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灾害报道（共9篇）
自然灾害报道 篇1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8.0级大地震,给汶川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当时笔者有同事在杭州的雷迪森酒店采访一个会议新闻,突然感觉到整个大楼在摇晃,所有人都感觉到了这一变化但又没人敢在会议上喧哗,笔者同事一度以为是自己高血压犯了,直到回来后才听说是地震,当场愕然。据调查表明,在发生地震灾害之后的一小时左右,中央电视台、四川卫视、陕西卫视、河北卫视和凤凰卫视等多家电台开始相继播报关于“5·12”大地震的专题新闻。在汶川县大地震的新闻播报中,最受关注的是演播室主持人和现场出境主持人的连线形式和不断更新的信息,将新闻演播室和灾害现场连接在一起不仅增强了消息的可靠性与真实性,而且予以观众身临其境的感觉,加深了观众对“5·12”大地震的了解,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民族凝聚力和抗震救灾的向心力。现场出境主持人是大地震的亲历者,在整个“5·12”大地震的专题新闻播报中具有决定新闻质量的作用,他们处于媒体的最前端,首先,须具备细致的观察能力和敏锐的分析能力;其次,现场出境主持人必须具备良好的语言组织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需要用简洁流畅的语言描述“5·12”大地震的现状。另外,地震现场不同于其他报道现场,存在很高的危险系数,地震现场余震不断,现场出境主持人必须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和适应变化的能力。
1确保新闻的可靠性与真实性
新闻的可靠性与真实性维系着新闻的生命,作为一名合格的现场出境主持人,必须恪守职业道德,确保新闻的可靠性与真实性,在与演播室主持人的连线过程中,现场出境主持人要依据现场的真实事件来播报新闻,例如,2008年5月12日晚上20点,温家宝总理亲临汶川县地震现场进行指挥,他说:“作为总理,组织这次抗震救灾工作,主要是出于对人民的热爱”,现场出境主持人将这句话和温总理在现场指挥抗震救灾的情境真实的传达给所有观众,不仅让观众了解到了“5·12”大地震给汶川县8万民众带来的惨重损失,而且让全国人民意识到了抗震救灾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带动其他地区的民众纷纷向灾区同胞献爱心,其主要原因是现场出境主持人尊重新闻的可靠性与真实性,用新闻报道彰显了抗震救灾工作的艰巨和全国人民抵御地震灾害的精神。相反,在5月13日,某现场出境主持人在都江堰一中学进行采访时声称信号不好,在相对安全的成都市区与演播室主持人连线,由于现场出境主持人不在地震现场,对现场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在短短5分钟之内出现了7次主观判断句子,语言组织混乱,逻辑不够严密,最终,演播室主持人不得不发出“你到底去过现场没?”的怀疑问话。这说明开展自然灾害报道工作,现场出境主持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恪守职业道德,确保新闻的可靠性与真实性,为新闻事业负责,客观描述自然灾害的破坏状况和抗击自然灾害工作的执行现状,不能用主观描述代替客观现象,不得用个人判断来做结论,播报现场新闻报道必须科学、严谨、真实、客观。
2要真实,也要人文关怀
人文关怀越来越多的体现在了现今的节目中,所谓在自然灾害报道中贯穿人文关怀就要体现人文精神,坚持“以人为本”的道德理念。“5·12”大地震给汶川县8万民众带来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在这场地震中,69 227名同胞遇难,374 643人受伤,17 923名同胞永远失踪,直接经济损失高达8 452亿人民币。现场出境主持人在采访中既要确保新闻的可靠性与真实性,又要理解灾区群众的痛苦心情,做好抚慰工作,不能为了追求新闻的真实性而不断追问灾区群众在地震中的经历。某现场出境主持人在采访“最坚强的警花蒋敏”时没有追问她遇难的亲人,而是记录了她说的两句话“道路不通,通讯不通,我回去也没有用,还不如在这里做些事,帮帮受灾群众”“灾难面前,所有的人都是一家人”,并播报了她为灾区群众扎帐篷、送物资、送水的情景,失去十位亲人的她细心呵护着灾区的小孩,为他们穿衣服,帮助他们包扎伤口,逗孩子们笑。在地震现场采访中,某现场出境主持人为灾区群众播放了《生死不离》的歌曲,“无论你在那里/我都要找到你/手拉着手生死不离/生死不离/全世界都被沉寂/痛苦也不哭泣/爱是你的传奇/彩虹在风雨后坚强升起”,温暖的歌词抚慰着灾区群众受伤的心灵,带领他们一起开展抗震救灾工作。央视主持人张泉灵在九州体育馆的一次连线工作中堪称典范,她简单地描述完体育馆的灾民安置状况之后坦诚地说“在我和一些灾民交谈之后,我觉得真的让他们去回忆当时发生的一些瞬间,去回忆失去的亲人,是一件相当残忍的事情,所以我只是简单地采访了一两个人。虽然那一段回忆对他们来说像是一个梦魇,但至少在这里他们是安全的”,质朴简单的语言和客观真实的描述体现了一个现场出境主持人的道德风范和人文精神。另外,在灾害现场播报中,现场出境主持人随时都会面对余震的危险,在发生余震时,他们难免会出现不符合工作原则的举动,观众们不会因此而指责他们,因为观众理解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来维护新闻事业。现场出境主持人经常在灾害现场播报中放下话筒帮助救援人员刨开废墟,安抚和救助受伤的民众,这一举一动都彰显了现场出境主持人的人性美和职业素养。
由此可见,在自然灾害的报道中,现场出境主持人,不仅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确保新闻的可靠性与真实性,在与演播室主持人的连线过程中必须依据现场的实际情况来播报新闻,而且,要贯穿人文关怀,坚持“以人为本”的道德理念,做好灾区群众的安抚工作和善后工作,为新闻事业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负责,彰显“地震无情人有情”的人文精神,并不断提高自身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从而全面推动新闻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姗姗.谈灾害报道中现场连线主持人的素质[J].电视研究,2008(9).
[2]朱羽君,雷蔚真.电视采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高世民.实用电视新闻[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自然灾害报道 篇2
保护区考察调研
（林业局）
5月21—22日，在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环保联合会主席王秀智带领下，省环保联合会常务副主席潘天声，副主席蒋克伦、窦永记、谢群，常务理事周蜀生、丁道荣、杜非、王祝山、程文明等一行14人，在省林业厅党组成员、总工程师汤坚、省自然保护管理站副站长周晓春、省林业厅办公室主任科员程高记的陪同下，来石台县对牯牛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了考察调研。
21日下午，王秀智主席一行实地考察了牯牛降龙门景区。22日上午，在牯牛降龙门山庄会议接待中心，由省环保联合会常务副主席潘天声主持召开了“安徽牯牛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工作座谈会”。
座谈会上，石台县委书记巩加旺向调研组汇报了我县县情、发展目标、工作思路以及制约石台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和困难。县林业局局长汪小平就牯牛降自然保护区建设情况、工作成效、存在问题和解决对策进行了汇报。在听取汇报后，调研组一行成员进行了发言，充分肯定了牯牛降自然保护区在建设和管理上所取得的成绩，指出保护区要以保护带开发，以开发促保护，实现共赢。最后王秀智主席作了重要讲话。
王秀智指出，石台县委、县政府立足石台县情，以建设“中国原生态最美山乡”为目标，实施“生态立县、旅游兴县、飞地强县”三大战略的发展思路定位很好。石台县山清水秀，旅
游资源非常丰富、旅游景点又特别集中，是人们游山观景、欣赏大自然、回归大自然的绝妙境地，也是开展生态旅游的最佳场所，石台县委、县政府把旅游作为全县的首位产业来抓是符合石台实际的。
王秀智要求，石台县委、县政府要抓住目前发展旅游的大好时机，把握机遇，大力宣传，快速发展。
王秀智表示，省环保联合会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关心石台县的工作，并将这次调研情况形成专题报告呈送省政府，帮助呼吁，寻求解决问题途径。
浅谈媒体对灾害性事件的报道对策 篇3
一．建立快速反应机制，采编联动，进行深入报道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了里氏8.0级地震。地震后两个小时左右，中央电视台就开始了直播报道，反应速度不可谓不快。在随后的时间里，央视直播的规模不断扩大，除了《新闻联播》、《焦点访谈》等几个主要栏目外，《新闻会客厅》、《东方时空》、《新闻1+1》等栏目全部停播，整个频道全天24小时对灾情进行直播。由此可见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样迅速、全面、强大的直播报道，事先如果没有一套专为突发事件准备的应急预案是断然无法完成的。
通常情况下灾害事件的发生都无法提前预测，这需要媒体内部应建立一套完整的应对机制，一旦发生重大突发事件，立即启动，迅速反应，及时策划，做出预案，并且随着事件的进展而不断地跟进策划，后方编辑部宏观调控策划，前方记者挖掘跟进，前后方联动，制订出整体报道方案。后方整合相关的背景资料，直接指挥前方记者的采访；前方记者随时根据后方提供的报道方案以及相关背景，有针对性地开展采访，特别是配合报道方案的宏观指导，重点挖掘现场的微观细节，将报道做深做透。
二．及时、准确、全面地进行报道，满足受众知情权的同时，发挥舆论引导作用
面对灾害，新闻媒体必须充分发挥舆论导向作用，准确、及时、全面地做好报道。在灾害报道中，媒体应着力于发掘新闻素材，以敏锐的触角，从不同角度入手，力争多侧面地为受众呈现出一个全景式的灾难现场。报道内容应涵盖救生常识、灾情、赈灾救援、灾后重建、评论分析等各个方面，让人们足不出户就能了解到关于灾难的任何一类信息。从新闻报道的题材角度看，除了一般性的灾情速递、救援情况等叙述性报道外，记者还应独辟蹊径，从个体、家庭、伦理等不同的视角展开报道。
一般发生灾害会引起社会的恐慌，媒体应在有关灾害误导性信息还没有影响人们正常生活之前，快捷、及时、有效地进行报道，阻止谣言和虚假信息的蔓延。为此，新闻工作者应积极与有关部门联系，参加权威部门组织的灾情新闻发布会，较全面地掌握有关灾情的第一手材料，保证灾害的有关信息，及时、准确地得以报道，充分发挥舆论导向作用，确保社会稳定。以汶川地震为例，地震发生后除了震中，绝大多数人都处于“无知”的状态，信息变的稀缺，此时，央视对于汶川灾情的报道成为人们获取灾情信息的主要途径，直播报道使人们对灾情从无知变成了解、从了解变为感动、从感动变为牵挂，最终一场轰轰烈烈的支援灾区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共度艰难，表现出强大的中华民族凝聚力，而央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三．注重人文关怀，体现“以人为本”的情感倾向
灾难报道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体现人文关怀。因此，媒体在报道灾情的同时，更要注重对抗灾的报道，展示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科学调度、靠前指挥、强化责任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要充分体现党和政府心系群众，执政为民的工作作风；反映广大干部群众抗灾自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奋力拼搏、齐心协力、团结互助主人翁精神；报道全国各地、社会各界的有效援助，体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同时，报道中还应关注灾难事件中的生命个体，尤其是困难群体，关注老人妇女儿童等，展示他们的悲苦和恐惧，引发人们的同情和关注，进而打动受众；弘扬灾难中人性善良的一面，批判人性中的丑恶残酷和冷漠。
综上所述，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媒体在灾害性报道中不仅只是给受众提供受灾信息，而应融入抗灾救灾的斗争中，成为斗争的鼓动者和组织者，同时还承担着塑造国家形象、引导社会重建的责任。因此，更好的完成灾害事件的报道是媒体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自然灾害报道 篇4
在我国2008年新春伊始发生的南方冰雪灾害中, 广播媒体冲在了各种媒体的前面, 爆发了巨大的威力并成为突发事件应急的主力军。中国人民大学周小普教授用“广播的拐点”来形容其所带来的冲击, 认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频率的《爱心守望风雪同行》特别直播确实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在稳定人心、信息沟通、鼓舞士气方面, 广播起到了其他媒体无法比拟的作用。
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广播更是彰显了它的作用, 建立了良好的公信形象。《快讯:温家宝总理抵达贵州8天内第三次亲赴灾区》、《胡锦涛关心灾区群众生活强调坚决打胜抗灾硬仗》等系列报道, 更是通过电波带给埋在地下的灾民一种精神力量, 就是主席、总理在我们身边、国家在我们身边, 高效地传递了党和政府的声音。
广播媒介在重大突发事件管理中的优势地位其实自广播媒介产生之日起就已经得到充分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讲, 重大突发事件管理是广播媒介出生的摇篮。“泰坦尼克”沉船事件直接刺激了第一台收音机与广播事业的诞生。美国为了避免民众因核弹攻击而受害, 建构了紧急广播系统, 希望以广播与电视网络来传递紧急信息。“9·11”恐怖袭击与卡特里娜飓风带来的灾难之后, 美国的紧急广播系统通过更多外围与通讯网路, 希望能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紧急讯息的发布和传达。
中国广播电视体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并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一种体制。因此中国广播电视体制也反映了中国的国情, 它基本上与我国国情是相适应的。自然, 目前的体制有他必然的优势, 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 特别是国际环境的变化, 原来的电视体制也出现了与新情况不相适应的地方, 在新的竞争环境中, 也必然呈现出其不足的地方。
当前我国的广播电视体制在面对突发性自然灾害时, 由于媒体国有性质, 在具体的报道中能够很好地完成信息传递、引导舆论的任务, 有利于政府对危机过程的管理;但由于目前国内媒体合作主要是垂直合作, 在南方暴风雪灾害中, 中央级媒体成为媒介资源整合的主要平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湖南、江西、广州、贵州人民广播电台以及各地的交通广播电台并机联播, 相形之下, 区域性媒体横向合作较少。由于区域性媒体相比中央级媒体有更大的灵活性、贴近性和亲和力, 也有更多的时段和节目资源, 因此在报道当地受众关注的灾情变化和民生方面, 理应比中央台有更好的表现。而雪灾中的各级电台的节目暴露出区域媒体跨省合作联动能力不足, 各个区域媒体各自为阵, 尤其是相邻省市间 (如贵州、四川、广东、湖南) 未能形成一个跨区域协作的新闻联动网络, 从而无法实现相互之间对交通、电力、生活必需品等共同关注问题的信息交流, 从而产生咫尺天涯的“信息屏蔽”现象。
在面对突发性自然灾害时, 广播媒介一方面要自行纳入到国家施政系统内, 同时广播媒介自身也在探索构建一套立体的应急机制。部分地方媒体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健全各种预警和应急机制, 提高政府应对突发事件和风险的能力”的要求, 起草了相关的广播电视面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但只是把广播从媒体角度发挥的应急媒体效应纳入国家应急管理的总体框架中, 预案中涉及到的内容更多从政府角度起草, 对媒体实践缺乏指导意义。
我国广播系统的灾害报道应急机制在此次汶川地震中崭露头角。大部分电台还以自己的应急预案作为报道依据, 但整体看来, 广播在灾害报道中的应急机制已具雏形。针对具体实践操作, 重点关注以下几点:
(一) 建立突发事件报道的领导机制
国家危机管理组织在很多西方国家也成为单独的政府部门, 一旦发生突发性自然灾害等公共事件时, 迅速调配各部门进行救助工作。广播系统也应该在特定组织的支持下, 建立广播在灾害报道中的应急机制, 并在国家危机管理组织的调配下, 由受灾地区的广播电台迅速响应执行。广播电台应成立突发事件领导小组, 确保对事件的准确判断和快速反应, 该机构无需专人专岗, 仅在危机时刻启动。
(二) 报道人员配备中以“一线”为重
在面对突发性自然灾害时, 采访队伍必须集合奔赴现场。因此作为应急机制中的重要单元——广播电台, 要加大对编辑、记者、主持人的培训, 提高记者的灾害报道水平。在日常的工作中, 着重加强编辑、记者、主持人的统筹调配, 协调配合。常规报道中一般是把导播系统设置在后方的编辑部, 但是面临重大突发事件的时候, 如汶川地震, 中央电台把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设在都江堰的尝试是非常成功的, 报道主题的策划, 包括人员的后期资金、车辆这些方面的保障, 都由指挥部作为运作中枢在前方做决断、决策, 对指令的传达节省了时间, 能够做到及时高效, 在这样准战时的条件下, 是可行的、也是必须的做法。
(三) 预案提前策划并随时更新
危难事件总是突然发生, 但应急报道预案应当早作策划。根据自身和特点, 有多套方案在手,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难都能自如应对。同时灾害发生后, 随着事态的发展, 媒体报道重点随之转移, 这对电台的报道策划及团体的通力合作要求大大提高。广播电台在日常的节目编排中应把防灾救灾的知识作为常规进行普及, 也就是说广播电台自身就应该对此类突发性自然灾害前的自然现象、灾难中受众的防护救助方法等进行资料汇总, 通过广播电台和其他媒介平台向受众传递应急知识。
(四) 灾害报道中的技术支持
广播电台内的设备要有应急的设置。记者的装备也要能提供应急时的必备支持。同时根据技术的发展, 将最新的技术支持广泛用于突发性自然灾害中的营救, 媒体要根据最新的营救技术进行装备的更新。广播电台在常态工作状态下, 加强采访人员对装备的使用, 提高其使用的熟练程度。
(五) 建立机制内部的信息流通网络
日本的广播电台为建立灾情信息收集系统, 有的建立了“出租车防灾报告人制度”和“美容美发店防灾联络制度”, 有的在一些单位和学校建立安全信息服务系统。西方广播媒体将校园等社区广播纳入到整体的突发报道系统。近年来广播在很多中心城市得到了复兴, 但边远地区的有线广播和中短波广播的发展却停滞不前, 甚至还在退步。许多地区的“村村通”简化为“电视通”, 农村广播受众正在不断流失。由于信息基础设施的薄弱和媒介结构的单一, 一旦遭遇突发事件, 这些最需要救助的地区往往成为信息孤岛, 从而使得救助难度加大。在我国, 农村基层广播的恢复和发展是建立传递灾害信息网络的关键。
(六) 灾后总结得失进一步完善机制
自然灾害报道 篇5
实现信息即时性、全过程传递,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对新闻事件现场信息的需求
2012年7月21日,61年一遇的特大自然灾害突降北京:中午时分,持续的狂风暴雨过后,城市道路积水,下凹式立体桥被淹,汽车被泡,司机被困……房山、门头沟等山区山洪暴发、泥石流肆虐,一棵棵大树被连根拔起,一栋栋房屋被推倒,正在行驶的汽车被掀翻……
这是个周末,住在北京城区的人们只是觉得这只是一场持续时间相对较长、雨量相对较大的降雨,没人过多地在意。然而当下午一点多钟打开北京电视台新闻频道,《雨中进行时》直播目睹到上述一幕幕惨状后惊呆了,直播过程中不断有多路记者用3G包回传的现场实时灾情画面,有交管局的探头实时路况和下凹式立体桥被淹情况,有气象局的最新会商实时数据,还有市民通过微博和微信传来的补充信息,有市防汛办的专家第一时间解读,这种多点多角度全景式的报道,将北京的灾情即时的、直接的、多角度的和全方位的呈现给电视机前观众,让广大市民足不出户就能知晓全市受灾情况。一些打算出行尤其是到郊区或经过下凹式立体桥的市民改变了出行计划,正在外面的市民接到家里或朋友忠告也做到提防。这一切都是源自电视直播全景式、多角度呈现暴雨灾情。
这场直播由于山区桥毁路断,卫星直播车根本开不进去,小巧轻便的3G包派上了大用场,14路记者,每路配置一个3G包,奔波在大街小巷、郊外山区采访一线,即传回的现场实时音视频。与此同时,适时切入市交管局散布在全市各个路口听路况摄像头画面,滚动播发热心市民通过微博、微信不断发来视频、图片、文字,全市雨情灾情即时全方位呈现在荧屏上。这种全景式的现场直播动用了当前信息技术发展的全部最新成果:在暴雨中,为抢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而触电身亡的房山区李方洪所长的感人画面是3G技术实时传输回台的;在广渠门桥下一位越野车被淹,司机被困车中,救援人员施救,交管局的一处路况摄像头正好对准被淹车辆,演播室一边观看,一边解说;房山一座村庄被山洪围困,危及村民生命,这一场景是市民手机拍摄、3G回传到演播室的……这些第一现场的画面是传统的直播设备难以实现的,在全媒体时代变得方便、容易多了。
全媒体时代带来技术手段的多样性、互补性,才能实现现场直播的全方位、高速度、贴近性
长期以来,由于技术障碍、运营模式的限制,电视直播一是录制难,必须依靠直播车,除记者、摄像外,还有技术保障,最主要的是移动、架设不便。二是传输难,必须依靠卫星、光缆和微波等手段。三是互动难,没能与观众进行直播互动交流。这些均大大制约了电视媒体直播规律作用的发挥。即使现在直播设备小型化,如,SNG(卫星新闻采集车),甚至微型化,如FLYAWAY(便携式箱载直播设备),但遇到暴雨、大雪、地震等灾害天气,点多、线长、道路不畅,需要频繁转换现场直播报道点,这些设备还是显得笨重,人员涉及多,启动速度慢,制作成本高。
2009年,随着电信3G技术的出现,尤其是3G技术渗透到音频信号传输中,这无疑给电视直播带来革命性变化。2013年底,4G技术的商用和普及,带宽成倍数增加,全媒体电视直播更可谓如虎添翼。
所谓“全媒体”可理解为:综合运用各种表现形式,如文、图、声、光、电,来全方位、立体地展示传播内容,同时通过文字、声像、网络、通信等传播手段来传输的一种新的传播形态。一直以来,广播电台通过电信传输声音直播,电视台直播使用直播车通过卫星、光缆传输视频信号,网络通过文字图片直播,再后来,微博、微信的出现,则通过网络和电信直播文字、图片和声音。这些直播有其优势,但也有各自缺陷。但如果将其综合在一起,发挥各自优势,取长补短,效果就会发生重大变化,速度更快、信息量更大、现场感更强。使用全媒体现场直播是伴随着网络技术、电信技术和智能手机的突飞猛进才得以实现。全媒体伴随着电信3G和4G技术的商用和普及,尤其是这项技术渗透到电视直播中,电视直播便捷化,随时化。一位记者和一位摄像肩背3G或4G包即可实现现场出镜报道和现场直播,有手机信号的地方就能直播。市民手持手机除了传输文字、图片、语音外,还可向电视台传送实时音视频,这时小小的手机就变成了一个应急直播点了。除了移动技术传输信号外,网民在家中通过宽带QQ语音、视频与电视台互动交流。
全媒体时代,新媒体快速发展给电视台带来的不仅是冲击更是机遇,关键是传统电视人要学会拿来
时下,微博、微信已经渗透到每个人的工作生活中,微博控、微信群、朋友圈已经成了人们生活的一种常态。网络随时上,手机不离手,心中的感慨写上两句与大家一起分享,发现感兴趣的场景拍下来发送出去与朋友共享。渐渐地,每个人、每个单位成为自媒体。尤其是随着政府纷纷开通微博、微信,来自公安、交管、消防、城管等部门的突发事件第一时间通过微博发布出去,国务院公报通过微信发布,让全社会通过新媒体及时了解相关信息。2012年4月20日,在“雅安地震”刚发生的一段时间内,由于通讯中断,灾区与外部的联系被切断,微博成为反映灾区灾情、沟通内外最便捷有效的工具。8点2分53秒,也就是地震发生后不到1分钟,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发出了“四川雅安芦山发生地震”的第一条微博,而在随后的将近一小时内,有1300余条微博发出了雅安发生较为剧烈地震的最新消息。2013年08月22日,济南中级人民法院通过微博对薄熙来案庭审情况进行了现场直播,受到网友广泛关注。2014年3月1日,云南昆明暴力恐怖事件,第一个发出消息的则是来自微信,并不断有最新消息从微信向微信群传播。这标志着新媒体抢占传统媒体高地开始进入重大新闻事件的直播。2014年3月马来西亚航空公司飞机失事,新浪、搜狐等门户网从马航发布消息那一刻起,天天图文置顶直播……
这些新媒体对新闻事件的迅速反应进而通过自媒体进行直播,已经吸引了更多的网民。许多电视台的从业人员坐不住了,惊呼“狼来了”。新媒体对传统电视的冲击是不争的事实,也是现代信息技术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关键是要学会拿来主义,充分吸纳新媒体,利用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体。电视台要搭建信息共享平台,这个平台如同一张大网,突发事件发生后,自媒体上的普通人,则成为消息网上若干个点,网罗最新的消息源。在直播中,有效利用这些最新的消息源并及时为我所用。
北京电视台新闻频道从新媒体的应用中尝到了甜头,2011年京沪高铁通车、2012年“7.21”北京特大暴雨灾害、2013年特大暴风雪以及地铁新线通车现场直播过程中,新媒体已经嵌入其中并充当主力。其它电视台包括中央媒体也纷纷引入新媒体。江苏电视台首批招募的120名全媒体记者来自总台新闻中心、江苏卫视、城市频道、综艺频道等多个部门。传播渠道涵盖电视、广播、网络、报刊、手机等。全媒体记者在奔赴新闻现场同时,可使用最新配备的通讯设备,借助运营商提供的高质量网络传输支持,随时随地将最新的消息、资讯用图文、视频、实时现场直播等手段上传到江苏总台全媒体平台,供各频道、频率新闻栏目以及网站等选用,同时受众也可以根据所处环境的不同,选择自己最喜欢的方式了解最新鲜快捷的资讯。中央电视台也在引入微博微信,甚至“新闻联播”中都经常有来自自媒体的声音和画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微博粉丝总数已经达到265万人。
自然灾害报道 篇6
政府对媒体参与提供了各种条件, 给国内外记者进出灾区进行报道的相对自由本身就是给予媒体自由, 在中国这次像这样的巨大灾难中, 面对媒体, 政府有这样的举措, 无不见其胸襟和志在发展我国自由民主进程的实际行动和决心。总之, 整观此次灾害报道全局, 政府与媒体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 形成了合力, 使得媒体在言论出版自由、知情权、采访权、信息发布权等方面, 在新闻自由上的分歧和矛盾冲突减小和弱化, 同时也使媒体在争取新闻自由的进程中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面临像5·12地震这样的巨大灾难, 社会失调、民心不稳、舆论失控的危机时刻潜伏着。从政府的角度考虑, 为了社会稳定, 进行必要的宣传引导和舆论控制是必须的。因此, 在这个时候, 无论是新闻传播的学者还是从业者都不应该向政府苛求可能导致舆论失控甚至更大危机的过度自由。而媒体此时的审时度势、顾全大局本身就是一种遵守职业道德、勇肩社会责任和道义的表现。就像在这次报道中, 南方日报某记者进入灾区后, 发现自己的存在对灾区并不能作多大贡献, 反而因需要接待、食宿给灾区带来负担时, 毅然离开灾区, 放弃了展现才能、抓取机会的绝佳时机和舞台。这也说明新闻自由不但可以向统治者争取, 也可以适当放弃, 而这时的放弃展现了在整个媒介环境中更显理智和人文关怀的新闻自由话语语境。遗憾的是, 在我国当今的媒体工作者圈子中, 能作此举动的还屈指可数, 说明整体上要达到这种境界还需时日, 但有像如此一类的先行者亦可谓欣慰。
在任何国家政体和社会制度下的新闻自由都不是绝对的, 而我这里所谓的“非绝对”, 不仅仅是常说的那种所谓西方新闻自由是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而不是真正的自由的论调。我所言及的“非绝对”, 如果把新闻自由的内涵和外延延展开来, 那么我们对新闻自由的讨论也可以置于政体、体制、阶级以外的话语背景下, 而从人性和社会责任出发。我想, 面对像5·12这样的巨大国难, 甚至可以说是人类的灾难, 我们在对其进行新闻传播时, 将新闻自由话题的探讨放在人性和社会责任的出发点上是有意义的。因为不管是此次灾难, 或者是面对以后可能出现的更大灾难, 媒体参与事件, 经受考验是必然的。到那时, 媒体争相报道事件本身的出发点也许会因为共患难、人性的光辉, 因为“同情”而得到升华。而这种升华是存在巨大空间的, 因为现在的媒体竟相报道、介入事件以及要求新闻自由与媒体本身的利益是有极大关联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 即使这种利益的追求行为往往被冠之以本职工作或职业道德或责任道义的美誉。只要看看在此次灾难中不断出现在版面或屏幕上的感人故事、英雄模范之类并逐渐形成对他们的夸大和消费, 就大体可以从中对媒体多么频繁利用“职责、道德、道义”这些字眼以各种方式有意无意造成不职责、不道德、不道义的影响和后果的行为看出一些端倪。
将新闻自由和媒体对新闻自由的争取的话题放在人性和社会责任的基础上来探讨, 就意味着媒体对新闻价值的判断也要从对人性和社会责任的衡量出发。若在这样的前提下考量媒体在此5·12灾害报道中的表现, 那么其要受到的质疑和责难就很多了。比如为了争取新闻素材, 记者在救人现场不顾救援行动是否会因其受阻, 拼命扑向施救点;记者为了追求新闻价值对那些失去亲人的痛苦的灾民实施轮番采访轰炸。当然这些还只是从业者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对细节处理的过失, 但若在整体和宏观上出现失误, 则其带来的危害就更大。像出现将郎铮的事迹不断宣传和扩大, 甚至导致了媒体和受众对其人、其事集体消费的现象, 我们不能不说, 在这个报道案例中, 媒体在把握了新闻价值、宣传价值和价值导向的同时, 还次生了对当事人的困扰、对事实和情感的夸大、审美疲劳、反感心理和抵触情绪恶果。那么, 报道是否适度的问题就值得我们去思考。如果将这种非理性的传播方式持续下去, 久而久之, 是否会造成媒体和公民价值失范、人性异化的后果, 则谁也不敢保证。在本需要真诚、关爱、善良和同情的灾害报道中, 显而易见的不善良当然不会在这风口浪尖自寻死路, 而更需要我们注意和提防的是隐藏着不善良的善良, 并使我们在粗心大意和潜移默化中逐渐对这种所谓的善良习以为常并将其视为同类, 致使我们变得麻木和失去判断力。
自然灾害报道 篇7
1 灾难性事件概述
所谓灾难性事件,也成为危机事件、风险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理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而灾难事件往往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特别是当灾难发生后,“人的好奇心表现为一种对不幸事件的倾向性,相对于好事而言,灾难总是更容易成为某个社区的谈资。”因而,在主流信息供给不足,或信息模糊不清,或信息传播不对称时,流言就会乘虚而入,引起公众的焦虑、恐慌。
2 灾难性事件新闻报道存在的问题
2.1 重视领导举动,忽视他人行为
当前,灾难性事件爆发后,新闻报道工作中常会犯有重视领导的行为和举动,而忽视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行为和举动,不对灾难性事件现场进行真实的报道,而是热衷于报道领导的言辞,夸张和渲染,甚至与事实不符,只是为了迎合少数领导干部热衷于搞“面子工程”和“形象工程”的目的,忘记了新闻工作者的根本职责。
2.2 重视新闻亮点,忽视救助生命
报道重大事件和灾难性事件的媒体与国家政策及公众之间存在着彼此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一旦遇到重大灾难时,媒体必须遵循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在灾难性事件报道中,一切报道以国家利益为首要,与政府一同为救灾、重建而不遗余力,辅助政府官方。但是,有的个别新闻工作着一门心思只为突出报道新闻事件的亮点,不停地爆料,而忽视人的价值和生命,不积极投身于社会和国家救助中,人文关怀极度缺失,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传播了负能量。
2.3 重视客观变化,忽视感情波动
诸多灾难性事件报道过程中面临这样那样的客观的因素,比如说时间紧急、任务较重、持续时间相对长等。新闻工作者赶赴现场后,第一要关注的是事件的进展和变化,自顾自地认为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主体乃至全部应该是事件进展的客体本身,这是硬新闻,往往在这上面下很大工夫,生怕遗漏任何细节,因此就会容易忽略了一些人文关怀的内容。
3 消除灾害性事件新闻报道中负面影响的具体策略
3.1 以人为本,着力挽救他人生命
灾难性事件报道尤其是非人为的自然灾难事件相关报道,报道的第一原则就是以人为本,同时帮助受难群众尽快脱离险境,挽救他人生命。新闻工作者必须尽可能地多帮助受难者获得生活的希望,重树生活的信心,彰显人文关怀。对于一些表现极端、情形惨烈的灾难性性事件,以及犯罪手法残忍、情节极其恶劣的犯罪案件,在报道时要隐去那些可能在受众心理上产生恐惧、血腥感受的细节,避免暴力与色情,对犯罪方法和案情的描述越简单越好,避免他人仿效,对社会和公众造成不良的影响。
3.2 加强教育,提升自身素质能力
每一名新闻工作者都要始终树立终身勤奋学习的观念,将学习理论运动到新闻工作中,传播正确的思想和舆论,提升广大人民群众明辨是非的能力以及综合素质水平,提高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水平,打牢从事新闻工作的思想根基,增强识别和抵制错误、反动思想侵蚀的能力,坚决杜绝“有偿新闻”和“有偿不闻”的现象的发生,决不徇私隐匿应报道新闻的事实,不利用新闻报道来发泄个人私愤和渲染个人情绪,不利用采访报道之便以任何形式牟取任何私利,树立新闻工作者的良好形象,确保新闻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3.3 政府带头,形成有效管理格局
新闻媒体的职责使命重于泰山,而且呈逐年递增趋势,只有加大国家政策管理制度,形成宏观管理模式,这样,新闻媒体才能具有强大的公信力,为党和国家的工作服务,为广大群众传播正能量,起到其应有的价值和作用。同时,对于违反新闻职业道德和不顾新闻行业社会责任的现象,要及时进行反馈、追责、惩戒,通过建立新闻从业者监督网站,把违反职业道德的新闻工作人员通过网站公布给广大人民群众,营造一个监督的互动平台,确保灾难性新闻事件的真实报道,新闻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4 结论
随着社会的发展,灾难性事件新闻报道工作越来越需要彰显人性关怀,在新闻报道的同时尽所能帮助灾难性事件中受害人,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真正发挥新闻报道的正面导向作用。
摘要：在灾难性事件中,人们普遍会产生危机感,急需了解事件的具体情况和发展趋势。媒体及时完整地发布信息的同时,必须彰显人文关怀力度,从受难群众、政府机制和新闻工作者个人本身三个不同角度出发,发挥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桥梁作用。
关键词：灾害性事件,新闻报道,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自然灾害报道 篇8
关键词：《人民日报》,官方微博,雅安地震,鲁甸地震,报道特点
近年来,新媒体在重大自然灾害事件的信息传播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2008年5月发生的汶川地震中,微博客、网络论坛和QQ成为传递灾区信息的即时通道,2009年,新浪门户网站推出了“新浪微博”内测版本,为网民提供微博服务的微博正式进入人们生活。2010年被称为“微博元年”,2010年4月玉树地震发生时,微博刚刚兴起不久,其在灾区信息传播发挥了一定的功能,但大部分属于个人微博的信息报道,真正意义上的媒体微博报道尚不成熟。2013年4月20日发生的雅安地震,《人民日报》微博在雅安地震报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经历了一年多的成长之后,2014年8月3日发生的鲁甸地震,《人民日报》新浪微博依然在信息传递和舆论引导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一、研究问题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人民日报》新浪微博,在中国知网以 “《人民日报》微博地震报道”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发现以《人民日报》微博参与地震报道的研究并不多。马凯在《浅析传统媒体微博在灾难报道中的角色———以 < 人民日报 > 微博雅安地震报道为例》一文中发现,在社交媒体时代,传统媒体微博是其母媒体的延伸,面对灾难性事件,传统媒体微博应当扮演事实报道者、舆论引导者、议程设置者和心理抚慰者的角色。刘媛媛在《< 人民日报 > 微博对突发事件的传播的分析———以对雅安地震的传播为例》中认为,通过微博报道《人民日报》突破了长期以来在受众心中形成的刻板印象,打通民间、官方两个舆论场,在符合受众用户习惯与时代发展的新媒体平台上形成新的舆论引导格局。
本文通过对 《人民日报》新浪微博对4·20雅安地震和8·3鲁甸地震的报道进行内容统计,描摹《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呈现地震事件的具体方式,借此探究其报道的特点及规律为何?
二 、 研究方法
(一)样本选取
本研究样本选取的起止时段为地震发生的时间至解放军救援部队撤出灾区的时间。雅安地震选定4月20日至4月24日5天的《人民日报》新浪微博数作为样本,鲁甸地震选择8月3日至8月8日6天微博数为研究样本,两者共计563条微博。本研究数据统计采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spss进行。
(二)类目建构及编码
1.消息来源:1= 本报 / 台人员(指明“听到”“看到”“了解到”)、2= 其他个人(注明“据某人”或“@ 某人”)、3= 官方机构、4= 转发其他媒体、5= 社会团体 、6= 其他。
2.报道体裁:1= 消息、2= 特写(含图片特写)、3= 评论、 4= 记者手记、媒体札、5= 其他(求助、呼吁)。
3.报道对象:1= 官员、政府、2= 企业及社会组织、3= 灾区群众、4= 救灾者 、5= 国际组织、6= 一般个人 (非灾民)与其他、7= 灾区状况、8= 其他。
4.报道立场:1= 正面倾向、2= 中立叙述、3= 负面批评。
5. 报道内容:1= 震情和灾情、2= 地震知识、3= 官员言论、活动、4= 灾民生活、5= 现场救援情况、6= 灾区环境、7= 社会及国际支援、8= 寻人及求助(血型、物品)、9= 人物典型事迹、10= 号召、祈福等活动、11= 其他。
三、研究发现
(一)发布信息及时迅速,原创报道突出
从消息来源上看,记者的一线现场报道比例增加。从图1统计结果来看,《人民日报》微博的新闻报道越来越重视第一手事实的发掘,所提供的原创内容越来越多。除在震情发布、 天气预报等消息上引用了地震局、气象局等官方部门的权威消息,其他信息都来自记者在灾区一线的现场采集,从源头上保障了信息的真实性,也增强了中央党报官方微博作为权威消息来源的地位。
就新闻体裁来看,从图2也可以看出,《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地震报道以消息为主,记者在灾区现场发布的灾区求助信息也占较大比重,而特写镜头是记者深入灾区现场采集的最直观表现 。 在563条报道中,有71条报道是来自灾区一线的特写镜头,占总报道数的12.62% 。
(二)关注灾区群众,以官员为对象的报道减少
通过图3可以看出,关于灾区状况的报道最多,占34.38%;报道救灾者和灾区群众的稿件分别占10.41%和10.73%;而对于相关官员的报道为11.04%,报道中央和地方领导救灾指示的报道更是大量减少,报道将注意力更多放在了灾区群众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救援上来。
作为组织传播工具的《人民日报》,在重大灾害事件发生后,组织政府相关力量进行救灾工作,并及时向全国人民传递党和政府的抗灾指示和抗震救灾措施,以指导全国的救灾工作,并安抚民心,进行舆论引导,这决定了以政府组织及其官员为报道对象的报道具有必要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次《人民日报》微博报道中,关注灾区一线群众的报道篇幅大大增加,微博内容大多是表现灾区群众想方设法顽强自救、积极面对日常生活的报道,报道对象更多地关注受灾者和支援灾区的普通人,站在普通群众的立场上报道地震,体现了一种贴近群众的报道视角。
(三)凸显救灾现场,展现抗震救灾精神
图4和图5表明,两次地震的微博报道更加倾向于正面报道。报道中,震情发布无疑是主要的报道内容,以满足公众及时、充分了解灾情的最新状况。除灾情外,人物事迹占10.09%,灾区状况、现场救援和灾民生活分别占8.52%、 7.57%和5.36%,同时地震知识占4.73%,官员活动占9.78%。
官员活动报道数量的大幅降低,打破了传统的灾难新闻报道模式。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发布《关于生产救灾报道的指示》:各地对救灾工作的报道,现应即转入救灾成绩与经验方面,一般不要再着重报道灾情。[1]这一灾难新闻工作原则被王中教授概括为“灾害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2]这种报道模式长期主导着党媒的灾难新闻报道。两次地震报道中的报道内容与报道对象比例说明,《人民日报》微博报道已基本告别了传统的灾难报道模式。
但是,《人民日报》微博毕竟是中央“喉舌”,在灾难面前, 除了灾情、灾民和救援情况等内容结构以外,展现民众事迹, 号召、动员民众积极救灾的数量占到报道内容的20%,同时, 报道立场上来看,负面批评报道数量仅占报道内容的不足2%。这一内容结构说明了作为“喉舌”延伸的《人民日报》微博的基本立场:从正面角度出发,引导人们正确认识灾难。
四、研究分析
通过以上数据描述,本研究发现,《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在抗震救灾报道中突出关注救援一线的报道,收集第一手资料,同时报道视角更多地关注在基层抗灾的普通群众,报道内容也更加全面,发挥了积极的舆论引导作用,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以“硬信息”打造权威性和公信力,全方位立体呈现 灾区状况
地震发生后,《人民日报》记者第一时间突进灾区,一路行走,一路采写,一路持续报道。较少转发或者引用其他信源的消息,这就保证了信息的可信性,更为重要的是,确保了 《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权威消息来源的地位,这是其形塑权威性和公信力的主要保障。其成为连接线上线下的枢纽,及时、 迅速发布权威灾情,大量的灾情统计数据均为记者取自权威机构信息进行汇总的结果,避免了谣言的产生。灾情、灾民、 救灾等等最新消息都能够最快传播,同时能根据救灾进展有针对性地发布提示信息。比如,灾区的天气和交通状况、灾区最急需的物品汇总、灾区接受抗震救灾物资和食品捐赠电话等。这样全方位立体化的事实报道将灾区信息提供给全国民众,有力地扫除了因交通毁坏和通信受阻带来的信息盲点。
(二)报道理念:用“以人为本”置换“以宣传为本”
《人民日报》微博的母报以往对灾难性事件的报道是“以宣传为本位”,多强调政府决策的正确、人民互助的感动、救援状况的顺利,并在这种斗争过程中不断弘扬高度的集体主义精神。[3]但《人民日报》新浪微博在这两次地震事件报道中, 这种宣传模式有所减轻,不再是将重点角度放在领导人和救灾工作者身上,而是有选择地关注灾区的每一个个体,“以人为本”报道理念得到凸显,更多的报道体现出对灾区群众的人文关怀。报道模式由以往的“集体呈现”向“个体呈现”转变,对灾难中生命尊严的维护和对灾难中普通人生存环境的持续关注,凸显的是一个个平凡而鲜活的人物,而不是生硬而抽象的精神或主题,从人性视角还原多元人物的生存状态。
即使是那些着重于救灾精神的报道,也注重采写那些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感人事件,突出每个灾区群众活生生的救灾例子,让身处灾区的每个人感受到他们强烈的战胜灾害的信念。在救灾人员报道上,除了报道战士官兵之外,也把很多报道视角给了志愿前往灾区参与救援的组织团体或者个人,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阐释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此外,灾区自救能力较弱的群体也是本次报道关注的重点,如失去亲人的孩子,怀有身孕的妇女等,通过对他们不幸经历的呈现,吸引全国人民对灾区民众的同情与关注。
(三)不露痕迹地进行舆论引导
《人民日报》微博是“喉舌”的延伸,政治资源因而成为其权威性的后盾,但这一后盾也决定了其作为舆论引导者的角色。但是,微博与传统母报有着云泥之别。适应自媒体时代的传播方式,以亲民的方式,不露痕迹地进行舆论引导,是《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在此次地震报道中的特点之一。
这种不露痕迹的舆论引导首先体现在报道对象上。两次地震报道的内容结构中,大多是报道各界救灾人员在现场的救灾情况、灾区群众想尽办法顽强自救、全国人民支援活动等。在灾难报道中注重这类事实的报道,有利于激发全社会的团结精神,将公众的注意力带到众志成城、支援灾区的议程上来。
二是选择正面事迹的事实,以正面报道来引导舆论。丧事当作喜事办,小灾小歌唱,大灾大胜利,这是新闻界根深蒂固的灾难报道的路数。不过,也有一些灾难报道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报道灾难本身等同于极力渲染灾难,对灾难中惨烈、暴力、恐怖、血腥等消极的一面,不予回避和掩饰。上述两种常见的地震报道模式极不可取,不利于形成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民日报》新浪微博这两次报道都尽可能少地选择发布灾区不幸的血腥场面,同时传递积极情绪以正面报道营造积极向上的图景,关注生命中真善美的方面,以积极的舆论氛围对人民进行引导,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团结,也坚定了他们战胜灾害的决心。
三是通过服务性和贴近性增强舆论引导力。两次地震中,地震知识的大量发布,使公众在接受知识的同时,增强了民众对其的依赖,这种依赖进一步会转化为引导力和影响力。这种服务性还体现为对流言和谣言的及时澄清。突发性灾难事件容易滋生流言和谣言,同时在社交媒体中,由于特殊的传播方式,各种不实信息的扩散力极强。当虚假信息到处传播,势必会在民众中形成紧张情绪,进而引起恐慌。《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在此次抗震救灾报道中,能够及时迅速发布准确消息,清除不实信息对公众的干扰,有效避免了谣言对广大群众的误导。同时,贴近网民是发挥引导力的前提。在两次地震报道中,风格清新,文字温情、态度真诚的风格,与母报严肃的面目“相揖别”,这一特点突出地体现在此次地震报道中“微议录”“你好,明天”等栏目中。在贴近民众心理的基础上,有利于引导民众的情绪,增强其引导力。
五、结语
自然灾害报道 篇9
关键词：比较文化,《纽约时报》,报道特征,成因
“自然灾害”指人类所依赖的自然界中发生的异常现象和极端事件, 是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天敌, 既包括地震、泥石流、台风等突发性灾害, 也涵盖干旱、土地荒漠化等渐变性灾害以及水体污染、酸雨等由人类活动导致的环境灾难。每一次重大自然极端事件的发生都会带来触目惊心的伤害, 洗劫着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因此, 关于灾害的新闻报道也成了媒体一项重要的议程设置, 成为衡量一家媒体新闻队伍素养、组织指挥水平和综合能力的重要标尺之一, 报道好坏及水平高低也直接塑造着媒体自身形象和影响力。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特征成了近年来学术研究的热点, 这是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和现代大众传媒技术迅猛发展的产物。从报纸的地位来看, 《纽约时报》是美国国内最具权威性与公信力、最具影响力的报纸, 集中体现着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风格、价值选择以及舆论倾向。本文以前人研究为基础, 从比较文化视阈出发, 综合运用内容分析、文献调查等多种研究方法, 协同定量和定性研究, 通过实证分析《纽约时报》自然灾害新闻报道的普遍化特征, 并探讨其形成原因, 希望从本质的源头上廓清中西新闻报道视野和内容存在差异的必然性, 走出将表象之差异归于社会体制和新闻自由的认识误区, 以非颜色化视角去关注新闻报道本身的内在价值。
一、《纽约时报》灾难新闻报道普遍化特征
1. 报道以负面为主, 突出天人分裂
负面性冲突新闻往往构成美国媒体报道选择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是报道社会性重大事故还是自然灾难事件, 都遵循着这一不成文的逻辑规则。以汶川地震为例, 地震发生后不久, 《纽约时报》就迅速反应, 把它视为国际报道的重头戏, 作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全程跟踪报道。中国学者朱秀凌在《纽约时报四川地震报道样本分析》中对该报网站5月12~26日的四川地震报道专题中的所有稿件 (共计55篇) 进行了文本分析。研究发现, 关于灾难本身及其恶劣影响的报道 (共计25篇) 、灾情反思的报道 (共计7篇) 占据了很大的比重, 分别为46.26%和12.73% (1) , 反常性报道、刺激性新闻共占了58.99%的比重, 强烈表达了自然灾害的残酷性以及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无能为力。
2. 报道选材多为微观、平民视角, 弱化政府作为
仍以《纽约时报》报道汶川地震为例, 在2012年5月12日—26日期间的55篇相关报道中, 主题涉及中国政府抵抗灾难以及各地方支援灾区的稿件数量非常少, 分别只有6篇和3篇, 政府在地震中的主导作用被人为地弱化了。而对于一些微观事件、普通民众的反应却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如“采用多方信源和直接引语形式, 援引67岁农民、36岁工人、39岁志愿者等普通民众的话, 表达了中国民众对政府赈灾措施的称赞及团结一致抗灾的决心” (2) 。显而易见, 《纽约时报》报道主要聚焦于地震对人们生存状态的影响和灾民的生活处境、生存危机等方面。平民视角一直是美国媒体报道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张以个体感受表现社会主流价值, 这一点是有别于我国媒体报道宏观素材居多的现实作为的。《纽约时报》的微观报道视角在对2014年5月2日发生的阿富汗重大山体滑坡的报道中同样得到了极大展现。
3. 报道形式和体裁呈现多样化
《纽约时报》善于综合运用消息、通讯、评论、图片等多种体裁形式报道事实, 以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在表现手法上, 报道力求图片与文字的紧密结合, 图片成为与文字同等重要甚至比之更加重要、更能揭露问题本质的新闻文本。这与中国媒体直陈观点以评论文本为主导的实践路径是截然相反的, 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新闻客观性原则的有意践行。无论是报道2005年8月的“卡特里娜”飓风、2011年3月的日本大地震, 还是2014年5月的阿富汗山体滑坡以及发生在中国中部地区的大旱, 图片新闻、深度报道、预测性新闻等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实际上《纽约时报》采用多样化的报道体裁和平民视角, 根本上都是服务于表现自然灾害的残酷性以及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无能为力的目的, 本质上依然是烘托天人分裂主题的手段而已。
二、《纽约时报》报道特征形成机制的比较文化透视
新闻传播实践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能动性的活动, 通过生产和传播独特的新闻信息, 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不同的国家制度、社会形态以及实践活动所根植的内在文化环境先天性地决定了传播主体在新闻价值创造活动中持有不同的信念和倾向, 使新闻价值取向必然地发生偏差。互联网的高度普及和跨国媒体传播的流行既极大地缩短了人们接收和了解不同国家地区新闻报道的时间和空间, 又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异质性传播土壤背景下的受众对“他者”报道及其价值观的怀疑和曲解, 最终引发传播障碍和隔阂。作为中国民众, 我们应该以正常的视角去关注新闻报道本身的价值, 从理性的源头看待两国媒体内容生产和选择视野存在差异的必然性, 科学地认识美国媒体自然灾害报道突出负面性冲突新闻的 (下转第113页) 特征及动因。笔者以为, 只有树立比较文化视野, 突破文化系统界限, 才能公正地、全面地认知他种文化形态下的文化实践活动。
比较文化研究简单地讲就是立足于某一种形态的文化, 从比较对照中考察他种文化形态, 以探讨人类文化的共同性和异质性, 增进人类的相互理解, 推动世界文明进程。因此比较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点是承认文化形态的多元性, 认为每一种文化系统都有各自独立的源头、价值及外在表现。这种独立性从根本上框架了文化系统下的个人及群体文化实践活动的特征, 不可避免地烙上了所属文化的痕迹。美国媒体和中国媒体新闻报道特征呈现的显著性差异, 从根本上讲, 是两国不同文化积淀和惯习的外在性透射。
西方社会是宗教社会, 教会在国家统治和人民生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按照霍布斯的说法, 宗教是人类无知和恐惧的产物, 源起于人类生产力极度落后、自然科学无法战胜神明的时期。在西方哲学史上, 从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开始, 就主张主、客二分, 即人与自然、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是分裂的、无法统一的。他们肯定在人类世界之外存在着一个主导人间的外在的、第一性的东西, 即上帝或绝对精神。虽然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以及宗教改革等启蒙式运动的兴起, 客观上导致传统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上帝在哲学世界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使科学在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与东方社会不同的是, 西方社会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充分显示和赞颂人的价值时, 依然保留着以宗教为核心的信仰体系, 社会大众依然以信奉和敬畏上帝为依归, 肯定超自然力量的存在和人类的弱小无助, 这种“救赎”式的信仰机制和畏惧传统根植和浓缩于生活、工作、情感以及社会的各个方面。投射到新闻报道领域, 这种文化心理就演变成了美国媒体非常关注事件的反常性、冲突性, 热衷报道自然灾害的残酷无情以及个体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与无助, 以此来证明主、客是分裂的,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是不能统一的, 生成了强烈的向上帝寻求“救赎”的意识。因此《纽约时报》在报道汶川地震时, 用入微的描写、大幅的图片来展现“天人分裂”的苦难场景, 渲染大自然对人类的折磨, 这与中国媒体报道和谐、宏大素材、突出政府主导性, 彰显“人定胜天”的理念和做法有着迥然的不同。从文化根源而言,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和谐、道德、理想和教化, 道家追求的无为而治、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和王权礼制观念以及佛教的修为精神在几千年文明史的迁变中杂糅于中国社会, 相生相长, 根深蒂固。“天人合一”、“以德报怨”以及“集体力量”的大爱情怀也只有在中国的国土上能够生根发芽 (3) 。中国文化的特质就定格了我国媒体的报道基调, 突出集体的精神力量, 以正面报道为主, 向社会传递正能量。
注释
11 朱秀凌.纽约时报四川地震报道样本分析[J].青年记者, 2008, 第63页.
22 朱秀凌.纽约时报四川地震报道样本分析[J].青年记者, 2008, 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