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内生节约理论研究（通用3篇）
企业内生节约理论研究 篇1
摘要：文章论述了企业内生节约理论的主要观点, 认为企业自觉地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提高效益是由企业追求利润的理性选择的结果, 企业不能自觉地节约主要是因为市场体系不完善以及政府越位和缺位等外部环境所致。
关键词：内生节约理论,外部环境
一、引言
经济学所谈之“内生”与“外生”概念, 是根据数学模型的假设来分类的。后来“外生”与“内生”泛化为经济学体系中两个一般性概念, “内生”指体系本身所固有的因素, 能保持事物本来特点的因素, 自我维护的因素;而“外生”即指体系之外对体系产生影响的因素。内生和外生只是相对的,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 现代增长理论的演化过程就是为了说明经济体系本身持续增长的动力机制, 不断地将原来认为是外生的决定因素转化为内生的决定因素的过程。本文所谓的企业内生节约理论, 不是要构筑一个有关企业节约的模型, 而是强调节约是厂商作为行为主体内生的动机以及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质所决定的, 因此, 我们说节约从本质上来说是内生的。但是, 不可否定的是:决定一个企业是否自觉地节约, 或者能够做到节约, 除开内生因素外, 还有其他外在因素, 例如, 市场机制不完善等。
二、决定节约内生性的主要因素
本文所称节约是内生的, 主要是指节约作为增加厂商利润的一种手段, 发展经济的一种方式, 它是由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以及市场的价格机制本身所决定的一种经济行为。同时, 节约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影响因素, 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是一个内生化了的自变量。
(一) 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决定自觉地节约成本
自从古典经济学开始, 就将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厂商或者个体的经济行为的本质目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会自动调节厂商的行为, 为了利润最大化目标, 企业会通过各种办法来减低成本增大产出。刘易斯 (1998) 认为, 由于当前的和将来的利润都是重要的, 所以, 人们假定企业的目标应当是谋求未来全部利润的现值 (贴现值) 最大。用方程式表示, 企业的目标函数应为:
求最大:PV (Л) =Л1/ (1+r) +Л2/ (1+r) 2+……+Лn/ (1+r) n
这里Лt是指第t期的利润, r是指适当的贴现率, 它用来把将来的利润折算成现值。
未来全部利润的现值也可以解释为企业的价值。因此, 谋求将来全部利润的贴现值最大, 也就是谋求企业的价值最大。利润对于生产者来说, 是一种改变产量或进入 (退出) 一个企业的信号;利润是鼓励企业家把生产要素组织起来并承担风险的一种回报。利润还具有社会功能, 就是鼓励企业去发展新产品、降低生产成本和提供良好的服务。因此, 对于厂商而言, 节约属于不需要外部因素强加干涉就可以自动起作用的内生因素。
(二) 资源稀缺性要求厂商节约使用资源
在资源约束与产业发展优势约束的背景下, 我国企业自觉地实现转型, 由粗放型向节约与集约型模式发展。厂商在组织生产时非常注意资源的价格, 价格机制是资源有效配置的根本制度。价格同时反应资源稀缺性, 并且决定生产成本。在制造业产品成本占制造成本的60%以上, 因此, 厂商将节约原材料成本, 减少浪费, 作为企业经营管理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来执行。这种行为是企业一种自觉的行为。并且为了追求最大利润, 厂商还自觉地投入技术研发工作, 寻找替代资源, 以进一步降低成本。因此, 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节约的内生性。
(三) 技术创新的节约效应促使厂商自觉地投入研究开发活动
技术创新是一种企业行为, 是实现企业目标的手段。企业利润是企业目标的基础, 因此, 也是创新需要和创新动机产生的基础和根源。创新动机在环境因素的刺激下得到加强, 导致创新行为的产生, 引导企业实现其目标, 因此, 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就是企业在一定的内部和外部技术、经济因素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下, 技术创新行为产生的机理。但是, 厂商追求垄断利润动机是产生技术创新动机的主要因素, 外部竞争环境进一步强化了厂商的内在动因。根据新增长理论分析, 技术创新可以产生两个作用, 一是资本的节减, 二是劳动的节减。即使是中性的技术进步也能提高劳动生产率, 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投入产出比提高, 是更高境界的节约。哈罗德 (Harrod, 1948) 和希克斯 (Hicks, 1932) 最先把技术进步分为资本节约型、劳动节约型或中性型。无论什么类型的技术创新, 创新都能产生节约效应, 从而都能给创新者提供利润, 只要利润超过了研发成本, 企业就会作出对创新的投资。因此, 创新是企业追求利润的动机所决定的机制, 其结果导致成本的节约与效益的提高。
(四) 劳动分工的节约效应促使企业节约
劳动分工使现代复杂的工艺专业化, 专业化带来了效率的提高。分工是产业自身发展的需要, 同时也是厂商追求利润的本质所决定的, 因而是内生的。分工不仅能够产生节约效应, 同时还能产生增长效应。AllynYoung (1928) 认为经济中可能存在收益递增, 收益递增来源于生产迂回方式的加强, 初始投入要素与最终消费品之间生产链条的延长。Romer (1987) 开创性地提出了以中间产品种类的增加来表示技术进步, 并由此解决了收益递增与平衡长期路径稳定性之间的问题。分工既能节约成本, 又能保持企业持续增长, 因此, 新增长理论中劳动分工被内生化为经济增长的因素。作为厂商会自觉地运用分工理论来科学地组织生产, 力争厂商利润的最大化。
(五) 管理提升能够节约大量成本, 追求管理效率是厂商的自觉行为
管理出效益这是不言自明的, 尤其是采用精益管理模式。在当今微利时代, 厂商竞争全面化, 残酷化, 厂商纷纷改变策略将眼睛朝内, 对内部流程以及生产环节进行全面审视, 砍掉不必要的成本, 实施精益化战略成为现代企业的必然要求。原来依靠炒作、营销手段能赚钱, 现在因为产品极大地丰富, 媒体的全方位开放, 消费者不再相信广告所传播的信息, 消费者依靠感受、体验来进行消费决策, 因此, 粗制滥造, 以次充好是不能逃过消费者的眼睛的。所以, 推进精益生产, 全面提升内部管理能力, 不仅是决战市场的战略选择, 也是削减成本, 提高利润的利器。
三、企业不能自觉节约的原因
厂商虽然有内生的节约行为, 但是, 厂商的节约是站在厂商的角度进行成本收益核算的, 是以厂商实际面临的价格机制和具体的价格状况来决策的。对于厂商而言是合算或节约的行为, 对于社会来说不一定是节约, 甚至是浪费。在我国现阶段, 企业排污、不节约资源、不进行节约资源的技术创新等行为比较普遍。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 市场价格机制不健全。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尚未完善, 市场价格机制不健全, 许多要素的价格不真实体现实际供求状况, 也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资源的真实价值, 受到非市场因素的干扰。例如, 我国水、电等资源的价格长期靠行政力量压低, 企业就用不着节约水电, 节约对企业反而成为不合算的选择。
第二, 政府作用的缺位和越位。市场经济体制下, 政府的作用在于为经济发展创造环境、纠正市场的失灵、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 以保证市场秩序, 使厂商能公平竞争。可是我国阶段, 常常出现政府该做的没有做或做得不好, 不该政府做的, 由于原有体制的惯性或者对市场经济认识的偏差或者政府自身利益甚至政府官员自身利益而越位行动。企业行为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约束盒激励, 甚至得到与社会目标相反的激励和约束。
第三, 社会责任的缺失导致社会整体效益的损失。我国企业因为单纯营利观点, 其社会责任意识相比于国际竞争的要求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导致社会整体效益的损失, 如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等等。有些企业在经营决策时, 根本就没有考虑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有些企业把履行社会责任当作标语和口号, 无法真正在公司运作中承担和实现;当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发生冲突时, 有些企业往往片面地追求经济利益, 而忽视和逃避社会责任, 也由此引发了大量的社会问题。
第四, 社会没有提供相应的机制, 使得企业没有足够动力和约束去研发和使用降低能耗、减少排污的技术。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 关键在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也就是从粗放型发展模式向集约型发展模式转移, 虽然需要社会各个方面、每个成员共同努力, 但是企业无疑是重点。可是我们现在没有配套、完善的税收、金融、科技和其他监管机制来促使研发和使用相应技术。
参考文献
[1]、左大培, 杨春学.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内生化历程[M].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7.
[2]、欧阳志远.论节约型经济系统[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4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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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建军.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性企业的理论和实践[J].首都经贸大学学报, 2007 (2) .
企业内生节约理论研究 篇2
苏北农村是江苏畜牧业生产重要基地,畜牧业在农业经济乃至整个地区经济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对苏北农村社会稳定、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农民增收和畜禽产品市场供应稳定都产生深刻影响。制约苏北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因素较多,从业人口素质、市场建设状况、交通与物流、政府政策等因素都对畜牧业发展产生影响,发展节约型畜牧业,深化畜牧业内涵建设是苏北农村畜牧业发展的方向。
二、苏北农村畜牧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1、从业人口素质。
苏北农村地区是人口绝对数量较大区域,但人口素质层次不高,畜牧业生产观念比较落后,生产作业方式处于较低层次。根江苏省第二次农业普查结果显示,苏北从事农业生产人口中文盲人口占11.4%,小学及初中文化程度人口占83.9%,高中以上文化人口占4.8%,苏北具有小学及初中文化程度从事畜牧业生产的人口比例比全省平均水平低1个百分点,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低0.4个百分点,从表面上看苏北畜牧业从业人口文化程度结构同全省相差不大,但与江苏畜牧业主产区和畜禽产品主要生产基地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
江苏农业技术人员职称结构数据也显示,2006年末,苏北农业技术人员中具有初级职称人数为23146人,占农业技术人员总数的74.4%,具有中级职称的人数6791人,占农业技术人员总数的21.8%,而具有高级职称的人数只有1176人,占农业技术人员总数的3.8%。农业技术人员高职称人数偏低的状况将阻碍畜牧业新品种引进、新技术推广使用和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从业人口素质较低是制约苏北节约型畜牧业发展的主要瓶颈。
2、农村专业市场。
农村畜禽产品及畜牧生产资料专业市场数量、规模及其活跃程度将直接影响节约型畜牧业发展。苏北农产品交易市场建设数量乡镇覆盖面不大,规模偏小,畜禽产品交易量不大。2007年江苏省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苏北农村有综合市场的乡镇覆盖率为87.5%,年交易额超过1000万元的农村综合市场的乡镇覆盖率只有56.3%;有专业市场的乡镇覆盖率为47.7%,年交易额超过1000万元的专业市场乡镇覆盖率为25.4%;有农产品专业市场的乡镇覆盖率为42.1%,年交易额超过1000万元的农产品专业市场乡镇覆盖率为21.6%,苏北农村综合市场建设的乡镇覆盖率还算较大,但农村专业市场特别是农产品专业市场建设的乡镇覆盖面比重偏低,与江苏畜牧业生产大区地位和苏北农村对畜禽产品交易需求不相适应,不能很好满足苏北地区农村畜禽产品顺利交易。
畜牧业生产所需的饲料、兽药等生产资料供应市场已经放开,但市场监管和环境建设还没有到位。目前,苏北农村地区畜牧业生产的饲料、兽药等生产资料经营业态形式呈现多样化,为畜牧业生产资料供应提供了便利,但市场监管工作没有跟上,市场环境没有得到有效净化,农民时常购买到假冒伪劣的饲料、兽药等生产资料;对饲料、兽药等畜牧生产资料的使用指导更是缺乏,市场服务意识淡薄,畜牧业生产事故时有发生,影响苏北畜牧业健康发展。
3、农村交通与物流因素。
苏北农村交通与物流发展在江苏三大经济区域中处于落后地位,与其畜牧业区域定位不相适应,一定程度上成为阻碍节约型畜牧业发展的重要内因,2007年江苏省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苏北有火车站的乡镇占全部乡镇的7.0%;有码头的乡镇占所有乡镇的26.8%,比全省平均水平38.1%低11个百分点;有二级以上公路通过的乡镇占71.0%,比全省平均水平81.1%低10个百分点。苏北农村通公路的自然村比重为75%,还有25%的自然村没有通公路;在村内建设有车站、码头的村所占比重为22.1%,还有7%的村需要走5公里以上路程才能到达车站码头;已经通公路村的村内公路是水泥、柏油路面的比例为42.4%,仅为苏南的一半,还有57.6%的村内路面为沙石路面,路况较差;村内主要道路有路灯的村只占14.6%。
苏北农村物流企业区域优势不明显,未能形成分布合理、便利快捷的农村物流体系。苏北经济处于后发展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基础条件更差,没有较为明显的区域优势,物流企业不能有效集聚,物流对苏北畜牧业发展不能发挥促进作用。苏北地区物流企业状况是小而散,未能有效整合,特别是第三方物流发展未能形成集聚优势,分散库存,环节较多,增加了畜禽产品和畜牧业生产资料的储存、保管费用和成本,降低了畜牧业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多数畜牧业生产企业需要建有自己的运输车队和仓储设施,投入巨大,但内部使用率又不高,对外服务又不专业,导致畜牧业发展对物流运输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同时物流运输能力大量闲置,严重制约苏北节约型畜牧业的发展。
4、畜牧业生产方式。
苏北农村畜牧业生产处于分散粗放养殖状态比例较大,养殖成本比较高,规模效益不能显现出来,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据江苏省农林厅数据显示,2006年苏南生猪规模养殖比重已经达到55.6%,禽类规模养殖比重达到75%,奶牛规模养殖比重达到近80%;与苏北近邻的苏中地区生猪规模养殖比重也达到38.3%,禽类规模养殖比重达到68%,奶牛规模养殖比重近94%;而苏北生猪规模养殖比重只有30%,与全省平均水平相比低7个百分点,禽类规模养殖比重只有60%稍强,奶牛规模养殖比重仅为59%,比全省平均水平低13个百分点还多。
5、政府扶持因素。
畜牧业是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都较高的产业,畜禽疫情和市场价格波动使畜牧生产经营者面临的风险变数增加。畜牧业生产不能做到有效防疫,发生疫情不能及时控制,经营不能较好应对和抵御市场风险,令畜牧业生产经营者蒙受损失,甚至使畜牧业整个行业元气大伤。苏北畜牧业生产企业和农民抵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对风险偏好呈厌恶型;同时苏北农村属于经济后发展地区,财政较为困难,各级政府对国家畜牧业发展补助政策落实不能到位,也没有形成系统的畜牧业发展扶持政策。
三、苏北农村节约型畜牧业发展内生路径选择
1、重视畜牧业人才培养。
没有经过畜牧业生产经营知识的系统培训、没有经过实践操作技能的训练、没有经过畜牧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历炼,只依靠父辈传授经验从事畜牧生产经营管理,对现代畜牧业、节约型畜牧业没有清楚概念和准确理解,不是真正的有知识、有技术、懂市场、会管理的新生代农民,难以胜任节约型畜牧业发展重任。畜牧兽医人才积累和普及畜牧业生产经营知识。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第一,依托苏北现有徐州、盐城、淮安三所农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和各市县职业中学畜牧兽医专业职业教育网络体系,发挥职业教育畜牧兽医专业师资、技术和设备优势,培养面向农村基层的畜牧兽医专业技术人才。第二,抓住选拨大学生充实“村官”政策机遇,有重点引进省内外农业高等院校的畜牧兽医专业或具有畜牧兽医专业教育背景的大学生到乡村任职,积累畜牧业生产经营管理人才。第三,稳定和完善乡村畜牧兽医队伍,提高乡村从事畜牧兽医工作人员待遇,使现有畜牧兽医人才留得住、用得上。第四,利用电视、网络、宣传手册等科普宣传教育载体,普及畜牧业生产经营知识、畜禽疫情防疫和疾病治疗方法,提高畜牧业生产者素质。通过多种有效措施培养和积累畜牧业生产经营专门人才,夯实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基础是推动苏北畜牧业向内涵节约型方向发展的首要措施。
2、转变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
苏北畜牧业传统粗放的生产经营方式,造成畜牧业附加值低,比较效益不能提升,同时也加重农村生态环境的破坏。通过实施畜牧业规模经营改变这一局面,鼓励和扶持畜牧业龙头企业发展,凸显规模经营优势,抵御自然和市场风险,保护农村生态环境,使节约型畜牧业协调持续发展。第一,培育畜牧业龙头企业,制定优惠政策,营造良好环境,鼓励畜牧业龙头企业发展壮大,发挥畜牧业规模效益。第二,创新规模经营模式,鼓励“企业+农户”、“基地+农户”、“企业+市场+农户”、“企业联盟+农户”等生产经营模式,使畜牧业产生规模效益。第三,创建畜牧业规模养殖示范点,发挥畜牧规模养殖示范效应。
3、建设农村畜牧业专业市场。
专业市场不仅是连接畜牧业生产和消费的桥梁,同时也是畜禽产品和畜牧业生产资料市场供求信息传递的重要通道,畜禽产品专业市场功能的充分发挥,能有效促进本土畜禽产品、饲料、兽药等生产资料交易,加快畜禽产品流转,保证畜牧业生产资料稳定供应。苏北地区农业专业市场建设,特别是畜牧业专业市场建设覆盖率不高,规模不大,功能不够完善,需要大力加强农村畜禽产品和畜牧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建设,使得农村畜禽产品和畜牧业生产资料流转便利通畅,同时也为苏北构建区域畜禽产品流转和畜牧业生产资料集散市场提供支撑。
4、改善农村交通和物流基础条件。
第一,针对苏北农村交通和物流基础条件不完善的现状,做好农村公路连通和管养工作,保证农村公路畅通,使农村公路对畜禽产品销售便利和畜牧业生产资料周转顺畅功能极致发挥。第二,鼓励农村物流企业发展,建设本地畜禽产品、饲料兽药等畜牧业生产资料仓库、冷藏库、保鲜库,发挥市场交易与集散功能,做好畜禽产品仓储、运输、配送、结算、信息服务及饲料、兽药供应工作。第三,提高畜牧业物流服务能力,做好畜牧业物流服务工作,保证畜禽产品及畜牧业生产资料正常周转。
5、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发挥政府引导市场功能,营造苏北农村畜牧业发展良好宏观环境。第一,制定、完善和实施节约型畜牧业发展政策,因地制宜、用好用足国家发展畜牧业扶持政策,及时将国家对畜牧业生产发展补助资金发放到位,使苏北节约型畜牧业发展具有政策保证。第二,强化节约型畜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为畜牧生产企业和农户及时提供贷款,保证畜牧业生产具有稳定资金基础。第三,优化畜牧业发展良好市场环境,强化畜禽产品、饲料、兽药市场管理,规范市场运作,形成苏北节约型畜牧业发展坚实市场基础。第四,发挥政府服务功能,做好畜禽产品、饲料、兽药市场信息搜集、发布及畜牧业生产经营指导工作,帮助畜牧业生产经营者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
摘要：苏北农村是江苏畜牧业生产重要基地,畜牧业在农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发展节约型畜牧业对农村经济增长、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及畜禽产品市场稳定供应都产生深刻的影响。通过对影响苏北节约型畜牧业发展的人口、市场、交通、物流、生产经营方式及政策等因素的分析,提出促进苏北农村节约型畜牧业发展内生路径选择对策。
关键词：畜牧业,节约型,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1]江苏省统计局编:《江苏统计年鉴2008》[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8年。
[2]阚中华、顾荣:“苏北节约型农业发展一般路径选择研究”[J],《淮阴工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企业内生节约理论研究 篇3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是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开展的, 政府主导整个企业改革的全过程。政府干预理论认为, 公有制企业是否改革是博弈的结果。在该理论中, 政府对其所有的企业同时有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索求 (Shleifer and Vishny, 1994) , 拥有企业经营决策权的一方能够决定企业中政治变量的大小, 政治变量能够给政府带来政治收益, 如本地劳动力的就业、企业税收和利润, 以及政府代理人私人收益等。关于企业改革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企业改革的效果, 如比较改革前后企业生产效率的变化、盈利能力的变化 (La Porta and Lopez-De-Silanes, 1999;刘小玄, 2003) ;另一类是研究企业改革的原因, 即哪些因素决定了公有制企业的私有化Che, 2003;白重恩等, 2006) 。姚洋和支兆华 (2000) 认为政府行为对企业改革有着重要影响。也就是说除了企业内部经营因素外, 地方政府的介入强度和方式对企业改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在政府主导的市场环境下导致企业改革决策的更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地方政府与企业管理者的博弈过程中的各自本质诉求在哪里, 什么因素决定了地方政府对改组程度 (国有资本退出程度) 的偏好差异。本文的理论分析和模型将回答这些问题。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
本文对存在以下环境下作出假设:
(1) 不存在腐败时。在本模型中, 假定地方政府官员面临维持较高就业带来的边际收益q和较低税收的边际政治成本m (1-α) 二者间的权衡。m表示政府官员对于财政收入的敏感性。 (1-α) 为企业收益的国家分享比例。对于较高的雇佣水平H, 政府官员的效用是q H-m (1-α) H;较低的雇佣水平L时, 其效用为q L-m (1-α) L。较低的劳动力雇佣水平这里意味着较高的经济效率输出;过高的支出水平H就意味着过多的雇工和工资支出 (又称为“冗工”或者“冗余劳动力”) 。对于改制企业, 当m (1-α) >q时, 官员会选择较低的雇佣水平, 否则, 官员选择较高的雇佣水平。对于私营企业, 假定地方政府官员可以通过财政补贴来补贴企业使其维持较高的雇佣水平。假定补贴为t, 由于国家拥有现金流的比例为 (1-α) , 所以有效的补贴为αt。假定获得净补贴αt的成本为kαt, 其中k为政府官员争取补贴的边际成本, 这里k<1, 因为财政补贴的成本要小于政府官员自己掏腰包补贴 (此时, k=1) 的成本。当kα+m (1-α) >q, 政府官员不愿意通过补贴私营企业来维持较高就业。当q>kα+m (1-α) 时, 由于政治收益显著, 官员会采用补贴来使私营企业维持较高就业。下面本研究进一步拓展该模型到决策层面。当q>kα+m (1-α) 时, 无论是私营企业还是改制企业, 官员会选择较高的就业。对于改制企业, 官员的效用为q H-m (1-α) H;对于私营企业, 其效用为q H-m (1-α) H-kαt。很明显, 官员会选择较多的改制企业。换言之, 如果面临较大的维持就业的压力, 地方政府会选择较多的改制企业而不是私营企业。当m (1-α)
H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形下, 较高的q会导致较少的私有化
H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形下, 较大的m会导致较多的私有化
H3: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形下, 较大的m (1-α) , 会导致较多的私有化
(2) 存在腐败时。这里的腐败经济含义为企业管理者可以通过贿赂等方式来补偿官员, 使官员获得收益而做出一定的让步。以改制企业为例, 官员选择较高雇佣水平时的效用为q H-m (1-α) H, 低雇佣水平时的效用为q L-m (1-α) L+b, b=a (H-L) , 这里的b即为贿赂, 正好补偿雇佣水平降低带来的官员政治收益的损失。当q>α+m (1-α) 时, 对于改制企业, 官员选择较高的雇佣水平时的效用为q H-m (1-α) H, 对于私营企业, q>α+m (1-α) 即q>kα+m (1-α) , 官员选择补贴, 此时官员效用为q H-m (1-α) H-kαt, 很明显, 官员会选择较多的改制企业。当q
H4: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形下, 腐败越严重, 私有化越少
(二)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大部分从年鉴中提取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2000-2006;中国经济普查年鉴, 2004) , 部分辅助数据来自数据库 (中国资讯行infobank) 。数据时间序列为2001-2005。
(三) 变量定义
为了分析中国企业改革过程中对私营和改制的选择决策问题。本研究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合并在一起称为改制企业 (即Corporatized Firms, 下文同) ;私营企业 (Privated Firms) 不变。本文这里认为改制企业和私营企业都是源自国有企业改组的过程:即国有资本不断退出的过程。本文的核心问题为改制企业和私营企业的选择决策问题, 即对于二者比例大小的偏好:到底在什么情况下会选择较多的改制企业, 什么情况下会选择较多的私营企业?为了描述这一选择偏好, 本研究采用各个地区的私有企业数目对于改制企业数目的比值作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同时还要定义反映地方政府就业压力, 税收压力、腐败等影响改制和私营决策的变量。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 采用年度每个地区的私营企业相对于改制企业的比例, Priv Corp。其中采用私营企业数目相对于改制企业数目的比例定义为Prov Corp N, 私营企业工业增加值相对于改制企业工业增加值的比例定义为Prov Corp V。本文从数量和价值两个角度来描述被解释变量:数目比值更多的反映了中小企业的情形;工业增加值比例更多反映了大型企业的情形。本文用地区人均GDP (GDPi, t) 和地区私营企业数目占所有企业数目的比值 (Privi, t) 的交叉项来描述该地区国有企业改组过程中的就业压力 (Employ Pressi, t) 。为了反映前期对当期决策的影响, 交叉项均采用滞后一阶项。人均GDP可反映当地的劳动力供应状况。而私营企业相对于所有的数目比例则反映了该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发育情况。这个交叉项指标反应的是就业压力水平, 越大则就业压力越小。本文采用2个变量来描述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 (Reven Pressi, t) 。该地区国有企业亏损数目/国有企业数目和国有企业债务/权益比值的交叉项。国有企业亏损的越多, 负债越严重, 地方政府面临的税收压力越大。另一个变量采用该地区企业亏损数目/企业数目和地方政府财政赤字/年度该地区GDP总值的交叉项。企业亏损越多, 地方政府赤字比例越大则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就越大。即上述两个交叉项变量描述了m。交叉项均采用一阶滞后项来避免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2个指标来描述不同地区间的腐败程度差异。常用的就是樊纲和王小鲁的市场化相对进程指标 (樊纲和王小鲁, 2007) 。这一指标涉及五个方面, 分别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以及市场中介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其中, 第一个方面代表了各地区的政府腐败程度。另一个指标采用的是蔡洪斌等人的调查数据ETC指数 (Cai、Fang和Xu, 2008) 。Cai、Fang和Xu (2008) 利用世界银行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 整理了2000-2002年, 18个城市2400个企业以及2001-2003辽宁的1070个企业等, 根据企业接待、差旅费用等占销售收入的比例数据, 给出了各个地区的ETC数据。该数据为横断面数据, 这里的序列数据做了简化, 即认为该数据时间尺度上保持不变;该结果与樊纲指数保持了一致, 这里的结果给出的是采用樊纲做法的结果。本文采用2个指标来描述国家控制比例 (1-α) 。Gov Owni, t为年度该地区所有规模以上企业中国有资本的比例。Gov Own NSi, t为非国有或者国有控制的企业中的国有资本比例。国有或者国有控制的企业多为大企业, 因此Gov Own NSi, t大致描述了中小企业中的国有资本比例。之所以要区分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国有资本比例, 是因为地方政府对于规模不同的企业采用的改组方式是不一样的。在模型中必须控制可能的选择效应。首先, 国家政策的抓大放小的影响, 从规模角度, 可能较小的企业政府更容易放掉而导致较多的私有化, 为了控制这种效果的影响, 采用私营企业和改制企业的平均规模 (Sizei, t) 作为控制变量 (滞后一阶) 。其次, 地方政府很可能把一些较好的企业由自己来控股, 而把一些较差的企业当作包袱甩出去, 让民营资本来接盘。这就是所谓“抓大放小”的政策, 实质上导致的是“抓好放差”的结果, 即较好的企业可能更少的私有化。为了控制这一影响, 本文采用改制企业的ROE与国有企业的ROE的差值来进行控制。同时在模型中本研究还控制了初值的影响, 即前期的私营企业相对于改制企业的比例。上述控制变量均采用滞后一期, 为的是避免它们与因变量可能存在的同时决定问题 (黄玲文, 姚洋, 2007) 。综上分析, 构建主模型如下 (检验假说H1-H4) :
Priv/Corpi, t=c0+c1×Employ Pressi, t-1+c2×Revenue Pressi, t-1+c3×Gov Owni, t-1+c4×Gov Own NSi, t-1+c5×Corruptioni, t-1+c6×Sizei, t-1+c7×ROEQualityi, t-1+c8×Priv Corpi, t-1+ei, t (1)
变量定义见 (表1) 。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 回归分析
回归结果如 (表2) 和 (表3) 所示。上面两表分别给出了被解释变量为数目比值和工业增加值比值时的回归结果。回归采用31个地区的5年面板数据, 样本点为124, 其中2001年的数据用来产生一阶滞后项。结果分析如下: (1) 就业压力变量。就业压力越小, 私营企业相对于改制企业比例就越大。验证了假说H1, 即较高的q导致较少的私有化, 结果显著。 (2) 财政压力变量。2个变量均与被解释变量正相关, 说明了面临财政压力较大地方政府会倾向于选择较多的私有化, 支持了假说H2。结果显著。 (3) 腐败指标。本研究的腐败测度与被解释变量负相关, 即腐败越严重的地区, 私有化相对于改制就越少;假说H4得以支持。结果显著。 (4) 关于国家控制指标。 (表2) 模型 (1) 结果显示国家资本比例与被解释变量正显著相关, 支持假说H3。但进一步的分析发现, 这种正的关系主要源于Gov Own NSi, t-1与私有化比率的正相关 (见表2模型 (2) , 当加入Gov Own NSi, t-1时, Gov Own NSi, t-1则不显著) 。换句话说, 总体看来, 国有资本有助于推动私有化, 但是这种正的关系更多是由于中小企业的私有化所贡献的。 (表3) 的结果进一步说明了大型企业私有化时, 则没有明显的显著正关系。 (表2) 和 (表3) 中本文都控制了企业的规模。其中规模变量在 (表2) 中不显著, 在 (表3) 中显著。即“抓大放小”主要在工业增加值比例模型中得以体现。这说明了相对于私营企业而言, 规模较大的改制企业与私有比例负相关, 说明地方政府在改组过程中确实考了企业的规模。在 (表2) 中发现CROEm GROEi, t-1与被解释变量的显著负相关。说明了改组过程中选择效应的存在, 即质量较好的企业会被政府保持控制而不是放手去私有化。在 (表3) 中则负相关的显著性水平降低, 说明对于规模较大的企业, 选择效应不明显。即对于大型企业, 即使经济效益不好, 地方政府也不会轻易放手。
注:模型为Priv Corpi, t=c0+c1×Employ Pressi, t-1+c2×Reven Pressi, t-1+c3×Gov O wni, t-1+c4×Corruptioni, t-1+c5×Sizei, t-1+c6×ROEQualityi, t-1+c7×Priv Corpi, t-1+et.其中a为稳健性检验, 采用对应方程 (1A) 的差分格式来进行回归。*, **, ***表示显著性水平分别为10%, 5%, 1%。
注:模型为Priv Corpi, t=c0+c1×Employ Pressi, t-1+c2×Reven Pressi, t-1+c3×Gov Owni, t-1+c4×Corruptioni, t-1+c5×Sizei, t-1+c6×ROEQualityi, t-1+c7×Priv Corpi, t-1+et.其中a为稳健性检验, 采用对应方程 (1A) 的差分格式来进行回归。*, **, ***表示显著性水平分别为10%, 5%, 1%。
(二)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 本研究构建差分模型来进行结果检验。即
△Priv/Corpi, t=c0+c1×△Employ Pressi, t-1+c2×△Revenue Pressi, t-1+c3×△Gov Owni, t-1+c4×△Gov Own NSi, t-1+c5×△Corruptioni, t-1+c6×△Sizei, t-1+c7×△ROEQualityi, t-1+c8×△Priv Corpi, t-1+ei, t (1A)
模型1A中△Priv/Corpi, t在表2中对应数目比例增量, 在表3总对应工业增加值比例增量。差分模型的回归结果 (1A) 支持了模型 (1) 的回归结果。
四、结论
本文在引入BSV模型的基础中, 进一步拓展该模型到决策层面, 并给出地方政府官员对于部分私有化 (改制) 和完全私有化 (私营) 二者的选择偏好和决策区间。实证结果表明, 中国的企业改革决策验证了拓展了的BSV模型的推论, 中国的地方政府官员一样面临着就业压力等政治收益的诉求和企业经济效益表现二者的权衡。这种权衡导致了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影响了企业改革后存在形式的选择:有的地区存在较多的改制企业, 有的地区则倾向于更多的私营企业。地方政府官员对于自身政治收益的关切导致了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形下, 就业压力大的地方政府会选择较多的改制企业;如果地方的财政压力相对于其他地区更为严重的话, 则地方政府官员倾向于较多的私营企业。腐败较严重的地区, 改制企业比例也较高。
摘要：本文在BSV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地方政府官员在企业改革过程中对于部分私有化和完全私有化的内生选择决策。研究发现, 地方政府官员在面临就业压力和财政收入的权衡下, 较高的就业压力会导致较多的改制企业;财政压力越大, 则会选择较多的私营企业。腐败越严重的地方, 越倾向于较多的改制企业。
关键词：地方政府,企业改革,改制,私营
参考文献
[1]白重恩、路江涌、陶志刚:《中国国有企业改制效果的实证研究》, 《经济研究》2006年第8期。
[2]樊纲、王小鲁、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6年报告》,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