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成长模式（共6篇）
内生成长模式 篇1
大学生就业问题,尤其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业问题,是事关中国青年发展的重要问题。既是教育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因此,在社会的普遍关注下,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业指导工作研究已成为高等教育管理的重要课题,成为关系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
提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业竞争力,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业问题,对于推进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引导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具有重要意义。加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业竞争力提升路径的理论研究,对于改进高校就业指导工作和济困助学工作质量,实现高校学生的事务管理科学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业问题,有利于实现教育公平,促进青年在社会中的成长,实现青年人的全面发展和自我价值,实现青年梦、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综述
首先,目前国内相关研究主体的统计学特征相对单一,多专业、多部门、多学科背景的研究主体相对缺乏。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研究人员较少,比如缺少具有经济学背景、统计学背景、心理学背景和法学专业背景的研究人员。 研究主体的单一化,影响了研究角度的创新和研究方法的综合使用。
第二,目前国内相关研究的研究角度相对固定,创新性研究缺乏。目前可以将相关研究的研究角度分为学生事务管理、梳理研究思路、比较研究和政策评定分析四类。 政策评定类和经验介绍类居多,比较研究和创新性研究较少也是目前的现状。
第三,目前国内相关研究内容以理论研究居多,基于实践的专业化研究较少。综合近三年的研究成果,以强调意义和介绍措施类的文章居多。这种缺乏实践支持的纯理论研究或者缺乏理论提炼的经验总结削弱了对本质问题的深度认识,可以说在研究的质量上还不尽如人意。另外,研究内容在理论支持上也显得比较薄弱,其理论依据多源自思政工作的相关内容,缺乏基于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领域内的专业理论支持。
第四,目前国内相关的研究方法缺乏系统性和综合性,较少有跨学科的边缘学科研究和交叉学科研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业指导是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综合性工作,但目前的研究方法基本上还停留在理论演绎的定性分析上,缺乏实证研究和统计分析的定量研究。
二、理论与实践
从实践访谈的情况来看,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普遍存在缺乏就业信心、缺乏实践锻炼的资源、缺乏创新创业机会、缺乏成长参与机会等问题。访谈中,73% 的被访谈学生认为自己在求职过程中缺乏自信,表现在面试紧张、 语言表达能力弱、认为自己缺乏竞争优势。64% 的被访谈学生认为自己在求职就业过程中缺乏社会支持,表现在家庭无法给出比较中肯的就业建议、缺乏朋辈的关怀与支持、缺乏信息的来源和渠道、人脉资源少等。而被访谈的学生中基本没有人第一意向会选择创业,主要由于大学生创业风险大、缺乏创业的资本、家人不支持、以就业生存为第一选择等。在与23家用人单位的访谈调查中了解到,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就业初期往往表现出知识面相对狭窄、人际交往能力比较弱、接受新知识的速度比较慢等问题。
鉴于此,提出以波特钻石模型为理论基础的“内生型成长”助学模式( 见图1) ,重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业竞争力提升路径的体系点。以挖掘学生内部发展潜力为出发点,以心理成长、创新思维与创业教育、实践实验与技能培训、自助服务与自主管理四个方面为主体要素,以社会支持、朋辈支持、学校支持、信息支持为外部辅助要素,形成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内生就业竞争力的“钻石模型”,并通过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工作实践,验证该模型的实效。从目前的现实效果看,经过前后的对照研究,学生在具体求职技能,如简历制作、面试技巧等方面有明显提升, 在人际沟通和求职礼仪方面也有明显提升。
三、政策建议
第一,构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内生型成长培养体系。 以挖掘学生自身潜力为重点,提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增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内生发展动力,将其作为提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业竞争力的主要途径。
第二,开展心理扶贫。将心理素质的培养作为提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改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对就业的认知,增强其在就业全过程中的心理调适能力。
第三,增强实践教育和技能培训。将实践教育和技能培训作为提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业竞争力的重要方式。 加强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提高其动手能力,以增强其就业竞争力。
第四,开展创新教育和创业培训。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开展创新思维教育,开展创业教育培训,拓宽就业思路, 拓展就业渠道。
第五,通过学生就业自助服务和自我管理,使学生在自我成长的过程中提升综合素质,培养团队意识和合作意识,树立爱岗敬业、服务社会的初步职业道德意识。
摘要：鉴于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业过程中竞争力较弱的问题,提出建立以经济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等多学科交叉为模型的提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业竞争力的路径模型,以波特的钻石模型为基础,建立“内生型成长”助学模式。把心理成长、创新思维与创业教育、实践实验与技能培训、自助服务与自主管理四个方面作为主体要素,以社会支持、朋辈支持、学校支持、信息支持为外部辅助要素,形成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内生就业竞争力的“钻石模型”。
关键词：就业竞争力,内生型成长,济困助学
内生成长模式 篇2
民营科技企业作为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 具有民营机制、科技与经济有机结合为一体的特征, 并成为我国经济中富有活力的新的增长点, 已成技术与机制创新的主体, 在新经济发展中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全国工商联的一份报告表明:在国家确定的首批103家创新型试点企业中, 民营科技企业有77家, 占75%。民营科技企业已经成为各地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主力军, 全国53个国家级高新区中, 民营科技企业占企业总数的85%以上。在政府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中, 北京、上海、江苏等地的民营科技企业占80%, 广州、深圳占90%, 浙江占95%。民营科技企业创新的频度及重要程度与大企业相比并无明显差异, 表现出更高的创新效率和优势, 民营科技企业已成为技术创新的中坚力量, 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构建国家创新系统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它们已经从初期填补市场空白的“量的积累”, 向企业二次创业与战略转型的“质的提高”迈进。纵观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 它们的诞生、成长、发展乃至繁荣显示了其不同于国企和一般民营企业的独特的运行机制和规律。也就是说, 民营科技企业主要凭借自身的实力明确市场定位、确立发展方向、构建成长模式, 完成了自我稳定、自我调节、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过程, 并逐渐形成了具有自组织功能的企业系统。在这一过程中, 有诸多内外部因素支撑着企业从诞生走向繁荣, 而相比外部环境因素而言, 企业内生的成长动力更具决定作用。因为一个组织的内生成长动力是主导组织发展行为轨迹的持续推动力, 它们因组织结构、性质、规模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程度的动能。只有充分依靠和发挥组织内生的成长动力, 企业才能够不断超越同业、赢得市场。
民营高科技企业内生成长动力的积累和释放有其自身的规律, 应用自组织理论对其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对这一规律进行更清晰的认识, 从而为我国民营科技企业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和自身实力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
自组织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发展起来的一种系统理论。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复杂自组织系统的形成和发展机制问题, 即在一定条件下, 系统是如何自动地由无序走向有序, 由低级有序走向高级有序的[1]。
自组织理论主要由四部分组成: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理论、突变理论和超循环理论。这些理论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它们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自组织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耗散结构理论主要研究非平衡相变与自组织, 它阐明了自组织的外部与内部条件;超循环理论主要研究在生命系统演化行为基础上的自组织理论, 它着重描述了自组织进化的形式;协同学主要研究系统演化与自组织, 它综合地考察了系统内部大量子系统的竞争、合作产生的协同效应, 以及由此带来的序参量支配过程是系统自组织的根本动力;突变理论主要研究连续过程引起的不连续结果, 它主要解释了自组织形成的方式和途经。
这些理论不是彼此孤立存在的, 它们在创立、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从不同角度、依据不同的用途使用了许多相同的方法。同时, 这些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 相互移植、相互采纳, 内在统一于自组织理论体系之中。本文应用自组织理论的思想对民营科技企业生存、发展、变革、壮大的内生成长动力进行系统的分析与研究。
2 基于自组织理论的民营科技企业内生成长动力分析
2.1 “保持开放性”是民营科技企业生存的前提
自组织理论认为, 环境既是组织生存的条件, 也是组织变革的条件。因此, 具有开放性是形成自组织的一般前提。孤立的系统一旦达到平衡状态, 系统的熵值达到最大值, 系统就从有序状态转化为无序状态。因此, 系统只有在开放时, 在与外界不断地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过程中吸取负熵, 才能保持生命力。民营科技企业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体现在资金、信息、产品、技术以及人员等要素的流通与交换。
民营科技企业系统正熵的产生与企业的管理、技术、组织模式等因素有关;负熵的获得取决与企业的开放程度和企业获得能量、物质、信息的能力。民营科技企业正是一个适度开放的系统, 这种开放性一方面表现为有形资源的交流, 即购买原材料、添置新设备、招贤纳士进行新产品的研发和生产, 输出新的产品或服务等, 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对无形资源的获取。任何一个企业的成长过程都伴随着对两种资源的竞争, 一种是对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资源的竞争, 另一种则是对由信息构成的无形资源的竞争。如果说参与前者的竞争对任何企业同等重要, 是企业运营的基础, 那么对后者, 即对信息资源的竞争对民营高科技企业的成长就显得更为重要。高科技产业通常是作为“先导性产业部门”, 站在科技发展的前沿推动和影响社会发展和经济进步的。这主要是因为这些产业部门中的技术革命速度要远远高于其他经济活动领域。其直接结果就是高科技产品市场竞争异常激烈, 产品生命周期短, 且存在严重的“马太效应”, 因此科技企业生存的共识就是速度决定成败。这就要求民营科技企业在对市场需求强度、竞争对手研发状况、新技术可能产生的效应等一系列信息进行采集、组织、选择、分配的基础上, 及时进行产品创新、工艺创新或服务创新。这是民营高科技企业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
2.2 “远离平衡态”是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的必要条件
远离平衡态是相对于平衡态和近平衡态而言的, 是指系统内可测的物理性质极不均匀的状态, 也是系统形成耗散结构的必要条件。耗散结构与平衡结构有着本质的差别。平衡结构是一种死的结构, 这个结构的维持不依赖于外界。而耗散结构是一个活的结构, 它只有在非平衡条件下才能构成。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发展正是要冲破僵死的平衡态, 进入充满活力的非平衡态, 从而满足多变的市场需求。
长期以来人们头脑中存在这样一种思维定势:认为平衡就是井井有条, 不平衡就是杂乱无章。因此, 人们千方百计维护平衡态, 扭转不平衡态。表现在企业发展中也是维持所谓相安无事的稳定态, 压制引起竞争的非平衡态。事实上, 企业表面上的平衡掩盖了内部的无序和不稳定, 是企业缺乏生机和活力的症结所在。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发展正是突破了大锅饭、平均主义等表面的平衡, 引入竞争机制, 改善了企业内部的运作方式, 打破僵化的平衡, 这突出表现在人员任命与选拔上。民营高科技企业选用和任命企业管理者并不象国企那样由上级组织人事部门任命, 而是具有充分的选人权、用人权和分配权, 由资产所有者自主聘用, 这就保证了在用人时能充分考虑备选者的文化素养和能力结构。这种任人唯贤的用人机制确保了民营科技企业在夹缝中得以生存和发展。
民营科技企业的“远离平衡态”还表现在其组织结构的优化。组织结构是否科学和合理决定了组织功能的强弱以及组织运作的效率。这种结构的优化过程就是对外界市场环境与内部生产目标的改变所作的适应性调整。因此民营科技企业要改变传统的国有企业严格的上下级等级制度, 模糊企业中各层级的边界, 使工作方式更加团队化, 按市场的变化和项目的要求对员工进行合理调配, 使他们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协作。组织结构的优化, 既精简企业人员及机构设置, 克服了国企多头管理、效率低下的弊端, 又使企业在面对环境的变化时, 全体成员可以共同决策, 快速反应, 及时调整行动计划, 使企业更具灵活性和适应性。
2.3 “序参量的协同”是民营科技企业成长的持续驱动力
协同学认为系统参量可分为两类:绝大多数参量仅在短时间起作用, 它们临界阻尼大、衰减快, 对系统的演化过程、临界特征和发展前途, 不起明显作用。这类参量称为快驰豫参量。另一类参量只有一个或者少数几个, 它们出现临界无阻尼现象, 在演化过程中从始至终都起作用;并且得到多数子系统的响应, 起着支配子系统行为的主导作用, 所以系统演化的速度和过程都由它决定, 这就是慢驰豫参量, 也称为序参量[2]。序参量是描述一个系统有序程度的量。序参量来源于子系统间的协同合作, 同时又起支配子系统行为的作用。企业的战略性资源就是序参量。在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过程中, 发展战略、企业文化、创新意识可以看作是企业的序参量。它们始终是企业发展的持续驱动力, 支配着各个子系统的行为, 主宰着整个企业成长的进程和方向。
企业发展战略关系到企业目标的实现, 它影响企业的长远发展, 因而必须具有前瞻性。由于发展战略对企业的各个子系统都有影响, 所以必须全面考虑企业面临的内外因素。企业在对自身实力和市场需求进行全面分析后, 企业战略也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及时的转变。正如张瑞敏所言, 企业发展的过程就是战略转变的阶段性连接, 旧的战略不断地、不失时机地被新的战略替代, 这样才能使企业不断达到新的高度, 赢得长期持续发展。
企业文化是一种企业在适应外部环境与整合内部资源的过程中, 逐渐形成的、行之有效的行为模式。它被作为认识、思考和感知事物的正确方式传授给企业成员。企业文化一旦形成就很难被改变。企业文化看不见、摸不着, 但它却是企业生存的无形的大环境。对于企业来说, 人是其中最重要的要素, 企业的活力来源于员工之间的协同合作, 而这种协同的实现如果离开企业文化的支持是难以想象的。事实上, 每个成功的民营科技企业内部协同力的产生都有其独特的企业文化作为支撑。
民营科技企业的生命力来自创新, 没有创新的民营科技企业必然走向灭亡。民营科技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 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尤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翅。企业依靠技术创新开展生产活动的同时, 必须重视制度创新, 解放生产力, 甚至在某种意义上, 制度创新重于技术创新。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涟曾经深刻的指出, 制度重于技术。“起家靠产品, 壮大靠制度”。民营科技企业本身就是一个依靠各种制度支撑的盈利组织。因此, 民营科技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的同时, 必须在股权激励制度、接班人制度以及产权制度等方面进行必要而合理的设计和改革。
企业发展战略、企业文化和创新意识伴随着企业发展的全过程, 并且三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创新意识是民营科技企业生存的基础, 民营科技企业的生命力来自于创新, 没有创新的民营科技企业必然走向灭亡。企业文化是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的保障, 缺少了文化的支撑, 企业就缺少凝聚力和向心力, 也不会创造“人心齐, 泰山移”的奇迹。发展战略是企业前进的方向, 没有正确的战略作引领, 企业的目标就难以实现。民营科技企业只有将三者紧密结合, 使它们互为补充、相互促进, 实现三位一体、三效合一, 并产生正相关效应, 才能使它们在企业中发挥巨大的威力。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民营科技企业必然表现出发展战略、企业文化和创新意识的和谐共存。
2.4 “超循环演化”是民营科技企业经营运作的最佳形式
超循环理论提出了自组织进化的一种普遍的有效形式——超循环。所谓“超循环”, 即包含“催化循环”的循环, 而“催化循环”就是自催化反应或交叉催化反应, 整体上可看作自复制单元。超循环就是由这样的自催化剂或自复制单元通过功能的循环耦合而联系起来的高级循环组织[3]。超循环组织意味着存在非线性作用, 它能够稳定的自我维持, 保持相对独立性, 同其他单元竞争, 向功能优化的方向进化。
民营科技企业系统是由研发子系统、生产子系统、人力资源子系统等整合而成的。各子系统在某一阶段的工作都为下一阶段的工作积累经验、提供催化支持。研发子系统的催化循环突出反映在研发子系统内部的继承和创新问题上。每一项研发工作都是在已有技术经验和成果积累的基础上进行的。科技人员在研发过程中,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经验知识和能力会相应的增加, 而每一项研发工作的突破又会为下一阶段的工作提供催化支持。这就是研发子系统的自催化过程。生产子系统也形成了催化循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发现问题, 并运用已有经验解决问题, 而解决问题的过程不仅使人们的经验更为丰富, 又可能发现生产中更深层次的新问题。这种“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形成经验——遇到新问题”不断的循环构成了生产子系统的催化循环。
民营科技企业中的各子系统相互依存, 相互制约, 并可在功能上耦合起来, 相互提供催化支持, 既竞争又协同, 促使民营科技企业在运作上形成一种扩张性的良性循环发展, 即形成一个超循环系统。一方面, 由于系统内部个体之间具有差异, 就会存在系统内各部分的竞争。各子系统之间竞争企业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 都希望得到更多关注与支持, 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另一方面, “竞争导致协同”, 它们又互为对方的“催化剂”, 为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共同努力, 因此出现子系统间的协调的、同步的联合作用。人力资源子系统的有效循环, 可以为企业引进大量的人才, 解决其它子系统的人力需求问题。研发子系统不断的创新, 可为其它子系统提供技术支持, 并促使产品工艺与流程的改进。生产子系统可使无形的知识转变为有形的产品, 确保企业的生存发展。营销子系统可提供真实、准确的市场信息, 使企业的研发和生产更具有针对性, 从而产生更高的经济效益。后勤保障子系统为各部分的正常运作提供服务性支持。正是这些子系统通过功能的循环耦合, 发挥合力的作用, 从而形成集体行为, 并产生了多方共赢的结果:既满足了市场的需求, 又可扩大企业的市场影响力, 吸引更多的资源流入企业, 促使各子系统的更新与完善, 带动企业的螺旋式上升发展。
2.5 调控“突变和渐变”是民营科技企业成功变革的有效手段
在自然科学中, 人们把物质的结构或性质状态称为物质的“相”。所谓“相变”, 就是指物质系统的结构或性质发生改变[4]。突变论就是专门研究物质系统相变的途径和方式的理论。突变论认为, 在适当调节系统控制参量的情况下, 如果质变经历的中间过渡态是不稳定的, 那么客观存在就是一个飞跃过程, 也就是发生了突变;如果过渡的中间状态是稳定的, 那么客观存在就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在一定的条件下, 只要改变控制条件, 一个突变的飞跃过程可以转化为渐变;而一个渐变的过程也可以转化为突变的飞跃[5]。
有效的控制突变和渐变是民营科技企业变革的有效手段, 其对突变和渐变的控制集中体现在对内外涨落的处理上。涨落是系统演化的随机力, 可以破坏系统的稳定性, 也可以使系统经过失稳获得新的稳定性。由于民营科技企业天然的特点决定了其必然要面临市场、技术、人才、资金等方面的多重考验, 这些因素均会成为涨落因素, 造成企业系统对稳定态的偏离, 并对企业的形成及发展造成有利或不利的影响。控制突变与渐变贯穿于民营科技企业成长的整个过程中, 因此民营科技企业要明晰突变与渐变的关系, 在管理过程中努力利用并创造条件, 使企业朝着有利于经营目标实现的方向发展。
民营科技企业本质上是一种组织, 企业行为说到底也就是组织行为。所以, 企业自组织的产生作为一个过程, 有两种发展形式:第一种是由非组织向组织的有序发展过程, 其本质是组织程度从相对较低 (包括“无”) 向相对较高演化, 表现出间断性的突变。这一过程反映了企业组织层次跃升的过程, 相当于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者在掌握了先进的技术后组建企业, 使新兴企业具备简单结构和功能, 并将知识、技能等无形的资源转变为有形的商品, 初步形成企业的过程。这是一个突变的过程, 企业从无到有。第二种则是维持相同组织层次, 但复杂性相对增长的过程。其标志着组织结构与功能从简单到复杂的水平会聚, 组织表现出连续性的渐变。这一过程突出表现为民营科技企业在发展过程中, 由组织结构的完善和各部分功能的增强所带来的企业整体实力和应对内外变化能力的提高。当企业技术革新成功、市场需求增加、资金供给充裕等内外有利因素居于主导地位时, 民营科技企业可通过管理手段利用这些涨落, 放大“涨起”, 强化它们对企业发展的积极作用, 引导企业向着有助于经营目标实现的方向发展。当竞争对手研发成功、市场萎缩及细分、资金供给不足等内外不利因素居于主导地位时, 可通过管理抑止这些涨落, 形成“落伏”, 消除企业发展的障碍, 从而化解危机, 避免企业出现大的变动。正是合理的调控突变与渐变, 使联想、华为等一批民营科技企业在成长中逐步完善, 不断向国际大型企业的行列迈进, 从优秀走向卓越。
3 结论
民营科技企业在中国科技、经济发展进程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扮演着重要角色。自组织理论的核心思想对民营科技企业进一步发掘其内生成长动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成功的民营科技企业正是在其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地遵循了自组织理论所揭示的规律, 进行自我调节、自我组织、自我完善, 从最初的混沌无序演化成为条件自创、责任自负、经营自主、发展自求的有序复杂系统, 并成长为我国科技创新的主体。
2006年1月26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 》中明确提出:“重视和发挥民营科技企业在自主创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生力军作用, 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支持其做大做强并参与国际竞争。”这一规划纲要为我国民营科技企业创造了难得的外部发展环境。因此, 民营科技企业在利用有利发展环境的同时, 要不断优化内部结构, 创造企业内生持续成长的动力机制, 逐渐成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中的中坚力量, 进而实现科技强国、创新强国的伟大战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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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曾健, 张一方.社会协同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0:31.
[3]沈小峰, 吴彤, 曾国屏.自组织哲学——一种新的自然观和科学观[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9.
[4]楼慧心.从自组织理论看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稳定[J].系统辩证学学报, 2004, 12 (2) :48-56.
新农村内生发展模式的探索及实践 篇3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 必须健全体制机制, 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同时提出了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的四大具体改革举措, 这就要求在新时期环境下探索发展适合中国特色的新农村模式。
调研国内外新农村发展模式中, 发现可以成功借鉴欧洲提出的“内生发展” (endogenous development) 模式, 包括重视人、环境、文化、生态和多元化发展内涵, 该模式可以解决现在农村发展的困境, 同时有利于推进现代化农业发展。近年来, 区域内生发展理论成为国内外学界广泛关注的新理论, 但研究时间短且研究成果比较少, 而且有效实践示范少。基于此, 本文尝试从理论结合区别性地域实际构建宁海县新型城乡一体化内生发展理论系统及应用。
内生发展理论
对于区域内生发展目标, 内生发展寻求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等在内的综合效益得以全面实现的发展方式, 即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环境日益改善的措施和方案, 促进经济、社会与环境三者良性循环发展, 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全面发展又进一步加强了资源的合理利用, 进而合理利用又保障了综合效益的实现, 三者形成良性循环, 最终实现三大效益综合发展, 如图1所示。内生发展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坚持以人为本, 科学利用区域内部资源, 促进区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综合发展。
要完成内生发展目标, 就要解决如何使当地居民成为区域发展的主要参与者, 如何科学利用本地资源 (但不拒绝外部资源) 找到区域发展道路, 以及如何使区域综合效益得到协调发展等问题。因此, 内生发展主要内容可以归结为内生发展力量、资源科学利用和效益协调发展等, 如图2所示。其中内生发展力量包括当地政府、当地企业和当地居民等利益相关者;资源以区域内本地资源为主, 外部资源为辅;区域效益主要是区域内部经济、社会与环境效益。
内生发展在宁海生态县的应用探索
(一) 宁海县乡镇村基本情况
宁海县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中段, 浙江省东部沿海, 象山港和三门湾之间, 天台山、四明山山脉交汇之处, 计划单列市宁波市属县, 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沿海对外开放地区之一。面积1843平方公里, 人口58.55万, 辖4个街道、11个镇、3个乡, 23个社区、11个居委会、369个行政村,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628元, 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16465元。年平均气温16.2℃, 年平均降水量1629毫米。境内农业资源丰富, 有仙山、神泉、碧海、绿岛, 是宁波市第一个国家级生态示范区, 素有“天然氧吧、人间仙境”之美誉。全县森林覆盖率达62.5%, 人均寿命78岁, 全年空气质量Ⅰ级的天数在300天以上, 水质以Ⅰ类水质为主, 以上指标均居宁波市第一。海水养殖居全省第一, 望海茶为国内优质名茶。工业有模具制造、汽车配件、文具灯具、机械电子等。该环境非常适合发展智慧农业, 但受外部因素和内部县城影响和制约, 县农业结构性不合理、现代农业发展亟待加快。
研究以茶院乡下徐村为例, 下徐村农业区域主要集中在农田、山林和海滩, 主要经济作物有水稻、马铃薯、番薯、山药等, 水果主要有桃子、杨梅、枇杷、葡萄等, 林业主要以竹子、松树为主, 养殖业以猪、鸡、鸭、羊传统畜牧业为主, 同时栽培特色药用蜈蚣, 海滩以养殖青蟹、虾为主, 村里农民收入水平差距较大, 高的达几百万, 低的则只有几千, 但有发展智慧农业所需的天时、地利、人和环境。该村有农民企业一家, 智慧农业技术园一家, 有一批从事现代农业施工的农民队, 这些为内生发展智慧农业提供了基础和保障。
(二) 内生发展模式建立
当地政府、企业和居民是区域内生发展的内生力量, 也是区域内生发展单元。图3为茶院乡内生发展三位一体系统图, 各箭头代表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在智慧农业发展系统中, 其发展动力主要是内部动力, 内生发展应该是整个区域发展系统的核心。内生发展过程中必须把区域内生发展单元看作是一个整体, 对其进行合理架构, 使茶院乡、智慧农业科技园和下徐村民相互协调, 共同推动茶院乡农业内生发展。
茶院乡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 制定内生发展政策, 引导和规划发展, 给农业科技园争取和提供各种农业政策优惠, 提供相关资金支持, 同时加强对村民的教育培训, 提高合作意识和农业技能, 当地企业是以家庭农场、农村合作社合作方式融入智慧农业科技园, 该园区下属有智慧农业技术研究中心和各类合作基地, 在当地进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绿色环保产品的品质, 提供高效率产品技术研究的同时, 解决当地村民的就业和技能再培训问题, 与融资合作基地大户村民携手, 提高当地村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下徐村村民积极响应乡政府的号召, 参与政府和科技园开展的各种培训, 同时加强自我学习, 提高自身能力和素质, 积极参与村智慧农业建设, 充分发挥自身的种养殖经验, 参与技术专家改良项目。
(三) 内生发展模型机理研究
内生发展过程中核心利益关系者主要包括乡政府、智慧农业科技园和村民, 这些利益相关者充分利用村资源、技术、文化和资金等, 茶院乡政府制定内生发展政策和法规, 智慧农业科技园和村民促进自身内生发展。从利益相关者视角来说, 智慧农业内生发展机理见图4。
乡政府做好政策、资金等六个方面工作, 有效带动了科技园和农村发展, 而智慧农业园基于自己的技术和规划, 可以有利于政府实施好新农村建设, 带动农村学习技术和发家致富。作为主体核心的农民, 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 参与家乡建设, 为园区提供经验数据与和谐气氛, 为用户提供安全绿色产品, 这样的三位一体应用内生模式可持续稳定发展。
(四) 实施应用
按照中国社会主义“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发展思路, 并基于上述利益相关者的内生发展机理, 在下徐村开展内生模式新农村建设实践, 具体见图5。利用下徐村现有的传统农业, 已有大面积水稻基地、竹林、黄豆、桃、葡萄、蔬菜、养猪场、羊场、鸡鸭大户, 直接协同并进一步转化升级发展。图5中都以人为本, 主要主体是农民和农技员, 是主要的养殖人和栽培人, 为整个智慧农业发展发挥绝对性作用;传统的畜牧业经过智慧农业科技园的现代设施建设和新技术引进, 形成了现代化养殖业, 同时, 所有的饲料来自循环中的农作物和蔬菜 (如水稻、秆粉、薯类等) , 而产生的排泄物是改良土壤的绿色有机肥;传统的农作物通过温室大棚和新技术改良, 形成绿色高效品质的产品, 为市场和园区加工业提供绿色安全原材料, 同时也是果蔬轮种的主要基地;林业和菜园通过科技园的节水灌溉和大棚工程, 现代化栽培, 产出消费者期待的产品, 同时也是养殖动物自然活动中心。所有环节产品一部分为市场提供安全绿色食品, 供应人民生活需求, 另一部分回归到农村的家庭加工厂, 进行传统品味的加工, 产生特色副产品 (如糯米酒、薯粉、竹设备等) , 在科技园的规划下产业链发展和经营, 而科技园是其中的信息平台, 为技术、设备研制、品种改良、销售、就业等提供3G信息化服务, 同时也是让世界了解智慧农业村的主要媒介。通过内生发展模式, 让三位一体都成为共生一体循环经济发展, 为实质解决三农问题提出一些思路。
研究展望
内生成长模式 篇4
一、内生变量:农民工以大规模进城务工的兼业形式完成公民素养养成、奠定民主化治理基础
我国乡村治理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种传统精英治理模式。所谓“精英治理”, 即村级治理在村干部的主导和现代农村精英的广泛参与下运作, 但普通村民对公共权力系统运作的参与和影响力度极低。[1]随着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 学者们曾乐观的预言我国乡村治理模式将迅速由传统的精英治理转变为村民自治的民主治理。但十多年的实践却无情地击破了这个梦想。我国乡村治理在走向民主治理的过程中还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处于精英治理状态之中。但是, 村民自治与民主治理“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首先将要发生的质变就是乡村治理的主体的现代化更替。改革前后, 中国农村社区精英变动的理论观点主要有两派:一派是精英循环理论, 一派是精英再生产理论。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改革以来农村社区精英的变动, 既有新精英对旧精英的替代, 又有旧精英集团内部的差异和转换。[2]传统的乡村治理精英们主要是原有的公社干部的转化、承继及家族势力的代理人、少数先富起来的经济“能人”等。新的乡村治理主体主要是外出务工后返乡的大量优秀普通村民及政府选拔下乡的大学生村官等, 这两个群体将分别成为精英主体转变的内生变量及外部制度供给。新的治理主体代表着民主治理的方向, 他们与旧的精英群体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处于一种共存与交集、合作与对话、碰撞与分歧的复杂生态格局。
我国乡村治理要完成从传统精英治理模式向普通村民高度参与下的村民自治模式的转变必须以内生变量为根本上的依靠。亦即必须完成亿万普通村民的公民素养养成方可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所谓公民素养包括公民观念、责任意识、契约思想、民主意识、参与能力等。在此必须重点厘清的问题是:城市化中进城务工大潮究竟是造成了乡村的零落与凋敝、人才的枯竭与空心化, 还是使我国数亿农民以兼业形式寓公民养成之教于进城生产劳动之中, 从而完成了现代公民的启蒙培训。我们认为, 城市化中表现为进城务工的非农运动就像一所对进城农民工进行微观至劳动技术、中观至契约意识、宏观至民主精神与责任意识进行全面培训的全日制大学一般, 实现了中国青壮年农民群体参与治理的意识与素质的整体飞跃。
1.传统观点的深度反思:
城市化进程对乡村的人才虹吸抑或是精英培养的积极作用
有人认为, 由于城市化的进程, 从乡村吸走了精英人才, 使得乡村出现了人才的荒漠化。研究者们只看到了城市化进程像抽水机一样将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力吸走, 也只看到了农村中余下了老人妇女儿童、冷落凋零的表面现状;他们没有看到的是:数以亿计的农村青年人得以有机会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宿命, 取得了过去只有考大学、参军提干才有的改变命运的机遇。人的自由与解放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就是取得比较多的人生选择机会。从深层次意义上分析, 在闭塞的乡村, 他们是逆来顺受的农民, 他们没有机会、没有能力, 也没有这个意识去参与与他们切身利益有关的各种决策, 他们只能算是良民或顺民。如果停留在这个素质水平上, 中国乡村的民主治理永远没有希望, 扩大村民在乡村事务决策中的参与只能是一句空话。他们需要有学习民主的机会, 而且这个机会必须与他们的获取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的过程结合在一起, 否则不管政府如何进行民主选举的宣传与动员, 他们都是麻木的。因为人只有先解决温饱与生存、安全需求, 才能谈得上社交、尊重与自我实现。在我国城市化、工业化的大跨越中, 他们几乎从事了一切工种, 也感同身受的接触到了日新月异的城市文明。其中就包括了民主意识与参与治理。他们在城市中感受到了与乡村完全不同的生活, 包括较好的教育设施与师资、良好的治安与道路交通、良好的环境卫生及医疗条件, 他们看到了城市中对人格尊严的重视, 看到了城市中公民维权、消费者维权的种种先进事迹, 他们目闻目睹甚至于开始参与其中, 从中他们学习了民主意识与维权方式, 感受到了大众参与对维护自身合法、正当权益的重大意义。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 他们缺失了父辈的农业劳动技能, 不愿意回到乡村生存;另一方面, 他们享受了飞速发展的现代文明技术, 特别是网络技术。凭借网络技术, 他们享受到了无准入门槛的精神文化参与和无限多的信息与知识, 因此, 他们从精神上较之父辈更深融入了城市文明, 尽管他们在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上还远不能融入城市生活。更进一步而言, 在中国表面空虚零落的广大乡村, 真正掌握着乡村政治权力、决定乡村事务的还是在外务工的那一批人, 是他们于千里之外摇控着乡村重大事务决策。因此, 既使在全民外出务工的时代, 村级事务治理仍然于实质中受制于在外村民民主素养的养成与提升。
2.时空条件的成熟:
我国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及产业升级的步伐, 内地大规模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 使得亿万农民工可以逐步实现返乡就近务工, 从而为他们就近参与家乡村民自治创造了充分的时间与空间条件
由于我国经济高度依赖外贸出口, 因而一旦外界发生经济危机进口锐减, 则我国以代工出口为主业的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便迅速倒闭, 大量外来务工人员不得不返回家乡。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 (国发[2006]5号) 就指出了做好农民工工作的基本原则, 其中规定:“统筹规划, 合理引导。实行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与就地转移相结合。既要积极引导农民进城务工, 又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县域经济, 扩大农村劳动力在当地转移就业。”第九条意见指出:“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包括: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县域经济, 扩大当地转移就业容量;引导相关产业向中西部转移, 增加农民在当地就业机会;大力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农民就业和增收;积极稳妥地发展小城镇, 提高产业集聚和人口吸纳能力。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上述思路。事实证明了这些战略决策的前瞻性, 2008年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致使我国沿海大量中小企业停产、破产倒闭而造成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失业返乡便是铁证。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调查显示, 与2005年相比, 东部地区吸纳外出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比重由75.4%下降到62.5%, 中部地区由12.3%提高到17%、西部地区由12%提高到20.2%。虽然外出农民工的就业地仍以东部地区为主, 但农民工流动开始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跨省外出的比重开始下降。农民工省内就业的增长, 主要是因为近年来农民工就近就地就业和回乡创业步伐明显加快。[3]调查发现2008年初出现的大量农民工返乡主要受金融危机背景下大量沿海企业关停或收缩的影响, 而2009年初以来出现的大量农民工返乡同时导致沿海地区出现较严重民工荒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与大量新生代农民工不满足于现阶段沿海地区的就业条件与环境以及具有迫切的自主创业热情有关。[4]随着世界经济的动荡, 我国也在努力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及产业升级的步伐, 全力引导劳动密集型企业由东南沿海地区迁移到广大内陆地区。创造条件让广大农民工不再背井离乡远赴沿海就业, 而可以就近在家乡承接转移的工厂就业, 其一方面有利于节约巨额交通成本, 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成长困境;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村民在家乡发挥类似产业工人的先锋作用, 能有力推动所在乡村的基层民主建设。因此,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外出务工潮锻造出了一大批新的乡村精英, 他们在城市中学习到了新的观念、知识、技术, 其中许多人留在了城市, 但在内地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大潮中也必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务工者选择回到乡村, 他们成为了乡村治理从少数精英治理向广大群众参与的民主化治理转变的基石。
广大农民工能否尽可能就地城市化、市民化呢?我们的回应是:欲速则不达。我们认为农民工在城市化中完成市民化进程的核心条件从根本上要依靠农民工自身技能、素质的得力培训与提升, 但由于不合理的职业培养成本分担与收入分配制度, 要实现农民工城市化中市民化的核心条件几成奢望。在“80”后大学生也出现返乡潮的背景下, 农民工更不具有城市中的竞争优势。由于我国农村土地权利主体虚化、农民有限地拥有土地使用权的特殊国情, 决定着农民工市民化的物质基础不足。在当前选择性市民化政策下多数人最终仍将回到农村。试图以改革的方式迅速完成农民工身份的颠覆性变革是过犹不及的想法。地方财政无力支撑农民工大规模市民化的资金需求。从世界范围看, 由于我国将处于传统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制约之中, 因而工业化进程也不会是一帆风顺, 产业转型与升级并非一日之功, 就业仍然要大量依托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而全球经济危机及其导致的欧美国家再工业化[5]都对我国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存空间形成挤压, 这对农民工继续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产生较大负面影响。欧美国家债务危机冲击福利国家政策的同时, 也影响了我国农民工社会福利水平的改善与提高, 对农民工在城市中兼业务工的积极性形成消极影响, 从而进一步延缓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3.两条平行而方向相反的运动轨迹:
乡村治理队伍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全新的方式进行着蜕变与重生
在中国人口大规模流动的过程中存在着两条平行而方向相反的运动轨迹:一条是从乡村中的外出务工大军;另一条是农民工返乡潮及大学生村官向乡村开拨。这两支队伍一支是到城市中以兼业方式潜移默化学习民主参与, 而另一支则是到乡村中实践民主参与。广大农民工返乡与大学生村官数量不断增大, 公民素养整体飞跃, 将进一步使乡村治理的主体成为在数量上占据优势、有相当程度素养的普通村民, 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乡村传统精英治理的终结, 显示乡村治理队伍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全新的方式进行着蜕变与重生。
二、农民工良好治理素养与政治地位提升中的难点探讨
1.由于我国工业化中产业低端及农民工经济与社会地位低下倒逼形成的群体性维权习惯不利于良好负责任的理性国民精神与行为模式的形成
在城市治理民主化进程的过程中, 我们希望于引导市民依法参与治理中养成理性精神与法治意识。我们把具有城市户籍、享受城市各种福利与公共资源的市民称为“体制内市民”, 把不享有城市户籍但又在城市内生活、工作、纳税的农民工人群称为“体制外市民”。体制内市民在维权中屡受挫折, 突出表现在旧城改造强拆、医疗教育支出过高等。体制外市民的正当权益受侵犯的情形就更普遍、更严重, 维权成本更高, 更为不易, 突出表现在农民工欠薪、工伤拒赔、资方提供较差生活与工作环境等。因而, 在城市化进程中, 我们明显感到一方面是日新月异的城市面貌等外部形象的整体提升, 另一方面是保障公民参与治理的制度建设与保障提升民生的能力建设的双重滞后, 从而导致广大群众的不满与大量群体性事件发生, 造成政府公信力危机。体制外市民从长期的解决矛盾的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 习惯于通过老乡等社会网络组织人多势众的群体性活动, 形成对资方、政府等强势一方的压力以实现力量对比的均衡, 并往往最终成功实现讨薪、工伤赔偿等正当要求。由于社会地位低下而倒逼形成的这种维权习惯破坏了农民工良好的、负责任的理性国民精神与行为模式的形成。
2.新产业工人阶级 (或者说阶层) 的生成对和谐社会的稳定形成了潜在的风险与有形的压力, 从而使得农民工政治地位的提升不得不慎重推进而非大刀阔斧的改革
在中国富有特色的情形是:农民工在农村拥有较为坚实的保障基础, 即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宅基地使用权, 因而他们在城市中的务工行为归根结底只是一种兼业行为。从心理上看类似于过去农闲时节凭手艺或劳动力赚取“活钱”、贴补家用的常规行为。因而, 广大农民是在一种基本自愿的状态下进入农民工群体与职业的。这与欧美早期工人被迫从事工厂劳动, 而且无后路可退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农民工阶层的乡土情结浓厚。中国农民工的流动绝不只是单向的向城镇向沿海地区流动。[6]根据钟摆原理, 既使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发生前, 大量的农民工也在回流中。新生代农民工在现实中也意识到自已只是城市的过客。从以上分析来看, 农民工阶层所形成的新的产业工人阶层与过去的工人阶级有重大差异, 他们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相比欧美早期是比较小的。
如果从社会契约的角度来看, 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宅基地使用权就是国家给予农民阶层的最重要的政治承诺。现今的最大问题就是农村土地征收中的严重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这样的行为由于触及农民根本利益将是促成由农民工生成的新产业工人阶级/阶层不满意识形成的重要因素, 城市中务工所受的不公待遇等与之相比可能还仅仅是次要因素。
学界也开始了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的研究。其中有学者认为, “如果工人的行动被导向体制内, 为现存体制所容纳, 那么工人阶级就不会形成;如果工人的行动被导向体制外, 与现存体制对立, 那么工人阶级难免会形成”。[7]这种提法是不能被赞同的。参考关于阶级形成的几个基本要素, 如果农民工从人数规模、行动实践、群体意识上都呈现出阶级意识, 则不管是否享受到体制内待遇或是福利国家待遇, 这个阶级/阶层的形成都是不可遏制和不可阻挡的。总之, 农民工在后工业时代形成新产业工人阶级/阶层的进程是对当前保稳定方针的一种潜在危险和有形压力, 这对于大力提高农民工的政治待遇与参与社会治理权利的诉求会发生一种抵销效应。可以预见, 提高农民工政治地位的实际行动将会慎重推进而非大刀阔斧的迅速改革。
三、我国乡村治理模式转变的路线图
综上, 我们论证了我国乡村治理模式转变的过程中作为基础的内生变量的形成过程, 客观的探讨了这一历程中的难点与面临的挑战, 最终依据改革开放以来三十余年的实践历程我们初步勾勒出我国乡村治理模式转变的路线图是:第一步:亿万农民工在城市完成了生产技术、契约精神、公民意识与责任观念的培训, 从而为高度参与的村民自治创造公民意识与治理能力前提;第二步:在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思想的指引下通过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由出口导向型逐步转变为进口替代型政策, 由内地承接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 使广大农民逐步由千里之外的务工变为在家乡就近务工, 从而为村民较高程度参与自治创造时间与空间的前提;第三步:在广大农村, 通过修改完善并努力贯彻带有村民自治法性质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使乡村传统的精英治理逐渐变为高度参与度的村民自治。
参考文献
(1) 吴素雄, 陈洪江.从精英治理到民主治理——村民自治制度演进分析[J].江苏社会科学, 2004, (01) .
(2) 杨善华.家族政治与农村基层政治精英的选拔、角色定位和精英更替——一个分析框架[J].社会学研究, 2000, (03) .
(3) “我国农民工工作‘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研究”课题组.中国农民工问题总体趋势:观测“十二五”[J].改革, 2010, (08) .
(4) 赵浩兴, 张巧文.内地农民工返乡创业与沿海地区外力推动:一个机制框架[J].改革, 2011, (03) .
(5) 张欣, 崔日明.后危机时代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对我国的启示与影响研究[J].江苏商论, 2011, (02) .
(6) 周皓, 梁在.中国的返迁人口:基于五普数据的分析[J].人口研究, 2006, (03) .
内生成长模式 篇5
记者:白行长, 您好, 天津农商银行的成立标志着天津市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工作的完成, 请您谈谈通过改制和这一年的努力, 天津农商银行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白平:改制后的天津农商银行实现了由多级法人的合作金融机构向统一法人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转变。经过改制, 我行的资本金总额达到了70亿元, 全部属于优质资本, 资本金实力有了质的提升, 有效缓解了改制前有些好的贷款项目由于受资本金的制约而难以承接的局面, 可以有力支持我市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大项目, 为我们可持续发展、更好的服务地方经济创造了条件;利用改制重组的机会, 我们充分借助市场力量消化原有大量历史包袱, 通过政府支持和我们自身的努力, 不良贷款率由16.52%降低到3.72%, 资产质量得到了较大改善;通过改制, 我行的股权结构进一步优化、股权集中度明显改善, 进一步规范了“三会一层”的履职行为, 公司治理能力有了明显提升。
改制后, 我们按照统一法人的模式, 构建起“总行、中心支行 (直属支行) 、支行 (二级支行) ”三级营销组织的授权经营模式, 将大额贷款审批权上收总行, 建立了风控、稽核条线的垂直管理和营运后督的集中管理, 规范统一了内设机构, 形成了边界清晰、前中后台分离的内控格局, 抵御风险能力大大加强。同时, 体制改革的顺利完成, 为我行的经营管理清除了障碍, 也为长远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截至2011年5月末, 我行各项存款余额1126亿元, 各项贷款余额722亿元, 资产总额1433亿元, 与改制前相比综合实力得以大幅提升。
记者: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 也是天津农商银行初年, 请问白行长, 对于今年的工作, 您有什么思路和举措?
白平: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 市委、市政府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要求各行业创新发展、内生发展。基于此, 我行今年的主要工作任务就是围绕精细化、内涵化发展方向, 不断激发内生动力, 构建持久的竞争优势, 把握发展的主动权。
为此, 我行将今年定位为“管理规范年”, 按照“完善四大管理体系、建立健全五项机制、推动六个方面管理上水平”的整体工作思路, 集中梳理日常管理中的薄弱环节, 区分出一般与重点问题, 将解决当前问题与构建长效机制相结合, 逐步规范日常管理行为, 切实解决制约长远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为业务经营提供雄厚的内发动力支持, 力争通过几年时间的努力, 切实提升我行整体管理能力和水平。
记者:您能说明一下具体的措施吗?
白平:为进一步提升我行营业机构整体服务水平, 增强服务意识, 改进服务形象, 初步建立起现代商业银行的服务管理机制, 我们以“夯实服务基础, 提高服务水平”为中心目的, 在全行范围内全面启动“营业网点服务达标”活动。这个活动以“规范四项标准、建立三项机制、打造两支团队”为主要活动内容, 从营业网点的功能分区规划、装修装潢、金融器具和便民设施配备等方面逐步完善我行的硬件服务环境, 从细化柜员服务标准、规范服务流程、开展文明礼仪培训等角度逐步改善我行的服务软环境, 以监督检查、强化考核以及建立客户满意度评价机制等手段确保网点服务水平提升的可持续性, 通过打造服务督导员和大堂经理两支队伍实现网点服务能力的全面提升与巩固。同时, 我们结合我行网点的实际情况以及不同地区对金融服务的不同需求, 分别制定了旗舰级网点、星级示范网点和标准网点的服务规范标准, 力争通过三年的努力, 实现所有网点的达标, 并建设200家星级示范网点和20家旗舰级网点, 提升我行的整体服务水平。
另外, 为扎实推进案件风险防控长效机制和合规文化建设, 全面提升案件防控和风险管理水平, 我行还开展了“合规文化建设”活动, 以加强内控机制建设, 营造全员合规文化氛围, 促进风险控制与业务经营协调发展, 为我行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记者:您刚才谈到的“管理规范年”活动, 我们可以理解为天津农商银行在苦练内功, 那么对于客户而言, 天津农商银行又有哪些由内而外的举措呢?
白平:成立之初, 我们就确立了成为“持续发展的、区域领先的、专注于‘三农’和中小企业的社区型零售银行”的战略发展愿景, 这就明确了我行在经营中要不断完善对“三农”和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机制, 创新金融产品, 丰富服务内涵, 支持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和农民致富, 支持本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
近年来, 天津的农村变化很大, 市委、市政府为了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步伐, 制定了推进农村城乡建设示范居住区、工业示范园区、农业产业园区“三区联动”的发展战略, 加快了农村人口向小城镇集中, 农村工业向园区集中, 农业向设施农业集中的步伐。对此, 我们提出了“新三农”、“大农业”的理念, 充分发挥地缘优势, 组织有关部门成立工作组, 定期深入生产第一线, 深入研究“新三农”、“大农业”的发展特点, 了解贷款需求, 建立项目储备库, 明确涉农贷款的投放重点, 突出我行的“农”字特色, 以实际行动推动我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截至5月末, 我行围绕“三区联动”共发放贷款84亿元, 为我市“三区联动”发展战略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
同时, 我们非常重视农业产业化龙头优质客户群的培养, 充分利用已运作成熟的“公司+农户”贷款模式, 用资金这个纽带, 把公司和农户紧密连在一起, 通过扶持龙头企业带动农户致富, 通过扶持农户促进企业发展, 及时帮助企业解决固定资产贷款和流动资金贷款, 逐步培育一批优质“三农”客户群, 形成龙头带动产业的发展格局。2010年以来, 我行相继与农垦集团、供销合作总社、水产集团等涉农龙头企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授信总额达90亿元, 重点支持我市设施农业、观光农业、精品畜牧业、养殖业等涉农产业的发展。
此外, 我行结合我市涉农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不断对原有的拳头产品“信用共同体贷款”进行升级改造, 调整信用共同体的构成主体和掌控方式, 先后以支持设施农业、农产品加工、水产品养殖以及循环经济产业为重点创建了多个信用共同体。尤其是我们于今年3月1日在静海成立的“天津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区中小企业信用共同体”, 就是我行应对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新产品内容的典型案例。这个信用共同体将抵质押贷款方式与信用贷款方式进行组合, 以园区管委会为掌控人, 以循环经济工业示范园区内的企业为服务对象, 以银行为融资主体, 企业可根据生产需求在授信额度内循环使用资金, 同时利用管委会在商检、海关、环保等方面的掌控权对企业进行掌控, 从而形成了银行、政府、企业三方合力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环保产业发展的新局面。截至目前, 我行已经通过这个共同体向8家环保型中小企业发放了5600万元的贷款, 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记者:我们知道天津农商银行的战略发展目标中有两个“专注于”, 一是刚才您谈到的“三农”, 另一个是中小企业。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津农商银行在支持中小企业方面有哪些举措。
白平:我们知道中小企业在解决就业、增加税收、活跃经济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 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普遍会遇到的一个共性问题就是融资难。其主要原因是中小企业管理不规范、信息不透明、财务报表不准确、缺乏有效的抵质押物等等, 因此中小企业很难通过传统模式从银行获得信贷支持。为了有效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贯彻落实国务院、银监会和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有关要求, 我行针对中小企业的实际情况, 不断加大产品创新力度, 相继推出了微小企业贷款、商标权质押贷款、专利权质押贷款、动产及货权质押贷款、联保贷款等中小企业业务新产品, 同时将在农村地区获得成功的“信用共同体贷款”提升、嫁接到城区或工业园区, 培植中小企业群体, 有效拓宽了中小企业融资渠道。
比如说, 针对中小企业缺乏土地、厂房等有效抵押物的实际情况, 我们积极探索供应链金融服务模式, 推出了动产及货权质押授信业务产品, 并在总行设立专职管理部门, 大力推动动产及货权质押业务的开展。这项业务涵盖了铜冶炼、钢压延、汽车经销、饲料加工、煤炭经销等多个行业, 质押商品包括黑色金属、煤炭、农产品、化工原料等共计九大类60余个品种, 有效的拓宽了中小企业抵押物的范围,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也获得了稳定的经营收益以及良好的社会反响。截至目前, 我行一共向68户企业发放货押贷款14.39亿元, 授信余额10.03亿元, 在押商品总价值超过15亿元。
记者:2010年12月28日, 天津农商银行在天津高新区挂牌成立了“中小企业业务中心”,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中心成立后对天津农商银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有什么积极的影响吗?
白平:中小企业业务中心的成立, 是我们不断总结服务中小企业的工作经验, 积极探索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专业模式, 打造“服务中小企业”品牌效应, 走专业化发展道路的一次有益尝试。这个中心以中小企业集中的高新区为基地, 通过优化贷款审批流程、改变中小企业服务模式以及推出中小企业专属产品等方式, 构建我行全新的中小企业服务架构体系。
我们在中小企业业务中心开展了几个创新。一是产品创新。中心除开办我行现有的抵质押贷款、联保贷款、信用共同体贷款、贸易融资、贴现、保理、贷款承诺、保证、信用证、票据承兑等中小企业融资业务外, 还将针对中小企业需求特点, 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基础上, 推动动产、知识产权、股权、保函、出口退税池等质押贷款业务, 发展保理、福费廷、票据贴现等金融产品, 以打造适应中小企业各个发展阶段的完整产品线。
二是机制创新。按照银监会关于小企业贷款“六项机制”和“四单原则”的要求, 我行针对中小企业的特点, 率先在中小企业业务中心实行中小企业评分卡制, 设计独立的中小企业贷款准入和审批标准, 同时在中小企业业务中心单独设立了中小企业贷款审批中心, 压缩中小企业贷款审批流程, 切实提升贷款审批效率, 积极探索中小企业短链、高效的贷款审批机制, 持续不断推进和完善多元化的利率定价机制、独立的核算机制、简便易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和违约信息通报机制, 为中小企业提供从审批到放款的一站式专属金融服务。
相关的产品和机制在中小企业业务中心试验成功后, 将在全行范围内进行推广, 从而为更大范围内的中小企业解决融资困难、提供优质金融服务, 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壮大, 促进我行中小企业业务发展。
此外, 我行还以中小企业业务中心为载体, 采用实务操作与授课相结合的方式, 组织全行从事中小企业业务的客户经理到中小企业业务中心进行轮训, 为我行培养一支专门从事中小企业客户融资的高素质客户经理队伍, 最终把中小企业业务中心打造成我行中小企业产品、机制和团队的“孵化器”, 以更好的支持天津市经济发展, 最终实现银行与企业的共同成长。
内生成长模式 篇6
以技术起家, 靠创新发展
2001年, 杨泽等8名年轻人走出国企, 以“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制造自己的无缝钢管连轧管生产线”为目标开始创业, 迈出创建中国第一家拥有核心技术的无缝钢管成套设备基地的第一步。之后, 这家以技术人员起家的企业, 在技术创新的道路上始终矢志不渝。
正因为都是搞技术出身, 通泽重工的创始人们深知技术水平的高低对于装备制造企业的重要性。公司坚定了“有创新才有市场, 有市场才有订单”的企业文化, 自2001年成立以来, 致力于开发前沿技术, 引领行业发展:
通泽重工每年研发经费投入都保持在年销售收入的5%以上, 研发人员占到员工的60%以上, 并聘用了14名专家和博士从事技术开发工作, 其中2名中国工程院院士担任技术顾问, 以及外籍员工, 形成机械、电气控制、液压、计算机与软件工程等学科齐全的研发团队。
公司建立了16个研发设计部门和实验室, 注重知识产权的申请, 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 成为行业中拥有无缝钢管热轧装备专利技术最多的企业。
通泽重工坚持“人才为本、创新为魂、崇尚奉献”的发展战略。培养和造就创新型人才, 以创新促进发展。除了良好的平台以及优厚的待遇, 公司对人才的培训也不遗余力。
2011年11月, 通泽重工技术中心被认定为第18批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成为山西省民营企业第一家跻身“国家级”的企业技术中心。截至目前, 通泽重工技术已累计申报专利200余项, 其中发明专利74项, 已获得国家授权的专利100项;参与制定行业标准10项, 拥有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 成为了行业内最具创新活力和最具竞争力的企业。
十余年来, 通泽重工坚持高起点持续创新, 在国内同行业中率先实现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 对我国从无缝钢管生产大国迈向无缝钢管及其装备制造强国发挥了积极作用, 成为了行业中最具创新活力和具有国际竞争实力的企业。通泽重工成为继德国西马克和意大利达涅利之后, 全球第3家能够自主设计建造大型无缝钢管连轧和不锈钢挤压生产线的企业, 在连轧管机、锥形穿孔机、张力减径机、旋转扩管机、摩擦对焊机等方面完成了国产化, 在钢管装备上创造了八项世界第一、五十多项国内第一, 产品遍布全国20个省 (区、市) , 在全国无缝钢管产量排名前10位的钢管生产企业都采用了通泽重工的无缝钢管热轧设备。2011年通泽开发研制的我国第一条12500/3500kN组合式油压机特种筒形件 (弹体) 精化生产线, 列入工信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2012年10月12日, 太原通泽重工有限公司Φ114mm短流程连轧管机组获得2012年度绿色制造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绿色代表了节能环保, 通泽在向绿色企业迈进的过程中, 创新成果依然耀眼。
通泽的业绩有目共睹, 在企业创新能力平台建设上, “通泽经验”无疑具有示范意义。“设备、厂房不是关键问题, 只要有资金一夕之间都能解决, 惟有人才和技术不可能一蹴而就, 对于民营企业尤为如此。只要我们掌握核心技术, 通泽就不会倒掉。这就是我们的共识。”调研中, 通泽重工创始人之一、公司副总经理姚建社多次表示。
振兴民族工业, 创建世界名企
目前的通泽, 不会把扩大规模放在首位, 他们看重的是, 要让技术创新水平占据国际同行业的制高点, 这样才可能实现企业的裂变成长。
“十二五”期间, 太原通泽重工有限公司将围绕无缝钢管主流机型和小型无缝钢管热轧节能环保要求, 重点开展无缝钢管热连轧和高端电液成套系统的研发生产。
“十二五”期间, 太原通泽重工有限公司将完成10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申报3项国家科技进步奖 (至少1项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2015年, 资产总额达10亿元, 销售收入25亿元, 利税2.57亿元, 比“十一五”末分别增长103.8%、746.1%、934.2%。
“十二五”期间, 通泽将继续大力扩充技术力量, 力争在海外建立研发基地, 大力引进人才, 向“人机对话”等智能制造领域拓展, 在连轧装备基础件、关键件的研制生产方面取得突破。抓住国家发展装备制造业的机遇, 坚持市场、科研、制造、服务相结合的原则, 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进军战略性新兴产业, 把通泽重工打造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无缝钢管重大技术装备、高速油压机组成套设备研发基地。
乘风破浪更上一层楼
为了开发高端无缝钢管生产工艺和轧制新技术, 山西太原通泽重工有限公司用了8年时间在技术研发上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突破。2006年6月, 通泽重工的“无缝钢管CTP440Ⅵ穿轧复合机组”项目获得创新基金50万元资助及地方配套的35万元资金。这笔资金的数额并不大, 但对于一个一直在苦苦求索的民营企业来说, 其意义却非同一般, 它代表了对公司的认可。如今, 在创新基金的支持下, 通泽重工已经迈入新的发展阶段。政府有限资金的滚动支持以及政府在帮助企业申报资金时的主动作为成为了包括通泽在内企业的期望。
同时, 作为一个民营装备制造企业, 也希望政府能对企业的发展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育和引导, 真正服务于企业, 在涉及园区配套政策的制定时应区别对待, 比如在土地、税收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