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关系（精选10篇）
内生关系 篇1
核心竞争力是企业不断发展和实现价值增值、维持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 自1990年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企业的核心能力》一文以来, 核心竞争力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研究的热点。然而, 现有的不同研究流派对于核心竞争力的内涵或本质具有不同的看法, 对于核心竞争力的特征和构成要素及相关概念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 对核心竞争力的产生机理也没有明确的定论。
公司治理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被提出来的, 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及21世纪初美国Enron等公司的财务丑闻相继爆发后, 公司治理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广泛重视。当前, 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仍处在转轨时期, 建立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和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改革的核心任务, 而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和竞争优势是现代企业改革的长期目标。因此, 从理论上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研究核心竞争力, 探讨公司治理与核心竞争力的关系, 对于提高我国企业的内部治理效率、培育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首先分析了现有研究对核心竞争力内涵或本质的界定所存在的局限性, 提出核心竞争力本质上是一种机制, 维持公司长期竞争优势的源泉是核心竞争力机制;然后结合公司治理改革分析了核心竞争力机制与公司治理机制对公司资源和信息的共享性, 从组织决策、创新和激励、财务核心能力三个方面讨论了公司治理对核心竞争力的培育与提升的促进作用, 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提供了可操作的现实途径。
一、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核心竞争力机制
1. 竞争优势的企业理论基础。
企业之间的竞争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前提条件之一, 有关企业理论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视角, 即经济学视角和管理学视角。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者把企业比喻为“黑箱”, 认为企业是一个通过投入和产出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函数。以科斯为先导的企业契约理论研究者突破新古典经济学零交易费用的假设前提, 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企业“黑箱”。但不管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还是契约理论, 都忽视了企业的异质性, 认为决定企业成长的力量都是外生的 (王国顺, 2005) , 这显然不能解释同一市场中的企业为什么有不同的发展轨迹。
企业能力理论是从管理学视角来研究企业的, 它克服了钱得勒的古典战略理论和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从企业外部来探讨企业战略的缺陷, 从企业内部寻找企业成长和保持竞争优势的原因, 并考虑企业外部环境变化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企业能力理论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企业内部分工理论、马歇尔的差异化分工理论和潘罗斯的企业内在成长论, 至今已形成资源理论、核心能力理论、动态能力理论、知识理论等分支 (王国顺, 2005) , 其中关于核心能力理论的研究成果较多。
企业能力理论立足于企业内部, 把企业内生能力作为研究视角。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知识化进程的加快, 世界经济进入“跳跃的时代”, 企业生产以客户为导向, 这种环境的变化使企业内生能力理论比以外部条件为研究重点的一般产业结构理论更能清楚地解释企业差异产生和优势保持的本质, 这也正是核心竞争力成为研究热点的原因。
2. 核心竞争力内涵或本质的现有研究的局限性。
核心竞争能力理论研究的主要是市场中的企业维持竞争优势的根源问题, 认为核心竞争力是处于企业内核中的、决定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内生因素。但对于这个内生因素的内涵或本质的界定, 国内外学界及企业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总的来说有三类观点: (1) 整合观或组合观, 认为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各种技术、资产、知识或能力的整合或协调配置; (2) 多元化观, 认为核心竞争力的维度是多层次、多元化的, 可以是企业的关键技术或技能网络, 也可以是专有的知识、优质资产或资本构成, 或较强的市场预测能力、营销能力、研发能力、学习能力; (3) 企业文化或企业的核心理念观, 认为企业文化或核心理念体现在企业经营管理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中, 渗透到企业机体的各个部分和环节, 对企业的长期生存和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 成为企业和全体员工一致认同的观念和行为方式。
尽管上述各种观点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仍存在以下缺陷: (1) 忽视了人的有限理性经济人性质和信息的不完备性, 承认优秀企业组织决策人的天然性。把核心竞争力看成是在企业一定初始状态和各种因素影响下的纯后果函数, 没有考虑企业组织参与人可能的偏好序 (青木昌彦, 2001) 。企业组织参与人特别是企业管理者这样的人力资源, 在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过程中越来越成为主导, 相同的管理者在不同的企业环境中会产生不同的偏好序, 从而形成不同的决策行为, 进而影响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上述观点认为所有个人决策和各个企业的行为都是没有本质差异的, 至少在经济决策的原理上是一致的。这样, 所有的企业都被假定为是输入和输出原理完全相同的“黑箱”, 即所有的企业都按经济人的理性行为进行决策 (金碚, 2002) 。如果是这样, 那么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在各方面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 有些企业能够长期成功 (具有核心竞争力) , 而有的企业逐渐衰退 (丧失核心竞争力) 。 (2) 忽视了核心竞争力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 过于关注企业内部因素。从本质上来说, 上述观点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一样, 还是把企业看成生产函数, 如强调组织学习能力和内部资源、知识的积累。虽然企业的组织学习能力、知识或其他内部资源都具有重要性, 但这些资源本身是静态的, 是可被竞争对手模仿的, 且在外部环境变化时可能变得与外部环境不适应。如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企业的竞争优势衰退, 就是因为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新经济时代, 而日本企业却仍然固守过去的优势资源和管理模式。尽管动态能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这个缺陷, 但至今为止, 动态能力理论还停留于抽象的概念研究上, 缺乏可操作性。 (3) 忽视了核心竞争力的形成过程。无论是整合观、多元化观还是文化理念观, 都强调了核心竞争力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 这种提法固然有其合理性, 但其对核心竞争力的界定过于抽象, 缺乏可操作性, 不利于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和提升, 如企业的学习能力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不同企业的学习能力有差异、不同的企业为什么会有不同的企业文化或理念?
3. 核心竞争力机制:维持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
维持企业竞争优势的核心竞争力本质上是一种机制, 即核心竞争力机制。机制泛指一个系统中各元素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功能, 本文中的机制是指在一个有参与人的有机体中, 有机体要素以一定的方式与现实形成有机联系, 旨在充分发挥每一要素的功能、产生系统整合的作用, 以实现有机体功能的活动或运行方式。机制不是功能, 也不同于制度, 制度是机制的要素之一。
所谓核心竞争力机制就是指在企业参与人的影响下, 维持企业竞争优势的各要素之间建立联系和实现组合并作用于一系列过程和活动, 使竞争主体形成持续竞争优势的有机体系。核心竞争力机制具有不可复制的独特性, 既强调由企业外在环境和内在技术、制度、资源、知识、能力、财务资本要素等组成的状态域, 也强调企业参与人在状态域下的偏好序, 而关于核心竞争力内涵的传统研究只强调前者, 把核心竞争力看成状态域各要素的一个后果函数。实际上, 状态域包含维持企业竞争优势的各种要素, 这些要素本身并不是核心竞争力, 只有各要素之间建立了有机联系才能维持竞争优势, 即获得核心竞争力。
按照有机体的特征, 核心竞争力机制具有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和“自我实施”功能。“自我实施”并不意味着企业核心竞争力必然存在, 而是强调追求持续竞争优势和核心竞争力是处于市场竞争中的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核心竞争力机制具有内在规律性, 当组成核心竞争力机制的各种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符合其内在规律时, 企业核心竞争力形成, 否则就不能形成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竞争优势。
核心竞争力机制不仅仅局限于企业的管理层面, 还以企业的事先存在为前提, 综合考虑了企业契约形成的过程和制度环境及其赖以存在的治理环境。它可分解为企业的决策机制、规则机制、动力机制、活动机制和财务机制, 而学习创新机制和外部环境适应性贯穿于各机制中。核心竞争力机制观点克服了上述三类观点的缺陷, 具有可操作性, 有利于企业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从而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
二、公司治理在核心竞争力培育和提升中的作用
内生性通常被用来研究两个问题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 对于核心竞争力与公司治理的关系, 通常认为公司治理对核心竞争力的影响是外生性的。如有学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企业走向衰退的原因是, 过于刚性的等级制组织制度束缚了企业对环境变化的洞察能力的发挥, 以及员工等级制和终身雇佣制阻碍了管理人员创新能力的发挥, 从而把日本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丧失归罪于其公司治理模式。
为什么同样的公司治理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前曾经是日本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原动力, 而在20世纪90年代后却成为日本企业发展的绊脚石?如果说公司治理模式能够外生性地影响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 那么在有效市场的前提下, 世界范围内的公司治理模式将趋同。然而, 目前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仍然并存, 而且不同公司的治理机制差异较大。因此, 厘清核心竞争力机制与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 对于培育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完善公司治理和提高公司效率和价值具有重要作用。
笔者认为, 核心竞争力机制和公司治理是一个企业组织内两个不同的运行机制, 它们都面临着相同的、不断变化的产品市场、资本市场、人力资源市场等市场竞争环境, 都以提高企业运行效率和价值为目标, 它们本身都不是外生的, 是由多种因素影响决定的。从收益创造的角度来看, 核心竞争力机制主要解决的是怎样创造企业的收益和创造多少收益的问题, 而公司治理机制解决的是谁应该是企业的收益者的问题, 即收益的分配问题 (李维安等, 2001) 。收益的创造过程会影响收益的分配;反之, 收益的分配也会影响收益的创造过程 (人是理性的) 。因此, 核心竞争力机制与公司治理机制都是企业内部机制与外部环境参数的耦合 (青木昌彦, 2001) , 它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的, 是内生性的, 其内生性关系框架如图所示。
在图中, 实线箭头和虚线箭头分别表示核心竞争力机制和公司治理机制作用于企业业绩的过程;核心竞争力机制和公司治理机制之间的双向箭头表示它们之间通过企业内的信息传递而相互影响。核心竞争力机制通过影响企业家 (或管理者、职业经理) 的决策行为, 维持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长期竞争优势, 从而使企业业绩得以提升。同时, 核心竞争力机制在公司治理机制的影响下, 进一步间接影响企业业绩。
核心竞争力机制的有效运行离不开企业的内生性规则的制约。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 企业的生产活动依赖于一定数量生产要素的投入, 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因此生产活动必然受到人所掌握的关于生产与组织的知识的不完备性, 以及如何将一个人 (或企业) 的有关知识与其他人 (或企业) 的有关知识联合的不完全性的制约, 而制度有助于协调安排这种知识的联合 (韦伟等, 2003) 。
公司治理作为企业组织的一套制度安排, 可以协调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 并向参与人传递相关信息 (青木昌彦, 2001) , 传递的信息成为核心竞争力机制形成的合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 不同的公司治理机制对管理者设定企业目标具有不同的影响, 欧美国家的企业往往把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目标, 而日本企业一般将销售收入或市场份额的最大化作为企业的唯一目标, 这是与保持公司全负荷运转以维持雇员人数的需要相联系的。迈克尔·波特 (2001) 认为, 日本企业稳定的所有权和诸如终身雇佣制的政策组合效果使日本的经理能够从长远的角度做出决策, 而西方国家企业的管理者更注重短期盈利能力。
图中的虚线箭头表示公司治理机制通过协调利益相关者的行为来节省交易成本, 进而影响企业业绩。同时, 公司治理是否完善、是否能够创新, 还受到企业核心竞争力机制的影响。公司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其本身必须不断适应竞争环境的变化、不断地创新。企业在变化的环境中形成的核心竞争力会促进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一个没有核心竞争力和学习创新意识的企业不可能形成良好的公司治理系统, 进而也不可能形成良好的战略决策机制, 企业业绩最终也可能会降低。市场竞争不仅可以使企业经理获取相关决策信息, 而且可以向利益相关者传递信息。如Yarrow等 (1986) 研究发现, 市场竞争也可以向资产所有者提供关于成本和管理者努力程度的信息, 资产所有者利用这些信息可以制定更有效的激励机制并对经理努力的程度进行更加准确的评估。
在市场比较发达的国家, 企业在产品市场、资本市场、人力资本市场等市场上的竞争被认为是公司外部治理机制的一部分, 而核心竞争力机制是企业组织在不断的市场竞争中形成和完善的。核心竞争力机制中的创新机制使得公司治理能够更加适应环境的变化, 运行更有效率。日本和美国两国企业在20世纪末期竞争优势互动的现象就说明了核心竞争力机制与公司治理的内生性关系。20世纪90年代后, 日本企业在外部环境快速变化的情况下, 原先“高质量、低成本”的竞争战略渐渐失去优势, 很容易被竞争对手模仿, 日本企业创新意识的淡薄使其公司治理并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需要。同时期的美国通用公司, 则发动了学习日本产业组织和公司治理模式的运动, 到20世纪90年代后重新获得了竞争优势。但在21世纪初美国一些公司的财务丑闻让这些公司很快破产, 究其原因, 就是美国公司在其核心竞争力提升过程中忽视了对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
学术界和实务界对核心竞争力的现有研究不利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和提升, 他们把企业看成是一个生产函数, 没有突破传统古典经济学的局限。企业之所以能够维持长期竞争优势, 是由于其具备核心竞争力机制。公司治理机制和核心竞争力机制是运行于企业组织内的两套不同机制, 由于对企业组织资源和信息的共享, 两套机制之间具有内生性的相互影响关系。一个持续健康发展的企业, 既离不开核心竞争力机制, 也离不开公司治理机制。因此, 当前在建立和完善我国企业公司治理机制的过程中, 必须以培育和提升核心竞争力为目标, 并通过公司治理为培育和提升核心竞争力提供科学决策机制。
参考文献
[1].Prahalad, C.K, Hamel, G.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0;68
[2].王国顺.企业理论:能力理论.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6
[3].金碚.经济学对竞争力的解释.经济管理:新管理, 2002;22
[4].青木昌彦著.周黎安译.比较制度分析.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1
[5].李维安, 武立东.公司治理教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6].韦伟, 周耀东.现代企业理论与产业组织理论.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
四川“内生论” 篇2
“建设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系列专论
事物的发展变化是由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内因是变化的根本，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发生作用。内生是指由事物内部作用演化而产生新的属性或新的优势。四川古称“四塞之国”，素有“西部天眼”、生命盆地、天府之国之称，内生特征十分鲜明。历经数千年沧海桑田，特殊的盆地环境孕育了厚重的巴蜀文化，演绎了跌宕的历史篇章，创造了瞩目的发展成就。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征程上，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大力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川面临巨大考验和重要挑战。我们在高度重视外部力量作用的基础上，需要再审视四川的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区位环境，再认识四川的发展条件、改革成就和川人精神等内部因素。四川独立自主精神很强，加速动力强，韧性很大、回旋余地很大、发展潜力很大，是应对经济下行的缓冲器、抵抗外界冲击的变压器、科学发展的助推器。
基础在拥有“三大特性”
四川具有内生性，是其独有的盆地气质、天府特质和川人品质所决定的。
盆地气质，就是四川表面封闭，实际很开放。四川盆地作为中国四大盆地之一，形态最典型、纬度最南、海拔最低、开发最早，因处于长江上游形成三峡出口，是中国最大的外流型盆地。外流型盆地的典型特点是表面封闭，实际很开放。成都是中国最早走向世界的城市之一，三星堆、金沙遗址就是佐证。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就通过南方丝绸之路把蜀布、邛杖销售到缅甸、印度、伊朗、阿富汗、土耳其等国。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盆地特有的开放、包容、多元、合作的气质特征更加凸显，始终保持对外开放格局，坚持“走出去”，发展形成中国西部经济高地和内陆开放高地。相继成功举办西博会、科博会、农博会、旅博会、酒博会、海科会、钒钛产业博览会以及“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等重大对外开放活动，以开放促合作、以合作促发展，推动形成了系统完备的对外经济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2014年新增境外投资企业突破100家，全省累计超过500家；在对外投资贸易上，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超过70亿美元，对外贸易突破800亿美元。
天府特质，就是四川能够自给自足，内需力很强。四川不靠海，但自己有“海”，境内有1400多条河流与各种海子、湖泊（如邛海）。四川不靠边，但与七个省市区接壤，边界线很长。四川境内农业条件较好，矿产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工业门类齐全，配套能力强；第三产业发展快，市场辐射力强。目前三次产业结构为12.4：50.9：36.7，布局更加合理，优势更加明显。依靠自力更生、自我突破，在特殊时期经济完全可以实现内循环，自给自足、良性发展、保持平稳。与此同时，四川是我国第三人口大省，是西部最大的商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和西南地区重要的物资集散地，自身消费明显。2014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1665亿多元，比上年增长12.7%，占西部12省区市总和的四分之一。今年，四川继续深入开展“惠民购物全川行动”“川货全国行”“万企出国门”市场拓展三大活动，加快发展五大新兴先导型服务业，全面提升服务业和开放型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为拉动消费、扩大内需注入了更加强劲的动力与活力。
川人品质，就是四川人坚韧勤劳、具有水的特性。世界上最柔的东西莫过于水，但它能穿透最坚硬的东西。四川水能资源丰富，占全国27%，位居第一，素有“千河之省”的美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四川人具有水的精神和性格——朴实无华、无处不在、永不变性、永不后退、永不停歇。川人外表为“水”，内质是“和”。“水”的力量表现在锲而不舍、团结拼搏。“和”表示包容、接受、尊重和认可。今天的四川，到处都有当年外地客商留下的遗迹，盐都自贡有“西秦公馆”，是当年陕商留下的足迹，在宜宾有保存完好的“滇南馆”；同时川人也像“盐”一样遍布各地，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四川人。这表明，川人虽居于盆地但不保守，与外界始终保持着密切往来，在交流、交融中谋求发展。进入二十世纪末期以来，四川人这种“水”的精神品质再一次得到发扬，数以千万计的四川农民工出川，甚至漂洋过海，加入到全球生产体系中，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做出了巨大贡献。2014年全省外出农民工人数达1552万人，占到农村总人口的35.5%。
彰显鲜明的“三大效应”
四川内生性，彰显出了鲜明的延迟效应、弹簧效应和逆势效应。
延迟效应，就是消减负面影响的效应。“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四川地处我国西部腹地，亦称“西部终端”，是大陆地势第一级青藏高原和第二级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带，中东部盆地面积占全省三分之一，盆周有高大山脉环绕，在我国版图上形成了天然的相对独立的封闭区域。东距沿海1600多公里，南连云贵和重庆，西、北向青藏高原和西北内陆延伸，进出川通道以公路、铁路陆路交通为主，资本、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传导进入四川缓慢，而且外界产生的负面影响也会逐次减弱。比如世界金融危机对四川的“蝴蝶效应”和“多米诺现象”延迟效应明显，为四川积极应对抢占先机赢得了时间。
弹簧效应，就是动力与压力成正比的效应。四川人性情如水，外柔内刚、不屈不挠，勇往直前、不胜不休，遇阻力与障碍反而加倍努力，释放出全部能量。相继经历了汶川特大地震和芦山大地震等灾难，四川人更加抗压，更加敢于战斗，更加善于把压力变动力，犹如弹簧一样，外部压力越大，其反弹潜力也越大、反弹力量也就越强。四川在困难和逆境中坚强地挺立起来，顽强地跨越灾难，创造了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奇迹。在“5·12”汶川特大地震中，四川有8.66万人遇难或失踪，130多个县区市2900万人受灾。四川人没有退缩、没有被吓倒，而是弘扬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直面灾难、化危为机、崛起危难。震后100天完成1200多万受灾群众过渡安置；震后两年修复加固震损住房355万户、重建农房150万户、城镇住房26万户，用两年时间完成了三年重建任务。2008年—2010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不降反升，年均达到13.5%，创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川历史新高。
nlc202309040407
逆势效应，就是迎难而上的效应。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经济普遍增长乏力，我国出现“三期叠加”，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四川作为国家重要的现代产业基地和内陆市场腹地，产业基础雄厚，自成体系，可以带动西部、支持全国发展。2010年—2014年，四川GDP年均增速高出全国同期水平3.7个百分点。2014年在严峻的外部环境压力下，四川仍然保持了经济增长速度快、经济发展质量好的良好态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35万亿元，增长12%，实现全部工业增加值1.24万亿元，地区生产总值达2.85万亿元，领跑西部第一。四川正成为拉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推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加速器。
关键在发挥“四大作用”
强调四川内生性，不是让四川自我封闭，而是要融入世界大循环；不是要四川自我膨胀，而是要对外借力借智共谋大发展。当今是开放世界，全球一体化，在缓解经济下行压力背景下，做足四川内生性的关键在发挥好回旋作用、心脏作用、后盾作用和先导作用。
发挥回旋作用，就是发挥后发优势。四川土地总面积48.5万平方公里，居全国第五，是我国第二大藏族聚居区、唯一羌族聚居区、第一大彝族聚居区，也是革命老区。四川经济发展呈现“三非”特点，即非平衡、非饱和、非高端，总体不平衡、欠发达、发展水平不高，差距就是潜力，差距就是机遇，四川后发优势明显，投资空间大、发展潜力大、回旋余地大。因此，必须继续坚持和深化治蜀兴川思路，牢牢把握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坚持问题导向，认真梳理三次产业发展与全国、与发达省市的差距，深入实施“三大发展战略”，进一步优化发展格局、培育竞争优势、增强发展动力，突破服务业，强力推进工业转型升级，全面推动城镇化，努力走出具有四川特点的科学发展、加快发展新路子。
发挥心脏作用，就是促进持续供给“血液”。四川地处长江经济带和丝绸之路经济带“交汇点”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发力点，是支撑“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联动发展的战略纽带和核心腹地，是扩大内陆开放、沿江开放、沿边开放和实施向西开放，打造西部大开发升级版的战略高地和重要依托。从经济总量、文化底蕴和历史渊源来看，岷江是长江的源头，成都是长江上游第一城，四川是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开篇之作，是南北丝绸之路的起点。从中国地图看，由成都、重庆、西安、昆明构成“西四角”经济区或菱形经济圈，长江经济带、南方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成一个拉紧的弓箭模型，“西四角”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射点”、发力点，上海与东盟、孟加拉湾是弓背，发射方向是东南亚，张力辐射太平洋和印度洋。菱形“西四角”经济圈是“两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布局的“心脏”，成渝是两个核心，相当于两个“心房”或磁极（电极），有很大的极化效应，能给西部及至全国发展提供动力、资源和“血液”，如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重大工程就是支撑。因此，要坚持以铁路为重点，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主动对接国家南向西向开放和“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战略，构建综合立体交通系统。加快成都第二机场建设和连通重点区域、中心城市和重要省界的高速公路网络，推动形成融入全球经济的快速通道。
发挥后盾作用，就是突出强劲支撑。四川是西部重心，与中国的命运和发展息息相关、休戚与共。抗日战争时期，四川成为抗战大后方，川军抗日力量占据全国三分之一。新中国建立后，四川后盾作用进一步凸显，国家“三线”建设在川布局了一大批工业企业，成为国家极其重要的国防工业基地。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以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水电、油气化工等产业基地，制造业中有5个行业总产值占全国比重超过5%。因此，必须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页岩气、节能环保装备、信息安全、航空与燃机、新能源汽车五大高端成长型产业发展，打造形成一批新的增长点。聚焦七大优势产业领域，组织实施重点技改项目，加快清洁能源基地建设、水电开发、光伏电产业发展。坚持以智能制造为突破口，加快发展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产业。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打造推动实体经济增长三大新的重要引擎。
发挥先导作用，就是始终保持冲锋在前。四川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家乡，也是我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1980年6月，广汉县向阳乡第一个取消人民公社，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四川人坚信：只有改革创新、大胆试验才有出路、才有发展，任何抱残守缺、墨守成规都是死路一条。2011年，国务院批准实施《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四川在带动西部地区发展和促进全国区域协调发展中，桥头堡作用更加凸显。随着农村改革试验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攀西试验区、成都高新区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国家级试验区相继获批，天府新区建设启动和绵阳科技城享受中关村自主创新先行先试等重大政策落地，特别是国家确定四川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后，四川再次迎来了转型升级、创新发展新时代。因此，必须大力推进以科技为核心的创新驱动战略，以工业为重点的实体经济发展，以金融为重点的现代服务业发展，以人口为重点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努力推动成德绵协同创新区建设，加速形成军民融合先导区，以四川速度领跑西部腾飞，以四川力量助推全国发展。
内生关系 篇3
过去近20年, 电子信息业之兴起带来产业结构的重大变化。电子信息业所创造的经济价值与日俱增, 对各国家的生产力与对其他产业的影响不可忽视。电子信息业是指电脑硬件, 软件, 网络, 及通讯业者, 其有别于传统产业的地方包括:成长快速, 投入大量的研发费用及发放大量与股票相关的奖励。电子信息业因产品汰旧换新速度很快, 研发能力是公司的竞争力所在, 各公司莫不是投入大量的人力与财力从事新产品的设计与制程的改良创新。而人才更是企业技术发展的重点, 从国外配发给高阶经理大量的股票选择权到地方的员工无偿配股, 都是高科技产业用以延揽专业人才的方法。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乃是企业经营的结果, 形成原因复杂, 故股权集中程度与公司绩效可能彼此相互影响, 有内生关系 (endogenous relation) 存在, 而非仅如传统学者所探讨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单方面影响力。检视内部人不同持股比率, 公司绩效与投资金额之间的相互影响, 结果发现投资金额会影响公司绩效, 而公司绩效会影响股权结构, 三者之间有内生关系存在, 彼此是共同决定的。我们认为电子信息业重视研究发展费用及以股票为奖酬基础之产业特性, 可能使得其研究发展费用、公司绩效与股权结构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有别于非电子信息业。故文章拟采用联立方程式的两位学者仅使用某一年度的股权资料为样本, 以2SLS方法进行分析, 本研究则扩充样本范围, 采用兼顾横段面与纵段面的公司资料, 并采用比least squares (3SLS) 参数估计方法。借着样本资料范围的扩大及估计方法的改进, 以便能充分得了解公司绩效、内部人持股及研究发展费用支出的关联性。
2 研究对象与模型建立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2012至2013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样本的选取标准为能提供完整的研究发展费用、董监事持股比率、公司绩效及其他所有变数资料的公司。
2.2 模型建立
当一个经济体系中的某些变数是同时被决定时 (jointly determined) , 这些变数称为内生变数 (endogenous variables) , 而此时传统最小平方法之估计将产生偏误 (bias) , 解决的方法出在电子信息业与非电子信息业是否有不同的的相互影响。兹将回归模型列示如下:
2.2.1 第一式
公司绩效=f (内部人持股比率、研究发展支出、广告费用支出出、负债比例、电子信息业虚拟变数)
2.2.2 第二式
内部人持股比率=g (公司绩效、公司大小、负债比例、市场风险、企业个别风险、成立年限、集团变数、电子信息业虚拟变数)
2.2.3 第三式
研究发展支出=f (内部人持股比率、公司绩效、市场风险、企业个别风险、电子信息业虚拟变数)
3 电子信息产业与非电子信息产业基本统计量及差异分析
3.1 基本统计量分析
在本研究所使用变数的一般叙述统计量中在删除了q值大于4的17个异常值 (outlier) 后, tobin’s q的平均值为1.225, 内部人员的平均持股比率为21.482%, 平均研究发展支出为销售金额的0.94%。进一步得观察到电子信息业与非电子信息业内部人持股、公司绩效及研究发展支出的分布情形。结果显示在217个电子信息业样本中, 有一半的内部人持股比率介于0-20%, 公司绩效与研究发展支出基本上随着股权增加有提高的现象, 但当持股比率高于40%, 则公司绩效与研究发展支出皆下降。结果显示在1313个非电子信息业样本中, 几乎有一半的内部人持股比率介于0-20%, 但其内部人持股比率可高达超过60%, 超过电子信息业。公司绩效亦随着股权增加有提高的现象, 但当持股比率高于50%, 则公司绩效会降低。此外发现有5家公司股权比例超过70%, 造成此异常高的持股比率是因部分公司总发行股份仅数千股, 或机构投资者拥有大部份股权所致, 因特殊原因, 使得内部人员持股比率产生极端值, 故不列入分析范围。
3.2 电子信息业与非电子信息业之差异
另我们将样本区分为电子信息业与非电子资讯业两群, 以wilcoxon z检定两组样本的基本统计量是否有重大差异。可知电子信息业的平均内部人持股比率18.84%显著低于非电子信息业的平均持股比率21.92% (wilcoxon z=-2.89, p=0.0038) , 显示电子信息业的股权较为分散。但电子信息业之平均公司绩效tobin’s q=1.80则显著高于非电子信息业tobin’s q=1.13 (wilcoxon z=13.48, p=<0.0001) , 当以资产报酬率为绩效衡量基准时, 电子信息业之平均roa=5.58亦显著高于非电子信息业的roa1.98 (wilcoxon z=7.98, p=<0.0001) 。此外电子信息业的研发费用2.87%及广告费9.04%皆显著高于非电子信息业的研发费用0.62%及广告费1.93% (p<0.0001及p=0.001) , 显示电子信息业比非电子信息业更重视对研发及广告等无形资产项目的投资。另电子信息业其平均总资产为32, 200百万元, 显著高于非电子信息业平均总资产的14, 782百万元, 显示电子信息业资本密集的产业特性。此外我们发现电子信息业比非电子信息业承受较高的市场风险与企业个别风险 (p<0.0001及p=0.0247) , 也显示电子信息业具有较高企业风险的本质。总而言之, 由基本统计量与wilcoxon z检定可知, 除了负债比率外, 电子信息业与非电子信息业之各项公司特质有显著差异存在。
4 回归结果与分析
4.1 不考虑产业及持股比例高低的情况
我们首先在不考虑产业影响因素及持股比例高低的情况下, 检视内部人员持股、研究发展支出及公司绩效之关联性。可发现内部人持股比率对公司绩效有正向的影响 (t=5.13) , 且研究发展费用愈高, 公司绩效愈好 (t=4.07) , 符合企业提高研究发展的相关资本支出可提高公司价值的说法。另发现公司绩效对内部人持股比率并无显著影响 (t=0.00) , 可知经营绩效好的公司则愈会投入更多的研究发展费用 (t=4.72) 。
4.2 考虑电子信息产业之特性
接著我们考虑内部人股权、研究发展费用及公司绩效是否因所属电子信息产业与非电子信息产业而有不同的关联性。观察到很有趣的差异存在于这两大产业类别中。显示电子信息业的研究发展支出 (t=1.48) 与内部人持股 (-1.61) 无显著的关系, 但发现非电子信息产业之内部人持股比率 (t=4.59) 与研究发展支出 (t=6.25) 对公司绩效有正向的影响, 非电子信息产业之公司绩效愈好, 公司愈会投入更多的研究发展费用。显示非电子信息业研究发展支出与公司绩效的相互影响较强烈。而不论那一个产业, 经营绩效对内部人持股比率皆无显著的影响。
4.3 考虑电子信息产业的特性及内部人持股高低的影响
除了考虑研究发展支出、内部人持股、及公司绩效是否因所属电子信息产业与非电子信息产业而有不同的相互影响, 我们亦考虑内部人持股比率高低对经营绩效及研究发展支出可能有不同的影响, 亦即非线性的关系可能存在。再加入了内部人大于平均值的虚拟变数后, 我们观察到不论是电子信息产业与非电子信息产业, 内部人持股比率高低对经营绩效及研究发展费用支出皆有不同的影响力。我们发现电子信息业在内部人持股比率较低时, 内部人持股比率对公司绩效有负向的影响 (t=-3.04) , 但内部人持股比率高于平均值者, 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比内部人持股比率低于平均值者有显著较为正向的影响 (系数为3.434, t=3.26) 。此与非电子信息业之结果相反 (系数为-0.621, t=-3.32) 。我们提供可能的解释原因为, 电子信息业股权本就较为分散, 但为了因应高科技市场快速的变化, 较集中的股权可能有利内部人之协商并于在短期内作重大的决议暨执行之。而就非电子信息业之企业, 则发现内部人持股比率较低时, 内部人持股比率对公司绩效有正向的影响, 符合利益收敛假说;而内部人持股比率较高时, 内部人持股比率对公司绩效有负向的影响, 符合巩固地位假说。
不论在那一个产业, 好的经营绩效皆可提高内部人的持股意愿, 此结果可能是内部人以投资角度为出发而愿意增加对好公司的出资, 亦有可能是因企业喜欢发放员工股票红利所导致之结果, 而此现象符合anderson et al. (2000所提出以股票为奖酬之制度会影响员工持股之论点。至于公司绩效对于研究发展费用支出之影响, 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即在电子信息业, 公司绩效对研究发展费用支出无显著的影响 (t=-0.89) , 但在非电子信息业则公司绩效愈高则研究发展费用支出愈高 (6.72) 。我们认为可能的原因为, 基本上电子信息业相对较非电子信息业投入较多而稳定的研究发展费用, 此差异现象与两个产业基本统计量的比较相符。故在电子信息业因研究发展支出关乎公司的竞争力与未来的获利能力, 故公司不论短期的绩效好坏, 皆会有稳定而持续的研究发展支出。而非电子信息业则是有好绩效的公司较会有能力及意愿去增加研究发展支出。
5 结论
电子信息业的兴起带来产业结构的重大变化。其高绩效、投入大量研究发展费用及发放以股票为主的奖酬制度, 使我们考量内部人持股比率、研究发展支出及公司绩效间可能有相互的影响 (内生关系存在) 。本文以三阶段最小平方方法 (3SLS) , 设立联立方程式以比较内部人持股比率、研究发展支出及公司绩效, 在电子信息业及非电子信息业是否有不同的关联性。
结果显示电子信息业在内部人持股比率较低时, 内部人持股比率对公司绩效有负向的影响, 而内部人持股比率较高时, 内部人持股比率对公司绩效有正向的影响。此与非电子信息业的结果相反。其可能原因为电子信息业为了因应市场快速的变化, 较集中的股权可能有利内部人之协商并于在短期内作重大的决议暨执行之。而非电子信息业, 则发现内部人持股比率较低时, 内部人持股比率对公司绩效有正向的影响, 符合利益收敛假说;而内部人持股比率较高时, 内部人持股比率对公司绩效有负向的影响, 符合巩固地位假说。此外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即基本上电子信息业相对较非电子信息业投入较多而稳定的研究发展费用, 但在非电子资讯业则公司绩效愈高时, 企业才会相对地提高研究发展支出。
摘要：电子信息产业的高绩效、大量研究发展支出及以股票为主的奖酬制度等产业特色, 使得研究发展支出、内部人持股比率及公司绩效间可能有相互的影响 (内生关系存在) 。文章以三阶段最小平方方法 (3sls) , 设立联立方程式以比较内部人持股比率、研究发展支出及公司绩效, 在电子信息产业及非电子信息产业是否有不同的关联性。
关键词：电子信息产业,研究发展支出,公司绩效
参考文献
[1]罗其祥.大力推广电子信息技术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进步[J].福建电脑, 1994 (02) .
[2]曹汝贤.推广电子技术改造传统产业[J].科学管理研究, 1995 (06) .
[3]李凯钊.运用电子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J].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 2001 (07) .
帮助学生增长“内生力” 篇4
“内生力”概念
自我意象属于潜意识领域内的自我肖像，会在个人的生活实践中起着自然的引导作用。人的情、意、行、语，甚至才能，始终与自我意象一致，自我意象是什么人，就会按照那种人的方式行事。如自我意象是一个失败的人，就会有“我不行”“我很差”“我无能”等负面讯息不断暗示自己，因而做什么事儿都会感到没有信心，畏手畏脚，游移彷徨，处于忧虑、恐惧、自我谴责甚至自我厌恶的状态，最终导致实际的失败。若自我意象是一个成功的人，则会有“我能行”“我很棒”“我有能力”等许多鼓舞信息不断暗示自己，于是做起事情来显得信心十足，敢于挑战困难，能够经受挫折和压力，处于喜悦、快慰、自我接纳、自我欣赏的状态中，最终获得成功。自我意象启发我们，要使学生内生力得到有效提升与发展，教育中就一定要重视学生自我意象的优化，并据此帮助学生实现内生力的正增长。
“内生力”是由经济学领域“转喻”而来的一个概念。在经济领域中，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内部实力和主观能动性，不依靠外资、进口、外来技术而自我具备的发展能量，自力更生、自主创新、自行投资、自我发展的能力。人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需要不断发展的“经济体”，所以，讲人的发展也就有内生力与外驱力的分别。现代背景下的学生发展，更是内生力与外驱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也是哲学中的发展观在学生发展中的具体而生动地体现。为学生终生发展奠基的基础教育，探讨学生内生力发展的课题就显得具有很强的紧迫性与现实性。
学生的内生力就是指存在于学生生命体内的自我发展的内部实力与主观能动性，是推动学生成长、成才的内置动力系统，是学生实现生命持续发展与终身发展的核心力。它包括学生的意志、情感、价值观和各种欲愿、潜能。这种实力与能动性，会受到来自学生生命体内部与外部的因素的共同影响，是一种动态的、具有可塑性的客观存在。学生内生力系统是丰富多样的，可以是情感意志的、可以是个性习惯的、可以是欲望潜能的、更可以是审美与价值观的。教育对于学生发展的作用，本质上就是帮助学生实现自身内生力的科学的持续的培育、发展、优化与提升，在这样的过程中，彰显教育的魅力。帮助学生实现自身内生力的科学的持续的培育、发展、优化与提升的途径与方法是丰富而多样的。诸多教育实践告诉我们：优化学生自我意象是帮助学生实现内生力正增长的高效途径，是学校教育在学生内生力培育与发展上的一个重要支点。
在情感中体验
任何一名学生的成长过程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都或多或少地伴随着这样与那样的挫折、失落、甚至失败。如此的经历，对他们在潜意识形成的自我认知与评价，一定会形成不小的负面影响。长此以往，一定会让他们形成消极的“自我意象”，这种消极自我意象的存在，一定会在潜意识中给学生以“我不行”“我很差”“我无能”等心理暗示，进而让学生在这种循环里越陷越深。所以，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对于“自我意象”不积极的学生，教师一定要创设机会、减低门槛，让这样的学生能有成功的机会，在不断成功累积中改善并优化自我意象，让他们平等、快乐地生活在群体中。为学生搭建成功的平台、铺设成功的路径的教师都会有自己的独到的做法。
有这样一则案例：一名叫陈梦天的学生，每当老师提问题让学生举手回答时，平时沉默少言、成绩平平的他每次都举手，当老师让他回答问题时，他站起来只会说不知道。后来老师找他谈话。这个孩子的理由是：“全班同学都举手，我一个人不举手多丢面子呀！所以，我不会，也跟着大家一起举手。”这时，教师很理解他，也就尊重他。他们两个之间便有了一个约定：当你遇到不会的问题时，你就举左手，遇到能回答出来的问题，你就举右手，这样，老师看到你举左手时，就不提问你，你举起右手时，老师就提问你，好吗？陈梦天十分高兴地点头答应了。从此以后，陈梦天的学习积极性大大提高，学习成绩也因此大为改观。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这位教师那么的智慧，在悄无声息之中给这名学生以成功的阶梯。
在示范中引领
汉代教育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指出：“教，上所施，下所效；育，养子使作善也。”这也是今天普遍认同的一种教育方法——榜样教育法。榜样教育法作为学生教育的一种方法，在今天的学校教育中被广泛采用。学校中出现的“十佳学生评选”“感动校园人物评选”“励志达人评选”“孝亲学生评选”等，都是榜样教育法的运用。榜样教育是教育者根据教育的目的以及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的特点，以榜样这一特殊的人格形象为载体，通过教育者的引导和受教育者的生活实践，激发起受教育者的内在动力，促进受教育者以榜样的道德精神为基准，调整自己的认知并引起情感上的共鸣，增加心理认同，通过主观努力内化榜样的精神品质的教育活动。
榜样教育的目的是提升受教育者的精神境界，也就是把榜样的高尚品质转化为受教育者的品质。这样就可以使受教育者不断地发展变化，最终达到榜样的精神境界，甚至超越榜样。因榜样教育法所具有的示范性、激励性与生动性，使得榜样教育法在学生自我意象的优化中大有可为。语文教师一直苦叹教语文难，教作文更难，但语文教师一直也没有停止自己探索的脚步，就因为有众多榜样。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作文教学中要重视培养作文优秀学生，并让他们成为学生作文写作方面中的领军人物，用他们的成功启发学生。在培养典型、树立榜样时，教师可以做好以下事情：首先，突出进步性。作为引领其他学生提高作文水平的“典型”，不一定要求他的作文十全十美，只要在作文的某些方面表现出了进步，同时又能把这种进步保持得相当稳定，这个学生就可以作“典型”，让他成为其他学生的榜样。其次，突出多样性。作文的宽领域，要求培养“典型”、树立榜样要有多样性。这样就能给更多的学生以机会，有的长于叙事、有的长于抒情、有的的长于议论、有的的长于描写、有的长于综合表达，所以，不能简单地培养“典型”、树立榜样。再次，突出鼓励性。在运用“典型榜样效应”中，教师应不让这类学生沾沾自信、固步自封，不能让他们背负包袱，应给他们尽可能多的改善与提高空间，让他们既看到成绩，看到目标，又有更具体的前进方向。
从榜样那里汲取力量，领悟智慧。语文教学告诉我们，学生身边鲜活的榜样力量是他们自我意象得以优化、内生力得以增强与提升的重要推动力。
在认知中优化
个人认知能力与认知水平，对自我意象的形成与影响是巨大的。辩证的、客观的、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事物，往往能拥有积极、乐观、进取与阳光的心态，据此能形成积极的自我意象，并能始终在积极自我意象的引导下从事相关的活动，而且易于取得令自己较为满意的成绩，进而促进自我意象优化，以此形成良性循环。所以，教育中帮助学生提高认知能力、提升认知水平是实现学生自我意象优化的有效方法。
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图式认知结构认为，学生的认知结构可以理解为学生原有的知识状况，或者是已经被内化的行为状态。学生头脑中知识结构愈合理，行为状态愈稳定，愈能自觉自主地同化更多的知识经验，愈有利于促进学生自我认知的发展，进一步形成良好而积极的自我意象。教育实践中，首先要引导学生正确、合理、客观地认知国情基础和社会主流价值观念。让学生在自觉判断和选择的前提下，实现教育的初衷，也是提高学生认知水平的有效途径。转型期学生教育是基于社会生活的变化与社会发展进步，因此，抓好学生认知能力教育，对提高学生的分析判断能力是非常有益的。学生的国情认知和价值观认知，主要表现在学生对社会及意识形态的认知与认同，学生对祖国的感情，对国事的关心程度，是否积极要求上进，是否具有较强的责任意识等。这些都影响着学生能否在现实学习与生活中以积极、健康的自我意象指导自己的认识判断与行为选择，从而对学生内生力的培育、激发、提升与发展产生影响。
引导学生正确、合理、客观地认知人生与现实。人生往往是一个曲折前行、螺旋发展的过程。尽善尽美的人生，那只是一种理想状态。生活中有困难，工作中有矛盾，学会坦然面对方为智慧之选择。教育者要教育学生拥有“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进退智慧；拥有“笑看云卷云舒”的坦荡情怀；拥有“不畏浮云遮望眼”的睿智眼光；拥有“万紫千红总是春”的宽阔胸襟……我思故我在，我知故我能，认知水平的提升必然导致自我意象的自然优化，必然能形成学生内生力的增强。
内生关系 篇5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交易费用
生产性服务业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在西方的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多年来,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结构中增长最快的部门。1975年,Browning和Singelman最早提出了生产性服务业的概念,他们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包括金融、法律服务、保险、经纪等具有知识密集和为客户提供专门性服务的行业。以后,随着对生产性服务业研究的深入,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生产性服务业提出了各自的分类标准。例如:Daniels把生产性服务业认为成消费性服务业以外的服务领域;Howells和Green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保险、银行、金融和其他商务服务业等等。我国政府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一五规划纲要)中也提出要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并把生产性服务业分为交通运输业、现代物流业、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互动已不是什么新鲜的命题,学者对此论述已有很多。例如:吕政等人使用经济分析方法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关系的内在机理进行了研究;陈宪,黄建锋从分工的角度,考察了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关系的动态演进;张惠萍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逐渐融合的结论;马风华,李江帆对生产性服务也与制造业之间的关系更是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总结。综上所述,关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虽有很多,但是这些文献多是侧重于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关系的理论解释或是之间的实证分析,而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演进关系的论述多是局部的某一个阶段或者宏观的泛而谈之,而且分析的方法也是介绍性质的较多,多没有深入展开。本文要做的是在这些文献的基础上全面、系统的论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在各个阶段相互关系的演变进程。在具体研究工具的选择上,本文在借鉴已有文献的基础上,主要采用交易费用这个分析工具。因为作者认为,在以往的研究中,不同的学者选择了诸如分工、技术进步、政府的作用等视角来解释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演进关系。诚然这些因素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演进中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因素的作用效果最终都要归纳到生产性服务企业与制造企业他们的“分与和”的动力机制上,正是由于无数个企业的行为才促成了整个产业的不断演进,而在分析企业的行为上,交易费用无疑是非常适合的工具,这一点科斯教授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给我们做了很好的阐释。
一、企业、交易费用视角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关系的演进,其本质就是制造业企业如何处理企业内部生产生产性服务还是向市场构面生产性服务的选择问题。本文选用交易费用作为分析两者的演进规律基于以下考虑。其一,现实的市场多处于不完全竞争状态,微观经济活动主要由企业和市场共同完成,信息的不完全性导致了市场交易成本的发生。而从西方经济学的逻辑来看,“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注定了成本收益是分析经济活动的主线。用交易成本的视角来研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演进是符合这一逻辑思路的。另外,本文选择了企业作为两者关系的研究载体,而科斯教授用交易费用的工具来研究企业与市场边界问题获得成功的例子可以为本文的研究提供很好借鉴,从而保证了方法的可行性。
用交易费用来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演进关系,我们采用的方法是首先用交易费用来分析与之相对应的企业活动,然后再推广到整个产业。如图:1所示,我们把由于生产性服务部门存在于企业内部而给企业带来管理
上的成本叫做企业的协调成本。把制造业部门由于生产的需要而去市场上购买生产性服务而付出的搜寻信息、讨价还价、起草契约、生产监督等事前事后的成本叫做企业的市场交易成本,e点是临界点。从静态的视角看,在e点左侧时,生产性服务内置于企业内部而付出的企业协调成本低于生产性服务业独立存在于市场而使企业付出的市场交易成本;在e点右侧则相反。从动态的视角来看,在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两条曲线都是时刻变化的,其中任一条曲线发生变化都可能导致临界点的移动,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很好的分析生产性服务存在状态发生改变时的各种情况,具体展开分析是下一部分的主要内容。
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的演进路径分析
生产性服务业在生产系统中角色的变化在工业时代是逐渐从充当“润滑剂的管理功能转变为一种推动工业生产各阶段更高效运行以及增加产出价值的间接投入,而到后工业时代,生产性已成为新技术和创新的主要来源和传播渠道,更多地发挥了战略功能和“推进器”的作用。如果说在上面的理论框架中已有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关系的一些论述,那只能算作上是宏观层面上的,下面要展开的是在上述理论框架基础上的关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相互演进关系的详细分析,即以企业为研究对象,以交易费用为研究视角,按照内生、独立、融合的顺序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演进关系进行详细深入的分析。
1. 生产性服务业内生于制造业的阶段
用交易费用来解释生产性服务业内生于制造业的情况主要依靠的是上述理论框架中构建的分析图1,从图上来看,生产性服务业内生于制造业的情况就是临界点左侧的情况,此时企业协调成本低于市场交易成本。产生此种形态的原因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释。其一,从宏观的层面来看,是人们的生活水平比较低以致对产品的要求标准也较低,对产品的多样化需求层次也较单一,比较容易满足的顾客需求致使企业也没有动力去提升产品的品质,在产品差异化中起主要作用的生产性服务业还没有引起生产者的重视;其二,上述的宏观背景导致了企业的规模也不是很大,企业内部的管理结构也不太复杂,自然协调成本不会很高;其三,处于供方主导的市场形态,市场竞争注定是不充分的,而不充分的市场也注定了较高的市场交易成本。诸多原因导致企业还没有动力把其内部的生产性服务部分分离出去,从而就形成了生产性服务业内生于制造业的产业形态。
2.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关系的演进:从内生到独立
用交易费用来分析这个阶段的演进主要侧重于其动态的方面,即主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从内生到独立于制造业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如图1所示,论述生产性服务与制造业之间开始从内生走向独立,就是制造企业的企业协调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相交的临界点左移,两条曲线的变化无外以下三种情况。第一,企业协调成本曲线:C不变而市场交易成本曲线:M下移。发生此种情况主要是由于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竞争参与者增多,市场竞争更加规范有序,国家相关的法律更加健全,最终导致企业在市场交易过程中,搜寻信息的难度降低,对方违约成本提高从而自身的监督成本降低,综合导致市场交易费用降低;第二、市场交易成本曲线:M不变,而企业协调成本曲线:C上移。此种情况对应的是企业内部管理结构的变化,由于人们对产品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外部竞争的加剧等因素导致企业内部分工越来越细,企业分工越细,生产性服务部门就会越多,企业的协调难度越来越大,从而导致企业的协调成本曲线上移;第三,两条曲线同时变动即市场交易成本曲线下移,企业协调成本曲线上移综合导致临界点左移。此种情况就是把上两种情况综合起来同时发生而已,不再赘述。在此需要单独列出的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对此产业演进的影响。科学技术的影响是广泛的,它无论对企业内部的管理还是企业在市场上的交易都有革命性的影响,生产类科学技术的进步导致企业生产的效率大大提高,为日益精细的分工提供了可能,信息技术的提高为企业的市场交易提供了大大的便利,诸如此类,各种技术的革新大大的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从制造业中分离的速度。
3.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关系的演进:从独立到融合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产品附加值的要求会越来越多,而且人们对产品质量层次的关注超越了对其价格的关注。于此向对应,指导企业管理模式的不再是生产成本而是产品的质量层次和差异化程度。企业为了争取顾客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必须把发展重心放在运用差异化竞争策略提升自己产品的竞争层次上面来,此时交易费用理论的解释力就变弱了。按照产业价值链理论,生产性服务是导致产品差异化的根本原因,而企业为了保持自己的与众不同就必须有自己独特的生产性服务部门,这也是为什么生产性服务业不可能完全从制造业中分离出去的原因。而按照这个竞争趋势发展下去,我们可以预测到的是未来产品的竞争力就是其产品中生产性服务的竞争力所在。当制造企业开始把视角转向生产性服务的时候,制造企业又开始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也就会成为必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相互交融也会成为必然。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从相对独立走向逐渐融合是产业发展的一个新现象,此种趋势广泛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西方的以前的一些制造业都呈现出服务化的特征。例如:IBM、GE等大型跨国制造业公司都大大加强了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目前我国正是生产性服务业独立发展的繁荣时期,甚至在一些不太发达的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才处于逐渐分离的阶段。虽然在我国还不好找到明显的实例佐证这一产业新现象,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也会向融合的趋势发展。
三、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随着人们对产品层次的要求提高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原本依附于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业开始了分离载又融合的产业演进历程。生产性服务业重新走进制造业并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产业的又一次升级。这其中应该也暗含了哲学上“否定之否定”规律。
第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相互演进的三个阶段的划分只是为了更好的分析问题,三个阶段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首尾相连的,它们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很多时候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第三、引导企业经营经营模式动力的变化导致了分析方法的改变。全文大部分用交易费用来分析是因为在我国引导企业经营模式即生产性服务企业与制造业企业内生与独立的过程是成本竞争为主要导向的,而导致生产性服务企业与制造业企业的融合应该说是受人们价值观念的影响而发展的。当然,两者都可以综合到企业提升竞争力的层面上来。
第四、新的产业发展趋势将会导致产业的重新分类。由于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促进了产业间的技术融合,产业边界变得模糊,相互交叉,渗透,甚至形成新的产业的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9]。应该指出的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并不影响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独立的结果。与制造业融合的生产性服务业应该是有选择性的,制造业企业选择融合的生产性服务业肯定是与其产品核心竞争力最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每个制造业关注的核心竞争力不同,这导致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的模式各种各样。同时,可以肯定的是,已经标准化了的生产性服务业不会再被融合到制造业之中。
参考文献
[1]吕政刘勇王钦: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战略选择——基于产业互动的研究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08(8)
[2]Browning,C.,Singelman,J.The Emergence of a Service Society[M].Springfield,1975
[3]Daniels,W.Service Industries[M].Great Britai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4]Howells,D.,Green,R.Location,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UK Services[J].Progress inPlanning,1986,(2)
[5]张惠萍:基于生产者服务业和制造业互动的产业融合探析[J].学者论坛,2008(3)
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 篇6
目前, 农村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在“三量齐增”的背景下, 如何完善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机制;在经济新常态下, 如何健全农业投入持续增长机制;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 如何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保险机制, 是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尤其是农村承包地、宅基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改革, 涉及多方利益关系调整, 迫切需要通过改革来理顺关系, 为农业农村发展释放改革红利, 增添发展活力。
深化农村改革要着眼于当前阻碍农业农村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 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完善, 促进农业农村资源的配置优化和效率提升, 促进各类资本、资源、人力等要素竞相奔流涌动、迸发活力, 激发亿万农民创新创业活力, 释放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一方面, 要深化农业支持保护体系的改革创新, 在收储价格、财政投入、金融服务、保险制度等方面不断改革创新, 进一步释放资源要素对农业农村发展的促进力度。价格和收储制度的改革要坚持市场化取向与保护农民利益并重;在财政支持方面要坚持将农业农村作为国家财政投入的重点领域, 确保力度不减弱、总量有增加;要推动金融资源更多向农村倾斜, 加快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要完善农业保险制度, 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增加保险品种、提高风险保障水平。另一方面, 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继续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创新完善。进一步推进农村集体资源性资产确权登记颁证、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到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健全非经营性资产集体统一管理机制, 让集体成员更好地分享资产收益, 共享改革红利;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改革上, 要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 落实集体所有权, 稳定农户承包权, 放活土地经营权, 完善“三权分置”办法, 为适度规模经营打好制度基础。
政府审计内生风险及其控制 篇7
一、政府审计内生风险控制体系功能需求分析
(一) 有针对性的对风险进行预警和监控
审计面对的社会经济活动是动态的、不断发展着的, 政府审计作为政府权力的组成部分会不同程度地受到来自法律、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除此之外, 审计机构自身的问题与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与道德问题也会相应增加政府审计的风险。构建的风险控制体系必须能动态地识别这些内外部风险, 并进行有效分类, 然后有针对性地预警和监控, 及时为风险的管理和控制提供有力的信息支持。
(二) 协调和调度审计机构各方面的风险管理工作
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体系建立不健全、员工存在道德风险, 都会相应地增加审计工作的难度, 而审计机关内部控制制度不完善, 审计人员的学历结构无法适应政府审计工作宽口径和信息化的需求, 审计流程运作不合理等也都会增加政府审计的风险。因而风险防范体系应能够协调审计机构各方面的风险管理工作, 同时监督和指导成员企业的风险防范和控制工作, 减少不必要的摩擦, 合理调度和配置资源, 提高工作效率。
(三) 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控制补救风险
在对风险的诱因及其作用结果进行充分分析的基础上, 事先拟定短期应急的方法及中长期的整固措施, 当风险迫近或爆发时, 能够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进行防范、控制和补救。
(四) 建立全面风险管理机制
好的风险控制体系应该具有全面、健全的风险管理机制, 能够实现从审计准备阶段到审计报告阶段全过程的审计风险控制, 同时还应该包括激励和约束的因素, 促使政府审计人员自发的、主动地参与到风险控制过程中去, 从而提高审计质量。
二、政府审计风险控制体系构建思路
(一) 设计思想
在构建政府审计风险体系的过程中, 其设计思想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 强调全过程运作的风险管理思想。因为风险贯穿于审计活动的每一个阶段, 所以要将风险防范工作贯穿于审计活动的始终, 贯穿于审计的每个阶段;另外, 当某一阶段的风险被消除之后, 类似的风险又会出现在其他阶段, 也就是说, 风险管理本身在减少损失的同时又可能引发新的风险。因此, 政府审计全过程运作的风险防范又是一个连续的、多次反复进行的过程, 是一个不断更新的行动序列。
(2) 坚持积极风险控制思想。风险防范与管理不可能预防并解决所有风险问题, 但是却可以消除某些威胁, 而风险是潜在的威胁, 风险与威胁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这种关系为预防和化解风险提供了解决思路, 即, 只要能够系统的识别潜在的威胁, 探寻风险产生的原因, 管理控制风险发生的条件, 将会产生良好的风险防范与控制效果。所以管理控制风险最好的方法是从审计任务开始就开始运行风险管理思想, 防患于未然, 积极地进行风险管理。
(3) 树立审计风险控制系统性理念。经过上文的分析, 不难发现政府审计目前的问题所反映出的风险是多样的, 如主体风险, 客体风险, 环境风险等, 另外政府审计风险涉及的机构、人员和环节也非常多, 且这些风险的成因涉及到多个方面, 各风险之间相互影响, 互相触发, 所以需要对风险进行整体规划, 提出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4) 注重控制系统的合理性与效率性。所有风险管理控制工作都必须是合理和有效率的, 它必须在整个期间内一贯地、如期地发挥作用, 所有的相关人员都必须认真遵守, 即使当关键的人不在或工作任务很重时, 也不应被忽略;审计人员在实施控制时应遵守成本—效益原则, 即实施控制的成本应大于由此带来的收益;所实施的控制应该是有效率的, 不应对政府的审计活动造成过多的障碍和影响。
(5) 坚持用科学的发展观引导审计人员, 积极的参与风险控制工作。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也是当代中国的鲜明主题。要坚持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审计人员, 坚持以人为本[3];要引导审计人员将自我实现的需求与审计工作的成功结合起来;要努力优化审计队伍的知识与专业结构, 提升整体的综合素质, 满足日趋复杂的经济发展要求;要将廉政建设视作政府审计的生命线, 从思想和制度两个方面严格治理审计队伍;要大力推广先进审计技术方法, 建立健全审计质量控制体系。
(二) 框架体系
政府审计风险控制体系的架构包括预控体系、外生控制体系和内生控制体系三部分。其中内生体系的基础是政府审计机构的业务, 保障是政府审计风险管理机构协调性建设和审计人员的素质培养。内生体系根据政府审计的特点识别出风险并对其进行了分类:审计组织机构风险、审计人员风险和审计全过程质量, 并针对每种具体的风险提出较为切实可行的防范建议或措施。另外, 法律体系、政治体系和社会体系构成了外生体系。这一风险防范体系的构架如图1所示:
三、政府审计内生风险控制体系内容
(一) 组织机构控制
现阶段政府审计的主要风险之一是体制风险。审计工作主要由上级审计机关领导, 这在一定程度强化了对同级政府的约束, 增强了独立性, 但作用有限。党的十六大特此提出要有效地发挥行政监察、司法机关和审计等职能部门的监督与约束作用, 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国家审计不应该仅仅是政府内部的自我约束方式, 更应当成为监督政府的重要力量。然而, 从一方面来看, 政府审计的职责范围超越政府内部监督机构的体制限制, 成为审计风险存在的重要因素。
为了降低审计体制风险, 要以保障审计独立性为前提, 加强组织结构控制。积极协调与有关领导机关的关系, 建立各种诸如经费保障制度、项目计划管理制度、审计结果独立公告制度等有利于实现审计独立的工作制度;解决经费受制于财政, 项目管理多头交办的问题;加强审前调查的资料收集工作, 细化调查方案, 明确审计工作步骤;改进审计方式, 各级审计部门应当在能力范围内尽可能的保障审计工作的正常开展, 保障日常运行经费及时到位;审计结果公告要逐步制度化并公开透明化;转变审计监督观念, 将抽象监督变为具体监督, 抓好审计改革的贯彻落实, 避免监督流于形式;开展经济责任审计, 将其与经济绩效审计结合起来, 从根源上杜绝贪腐, 加强审计监督的力度;促使国家审计体制由行政型审计体制转变为立法型审计体制, 即隶属于立法机关, 使得政府审计的独立性得到根本保证。
(二) 人员控制
人员控制的关键是要提升政府审计人员自身素质, 这也是审计风险得以控制的有效保证。审计人员素质的提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提高审计人员的政治思想素质。也就是用正确、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提高审计人员客观准确分析问题、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使审计人员具有一种客观辨证的哲学思想, 并把这种思想具体地融于审计活动之中, 正确地处理好审计活动中的各种问题与矛盾, 做好审计工作。
(2) 提高审计人员职业道德素养。审计工作的各个环节都存在着潜在的或实际性的审计风险, 他们的暴露和发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审计人员的职业判断, 审计项目组成员需要团结一致的发挥集体的优势, 协同配合整个团队做好审计工作, 保持职业怀疑态度, 恪尽职守, 甘于奉献, 严格把控任何可能的风险隐患。
(3) 提高审计人员的政策法律方面的知识水平。审计工作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活动, 使得审计活动波及到财经领域的各个层面。在某种意义上说审计活动是一种运用和执行法规的艺术。为了给充分运用审计法规, 必须要有专人收集、整理和研究审计工作中所需用到的政策法律方面的知识, 为审计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良好的法律知识条件。
(4) 提高审计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执行能力。审计属于典型的知识密集型行业, 一方面应通过加强业务培训, 补充和更新与审计相关的各种知识, 改善我国政府审计人员业务能力和知识结构的现状。另一方面要不断强化审计人员的后续教育。审计活动在知识经济下面临的挑战会更加明显, 审计机构应将实际需要与未来发展相结合, 注重员工基础理论和系统知识的培训, 以此来促进审计工作质量和效率的提高。
(5) 提高计算机和网络化知识水平。为了应对科技发展而增加的审计风险, 要充分重视审计工作的信息化建设, 鼓励并积极使用计算机进行辅助审计, 不断提高审计人员的计算机应用水平, 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提高审计工作效率。
(三) 审计全过程质量风险控制
(1) 做好审计计划。审计机关应该自主掌握审计计划的制定, 充分保障审计所需的时间、人力和物力, 对于上级领导交办的超出审计管辖范围的审计项目, 应该及时反映与沟通, 以取得上级领导的理解与支持, 时刻保持审计计划的独立性, 使审计质量得以保障。审计机关要严格规范审计程序, 在审计程序制定过程中遵守合理、合法、有效的原则, 防止审计权力的滥用和错用, 不断强化自我控制与约束, 提高审计工作的质量, 从而规避审计风险。
(2) 做好审计准备。审计调查是减少审计准备风险的关键点。审前调查的充分性与完整性对审计实施阶段的工作质量有直接影响, 为了明确审计目标, 防范审计风险, 保证以后阶段审计活动的顺利实施, 在依据审计项目的性质与规模制定审计方案前, 对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进行分析评价, 认真完成审前调查工作:了解被审计单位的基本情况;在考虑审计项目规模与复杂程度, 保证审计质量的基础上, 适当安排调查时间及调查人员;灵活的采用各种直接或间接的调查方式, 及时并较全面的收集审计资料;对于审前调查中发现的重大审计线索, 要注意保密, 谨慎选择进一步审计的方法。
审计方案是审计实施的基础。审计机关根据审计方案安排和指导审计实施工作, 并据此控制和掌握实施工作的进度和效果。以审前调查对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中容易发生差错的环节和业务领域进行的分析、估计和评价为基础, 遵循重要性和谨慎性的原则, 制订科学可行的方案。审计方案是否具备可操作性, 其针对性的强弱及其详细程度, 直接决定着审计项目完成的质量与效率。
(3) 审计实施阶段风险控制。审计实施方案的质量控制。此阶段的工作指导是审计实施方案, 在实际工作之前应该仔细编制审计实施方案, 明确审计目标、细化审计内容、突出审计重点、确定具可操作性的审计步骤和方法、突出证据的有效性、明确审计组的分工, 将各个责任落实到人, 并在实施工作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不断修正和完善审计实施方案。进一步落实审计资料承诺制。审计人员应该按照审计程序要求, 认真做好被审计单位会计资料的承诺工作, 对被审计单位提供的会计资料要认真检查核对, 保证审计证据获取程序和方式的合法性与有效性, 保证搜集的审计资料的全面性和真实性, 尽量减少或避免出现故意遗漏重要凭证、隐藏舞弊事实的案件发生, 从而导致审计失败。
重点环节重点审计。审计实施过程中还要重点抓住被审计单位内控制度薄弱环节和审计风险较大的会计账户、经济业务领域, 对重点环节与业务进行重点审计, 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 以降低检查风险水平。
(4) 审计终结阶段风险控制。在审计终结阶段, 规范审计报告编审工作, 提高审计报告质量是重点。
一是审计报告编制风险控制。审计人员在编制审计报告过程中应该:将实际工作完成情况对照审计实施工作方案做好复查记录, 为编写审计报告打好基础;有目的、有重点的提炼和整理审计人员掌握的资料, 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审计报告的中心议题, 拟定报告提纲;编写审计报告时还要进一步审查分析和鉴定审计证据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确定是否还需执行补充审计实施程序;认真接受正确的意见和建议, 反复细致的修改上交审计小组集体审议的报告初稿。
二是审计报告内容质量风险控制。审计人员编制审计报告要求:证据确凿、内容完整、陈述客观, 在最大程度上反映被审计单位的实际情况;语言简明, 重点突出, 层次分明, 让报告使用者看得明白并对此感兴趣;评价得当, 建议可行, 提高报告的使用价值, 并同时避免报告风险。
三是审计报告文书审核风险控制。审计机关各领导及权利机构应有针对性的对审计报告进行严格把关, 要保证审计报告重点突出, 避免事无巨细, 忽视本质和关键性的问题;保证审计报告言简意骇, 在反映问题时不以偏概全, 在评价中不主观臆断;保证审计报告所使用的数据真实可靠;保证审计报告条理分明、结构严谨;保证审计建议切实可行, 不提出泛泛而谈、行之无效的审计建议。
(5) 审计后的风险控制。在审计结束后, 对于当前使用的审计程序与方法进行经验总结是目前大多数政府审计所欠缺的, 审计后的风险控制对于审计业务水平的提升与审计质量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
一是及时总结审计工作, 加强审计档案的管理。每一审计项目结束后, 项目经理都应组织审计组成员将所有的审计工作重要的资料进行归档整体并妥善保管, 同时进行审计工作总结, 阐述此次工作中遇到的重大疑难问题及采取的相应措施, 对今后工作的警示与借鉴作用, 及其在不同行业和系统中的作用与意义。审计总结和审计档案是审计机构的宝贵财富, 可以为今后的审计业务服务, 提高审计工作质量, 降低政府审计风险。
二是突出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落实的跟踪工作。重点要突出审计决定、审计意见是否在被审计单位中真正都能够得到整改与落实, 特别要关注党政领导批示的审计决定、审计意见中所提及的被审计单位的问题是否真正落实, 查清不能落实的原因与理由并认真加以分析和研究, 提出意见与对策, 及时地向党政领导或上级有关部门提出落实整改, 避免屡审屡犯问题的反复出现。
三是审计信息传递阶段, 淡化审计处理权, 提高审计透明度。政治民主进程的加快使得政府行使权力的过程已日趋透明。道德和社会舆论力量在追究和处理违纪违规问题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在此阶段, 必须采取必要措施逐步实现审计信息与结果的制度化、公开化和透明化, 逐步淡化审计处理权, 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和避免某些政府官员利用审计处理处罚权达到不正目的、获得不当利益的行为发生, 保证政府审计的客观性与公正性。
参考文献
[1]干胜道、王磊:《基于信息不对称的政府审计风险的控制研究》, 《审计研究》2006年第1期。
[2]蔡利、何雨、王瑜:《连续审计在政府审计维护金融安全中的运用研究——基于系统性风险监控的视角》, 《审计研究》2013年第6期。
企业内生节约理论研究 篇8
关键词：内生节约理论,外部环境
一、引言
经济学所谈之“内生”与“外生”概念, 是根据数学模型的假设来分类的。后来“外生”与“内生”泛化为经济学体系中两个一般性概念, “内生”指体系本身所固有的因素, 能保持事物本来特点的因素, 自我维护的因素;而“外生”即指体系之外对体系产生影响的因素。内生和外生只是相对的,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 现代增长理论的演化过程就是为了说明经济体系本身持续增长的动力机制, 不断地将原来认为是外生的决定因素转化为内生的决定因素的过程。本文所谓的企业内生节约理论, 不是要构筑一个有关企业节约的模型, 而是强调节约是厂商作为行为主体内生的动机以及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质所决定的, 因此, 我们说节约从本质上来说是内生的。但是, 不可否定的是:决定一个企业是否自觉地节约, 或者能够做到节约, 除开内生因素外, 还有其他外在因素, 例如, 市场机制不完善等。
二、决定节约内生性的主要因素
本文所称节约是内生的, 主要是指节约作为增加厂商利润的一种手段, 发展经济的一种方式, 它是由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以及市场的价格机制本身所决定的一种经济行为。同时, 节约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影响因素, 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是一个内生化了的自变量。
(一) 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决定自觉地节约成本
自从古典经济学开始, 就将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厂商或者个体的经济行为的本质目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会自动调节厂商的行为, 为了利润最大化目标, 企业会通过各种办法来减低成本增大产出。刘易斯 (1998) 认为, 由于当前的和将来的利润都是重要的, 所以, 人们假定企业的目标应当是谋求未来全部利润的现值 (贴现值) 最大。用方程式表示, 企业的目标函数应为:
求最大:PV (Л) =Л1/ (1+r) +Л2/ (1+r) 2+……+Лn/ (1+r) n
这里Лt是指第t期的利润, r是指适当的贴现率, 它用来把将来的利润折算成现值。
未来全部利润的现值也可以解释为企业的价值。因此, 谋求将来全部利润的贴现值最大, 也就是谋求企业的价值最大。利润对于生产者来说, 是一种改变产量或进入 (退出) 一个企业的信号;利润是鼓励企业家把生产要素组织起来并承担风险的一种回报。利润还具有社会功能, 就是鼓励企业去发展新产品、降低生产成本和提供良好的服务。因此, 对于厂商而言, 节约属于不需要外部因素强加干涉就可以自动起作用的内生因素。
(二) 资源稀缺性要求厂商节约使用资源
在资源约束与产业发展优势约束的背景下, 我国企业自觉地实现转型, 由粗放型向节约与集约型模式发展。厂商在组织生产时非常注意资源的价格, 价格机制是资源有效配置的根本制度。价格同时反应资源稀缺性, 并且决定生产成本。在制造业产品成本占制造成本的60%以上, 因此, 厂商将节约原材料成本, 减少浪费, 作为企业经营管理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来执行。这种行为是企业一种自觉的行为。并且为了追求最大利润, 厂商还自觉地投入技术研发工作, 寻找替代资源, 以进一步降低成本。因此, 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节约的内生性。
(三) 技术创新的节约效应促使厂商自觉地投入研究开发活动
技术创新是一种企业行为, 是实现企业目标的手段。企业利润是企业目标的基础, 因此, 也是创新需要和创新动机产生的基础和根源。创新动机在环境因素的刺激下得到加强, 导致创新行为的产生, 引导企业实现其目标, 因此, 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就是企业在一定的内部和外部技术、经济因素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下, 技术创新行为产生的机理。但是, 厂商追求垄断利润动机是产生技术创新动机的主要因素, 外部竞争环境进一步强化了厂商的内在动因。根据新增长理论分析, 技术创新可以产生两个作用, 一是资本的节减, 二是劳动的节减。即使是中性的技术进步也能提高劳动生产率, 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投入产出比提高, 是更高境界的节约。哈罗德 (Harrod, 1948) 和希克斯 (Hicks, 1932) 最先把技术进步分为资本节约型、劳动节约型或中性型。无论什么类型的技术创新, 创新都能产生节约效应, 从而都能给创新者提供利润, 只要利润超过了研发成本, 企业就会作出对创新的投资。因此, 创新是企业追求利润的动机所决定的机制, 其结果导致成本的节约与效益的提高。
(四) 劳动分工的节约效应促使企业节约
劳动分工使现代复杂的工艺专业化, 专业化带来了效率的提高。分工是产业自身发展的需要, 同时也是厂商追求利润的本质所决定的, 因而是内生的。分工不仅能够产生节约效应, 同时还能产生增长效应。AllynYoung (1928) 认为经济中可能存在收益递增, 收益递增来源于生产迂回方式的加强, 初始投入要素与最终消费品之间生产链条的延长。Romer (1987) 开创性地提出了以中间产品种类的增加来表示技术进步, 并由此解决了收益递增与平衡长期路径稳定性之间的问题。分工既能节约成本, 又能保持企业持续增长, 因此, 新增长理论中劳动分工被内生化为经济增长的因素。作为厂商会自觉地运用分工理论来科学地组织生产, 力争厂商利润的最大化。
(五) 管理提升能够节约大量成本, 追求管理效率是厂商的自觉行为
管理出效益这是不言自明的, 尤其是采用精益管理模式。在当今微利时代, 厂商竞争全面化, 残酷化, 厂商纷纷改变策略将眼睛朝内, 对内部流程以及生产环节进行全面审视, 砍掉不必要的成本, 实施精益化战略成为现代企业的必然要求。原来依靠炒作、营销手段能赚钱, 现在因为产品极大地丰富, 媒体的全方位开放, 消费者不再相信广告所传播的信息, 消费者依靠感受、体验来进行消费决策, 因此, 粗制滥造, 以次充好是不能逃过消费者的眼睛的。所以, 推进精益生产, 全面提升内部管理能力, 不仅是决战市场的战略选择, 也是削减成本, 提高利润的利器。
三、企业不能自觉节约的原因
厂商虽然有内生的节约行为, 但是, 厂商的节约是站在厂商的角度进行成本收益核算的, 是以厂商实际面临的价格机制和具体的价格状况来决策的。对于厂商而言是合算或节约的行为, 对于社会来说不一定是节约, 甚至是浪费。在我国现阶段, 企业排污、不节约资源、不进行节约资源的技术创新等行为比较普遍。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 市场价格机制不健全。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尚未完善, 市场价格机制不健全, 许多要素的价格不真实体现实际供求状况, 也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资源的真实价值, 受到非市场因素的干扰。例如, 我国水、电等资源的价格长期靠行政力量压低, 企业就用不着节约水电, 节约对企业反而成为不合算的选择。
第二, 政府作用的缺位和越位。市场经济体制下, 政府的作用在于为经济发展创造环境、纠正市场的失灵、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 以保证市场秩序, 使厂商能公平竞争。可是我国阶段, 常常出现政府该做的没有做或做得不好, 不该政府做的, 由于原有体制的惯性或者对市场经济认识的偏差或者政府自身利益甚至政府官员自身利益而越位行动。企业行为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约束盒激励, 甚至得到与社会目标相反的激励和约束。
第三, 社会责任的缺失导致社会整体效益的损失。我国企业因为单纯营利观点, 其社会责任意识相比于国际竞争的要求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导致社会整体效益的损失, 如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等等。有些企业在经营决策时, 根本就没有考虑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有些企业把履行社会责任当作标语和口号, 无法真正在公司运作中承担和实现;当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发生冲突时, 有些企业往往片面地追求经济利益, 而忽视和逃避社会责任, 也由此引发了大量的社会问题。
第四, 社会没有提供相应的机制, 使得企业没有足够动力和约束去研发和使用降低能耗、减少排污的技术。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 关键在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也就是从粗放型发展模式向集约型发展模式转移, 虽然需要社会各个方面、每个成员共同努力, 但是企业无疑是重点。可是我们现在没有配套、完善的税收、金融、科技和其他监管机制来促使研发和使用相应技术。
参考文献
[1]、左大培, 杨春学.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内生化历程[M].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7.
[2]、欧阳志远.论节约型经济系统[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4 (3) .
[3]、萨谬尔森.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4]、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M].商务印书馆, 1999.
江苏转型着力内生增长机制 篇9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江苏抓住了两次大机遇——乡镇企业崛起和开放型经济大发展，实现了经济发展的两次飞跃。当前，江苏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和新挑战，正在积极推进新一轮经济转型发展，这是更重要也更加艰难的转变。
警惕过度依赖国际市场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江苏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大力实施经济国际化发展战略，开放型经济取得了辉煌成就：截至2011年底，全省累计外商直接投资项目95891个，实际利用外资2533.7亿美元；2011年进出口总额达到5397.6亿美元。
但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粗放发展的矛盾不断累积，江苏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首先，资源能源和生态环境难以支撑。2009年，江苏人口密度比广东、浙江、山东分别高出40%、48%和26%，但建设用地占比是广东、浙江的2倍；人均水资源仅为广东的31%、浙江的29%，但单位GDP的水消耗比广东、浙江、山东分别高出36%、85%和146%；工业废气和化学需氧量排放强度也显著高于粤、浙、鲁。
其次，引进的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的加工组装环节，附加值不高。跨国公司投资的实质是利用廉价资源，随着土地、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低生产成本优势难以长期持续，更无法适应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要求。
第三，对国际市场的高度依赖，风险巨大。2007年江苏的进出口额与GDP之比达104%，出口依存度接近60%。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国际需求大幅下降，给江苏经济带来严重冲击。
增强内生增长机制
事实上，早在2005年一直领跑江苏经济的苏南地区就出现了调整迹象，由于土地紧缺、招工困难、成本上升，经济增速开始放缓。作为应对，苏南地区在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的同时，以生产性服务业为重点，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软件外包等。
目前，江苏在转型发展上已经形成了以下基本共识。
第一，转型升级是江苏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江苏经济发展的又一次重大挑战和机遇，只有率先转型才能继续率先发展。
第二，从模仿走向创新，是江苏经济转型的核心。江苏能在区域竞争中脱颖而出，本质上是成功模仿的结果——在“老大哥”上海带领下发展乡镇企业，向广东学习开放型经济，向浙江学习民营经济……但长期模仿也带来了粗放增长、结构失衡等矛盾，并日益成为严重影响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瓶颈障碍。
第三，增强内生增长机制是江苏经济转型的重点。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警示是单一依靠出口来维持经济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江苏要实现经济持续领先的目标，必须着力增强经济的内生增长机制，让经济发展回归本源，形成开放经济和内源经济双强、两轮并驱的发展格局。
新兴产业不能一哄而上
从目前情况来看，江苏经济的转型升级取得了初步的显著进展。
一是转型发展理念逐步树立。江苏各级政府都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中心工作和主要任务，部分市县明确宣布不再以GDP指标考核官员，将专利授予、节能降耗、环境保护、居民生活、社会建设等指标的权重加大；二是科技创新步伐大大加快。2011年全省研发经费开支达1070亿元，占GDP比重由2005年的1.48%提高到2.20%；专利授权量由2005年的1.36万件增加到20万件，居全国第一；三是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经济结构有所改善。2011年江苏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和新医药、节能环保、软件和服务外包、物联网等新兴产业销售达26090.3亿元，比上年增长26.4%。2005年服务业占GDP比重为35.6%，2011年已提高到42.6%。
但江苏经济转型升级与体制障碍和深层次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例如，激烈的区域竞争导致盲目转型，发展新兴产业一哄而上；少数地方官员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或换汤不换药，将GDP增长竞争片面视为专利数量竞争；财政体制的弊端也迫使一些地方政府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缺乏足够底气。因此，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已到了必须解决体制障碍的攻坚阶段，江苏率先发展率先面对，无可回避，唯有以率先改革的勇气破解发展的难题。
内生增长理论与我国经济增长 篇10
(一) 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
20世纪三四十年代, 哈罗德、多马在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中整合进经济增长的因素, 推导出极为相似的长期经济增长理论, 即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这一模型虽然能够解释部分经济增长问题, 但其主要还是在资本系数不变的基础上, 强调经济增长理想状态实现的困难性, 即所谓“刃锋”上的均衡增长问题。基于要素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 以索洛-斯旺模型 (1956) 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 如果没有某种外生因素的引入, 新古典增长模型最终无法避免零增长的稳定均衡状态。在经济增长核算中, 索洛等人发现传统的要素 (劳动和物质资本) 并不能解释全部经济增长。为此, 他们引入了一个外生的技术进步因素, 并认为技术进步是比物质资本、劳动更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不难发现, 新古典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但这一理论对知识的生产仍然一无所知。因此, 如果这个外生的技术进步的来源被切断经济终究难逃零增长的稳定均衡状态, 从而经济的长期增长仍是无法解释的现象。为避免“不愉快的结果”, 阿罗、宇泽弘文和谢辛斯基等在将技术进步“内生化”方面做了最初的尝试。他们的研究首次给出了知识和技术进步的来源, 并强调这种源于无意识生产经验的积累或有意识的教育投资的内生化知识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但在上述模型中, 一个社会的技术进步率最终取决于外生的人口 (或劳动力) 的自然增长率, 因此, 这些模型仍没有最终解决“索洛剩余”问题, 即如何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索洛剩余”又称, 综合要素生产率是指同样数量规模的劳动和资本投入因人力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而导致的产出增加。由于这种生产率难以在劳动和资本之间区分开, 故称之为综合要素生产率。用简单的增长核算关系式来看, 即
式中, ΔY是产出增长率, ΔK是资本存量增长率, ΔL是劳动投入增长率, 参数α是资本在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 Δa就是综合要素生产增长率。在实践中, 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就是对上式的变换得到的余数:
为了更好理解“索洛剩余”问题可以用实际的例子来理解:假设有间制鞋厂在1990年正式成立, 厂长投资2万元用于购买设备, 并雇佣了10名员工。此时, 工厂每小时可以生产出2双鞋。在10年之后, 原设备报废并且在市场上出现了更先进有便宜的设备, 于是制鞋厂还是投资2万元购买新设备并仍然雇佣原来的10名员工。此时, 因为员工们经过10年的工作有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并且有更先进的生产设备, 所以生产效率是每小时5双鞋。2000年比1990年每小时多生产3双鞋, 虽然这个制鞋厂的员工数量不变, 资本投入仍是2万元, 但人力资本增加和技术进步导致了产出的增加。这种生产率难以与劳动和资本之间分开, 因此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或“索洛剩余”。以下是某制鞋厂的发展过程表:
舒尔茨、贝克尔等人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贡献将知识与技术进步内生化的进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 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 通过发掘斯密、阿林扬、熊彼特、阿罗等人的经济增长思想, 并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进行重新思考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论文, 重新探讨了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 构筑了一种新的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
(二) 内生增长理论的思想内涵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率是正的。为此内生增长模型需要解释 (积累的生产要素) 收益递减不会发生的原因。内生增长理论家将知识、人力资本等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中, 强调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并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这就突破了传统增长理论关于要素收益递减或不变的假定, 说明了经济增长持续的源泉与动力。如罗默 (1986) 认为, 知识的非竞争性决定了一个人对知识的运用并不防碍其他人对这种知识的运用, 而且这种运用的成本相对较低, 即知识具有外溢效应。这种外溢效应和知识产生的递增生产力不仅使知识自身形成递增收益, 而且使物质资本!劳动等其他要素也具有递增收益, 从而会导致无约束的长期经济增长。卢卡斯 (1988) 则认为, 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 (社会劳动力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 具有核心作用, 并且这些效应会从一个人扩散到另一个人, 因而会对所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都产生贡献, 从而使生产呈现规模递增收益, 而正是这种源于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递增收益使人力资本成为“增长的发动机”。
不同于新古典增长理论把技术看成是“外生的”、某种随机的、偶然的东西,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 知识或技术如同资本和劳动一样是一种生产要素, 并且是“内生的”, 是由谋求利润极大化的厂商的知识积累推动的。因此, 尽管某些特定的技术突破或知识的出现或许是随机的, 但技术进步或知识的全面增加与人们为其贡献的资源成正比例。如卢卡斯 (1988) 通过引入人力资本积累因素 (主要是人力资本的外部性与人力资本生产中的正反馈) 来解释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在罗默模型 (1990) 中, 知识或技术进步被赋予了一个完全内生化的解释。罗默强调决定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 是经济主体利润极大化的投资决策行为的产物, 由专门生产思想的研究部门生产。这种技术以两种方式进入生产:一方面技术会用于中间产品, 并进而通过中间产品数量和种类的增长提高最终产品的产出;另一方面技术变化会增加总的知识量, 通过外溢效应提高研究部门的人力资本生产率, 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
总之,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 一国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内生化的知识积累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水平。如罗默 (1986) 、卢卡斯 (1988) 认为, 无意识的知识或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理解增长的钥匙在于知识的“连续增进”。罗默 (1990) 、塞格斯特罗姆和阿格亨利豪伊特等人则认为, 源于有意识的投资、创新和发明的内生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同时, 由于知识和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 投资与资本收益率可以是知识存量和资本存量的递增函数。一国既有的知识存量越大, 则其投资与资本收益率越高, 经济增长率也就越大。这不仅表明了经济长期增长的可能性, 而且表明了既有的知识存量的差异决定了各国投资与资本收益率的差异, 进而决定了各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不同。
二、中国目前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的现状
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不应该被认为是增长过程的两个不同驱动因素, 而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因为新的技术几乎总要体现在新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形式中, 而如果要使用这些新技术, 就必须积累这些资本。
(一) 技术创新的多部门分析
在实际生活中, 最终产品并不是通过一种单一的中间产品生产的, 而是由很多种不同的中间产品来生产的。比如说, 汽车是由轮胎、钢铁、窗口、电灯泡、传感器、电池等整合在一起而被生产出来的。为了清楚地说明创新在增长过程中的作用, 必须把中间产品的多样化考虑在内。具体说, 新技术在经济中并不是瞬间实施的, 而是逐渐扩散的, 其中一个部门往往从研发部门以及其他部门的经验中获得思路。这一过程已经被一些学者, 例如罗森堡等进行了描述, 如美国机床技术的扩散。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 一国经济的增长是由人力资本、知识或技术进步等内生变量决定的。而人力资本投资、知识积累, 以及R&D活动都具有明显的外溢效应或技术外部性。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的硅谷和美国底特律汽车城。硅谷原指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他克拉克县。现在硅谷已经成为半导体工业基地, 微电子工业基地, 高技术集中区的代名词。底特律是美国汽车工业王国, 福特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等世界第一流汽车公司都在这里建厂, 各厂之间的最新技术不断地被模仿并以极快的速度传播, 同时各厂之间又存在着竞争关系, 所以形成良性的技术集群和产业集群。
(二) 资本积累
技术创新往往物化在耐用品中, 或是物质资本, 或人力资本。技术变迁影响生产力的途径是通过改善机器和设备的质量而进行的, 比如, 德朗和萨默斯曾指出, 那些具有最高经济增长率的国家是设备投资最高的国家, 而且也正是在这些国家, 设备的相对价格下降得很快。
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经济中的研发部门是高度资本密集型的, 不仅使用许多物质资本, 如计算机、精密仪器以及其他的实验设备, 而且它也需要投入积累了许多人力资源, 尤其是科学家和工程师。把资本包括进来之所以重要, 不仅是因为这可以使分析更切合实际, 更重要的是它面对一系列对以创新为基础的熊彼特增长模型提出的挑战。从长期看, 增长率将会同时受到从事研发的激励和进行资本积累的激励的共同影响。
(三) 中国当前的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
作为发展中国家, 我国的创新网络构成以及制度环境都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 因此, 有理由预期, 我国企业的创新策略选择模式应当会有自己的特点。按照目前的分类, 我国的高技术产业包括医药制造、航空航天、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和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五大类产业, 共21个细分产业。这些产业中的企业虽然从事不同的经营活动, 但产品的高技术含量决定了它们都高度依赖技术创新, 为了判断我国高技术产业中的企业, 对内部研发与外购两种不同的技术创新策略所作的选择, 我们首先按产业大类逐年计算了上述五项不同的技术创新支出占技术创新总支出的比重。我们取各年的平均值列于表1。
从中可以看出, 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过程中, 同时运用了内部研发和外购两种策略, 但技术外购的经费支出所占的比重普遍高于内部研发。以医药制造业为例, 内部研发经费支出只占27.18%, 而两类技术外购的直接经费支出则占了71.08%。这说明, 我国企业目前的创新策略是以外购为主的。在具体外购策略的选择上, 除了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之外, 其他产业中的企业对以购买新设备这种方式进行的非正式技术外购的投入都高于正式的技术外购, 而在正式的技术外购中, 对国外技术的购买又远远超出了对国内技术的购买, 购买国内技术经费所占的比重最低仅为0.24%。消化吸收作为外购策略的一种延伸其经费支出额度相对也很低。
三、完善我国资本积累积极进行技术创新
(一) 正确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 提高积累的质量
当前, 一方面要求政府、企业和居民处理好不同层次的积累与消费的关系, 在满足目前的消费水平条件下, 尽量提高积累水平, 保持高积累率, 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 保持居民收入增长与GDP的增长速度同步。同时, 应通过建立遗产税、财产税和转移支付形式, 遏制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过快增长, 扶持弱势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不断增长, 缩小收入水平的差距, 应进一步处理好国民收入在国家、企业 (集体) 、个人之间的均衡分布关系, 保证生产与生活消费的协调健康发展, 从根本上提高社会的资本积累质量。此外, 应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加强相关的法制建设, 为公众创造一个稳定的预期环境。
(二)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 发展金融市场
首先, 应大力培育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中小金融机构, 通过培育高质适量的中小银行为非国有经济提供专门的金融支持, 同时, 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 防止国有银行的信贷投向过度向国有经济部门倾斜, 只要贷款符合“三性”原则, 应消除所有制偏向, 向所有的市场主体开放信贷市场。其次, 应大力发展金融市场, 加快金融市场的硬件软件环境建设, 在建立和完善一板金融市场的同时, 应尽早培育二板市场, 为中小企业和非国有经济部门提供融资场所, 在一手抓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同时, 另一手则抓好金融秩序与风险的监管, 保障资本积累向资本运用的投融资转化渠道的畅通无阻。
(三) 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必须消除现行投融资的“所有制歧视”现象
政府应对过时的投融资法规加以修改, 进一步改善私人投融资环境和条件, 在投融资过程中, 应给予国有和非国有经济部门相同的国民待遇, 减少行政干预, 降低投融资交易成本和道德风险, 为各类企业提供一个稳定宽松的投融资体制与环境, 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资本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真正体现资源从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配置, 从根本上提高投资效率, 促进经济增长, 资本的运用应充分遵循资本规律, 才能发挥资本的作用。
(四) 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 提高国有经济的竞争力
国有企业的改革应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股份制改造, 明确产权, 规范法人治理结构, 把国有企业真正推向市场, 培育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家, 通过多种实现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股权改造, 在技术、产品、管理等多方面着力进行改革。对必须由国家控制的重点行业和企业加以重点扶持, 对可以由市场主体经营的国有企业可通过拍卖、改组、改造的方式逐步推向市场, 激活国有企业的活力, 同时解决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总之, 国有企业改革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 需要从多方面入手, 只有妥善解决好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 才能进一步提高资本运用效率, 促进资本形成与经济的互动发展。
摘要：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 欲实现快速的工业化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就必须能够以最低廉的成本来获取技术的进步。半个多世纪以来, 大量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文献均对该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主张和学说。毫无疑问, 技术的扩散和学习以及资本的引入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 在梳理内生增长理论发展过程之后, 着重从内生增长理论中的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的角度讨论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
关键词：内生增长理论,技术创新,资本积累,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刘剑, 胡跃红.财政政策与长期经济增长[J].2004, (5) :64-70.
[2]韩立杰, 于海滨, 刘喜波.基于索洛模型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2007, (3) :62-64.
[3][英]A.P.瑟尔沃.增长与发展 (第六版) [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1.
[4]刘炳瑛.资本论体系与实践意义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1.
[5]武剑.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6]赵昕东.2001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分析与2002年预测.2002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7]李子彪, 胡宝民, 于建朝.一种索洛余值法的扩展应用[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6, (5) :158-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