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性事件报道（共7篇）
灾害性事件报道 篇1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对传统媒体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传统媒体对灾难性事件的报道越来越难以满足人们对信息的需求,电视作为传统主流媒体如何在新媒体时代找准自己的位置,成为电视媒体成败的关键。新媒体形势下灾难性事件的电视新闻报道研究为加强和改进灾难性事件报道提供了科学的分析并提出相应的策略,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较大的理论价值。
1 灾难性事件概述
所谓灾难性事件,也成为危机事件、风险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理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而灾难事件往往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特别是当灾难发生后,“人的好奇心表现为一种对不幸事件的倾向性,相对于好事而言,灾难总是更容易成为某个社区的谈资。”因而,在主流信息供给不足,或信息模糊不清,或信息传播不对称时,流言就会乘虚而入,引起公众的焦虑、恐慌。
2 灾难性事件新闻报道存在的问题
2.1 重视领导举动,忽视他人行为
当前,灾难性事件爆发后,新闻报道工作中常会犯有重视领导的行为和举动,而忽视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行为和举动,不对灾难性事件现场进行真实的报道,而是热衷于报道领导的言辞,夸张和渲染,甚至与事实不符,只是为了迎合少数领导干部热衷于搞“面子工程”和“形象工程”的目的,忘记了新闻工作者的根本职责。
2.2 重视新闻亮点,忽视救助生命
报道重大事件和灾难性事件的媒体与国家政策及公众之间存在着彼此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一旦遇到重大灾难时,媒体必须遵循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在灾难性事件报道中,一切报道以国家利益为首要,与政府一同为救灾、重建而不遗余力,辅助政府官方。但是,有的个别新闻工作着一门心思只为突出报道新闻事件的亮点,不停地爆料,而忽视人的价值和生命,不积极投身于社会和国家救助中,人文关怀极度缺失,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传播了负能量。
2.3 重视客观变化,忽视感情波动
诸多灾难性事件报道过程中面临这样那样的客观的因素,比如说时间紧急、任务较重、持续时间相对长等。新闻工作者赶赴现场后,第一要关注的是事件的进展和变化,自顾自地认为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主体乃至全部应该是事件进展的客体本身,这是硬新闻,往往在这上面下很大工夫,生怕遗漏任何细节,因此就会容易忽略了一些人文关怀的内容。
3 消除灾害性事件新闻报道中负面影响的具体策略
3.1 以人为本,着力挽救他人生命
灾难性事件报道尤其是非人为的自然灾难事件相关报道,报道的第一原则就是以人为本,同时帮助受难群众尽快脱离险境,挽救他人生命。新闻工作者必须尽可能地多帮助受难者获得生活的希望,重树生活的信心,彰显人文关怀。对于一些表现极端、情形惨烈的灾难性性事件,以及犯罪手法残忍、情节极其恶劣的犯罪案件,在报道时要隐去那些可能在受众心理上产生恐惧、血腥感受的细节,避免暴力与色情,对犯罪方法和案情的描述越简单越好,避免他人仿效,对社会和公众造成不良的影响。
3.2 加强教育,提升自身素质能力
每一名新闻工作者都要始终树立终身勤奋学习的观念,将学习理论运动到新闻工作中,传播正确的思想和舆论,提升广大人民群众明辨是非的能力以及综合素质水平,提高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水平,打牢从事新闻工作的思想根基,增强识别和抵制错误、反动思想侵蚀的能力,坚决杜绝“有偿新闻”和“有偿不闻”的现象的发生,决不徇私隐匿应报道新闻的事实,不利用新闻报道来发泄个人私愤和渲染个人情绪,不利用采访报道之便以任何形式牟取任何私利,树立新闻工作者的良好形象,确保新闻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3.3 政府带头,形成有效管理格局
新闻媒体的职责使命重于泰山,而且呈逐年递增趋势,只有加大国家政策管理制度,形成宏观管理模式,这样,新闻媒体才能具有强大的公信力,为党和国家的工作服务,为广大群众传播正能量,起到其应有的价值和作用。同时,对于违反新闻职业道德和不顾新闻行业社会责任的现象,要及时进行反馈、追责、惩戒,通过建立新闻从业者监督网站,把违反职业道德的新闻工作人员通过网站公布给广大人民群众,营造一个监督的互动平台,确保灾难性新闻事件的真实报道,新闻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4 结论
随着社会的发展,灾难性事件新闻报道工作越来越需要彰显人性关怀,在新闻报道的同时尽所能帮助灾难性事件中受害人,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真正发挥新闻报道的正面导向作用。
摘要：在灾难性事件中,人们普遍会产生危机感,急需了解事件的具体情况和发展趋势。媒体及时完整地发布信息的同时,必须彰显人文关怀力度,从受难群众、政府机制和新闻工作者个人本身三个不同角度出发,发挥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桥梁作用。
关键词：灾害性事件,新闻报道,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孙旭培,牛静.论突发事件中媒体的报道重点[J].今传媒,2012,(4):11-14.
灾害性事件报道 篇2
关键词:灾害性突发事件;思想政治教育;人本原则;科学性原则;针对性原则
四川汶川地震、南方冰雪灾、青海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灾害性突发事件形式不断变异,发生频率也越来越高。灾害性突发事件的发生和应对已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常态问题,研究应对灾害性突发事件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已成为本学科视域内的重要课题。
灾害性突发事件的发生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辩证统一,在其必然性中存在着灾害性突发事件的可控性。是否能够有效的处置灾害性突发事件,关乎人民群众的安危,关乎社会的生死存亡。我们若能增强危机意识,了解灾害性突发事件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原则,当灾害性突发事件来临时,便能够处乱不惊、沉着应对。
一、济护生命,坚持人本原则
(一)灾害性突发事件对人身心破坏力
灾害在身心创伤、社会影响、经济影响、生态环境影响等诸多方面中,最为根本的是对人类生命的威胁。2010年8月7日22时许,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突降强降雨,县城北面的罗家峪、三眼峪泥石流下泄,由北向南冲向县城,造成沿河房屋被冲毁,泥石流阻断白龙江、形成堰塞湖。据中国舟曲灾区指挥部消息,截至8月21日,舟曲8•8特大泥石流灾害中遇难1434人,失踪331人,累计门诊人数2062人。
在灾害性突发事件中,一方面,人们作为个体,对于悲剧事件本能上具有逃避倾向,常会因为恐惧悲剧事件形成以恐慌、焦虑、忧郁为主题的消极心理。另一方面,作为社会成员,个人被赋予了多种社会角色,当灾难来临,他们所肩负的各种社会角色之间的职责发生冲突也会导致当事人身心受损。
(二)人本原则的现实关照
思想政治教育是做人的工作,它并不局限于单纯的说理教育,在遭遇灾害性突发事件的特殊时刻,其与生俱来的人本视角在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应对灾害性突发事件最核心的理念应当是对群体生命的尊重和济护。无论是从“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的朴素情感出发,还是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出发,亦或是从灾害性突发事件救助的实践来看,人本原则都应当是灾害性突发事件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原则。
2006年我国颁布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其中就明确确立了“以人为本”为各项工作原则的首位原则,把保障公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作为首要任务,最大程度的减少突发事件及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危害。2008年发生的四川汶川大地震后,我国政府始终以济护生命作为自己最神圣的原则,形成了万众一心抗震救灾的良好氛围,为救灾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国家领导人在第一时间发出“拯救生命是我们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的命令,即使是在72小时黄金营救期之后,政府依然采取“不抛弃、不放弃”的营救方针,救援记录被一次次刷新。随后,国务院发出公告设立了全国哀悼日,以国家的名义昭示出对人的生命的敬畏与尊重。美国《洛杉矶时报》2008年5月17日发表评论文章,“一个越来越人性化的政府知道这样能够人们带来精神上的安慰,让遇难者知道他们由国家在背后支持”,“中国领导人关心民众疾苦,重视民情,身体力行地贯彻以人为本精神。中国各地群众为了帮助灾区人民, 捐钱捐物献血。这一切表明中国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国家。”
二、尊重规律,坚持科学性原则
(一)灾害性突发事件类型的多样性
美国危机研究专家斯蒂文•芬克曾撰文提出过这样的危机阶段分析理论:第一个阶段是危机潜伏期,第二个阶段是危机突发期,第三个阶段是危机蔓延期,第四个阶段是危机解决期。这一模型对危机做了一个完整的考察,提供了一个较为综合性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但线条显得较为粗略。笔者借鉴学界前辈的研究成果,将灾害性突发事件的发展过程划分为潜伏期、爆发期、高潮期、缓解期和消退期五个阶段。
灾害性突发事件潜伏期是事件的起始阶段,尚处于量变积累或者质变已发生但表现尚不明显的过程中。由于人们对缓慢变化的低敏感度、甄别突发事件预兆和正常事物变化的难度等因素制约,处于潜伏期的灾害性突发事件往往不易被人们所察觉。灾害性突发事件爆发期是各种影响和损失显现的阶段,其时间虽短但感觉最长,主要表现为事件的急速发展和严峻态势的出现,并呈现出强度升级、有不为人知到引发公众广泛关注、扰乱正常社会生活秩序等特征。当灾害性突发事件爆发后,带给社会和公众的损害不断加深,积累到一定时间后达到最大值,此时便进入灾害性突发事件的高潮期。在这一阶段,灾害性突发事件的复杂性、破坏性、可控性和机遇性会表现得非常明显。灾害性突发事件的缓解期是在高潮期之后,不再继续造成明显的损失,或是说损失开始慢慢减小。处于缓解期的灾害性突发事件得到初步控制,但尚未彻底解决。灾害性突发事件中各要素的缓解期长短不一,有形的损失容易恢复得较快,无形的伤害如个人心理创伤、公众形象损害、地区发展能力等则需要较长的恢复时间。当灾害性突发事件得到完全控制便进入了灾害性突发事件消退期。在消退期,公众生活状态和社会秩序开始恢复常态。
(二)科学性原则的现实关照
灾害性突发事件对于人们的冲击和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是可以通过科学手段进行有效消解的。当思想政治教育置于灾害性突发事件的大背景下时,其科学性的原则就首要的表现为对于灾害性突发事件发生发展的多样性和规律性的正确认知和把握上,并在此基础上具体体现为实事求是上报灾情,不迟报、谎报、瞒报、漏报。
第一,尊重灾害性突发事件各类型的特征和规律,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提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灾害性突发事件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引导群众辩证地看待灾情,用科学知识充实教育内容,用大量科学实验、科学数据、科学经验,取代单纯说教和肤浅解释,用科学的力量战胜迷信,用知识的力量战胜愚昧。
第二,实事求是反应灾情,树立科学的政绩观。政绩观是领导干部从事某项工作时所特有的动机、目的、方法及其所支配的行为。凡是领导干部都有政绩动机,都需要在任职的时期和区域内创造出一定的政绩来。问题的关键在于创造什么样的政绩、怎样创造政绩。政绩观是一定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体现,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有什么样的政绩观。是造福于人、为广大人民的利益创造政绩,还是创造个人资本、为个人的利益创造政绩,是区分正确的政绩观还是错误的政绩观的根本标准。灾害性突发事件的既是是人本工程,也是民心工程,应对灾害性突发事件的目的既是为了保护公民个体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生存发展空间,同时也是为了保证整个社会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持续发展的动力,维护人类自身的根本利益。我们应对灾害性突发事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尊重灾害的规律性,以关注人的基本权利和基本需要为重心,实事求是反应灾情,以人为本实施救助。
三、重视差异,坚持针对性原则
(一)灾害性突发事件影响对象的层次性
灾害性突发事件发生后,不同受灾程度、不同教育背景的群体受到的影响不同,相应的利益诉求也就不尽相同。
从受到突发事件影响的角色划分来看,其产生的影响在对外扩散过程中,呈现出较明显的层次性。遭遇灾害性突发事件的当事人是最先感知到灾害影响的,是突发事件最直接的被动受害者,受到的伤害最大,通常表现在身心创伤、财产损失等,并基于这种强烈刺激引发众多个体的应激反应。个体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会形成思想、行为的相互影响,社会中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既受他人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又是引起他人思想和行为反应的影响源。伴随灾害性突发事件的发生,其影响向外扩散,通过各种传递途径使影响范围从单个个体到数量较大的群体,形成灾害性突发事件的社会影响。而灾害性突发事件的社会影响之所以被视作一种公共物品,就在于它所带来的影响不只威胁到遭遇灾害性突发事件中的当事人,还威胁到更大范围的公众乃至整个社会体系,对社会公众的思想意识、行为选择发生扰动。在信息化社会,使得灾害性突发事件得传播速度更快、传播渠道更多元、传播范围更广,这就进一步增加了灾害性突发事件发生后的影响的广度和深度。
从另一个角度看,即使是处于同一灾害性突发事件影响角色中的个体,由于受教育程度、经济条件、生活环境等具体情况的不同,遭受的影响也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在灾难抗争中,贫困人群等弱势群体由于人力、财力等自身能力的限制,不能有效应对突发事件,或得不到外界及时、持续的支持和帮助,往往成为灾害性突发事件危害的最大承受者。
(二)针对性原则的现实关照
灾害性突发事件影响对象的层次性和差异性,更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坚持马克思主义物质利益原则,把解决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相结合,针对不同受到影响的角色采取不同内容和方式的思想政治工作。
对遭遇灾害性突发事件的当事人要及时救治,抚慰遭受到重创的身心,解决灾民面临的实际困难。对受难者亲属予以抚恤和必要的心理救助。灾害发生后,如果能够积极抢救伤员,安抚遇难者家属将降低该指标所带来的影响,减小对受灾群众的身心损伤,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对社会公众要及时引导教育。灾害性突发事件对公众的教育引导主要体现在培养意识、普及知识、公布事情、社会动员等方面,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理性的国民危机意识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整个社会危机管理的基础。应对各类灾害性突发事件,要对广大群众进行经常性的危机意识教育和培养,要将防灾意识、应对方法普及给每位公民。及时向公众发布事件真实情况,并作必要的解读和舆论引导,可以有效地减少公众的恐慌心理,及时控制危机的发展态势的措施;可以引导公众的理性行为,积极合理的投入到防灾抗灾工作中,避免二次人为危机的发生,减少对更广范围社会正常运行秩序的扰动。
参考文献
[1]蔡志强.思想政治教育应致力于危机治理研究[J].思想理论教育,2003,(10).
[2]郑言惠.抗震救灾斗争中思想政治工作的几点启示[N].光明日报,2008-6-29.
[3]张毅翔.突发事件背景下复杂性思想政治教育研究[J].思想理论教育,2008,(13).
灾害性事件报道 篇3
关键词：灾害报道,舆论,正能量,传播
海西晨报是厦门的主流都市报。在抗击“莫兰蒂”台风的报道中, 发挥都市报生动、鲜活的特色, 充分按照融合创新、讲好故事的报道思路, 重点围绕“小”、重点突破“小”, 以小见大。通过“小镜头”“小故事”“小策划”生动展示了这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抗灾大片, 凝聚了一座城市众志成城面对风雨最可贵的精神财富, 也突出了一张主流都市报应有的特色和影响。
一、“小”镜头, 统筹引领灾中舆论正能量
在迎战“莫兰蒂”台风的夜晚,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通宵坐镇厦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 可以说, 防患、抗击台风的一个个决策主要是从这里向全市部署。如何用一种更自然、读者喜闻乐见的形式, 准确将党委政府的决策经过、决策意图公之于众?晨报用“解密”的方式, 通过几个精彩的“小”镜头来折射党委科学有序的部署。在9月15日, 晨报的《彻夜值守一道道指令迅速发出》一文, 晨报记者通过探访防汛抗旱指挥部, 为读者揭秘防抗台风信息如何“上传下达”。“莫兰蒂”登陆后的第一天, 海西晨报在《科学调度24小时指挥救灾》专题报道中, 通过厦门防患台风中的“疏散、封桥、登陆、救人、抢险”等一个个小镜头, 全程直击、生动地记录下指挥中枢24小时争分夺秒的运作情景。这些文章, 没有生硬, 只有生动。以“解密”的巧妙方式, 既能展现灾中的有序调度、科学决策, 又充分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
在重建家园进入新的节点, 各界在总结、反思抗击台风的经验和不足时, 晨报又及时推出《八大镜头见证厦门速度十天奋战谱写厦门奇迹——厦门抗击超强台风“莫兰蒂”重建家园的史诗点读》专题报道。报道依然是通过“小”镜头来折射一座城市如何科学而有效地迎对大灾害。
二、“小”故事, 创新文本讲好灾中鲜活好故事
在此次抗击“莫兰蒂”台风的系列报道中, 海西晨报之所以做出了自身的特色, 就是紧紧围绕大灾难背后的这些发生在百姓身边感人的“小”故事, 并通过文本创新讲好这些“小”故事。
这方面, 此次系列报道中, 海西晨报有一系列成功的尝试。在《台风宝宝欢迎来到温情厦门》中, 其报道了“众人爱心接力, 翔安一名产妇在台风夜顺利产下‘小公主’”的小故事, 生动地展现了台风来袭时的不眠之夜, 大家热情相助, 展开了一场场爱的接力赛。《人体红绿灯守望风雨中》一文, 通过报道一位交警在红绿灯被破坏的十字路口值勤, 展现民警用生命来维持交通畅通的感人故事。《一场没有旗杆的“升”国旗仪式》, 则通过灾后第一课, 讲述学校以不同形式教孩子们感恩与成长。通过一个个小故事, 传递大爱。
最有代表性的是晨报9月18日的《感动全城的红鸡蛋》图文专题报道。9月17日, 仙阁社区侨建花园外的休息点, 救灾官兵发现两排军用包上都放着一个红色福袋。打开一看, 里面是两颗红鸡蛋。这是一位妈妈带着小孩把这些红色福袋悄悄放在兵哥哥背包上的。在军民携手重建家园的关键时刻, 这样的暖心事, 这颗凝聚着城市体温的红蛋, 折射出的是荣膺全国双拥模范城“九连冠”的厦门背后深深的军民鱼水情。
可以说, 大灾难中, 到处都是新闻, 到处都有鲜活的新闻素材。如何取舍?对于都市报来说, 就是拿着放大镜, 去寻找这些灾害背后的小故事, 记录这些小故事、记录身边的小感动, 来展现大灾害中最触动人心的画面。这些画面, 鲜活而富有生命力, 通常也能被广为传播, 成为最有力量的报道。
三、“小”策划, 搭建与读者互动的大桥梁
如果说, 在此次的抗击“莫兰蒂”台风报道中, 当很多媒体还停留在报道中时, 海西晨报在报道的同时, 还用具体的策划、具体的行动来展现一家媒体的社会担当、有效作为。这些策划, 踩准了政府的决策步调, 帮忙而不添乱, 为读者互动搭建了一座大桥梁。这些行动, 正是灾害性报道中体现媒体影响力、公信力的最好注脚。
从灾后报道开始, 海西晨报主动与有关部门对接, 在灾后第二天, 与厦门市委文明办在全市率先联合发出“重建家园你我行动”的倡议, 掀起了“满城都是志愿红”的高潮。在厦门发布防台风防汛3号动员令后, 又在第一时间与市委文明办、厦门市红十字会发起“点对点直接帮”行动, 发动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爱心单位, 为身边的受灾群众送去爱心、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之后短短的几天里, 募集的近5万瓶矿泉水, 真正帮一些停水小区的困难户“解渴”;为遇害环卫工募集的近10万爱心款, 给这个不幸的家庭送去了温暖。
同样的策划, 还在于重建家园进程中关键节点的及时策划。在各界纷纷点赞厦门速度时, 晨报策划推出的《昨天, 痛你的满目疮痍;今天, 欣慰你的快速伤愈》图文报道, 引起了广泛反响, 被人民日报官微等媒体转载使用;当厦门号召各界积极扶树时, 晨报策划推出的《受伤树木的一封“求救信”》, 介绍了科学的扶树过程;而在灾后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时, 晨报在9月27日推出《绿色希望》图文报道, “断树上的新芽”的图片刷爆了大家的朋友圈。大家纷纷为灾后重建的厦门速度, 以及在困难面前厦门依旧能保持难得的淡定从容而点赞。在灾后生产生活恢复阶段, 发起的“寻找重建家园中的最美志愿者”和“寻找重建家园中的经典瞬间”征集评选活动, 再次用一个个抗台的身影、一幕幕感人的瞬间、一段段美丽的故事, 传递着重建家园进程中的正能量。
灾害性事件报道 篇4
关键词：突发公共事件,舆论引导,健康传播
事件:6月23日下午14时至15时, 江苏盐城发生了历史罕见的大风、暴雨、冰雹、雷电等极端天气, 并对盐城市阜宁、射阳等地部分区域造成巨大破坏。据江苏省最新统计, 截至25日下午4时, 这场灾害已造成99人遇难, 846人受伤。江苏健康广播作为江苏地区唯一一家从事专业医疗健康传播的媒体, 其充分发挥媒体专长、注重议题设置、整合卫生医疗资源, 反应迅速, 在第一时间准确地告知了公众权威性的资讯、深度报道了公众最关注的医疗救援的热点, 并组织社会力量、医药企业进行了灾后帮扶等。这一系列行为体现出了媒体的责任与担当, 发挥了很好的舆论引导作用, 其也赢得了公众的认同和赞誉。
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水平的提高, 人们越来越重视对自然灾难事件的预警及发生后的处置, 以期最大限度地减少灾难所造成的损失。医学救治、公卫防疫等在灾难发生过程中、发生后自始至终地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以现代媒体人的视角来看, 灾难本身就是重大新闻, 自然而然地, 人们早已不满足于仅仅知道事件的结果, 他们更希望从一开始就能准确地获得相关信息, 并能时刻了解到事件的发展过程和具体的灾难处理的过程。
一、突发公共事件的界定
突发公共事件为突然发生的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 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二、突发公共事件的媒体引导
突发公共事件在考验着一个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的同时, 也考验着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从“非典”疫情和禽流感疫情、汶川地震救灾应对等可以看出我国政府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渐渐变得成熟, 同时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对舆论进行引导的作用也日渐明晰。
三、现有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中常见的问题
纵观近些年媒体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 尤其在涉及公共卫生领域方面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一些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缺乏科学素养和科学传播理论知识, 对事件的报道不够客观、准确;为了抢时间夺眼球, 很多报道在没有深入进行调查采访、没有核实、消息源并不明确的情况下, 媒体便在第一时间进行报道, 随后被很多媒体迅速转载, 最终误导了公众;少数网络自媒体“有闻必报”, 不对自己发布的内容承担任何责任, 其将大量的、各种来源的公共卫生信息不加整理和编辑便直接推送到受众眼前, 让受众无所适从, 甚至引发舆论的恐慌情绪, 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四、专业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发挥的舆论引导作用及优势
(一) 及时准确的消息传播
6月23日15时, 多位网友爆料, 6月23日14时许, 江苏盐城阜宁、射阳等地发生历史罕见的大风、暴雨、冰雹、雷电等极端天气。江苏健康广播闻之迅速核实信源, 通过广播向全省发布讯息, 迅速与兄弟频率一起投入灾区灾情救援的报道中。江苏健康广播在第一时间成立了卫生应急新闻报道组, 由多位公共卫生报道领域的专家型记者组建成应急领导小组和多支应急报道队伍;同时联络多年指导合作的卫计部门与医疗单位整合报道线索, 明确责任与分工;拟定报道计划, 明确江苏健康广播侧重报道此次自然灾害医疗救援进展方面的情况。报道组多次与省政府、省卫生计生委灾区等救援一线的领导沟通, 凌晨采访到独家声源——第一时间得知最新的指挥部署和接下来的救援工作重点、伤者救治情况, 并将独家声源与兄弟频率、央广新闻做了共享。
(二) 科学、专业地解读, 积极稳妥地引导舆论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蕴藏着相当多的偶然性因素, 而偶然有时会变成必然, 很可能会影响到事件的发展方向, 这也应该是新闻媒体关注的重点。因此, 媒体应及时加强对事件新信息的报道力度, 对事件进行全方位、多角度、深入、全面的及时报道, 对舆论进行及时引导, 逐步提高公众对事件的认识, 以便公众根据相关信息及时地调整自身行为。“阜宁风灾”发生后的第一个清晨, 江苏健康广播应急报道组负责人赶到电台直播间, 指挥部署全天的节目。江苏健康广播早七点的《健康总动员》、十点破板直播的《天天养生》, 傍晚十七点的《名医坐堂》打通了三套频率, 实现了健康、财经、新闻综合广播三频率首次同步直播“关注盐城阜宁风灾救援进展”。其联合直播了包括来自前线应急指挥中心的声音、当天抵达灾区的省疾控中心的负责人的声音、一夜无眠救治重伤者的省人民医院派往灾区前线的医生的声音、当地群众安置点的声音……还邀请了脑外科、骨科专家来谈外伤应急处理方法, 气象专家分析此种天气状况和成因, 心理专家介绍情绪疏导方法, 灾难医学会专家谈如何应对突发灾害等等服务内容。
(三) 发挥专业媒体的优势, 彰显服务性
健康广播网络平台全天开放网络互动平台“微啵LIVE”, 设置互动话题“我们能为灾区做什么?”, 并把收集到的医疗救援图片在“微啵LIVE”上分享, 其点击浏览量破万, 这一连串的举动也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普通听众留言表达要为灾区捐款捐物以尽绵薄之力, 多家爱心企业、医药企业表示愿意和江苏健康广播一起为灾区出力。在得知灾区外伤病人的创口处理急需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 而医院的库存又较为紧张的情况后, 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江苏省润天生化有限公司向阜宁县人民医院定向赠送了300支价值十万元的药品, 联合点石电商为灾区捐献了30万元的衣服……
五、结语
灾害性事件报道 篇5
目前对食品应急物流成本优化的文献较少, 其主要研究方向是就成本来源的某一环节采用模型、算法等提出具体优化方案。从整体上把握食品应急物流体系各个环节的成本优化是很有必要的。
一、食品应急物流的概念及其成本构成要素
食品应急物流是以突发事件发生后快速供应应急食品为目的, 由筹措、配送、指挥、信息、反馈评价、保障机制六大体系组成的有机运转的物流活动。在整个物流作业过程中, 其成本主要来自于食品筹集、仓储、配送和管理四个环节。
应急食品的筹集成本是指在整个应急食品筹集 (包括应急采购) 过程中产生的各项成本和费用的总和, 其成本构成要素主要包括应急食品种类及数量和食品筹集方式的选择。应急食品的筹集是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以较低成本筹集到符合要求的食品, 提高救援效率, 降低时间成本。
应急食品的仓储成本是指在合作食品供应企业的安全储备成本, 以及在灾害事件点进行临时存储时产生的各项费用之和, 其成本构成要素包括应急食品的安全储备成本和事件点的应急食品库存成本。
应急食品的配送成本是指应急食品供应时从采购点配送到需求点过程中所产生的各项费用之和, 主要包括车辆租用费用、配送人员的人工成本、整个配送流程的控制成本等。优化配送成本主要考虑配送的时效性和因配送而发生的各项费用。强调时效性是为了降低救援时间成本, 而减少配送中发生的各项费用则是为了降低财物成本。
应急物流作业中的管理成本是指在整个物流活动中因组织和管理物流作业而发生的财物、人工、各种劳动资料等的总耗费, 根据其发生阶段分为事前、事中、事后的管理成本, 事前的应急信息指挥平台的建设成本、应急预案的制定及演练成本、建立各类应急机制的成本、管理人员的人工成本;事中的应急指挥中心对各部分的组织及协调成本、参与应急活动人员的培训成本;事后进行的人员补偿等所发生的成本费用等。
二、成本优化方案
(一) 应急食品的筹集成本优化
考虑到应急食品的“方便食用、有效充饥、方便运输、易于筹集”这四个能有效缩减成本的因素, 应根据不同的灾害类型、地区建立相应的应急食品数据库, 明确相应事件的最佳食品供应种类, 以满足其需求。基本应急必需食品包括应急饮品 (包括瓶装饮用水、乳制品等) 、方便食品 (饼干、面包、方便面等) 、即食肉制品 (香肠等) 等, 以满足灾区群众基本食品保障需要。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时, 应急食品筹集的主要来源有政府物资储备、政府采购、直接征用和社会捐赠等, 其中政府采购是最重要的食品筹集方式。在进行应急食品物资的采购时, 可以根据相应库存点的物资消耗量和以往的统计数据来确定各项食品物资的需求量和需求时间, 以及它们之间的配比关系, 建立合理的采购计划。在采购过程中, 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 采购数量。
由于应急食品有时间上的紧迫性以及连续消耗性的特点, 应急食品数量的需求一般与突发事件的级别、强度及发生的环境有关, 因此可以根据以往突发事件发生的频率、强度等, 迅速评估食品的需求量, 对食品的供应方案作出调整。可通过经济手段或行政手段, 由生产商和社会仓储物流企业代储, 保证应急食品的数量和质量, 提高应急效能, 减少不必要的采购损失。
2. 供应商的选择。
在供应商的选择过程中, 应将应急反应能力 (包括紧急订货能力、地理位置等) 作为供应商的一项评判指标。应尽可能的直接面向制造商进行采购, 降低采购价格, 减少流通环节, 降低采购流通成本。
3. 交付时间。
应急物资要发挥其本身的使用价值就必须要在一定的时间内送达灾区, 按时交付是采购的基本要求, 任何救灾都有一个黄金时期, 比如地震震后72小时内是黄金时间, 能否及时把食品运到灾区, 是生命攸关的事情。
(二) 应急食品的仓储成本优化
为了保证对应急食品的有效管理和合理储备, 应当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应急食品储备体系, 该体系的构建可以适度参考企业控制库存的“ABC分类法”, 以优化应急食品的库存结构。首先, 对各类应急食品按照重要性划分优先级别。可把应急食品分为方便级、一般级、特定食品级。方便级是指方便面、压缩饼干等即食食品;一般级是指大米、面粉、面条等一般性食品;特定食品级是指根据不同突发事件类型而确定的特种储备物资。其次, 根据对优先级的划分, 确定不同级别物资的最优储备量, 最终建立起一套以储备方便级、一般级食品为主、特定食品级物资为辅的应急食品储备体系, 并针对不同优先级别的食品制定不同的仓储管理方案。其中, 方便级、一般级食品可根据灾区的人口密度、年龄结构等来确定, 特定食品的储备可以根据突发灾害类型来确定, 比如在地震易发区的物资储备库储备地震所需的特定应急食品。
(三) 应急食品的配送成本优化
在食品应急物流体系的配送环节, 应着重强调时效性, 以提高救援效率, 有效降低时间成本。基于对时间成本的控制, 应在突发事件发生后迅速了解当地交通路线的损坏程度, 以确定合理的运输方式。因此提出以下优化方案:
1. 按食品需求优先级别确定配送顺序。
在对应急食品进行配送时, 应首先对食品的种类、数量、优先级进行综合考虑, 优先配送重点配送食品, 以满足灾区人员最迫切的需求。就一般情况而言, 认为应该将方便面、压缩饼干、饮用水等即食类物资作为重点配送物资。
2. 合理选择配送路线及配送规模。
根据灾区位置及灾情和受灾群众数量等, 确定最优配送路线和相应物流规模的大小, 并根据事先确定的食物优先名单上的食品种类和预估的数量安排运输配送。
3. 物流主体的有机结合。
除了传统的物流配送外, 还应顺应时代发展趋势, 选择优势物流主体进行合作, 以提升配送速度。一是合理利用第三方物流。在配送中, 政府应结合突发事件的具体情况, 联合国内信誉度高的大型专业物流企业进行协同式的配送, 利用其已经建立起的物流网络快速进行应急食品的配送。二是充分借助电子商务平台。电子商务的发展是当今时代的发展趋势, 利用电子商务在国内的快速发展可以有效提高应急食品的配送速度。在应急物流配送过程中, 可以加强应急物流指挥中心与已有电子商务系统物流配送网络的大型企业进行合作, 尽可能减少物流配送的繁琐环节, 提高配送体系的反应速度和作业效率。
(四) 应急食品的管理成本优化
对食品应急物流体系进行科学合理的管理, 可以极大地降低整个体系的运行成本。通过健全的管理体系, 可有效缩短救援各环节之间的衔接时间, 并且提高体系的响应速度, 从而节约时间成本;通过合理安排人员, 控制人员冗余, 从而节约人工成本;通过整个事件的全程监督控制, 尽可能降低应急食品的不必要浪费, 从而节约物资成本。建立健全的重大事件管理体系、信息指挥平台和完善各项应急机制是最有效的途径。
1. 建立健全的重大事件管理体系。
重大事件管理体系应该是一个高度集成的、快速响应的信息系统, 它包含灾害应急指挥体系、信息沟通网络平台、体系运作过程中相关人力资源的管理等。该管理体系可有效提高应急响应速度, 并着重对关键环节的时间成本进行控制管理, 也能对整个应急救援活动实施全面控制, 及时对救援部署做出合理的调整, 以提高救援效率。
2. 建立信息指挥平台。
基于突发事件的不确定性, 应急物流的信息指挥平台应该是一个覆盖面广、拓展性强、功能齐全、反应迅速的信息中心。它的建立主要依托现有的公共信息平台, 通过加盟各个物流中心、电子商务平台、食品供应企业物流网络使其拓展成为一个网络的食品应急物流体系, 用以进行信息发布和物流作业的组织管理。利用该信息指挥平台, 政府可以随时掌握各个加盟物流中心、电子商务平台、食品供应企业及需求点现状, 并以最快的速度、最低的成本进行对加盟物流中心、电子商务平台和企业的选择。通过此途径, 可以有效降低时间、人工、物资成本。
3. 完善各项应急机制。
食品应急物流系统作为应急物流系统的重要一环, 应建立专门的食品应急机制, 并根据突发事件的不同类型建立不同的应急机制, 对当前的应急预案进行细化, 制定出具有地方特色的特定灾害应急预案, 使其更加适用于相应的突发事件, 从而减少物流体系的反应时间, 在灾害发生的第一时间即刻进行应急食品的供应。通过此途径, 可以大大降低救援的时间成本。
三、结论
对大型突发灾害性事件下的食品应急物流体系的成本优化问题研究, 主要结论有以下两点:一是食品应急物流活动的首要目标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对事发地进行持续的应急食品供应, 因此对成本优化的所有方案均着重于对时效性的考虑, 即首要考虑时间成本的优化。二是通过分析食品筹集、仓储、配送、管理四个方面的成本构成要素, 进而提出相应的成本优化方案。其中, 筹集成本的优化主要考虑食品的种类及数量、政府采购成本的缩减;仓储成本的优化主要考虑采用“ABC分类法”优化库存结构;配送成本的优化主要考虑物资的配送顺序、配送路线和规模、物流主体的有机结合;管理成本的优化主要考虑健全的重大事件管理体系和信息指挥平台的建立和应急机制的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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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性事件报道 篇6
从2010年1月23日起至5月26日, 深圳富士康集团连续发生12起跳楼事件, 这一幕幕人间惨剧, 俨然成了媒体趋之若鹜的新闻盛宴。6月2日上午9时整, 以“富士康”及“跳楼”为关键词, 进行百度新闻搜索, 即发现相关新闻报道24400篇。
笔者分别以“富士康”和12起跳楼事件的发生时间为关键词, 按照网页呈现的先后顺序进行搜索, 选出新闻120篇 (其中包括网站刊出的博文) 。通过归纳分析发现, 媒体多数从社会学的视角对事件进行报道和评论, 包含三种基本视角, 即社会冲突视角、结构-功能视角和符号互动视角。鲜有媒体从健康传播的角度对高危群体加以干预和引导。
社会冲突视角是媒体在报道富士康员工系列跳楼事件时使用的主要视角。社会冲突视角将社会系统视为一个由不平等所构成的整体, 重点关注因不平等所带来的冲突。这些报道抨击富士康公司的军事化管理模式:科层制的等级森严、“台干”与“陆干”有别、普通员工待遇低、高强度加班、保安苛刻对待普通员工等情况。甚至引用社会学家韦伯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 指出代工企业的流水线生产将员工异化为机器。
一些报道对跳楼者的死亡原因刨根究底, 在故事化的报道中渲染企业与员工的“冲突”, 刻意突出自杀事件的“悬疑”。如《马向前VS富士康唯有彻查真相才能普度众生》、《员工厂区意外身亡富士康50万征集非猝死线索》等, 其中《中国经营报》连续进行深度追踪报道, 在《富士康员工自杀真相调查》一文中, 以“富士康疑云”、“争议的猝死证明”、“1还是2”、“‘跳楼’悬疑”、“深圳速度”为小标题, 用“冲突”和“悬念”吸引受众的眼球。
一些报道图文并茂, 渲染细节和跳楼者的悲情。如《中国经营报》另一篇报道《富士康真相:浮现的黑客帝国》一文中有这样的文字:“时光流逝, ‘六连跳’的血色逐渐淡去”, “她站在楼顶, 先是拿出手机看了一下屏幕上的时间, 再将手机往空中一抛, 然后纵身跳下”。
一些报道在标题制作上刻意娱乐化。各媒体纷纷使用“N连跳”做标题, 甚至出现了“双人跳”的字眼。某些标题仿佛暗含期待, 如《我们不希望看到富士康十一连跳》、《富士康还有多少跳可以重来不尊重生命终究要毁灭》。媒体在制作这些标题时丝毫没有考虑到可能引发的“维特效应”。
其次, 在对自杀事件进行归因时, 一些报道选择了结构-功能视角。第五起跳楼事件发生后, 媒体报道出现井喷, 纷纷从个人、企业、政府在社会系统中的功能失调角度对自杀现象进行归因和反思。
社会学家涂尔干利用结构-功能视角研究自杀现象, 认为个体与社会的整合程度过低, 容易引发自杀行为 (1) 。许多报道和评论引用了涂尔干的“自杀论”, 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在庞大的代工企业中“碎片化”、“原子式”的生存状态, 是导致自杀现象的重要原因。如深度报道《南方周末实习生卧底富士康28天揭八连跳之谜》、评论《富士康“九连跳”事件折射出二代农民工的集体困境》及《“跳楼门”主因是精神危机》等。
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抨击富士康集团的社会功能失范是导致连环自杀事件的主因。《富士康再爆两员工自杀郭台铭式管理遭诟病》、《富士康“九连跳”给企业文化敲响警钟》等文章聚焦富士康集团的企业文化, 认为其失去了文化应有的整合功能。针对富士康公司声称不是“血汗工厂”、“自杀事件是社会问题”的辩解, 媒体更是毫不留情地予以驳斥。如《富士康的“社会问题”》、《对富士康半年“九连跳”谜底的含泪追问》等评论, 认为富士康集团在试图转移社会注意力, 为企业开脱责任。
针对政府在跳楼事件中的沉默, 一些媒体评论纷纷呼吁政府采取有效行动。发生第九起跳楼事件后, 媒体和公众呼吁政府予以干预的呼声多了起来。如《“九连跳”下政府不应再沉默》、《周俊生:面对富士康十连跳政府不能“躲猫猫”》等, 深圳市政府在发生第十起跳楼事件后终于着手开展调查, 但其后对事件的解释令公众不甚满意, 《北京青年报》刊发了《富士康坠楼悲剧频发, 政府干预不能虚应故事》的评论。
一些媒体从符号互动视角出发建构“连环自杀”这一事件。社会学认为, 社会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 人们在大量运用符号交流的背景中互动并建构社会现实。媒体从符号互动视角报道富士康连环自杀事件主要表现在“神秘化”、“去神秘化”和“标签化”。
在一些报道看来, 连环自杀事件中有些神秘的“符号”。比如富士康公司厂房的“风水”、郭台铭的本命年、“命运的魔咒”等。在《富士康连环跳楼自杀引猜测网友曾预见11跳》一文中, 有媒体报道网友在三天前预测出第11起跳楼自杀事件, 更是为该事件增添了神秘色彩。
然而, 对于郭台铭在发生第五起跳楼事件后请高僧做法事的做法, 媒体又一致“去神秘化”。如《富士康自杀员工悲剧:公司不问苍生问鬼神》、《富士康:求佛不如求己》等评论, 指责富士康集团试图避重就轻, 转移视线。集团高层解释说, 这种做法是尊重民俗, 以疏导员工心理, 若果真如此, 则媒体的报道无疑是一种破局。
在媒体的报道和评论中, 出现了一些情绪化的“标签”。如在标题中出现了一些标签化的字眼, 如“赴死康”、“血汗工厂”、“上班奴的绞肉机”、“九大罪状”、“富士康, 你还要‘杀’多少人”、“死亡游戏”, 等等。这些标签先入为主地引导了受众的价值判断, 容易激发负面情绪, 对于问题的解决却于事无补。
在媒体的一片喧嚣中, 人们谴责、归因、反思。但一边是媒体连续不断的报道, 一边是不断有人跳楼自杀。这令我们困惑, 媒体的报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一些专家纷纷引用社会学、心理学的一些原理指责媒体跟风报道是自杀事件的助推剂, 一些人甚至主张, 媒体应尽量不去报道自杀事件。
我们仔细观察发现, 媒体报道恰恰忽视了那些潜藏心理危机、急需关怀的高危人群。在报道中, 缺乏对自杀高危人群的心理指引, 缺乏正面典型, 即使是专家访谈, 也多数集中在分析自杀原因, 缺乏针对性的心理疏导。在这里, 我们也许得暂时搁置社会学这一个宏大视野, 用医学的标准去衡量这些微观事件, 给出科学而实用的规避方法。
从医学的角度看, 自杀事件新闻属于健康传播中的精神健康传播。所谓健康传播, 就是以“人人健康”为出发点, 运用各种传播媒介渠道和方法, 为维护和促进人类健康的目的而制作、传递、分散、交流、分享健康信息的过程 (2) 。
从健康传播的角度报道自杀事件, 首先得弄清心理危机事件的形成机制。国外学者Caplan认为, 心理危机可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当一个人感受到生活突然发生变化或即将出现变化时, 其内心失衡, 开始感到紧张。第二阶段:为了重新获得平衡, 个体试图用其惯常的方式做出反应, 起初个体一般不会向他人求助。第三阶段:如个体发现自己惯常的方式未能解决问题, 于是焦虑程度开始上升, 此时, 当事人的求助动机最强, 最容易受他人的暗示和影响。第四阶段:如果当事人经过自助和求助仍未能有效解决问题, 他就很容易产生习惯性无助, 会对自己失去信心和希望, 很多人正是在这个阶段中企图自杀。 (3)
由此看来, 媒体对心理危机事件的报道, 也应有一个前期预警、中期干预、后期反思的过程。而把握干预的时机极为重要。从心理危机的形成机制看, 在危机发展的第二、三阶段开展干预效果最佳。由于高危个体的潜藏性, 我们通常无法准确获知个体的心理危机形成时间, 因此媒体干预越早越好, 而且应持续进行。对于富士康连续跳楼自杀事件, 如果能够在发生第一起事件时媒体就以积极的姿态针对心理高危群体开展心理干预, 也许后续情形会有所改观。
媒体干预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所谓有所为, 是指媒体并不是消极放弃心理危机事件报道, 而是在心理危机的四个阶段中皆主动出击, 为事件的圆满解决发挥积极作用。媒体既要从社会学的宏大视野探求问题的社会根源, 寻求根本的解决之道, 又要从健康传播的微观视野, 关注心理高危群体, 为他们化解精神危机。
从健康传播的角度报道心理危机事件, 首先要营造一个健康向上的社会气氛。新闻报道的“维特效应”, 是由于媒体从负面的角度对自杀事件进行长时间集中报道, 形成了一个消极悲观的舆论场, 从而触发心理高危个体的模仿行为, 最终导致自杀悲剧发生。媒体不应刻意描画一种“愁云惨淡万里凝”的局面, 而应让心理高危群体看到光明。对于富士康事件, 媒体可通过采访一些专家或者在心理上遭受过重大打击的成功人士为潜在的高危群体提供心理健康指引, 为他们提供释放心理压力的良方。甚至可以更加主动一些, 比如会同企业一道, 组织一些健康有益的社交活动, 增进潜在高危人群与社会的互动。
我国近年来处于公共卫生事件高发期, 媒体在引导舆论、防止事态向消极方向发展方面责无旁贷。譬如一些媒体在报道不合格疫苗事件时, 负面渲染过度, 带来“疫苗恐慌症”, 以至于一些医院住满正常接种疫苗的“疑病症”患者, 而媒体又缺少如何消解这种恐慌症的报道。目前我国普遍存在食品卫生不安全感, 也与媒体长期对一些假冒伪劣食品的过量报道不无关系。
其次, 媒体要关注心理危机事件的直接或间接受害者。在富士康事件报道中, 媒体鲜见报道自杀行为的危害。研究显示, 一例自杀行为至少给6个人带来痛苦, 一例自杀未遂至少给两个人带来痛苦。自杀死亡给他人带来的心理伤害至少持续10年。以残疾调整生命年DALYs衡量自杀行为给社会带来的负担, 我国每年的自杀行为给社会带来的负担是340万DALYs。 (4) 报道此类事件对家庭和社会的负面影响, 可以让试图作出异常举动的人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或许会临渊止步。
所谓有所不为, 国外的一些做法可供参考。比如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自杀预防手册中建议:媒体应慎重使用自杀行为的概括语言, 比如“自杀流行病”等标签式语言, 避免使用自杀行为是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副产品的错误概念诱导读者, 不应刊登死者照片或者死者遗书, 不应详细描述自杀的方法, 切忌将自杀归因于单一原因, 不应美化自杀行为, 不应将自杀行为归结为宗教原因, 切忌相互埋怨, 等等。 (5) 同样, 对于其他类似的心理危机事件, 我们切不可急于简单归因, 或用煽情的手法将事件娱乐化, 亦不可以专业主义为借口, 有闻必录, 缺乏解释和引导。
综上所述, 对于心理危机事件, 媒体既不可因噎废食, 亦不可跟风炒作。此时正是体现媒体社会责任的良机, 媒体应积极干预。既要从社会学的宏大视野挖掘此类事件的根本原因, 找出解决问题之道;又要从健康传播的微观角度对心理高危群体予以及时关照, 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 避免事态恶化。 (本文为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09C240《当前我国传媒低俗化现象与对策研究》阶段性成果)
摘要：富士康员工连环跳楼自杀事件属于典型的心理危机事件, 媒体主要从社会学的视角, 比如社会冲突视角、结构-功能视角和符号互动视角等方面进行报道。但报道中媒体在批评、归因、反思的同时, 忽视了心理高危群体的诉求。因此, 媒体在报道此类事件时应从健康传播的角度对他们给予人文关怀, 尽量阻断心理危机的爆发, 避免事态恶化。
关键词：心理危机,富士康,视角,社会学,健康传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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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性事件报道 篇7
政府对媒体参与提供了各种条件, 给国内外记者进出灾区进行报道的相对自由本身就是给予媒体自由, 在中国这次像这样的巨大灾难中, 面对媒体, 政府有这样的举措, 无不见其胸襟和志在发展我国自由民主进程的实际行动和决心。总之, 整观此次灾害报道全局, 政府与媒体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 形成了合力, 使得媒体在言论出版自由、知情权、采访权、信息发布权等方面, 在新闻自由上的分歧和矛盾冲突减小和弱化, 同时也使媒体在争取新闻自由的进程中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面临像5·12地震这样的巨大灾难, 社会失调、民心不稳、舆论失控的危机时刻潜伏着。从政府的角度考虑, 为了社会稳定, 进行必要的宣传引导和舆论控制是必须的。因此, 在这个时候, 无论是新闻传播的学者还是从业者都不应该向政府苛求可能导致舆论失控甚至更大危机的过度自由。而媒体此时的审时度势、顾全大局本身就是一种遵守职业道德、勇肩社会责任和道义的表现。就像在这次报道中, 南方日报某记者进入灾区后, 发现自己的存在对灾区并不能作多大贡献, 反而因需要接待、食宿给灾区带来负担时, 毅然离开灾区, 放弃了展现才能、抓取机会的绝佳时机和舞台。这也说明新闻自由不但可以向统治者争取, 也可以适当放弃, 而这时的放弃展现了在整个媒介环境中更显理智和人文关怀的新闻自由话语语境。遗憾的是, 在我国当今的媒体工作者圈子中, 能作此举动的还屈指可数, 说明整体上要达到这种境界还需时日, 但有像如此一类的先行者亦可谓欣慰。
在任何国家政体和社会制度下的新闻自由都不是绝对的, 而我这里所谓的“非绝对”, 不仅仅是常说的那种所谓西方新闻自由是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而不是真正的自由的论调。我所言及的“非绝对”, 如果把新闻自由的内涵和外延延展开来, 那么我们对新闻自由的讨论也可以置于政体、体制、阶级以外的话语背景下, 而从人性和社会责任出发。我想, 面对像5·12这样的巨大国难, 甚至可以说是人类的灾难, 我们在对其进行新闻传播时, 将新闻自由话题的探讨放在人性和社会责任的出发点上是有意义的。因为不管是此次灾难, 或者是面对以后可能出现的更大灾难, 媒体参与事件, 经受考验是必然的。到那时, 媒体争相报道事件本身的出发点也许会因为共患难、人性的光辉, 因为“同情”而得到升华。而这种升华是存在巨大空间的, 因为现在的媒体竟相报道、介入事件以及要求新闻自由与媒体本身的利益是有极大关联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 即使这种利益的追求行为往往被冠之以本职工作或职业道德或责任道义的美誉。只要看看在此次灾难中不断出现在版面或屏幕上的感人故事、英雄模范之类并逐渐形成对他们的夸大和消费, 就大体可以从中对媒体多么频繁利用“职责、道德、道义”这些字眼以各种方式有意无意造成不职责、不道德、不道义的影响和后果的行为看出一些端倪。
将新闻自由和媒体对新闻自由的争取的话题放在人性和社会责任的基础上来探讨, 就意味着媒体对新闻价值的判断也要从对人性和社会责任的衡量出发。若在这样的前提下考量媒体在此5·12灾害报道中的表现, 那么其要受到的质疑和责难就很多了。比如为了争取新闻素材, 记者在救人现场不顾救援行动是否会因其受阻, 拼命扑向施救点;记者为了追求新闻价值对那些失去亲人的痛苦的灾民实施轮番采访轰炸。当然这些还只是从业者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对细节处理的过失, 但若在整体和宏观上出现失误, 则其带来的危害就更大。像出现将郎铮的事迹不断宣传和扩大, 甚至导致了媒体和受众对其人、其事集体消费的现象, 我们不能不说, 在这个报道案例中, 媒体在把握了新闻价值、宣传价值和价值导向的同时, 还次生了对当事人的困扰、对事实和情感的夸大、审美疲劳、反感心理和抵触情绪恶果。那么, 报道是否适度的问题就值得我们去思考。如果将这种非理性的传播方式持续下去, 久而久之, 是否会造成媒体和公民价值失范、人性异化的后果, 则谁也不敢保证。在本需要真诚、关爱、善良和同情的灾害报道中, 显而易见的不善良当然不会在这风口浪尖自寻死路, 而更需要我们注意和提防的是隐藏着不善良的善良, 并使我们在粗心大意和潜移默化中逐渐对这种所谓的善良习以为常并将其视为同类, 致使我们变得麻木和失去判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