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灾害与农业经济（共12篇）
自然灾害与农业经济 篇1
自然灾害从古至今都是农业生产面临的主要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人类的经济发展和人口膨胀, 水资源短缺等现象日趋严重, 直接导致了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日益加重。四川是农业自然灾害发生较为频繁的地区, 以水灾、旱灾为主, 连年发生, 只是发生轻重和时间的不同, 2006年就遭遇了50年不遇的特大伏旱。自然灾害给当地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带来了很多不利影响, 因此, 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自然灾害显得尤为重要。影响农业自然灾害的因素众多, 不确定性程度较高, 而实践证明风险评价分析理论对不确定性系统的处理具有显著效果, 故将风险评价分析理论应用于农业自然灾害研究, 对有效的农业自然灾害管理意义重大。
1研究区域概况
四川介于97°21'~ 108°33'E和26°03'~ 34°19'N之间, 位于中国西南腹地, 地处长江上游, 东西长1075km, 南北宽921km。地形地貌属中国大陆三大阶梯中的第一级和第二级, 即处于第一级青藏高原和第二级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带, 高低悬殊, 西高东低的特点特别明显。西部为高原、山地, 海拔多在3000m以上; 东部为盆地、丘陵, 海拔多在500 ~ 2000m之间。总的气候特点是:区域表现差异显著, 东部冬暖、春旱、夏热、秋雨、多云雾、少日照、生长季长, 西部则寒冷、冬长、基本无夏、日照充足、降水集中、干雨季分明;气候垂直变化大, 气候类型多, 有利于农、林、牧综合发展;气象灾害种类多, 发生频率高, 范围大, 主要是干旱, 暴雨、洪涝等自然灾害经常发生。
2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 1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到的数据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包含四川地区的气象数据、水资源数据、水利工程及灌溉设施数据、农业统计数据等;第二部分包含四川地区的行政区划图、地形图等。以上资料主要来源于相关统计文献以及《四川省农业统计年鉴》、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
2. 2研究方法
2. 2. 1自然灾害指数法自然灾害风险是指未来若干年内可能达到的灾害程度及其发生的可能性[1]。自然灾害风险通常是致灾因子危险性、环境敏感性、受体脆弱性以及防灾减灾能力相互综合作用的结果。一般用自然灾害指数表征风险程度, 具体数学公式为[2]:
自然灾害风险指数= 危险性∩敏感性∩脆弱性∩防灾减灾能力
2. 2. 2层次分析法层次分析法 ( Analytic Hierar- chy Process, 简称AHP) [3]是一种对指标进行定性定量分析的方法。该方法是将每个因子的指标进行成对比较计算, 得出每个指标的权重。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四川农业自然灾害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对所选指标进行比较计算, 构建判断矩阵, 确定各要素的权重。
2. 2. 3加权综合评价法加权综合评价法 (WCA) [4,5,6]是根据评价指标对于总目标影响的重要程度的不同, 预先分配一个相应的权重系数, 然后再与相应的被评价对象的各指标的量化值相乘后再相加。该方法特别适合于对技术、决策或方案, 进行综合分析评价和优选, 是目前最为常用的计算方法之一。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P为待评价目标所得总分; Ai为评价系统第i项指标的量化值 ( 0 ≤ Ai≤ 1 ) ;
Wi为评价系统第i项指标的权重系数;
n为评价指标个数。
3农业自然灾害风险评价体系的建立
3. 1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自然灾害风险理论, 从水旱灾害风险的4个因子即危险性、暴露性、脆弱性、防灾减灾能力出发, 构建了四川省水旱灾害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图1) 。选取了表1中列出的4个因子的8个指标, 建立了旱灾风险评价的指标体系;选取了表2中列出的4个因子8个指标, 建立了水灾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分别用于评价旱灾和水灾风险的程度。整个指标体系分为因子层、副因子层和指标层, 并利用层次分析法综合计算出因子层和指标层的权重。
3. 2评价指标量化与权重计算
在上述指标体系中, 使用的量纲各不相同, 为了便于比较计算, 需要对每个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具体方法如下[7,8]:
正向指标:指标值与风险大小为正相关。
负向指标:指标值与风险大小为负相关。
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各指标的权重结果如下:
3. 3农业自然灾害风险指数计算
根据上述农业水旱灾害风险评价概念和自然灾害风险计算公式, 利用加权综合评价法和层次分析法, 计算农业干旱灾害风险指数:
DDRI (旱灾风险评价指数) =H×E×V× (1-C)
FDRI (水灾风险评价指数) =H×E×V× (1-C)
式中:H、E、V、C分别为危险性、敏感性、脆弱性、防灾减灾能力的指数, 计算公式分别为:
其中Wi为第i个评价指标的权重系数, 表示各个指标对形成农业干水旱灾害风险的各主要因子的相对重要性, Ai为第i个评价指标的量化值, a、b、c、 d为指标个数。
4农业自然灾害风险评价与区划
4. 1农业自然灾害风险评价计算结果
利用自然灾害风险评价指数计算公式对四川水旱灾害风险评价指标进行计算, 得到各市州风险的危险性、敏感性、脆弱性及防灾减灾能力值 (表3、表4) 。
4. 2农业自然灾害风险评价分级
根据表3、表4的计算结果以及借鉴前人的研究经验, 并考虑农业水旱灾害风险指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将研究区域的农业水旱灾害风险等级分为4级, 具体标准见表5、表6。
根据分级标准, 对四川省水旱灾害风险进行分级, 分级结果见表7、表8。
4. 3农业自然灾害风险评价区划
利用农业水旱灾害风险指数值以及农业水旱灾害风险区划的界限值, 借助GIS技术得到的四川主要市州农业水旱灾害风险评价结果及其区划如图2所示。
由图2可以看出, 水旱灾害的高风险和较高风险区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的南部和东北部地区, 这些区域是四川省传统农业较为发达的区域, 农业发展程度较高, 农业人口密集, 因此发生水旱灾害的风险最高, 农业遭受暴雨洪涝灾害损失的可能性最大; 中等风险区主要集中在成都平原的周边, 水旱灾害造成损失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而川西高原地区由于耕地面积和人口相对较少, 区域内的传统农业生产比重较小, 因而其遭受水旱灾害损失的可能性也最小。
5结论
通过建立农业自然灾害指标体系, 利用自然灾害风险指数法、层次分析法和加权综合评分法, 同时结合GIS技术, 对四川21个市州的农业自然灾害风险指数进行计算分级和区划。各市州可根据评价指标对本地区农业自然灾害风险的贡献率的不同, 因地制宜地采取防灾减灾措施, 以提高防灾减灾的主动性和目的性, 进而减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
参考文献
[1]张继权, 冈田宪夫, 多纳裕一.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全面整合的模式与中国的战略选择[J].自然灾害学报, 2006, 15 (1) :29-36.
[2]黄崇福.自然灾害风险分析理论与实践[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5.
[3]王以彭, 李结松, 刘立元.层次分析法在确定评价指标权重系数中的应用[J].第一军医大学学报, 1999, 19 (4) :377-379.
[4]汪应洛.系统工程[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
[5]卢远.基于GIS的层次分析法在城镇土地定级中的应用[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03, (2) :74-771.
[6]梁警丹.吉林省生态灾害风险评价与管理对策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 2007:20-31.
[7]袭祝香, 王文跃, 时霞丽.吉林省春旱风险评估及区划[J].中国农业气象, 2008, 29 (1) :119-122.
[8]马树庆, 王琪, 袭祝香.东北玉米低温冷害风险评估研究[J].自然灾害学报, 2003, 12 (3) :137-1411.
自然灾害与农业经济 篇2
本论文是一篇关于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本占用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经济增长论文的写作者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
摘要：文章以生态足迹(EF)作为自然资本的测度，采用中国平均单位产量法测算并分析了中国2000—30个省(市、区)的EF值及其构成，并利用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本占用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在整个研究期内，中国各省份EF持续增长，自然资本占用总体表现为资源消耗型向环境污染型转变的特征，自然资本效益趋于恶化;中国及东部地区存在“倒U型”的自然资本库兹涅茨曲线(NKC)，西部地区存在“正U型”的NKC，中部地区不存在NKC，东部地区将比中西部地区更早达到NKC拐点。
关键词：生态足迹;自然资本;面板数据;自然资本库兹尼茨曲线
一、引言
经济可持续增长必须考虑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这一点已逐渐为理论界所普遍接受。改革开放以来，以依靠自然资源要素投入和劳动力成本优势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使中国面对着愈加严峻的资源环境压力，生态理由已严重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科学合理地测算生态资源消耗，揭示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对于推动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
自然资本是指能够在现在或未来提供有用的产品流或服务流的自然资源及环境资产的存量(Daly，1996)。生态经济学主张以实物量取代货币量核算自然资本存量，其中由Rees(1992)提出，并经Wackgernel and Rees(1996)加以完善的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 ，EF)是目前最具吸引力的测度指标，EF采用耕地、草地、林地、水域、建设用地、化石能源用地六类生产性土地面积度量特定人口或经济规模下的资源消耗和废弃物吸收。其中前五类称为生物资源足迹，反映自然资源消耗，化石能源用地称为能源足迹，表现为吸收化石能源消费所产生排放的占用面积，反映环境污染水平。
目前广泛采用的EF测算策略有两种，一是建立在直接用地基础上的传统EF计算模型，通过引入各类土地的世界单位平均产量与均衡因子将商品最终消费量换算成单位面积具有同等生态生产力的面积(Wackgernel and Rees，1996;Haberl et al.，2001;Monfreda et al.，2004)。二是建立在间接用地基础上的投入产出法，即利用投入产出表所反映的经济数量关系将各部门直接用地转化为间接用地(Bicknell et al.，1998;Wiedmann et al.，2006;Turner et al.，2007)。两者的实质区别在于是否考虑到产品中间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国内的应用研究常采用第一种策略，侧重于从国家、地区、城市等不同层面测算所研究区域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以评价该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程度。这些研究大多以所研究区域的产品消费数据为基础，选择单一年份主要消费品的世界平均单位产量作为模型中的主要参数，这种大尺度模型适合于国际间的EF比较，却忽视了研究对象的区域特征，因此在亚国家及城市层面的小尺度分析中存在明显局限，既无法体现各省域的土地生产力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也难以准确进行EF动态测度，同时由于EF测算所需数据庞大，计算过程复杂，国内基于面板数据结构的EF分析更为少见。
EF综合考察了人类经济活动的自然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与自然资本的范畴界定形成统一，为研究经济增长的生态环境效应提供了新思路。Grossman and Kruger(1991)提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是目前经济增长环境效应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分析框架，该曲线表明初期的经济增长将带来环境质量的恶化，一旦经济增长超过了临界值(EKC曲线拐点)，经济增长将有助于改善环境质量，即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之间表现出倒U型的变化趋势 。国内关于EKC的实证研究成果较多，且以采取时间序列或面板模型对中国是否存在EKC进行实证检验为主，较有代表性有：包群等(2005)基于1996—中国30个省(市、区)的6类环境环境指标的面板数据，对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仅有工业废水排放、二氧化硫与人均GDP具有倒U型的关系，检验结果对污染度量指标具有较强的依赖性。韩旭(2010)通过构建包括13类污染物的工业污染指数，基于1982—的时间序列模型考察了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与生产生活密切的污染物更易出现倒U型EKC。许广月和宋德勇(2010)采用1990—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碳排放EKC曲线的存在性，发现中国及其东中部地区存在倒U型的EKC曲线，并预测了人均碳排放拐点的达到时间。张娟(2012)基于2003—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对经济增长与三类工业污染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均存在倒U型EKC。综合上述文献来看，支持中国存在倒U型EKC的研究较多，但由于采取的环境质量指标和估计策略上存在差异，所得到的结论并不完全一致。更重要的在于现有EKC的实证研究仅仅考虑了环境污染，那么，将环境污染扩展到包括自然资源消耗的自然资本库茨涅茨曲线(Natural-capital Kuznets Curve，NKC)是否也在中国成立呢?这一理由仍需做深入的研究。
综合以上分析，不难发现目前国内研究主要存在两方面局限，一是在EF测算上，鲜见基于面板数据结构的EF分析，因此难以全面反映中国各省份自然资本占用的变化特征。二是基于传统EKC的实证检验并没有体现出经济增长所造成的自然资源消耗，其研究结论的解释能力存在不足。鉴于此，本文采用改善的生态足迹策略，将估算并分析2000—20中国30个省(市、区)的EF值及其构成，对NKC曲线在中国的适用型进行实证检验，并基于实证结果预测各省(市、区)到达NKC曲线拐点的时间。以期能够在进一步丰富该领域研究的同时，为决策部门制定相应的资源环境保护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二、研究策略与数据
新疆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 篇3
关键词：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增长；资源诅咒；资源开发；新疆
中图分类号：F062.1；F127.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439(2008)02-0046-04
Natural resource endow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Xinjiang Province
WANG Sheng-nian，FAN Jun-yi
(Shihezi University，Xinjiang Shihezi 832003，China)
Abstract：Many researches reveal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tural resources endowment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in some countries，which is so-called resources curse effect. Because the leading capacity of Xinjiang resources exploitation is from national investment and because the cost for resources export is higher，however，Resources endowment is Xingjiang，s advantage for its economic growth and is not trapped in the so-called resources curse effect. The effective measure for avoiding resources curse effect is not to regard resources export as economic growth engine in the areas with better natural resources endowment，but to reduce the dependence on resources sectors by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and to decrease the squeezing-out effect of resources exploitation sectors on other industries，and to consolidate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and to improv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and so on.
Key words：natural resources endowment；economic growth；resources curse；resources exploitation；Xinjiang
从比较优势理论来看，一国或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如果我们环顾今日国内外，会发现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就是很多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表现远不如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和地区。从国际上来看，以石油大国沙特阿拉伯为例，其人均GDP在1965年至1997年间平均每年下降3%；相比之下，过去30多年中，在自然资源一般的印度尼西亚、泰国以及自然资源贫乏的新加坡和韩国，其GDP增长率都在4%以上(扣除通货膨胀率后)[1]。从国内来看，山西、云南、青海、辽宁等自然资源丰裕的省份经济增长较慢，而经济增长率排名前列的大部分是资源缺乏的东部地区，特别是福建、广东和浙江虽然不具备资源禀赋优势，但经济增长率却保持相当高的水平[2]。
自然资源丰富并不一定给其拥有国家或地区带来好运，这种现象在国际经济学界被赋予了一个专有名词：“资源诅咒”[3]。从已有文献来看，对“资源诅咒”的解释主要有贸易条件论[4]、“荷兰病”[5]、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和收入的不平等[6-8]、政府对自然资源的管制[9-10]等。
从国内对“资源诅咒”命题的研究来看，目前只有赵奉军(2004)、徐康宁等(2006)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赵奉军对“资源诅咒”、“荷兰病”等问题的研究进行了介绍和综述，并总结了在经济发展中如何避免陷入“资源诅咒”的四点建议[1]。徐康宁、王剑则从我国内部考察了不同的区域发展水平差异与自然资源丰裕度之间的关系，认为“资源诅咒”在我国内部的地区层面同样成立，多数省份丰裕的自然资源并未成为其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反而制约了经济的增长[2]。
新疆作为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大省，是否存在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限制作用?本文将考察新疆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以新疆和各省区数据资料为依据进行实证研究，检验新疆丰裕的自然资源是否限制了地区的经济增长，并通过分析其原因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一、新疆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的经验观察
新疆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目前已发现矿产资源138种，探明储量的有117种，储量居全国前10位的有43种。其中石油预测资源量占全国石油资源量的1/3以上；天然气资源量占全国陆上天然气资源量的34%；煤炭预测储量约占全国总量的40%；铜、镍、黄金等有色金属资源，铍、铯、钽、铌等稀有金属资源，石材、石棉、膨润土等非金属及钾盐等资源十分可观，在国家战略安全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1.总体观察
我们首先对国内各区域的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进行了初步的经验观察，以便了解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大致轮廓，并为后面的分析奠定基础。本文选取了1986—2005年20年间的历史资料进行时间序列分析，以原煤、原油、天然气作为自然资源的代表，见表1。
从上表可以看出，过去2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排名靠前的大部分是资源缺乏的东部地区，特别是福建、广东和浙江这几个省份，虽然不具备资源禀赋优势，但经济增长率却保持相当高的水平，超出全国平均增长率2~4个百分点。相反，资源丰富的辽宁、黑龙江、贵州、山西等资源大省却增长较为缓慢，经济增长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徐康宁(2006)提出的“一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也存在着资源的诅咒这一现象”的观点[2]。而新疆的情况似乎是一个特例，虽然为资源大省，却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名列第十。从总体来看，新疆自然资源产品与国内生产总值基本上呈正相关趋势，只是前期的相关程度更高，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具有更高的贡献，而后期自然资源的影响力逐渐下降。
2.个体观察
从资源产出量和经济增长率来看(见表2)，新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虽然总的能源产出量不断增加，但能源消耗量也呈稳步上升趋势，同时能源输出量则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说明新疆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其他行业的增长，并不主要依靠输出自然资源，其发展模式属于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禀赋、但又不过分依赖自然资源的发展模式，因而避免了区域经济陷入“资源诅咒”的困境。
3.固定资产投资与从业人员变化分析
根据Corden和Neary(1982)验证“荷兰病”时提出的经典模型的经济含义[5]，我们考查了资源转移效应对制造业的影响。他们认为，自然资源价格上涨将导致资本转向资源生产部门，从而造成制造业投资、就业不足，打击制造业的竞争力。因此我们首先考查了新疆固定资产投资和从业人员在采掘业和制造业的变动情况，见表3和表4。
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新疆采掘业(资源生产部门)确实存在对制造业的资源转移效应，采掘业固定资产投资比例明显高于制造业投资比例，差距最大时相差一倍。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固定资产投资在采掘业和制造业间的分布相对稳定，没有出现资源生产部门投资大量挤占制造业部门投资的情况，并且二者间的差距在逐步缩小。
固定资产投资在资源生产部门和制造业之间的转移，必然会造成从业人员在两个部门间的流动。从就业结构来看，与固定资产投资存在类似的情况，采掘业从业人员相对比较稳定，20年间仅提高了1%；由于服务业的发展，制造业从业人员比例整体来看有所下降，科技服务人员比例前期有所降低，说明确实存在人才外流的情况(见表4)。
从固定资产投资和从业人员变动情况来看，新疆资源生产部门确实存在对制造业的资源转移效应，但对制造业的影响并不显著。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虽然新疆具有较好的自然资源禀赋，但在目前的经济增长中，并不是主要依靠挤占区域经济其他部门的固定资产投入和劳动力来增加自然资源的输出，而是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优势，发展区域经济，因而就目前而言，并未陷入“资源诅咒”陷阱。
三、结论与启示
新疆经济发展未陷入“资源诅咒”陷阱的原因，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点：
1.新疆地处内陆，交通不便。交通不便、运输成本高的不利条件，反而迫使新疆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不是简单的输出资源，而是在本区域进行深加工，提高附加值，优化了经济增长的方式。
2.新疆资源开发的主导力量是国家投入。区域投入所占份额相对较少，这从另一个方面避免了新疆陷入“资源诅咒”困境。新疆境内的石油、天然气等资源，通常由国家投入资金、技术和人员进行开发；新疆在自然资源开发方面投入较大的主要是煤炭，而煤炭由于本身价值较低，且运输成本高，主要用于区域消耗，不存在资源输出的挤出效应。而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的投入主要由国家承担，也避免了自然资源开发过度占用制造业和其他部门的资金和人员，因而避免了“资源诅咒”陷阱。
我国从整体上看是一个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但在某些地区，存在着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这自然使得一些决策部门在制定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时将焦点放在资源的开发上。因此，在实施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的国家战略中，我们也许应该慎提资源优势，要警惕可能出现的“资源诅咒”。
如何避免“资源诅咒”，可以考虑借鉴新疆的情况，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一是不将资源输出作为自然资源禀赋较好地区发展经济的必选项，放慢资源的开采速度；二是注重培育经济发展的非资源依赖性增长，形成良好的经济发展格局，以经济多样化减少对资源部门的依赖，但在多样化的过程中应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三是在利用资源优势的时候，要注意降低资源开发部门对其他行业在资金、技术、人才方面的挤出效应；四是加强制度建设和改善投资环境。
参考文献：
[1] 赵奉军.资源诅咒、荷兰病与山西经济[N].经济学消息报，2004-07-08.
[2] 徐康宁，王剑.自然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研究[J].经济研究，2006(1).
[3] Sachs J，A Warner. Fundamental Sources of Long-run Growth[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7，87.
[4] 杰拉尔德 M 梅尔，等.经济发展的前沿问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5] Corden W M，J P Neary. Booming Sector and De-Industrialization in a Small Open Economy[J]. Economic Journal，1982，92.
[6] Robert J Barro. Xavier Sala-i-Martin，Convergence[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2，100.
[7] Sachs J，A Warner. The Curse of Natural Resources[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1，45.
[8] Gylfason T. Natural Resources，Education，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1，45.
[9] Brander J A，M S Taylor.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Open—access Renewable Resources：The Small Open Economy Case[J].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1997，30.
[10] Ian Coxhead.国际贸易和自然资源“诅咒”：中国的增长威胁到东南亚地区的发展了吗? [J]. 经济学季刊，2006(5).
自然灾害与农业经济 篇4
农业气象灾害保险的实行是一项惠及广大农民群众的决策, 它在稳定农民生活、补偿受灾农民经济损失、帮助农业生产的健康发展等方面都发挥着十分重大的作用。但受到来自各方面因素的影响, 目前, 我国的农业气象灾害保险仍然存在很多突出的问题。
1.1 农业气象灾害保险法律法规滞后
虽然相继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法规, 都明确指出要支持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的发展, 并在实际工作中逐步建立有关的农业保险制度, 但是颁布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等法规中, 都没有对农业气象灾害的保险做出明确的规定。法律法规的滞后, 严重影响了农业气象灾害保险的健康发展[1]。
1.2 农业气象灾害保险不规范
我国的农业保险一直沿用一套固定的模式, 即在政府的指导下, 以市场运作的形式进行, 即政府财政提供一定的补贴, 让委托的商业保险公司办理有关业务。这种保险的模式存在很大弊端, 我国地域比较辽阔, 并且每一个地方的自然条件有很大差异, 农业生产面临的气象灾害也不尽相同, 政府的工作也就很难因地制宜的展开, 再加上有些商业保险公司以谋利为主, 在经营农业保险工作时积极性不够, 为农业气象灾害保险的规范化增加很多困难。
1.3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机制与农民需求不适应。
我国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非常大, 尤其是中西部地区, 农民的生活主要依靠农业资源, 气象灾害的发生将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很多农民本来生活条件不错, 但是因为农业灾害返贫, 农村自身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非常弱小。从我国农业气象灾害保险机制来看, 保险的赔付比例比较低, 还没有覆盖到所有地区, 不能完全满足农民的需求。
2 决定农业气象灾害保险成败的关键
2.1 农业气象灾害保险中的政府参与程度
我国开展和实施农业气象灾害保险的根本目的, 就是保护农民的利益, 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 稳定农村经济的发展, 提高国民收入, 保证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和持续增长。农业保险是一项需要政府财政大力支持的事业, 单纯的依靠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 不能保证一切工作的有序进行, 农业保险的风险性也会增加, 所以政府的参与必不可少。
2.2 自愿参保的程度
农业气象灾害保险与其他保险形式一项, 需要在双方自愿的条件下建立, 农民自愿参保的程度将会对它的推行造成直接影响[2]。从我国农业的实际情况来看, 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人民一般文化程度不高, 缺乏对于气象灾害保险的了解和认识, 再加上农民外出务工成为时代的主流, 实现了农村经济收入的多元化, 农民逐渐摆脱了以往靠地吃饭的形式, 这样一来就造成资源参保的意愿不够强烈, 甚至有些农民不愿意参保。
2.3 促进农民保收增收。
农业生产直接依靠的是自然条件, 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直接造成农民收入的减少, 严重的年份和地区甚至会出现绝收的情况, 这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致命灾害。农业气象灾害保险是保证农民收入, 帮助恢复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 当保险的推行让农民从中受益时, 便可以加快推广的步伐。
3农业防灾减灾能力构建的对策和建议
3.1 建立健全农业气象灾害保险法律法规
农业灾害保险的推广和实施, 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规作为保障和依托, 保证其能够在法制化的轨道上良好运行, 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建设, 农业气象灾害保险将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 举步维艰。所以就要根据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 建立健全农业保险有关的法律, 并且在推行的过程中不断完善, 让农业灾害保险有法可依。明确农业灾害保险参与主体、受益主体、经营主体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对灾害的评估和赔付比例做出具体的规定, 加快气象灾害保险标准体系的建设, 增强气象灾害保险的标准化和规范化。
3.2 培养农业气象灾害保险专业人员
农业气象灾害保险的推广需要专业的人员来完成, 国家和政府需要从实际情况着手, 由农业推广部门来承担农业保险的宣传和普及工作, 培养一批业务能力较强的人员进入农村基层, 向广大人民群众讲解农业保险的内涵和优点, 达到让农民接受和支持的效果。经营农业气象灾害保险的商业银行也要选拔专门的人员, 在熟知农业保险知识的基础上提高业务能力, 在处理有关农业气象灾害保险赔付工作时能够游刃有余[3]。
3.3 引入农业气象灾害保险市场竞争机制
我国农业灾害保险采用的是政府补贴, 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 保险公司把它当作是追求利润的有偿服务, 有利润就免不了存在竞争。为了保证农业灾害保险的有序发展, 调动保险公司的经营积极性, 就需要适当的引入一些市场竞争机制, 把农业保险的机会留给那些业务能力强、信用度高、赔付及时的保险公司, 提高农业气象灾害保险的信用度和工作效率, 吸引更多有实力的商业保险公司参与进来。
4 结语
农业保险是一项惠及农民大众、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 要树立对农业保险的正确认识, 政府和保险公司都要做好各方面工作, 吸引更多的农民参保。
摘要：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很多经济的发展都需要农业作为支撑, 但随着近年来自然灾害发生频率的增加, 农业生产面临更多的困难和挑战。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和健康发展, 必须结合地方农业气象条件的实际情况, 分析气象灾害发生的原因, 做好应对灾害的准备, 构建和加强农业防灾减灾能力。在实际的工作中, 总结出有效的防范农业气象灾害的措施, 更好的为农业生产生活服务。
关键词：农业,气象灾害保险,防灾减灾能力
参考文献
[1]张恒, 鲍文.农业气象灾害保险与农业防灾减灾能力构建[J].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2 (3) .
[2]邓永辉, 陈观发, 张俊芬.农业气象灾害防灾减灾能力构建及其范式[J].北京农业, 2013 (10) .
《自然特征与农业》教学设计 篇5
1.联系行政区划的知识描述北方地区的位置和范围。
2.描述北方地区的地形类型和气候类型。
3.说说黑土地、黄土地的分布，及黄土地上的农业生产的条件及现状。
自学指导：
请同学们认真阅读课文P8―P10的图文内容，完成下列任务：
1.说出我国北方地区的位置、地形和气候特点。
2.说说黑土地、黄土地的分布。
3.思考P10活动题。并小组合作完成。
自学成果展示，教师总结补充
黄土地----黄土高原、华北平原黑土地----东北平原
合作探究
请同学们认真阅读课文P11―P12的内容，完成下列内容任务
1.观察图6.6分析：北方地区的三大地形区各自主要的农作物都有哪些?
2.完成P12“活动”。
成果展示：北方地区耕地类型粮食作物糖料作物油料作物其他主要经济作物课堂总结：结合学习目标谈谈本节课的收获
达标测试：
1.关于北方地区的位置描述正确的是A.位于黄土高原以南
B.东临渤海和东海
C.大兴安岭青藏高原以西
D.秦岭―淮河以北
2.北方地区的地形类型主要是()A.盆地和山地B.高原和平原
C.丘陵和平原D.高原和盆地
3.北方地区主要气候类型是() A.温带海洋性气候B.亚热带季风气候
C.温带季风气候D.高原山地气候
4.下列地形区不属于北方地区的是()A.内蒙古高原B.华北平原
C.东北平原D.黄土高原由学生介绍自己旅游行程、感受导入，老师注意提前课下与学生沟通好，介绍时间不要太长。
引导学生小组合作完成
教学反思
得做好课前准备工作，事先了解学生并事先让其准备好，以免影响上课效果。如果学生有旅游时的照片，更能吸引人。
如果没有这样的学生，图片导入也是不错的选择。
自然灾害与农业经济 篇6
我国是农业大国，同时也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每年发生的自然灾害给我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巨大。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为480亿元， 70年代为590亿元， 90年代以后，年均已经超过1000亿元（王国敏，2005）。21世纪以来，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急剧上升（如表1所示），2001至2010年十年平均高达2861亿元，2008年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11752亿元，是新世纪以来的最高值。
为了增强自然灾害抵抗能力，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对大江大河的治理，拦洪蓄水等， 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农业抗灾体系。 一是建设了一批大中型水利工程，到2010年底全国有大型水库422座，蓄水总量2091亿立方米，对水资源季节、区域分布不均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二是加大了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2010年新建、维护小型水源工程17.2万处，改善灌溉面积1360.1万亩，新增节水灌溉工程面积885.1万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8396.4平方公里，有效地增强了农业抗灾能力。三是建立了农作物植保体系，对各种农作物病虫害起到了一定防治作用。四是逐渐完善了农业自然灾害的预报体系。但是，近年来随着工业化进程中环境污染的加剧，以及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掠夺，使得农业自然灾害呈现出新的特点，表现为：大灾次数增加，小灾次数减少；面积和强度加大；发生周期缩短。从表1可知，从2001到2010年十年间，农作物年均受灾面积为3564.3万公顷。与受灾面积扩张、强度加大相对应，自然灾害发生的周期也越来越短。农业自然灾害严重制约了我国农业的稳定发展。
二、我国财税政策在农业自然灾害防御方面存在的不足
（一）财政在农业投入方面严重不足，导致抵御农业自然灾害的基础设施建设缓慢 由于大江大河、农田水利改造等抗灾基础设施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性，它们的治理、改造需要巨额财政资金投入。但目前我国财政在这方面的投入却严重不足，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的总量处于增长的趋势，由1990年的307亿元上升到2008年5955亿元，增长了17倍，但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却没有多大的变化甚至呈现下降的趋势。从1990年的9.4%下降到2005年的7.9%，近几年稍有回升（2008年为9.5%）。显然，微薄的财政投入，对于庞大的农业设施抗灾体系的改善来说，犹如“杯水车薪”。 财政农业投入的短缺，产生以下方面的负效应：一是农田水利设施基本带病运行，二是排灌设施逐年弱化。从而导致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下降。
（二）中央财政支持下的风险分散机制尚未建立，巨灾风险转移制度不健全 农业保险的原理是大数法则，如果要有效地分散风险，则需要有足够多的风险单位投保，反之则会由于风险过分集中，导致保险公司无利可盈，农业保险无法经营下去。我国农业保险是从1982年正式恢复的，但由于缺乏财政的有利支持，基本上处于一种明存实亡的状态。2004年我国在部分地区如江苏、新疆、四川等试点，实施以省级财政补贴为主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后，农业保险得到一定发展；2007年中央财政第一次对农业保险给予补贴，承担的农险保费补贴比例为25%，选择6省（区）的玉米、水稻、大豆、棉花、小麦等5种主要农作物开展补贴试点；2010年已经覆盖了全国主要的粮油棉产区和畜禽主产省，试点险种新增加了育肥猪保险和森林保险，中央政策性险种扩大到了9个。但从总体来看，农业保险的供给与其需求相比，还远远不能满足，且灾后保险补偿占农业灾害经济损失的比重仍微乎其微。如在2008年雪灾中造成经济损失1516亿元，保险赔付仅为16亿元，占损失比例的1％，而世界上其他国家同类灾害中保险赔付超过30%。这说明我国保险赔付比率低、覆盖面窄及巨灾风险机制缺失等一系列问题非常突出。
由于农业保险的发展存在市场失灵，需政府来弥补，但我国政府在这方面却存在缺位现象，即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和扶持较少，这也是我国农业保险发展举步维艰重要原因之一。全球许多国家都建立了政府支持下农业保险体系，如实行强制性农业保险；对承保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和投保农民给予补贴；实施再保险；建立农业巨灾风险专项基金等。日本财政给予农业保险15％的补贴，在特大灾害发生时财政负担80％～100％的保险补偿。但我国目前除了对经营农业保险公司减免营业税外，基本上没有其他专门支持农业保险的财政政策。
（三）政府在农业灾害损失中直接补偿的作用非常有限 农业自然灾害管理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且农业灾害损失是一种突发的意外损失。因此当自然灾害发生后，在灾害损失的补偿中，政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目前我国政府在补偿金额方面却相当有限，只占灾害损失的很小一部分，且财政补偿还是以传统灾害救济方式为主。从表1可知：一是财政救灾支出占灾害损失的比重非常低。我国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巨大（年均损失2851亿元），但财政救灾支出占灾害损失的比却非常低，2001至2010年平均比例仅为3.09％，最高为2009年的5.5%；二是财政救灾支出占GDP比重不稳定。2001年为2.02%，之后又出现下降，2009年仅为0.75%，2008年是特殊的一年，达到3.92%。虽然救灾支出的多少与当年的受灾损失程度有直接关系，但也反映出我国救灾支出缺乏稳定性，同时救灾支出的增长速度在某些年份甚至出现负增长。这足以证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已难以继续成为农业自然灾害损失补偿的主体，其在农业自然灾害损失中的分担作用和地位已经非常有限了。
（四）当前我国应对自然灾害税收政策的不足 虽然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在减轻农业自然灾害方面，税收优惠措施在各个税种中有一定体现。但是这些税收优惠政策不成体系，比较零散、不明确，而且在防灾、抗灾、减灾方面的总体支持力度还不够。具体如下：
（1）没有形成完整的应对自然灾害的税收政策体系。现行我国应对自然灾害的税收政策主要分散在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土地使用税、资源税等单个税种中，如在《资源税暂行条例》中，纳税人在开采或生产应税产品过程中，因遭受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等重大损失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酌情予以资源税减免；又如2008年新的《企业所得税法》中规定，由于不可抗力因素如水灾、地震等造成的损失可在税前扣除；企业的公益性捐赠，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等。这些税收优惠措施对自然灾害的损失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减轻的作用，但自然灾害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种特殊情况，应当制定一套较完整的针对自然灾害的税收政策体系，以便在自然灾害发生时能有效执行。
（2）应对自然灾害的税收优惠方式较少。目前我国应对自然灾害损失所实行的税收优惠方式主要有冲减应税收入（所得）、直接减免税和捐赠扣除，除些之外，其他方式很少，但在我国的税法规定中，税收优惠的方式却非常多，如退税、投资抵免、亏损弥补等。 由此可见，目前我国应对自然灾害的税收优惠方式还是比较单一。另外现行对于先进的防灾救灾技术、新产品及新工艺的使用，国家也没有颁布相关的税收优惠措施，且税收政策对防灾救灾先进技术和物资设备的支持力度也不大，这非常不利于灾前的预防。
三、建立与完善应对农业自然灾害财税政策的措施
（一）加大财政抗灾农业基础设施资金投入，增强农业抗灾能力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防灾工作的主要内容，只有做到有备才能无患。当前应加大财政在小流域水利防洪能力建设、骨干排灌水利工程老化失修、除险加固、修复水毁工程等方面的投入，以不断增强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基础设施，使抗灾基础设施建设有一个长足的发展。同时要加强宣传引导，在出现灾害时调动多方力量，力求使灾害的损失最小。在抗灾方案上，应坚持以预防为主，力争化大灾为小灾，化小灾为无灾，把自然灾害发生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降到最低。
（二）建立与完善政府、市场共同作用的农业灾害救助体系 政府作为众多公共资源的拥有者，在农业灾害发生后，对救灾物资的调动较为迅速和集中，有利于优先扶持和保证社会的弱势群体，较好地满足灾害补偿的公平目标，因此政府理应成为救助的主力军。现行政府灾害救助主要有财政补贴、民政救助、贴息贷款三种方式。但目前的问题是，这些救助方式仅仅是“临时性”和“紧急性”的特殊救助，尚未形成长效机制。针对灾害发生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特性，为克服这种高度不确定性给经济和社会所造成的冲击与影响，因此应急需对这些救助方案进行细化，提出长久可行的可操作性救助方案，进而以文件的形势固定，上升为农业发展政策体系。以增强政府在灾害管理投入方面的计划性和预见性。
完善农业自然灾害救助体系，除了发挥政府的兜底作用，还应引入企业、市场化的救助方式。首先要进一步健全 “龙头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的现代农业生产模式，建立农业生产者与企业灾害损失共担机制，充分发挥企业在农业灾害救助过程中的作用，分担财政救助压力。其次可考虑农产品生产风险基金的建立，这样既可以起到遭遇自然灾害后的救助作用，也可在农产品价格不稳定时、农业生产者出现亏损时给予一定补偿。第三，进一步推广并完善农村金融支撑体系，引导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金融机构开展农业灾害救助专项贷款业务，从而发挥金融机构的杠杆作用。
（三）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的农业保险政策 目前政策性农业保险在我国还处于试点阶段，其保险水平和标准离农业自然灾害损失赔偿的要求还有很长一段距离，需要继续加以完善。现行中央财政支持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还有明显的不足：一是补贴范围窄，补贴品种少。虽然在2010年政策性农业保险已经覆盖了全国主要的粮油棉产区和畜禽主产省，试点险种新增加了育肥猪保险和森林保险，中央政策性险种扩大到了９个。但区域性特色农业的保费补贴相对来说范围窄、覆盖面不全。如云南的烤烟、广西的甘蔗等当地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具有支柱作用的特色农业仍未纳入中央财政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中。二是地方政府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缺乏长效机制。2005年以来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虽然对参保农户的保险费给予了一部分财政补贴（有的补贴50％，有的补贴35％），但是试点如果全面铺开以后，财政补贴的压力必然增加，而中央的财政扶持手段和力度仍不明确，没有任何有关的政策期许和支持承诺，更重要的是在没有建立财政支持下的巨灾补偿基金和农业再保险的情况下，如果发生巨大灾害，需要巨额赔偿时，地方财政的力量也是非常有限。因此，虽然中央要求积极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但由于缺乏中央的支持，许多地方政府坐等观望，这也制约了农业保险的发展。因此政策性农业保险要尽可能扩大范围，让更多的农业品种和更多的农民受益，这样对于政府在一个更大的范围里平抑风险，提高财政补贴资金效率起到一定作用。另外，现行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仅仅是保成本，以后在逐步过渡到保产量和保收入的成熟阶段。同时下一步要对农业承保机构的进行财政补贴，包括业务费补贴、巨灾风险补贴等。
（四）建立农业巨灾风险分散体系，提高抵御灾害的能力 与其他国家不同，具有分散巨灾风险体系的再保险机制目前在我国仍没建立。如果巨灾一旦发生，承担农险业务的经营机构将受到严重打击，有些公司可能会一夜间倒闭，而农业保险业务也面临严峻挑战，因此必须建立农业巨灾风险分散体系，以增强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而农业巨灾风险分散体系建立的主要内容就是要设立农业巨灾风险基金，它是全国巨灾风险基金的重要内容之一。建立农业巨灾保险基金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采取财政拨款和财政补贴方式建立专项基金；二是政策性保险机构发行巨灾风险基金债券，以提高巨灾风险基金储备能力；三是地方政府每年拿出部分支农资金和救灾款，专款专用，充实后备；四是从保险公司的农业保险保费结余中，拿出部分充实到巨灾风险基金。巨灾风险基金的使用：此基金是用以应付特大农业灾害发生而积累的专项基金，用于发生巨灾时的大额保险赔付。首先支付农业保险公司超赔部分，这是主体。除此之外，此基金的一小部分还可用于减灾基础设施建设，如通过兴修水利设施来预防洪涝和干旱的发生；支持研究机构分析我国农业灾害发生规律，为建立农业风险预警系统提供科学依据以及通过疫苗注射来预防禽畜传染病的发生和扩散等。
（五）完善应对农业自然灾害的税收政策 首先，要扩大应对自然灾害税收优惠范围。从税种上看，自然灾害的发生对绝大部分税种的收入如所得税、财产税、流转税等都会产生影响。因此建议有关应对自然灾害的税收优惠范围应尽量扩大到所有税种。另外还可适当下放有关农业保险业务税收减免权限，扩大农业保险免征范围，对农业保险机构减征或免征所得税等。
其次，增加应对自然灾害税收优惠形式。可考虑根据自然灾害种类、级别等，采取多种税收优惠形式，即将现行的捐赠、直接减免两种方式扩大到延期纳税、亏损弥补等；另外对捐赠、金融机构贷款等适当放宽税收政策。如应允许捐赠在所得税前全额扣除；对金融机构给予自然灾害地区的贷款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这样一方面灵活应对自然灾害影响，另一方面将资金和技术较快吸引到受灾严重的地区，可尽快消除灾害影响，恢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第三，应实施对应用防灾救灾新产品、技术的税收优惠措施。我国现行对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已颁布了相关的税收政策优惠，但是对防灾救灾产品、技术的应用还没有给予税收支持政策，应尽快实施对应用防灾救灾新产品、技术的税收优惠措施，以通过这方面的税收优惠的实施，使企业广泛采取防灾救灾的新技术、新产品，这样可在自然灾害发生时，大大降低其破坏程度。
第四，建立专门防灾、救灾税收制度。如果每次自然灾害发生后，都由财政预算负担，导致财政压力加大，从而影响财政收支的稳定性。遇到巨灾时，还会有国际借贷，这会对整个国家的财政支付能力产生重大影响。由于我国自然灾害发生频繁，造成经济损失巨大，因此建议构建一套在自然灾害发生时便于实行的税收政策体系。另外从民本思想出发和民生财政考虑，国家应与时俱进，开征灾害税，为平衡税收、减轻纳税成本以及便于税收征管等，建议灾害税作为附加税种，从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的应纳税所得额中进行附加征税，专款专用。同时要加强对灾害税的宣传和纳税征管，从而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防灾、救灾财税制度体系。
参考文献：
［1］崔佳：《农业自然灾害风险控制和补偿机制研究》，《农村经济》2006年第12期。
［2］杨京钟：《让税“走在自然灾害前面》，《中国财经报》2008年第7期。
［3］祁毓：《财政支出视角下我国自然灾害救助体系构建的建议》，《经济研究参考》2008年第24期。
［4］苗崇刚、侯建盛：《建立我国地震灾害资金补偿机制的思考》，《中国地震动态》2007年第2期。
［5］聂峰：《探索我国农业自然灾害保险救助的新模式》，《农业经济》2008年第5期。
［6］朱晓冲：《建立和完善应对自然灾害的财税政策》，《经济纵横 2008年第7期。
［7］李冬妍：《灾后重建制定有针对性的财税政策 》，《税务报》2008年第618期。
［8］秦凯：《我国自然灾害税收优惠政策》，《天府新论》 2009年第2期。
农业气象灾害的综合防御与对策 篇7
作为频繁发生自然灾害的国家, 气象灾害不仅对农作物造成大幅度的减产、还给居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更是影响我国在农业发展的水平。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迅速的进行发展、包括城乡一体化、工业化的进程与发展不断上升, 再者就是我国走的是以工业发展为主的疯狂式发展路线,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 环境的污染也造成极大的危害, 频繁发生的气象灾害导致造成极其严重的经济损失, 同时粮食的安全问题也大幅度的下降。据统计, 我国在近几年农作物每年平均受到气象灾害的面积达到近3330万公顷, 因气象灾害粮食损失超过55亿公斤, 这是一组十分庞大的数据, 伴随着社会进度的不断发展, 如果未来这种情况不断的发生, 那么气象所造成的灾害在以后带来的将会是一场噩梦, 会造成非常大的危机, 甚至有可能造成社会的动摇, 所以一定要制定出相应的防御措施, 以减少农业气象灾害带来的损失使农业生产达到高产高效, 才能保证粮食的安全, 社会的稳定。
2 及时有应对性的防御措施
2.1 充分分析不同的农作物对自然的抵抗力, 以便更好的来确定农作物的适应条件, 生产方式等
尽早做出针对气象灾害的预备工作, 当面临危险农业气象到来之时才能临危不乱, 充分的措施和防御会将农业气象造成的灾难降到最小。改善农业生产的环境, 改善农业生产的环境也是应对气象灾难的对策, 为了避免灾难的发生, 一定要加强气象灾难防御措施, 使灾难发生时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大大的保护了农业的生产, 我们也要掌握一些农业气象有关的知识, 这样才能有效的防御
2.2 加强农作物的种植技术
能够准确有效的减少农业灾害, 在加强气象预测与防御措施的同时, 农业的栽培技术也同等重。在农业气象灾害发生之时在栽培方面有一定的效果的话, 也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比如, 了解生活习惯后可以适当的进行人工的措施, 从而使产量大大提高, 所以加强农业的栽培技术也是应对与避免农业灾害的防御措施。
2.3 农业气象灾害的长期性防御措施
为了长期性的防御气象灾害。在加强气象灾害的时候, 更要加强长期性的避免, 可以实施一些必不可少的措施, 就像对温室蔬菜所进行的栽培, 可以确保农产品作物不会受到自然灾害影响, 但这样也只是一种做法并不能长期使用, 总的来说, 顺应天气的变化是最好的。
2.4 改善农业生产的环境
为了跟好的避免自然灾难, 我们要做的就是改善农业生产环境、保护环境, 这是对农业自然灾害的防御中最重要环节, 不仅加强了农田的基本建设, 坡地梯田化、洼地台田化、兴修水利、打井防旱以及营造防护林用来调节和改善农业土壤条件, 努力实现生态的自然平衡, 从而更好的改善农业的生产环境, 减少农业灾害的建设频率。保护环境, 人人有责。
3 防御气象灾害事后对策
发生自然气象灾害是避免不掉的, 那么我们不仅要有应对的防御措施, 还要有防御的应继续和长效性等的对策外。还要承担后果, 及时有效的应对自然灾害的到来。能够及时有效的是气象灾难发生后, 能够及时进行弥补是损失量降到最低, 竟可能的尽早恢复生机、下面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来应对:
3.1 灾难发生后的处理对策
当灾难事件发生之后应该有效及时的作出相应的技术对策, 使得农业灾害造成的后果降到最小, 让受灾的农作物能够恢复生长, 尽最大的可能保持农业生产质量和产量。
3.2 大力推广农业保险制度
农业保险制度, 可以大范围的减少由气象造成的灾害所带来的经济损失, 气象灾害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不能找到一个从经济的制度上预防灾害的办法, 这个方法是对与那些已经做好了很好的防护措施, 但是没有得到效果, 还是受到自然灾害的损失起到很好作用的办法, 这样也可以鼓动农作物的工作者加入农业保险, 这样就会减少气象灾害所带来的危害。
3.3 大力保护环境
我们现今居住的地球是经过漫长的演化时期, 才渐渐形成今天能够适应生命生长的环境, 正是因为有了生命地球才变得美轮美奂、缤纷多彩。在很多年年前地球孕育出了人类, 我们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人类对地球有着生存繁衍的依赖性, 我们需要地球不断的提供食物和植物才能够生存下去。
4 结论
气象灾害在现代社会中不断加重危害, 这种趋势与人们的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 土地资源的过度开采森林的减少加重滑坡与水土流失, 加速河道、泥石流等气象灾害的发生, 湖泊中的淤泥导致洪水能力的减少及旱灾发生频繁的主要原因。还有就是地下水的过度使用, 导致海水入侵、地面沉降, 有些城市的防洪措施没到位等, 内涝加重了这一系列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鲍文.农业气象灾害适应能力及其构建[J].江西农业学报, 2013 (02) :83-86, 89.
自然灾害与农业经济 篇8
关键词：美国,农业保险,灾害救助
一、农业保险及灾害救助项目的确立
1.农业保险项目的确立
美国政府的多灾种 (一切险) 农业保险项目设立于1938年, 从1939年的小麦产量保险开始。保险费率根据投保农户的历史产量厘定, 保险费和损失赔偿以实物计算, 也可以以实物支付, 但一般以现金支付。项目以县为单位实施, 当年在31个州的1289个县出售保单近16.6万份, 承保面积约725万英亩, 保费收入小麦略多于675万蒲式尔, 损失赔偿约1000万蒲式尔, 赔付率 (赔付款与保险费之比值) 为1.48。[1]因为在项目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不可能实现年度收支平衡, 所以, 联邦农业保险项目在1940、1941年继续扩大承保范围, 1941年出售的保单数量达到37万余份;1942年, 农业保险项目扩大到棉花, 方法和程序与小麦保险相同。
根据国会最初的构想, 在运行几年之后, 联邦农业保险项目基本实现自我维持状态, 即保费收入的积累足以用于赔偿支出, 政府只负责经营成本。然而, 事与愿违, 1939～1942年项目的赔偿支出年年大于保费收入, 4年平均赔付率接近1.6, [2]亏缺部分由联邦政府补贴。结果, 在1943年的国会听证会上, 联邦农业保险项目遭到批评, 其后出台的1944年《农业拨款法》要求自1943年7月起中止联邦农业保险项目。但是, 在农业部的强烈要求下, 1944年下半年出台的1938年《农业调整法》修正案又提出自1945年开始恢复并扩大农业保险。在此后的30年间, 联邦农业保险项目一直处于试行状态, 实施范围和承保的作物品种都十分有限。当1974年不利的气候条件引发大面积减产的时候, 人们发现, 农业保险责任不足作物产值的3%;当年的承保面积只占农作物收获面积的7.5%, 略高于1961年的7.1%。[3]
2.灾害救助项目的确立
鉴于农业保险项目覆盖面太小、不足以发挥作用, 1973年的《农业和消费者保护法》设立了一个灾害救助项目。根据这个项目的规定, 小麦、高粱、玉米、大麦、棉花和水稻等主要作物的生产者, [4]
灾害救助项目中的这几种作物也是农业保险项目中的主要作物。因而, 在救灾方面, 这两个项目的作用相似, 基本可以互相替代。但在成本方面, 理论上说, 这两者存在明显差异。首先, 保险项目有保险费, 其次, 在联邦政府认为风险程度高的地块, 没有保险服务。而灾害救助项目不区分地块的风险程度, 也不需要任何费用。所以, 对农民来说, 农业保险项目的成本更高;但对政府和社会来说, 灾害救助项目的成本更高, 因为除了没有保险费收入, 这个项目还有可能鼓励农民在高风险地区和环境敏感、生态脆弱地带生产, 这些行为不仅增加灾害救助的机率和程度, 而且破坏生态环境。
尽管在实际上灾害救助项目的实施并没有导致农业保险的大幅度下降, [4][3]
国会在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之后形成观点认为, 灾害救助项目在以下三个方面存在问题。首先, 成本太高。1974～1980年灾害救助项目的支出为33.92亿美元, 约为同期联邦农业保险项目2.14亿美元保险净赔付 (赔偿支出减去保费收入) 的16倍;其次, 不公平, 在同样遭受严重灾害的情况下, 只有上述6种主要作物的生产者可以得到政府的无偿救助;第三, 效率低。因为刺激农民在易受灾害的地方耕种。于是, 国会在1980年出台了新的《联邦农业保险法》, 要求自1981年起, 取消灾害救助项目, 通过多项措施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 提高项目的自生能力, 从而发挥其减灾作用。
二、农业保险项目取代灾害救助项目的措施
为了用农业保险项目取代灾害救助项目, 在1980～2000年的二十年间, 以提高参与率、降低成本为目标, 国会三次修改农业保险法, 联邦政府采取密集措施改进农业保险项目, 最终使其成为举世瞩目的全国性项目。这些密集措施中针对参与率的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扩大保险覆盖面, 提高保险保障水平
1980年《农业保险法》要求 (1) 取消原来对项目范围的限制, 把农业保险项目扩展到所有农业占重要经济地位的县、所有具备保险条件——有一定长度历史产量数据系列——的农作物和水产品; (2) 把野生动物对农作物的侵害和病虫害纳入保险风险范围; (3) 授权开展草地牧场、牲畜、蜜蜂、干鲜果、蔬菜、水产品和林产品保险的研究和开展试点项目。 (4) 在原来50%和75%两个产量保障水平之间增加一个65%档, 把用于计算保险责任和赔偿额度的价格水平选择的最高一档上调至预期市场价格的90%。
1990年国会要求提高参与率。为此, 联邦农业保险公司采取两项相关措施。一是进一步提高保障水平, 把价格水平选择上限从原来的不低于预期市场价格的90%调整为100%, 价格水平选择范围从原来的三档扩展为30%～100%之间的任何水平。二是通过试点项目研究更高产量保障水平 (80%, 85%, 甚至90%) 的保险服务。
2.引入私营保险公司参与经营
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和参与率, 凭借联邦政府的原有机构或者新增机构都是做不到的。因此, 1980年农业保险法要求联邦风险管理局吸收有资质的私营保险公司和经纪人参与农业保险的经营服务。起初, 私营部门参与农业保险服务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只代销保险单, 收取代理费, 另一种是负责从承保到理赔的全过程。多数参与经营的保险公司和经纪人愿意提供前一种服务, 但联邦政府倾向于后者, 所以逐渐降低代理费标准, 导致私营部门的农业保险代理业务日益萎缩, 最后于1997年彻底消失。
以提供全程服务方式参与联邦政府农业保险项目经营的私营保险公司, 收取一定比例的经手保费作为服务费和管理费;承担少量的保险风险, 接受联邦农业保险公司提供的再保险服务;在征收保险费税的州, 联邦农业保险公司补偿其一定比例的保险费税。
这些私营保险公司不是与联邦农业保险公司平等合作, 而是为后者提供服务并收取相应的费用。联邦农业保险公司通过《标准再保险协议》约束私营保险公司的行为。农业保险项目中的所有规则、条款和条件, 包括保险的地理范围、风险类型、作物种类、保险合同、保险费率、区域风险程度分级等等, 全部由联邦农业保险公司规定。私营公司既不能拒绝其承保范围 (以州为单位) 内高风险的保护, 也不能自行提高其保险费率, 所以, 开始时分担风险的比例不高, 以后又作了几次修改。
为了鼓励私营保险公司深度参与联邦农业保险项目, 2000年农业风险保护法要求联邦政府对研发新产品的保险公司给予成本补偿, 并在新产品批准使用之后, 给予开发产品的公司最多四年的补贴。
3.持续大幅度提高保费补贴额度
为了提高参与率, 1980年农业保险法要求联邦政府为投保农户提供保险费补贴, 最高补贴幅度达到保险费的30%, 1981～1994年平均为24%, 以降低农民的投保成本。1994年农业保险法要求提高保险费补贴水平, 最高补贴幅度达到保险费的55%, 1995～2000年平均为54%。2000年的农业保险法再次要求提高保险费补贴水平, 尤其是较市保障水平的保险胜费补贴幅度, 最高达到保险费的67%, 2001～2008年平均为59% (见表1) 。
(1) 产量保障水平/价格选择水平 (用于计算保险责任和赔偿额度) 。 (2) 过去的保障水平间距一直是5%, 1999、2000两年曾试行把60～75% (80%) 保障水平之间的间距改为1%, 2001年以后又改回到5%。 (3) 1999、2000年的保费补贴不包括通过灾害救助项目打折的30%。
4.根据需要开发新的保险产品
为了全面取代灾害救助项目, 1994年的农业保险法推出了两个重要产品, 免费巨灾保险 (catastrophic coverage , CAT) 项目和无保险灾害救助 (Noninsured Assistance Program, NAP) 项目。
免费巨灾保险项目 (CAT) 的保障水平低, 为50%的预期产量, 保险责任等于保障水平乘以55%的预期价格。但在另一方面, 保险费全部由联邦政府补贴, 投保农户只需交纳管理费。[5]
1996～1997年, 联邦政府连续推出三种主要作物的收益保险产品。这三种产品由不同机构开发, 各有特点, 但共同点是都同时保障产量风险和价格风险。1999年, 在这些产品没有覆盖到的地方, 主要是东北地区, 联邦政府开发出了以整个农场为单位的收益保险项目 (Adjusted Gross Revenue) 及其调整项目 (Adjusted Gross Revenue-Lite) 。
20年的持续努力使得联邦农业保险项目成为美国政府重要的农业政策手段。保险的作物品种达到100种以上, 新的试点项目和产量还在研发之中。2008年, 农业保险总面积达到2.7亿余英亩, 占主要作物播种总面积的84%;保险责任近899亿美元, 为主要农作物产值的54%;[6]
运用效用最大化理论和投资组合理论, Anderson et al. (2009) 分析了补充收益赔偿项目 (SURE) 补充灾害救助项目对政府其它项目的影响。主要结论有以下三点。第一, 作为补充收益赔偿, 这个项目以农户购买农业保险为前提条件, 且赔偿额度与保险保障水平直接挂钩, 所以, 对农户的保险项目选择具有直接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这个项目促使农户从保险的较高保障水平和较低保障水平向中等保障水平移动。但是, 因为项目的赔偿额度远小于保险赔偿和政府其它项目的补贴, 所以, 它对生产者决策的影响不大。第二, 对于参加价格反周期补贴 (price counter-cyclical payment program, PCCP) 的农户来说, 这个补充项目的赔偿额度随市场价格正向变动, 即市场价格高时农户得到的项目赔偿也高, 反之亦然。第三, 对于参加平均农业收益选择项目 (Average Crop Revenue Election, ACRE) 的农户来说, 因为补充收益赔偿项目和平均农业收益选择项目有相当程度的重叠, 所以参加后一个项目会减少农户得到的补充收益补偿。[7]
参考文献
〔1〕Rowe, W.H.and L.K.Smith.1940.Crop Insurance.In:Farmers in a Changing World[M].Yearbook of Agriculture, USDA.
〔2〕Gardner, B.L.1994.Crop Insurance in U.S.Farm Policy[C].In:Darrell L.Hueth and William H.Furtan (eds) , Economics of Agricultural Crop Insurance:Theory and Evidence.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3〕〔6〕Kramer, R.A.Federal Crop Insurance, 1938-1982[J].Agricultural History1983, (05) .
〔4〕〔5〕Gardner, B.L.and R.A.Kramer.1986.Experience with Crop Insurance Programs in the United States[C].In:Hazell, P.et al. (eds.) , Crop Insurance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Issues and Experienc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7〕Chite, R.M.2000.Federal Crop Insurance and the Agricultural Risk Protection Act of2000[R].Order Code RL30739,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for Congress.
〔8〕Zulauf, C.2008.Supplemental Agricultural Disaster Assistance in Food, Conservation, &Energy Act of2008[J].AEDE-RP0107-08.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Columbus, May.
自然灾害与农业经济 篇9
党的十八大提出“海洋强国”战略,海洋强国是指在开发海洋、利用海洋、保护海洋、管控海洋等方面拥有强大综合实力的国家。当前我国经济已经发展成高度依赖海洋的外向型经济,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是建设海洋强国的强大动力。与此同时,我国受海洋灾害威胁较为严重,其与海洋经济之间的作用关系和影响机理值得深入研究。现有研究大多是将海洋灾害或海洋经济进行独立探讨,本研究拟在系统梳理海洋灾害研究进展的基础上,综述海洋灾害与海洋经济影响关系的研究现状,并分析今后研究方向。
2 海洋灾害的研究进展
海洋灾害是指由于海洋变异而在海洋或海岸造成的灾害[1]。从广义上讲,海洋灾害泛指一切源于海洋且有碍于社会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因素;从狭义上讲,依据形成因素,海洋灾害可分为海洋自然灾害和海洋人为灾害。
2.1 研究目的决定海洋灾害的分类方法
按照灾害给人类造成影响的快慢程度,海洋灾害可分为突发性海洋灾害和缓发性海洋灾害。根据“我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专项《海洋灾害调查技术规程》中的分类方法,海洋灾害可分为海洋环境灾害、海洋地质灾害、海洋生态灾害和其他灾害,其中海洋环境灾害主要包括风暴潮、海浪和海冰等,海洋地质灾害主要包括海洋地震和次生灾害、海岸侵蚀、海水入侵和土壤盐渍化、海平面变化等,海洋生态灾害主要包括赤潮、绿潮和溢油等。
不同的分类方法可将海洋灾害分成多种类别,研究者可根据研究需要从某种角度进行分类。由于海洋灾害种类较多、差异较大,对海洋灾害的研究不能停留在主观判断,而应具体深入分析其产生原因、自身特征、发生规律等[2],这也是现有研究中涉及特定类别海洋灾害的文献较多的原因。由于风暴潮和赤潮发生较为频繁、对海洋经济和人类生活影响较大以及数据可获得性较高,已有文献中对风暴潮研究最多、赤潮次之,而对其他种类海洋灾害研究较少;其中对风暴潮的研究主要从损失评估[3,4]、损失最小化[5]、风险评估与预报[6,7]等方面展开,对赤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赤潮灾害的发生规律与演变趋势[8,9]和赤潮研究的现状与进展[10,11]等方面。
2.2 研究内容涉及海洋灾害的不同层面
综合来看,对海洋灾害的研究主要涉及海洋灾害的综合应急管理[12]、损失评估[13]、预测[14]和预报[15]、预警[16,17]和模拟系统[18]、风险评价[19,20]和保险模式等方面[21,22],如赵璟[23]探讨政府公共关系在我国海洋灾害应急管理中的应用,高梦梦[24]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洋灾害的主要应对主体,王利国[25]研究我国海洋灾害应急管理的主要政策。还有一些学者从不同时期、不同角度对海洋灾害展开研究,如闵祥鹏[26]、刘振伟[27]和孙翰[28]分别研究隋唐五代和民国时期的海洋灾害特征、预防与应对策略,冯有良[29]探讨海洋灾害影响下我国近海海洋资源开发的测度与管理,张庆红[30]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确立海洋地质灾害决策系统的相关指标并建立相关评价模型。
2.3 现有研究的侧重与不足
按照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海洋灾害研究大致可分为孕育、演化、发生及传播规律研究,影响、评定、补偿及风险评价研究,预测、预报、防止及应急管理研究等。理工科学者对海洋灾害的孕育、演化、发生及传播规律研究较多,而经济管理学者大多侧重于对后二者的研究。
海洋灾害的影响、评定、补偿及风险评价方面的已有研究表现出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多样化的特点,其中研究方法主要有模糊测定[31]、因子分析法[32]、灰色-周期组合外延模型[33]、层次分析法[34]等,研究角度涉及海洋灾害损失评估与测定的最多。
海洋灾害的孕育、演化、发生及传播规律研究属于对海洋灾害自身属性的研究,更多涉及海洋灾害这一事物发展变化的内部系统规律与机制,目前关于此类研究的文献资料较少,研究有待加强。相对于海洋环境灾害、海洋生态灾害和其他海洋灾害而言,国内学者关于此类研究主要集中在海洋地质灾害上,金仙梅[35]通过对黄河三角洲区域的物理结构和化学元素特征等相关因素的分析,剖析该区域的沉积地层结构,系统总结该区域海洋地质灾害类型、分布规律和结构成因;马胜中[36]通过了解北部湾广西近海岸海底的工程地质条件和潜在灾害地质因素,采用浅层地球物理方法对近岸海域的活动断层进行探测,分析各种海洋地质灾害类型的划分、分布、成因和危害。
3 海洋灾害与海洋经济影响关系的研究进展
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拥有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四大海域,海岸带纵跨热带、亚热带和温带;海洋资源种类繁多,可开发利用的潜力很大,其中四大海域有海洋生物超过3 000种,可捕捞、养殖的鱼类约有1 700种,经济价值较大的有150余种[37]。优越的海洋资源环境是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发展的有力引擎,2014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59 936亿元,同比增长7.7%,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4%[38],海洋经济的增长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广阔的海域面积和丰富的海洋资源在为我国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我国沿海地区面临遭受海洋灾害侵袭的巨大风险,往往损失惨重。因此,蓬勃发展的海洋经济与频繁发生的海洋灾害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值得关注。
目前国内关于海洋灾害与海洋经济相互影响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从已有研究来看,经济学视角的海洋灾害研究已经开始受到部分学者的关注。赵领娣等[39]撰写的《海洋灾害及海洋收入的经济学研究》一书是以经济学视角研究海洋灾害的重要著作,冯士筰[40]认为该书是海洋灾害与劳动经济学交叉的新探索、是一部难得的专著;赵领娣等[41]将海洋灾害预防视作一种产品,对其供求进行分析,提出增加渔民收入的对策;杨黎静等[42]阐述海洋灾害外部不经济性产生的原因,认为明确海洋资源产权、实施政府税收和津贴、构建海洋环境保险制度等是将海洋灾害外部性内部化的重要对策;杨林等[43]在测度我国1996—2012年海洋经济发展综合指数的基础上,采用VAR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分析海洋灾害与海洋经济发展综合指数的相互影响机理及其在时序维度上的动态特征,认为海洋灾害与海洋经济发展存在相互影响、总体上海洋灾害对海洋经济发展的影响呈现负效应;赵昕等[44]对广东、福建、海南、浙江和山东5个省的风暴潮灾害损失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别进行耦合分析,指出二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关系、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区域差异。
4 海洋灾害与海洋经济影响关系的研究展望
现阶段我国海洋灾害与海洋经济问题研究的基础理论支撑和定量化研究都很不完善,结合灾害经济学的研究[45,46,47],以海洋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海洋灾害经济问题意义重大。研究角度可侧重于海洋灾害与海洋宏观经济(包括短期经济和长期经济)、海洋灾害与海洋微观经济以及构建海洋灾害经济数理模型等,具体研究内容可从海洋灾害与海洋经济相互关系的计量检验、海洋灾害对海洋经济系统影响的实证检验、海洋灾害经济的影响模型等方面展开。
4.1 海洋灾害与海洋宏观经济
4.1.1 海洋灾害与海洋短期经济
海洋灾害发生后,受灾地区和周边地区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尤其是与海洋有关的生产经营活动,因此海洋灾害与海洋短期经济之间的关系值得关注。一方面,海洋灾害发生后的重建工作会使受灾地区和周边地区的海洋生产经营活动逐渐恢复,海洋经济产量也会相应提高;另一方面,受灾地区外的相关产品会流向受灾地区,从而影响受灾地区相关替代品和互补品的供给与需求。一般情况下,海洋灾害与海洋短期经济的关系影响体现在海洋灾害发生后的应急响应和恢复重建阶段。
4.1.2 海洋灾害与海洋长期经济
海洋灾害与海洋经济对立统一。在海洋经济发展的同时海洋灾害也在发展,从总体来看,海洋灾害对海洋长期经济发展存在破坏性,但海洋灾害与海洋长期经济并不一定表现为负相关。目前此类研究侧重于海洋灾害损失与海洋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探讨,海洋灾害可能影响的海洋宏观经济变量,包括海洋生产总值、海洋活动投资水平、海洋产品价格水平、海洋相关产业就业率等。因此,可以通过选择海洋灾害与某些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并通过不同的理论假设来考察海洋灾害对海洋长期经济的影响。
4.2 海洋灾害与海洋微观经济
海洋灾害对海洋经济系统的微观单位也会产生影响。海洋灾害一旦发生,直接受灾的是与海洋经济相关的利益组织,如企业、家庭和社会公共组织等微观单位。此类研究可通过多部门投入产出分析、一般均衡分析、系统动力学、社会核算矩阵等方法揭示与海洋经济相关的微观行为主体,并将其作为海洋灾害经济研究的基础。
4.3 海洋灾害经济数理模型
海洋灾害经济数理模型主要用于估算海洋灾害的经济损失、海洋灾害影响下的海洋经济极值、灾后经济恢复的约束条件等。海洋灾害的直接后果就是各种损失,对于海洋经济损失的评估一直是专家学者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而合理界定和剖析海洋灾害损失的概念和层次是海洋经济损失评估和海洋灾害经济数理模型构建的基础。
海洋灾害是灾害现象的一种,具有突发性、非线性和不确定性,其成本和收益的承担主体具有不对称性(显著的外部性)。解决海洋灾害显著的外部性问题也是未来重要的研究方向,海洋防灾减灾是需要兼顾公平和效率的政治经济选择过程。
摘要：文章在系统梳理海洋灾害研究进展的基础上,综述海洋灾害与海洋经济影响关系研究现状,并分析今后研究方向。现有研究大多将海洋灾害或海洋经济进行独立探讨,基础理论支撑与定量化研究都很不完善;结合灾害经济学的研究,以海洋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海洋灾害经济问题意义重大;研究角度可侧重于海洋灾害与海洋宏观经济(包括短期经济和长期经济)、海洋灾害与海洋微观经济以及构建海洋灾害经济数理模型等,具体研究内容可从海洋灾害与海洋经济相互关系的计量检验、海洋灾害对海洋经济系统影响的实证检验、海洋灾害经济的影响模型等方面展开。
自然灾害与农业经济 篇10
哈罗德·德姆塞茨认为经济发展中非制度因素不能忽略, 它与制度因素是互补、互动的关系。甚至在一些情况下, 非制度性因素可能是制度变迁的更重要的源泉。制度确实很重要, 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他们是在非制度因素这一背景下起作用的。随着制度的产生、成熟和消亡, 每一代人所获得的禀赋都包含了从过去历史继承下来的制度。在这种意义上, 制度成为更广泛定义自然资源禀赋集合的一部分, 并随着时间的流逝, 越来越重要。人类在刚开始摆脱原始状态时只有少数制度安排, 因而在发展的早期阶段, 资源禀赋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经济发展的时间和模式, 非制度性因素是经济发展的源泉, 随着经济发展进程一步步展开, 更大的并经过更多试验的制度集合出现了, 从而影响了以后经济发展的时间和模式。
德姆塞茨的观点是发人深思的, 在此基础上, 笔者猜想是否可以把文化理解为在初始禀赋基础上的产物, 并蕴含着该非制度因素而成为后代的禀赋, 成为进一步影响今后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因素, 即文化作为自然资源禀赋与制度形成之间的纽带, 进而影响着经济绩效。对于“文化”这个概念的理解, 《迈尔百科辞典》认为“文化最初指土地的开垦及植物的栽培;以后指对人的身体、精神, 特别是艺术、道德和天赋的培养, 亦指人类社会在征服自然和自我发展中所创造的物质和思想财富”, 符合笔者的理解。
►►一、文化与制度的关系
韦森教授在他1994年发表的文章《华夏传统文化阴影下的中国现代化之路》中就提出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并通过东西方文化比较解析了中国现代化问题。
韦森教授认同西方文化的江河, 具有两个源头, 亦称两希文化。一个发源于希伯来人, 嬗迭而成为基督教;一个肇端于古希腊罗马民族, 嬗迭而为近代的西方文明。无论是承袭了古希腊罗马文化精神的文艺复兴运动 (以人本主义为旗帜) , 还是直接来源于希伯来文化圣经的宗教改革运动 (以神本主义为旗帜) 。也有学者认为“两希”应当为“叙希”, 即叙利亚文明和希腊文明, 希腊形态的理性侍奉着叙利亚形态的信仰。虽然打着不同的旗号, 却都尊重理性, 追求自由民主、公正、平等和快乐。成就了西方后来的科技革命和工业文明, 是西方社会现代化的最深层的社会心理基因。
而这些社会心理基因恰恰是华夏传统文化所匮乏的。华夏文化是儒释道三家的综合体。儒家天人合一, 中庸之道的人生哲学, 与释家消极厌世, 万事虚无和虚妄出世的价值取向, 以及道家自然主义、虚无主义和无为主义相互融合, 浸染杂糅, 形成了华夏民族的一种既盲目乐观又虚妄无为, 既自信又消极的文化潜隐心态。
因此, 尽管中国曾于明朝时期进入商业经济繁荣时期, 从学者对人口增长、整体生活水平、经济因素中占关键地位的劳动生产率、重要日用品市场、消费能力、农业与工业发展, 甚至在工业化发展情况、市场体系发展情况等方面考察看来, 中国与西欧都无太大差别。直到18世纪晚期, 中国与西欧的市场总体运行情况是相当的。
但是, 中国之后却走上了一条不同于欧洲的“内卷化增长”道路, 现代经济制度无法内生地从中国社会内部生发的原因是什么?韦伯的回答是, “基本上, 是缺乏一种特殊的心态。特别是根植于中国人的‘精神'里, 而为官僚阶层与官职候补者所特别抱持的那种态度, 最是阻碍的因素”。这种特殊的心态和精神正是东方的文化特质。
东西方的文化特点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形态, 西方尊重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文化基因孕育了私有制和民法思想, 成为现代制度的基石。而华夏传统文化心里中所有权观念的淡漠, 加上国有即国君所有的潜意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 阻止了尊重私产的观念。
►►二、自然资源禀赋之于文化
韦森教授对于文化对制度变迁, 经济发展路径的影响分析的比较透彻了。但进一步考虑这两种不同的文化成因是什么?笔者认为, 这也正是德姆塞茨要提醒制度经济学家们注意的, 曾经疏忽或者是没有重视的非制度因素。
从总体上看, 西方文明具有远离中道、非是即否, 富于攻击性和侵略性的品质, 曾接二连三发生残酷的宗教战争和迫害;另一方面, 中国文明具有“合而非分裂、中道而非极端、宽容而非褊狭、温厚而非暴烈”的精神品格, 贵和宽容。其原因从根本上讲, 是不同的自然环境的产物。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与气候、土壤条件有关, 还与地形地貌所决定的物质交流、信息交流方式有关。
从远古时期东西方不同的初始禀赋开始, 就仿佛注定了东西方孕育出的不同文化, 进而走向了不同的制度变迁之路。中华文化的起源地——黄河中下游地区。地势平坦、土壤肥沃、降雨量充足 (虽并非均匀) , 形成了早期的农耕经济。与渔猎的和游牧的获取生存资源的方式比较, 通过在土地上人工种植作物而获得生存资源是人类在自然界中争得自身的生存和繁衍的最为稳定的方式。再者, 黄河中下游地区作为一个大型陆地板块, 与华北平原浑然一体;往南有淮河和长江流域与之接壤;往西有渭水流域、汉中平原, 以及河西走廊;西南方向有汉水流域和四川盆地;远南方向则有珠江和闽江流域;东北方向更有肥沃的三江平原 (尽管直至近代甚至20世纪东北才得到充分开发) 。农耕方式依附于广袤的土地, 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 逐渐产生了以家族为本位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伦理纲常, 并成为贯穿于中国古代的社会生产活动和生产力、社会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这五个层面的主要线索、本质和核心。广阔的伸展余地也使得人们性格平和, 不愿争抢。无论什么个人、什么部落、什么种族, 只要服饰、礼仪和行为“正确”, 便当然被接纳到华夏文明大家庭里来, 便根本没有生发出“公民权”之类的念头来。同时, 农业文明下的人们, 需要尊重植物的生长规律, 经历农作物漫长的生长期, 忍受多变的气候, 因此, 往往采取忍耐和等待的人生态度, 即中国人所说的“天人合一”。“这就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归根结底, 华人社会是一个血缘社会, 因此, 重关系, 讲人情, 温厚、平和、隐忍。
相应的, 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 (地中海地区) , 岛屿与海洋相互环绕, 土地是不适合大规模农业活动的干旱山地, 主要依靠渔猎, 无法自给自足, 各主要地区虽然在地理上处于散裂状态, 形成城邦林立的格局, 但是由于古代航海技术的发展, 它们之间仍能进行相当频繁的联系和交往, 因而各古代文明能够相对不受干扰地独立发展, 同时以物易物的商品经济萌芽在这里茁壮成长, 成为市场经济发展最为迅速和繁荣的文明。也同样因为资源和土地的匮乏, 而出现“公民权”的概念, 限制人们的权力。这片水土上相应地形成一种地缘社会。城邦制的小国寡民的特点重视规则, 重视法治, 同时也孕育了自我中心主义。
同样产生于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叙利亚文明因其特殊的自然环境, 也具有独特的品质。迦南较沙漠, 有平原和丘陵, 由农业产出, 有牧场可放牧;较幼发拉底河流域, 它它又是贫瘠的, 丘陵多是沙土和岩石, 偶尔点缀着一些绿洲。水源不足, 一年只有四五个月有雨。畜牧作为该地区主要的生产方式。“牧人对动物的控制、支配、命令、强迫态度折射到神对人的至高无上性上来, 或者说折射到人对神的绝对服从上来, 而道德和良心意义上的‘超我'又在一个永恒、 绝对的唯一真神里得到了外化, 或者说在一个不仅超越了个我, 而且超越了人类社会、超越了大自然乃至宇宙万物的唯一真神的意象中找到了最佳表达。”因此, 叙利亚文明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其宗教性, 这种情形也与叙利亚型文明的攻击性、强制性品格不无关系, 与基于农业的文明形成了鲜明对比。
►►三、结论与反思
既然说东西方文化分别对东西方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进而对经济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那么与中国大陆同样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日本却与中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路径。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时, 日本还与大多数亚洲国家一样, 封闭、传统、落后, 但战后的日本“脱亚入欧”, 进行破釜沉舟式的改革, 1970年它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亚洲四小龙经济崛起, 从20世纪60年代起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速度都接近或超过10%, 建立了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 并同时有着健全的法律体系。这其中又是何原因呢?这与几个国家地理上岛屿或半岛特征有关系吗?或是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而同西方国家建立了特殊的联系, 使得这些地区在近代经济一体化浪潮中, 既拥有中国的优良文化传统, 又受到了西方价值观的冲击而导致的结果?
本文仅从自然资源最初的禀赋来讨论了东西方文化的渊源, 比较了其文化上的差异, 但未展开讨论文化本身的演化过程, 文化与制度变迁相互作用的方式, 以及东西方不同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这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更现实的问题是, 中国, 在面临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担忧时, 在面临许多经济学家主张市场经济体制照搬西方运行方式的呼声时, 该做如何的抉择?是全盘西化, 让西方文化毫无顾忌地浸染中华大地, 从根源上彻底改变民族的思想和意识, 还是在华夏文化中寻找到积极地因素, 找寻到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路径?我想, 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是永不过时的, 但做起来却是难上难, 有待于学者进一步的探究。
参考文献
[1]Harold Demsetz:”DOGS AND TAIL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ORY”, 1998
[2]韦森:《华夏传统文化阴影下的中国现代化道路》, 《汉声》第72期, 1994.9
[3]阮炜:《文明的性格与成因》
[4]杨宪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评价》, 载张立文等主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自然资本能否托起未来新经济 篇11
寻求新的发展模式，已成为全球共识。十八大以来，我们强调五位一体建设，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其中的生态文明概念，融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为一体，从而建设美丽中国。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如何兼容并举？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能否建立在自然资本的基石上？
近日，在德稻集团德稻环保金融研究院（IGI）主办的“未来新经济-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峰会上，40多位国内外知名的生态经济学者一起深入研讨如何让金融资本与自然资本携手，用市场手段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治理机制，共同为经济发展作贡献，并发布了《自然资本未来新经济上海宣言》。《瞭望东方周刊》获得独家授权，刊登部分与会专家学者的观点。
可持续发展有四个资本，除了传统的物质资本，还有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十八大以来，我们强调五位一体建设，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基于上述关系，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整合中外理论的发展模型，由此讨论未来新经济与自然资本投资的5个重要问题。
我们的发展目标是什么
从GDP增长走向人类的福祉，提升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是发展的目标层面。实现目标，需要三个实体的资本来支撑，一个是物质资本，通常叫做经济增长，其中包括了金融资本;第二是人力资本，通常用社会发展包括教育、健康这些来表达;第三是自然资本，通常用生态环境表达，主要提供资源输入、污染吸纳、生态支撑以及美学等服务。当然我们还讲到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更多的是协调这些资本的关系，是管理和治理层面的能力。
此外，中国还强调了文化建设，一种是放在社会层面的具体的文化建设，另外一种是对发展理论和价值观念的构建。而提出未来新经济，就是这个意义上的文化建设。
中国过去多年来主要是投资物质资本。对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关注不够。所以新常态，就是要在这方面加强综合资本的投入。投资自然资本，是为未来中国新常态的发展寻找新的投资领域，是符合中国发展方向的。自然资本的投入，既有促进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又有非经济的作用，自然资本投入本身就是人类的福利。
自然资本与经济安全系数成正比
我们可以把可持续发展表达成为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四个资本的函数，可持续发展新的模式关键在这四个资本的综合投入和平衡协调，特别是对其中稀缺性资本的投入。
投资自然资本是可持续发展新经济的重要内容，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对经济增长，第二个对非经济发展。绿色发展包含了经济和非经济的含义。投资自然资本的收益除了增加自然资本的资源供给能力，更多的是提高环境调节、生态支撑等生态服务功能。
自然资本的存量越大，经济的安全系数、发展前景就越大。大家经常说我们过去GDP是牺牲自然资本的，理由就是我们都是反向增长。人工资本、经济资本侵占了自然资本，自然资本的边界越来越小，所以我们感叹，物质资本在增大的同时自然资本不够了。
中国的绿色道路跟欧美有何不同
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峰会上流行的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甜甜圈理论中，包括三个圈，分隔中间圈和最外圈的是自然资本的承载能力，是自然天花板。发达国家在最外圈，已经超越了自然资本的承载能力。中国现在还在甜甜圈的最内圈，落在社会支撑力的下面，即中国老百姓的基本需求还没有达到满足。所以中国面临的问题是能否用绿色的方式，即自然资本可以支撑的方式实现基本需求的满足。
传统上发达国家走的是A模式的道路，超越了自然极限仍然在无止境地追求经济增长。发达国家现在搞绿色转型是要走B模式的道路，要从最外圈回到中间圈里面，中间圈是可持续发展的，所以有一个degrowth（生态经济学术语，意为“去增长”，指反对主流的崇拜GDP的经济增长方式和消费至上主义，提倡减少消费，提高真正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概念。
从最里面的圈进到中间的可持续发展圈层，这是笔者所强调的中国发展的C模式。中国现在仍然要增长，但是要追求聪明增长（即smart growth）。自然资本承载能力有一个门槛区域，超过这个就过度了。
中国能不能努力在这个门槛里面实现现代化？这对中国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如果中国走过了，再回头，基本上跟欧美国家模式差不多，这就是我强调的C模式。党中央指出，中国的发展已经接近甚至到达我们环境的上限，新常态是迫在眉睫，不是缓缓的。这就是C模式对中国当前转型的重要含义。
中国绿色发展的做法
绿色经济或自然资本新经济包括提高资源生产率和投资自然资本两个方面，中国通过生态文明把绿色经济落实在三个主要领域：一个是中国的新型城镇化，绿色基础设施投资是里面重要的内容。
第二个是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把原来物质消耗单向的流程变成一个循环的流程，既然自然资本那么稀缺，能不能从进口到出口，到当中全部变成一个有回路的过程？这是一个有变革意义的战略思考。
第三个领域是跟全球相吻合的低碳发展，其中，新能源替代传统的碳基能源，从某种角度讲是投资自然资本，而提高工业、交通、建筑三个部门的能源效率，即提高能源生产率和提高碳生产率。
治理能力的变革
今天，我们不仅污染有问题，治理污染的路径、治理的能力本身也需要进行反思。投资自然资本，要研究和推进PPP模式，面向自然资本的PPP模式不仅是传统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更是更广泛的社会联盟（public-private-people），不是简单地去重复政府管制或者市场机制的单一道路，而是变成基于PPP的社会合作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对政府而言，需要制定自然资本跟经济资本双赢的发展目标，实行从经济增长主导到自然资本与物质资本双增长，即“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战略性转变。
当然，对自然资本的投资不可能全面摊开来，需找关键领域。经济总是通过消耗自然而增长的，但是这个消耗有没有红线？自然资本哪些部分是可以市场化的？哪些部分是要坚守的？纯粹的公共物品是政府要坚守的，哪些部分是可以作为市场交易的？
这些问题讨论深刻以后，我们会知道有一些市场需求比较大的，可以由老百姓埋单;而有一些公共性比较大同时变得稀缺的，需要政府埋单，如此，我们投资自然资本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发展方向。
自然灾害与农业经济 篇12
1 川藏公路对沿线区域的重要性
川藏公路沿线区域包括成都市、雅安市、甘孜藏族自治区、昌都地区、林芝地区和拉萨市, 总面积43.57万平方公里, 总人口超过1400万, 其中约3/4的人口在成都市, 经济总量则更加集中在成都市, 这决定了本文研究的重点是除成都外的其它区域。川藏线尽管它是一条平面几何曲线, 但是, 其起迄点和跨越地带表明, 它应当为途经之地域带来繁荣和文明。这就决定了它应当是多功能的, 既是川藏两省区的富民线, 又是川藏的经济线、国防线、文化线、旅游线、信息线、扩散线等。[2]川藏公路是沿线地区最重要的交通线路, 而且该线增长极分布相对密集, 除成都市和拉萨市两个省会城市外, 还有地 (州、市) 级政府驻地雅安、康定和林芝, 县级政府驻地名山、天全、泸定、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贡、八宿、波密、工布江达、墨竹工卡、达孜等。
交通运输对区域资源开发、区域工业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对区域内工业的聚集和城市的分布也有很大影响。国内外的经验都证明, 交通运输是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先驱。在国民经济发展中, 交通先行是一条应遵循的客观规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经验都证明, 无论就全国来说, 还是就地区的开发和工业基地的建设来说, 都应认识这个规律, 按交通先行这个客观规律安排建设程序, 使交通运输超前发展。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经济迅速发展, 并促进生产布局更加均衡的发展。[3]恰恰相反, 川藏公路除拉萨和成都两个省会城市外, 其他沿线区域并没有实现交通先行, 而是严重滞后。
交通与经济之间的作用关系是双向的。经济活动的存在和发展刺激了对交通的需求, 从而产生了新的交通设施及原有交通设施的改造;离开交通运输的经济活动是自给自足或封闭的经济, 交通运输的发展可刺激经济的发展和地域间的联系和协作, 因此, 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一条不畅通的川藏公路已经成为严重制约沿线区域经济发展的瓶颈, 也阻隔了内地, 尤其是成都和拉萨对沿线区域的经济辐射。有鉴于此, 加强灾害治理力度, 保证川藏公路畅通是该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2 川藏公路沿线区域发展的模式选择
2.1 点轴开发模式
在川藏公路本身尚且不能保证畅通的情况下, 网络开发模式显然是过于超前了, 增长极开发模式一是落后, 二是即使采取, 没有畅通的交通, 其扩散效应也大打折扣。点轴开发理论不仅强调“点” (指城市或经济发展条件优越的区域) 的开发, 而且还强调“点”与“点”之间的交通动脉即“轴”的开发。优区位开发理论和点轴开发理论也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对平衡布局原则进行反思时从西方引进的, 其理论渊源是增长极理论。我国8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有选择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对外开放地区政策, 可以认为是优区位开发与点轴开发理论的应用。另外, 在80年代中期开始的至今仍呈现良好势头的地区发展战略研究、地区性国土规划中, 该理论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因而笔者认为在川藏公路沿线区域实施点轴开发模式, 将增长极建设和川藏公路生长轴建设相结合。对该区域实施点轴开发模式符合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现状, 也有利于有限的投资集中在高增长能力带动区域发展的各类区域增长极和川藏公路灾害治理上。
川藏公路作为重点轴线的建设可以改善沿线区域的可进入性。增加各地区、部门、企业的原料、市场、信息、人员交流而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 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各地区人的流动, 教育条件改善、文化多元和不同意识形态的进入, 可以使相对保守的社会结构变为灵活性和进取的社会结构;由于可进入性的变化引致生产集聚和闲置资源的开发, 可以提高生产力和优化产业结构。收入、经济权益、人口流动和集聚可以把停滞的政治结构变为较为敏感性的机动性的政治结构及政策。我们从目前川藏公路沿线区域人均GDP差异可以看出, 可进入性最强的成都市是人均GDP最高的, 其次是拉萨, 随着青藏铁路的开通, 拉萨和其他相对落后区域的差距还会进一步扩大;而可进入性最差的昌都地区人均GDP最低, 其次是甘孜州。
2.2 川藏公路沿线区域点轴开发模式的实施要点
(1) 在区域范围内, 确定有利发展条件的川藏省区间的川藏公路线状基础设施轴线, 对轴线地带的3个地 (州、市) 级政府驻地城镇及13个县级政府驻地城镇予以重点发展, 对位于轴线上和轴线的直接吸引范围内的资源予以优先开发。
(2) 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 经济开发的注意力应愈来愈多的放在较低级别的发展轴和发展轴线上。与此同时, 发展轴线逐步向较不发达地区延伸 (包括发达地区的距发展轴和发展中心较远的地区) , 将以外不作为发展中心的点确定为较低级别的发展中心, 规定新的发展中心。
2.3 点轴模式的扩散与区域的平衡发展
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 开发和发展水平、实力总是不平衡的。随着开发进程的延伸和地区经济技术实力的增强, 区内不平衡程度逐渐缩小, 以至大致出现相对均衡状态。
点轴渐进式扩散导致区域间相对均衡的发展, 主要是由于: (1) 新的集聚点, 即增长极对周围较不发达地区起扩散作用。 (2) 线状基础设施可提高区域的可进入性, 增加区域的机动性。而可进入性、机动性的增加, 必然使地区发展机会的增加。这里需要提出:线状基础设施一旦延伸到某一地区, 该地区与其周围没有线状基础设施束的地区的发展差距会进一步扩大。但是, 这是缩小区际差异的必经过程。[4]随着经济的发展, 次级轴线的成长, 将为网络开发模式奠定良好的基础。
2.4 建设川藏发展轴线与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一致性
和谐社会就必须处理好效益目标和公平目标的关系。对于国家与区域制定发展总目标来说, 就是必须正确处理经济高速发展与贫富区域两极分化的矛盾。一个国家或地区以经济高速发展作为总目标, 就必然尽可能地增大而不是抑制极化效应的作用。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 把更多的投资引向那些经济发达、城市基础设施具备、交通发达、信息灵通、资金充足、科技水平高的地区, 为它们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 以取得投资少、见效快的效果, 促成地区经济高速度发展。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 区域经济差异悬殊的情况下, 继续这样做将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公平。表现在:落后地区得不到政府的重点支持与发达地区的帮助, 而且面临着发达地区的强大竞争, 产业结构得不到调整、改善, 在经济发展的恶性循环中愈陷愈深。落后地区广大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得不到合理的开发利用, 贫困等社会问题长时间得不到缓和, 甚至还会愈演愈烈。
建设川藏发展轴线就是在以效益目标为主的情况下, 兼顾社会公平, 也就是兼顾区域协调发展。国家和区域政策就要考虑尽可能增大川藏发展轴线的扩展效应的作用, 运用政府掌握的资金与政策手段来帮助改变该区域的产业结构。为该区域创造一个有利的投资环境, 使其能摆脱恶性循环, 达到经济起飞, 走上自力更生发展经济的道路。[5]
3 川藏公路及其周边区域灾害治理对策
川藏公路运行半个世纪以来, 几乎全线行程皆险段, 其中尤以然乌——波密——林芝之间最为险要, 历来为著名的天险, 被视为鬼门关路段, 几乎每年雨季, 都会发生山崩、滑坡、雪崩、泥石流等重大山地灾害, 导致一年中有数月不能通畅的时段, 直接因受灾或因修路而牺牲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恐怕已是难以计数。周边区域灾害也不逊色, 比如进墨脱通边防的交通一直难以解决, 墨脱成为高原地区有名的“孤岛”, 至今是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县。波 (密) 墨 (脱) 公路每修每垮, 每年大量投资皆付之东流, 墨脱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和发展以及边防的建设等皆处于极端落后困难的状态。[6]制定和实施有效的灾害对策已经刻不容缓。
3.1 开展山地灾害敏感性评价、制定减灾规划
川藏公路沿线及其周边地区山地生态环境具有脆弱性特点, 突出的表现在山地生态环境系统自身的不稳定性和敏感性。山地灾害敏感性评价是把容易发生灾害并对人类生命财产安全和生产、生活构成危害的区域识别出来, 并对其敏感性程度加以分类和评价, 并根据山地灾害对建设工程的危害, 进行危险性分区, 避免和禁止在危险性大的区域进行建设。同时, 根据山地灾害的分布、类型、危险度、发展趋势和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准, 制定区域性和整个川藏公路沿线及其周边地区的减灾规划, 为经济建设和山地灾害控制提供指导。
3.2 强化灾害预警和预报
作为一种有效的、经济的山地灾害减灾办法, 灾害预警预报已经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得到成功的运用。在一些危险性大的重点灾害点和区域, 必须建立区域性的与国家减灾中心等部门联网的预警预报系统, 及时通报灾害天气和灾害、灾情等讯息, 为川藏公路沿线及其周边地区乃至全国和邻国提供灾害资讯交流平台。
3.3 加强法制建设和健全灾害管理体制
山地灾害的发生及其危害往往与人类活动有密切关系, 具体表现为人们对山地灾害敏感性程度不了解, 对不该开挖的地方开挖, 不该布局工程设施的地方进行了布局, 不该建房的地方建了房, 其结果必然带来灾害的发生和危害。因此, 必须建立和完善建设用地特别是重点建设工程的灾害敏感性评价制度, 并制定禁止建设没有做敏感性评估的工程的法律条例, 真正地做到防患于未然, 最大限度的减少人为诱发山地灾害带来的损失。在管理层面, 建立和健全灾害管理体制、灾害群防群测体系、减灾预案、减灾指挥调度体系, 形成从灾害预警预报、减灾预案等高效运转的减灾支持和管理体系。
3.4 建立川藏公路山地灾害防治专项基金
川藏公路及其周边地区, 尤其是藏区山地灾害面广量大, 对国防安全和社会安定有重要的影响。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建设过程中将面临着山地灾害的威胁和危害。鉴于川藏公路及其周边地区山地灾害防治的基础工作较差和防灾减灾的能力较弱, 由国家支持设立川藏公路及其周边地区山地灾害防治专项基金非常必要。该专项基金主要用于山地灾害基础资料的积累和山地灾害环境信息系统的建设, 突发性山地灾害 (如泥石流、滑坡、山洪、地震等) 应急反应能力的建设以及对直接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灾害进行快速的处理。[7]基金毕竟是有限的, 治理灾害时应选择一些灾害损失比较严重的灾害点, 尤其是城镇附近和交通沿线的灾害点, 实施工程和综合防治措施治理灾害。[8]
3.5 发展生态旅游与防灾减灾相结合
旅游业作为川藏公路沿线及其周边地区的支柱产业, 又是极具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 区域的可进入性差也使得许多旅游资源保持原始状态, 这为开展具有浓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生态旅游提供了优越的条件。生态旅游的核心是保护大自然、保护地方文化, 而保护大自然的核心又是保护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保护自然环境的原始风貌, 维护、控制生态又取决于合理的环境容量。发展生态旅游和防灾减灾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 可以共同促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其关键在于人力资源的开发与人与自然和谐文化的建设, 包括培养一支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导游队伍, 在导游过程中, 能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宣传一些相应的生态学知识和防灾技能, 提高旅游者的生态环保意识和防灾减灾意识, 从而避免意外事故的发生和人为的环境破坏;合理设计旅游线路, 实现旅游线路的多样性, 让游客有更多的选择;灵活运用价格策略, 减轻环境承载力;在景区周边地区设立具有地方特色的农家乐, 这不仅能满足旅游者的心愿, 给旅游者带来极大的方便和满足, 还能够最低限度地减少环境破坏, 既可以增加当地居民收入、强化当地民俗文化传统, 又起到了直接的生态示范作用, 而且也可以适当分流调节游客流量。
摘要：川藏公路的运行一直受到以山地灾害为主的各种不利条件的制约。本文尝试从确保川藏公路通畅运行出发, 提出建设川藏发展轴线的意义和必要性。以川藏公路为依托建设川藏发展轴线和有效的灾害治理, 不仅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还将对维护国家统一、巩固国防、加强民族团结、加速藏区经济建设起到极大的推动和保证作用。
关键词：川藏公路,经济发展,灾害治理
参考文献
[1].康继铭.文明川藏线的建设和系统工程[J].昌都科技, 1989, (1) :1~8
[2].杨吾扬, 张国伍.交通运输地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444
[3].张文忠.经济区位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0:240
[4].陆大道.区域发展及其空间结构[M].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5:139, 164
[5].周起业, 刘再兴等.区域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259~260
[6].杨逸畴.雅鲁藏布大峡谷地区特大山地灾害的形成与预防对策[A].钟祥浩.青藏高原东缘环境与生态[C].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2:199~205
[7].钟祥浩, 刘淑珍等.西藏山地灾害特点及其防治对策[A].钟祥浩.青藏高原东缘环境与生态[C].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2:206~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