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因素

内生因素（精选10篇）

内生因素 篇1

一、问题提出

在战略管理发展史上, 有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战略管理学者和企业的高层管理者, 那就是企业战略由内部因素决定还是由外部环境决定?安索夫 (1976, 1979) 与霍夫 (1978) 为代表的古典战略理论的基点是企业适应环境, 寻求企业内部与外部环境的动态平衡, 这种理论实际假定既定的产业市场对战略的决定作用。波特 (1980, 1985) 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强调选择有吸引力的产业和在产业中占据有吸引里的位置来获得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 波特的观点中假设产业结构和竞争位置决定企业是选择低成本或差异化战略。我们看到古典战略管理和新古典战略管理学派的重要的假设前提:承认外部环境对企业战略形成的决定性作用。

然而以彭罗斯 (1959) 为代表的企业资源学派和企业能力理论则持完全不同的观点。彭罗斯则认为企业的发展主要取决企业内部的资源, 包括管理资源、生产资源、人力资源, 企业发展所需要的管理资源与企业能提供的管理资源决定了企业的成长速度。如果把彭罗斯的企业成长理论看成企业成长战略这个假设成立, 那么其的观点认为企业的内部资源对企业的成长的方式、成长的路径起到决定性作用。企业能力理论 (普拉哈拉德, 哈默尔, 1990;锑斯, 1990) 也是从内部核心能力或动态能力的角度分析企业战略的形成。从企业资源和能力的角度解释战略管理的观点现在已经处于主导地位。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是什么样的内在因素对决定企业战略?内生性因素是如何决定战略形成的, 作用机理如何, 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内容。

二、分析模型的建立

(一) 战略形成过程的总体假设

战略管理形成的是一个循环、动态的过程根据经典的战略管理理论企业战略的形成过程包括战略分析、战略选择、战略实施, 对评估战略实施结果修正战略这样一个循环的过程。

通过对企业的宗旨、资源能力、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和外部环境对战略的形成产生影响。对成功关键要素进行分析确定可供企业选择的战略, 实施战略并对战略的效果进行评价, 在此基础上对先前的假设条件、已有的战略进行修正。这个经典模型告诉我们, 众多的因素影响战略的形成, 无论是内部因素或外部因素, 它们对企业战略形成的作用机理是一致的。因此此战略形成过程模型是我们本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模型假设。

(二) 基于资源观的战略决定过程假设

Acedo, Barroso, Galan (2006) 的超额利润的资源基础模型认为, 任何一个组织都是独特资源和能力的组合, 这些资源和能力的独特性是战略和超额利润形成的基础。资源基础模型认为, 首先确定企业拥有的资源和能力, 确定公司的资源和能力能够多大程度上增强其竞争优势, 在此基础上选择有吸引力的行业, 最后选择能使公司最大限度利用其资源和能力来发觉外部机会的战略。尽管超额利润行业组织 (I/O) 揭示了外部环境对公司战略形成和战略为的重大影响, 但是该模型的一系列假设限制了其运用的局限性, 行业的竞争结构是客观存在的, 但不是每个企业都能具备发现和利用其中机会的资源和能力。

(三) 企业战略决定的关键因素假设

企业战略的形成和实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得企业持续竞争优势, 那企业要持续获得成功其需要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中的一个:在现有市场上, 企业具备满足该行业成功关键因素的独特资源和能力;或者企业具备产业先见之明, 发现或培育一个全新的产业 (芮明杰, 2000, 2005) 。因此笔者认为对企业战略形成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主要是内部因素, 这些因素包括, 产业先见之明、企业家能力和管理能力、独特的要素资源和能力、组织学习能力、组织制度、企业文化、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企业内部因素的变化对战略变化也产生决定性影响, 而这其中最中要的内部因素是组织学习和知识管理能力。

(四) 企业层面战略的选择模型假设

可供企业的选择的整体战略类型有三个层面:市场地位战略、核心能力战略、产业创新战略。笔者认为, 古典战略和新古典战略最终的目的是获取一个有利的市场地位, 以便企业能获得满意的赢利。关于获得市场地位的战略以波特的低成本和差异化战略为基础, 演变到鲍曼 (2005) 的“战略钟模型”。而核心能力战略主要关注的是企业是否具备有独特的、稀缺的、不可复制、且对顾客有价值的资源和能力, 基于这种战略能力, 企业可以在不同的市场上建立领导地位。最高层次的战略是企业创新战略, 这种战略驱动企业发现或创造新的市场, 开发未来市场的核心能力, 建立这个新市场的竞争规则, 取得持续竞争优势。

三、企业战略决定的内生性因素作用形式分析

(一) 内生性因素对企业战略类型选择的作用

根据前面的的分析, 内生性因素对企业战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首先表现在对企业战略类型的选择起决定性作用。也就是企业具备的资源和能力类型, 决定企业的战略类型。在现有市场上, 相对竞争对手企业控制成本能力突出, 这可能会驱使企业不断强化内部的规模经济和学习曲线效应, 来获得较低的成本,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自然采用低成本导向战略。如果企业具备独特的资源, 比如拥有核心技术产业化能力, 那企业极有可能把现有的专利在不同的市场产业化, 来获得新的成本曲线, 重新建立行业规则提前获得新的学习曲线。如果企业对产业技术发展趋势、产业的演变规律, 并深刻了解顾客的核心需求, 这将驱使企业不断去寻找“蓝海”, 或对产业进行创新。

(二) 内生性因素对企业战略演变过程作用分析

战略演变是指战略作为一种实体, 随时间在形式、性质和状态上表现出来的差异, 包括战略生成、收敛和演变。企业的内生因素的类型不仅决定企业的战略类型, 它的变化对企业的战略演变也产生重大的影响。企业内部资源和能力的渐进式变化对组织战略渐进影响, 趋于匹配的过程, 当企业内部发生重大技术创新或战略意图、战略使命, 资源和能力发生突破式变化, 那么企业的渐进收敛将会被打破, 彻底使资源、能力、制度、文化和战略转向一个新的匹配过程。因此, 企业在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 其内生性因素对企业战略的收敛和分化产生重大影响。

(三) 内生性因素对企业战略决定的作用形式分析

通过上面的分析, 内生性因素对企业战略的作用形式基本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企业内部的关键要素决定企业可选择的战略类型;另外, 企业内部关键要素的变化对企业也的战略演变产生决定性影响, 也就是企业的战略跟随内部关键要素的变化在渐进式收敛和分化式之间寻求平衡。

四、企业战略决定的内生性因素作用机制分析

(一) 内生性因素对企业战略类型选择的作用机理分析

通过上面的分析, 我们知道企业的内部因素对企业战略选择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那么接下来我们深入分析这种内生性因素决定战略的作用机理。如图1所示。

1. 内生性因素对企业战略类型选择的作用机理一。

在现有市场上, 如果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不具备广泛的应用基础, 这些资源和能力容易被竞争对手模仿, 比如具有控制成本的管理能力、对产品差异化和升级的能力。但是基于这些能力, 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能被顾客所重视, 那么企业可以在“战略钟”找到与之匹配的战略类型, 从而在市场上获得暂时的优势。如果企业内部的普通的资源和能力, 或者资源能力不足, 那么企业无论采用什么战略只能获得平均利润, 甚至无法在市场长期生存。

2. 内生性因素对企业战略类型选择的作用机理二。

如果企业审视自己内部因素, 企业具备能够带来持续竞争优势的的资源和能力, 这种资源和能力是独特、稀缺且具有广泛的应用基础, 且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被顾客非常看重, 这将驱使选择采用核心能力战略, 企业不仅可以在现有市场上利用现有核心能力改进产品和服务 (沿着作用机理一方向发展) , 可以将其核心能力延伸到新的市场, 在新的市场上获得持续竞争优势。

3. 内生性因素对企业战略类型选择的作用机理三。

如果企业利用默会知识能够洞悉产业的发展趋势和技术变革趋势, 并能发现这种趋势与顾客需求能很好地结合起来, 并具有产业化能力, 能在未来市场或者新的市场上提供顾客特别的价值。那么这家企业势必将会发现“蓝海”或开创一个新的产业。也就能获得10年后企业在现有市场中可能需要一种新的核心能力, 或者企业能发现一个新的产业并在此建立新的核心能力。实践中具有产业创新能力的企业应该是伟大的企业, 这样的企业也少之又少。

通过上面的分析企业内生性因素对战略类型选择的作用机理包括三个方面, 一方面企业根据现有的资源和能力, 在“战略钟”选择战略, 从而获得暂时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具有独特资源和能力的企业将采用核心能力战略;具有产业创新能力的企业将采用企业创新战略在未来市场或创造新的市场来获得优势。事实上产业创新战略中包括在现有产业培育新的核心能力, 或者培育参与未来市场竞争的核心能力。

(二) 内生性因素对企业战略演变过程的作用机制分析

上面分析了内生性因素对企业战略演变过程的作用分析, 接下来深入分析内生因素对企业战略演变的作用机理。这主要包括三个作用机制:资源和能力对战略的形成、收敛和分化机制。关于战略的选择和形成前面已经作了充分的分析, 下面主要分析战略收敛和分化机制。

1. 内生性资源对企业战略收敛机制的分析。

随着企业经营的成功, 企业现有资源和能力产生自我强化的认识导向和认知偏差, 这会使得企业战略限定在特定的行动路径上, 即组织刚性。同时, 心理承诺、企业的资源投入沉没成本、认知沉没成本以及组织中权力配置所产生内部制度, 会产生一种“结构惯性”和“制度惯性”, 从而限制企业战略分化。最后企业过去成功或失败的业务经验会强化企业现有心智模式的固化, 使企业过分依赖现有的资源和能力, 忽视对其新资源获取和新能力的建设。

2. 内生性资源对企业战略分化机制分析。

企业不同类型的内生性资源对企业战略的形成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随着企业资源、能力的发展和变换, 企业原有的均衡被破坏并引发组织进入混沌阶段, 当企业尝试新的资源配置方式, 那么新的价值理念、新的规则将开始出现, 这会进一步驱动现有组织结构逐步弱化, 那么新的战略开始形成并逐步战略主导地位。

企业内生性资源对企业战略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收敛和分化机制上, 当企业内在资源、能力、规则、价值观产生组织刚性、结构和制度惯性和心智模式固化时, 将驱使企业的战略朝某一方向收敛;当企业资源、能力获得更新或突破式发展, 将会驱动企业战略分化, 并在新的战略获得平衡。

五、内生性因素对企业战略的作用效果评估

以上分析了内生性因素对企业战略的作用形式和作用机理。下面分析内生性因素对企业战略决定的效果评估, 这里仅仅只能定性评估内生性因素的构成。笔者认为主要评估下面的评估内部要素: (1) 产业创新能力:能预测产业的发展趋势、技术变革趋势, 洞悉顾客的价值并与之产业化的能力; (2) 企业家能力和管理能力:寻找市场机会、配置资源并控制成本的能力; (3) 独特的要素资源和能力:向客户提供他们认为有价值或在未来将会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的资源和能力; (4) 组织学习能力:组织内部个体、团队和组织创造、共享知识是适应环境的能力; (5) 组织制度:组织内部规则、程序和体制; (6) 企业文化:企业内部的共享价值观。企业内部因素的变化对战略变化也产生决定性影响, 而这其中最重要的内部因素是组织学习和知识管理能力。当然这些因素哪些占主导地位, 或者其权重大小, 将进一步研究。

六、结论与不足

(一) 结论

本文试图从三个层面对企业战略决定的内生性因素进行分析, 首先分析了企业战略决定的内生性因素作用形式分析, 包括企业战略类型选择的作用、企业战略演变过程作用分析;接下来深入分析企业战略决定的内生性因素作用机理, 包括企业战略类型选择的三个作用机制, 以及内生性因素对企业战略演变过程的作用机制分析, 以及内生性资源对企业战略收敛和分化机制的分析。最后对内生性因素对企业战略的作用效果评估。

(二) 不足

本文的分析主要是一般性的理论分析, 主要依据有关理论进行逻辑推演, 没有采用案例证明。并且, 本文所采用的基本理论主要基于西方战略形成影响因素和战略演变理论, 没对处于中国情景下的企业内生因素对企业战略的决定作用进行实证研究。因此, 以后将进一步开展后续研究。

摘要：文章从战略管理发展的几个学派出发引出企业战略决定因素问题, 建立4个分析假设模型, 并对企业的内生因素决定企业战略的作用形式和作用机制进行深入分析。作用形式包括:企业战略类型选择、内生性因素对企业战略演变过程作用分析;企业战略决定的内生性因素作用机制包括内生性因素对企业战略类型选择的三个作用机制, 内生性因素对企业战略演变过程的作用机制分析。最后, 文章对内生性因素决定企业战略的效果进行了评估分析。

关键词：内生性因素,企业战略,作用形式,作用机理

参考文献

[1]芮明杰.21世纪的选择:新经济、新企业与新管理[J].学术月刊, 2004

[2]芮明杰.走向21世纪的管理学[J].管理科学学报, 1998

[3]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M].上海三联书店, 2003

[4]迈克尔·波特.战略管理——竞争与全球化[M].工业机械出版社, 2009

[5]E.HBowman, C.E.Helfat.Does corporate strategy matter?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1

[6]F.J.Acedi, C.Barroso, J.L.Galan, 2006, The resource-based theory:Dissemination and main trends.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1 (6)

[7]E.Levitas, H.A.Ndofor, what to do with the resource-based view:A few suggestions for what ails the R BV that supporters and opponents might accept.Journal of management inquiry, 2006

[8]G.Hawawini, V.Subramanian P.Verdin.is performance driven by industry or firm-specific factors?A new look at the evidence.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3

[9]伊迪斯·彭罗斯.企业成长理论[M].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10]迈若尔夫·迪尔克斯.组织学习与知识创新[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11]赵玮萍.影响企业集团发展规模经济的因素探析.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3 (5)

寻找内生的力量 篇2

女儿上初中了，很担心在强手如林的学校，她能否很好的适应初中生活。开学第二天，推开家门，女儿笑得像一朵花从房间里出来，“妈妈，我竞选上宣传委员了，十个人竞选这个岗位呢，我得票最多。”于是，她兴冲冲地“上岗”了，学着约稿，学着策划，学着和同学相约，设计板报，学着鼓励和评价参与的同学……在这个过程中，她惊喜的发现，自己的能力和才华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即使花费了很多的业余时间，她也乐此不疲。

不久，孩子面临了第二次挑战，开始准备政治课的课前演讲。老师要求自选题目，自选搭档，自制PPT。孩子反复思考，选择围绕今年暑期最火爆的电视剧“爱情公寓”来演讲，她在同学和家长中做了调查，从网络上搜集了大量相关资料，围绕调查数据和资料，自己分析、思考，写出了演讲稿。为了制作好PPT，她连续几天熬夜，精心挑选图片，精心制作。演讲结束，老师说：“也许以前你有那么一点腼腆，但三年或者六年后，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的你将是一个十分洒脱的女孩。”并破天荒地给她打了全年级唯一的演讲100分，全班同学向她投来赞许甚至有些羡慕的目光，有的甚至夸她说：“你太有才了，我们太崇拜你了。”女儿的激动也许只能用“难以置信”来形容，她从没想到过自己也会有这么光芒四射的一刻。

至此，她就像那颗被春风呼唤，被春雨滋润的种子，生发了一股令人惊奇的力量。她不再是那个背负着压力又有些茫然的小女孩，不再压抑和沮丧，尽管也许她还不知道前方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可她那么快乐和自信地开始自己上路了，她说：“他们（班上的尖子生）原来并不是遥不可及，我也有许多长项和优点，我现在的目标是我自己。人只有到了一定的高度，才会发现其他都是渺小的。”

看着她意气风发的样子，我的眼前又出现了那粒种子，为了要生长，不管上面的石块怎么重，石块跟石块的中间怎么窄，种子总要曲曲折折地、顽强不屈地挺出地面来。种子的力是一种有弹性，能屈能伸的力；有韧性，不达目的不止的力；是一种虽然看不见，但只要生命存在，就要显现的力；是一种不依靠外力、内生向上、不可抗拒的力，这种力量是世界上最强的力量。

其实，无论是孩子还是成人；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无论是教育者还是被教育者，我们要寻找和催生的都应该是这种内生的力量。没有这种力量，潘娜校长不会几十年在几平方公里的地盘打圈圈依然乐此不疲；袁玥老师不会如此煞费苦心地钻研教学和科研在实践中的完美融合方式；顾丽芬校长不会思考将心理效应应用到学校质量管理监控工作中来……是的，在教育领域中，支持他们多年奋斗、成长的不是一时的名利，也不是压力下的被动前行，而是一种从内心生发的力量，也许这种力量源于儿时那个美丽的梦想；也许这种力量是由赞许和成就感激发出来的；也许这种力量来自于对教育的喜爱；也许这种力量生成于责任和使命感……但无论这种力量来自何方，只要它是从我们的内心生长起来的，生发出来的，我们就会像种子一样，有目标、有力量、有韧性，能克服种种艰难险阻，最终拥抱属于我们自己的阳光。

如斯，前行的路上，只有快乐和一路的风景了吧！

内生因素 篇3

关键词：股权激励公司绩效内生性视角公司治理激励契约

一、引言

自现代企业实施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以来, 基于所有者和经营者信息不对称的委托代理问题便孕育而生。为使代理者经营企业时以委托人的目标为目标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 有效防范代理者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大部分上市公司选择与代理者签订报酬绩效契约。通过报酬绩效契约的签订, 使管理者的报酬与公司绩效挂钩, 为了防止经理人追求短期财务指标而牺牲公司长期利益的短视行为, 股权激励更是作为一种长期激励方式被上市公司广为采用。我国从2006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截至2012年已经实施股权激励的有239家, 另有70家公司虽还未开始实施但已发布股权激励预案, 可以预计股权激励将在我国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中推行。国内外学者就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且文献丰富, 但这些研究还是未能就股权激励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是产生利益协同效应即正效应, 还是壕沟防御效应即负效应这两种对立和矛盾的假说达成共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有学者开始探讨为何股权激励会产生这两种完全相反的效果, 于是学者转而从内生性视角对股权激励契约结构、公司股权与治理结构等因素进行研究, 以期对影响股权激励实施效果的内部因素有一定的了解。

二、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及影响因素研究

(一) 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关系研究

对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 形成了以下有代表性的观点。 (1) 正相关。委托代理理论、预期回报理论、风险补偿论均支持股权激励的实施对公司绩效有提升的正相关的论点。Jensen (1976) 首先对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进行研究, 其结论是由于管理层持股使管理层和股东的利益有了汇聚, 因此二者正相关。陈笑雪 (2009) 以2005年之前上市的公司为研究对象, 发现即使上市公司高管人员平均持股水平很低但仍然对提高公司绩效有一定的激励作用。齐晓宁等 (2012) 通过建立线性回归模型, 证实公司业绩与股权激励股本比例正相关。刘国亮 (2000) 、石建勋 (2001) 、陈志广 (2002) 、张俊瑞 (2003) 、周嘉南 (2006) 、薛求知 (2007) 等的研究结论也支持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正相关。 (2) 不相关。外部治理理论认为完善的外部治理机制是促使经理人员努力工作的重要原因, 签订契约激励经理人员, 由于信息不完全, 激励效率不会很高;超产权理论认为公司绩效的提升与股权激励无关而与竞争程度相关。Demsetz和Lehn (1985) 、Himmelberg (1999) 发现经理人持股与公司业绩之间没有显著的关系;李增泉 (2000) 运用回归模型对样本分别进行规模、行业、国家股比例、区域分组检验, 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经理人的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不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而与公司规模及公司所在区域具有密切关系。关明坤 (2011) 把外部环境对公司经营绩效影响纳入分析框架, 实证分析发现即使把企业绩效影响因素扩展到企业内外多个方面, 回归结果还是难以得出管理层持股对企业绩效具有直接显著性影响的结论。魏刚 (2000) 、袁国良 (2000) 、高明华 (2001) 、张宗益和宋增基 (2003) 、胡铭 (2003) 、常健 (2003) 、赵艺苑 (2005) 的研究结论也支持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不相关。 (3) 负相关。内部人控制理论认为内部人持股会增强其谈判力和巩固自身地位, 从而削弱内部人做出使公司业绩最大化努力的动机, 导致公司绩效降低;管理层寻租理论认为管理层薪酬不是解决代理问题的有效手段而是代理问题的一部分, 薪酬不是有效的激励方式而是管理层寻租的途径。Damsetz (1983) 、Jensen和Fama (1983) 发现当管理人员获得公司的大量控制权后, 他们的经营活动常常偏离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目标, 股权激励的比例增加导致公司绩效反而下降[8]。严恋等 (2010) 以27家深、沪上市的金融公司为样本, 以2008年的公司年报数据为基础, 发现当用EPS衡量公司治理绩效时, 股权激励和公司治理绩效存在着微弱的负相关关系。王秋霞等 (2007) 运用因子分析法, 发现实施股权激励后的经济绩效并没有得到显著提升, 反而有一定的下降, 但下降并不显著。杨英 (2012) 的研究也有类似结论。 (4) 曲线相关。区间效应论认为管理层不同的持股区间表现出的行为差异很大, 随着持股比例的增加, 首先表现出利益协同然后表现为壕沟防御最后又表现为利益协同。Mc Connell (1986) 等发现经理人持股与公司的业绩有显著的非线性关系, 呈现倒转的U型结构;Morck (1988) 根据利益趋同及管理层防御假说提出管理层持股区间有效假说。游春 (2010) 以深圳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2005年至2007年有关数据为样本, 研究结果表明, 董事会及TMT成员的股权激励与绩效呈显著的正向四次相关关系。王玉婷 (2012) 选取2007年至2009年信息技术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 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实证研究高新技术企业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三次曲线关系。许承明和濮卫东 (2003) 、张俊瑞等 (2003) 、徐大伟 (2005) 也支持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曲线相关。综上述, 虽然学者就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由来已久但目前还未达到统一, 形成了二者间正相关、不相关、负相关、曲线相关四种有代表性的认识。

(二) 公司性质与股权激励实施效果研究

有学者从终极所有权结构的角度进行分析, 将公司按照产权归属划分, 发现公司性质对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有一定的影响。 (1) 国有企业-正相关。刘存绪等 (2011) 采用2006年至2009年首次宣布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面板数据, 发现我国实施股权激励制度的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终极所有者控制现象, 当终极所有者为国有身份时股权激励绩效更好。周晓锋 (2010) 以2006年至2009年实施股权激励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得出虽然我国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平均持股比例很低, 但持股仍对高管人员有重要的激励作用的结论, 这与陈笑雪 (2009) 的研究结果类似。葛杰和殷建 (2008) 、贾雷和赵洪进 (2012) 也得出实施股权激励有助于提升国有企业绩效的结论。 (2) 国有企业-负相关。俞鸿琳 (2006) 采用FE模型检验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股权和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 发现国有上市公司管理者持股水平和公司价值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吕长江等 (2008) 通过对不同管理者权力下国企高管的货币性补偿和企业业绩之间关系的比较, 得出管理者权力水平与薪酬水平正相关, 且并没有真正提高企业绩效, 而成了机会主义盈余管理, 其“侵占效应”占优。唐蓓蕾 (2005) 选择20个已实施股权激励的国有企业进行深入调查和研究发现:谨慎地剔除了市场等外部因素后, 10个实施了管理层持股的企业中, 只有1家的经营业绩有明显的提高, 7家的经营业绩不同程度的有所下降。 (3) 非国有企业-正相关。李斌等 (2009) 结合对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数学模型, 对民营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 发现目前国内民营上市公司经营者的持股比例和持股价值的增加有助于提高公司业绩。韩晓舟 (2009) 通过建模实证分析实行股权激励的民营上市高管人员股权激励与企业经营绩效的相关性, 得出公司经营绩效与高管持股比例正相关的结论。刘和华和程仲鸣 (2008) 、张纯 (2009) 、唐睿明 (2009) 的研究结果也都支持非国有企业经营绩效与高管持股比例二者正相关的结论。 (4) 不相关。邹越 (2010) 以2006年首次公布股权激励计划的公司为样本, 采用纵向比较的方式, 得出不论是国有控股还是非国有控股的公司, 股权激励都没有对其业绩产生显著性的影响。如上所述, 如同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的关系, 即使将公司按照所有权性质划分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 关于管理层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还是不能达成一致结论。国有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效果大致分为两类:两者正相关和两者负相关, 非国有企业的研究结论则更趋于一致, 大部分研究结果都支持两者正相关的结论。Welch (2003) 的研究结果表明, 所有权结构能够解释公司绩效, 从上面文献分析可以看出, 国有和非国有实施股权激励的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别, 何凡 (2007) 对比分析国有和非国有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前后的业绩和治理结构变化, 发现实施股权激励后的国有上市公司业绩提升度和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度大于非国有上市公司。与之结论相反的, 喻凯等 (2012) 以2007年至2010年A股数据为样本, 发现实施股权激励对管理层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 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经营业绩, 并且对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提升作用更显著。许小年 (1996) 、舒洪和何凡 (2009) 的研究认为股权激励绩效与国有股比例负相关, 而与非国有股比例正相关。上述文献都说明所有权结构对股权激励实施效果有一定的影响。各类文献的研究结果差异很大, 造成的原因可能是选用的样本与指标不同;采用截面数据不能控制不可观测的经济变量;没有考虑内生性问题, 忽略了变量内生性的影响。

(三) 股权激励实施效果影响因素探析

(1) 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根据管理层权力论, 股权激励不是一个孤岛, 它和公司治理等配套制度密切相关, 因此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时要重视相关公司治理等配套制度的跟进。Demsetz和Lehn (1985) 以1980年美国511家公司为研究样本, 采用ROA会计指标度量绩效, 证明股权结构是由公司内部及环境内生所决定的。因此在研究薪酬与绩效关系时, 股权与治理结构是不可忽略的关键影响因素, 对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的探讨是透过内生性视角讨论股权激励实施效果的影响因素。公司股权结构是指股份公司总股本中, 不同性质的股份所占的比例及其相互关系。公司治理包括的因素很多, 包括:董事会的规模、独立董事比例、非执行董事比例、是否两职合一等, 国内学者在进行研究时有的选取公司治理中的一些指标进行研究, 还有的采用南开大学治理研究中心提供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指数来进行研究。陈笑雪 (2009) 认为除剩余索取权的分享外, 股权激励对象的身份特征及其持股比例以及相关公司的性质与特点 (如总经理任职情况、股权集中度、控股股东性质) 等因素也会影响代理者行为, 从而影响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周宏等 (2010) 认为激励强度、公司治理与经营绩效三者应该是一个相互联系而内生的决定过程, 联立模型进行检验, 发现经营绩效与前一期激励强度正相关并且还与当前治理指数弱相关, 表明为提高经营绩效需除提高经理人薪酬水平外还需提高治理指数。冷龙 (2010) 总结以往实证分析经验, 激励力度大小、公司性质 (国有和非国有) 、成长性、公司规模、财务杠杆等因素都会影响激励效果,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股权激励对提升企业经营业绩有明显作用, 并且企业性质、成长性都是决定股权激励效果好坏的重要影响因素。何凡 (2011) 基于股权激励与其他公司治理机制共同决定公司治理质量水平进而影响公司绩效的理论基础, 实证研究发现包含股权激励与其他公司治理机制的公司治理质量与公司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赖普清 (2007) 从治理结构出发, 检验得出最大股东持股比例, 董事会规模, 外部董事以及监事会相对规模的不同均显著影响企业的薪酬业绩关系。肖淑芳等 (2012) 建立联立方程, 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分析股权激励水平、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 发现股权激励强度、股权集中度之间确实存在相互影响的内生关系, 三者之间不是一个简单的单向影响相关关系, 说明了从内生角度出发对股权激励、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研究的正确性。张必武和石金涛 (2005) 、高军 (2006) 、刘艳 (2007) 、黄靖云 (2008) 、邵平 (2008) 就公司治理结构对薪酬业绩敏感度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得到比较一致的结论是独立董事比例、第一大股东比例增加与董事会规模的增大显著提高了薪酬业绩敏感度。杜胜利和翟艳玲 (2005) 研究认为企业高管的内部所有权, 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是否兼任, 多元化的不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公司高管的薪酬激励效果。在公司性质与股权激励实施效果研究中, 发现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股权激励实施效果方面存在着差别。原因是这两类上市公司在发展历史、股权结构、委托代理关系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区别。

(四) 股权激励契约结构

股权激励契约结构包括激励对象、行权价格、绩效条件、授予数量、激励期限等要素, 也就是公司所设计的股权激励方案。制度经济学认为, 契约的选择对于经济交易的结果具有重大影响。管理者股权内生决定于公司的合约环境, 在中国较弱的市场监管环境下, 股权激励契约结构的不完善将可能导致其激励失效。从股权激励契约结构着手, 是了解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之间桥梁的重要思路, 作为股权激励中使用最为广泛的契约形式, 股票期权是契约结构研究的主要对象。从内生性视角, 股权激励契约结构是研究为什么股权激励的实施会引起不同的实施效果, 以及有哪些因素会影响这些要素的设计, 关注股权激励方案各要素是否合理。卢馨等 (2012) 认为股权激励契约结构的研究是将股权激励看作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组成的一个整体, 对股权激励契约结构进行研究, 就是对股权激励内部因素是如何影响股权激励实施效果的分析, 因此对股权激励契约进行研究是解释为什么股权激励产生不同效果的重要路Zattone (2009) 对股票期权方案的特点及其效果进行检验, 实证结果表明, 激励期限对其实施效果具有显著影响。吕长江等 (2009) 通过研究上市公司设计的股权激励方案是激励型效应契约还是福利型效应契约, 得出股权激励方案是否合理的关键要素为激励期限和激励条件。吴育辉等 (2010) 、徐宁等 (2010) 认为在既定法律条件下, 相对其他契约要素而言, 激励期限和激励条件设置的自主性较大, 因此二者是股权激励方案关键要素。雷丽华 (2009) 认为不完善的证券市场弱化了股价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联度, 制定股权激励方案时业绩目标比较容易过关、公司董事和高管获得的激励股票数量多核心员工分配少的现状都会导致股权对员工的激励效果大打折扣, 从而影响实施股权激励后表现出来的公司绩效变化。路明 (2010) 认为业绩考核指标问题是股权激励实施的基础和前提,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考核指标选取和指标值设定两方面科学与否直接决定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实施成效。李帅 (2012) 、党秀慧 (2010) 认为考核指标的选择是重中之重, 业绩考核指标的选择合理与否, 决定了整个股权激励的有效性。研究除关注股权激励实施后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外, 还关注股权激励的实施可能引起的高管行为。股票期权契约的制定与执行涉及3个重要时间点:授予日、可行权日、行权日, 罗富碧等 (2009) 认为实施股权激励后经理有操纵信息降低授予日股价从而最大化自身股权收益的动机。肖淑芳等 (2009) 研究了股权激励计划公告日前经理人的盈余管理行为, 发现股权激励计划公告日前的三个季度经理人进行了向下的盈余管理, 公告日后盈余存在反转现象。类似的研究提醒我们, 股权激励契约结构的不完善将可能导致其激励失效甚至给公司绩效带来负面效应。透过内生性视角研究, 发现公司股权结构、公司治理、股权激励契约均会影响股权激励实施效果。不同的股权结构决定了不同的企业类型, 不同类型的企业有着不同的组织结构, 从而决定了不同的企业治理结构, 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有着不同的股权激励契约结构, 进而影响了经理人的行为和公司的绩效。

三、结论

寻找东北振兴内生动力 篇4

借助智慧资本，释放新经济动能，打破资源和人口魔咒。

8月19日，“寻找内生动力、振兴东北经济”暨城市新经济发展高峰论坛（沈阳站）开幕。本次论坛上，多位学者和专家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以及工业智能化和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为东北振兴献计献策，谋划东北未来发展的蓝图。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

落实《中国制造2025》、推动智能制造离不开传统制造业的基础。东北可以充分利用半个多世纪积累的传统产业的基础，发展人工智能、网络技术、互联网技术等。结合得好的话，可以使产品大幅提升竞争力，对东北传统产业提升转型有巨大的推动。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

目前，东北出现诸多的困难，说到根本还是与产业处于中低端层次有关。比如，中国汽车产量很大，但我们汽车的主体还是合资品牌。合资品牌的生产的利润分配，外方拿走80%，我们只有20%。

工信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李国斌：

今年工信部密集出台了企业提质增效、服务制造业等指导性文件。“指导性文件”为的是给产业转型升级提供进一步的指导。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近几年工信部致力于通过制定规则来营造环境，而非过去那样帮助政府去代替市场、企业。

沈阳市副市长张景辉：

作为内生活力的标志，沈阳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动力持续加大，内生动力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持续增多，呈现出很多新的亮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1966亿元，增长7.2%，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52.2%，提高了4.5个百分点；新增市场主体同比增长20%，机器人和航空两大支柱产业产值分别增长10.1%和22%。

辽宁省社科院副院长梁启东：

东北经济“惨淡”的缘由可归纳为“两个集中、三个衰退、一个消失”。“三个衰退”主要是指，资源衰退、结构性衰退、体制衰退。“消失”指的是人口红利消失。但通过东北经济新亮点可以看出，东北经济蕴藏着新动能。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主任张新红：

将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可能是生产能力的分享。辽宁省的待销售房屋达到好几千万平方米，人均占有量约1平方米。把这些闲置房屋以及闲置的汽车、农业机械、机床等，拿出来借助分享经济平台供大家使用，让闲置的资源发挥作用。政府亦可以带头使用分享经济模式解决各项公共服务问题。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赵彪：

沈阳机床从2008年开始从传统的制造型企业向工业服务商进行转变，目前正处在转型的关键时期。智能工厂的智能制造模式，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基于互联网的大数据管理。这项技术突破的关键点，就是商业模式的转变。

朗坤智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武爱斌：

东北老工业基地，如何通过“互联网+”把软硬结合来实现弯道的超越，不妨修一条软的信息高速公路，可以把南方和北方，国内和国外，线上和线下，软件和硬件结合起来。这方面软件企业大有作为。

碧桂园东北区域总裁周成斌：

内生因素 篇5

现阶段，在利益化的驱动下，了解物流产业化的内生诱导因素的关系，打破固有的物流产业发展痼疾，提高制度化生产销售模式，对于抵抗市场经济中的风险具有决定性作用。

2 物流产业中的模式差异

对于物流产业的差异化管理，随着社会的发展需要，物流制度改革、变化存在一定的时代性。各大物流企业在时代改革发展中，不断寻找制度合理性配置组合，以尽快参与到市场竞争和整个物流产业链中去。由于单一的模式化管理无法适应国有物流产业在物流产业制度中的发展趋势。对此，必须对物流产业进行制度化改革，寻找制度本身内生诱导因素，有效解决物流产业制度供给关系，确保其协调发展。对此，在具体改革中还应详细考虑其优势、劣势，在了解发展模式中建立合理的数学模型，根据函数的三阶求导得到函数的最大值，来得到最优关系解，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优化物流产业发展。而对于一些产业的核心问题，可以结合产业实际，使用多元化发展模式，来完成内生诱导因素的制度化。

在物流发展中要重视对于内生制度的管理方式的培养，在改革中需求制度上的变化，对比物流产业近年来的演变方式意见?了解相关内生因素的不足，进而分析物流生产制度上存在的差异。通过对比发现，其存在的原因主要包括：制度的建立未考虑发展需求、内生制度规范化，以及制度改革前后在具体应用中存在的差距，这些差距就直接导致物流产业在生产中的趋势出现分歧。并且默认的制度会对新制定的政策制度形成对立的现象，发展的方向也会出现背道而驰。同时还有一定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内生制度的出台之后，存在一定的强制处理意见，有些意见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一定的分歧，市场中没有较为完善的实施意见和考核标准，新的强制内生制度对于市场的规范不仅起不到促进的作用，还会在与发展的要求方面产生不必要的摩擦，延缓物流产业的发展。当前出台的内生诱导方式在转化中具有一定主观性。例如：在内生诱导因素分析和制度的改革上，物流产业与企业个体发展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由于政策和企事业单位干涉，就物流产业内部员工的发展需要而言，目标便以物流产业内生管理为起点，从而员工从客体转换为主体，促进物流产业的发展动力从发展生产力转变为对员工的激励，通过激励员工来促进物流产业更好更快的发展。

在物流产业中，要加强物流产业的改革发展，确保物流产业健康发展，内生诱导的分析非常重要，需要留有一定的空间，将改革的模式落实在制度上，加强人流人事改革和管理，通过激励等手段充分发挥员工积极性、主动性，对于物流产业在制度的改革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谓没有群众基础就没有改革的功力，在物流产业的内生改革中，诱发员工的自身发展需求，了解个人的发展意愿，通过选择更为合适的发展方式，不断的适应更多员工的自身需要。

3 物流产业化中的内生诱导因素分析

物流产业中降低制度需求的成本是管理的最为关键因素，降低内生制度需求的机会成本，使得物流产业制度改革由内部延伸到外部，从一些宏观的改革转变为微观的落实，特别对旧体制核心部分改革的攻坚阶段，举步维艰维艰，甚至经常出现前进一步后退两步的反复现象，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建立利益补偿机制，或者说物流产业欠职工的债务没有还清，职工对国家单方面中断契约不予承认，进而对改革不配合、不支持、不参与，这是当前国有物流产业改革的最大约束。强制性制度变迁一个最难把握的问题就是制度变迁成本的分配，物流产业制度变迁的成本分配要从两个极端中走出来，成本不能全部由政府承担，也不能全部由物流产业和职工承担。物流产业要在以下三个方面承担改革成本：一是对过去应该发放给职工或者应该建立的养老、医疗的保险金要采取适当的措施予以补偿。二是支付职工转岗、再就业培训的费用。三是全额支付下岗、失业人员的补贴。四是分类处理物流产业债务。五是放弃部分产权，进行股权量化或者让售。

物流产业在社会的发展中是一种衍生需要，本身没有固定的需求，但是在物品的交流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物流产业的发展因素决定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发展速度越快，经济需要越高，物流产业就会越发达，对于产品的附加值的不断提升也是满足物流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4 物流产业内生诱导的实施过程

4.1 使用计算机信息系统改善现场的管理水平

在物流运输过程中，可以使用计算机信息系统(如图1)改善现场的管理水平，物流过程中商品、财务、配送、员工等管理情况可以直接通过计算机建立数据库，并反馈给管理人员，以便统一协调管理。如对生产人员付施工薪酬，不同的技术职称有不同的薪酬规定，如果只有通过人力在完成这项任务是完全不够的，我们可以利用计算机制定相关的程序来辅助人们完成这一工作。在计算机中输入数据，将这些数据分类，做出表格。表格中的项目有人员的台班、人员的职称和生产中工资定额，这个表格实时联接商品生产进度数据，在每一项任务完成后，计算机系统就会提示出此刻需要完成的任务，这样有效地减少了人力的使用，避免了拖欠工资和重发薪酬的现象。用电的费用和其他一些耗能的费用也是一项大的开支，我们使用计算机技术，安装智能断电系统，当流水线作业区处于无人工作的情况下，系统会自动断电，起到保护机械的作用，也可以省去一部分多余用电的开支。对于生产商品的人员使用的器具也要有相关的记录，加强生产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通过运用计算机操作机械等方法，能够增加多道工序上的成功率。

4.2 使用区域化管理的弊端

(1)商品配送成本高。物流产业中产出的商品的出口主要以铁路为主，目前铁路运力已趋于饱和，铁路运输无法满足需求，而增量部分需采用公路等其他运输方式。由于限制超载、过路费、燃油价格上涨以及商品固有的保质期等因素造成的成本增加造成了商品在小区域化规模下运输的成本上升。

(2)配送物流产业的信息化程度较低。目前商品诱导协同配送物流产业之间信息独立、分散，没有有效的信息分享网络，建立统一的信息共享有效平台，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3)商品配送物流产业体制结构不合理，机制不健全、不灵活、大锅饭现象比较严重。配送及运输部门的积极性、效益、速度明显不如社会上的流通运输单位。提送一次货物的周期长、费用高、效率低。

(4)地区化差。商品的生产集散地和消费地存在严重的差距，且由于铁路等基础设施所限，限制了商品配送的效率提高与成本的节约，从而成为其发展的瓶颈之一。

5 物流产业化规制对策研究

5.1 提升物流产业整体竞争力，实现物流，资金流，数据流和信息流的统一

物流产业文化控制是指导物流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研究内生诱导因素的重要内容之一，诱导协同物流管理平台是促进企业和谐发展的基础。当遇到物流困难的时候，物流产业对员工的管理中就要涉及到物流产业文化控制，这些要求格外的严格，在充分考虑具体工作中可能带来的问题，物流产业要做出相应的预案，来保证诱导协同物流管理平台安全顺利的进行，其中包括一些具体生产的顺序和生产方法。合理的调配相关的人员也是物流产业安全发展控制的重要一环。这些都是为了保证生产正常运作准备，确保生产中的人身财产安全。在对于专业技术人员的管理上，物流产业要严格把好用人关，对于平台中机械操作人员必须有相关的从业资格证书，岗前仍应进行安全教育和安全技术培训和考核。在生产当中采用新的生产技术、新机具、新设备和新工艺方法时，物流产业内部要组织技术人员对一线生产员进行操作培训，同时还要进行相关的安全技术教育，在教育结束后还要以书面考试的形式作为考核，考核通过了才可以上岗。

5.2 物流产业的区域化信息系统构建基础

(1)物流产业自身的管理需要;(2)上级部门对下级各个部门的管理需要;(3)各个物流产业、部门之间的信息安全。由于不同物流产业所需要的商品信息系统功能不完全相同，而从物流产业本身以及上级部门对信息系统的要求也是各有侧重。因此在设立计算信息安全系统时，就不得不考虑到不同对象所需求的功能。而对于物流产业来说，内生制度信息系统一般需要有：(1)对生产的管理。对生产情况的综合汇总，生产的计划、调度等环节的管理，同时对于生产过程的监控等功能。(2)对安全的监控。对于一些物流运送中的监控，商品的生产流程的情况的记录等功能。(3)对于人员的管理。对于物流产业员工的信息的汇总与统计等功能。(4)对于资金的管理。与银行等其他金融机构形成网络，加快资金的结算。(5)对于物流产业的管理。这方面类似于一般公司的情况，通过将获得的生产、安全信息及时的进行分析汇总，为相应的管理人员提供更直观、及时的信息。帮助领导层做出更正确的选择。(6)方便信息的交流。在同一平台下实现各个部门、单位的信息共享，提高信息的使用率，有效的简化手续。

综上所述，物流产业的发展决定于社会资本经济的合理运行，必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要进一步研究和发展物流产业化，就需要在其内部管理中寻求一定的诱导因素，对相关的内生诱导因素的研究是提高产业发展的必要过程，在满足社会发展和经济需要的同时，增大制度上的研究也是十分必要的。

摘要：在研究物流内部发展中,对可能发生的问题及诱导因素进行相应评价,同时分析物流管理的内生诱导因素,总结研究符合国情的物流规制,是非常必要的。文中就通过研究物流经济制度,对物流发展趋势和供给平衡关系中入手,分析大量发展物流产业化的生存需要,如何从制度上寻求改变,不断满足物流产业化发展需要,选择更适应市场发展的物流产业。

关键词：物流产业化,内生诱导,政策分析,物流发展

参考文献

[1]曹允春,沈丹阳.航空物流产业化形成机理研究[J].商业研究,2010,(1):182-186.

[2]朱耀廷.港口公司在运销物流产业化的职能思考[J].时代经贸,2010,(18):161-162.

[3]秦岩.物流产业化发展探讨[J].交通企业管理,2009,(10):48-49.

内生因素 篇6

很长时间以来,经济增长问题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大领域。内生增长理论揭示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罗默(Romer,1990)和卢卡斯(Lucas,1988)的研究成果在内生增长理论中是最具启发性和代表性的。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通过R&D部门的技术积累,实现了经济的长期增长。卢卡斯的人力资本积累模型通过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和内部效应推动了长期经济增长。罗默模型和卢卡斯模型分别抓住了经济实现长期稳定增长的两个重要源泉,即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但是这两个源泉并没有在模型中同时实现内生化,这成为内生经济增长领域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得到了一些很有启发性和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但是却都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同时内生化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模型,以期有所创新和突破。

1 文献综述

罗默和卢卡斯的模型在内生增长理论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罗默的贡献在于把技术创新过程内生化与经济增长过程中,但这一模型忽略了人力资本积累的动态过程对经济长期增长的贡献,人力资本是作为外生不变的量引入模型的。卢卡斯强调了人力资本的内在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没有把握住R&D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由于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两个最重要源泉,很多学者构建模型把这两个因素内生化于同一模型之中进行分析。

杨立岩等(2003)构建了一个经济增长模型,将知识划分为应用技术和基础科学知识两类,并探讨了人力资本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模型将资本积累方程设定为:$\dot{\text{Κ}}=(\text{A}{}_{\text{Τ}}\text{L}){}^{\text{α}}\text{Κ}{}^{1-\text{α}}-(\text{Η}-\overline{\text{Η}}{}_{\text{S}}+\text{L})\text{C}-\overline{\text{Η}}{}_{\text{S}}\overline{\text{C}}$,应用技术积累方程为:$\dot{\text{A}}{}_{\text{Τ}}=\text{δ}(\text{Η}-\text{Η}{}_{\text{S}}){}^{\text{λ}}\text{A}{}_{\text{Τ}}^{\text{ϕ}}\text{A}{}_{\text{S}}^{\text{φ}}$,基础科学知识积累方程为:$\dot{\text{A}}{}_{\text{S}}=\text{θ}\text{Η}{}_{\text{S}}\text{A}{}_{\text{S}}$,其中,$\overline{\text{Η}}$S为基础科学知识的增长呈现自然增长率时的基础科学知识存量,$\overline{\text{C}}$为基础科学研究人员的消费。模型运用最优控制方法求解,但是由于人力资本因素没有进入最终品生产函数,导致应用技术积累方程与资本积累方程一样,在经济系统的求解过程中被忽略,真正对模型求解起作用的只有基础科学知识积累方程,因此,这一模型实质上与罗默模型一样,都是单一驱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型,而且求得的稳态增长率与罗默模型也比较相似。在此基础上,模型得到的结论为:稳态经济增长率只与基础科学知识的稳态增长率成正比,而与应用技术的增长率无关。因此,由于模型的设定与求解局限性就造成模型的结论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杨立岩等(2004)构建了一个同时内生化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四部门模型,其中资本积累方程为:$\dot{\text{Κ}}=\text{u}{}^{\text{α}}\text{Η}{}_{\text{Y}}^{\text{β}}\text{A}{}^{\text{α}+\text{β}}\text{Κ}{}^{1-\text{α}-\text{β}}-\text{C}$,技术积累方程继承了琼斯(1995)的思想,设定为:$\dot{\text{A}}=\text{δ}\text{Η}{}_{\text{A}}\text{A}{}^{\text{φ}}\text{h}{}_{\text{A}}^{\text{λ}-1}$,人力资本积累方程则继承了卢卡斯的思想,设定为:$\dot{\text{Η}}=\text{B}(1-\text{u})\text{h}$。其中,hA是投入到R&D活动中的人均人力资本数量,用以刻画人力资本重复投资带来的负外部性。u和1-u分别为从事最终产品生产和从事人力资本开发的劳动比例。这一模型是在分散经济微观均衡的基础上,在无套利和要素自由流动的条件下,通过同种要素在不同部门得到的报酬相等的方法而求解出来的。这一模型将罗默、卢卡斯和琼斯的思想较好的结合到一起,但文章只分析了分散经济均衡而没有分析Pareto最优配置,没有分析分散经济中的经济扭曲所造成的影响,因而对模型的分析并不全面。同时,该模型的求解方法也存在漏洞。仅以R&D部门为例,这一部门投入人力资本HA生产新专利设计方案$\dot{\text{A}}$,新专利的价格PA是R&D部门的收益方面,而人力资本报酬WHA是R&D部门的成本方面。由于专利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一单位专利设计方案的价格必然等于未来所有期间中,中间品部门垄断利润的现值的积分和。但是对于一个研发厂商而言,作为收益方面的产品价格是由未来每一期的收益的贴现和表示的,而作为成本方面的人力资本价格却只是用当前一期的边际成本来表示的,这样研发厂商的收益和成本就不具有对称性,因而分散均衡求解的经济增长率是存在误差的。注意到PA与WHA的增长率不同,贴现率也不同,把PA的贴现率带入到WHA所对应的一阶条件所得到的结果与对WHA求贴现所得到的结果是不等的,这一误差导致了杨立岩(2003)的分散经济增长率与本文的Pareto最优增长率不能相互对应。

孙超等(2004)将资本积累方程设定为:$\dot{\text{Κ}}=\text{Κ}{}^{\text{α}}(\text{A}\text{u}{}_{\text{Y}}\text{Η}{}_{\text{Y}}){}^{1-\text{α}}-\text{C}$,其中,uY为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人力资本占所有用于生产的人力资本的比例,1-uY为投入人力资本积累部门以生产型人力资本的比例。技术积累方程为:$\dot{\text{A}}=\text{δ}\text{u}{}_{\text{A}}\text{Η}{}_{\text{A}}\text{A}{}^{\text{ϕ}}$,其中,uA为用于开发新技术的人力资本占所有用于研发的人力资本的比例,1-uA为投入人力资本积累部门以生产研发型人力资本的比例。人力资本积累方程为:$\dot{\text{Η}}=\text{B}(1-\text{u}{}_{\text{A}}-\text{u}{}_{\text{Y}})\text{Η}$,表明生产型和研发型人力资本中都有一部分需要在人力资本积累部门进行自身的提高。另外在人力资本生产部门中还需要一部分人力资本专门从事培训其他两个部门人力资本的工作,这部分人力资本的数量为:(1-uA-uY)H-(1-uA)HA-(1-uY)HY。文章的创新点是将人力资本分为从事培训的人力资本和接受培训的人力资本两部分,但是在人力资本积累部门中,这两部分人力资本的作用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表示和区分。文章是运用最优控制方法求解的,选择K、A和H作状态变量,C、uY和uA作控制变量,但由于H=HY+HA,h=HA/HY,HY=H/(1+h),HA=hH/(1+h),这样h也可作为控制变量,并且h、uY和uA这3个控制变量中必有1个是多余的。而且在运用最优控制方法解得的均衡增长率中,3个比例值h、uY和uA都没能消去,最后加入假设h=1求得均衡增长率的一个显式解,这是模型的缺陷。

Arnold(1998)将效用函数设定为:U=∫∞0e-ρt

lnc(t)dt,消费品的生产函数为:$\text{c}=\left[{\displaystyle {\int }_0^{\text{A}}\text{x}}(\text{j}){}^{\text{α}}\text{d}\text{j}\right]{}^{1/\text{α}}$,中间品的生产函数为x(j)=hx,技术演进方程为:$\dot{\text{A}}=\text{A}{}^{\text{χ}}\text{Η}{}_{\text{A}}^{\text{ψ}}/\text{a}$,人力资本积累方程为:$\dot{\text{Η}}=\text{δ}\text{Η}{}_{\text{δ}}$。在模型设定方面,这一模型将中间品的生产函数设定为人力资本投入的线性函数是不符合经济直觉的。在求解模型的时候作者建立了汉密尔顿函数:H=lnc+λ[rV-1+w(H-Hδ)-pcc]+μδHδ,其中,V-1为个人资产持有量(即财富量)。由于财富演进方程与资本积累方程是等价的,因此这一模型在求解时其实只是内生化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个变量而已,技术进步并没有被内生化。这种求解方法也存在一定的漏洞,因为消费品的产量受技术和人力资本的影响,随着技术的演进消费品产量必然发生变化,这必然影响消费者的跨期动态决策,使得消费者在每一期在消费和投资方面的权衡都发生变化,因而即使对消费者个人作动态最优化决策分析,也应该考虑内生化技术进步的影响。由此可见,这一模型从设定到求解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Bucci(2003)构建了如下的经济系统:在厂商方面:Y=AH${}_{\text{Y}}^{1-\text{α}}$∫n0xαidi,$\text{x}{}_{\text{i}}=\text{B}\text{h}{}_{\text{i}}‚\dot{\text{n}}=\text{C}\text{Η}$n;其中A、B、C为生产力参数,n为技术即中间品种类数量。家户方面:U=∫∞0e-ρtlogctdt,$\dot{\text{a}}=\text{r}\text{a}+\text{w}\text{u}\text{h}-\text{c}$,h=δ(1-u)h。H=∫${}_0^{\text{n}}$hidi。H为总人力资本存量,h为家户的人力资本存量。虽然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本同时内生化了,但是作者在求解均衡增长率的时候,只是从家户方面入手的,即用家户的财富积累方程和人力资本积累方程求解。家户和厂商之间的联系是通过家户和厂商的总财富相等实现的,厂商的总财富是中间品垄断利润的现值之和。作者的处理方法虽然很有新意,但在求解均衡增长率的过程中没有用到技术积累方程,与Arnold(1998)相似,这一经济系统仍然只是内生化了资本和人力资本,并不是真正的同时内生化技术和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模型。

Funke and Strulik(2000)将生产函数设定为Grossman and Helpman(1991)形式:Y=A1KβDηH${}_{\text{Y}}^{1-\text{β}-\text{η}}$,其中,$\text{D}=\left[{\displaystyle {\int }_0^{\text{n}}\text{x}}(\text{i}){}^{\text{α}}\text{d}\text{i}\right]{}^{1/\text{α}}$,资本积累方程为:$\dot{\text{Κ}}=\text{Y}-\text{C}-{\displaystyle {\int }_0^{\text{n}}\text{x}}(\text{i})$di,技术积累方程和人力资本积累方程分别为:$\dot{\text{n}}=\text{δ}\text{Η}{}_{\text{n}}$和$\dot{\text{Η}}=\text{ξ}\text{Η}{}_{\text{Η}}$。这一设定其实意味着技术进步的状态依赖效应(即跨时外部性)为零,因而可以视为Romer(1990)模型的特殊情况。但是将技术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都视为人力资本投入量的线性函数,就不能明确的区分这两个不同演进过程各自的特点,在这样的设定下,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就成为等同的过程,没有明显的区别。模型在求解过程中,是用HY、Hn和x作为控制变量进行求解的,但HY和Hn是与H以相同速度增长的,因而严格说HH和Hn是不能作为控制变量的,应该以HH和Hn在H中所占的比例作为控制变量在逻辑上才更为严密。同时在求关于H的欧拉方程时,应该用隐函数求导法则对HH和Hn分别求H的导数,但作者很显然忽略了这一点,因此这是文章的一个致命误差。而且文章求得的分散经济增长率与Pareto最优增长率是相等的,这也就无从体现垄断加价对分散经济所造成的扭曲。

Reis and Sequeira(2007)将资本和技术积累方程分别设定为:$\dot{\text{Κ}}=\text{n}{}^{\text{β}(1-\text{α})/\text{α}}\text{Κ}{}^{\text{β}}\text{Η}{}^{1-\text{β}}-\text{C}$,$\dot{\text{n}}=\text{ε}\text{Η}{}_{\text{n}}\text{n}{}^{\text{φ}}$。文章的创新之处是将人力资本积累方程设定为:$\dot{\text{Η}}=\text{γ}\text{Η}{}_{\text{Η}}-\text{δ}\text{g}{}_{\text{n}}\text{Η}$,其中γ、δ为参数,gn为技术增长率。这一方程描述了人力资本折旧与技术进步是正相关的,表现了技术进步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负的外部性即侵蚀效应。这一方程的设定实际上继承了索洛(Solow,1956)对资本积累方程的设定,在此基础上,运用最优控制方法解出稳态经济增长率。这一模型为解决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是富有启发性的,但只强调了技术进步对人力资本的负向作用,而忽略了两者相互促进的关系,得出了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阻碍人力资本积累的结论,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同时作为经济增长源泉的重要作用。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建立了一个新的模型,重点考察了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之间互为推动力的相互促进作用,以及两者对经济增长的同向循环促进作用。在模型构建上主要借鉴罗默和卢卡斯的思想,并参考已有的研究结果,运用最优控制方法求解模型。本文不但将技术和人力资本同时内生化,而且同时保留了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对稳态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这是已有的研究都没有作到的,是本文的创新之处。

2 基本模型

本文考察一个四部门的封闭分散经济,包括:最终产品部门、中间产品部门、研发部门和人力资本积累部门。文章假定:最终产品的生产需投入中间产品和人力资本进行生产,其产量用Y表示。经济中的人力资本存量为H,其中μ部分投入到最终产品的生产中,(1-μ)部分投入到研发部门,经济中的技术存量为A,总劳动力存量规范化为单位1,其中lY部分投入到最终产品的生产中,(1-lY)部分投入到人力资本积累部门。整个经济体系运行机制如下:人力资本积累部门使用投入的劳动力(1-lY)并依赖于人力资本存量H生产新的人力资本$\dot{\text{Η}}$;研发部门使用投入的人力资本HA并依赖于技术知识存量A进行新技术专利的研究开发,生产新的专利设计方案$\dot{\text{A}}$;中间产品商使用购买来的设计方案进行垄断生产,然后中间产品再进入最终产品部门的生产,最终产品生产商使用其购买来的中间产品xi、劳动力lY和本国人力资本HY来生产最终产品Y。

2.1 最终产品部门

最终产品的生产需投入中间产品和人力资本进行生产,其产量用Y表示。代表性企业的生产函数为:

Y(t)=HY(t)αl${}_{\text{Y}}^{\text{β}}$∫${}_0^{\text{A}(\text{t})}$x(i,t)1-α-βdi (1)

其中,Y(t)为最终产品的产量,0<α,β<1。H为经济中总的人力资本存量,HY(t)为投入到最终产品部门中的人力资本,满足HY(t)=μH(t),其中μ为总人力资本中投入到最终品部门的比例值。经济中的总劳动量规范化为1,lY为总劳动量中投入到最终产品部门的部分。A(t)为经济中总的技术存量。x(i,t)为国内投入最终产品部门的第i种中间产品的数量。由于x(i,t)在区间[0,A(t)]上连续而非离散的变动,所以A(t)也表示用于最终品生产的中间产品种类总数。最终产品部门的生产函数设为扩展的D-S型,表现出R&D对最终产品部门产出的外部效应。将一单位最终产品的价格PY标准化为1,则最终产品部门代表性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过程为:

max:$\text{π}{}_{\text{Y}}(\text{t})=\text{Η}{}_{\text{Y}}(\text{t}){}^{\text{α}}l{}_{\text{Y}}^{\text{β}}{\displaystyle {\int }_0^{\text{A}(\text{t})}\text{x}}(\text{i}‚\text{t}){}^{1-\text{α}-\text{β}}\text{d}\text{i}-\text{W}{}_{l{}_{\text{Y}}}l{}_{\text{Y}}-\text{W}{}_{\text{Η}{}_{\text{Y}}}(\text{t})\text{Η}{}_{\text{Y}}(\text{t})-{\displaystyle {\int }_0^{\text{A}(\text{t})}\text{Ρ}}(\text{i}‚\text{t})\text{x}(\text{i}‚\text{t})$di (2)

竞争性均衡条件为

$\text{W}{}_{\text{u}{}_{\text{Y}}}(\text{t})=\text{β}\text{Y}(\text{t})/\text{u}{}_{\text{Y}}$ (3)

$\text{W}{}_{\text{Η}{}_{\text{Y}}}(\text{t})=\text{α}\text{Y}(\text{t})/\text{Η}{}_{\text{Y}}(\text{t})$ (4)

P(i,t)=(1-α-β)HY(t)αlβYx(i,t)-α-β (5)

(5)式就是中间产品企业的反需求函数。

2.2 中间品

在此部门中,在区间[0,A(t)]上分布着无数个中间产品生产企业,每个企业只生产一种中间产品,且每种中间品之间两两不同。按照罗默的假设,设定中间产品企业的生产函数是线性的,即一单位中间产品x(i,t)的生产正好耗费一单位的最终产品y(i,t),中间产品生产函数为:x(i,t)=y(i,t)。用K表示物质资本存量,则有

K(t)=∫${}_0^{\text{A}(\text{t})}$x(i,t)di (6)

当处于上游的研发部门开发出一个新的产品方案后,这个新方案便被某一中间产品企业购买,进行垄断生产。中间产品企业的需求函数向下倾斜,意味着它可以凭借垄断势力获得经济利润。由中间产品生产函数的线性假设知,中间品部门生产x(i,t)单位的中间产品总的可变成本为1·x(i,t)。其生产决策规划为

max:πx(i,t)=[P(i,t)-1]x(i,t) (7)

一阶条件为:

$\text{x}(\text{i}‚\text{t})=(1-\text{α}-\text{β}){}^{{}^{\frac{2}{\text{α}+\text{β}}}}\text{Η}{}_{\text{Y}}(\text{t}){}^{{}^{\frac{\text{α}}{\text{α}+\text{β}}}}l{}_{\text{Y}}^{{}^{\frac{\text{β}}{\text{α}+\text{β}}}}$ (8)

由对称性可知,在均衡时必有x(i,t)=x(t)。(8)式即为中间品的均衡需求量。并可知,中间品的价格应满足P(i,t)=P(t)=1/(1-α-β)。

2.3 研发部门

这一部门开发新的专利技术设计方案,为经济增长提供技术支持。技术积累取决于人力资本投入并依赖于现有的技术知识存量。罗默模型中对技术积累方程的设定隐含了技术进步率为常数的假定,琼斯(1995)的文章说明了假设技术进步率为常数具有重大缺陷。在琼斯的思想基础上,本文将技术创新可能性前沿设定为:

$\dot{\text{A}}(\text{t})=\text{δ}{}_{\text{A}}\text{Η}{}_{\text{A}}(\text{t})\text{A}(\text{t}){}^{\text{ϕ}}$ (9)

其中,$\dot{\text{A}}$(t)表示技术知识增量,0<ϕ<1。δA>0是新研发品的生产率参数。HA(t)为投入到最终产品部门中的人力资本,满足HA(t)=(1-μ)H(t),(1-μ)为投入研发生产的人力资本比例。本文沿袭罗默的思想,假定从事R&D能够申请专利,从而技术可以直接投入最终品生产中,为从事营利性活动的主体所用,就是说,本文中的技术是指应用技术。

考虑在t时刻拥有一单位中间品设计方案的垄断性研发厂商的最优化问题。定义V(t)为t时刻研发厂商的价值,即一单位技术专利的价格;ν(τ)为研发厂商在瞬时τ>t的瞬时价值。由于无数个中间产品企业竞相购买一个中间品设计方案,所以,专利市场具有竞争性,在每一个瞬时τ,垄断者的瞬时净收益必然等于中间产品厂商的利润,即ν(τ)=πx(τ)。因而在均衡状态中,中间产品的技术专利价格应等于垄断生产者所能获得的利润的贴现值:V(t)=∫∞tν(τ)e-∫τtr(s)dsdτ=∫∞tπx(τ)e-∫τtr(s)dsdτ。由于在均衡增长路径上,实际利率为常数,故有V(t)=∫∞tπx(τ)e-r(τ-t)dτ。

在每个瞬时τ,研发部门的生产决策为:max:$[\text{ν}{}_{\text{A}}(\text{t})\text{δ}{}_{\text{A}}\text{Η}{}_{\text{A}}(\text{t})\text{A}(\text{t}){}^{\text{ϕ}}-\text{w}{}_{\text{Η}{}_{\text{A}}}(\text{t})\text{Η}{}_{\text{A}}(\text{t})]$,其中wHA(t)为R&D部门所雇用的人力资本的瞬时支付。瞬时均衡条件为:$\text{w}{}_{\text{Η}{}_{\text{A}}}(\text{t})=\text{ν}{}_{\text{A}}(\text{t})\text{δ}{}_{\text{A}}\text{A}(\text{t}){}^{\text{ϕ}}$。R&D部门的市场出清要求人力资本的价格应等于R&D部门所雇用的人力资本的瞬时支付的贴现值:

$\text{W}{}_{\text{Η}{}_{\text{A}}}(\text{t})={\displaystyle {\int }_{\text{t}}^{\infty }\text{w}}{}_{\text{Η}{}_{\text{A}}}(\text{τ})\text{d}\text{τ}={\displaystyle {\int }_{\text{t}}^{\infty }\text{δ}}{}_{\text{A}}\text{A}{}^{\text{ϕ}}(\text{τ})\text{ν}(\text{τ})\text{e}{}^{-\text{r}(\text{τ}-\text{t})}\text{d}\text{τ}(10)$

其中WHA(t)为R&D部门所雇用的人力资本的价格。注意到WHA(t)的增长率等于α/(α+β)gH+ϕgA,即$\dot{\text{W}}$HA(t)在BGP上为非零值。(10)式对时间t求微分整理后可得:

$\text{W}{}_{\text{Η}{}_{\text{A}}}(\text{t})=\frac{\text{δ}{}_{\text{A}}\text{A}{}^{\text{ϕ}}(\text{t})\text{π}{}_{\text{x}}(\text{t})}{\left(\text{r}-\frac{\text{α}}{\text{α}+\text{β}}\text{g}{}_{\text{Η}}-\text{ϕ}\text{g}{}_{\text{A}}\right)}$ (11)

2.4 人力资本积累部门

人力资本积累首先受一国的人力资本存量制约,因为人力资本的进化基本上是在自身知识积累和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自我更新的过程。人力资本积累还受投入人力资本积累部门的技术的制约。在卢卡斯(Lucas,1988)的基础上,可将人力资本积累函数设为:

$\dot{\text{Η}}=\text{δ}{}_{\text{Η}}\text{Η}l{}_{\text{Η}}(12)$

其中,$\dot{\text{Η}}$表示人力资本增量。δH>0是新人力资本的生产率参数。lH=(1-lY)为总劳动存量中投入到人力资本积累中的比例。H为经济中的人力资本存量。在每个瞬时τ,人力资本部门的生产决策为:max:$[\text{W}{}_{\text{Η}}(\text{t})\text{δ}{}_{\text{Η}}\text{Η}(\text{t})l{}_{\text{Η}}-\text{w}{}_{l{}_{\text{Η}}}(\text{t})l{}_{\text{Η}}]$,其中wlH(t)为人力资本部门所雇用的劳动的瞬时支付。在这一约束条件中,人力资本价格为WH(t)而非瞬时的人力资本支付wH(t),因为在人力资本市场上最终产品厂商雇佣一单位人力资本所需支付的报酬为WHY(t),R&D厂商雇佣一单位人力资本所需支付的报酬为WHA(t),并且在均衡时都与人力资本部门的人力资本价格WH(t)相等,因而厂商在雇用人力资本的时候是不关心人力资本的瞬时支付wH(t)的。需要注意的是,劳动和人力资本是两种不同的生产要素,因此劳动的报酬即工资W与人力资本的报酬WH是不相等的。人力资本部门的瞬时均衡条件为:$\text{w}{}_{l{}_{\text{Η}}}(\text{t})=\text{δ}{}_{\text{Η}}\text{Η}(\text{t})\text{W}{}_{\text{Η}}(\text{t})$。人力资本部门的市场出清要求劳动的价格应等于人力资本部门所雇用的劳动的瞬时支付的贴现值:

$\text{W}{}_{l{}_{\text{Η}}}(\text{t})={\displaystyle {\int }_{\text{t}}^{\infty }\text{w}}{}_{l{}_{\text{Η}}}(\text{τ})\text{e}{}^{-\text{r}(\text{τ}-\text{t})}\text{d}\text{τ}={\displaystyle {\int }_{\text{t}}^{\infty }\frac{1-\text{ϕ}}{1+\text{δ}-\text{ϕ}}}\frac{\text{η}{}_{\text{Η}}\text{η}{}_{\text{Ν}}\text{Η}(\text{τ})\text{Ν}{}^{\text{ϕ}}(\text{τ})\text{π}{}_{\text{x}}(\text{τ})}{\left(\text{r}-\frac{\text{α}}{\text{α}+\text{β}}\text{g}{}_{\text{Η}}-\text{ϕ}\text{g}{}_{\text{Ν}}\right)}\text{e}{}^{-\text{r}(\text{τ}-\text{t})}\text{d}\text{τ}$ (13)

由于WlH(t)的增长率等于α/(α+β)gH+ϕgN+gH,(13)式对时间t微分整理后可得

$\text{W}{}_{l{}_{\text{Η}}}(\text{t})=\frac{1-\text{ϕ}}{1+\text{δ}-\text{ϕ}}\frac{\text{η}{}_{\text{Η}}\text{η}{}_{\text{Ν}}\text{Η}(\text{t})\text{Ν}(\text{t}){}^{\text{ϕ}}\text{π}{}_{\text{x}}(\text{t})}{\left(\text{r}-\frac{\text{α}}{\text{α}+\text{β}}\text{g}{}_{\text{Η}}-\text{ϕ}\text{g}{}_{\text{Ν}}\right)\left(\text{r}-\frac{\text{α}}{\text{α}+\text{β}}\text{g}{}_{\text{Η}}-\text{ϕ}\text{g}{}_{\text{Ν}}-\text{g}{}_{\text{Η}}\right)}$ (14)

2.5 偏好

代表性家户的效用函数为$\text{U}(\text{C})={\displaystyle {\int }_0^{\infty }\frac{\text{C}{}^{1-\text{σ}}-1}{1-\text{σ}}}\text{e}{}^{-\text{ρ}\text{t}}$dt,其中,σ为边际效用弹性,是跨时替代弹性的倒数,ρ为主观时间偏好率。通过求解家户的跨期消费决策可得消费的最优路径为:

$\dot{\text{C}}/\text{C}=(\text{r}-\text{ρ})/\text{θ}$ (15)

3 在均衡增长路径上求解稳态经济增长率

3.1 均衡增长路径

由(6)式并由对称性可知,K=∫${}_0^{\text{A}}$xidi=Ax。由(1)式并由对称性可知,Y=(1-θA-θH)HαAx1-α,将(8)式代入得到,Y=(1-α)-2Ax=(1-α)-2K,即资本——产出比为常数,同时可得最终产品产出增长率和投入最终品部门的物质资本增长率相等,即:gY=gK。由$\text{Y}=\text{C}+\dot{\text{Κ}}‚\dot{\text{Κ}}/\text{Κ}=\text{Y}/\text{Κ}-\text{C}/\text{Κ}$,可知,C/K为常数,同时可得家庭对最终产品的消费增长率和投入最终品部门的物质资本增长率相等,即:gC=gK,可知稳态经济增长率满足:g=gY=gC=gK。由(1)式得到,gY=gH+gA。由(9)式得到,

gH=(1-ϕ)gA (16)

由此可知,最终品产出增长率和技术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text{g}{}_{\text{Y}}=\frac{\text{α}}{\text{α}+\text{β}}\text{g}{}_{\text{Η}}+\text{g}{}_{\text{A}}=\left(\frac{\text{α}(1-\text{ϕ})}{\text{α}+\text{β}}+1\right)\text{g}{}_{\text{A}}$ (17)

3.2 分散经济均衡

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要求投入到不同部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相等,因此在经济均衡时必然有如下的条件

$\begin{array}{l}\text{W}{}_{\text{Η}{}_{\text{Y}}}=\text{W}{}_{\text{Η}{}_{\text{Ν}}}(18)\\ \text{W}{}_{l{}_{\text{Y}}}=\text{W}{}_{l{}_{\text{Η}}}(19)\end{array}$

结合上述的人力资本市场的出清条件(18)式和劳动市场出清条件(19)式可得到命题1。

命题1 均衡增长路径上的稳态经济增长率g为:

$\text{g}=\left(\frac{\text{α}}{\text{α}+\text{β}}+\frac{1}{1-\text{ϕ}}\right)\frac{(\text{δ}{}_{\text{Η}}-\text{Φ}{}_{\text{D}})+\left[(\text{δ}{}_{\text{Η}}-\text{Φ}{}_{\text{D}}){}^2+\text{Ψ}{}_{\text{D}}\left(\text{δ}{}_{\text{Η}}-\frac{\text{β}\text{ρ}}{\text{α}}\right)(\text{Θ}{}_{\text{D}}+1)\right]{}^{\frac{1}{2}}}{2(\text{Θ}{}_{\text{D}}+1)}$ (20)

其中,$\text{Λ}{}_{\text{D}}=\frac{(1-\text{α}-\text{β})(\text{α}+\text{β})}{\text{α}}$,

$\text{Γ}{}_{\text{Η}}=\left[\frac{(\text{σ}-1)\text{α}}{\text{α}+\text{β}}+\frac{\text{σ}-\text{ϕ}}{1-\text{ϕ}}\right]$,

$\text{Γ}{}_l=\left[\frac{(\text{σ}-1)\text{α}}{\text{α}+\text{β}}+\frac{\text{σ}-1}{1-\text{ϕ}}\right]$,

$\text{Φ}{}_{\text{D}}=\frac{\text{β}(1-\text{ϕ})\text{ρ}(\text{Γ}{}_{\text{Η}}+\text{Γ}{}_l)-\text{α}(1-\text{ϕ})\text{ρ}}{\text{α}(\text{Λ}{}_{\text{D}}+(1-\text{ϕ})\text{Γ}{}_{\text{Η}})}$,

$\text{Θ}{}_{\text{D}}=\frac{\text{β}(1-\text{ϕ})\text{Γ}{}_{\text{Η}}\text{Γ}{}_l}{\text{α}(\text{Λ}{}_{\text{D}}+(1-\text{ϕ})\text{Γ}{}_{\text{Η}})}$,

$\text{Ψ}{}_{\text{D}}=\frac{4(1-\text{ϕ})\text{ρ}}{\text{Λ}{}_{\text{D}}+(1-\text{ϕ})\text{Γ}{}_{\text{Η}}}$。

由命题1可知,BGP上的稳态经济增长率与技术溢出参数ϕ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效率参数δH呈正相关关系,与垄断加价1/(1-α-β)呈负相关关系。这一结果与Lucas(1988)和Romer(1990)的经典分析是一致的。

3.3 Pareto最优配置

为了比较分散均衡配置和Pareto最优配置,我们假定存在一个社会计划者,他不会对中间产品收取垄断加价。在此基础上可以导出最优经济增长率。可以将整个经济的社会最优问题表示为:

max:$\text{U}(\text{C})={\displaystyle {\int }_0^{\infty }\frac{\text{C}{}^{1-\text{σ}}-1}{1-\text{σ}}}\text{e}{}^{-\text{ρ}\text{t}}$dt (21)

$\begin{array}{l}\text{s}.\text{t}.?\dot{\text{Κ}}=(\text{μ}\text{Η}){}^{\text{α}}l{}_{\text{Y}}^{\text{β}}\text{A}{}^{\text{α}+\text{β}}\text{Κ}{}^{1-\text{α}-\text{β}}-\text{C}\\ \dot{\text{A}}=\text{δ}{}_{\text{A}}\text{A}{}^{\text{ϕ}}(1-\text{μ})\text{Η}\\ \dot{\text{Η}}=\text{δ}{}_{\text{Η}}\text{Η}(1-l{}_{\text{Y}})\end{array}$

求解这一最优化问题可以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2 均衡增长路径上的稳态经济增长率g*为:

$\text{g}{}^{*}=\left(\frac{\text{α}}{\text{α}+\text{β}}+\frac{1}{1-\text{ϕ}}\right)\frac{(\text{δ}{}_{\text{Η}}-\text{Φ}{}_{\text{Ρ}})+\left[(\text{δ}{}_{\text{Η}}-\text{Φ}{}_{\text{Ρ}}){}^2+\text{Ψ}{}_{\text{Ρ}}\left(\text{δ}{}_{\text{Η}}-\frac{\text{β}\text{ρ}}{\text{α}}\right)(\text{Θ}{}_{\text{Ρ}}+1)\right]{}^{\frac{1}{2}}}{2(\text{Θ}{}_{\text{Ρ}}+1)}$ (22)

其中,$\text{Λ}{}_{\text{Ρ}}=\frac{\text{α}+\text{β}}{\text{α}}$,

$\text{Φ}{}_{\text{Ρ}}=\frac{\text{β}(1-\text{ϕ})\text{ρ}(\text{Γ}{}_{\text{Η}}+\text{Γ}{}_l)-\text{α}(1-\text{ϕ})\text{ρ}}{\text{α}(\text{Λ}{}_{\text{Ρ}}+(1-\text{ϕ})\text{Γ}{}_{\text{Η}})}$,

$\text{Θ}{}_{\text{Ρ}}=\frac{\text{β}(1-\text{ϕ})\text{Γ}{}_{\text{Η}}\text{Γ}{}_l}{\text{α}(\text{Λ}{}_{\text{Ρ}}+(1-\text{ϕ})\text{Γ}{}_{\text{Η}})}$,

$\text{Ψ}{}_{\text{Ρ}}=\frac{4(1-\text{ϕ})\text{ρ}}{\text{Λ}{}_{\text{Ρ}}+(1-\text{ϕ})\text{Γ}{}_{\text{Η}}}$。

4 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的交叉外部性及其增长效应

通过上述模型,本文将内生经济增长的两大源泉: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同时内生化了,通过模型分析可知,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具有相互促进作用。通过比较静态分析可以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2 稳态经济增长率g与人力资本生产力参数δH和研发部门的人力资本产出弹性ϕ呈现正相关关系,即:∂g/∂δH>0,∂g/∂ϕ>0。

人力资本生产力参数δH提高意味着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加快,使得人力资本的存量和质量更快速的提高,从而为经济长期增长提供保证。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关键作用:一方面,人力资本投资可以通过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通过在职培训提高劳动者职业技能,这会直接增加产出水平,进而增加资本积累速度;另一方面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增强本国研发水平,提高技术吸收效率,提高技术创新的速度,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由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双重促进效应,可知人力资本存量对稳态经济增长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研发部门的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ϕ提高,研发部门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提高,人力资本会由最终品部门流入研发部门,会提高稳态经济增长率。技术知识用于中间品生产,并进而通过中间品数量和种类的不断扩大提高最终品产量;而且新技术知识的研发会增加技术存量,而技术知识用于人力资本积累,通过外溢效应提高研究部门的人力资本生产率,使得人力资本存量不断增加,而人力资本投入到技术创新过程中,又会促使技术知识存量不断增加,从而对经济产生一种循环增加的促进作用。

命题3 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之间存在交叉外部性。

当经济处于稳态时,技术进步率和人力资本积累率之间必定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即:gH=(1-ϕ)gA。当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增加,人力资本存量相应增加,投入最终产品生产过程和R&D过程的人力资本的绝对量都会增加,而此时人力资本积累率高于技术进步率,经济偏离了稳态,为了保持gH=(1-ϕ)gA从而使经济再次回到稳态,技术进步必定相应加快,这就要求投入R&D过程的人力资本的相对量相应增加,就是说,通过人力资本的加速积累带动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外部性。

当技术进步速度加快,技术存量增加的时候,首先会通过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使得最终产品的产量增加。而如果假定技术外溢效应ϕ不变的话,技术进步的加速必然伴随着投入R&D过程的人力资本量的增加。人力资本作为经济代理人的技能能力,是与代理人的劳动同时支出的,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经济个体对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和对劳动投资决策的权衡必然具有同向性。当经济代理人做出决策使得投入最终产品生产过程的人力资本相对量减少,即投入R&D过程的人力资本相对量增加的时候,他也会对劳动投入做出相同方向的决策,即使得投入最终产品生产过程的劳动量相对减少而投入人力资本积累过程的劳动量相对增加,这会增加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从而为R&D过程提供相对更多的人力资本,并且保持gH=(1-ϕ)gA从而使经济再次回到稳态。由此可见,技术进步的加速也会带动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加快,技术进步对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也具有正向外部性。

由此可见,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两者之间具有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技术进步越快,人力资本积累就越快,而人力资本的进一步增加又会促进技术进步的加速。我们可以将这种相互促进的关系理解为一种交叉外部性,就是说,技术进步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了正的外部性,而人力资本积累对技术进步也产生了正的外部性,两者之间的外部性相互交叉、循环,产生了一种螺旋式的交互促进效果,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更为巨大的促进作用。

5 结论

本文所构建的模型吸收了罗默和卢卡斯的思想精髓,采用罗默的生产部门划分方法和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之间合理配置的思想,并且结合了卢卡斯对内生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处理方法,从分散经济均衡和Pareto最优配置两个角度分别求解了模型,比较系统且完备地分析了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同时驱动内生经济增长的机制。同时,本文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了处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同时内生化的新的方法,系统分析了现有研究的缺陷,指出了现有研究在模型设定和求解以及经济机制方面存在的错误,为相关理论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

本文通过研究得出结论,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大的贡献,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最终依赖于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这两个因素。通过对均衡增长路径上的稳态经济增长率的分析得出结论,技术进步过程和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之间具有相互交叉叠加的正向外部效应,技术创新的作用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力资本投入,同时,人力资本的作用的发挥也依赖于技术水平,这样,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互相促进、互为因果,以一种循环叠加的方式促进经济实现长远稳定增长。对于政府来说,应加大研发投入和教育投入,使得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对宏观经济的外部性得以充分发挥,增强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以实现宏观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

摘要：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是一国经济实现内生稳定增长的源泉。本文将罗默和卢卡斯的内生增长思想相结合,建立了研究开发和人力资本同时内生化的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技术和人力资本相互促进式的积累过程以及两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得到结论认为,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具有正向的交叉外部性,并可以推动宏观经济实现更快地增长。

挖掘经济增长内生潜力 篇7

那么，如何挖掘经济增长的内生潜力从而释放增长空间呢?

首先，加快城镇化步伐，挖掘投资潜力。根据中国目前的国情，在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中，投资依然是驾辕的角色。而依据以往的教训，乱铺摊子、滥上项目的粗放型投资之路越走越窄。正确的选择是用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在增强城镇功能、民生依附上加大投入，建设个性化城镇，健全、完善服务民生的功能。比如向保障房、学校、医院等基本建设倾斜，解决市民住房、教育、医疗方面的诉求。

根据国际方面的经验，一个国家的城镇化率达到70%，经济增长才能稳定下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最新社会蓝皮书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已首超50%。若中国的城镇化率今后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持续20年才能达到70%。而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带动1000万以上的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居住、生活、就学和就业，带来的将是规模庞大的建设工程。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至少需要10万元人民币，每年增加1000万城市人口，就需要1万亿元人民币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其次，提高居民消费率，挖掘内需潜力。居民消费率，即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反映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反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状况。据世界银行统计资料显示，目前，低收入国家居民消费率平均为75%，高收入国家平均为62%，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57.5%，全球平均为61.5%。而2010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仅有33.80%，比1978年下降了14.99个百分点。主要是农村居民消费率拖后腿，只有7.84%。

“十二五”时期，如果我们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特别是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刺激消费，把居民消费率提高10个百分点，每年可以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加4万亿至5万亿元人民币，这样的消费需求足以扩大内需市场，支撑经济增长就有了一个较大的空间。

令人欣喜的是，2012年2月8日国务院批准了《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年)》，规划提出，“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形成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职工工资收入水平合理较快增长，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0%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在5%以内。居民收入有了可靠预期，必定刺激内需市场，促进经济增长。

再次，开闸放水，挖掘民资潜力。中国民间资本是一个巨大的蓄水池，民间资本正风生水起。来自国家工商总局的资料显示，截至2010年底，中国内地实体性民间资本约有12万亿元人民币。此外，存在于股票、房地产、期货、外汇等市场内的虚拟性民间资本无法计算，但总规模也在扩大。另有两个数据足以说明民间资本规模非常庞大。第一，2009年底，居民储蓄的存款余额达到了26万亿人民币，快要和2009年的GDP对等;第二，江浙一带长期活跃在市场的民间资本超过1.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温州就有8000亿元人民币。

目前，我国投资渠道主要有储蓄存款、国债、企业债券、股票及基金等。其中，居民储蓄存款规模居高不下，成为我国居民最主要的投资渠道。尽管股票与基金正在成为重要的投资渠道，但仍然难以缓解投资渠道狭窄的局面。由于投资渠道狭窄，大量民间资本形成社会游资，容易制造经济泡沫，给经济发展带来不稳定因素。民间资本形成的流动性就像笼中的老虎一样在东奔西突，一旦冲出牢笼，就会兴风作浪。释放民间资本潜力，让民间资本投身经济主战场，保证民资顺利进入新36条的政策空间，在保增长、控通胀的当下，是时候让民营资本发挥主力军作用了。

第四，掌控核心知识产权，挖掘技术创新潜力。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活力，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归根到底要靠科技创新来拓展。一项重大科技发明能带动数亿美元产业，历史不乏例举。就近而言，如果没有iPhone的出现，全球3G网络不会呈现出今天的繁荣局面，电信运营商仍将为3G发展背负巨大的财务负担。随着苹果公司一款创新手机终端的走红，在欧美发达国家颓势运营逾5年之久的3G业务终于迎来春天。

目前，工业化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发展方向，工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主导地位显著加强。2010年，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高达40.1%。而支撑我国工业化的制造业长期以来走低端路线，复制、模仿成为中国制造挥之不去的心病。在产品利润分配链条上，人家吃肉喝汤，我们啃骨头。

政府审计内生风险及其控制 篇8

一、政府审计内生风险控制体系功能需求分析

(一) 有针对性的对风险进行预警和监控

审计面对的社会经济活动是动态的、不断发展着的, 政府审计作为政府权力的组成部分会不同程度地受到来自法律、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除此之外, 审计机构自身的问题与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与道德问题也会相应增加政府审计的风险。构建的风险控制体系必须能动态地识别这些内外部风险, 并进行有效分类, 然后有针对性地预警和监控, 及时为风险的管理和控制提供有力的信息支持。

(二) 协调和调度审计机构各方面的风险管理工作

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体系建立不健全、员工存在道德风险, 都会相应地增加审计工作的难度, 而审计机关内部控制制度不完善, 审计人员的学历结构无法适应政府审计工作宽口径和信息化的需求, 审计流程运作不合理等也都会增加政府审计的风险。因而风险防范体系应能够协调审计机构各方面的风险管理工作, 同时监督和指导成员企业的风险防范和控制工作, 减少不必要的摩擦, 合理调度和配置资源, 提高工作效率。

(三) 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控制补救风险

在对风险的诱因及其作用结果进行充分分析的基础上, 事先拟定短期应急的方法及中长期的整固措施, 当风险迫近或爆发时, 能够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进行防范、控制和补救。

(四) 建立全面风险管理机制

好的风险控制体系应该具有全面、健全的风险管理机制, 能够实现从审计准备阶段到审计报告阶段全过程的审计风险控制, 同时还应该包括激励和约束的因素, 促使政府审计人员自发的、主动地参与到风险控制过程中去, 从而提高审计质量。

二、政府审计风险控制体系构建思路

(一) 设计思想

在构建政府审计风险体系的过程中, 其设计思想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 强调全过程运作的风险管理思想。因为风险贯穿于审计活动的每一个阶段, 所以要将风险防范工作贯穿于审计活动的始终, 贯穿于审计的每个阶段;另外, 当某一阶段的风险被消除之后, 类似的风险又会出现在其他阶段, 也就是说, 风险管理本身在减少损失的同时又可能引发新的风险。因此, 政府审计全过程运作的风险防范又是一个连续的、多次反复进行的过程, 是一个不断更新的行动序列。

(2) 坚持积极风险控制思想。风险防范与管理不可能预防并解决所有风险问题, 但是却可以消除某些威胁, 而风险是潜在的威胁, 风险与威胁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这种关系为预防和化解风险提供了解决思路, 即, 只要能够系统的识别潜在的威胁, 探寻风险产生的原因, 管理控制风险发生的条件, 将会产生良好的风险防范与控制效果。所以管理控制风险最好的方法是从审计任务开始就开始运行风险管理思想, 防患于未然, 积极地进行风险管理。

(3) 树立审计风险控制系统性理念。经过上文的分析, 不难发现政府审计目前的问题所反映出的风险是多样的, 如主体风险, 客体风险, 环境风险等, 另外政府审计风险涉及的机构、人员和环节也非常多, 且这些风险的成因涉及到多个方面, 各风险之间相互影响, 互相触发, 所以需要对风险进行整体规划, 提出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4) 注重控制系统的合理性与效率性。所有风险管理控制工作都必须是合理和有效率的, 它必须在整个期间内一贯地、如期地发挥作用, 所有的相关人员都必须认真遵守, 即使当关键的人不在或工作任务很重时, 也不应被忽略;审计人员在实施控制时应遵守成本—效益原则, 即实施控制的成本应大于由此带来的收益;所实施的控制应该是有效率的, 不应对政府的审计活动造成过多的障碍和影响。

(5) 坚持用科学的发展观引导审计人员, 积极的参与风险控制工作。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也是当代中国的鲜明主题。要坚持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审计人员, 坚持以人为本[3];要引导审计人员将自我实现的需求与审计工作的成功结合起来;要努力优化审计队伍的知识与专业结构, 提升整体的综合素质, 满足日趋复杂的经济发展要求;要将廉政建设视作政府审计的生命线, 从思想和制度两个方面严格治理审计队伍;要大力推广先进审计技术方法, 建立健全审计质量控制体系。

(二) 框架体系

政府审计风险控制体系的架构包括预控体系、外生控制体系和内生控制体系三部分。其中内生体系的基础是政府审计机构的业务, 保障是政府审计风险管理机构协调性建设和审计人员的素质培养。内生体系根据政府审计的特点识别出风险并对其进行了分类:审计组织机构风险、审计人员风险和审计全过程质量, 并针对每种具体的风险提出较为切实可行的防范建议或措施。另外, 法律体系、政治体系和社会体系构成了外生体系。这一风险防范体系的构架如图1所示:

三、政府审计内生风险控制体系内容

(一) 组织机构控制

现阶段政府审计的主要风险之一是体制风险。审计工作主要由上级审计机关领导, 这在一定程度强化了对同级政府的约束, 增强了独立性, 但作用有限。党的十六大特此提出要有效地发挥行政监察、司法机关和审计等职能部门的监督与约束作用, 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国家审计不应该仅仅是政府内部的自我约束方式, 更应当成为监督政府的重要力量。然而, 从一方面来看, 政府审计的职责范围超越政府内部监督机构的体制限制, 成为审计风险存在的重要因素。

为了降低审计体制风险, 要以保障审计独立性为前提, 加强组织结构控制。积极协调与有关领导机关的关系, 建立各种诸如经费保障制度、项目计划管理制度、审计结果独立公告制度等有利于实现审计独立的工作制度;解决经费受制于财政, 项目管理多头交办的问题;加强审前调查的资料收集工作, 细化调查方案, 明确审计工作步骤;改进审计方式, 各级审计部门应当在能力范围内尽可能的保障审计工作的正常开展, 保障日常运行经费及时到位;审计结果公告要逐步制度化并公开透明化;转变审计监督观念, 将抽象监督变为具体监督, 抓好审计改革的贯彻落实, 避免监督流于形式;开展经济责任审计, 将其与经济绩效审计结合起来, 从根源上杜绝贪腐, 加强审计监督的力度;促使国家审计体制由行政型审计体制转变为立法型审计体制, 即隶属于立法机关, 使得政府审计的独立性得到根本保证。

(二) 人员控制

人员控制的关键是要提升政府审计人员自身素质, 这也是审计风险得以控制的有效保证。审计人员素质的提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提高审计人员的政治思想素质。也就是用正确、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提高审计人员客观准确分析问题、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使审计人员具有一种客观辨证的哲学思想, 并把这种思想具体地融于审计活动之中, 正确地处理好审计活动中的各种问题与矛盾, 做好审计工作。

(2) 提高审计人员职业道德素养。审计工作的各个环节都存在着潜在的或实际性的审计风险, 他们的暴露和发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审计人员的职业判断, 审计项目组成员需要团结一致的发挥集体的优势, 协同配合整个团队做好审计工作, 保持职业怀疑态度, 恪尽职守, 甘于奉献, 严格把控任何可能的风险隐患。

(3) 提高审计人员的政策法律方面的知识水平。审计工作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活动, 使得审计活动波及到财经领域的各个层面。在某种意义上说审计活动是一种运用和执行法规的艺术。为了给充分运用审计法规, 必须要有专人收集、整理和研究审计工作中所需用到的政策法律方面的知识, 为审计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良好的法律知识条件。

(4) 提高审计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执行能力。审计属于典型的知识密集型行业, 一方面应通过加强业务培训, 补充和更新与审计相关的各种知识, 改善我国政府审计人员业务能力和知识结构的现状。另一方面要不断强化审计人员的后续教育。审计活动在知识经济下面临的挑战会更加明显, 审计机构应将实际需要与未来发展相结合, 注重员工基础理论和系统知识的培训, 以此来促进审计工作质量和效率的提高。

(5) 提高计算机和网络化知识水平。为了应对科技发展而增加的审计风险, 要充分重视审计工作的信息化建设, 鼓励并积极使用计算机进行辅助审计, 不断提高审计人员的计算机应用水平, 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提高审计工作效率。

(三) 审计全过程质量风险控制

(1) 做好审计计划。审计机关应该自主掌握审计计划的制定, 充分保障审计所需的时间、人力和物力, 对于上级领导交办的超出审计管辖范围的审计项目, 应该及时反映与沟通, 以取得上级领导的理解与支持, 时刻保持审计计划的独立性, 使审计质量得以保障。审计机关要严格规范审计程序, 在审计程序制定过程中遵守合理、合法、有效的原则, 防止审计权力的滥用和错用, 不断强化自我控制与约束, 提高审计工作的质量, 从而规避审计风险。

(2) 做好审计准备。审计调查是减少审计准备风险的关键点。审前调查的充分性与完整性对审计实施阶段的工作质量有直接影响, 为了明确审计目标, 防范审计风险, 保证以后阶段审计活动的顺利实施, 在依据审计项目的性质与规模制定审计方案前, 对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进行分析评价, 认真完成审前调查工作:了解被审计单位的基本情况;在考虑审计项目规模与复杂程度, 保证审计质量的基础上, 适当安排调查时间及调查人员;灵活的采用各种直接或间接的调查方式, 及时并较全面的收集审计资料;对于审前调查中发现的重大审计线索, 要注意保密, 谨慎选择进一步审计的方法。

审计方案是审计实施的基础。审计机关根据审计方案安排和指导审计实施工作, 并据此控制和掌握实施工作的进度和效果。以审前调查对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中容易发生差错的环节和业务领域进行的分析、估计和评价为基础, 遵循重要性和谨慎性的原则, 制订科学可行的方案。审计方案是否具备可操作性, 其针对性的强弱及其详细程度, 直接决定着审计项目完成的质量与效率。

(3) 审计实施阶段风险控制。审计实施方案的质量控制。此阶段的工作指导是审计实施方案, 在实际工作之前应该仔细编制审计实施方案, 明确审计目标、细化审计内容、突出审计重点、确定具可操作性的审计步骤和方法、突出证据的有效性、明确审计组的分工, 将各个责任落实到人, 并在实施工作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不断修正和完善审计实施方案。进一步落实审计资料承诺制。审计人员应该按照审计程序要求, 认真做好被审计单位会计资料的承诺工作, 对被审计单位提供的会计资料要认真检查核对, 保证审计证据获取程序和方式的合法性与有效性, 保证搜集的审计资料的全面性和真实性, 尽量减少或避免出现故意遗漏重要凭证、隐藏舞弊事实的案件发生, 从而导致审计失败。

重点环节重点审计。审计实施过程中还要重点抓住被审计单位内控制度薄弱环节和审计风险较大的会计账户、经济业务领域, 对重点环节与业务进行重点审计, 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 以降低检查风险水平。

(4) 审计终结阶段风险控制。在审计终结阶段, 规范审计报告编审工作, 提高审计报告质量是重点。

一是审计报告编制风险控制。审计人员在编制审计报告过程中应该:将实际工作完成情况对照审计实施工作方案做好复查记录, 为编写审计报告打好基础;有目的、有重点的提炼和整理审计人员掌握的资料, 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审计报告的中心议题, 拟定报告提纲;编写审计报告时还要进一步审查分析和鉴定审计证据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确定是否还需执行补充审计实施程序;认真接受正确的意见和建议, 反复细致的修改上交审计小组集体审议的报告初稿。

二是审计报告内容质量风险控制。审计人员编制审计报告要求:证据确凿、内容完整、陈述客观, 在最大程度上反映被审计单位的实际情况;语言简明, 重点突出, 层次分明, 让报告使用者看得明白并对此感兴趣;评价得当, 建议可行, 提高报告的使用价值, 并同时避免报告风险。

三是审计报告文书审核风险控制。审计机关各领导及权利机构应有针对性的对审计报告进行严格把关, 要保证审计报告重点突出, 避免事无巨细, 忽视本质和关键性的问题;保证审计报告言简意骇, 在反映问题时不以偏概全, 在评价中不主观臆断;保证审计报告所使用的数据真实可靠;保证审计报告条理分明、结构严谨;保证审计建议切实可行, 不提出泛泛而谈、行之无效的审计建议。

(5) 审计后的风险控制。在审计结束后, 对于当前使用的审计程序与方法进行经验总结是目前大多数政府审计所欠缺的, 审计后的风险控制对于审计业务水平的提升与审计质量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

一是及时总结审计工作, 加强审计档案的管理。每一审计项目结束后, 项目经理都应组织审计组成员将所有的审计工作重要的资料进行归档整体并妥善保管, 同时进行审计工作总结, 阐述此次工作中遇到的重大疑难问题及采取的相应措施, 对今后工作的警示与借鉴作用, 及其在不同行业和系统中的作用与意义。审计总结和审计档案是审计机构的宝贵财富, 可以为今后的审计业务服务, 提高审计工作质量, 降低政府审计风险。

二是突出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落实的跟踪工作。重点要突出审计决定、审计意见是否在被审计单位中真正都能够得到整改与落实, 特别要关注党政领导批示的审计决定、审计意见中所提及的被审计单位的问题是否真正落实, 查清不能落实的原因与理由并认真加以分析和研究, 提出意见与对策, 及时地向党政领导或上级有关部门提出落实整改, 避免屡审屡犯问题的反复出现。

三是审计信息传递阶段, 淡化审计处理权, 提高审计透明度。政治民主进程的加快使得政府行使权力的过程已日趋透明。道德和社会舆论力量在追究和处理违纪违规问题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在此阶段, 必须采取必要措施逐步实现审计信息与结果的制度化、公开化和透明化, 逐步淡化审计处理权, 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和避免某些政府官员利用审计处理处罚权达到不正目的、获得不当利益的行为发生, 保证政府审计的客观性与公正性。

参考文献

[1]干胜道、王磊:《基于信息不对称的政府审计风险的控制研究》, 《审计研究》2006年第1期。

[2]蔡利、何雨、王瑜:《连续审计在政府审计维护金融安全中的运用研究——基于系统性风险监控的视角》, 《审计研究》2013年第6期。

激活教师内生的成长力量 篇9

近年来，江宁实验小学一直在践行以“激扬生命，成就梦想”为旨归的激活教育，也一直在追寻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进程中探索前行。我们认为，优质均衡教育，其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应是对每一位师生潜能的唤醒，是对生命灵性与可能性的开发，从而使生命本体得到激扬，为其终身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激活”作为学校的办学理念和文化基因，不仅把“和而不同”这一优质均衡教育评价标准根植于莘莘学子的血脉中，也引领着各个学科、各个年龄段的教师怀揣着梦想成长，激励教师在成就体验中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使得学校教师发展呈现出生机蓬勃的态势。

一、各美其美，“小学科”建设推动师资优质均衡发展

费孝通先生曾提出过一个16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段话虽是针对各民族价值观融通与共存而言的，但对促进教师优质均衡发展，这一原则也同样适用。各美其美，期待并呼唤每一个教师迸发出教育的热情，并凭借自身特长，使学校教育向着多样化、特色化方向发展。近年来，我校加快推进语、数、英之外的“小学科”建设，尽最大可能地激活这些原本不受重视的教师，唤醒其生命感、价值感，让他们用各自的禀赋，在工作中赢得成就感和专业的尊严感，实现专业发展上的华丽转身。

以音、体、美、科学学科为例，长期以来，因为很难受到家长的关切与重视，工作绩效也难以与语、数、外等主要学科作一致的可量化的评估，教师的进取意识、工作状态和主动发展愿望就不尽如人意。我们用开发个性化的院团式课程作依托，充分考虑每一位“小学科”教师的特点，用其所长，学校工作和教师的专业发展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小学科”真正创造了“大作为”。

学校十多位音乐教师，分别领衔组建了“繁星”合唱团、“金蔷薇”民乐团和鼓管乐团。“繁星”合唱团2008年赴奥地利参加世界第五届合唱节，牛刀小试，获得铜奖。其后，又获得新加坡国际合唱节金奖，多次获南京市童声合唱比赛一等奖第一名，２０１１年获江苏省文明办“童心向党”合唱比赛一等奖并参加中央电视台的全国汇演。鼓管乐团2009年赴香港，参加国际步操管乐节，荣获金奖，2011年又获南京市鼓乐巡游大赛金奖。“金蔷薇”民乐团从最初的50多人发展到如今的200多人，2011年暑假参加文化部组织的中奥文化交流活动，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

与之相辉映的是，体育学科的教师在教育部组织的“阳光伙伴”活动中，两次带领本校学生打入全国总决赛，并分获全国亚军和优胜奖，羽毛球队、足球队、排球队也在区内争金夺银；美术学科的版画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参加画展，获得奖项，十多位美术老师群策群力研发出的校本教材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科学学科教师辅导的学生参加在日本、土耳其举行的国际机器人大赛获一等奖，模拟飞行2009年获全国赛团体冠军，指导教师之一的张骏老师获江苏省科学学科优质课和教师基本功大赛一、二等奖。

一所学校，当每一学科的老师都在其专业的领域发挥专长，无怨无悔、自觉自愿地奉献辛劳和智慧的时候，“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局面就形成了。这自然促进了学生的个性发展、特色发展及多元化发展，微笑和自信写在了更多孩子的脸上，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也就得到了有力的保障。

二、科研推进，“卷入”式研修促进师资优质均衡发展

师资优质发展是优质均衡教育的基本保障。“让教师成为研究者”，是促进教师优质发展最有效的途径。在四种“卷入”策略的引领下，我校教师逐步形成了“工作即研究”的习惯，不断超越自我，也不断收获着属于自己的人生精彩。

1.卷入课改。我校各年段、各学科的课堂教学改革始终如火如荼地开展：低年级的“提前识字，大量阅读”，数学的“自组织课堂”，英语的“自主互助学习型课堂教学模式”等课堂改革都取得了喜人的阶段性成果。如果说课改是助推教师专业发展的一条康庄大道，那么，“相约星期五”沙龙、磨课研课、主题式教研无疑是老师们分享智慧的加油站。老师们在专心致志的研究中，在教学实践的检验中，渐渐地明晰了教育的真谛：要把培养人的个性及合作、创新意识作为价值追求；要观照儿童的生命世界，向教育本质回归……理念的提升，思维方式的突破，使得教师看待教材、学生的视角发生了变化，课堂更加注重“学”的演绎，教学结构更加注重开放、灵动。2009年以来，我校多名教师在南京市小学语文教师课堂教学竞赛中获一、二等奖，在省“苏派教学展评”中获一等奖，在第八届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学实践评优”项目决赛中获一等奖……

2.卷入实验。“基于研究搞教育，教育才有品位；带着理念进课堂，教学才有风格”，这是我校引领教师发展的寄语和期望。我们依托个人课题、学科课题、学校课题，促进广大教师在课题研究中参与科研、掌握科研、热衷于科研，成长为科研型教师。在个人课题的选题上，我们倡导教师把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矛盾作为研究课题，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禀赋和特色的小切口作深入研究。学校还以省“十一五”重点课题“激活教育：我国传统教育思想观照下的素质教育校本探索”、省教研室第八期立项课题“小学高年级英语自主互助学习型课堂教学模式的实践研究”、南京市“十一五”学科课题“小学生数学阅读与自学能力培养的实践研究”等课题作引领，组织、指导一批骨干教师开展了深入的实验研究，铺就了他们迈向卓越教师的成长之路。2010年，“激活教育的研究与实践”荣获南京市首届基础教育成果奖评选一等奖，2011年，我校又获“南京市优秀教科研基地学校”称号，挂牌成立了“‘激活教育’项目研究中心”。学校的一大批课题研究成果在《江苏教育研究》、《基础教育论坛》、《小学教学》、《江苏教育》、《小学教学研究》等省级以上刊物发表。

3.卷入校本课程研发。2010年6月，我校课外阅读校本教材《美丽阅读》一套六册由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并经江苏省教材管理与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被列入2010年度江苏省中小学生秋季教材征订书目。2011年，美术校本课程《锦绣江宁映画屏》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概念主题式综合实践课程《钱与生活》开发完成。多姿多彩的校本课程彰显了教师深度切入课程的努力和成绩：他们对课程文化内涵与特点的理解更加深刻，对课程内容选择与建构的认识更加明晰，更加关注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实践性、开放性及创新性，教学活动更加体现“参与、合作、体验、探究”的特点。

4.卷入征文大赛。我们积极组织教师参加“师陶杯”、“教海探航”、“黄浦杯”、“全国教师暑期阅读随笔大赛”等高品位的征文大赛。我们定期进行征文写作的辅导，或邀请著作等身的专家学者传经送宝，或让笔耕不辍的优秀教师现身说法。近年来，学校教师在各级各类论文评比中获奖数呈急速增长态势，成绩始终位居南京市前列。老师们在一次次参加征文大赛过程中，逐步构建了思想的高地，把写作当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在精神上逐渐从日常生活中突围，专业上不断地走向了开阔和无限。

三、团队合作，“共同体”打造引领师资优质均衡发展

我们认为：注重学校团队的建设是实现优质均衡教育的有效抓手。在学校倡导的“构建活力教师团队,造就专业发展共同体”的“激活教育”理念指引下，一支支各具特色的教师团队应运而生。成员们将个人的、局部的追求融入到团队的整体目标中，形成了明确的目标愿景。在团体中相互切磋，优势互补，激活各自内心成长的动力，实现了共同发展、均衡发展。例如，在班主任团队建设中，针对中老年教师发展机会偏少，容易出现职业倦怠、进取心消退的现状，我们为他们提供了与青年教师机会均等的发展舞台：为青年教师设立“春华杯”赛课活动的同时，也为中老年教师设立了“秋实杯”赛课活动；在评选“教坛新秀”时，不忘评选“教坛秋实奖”；在为青年教师颁发“杰出英才奖”时，也为中老年教师敬上“老骥伏枥奖”……我们还充分利用学校“激活大讲坛”这一平台，让这些中老年教师交流数十年班主任生涯中的管理心得，让实践经验欠缺的青年班主任来分享她们的智慧故事。

我们十分注重校际间的“策略联盟”。由江宁区教研室牵头，我校和周边4所街道中心校共同组建了“发展共同体”，针对课堂教学有效性和教师专业化发展两个主题，定期开展教师培训和课堂交流活动，有力地推动了这几所学校教师队伍的建设。我们还积极利用自身特色，建设了“提前识字，大量读写”、“自组织教学模式”教师培训基地，为区内小学教师接受继续教育提供必要的组织保障和专业支持。

四、内部挖潜，平台构建加速师资优质均衡发展

在教育发展追求高位均衡的今天，名校在师资选配上已失去原先的政策倾斜的优势，可靠的路径就是致力于内部挖潜，催生教师专业发展的激情和活力。学校为教师构建多样化的发展平台，让每个想发展、能发展的教师都有合适的发展机会和发展动力。

1.对话大师，创设精神相遇的契机。多年来，我们坚持延请国内一流专家学者来校传经布道，以提升教师的思想力，焕发教师的行动力。这种春风化雨般的润泽，也许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成效，但常常会带来教师内心深处静悄悄的革命。

2.提供平台，丰富学习展示的机会。外出学习与培训，校内承办各种级别的课堂教学竞赛，积极举荐发表教师的教育教学成果，校内的各种专题研讨、主题沙龙……这些都是学校为教师发展提供的平台和机会，教师就是在这一次次的磨砺中收获专业成长的欣喜，增强专业发展的自信，激活专业发展的能量。

3.专业规划，搭建教师成长的阶梯。我们依据教师的成长规律，设立了教学新秀、骨干教师、区学科带头人、市优秀青年教师（或学科带头人）、省特级后备五级依次提升的发展阶梯，以此来引领教师主动设计自我，能动完善自我，实现教师个体生命价值与职业价值的内在统一。在三年一届的南京市第七届（2011年）优秀青年教师评选中，我校4个学科的6位教师榜上有名，数量位列南京市各级各类学校之首。

（李洪祥，南京市江宁实验小学校长，211100）

鸡球虫内生发育研究概况 篇10

1 孢子生殖

当卵囊刚形成时, 其合子 (孢子体) 充满卵囊的整个空间, 然后逐渐浓缩为球状, 与卵囊壁之间留有空隙, 卵囊发育成熟后随粪便排出体外, 这时刚排出的卵囊称为未孢子化卵囊, 不具有感染鸡的能力。未孢子化卵囊在体外必须经过适宜的温度、湿度及有氧等条件下进行孢子生殖, 形成孢子化卵囊, 每个卵囊中含有4个孢子囊, 每个孢子囊中又含有2个子孢子, 这时的卵囊才开始具有感染能力。

孢子生殖早期, 先是由孢子体进行一次减数分裂, 然后再进行一次有丝分裂, 生成4个细胞核, 这时孢子体限制膜开始内陷, 分裂形成4个成孢子细胞, 并分出1个折光体, 每个成孢子细胞含有一个核, 随后每个成孢子细胞变为椭圆形的孢子囊, 经最后一次核分裂产生2个位于细胞两端的细胞核, 孢子囊限制膜凹陷, 在其相对的两端形成两个子孢子, 随后发育中的细胞器发育成熟, 最终子孢子与残体脱离。在此期间, 孢子囊一端的限制膜上形成斯氏体。

孢子化过程所需最短时间 (E.tenella) 为:29℃, 18h;26~28℃, 21h;20℃, 24h, 但大部分孢子化过程在29℃下需要22~24℃, 如温度低于8℃或是高于35℃及低氧条件下, 孢子化过程将会停止。吴家斌等研究了温度对鸡早熟艾美球虫孢子囊形成的影响, 结果显示, 10~36℃时, 孢子囊形成时间随温度提高而提前, 每小时孢子囊形成率和增长幅度也随温度的提高而上升。38~39℃时, 孢子囊形成率达一定时就不再上升, 且随温度提高孢子囊形成率反而下降。40℃时, 球虫卵囊不会形成孢子囊, 39~40℃是球虫卵囊形成孢子囊的临界温度。

2 裂殖生殖

当孢子化卵囊进入鸡体内后, 需经子孢子的脱囊、入侵和移行后, 才进行裂殖生殖。

2.1 子孢子脱囊

当孢子化卵囊被鸡摄入消化道后, 便进入脱囊阶段, 即从卵囊中释放子孢子。一般认为, 脱囊过程需要两次刺激。第一次刺激发生在肌胃, 卵囊在低氧的环境中被机械磨破, 释放出孢子囊。那些在肌胃中没有被磨破的卵囊, 在肠道中一般不能脱囊。第二次刺激发生在小肠, 胆汁和胰蛋白酶作用于孢子囊的斯氏体, 使之产生裂口而释放出子孢子。黄芳等研究证明10%鸡胆汁和0.75%胰酶脱囊效果最好。

脱囊过程也是一个复杂的生理生化过程, 既包括球虫本身的能动作用。也需要消化道内环境多种因素的参与。体外研究表明, 脱囊过程需要的条件为适宜的CO2浓度、与宿主体温一致的温度、胆汁和胰蛋白酶。在脱囊过程中, 首先须改变卵囊壁的通透性, 其次是去掉孢子囊的斯氏体, 以便于子孢子自卵囊中释出。卵囊壁通透性的改变, 可以在温度和CO2的作用下完成, CO2的作用被认为是活化子孢子或卵囊残体的酶, 但人们发现CO2可由H2S和NO取代。因此认为改变卵囊壁通透性所需要的是无氧环境。

不同种球虫的脱囊速度和所需条件是不同的, 有些学者发现:E.tenella对胆盐的敏感性不如E.acervulina或E.maxima高, 脱囊速度也要比这两种球虫慢, 这使得E.tenella的孢子囊和子孢子主要分布于盲肠, 在小肠相对较少;而E.maxima相反, 在小肠分布多。这种球虫的脱囊速度和在肠道中分布的不同可能与不同种球虫的寄生部位不同有关。

2.2 子孢子入侵

在一定的温度和氧气的条件下, 子孢子从自身葡萄糖代谢中获得能量不断地进行曲屈、滑行或弓张式运动。在鸡体内, 子孢子能侵入肠道上皮细胞, 但究竟是主动钻入还是被动吞噬, 还是两者兼有, 目前尚不清楚。在体外培养中发现, 子孢子能反复主动进入和离开细胞。Jonsen和Edgar用具抗吞噬作用的物质 (阻碍糖原酵解的试剂, 它能降低吞噬作用。) 处理1株牛肾细胞系的细胞, 发现子孢子进入细胞的过程不受限制, 从而说明子孢子主动穿入至少是一种重要的入侵方式。有些学者认为, 吞噬作用是球虫进入细胞的一种手段。Rose和Long发现柔嫩艾美耳球虫子孢子能被培养的吞噬细胞所吞噬, 而且可以在这些细胞存活好几天。然而, 近年来用单克隆抗体所进行的一些试验表明, 入侵过程是子孢子和宿主细胞共同作用的结果。子孢子参与入侵过程的成分位于膜表面, 特别是类锥体部分, 还可能有分泌成分参与。宿主细胞参与入侵过程的成分也位于细胞膜表面。两者可能形成类似于受体-配件那样一种相互关系。

2.3 子孢子移行

子孢子进入细胞后, 穿过细胞质移动到细胞核的附近, 一些种的子孢子甚至能使核膜形成凹陷, 然后逐渐变为圆形的滋养体。一些种的子孢子能直接进入表层肠上皮细胞, 变圆后发育成滋养体, 并直接在表层上皮细胞中继续发育。但许多球虫 (如E.acervulina, E.tenella, E.maxima, E.necatrix) 的子孢子不在肠绒毛表层上皮细胞中发育, 而是需要移行到肠腺才能继续进行发育, 而且这种移行有肠内和肠外2种方式。2.3.1肠内移行研究证明, 第1代裂殖体在隐窝处上皮细胞内发育的4种球虫 (E.acervulina, E.maxima, E.tenella, E.necatrix) 子孢子是由肠绒毛处侵入上皮细胞, 而后被宿主细胞携带转移至隐窝处的, 子孢子脱离携带细胞, 而后侵入上皮细胞开始发育, 同时也发现, 在肠绒毛粘膜上皮细胞内, 即入侵门户处发育的E.brunetti和E.praecox侵入后也要由宿主细胞携带转移后再回到入侵处发育。Van Doorninch描述了E.necatrix的子孢子从粘膜固有层移行道肌层, 然后被吞噬细胞吞噬的过程。Lawn认为E.tenella的子孢子先进入肠表层上皮细胞, 再脱离并进入上皮间淋巴细胞 (IEL) , 然后移行到肠腺细胞。由此可见, 子孢子的肠道移行是一种共同的生物现象。

2.3.2肠外移行Long和Millorrd将E.praecox子孢子注入鸡腹腔后1~4h, 将注射鸡肝组织匀浆经消化道感染正常鸡, 可使鸡产生典型的肠道感染。Long和Perry用E.tenella和E.maxima卵囊经口感染鸡后, 子孢子可以移行到肝脏。Fernand等的试验进一步说明, E.brunetti, E.praecox, E.maxima和E.acervulina卵囊经口感染鸡后3~36h间, 子孢子不仅可移行到肝脏, 也能出现于脾脏和血液中;组织学检查, 发现子孢子出现于血液淋巴细胞和肝脏窦状隙单核细胞内, 而未出现在肝脏和脾脏的其它组织细胞内, 这说明子孢子的肠外移行也与宿主细胞携带有关。

2.4 裂殖生殖

移行到一定的组织细胞 (大多为肠上皮细胞) 或直接侵入细胞的子孢子, 逐渐增大而变成圆形的滋养体。虫体不断长大, 被寄生的细胞也随之胀大, 而其细胞核被挤向一侧。虫体在细胞内的位置因种而异, 有的寄生在宿主细胞核的上方, 有的寄生在核的下方, 少数尚可寄生于核内。滋养体的细胞核进行数次无性的复分裂, 然后细胞质向核周围集中, 分裂中的虫体称为裂殖体, 产生的后代称为裂殖子。这一过程称之为裂殖生殖。经第1代裂殖生殖后, 一个裂殖体内可包含数10个或更多的裂殖子。第1代裂殖子从裂殖体中释放出来时, 常使肠上皮细胞遭到破坏, 裂殖子又进入新的尚未感染的肠上皮细胞, 进行第2代裂殖生殖。如此反复, 使肠上皮细胞遭受严重破坏, 引起疾病的发作。不同虫种的裂殖生殖的代数是不同的, 有些虫种在经历第2代裂殖生殖后就立即转入有性生殖阶段;但有的种 (如E.bruneti和E.tenella) 还要进行第3代裂殖生殖;有的种 (如E.acervulina) 还要进行第4代裂殖生殖。

3 配子生殖

经过一定代数的裂殖生殖后产生的裂殖子进入上皮细胞后, 不再发育为裂殖体, 而是发育成配子体, 进行有性生殖, 由单倍体细胞受精发育成双倍体。配子生殖早期与裂殖生殖早期相似, 最后一代裂殖子进入宿主细胞后变为球形, 顶复合器的各部分构造逐步消失。大多数虫体的体积增大, 最后变成椭圆形或近似圆形, 体内有许多成囊体, 成囊体有2种, 即I型和II型, I型通常比II型出现得迟。最终这些含成囊体的虫体发育为大配子体, 大配子体的体积继续增加, 内部的细胞器的数量和大小也相应地增加, 最后发育为大配子。另一小部分虫体的体积增大, 并发生与裂殖生殖早期阶段相似的有丝分裂, 最后发育成含有许多个具有2~3根鞭毛虫体的小配子体。由成熟的小配于体产生数量众多的、新月形的小配子, 一般长约5μm。小配子离开宿主细胞, 因其具有鞭毛, 故能像哺乳动物的精子那样游离, 当遇到大配子时, 即主动钻入大配子的细胞质中, 使大配子受精而成为合子。合子的细胞质很快发生变化, 由成囊体I型形成卵囊壁的外层, 成囊体II型形成卵囊壁的内层。

刚形成的卵囊中的细胞质团称为孢子体, 开始时充满着整个卵囊, 内含有1个带核仁的细胞核, 还有支链淀粉颗粒、脂肪体、线粒体、内质网和核糖体, 此时已没有成囊体。随着鸡肠上皮细胞的破裂, 卵囊进入肠腔, 随粪便排到外界, 在适宜的环境条件下, 又开始新的一轮球虫的生活史。

(参考文献从略)

摘要：本文从孢子生殖、裂殖生殖和配子生殖三个发育阶段对鸡球虫的内生发育研究作一系统的阐述, 以期对球虫生活史有较全面的认识。