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成长（精选4篇）
内生成长 篇1
1 引言
民营科技企业作为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 具有民营机制、科技与经济有机结合为一体的特征, 并成为我国经济中富有活力的新的增长点, 已成技术与机制创新的主体, 在新经济发展中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全国工商联的一份报告表明:在国家确定的首批103家创新型试点企业中, 民营科技企业有77家, 占75%。民营科技企业已经成为各地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主力军, 全国53个国家级高新区中, 民营科技企业占企业总数的85%以上。在政府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中, 北京、上海、江苏等地的民营科技企业占80%, 广州、深圳占90%, 浙江占95%。民营科技企业创新的频度及重要程度与大企业相比并无明显差异, 表现出更高的创新效率和优势, 民营科技企业已成为技术创新的中坚力量, 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构建国家创新系统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它们已经从初期填补市场空白的“量的积累”, 向企业二次创业与战略转型的“质的提高”迈进。纵观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 它们的诞生、成长、发展乃至繁荣显示了其不同于国企和一般民营企业的独特的运行机制和规律。也就是说, 民营科技企业主要凭借自身的实力明确市场定位、确立发展方向、构建成长模式, 完成了自我稳定、自我调节、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过程, 并逐渐形成了具有自组织功能的企业系统。在这一过程中, 有诸多内外部因素支撑着企业从诞生走向繁荣, 而相比外部环境因素而言, 企业内生的成长动力更具决定作用。因为一个组织的内生成长动力是主导组织发展行为轨迹的持续推动力, 它们因组织结构、性质、规模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程度的动能。只有充分依靠和发挥组织内生的成长动力, 企业才能够不断超越同业、赢得市场。
民营高科技企业内生成长动力的积累和释放有其自身的规律, 应用自组织理论对其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对这一规律进行更清晰的认识, 从而为我国民营科技企业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和自身实力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
自组织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发展起来的一种系统理论。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复杂自组织系统的形成和发展机制问题, 即在一定条件下, 系统是如何自动地由无序走向有序, 由低级有序走向高级有序的[1]。
自组织理论主要由四部分组成: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理论、突变理论和超循环理论。这些理论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它们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自组织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耗散结构理论主要研究非平衡相变与自组织, 它阐明了自组织的外部与内部条件;超循环理论主要研究在生命系统演化行为基础上的自组织理论, 它着重描述了自组织进化的形式;协同学主要研究系统演化与自组织, 它综合地考察了系统内部大量子系统的竞争、合作产生的协同效应, 以及由此带来的序参量支配过程是系统自组织的根本动力;突变理论主要研究连续过程引起的不连续结果, 它主要解释了自组织形成的方式和途经。
这些理论不是彼此孤立存在的, 它们在创立、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从不同角度、依据不同的用途使用了许多相同的方法。同时, 这些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 相互移植、相互采纳, 内在统一于自组织理论体系之中。本文应用自组织理论的思想对民营科技企业生存、发展、变革、壮大的内生成长动力进行系统的分析与研究。
2 基于自组织理论的民营科技企业内生成长动力分析
2.1 “保持开放性”是民营科技企业生存的前提
自组织理论认为, 环境既是组织生存的条件, 也是组织变革的条件。因此, 具有开放性是形成自组织的一般前提。孤立的系统一旦达到平衡状态, 系统的熵值达到最大值, 系统就从有序状态转化为无序状态。因此, 系统只有在开放时, 在与外界不断地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过程中吸取负熵, 才能保持生命力。民营科技企业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体现在资金、信息、产品、技术以及人员等要素的流通与交换。
民营科技企业系统正熵的产生与企业的管理、技术、组织模式等因素有关;负熵的获得取决与企业的开放程度和企业获得能量、物质、信息的能力。民营科技企业正是一个适度开放的系统, 这种开放性一方面表现为有形资源的交流, 即购买原材料、添置新设备、招贤纳士进行新产品的研发和生产, 输出新的产品或服务等, 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对无形资源的获取。任何一个企业的成长过程都伴随着对两种资源的竞争, 一种是对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资源的竞争, 另一种则是对由信息构成的无形资源的竞争。如果说参与前者的竞争对任何企业同等重要, 是企业运营的基础, 那么对后者, 即对信息资源的竞争对民营高科技企业的成长就显得更为重要。高科技产业通常是作为“先导性产业部门”, 站在科技发展的前沿推动和影响社会发展和经济进步的。这主要是因为这些产业部门中的技术革命速度要远远高于其他经济活动领域。其直接结果就是高科技产品市场竞争异常激烈, 产品生命周期短, 且存在严重的“马太效应”, 因此科技企业生存的共识就是速度决定成败。这就要求民营科技企业在对市场需求强度、竞争对手研发状况、新技术可能产生的效应等一系列信息进行采集、组织、选择、分配的基础上, 及时进行产品创新、工艺创新或服务创新。这是民营高科技企业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
2.2 “远离平衡态”是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的必要条件
远离平衡态是相对于平衡态和近平衡态而言的, 是指系统内可测的物理性质极不均匀的状态, 也是系统形成耗散结构的必要条件。耗散结构与平衡结构有着本质的差别。平衡结构是一种死的结构, 这个结构的维持不依赖于外界。而耗散结构是一个活的结构, 它只有在非平衡条件下才能构成。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发展正是要冲破僵死的平衡态, 进入充满活力的非平衡态, 从而满足多变的市场需求。
长期以来人们头脑中存在这样一种思维定势:认为平衡就是井井有条, 不平衡就是杂乱无章。因此, 人们千方百计维护平衡态, 扭转不平衡态。表现在企业发展中也是维持所谓相安无事的稳定态, 压制引起竞争的非平衡态。事实上, 企业表面上的平衡掩盖了内部的无序和不稳定, 是企业缺乏生机和活力的症结所在。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发展正是突破了大锅饭、平均主义等表面的平衡, 引入竞争机制, 改善了企业内部的运作方式, 打破僵化的平衡, 这突出表现在人员任命与选拔上。民营高科技企业选用和任命企业管理者并不象国企那样由上级组织人事部门任命, 而是具有充分的选人权、用人权和分配权, 由资产所有者自主聘用, 这就保证了在用人时能充分考虑备选者的文化素养和能力结构。这种任人唯贤的用人机制确保了民营科技企业在夹缝中得以生存和发展。
民营科技企业的“远离平衡态”还表现在其组织结构的优化。组织结构是否科学和合理决定了组织功能的强弱以及组织运作的效率。这种结构的优化过程就是对外界市场环境与内部生产目标的改变所作的适应性调整。因此民营科技企业要改变传统的国有企业严格的上下级等级制度, 模糊企业中各层级的边界, 使工作方式更加团队化, 按市场的变化和项目的要求对员工进行合理调配, 使他们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协作。组织结构的优化, 既精简企业人员及机构设置, 克服了国企多头管理、效率低下的弊端, 又使企业在面对环境的变化时, 全体成员可以共同决策, 快速反应, 及时调整行动计划, 使企业更具灵活性和适应性。
2.3 “序参量的协同”是民营科技企业成长的持续驱动力
协同学认为系统参量可分为两类:绝大多数参量仅在短时间起作用, 它们临界阻尼大、衰减快, 对系统的演化过程、临界特征和发展前途, 不起明显作用。这类参量称为快驰豫参量。另一类参量只有一个或者少数几个, 它们出现临界无阻尼现象, 在演化过程中从始至终都起作用;并且得到多数子系统的响应, 起着支配子系统行为的主导作用, 所以系统演化的速度和过程都由它决定, 这就是慢驰豫参量, 也称为序参量[2]。序参量是描述一个系统有序程度的量。序参量来源于子系统间的协同合作, 同时又起支配子系统行为的作用。企业的战略性资源就是序参量。在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过程中, 发展战略、企业文化、创新意识可以看作是企业的序参量。它们始终是企业发展的持续驱动力, 支配着各个子系统的行为, 主宰着整个企业成长的进程和方向。
企业发展战略关系到企业目标的实现, 它影响企业的长远发展, 因而必须具有前瞻性。由于发展战略对企业的各个子系统都有影响, 所以必须全面考虑企业面临的内外因素。企业在对自身实力和市场需求进行全面分析后, 企业战略也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及时的转变。正如张瑞敏所言, 企业发展的过程就是战略转变的阶段性连接, 旧的战略不断地、不失时机地被新的战略替代, 这样才能使企业不断达到新的高度, 赢得长期持续发展。
企业文化是一种企业在适应外部环境与整合内部资源的过程中, 逐渐形成的、行之有效的行为模式。它被作为认识、思考和感知事物的正确方式传授给企业成员。企业文化一旦形成就很难被改变。企业文化看不见、摸不着, 但它却是企业生存的无形的大环境。对于企业来说, 人是其中最重要的要素, 企业的活力来源于员工之间的协同合作, 而这种协同的实现如果离开企业文化的支持是难以想象的。事实上, 每个成功的民营科技企业内部协同力的产生都有其独特的企业文化作为支撑。
民营科技企业的生命力来自创新, 没有创新的民营科技企业必然走向灭亡。民营科技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 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尤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翅。企业依靠技术创新开展生产活动的同时, 必须重视制度创新, 解放生产力, 甚至在某种意义上, 制度创新重于技术创新。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涟曾经深刻的指出, 制度重于技术。“起家靠产品, 壮大靠制度”。民营科技企业本身就是一个依靠各种制度支撑的盈利组织。因此, 民营科技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的同时, 必须在股权激励制度、接班人制度以及产权制度等方面进行必要而合理的设计和改革。
企业发展战略、企业文化和创新意识伴随着企业发展的全过程, 并且三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创新意识是民营科技企业生存的基础, 民营科技企业的生命力来自于创新, 没有创新的民营科技企业必然走向灭亡。企业文化是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的保障, 缺少了文化的支撑, 企业就缺少凝聚力和向心力, 也不会创造“人心齐, 泰山移”的奇迹。发展战略是企业前进的方向, 没有正确的战略作引领, 企业的目标就难以实现。民营科技企业只有将三者紧密结合, 使它们互为补充、相互促进, 实现三位一体、三效合一, 并产生正相关效应, 才能使它们在企业中发挥巨大的威力。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民营科技企业必然表现出发展战略、企业文化和创新意识的和谐共存。
2.4 “超循环演化”是民营科技企业经营运作的最佳形式
超循环理论提出了自组织进化的一种普遍的有效形式——超循环。所谓“超循环”, 即包含“催化循环”的循环, 而“催化循环”就是自催化反应或交叉催化反应, 整体上可看作自复制单元。超循环就是由这样的自催化剂或自复制单元通过功能的循环耦合而联系起来的高级循环组织[3]。超循环组织意味着存在非线性作用, 它能够稳定的自我维持, 保持相对独立性, 同其他单元竞争, 向功能优化的方向进化。
民营科技企业系统是由研发子系统、生产子系统、人力资源子系统等整合而成的。各子系统在某一阶段的工作都为下一阶段的工作积累经验、提供催化支持。研发子系统的催化循环突出反映在研发子系统内部的继承和创新问题上。每一项研发工作都是在已有技术经验和成果积累的基础上进行的。科技人员在研发过程中,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经验知识和能力会相应的增加, 而每一项研发工作的突破又会为下一阶段的工作提供催化支持。这就是研发子系统的自催化过程。生产子系统也形成了催化循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发现问题, 并运用已有经验解决问题, 而解决问题的过程不仅使人们的经验更为丰富, 又可能发现生产中更深层次的新问题。这种“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形成经验——遇到新问题”不断的循环构成了生产子系统的催化循环。
民营科技企业中的各子系统相互依存, 相互制约, 并可在功能上耦合起来, 相互提供催化支持, 既竞争又协同, 促使民营科技企业在运作上形成一种扩张性的良性循环发展, 即形成一个超循环系统。一方面, 由于系统内部个体之间具有差异, 就会存在系统内各部分的竞争。各子系统之间竞争企业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 都希望得到更多关注与支持, 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另一方面, “竞争导致协同”, 它们又互为对方的“催化剂”, 为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共同努力, 因此出现子系统间的协调的、同步的联合作用。人力资源子系统的有效循环, 可以为企业引进大量的人才, 解决其它子系统的人力需求问题。研发子系统不断的创新, 可为其它子系统提供技术支持, 并促使产品工艺与流程的改进。生产子系统可使无形的知识转变为有形的产品, 确保企业的生存发展。营销子系统可提供真实、准确的市场信息, 使企业的研发和生产更具有针对性, 从而产生更高的经济效益。后勤保障子系统为各部分的正常运作提供服务性支持。正是这些子系统通过功能的循环耦合, 发挥合力的作用, 从而形成集体行为, 并产生了多方共赢的结果:既满足了市场的需求, 又可扩大企业的市场影响力, 吸引更多的资源流入企业, 促使各子系统的更新与完善, 带动企业的螺旋式上升发展。
2.5 调控“突变和渐变”是民营科技企业成功变革的有效手段
在自然科学中, 人们把物质的结构或性质状态称为物质的“相”。所谓“相变”, 就是指物质系统的结构或性质发生改变[4]。突变论就是专门研究物质系统相变的途径和方式的理论。突变论认为, 在适当调节系统控制参量的情况下, 如果质变经历的中间过渡态是不稳定的, 那么客观存在就是一个飞跃过程, 也就是发生了突变;如果过渡的中间状态是稳定的, 那么客观存在就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在一定的条件下, 只要改变控制条件, 一个突变的飞跃过程可以转化为渐变;而一个渐变的过程也可以转化为突变的飞跃[5]。
有效的控制突变和渐变是民营科技企业变革的有效手段, 其对突变和渐变的控制集中体现在对内外涨落的处理上。涨落是系统演化的随机力, 可以破坏系统的稳定性, 也可以使系统经过失稳获得新的稳定性。由于民营科技企业天然的特点决定了其必然要面临市场、技术、人才、资金等方面的多重考验, 这些因素均会成为涨落因素, 造成企业系统对稳定态的偏离, 并对企业的形成及发展造成有利或不利的影响。控制突变与渐变贯穿于民营科技企业成长的整个过程中, 因此民营科技企业要明晰突变与渐变的关系, 在管理过程中努力利用并创造条件, 使企业朝着有利于经营目标实现的方向发展。
民营科技企业本质上是一种组织, 企业行为说到底也就是组织行为。所以, 企业自组织的产生作为一个过程, 有两种发展形式:第一种是由非组织向组织的有序发展过程, 其本质是组织程度从相对较低 (包括“无”) 向相对较高演化, 表现出间断性的突变。这一过程反映了企业组织层次跃升的过程, 相当于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者在掌握了先进的技术后组建企业, 使新兴企业具备简单结构和功能, 并将知识、技能等无形的资源转变为有形的商品, 初步形成企业的过程。这是一个突变的过程, 企业从无到有。第二种则是维持相同组织层次, 但复杂性相对增长的过程。其标志着组织结构与功能从简单到复杂的水平会聚, 组织表现出连续性的渐变。这一过程突出表现为民营科技企业在发展过程中, 由组织结构的完善和各部分功能的增强所带来的企业整体实力和应对内外变化能力的提高。当企业技术革新成功、市场需求增加、资金供给充裕等内外有利因素居于主导地位时, 民营科技企业可通过管理手段利用这些涨落, 放大“涨起”, 强化它们对企业发展的积极作用, 引导企业向着有助于经营目标实现的方向发展。当竞争对手研发成功、市场萎缩及细分、资金供给不足等内外不利因素居于主导地位时, 可通过管理抑止这些涨落, 形成“落伏”, 消除企业发展的障碍, 从而化解危机, 避免企业出现大的变动。正是合理的调控突变与渐变, 使联想、华为等一批民营科技企业在成长中逐步完善, 不断向国际大型企业的行列迈进, 从优秀走向卓越。
3 结论
民营科技企业在中国科技、经济发展进程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扮演着重要角色。自组织理论的核心思想对民营科技企业进一步发掘其内生成长动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成功的民营科技企业正是在其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地遵循了自组织理论所揭示的规律, 进行自我调节、自我组织、自我完善, 从最初的混沌无序演化成为条件自创、责任自负、经营自主、发展自求的有序复杂系统, 并成长为我国科技创新的主体。
2006年1月26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 》中明确提出:“重视和发挥民营科技企业在自主创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生力军作用, 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支持其做大做强并参与国际竞争。”这一规划纲要为我国民营科技企业创造了难得的外部发展环境。因此, 民营科技企业在利用有利发展环境的同时, 要不断优化内部结构, 创造企业内生持续成长的动力机制, 逐渐成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中的中坚力量, 进而实现科技强国、创新强国的伟大战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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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成长 篇2
在正规金融供给不足的情况下,非正规金融是通过什么渠道流动的,资金供给者如何有效解决融资过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本文引入社会资本理论,从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特点出发,分析了社会资本作用于中小企业非正规金融的过程和机理以及社会资本的动态变化对中小企业中非正规金融的影响。
一、社会资本的概念及基本特征
(一)社会资本的概念
社会资本概念从新经济社会学演化出来,其定义仍在不断的完善过程中。社会资本一词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尔·布迪厄首次提出,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97)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它们或多或少将制度化了的相互认识与认知的持续关系网络联系在一起……通过集体拥有的资本的支持提供给它的每一个成员(1)。科尔曼(James Coleman,1998)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的《作为人力资本发展条件的社会资本》中,首次在美国社会学界明确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他认为:社会资本的定义由其功能而来,它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2)。帕特南(Putnan,1992)在《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著作中,将社会资本的应用进一步扩展到民主治理研究中,他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某种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可以通过促进合作行动而提高社会效益(3)。福山(Francis Fukuyama,2001)将社会资本由社会组织层面扩展到社会文化、伦理(美德)在内的精神文化层面,他认为:“社会资本主要是指人们在特定组织或社群中基于共同目标而进行社会合作的能力”(4)。综上可以看出,社会资本是指基于信任、互惠、规范、价值、制度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它通过加强人们之间的合作关系,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二)社会资本的基本特征
1. 社会资本的本质是信任。
在经济交易中,信任有充当抵押品的作用。在创造价值的制度环境里如果没有信任,就没有任何技术、使用价值能够转化为经济利润。科尔曼认为:任何人际关系和组织关系都以一定的信任关系为基础。信任能增强企业活动的信息流动,建立对彼此诚实、合作行为的预期,减少不确定性,最终促进合作行为的产生。
2. 社会资本作用于特定的“公民参与网络”,具有一定的“专用性”。
基于特殊的血缘、地缘、业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信任使其具有一定的“专用性”,费孝通(1985)的“差序格局”理论认为,人们根据亲疏远近的不同来定义所谓的“圈内人”和“圈外人”,对“圈内人”的信任程度明显高于“圈外人”。
3. 社会资本具有生产性和互惠性。
社会资本不同于物质资本,物质资本随着使用的增加其价值不断消耗,而社会资本的使用促使其存量上升,社会资本会因为不使用而变得减少甚至枯竭。社会资本在使用上具有互惠性和外部性特征,林南(2002)提出了两种类型的回报:工具性行动回报和情感性行动回报[5]。工具性行动回报是获得不为行动者拥有的资源,如经济回报、政治回报和社会回报。而情感性行动回报是维持行动者拥有的资源,如身体健康、生理健康和生活满意等。
4. 社会资本具有嵌入性(embeddedness)。
博兰尼认为: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制度之中。格拉诺维特(1985)进一步发挥了博兰尼的“嵌入”概念,认为在市场经济中的交易嵌入在参与人的“社会网络”中,社会网络中的社区规范和文化可以有效地约束经济博弈中参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6]。
5. 社会资本有利有弊。
科尔曼指出:某些社会资本形式在促进某些活动的同时可能无用甚至有害于其他活动。波茨提出了消极社会资本的概念,认为社会资本至少有四个消极后果:排斥圈外人、对团体成员要求过多、限制个人自由以及用规范消除差异。可见社会资本的作用范围是有限的,在利用社会资本的积极效果时,也应关注其消极的一面。
二、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特点及非正规金融对中小企业融资的适用性
(一)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特点
中小企业一般位于产业链的低端,缺乏市场和技术上的竞争力,在具有高成长性的同时,也具有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中小企业的上述组织和经营特征决定了其融资需求具有不同于大企业的一些特殊性。
1. 信息成本高和规模不经济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现实动因。
从理论上看,银行信贷的价值来源于信息不对称下的长期客户关系。对于平均生存周期短、缺乏既往信贷记录的民营中小企业,商业银行面临着规模不经济的问题,即为客户建立和处理信息的成本可能成为沉没成本。中小企业经营的透明程度低,缺乏相应的抵押担保,也缺乏完善的财务会计制度和财务报表体系,从而大大增加了银行获取企业经营信息的成本,导致资本市场在设置进入壁垒时将中小企业拒之门外。在民营部门迅猛发展的同时,民营部门(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所获得国家信用体系的支持与民营部门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是极不相称的。
2. 中小企业家族性经营的特点决定了中小企业融资主要来源于自我融资以及熟识圈子。
全国工商联的一项调查发现88%的企业为家族化管理。小企业主并不是按照传统的以最优资本结构为目标的方式融资,而是倾向于那些能将企业控制权干预程度最小化的融资方式。从制度需求来看,一方面,由于中国的信用体系建设尚不完善,人们彼此间的信任程度低,选择以人缘、地缘、血缘为基础的合作方式要优于建立在社会信用基础上的现代公司制。另一方面,家族关系和朋友关系将使企业主所关心的控制权不会被稀释。这些特点使得自我融资和熟识圈子的资金成为中小企业特别是处于创业阶段的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
3. 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和规范决定了中小企业融资信息的生产和传递主要依赖私人方式。
中小企业的经营容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其资金需求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和临时性的特点。这就使得中小企业的信息无法进行标准化生产、交易和传递,正规金融中介大规模生产面对中小企业的小规模需求会发生“规模不经济”。信息生产和传递的私人方式,使信息更具隐蔽性和真实性,有利于维护中小企业的竞争优势。
(二)非正规金融对中小企业融资的适用性
中国的金融与经济增长的数据显示,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存在一个增长之谜,即低水平的金融体系与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同时并存。樊纲(2000)的研究表明,占用着70%左右银行信贷资金的国有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贡献率不足30%,对GDP的贡献率不到40%[7]。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非国有经济的成长,然而非国有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却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贷到款。中国金融资源配置与实体经济结构极不对称,成为现有金融与增长方面文献的一个反例。中小企业对资金的强烈渴求构成了非正规金融的资金需求,与此同时,在一些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民间资本的存量规模很大,比如浙江省2005年民间资本的保守统计量为8 300亿元,温州和台州两地的民间资本已达5 000亿元左右,在趋利动机下,巨大的民间资金构成了非正规金融的资金供给。
非正规金融作为一种跨时私人契约和非匿名的制度安排,交易区域狭小,信息搜寻、甄别以及监督贷款投向的成本较小,违约率比正规金融部门低,其优点体现在提供隐含保险、信任替代实物抵押、社会性约束与自律相结合的履约机制、重复交易等,借款合同的有效执行主要不是依靠国家的法律体系,而是依靠当地的某种社会机制和自律机制,从而形成一个连续性激励约束相容的契约安排(基于“社会嵌入性”的关联博弈)。在正规金融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非正规金融很好地满足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郭斌、刘曼璐对温州中小企业的调查发现,融资主要来源为企业主的自有资金、亲友入股、借贷(包括民间借贷和银行借贷)[8]。世界银行金融与私营部门课题组(2008)对2 400家中国样本企业的数据进行分析,真切地反映了企业融资模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表1显示,在这些样本中,只有相对很小比例的企业能获得来自银行的贷款,而大部分企业更主要依靠非正规金融渠道筹资。
资料来源:Meghana Ayyagari,Asli Demirg-Kunt,and VojislavMaksimovic,Formal versus Informal Finance:Evidence from China,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4465,January 2008.
三、社会资本作用于中小企业非正规金融的过程及机理
(一)社会资本替代抵押品,促进了金融契约的有效执行
Biggart和Castanias(2001)把社会资本引入经济金融交易的分析之中。他们认为:在经济交易中,作为社会资本的社会关系可以起到抵押品的作用,使得经济交易按照各方达成的协议来实现。他们认为社会关系一方面可能是自由交换的障碍,另一方面还可以是经济活动的媒介和催化剂[9]。他们甚至把社会关系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称为“抵押品化的社会关系”,突出了社会资本作为经济担保形式的角色。一笔交易能否发生,不仅取决于金融契约的法律执行力,而且依赖于授信者对受信者的信任程度。从非正规金融的供给看,主要依赖的是亲朋好友的所谓“熟识圈子”的资金,人们对熟人的信任度往往高于陌生人。这种建立在人缘、地缘、血缘、业缘基础上的社会资本构成了非正规金融交易中重要的资源。借贷双方在签订信贷契约时还把其他市场的交易情况附加到里面。这不仅为贷款人提供了关于借款人资信、还款能力的信息,事实上也是一种担保。它增加了借款人的违约成本,加强了对借款人正确使用贷款以及履行还款义务的激励。因此,表面上看非正规金融契约一般没有抵押品,实质是这种相互信任的社会资本起到了抵押品的作用。
(二)社会资本作用于特定的“公民参与网络”,能通过人格化交易来减少风险
社会资本的“资本”属性来源于特定社会结构的功能。帕特南认为:这种特定的社会结构就是一种“公民参与网络”(civic engagement network),这里的“参与”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参加(participation),它主要指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建立在这种联系之上的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在向信息不透明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时主要依赖的是基于特定“公民参与网络”所形成的各种“软信息”(soft information),能很好地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郭斌、刘曼璐(2002)对温州地区中小企业非正规金融的调查发现,温州的地下钱庄大多集中在乡镇,放贷对象一般是本乡镇的企业,其势力范围一般在二公里以内,这样对借款者情况熟悉,便于控制风险。基于特殊信任主义的非正规金融通过社区大量的重复性博弈,使得其交易呈现典型的人格化特点,价值认同减少了行为选择的不确定性成本,并以社会习惯性行为准则、价值观念等共同意识形态构成的非正式制度自动地提供了人们行为选择的硬约束、正向激励效应和稳定性预期,减少了机会主义负激励效应,提升了不完备契约的自我执行能力,使得“圈内人”能通过信誉机制分享合作剩余。
(三)社会资本体现了互惠期望,使借贷双方能获得情感性回报
社会资本的有效使用,可以使网络中的相关个体受益,实现互惠互利。靠情感支配的借贷活动,实际也体现了一种互惠原则。基于较强的情感联系比较容易达成借贷协议,熟人之间的资金借贷也能起到增进双方情感和信任的作用,贷方将资金借出时体现了对借方情感上的重视,使得借方在贷方需要某种资源时也会及时给予帮助,这就增加了借贷双方的联系强度。借贷双方的互助行为,尤其是贷方,会受到本圈层人群的更多尊重,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个人的社会资本拥有量。当资金的提供者限于内部人的圈子时,资金提供者更看重企业的长期收益,不会因为企业一时的失败而做出追讨债务、撤出资金等对企业不利的事情,甚至还会追加投资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可见,在非正规金融的有效运行中,情感发挥了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四)社会资本具有嵌入性,通过重复博弈和关联博弈加强了契约的稳固性
格拉诺维特的“社会嵌入性”(embeddedness)理论认为市场经济中的交易嵌入在参与者的“社会网络”中,参与者不仅参与交易域的经济博弈,而且还参与社会交换域中的重复的社区博弈。一次博弈中的不合作行为,在重复博弈和关联博弈条件下可以得到合作解,实现签约效率。这依赖于信息传递机制的有效运作,以及惩罚机制的可置信性(贾生华、吴波,2004)[10]。由于地理接近性或产业专业化等原因,人们以各种各样的联系来传递商业信息和市场信息,各个企业之间往往也存在共同的熟人、共同的交易网络和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通过彼此的长期博弈,大家就会对彼此的交往,有一种稳定的预期,一个互利的“合作解”成为人们的合理选择(罗丹阳、殷兴山,2006)[11]。在这里,重复博弈中惩罚的可信度是维持合作博弈的关键。从中国非正规金融交易的情况来看,借贷双方除了信贷交易外,往往还在其他方面存在着商品购销、劳务、技术服务等广泛而复杂的合作和交易关系,这种社会联系一旦和借款人的还款行为挂钩,就会成为一种无形(隐性)的担保。特别是生活在同一地区的交易双方,在资金交易中如果出现违约,其违约信息会迅速在其社会关系网络中扩展开来,这样会影响借方的声誉,从而使其遭受其他方面的损失。这种约束机制就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借款人的违约行为,部分地解决了合约执行问题。
四、社会资本的动态变化及其对中小企业非正规金融的影响分析
(一)社会资本的动态变化表现为强关系数量减少、弱关系数量增加,信任边界不断扩展
格拉诺维特认为关系力量是概述关系特征的时间量、情感紧密性、熟识程度和交互服务的线性复合体。关系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强关系主要在社会经济特征相似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而弱关系主要在社会经济特征不同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中国存在于民间的乡土社会网络为非正规金融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土壤,网络社会成员具有较紧密的关系,核心人物同其他社会网络成员在很多社会特征方面具有相似性。在非正式制度为主导的经济社会结构中,由于交易域和社会交换域的关联博弈和基于声誉的私人契约执行机制,使得非正规金融的博弈主体具有道德约束,金融契约具有自我执行的内在机制。但由于同质的、强关系的人群之间难以提供更多的、更大范围的资源集合,因此随着经济交往范围的扩大,社会结构网络也在发生变化,表现为强关系数量减少和弱关系数量增加。
与之相伴随的是信任边界的变化,马克思·韦伯认为“在中国,一切信任,一切商业关系的基石明显地建立在亲戚关系或亲戚式的纯粹个人关系上面,这有十分重要的经济意义。伦理宗教,特别是新教的伦理与禁欲教派的伟大业绩,就是挣断了宗教纽带,建立了信仰和伦理的生活方式共同体对于血缘共同体的优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家族的优势。”(5)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人员流动性的增强,特殊信任主义向一般信任主义演变,企业的信任边界也随之不断向外扩展,逐渐出现由血缘、地缘关系向商缘、友谊关系等方向扩展,社会资本结构逐渐由“熟人社会”向“匿名社会”转化(6)。
(二)社会资本的动态变化推动非正规金融由“关系型融资”向“契约型融资”转变
随着社会结构网络的变迁,非正规金融组织的社会性功能逐渐减弱,而经济性功能逐渐增强。社会资本的关系型和地域性特点,决定了非正规金融的交易只能局限在一个特殊信任系统的狭小圈子内进行。由于贷款人对借款人还款甄别能力强,非正规金融契约的执行常常依赖基于特殊信任主义的私人契约执行机制,因此在一定的范围内,其边际贷款成本呈下降趋势。然而,一旦交易超过特殊信任系统的范围,即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这种民间信用的血缘、地缘关系不断被突破,参与者的信息不对称日益严重,基于声誉机制的私人契约治理机制和关联博弈就会失去约束力,民间信用便沦为一次性博弈。随着信任边界的不断扩展,金融活动范围的扩大导致非正规金融的信息优势减弱,势必要求它具有更规范的管理手段和运行机制,同时还需要有更多高素质的管理者和员工,这些都增加了成本,从而其边际贷款成本呈先降后升的“U”型。金融行业是一个特别追求规模效益的行业,然而非正规金融的小规模经营会使得单笔金融业务的运作成本无法通过规模扩大分摊,从而难以实现规模优势。
可见,超出一定的人际地域范围后,非正规金融的某些优势也是制约其扩展的劣势,因此,正规金融的产生和扩张是必然的(林毅夫、孙希芳,2005)[12]。这样,非正规金融会逐渐从人格化交易的“关系型融资”向非人格化交易的“契约型融资”发展,以至逐渐纳入到现代主流金融体系中来。图2显示,非正规金融制度变迁是和非正式社会结构中社会资本的动态变化相匹配的。可以看到,伴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强关系数量减少,弱关系数量增加,信任边界不断扩展,带来了非正规金融由“关系型融资”向“契约型融资”转变,具体表现为:由无息互助性的民间借贷,过渡到有息的民间借贷再发展到有组织的民营金融。无息互助性的民间借贷一般多发生在市场化程度较低,人格化交易强,社区信任资本存量较高的欠发达地区。按照张杰(2001)的观点,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的“面子成本”也会上升,利息具有赎回和节约“面子成本”的性质[13]。因此传统的无息互助性的民间借贷也会向有息的方向发展,有息的民间借贷通常是在具备一定的商品经济观念、经济交往的人格化有所减弱的社区,发生于人际关系差序格局较外层次的主体之间。有组织的民营金融多与市场化程度较高、经济交往的人格化倾向减弱、市场经济平等和法治准则深入人心的社会环境相联系。
五、结论
1.由于社会资本的存在,非正规金融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小企业“自主选择”的结果。中小企业非正规金融是企业根据实际需要而自发形成的,与中小企业的特质紧密结合。由于中小企业多为家族化管理,加上信息不透明,以及缺乏抵押和担保等,决定了中小企业不会也不可能完全依靠正规金融渠道获得金融支持。由于社会关系网络的存在,非正规金融对借款人的甄别主要依赖的是各种“软信息”,从而具有信息优势、担保优势以及交易成本优势,这些优势使得非正规金融相对于正规金融具有较低的交易成本和更直接的自发激励机制。
2.由于社会资本的存在,使得非正规金融的利率并不能完全体现资金的使用价值,而是隐含着借贷双方的义务与期望。建立在特殊信任基础上的借贷双方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这种效用最大化体现为工具性回报和情感性回报。企业与个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在长期的重复博弈和关联博弈过程中结成的关系促进了相互之间的信任和依赖,使借贷双方结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利益共同体。当资金需求者同时也是经营者遇到暂时的经营困难时,借贷双方能就贷款的归还期限、利率、归还方式进行创新和变通,甚至贷款者还会追加投入,以帮助经营者度过难关。提供这些帮助并不是基于即时的回报,而是出于对未来长期合作、互助以获得更多经济利益的一种理性考虑。
3.应该辩证地看待社会资本对非正规金融的影响。帕瑟·达斯古柏塔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私人物品,不过充满着积极的和消极的外部性。从某种程度上看,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经济联系具有广泛性和有效性,以特殊信任主义为取向的关系网节约了组织成本和交易成本,在面对激烈市场竞争时,能形成一种相互支持、相互保护的战略网络组织。然而企业在成长壮大过程中,如果还是无法突破原有的小群体内的信任,范围和规模的狭小会使得小范围内的经济主体在面临风险时无法通过多样化进行有效分散,此时这种社会资本又会成为企业成长过程中的障碍,尤其是面临全球市场竞争压力时,难有较好的经济绩效,这也正是小企业难以成长为大企业的一个重要原因。
摘要：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非正规金融对于中小企业融资具有重要的作用。在非正规金融的私人契约治理机制中,社会资本构成了经济交易中的重要资源。由于社会资本的存在,非正规金融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小企业“自主自愿”选择的结果。社会资本的动态变化推动非正规金融的“关系型融资”向契约型融资转变的同时,应该辩证地看待社会资本对非正规金融的影响。
内生成长 篇3
以技术起家, 靠创新发展
2001年, 杨泽等8名年轻人走出国企, 以“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制造自己的无缝钢管连轧管生产线”为目标开始创业, 迈出创建中国第一家拥有核心技术的无缝钢管成套设备基地的第一步。之后, 这家以技术人员起家的企业, 在技术创新的道路上始终矢志不渝。
正因为都是搞技术出身, 通泽重工的创始人们深知技术水平的高低对于装备制造企业的重要性。公司坚定了“有创新才有市场, 有市场才有订单”的企业文化, 自2001年成立以来, 致力于开发前沿技术, 引领行业发展:
通泽重工每年研发经费投入都保持在年销售收入的5%以上, 研发人员占到员工的60%以上, 并聘用了14名专家和博士从事技术开发工作, 其中2名中国工程院院士担任技术顾问, 以及外籍员工, 形成机械、电气控制、液压、计算机与软件工程等学科齐全的研发团队。
公司建立了16个研发设计部门和实验室, 注重知识产权的申请, 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 成为行业中拥有无缝钢管热轧装备专利技术最多的企业。
通泽重工坚持“人才为本、创新为魂、崇尚奉献”的发展战略。培养和造就创新型人才, 以创新促进发展。除了良好的平台以及优厚的待遇, 公司对人才的培训也不遗余力。
2011年11月, 通泽重工技术中心被认定为第18批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成为山西省民营企业第一家跻身“国家级”的企业技术中心。截至目前, 通泽重工技术已累计申报专利200余项, 其中发明专利74项, 已获得国家授权的专利100项;参与制定行业标准10项, 拥有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 成为了行业内最具创新活力和最具竞争力的企业。
十余年来, 通泽重工坚持高起点持续创新, 在国内同行业中率先实现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 对我国从无缝钢管生产大国迈向无缝钢管及其装备制造强国发挥了积极作用, 成为了行业中最具创新活力和具有国际竞争实力的企业。通泽重工成为继德国西马克和意大利达涅利之后, 全球第3家能够自主设计建造大型无缝钢管连轧和不锈钢挤压生产线的企业, 在连轧管机、锥形穿孔机、张力减径机、旋转扩管机、摩擦对焊机等方面完成了国产化, 在钢管装备上创造了八项世界第一、五十多项国内第一, 产品遍布全国20个省 (区、市) , 在全国无缝钢管产量排名前10位的钢管生产企业都采用了通泽重工的无缝钢管热轧设备。2011年通泽开发研制的我国第一条12500/3500kN组合式油压机特种筒形件 (弹体) 精化生产线, 列入工信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2012年10月12日, 太原通泽重工有限公司Φ114mm短流程连轧管机组获得2012年度绿色制造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绿色代表了节能环保, 通泽在向绿色企业迈进的过程中, 创新成果依然耀眼。
通泽的业绩有目共睹, 在企业创新能力平台建设上, “通泽经验”无疑具有示范意义。“设备、厂房不是关键问题, 只要有资金一夕之间都能解决, 惟有人才和技术不可能一蹴而就, 对于民营企业尤为如此。只要我们掌握核心技术, 通泽就不会倒掉。这就是我们的共识。”调研中, 通泽重工创始人之一、公司副总经理姚建社多次表示。
振兴民族工业, 创建世界名企
目前的通泽, 不会把扩大规模放在首位, 他们看重的是, 要让技术创新水平占据国际同行业的制高点, 这样才可能实现企业的裂变成长。
“十二五”期间, 太原通泽重工有限公司将围绕无缝钢管主流机型和小型无缝钢管热轧节能环保要求, 重点开展无缝钢管热连轧和高端电液成套系统的研发生产。
“十二五”期间, 太原通泽重工有限公司将完成10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申报3项国家科技进步奖 (至少1项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2015年, 资产总额达10亿元, 销售收入25亿元, 利税2.57亿元, 比“十一五”末分别增长103.8%、746.1%、934.2%。
“十二五”期间, 通泽将继续大力扩充技术力量, 力争在海外建立研发基地, 大力引进人才, 向“人机对话”等智能制造领域拓展, 在连轧装备基础件、关键件的研制生产方面取得突破。抓住国家发展装备制造业的机遇, 坚持市场、科研、制造、服务相结合的原则, 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进军战略性新兴产业, 把通泽重工打造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无缝钢管重大技术装备、高速油压机组成套设备研发基地。
乘风破浪更上一层楼
为了开发高端无缝钢管生产工艺和轧制新技术, 山西太原通泽重工有限公司用了8年时间在技术研发上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突破。2006年6月, 通泽重工的“无缝钢管CTP440Ⅵ穿轧复合机组”项目获得创新基金50万元资助及地方配套的35万元资金。这笔资金的数额并不大, 但对于一个一直在苦苦求索的民营企业来说, 其意义却非同一般, 它代表了对公司的认可。如今, 在创新基金的支持下, 通泽重工已经迈入新的发展阶段。政府有限资金的滚动支持以及政府在帮助企业申报资金时的主动作为成为了包括通泽在内企业的期望。
同时, 作为一个民营装备制造企业, 也希望政府能对企业的发展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育和引导, 真正服务于企业, 在涉及园区配套政策的制定时应区别对待, 比如在土地、税收等方面。
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 篇4
目前, 农村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在“三量齐增”的背景下, 如何完善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机制;在经济新常态下, 如何健全农业投入持续增长机制;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 如何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保险机制, 是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尤其是农村承包地、宅基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改革, 涉及多方利益关系调整, 迫切需要通过改革来理顺关系, 为农业农村发展释放改革红利, 增添发展活力。
深化农村改革要着眼于当前阻碍农业农村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 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完善, 促进农业农村资源的配置优化和效率提升, 促进各类资本、资源、人力等要素竞相奔流涌动、迸发活力, 激发亿万农民创新创业活力, 释放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一方面, 要深化农业支持保护体系的改革创新, 在收储价格、财政投入、金融服务、保险制度等方面不断改革创新, 进一步释放资源要素对农业农村发展的促进力度。价格和收储制度的改革要坚持市场化取向与保护农民利益并重;在财政支持方面要坚持将农业农村作为国家财政投入的重点领域, 确保力度不减弱、总量有增加;要推动金融资源更多向农村倾斜, 加快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要完善农业保险制度, 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增加保险品种、提高风险保障水平。另一方面, 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继续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创新完善。进一步推进农村集体资源性资产确权登记颁证、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到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健全非经营性资产集体统一管理机制, 让集体成员更好地分享资产收益, 共享改革红利;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改革上, 要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 落实集体所有权, 稳定农户承包权, 放活土地经营权, 完善“三权分置”办法, 为适度规模经营打好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