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产业（精选10篇）
内生产业 篇1
摘要：创业群落和企业簇群的形成与递进过程, 便是创业竞争中市场遴选的过程, 更是农业产业集群孕育、产生与成长的过程。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依赖于创业群落、企业簇群的形成和发展, 同时, 也受地理环境、文化环境、市场需求、市场竞争等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产业集群,创业群落,企业簇群,演化机理
一、农业产业集群的内生性形成机制
农业产业集群是指在接近农产品生产基地的一定区域范围内, 同处或相关于某一特定农业产业领域的大量企业和关联支撑机构, 由于具有共性或互补性而与农产品生产基地相对集中在一起形成的一个有机群体。简单地讲, 农业产业集群就是农业生产基地和农业关联产业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集群现象。
国外有关农业产业集群研究的文献很多。马歇尔将劳动力市场共享、专业化附属行业的创造和技术外溢称为集聚理论的三个关键因素;韦伯从微观区位选择的视角, 阐述了在地理上靠近与否对集聚形成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波特指出了特定的历史背景、良好的相关产业状况、一两个创新性的企业对产业集群的诱导作用;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观点认为, 地理位置和历史优势是集聚的起始条件, 规模报酬递增和正反馈效应则导致了集聚的自我强化, 使得优势地区保持领先。
国内研究者中, 仇保兴从专业化分工角度分析了集群的形成机制;符正平在分析集群产生的供给条件、需求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基础上借助网络外部化概念来解释集群的形成过程;金祥荣、朱希伟从产业特定性要素在特定地理空间大规模集聚的角度解释了专业化产业区的起源与演化;尤晨等从农业产业形成机制的角度, 提出了“消费需求是农业产业集群形成的决定因素、市场竞争是农业产业集群形成的内在动力、农业资源禀赋差异是产业集群形成的基本条件、路径依赖是农业产业集群形成的制度因素”的观点;李渝萍认为, 农业产业集群由于农业产品容易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地域环境影响, 又有易腐烂、需求刚性、脆弱性、依赖性、难以移植、不易扩散等特点, 其发展演化是一个复杂系统。农业产业集群作为农业生产发展演进过程中的一种现象, 是特定的农业先天禀赋、农业产业“根植性”和“衍生性”、外部规模经济溢出效应等因素有机结合自生成演化形成的, 是农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宋玉兰等认为, 合作需求是农业集群形成的内在机制。总之, 学者们已从规模经济、技术扩散、交易成本、消费多样化、比较优势等多方面解释了农业产业集群的产生。[1]
物理学可以利用“种库”概念将多种物种共存机制统一到一种理论框架之内, 我们也可以使用“种库”概念来展开对农业产业集群的分析。农业产业集群意义上的“种库”是指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能够潜在共存的一组产业集群, 组成一种理想化的产业群落。当产业栖息地条件变化时, 潜在的种库会被另一种库代替。作为开放的耗散结构体系, 农业产业集群的自组织演化无疑经过了一个复杂的选择过程。产业集群间相互的生态协同作用, 也是农业产业集群形成必不可少的因素。从整个产业集群外部对产业集群的属性、数量等加以影响的因素来考察, 可以归结到进化的尺度中去, 如自然地理环境、文化因素、需求因素、竞争因素等, 这些因素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农业产业集群的产生、衰亡, 以及产业集群“种库”的变化。
笔者认为, 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过程, 即是关键组织或个人在不同环境背景下对各种作用因素的可能反应, 衍生新企业或吸引、带动相关企业和机构聚集的过程。所以, 关键组织或个人的市场观念、创新素养、资源意识、组织和运作内外部资源的能力、市场行为等方面决定的基本营销素养是农业产业集群自构形成必不可少的因素。
二、内生性农业产业集群的胚胎
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绵延数千年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农民的观念、意识、知识和技能不足。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 原始创业者, 即真正意义上的“内生”创业者诞生的时机和影响力大小就成为该区域农业产业集群能否形成的关键。没有原始创业者的出现就不能孕育出农业产业集群。这些“内生”创业者起码具备或部分具备下列基本素养:他们具有胆识、胆略;他们对市场具有敏感的嗅觉, 能够捕捉稍纵即失的机会;他们具有接受新事物、新思想的能力, 善于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 对身边资源环境的优劣势能作出准确的判断;他们具有较强的创新思维, 善于捕捉机遇, 吃苦耐劳, 具有执著的毅力;他们是行动主义者;他们通常还具有较独特的人格魅力。这些创业者的主体意识、主体地位、主体观念, 构成其在风险浪尖上拼搏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会鼓舞他们迎战风险, 在市场大潮中劈风斩浪。在一些人出局的同时, 少数创业者在历练和锻打中成长起来并构成农业产业集群形成过程中一种特殊的资源。[2]事实上, 我国大多数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往往是与具有创新精神的创业者部落联系在一起的。某些地区可能并不具备优越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 能够促使集群雏形初成的最主要原因即为创业者部落。在一定意义上, 农业产业集群是以创业者部落个人的关系网络为基础的地区性产业群体。个体创业者的行为不仅影响到自有资源的筹措能力、对市场机会的创造和把握能力, 也影响到其它创业者的决策, 以及创业者之间的交流与学习。
三、内生性农业产业集群的实现路径
原始创业者要从最初的单个个体演变成一个小群落, 当同类达到最初的关键多数时, 企业簇群的雏形亦随即形成。从一个小群落演变成企业簇群, 是一个需要经过市场遴选的复杂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企业簇群的形成与演进沿着两条路径交叉进行。
第一条路径是外部的集聚, 即通过外部的企业不断地向同一地区的集聚。通过外部集聚形成企业群落, 是从产业布局角度出发的合乎理性的选择。通过产品品种与市场的相互吸引, 一些具有纵向联系和横向联系的企业便会向同一地区集聚, 并通过自动累积或连锁反应产生自强化作用, 从而产生外部经济和“集聚体规模经济”。
第二条路径是内部繁衍, 即随着群落内部专业化分工和协作的演进, 产业链不断延长, 分化出新的企业和衍生出新的产业, 从而在群落内部不断繁衍形成一个巨大的企业簇群。企业簇群的最初形成, 发端于一两个企业的产生。这一两个企业在适宜的环境下, 便会开始进行繁衍。[3]
在企业簇群的形成过程中, 外部集聚和内部繁衍两股力量往往是同时作用的。企业簇群的集聚优势一方面吸引外部投资者源源涌入, 另一方面不断内生出新的企业和行业, 在内外两种力量同时作用下, 生成了许多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的企业群, 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动态循环积累机制, 促进了企业群落的形成与演进, 形成了富有竞争活力的有机群体。
四、影响内生性农业产业集群形成的外部因素
1.地理环境因素
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观点认为, 企业的生产行为总是趋向于集中在同一个地方。地理位置和历史优势是集聚的起始条件。
分析早期农业产业集群的演化, 从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发展过程看, 农业产业集结成群大多是为了获得利用纯农业资源比较优势而以农业基本生产要素为主建立起来的有机产业群落。农业是一个对自然资源依赖很强的产业, 农作物由于生长的特性, 包括地域、地质、气候、土壤、水文等内在的先天禀赋, 对农产品的产量、品质、成本、类型等影响很大, 直接影响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 成为农业产业集群形成的“原生基因”, 使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特色农业, 再加上农产品储运的特殊性, 进而影响到相关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布局。
2.文化环境因素
按西方学者的理论分析, 人们之间的关系网络具有地理接近的空间特征, 这种特征使产业扩散也呈现地理接近性, 生产者可将信息传播、价值流动和生产活动等很多方面联系在一起形成关联“互动”效应。
不同区位的人们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 构成独特的区域“文化基因”, 这种文化基因因为血缘、地缘、人缘关系而变得密切和明显, 这种基因与当地的文化、习俗等不可移植性要素融为一体, 从而在空间上不断强化成为笼罩在这一区域的“一团雾气”, 形成特定区域的特定产业氛围, 并最终催生了专业化产业区的兴起与演化。农业产业集群中的产品通常都是本地历史上有特色的农产品。[4]农业产业集群产生发展都依赖种植条件、种植历史, 有着长期的生产实践经验, 形成农业生产集群的基础条件。
3.政治环境因素
持续发展的农业产业群, 与政治环境因素 (主要是政府的支持和引导) 分不开。政府的引导与调控作用主要表现在:有利于该产业集群发展的政策和激励制度;市场和技术信息的提供;产业园区、特色园区的合理规划;指导和引导产业发展的中长期产业发展规划;良好区域形象的树立, 区域投资环境的改善等。
4.消费需求因素
市场需求是现代生产和再生产的根本动力。只有以市场消费需求为导向来组织生产才能维持自身生存和发展。
随着人们物质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需求结构更加复杂。一方面, 使农业产业链的增值环节越来越多, 一种农产品从研发、培植、生产到营销、运输所形成的价值链已很难由一家企业来完成;另一方面, 使农产品生产过程的相互关联性更强。这样, 以生产农产品为对象的企业要想获得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 从而满足市场的需求, 就必须使市场交易转移到企业内部交易, 以避免重复谈判的成本以及非合作行为的出现。而要实现这一目的, 就必须将大量与农业某一特定产业相联系的企业和关联支撑机构集群到一定的区域内, 形成一个产业间分工协作的系统。这种集群以区域内农业企业为源头, 以一家或数家主导企业为核心, 在外部形成一个多层次的纵向关联的产业群体。
5.市场竞争因素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产品的日益丰富, 农产品市场逐渐向买方市场转变, 这就意味着农产品市场竞争的加剧。为了在竞争中获取生存的机会和更加有利的地位, 企业不得不选择分工与合作模式。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 为这种分工与合作模式提供了保障。[5]农业产业集群体内的各个行为主体的合作, 能够在农产品的研发、产品设计、市场营销、人力培训以及金融等方面, 形成集体行动的互动机制, 促进信息的流通更为顺畅, 加快观念、知识和技术的扩散, 减少交易过程中的障碍, 从而提高集群和个体的市场竞争力。
农业产业集群原发具有“自发性”特点, 并且像大自然生物群落的形成一样, 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 是“适者生存”的市场选择结果。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首先依赖于创业群落、企业簇群的形成和发展;创业群落、企业簇群的形成和发展, 是原发性创业单体不断成长和众多创业者群体的加入并在市场竞争的遴选下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因此, 对大多数地区, 特别是欠发达地区而言, 要推动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 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造就大批原发性创业主体涌现。任何用主观的、急功近利的、“拉郎配”式的人为方式造就农业产业集群的做法都是不现实的, 更是不科学的。
参考文献
〔1〕李渝萍.基于生物群落视角的中小企业衍生发展分析[J].南昌大学学报, 2006, (02) .
〔2〕朱永华.中小企业集群发展与创新[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6.
〔3〕朱玉林, 康文星.基于农业产业集群的区域品牌需求与供给[J].求索, 2006, (07) .
〔4〕贺华丽.专业市场核心竞争力的理论与实证分析[J].江苏商论, 2006, (04) .
〔5〕高云虹.产业集群形成机理研究——基于关键性企业的视角[J].经济问题探讨, 2007, (01) .
新经济内生论 篇2
一年一度在北大的“信息化内涵与作用”课，今年安排在9月13日。这门课常讲常新，今年的侧重，在新经济的内生问题上。
说新经济是内生的，是指新经济是从旧经济内部的矛盾中产生出来的；它相对于新经济外生论，即认为新经济是信息网络技术从外部催生出来的。新经济是内外因结合的产物，以往我们较为强调技术革命的作用，这个作用还需要进一步强调，但我们不可忽视对新经济内因的研究。
站在信息化高度，重新反思什么是工业化
我们现在定义不清信息化是什么，这与信息化历史短有关。一件事往往要等到它发生完，人们跳出庐山之外，才能真正看清它。其实工业化也是这样。谁定义清楚工业化是什么了?
我们总说工业化，但工业化的基本矛盾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平常的问题，但仔细想想却没人提出和回答它。不能从工业化的基本矛盾把握工业化的定义，就搞不清什么是工业化，更搞不清与工业化相对的信息化。
西方主流经济学实际是工业化的概括。亚当·斯密在工业化的起点上，提出“分工创造财富”的命题，似乎说清楚了什么是工业化。这个命题好在，它从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基本关系上，把握工业化特征。它比个人与社会关系在逻辑上更靠前。说明农业化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不分(自给自足)，工业化是生产者与消费者分离(专业化)。人们可以从中很容易推论出信息化是生产者与消费者融合(产消合一)的结论。
但实际上，斯密只是在庐山之中定义工业化，它定义的工业经济，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规模经济。但站在信息化这个庐山之外再看工业化，就发觉斯密对工业化的定义有重大缺陷了，它是工业化的“一点论”，只接触到工业化基本矛盾的一个面，即规模经济这一面。
作为参照，我认为钱德勒历史地位将提高，因为他比斯密全面，他提出了工业化的“两点论”，即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这两个面。作为经济史学家，他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跳出了工业化这座“庐山”。所谓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我们可以理解为，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都是工业化根上的东西。作为工业化的本原，具有同等地位。这一点超出了斯密的见识。
他等于补充了斯密的定义，相当于说，除了分工，还有融合；将分工与融合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工业化。因为范围经济(小批量多品种经济)从本质上说，是融合主导的经济，分工只是辅助的方面。
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这种区分，接触到了工业化真正的基本矛盾
马克思分析过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认为是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托夫勒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同属工业化这个大范围，而工业社会之后是信息社会，但他也没有明确阐述什么是工业化的基本矛盾。
其实，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这对矛盾(或者凯恩斯说的微观与宏观之间的矛盾)，还原到生产与消费这个基本面上，说的无非是分工过度，缺乏协调。马克思主张用计划来协调，凯恩斯主张用政府来协调，钱德勒主张用管理来协调。钱德勒提出著名的“看得见的手”的概念，本意是指与分工相对的协调，却被人们广泛误解为指政府干预。工业化中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矛盾，实际是产消之间分工与协调的矛盾。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与生产手段之间的矛盾，也可以归结到这一矛盾上来。
在整个工业化时期，规模经济都处于矛盾的主导地位，而范围经济处于次要地位。这是因为，在马克思和凯恩斯的时代，主导的生产力是以分工为取向的蒸汽机革命，还不存在以协调为取向的信息技术和生命技术革命，协调的生产力基础很弱。因此非常依赖协调效应的多品种与个性化生产，部是不符合成本原则的。
但是，范围经济虽然处于次要矛盾地位，但它与规模经济的竞争，在整个工业化时期，一刻也没有停止过。钱德勒用1200页的篇幅逐产业地分析了美国、英国和德国资本家们在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两种相反思路的矛盾中，苦苦探索哪个钱跟奔涌的财富更多的百年历史，可以说，《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是一部工业化的精神分裂史和基本矛盾史。
读透这本书，就可以像从《资本论》中了解资本主义如何被共产主义取代那样，理解旧经济如何被新经济超越。原来，当信息革命发生时，由于协调型生产力的突变性发展，改变了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二百年来的力量对比，使范围经济从矛盾的次要方面，上升为主导方面；使规模经济从主导方面，下降为次要方面。分工虽然还存在与发展，但主导的方面变了，经济的性质就变了，我们管质变发生之后，由范围经济主导的经济，称之为新经济。
信息化从工业化基本矛盾中内生而来
当我们看清工业化内部的矛盾时，才能真正理解新经济为什么产生。
十年来，在互联网的圈子里，就象听蝉叫一样，我天天听的是融合的声音：技术融合、业务融合、产业融合……，以及融合的同义词：协同、协调、关联、互联、会聚、集成……等等。但当我提出融合创造财富，与经济学家讨论起来，反应总是：协调不过是分工的另一面，没什么新鲜的；融合不也得要分工吗?似乎这个问题不值一谈。
我现在找到一个明显的判据，可以说明分工主导与协调主导不是一回事。分工主导的经济特征是，“品种越少，成本越低”。即专业化通过降低品种取得规模经济性，托夫勒称之为单一品种大规模生产。协调主导的经济特征是，“品种越多，成本越低”。即关联化通过增加品种取得范围经济性，托夫勒称之为小批量多品种生产。我在《长尾战略》中通过分析30个行业的利润数据，说明了后者的实证根据。随着经济中矛盾主导方面的不同，单一品种大规模生产，逐步被小批量多品种生产所取代。
许多人看到新经济条件下分工仍不断深化与发展这个表面现象，就忽视了技术融合带来业务融合与产业融合这个更为本质的方面，犯了主次不分的错误。就像工业化实现后，农业产值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并不能说明工业化没发生，关键要看结构变化。
内生产业 篇3
1 内生型产业集群和区域品牌
1.1 内生型产业集群
最早的产业集群理论源自波特提到的在一定的区域内和特定的领域中, 一群相互关联的企业、相关产业的厂商、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以及有相关性的机构 (如大学、咨询管理机构、产业协会等) , 由他们组成的一个群体 (波特, 2003) 。
内生型产业集群则是指依靠本地力量的基础上, 充分吸收外来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 通过消化、吸收并深深“根植于本地要素”中的产业集群, 内生型的产业集群具有浓厚的本地特色, 并且大部分是本地居民自主创业产生的中小型企业, 他们具有产业集群的集聚性特点, 使得这些集群中的企业的经济活动都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进行, 这样可以大大的节约成本并降低机会主义和可能的风险。另外内生型产业集群还具有专业化特征和网络化特征。
1.2 区域品牌
区域品牌从字面意思理解就是指区域性产业的品牌, 即区域性的产业内的产品给消费者带来的一种介于产品之上的一种消费感受, 被消费者所认可, 是区域中的各类同行企业的综合行为的体现, 作为一群同类企业的公共产品, 消费者可以由该区域联想到区域中企业的产品, 比单独的企业品牌更模糊、更有号召力。
它包含两个要素:首先是品牌效应, 区域品牌归根结底是一种品牌, 往往代表着一个地方产业产品的主体和形象, 作为一种无形的产品魅力, 对本地区的产业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并形成了该地区内同类产业产品的美誉度、吸引度和忠诚度;其次是区域性, 一般限定在某一特定的地区或区域的范围内, 带有很浓厚的地域特色;
2 内生型产业集群中区域品牌建设
2.1 国内区域品牌建设现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国内也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本地特色的内生型产业集群, 这些集群为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十几年的发展, 国内已经产生了以省市城镇为地域单位, 特色产业为基础的区域品牌形式。比较典型的有广东的顺德家电、浙江绍兴纺织、温州鞋业和福建晋江服装业等, 这些区域品牌在国内外已经享有一定的名声。在这些区域品牌中包含了大量的企业自身品牌, 如广东顺德家电中的格兰仕, 科龙, 华宝等著名品牌, 温州鞋业中的康奈、奥康、红蜻蜓等知名品牌, 以及福建晋江的各种著名运动服装品牌。在区域品牌和企业品牌的相互渗透中相互促进相互影响。
除了广东、浙江、福建区域品牌发展迅速外, 我国其他区域和地方也在积极地发展区域品牌, 已在全国迅速蔓延, 并取得骄人的成绩。区域品牌推动了产业集群和区域经济的发展, 对于促进国家经济和产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2.2 内生型产业集群中区域品牌建设路径
在我国各地区进行品牌建设的同时, 我们也发现了很多的问题, 由于区域品牌与企业品牌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对区域品牌建设的过程中更加要注意品牌形象的树立, 否则将会对整个产业及其中企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在对区域品牌建设的过程中我们要仔细分析可能的影响因素, 并合理利用这些因素来促成区域品牌的建设和形成。
根据对相关文献的梳理以及温州鞋业区域品牌建设案例的研究我们发现 (李晖, 2007) , 影响区域品牌建设的因素可以分为两种: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内在因素又可以分为产业集群中企业自身品牌建设和集群优势的发挥, 外在因素可以分为政府部门的指导和扶持以及行业协会的积极引导。
(1) 企业自身品牌建设。从国内已经存在的区域品牌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 区域品牌的形成是产业集群的必然产物, 并且一般是在产业集群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产生的 (祝询, 2006) 。企业作为区域品牌构建的主角, 集群中的个别核心企业在区域品牌的形成过程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正是由于早期的核心企业建立自身品牌的过程消费者逐渐认识这个区域以及相关的产业, 然后通过更多企业品牌的有机叠加就形成了人们最初的区域品牌认识。区域品牌形成后又反过来加强个别企业品牌的影响力, 就这样区域品牌和企业品牌相互影响, 并促成了产业集群的发展。
(2) 集群优势的发挥。温州民营经济的高速发展, 品牌群的壮大得益于区域内大量中小企业聚集形成的集群优势, 但其产业结构优势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夏曾玉、谢健, 2003) 。通过集群中企业的相互协作和分工, 使得该区域的产品既有优越的品质, 同时由于集群的成本优势, 使得这种优质的产品成本较其他企业产品相比有明显优势, 这也造就了品牌所应有的两大特性:物美、价廉。如果该区域的产品都具有这种优势, 那么这无疑将对区域品牌的建设起到重要的作用。
(3) 政府部门的指导和扶持。政府部门作为产业集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浙江的产业集群在形成的过程中政府部门起着重要的引导和扶持作用, 在各方面给予有力的支持。那么在区域品牌的建设方面政府也应该积极的增强服务意识, 为区域品牌的形成提供良好的区域环境。具体的可以体现为以下几点:首先, 地方政府应当尽快转变职能和政策方向, 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 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区域品牌计划, 搞好整个区域内的分工和协作, 注重社会资本的形成;其次, 为产业集群中的企业提供基本的生产要素资源, 为产业集群的形成建立相应的科技园区或者相关配套设施, 并提高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以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最后, 政府应该通过制定相关的法规政策来引导企业进行合理竞争, 反对不正当竞争, 以及激励集群中企业进行品牌建设和创新投入, 提升区域品牌的影响力和企业的凝聚力。
(4) 行业协会的积极引导。产业集群中的行业协会作为凌驾于集群企业之上的一个组织, 对产业集群中企业的行为约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区域品牌的建设起到更加直接的作用。以温州鞋业的区域品牌建设为例, 温州市鞋革工业协会试图建设中国鞋都区域品牌, 向工商管理部门注册中国鞋都集体商标, 共在26种鞋革相关类别中分别予以注册。核心企业品牌在经评委会审定认可后授予首批“中国鞋都名品”称号, 获准使用鞋革协会向工商部门注册的“中国鞋都名品”专用标志。“中国鞋都名品”成为了温州第一个公共品牌。从经济学角度来看, 对品牌这类无形资产的共享可以产生外部范围经济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 这对于集群中的其他中小企业而言无疑是减小品牌建设费用的最佳途径, 从而促进整个集群的竞争力的提升。但是在这种搭便车的环境中, 我们也要时刻警惕其负面影响, 不能因为个别企业滥用区域品牌而使整个集群品牌的形象被破坏, 这就需要行业协会在这些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 为创建和维护区域品牌建立相应的“行规”或公约, 为区域品牌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3 结语和启示
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看其的产业发展, 产业的发展看其区域产业的发展, 因此, 一个国家的竞争最终体现在区域产业的竞争上, 而区域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则与该区域的品牌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对内生型产业集群和区域品牌建设的相关理论研究, 结合国内区域品牌建设现状, 找出影响内生型产业集群中区域品牌建设的内在和外在影响因素, 指出通过内外因素的相互作用来引导区域品牌的建设, 并提出相关建设方法和路径。希望为区域品牌的建设提出一些建议, 以提升国内产业集群的国际竞争力, 以实现国内产业集群的升级, 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魏守华, 邵东涛, 王缉慈.地方企业集群战略对西部大开发的意义[J].开发研究, 2002.
[2]迈克尔.波特.竞争论[M].中信出版社, 2003.
[3]祝询.区域品牌的形成[D].浙江大学, 2006.
[4]夏曾玉, 谢健.区域品牌建设探讨——温州案例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 2003.
要警惕经济内生风险 篇4
“在应对美元升值和人民币贬值可能造成的风险方面，央行的两手应对都是可行的。第一，我们可以选择抛售美国的政府债。目前我国持有约1.2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在我国外汇储备趋紧、资本输出规模过快过大的时候，我们可以抛出一部分美国国债。第二，在必要时机，我们还可以采取相应的干预手段。保证汇率在可控范围内，我相信央行是有这个能力的。”董登新说。
他同时指出，目前，我国的货币政策是比较有弹性的，未来，国内的货币政策仍将保持这种状态，并根据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货币政策进行干预。“2015年，央行多次降准降息。未来，这也是我们可以动用的工具。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货币政策和外汇储备、汇率可以联动干预，这个是后话。”
然而，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外汇管制，都是只能够解决和应对一时一刻问题的短期策略。在后布雷顿森林时代，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贸易规则体系重构的过程中，“中国应当积极树立和维护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使其成为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贸易规则体系中多极化的一极，才能有效规避和应对美元变化带来的金融风险”，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经济学院教授胡俞越说。
重构世界货币格局
2008年的次贷危机为什么是在美国发生？而不是在欧洲抑或是日本？胡俞越认为，这是由美元地位决定的。
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时，黄金的价格是1盎司35美元，一直持续到1971年这个价格都没有变化。而到2008年年初，金价一度突破了1盎司1000美元，作为最一般等价物，黄金升值的背后，是美元在一路贬值。
胡俞越指出，在金本位让位于美元本位后，强势美元地位决定了美元本身就在扮演着国际央行的角色。美国可以不断地印钞，造成美元泛滥，世界各地充斥着美元，制造和输出了全球性通胀，加之美国大肆发行国债，透支未来，透支全球，次贷危机发生在美国也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我常说，次贷危机是美国发生的，欧债危机是美国发动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欧元崛起太快了，对美元提出了挑战。尽管美国是一个非常具有全球眼光的国家。但无论如何，它还是以国家利益至上，其次才会考虑全球平衡问题，所以美国发动了欧债危机，意在继续维持美元的地位。”胡俞越感觉到，今天的人民币已经越来越像曾经的欧元，也越来越会对美元构成威胁，“到了那一天，美国依然会出手压制，所以，我认为，在后布雷顿森林时代，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贸易规则体系重构的过程中，中国应当成为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贸易规则体系中多极化的一极”。
当然，这一愿景的实现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但在胡俞越看来，无论是“一带一路”、自贸区等战略，还是人民币加入SDR，都为中国树立和维护人民币的地位、参与重构国际货币体系和贸易规则体系奠定了基础。“‘一带一路’战略其实是一箭三雕：一方面，向外转移过剩产能，实现产业的国际化转移；另一方面，打通沿线国际的资源；第三，树立人民币作为大宗商品计价货币的地位，这一点非常重要。”
警惕中国经济的内生风险
但是，在中国积极参与重构世界货币格局之时，我们仍然需要警惕大量内生经济风险。
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注意到，在美联储加息政策释放后，关于“人民币该怎么办”的询问明显增多。在她看来，这种“从外到内”的思维方式似乎并不准确。
“中国实体经济怎么样，这才是关键因素。”谭雅玲说，在过去，由于中国实体经济发展良好，人民币才能够富有魅力和竞争力；在今天，经济增速下行明显，人民币能否维持魅力和竞争力还是个未知数。
“现在，我们看重金融、投资，看轻了实业和企业，我觉得这样给货币带来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基本面不支持汇率了，那么它失控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因此，在谭雅玲看来，决定人民币下一阶段升值还是贬值的关键，不是货币政策和外汇管制，而是实体经济的走向。
“2015年我们与一场金融危机擦肩而过，我指的是‘股灾’。2016年，‘黑天鹅’事件依然会出现，出现的概率高于2015年。它不一定会出现在股票市场，但依然会出现在资本市场上，我认为，就是中国的地方债务危机。”胡俞越说。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2015年8月发布的中国政府资产负债表，截至2013年底，中国政府资产总额为111.9万亿元，政府负债超过56万亿元，但政府资产增速远低于负债增速。
2015年12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了《国务院关于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再度成为讨论的焦点。据了解，目前，中国100多个市本级、400多个县级的负债率已经超过100%。陈竺副委员长提出，当前地方政府财政普遍存在一定缺口，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和财政收入增速的放缓，未来可能会出现地方政府“破产”问题。
内生产业 篇5
(一) 演化博弈模型的基本假设
1.博弈主体
博弈中设计企业、政府和科研机构 (包括高等院校) 三个参与群体, 且都具有有限理性。
2.博弈主体行为策略
企业是产业集群升级最重要的主体之一, 企业的行为策略集S1={I1投入, I2不投入}。政府是推动其地域范围内产业集群升级的重要力量, 政府的行为策略集S2={R1调控, R2不调控}。科研机构在推动地方产业集群升级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 它是知识创新的主体, 将科学研究中所获得的新规律和新原理等扩散到技术创新中, 从而产生新产品、新工艺, 但科研机构创造的新规律、新原理等研究成果很难立即产生经济效应, 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 通常需要政府、企业等其他产业集群主体的补贴以及激励等。因此本研究中设定科研机构的行为策略集为S3={P1参与, P2不参与}。
3.行为策略采取的概率
假设在企业、政府和科研机构三个群体博弈的初始阶段, 企业选择“投入”策略的概率为x, 选择“不投入”策略的比例则为1-x;政府选择“调控”策略的比例为y, 选择“不调控”策略的比例则为1-y;科研机构选择“参与”策略的比例为z, 选择“不参与”策略的比例则为1-z。其中, 0≤x≤1, 0≤y≤1, 0≤z≤1。演化博弈模型中相关参数假设及其含义如表1所示。
(二) 三方演化博弈模型的建立
根据企业、政府和科研机构的行为策略, 可以得出三者之间的博弈组合一共有八种情形, 分别是 (I1投入, R1调控, P1参与) 、 (I1投入, R1调控, P2不参与) 、 (I1投入, R2不调控, P1参与) 、 (I1投入, R2不调控, P2不参与) 、 (I2不投入, R1调控, P1参与) 、 (I2不投入, R1调控, P2不参与) 、 (I2不投入, R2不调控, P1参与) 、 (I2不投入, R2不调控, P2不参与) 。
二、三方演化博弈的均衡点分析
参与主体根据既得利益不断调整策略来追求自身利益的改善, 最终达到动态平衡的策略成为演化稳定策略 (ESS) 。在判断演化稳定策略之前首先要求演化博弈的均衡点, 令F (x) =0、F (y) =0和F (z) =0, 即系统策略选择的变化率为零时, 可以得到该系统的10个均衡点, 分别为:D1 (0, 0, 0) , D2 (1, 0, 0) , D3 (0, 1, 0) , D4 (0, 0, 1) , D5 (1, 1, 0) , D6 (1, 0, 1) , D7 (0, 1, 1) , D8 (1, 1, 1) , D9 (- (C3-G1) / (G1+S1) , (C1-E1) / (C2-E2+G1+S1) , 0) , D10 (- (C3-G1) / (E2-E3+G1+S1) , - (C2-C1+E1-E2+G2) / (G1+S1) , 1) 。其中, D1, D2, D3, D4, D5, D6, D7, D8构成了演化博弈的边界, 即{ (x, y, z) |x=0, 1;y=0, 1;x=0, 1}, 由此围成的区域M是三方演化博弈的均衡解域, 即M={ (x, y, z) |0≤x≤1, 1≤y≤1, 0≤z≤1}, 在此解域M内还存在均衡点D9和D10满足条件。企业、政府和科研机构三方组成的复制动态系统中D9和D10是非渐进稳定状态, 因此, 只需要考虑D1 (0, 0, 0) , D2 (1, 0, 0) , D3 (0, 1, 0) , D4 (0, 0, 1) , D5 (1, 1, 0) , D6 (1, 0, 1) , D7 (0, 1, 1) , D8 (1, 1, 1) 的渐进稳定性。显然, 在该系统中每一个均衡点分别对应一个演化博弈均衡。
三、基于数值实验的传统产业集群升级的内生性风险演化分析
情形 (1) D1 (0, 0, 0) 下企业、政府和科研机构的动态演化:设x0、y0和z0分别表示企业选择“投入”策略、政府选择“调控”策略、科研机构选择“参与”策略的初始比例, 初始时间为0, 演化结束时间为100, 初始状态为 (0.3, 0.4, 0.5) 。参数取值分别为E1=0.3, E2=0.5, E3=0.8, C1=0.8, C2=0.3, C3=0.8, C5=0.45, S1=0.1, S2=0.15, S3=0.1, G1=0.7, G2=0.25。当企业参与推动所在产业集群升级所付出的成本较高时, 如政府给予的补贴和企业自身获得的收益都不能弥补企业参与推动所在产业集群升级所付出的成本或者同不参与推动所在产业集群升级相比, 参与推动所在产业集群升级所付出的成本还高于企业所遭受的罚款和科研机构不参与产业集群升级使企业所遭受的损失, 此时由企业、政府和科研机构组成的系统将演化至不良状态, 企业无论如何都不会参与推动所在产业集群升级, 政府的调控和科研机构的参与监督将不起作用, 出现了组织失灵的情形。
四、小结
本文针对我国产业经济发展中不可回避的产业集群升级的内生性风险问题, 构建了产业集群升级过程中企业、政府和科研机构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及其动态复制方程, 解出了该模型的10个均衡点并对均衡点的局部稳定性进行了分析, 最后运用Matlab工具对企业、政府和科研机构的交互行为演化过程进行数值仿真, 分析各参数变动对系统演化结果的影响, 探究影响系统演化至理想状态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理。
摘要：产业集群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而产业集群在升级过程中不仅会带来经济效益, 还会带来风险, 而内生性风险是根本性风险。文章在此基础上, 主要研究传统产业集群升级的内生性风险演化机理, 通过演化博弈模型和数值实验进行分析, 最后得出相应结论。
关键词：产业集群升级,内生性风险,演化博弈,数值实验
参考文献
[1]郑准, 王炳富, 程志宇.知识守门者行为与产业集群升级——基于“微观异质”与“行为导向”的理论视角[J].科学与研究, 2014 (04) .
[2]朱瑞博.模块化抗产业集群内生性风险的机理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 2004 (05) .
内生产业 篇6
产业集聚现象是产业空间分布的一种非均匀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集聚地吸引了大量的FDI流入。相关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在东部地区 的产值占 全国总额 的70% 左右[1],而2000—2011年制造业在我国东部地区平均集中了82. 92% 的外商直接投资 ( FDI) 企业。产业在一国内区域 ( 地区) 集聚吸引大量外资的同时,通过FDI技术溢出效应对该区域 ( 地区) 的技术进步产生重要影响。而关于产业集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 学者们的相关研究却有不同结论:
一类研究结论是产业集聚可以促进FDI技术溢出效应。Markusen和Venables[2]从规模经济效应和技术互补效应的角度分析了产业集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认为产业集聚促进了东道国当地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信息和技术交流,形成了技术互补的效应; 同时,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增加了企业的利润水平,有效吸收人力资本,为技术能力提升提供动力。Baptista和Swanm[3]建立的计量模型考察了产业集聚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之间的关系,发现产业集聚促进FDI技术溢出是源于产业集聚增强了集聚区内企业之间显著的学习效应。Barrel和Pain[4]以及Guimaraes[5]研究则认为外国投资者会被吸引到产业相对集中的区域以降低投资活动不确定性风险, 同时集聚区内上下游配套的产业关联效应使得FDI企业可以获得廉价的中间品投入有助于其先进技术的扩散。张宇和蒋殿春[6]对中国1999—2005年21个制造业行业数据研究表明,制造业集聚能增强集聚区内部技术传播和扩散,使得集聚的东道国制造业企业可以通过FDI技术外溢获得技术进步。产业集聚通过利用劳动力流动、关联效应、示范效应促进FDI技术溢出; 同时集聚还会对FDI流入产生强化效果,使得更多的FDI流入集聚区域形成技术或研发中心,因此集聚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相互影响、共同促进。盖骁敏[7]也认为FDI技术溢出效应会受到产业集聚的影响,而集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提升可以通过提高东道国企业创新能力、加强外资企业与当地企业之间的联系和发挥市场竞争等因素得以实现。
另一类研究却得出相反的结论。Birikinshaw利用生命周期理论研究表明,当产业集聚的发展程度不同时,其对FDI技术溢出效应影响有所差异: 成熟产业集聚区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正向效应明显, 而那些处于增长过程的产业集聚企业,其技术溢出效应只在短期内有明显正效应,长期却因产业关联度低、价值链比较短窄以及集聚根植性低的影响, 对集聚内企业的技术促进有限[8]。De Propris[9]更进一步提出产业集聚没有通过FDI促进母国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相反,那些在东道国集聚的FDI企业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东道国的核心技术,形成所谓的 “逆向性技术扩散”。毕红毅等[10]利用2000—2009年28个山东制造业数据实证研究表明, 产业集聚抑制了山东省制造业FDI技术溢出效应, 导致产业集聚企业的创新能力下降。
现有的研究存在两方面的不足: 一是缺乏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对产业集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 二是很少涉及不同集聚度产业的研究和分析。因此,本文研究突破之处: 一是借鉴内生技术进步理论模型并同时融入集聚、FDI两类因素,探讨产业集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如何对一国产业技术进步产生影响,为相关研究提供较为完善和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 二是在实证研究基础上,从不同集聚度产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分析角度,对促进不同集聚度产业利用FDI技术溢出实现技术进步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2理论模型
2.1基本假设
假设一经济体包括3个部门: 最终产品部门、 中间产品部门和技术研发部门。经济体只有1种最终产品,用产量Y表示,由最终产品部门提供。劳动的供给L无弹性,一部分投 入最终产 品部门 ( LY) ,另一部分投入技术研发部门 ( LR) ,开发中间投入品,L = LY+ LR。经济体具体运行体系是: 技术研发部门使用LR进行技术研发,并将开发的产品销售给中间产品部门生产新的中间品 ( x) ,然后将新的中间品出售给下游的最终产品生产部门,最终产品生产部门利用LY和x生产最终产品Y。
2.1.1消费者
消费者要实现最大化跨期效用:
其中,t表示时间,θ 表示边际效用弹性,ρ 是消费者的主观时间偏好率。
2.1.2最终产品部门生产函数
假定最终产品部门完全竞争,且以规模收益不变的技术进行生产,生产函数为:
x( i) 是本国国内企业生产的中间产品,x*( i*) 是FDI企业生产的中间品。A表示国内中间品种类, A*是外资企业生产的中间品生产种类。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的解释,A和A*也代表了技术进步 ( 知识增长) 。知识的增长也是资本生产的产品,为了研究简化,即假定一单位的中间产品x ( i) 耗费一个单位的物质资本K,知识存量 也是资本 存量的函 数, 那么:
根据对称性假定,均衡时有K = Ax,最终产品的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当资本折旧率 δ 设定为零时:
2. 1. 3技术研发部门生产函数
Rivera和Romer[11]对内生技术进步的解释认为, 技术进步取决于研发人员数量和技术存量水平:
β 是研发人员生产效率,这种生产效率受到产业集聚的影响。产业集聚程度越高,研究人员知识和信息的交流越频繁,从而越有利于技术水平 ( 开发新产品的能力) 和生产效率提高[12],因此假定同时,开放条件下,东道国技术进步受到研发人员数量、国内企业技术水平和外资企业技术水平的影响,在开放条件下技术进步也会通过FDI企业的集聚产生影响的。所以:
S( n) ∈[0,1]表示对FDI的技术吸收能力,因此和产业集聚水平n有关系。
2.2竞争性市场分析
2. 2. 1最终产品部门
最终产品价格标准化为1,即PY= 1,有:
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中间投入品对称进入最终产品的生产,因此具有相同的需求函数:
2.2.2中间产品部门
具有垄断竞争的部门特征,面临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又因为部门产出也是部门投入:
把上式px带入并对x求导可得 ( 对于FDI企业中间品生产同样道理) :
将公式 ( 11) 代入 ( 8) 和 ( 10) :
2.2.3研发部门
研发部门为垄断部门,研发产品价格为设计的新产品未来利润流的现值之和:
套利方程:
稳态时:
研发部门的利润最大化: 研发部门的生产者 ( 研发人员) 由于技术溢出效应,不能获得研发产品的所有收益,假定收益中模仿企业获得的比例为q,那么研发人员收益为1 - q,显然集聚会影响模仿企业的q比例,两者正相关。为简化分析,设立q = n,那么研发人员获得的研发收益(1-n)*q,5因此研发部门在投入研发人员过程中实现利润最大化时:
( 17) ( 18)
2.3消费者和市场均衡分析
根据公式 ( 1) 代表的消费者效用,得出最优消费路径:
结合上面的公式,可以求出用n表示的LY
为简化计算,进一步假定t时刻总技术水平存量指标AT=A+A*,而且:
μ 定义为国内和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差异, μ > 1即:A/A*=1/μ-1 ,代入公式 ( 20) :
因此根据公式 ( 7) 、( 13) 以及公式 ( 21) ,稳态时经济增长:
平衡增长路径上的消费 ( C) 、投资 ( K) 和产出 ( Y) 有着相同的增长率,因此:
根据公式 ( 22) 和 ( 23) :
对gA求关于n的偏导数,经过整理:
因此 ( 1) : 当n→0时由于S ( n) →0,g A = LR,公式 ( 26) 整理为:
( 2) : 当n→1时S ( n) →1,g A = μLR2,当LR- ( L = LR) = LR- LY> 0,即LR>L/2,公式 ( 26) 整理为:
根据公式 ( 27) 和 ( 28) 的结论,产业集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呈现一种倒U型的变化特征 ( 如图1) 。
可以看出,一国产业集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伴随集聚度的变化呈现了倒U型变化,即先升后降的变化特征。这种倒U型变化特征说明,制造业集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可能存在一种临界效应,即集聚度较低的产业伴随集聚度的增加,FDI技术溢出促进了产业技术进步; 当集聚度达到中等水平后, 产业集聚通过FDI技术溢出促进技术进步的边际效应递减; 集聚度的增加并没有促进FDI技术溢出, FDI技术溢出受到限制。从公式 ( 26 ) 、 ( 27 ) 和 ( 28) 中看到,这种变化特征会受到产业集聚 ( n) 、 外资溢出水平 ( S) 、劳动力禀赋 ( L) 以及技术研发投入水平 ( LR) 等因素的影响。
3实证检验与分析
3. 1回归模型构建
为了解决产业集聚 ( GNi,t) 和外商直接投资 ( FDIi,t) 之间的内生关系,本文模型构建采用了系统GMM的方法,为了消除异方差影响对所有变量取对数处理,得到模型 ( 1) :
其中,Yi,t代表技术水平,反映了一国产业集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 GNi,t是基尼系数,代表产业集聚程度; FDIi,t代表FDI企业投资规模,因为我们根据理论模型推导结果,产业集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呈现一种倒U型关系,因此,应该利用代表产业集聚指标的GNi,t的二次项与FDI交叉项与代表东道国技术进步的Yi,t的关系,反映产业集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
根据理论分析,一国制造业产业集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除了与集聚 ( GNi,t) 、FDI投入水平 ( FDIi,t) 相关之外,还可能会受到集聚的规模经济效应、市场竞争效应以及要素禀赋 ( 这里突出表现为劳动力投入) 、技术研发投入水平等因素的影响, 因此我们在模型 ( 1) 中放入代表这几种影响因素GMi,t、MKi,t、LABi,t、RDi,t作为控制变量。
3.2相关指标测度说明
3. 2. 1技术进步 ( Yi,t)
用全要素生产率 ( TFP) 指标作为反映产业技术进步指标。本文使用非参数分析方法,即数据包络分析法 ( DEA) 、运用deap2. 1软件对2003—2011年间中国20个制造业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进行测定。由于测度TFP的Malmquist指数是一个环比指数,因此需要将测度的各年的Malmquist指数换算成以某年 ( 这里统一换算为2002年) 为基期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 TFP) 。
3.2.2产业集聚度(GNi,t)
Wen[12]的区位基尼系数公式表示产业集聚度:
公式 ( 29) 中,分别表示t期,j、k地区,i产业工业总产值 ( 从业人数、资产总额) 占全国i产业的份额以及j、k地区工业总产值 ( 从业人数、资产总额) 占全国工业份额的比值。μ 表示产业i在各地区比重的平均值。
GNi的取值范围是在 ( 0,1) 之间。如果某产业在区际分布得越均匀,所有地区在某产业中所占份额都相等,区位基尼系数取值趋向于0; 如果某产业完全集中于某个地区,在该产业的区位系数为1,在实证模型中用 ( ln GNi,t)2和ln GNi,t表示。
根据2003—2011年的区位基尼系数平均值,将制造业各产业划分为高、中、低集聚度产业,其中GNi的取值范围在0至0. 35之间、0. 35 ( 包括) 至0. 5之间、0. 5 ( 包括) 至1之间分别是低、中、高集聚度产业 ( 如表1) 。
注: 本表是区位基尼系数的年平均值计算并经排序获得
3.2.3外商直接投资(FDIi,t)
本文利用了我 国20个制造业 外商投资 企业2003—2010年的工业生产总值与各产业当年的全部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衡量外资在各产业中的地位。在模型中用ln FDIi,t来表示。
3.2.4其他影响因素指标
规模经济指标 ( GMi,t) 是用2003—2010年工业生产总值 ( 2002年不变价格) 与当年产业的企业数量比值衡量,考察了各产业单位企业的生产规模; 市场竞争指标 ( MKi,t) 是衡量了各行业亏损企业个数占行业总体企业个数比重,比重越高说明市场竞争环境趋向激烈; 要素禀赋中利用了劳动力禀赋 ( LABi,t) 指标; 技术研发投入指标 ( RDi,t) 利用了技术研发支出在各产业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反映了R&D支出水平。表2反映了模型 ( 1) 中各变量对应数据的统计性描述。
3.3回归结果分析
在模型 ( 1) 中,为了进一步演示各影响因素的作用,分布对控 制变量GMi,t、MKi,t、LABi,t和RDi,t做了回归形成表3中的模型 ( Ⅰ) 、 ( Ⅱ) 和 ( Ⅲ) ,同时考虑这几种控制变量后得出模型 ( 1) 的结果 ( 如表3) 。
注: 1) 括号中的数字表示 z 值; 2) * 、**、***分别代表参数估计值在 1% 、5% 、10% 水平上显著; 3) 表中结果是使用 stata12. 0 完成的; 4) 表中所 Sargan 检验 p 值大于 0. 2,同时 AR ( 1) 和 AR ( 2) 的 p 值表示一阶存在自相关和二阶不存在自相关,模型结果是可靠的
根据表3的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在利用系统GMM方法考虑了模型 ( 1) 本身由于解释变量GNi,t可能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后,使用被解释变量Yi,t的一阶滞后变量Yi,t - 1做工具变量的情况下,ln GNi,t二次项系数与ln FDIi,t交互项系数 β1除了在模型 ( Ⅲ) 中负效应不明显之外,其他3个回归结果都呈现明显的负 效应 ( 回归系数分 别是 - 0. 124、 0. 156和 - 0. 087 ) ; 同时,我们还能看到产业集聚 ( ln GNi,t) 的技术进步效应非常明显,在4个回归结果中都 呈现明显 的正向效 应 ( 0. 852、0. 661、 1. 523、1. 345) 。因此,根据有关模型 ( 1 ) 的实证分析结果,我们大致得出如下判断结果:
( 1) 我国20个制造业产业集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呈现了倒U型变化特征。在目前理论模型分析的前提,在逐一控制了规模经济、市场竞争、劳动力禀赋以及研发投入等因素前提下,产业集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呈现了倒U型变化特征 ( 如图1) ,这与我们理论模型推导结论是一致的。
( 2) 产业集聚的规模经济效应 ( ln GMi,t) 和市场竞争效应 ( ln MKi,t) 对技术进步的作用呈现了明显的正向效应。可以看到产业集聚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都对技术进步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表1中不同集聚度产业分类也显示,高集聚度产业大多具备显著的规模经济特征,而中集聚度产业技术投入稳定,产业市场竞争特征明显,这些都为产业集聚规模经济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发挥提供了重要推动力量。然而,产业集聚通过劳动力禀赋 ( ln LABi,t) 对技术进步虽然为正效应,但作用程度大大低于规模经济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再继续利用劳动力来实现技术进步可能性减少。而产业集聚没有通过研发支出投入 ( lnRDi,t) 的增加促进技术进步,这说明制造业研发支出增加水平不能满足产业集聚对技术进步的促进要求。
注: 表中结果是使用 stata12. 0 完成的
4结论与政策建议
4.1开放条件下制造业集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呈现了倒U型变化特征
本文通过利用2003—2011年中国20个制造业数据,利用系统GMM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与理论模型相一致的结论,即伴随产业集聚度的增加, 制造业FDI技术溢出效应呈现倒U型变化特征。这种倒U型变化特征说明,制造业集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可能存在一种临界效应,即集聚度较低的产业伴随集聚度的增加,FDI技术溢出促进了产业技术进步; 当集聚度达到中等水平后,产业集聚通过FDI技术溢出促进技术进步的边际效应递减; 集聚度的增加并没有促进FDI技术溢出,FDI技术溢出受到限制。因此,制造业不同集聚度产业利用FDI技术溢出实现技术进步的途径应该区别对待。
4.2不同集聚度产业利用FDI技术溢出实现技术进步的途径有所不同
根据产业集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倒U型变化特征,以及表1中不同集聚度行业类别划分,对不同集聚度产业利用FDI技术溢出实现技术进步的途径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 1) 高集聚产业集聚的规模经济效应是促进FDI技术溢出的重要因素,但与此同时,受垄断性质的影响,集聚的市场竞争效应以及一些产业 ( 如烟草制品业、石油炼焦业等) 对外资的限制抑制了产业利用外资实现技术进步,因此,这类产业中除了限制外资的烟草制品业、石油炼焦业等产业外, 像交通设备制造业、电子与通信设备制造业以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如果能通过加强集聚区内与FDI产业之间的技术关联度,在适度引入竞争基础上摆脱低附加值生产模式,并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对技术带动, 是可以实现产业技术进步。
( 2) 中集聚度产业与高集聚度产业比较而言, 一直以来这类产业中的食品加工制造业、纺织品制造业、造纸业等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形成共存的市场竞争机制,产业集聚的市场竞争效应对FDI技术溢出效应大于具有垄断性质的高集聚度行业, 可以有效促进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 同时,这类产业研发支出比重趋于稳定。因此应该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对技术进步的重要作用,而外资的引进要适度,特别是要避免市场寻求性FDI以及由此可能带来对技术溢出效应的限制作用,加大自身技术创新资本投入,实现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内生产业 篇7
(一) 环境规制政策的特点
我国历来十分重视环境保护, 尤其是“十二五”规划中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 使得环境污染得到了有效控制, 二氧化硫和C O2排放指标完成情况良好。“十三五”规划及刚刚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对环保要求和提高环境保护投入又提出了新的约束性指标, 从中可以折射出“外部性”问题一直都是环境规制所面对的最大问题, 有效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在实施过程中, 一方面能够促使社会各相关利益者提高环境保护意识和切实落实社会责任;另一方面能够有效保证将污染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二) 环境规制政策的类型
环境规制主要是指对环境污染所进行的控制。目前我国的环境规制政策由两部分组成, 即环境规制强度和环境规制工具。而环境规制工具又包括三个方面:命令与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基于市场的环境规制工具以及信息披露与参与机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命令与控制型环境规制政策属于一种传统的规制政策, 它是政府以强制性的手段来约束污染型企业对环境进行损害;基于市场的环境规制政策是利用经济手段来刺激污染型企业进行自觉的治污方式;信息披露与参与机制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一种新型环境规制政策, 它的发展是源于命令与控制型政策在实施中所表现出的效率低下以及基于市场的环境规制政策在实施中存在的局限性, 该政策采取的手段是利用非传统的环境规制方式对相关利益者提供相互激励, 通过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以及立法执法体系方面进行引导和规范, 并通过参与机制引导各利益集团参与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执行与监督来减轻规制机构负担, 提高规制效率。
二、环境规制工具比较分析
(1) 命令与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包括技术标准和绩效标准。技术标准是政府对污染型企业的生产技术做出强制性的规定, 是企业必须贯彻落实的生产技术标准。绩效标准强调通过对排污企业的生产量和对环境的污染量进行限定, 因而在灵活性上优于技术标准。企业为了达到降低污染排放量的目标, 往往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一是增加污染治理投资, 二是减少生产量。对环境规制机构而言, 为了使绩效标准能够真正有所成效, 必须对企业的污染排放信息进行持续搜集并实时监管, 从而导致环境规制效率低下。
(2) 基于市场的环境规制工具。包括环境税、补贴、押金返还及可交易排污许可证四种规制工具。
——环境税是2010年在“十二五”中明确提出的。一方面, 环境税是由环境税费中的排放污染费改进而来的, 它所包含的内容也暂时只有对排放二氧化硫和废水的污染企业征收环境税。另一方面, 征收对象是污染企业排放的污染量, 从各国实践情况看, 环境税已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一些国家将环境税应用到控制水污染和空气污染的方面上, 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补贴政策是对企业进行污染降低成本的偿还。对于企业而言, 它并没有完全承担全部的减污成本, 因此该工具非常受企业的喜好;而对于环境规制机构而言, 由于给予企业的补贴占用了政府的资源, 因此在政府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对企业的补贴往往得不到优先考虑。
——可交易排污许可证是各国采用最多的一种政策工具, 它的理论基础是科斯理论, 最早是由Dalse提出的, 他建议规制机构按照实际情况分配给企业一定的污染权, 并允许企业对其所拥有的污染权进行交易, 从而使资源达到最优配置。在此机制下, 政府通过允许企业将归属自己的排污权在市场上交易以实现减污资源的最优配置, 因此, 可交易排污许可证政策的实施, 在本质上使环境资源的使用权交由企业所有, 其目的是以市场价格的方式实现环境资源的本身价值。
从对污染型企业的激励角度来看, 可交易排污许可证与环境税对企业的激励手段是有明显差别的。环境税对污染型企业的主要激励方式是成本动因, 实行从量征收, 而企业出于对成本的考虑, 往往会为了降低成本采取降低污染排放量的生产行为;而可交易排污许可证对污染企业的激励方式是将自己所拥有的排污许可权在变卖后获得的收益, 这样达到了两个目的, 一是企业从中获得了收入, 二是企业将排污许可权变卖后, 自身的排污量就要降低, 因此在实际应用中便实现了控制污染和获取利益的双赢目的。
——押金返还政策是使用者购买在生产过程中会对环境产生污染的产品时, 对排污企业征收可返还押金。这种政策工具的实施实现了两个目标:一是它的出发点是为了环保, 二是它还促使了对该类产品的循环利用。其优点是通过经济刺激, 降低了规制机构监督污染废弃物处置的成本, 也激励企业使用污染含量低的生产原料以摆脱押金的限制, 节省企业的运营成本。
(3) 信息披露规制工具。包括环境标签、信息公开和环境认证。环境标签是由企业对产品的认证进行自愿申请;信息公开主要是要求政府和污染型企业通过采取舆论的方式, 如媒体、网络等让相关利益者了解环境的有关信息;环境认证是为了有效促进污染型企业对环境绩效的改进, 对企业的管理结构和运营状况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认证。信息披露规制政策的实施在应用上还存在一些弊端。一是信息披露政策与地区间的收入水平和受教育情况存在正相关;二是合理的规制标准是该政策机制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 若没有这样一个前提条件, 则可能会产生较高的社会成本。
(4) 参与机制型的环境政策。它的规制工具主要指自愿环境协议, 是污染型企业许诺, 同意将环境绩效水平提高到或甚至超越环境规制所要求的标准水平之上。自愿协议在实施中有两大优势, 一是能够将污染型企业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发生概率降低至最小化;二是表现在“自愿”上, 因为该规制工具将实现环境绩效目标的主动权交污染企业, 可节省规制机构用于监督的成本。
三、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评价的影响机理
(一) 直接影响
环境规制通过生产成本对企业绩效产生了直接影响, 其机理主要是利用“外部成本内部化”来解释其传导路径, 由于存在“外部性”才引发了环境问题, 因此, 企业的商品成本应包括生产成本、机会成本和环境成本三大部分, 但传统会计对环境的外部性是不予考虑的。随着“绿色GDP”理念、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迫切要求, 企业必须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污染含量低但成本较高的原材料、增加对污染治理的投资成本、调整生产流程和生产工艺以降低污染排放等, 这些由外部性引发的成本在受环境规制政策的作用下不得不使其并入到生产成本中, 就必然导致污染型企业的生产率和利润率等绩效的下降。
(二) 间接影响
第一, 通过技术创新进行传导机制的影响。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 会不断摸索和寻找能够有效降低成本的方法, 那么技术创新就会成为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 企业虽然受到了环境规制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但企业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以应对由此带来的不利影响以提升或保持企业现有的生产率和利润率, 因此环境规制对企业的这一刺激过程达到了双重目的, 即在实现环境保护的同时实现了绩效的提高。
第二, 通过企业准入进行传导机制的影响。环境规制对一个行业的规制强度和技术标准越高, 就越会阻止其他外来企业的进入, 从而保持了在位企业的利润水平和竞争优势, 相对的使在位企业的绩效得以提升, 相反则会打破原有的竞争力和利润水平, 导致企业绩效降低。
四、环境规制差异化工具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比较分析
(1) 命令与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生产成本的影响。规制者通过立法, 用强制手段迫使污染者将环境污染的费用内部化, 同时规制机构采取相关监控措施确保企业服从政策, 增加企业的服从成本且企业没有自由选择权:对于高污染型企业不能选择效率更高的技术, 使得企业会面临额外的其他规制工具的惩罚, 从而导致高污染企业在服从这类规制政策时的成本增加, 对其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对于低污染型企业, 由于被强制选择了统一的技术和标准, 使企业对环境保护的成本超过实际的要求, 从而也影响了企业绩效。因此, 在命令与控制型规制工具下, 企业的污染量和治理成本不能进行合理有效地分配, 都会导致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 使得服从规制的成本提高, 从而使企业绩效受到不利的影响。
(2) 基于市场的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生产成本的影响。该工具主要是为污染型企业提供了一定的灵活性和主动权, 它们可通过成本效益原则来决定一种对自己来说最为有利的方式以达到排污标准和提高经济效益。在环境税制度下, 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可自由选择具有较低污染治理成本的方法, 自行将污染控制在污染治理成本等于污染税率的水平, 对生产成本及企业绩效的不利影响降低到最小;可交易排污许可证制度下, 通过市场交易, 企业按照成本-收益分析的原则做出决策, 保证企业能够以最低的成本达到控制污染的目标。因此, 该类型的规制政策对企业的生产成本和绩效的不利影响也较小。
(3) 环境规制差异化工具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企业通过技术创新, 不仅能够降低由于服从规制成本而承担的污染治理成本, 还能改善企业现有的生产工艺流程, 从而实现生产绩效的提高。
在两种规制工具的作用下, 前者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技术和绩效两种标准进行传导, 后者通过给企业提供经济激励以促使其进行污染治理。
五、环境规制对火电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 火力发电企业发展现状以及对环境的影响
受目前能源结构的限制, 我国现阶段主要以消耗大量煤炭的火力发电为主, 机组装机容量一直保持在76%左右, 所消耗的煤炭量约占全国煤炭总产量的35%, 预计2020年装机容量将会由2010年的4.9亿千瓦增加到6.05亿千瓦, 可以预测, 到2050年煤炭总产量的50%以上将用于发电;其次是所占比重极小的水力发电和风力发电, 发电保持在23%左右的水平, 最后是核电约保持在0.8%的水平。综上可知我国以火力发电为主的格局在短期内仍不会改变。
与水电、风电和核电相比, 火电在燃煤发电过程中会向大气、水体和土壤排放各种污染物, 它所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废热和噪声对环境的污染是最大最严重的, 给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二) 火力发电企业进行环境规制的必要性
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我国污染行业排行榜上, 火电行业排名第一, 是污染物的排放大户, 它具有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大、排污量多且影响范围大和集中的特点。随着哥本哈根会议的落幕和中国40%-45%的减排承诺, 中国火力发电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我国环境规制政策遵守的是“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谁利用谁补偿、谁破坏谁恢复”的原则, 随着环境规制政策、法规、以及相关标准的不断出台和严格实施, 必将会促使火力发电企业逐步过渡到以环境保护为导向的企业。
内生产业 篇8
现阶段，在利益化的驱动下，了解物流产业化的内生诱导因素的关系，打破固有的物流产业发展痼疾，提高制度化生产销售模式，对于抵抗市场经济中的风险具有决定性作用。
2 物流产业中的模式差异
对于物流产业的差异化管理，随着社会的发展需要，物流制度改革、变化存在一定的时代性。各大物流企业在时代改革发展中，不断寻找制度合理性配置组合，以尽快参与到市场竞争和整个物流产业链中去。由于单一的模式化管理无法适应国有物流产业在物流产业制度中的发展趋势。对此，必须对物流产业进行制度化改革，寻找制度本身内生诱导因素，有效解决物流产业制度供给关系，确保其协调发展。对此，在具体改革中还应详细考虑其优势、劣势，在了解发展模式中建立合理的数学模型，根据函数的三阶求导得到函数的最大值，来得到最优关系解，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优化物流产业发展。而对于一些产业的核心问题，可以结合产业实际，使用多元化发展模式，来完成内生诱导因素的制度化。
在物流发展中要重视对于内生制度的管理方式的培养，在改革中需求制度上的变化，对比物流产业近年来的演变方式意见?了解相关内生因素的不足，进而分析物流生产制度上存在的差异。通过对比发现，其存在的原因主要包括：制度的建立未考虑发展需求、内生制度规范化，以及制度改革前后在具体应用中存在的差距，这些差距就直接导致物流产业在生产中的趋势出现分歧。并且默认的制度会对新制定的政策制度形成对立的现象，发展的方向也会出现背道而驰。同时还有一定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内生制度的出台之后，存在一定的强制处理意见，有些意见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一定的分歧，市场中没有较为完善的实施意见和考核标准，新的强制内生制度对于市场的规范不仅起不到促进的作用，还会在与发展的要求方面产生不必要的摩擦，延缓物流产业的发展。当前出台的内生诱导方式在转化中具有一定主观性。例如：在内生诱导因素分析和制度的改革上，物流产业与企业个体发展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由于政策和企事业单位干涉，就物流产业内部员工的发展需要而言，目标便以物流产业内生管理为起点，从而员工从客体转换为主体，促进物流产业的发展动力从发展生产力转变为对员工的激励，通过激励员工来促进物流产业更好更快的发展。
在物流产业中，要加强物流产业的改革发展，确保物流产业健康发展，内生诱导的分析非常重要，需要留有一定的空间，将改革的模式落实在制度上，加强人流人事改革和管理，通过激励等手段充分发挥员工积极性、主动性，对于物流产业在制度的改革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谓没有群众基础就没有改革的功力，在物流产业的内生改革中，诱发员工的自身发展需求，了解个人的发展意愿，通过选择更为合适的发展方式，不断的适应更多员工的自身需要。
3 物流产业化中的内生诱导因素分析
物流产业中降低制度需求的成本是管理的最为关键因素，降低内生制度需求的机会成本，使得物流产业制度改革由内部延伸到外部，从一些宏观的改革转变为微观的落实，特别对旧体制核心部分改革的攻坚阶段，举步维艰维艰，甚至经常出现前进一步后退两步的反复现象，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建立利益补偿机制，或者说物流产业欠职工的债务没有还清，职工对国家单方面中断契约不予承认，进而对改革不配合、不支持、不参与，这是当前国有物流产业改革的最大约束。强制性制度变迁一个最难把握的问题就是制度变迁成本的分配，物流产业制度变迁的成本分配要从两个极端中走出来，成本不能全部由政府承担，也不能全部由物流产业和职工承担。物流产业要在以下三个方面承担改革成本：一是对过去应该发放给职工或者应该建立的养老、医疗的保险金要采取适当的措施予以补偿。二是支付职工转岗、再就业培训的费用。三是全额支付下岗、失业人员的补贴。四是分类处理物流产业债务。五是放弃部分产权，进行股权量化或者让售。
物流产业在社会的发展中是一种衍生需要，本身没有固定的需求，但是在物品的交流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物流产业的发展因素决定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发展速度越快，经济需要越高，物流产业就会越发达，对于产品的附加值的不断提升也是满足物流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4 物流产业内生诱导的实施过程
4.1 使用计算机信息系统改善现场的管理水平
在物流运输过程中，可以使用计算机信息系统(如图1)改善现场的管理水平，物流过程中商品、财务、配送、员工等管理情况可以直接通过计算机建立数据库，并反馈给管理人员，以便统一协调管理。如对生产人员付施工薪酬，不同的技术职称有不同的薪酬规定，如果只有通过人力在完成这项任务是完全不够的，我们可以利用计算机制定相关的程序来辅助人们完成这一工作。在计算机中输入数据，将这些数据分类，做出表格。表格中的项目有人员的台班、人员的职称和生产中工资定额，这个表格实时联接商品生产进度数据，在每一项任务完成后，计算机系统就会提示出此刻需要完成的任务，这样有效地减少了人力的使用，避免了拖欠工资和重发薪酬的现象。用电的费用和其他一些耗能的费用也是一项大的开支，我们使用计算机技术，安装智能断电系统，当流水线作业区处于无人工作的情况下，系统会自动断电，起到保护机械的作用，也可以省去一部分多余用电的开支。对于生产商品的人员使用的器具也要有相关的记录，加强生产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通过运用计算机操作机械等方法，能够增加多道工序上的成功率。
4.2 使用区域化管理的弊端
(1)商品配送成本高。物流产业中产出的商品的出口主要以铁路为主，目前铁路运力已趋于饱和，铁路运输无法满足需求，而增量部分需采用公路等其他运输方式。由于限制超载、过路费、燃油价格上涨以及商品固有的保质期等因素造成的成本增加造成了商品在小区域化规模下运输的成本上升。
(2)配送物流产业的信息化程度较低。目前商品诱导协同配送物流产业之间信息独立、分散，没有有效的信息分享网络，建立统一的信息共享有效平台，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3)商品配送物流产业体制结构不合理，机制不健全、不灵活、大锅饭现象比较严重。配送及运输部门的积极性、效益、速度明显不如社会上的流通运输单位。提送一次货物的周期长、费用高、效率低。
(4)地区化差。商品的生产集散地和消费地存在严重的差距，且由于铁路等基础设施所限，限制了商品配送的效率提高与成本的节约，从而成为其发展的瓶颈之一。
5 物流产业化规制对策研究
5.1 提升物流产业整体竞争力，实现物流，资金流，数据流和信息流的统一
物流产业文化控制是指导物流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研究内生诱导因素的重要内容之一，诱导协同物流管理平台是促进企业和谐发展的基础。当遇到物流困难的时候，物流产业对员工的管理中就要涉及到物流产业文化控制，这些要求格外的严格，在充分考虑具体工作中可能带来的问题，物流产业要做出相应的预案，来保证诱导协同物流管理平台安全顺利的进行，其中包括一些具体生产的顺序和生产方法。合理的调配相关的人员也是物流产业安全发展控制的重要一环。这些都是为了保证生产正常运作准备，确保生产中的人身财产安全。在对于专业技术人员的管理上，物流产业要严格把好用人关，对于平台中机械操作人员必须有相关的从业资格证书，岗前仍应进行安全教育和安全技术培训和考核。在生产当中采用新的生产技术、新机具、新设备和新工艺方法时，物流产业内部要组织技术人员对一线生产员进行操作培训，同时还要进行相关的安全技术教育，在教育结束后还要以书面考试的形式作为考核，考核通过了才可以上岗。
5.2 物流产业的区域化信息系统构建基础
(1)物流产业自身的管理需要;(2)上级部门对下级各个部门的管理需要;(3)各个物流产业、部门之间的信息安全。由于不同物流产业所需要的商品信息系统功能不完全相同，而从物流产业本身以及上级部门对信息系统的要求也是各有侧重。因此在设立计算信息安全系统时，就不得不考虑到不同对象所需求的功能。而对于物流产业来说，内生制度信息系统一般需要有：(1)对生产的管理。对生产情况的综合汇总，生产的计划、调度等环节的管理，同时对于生产过程的监控等功能。(2)对安全的监控。对于一些物流运送中的监控，商品的生产流程的情况的记录等功能。(3)对于人员的管理。对于物流产业员工的信息的汇总与统计等功能。(4)对于资金的管理。与银行等其他金融机构形成网络，加快资金的结算。(5)对于物流产业的管理。这方面类似于一般公司的情况，通过将获得的生产、安全信息及时的进行分析汇总，为相应的管理人员提供更直观、及时的信息。帮助领导层做出更正确的选择。(6)方便信息的交流。在同一平台下实现各个部门、单位的信息共享，提高信息的使用率，有效的简化手续。
综上所述，物流产业的发展决定于社会资本经济的合理运行，必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要进一步研究和发展物流产业化，就需要在其内部管理中寻求一定的诱导因素，对相关的内生诱导因素的研究是提高产业发展的必要过程，在满足社会发展和经济需要的同时，增大制度上的研究也是十分必要的。
摘要：在研究物流内部发展中,对可能发生的问题及诱导因素进行相应评价,同时分析物流管理的内生诱导因素,总结研究符合国情的物流规制,是非常必要的。文中就通过研究物流经济制度,对物流发展趋势和供给平衡关系中入手,分析大量发展物流产业化的生存需要,如何从制度上寻求改变,不断满足物流产业化发展需要,选择更适应市场发展的物流产业。
关键词：物流产业化,内生诱导,政策分析,物流发展
参考文献
[1]曹允春,沈丹阳.航空物流产业化形成机理研究[J].商业研究,2010,(1):182-186.
[2]朱耀廷.港口公司在运销物流产业化的职能思考[J].时代经贸,2010,(18):161-162.
[3]秦岩.物流产业化发展探讨[J].交通企业管理,2009,(10):48-49.
创新文化焕发内生动力 篇9
培育创新文化是企业战略新定位的客观要求
创新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不竭动力，也是企业发展的永恒主题。企业的创新文化是以实现企业最高追求和员工最高层次需求而形成的鼓励创新、支持创新，在创新中求发展的共同的价值观念，是企业在创新管理活动中创造和形成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创新精神财富和创新物质形态的综合，是一种为创新而生、因创新而变又作用于创新的文化形态，是推动企业创新的力量源泉。企业创新实践推动创新文化氛围的形成，创新文化又是企业开展创新实践的土壤，创新文化与企业的创新实践活动互为作用，相辅相成。美国人爱迪斯在《企业生命周期》一书中，把企业的生命周期分为从孕育期到死亡期10个阶段，其中壮年期是企业生命曲线最为理想的阶段，壮年期不是企业生命周期的顶点，而是企业具备旺盛活力的阶段，延长这个阶段，或者防止壮年期过早消退的根本方法就是不断进行变革与创新。纵观世界上创新能力强的优秀企业，都能在跌宕起伏的市场经济大潮中砥砺风险，化险为夷，破浪前行。
航空工业的强与弱代表了国家的综合国力，跻身世界航空工业强者之林既是国家意志也是全体航空人甚至国人的梦想。在中航工业2013年峰会上，中航工业明确提出了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确立了将集团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集团，实现对世界航空工业强者望其项背到并驾齐驱，再到遥遥领先跨越发展的目标，这是集团面对客观形势提出的新的长远目标，也是实践集团“两融、三新、五化、万亿”的目标所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瞬息万变的世界让我们对创新深信不疑，新目标的确立对提速建立创新型企业提出了更高要求，创新型企业的灵魂就是企业在追求创新、寻求突破过程中形成的创新文化。其中文化创新是源泉，技术创新是核心，管理创新是手段，全员参与创新是基础。
文化创新是源泉。企业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旦形成，常常是牢固而不可更改的。一个企业既定形成保守和安于现状的一种文化，不具备鼓励创新的文化生态和土壤，想要开展创新是很难的事情，甚至开展创新，勇于冒险和突破的意识和做法也会与其文化格格不入。不能幻想仅仅依靠局部的创新活动就能改变企业文化的导向，文化创新是创建创新型企业的原动力，创新文化建设首要解决的是企业所倡导的文化是不是组织现在所需要的，是不是与整个组织致力于协同创新相吻合，如果不适应不吻合，必须进行文化层面的变革。“思想走多远，我们才能走多远”。社会的发展呼唤观念的及时跟进甚至要求我们必须有超前和超常的思维，文化创新是理念和观念层面的不断求变，没有理念和观念与时俱进的文化创新变革，创新文化是很难形成的。
技术创新是核心。企业的创新不能单纯地把简单的改变看待创新的成果，应该从其内涵上注重传承与变化。早在熊彼特提出创新概念时就提出，作为企业是以输出产品获取价值的，那么产品创新的核心就是技术内涵的改变。从这个角度看，技术创新是带动企业价值提升的核心，没有技术创新，很难有产品的序列发展，也不会在市场中持久的占有一席之地或者不断扩大市场占有的规模。因此说，从创新文化建设角度看，企业应该围绕技术创新这个核心，培育各项技术提升所需要的文化内涵。
管理创新是手段。没有落后的资源，只有落后的管理，社会的发展必然推动社会资源能力的进步，而企业的各类资源是通过管理活动创造价值的，管理水平的高与低决定了资源效能发挥的好与坏。管理创新是协调和激活企业资源，提升其价值创造能力的重要手段，如果企业管理不能适应企业发展的要求，旧有的管理体系就会成为企业创新发展的桎梏。美国安然公司因为在管理上出了问题，企业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铁的事实告诫我们：无论是在企业制度建设和流程管理中，创新活动必须适应市场的规则，管理创新必须以市场规则为本。
全员参与是基础。很多企业将创新文化归结于企业的管理者，即作为“老板”文化的子文化，忽视了员工在创建创新文化的主体地位，很多企业的员工很多时候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甚至认为创新是决策者和管理者的事儿，有很多好的想法、好点子在创新思维的萌芽阶段就被迫流产。这就说明，这部分企业还没有形成基于全员参与的创新文化。全员参与是企业做好各项工作的基础，充分尊重每名员工实现自我价值的意愿，使其每个毛孔都充满创新的生机和活力，为那些勇于创新、敢于突破的员工提供发展自我的空间和舞台是激发创新思维，形成创新实践氛围的一剂良药。
创新文化是构建创新型企业的灵魂
企业开展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和文化创新是构建创新型企业的重要内容，但归根到底，无论是哪个领域的持续创新都是在创新文化的土壤中孕育而生的，都是在创新意识与创新实践过程中产生的成果。只有建立强劲的、高效一致的创新文化才能形成高度凝聚、规范有序的创新氛围，才能焕发出自动自发、自主创新的内生动力，创新文化是构建创新型企业的灵魂和根本。创新价值观、创新准则、创新制度和规范、创新物质文化环境等是创新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保证企业宏观战略实现的变革文化，是企业员工对创新的态度反映。管理者必须意识到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今日的创新成果是明天创新的起点，创新文化理念的传播更是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坚持不懈、循环往复地宣贯和渗透，使以创新为主导的价值理念尚未成为普遍风尚。
nlc202309032029
理念创新是创新文化建设的核心和基础，创新实践活动是创新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载体。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的作用得到空前强化，并升华成一种社会主题，创新变成了企业的生命源泉。创新文化能够激发企业的活力，激发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创新文化已经成为当今成功企业独具特色的竞争力。在创新实践活动方面，产品创新表现为创新成果转化为商业成功的过程。从管理过程来说，创新是在没有额外投入的情况下，新工具新方法的应用，促进管理水平的提升，向管理要效益。
观念创新是企业开展创新工作的先决条件，一个固步自封的国家和企业必然落后。央视曾播出《大国崛起》系列专题片，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不难发现，多数大国经济和军事力量崛起的内在动力，是生产力的飞速进步，而生产力的飞速进步，无不源于创新。18世纪末，英国率先开展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使英国在长达一个多世纪中，充当了世界霸主的地位。而进入20世纪以来，英国人在发展经济方面思想趋于保守和落后，美国却后来居上，1911年，泰勒创立了科学管理理论，使美国的工业管理由传统管理迈入了科学管理的轨道，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于中国来说，历史上出现的数次繁荣，无不源于一系列政治或经济领域的改革和创新。就中航工业来说，其重组整合之后提出的“两融、三新、五化、万亿”这一构建超常发展的新战略，就是以创新促企业发展的有力证明。
企业家在培育创新文化过程中重任在肩
企业家是企业的代表，对企业价值观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一个企业选择什么样的经营模式，形成什么样的管理风格，企业家的示范作用十分重要。对于推进企业创新来说，企业家的作用更为突出。林左鸣董事长在《用企业家精神点燃时代引擎》一书中提出：企业家是一个创新的群体，对企业家来说，创新是利润之所在，更是快乐之所在，不创新，死不休，创新是企业家的标志。推进企业创新既是企业家的责任，也是企业家这个群体共同的职业品格，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影响着他所领导的组织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一个思想解放、创新意识强烈的企业家会带动企业的管理中枢持续推进各个领域的创新，辐射形成强烈的创新氛围。从某种程度上说，企业的各级组织和人才围绕着企业家领导达成的共识和制定的战略开展工作，如果企业家的创新意识不强，缺乏创新冒险精神，创新精神萎靡，整个组织的创新氛围就很难形成。提到创新，我们很容易想到苹果。苹果是一家极具创新精神的公司。苹果公司的创新就是源于乔布斯的创新精神和超凡想象力，正是这种精神，这种对现有状况强烈的开拓意识和行动，使苹果公司形成创新发展的惯性，使拥有苹果品牌产品的人也倍感自信。过去的10多年里，苹果获得了1300多项专利，相当于戴尔的1.5倍。iPhone、iPad使广大用户不再把注意力放在产品的各种性能指标上，而是关注前所未有的移动娱乐与办公的体验，以其突破性的外观设计、人性化的操作界面、创新的软硬件模式，改变了整个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市场的格局，甚至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成为这个领域当之无愧的王者。
创新型企业建设需要完善的体制机制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没有完备的创新机制，很难催生持续创新的新成果。构建创新型企业，根本在于要有利于创新的体制和机制，完善创新机制是保持创新文化活力的重要抓手，这也是管全局、管长远的根本所在。创建创新型企业就必须建立起规范有效的激励机制，建立创新成果孵化的全过程管理体系，通过机制导向，形成敢于探索、宽容失败、敢为人先的创新氛围。使广大员工意识到，创新不只是企业家的事情，更属于每一名拥有创新意识的人。创新型企业的构建需要每名员工的积极参与，培养自主创新能力的土壤和源泉。
建立创新型人才培养机制。一般认为，所谓创新型人才，是指富于独创性，具有创造能力，能够提出、解决问题，开创事业新局面，对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创造性贡献的人，是异质性创新知识的拥有者，通常表现为个人所拥有的独特经验、技能和心智模式。美国著名企业家摩根说：创新不是具备超常智慧的人才必备的，只要善于开发，每个人都有。创新源于人才，人是企业的第一要素，创新人才是企业创新实践的重中之重，创新人才多寡和创新人才能力水平往往决定了一个企业创新能力的强与弱。因为一些好的点子往往是那些有创新意识的员工瞬间顿悟的结果，发现、培养、使用创新人才是一项系统工程，建立创新型人才培养机制，对提升企业全员的创新素质，打造创新型企业至关重要。
建立创新成果评价机制。健全评价机制，促进创新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坚持把创新项目评选作为推动工作创新的关键，在深入调研、充分讨论、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企业应该建立和逐步完善创新成果评审办法，形成完整规范、具有较强操作性的创新成果评价体系。在评审过程中，严格实行创新项目申报立项制，对符合创新要求的项目准予立项并强力推进，使创新项目从开始谋划、付诸实施就处在较高的起点上，起到创新项目立项发端就具有全局的引领作用。
建立创新人才与创新业绩挂钩的分配机制。没有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就很难激发创新热情，更难以快速形成创新成果。对企业而言，通过建立有效的与创新要素相挂钩的联动激励机制，对激发创新实践者的主观能动性是十分重要的，这种激励机制既包括对创新项目完成情况的绩效评价，也包括参与创新活动过程的实践情况及创新成果转化情况的评价。这种与创新要素关联的分配机制能够在精神激励的基础上，有效发挥物质激励的作用，从而使创新人才更能迅速而快速地投入到创新实践之中，营造勇于创新、精益求精、激情奉献的创新氛围，激发创新人才的积极性，实现创新型员工与企业的共赢。
建立自主创新能力养成机制。自主创新能力是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苛责创新行动中的失败，打击积极性，企业将是一潭死水。3M公司将“只有容忍错误，才能进行革新，过分苛求，只会扼杀人们的创造性”作为全员创新的座右铭。中航工业黎明的攻坚信条是“求实创新，执着宽容，精益求精，激情奉献”，就是对追求创新的一种态度，也是员工在承担研制任务中所共同遵循和信守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与此同时，企业应立足长远，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产品转型升级，培育和做优核心技术专长，通过满足客户需求的优质产品赢得市场，通过竞争力的不断提升，达到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目的。
创新永无止境，创新源于文化，创新文化一旦形成，创新型企业的构建就能驾轻就熟。
挖掘经济增长内生潜力 篇10
那么，如何挖掘经济增长的内生潜力从而释放增长空间呢?
首先，加快城镇化步伐，挖掘投资潜力。根据中国目前的国情，在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中，投资依然是驾辕的角色。而依据以往的教训，乱铺摊子、滥上项目的粗放型投资之路越走越窄。正确的选择是用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在增强城镇功能、民生依附上加大投入，建设个性化城镇，健全、完善服务民生的功能。比如向保障房、学校、医院等基本建设倾斜，解决市民住房、教育、医疗方面的诉求。
根据国际方面的经验，一个国家的城镇化率达到70%，经济增长才能稳定下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最新社会蓝皮书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已首超50%。若中国的城镇化率今后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持续20年才能达到70%。而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带动1000万以上的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居住、生活、就学和就业，带来的将是规模庞大的建设工程。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至少需要10万元人民币，每年增加1000万城市人口，就需要1万亿元人民币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其次，提高居民消费率，挖掘内需潜力。居民消费率，即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反映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反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状况。据世界银行统计资料显示，目前，低收入国家居民消费率平均为75%，高收入国家平均为62%，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57.5%，全球平均为61.5%。而2010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仅有33.80%，比1978年下降了14.99个百分点。主要是农村居民消费率拖后腿，只有7.84%。
“十二五”时期，如果我们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特别是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刺激消费，把居民消费率提高10个百分点，每年可以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加4万亿至5万亿元人民币，这样的消费需求足以扩大内需市场，支撑经济增长就有了一个较大的空间。
令人欣喜的是，2012年2月8日国务院批准了《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年)》，规划提出，“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形成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职工工资收入水平合理较快增长，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0%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在5%以内。居民收入有了可靠预期，必定刺激内需市场，促进经济增长。
再次，开闸放水，挖掘民资潜力。中国民间资本是一个巨大的蓄水池，民间资本正风生水起。来自国家工商总局的资料显示，截至2010年底，中国内地实体性民间资本约有12万亿元人民币。此外，存在于股票、房地产、期货、外汇等市场内的虚拟性民间资本无法计算，但总规模也在扩大。另有两个数据足以说明民间资本规模非常庞大。第一，2009年底，居民储蓄的存款余额达到了26万亿人民币，快要和2009年的GDP对等;第二，江浙一带长期活跃在市场的民间资本超过1.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温州就有8000亿元人民币。
目前，我国投资渠道主要有储蓄存款、国债、企业债券、股票及基金等。其中，居民储蓄存款规模居高不下，成为我国居民最主要的投资渠道。尽管股票与基金正在成为重要的投资渠道，但仍然难以缓解投资渠道狭窄的局面。由于投资渠道狭窄，大量民间资本形成社会游资，容易制造经济泡沫，给经济发展带来不稳定因素。民间资本形成的流动性就像笼中的老虎一样在东奔西突，一旦冲出牢笼，就会兴风作浪。释放民间资本潜力，让民间资本投身经济主战场，保证民资顺利进入新36条的政策空间，在保增长、控通胀的当下，是时候让民营资本发挥主力军作用了。
第四，掌控核心知识产权，挖掘技术创新潜力。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活力，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归根到底要靠科技创新来拓展。一项重大科技发明能带动数亿美元产业，历史不乏例举。就近而言，如果没有iPhone的出现，全球3G网络不会呈现出今天的繁荣局面，电信运营商仍将为3G发展背负巨大的财务负担。随着苹果公司一款创新手机终端的走红，在欧美发达国家颓势运营逾5年之久的3G业务终于迎来春天。
目前，工业化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发展方向，工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主导地位显著加强。2010年，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高达40.1%。而支撑我国工业化的制造业长期以来走低端路线，复制、模仿成为中国制造挥之不去的心病。在产品利润分配链条上，人家吃肉喝汤，我们啃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