结论是对“唯递归性假说”这一提法的质疑和对其合法的理论地位的辨伪。作者写这篇批判性的论文的初衷是告诫人们“如果不假思索地接受这一‘假说’,不仅是对Chomsky等人的误读,也会产生错误的研究导向。”(叶友珍,2012:131)笔者认为叶友珍这种敢于质疑、不人云亦云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需要注意的是,她的论文只是论证了“唯递归性假说”这一概念的无效性,并没有否定语言的递归性和递归机制。反过来思考,论文作者对该假说(这一概念的总结者为Pinker和Jackendoff)的质疑正是对Hauser、Chomsky和Fitch等学者关于生成语法中语言递归性研究成果的支持和认可。

3 研究意义

总体上,这些论文的研究意义可以分为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下面分别来说明一下:

3.1 理论意义

整体上看,作为学术论文,这十三篇论文都有较强的理论意义,比如钱冠连(2001)的论文第一个将语言递归性这一术语引进和介绍到国内,为国内语言学界和语言教学界进一步对该语言现象进行探索和研究奠定了基础,为人们深刻地认识语言的规律和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詹全旺(2006)、杨烈祥(2009)等人的论文对语言递归层次和方式以及语言递归机制的探索和讨论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语言的本质,认识语言和世界的关系,在语言哲学研究中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

代天善(2006)和杨烈祥(2012)将语言递归研究与语言相对论、语言进化论或者与生物语言学、语言进化研究相结合,极大地语言学研究的跨学科、跨领域发展,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丰富了研究的范围。

王勇、黄国文(2006)、傅志海(2007、2008)以及田正玲、赵震红(2007)的论文则有助于我们理解语篇结构中或直接成分分析及转换生成语法中的语言递归现象,同样有利于我们认识语言现象和语言规律。

罗树林(2011)的论文则大胆地对语言递归性进行了理论创新,结合汉语固有的特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地提出了“语言递归”新的定义,对其种类进行了新的划分。这为我们将理论运用于实践有很大的启发意义。而叶友珍(2012)论文中的论证和剖析则有助于我们从理论层面正确解读Chomsky等西方学者在生成语法中展现的关于语言机能和语言递归性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

3.2 实践意义

国内对语言递归性研究的这些论文的实践意义可以归纳为以下八点:

(1)语言递归性的巨大意义甚至是全部意义就在于允许人们用少量的句型生成无限多的句子;(钱冠连,2001:8)语言递归层次与方式的研究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语言的本质,摸清了短语、句子和篇章生成的规律在实践上对计算机语言的开发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詹全旺,2006:62)

(2)唯递归论概括了句法无限性的特征,是MP(2)的延伸和发展,使语言学研究最终成为生物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杨烈祥,2009:136)

(3)跟过去纯粹思辨性、理论性的交锋相比,这场争辩(3)在结合自然科学研究方面是一个重要的跨越;(代天善,2006:74)

(4)从递归性入手,我们可以透过表面上的纷繁变化把握语篇结构的基本模式和变化规律,有裨于理解语篇和生成合乎规范的语篇;(王勇、黄国文,2006:288)

(5)语言的无限创造性要依赖于语言的递归性,语言的递归性使人们表达思想,进行交流成为可能;(田正玲、赵震红,2007:274)

(6)语言递归机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合理运用能有利于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它同样可以用于指导语言教材的编写;(根据罗树林论文概括出)

(7)对语言递归性相关理论(诸如“唯递归性假说”)的合理质疑和有效论证及时纠正了错误的理解倾向,能够避免相关研究往错误的方向发展。(由叶友珍论文归纳出)

事实上,理论与实践是矛盾的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并没有十分明晰的界限,任何理论都需要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把它付诸实践,在实践中接受修正、检验和完善。所以,这些有关语言递归的论文的研究意义虽然在本论文中被分解为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但是无论是理论意义还是实践意义都需要更多的学者继续去发现、论证和发展。

4 国内语言递归研究论文中存在的问题

国内有关语言递归的研究起步较晚,十二年来,语言学界对它的相关研究取得了诸多学术成果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面:

首先,关注语言递归这一语言学现象(主要是在生成语法和功能语法的范畴下)的学者仅限于有限的十几位学者或老师,尤其是知名的学者更是寥寥无几。当然,这其中有研究兴趣等主客观影响因素,但是目前这种状况说明国内学术界对语言递归的关注还远远不够,亟待更多的研究者在这一领域继续展开探讨。

其次,从论文所发表的刊物上看,国内就语言递归研究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数量占所有发表在期刊学报上的论文数量的比重偏低。十七篇论文中被核心期刊收录的只有七篇,仅占41.1%。(详细情况参见前文表格。)就该话题进行研究的高质量的论文需要在各位学者老师的共同努力下保质保量地多多发表。

再次,从时间跨度上分析,国内对语言递归研究的时间连续性较差,继2001年钱冠连教授的论文《语言的递归性及其根源》发表四年后才有其他学者接着于2006年就语言递归研究发表出论文,随后几年,在2008至2010年间对语言递归的研究差点出现“断层”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表明国内对语言递归的研究情况尚不稳定,还没有形成一定的体系。

再者,这些论文中,大多数论文的内容是一脉相承而又相互独立的,即其主题都是对语言递归及其现象的阐释和说明,同时,后续论文又是对先发表的论文观点的补充和发展。然而,个别论文存在着剽窃现象,其论文内容将前人论文中的观点“拿来”后,只是将例子稍作更改便直接投稿发表出来,而参考文献中却隐去了所参照的论文,无疑,这种做法是对前面学者学术研究成果的亵渎。

此外,有些论文里提出的一些新的术语尚待考证,典型的如罗树林(2011)在其论文中提出的“语音递归”、“声调递归”、“语义递归”等概念,它们是否能够站得住脚,能否经得起其他学者的推敲和实践的检验,这都需要我们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和论证。其实,正如王勇、黄国文(2006)所指出的“到目前为止,系统功能语言学对递归性的研究主要在句法方面,实际上递归现象还存在于其他层面上,如时态系统和词组/短语的结构中。”(王勇、黄国文,2006:289)所以,确切地说,罗树林提出的新的概念术语是针对于汉语教学而言的,而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索是否在英语等西方语言的各个系统中也存在着“语音递归”、“语义递归”等现象。

最后,国内关于语言递归研究的论文纯理论性的东西大量存在,在与现实的结合方面有所欠缺,虽然也有少量论文提到了研究语言递归的实际意义,比如詹全旺(2006)指出,对语言递归层次和方式的研究对计算机语言的开发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罗树林(2011)认为语言递归机制运用到教学中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但是这两篇论文的相关论述都只是一笔带过,并没有说明那样说的原因或说明究竟如何将其应用到对外汉语教学中。因此,我们需要在对语言递归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加大对这一理论与现实生活和语言学习或教学的结合,使其更好地为语言学实践服务。

5 研究趋势及建议

纵观十二年来国内就语言递归进行的研究,尤其是最近几年来的研究情况,笔者发现其研究的发展方向如下:

第一,语言递归研究与其他学科领域诸如生物语言学、语言进化研究相结合,推陈出新,在不同理论观点的糅合与碰撞中实现理论创新和可持续发展。

第二,语言递归研究与语言实践尤其是语言教学实践相结合,走理论指导实践,一切为实际服务的研究路线。

第三,语言递归研究延续纯理论研究的路子,继续探讨和认识一些理论研究的盲区,比如递归场、时态系统中的递归现象,以及除了在短语/词组、句子、语篇层面上有语言递归的存在之外,语言系统中是否还有其他层面上的递归?

虽然关于语言递归的研究在国内开展的时间并不长,仍然有上文提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存在,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们也为国内学者老师们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指明了研究方向。

6 结语

本论文从国内语言递归研究的研究内容、研究意义以及研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等方面回顾和总结了近十二年来国内学者老师对该话题的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预测了其研究趋势,并提出了一点儿建议,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关注并继续对语言递归进行研究,发表出更多高质量的研究论文,为进一步认识语言现象、深入揭示语言规律、更好地服务于语言学实践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摘要：本论文在对十二年来国内语言递归研究进行梳理和综述的基础上,回顾了其研究特点和研究意义,指出了其存在的问题,然后预测了其研究的方向并提出了一些建议,以期通过这篇论文的反思吸引更多的研究者加入到语言递归研究的队伍中来,推动对语言现象的认识和对语言规律的揭示。

应用语言学研究与展望 篇8

一、财务指数及其应用研究概述

(一)财务指数概念的界定

依据统计学对指数概念的解释,广义的指数是指由任何两个指标值相比所形成的相对数;而狭义的指数是一种在不同状况下多指标综合变动形成的特殊相对数。相应地,在财务领域的指数研究中,广义的财务指数应包含任何两个财务数据对比形成的财务指标;狭义的财务指数指的是基于各种数理统计方法对多种财务指标在不同场合下综合处理后形成的一种特殊相对数,以达到财务评价或财务危机预警等特殊目的。黎春(2010)认为财务指数旨在科学的反映上市公司的财务运行状态,是对源自上市公司财务系统的财务指标在综合提炼的基础上进行的动态整理。赵德武(2012)进一步明确了财务指数概念,他认为上市公司财务指数编制的关键在于合理选取财务指标,并综合运用统计方法对财务指标进行科学赋权,最终以动态指数的形式予以呈现。基于财务指数研究的需要,当前学术界大多采用了狭义的财务指数概念。

(二)财务指数应用研究领域及其内在机理

目前,理论界已经充分认识到财务指数研究在发挥会计信息重大决策预警作用等上的重大学术价值,一大批学者开始对财务指数应用进行研究。王化成、陆凌等(2012)以宏观经济理论和微观会计理论为依据,试图构建一套自下而上,综合微观企业投资、中观行业评价以及宏观经济贡献的三层指数体系的构架,旨在为相关决策者提供经验证据。赵德武、马永强等(2012)在批判现有财务分析理论缺乏系统、宏观、动态研究的基础之上,特别强调上市公司财务数据的可重复性特征,基于公开的财务信息构建了一套涵盖特定财务指数和综合财务指数在内的“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指数体系”。具体而言,财务指数的应用研究主要分为财务指数评价与财务指数预警两大类。之所以这样区分,是基于对财务指数应用程度和范围的考量。企业正常经营过程中,投资者或管理层的职能侧重于运用财务指数对企业的营运状况作出优劣评价,以满足自身投资和管理的需要。然而,当企业面临生存的危机时,投资者或管理层就需要预先运用财务指数对企业的生存状况作出一个预判,以及时准确的应对企业可能面临的挑战。可见,财务指数评价监测是基础,而指数预警是指数评价的最终目的。

因此,财务指数应用研究应该侧重于对危机企业的预警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财务指数在财务分析领域的应用就变得无足轻重,陈国阶(1996)认为财务预警研究只有在财务评价、预测的基础之上,才有达到预警的可能。一般而言,预警需要事先利用财务先行指标来实时监测企业发展趋势、预测未来发展状况,在此基础之上尽可能预先做出预防决策、及时规避风险,尽可能降低损失程度(佘丛国,2003)。总之,财务指数应用研究需要兼顾指数评价与指数预警两大领域。

二、财务指数分析与综合评价研究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一直在努力探索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分析和评价方式。在财务评价领域,西方学术界有着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至今都有深远的影响。Brown(1919)提出了以净资产收益率为核心能够综合反映企业的偿债、获利和营运水平的杜邦财务分析体系。随后,Wall(1928)在财务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沃尔评分体系评价企业的财务状况,主要通过对其所选定的产权比率、流动比率等7个财务比率进行综合评分来实现。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相对较晚,1999年国内企业广泛实施了企业绩效评价体系。相对于财务指数综合评价而言,传统的财务评价研究更多是基于财务指标层面的财务评价,存在较多的缺陷与不足。主要表现为:第一,传统的财务评价体系局限于企业自身的微观财务领域,难以应对企业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第二,传统的财务指标评价所选取的指标不尽完善,缺乏代表性,甚至各财务指标之间存在较大的相关性,因此所反映的信息有所重叠。第三,传统财务指标体系在确定权重方面主观性强,难以完成客观而科学的赋值。

为了克服传统财务评价的不足,学者们将财务指数研究引入财务分析评价领域。从上市公司整体的财务评价到我国证券市场财务行为的具体分析,研究成果颇为丰硕。刘锐、赵梦晶(2008)以2006年上市公司公开的财务信息为基础,运用经典的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总体财务评价指数,并在此基础之上通过综合指数排名,客观评价并预测了上市公司总体财务状况及可能存在的财务风险。马春爱(2010)总结并力图解决已有财务弹性指标研究在反映企业生存能力方面的不足,他基于现金指标、破产指标和杠杆指标等多维度财务弹性考虑,构建了财务弹性指数,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同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财务弹性指数整体水平偏低。此外,财务评价研究在微观财务领域也有所涉足。比如,翟淑萍、耿静、韩雨珊(2010)认为中国证券市场普遍存在股权融资约束现象,为有效评价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状况,选取每股股利变化、财务松弛、现金流量占总资产的比重等多个用于识别融资约束状态的财务指标,在这基础之上构建了融资约束指数。由此可见,财务指数的应用不仅可以用于综合评价企业的财务状况,而且对具体的财务行为有更独特的判别作用,在实时监测、有效防范风险方面具有重大的研究意义。

三、财务指数预警理论与实证研究

在财务预警研究的早期,学者主要借鉴企业破产理论或生命周期理论,综合运用数理统计技术对企业财务危机进行预警,即传统的统计预警方法,停留在“指标判别”预警上。如,国外学者比弗(1966)开发的单变量判别预警模型,奥特曼(1968)运用多变量判别法提出著名的Z值判别模型,以及国内学者周首华(1996)等在Z值判别模型基础上创立了F分数模型。近年来,随着财务预警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边缘统计学科的不断渗入,财务指数预警研究成为了一个新的研究热点。

截至上个世纪末,国内财务指数预警研究领域尚处一片空白。陈静宇(1993)探索性的将主要应用于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景气分析与预测方法引入了企业微观经济领域,运用移动平均比率法剔除时间序列的季节变动和部分随机变动因素,获得反映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财务指标。显然,初期的企业经营周期波动及其预警主要停留在具体财务指标波动的预警上。21世纪以来,财务指数预警研究有了较快的发展。赵德武(2000)初创性的提出基于指数平均加权法编制财务经济指数对企业财务经济进行监测与预警。其基本原理是通过监测财务经济运行过程,识别其所处的景气状态,并预测财务经济运行过程可能的发展动向。

此后,国内关于上市公司财务指数预警的研究逐渐丰富起来。借鉴宏观景气监测理论,综合运用统计方法并以指数的形式反映,财务景气预警方法应运而生。陈磊(2004)在实证分析企业景气问卷调查结果的基础之上,分别建立了各景气调查指标的扩散指数(DI)和综合衡量企业景气状况变动的合成指数(CI)。然而,由于企业景气调查是基于企业家对企业运营情况和宏观经济发展态势做出的经验判断,虽然能够较为全面地提供反映企业景气状况的丰富信息,但人为的判断主观性较大,降低了预警的效果。王恩德、高铁梅等(2006)运用数据仓库技术对数据进行了处理,参照陈磊(2004)的景气指数法、特别针对中小工业企业,研制了反映其经营状况的经济指数,传递预警信号。在此基础之上,张友棠、张勇(2006)进一步细分了财务景气预警系统,分别从行业环境及内部控制风险评估系统、财务景气监测系统和财务景气预警系统三个层面作预警分析。此外,张友棠、冯自钦、杨轶(2008)借鉴波士顿咨询集团业务组合矩阵的思想,采用指数预警矩阵的方法进行预警指数分析,对定量化预警指数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达到预警风险和危机的目的。类似地,闵剑(2013)将战略地位与行动评价矩阵引入跨国投资风险监测预警,通过对风险指数多维度的探讨分析,矩阵思想在风险预警领域也作了非常有益的尝试。

综上,财务景气预警方法的运用主要依赖于扩散指数或合成指数的建立。但由于扩散指数在监测预警程度方面的不足,逐渐被合成指数所取代。当然合成指数预警也有其自身的缺陷,这种缺陷表现为难以识别预警转折点上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联程度(黎春,2010),并且其编制过程繁琐,难以广泛运用。此外,财务景气指数能够较好的监测企业财务状况波动情况,但预警的关键仍然在于预警临界值的准确选择,其预警效果有待进一步的探究。同时,可以发现矩阵思想在指数预警中的运用也即将把财务指数预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四、财务指数应用研究展望

财务指数及应用研究的相关文献表明,财务指数在财务评价领域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了较为成熟的发展,然而,财务指数预警的研究尚处在指数预警理论探讨和方法的尝试阶段。但不论采用何种方法编制指数进行监测预警,建立在宏观景气监测理论基础之上探讨宏观经济波动与微观企业危机的相互关系的研究方法均存在可取之处。本文认为未来的研究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拓展:

(一)宏微观视角并重,开拓财务指数预警新领域

尽管会计严格假设企业的持续经营性质,但现实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企业因不善经营或处于企业发展的衰退期而导致破产清算的情况。传统的财务预警主要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与实务中的破产理论,由此对企业财务困境或危机的预警,也主要源于微观层面的经济预警。立足于宏观经济预警视角,拓展传统财务预警领域,充分实现宏观微观经济预警理论的结合,对深化财务指数预警研究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突破财务危机研究样本的局限性,建立全样本指数研究体系

国内危机预警相关实证研究,大多将上市公司是否被ST(连续两年亏损,被进行处理)作为企业有无发生危机的判别标准,而企业的“财务危机”指的是企业缺乏足够的现金流偿付到期债务与利息的一种经济现象,这意味着陷入财务危机的企业完全可以是账面有盈利的企业。公司被ST只能理解为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所传递出的一个可能信号,财务危机与ST难以等同。因此,现行“两阶段划分法”研究样本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其依据的财务危机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并不统一,急待建立全样本指数研究体系。

(三)分门别类,合理构建行业或区域专有的财务指数预警体系

同一财务指数预警体系对不同行业预警的判别效果差异明显,需要构建行业、区域各自的财务预警指数体系。原因有二:第一,由于各区域、各行业影响财务危机的因素大不相同,不同行业之间的财务指数存在巨大差异,这必然导致财务指数预警判别标准的紊乱和预测效果的降低。第二,基于宏观经济理论建立的财务危机预警体系,由于各行业、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以及行业间关联性较大(例如,房地产行业的兴起,或多或少带动了钢铁、水泥等行业的发展),导致行业发展存在“先导”行业或“滞后”行业之分,且各行业受到宏观经济政策不同程度的影响,若混为一谈,指数预警体系难以合理构建。

(四)结合非财务因素研究,充分把握财务危机产生的根源

利用财务指标构建模型是目前学术界关于财务危机预警研究的主流方法。但有学者认为财务指标充其量为企业财务营运水平的一种反映,而作为预测财务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则难以立据。企业是一个开放性的经营实体,与外界不断地交换信息,同时需要不断的对外投资与融资以行使拥有配置资源的权利,保持企业的持续经营。因此,包含宏观经济波动等在内的非财务因素是导致财务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宏观经济波动等一系列非财务因素对财务危机的影响。Mensah(1984)基于总体经济景气因素(通货膨胀率、利率水平、商业周期)的影响程度,区分预警模型在不同经济景气时期的预警效果,发现加入总体经济景气因素能提高其预测能力。吴星泽(2011)突破使用财务指标进行预警的框架,明确提出了用非财务指标进行财务预警的非财务观理论。由此可见,未来的财务指数研究需要结合非财务因素对财务危机预警进行深入的探讨,以把握财务危机产生的根源。

(五)合理确定预警临界值

预警临界值的选择是构建财务指数预警的关键环节与难点。国内现有实证研究成果大多基于公司ST与否来判定财务预警的临界值。但在全样本指数预警体系中,预警临界值的确定变得更加复杂,需要综合分析目标行业的影响因素后加以确定。而且,有必要在不同阶段应用不同的预警方法进行处理。首先,采用指标体系法对基础预警指标进行筛选。其次,运用财务预警模型确定警度,划分警限。最后,采用综合评分法对各指标进行科学赋值,综合评价与准确预警。在财务指数预警的大框架下,充分利用传统的统计预警、模型预警优势,同时借鉴矩阵预警现有成果,以确定最佳的预警临界值。

总而言之,财务指数预警体系的建立,不仅开拓了传统财务分析研究和传统财务危机预警研究视角,更是会计信息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通过建立囊括个体指数、综合指数在内的多层次指数体系进行财务预警分析将是未来财务指数应用研究的主要方向。

摘要：当前,财务指数的应用无疑是会计信息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文章系统梳理了财务指数研究的两大应用领域——财务指数评价和财务指数预警,并对其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行剖析,侧重分析了财务指数预警的研究和发展趋势。

关键词：财务指数,财务指数评价,财务指数预警,回顾及展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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